文化交融论文篇（1）

一、彝族及其文化浅析 

彝族历史源远流长，长期聚居在西南山区，关于彝族族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争论太多，也尚无定论，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西来说和云南土著说几种，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和合理性，“但民族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尤其是人口较多的民族都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发展演变而形成，基本上都是多源而非单源的”，[1]P9因此笔者认为，彝族是以土著人为基础，融合南迁的古氐羌人，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民族，即是基本采纳北来说和土著说的观点，将民族作动态的历史的解释。 

然而不仅是彝族各支系和其整体的关系，就整个彝族同中原汉族也存在同源异流的隐线，就是说彝族同汉族在族源和文化源头上存在某些共同点。这种观点的基本立足点是泛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动态交流的理论。从源头来考，彝文书有记载的哎哺时代，时间相当于汉献记载的“三皇五帝”初期，其传说的人物生活在万年或数十万年前，生活在云贵高原，是我国各族共同的祖先;从彝汉文献记载关于天文历法、文字刻画的产生和后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理论形成，共同源于古夷人的远古文明，从中可以看出汉族文明的渊源。就有学者认为彝文是甲骨文同源异流的一种文字，虽无定论，然考究其字形、揣摩音节、和实意，可以看出其亦是象形文字的一种，因此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如果彝汉同源的说法最终定论，那么我们对于彝族的源流又要重新认识了，将云贵高原作为一个文明的发祥地，以往的外来族群迁移说似有些不合理。因此“要说‘北来’，是先北去而北来;要说‘东来’，是先东去而后东来”。[2]P270 

据此，我们知道彝族和汉族的族源和文化源头存在某些共同点，但不可认定彝汉之间就是确切的同宗同源。彝族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其历史渊源可上溯至地皇时代，和汉族相始甚至要早于汉族，其早期文明程度是非常高的，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逐渐与其他先进民族拉开距离。文化上就社会形态来讲，彝族社会形态演进存在跳跃性和不平衡的特征，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社会转型不彻底而留下一个长长的尾巴。彝人有着远古的大母神崇拜，如四川凉山等封闭彝区仍有姨表不婚和抢婚的婚姻习俗，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并非完全进化或完成转型，加之彝族的奴隶社会持续时间长，这种思想的演进就极为缓慢了，到解放以前，四川凉山还处于奴隶社会，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各种原始宗教形式渗透在彝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不难看出原始社会的遗存了。应当说，改土归流是彝族历史上的大事，它甚至影响了彝族的经济形态和社会进程，改土归流的进程也是彝族社会由封建领土制经济过渡到封建地主经济的过程，尽管它是中央政府推行的一场强制的社会化运动，可是的确给彝族社会带来了大的变革，使彝族社会在短时间内走上封建道路并最终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彝族虽源远流长，但其社会发展演进较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就非常滞后了，但以此判定彝族文化落后也是片面的。 

彝族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优秀灿烂的文化。由于地域差异，彝族文化在 各支系、各地域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在婚姻、丧葬、礼仪等习俗上有异于其它地区的彝族是整个彝族的个性，但只是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反映的民族精神实质并未改变，仍然是受本民族的精神信仰影响或支配。尚黑且尚火，这是彝族非常显著的特点，这点从彝族的民族服饰和民族节日可以大致了解，集中反映了彝族以黑为尊、以黄为美的审美观。彝族是一个封闭落后的民族，自清改土归流以前，西南大部分彝族还处于奴隶制度统治之下，改土归流才使得诸彝区逐渐步入封建社会，可见彝族文化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对认识自然还停留在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火作为最先进的物质用以对抗一些黑暗和邪恶，体现了彝族人朴素的世界观。但彝族文化并非都是落后的，在许多领域，彝族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有着重大贡献。比如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就堪与玛雅文明的历法相媲美。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道”文化的契合 

从宇宙观上来讲，彝族先民的宇宙观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其与道家以自然的智慧为基本特征的“道”文化有着诸多的契合点，其共同的特征是以自然来考究人的起源、世界的起源、万物运行之理等，当中隐含朴素的唯物观点和辩证法理论，有别于绝对精神的宇宙观。 

和道家一样，在创世和人的起源这一问题上都用辩证的、唯物的、运动发展的观点来解释。彝族用阴阳、五行、清浊二气来解释宇宙和自然，认为清浊二气是宇宙的原元素，清浊二气交互作用，产生阴阳二元素，阴阳二气混合作用产生风、雷、电等基础物质，接着衍生出世间万物。“彝文古籍《努讴数》叙述了远古天地未形成的时候，宇宙空荡荡、黑沉沉。后来清浊二气发生了变化，清气上升形成天，浊气下降成为地的观念”。[3]P223这种阴阳创世的朴素唯物主义及辩证法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道家的“道”是一个哲学概念却并非是一种绝对精神，道本身就源于自然，体现自然的智慧，“老子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最大贡献是率先将”道“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概念”。[4]P1-2“道”的本体意义，这便是朴素的唯物观。“道”顾名思义指规范事物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规范和法则，如天地万物之道、子弟之道、君主之道等，道家著作《老子》首先提出“道可道，非常道”，是说明“道”并非寻常之道，将之提升到先天地万物而生的指导一切的客观规则。又将“道”析化分解为阴阳、五行、八卦的义理，渗透有辩证法的思想，认为阴阳互补、难易相生、福祸相依、物极必反，这和彝族的太极理论是极其相似的。“彝族的太极理论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乾坤、乾坤生八卦的生化原理，太极图，白色象征阳光，叫天白父;黑色代表阴气，叫地黑府;阳气上升为阳，阴气下降成地为阴，这就是阴阳的来由”。[5]P147-148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又扩展到人的起源问题和人体及物理关系上，彝族有学雪生人之说，认为人是从水中诞生，水的精华部分凝结成人类的始祖，这较之许多神话造人的观点要唯物些。

彝族先民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自然的智慧为特征的“道“文化有着某种深刻的关联，或者说产生了某种契合，无论是创世、人源，还是天人之理都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影子，这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共性，只是道家将这种思想带向政治，产生了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算是又一结晶。可是经政治着色，这种早期的哲学思想也只得走向迷途。无为的政治观念在结束长期战乱的西汉初年得到统治者的亲睐并发挥了实际效用，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更为强势、更加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儒家文化所代替，道家文化告别政治舞台，带着既有的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独立走上唯心之路，渐行渐远。相反彝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却相对稳定，少受政治的污染，却也因此发展较缓，这种反差也含些辩证意味了。 

将彝族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上升到文化的最高价值范畴，作一个后来的学术定位，我想借用杨解先生所提出的“黑色原型”作为概括。所谓原型， 荣格指出“原型就是人类长期心理积淀过程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的呈现，是一切心理反应所具有的普遍一致的先验形式”。简言之，就是彝人最深层次的潜意思，是彝族文化的原型。彝族是一个“尚黑贵左”的民族，这点通过彝人衣饰和礼俗等文化表现形式也可以看出。所谓“黑色”，是玄妙的、广大的、幽深肃穆的、神秘而厚重的，并且是先天地而生的，这点从彝族的创世神话中可以得到印证，“远古的时候，上面没有天，有天没有星;下面没有地，有地没有草……世界黑漆漆，宇宙玄冥冥……之后混沌初开，产生阴阳二气，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6]P1-2这是彝族神话中的宇宙创生论，道家同样认为这种创世神话往往先天地而生，存在先于时空而存在的原始混沌，并且都以神话来体现自然秩序。因此，“道”的原型便可追溯到神话意识中规则变化或作规律性变化的物象，所以，彝族文化原型“黑色原型”只是“道 ”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无论是彝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还是其文化文化最高价值范畴“黑色原型”，都与“道”文化有着本质的联系，只是可能作为价值范畴“道”文化的外延更大些，然而也不能忽略两种文化的相似性和发展中的趋同性。 

