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前沿论文篇（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债务危机出现后，已经发生了十几次货币危机，从而使货币危机理论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焦点之一，按照代序分类，有三代成熟的货币危机模型。

1、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货币危机是否爆发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假定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大量发行纸币，引起资本流出，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无限制地抛出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达到临界点时，会引致投机攻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支持，就不得不放弃稳定的汇率制度。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在70年代末，有代表性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所写的《国际危机模型》一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RobertP.Flood教授和布朗大学的PeterM.Garber教授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主要观点是当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用来维持内部均衡的政策（主要是当国内出现财政赤字时，在国内过度供给信贷）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从而使固定汇率无法维持。总之，第一代危机模型强调经济的基本面决定货币的对外价值稳定与否。

这一模型可以用来解释80年代初的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以及现在正在恶化的阿根廷危机。

2、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危机中，很多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很好，但也受到了危机冲击，这对第一代模型提出了质疑，从而产生了第二代危机模型。第二代危机模型认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即使经济的基本面尚好，但在羊群效应（HerdingBehavior）和传染效应（ContagionEffect）的作用下，仍会出现货币危机。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aurice.Obstfeld、哈佛大学的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仍注重经济基本面，但提出一定条件下公众的主观预期能成为主导因素，投机者的行为导致公众信心丧失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

3、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传染的广度、深度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货币危机，原有的货币危机解释力度有限。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认为一个国家货币的实际贬值或经常帐户的逆差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将引发货币危机。在分析和推导时，引入了金融过度（FinancialExcess）的概念：当一国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时，金融机构会容易冒险，将资金投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泡沫，加剧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外，亲缘政治的存在增加了金融过度的程度，主要是在东南业国家，政府对金融企业和大企业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道德风险。

4、第四代货币危机模型：雏形

2000年初，保罗。克鲁格曼和哈佛大学的Aghion先后在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认为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很高，外币的风险头寸越大，“资产负债表效应”越大，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理论逻辑是：在亚洲国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偏大，银行要求企业提供足额担保才发放贷款。这样，从总量来讲，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水平就取决于国内企业的财富水平（因为抵押才能获得银行资金），如果企业持有大量外债，国外的债权人会悲观地看待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减少对这个国家的企业的贷款，其本币会贬值，企业的财富下降，从而能申请到的货款下降，导致全社会投资规模下降，经济陷入萧条，这一过程是自我实现的。第四代危机模型尚有待完善，比如没有解决在一个动态模型中，企业的外债累积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银行的低效率会影响到危机的程度。

总体来看，现在的货币危机模型正在向泛化发展，不限于事后解释某次特定的危机，而是希望能一般性的解释下一轮危机。

二、汇率制度理论

由于80年代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很高，学术界更关注固定汇率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对一种名义锚保持承诺，且有公信力，则一国的通货膨胀可以降低，汇率可以保持稳定，但后来出现的危机使人们开始从汇率的可持续性、从危机预防的角度分析在国际资本高速流动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问题。有影响的理论发展有：

1、原罪论

提出者是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ichengreen.Barry（1994）和哈佛大学的Ricardo.Hausmann（1999）。认为如果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有较大的脆弱性，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该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另一种是在国内，本国的金融部门不愿意放长期贷款，所以企业在融资时存在两难，如果从外国借贷，存在货币不匹配问题，如果从国内借贷，存在“借短用长”的期限不匹配问题，这就是原罪，后果是无论是汇率浮动还是利率变动都会使企业的成本上升，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并进而影响到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此外，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如果存在货币不匹配，那么政府不愿意汇率浮动，在汇率固定条件下，就不能通过汇率的适当贬值来减少投机冲击；在期限不匹配条件下，政府也不能提高利率来保卫货币，在投机冲击时，只好等待金融崩溃。因此，在“原罪”条件下，无论是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都会存在问题，在有些国家，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美元化。

2、害怕浮动论

该理论是由马里兰大学的GuillermoA.Calvo教授和CarmenM.Reinhart教授于1999年和2000年提出的。指出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实行弹性汇率制的国家，却将其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通常为美元）的一个狭小幅度内，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存在一种长期的害怕。因为相关的实证研究证明，害怕浮动的现象在全球（包括发达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这一理论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害怕浮动的原因主要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本国货币升值，因为货币升值会损害其国际竞争力，会损害这些国家所做出的贸易出口多元化的努力；同时也不愿意本国的货币贬值，因为会伤害进口。主要政策建议是害怕浮动是合理的，是发展中国家本身结构性原因的体现，包括出口结构、产品结构等，最好的办法也是采取美元化。

3、中间制度消失论

该理论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ichengreenBarry于1994和1998提出的，认为唯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或是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在这两种制度之间的中间制度都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其逻辑是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货币当局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稳定和货币独立，与“铁三角理论”类似，一国要么选择汇率稳定而放弃货币，要么放弃汇率稳定而坚持货币独立。这一理论对现在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挑战。

4、退出战略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制度退出的战略，研究一个国家应如何退出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选择更合理的制度，应如何退出。1998年Eichengreen.Barry和Paul.Masson在IMF的广份报告中提出三个结论：一个高通胀的国家在实行盯住汇率之后不久就应改为采用弹性汇率制；退出的时机应选择外汇市场比较平静的时期，或者是有大量资本流入的时机；如果已经出现了危机，属于被动退出，就需要行动迅速，并采取配套措施，防止本币过度贬值。以上结论是一种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是对未来选择汇率退出机制的国家的一种战略建议。

从现在汇率理论的发展来看，有关汇率决定的理论没有突破，而有关汇率制度选择却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

三、现代主流金融理论面对的挑战

1、现代金融理论的理论体系和历史沿革

现代金融理论的理论体系有两部分：一是金融经济学，二是公司财务学。

金融经济学的历史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已存在了50年，主要包括Harry.Markowitz的均值一方差模型和现代组合理论（1952）、William.Sharpe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63）、Eugene.Fama的有效市场假说（1970）和Black-Scholes-Merton的期权定价理论（1973）。在公司财务学方面，阶段性的代表是Franco.Modigliani和Merton.Miller的MM定理（1958年），以及信息经济学出现后，在公司财务理论方面的新发展：激励理论、示意理论和控制权理论。

这两方面理论的基础都是有效市场假说，它是主流金融理论的基石。其对主流金融理论的主要贡献一是理性人假设，它是分析的起点；二是套利方程，为套利行为的分析提供了最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思路。

但有效市场假说在解释金融现象时遭遇了尴尬。一是1987年10月19日华尔街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因为按照有效市场假说，股票市场的任何波动都应该归因于新信息的，但在黑色星期一以前，并没有预示股价暴跌的新信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20%的股价暴跌？二是红利之迷与套利理论：根据套利理论，红利和资本利得对投资者是没有区别的，但是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在取消红利支付时，却引起了股东的强烈不满，而在股票价格下跌时，股东对在资本利得方面的损失并没有表示如此强烈的不满，应如何解释？三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与B-S模型。模型的创始人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但公司却破产了。

2、行为金融学理论

以上三个现象无法用传统的金融理论解释，因此行为金融学理论开始挑战传统的金融理论。1951年俄勒冈大学的O.K.Burrel教授所写的文章《投资战略的实验方法的可能性研究》（PossibilityofAnExperimentalApproachtoInvestmentStrategies）将行为心理学结合在经济学中，因为解释的是金融现象，因此被认为是行为金融学的产生。后来俄勒冈大学的Paul.Slovic教授和Bauman教授（1972）所写的《人类决策的心理学研究》（PsychologicalStudyofHumanJudgement）为这一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于这一理论产生时是主流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占统治地位，因此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到了90年代，随着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传统金融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人们开始关注行为金融学。这一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体现为：

（1）对“理性人”假说的质疑，即投资者并非理性的经济人，往往有三大心理特征：一是自信情结，通常倾向于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判断力；二是避害优先，在从事金融交易时，从内心来看，对利弊的权衡是不均衡的，避害的权重是趋利的两倍；三是从众和时尚心理，在从事金融交易时，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人的偏好的改变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结论是在金融交易中，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将使其实际决策过程偏离经典金融理论所描述的最优决策过程，并且对理性决策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并不能因统计平均而消除。

