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加学生的生活阅历
调查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由于个人生活经历有限，对文学作品背景又缺乏了解，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他们的“期待视野”就变得非常狭小，阅读活动能够唤起的自身储备也相对有限，对作品的解读往往只限于文字，以及文字派生出的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形象，而对作品更深的思考和鉴赏则难以完成。可见，大学生生活阅历不足是阻碍其有效鉴赏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教师应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以此拓宽他们的期待视野，提高其文学作品鉴赏能力。一方面，教师应倡导学生走进社会，在真实的社会中感受世界、认知世界，获得更加丰富的人生阅历。这需要高等院校增加实践教学活动，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建构知识、获得能力，并增加学生的人生阅历。同时，大学语文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节假日或空闲时间，通过校外兼职或外出旅游等方式增加人生阅历。另一方面，大学语文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学生讲解文学作品背景，或者利用情景化教学方法，在特定情景中，启发学生感悟作者的人生经历，让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增加人生阅历。
（二）增加学生的文学底蕴
要拓宽学生的期待视野，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增加文学底蕴，让学生在鉴赏大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提高文学作品鉴赏能力，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表述、图像描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鉴赏。同时，增加学生的文学底蕴，也是增加学生人生经历的又一途径，对拓宽学生的期待视野有极大促进作用。这就需要大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进行有效改革，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通过有效的课外阅读积累文学底蕴。同时，引导学生了解文学作品相关背景，深入分析作品内涵。
二、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
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是文学作品鉴赏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学生的人生经历和阅历不同，阅读的侧重点也不同，因此，对文学作品鉴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现代现象学美学大师茵伽尔顿提出了未定点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只能提出种种图式化景象，这种图式中有许多未定点，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挥想象并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对茵伽尔顿的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字只是作者描绘图像的工具，塑造的情景和图像是不可控、未定的。不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想象构造的不同图像决定了鉴赏角度、鉴赏结果不同。进一步说，正是因为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决定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看法，即学生将文学作品鉴赏中的未定点不断放大。因此，在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教学中，教师必须正视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达到切实提高学生鉴赏能力的目标。
（一）鉴赏目标不一致性
根据实践调查研究，在传统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中，大部分教师忽视了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制定教学目标时趋于统一化。简单地说，教师试图引导学生对不同的文学作品进行统一鉴赏，使学生对作品思想感情的理解不够准确。未定点理论表明，可知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未定点，会使学生对文学作品、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感情有不同看法，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决定了其对文学作品鉴赏目标的不一致性。因此，在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教学中，教师首先必须正视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正确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进而得到不同的鉴赏结果。例如，在鉴赏《项链》这篇课文时，教师不能对学生的鉴赏角度做出硬性要求，而应该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文学底蕴形成期待视野，进而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和鉴赏。部分学生可能会看到路瓦裁夫人一夜风光之后的辛酸生活，并对之产生同情，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的愤恨；另一部分学生可能会看到路瓦裁夫人朋友背后的故事，他们认为这个朋友早已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却因为贪恋财富而将事情真相隐瞒。出现这两种不同看法的原因就在于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此时，教师不应对学生的鉴赏做出简单评判，而应结合学生的人生阅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之学生进行适当引导，尊重不同学生的鉴赏结果，帮助学生在文学作品的鉴赏中发挥主体性。