三、毕摩文化与儒学文化的内在关联和分歧 

彝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可以将之概括为毕摩文化。毕摩是彝文的音译，“毕”指念诵、吟诵之意，摩指老者、年长的知识分子。毕摩文化是彝族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文化，其源于彝族早期的神学宗教，后来渗入一些人为宗教的要素。毕摩宗教文化可以说是介于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之间，这种“彝族原始宗教是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属原生性本土的民族民间信仰的宗教，它属于民间信仰的宗教，介于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之间……”。[7]P120-121毕摩文化和中原汉族信仰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很长时间内不为汉家理解和认同，“毕摩在历史上曾被汉文学者称为鬼教，在现代一些学者又称它为巫教或原始宗教”。[8]P175-176事实上，毕摩文化也含有许多原始宗教的色彩，和汉族信仰体系是有差异性甚至冲突的。汉族在强大政治权力的辐射下，中央政权为加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控制，将原有的各种崇拜同化吸收，以儒学为根，加入其它成分，在西汉时形成“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帝王中心儒学观，严格来说，儒学发展成为一种宗教流派，这是宗教与政治的合流。在政治面前，宗教或文化学派终归作了俘虏，成为封建政府压迫人民的工具，而毕摩文化就因为落后而显得相对纯洁，其代表的是纯粹的宗教信仰范畴，毕摩作为沟通人神鬼的中介，实际上是扮演一个宗教领袖的角色，虽有政治化的倾向，然而在此后长期历史发展中却始终没有与政治同流，原因可能是西南彝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政治相对稳定，受其他民族政治影响较小，另“毕摩信仰从其性质和内容看，毕摩既有人为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特征，又在许多方面还保留有后期原始宗教的痕迹，还没有彻底割裂与宗族部落宗教的联系，处于原生状况。”[9]P181毕摩文化长期处于原始的宗教形态，这种原生状态的宗教意识形态长期占据彝人的心灵，加之彝区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宗教关系和等级关系使得彝区较为稳定，因此宗教显得比政治更为活跃了。这便是彝族毕摩信仰文化同儒学包括其他宗教文化的一大区别，也是彝汉文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差异或者说是分歧了。 

尽管如此，彝族毕摩信仰文化仍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强大辐射下，自觉地吸收了儒、道、释等诸文化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因素，因而毕摩文化具有多元文化有机结合的显著特征。但应当注意，彝族原生态文化仍占主导地位，汉文化这种改造作用是比较微弱的，但文化融合的踪迹也是明显的。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具有和谐性，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本族与它族的和谐;毕摩信仰文化比较理性，比较温和，其中始终贯穿着“仁爱”、“和为贵”的思想，也具有理论的系统性、丰富性，可以说是彝人自己的“儒教”。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毕摩文化是多元文化的有机结合，而又是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文化。 

文化交融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J7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4-0056-02

一、云南传统舞蹈文化促进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民族交错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状态。由于地理位置处于杂居状态,带来了宗教、文化、习俗的相互交流、融合,舞蹈文化的融合在其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特点和存在意义。滇中杂居民族舞蹈文化交融与滇中地区、云南省内及周边地区的民族团结、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滇中传统民族舞蹈作为民俗世象、宗教仪式、经济发展、民族交往等重要载体,早已深深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同时,这种融合反过来也促使当地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以及社会形态、思想观念等发生改变。

公元前四世纪,楚国将领“庄”率楚国士兵入滇后,一直留守滇国“便服、从俗、王滇”,融入滇中民族群体之中。他们将内地大量的汉族文化艺术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入云南,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云南民族、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艺术的发展,对当时及其后各时代滇中各民族乐舞艺术的变化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滇中出土铜鼓和铜贮贝器物上的乐舞形态丰富多彩,有反映狩猎生活、农耕生活等当时现实生活题材的羽舞、盾牌舞、匏笙舞、徒手舞、剽牛舞。这些舞蹈形象虽然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但在思想内涵和功能特征以及舞蹈题材和体裁上,与流行于古代中原的其他民族舞蹈却是相通的。出土于滇中的八组舞人铜鼓、四人舞铜扣饰等古滇国璀璨的青铜文化印证了中原汉文化与西南夷文化的交融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等社会机制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云南花灯来自中原,起源于明朝或更早的民间“社火”活动,原是一种汉族民间舞蹈。明代施行军民屯田制始,江南军民大量移居玉溪等滇中重点屯田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江南地区的文化,包括民歌小曲歌舞等民间艺术。他们带来的江南文化与玉溪土著文化互相融合,形成了“夷汉杂处”、文化交融的状态。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各地的花灯均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产生了彝族花灯、白族花灯等新品种,还形成了滇中、滇西、滇南、滇东北等四大风格九个支派的艺术派别。玉溪花灯艺人在昆明等地的演出活动,一方面促进了云南花灯的文化交流,以云南人喜爱且通俗流行的花灯艺术形式在团结国民一致抗日等宣传方面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和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花灯从民间广场走上了专业剧场。由玉溪花灯艺人为主要成员开创的融入其他艺术元素和操作模式的玉溪花灯,在当时开创了云南花灯的新天地――“新灯”。“新灯”的崛起不仅迎来云南花灯艺术的兴盛,也为各民族民间歌舞、戏曲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玉溪也因此被冠以“花灯之乡”的美誉。如今,花灯舞蹈作为一种云南汉族与其杂居各民族的娱乐方式、民俗世象、舞蹈健身运动,深刻地影响着各民族的生活,为促进民族团结、经济发展、舞蹈素质教育的繁荣等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研究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交融对社会机制影响的意义

(一)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对云南省文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地处云南中部的昆明、玉溪、曲靖、楚雄等州市,很早就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交融、繁荣的中心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古滇国时期“青铜吹笙四人舞俑”、爨氏割剧时期遗留下来的出土于曲靖的小爨《爨宝子碑》和大爨《爨龙碑》、南诏大理国时期修建于通海秀山的田勾町王庙、慈云寺、普光寺等庙宇,以及元明清各时期遗存在昆明等滇中各地的文物,无不印证了古往今来中原乐舞、滇中文化、佛教、道教和儒文化与滇中各民族宗教、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及各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选择滇中作为传统民族舞蹈文化交融的研究范围,对加强省内各民族各地区联系、增进云南与外界交往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把滇中地区作为研究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交融对社会机制影响的地区,具有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和文化发展的战略意义。

(二)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促进云南省及周边地区的安定团结

滇中各民族长期的文化交融为云南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月会为元江白族隆重的传统节日活动,是供奉祭祀“本主”的迎神赛会。“三月会”传统舞蹈形式与大理洱源等地的田家乐相似,其传统舞蹈中也有霸王鞭等大理白族传统舞蹈。同时,又具有与大理地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各民族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这种交流和融合促使了地区和区域的民族团结,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云南省已迅速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因此,研究滇中及周边邻国跨境杂居民族舞蹈文化的历史经验、现实状况及其改革发展的对策与战略,是坚持 “睦邻、安邻、富邻”等外交方针政策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行动之一。拓展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对提升滇中民族舞蹈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地位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和现实意义。千百年来,众多滇中民族及其传统舞蹈,与边境杂居民族及其传统舞蹈与境外民族及其舞蹈之间,形成了族缘关系、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这种跨文化关系亦集中地表现在各民族的历史、道德观念、宗教、审美及生产生活诸多方面。因此,传统舞蹈在境内外的族人中具有巨大的亲和力与感召力,具有多重跨文化的属性与意义。

(三) 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对舞蹈教育事业的影响

多年来,云南舞蹈艺术教育普遍呈现“重技能、轻文化”现象。将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交融对社会机制的影响研究及其成果与舞蹈教育相结合,可以让学生达到“文化自觉”,进而达到“文化认同”,达到“民族认同”,从而培养一批热爱并从事云南民族传统舞蹈研究的人才。