在此基础上，该理论对其它相关方面也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如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行为组合理论对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挑战、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对CAPM的挑战。BAPM模型是1994年提出的，指出市场上有两种交易者，一种是信息交易者，信息充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模型进行资产组合，不会犯认知错误，并具有均值偏好，而另一种交易者是噪声交易者，他们不会按照CAPM模型来构造自己的资产组合，会犯认知错误，没有均值和方差方面的偏好。事实上，这两类交易者在市场上是互相作用的，共同决定证券市场的价格，市场是否有效取决于这两类交易者的比重，如果是前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那么市场是有效的，如果是后者起主导作用，那么这个市场是无效的，这是BAPM模型对CAPM模型的调整。

（2）行为金融学对红利之谜也进行了解释：投资者习惯于在潜意识中将投资组合放在不同的意识帐户中，有两类帐户，一是应付资产价格下跌的帐户，比如现金和债券，另一类是应付资产价格上升的帐户，如股票和期权，投资者对这两类帐户的风险偏好非常不同，前一个是极端风险厌恶，后一个是极端风险偏好。因此，在红利之谜中，纽约电力公司的股东是在心理上将其投资分为两个帐户的，股票价格的下跌属于资本意识帐户的损失，而停止支付红利是属于红利意识帐户的损失，虽然两个帐户损失的数额相同，但对于投资者的意义从心理上是非常不同的。

行为金融学提出了所倡导的投资策略：资金平均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时间分散策略（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mentStrategy）和惯易策略（MomentumTradingStrategy.

（3）货币危机的行为金融学解析

金融前沿论文篇（2）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分析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现代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核心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目前，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计算》[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外学者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前沿理论对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有：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的遗憾论；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LeRoy和Porter对过度反应的研究；Bernard和Thomas对反应不足的研究；Tversky和Shafir对分离效应的研究；Tversky和Kahneman的可行性试探法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又一强大武器。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得过去奉为经典的“大数定律”和“大拇指法则”遭受到根本的震撼，从而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不同的测度空间下，原有的经济研究将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一假设与西方学者们大量引入鞅论、测度论和分形以及流形等理论到股票市场分析当中来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知道，在Grassman空间下与在Hausdorff空间下以及Wiener空间下，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标量来刻度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正如在同一反馈函数，对初值的精度稍有不同或者迭代次数不同，得出的结果或许一个是收敛的，一个是混沌的。当然，金融物理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金融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金融物理学对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信息充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关于对这一假设的研究很早的时候就有肯尼斯*J*阿罗的经典著作《信息经济学》，随后又有斯蒂格勒等诺贝尔获得者对二手市场的信息占有的研究；接着到了信息滤波经济理论时代。其主要理论为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希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当中来。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和卢卡斯等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滤波；卢卡斯在继承魏克塞尔价格理论基础上，考虑了信息滤波与混淆问题。而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而金融物理学引入纤维束等革命性工具对传统金融学进行改造，也是对原有信息理论分析的一种深化。金融物理学和实验经济学是推动行为金融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因为，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是行为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领域的。而分析人类行为，主要从物理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刻画。而金融物理学正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总之，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能在数学上找到比较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而推进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学前沿理论在股票市场的运用所采用的一般形式的数学化。

沿着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判定：未来的金融实践活动将越来越超乎一般人的设想，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应用将越来越综合化。考虑到国内学者现在的研究趋势，对于金融学前沿理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大致可以做如下展望：（1）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采用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的选股优化问题；（2）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采用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来探析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和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3）采用金融物理学中的资金流动态模型来解剖中国股票市场定价问题；（4）利用遍历模型和最优停时模型来探求中国股票市场的漂移系数、股票价格优化以及股市政策效应分析；（5）利用数学模型、非线性模型和混沌模型以及分形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复杂；（6）利用序方法、卡尔夫算子以及微分流形模型探索中国股票市场的局部均衡问题；（7）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本原理来验证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效果。总之，中国学者将金融学前沿理论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分析当中来还任重而道远，有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合作，去挖掘和探讨金融学前沿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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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秀琴钱晟编著；《中国税制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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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蒋殿春编著；《高级微观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7、奥利维尔琼布兰查德斯坦利费希尔著；《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8、周爱民编著；《高级宏观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9、张定胜编著；《高级微观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10、曾诗鸿主编；《西方经济学习题解答》；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11、KnutSydseterTopicsinMathematicsAnalysisforEconomistsAcademicPressLondon1981

12、郭庆旺编著；《现代经济增长模型比较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13、卡里尔伊林斯基著；《金融物理学－非均衡定价中的测量建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14、申曙光等著；《中国保险投资问题研究》；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5、伍海华等著；《资本市场复杂性》；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16、劳伦斯克莱因著；《经济理论与经济计量学》；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17、肯尼思阿罗著；《信息经济学》；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金融前沿论文篇（3）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分析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 、 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 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 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现代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 Bondt 和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核心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目前，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计算》[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外学者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前沿理论对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有： 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的遗憾论；Shefrin 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LeRoy 和 Porter 对过度反应的研究；Bernard 和Thomas 对反应不足的研究；Tversky 和 Shafir 对分离效应的研究；Tversky 和Kahneman 的可行性试探法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又一强大武器。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得过去奉为经典的“大数定律”和“大拇指法则”遭受到根本的震撼，从而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不同的测度空间下，原有的经济研究将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一假设与西方学者们大量引入鞅论、测度论和分形以及流形等理论到股票市场分析当中来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知道，在Grassman空间下与在Hausdorff 空间下以及Wiener 空间下，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标量来刻度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正如在同一反馈函数，对初值的精度稍有不同或者迭代次数不同，得出的结果或许一个是收敛的，一个是混沌的。当然，金融物理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金融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金融物理学对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信息充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关于对这一假设的研究很早的时候就有肯尼斯*J*阿罗的经典著作《信息经济学》，随后又有斯蒂格勒等诺贝尔获得者对二手市场的信息占有的研究；接着到了信息滤波经济理论时代。其主要理论为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希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当中来。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和卢卡斯等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滤波；卢卡斯在继承魏克塞尔价格理论基础上，考虑了信息滤波与混淆问题。而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而金融物理学引入纤维束等革命性工具对传统金融学进行改造，也是对原有信息理论分析的一种深化。金融物理学和实验经济学是推动行为金融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因为，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是行为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领域的。而分析人类行为，主要从物理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刻画。而金融物理学正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总之，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能在数学上找到比较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而推进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学前沿理论在股票市场的运用所采用的一般形式的数学化。

沿着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判定：未来的金融实践活动将越来越超乎一般人的设想，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应用将越来越综合化。考虑到国内学者现在的研究趋势，对于金融学前沿理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大致可以做如下展望：（1）Shefrin 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采用Shefrin 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的选股优化问题；（2）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采用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来探析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和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3）采用金融物理学中的资金流动态模型来解剖中国股票市场定价问题；（4）利用遍历模型和最优停时模型来探求中国股票市场的漂移系数、股票价格优化以及股市政策效应分析；（5）利用数学模型、非线性模型和混沌模型以及分形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复杂；（6）利用序方法、卡尔夫算子以及微分流形模型探索中国股票市场的局部均衡问题；（7）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本原理来验证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效果。总之，中国学者将金融学前沿理论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分析当中来还任重而道远，有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合作，去挖掘和探讨金融学前沿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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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前沿论文篇（4）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d.芒图在其名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就写道，对外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酵母”；20世纪30年代d.h.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更具说服力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亚洲四小龙相继提出并成功实施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最终都实现了经济腾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保持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极大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中国正在日本、亚洲四小曾经走过的“光辉之路”上疾步前行。

然而我国的外贸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严重，集中体现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外贸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外贸发展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究其原因，固然有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科技水平、金融环境、政府政策等贸易环境“软”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青岛市与武汉市外贸竞争环境因素--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从中找到两市乃至不同区域间外贸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的部分根源并提出建议，希望以此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1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是指城市中直接为维护城市生产与生活正常秩序和保证城市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的设施，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投资者在进行国际投资和实施国际贸易时，东道国基础设施竞争力一直以来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青岛市2004年被评为“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获“企业家满意奖”，2005年青岛市又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通过比较青岛市和武汉市在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建设分项数据和排名可以清楚看到，除了个别项目外，青岛市在人均城建资金、燃气普及率、人均道路面积、污水处理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绝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分项上都要好于内陆城市武汉市。由于世界贸易和现代物流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货物周转的高效性，一国或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地选择的重要考虑因子，进而在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较两市的交通运输条件同样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客运量、货运量或是货运周转量比较来看，青岛市总体上都要高于武汉市。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青岛市的城市基础建设要好于武汉市，而且优势较为明显，尤其是在交通运输上。究其原因，除了自身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外，武汉市在城市基础建设的规划和管理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一）重视建设过程管理，轻视运营和养护管理。（二）目前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的系统过于分散，协调能力不强。（三）投资主体单一，融资渠道较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四）市政建设规划滞后。（五）管理和维护成本偏高。（六）市政工程形成城市资产的比例不高，已形成城市资产的市政设施有没有盘活。（七）政府债务风险日益突出。