（二）引导学生进行交流和讨论
鉴赏文学作品离不开交流与讨论，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对自己的鉴赏结果进行提炼和升华。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鉴赏大学语文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积极交流和讨论。首先，交流与讨论能够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尊重了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其次，通过交流与讨论，学生能够在聆听他人看法的过程中将自己的鉴赏角度、鉴赏方法与他人进行对比，进而提高自身的鉴赏能力。总的来说，通过引导学生交流和讨论，能够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在交流过程中调节自己的鉴赏角度，使学生更好地将文学作品中的未定点进行具体化，进而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三、运用情景化教学法
1.树立榜样
教师不时向学生介绍热爱读书的名人名家，点燃他们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激情；教师率先投入到阅读活动中，经常与学生分享阅读的快乐；在学生身边树立可以亲近、便于模仿的典型来激励全体学生。
2.赏析片段
教师选择古典文学作品中益智、有趣且符合少儿年龄、心理特点的故事或精彩片段，通过有声有色的讲述或朗读，以激发学生对文章或整本书的阅读兴趣。
3.悬念引趣
教师可以抛出一些与原著有关的问题来引导学生参与阅读，也可以利用故事中的精彩情节、感人画面设置悬念，激发学生阅读探究的好奇心。
4.活动激趣
学生天动，丰富多彩的活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阅读的兴趣，维持阅读的热情，让学生在活动中阅读，在阅读中收获。
5.展示成果
定期安排学生展示自己的课外阅读成果，使他们产生成就感的同时相互促进，激发学生进一步阅读的动力。
二、丰富书源，提供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保障
著名学者朱永新曾说：“我希望学校的图书馆办到教室里、走廊上，学生随时可以找到想查的资料。”营造书香校园，让孩子灵动的心自由地翱翔于古诗文世界，让读书成为习惯，让学习成为乐趣，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学习氛围，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作为教育者，我们要为学生走进古典文学作品世界提供必要的保障，让学生有书可读。
1.开放学校图书室
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岗纳赞曾提出著名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其核心思想为“读者第一”。而调查中，我们痛心地看到：绝大部分农村小学图书室重藏轻用，被动服务，甚至无人服务；加上图书经费严重不足，使得学校图书室成了应付检查的摆设。因此，学校应设法增加经费投入，改善藏书质量和结构，安排专人负责，让小学生可以天天借到书，以满足他们旺盛的求知欲望。
2.建设班级图书角
由学生自带图书，并订阅包含古典文学作品的报、刊，班级进行集中管理、借阅。学生在课间就可以随时随意地看书。各班同时在班报开辟“读书角”“每周一诗”等栏目。学校还可以制定细则，评选“书香班级”，激励各班形成浓郁的读书氛围。
3.鼓励家庭购书、藏书
学校针对每个年龄段学生的阅读要求，分别向家长发放《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目推荐表》，争取家长配合，将读书活动向家庭延伸。学校定期组织家校共读交流活动，激发家长参与读书的热情，引导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开展好读书活动。
三、循序渐进，指导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方法
1.制订计划
调查显示：小学生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往往逮着一本是一本，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因而教师在教学计划中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措施来引导，对小学六年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做到长计划，短安排。
2.指导选择
调查中发现：小学生鉴别能力、免疫能力较差，不知如何选择读物。因此教师要结合课堂教学、各种节日及主题活动，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年龄特点及阅读水平的书：如古诗词，尽量选有注释和译文的；长篇古典名著，选青少年版或儿童版的；更要指导学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掌握方法
调查中，我们注意到，由于课外阅读方法指导的不到位，仅有20.3%的学生阅读古典名著“能认真抄录，偶尔写点感受与体会”，28.5%的学生“偶尔抄录自己感兴趣的句子、段落”，19.5%的学生“只是在书上写点字，划划线”，竟有31.7%的学生不做任何记录或圈点勾画。可见，大部分学生并没有掌握正确的读书方法。
（1）合理安排读书时间。学校可以统一制定读书计划，每天安排半小时，并长期坚持下去。
（2）指导学生读书要做到“眼到、心到、手到”，不懂就问，就查工具书，边读边想，适当圈划，及时记下自己的感受。
（3）掌握最基本的读书方法。①浏览性阅读。主要针对《水浒》、《三国演义》等大部头的书，教材中节选了部分古典名著的章节，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原著时，不应提过高要注，只要学生作走马观花的浏览，了解故事的大意即可。②品味型阅读。针对语言精美的古诗词，则要求学生细细品味、慢慢感悟，并通过背诵、摘抄来积淀语言，培养语感。
4.指导做读书笔记
（1）指导记录的内容
可摘录优美的词句、精彩的描写、生动的对话，可摘录名言、警句、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可摘录整篇文章，同时记下自己的感受、体会……