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资源丰富,许多舞蹈在不同的民族中流传。峨山彝族喜爱的“大娱乐”,又称“跳乐”,是农闲、节庆及民俗活动中都少不了的自娱性集体歌舞。据说此舞共有七十二调,曲目主要分为“拢总调”和“杂弦”。这与其相邻的新平的烟盒舞有七十二大调、石屏的烟盒舞分“正弦”和“杂弦”、在数量和分类及名称上有相似之处。有的跳乐中将传统套路与流行于舞厅的社交舞蹈相合,有的跳乐曲调选用了普洱彝族、楚雄彝族的打歌曲调,有的地方跳乐时还加入了烟盒等道具等。这些多姿多彩的舞蹈及其文化对于充实舞蹈专业教材、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和精品舞台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动作语汇、生动的素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加紧滇中杂居民族舞蹈融合研究工作的开展,是建立地方舞蹈文化教材的过程,同时还是保护和传承民族舞蹈文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将研究与教育相结合,能在学生中宣传和推广滇中传统民族舞蹈文化,能培养学生从单一的技能训练模式转向技能、文化、历史、社会等多方位的学习模式,培养学生养成通过舞蹈现象深入思考隐藏在其中的社会问题的方法和习惯。

三、结语

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交融对社会机制的影响研究,应以昆明、玉溪为中心辐射四周,加紧对滇点突出的杂居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的传统舞蹈的状态、文化特点、历史价值、现实意义等通过深入基层进行考察、综合研究和科学论证。对部分具有典型性的滇中杂居传统民族舞蹈文化融合的真实客观轨迹、本质规律予以理论阐释和揭示。对滇中杂居民族舞蹈文化交融与社会机制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跨学科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将研究成果与教学相结合,使学生了解、掌握滇中杂居区民族舞蹈的个性特点和文化交融情况,进而促进学生理解和把握相关文化知识,对继承和弘扬优秀滇中民族舞蹈文化传统和尽快推进云南民族舞蹈文化艺术,建设民族文化强省,实现西部少数民族舞蹈文化艺术促进和谐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诸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文化交融论文篇（3）

一、吴文化与地方高职院校文化

文化，《现代汉语辞典》是这样解释的：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关于吴文化的概念，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莫衷一是。有人从历史的角度界定，认为它是指西周到春秋时期的吴国特色文化；有人从地域的角度界定，认为它是指孕育在长江下游杭、嘉、湖、苏平原上的一种文化。笔者认为，对吴文化概念的界定，不应只从历史的角度来界定，因为在历史上，吴国的版图曾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也不能单从地域的角度来界定，因为从地域角度，又出现了“宁镇”和“苏锡”两种说法。在此，笔者比较认同吴恩培教授对吴文化的界定：“它泛指吴地区域人群自泰伯勾吴以来，在这一区域创造出的与自然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物质的、精神的成果总和。”二千多年以来，以苏州为中心的一带普通百姓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苏州的评弹、昆曲、建筑、缂丝、刺绣等等都有着自成一帜的特色，因此，本文中关于吴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主要是以苏州为中心，同时兼顾辐射苏南一带。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高职院校，其主要定位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文化对“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具有辐射和融合作用”，具体表现在“地方文化对校园文化具有浸润作用，地方文化与校园文化互动、地域文化催生并凝炼校园文化”。可见，地方文化与地方高校校园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目前，苏南地区不少高职院校都主动对接地方经济和地方文化，加强地方特色学科建设，开展吴文化的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传承吴文化的同时也应看到，文化的传承不应仅是学生文体活动、社团活动的开展，还应当全方位的渗透到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参与到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与校园文化产生互动并凝练、提升校园文化。

二、构建吴文化传承与高职院校文化交融的途径与方法

1.把吴地文化物质元素融入到校园环境，做到环境育人

环境分为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高职院校的环境要体现培育人才的目的，就要赋予其灵魂和功能。良好的富有特色的、和谐而优美的校园环境，会使学生在求知、求美当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启迪和熏陶，起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作用。

把吴地文化融入到校园环境，具体来说：一是有意识地将吴地文化元素融入到校园环境布置当中。我们可以将吴地历史故事、吴地优秀人物、吴地风物等展示在学生活动的各个场所，让学生时时刻刻都沉浸在吴文化的氛围当中，利用校园小景布置、宣传橱窗、楼道走廊等将吴地文化展现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二是创造性地发挥吴地文化作用，赋予其时代特色。吴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它同样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化、人需求的变化，赋予静态的校园以生命力，从吴文化当中挖掘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校园精神和教育理念。

2.把吴文化精髓融入到校园规章制度中，做到管理育人

吴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思想、观念、行为、习俗等等无不受其影响，“崇文”、“尚德”、“开拓”、“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吴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在“至德名邦”的光照下，在“泰伯精神”的感召下，吴地人民不断传承“尚德”文化，形成了特有的崇文重学、至善务实的朴实民风。这些隐性的德育资源，应当与校园的规章制度相结合，使之制度化、健全化，为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素养服务。

一是将学校的办学理念、规章制度等和吴文化结合起来。学校在制订制度时要将吴地文化中的“崇文”、“尚德”、“开拓”、“创新”、“致远”等精神融合进自己的办学理念、发展战略、治学方略当中，结合自身特色，凝炼成具有本校特色的校园精神，规范师生的理想信念、奋斗方向、做人准则，把精神要求和具体规定有机的结合起来。

二是提高师生员工的执行力，提升师生的制度意识。学校要加强对校园规章制度、校风校纪的教育，主动营造制度育人的环境和氛围，使师生对学校的规章制度、校风校纪、校训、办学定位等产生认同感，使制度能深入到每位师生的心中，并内化成自己的行为习惯，转化为全体师生的自觉意识。

3.把吴文化的德育资源融入到人才培养当中，做到教学育人

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资源独特，弥足珍贵；吴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吴文化内涵丰富，是一座宝库。吴地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有杰出的成就，而且蕴含着崇高的民族气节、爱国精神和传统美德；不仅孕育着无数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而且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工艺珍品和世代相传的雅风美俗，这些都是宝贵的德育课程教育资源。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学校要积极利用吴文化的德育资源，把地方文化的宝贵资源融入到人才培养当中。

一是要注重德育课程开发建设，把德育放在育人的首位，在开发吴文化道德课程中，应以吴文化特质为主线，以吴文化史料为依托，利用地域特有的教育资源，在把握吴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撷取吴文化所蕴含的思想品德、人格精神、高尚情操等优秀教育资源进行课程开发，建立吴文化教育体系，培养学生文明、包容、开放、开拓、创新的精神。

二是注重德育资源与现代课程的结合，在建设校本课程的同时，要把吴文化的德育精髓与校本课程开发、实训操作、生产应用、实践创新等方面结合，突出职业特色，以规范性要求为基础，以职业道德教育为依托，做到以德育人、以德化人，从而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

三是认真开展赋予校园精神的各种文化活动，将育人工作延伸到课堂以外，培育学生向往学习和生活的美好情感，实现以美唤情。由此，将吴文化资源导入高职院校德育教育，就会把浓郁的地方特色带入学校，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更有利于形成学校文化特色，铸就学校品牌。