2 科技和人力资源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表面上看是产业、产品之间的竞争，而实质上是科技和人才之间的竞争。世界经济巨人比尔·盖茨曾说过：“给我20个优秀人才，我将再造一个微软。”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的主体，他们在选择投资地时，除了考虑基础设施条件之外，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源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一国或地区若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将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砝码。

武汉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浓厚，人才众多，尽管在经济发展上与青岛市等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人力资源上特别是高等人才上拥有优势，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武汉市今后应保持在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上的良好机制和势头，将人力资源上的优势转化为生产力，形成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早日实现城市经济的腾飞。而青岛市作为沿海城市，尽管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达程度上要好于武汉市，但是由于城市历史较短，科学、教育和文化系统不如武汉市等内陆城市完善。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如今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已形成较为明显的互动效应，因此青岛市等沿海城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科技竞争力也在加速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也在提高，青岛市与武汉市在科技和人力资源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3金融支持体系

对外贸易运行是贸易商品运行与贸易资金运行的有机统一，这就决定了对外贸易与金融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对外贸易是贸易金融发展的基础，而金融又通过汇率机制、结算机制、融资机制和避险机制影响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都十分注重发挥金融的各项功能，围绕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不断完善贸易金融政策、产品和服务体系。

我们从银行金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市场两个方面比较青岛市和武汉市的金融体系。（1）银行金融市场。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存贷款，而存贷的数量和资金运转周期主要取决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青岛市经济发达，集中了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岛啤酒、青岛双星等很多全国乃至世界知名企业，企业存贷款行为活跃；同时，东部发达省份人口众多，高收入人群大量集中于此，个人金融活动活跃；另外，从中西部流动之东部地区的进程务工人员一般将收入存在工作所在地银行机构，所有这些都促使青岛市等沿海地区银行金融市场异常活跃。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纷纷活跃于青岛市等沿海城市经济舞台上。至于外资银行，也主要集中于东部，尤其是沿海几个大中城市。而相比之下，武汉市等内陆省市资金吸纳潜力较小，且资金投放的风险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西部地区普遍设点较少，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也只有少数几家在西部设有分支机构，因此武汉市等内陆城市银行金融市场发育迟缓。（2）非银行金融市场。相比银行金融活动而言，非银行金融活动受政府调控和影响较小，基本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资本“逐利”的市场天性使得以青岛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省市的非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

现代金融活动与地区经济和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传统的银行金融市场还是新兴的非银行金融市场，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发展现状都要明显好于武汉市等内陆省市，而良好的金融支持体系又进一步促进了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外贸发展和经济增长，使沿海省市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地区经济的增长进入“良性循环”机制。

4 对策建议

面对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和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在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等外贸竞争环境因素上的现状和差距，为了缩小差距，扬长避短，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协调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贸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无论对于沿海省市，还是内陆省市，基础设施对于外贸增长都具有重要作用，建议各地政府应当把基础设施的投入作为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差，而基础设施对于中西部内陆省市外贸增长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又处于“上升期”，因此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应当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科学管理有效促进内陆省份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吸引外资和促进外贸发展创造条件。

4.2建立和完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体系，切实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

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于地区外贸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与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相比，武汉市等内陆省市在科技和人力资源上并不占劣势，很多内陆城市拥有良好的科教系统和人力资源培养机制，也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但应用于生产实际的成果比例偏低，难以将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为生产力。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之间科技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部分沿海省市并没有表现出跟自身经济发展程度相称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大科技投入，夯实科教基础，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和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改造升级，提高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3促进沿海省市和内陆省市金融市场互动发展，为外贸发展提供良好支持。

由于金融活动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青岛市等沿海城市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活跃的企业活动直接促进了自身金融市场的繁荣，资金“逐利”的天性还使得内陆省市有限的的资金不断流向沿海省市，进一步加剧了两地省市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为了使资金的单向流动逐渐演变为双向流动，促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金融市场的互动发展，除了国家财政支持和宏观政策引导外，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将在未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把“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契机，在“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过程中引导东部企业和金融业到中西部投资和设立分支机构，促进内陆省市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为内陆省市的外贸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4.4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努力发展“特色贸易”。

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就具有鲜明的特色：青岛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时期形成了港口、旅游、海洋等“特色产业”。青岛港是中国第一大国际集装箱中转港，在当前世界贸易越来越强调物流效率和周转速度的情况下，青岛市应该充分利用其港口优势，为其外贸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输条件。同时青岛市还是名副其实的“海洋科技城”，海洋产业总产值接近全国的1/10。青岛市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掘海洋产业的潜力，将海洋产业优势与对外贸易很好的结合起来。内陆城市同样具有自身的自然优势，内陆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因此应在开发利用城市历史文化上下功夫。通过发展深层次、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产业作为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知名度，扩大对外开放度和加大对外交流的“纽带”。

参考文献:

[1]杨军.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演进[j].经济评论，2000,6.

金融前沿论文篇（5）

在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大背景下，沿边开放态势凸显出地缘战略价值。具体地，一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依托“中蒙俄经济走廊”，加强与蒙古和俄罗斯跨境互联互通，充分发挥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的枢纽作用，抓住俄罗斯大规模投资开发远东地区计划，拓展对俄金融合作，开展跨境经济合作，加强产业对接；二是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分别致力于建设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和黄金段，依托“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以及“新亚欧大陆桥”，打通连接中亚、西亚的贸易融资大通道，发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以及喀什经济开发区贸易金融功能；三是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依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两廊一圈”等合作机制，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合作机制对接，带动此三大经济板块联动发展。其中，云南更是地缘战略价值显要，它同时位居于“一带一路”西南沿线国家四大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东盟“10+1”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两廊一圈”）之中。

“一带一路”战略中，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其中，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要改善与沿线国家存在的“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现状，势必引发大量投融资需求，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区域金融合作等方面，都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力支持，也将会催生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为金融机构发展带来广阔前景。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沿边省区的开发开放是一大历史性战略机遇，对于沿边城商行的发展也是一大历史性战略机遇。2015年末，沿边城商行总资产规模、各项存款、各项贷款占全国城商行的比重已分别达到21.93%、22.16%、21.39%。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沿边城商行应发挥地缘优势，扬长避短地把握战略机遇，依托国家战略中的规划通道及相应合作机制，因地制宜地发展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在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严重的同质化发展、白热化竞争中，实施差异化发展，寻求自身的战略转型之路。从管理学原理来讲，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实质上是对商业模式的选择，这种选择一方面要剔除自身不利因素、减少运营成本，另一方面要增加竞争优势、创造和提升买方价值。如图2所示。

沿边城商行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独特优势：以富滇银行为例

在2016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大型纪录片《一带一路》，关注报道了富滇银行在践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有益实践。沿边金融和跨境金融是富滇银行特色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一些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

一是以战略为先导，通过跨境金融带动差异化发展。作为云南的省级地方法人银行，早在2008年恢复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了“立足云南，辐射西南，面向全国，走向泛亚”的泛区域发展战略，在总体战略规划中专门制定了国际业务子战略，将跨境业务作为国际业务的核心内容，确立了“构造地缘金融网络、搭建跨境金融平台，为跨境泛区域客户提供多币种的广泛金融支持”的跨境金融经营定位，把跨境金融、沿边金融作为富滇银行有别于其他商业银行的特色化经营、差异化发展的战略举措。