三、突显高职特色，把吴文化传承内化为苏南地区高职院校文化自觉的选择

1.突出高职特色，努力实现吴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对接

高职教育既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部分，也是最贴近社会、经济和市场变化的教育，它的宗旨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学生要以应用性人才为主，所以它与普通的高等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它的校园文化建设与普通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也不尽相同。根植于吴地文化的高职院校，其校园文化建设应与吴地文化相结合，为吴地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服务。高职院校可以利用地方的文化资源，主动服务地方需求，为地方文化的发展和保护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如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依托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成立了桃花坞年画研究所、桃花坞年画研究会，为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学术研究、课题开发、理论研讨提供了稳定的研究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相应的产品，使之走向市场；又如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成立了太湖船菜研究中心，为太湖船菜的传承与发展进行着努力；再如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苏州市吴文化研究会共建了“苏州市吴文化传承与实践中心”，通过开设专门的吴文化课程，开展吴文化专题宣传和组织学生参与吴文化实践活动、展演等方式，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这些颇具特色的做法，不仅使吴文化融入到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当中，而且还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相结合，参与到育人的过程当中，与校园文化相结合，促进高职院校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

2.突出专业特色，努力实现吴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高职院校作为地方高校，一方面它要为区域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高职院校通常由行业办校转变而来，行业特色由来已久，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将吴文化与行业文化、企业文化相融合，打造出独具一格的校园文化品牌。

首先，加强与区域相关企业、行业的联系和互动，经常邀请一些行业、企业专家，技能人手进校园，养成关注行业企业发展的习惯，实现校园文化与行业文化的互动和对话，从而融合成具有本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其次，开展专业教育，培养学生对专业的兴趣。现在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对自我有着比较高的期待，缺乏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所以很多高职院校学生在毕业后不会主动的去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而是对用人单位和岗位有着比较高的期待，导致学生在岗位上通常需要很长的适应期，因此，学校应当利用各种形式，如专业座谈会、专业技能比赛、行业参观等等开展专业教育，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择业观，在实践中加强职业价值观教育，为毕业后能尽快适应工作岗位奠定了基础。

最后，加强企业文化与地方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在平时的学生管理上，可以参照企业的管理模式，按照企业的要求，对学生进行行为养成教育。与此同时，引入地方文化的人文关怀因素，更加关注学生个体的成长，为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供条件。

文化交融论文篇（4）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关系？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文本中发掘马克思对中国的关怀和关切。但从思想理论发展史的维度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自觉地、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对中国的历史命运和苦难遭遇的关注本身就是或折射着马克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思考与评价，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早己纳入马克思理论创新的视野。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对中国清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以及晚年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重要论著等，都非常深入地研究并尖锐指出了晚清中国是那个依靠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这种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相适应，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稳定性。

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统一性与多样性理论的创新，更涵盖了包括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特殊性等在内的重大问题的深度关切。1877-1882年间，马克思在许多文章和通信中討论俄国形势和发展道路问题，并逐渐意识到他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其实并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不能照搬或套用。俄国有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显然，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发生在西方，但马克思理论创新的视野却不限于西方，而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整个世界文明，揭示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2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文化来源

马克思没有来过中国，但马克思关注中国。马克思与中国儒家文化创始者孔子在时空上相距何其遥远，但在思想深度、终极关怀等方面却近在咫尺。至少，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间接思想文化资源。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便持续对西方文明发生影响，18世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己经成为一大批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重要的精神滋养。

早在300年前，欧洲思想界就曾经掀起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讨论。曾经将经济学提升到科学殿堂的经济学家魁奈，自认为是孔子的继承人，被称为欧洲的孔子；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霍尔巴赫则主张以自然代替神的观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曾对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深厚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中华民族不像一些民族那样有宗教的狂热，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一条崇尚理性的主线，这种理性曾给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以重要影响。马克思的故乡在欧洲，马克思的理论创新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则是整个世界。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魁奈、霍尔巴赫等思想家的思想来源之一，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间接思想文化来源。

3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因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中，结合己经成为一个十分常见的用语。尤其是文化活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融合，不同文化之间的学习与借鉴是人类文化交往的普遍规律。从整个人类文化的交往、演进和发展进程考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而中国传统文化、孔夫子则是古代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与孔夫子相结合，实质上是东西方两大文化、两大文明相结合。

在诸多主义当中，为什么唯独马克思主义不仅最终被中国人民所选择，而且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至于己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社会主义的基因。

英国学者李约瑟揭开了这个谜底：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无论从马克思理论创新的历史轨迹，还是从世界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考察，马克思主义都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特立独行的封闭思想体系，而是始终敞开胸襟，与世界文明相交融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宝库。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承担者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文化认同，如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相关、相近、相似、相同的文化基因，那么马克思主义就难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并内化为中国当代主流文化。

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结合的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互鉴、双向改造过程。而这种双向改造，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并取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又指导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

4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相对于经过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欧社会，中国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生成的时候就逐渐地落伍了。与此同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也逐渐失去其昔日的辉煌，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文化支撑。在现代性大潮的冲刷和裹胁下，寻求一种新型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不可避免。而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入和方法论支撑，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演进、发展，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开辟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文化交融论文篇（5）

1980年代以来，企业、银行名义上已经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主体，但受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影响，银行对国有企业仍无法形成严格的预算约束，国有股东也无法对银行形成硬的预算约束，即所谓“双重预算软约束”(施华强2004)。企业在预算软约束的激励下不断扩大投资规模，银行部门在国家信用担保支持下无节制地提供信贷资金，中央银行的角色则是实施信贷规模、利率管制等政策以维护这种利益格局。具体而言：

一是企业信贷资金需求的低利率弹性。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对国有企业经营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国有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健全，造成经理人员利益最大化目标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相背离。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造成国有企业追求规模最大化和费用最大化的行为特征(易纲2005)。国有企业在规模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下产生过度信贷需求，进一步造成信贷资金的紧张和抬高贷款利率。这种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很低，企业往往只考虑信贷资金的可得性，而较少考虑利率水平对企业盈利水平的影响。不仅如此，有的企业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仍可以获得所谓“安定团结贷款”，有的企业在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门的纵容下，恶意拖欠银行债务，这都使得利率对于信贷需求的约束作用被严重削弱。

二是商业银行资金供给中的风险外部化。斯蒂格利茨和魏斯(1981)在不完全信息信贷配给模型中指出的，银行会选择使自身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均衡利率水平发放贷款，而不是追逐最高水平的利率。但是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贷款利率水平对银行预期利润的影响完全是单调递增。具体而言，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银行基层经理人逐步掌握了较大的经营自和一定的利润分配权，充分利用国有银行对资金市场的垄断能力制定较高的贷款利率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但另一方面，国家为维持向国有企业输送资金的体制，不得不向银行提供隐含的信用担保，这使得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外生化。在可以负盈不负亏的激励机制下，商业银行当然选择不断提高贷款利率。在1992、1993年金融投机热潮中，许多商业银行绕开贷款利率上限规定(如通过银行下属的信托公司放款或账外经营等)投资于高风险项目，表现出风险偏好的经营特性。

三是中央银行的低利率政策和流动性支持。这期间，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间接货币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管理还局限于传统的行政化管理，包括规模管理、利率管制、信贷政策等。国家从支持国有企业投资扩张的战略出发，将利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利率只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手段，而无法起到有效配置资金的作用。特别是在高通胀时期，中央银行为稳定商业银行存款来源而提高存款利率，但在国企部门反对下，无法相应提高贷款利率，最终形成贷款利率偏低和存贷利差过窄的局面。不合理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企业的信贷需求，虽然央行对此实施了贷款规模管制，但在特定的政策环境以及银行采取倒逼策略的情况下，央行往往要通过追加再贷款保证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

显然，由于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企业和银行都存在着严重的追求高风险的人问题，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甚至助长了问题的蔓延，金融市场必然长期处于贷款规模和贷款利率同时上扬的巨大压力。因此，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现实选择就是规定贷款利率上限，以防止利率过高对经济运行产生伤害。

2．人风险意识提高及贷款利率上限的取消(1994-2004)。

1993年的金融过热开始令中央政府认识到，以微观低效益、银行高风险为代价的宏观经济快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政府为此对原有的金融政策进行全面调整，出台了《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并采取措施整顿金融秩序，撤销大批非银行金融机构。1997年的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要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同时金融监管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其政策取向也由通过各项优惠政策维护国有企业利益，转变为加快推动银行体系的市场化，包括实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对银行开展审慎监管、建立间接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等。在上述政策措施逐步落实的背景下，企业和银行的行为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进一步加快贷款利率改革变得必要且可行。一方面，企业部门的资金需求特性发生较大变化。1993年宏观调控以来，大批国有企业出现效益持续下降，原来很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面临日趋严重的流动性不足。这反映了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内生的“私人部门储蓄—国有企业"的资金融通模式已逐步被打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安置下岗职工、核销呆坏账等)后，被逐步、彻底推向市场。从1996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重组，其中包括股改上市、推行“抓大放小”政策、若干城市试点国企破产兼并的优惠政策。实际上，经过几年的整顿和重组，国有经济部门从整体上已经不必依赖于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同时，非国有企业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到2001年，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55．6%，而这一比例在1980年是20％。总之，作为社会资金的主要需求者，企业部门的资金约束硬化，风险意识得到增强，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明显提高。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显著增强。需要指出的是，以往许多学者过分夸大产权改革的作用，似乎只有实现彻底的私有化，商业银行才会实现理性经营。近些年关于控制权理论的研究指出，完善的外部监管、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改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刘芍佳等1998；钱颖一2004；傅立文等2005)。从外部监管看，由于意识到改善金融资产质量对于整改进程的重要意义，近几年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都对商业银行施加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商业银行在努力满足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率等指标的过程中风险意识显著增强；从市场环境看，随着竞争水平不断提高，以及预见到加入WTO后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中资银行的危机意识日益强烈；从管理水平看，商业银行内控制度逐步完善，全面实现了一级法人治理，管理架构趋于扁平化，建立了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风险意识增强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曲线已经不是完全与利率水平正相关，而是在考虑了风险因素后，在一定利率水平以上向左方弯曲的曲线。

1998年以来，人民银行多次对扩大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商业银行已经能够比较好地适应贷款利率浮动空间不断扩大的政策环境，在产品定价的行为上表现出合理性，能够按照贷款利率补偿资金成本和风险溢价的基本原则决定贷款利率。各地商业银行贷款定价基本呈现对大型优质客户利率下浮，大企业执行基准利率，中小企业利率上浮的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课题组，2004)。这样，2004年彻底放开贷款利率上限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的一个展望

全面放开贷款利率意味着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不再由金融当局决定，这对商业银行自主定价和保持利润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从各国经验看，利率放开往往导致利差不足、竞争加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增大。因此，能否放开贷款利率，关键在于商业银行能否自我维持一个合理的利差。在我国情况看，关键要考虑两方面因素：

首先是由于商业银行还没建立起对基层经营单位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贷款风险使商业银行盲目追求低风险项目，贷款利率存在向下的巨大压力。1990年代后期以来，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由风险意识淡薄转变为高度重视防范风险，这对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风险意识的增强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监督压力使然，而不是由于对真实利润的关注所造成的。这就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追逐高利润、高风险转向绝对的低风险甚至无风险。具体表现为，许多银行的审批权高度集中于总、分行，信贷投向集中于重点企业、优势产业，贷款风险责任追究过于严格，激励相对不足。信贷人员对贷款风险要承担重大责任，但个人收益不高。

适度规避风险本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一般原则，但过度风险厌恶则与银行经营的基本规律相违背。贷款风险是基于大数法则的概率来度量的，贷款收益抵补风险的前提是银行必须忍耐合理的失败率，形成综合的风险和收益。如果迫于不良贷款压力，不能容许任何一家企业出现风险，其结果必然是：大批经营良好、对经济增长有积极贡献的中小企业得不到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则围绕数量不多的优质客户开展激烈竞争，贷款议价能力基本丧失，这在一些票据融资项目上表现特别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过度追逐低风险项目以至于丧失了合理的利差，也是一种风险。从根本上说，利率机制的这种缺陷是由于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存在激励不相容的问题，或者说，在制度设计上还无法使长期利润水平成为基层的真正经营目标。

其次是金融生态环境还不理想，商业银行必须维持一个合理的利差。周小川（2004）较早将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概括为金融生态，并指出金融生态状况对利率机制的作用具有重要影响。如对金融合同的法律保护不力，《破产法》不完善，造成经济主体对利率信号不敏感；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信用记录缺乏，造成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较严重；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等的标准过低，“骗贷”行为屡禁不止等。不难看出，金融生态的概念是我们在前文所述法制环境的一个更广泛的概括，金融生态不佳是金融交易中人风险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结果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损失比例过高，客观上要求保持较大利差。为此，在金融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或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达到合理水平之前，应继续维持贷款利率下限。

总之，贷款利率下限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银行能够维持相对合理的利差，避免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实际上从1999年以来，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之差始终保持在3个点以上，这表明了中央银行对低利率风险的一种关注。

参考文献：

［1］丁伯平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激励—约束机制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3;2

［2］傅立文,何卫江．市场竞争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自生能力［J］.金融研究，2005；2

文化交融论文篇（6）

中华大地，流淌了五千年的文明血脉，华夏民俗，铭记着老祖先的生生不息，民间剪纸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民间传承的文化活动。

民俗是我们民族精神、道德传统以及凝聚力的载体，剪纸是中国最古老民间习俗、最具特色的民间艺术之一，朴素的思想情感、悠久的、精湛的手工技艺都融入到薄薄的纸片上，灵巧的双手，一剪一刻一琢磨，便幻化出千姿百态的美丽图案，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代代传承的剪纸艺术，反映出中国深邃的传统思想和古老文化。

现在过新年，贴窗花仍是中国某些农村的重要民俗。因为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剪纸保留了大量古老风俗和文化。传统的窗花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有戏曲人物，花卉、草虫鱼兽，喜庆图、门窗花饰、灯彩花、龙船花丰富多彩，百般变化，寓意多端，洋溢着欢快，健康和热爱生活的情感，深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民俗的某些观念决定了剪纸的内容取向和表现形态，形成了民间剪纸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形式。

剪纸不只是为了记录一种文化形态、一种充满情感的美，更是为了见证与记载祖先赋予我们的历史精神。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剪纸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民俗艺术来自于民间，造福于民间，繁荣于民间。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日渐被大家认可、喜欢并使用着，当一年又一年的隆重节日开始时，它为我们增添更多的节日气氛和浓郁的喜气，美丽的剪纸在节日里闪亮起来。

1民俗文化与剪纸艺术

民俗或风俗是创造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一种文化现象。据考证我国可以说是世界上较早使用“民俗”概念的国家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开始用“民俗”这个词，孔子曰：“移风易俗”。民间剪纸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民间传承的文化活动。它的大部分都是以民俗为基础，与民俗活动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它的内容与形式又充分反映民间风俗的各种事象，它与其他民间艺术，民间游艺，特别是民间习俗，都是密切地互相交织在一起的。

民间剪纸，题材来源于现实生活和传统的民间文化，表达对美好生活的企盼、追求与向往，也表达对主人的祝福。民间剪纸图案并不单是根据客观自然形态来造型的，而是以寓意、联想的形式来表达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种寓意、联想的形式或通过吉语谐意，或通过指物会意，或通过感情等手法，使图案富于理想的幻觉，表达美好的愿望，以求奇幻想、愿望、趣味于图案，唤起民俗感情上的共鸣。

剪纸就是这样一种扎根民众之间，与人民生活紧密关联，为千家万户增色添喜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举凡岁时节令、居住、服饰、诞生成年、婚葬、寿筵，都在剪纸中得到了反映。