二是富滇银行在沿边口岸和周边国家战略布局经营机构。尽管是商业银行，富滇银行并不完全以商业利益为驱动，而是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基于国家利益而非商业价值的原则设立营业机构。在境内，以推尤嗣癖以诙南亚周边化，以有利于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便利化为己任，优先在边境口岸而非经济发达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目前，富滇银行已完成了云南毗邻的老挝、越南、缅甸三国的边境口岸建立了营业机构，在蒙自、河口、景洪、磨憨、勐腊、瑞丽、姐告、孟连、腾冲和普洱等设立分支行。在境外，富滇银行以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金融交流，有利于促进云南经济金融扩大开放，实现“安邻、睦邻、富邻”为己任，率先在经济金融落后、但政治稳定，并且是进入中南半岛主要节点的老挝设立营业机构。在2010年成立的富滇银行老挝代表处的基础上，2014年1月与老挝大众外贸银行合资设立富滇控股的老中银行。老中银行成立一年多运营良好，得到老挝央行及当地社会各界的肯定与好评。

三是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金融互联互通。富滇银行率先开展人民币对周边国家货币直接定价，实现中老、中泰、中越三国本币实时跨境结算服务，全方位为客户提供人民币、老挝基普、泰国泰铢和越南盾的跨境结算服务。2013年8月富滇银行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获得办理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业务资格，成为全国第一家获得外币现钞跨境调运资格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西南地区唯一具有外币现钞跨境调运资质的法人银行。富滇银行还与多国金融机构建立业务联动，并达成同业授信。先后与老挝、柬埔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机构建立业务联动；行和账户行关系网络广泛，注重全球广泛覆盖。

四是不断推出跨境人民币业务品种与模式。主要是构建多渠道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平台，省内首家提供人民币跨境融资方案，省内首家获准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推出本外币金融组合产品创新等，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推动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周边化。

五是突出业务特色，以边贸模式参与和深化沿边金融改革。以口岸分支行为重要支点，打造形成了“瑞丽边贸结算模式”、“红河河口边贸业务清算模式”、“版纳边贸结算模式”。这些具有富滇银行特色的边贸模式，大大提高了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边民往来结算，拓展跨境人民币信用证结算业务量的增长。同时，以沿边六州市分行为依托，挖掘边境贸易和边境合作区政策，实行“一行一策”，对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州市地区分支行，从资源配置方面保证对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营企业的信贷支持，以业务模式创新带动沿边金融的业务突破与发展。

从区域角度看，“一带一路”具有较强的地理依赖路径，金融地理学相关理论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对于金融现象的影响，在赋予地理环境前提下，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都有着特殊的地理及历史条件。此外，跨时空的金融机构交叉核算以及贸易和流动，都成为影响金融流动的重要因素。基于此理论，区域化地缘化的金融发展路径不仅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支持有重要影响，也是发挥地缘优势构建地缘金融网络的必然趋势，沿边城商行由于其“沿边”的地理特性而从地缘化角度形成“一带一路”金融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银行等“国家队”在建设“一带一路”当中也有短板，也有力所不逮之处，处于沿边地域的城商行及其“走出去”的附属机构，却在这些“国家队”难有作为、难以覆盖之处有着独特优势，可大有作为。

人文环境的相通性。“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绝非政治和经济两个目标，更提出了“民心相通”的理念，其明确提出了增进与沿线国家人民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愿景。地处沿边的城商行较其他金融机构在“民心相通”具有天然的人文相通性。如云南高原与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屿，乃是连成一片的亲缘山地，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南相互毗邻边境结合部具有山水相连、通道众多、民族相同、语言相通、边民往来密切等特点，作为本土银行在推进跨境金融时，沟通交流成本低、切入融合程度快。

沿边金融的便利性。沿边省份必然产生繁荣的边民互市贸易、活跃的边境小额贸易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区，而这些边境贸易正是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主要动力。地处沿边的城商行以其所处的地缘优势、拥有的本地中小企业与居民客户的优势以及与地方政府的血缘关系，在开展沿边金融方面较其他商业银行具有更大的便利性。

国家色彩的隐蔽性。沿边城商行作为中小型、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国家色彩弱、国际关注度低，“走出去”时不易引起东道国政治上的战略猜忌；加之城商行所居地与这些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和历史渊源，不易引起东道国民族主义的疑虑，在实施“一带一路”金融战略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服务层次的多样性。“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主导型”和“工程承包型”项目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无疑将主要依靠政策性金融体系和大型国有银行担纲融资服务。而许许多多的“经贸合作型”项目和“走出去”的中小客户的金融需求，则需要类似沿边城商行这样的中小型银行参与，开展“沉下去”、“融进去”的贴身服务，形成“一带一路”建设中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且现有的多边金融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无论因设立时间较短，还是由于运营组织架构的限制，都需要既有中资背景又有东道国股份的中小合资银行更好地开展资金转贷、项目融资配套等多层次服务。

机构合作的对称性。“一带一路”战略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发展理念，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走出去”必然要面临与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合作的问题。沿边城商行的规模体量、管理层级，与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合作起来往往是“门当户对”，在“共商、共建、共享”方面，较大型银行更具对称性。如老中银行，其老方的大众外贸银行是老挝最大国有商业银行，但其规模体量仍不及富滇银行，老方选择富滇银行作为合作伙伴，除了富滇区域毗邻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中国的城商行合作，不至于有“客大欺店”之虞。

对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城商行给予差别化监管政策

监管部门一直推动中国银行业全力支持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银监会截至2016年3月已与28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谅解备忘录（MOU）；了包括优化中资银行海外布局，适当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分支机构等五方面见在内的《中国银行业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书》。这些支持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包括城商行在内的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和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之中。具体分析现行的监管支持政策，一是机构的侧重点主要是面向国有大型银行和国家政策性银行，二是业务的侧重点主要是面向基础建设的长期项目跨境融资，三是监管的侧重点主要是加快推动与沿线尚未建立监管合作机制的国家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针对沿边城商行的差别化监管政策目前尚未出台。

如果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金融合作机制与运作框架划分成11个关键环节的话，则有四个方面是沿边城商行能大有作为之处；有三个方面沿边城商行可以间接发挥一定作用；而其他四方面则属于沿边城商行参与性不大的环节，如图3所示。基于沿边城商行在泛区域金融合作机制中功能发挥，以及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独特优势，应当适时出台差别化的监管政策，支持其在金融“安邻、睦邻、富邻”方面“接地气”地发挥作用。准许有条件的沿边城商行在毗邻周边国家投资入股东道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或以与当地（金融）机构以合资方式发起成立商业银行，是对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城商行给予差别化监管的一项关键性政策。

监管部门在构建以中国主导的监管协调框架，建立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与危机处置的合作交流机制，并充分评估这些周边国家国别风险的基础上，对所在省区政府有意愿有支持、自身管理能力有条件的沿边城商行，给予准出政策支持，支持其以子行的方式设立境外合资法人机构。事实上，周边毗邻国家的经济体量一般偏小，沿边城商行以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为核心的“走出去”，与前几年在国内的跨省经营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则是参与国家战略，履行社会责任；后者则是出于商业行为，利益驱动。以老挝为例，2015年其GDP约为128亿美元，大体只相当于地处西南边陲云南省一个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地级市的经济总量，富滇银行在老设立机构，其经济效益尚不及省内分行水平高。同时，这些国家因其本身金融总量小、银行机构的风险波及面有限，新进入银行机构的风险一般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金融前沿论文篇（6）

沿淮城市群按照《沿淮城市群规划》包括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6个市和六安市的霍邱县、寿县，国土面积4.5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1/3，2011年末总人口3191万人，占全省的49%，是安徽省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粮食主产区。其中“两淮一蚌”三市，国土面积1.1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90万人，是省“十一五”规划中的重点发展地区。

近年来，随着沿淮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其在沿淮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也渐渐显现。沿淮居民个人金融、持家理财等有关家庭金融理论与行为的研究对科学有效指导沿淮家庭金融活动，促使家庭经济及各项事业活动的正常开展，都是有益的。对促进沿淮城市群金融部门的业务拓展和提高沿淮金融服务的质量有着积极作用；对合理引导沿淮家庭金融资产的投向和搞好沿淮城市群产业结构调整，刺激内需，寻找沿淮城市群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沿淮城市群家庭金融现状分析

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微观主体，是政府政策的最终受众。资产配置、借款、贷款、保险、消费、投资等需求，以及家庭对经济变化的反应等家庭的金融行为，都对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有很大影响。金融，概括地说，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具体地说，凡货币及货币资金的收付货币资金的借贷、债券和股票的发行、转让以及外汇的买卖等，都属于金融活动。所谓家庭金融活动，主要是指家庭个人将其家庭金融资产，诸如存款和现金等，用于储蓄、信贷或投资于股票债券以及保险等方面的活动。沿淮城市群家庭金融的相关数据直观反应了沿淮家庭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行为决策，对于沿淮各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1.沿淮城市群家庭储蓄及住房现状