以岁时节令为例。正月初一家家挂春幡、贴窗花；正月十五闹花灯，灯上要贴剪纸；三月清明，祭品上要摆放剪纸，表达怀祖之情；五月端午，剪贴“五毒”，以之避疫；七月初七姑娘们相聚一起，剪花样、赛智慧；九月九重阳节，剪刻重阳旗，寓示步步登高；十月一日寒农节，晋北地区用五色纸剪成寒衣，或做成衣、帽、鞋、被种种式样。在门前或坟地焚烧，寄托生者对亡人的哀思。

2民间剪纸艺术的特点

(1)具有万剪不断的结构，力求构图新颖化、线条流畅化、色彩明快化。

(2)带有浓厚的欢乐和吉祥色彩，多用谐音和象征寓意手法表现，是典型的理想化创作方式。

(3)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吟咏着生命、民族繁衍和美好愿望的主题，具有丰富的教育意义。

(4)剪纸艺术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谐音寓意、谐音是民间图案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它利用字的谐音，运用花鸟、鱼虫等图案造型去表达美好的愿望。以求得吉祥。如“金玉满堂”，将“金鱼”谐音为“金玉”，图中荷花、荷叶、水草的描绘象征荷塘，“堂”谐音为“塘”，“金玉满堂”表示财富之乡，以象征富贵常在。后来也有的把“金玉”称为有才学的人，形容家族人才辈出。再如“喜上眉梢”图案，也叫“喜鹊登梅”，喜鹊在民间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鸟，人们把喜鹊的到来作为报喜的象征，“梅”与眉梢的“眉”字谐音，喜鹊站立在梅枝上呜叫，象征着喜事已到眼前。在民间图案中谐音寓意的形式很多，如石榴、南瓜、莲蓬的多子多福，鸳鸯、蝴蝶并蒂花卉的爱情永恒，喜鹊的报喜、牡丹的富贵、花生的长寿、和合二仙的友谊深厚、缠枝花卉的支脉蔓等等。谐音寓意的如青果、桔子的清清吉吉，白菜的青青白白，花瓶的平平安安，双鱼的年年有余，鱼水交融，雄鸡的吉祥，鹿(禄)的进仕，福字的长生不老等等。有些剪纸则直奔主题如麒麟送子、观音送子、老寿公愤状元及第等。这些喜闻乐见的题材一经纤纤细手的剪雕，便生机盎然，寓意深沉。剪纸的传统纹样离不开鱼、鸡(鸟)、花、瓜果、走兽，也离不开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主题纹样有鱼莲纹、鸡鸟纹、石榴牡丹纹、老鼠瓜果纹、葫芦纹、狮虎纹、虫草纹、娃娃纹、神话纹、故事纹、组字纹、农事纹、猪羊纹、器皿纹等等。

总之，剪纸艺术与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难以割舍的联系，它们是互相依托、互为表里、互相促进、融汇交织在一起的。

3民间剪纸的品种与民俗应用

3.1窗花

窗花是民间剪纸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大、最为普及的品种。其他剪纸品种都是在窗花基础上的发展与延伸。南北各地农村在春节期间都要贴窗花，以此达到装点环境、渲染气氛的目的，并寄托着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

窗花可分为单色窗花、彩色窗花和纸塑窗花3种。彩色窗花又有染色与衬色之分。染色窗花以河北丰宁、蔚县所出最为著名。先刻后染，色泽明艳，光影效果极佳。衬色窗花以广东佛山所产最为著名，用金箔纸或银箔纸剪刻出主体纹样，背衬各色彩纸，金碧辉煌、富丽典雅。这种做法叫做“铜衬料”。纸塑窗花以陕西渭南地区所作最有代表性。用各色彩纸剪拼形象，人物头面用白布包裹棉花，再作彩绘、开脸，形成浮雕状造型。

窗花的表现题材极其广泛，戏剧人物、历史传说、花鸟虫鱼、山水风景、现实生活及吉祥图案均可成为窗花的表现内容，可谓无所不有。其中又以寓意吉祥的窗花数量最大。

3.2装饰剪纸

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了剪纸在室内装饰中发挥作用的先河。经过千余年的传承发展，装饰剪纸的品类日渐丰繁，民间剪纸中的挂签、顶棚花、炕围花、灶头花，均属装饰剪纸。

挂签是贴在门楣上的剪纸，上沿贴牢，下面大部悬空，可随风飘动。挂签又叫“挂钱”、“挂千”、“过门笺”。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挂千者，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飓，贴在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悬也。是物民户多用之。其黄纸长三寸，红纸长寸余者，日小挂千，乃市肆所用也。”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的郯城、邳县等地又有套色挂签，俗称“换堂于”。其法取五色彩纸剪刻成型，局部刻断，各部分相互调换、镶嵌，形成色彩绚烂的装饰效果。

顶棚花是贴在天花板上的剪纸。中央是一张大型的团花剪纸，四角贴上角花。这种布局俗称“四菜一汤”。民间新屋落成。新糊顶棚，以及过年过节、办喜事等都要换贴顶棚花。

炕围花是沿炕周围贴在墙上的剪纸。炕围花的作用不仅是装饰墙面，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以团花为主的对称布局，造成了很强的向心力；完整的装饰层次加强了室内祥和富足的气氛，暗示着生活的理想。

文化交融论文篇（7）

羌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古代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传说时期共工壅防百川，神农教民耕织，从炎黄到夏禹，到华夏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

迫于中原王朝的强大压力，从河湟流域向西南迁徙的诸羌与当地原居民逐渐融合而发展为今天藏缅语系诸民族。羌人的一支由岷山沿大渡河、大凉山南迁入滇中，沿途分布定居，与一些夷人、蛮人系统的族群融合，形成庞大的族群――彝族，先后建立了南诏、罗殿、罗氐鬼国、自杞等国。有一支形成么些族（今纳西族），一支向西南深入青藏高原，分别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国和羊同、苏毗、哥邻等国及地方政权。由此证明华夏族――汉族和羌族与彝族和藏族具有亲密的血缘关系，也进一步证实汉彝同祖、汉藏同源。

这种迁徙与融合在陶器的造型和图案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图1、2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甘肃、青海马家窑旋纹罐和辛甸文化双耳罐，进入川西北岷江上游后组合成了大双耳旋纹罐（图3），一路南下进入川南、滇西北（图4、5），成为各个遗址出土的典型器，直到元、明在玉溪窑上仍然流下了它的影响（图6）。

楚文化的沁润

楚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长江中游，以楚国为中心，并辐射到周边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神秘、浪漫，与先秦文化的庄重、威严大相径庭。川滇文化与楚文化同为长江文明，受其影响是自然而然的。楚文化顺江而上，首先影响巴蜀。三星堆文明的风格与“楚人信巫神，重淫祀”完全一致，器物造型深受楚文化影响。云南与楚文化的关系更为直接。史料记载，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楚将庄F率领一支队伍到达滇池地区，其目的是征服当地人归附楚国，后因归路被秦国所断，就留在滇池地区，建立古滇国，都城在今晋宁县晋城。

楚人是鸟崇拜的民族，重凤轻龙。川滇陶器是对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川滇陶俑中，鸟形象充满自由奔放，任意想象的原始精神。与现实中的鸟似像非像，都带有几分人类想象加工的成分，都能感受到一种浪漫的精神。图7是四川宋三彩鸡，图8是云南大理国时期的生肖鸡。

川、滇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龙，云南有蛇崇拜，但一直没有发展为龙。四川有宗教意义上神秘的青龙，没有皇权意义上的龙。龙在川滇陶器中的形象，并不威严，反而有几分滑稽。图9四川宋三彩龙，图10云南大理国时期彩绘龙，从造型到风格都极其相似。

民俗文化的交流

南丝绸之路比张骞出使西域建立的丝绸之路更早，张骞在印度所见的蜀布、赤藤杖就是通过这条路出去的。南丝绸之路起于成都，经邛崃、西昌进入云南，贯穿云南入缅甸，直至印度。道路是经济交流的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途径，所以，川滇民俗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也大量地表现在陶器上。汉代开始，道教在四川、云南流行，两地都盛行用十二生肖陪葬，特别奇怪的是四川和云南都习惯在十二生肖外加一只长寿龟，而且图案、风格都非常相似，如图11、12。这绝不是偶然的，只能是文化交融的结果。

战争中的陶瓷文化融合

文化交融论文篇（8）

关键词：茶理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运用思路

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一、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二、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三、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四、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五、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1]胡雪梅.基于学术交流理论的体育科技社团历史演变及当代趋势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3(4):151-153.

[2]刘明生.大学体育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161-165.

文化交融论文篇（9）

有人说，艺术品金融化在中国兴起为时尚早，对于还未完全成熟和规范化的艺术品市场，过快地进入金融思维，是在拔苗助长；也有人说，艺术品金融化是大资本和新理念对艺术品市场的介入，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进入2011年，随着“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推出艺术品份额化电子交易以来，一股艺术品金融投资热浪正席卷着全国各地。艺术基金、艺术银行、艺术股票等艺术品金融理财模式相继推出，将艺术品投资带入“金融化时代”。到2011年5月底，国内继上海、深圳、天津、合肥之后，广州、郑州、成都、沈阳、济南、武汉、长沙等地都已相继成立文化产权交易所，还有北京、大连、西安、南京、厦门等多个城市正在筹备文化产权交易所。文交所总数已突破二十家，虽然各文化产权交易所的交易模式不尽相同，但核心都是将艺术品产权金融化。

“艺术品金融化时代”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在全球格局中将处于怎样的定位？中国艺术品经营及研究机构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中国艺术品的收藏投资趋势如何？艺术品金融化时代如何开展艺术品收藏与投资……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关心艺术拼市场的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为了给众多私人收藏家、艺术品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提供可资借鉴的知识、经验和观点，2011年8月7日，由《中国证券报》旗下的《收藏投资导刊》、华夏遗珍组委会共同主办的“2011中国艺术品收藏与投资高峰论坛”在北京北辰洲际酒店举行，《中国证券报》副总编辑兼《收藏投资导刊》杂志社社长姜占国进行了致辞。文化部市场司原副司长张新建，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研究员西沐，艺术品份额化创始人之一――西安交通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雷原、文化金融研究所主任喻文益，摩帝富(MOTIF)副总裁兼亚洲区总经理黄文，中经社控股有限公司对外合作部总监秦昌桂，广州宝翠林翡翠艺术品公司董事长朱慰欢分别就各自研究或从事的行业做了主题演讲。而后，论坛主任、《收藏投资导刊》主编尧小锋主持了“艺术机构如何看待‘艺术品金融化’”的高峰对话，艺术机构及拍卖行的负责人陈波、汪频、姜击波、刘尚勇、甘学军、谢晓冬等参与了激烈的辩论。下午由国家发改委研究中心主任陈主持的“对话‘文交所’――艺术品产权交易的政策、法律法规、交易所模式大讨论”更是吸引了与会听众和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和积极参与。艺术品投资基金和文交所负责人徐永斌、郑惠文、汤厚松等人展开了深层次的对话，阐述了各自文交所的主要经营模式、特色，并回答了与会投资者和新闻媒体的尖锐问题。

文化交融论文篇（10）

一、引言

2010年3月31日，我国证券市场引入了融资融券交易这一金融创新机制以后，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相关性这一问题就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其实，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相关性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个角度是融资融券对股价波动的影响。融资融券是否会导致股价波动幅度加大，这可能是监管层特别在意的;另一个角度就是股价波动对融资融券的影响。股价波动如何影响融资买入者或融券卖出者的行为，这其实涉及到股票价格决定的内在逻辑。

假如股票买入者决定是否在某日买入股票，仅仅取决于当前的卖方报价是否超过了未来股利的折现值，超过了就不买;假如股票卖出者是否决定在某日卖出股票，仅仅取决于当前的买方报价是否低于未来股利的折现值，低了就不卖，那么监管层是否允许融资融券对股票价格就不会有什么显著的影响。

然而，事实上市场参与者并不都是严格的基本面分析偏好者。根据折现现金流模型或者根据市盈率等基本面指标来做出投资决策的投资者，只是市场参与者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可能是技术面分析偏好者，喜欢分析K线图，根据股票近期走势、成交量、人气等与公司基本面关系不大的因素来做出投资决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融资融券机制就有可能通过影响人气、成交量或者K线图的图形特征等来对股价波动产生影响。

从一般的投资逻辑来看，似乎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是交互影响的。然而，这只是一种推断而已，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需要基于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成果就是我们为此做出的一点尝试。

二、文献综述

对于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相关性，国外的研究已进行了很长时间。1977年，Edward M.Miller针对融券受到抑制情况下的股票定价效率问题作了开拓性的研究，提出了股票价格高估假说，即当投资者对股票价格的预期有分歧时，受融券约束的股票的价格会被高估，被高估的程度随着投资者的观点的分歧程度增大而增大。近十几年来的绝大多数实证检验都支持“股价高估”假说。

从“股价高估”假说出发，可以做出的一个假定是：假定融券受到抑制，股票价格可能在某一段时间会偏离价值中枢很远，当然最终还是会再向中枢靠拢;而假定融券未受到抑制，股票价格不会偏离价值中枢很远。这样，从一个较长时间来看，允许卖空将使得股价波动范围变窄。但让人困惑的是，直接针对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却并未出现一致的结论。Allen and Gale（1991）的理论模型发现，允许卖空交易会影响股票市场的稳定，加剧市场波动。与其观点相对立，Charoenrook和Daouk（2005）采用全球111个国家1969年12月至2002年12月的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与卖空交易禁止的国家相比，法律允许卖空交易的国家的市场总体收益的波动性较小。

国内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同样呈现分歧。汪天都（2014）使用方差齐性检验法，发现融资融券并未影响A股市场稳定，不存在助涨助跌效应。于孝建（2012）对A股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融资交易增大了股市的波动性，而融券交易减小了股市波动性;对于股市波动性，短期（6日）内，融券交易的影响要大于融资交易，但长期来看，融资交易的影响要大于融券交易。

从这一领域比较重要的研究文献来看，已有研究成果多以融资融券交易对较长时间段股价波动的整体影响为单一论点，却忽略了上升趋势和下降趋势时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关联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股价运动的一个较长时间段根据趋势的不同划分为若干个时间区间，分别考察不同性质的时间区间内融资融券交易是否会伴随着股价波动幅度的扩大。

三、模型与变量

1、模型设定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可以把股价运动的一个较长时间段根据趋势的不同划分为若干个时间区间，分别考察不同性质的时间区间内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关联。那么如何界定上升趋势与下降趋势呢？简单的做法就是根据均线系统的状况来区分。短期均线是向上的，可以认为短期趋势是向上的;长期均线是向上的，可以认为长期趋势是向上的。国内投资实务中，短期均线一般用5日、10日均线作为代表，120日、250日均线都已被视作中长期趋势了。为了简化问题，下文的实证分析将分别考察5日均线朝上朝下时、10日均线朝上朝下时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关联。

为此，本文拟建立如式（1）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分别讨论股价在上行趋势、下行趋势下融资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性的关联。

BD=f（SRZ;SRQ;XRZ;XRQ） （1）

其中，BD描述个股价格的波动性，SRZ、SRQ、XRZ、XRQ分别代表股价上行趋势下的融资交易、上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下行趋势下的融资交易、下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