沿淮城市群居民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的大多家庭中，其储蓄率相对较高，其储蓄占当年总储蓄份额大。大量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储蓄几乎没有。由此可知，安徽沿淮城市群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在于没有足够的收入。

近几年，城市家庭第一套住房价值不断攀升，而成本价格平均较低；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城市家庭第二套住房成本价格较第一套略高。因此，城市住房收益可观。而非农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占家庭总债务的一半左右；农业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占家庭总债务的约三分之一。户主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家庭负担最重，贷款总额平均为家庭年收入的多倍。

2.沿淮城市群家庭投资及资产现状

据统计数据反映，沿淮股票投资中盈利的家庭约占三成；盈亏平衡的家庭约占两成；亏损的家庭比例占一半。在股市中没有盈利的炒股家庭高达八成，炒股赚钱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呈增加的态势。沿淮家庭对衍生品市场参与率极低，不到一个百分点；家庭对金融理财产品市场参与率为较衍生品高。这与安徽省衍生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现实基本吻合。

沿淮家庭资产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一成多，非金融资产占九成左右。沿淮家庭负债中，总体资产负债率为不高，农村家庭负债较重。沿淮家庭财富净值平均水平农村较城市低。

3.沿淮城市群家庭养老保障及教育现状

沿淮居民中近一半无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障。退休后养老金收入：总体月平均不足一千元；城市月平均不足两千元；农村月平均不足两百元。据调查，安徽沿淮城市群中“80后”有初中以下比例仅不足一成，而大学毕业比例则高达并稳定在两成。沿淮居民中大学教育及硕士生教育回报显著。本科学历收入是大专或高职学历的两倍，硕士学历收入则为本科学历的两倍，而博士学历收入则只有硕士学历的七成。另外，近几年受“留学热”影响，到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沿淮公民重要选择之一。

二、安徽沿淮城市群家庭金融的对策研究

1.整合各项目标规划，加强对金融投资的认识

从大体情况上看，对沿淮家庭中金融资产进行管理的核心目标是抵御通货膨胀的风险，完成家庭规划中的教育、投资、保险和债务目标，实现资产保值和适度增长。沿淮家庭投资者在金融投资之前，务必加强对沿淮家庭金融投资风险方面知识的认识和了解。

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有资本、价格、市场、利率、汇率等多种表现形式，投资者个人风险、专业理财机构运作风险等也是不可忽视的。沿淮居民可以在综合这些因素的基础上考虑，以此完善规划目标。对于沿淮初级投资者，在未来选择投资的品种和投资机构等，认识和理性地看待这些风险是必要的。思考冷静，理性判断，增强意识，从而促使安徽沿淮城市群金融投资质量的提高。

2.制定合适投资策略，理性选择投资品种

沿淮居民家庭金融投资要掌握关键的投资操作要领，具体以家庭收入水平、结构等实际情况为基础。对金融投资方式、风险、产品等进行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再制定可行的投资方案和正确的策略。要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投资问题，摸索合适自己家庭情况的投资策略并谨慎执行，在对投资业务逐渐熟练的情况下可以适度以扩大投资范围、规模为途径提高投资的效益。

在家庭金融投资过程中，银行的理财品种风险越大往往潜在的收益也越高，相反投资风险较低的收益也会较低，投资风险必然存在，所以沿淮居民投资者投资前要先明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免出现超过家庭承受能力的损失，给沿淮家庭经济生活带来不良影响。

3.规范政府干预行为，形成合理市场机制

事实上，金融市场在政府的过度干预下会消极发展。为解决沿淮家庭金融发展缓慢的问题是政府培育股票市场的动机之一，必须靠沿淮各政府去引导居民进行投资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这样最终会导致金融资源难以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金融商品价格大幅度变化，沿淮家庭金融市场自我调控机制失灵。

由于安徽沿淮城市群家庭金融较晚起步，未形成完善机制，还需要通过政府行为去引导和推动市场配置的积极因素。沿淮股市市场中缺乏中间因素来发挥市场优越性时。沿淮各政府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和减少税收的方法来吸引这样一些因素的流入，从而帮助家庭金融市场机制的形成。以促进沿淮家庭金融的健康发展，为安徽沿淮城市群的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和扎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柴效武.家庭经济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金融前沿论文篇（7）

法国著名 历史 学家D.芒图在其名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就写道，对外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酵母”；20世纪30年代D.H.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更具说服力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亚洲四小龙相继提出并成功实施了“贸易立国”的经济 发展战略 ，最终都实现了经济腾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保持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极大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中国正在日本、亚洲四小曾经走过的“光辉之路”上疾步前行。

然而我国的外贸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严重，集中体现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外贸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外贸发展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究其原因，固然有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科技水平、金融环境、政府政策等贸易环境“软”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青岛市与武汉市外贸竞争环境因素--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从中找到两市乃至不同区域间外贸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的部分根源并提出建议，希望以此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1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是指城市中直接为维护城市生产与生活正常秩序和保证城市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的设施，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 投资 者在进行国际投资和实施 国际贸易 时，东道国基础设施竞争力一直以来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青岛市2004年被评为“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获“企业家满意奖”，2005年青岛市又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通过比较青岛市和武汉市在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建设分项数据和排名可以清楚看到，除了个别项目外，青岛市在人均城建资金、燃气普及率、人均道路面积、污水处理率、人均 公共 绿地面积等绝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分项上都要好于内陆城市武汉市。由于世界贸易和现代物流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货物周转的高效性，一国或地区的 交通 运输 条件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地选择的重要考虑因子，进而在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较两市的交通运输条件同样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客运量、货运量或是货运周转量比较来看，青岛市总体上都要高于武汉市。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青岛市的城市基础建设要好于武汉市，而且优势较为明显，尤其是在交通运输上。究其原因，除了自身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外，武汉市在城市基础建设的规划和 管理 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一）重视建设过程管理，轻视运营和养护管理。（二）目前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的系统过于分散，协调能力不强。（三）投资主体单一， 融资 渠道较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四）市政建设规划滞后。（五）管理和维护 成本 偏高。（六）市政工程形成城市资产的比例不高，已形成城市资产的市政设施有没有盘活。（七）政府 债务 风险日益突出。

2 科技和 人力 资源

在激烈的国际 市场 竞争中，表面上看是产业、产品之间的竞争，而实质上是科技和人才之间的竞争。世界 经济 巨人比尔·盖茨曾说过：“给我20个优秀人才，我将再造一个微软。” 跨国公司 作为国际 投资 的主体，他们在选择投资地时，除了考虑基础设施条件之外，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源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一国或地区若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将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砝码。

武汉市作为 历史 文化 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浓厚，人才众多，尽管在经济发展上与青岛市等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人力资源上特别是高等人才上拥有优势，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武汉市今后应保持在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等 教育 上的良好机制和势头，将人力资源上的优势转化为生产力，形成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早日实现城市经济的腾飞。而青岛市作为沿海城市，尽管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达程度上要好于武汉市，但是由于城市历史较短，科学、教育和文化系统不如武汉市等内陆城市完善。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如今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已形成较为明显的互动效应，因此青岛市等沿海城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科技竞争力也在加速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也在提高，青岛市与武汉市在科技和人力资源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3 金融 支持体系

对外贸易运行是贸易商品运行与贸易资金运行的有机统一，这就决定了对外贸易与金融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对外贸易是贸易 金融发展 的基础，而金融又通过汇率机制、结算机制、 融资 机制和避险机制影响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都十分注重发挥金融的各项功能，围绕对外贸易 发展战略 不断完善贸易金融政策、产品和服务体系。

现代金融活动与地区经济和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传统的银行金融市场还是新兴的非银行金融市场，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发展现状都要明显好于武汉市等内陆省市，而良好的金融支持体系又进一步促进了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外贸发展和经济增长，使沿海省市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地区经济的增长进入“良性循环”机制。

4 对策建议

面对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和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在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等外贸竞争 环境 因素上的现状和差距，为了缩小差距，扬长避短，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协调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贸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无论对于沿海省市，还是内陆省市，基础设施对于外贸增长都具有重要作用，建议各地政府应当把基础设施的投入作为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差，而基础设施对于中西部内陆省市外贸增长和整体 经济 增长的带动作用又处于“上升期”，因此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应当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科学 管理 有效促进内陆省份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吸引外资和促进外贸发展创造条件。

4.2建立和完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体系，切实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

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技水平和 人力 资本对于地区外贸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与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相比，武汉市等内陆省市在科技和 人力资源 上并不占劣势，很多内陆城市拥有良好的科教系统和人力资源培养机制，也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但应用于生产实际的成果比例偏低，难以将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为生产力。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之间科技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部分沿海省市并没有表现出跟自身经济发展程度相称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大科技投入，夯实科教基础，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和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改造升级，提高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3促进沿海省市和内陆省市 金融 市场 互动发展，为外贸发展提供良好支持。

由于金融活动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青岛市等沿海城市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活跃的企业活动直接促进了自身金融市场的繁荣，资金“逐利”的天性还使得内陆省市有限的的资金不断流向沿海省市，进一步加剧了两地省市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为了使资金的单向流动逐渐演变为双向流动，促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金融市场的互动发展，除了国家 财政 支持和宏观政策引导外，企业作为 投资 主体将在未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把“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契机，在“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过程中引导东部企业和金融业到中西部投资和设立分支机构，促进内陆省市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为内陆省市的外贸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 环境 。

4.4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努力发展“特色贸易”。

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就具有鲜明的特色：青岛依山傍海的 地理 位置时期形成了港口、 旅游 、海洋等“特色产业”。青岛港是中国第一大国际集装箱中转港，在当前世界贸易越来越强调物流效率和周转速度的情况下，青岛市应该充分利用其港口优势，为其外贸发展提供良好的 运输 条件。同时青岛市还是名副其实的“海洋科技城”，海洋产业总产值接近全国的1/10。青岛市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掘海洋产业的潜力，将海洋产业优势与对外贸易很好的结合起来。内陆城市同样具有自身的自然优势，内陆城市 历史 悠久、 文化 底蕴深厚，因此应在开发利用城市历史文化上下功夫。通过发展深层次、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产业作为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知名度，扩大对外开放度和加大对外交流的“纽带”。

参考文献:

金融前沿论文篇（8）

一、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发展面临资金短缺

1、资金短缺是北部湾（广西）经济区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东部地区的自我积累能力不断增强，而广西沿海地区的积累率和资金自筹能力则相对下降。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该区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地方投入和银行贷款组成。如：北海银滩、中石油钦州炼油、沿海港口等重点项目的建设都主要是由政府转移支付所支持的。同时还有，政府为实施沿海三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比较多的经费支持，2006年沿海基础设施大会战一期累计完成投资49亿元，二期26个项目全面启动建设，还继续从预算经费中抽取经费投入到钦州工业园区、防城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钦州港10万吨级航道扩建工程，防城港20万吨级泊位及配套15万吨级航道工程等等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可看出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建设的投资渠道狭窄、单一，资金来源少，严重阻碍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导致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率很低。其后果是：银行存款增长率下降，对企业的信贷资金支持能力减弱。同时，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低，民间投资自然受到抑制。

第三，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北部湾（广西）区的资本市场无论是在市场规模、经济证券化水平、还是市场融资能力、市场成熟程度以及组织的形式等方面都远远低于其他沿海地区的平均水平。整个广西沿海地区的证券经营机构规模小、数量少，截至2007年1月15日，北海、防城港和钦州三个沿海城市仅北海有4家上市公司。如此情况下，容易造成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由于资本市场体系的不健全，造成其融资能力不强，不能充分吸收民间闲散资本，自我积累能力差，资金不足，市场占有率偏低，严重削弱了沿海地区企业的发展潜力。

2、利用外资不足

广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地区知名度均比不上其他沿海地区，因而未能充分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不够。2005年广西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3.79亿美元，同一年里广东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3.64亿美元，仅是广东省的3.065%。在利用外资方面和其他地区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已具有的各种优势条件下，未能充分利用其地区优势来吸引外商投资，而且外商投资的资金到位率还不高，如2005年南宁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31704万美元，最后实际投入金额为8578万美元，占27.06%不到总投资额的50%，这些都限制着该区吸引外资的进入。

3、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不善，效率比较低

2005年,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562.95亿元,占全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1.82%，仅比2003年增长了1.67%。可见,该区的资金投入比例较小，增加幅度有限,资本自我发展能力比较薄弱,相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也很微薄,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大局的高涨。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南宁，2005年数据显示，南宁地区社会资产投资额为362.9亿元，占沿海的64.46%。固定资产投资远远不能够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因此发展资金不足是北部湾（广西）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4、北部湾（广西）经济区资金外流严重

与其他沿海地区相比，东部沿海地区金融体系较为完善，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直接融资的能力较强，资本的自由流动更倾向于流向东部。北部湾（广西）经济区是尚未充分开发的沿海地区，该区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差，投资回报率低，不仅难以吸引外部资金，已有的资金也大量外流。在东部区位条件、优惠政策和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东部将会通过银行间拆借、横向投资和股票交易等多种方式把投资回报率低的地区相当一部分资金吸引过来，这无疑是使得该区的资金短缺的更加的雪上加霜。

随着中越“两廊一圈”的构建、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合作新格局的提出，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发展面临着一些有利条件和良好机遇。

第一，面临着中央财政可能加大对其进行财政资金投入的机遇。目前，按照规范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思路，中央将会加大中央财政对西部省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属于西部地区，西部省区所享有的一切政策优势该区也应当可以享有。

第二，面临着金融支持力度加大的机遇。随着地方商业银行的规范设立，外资银行的逐渐进入以及金融创新、金融工具多样化和金融手段的灵活性的提高，将有利于拓宽该区的融资渠道，加速资金的自由流动，从而大大提高金融资金对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支持力度。

第三，面临着加快对外开放的机遇。北部湾（广西）经济区既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又是促进中国东盟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基地，是我国对外开放、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和前沿，中国―东盟区域合作、“两廊―圈”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区域合作，给该区带来良好机遇。

总之，北部湾（广西）经济区机遇叠加，必须充分把握这些机遇，把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快自身的改革步伐，积极培育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有效地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二、多渠道融资，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经济发展速度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尽管技术、劳动力、资源、资本等全部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资本是劳动力和技术因素发展和推广的重要条件，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助推器”。因此，要加大广西沿海地区经济发快速发展，就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增加资金支持可通过如下途径。

1、继续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

（1）争取加大中央政府对沿海地区经济的政府转移支付。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教育发育，都需要国家财政支持。自治区政府投入巨大的财政支付支持沿海地区重大项目工作，对以后沿海三市的发展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2）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继续推行，国债也将进一步增发。为支持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发展，新增国债资金可考虑进一步向该区倾斜，用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贴息等方面。同时中央政府还可以结合当前的投融资体制，针对城市建设任务繁重而资金短缺的现实，考虑在全国发行国债，筹集资金专门用于支持该地区发展。

2、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增强金融市场功能

（1）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仅仅靠政府财政的投入无法满足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实现多元化投资首先,要推动大中型企业到主板市场上市融资。对有潜力、有市场的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并购等方式,帮助其创造条件上市。其次,鼓励和扶持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创业板市场上市融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开发适合小企业特点的服务种类和金融产品,帮助小企业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信用文化,扶持小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

（2）允许地区银行独立发行地区金融产业债券，或考虑由金融机构牵头组建产业投资基金、投融资公司等形成新的融资方式，吸引民间闲散的资金从而有利于把地方开发的积极性与发展战略协调起来，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不仅实现了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且防范和化解了金融风险。

（3）加快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业的生命源泉，也是活跃金融市场的关键。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小额担保信贷、抵押贷款、按揭贷款，信用证、信用卡、银行卡开放式基金、股权证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工具创新。积极探索开发新品种，鼓励开办跨市场金融工具,积极提供中小企业创新服务。对环北部湾的能源、交通、海洋、旅游和环保等重大项目,提供以中长期项目融资为主的开发性金融服务,更持久地支持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金融支持的力度

（1）增加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改变过分“惜贷”的局面，对于具有竞争潜力和赢利能力的产业和企业，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可增加对它们的贷款投入。不能单纯为防范风险而无所作为，而要对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论证，及时发放贷款，满足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使企业脱离困境。同时，国家政策性银行也应在政策性信贷方面增加对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投资，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功能，用于支持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