2、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我国沪深两市推行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已有近5年时间，在保障样本时间序列长度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程度，本文选取融资融券交易额已形成一定规模的2014年1月2日至2014年6月30日间（共119个交易日）沪市10只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相关数据（前复权收盘价、不复权收盘价、融资买入额、融券卖出量、总股本）。为了覆盖多个行业，选取的10只标的股票依次为：中国北车（601299）、康美药业（600518）、伊利股份（600887）、中国建筑（601668）、中国银行（601988）、中国重工（601989）、中国太保（601601）、中信证券（600030）、保利地产（600048）、上汽集团（600104）。若无特殊说明，本文分析所用的各交易日收盘价数据来自大智慧行情软件（2015年3月10日下载），融资融券数据均来自东方财富网。

由于不同股票的实时价格差异较大，各自的总股本数量也完全不同，本文采用个股当日收盘价相对前日收盘价涨幅的百分比表征该股价格短期波动性BDij;采用个股当日融资买入额占该股当日总市值的百分比表征该股融资交易RZij;采用个股当日融券卖出量占该股总股本的百分比表征该股融券交易RQij。其中，i=1，2，...，10，依次代表上述标的股票;j=1，2，...119，分别代表119个交易日。要额外说明的是，各股当日总市值用总股本乘以每股不复权收盘价计算得到。

为描述各股在某一个交易日是处于何种短期趋势，本文引入示性变量α、β来分别表示个股的前复权价格五日均值变化（或十日均值变化），来表征个股在当日是否有上行或者下行趋势，如：

当五日均值变化（或十日均值变化）为零时，αij、βij沿用股票i上一个交易日的状态。

至此，模型中的4个解释变量可分别记为：上行趋势下的融资交易SRZij=αij×RZij;上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SRQij=αij×RQij;下行趋势下的融资交易XRZij=βij×RZij;下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XRQij=βij×RQij。

四、实证分析

1、理论检验

为了更加严谨地论证融资融券交易与股价波动间的关联，在虑及个股走势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之前，本文首先单纯验证融资交易额、融券交易量与市场平均股价波动的长期均衡关联。出于文章篇幅考虑，这里使用对市场平均股价波动具有象征意义的沪深300指数收盘点位作为被解释变量BD0，将深沪两市融资买入总额（单位：万元）RZ0、融券卖出总量（单位：万股）RQ0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其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回归分析的样本时间序列足够长，这里选取滞后阶数12，并依据AIC准则，对三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的t统计量可看出，无论是否含有趋势项，各变量原序列均在1%显著水平下被认为是平稳序列，为同阶单整（I（0））过程，这是下文Johansen协整检验的必要条件。但在协整检验之前，需要确定被解释变量BD0与两解释变量间的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其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共有贯序修正最大似然统计量、最终预测偏误、AIC准则、SC准则、HQ准则等五项检验指标的检验结果，不同指标所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不尽相同。为了与前文单位根检验的信息准则一致，这里取用最终预测偏误与AIC准则所确定最优滞后阶数3阶。据此，取滞后步长为1至3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基于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统计量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的两项统计结果显示，“指数波动与深沪两市融资买入总额、融券卖出总量存在长期均衡关联”的结论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由于各变量的单位不统一，且本文更注重个股价格波动与不同走势下融资融券交易的关联，故不在此罗列协整方程中变量间的数量关系。为了给下文的回归分析做好铺垫，这里进一步分析指数波动与融资交易、融券交易的影响方式，其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的联合统计量可以看出，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均不是指数波动的Granger因，而指数波动在不同滞后阶数下可能是融资交易、融券交易市场总量的Granger因。也就是说，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的往期信息并不会对指数波动产生直接影响，但指数波动将在未来不同时期内影响融资交易总体水平与融券交易总体水平。其中，“指数波动是融资交易市场总量的Granger因”这一结论尤其显著。

2、回归分析

前文已就市场平均股价波动与融资融券交易市场总量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理论分析，但标的股票价格波动与该股融资交易、融券交易之间存在的量化关系仍值得讨论。基于前文给出的被解释变量BDij与解释变量SRZij、SRQij、XRZij、XRQij，针对10组（i = 1，2，...，10）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如表5、表6所示。其中，表5是五日均值变化趋势下个股价格波动对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6是十日均值变化趋势下个股价格波动对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中ci为常数项，括号内为t统计量。

可以观察到，20组拟合结果的拟合优度（调整后的R2）并不高，这与各组回归的遗漏变量有关，但不影响本文就四项解释变量系数及其统计量的数据得出结论。若以5%的显著水平为判断依据，从表5和表6的其他统计信息中可以清晰地得出以下结论。

（1）上行趋势下的融资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不相关。10只股票五日均线上行趋势下融资交易与其价格波动均不相关，而十日均线上行趋势下该结论大多数成立，仅有伊利股份、中国建筑、中国太保三个例外。

（2）上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高度相关。在股价呈现上升趋势的过程中，融券交易量越高，伴随着的股价上涨幅度越大;融券交易量越小，伴随着的股价上涨幅度越小。五日均线、十日均线下的检验均表明了这一结论。

（3）下行趋势下的融资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相关性部分显著。在五日均线下行时，中国北车、伊利股份、中国建筑、中国太保、中国证券、上汽集团这6只股票的股价波动与融资行为相关;在十日均线下行时，中国北车、伊利股份、中国建筑、上汽集团这4只股票的股价波动与融资行为相关。

（4）下行趋势下部分股票的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相关。在五日均线下行时，除康美药业、保利地产之外，其余8只股票的股价波动与融券行为相关;在十日均线下行时，除康美药业之外，其余9只股票的股价波动与融券行为相关。

由回归统计量显著的组数作出判断，只有第（2）条最可靠，这恰恰说明了股票交易的复杂性。在一定意义上，没有分歧就没有交易。正所谓“有人辞官回故里，有人星夜赶考场”，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针对同一只股票，看多的有看多的理由，看空的有看空的理由。那为什么上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高度相关呢？第一，这符合葛兰威尔（Granvile）法则的预期。根据均线系统的葛氏法则，移动平均线呈上升状态，股价突然暴涨且远离平均线为卖出信号。第二，这可能与我们选取的时间段有关。2014年上半年，上证综指一直在1974.38―2177.98之间震荡，上下幅度不过203.6点，以2076.18为中轴，震荡幅度在±4.9%以内。在一个震荡市的大环境下，相当多的股票稍微涨一涨又回落了，这就为融券卖出者提供了操作的经验依据。

五、结论

针对上升趋势和下降趋势时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相关性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本文首先验证了2014年上半年融资融券交易总体水平与市场平均股价波动的长期均衡关联;其次，考察了市场平均股价波动与融资交易、融券交易间的影响途径;同时，选取2014年上半年10只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相关数据，对个股价格在不同变化趋势时与融资融券交易的关联程度进行了细致的量化分析。现归总所得结论如下。

第一，以沪深300指数收盘点位的变化作为衡量市场平均股价波动的被解释变量，将深沪两市融资买入总额、融券卖出总量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其长期均衡关系，对三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各变量原序列均在1%显著水平下被认为是平稳序列;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市场平均股价波动与深沪两市融资买入总额、融券卖出总量存在长期均衡关联”的结论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第二，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均不是市场平均股价波动的Granger因，而市场平均股价波动在不同滞后阶数下可能是融资融券交易市场总量的Granger因。

第三，针对个股的回归分析表明，上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高度相关，其他情况下融资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的相关性在不同股票上呈现一定的差异。在股价呈现上升趋势的过程中，股价上涨幅度越大，伴随着的融券交易量越高，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呈现同向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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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anklin Allen and Douglas Gale：Arbitrage，short sales，and financial innovation[J].Econometrica，1991（59）.

[3] A.Charoenrook and H.Daouk.：A Study of Market-Wide Short-Selling Restrictions Working Paper[EB/OL].http：///

abstract=687562，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