（2）改善沿海地区农村信用社信贷服务手段、信贷方式以达到扩大信贷支农领域的目标。农村信用社具有群众性、灵活性、民主性，因此能够深入乡村、贴近农民，可满足农业和农村低层次的中小企业的小额资金需求。广西沿海地区近几年来农业生产总量增长虽然较快，但是农业产品化商品化的程度比较低，农村资金投入不足。要加快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的发展，就应结合农村信用社的优点，按照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不断调整服务方式和内容，积极发展自身优势，以强有力的信贷手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3）积极筹建专门的区域性金融机构。目前广西只有南宁、桂林、柳州有城市商业银行，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放松管制，加快审批沿海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建立。同时为推进地区经济的开放开发，在国家发展战略指导下，要抓紧组建北部湾发展银行，发展多种形式的地方金融机构，使其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发展需要。

4、充分利用外资

为了提高北部湾（广西）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要积极实施“引进来”策略,采取多种渠道，积极利用外资。一是制订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前来设立分支机构或投资入股境内金融机构；同时加强与发达省份的交流与合作,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前来开设分支机构。二是大力吸引外商来进行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 广西年鉴社：《广西统计年鉴，2006》。

[2] 汪涛：《西部开发中资金支持问题的对策研究》，《软科学》2004，02。

[3] 甘时勤：《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支持》，四川人民出版社。

[4] 韦善豪：《广西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水土保持研究》2002，03。

金融前沿论文篇（9）

目前，除上海建设国际性金融中心外，中国很多中心城市根据其特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大都提出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但是，将建设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际性金融中心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以国家出台的文件加以明确的，除上海外，只有昆明。在国发〔2011〕11号文件中，提出了明确支持加快建设昆明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云南成为第一个国发文件明确支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创造了全国第一。

全国第一 定位独特

云南成为惟一由国务院正式发文明确支持建设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相对于全国各特定经济区域的定位，云南省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与经济优势，遵循区域化、差异化、国际化的原则，基本具备建设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基础与条件。2011年，国务院正式下发《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把昆明建成“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到目前为止，云南省成为惟一由国务院正式发文明确定位并支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云南获得了国家支持地方区域发展和推进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权威的政策支持。这充分说明国家把云南发展放到了全国乃至全球大格局中定位谋划，也凸显了云南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格局中的新地位，是对“云南沿边开发开放、区域发展、人民币周边区域国际化”三大战略的充分肯定和极大支持。

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突出云南沿边金融开放的泛亚国际特色。值得注意的是，近一段时期以来，某些西部城市，如西安、成都、重庆等，都提出了在未来五年基本建成西部金融中心的计划目标。相对于这些西部省区而言，云南则处于泛亚区域合作的中心地带，是面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南欧和非洲五大区域开放并通向两洋的前沿大通道，是人民币向南由区域走向全球国际化的便捷路径。

独特的地理、地缘、地域及人文历史等重大优势，使云南具备构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和条件。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获得国家层面政策支持的最高待遇，从区域范围来讲，既不同于全国其他立足本区域的金融中心建设，也不同于面向西部的金融中心建设，它不是地方内陆性的，而是跳出区域走向世界、走向国际的，它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是面向东南亚、南亚，立足泛亚国际视野走向全球国际化，突出了沿边金融对外开放的特色特点。从功能设计上讲，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也不同于其他地区，它走的是差异化发展道路，除了金融中心的一般业务外，特别突出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周边货币与人民币直接交易及离岸人民币业务这三大独具特色的优势；同时，在国家桥头堡战略实施和云南跨越发展的历史新时期，立足云南沿边，着眼中国西南，面向亚洲西南，放眼泛亚，放大沿边区位优势，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深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对外开放，做大做优金融、做强做活经济，走出一条符合云南实际的金融沿边对外开放特色发展之路。

昆明之优势和特色

地利： 云南独特的地理地域地缘区位优势，具备对外国际多边区域开放合作的条件。在地理上，云南是亚洲的经济地理中心，是亚洲五小时航空圈的中心；地域上处于东盟“10+1”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圈、泛珠三角次区域经济合作圈三圈交汇点；地缘上，边境线长达4060多公里，有8个边境州（市）的25个边境县与越南、老挝、缅甸3个国家的6个省（邦）32个县（市）接壤，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沿边经济合作带”，是促进沿边大开发大开放的前沿阵地，在亚欧大陆的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云南北依广袤的亚洲大陆，南临辽阔的印度洋及太平洋，向东可与珠三角、长三角相连，向北可通向四川和中国中西部腹地，向南可通过建设中的泛亚铁路东、中、西三线直达河内、曼谷、新加坡和仰光，向西可经缅甸皎漂、孟加拉吉大港沟通印度洋，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南欧、非洲的门户。云南完全有条件彰显其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发挥拥有33.6亿人口的中国及东南亚、南亚三大市场结合部优势，积极推进沿边大开发、大开放，成为这一地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把云南建成中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中国沿边开放的试验区及西部地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区。

人和：独特的区位造就云南天然丰富的人文资源发展要素。在东南亚、南亚集聚了全球70%的华商和90%的华商资本，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金融业、贸易与制造业。东南亚、南亚的华人，华商资本和华人金融企业，仍然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的重点，也为昆明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助于培育西部特色优势产业，实现云南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局的全面升级，加快云南跨域发展的速度，成为云南沿边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桥头堡建设的重要引擎。

云南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与泛亚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形成对邻近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的地区和中心，实现中国及东南亚、南亚三大市场的结合，从经济上共同分享东南亚、南亚乃至更远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并从自利竞争性对外开放转变为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坚持以自己的发展来促进对方发展的共赢策略，让对方在共同发展中受益，互惠互利。

天时：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成为助推云南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云南跨越发展的新时期，正面临国家桥头堡建设、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沿边开发开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国际大通道建设、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资结算试点构成立体全方位的六大历史政策机遇。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世界要看中国，中国应看西部，西部还是要看云南，云南正从中国经济边缘的后方变为经济活跃的前沿，正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中国向上、人民币向南”的人民币周边区域国际化战略，彰显了人民币走向全球国际化的重点突破口在云南与东南亚和南亚所形成的独特地缘。目前，人民币已成为越南、缅甸、老挝等周边国家居民广受欢迎的“民间储备货币”。2009年7月起以来，云南省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累计突破370亿元。2011年6月和12月，人民币对老挝基普和泰铢在银行间直接挂牌的区域外汇交易相继在云南省成功推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双向投资累计近8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人民币区域国际化在东南亚、南亚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人民币周边、区域、泛亚和全球国际化路线图也更加清晰，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随着中国影响力在东南亚、南亚的全面提升，这些都成为建设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难得的发展机遇。

强力争取中央支持

强力推动形成国家区域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层面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基本定位。2009年12月以来，昆明市着手开展“两强一堡”课题研究，笔者时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并担任课题组组长，完成《昆明市在云南省“两强一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功能定位课题研究》报告，形成《关于加快“龙头、枢纽、国际化门户和桥头堡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报省政府申请纳入国家“桥头堡”战略实施方案。该实施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的概念。

2010年2月，笔者与当时的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行长杨小平同志共同策划商定，由昆明市政府与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联合并牵头相关金融机构，开展《关于建立昆明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课题研究并形成报告，3月，云南省政府依此向人民银行总行上报《关于转报昆明市建设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实施意见的函》，人民银行于同年6月25日以（银函〔2010〕85号）文件正式函复予以支持和指导，昆明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于2010年7月27日成功揭牌并正式启动建设。

2010年3月以来，笔者先后6次率云南省市金融工作小组赴京，向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国家发改委地区司、财金司和及中财办经贸局等部门汇报沟通云南省和昆明市建设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的设想、思路、工作方案以及可行性的优势条件，得到了人民银行和国家发改委的积极回应。经过多方面努力， 2011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中第23条明确提出，支持把昆明建成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上升到国家沿边开放、区域发展和人民币周边区域国际化战略来统筹谋划的发展层面。

务实求理探索昆明泛亚金融服务中心建设的战略目标与实施框架。昆明泛亚金融服务中心是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最终目的，也是云南金融长远发展战略的目标。可以预见，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完善构建，将是昆明泛亚金融服务中心有效建成之时。为及时给昆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争取中央金融部门更大的政策倾斜支持，2010年5月以来，笔者依托云南财经大学和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组成课题研究小组，专题研究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及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总结区域性金融中心发展规律和建设经验。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研，研究小组于2011年7月取得了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昆明泛亚金融服务中心建设蓝皮书—战略目标与实施框架》研究成果。“蓝皮书”结合昆明城市功能定位，具体论证昆明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基础与条件，及其功能定位和发展内涵，提出发展的构想、建设的目标阶段及步骤，并详细提出建设的对策建议。研究课题从金融理论的高度、加快推进的速度、发展内涵的深度，为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规划发展指引。

形成加快推进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为大力提升云南金融业支撑服务能力， 加快推进昆明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效推动云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积极争取国家金融政策倾斜优惠、创新突破，先行先试，云南省金融办研究起草了《关于加快推进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见》，通过第七次全省金融部门联席会议审核，并经云南省政府第87次常务会研究通过正式下发实施。文件突显了建设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特色优势和重大机遇，进一步明确金融中心建设发展机遇、基本定位、发展思路和阶段性目标，重点围绕金融服务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创新发展环境、金融发展路径、金融人才建设及相应的支持与保障等提出实施意见，并对这些意见提出具体执行方案。

系列文件的出台贯彻将有力督促昆明加快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规划建设，快速出台发展金融的系列优惠政策，真正落实省市联动工作机制，强力推动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形成实现云南金融跨越发展的强大合力。

规划建设昆明泛亚金融产业中心园区。2011年4月29日，昆明泛亚金融产业中心园区（以下简称金产区）正式启动建设。金产区位于昆明市西山区行政辖区，规划用地2229亩，是金融机构高度聚集，集金融管理、金融创新、产品研发、信息交流、人才培养等功能为一体，具有较强吸纳和辐射功能的金融产业核心区。金产区发展遵循引导机构聚集、鼓励管理聚集、实现信息集中、促进人才聚集的思路，制定近期中期远期发展规划目标，地理空间布局上规划形成“一核、两片、三区”。坚持产业发展的国际化视野、差异化定位和特色化建设理念，努力打造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总部基地、后台服务基地与金融服务外包基地、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心、人民币与周边货币外汇交易中心、区域性投融资中心、区域性要素交易中心、泛亚金融信息中心、金融配套服务中心等，成为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具有综合竞争力、对外辐射力、高度影响力新园区。

各项金融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一是以人民币为主体的周边货币外汇交易中心建设在全国率先取得新突破。人民币对老挝基普和泰铢银行间市场区域外汇交易成功推出，使云南成为中国首例人民币对非主要国际储备货币银行间市场的交易区域。

二是金融招商及对外开发取得新突破。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通过与银监会、云南银监局等上门沟通、发函的方式，在两个月时间内，协调完成东亚（中国）银行在昆明开设分行获批筹建，使之成为云南省第五家外资银行。渣打银行、花旗银行、星展银行、马来银行、东京海上、日本生命、瑞士再保等境外金融机构也已致函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意向落户昆明。富滇银行作为全国首家城商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三是保险金融机构资金应用取得新突破。项目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已入库超过100项；成功设立全国首个债权投资计划50亿元落地云南；中国平安集团设立西双版纳金融资产商品交易所已开始运营；总投资额达100亿元的3项债权投资计划已进入企业投资审批程序或及中国保监会备案程序。

四是股权投资基金超常规发展取得从无到有的新突破。2011年落户云南的各类股权投资类企业目前已达41家，协议募集资金超过350亿元，已落地36亿。

金融前沿论文篇（10）

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大力推进沿海地区开发开放，加快培养沿海经济隆起带，是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盛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同时，要坚持沿海与腹地互动，统筹推进沿海经济隆起带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形成协调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此战略目标的提出是基于对河北省发展形势、自身特点的正确判断而提出的新思路、新目标、新举措，是打造具有“实力、活力、竞争力”的沿海经济发展强省的强大引擎[1]。同时，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是遵循生产力布局规律的必然选择。自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伴随生产力的发展，沿海逐渐成为生产力布局的重点区域。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是推动全国经济实现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全国角度看，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的崛起是平衡河北东部沿海区域发展水平，实现布局合理化，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是带动河北省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所在。综上所述，打造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是建设沿海经济强省的突破口。

资金的支持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资金主要来源于：金融机构贷；财政支出；外商投资；民间投资； 证券融资等。资本市场融资使资金流行高效企业，此外，外资和自筹资金的效率是无需担心的，政府预算也不会成为影响地区资金效率的主要原因，因此，资本市场融资的关键所在是银行体系的信贷[2]。这也为我省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提供了重要思路——金融支持。

二、金融支持促进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经济增长面临的机遇与困难

（一）金融支持促进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经济增长面临的机遇

1.政策的出台提供强有力支持

（1）在政策上，河北省处于发展金融业最好时期，石家庄出台了《关于支持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并提出打造“总部金融的战略构想”，同时先后出台了相关文件，如：《河北金融业发展规划（2009—2013）》、《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建议》等，如此政策优惠环境前所未有[4]。正当时机，伴随着打造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的口号的提出，金融业的发展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大力展开。

（2）环渤海区域合作和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大趋势，我省金融发展的相对趋势正在逐步优化，并具备一定的竞争力，2009年在廊坊举行的5.18经贸洽谈会上就曾经吸引了22家知名金融机构，140多位金融领域高管来考察洽谈项目。2010年在唐山曹妃甸工业区也举办了大型的人才洽谈会，为我省沿海工业区吸引了大量的金融人才。从而为我省沿海经济隆起带提供了金融支持的便利条件。

2.河北沿海地区工业化的加快推进，为金融支持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河北省沿海地区紧邻渤海湾，境内有秦皇岛港、唐山港（包括京唐港区、曹妃甸港区）和黄驊港。唐山港曹妃甸工业区将发展高质量钢铁，装备、制造、化工、物流等临港产业，建成“科学发展示范区”,以黄骅为依托的沧州渤海新区将重点发展化工、物流临港产业；而秦皇岛临港经济区将重点发展高新技术、装备制造、食品加工、滨海旅游等产业，成为环渤海经济带的新亮点[4]。各大港口高新产业的高速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大力支持，这就为金融支持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支持促进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

1.金融组织机构不健全

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需要有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组织。壤括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地区在内的唐山、秦皇岛、沧州三市的金融机构单一，且分布不均，主要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民营金融机构少，几乎没有外资银行。而其他沿海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组成结构上都明显高于河北沿海地区，而仅靠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少数几个民营金融机构难以满足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2.金融创新不足

与金融机构的单一性相伴随的往往就是金融创新不足。在河北沿海地区金融交易除了通用纸币外主要是存款、货款、结算凭证等信用工具。股票、债券、商业票据等金融工具在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过低。如期货、期权合约等高级金融工具更是罕见。例如，在东部发达沿海地区广泛使用的结算方式—商业票据，在河北沿海地区使用就是少之又少。更如票据贴现、转贴现、再贴现就更是寥寥无几了。综上，河北沿海地区的金融创新不足就直接预示着该地区金融体系提供的金融服务种类有限。这些悠闲地服务会削弱投资增长的潜力—储蓄，影响沿海经济隆起带金融支持促进经济增长的力度。

三、金融支持促进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经济增长的对策

（一）优化、组合区域金融机构促进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经济发展

为使区域金融业更好发挥自身优势，重新优化组合金融资源，并在高竞争体系下健康发展，金融机构正面临着并购，或者被并购的局面。在河北省沿海地区乃至整个河北省域内，无论是继续壮大的商业银行还是鼓励股份、外资银行的发展，并购为一条有效途径。同时，这样可以大大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更好的促进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二）促进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的金融创新

1.金融业务创新

区域金融创新是区域金融机构发展的与源泉动力，如下图为金融业务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2.金融人才创新

人才是任何产业的无形资产，是竞争的关键，金融产业尤为如此。拥有丰富的知识能源并能够运用好这些资源，便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河北沿海地区要尽快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人才吸引、开发、培养、激励和保全的人才战略，实行公平竞争的员工聘用制度；人尽其才的岗位调配制度；任人唯贤的干部聘用制度，最大限度的发挥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要积极向各地招揽金融人才，为金融创新注入新血液；带来新产品；灌输新理念，使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的金融产业实现吐故纳新；不断完善自我，加速金融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