（2）指导记录的方法
①批注笔记。②提纲笔记。③摘录笔记。摘录好词好句。④心得笔记（读后感）。⑤撰写古诗句研究报告（苏教版国标本三年级上册就有此要求）。
（3）要根据年级的不同，逐步提高要求
例如低年级以积累词语为准，中年级已欣赏好句为主，高级年则要适当加入自己的感悟。
四、讲究策略，养成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
1.自我效能的策略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能够影响学生的任务选择、努力程度及坚持性。这一策略主要是通过自我要求、自我激励，更能使习惯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
2.及时强化的策略
心理学家有一个重要的结论：行为习惯的养成是刺激和反应之间连接的形成，其中强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以上两个策略的实施，可以实现内因与外因的互相促进，共同作用，促进学生养成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
五、活动促进，展示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成果
1.诗文表演
诗文表演形式多样，主要有三种：①诗配乐朗诵，教师播放与古诗词有联系的音乐，让学生朗读；也可以由学生自己选择配乐。②演唱古诗词，可以唱岳飞的《满江红》等已经有人谱曲的，也可以由教师配乐，指导学生演唱。③古诗词名句应用表演。古诗词不是古董，她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许多名句盛传不衰，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恰当运用古典名句，一定会为口语交际和文章增色。
2.诗文图展
利用学校橱窗展览师生的古诗词书画作品，让学生在欣赏书法的同时进行古诗词的诵读。诗配画活动可以由每个班级定期组织。
3.古典文学作品故事会
让学生把平时从中国古代神话、古代寓言、古典名著、古典通俗小说中读到的故事，以及与古诗词有关的故事在故事会上讲出来，评出若干名“故事大王”。
4.读书心得交流会
学生们交流读书方法、体会、感受，互相推荐介绍自己喜欢的古典文学作品。
六、改革评价，促使古典文学作品阅读活动良性循环
为了了解学生的古典文学作品阅读情况，促进学生认真而自觉地进行课外阅读，必须重视阅读效果的检测评价。评价时必须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给学生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
1.制作整理“课外阅读成长记录袋”，定期展示
小小的袋中有他们摘录的好词好句好篇章，有相关的录音带、照片，有自制的古典文学作品手抄报，有学生的古诗词书画作品和获得的奖状等。
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昔日那个笼罩着温情诗意的田园便从烟雾迷蒙中浮现出来。乡土，一个凝固的静态的农业文明的缩影便成为思想家、艺术家关注的焦点，乡土文学也从此才真正具有了独特的意义[1]。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乡土文学都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两岸的乡土文学创作在汉文化的维系下互相碰撞、交融、发展。成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把沈从文当作自己“文学上的爷爷”，对比二者的创作，便不难发现两岸乡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一、乡土的姿态
“故乡”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实有的地理空间，二是作家在离乡后回望家园，自发构建的内在心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他更代表了作家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2]。
沈从文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也始终以“乡下人”自居。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城市文明固执的偏见与厌恶。他以“乡下人”的身份来到城市，在这现代文明的滥觞之地却找不到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始终处于一种漂泊、孤独、焦灼的状态。于是转而面向乡村，描写故乡“湘西”，成为他创作的立足点。姑且不论这种选择是对传统文化的挽救与缅怀还是在都市遭受挫折后出现的人格退行，沈从文选择逃离城市，在乡村寻找“供奉着健全人性的希腊小庙”，无疑为他和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结束了无根的漂泊状态。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为人们找到了灵魂的居所，同时也为正当少年的黄春明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的门。中学时代的黄春明特别爱写作，而这爱好又得自于他的国文教师王贤春老师的启蒙。她私下把沈从文的小说送给黄春明，鼓励他从事文学创作。沈从文的故事让黄春明感动不已，从而使他意识到了文学的力量。因此，黄春明说：“我有两个爷爷，一个爷爷是生我爸爸的，一个爷爷是沈从文。”[4]沈从文的乡土写作将黄春明带入了文学的世界，并作为一种资源影响着黄春明以后的文学创作。60年代到70年代初，台湾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现代工商经济的冲击下，农村自然经济解体，乡村处于整个台湾经济结构的底层。对于古旧、淳朴、率真的传统感到深深眷恋的黄春明陷于忧虑之中。另外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背景，“传统乡村”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祖国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对抗。情感上亲近祖国家园，理性上却顾念到现代化带来的文明进步，这种两难的困境再加上台湾社会特有的“孤儿心态”使得黄春明更深地陷入了无根的惶恐之中。相同的困境，同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为家国忧心忡忡的心境，以及对于故乡的深厚感情使得黄春明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更深的认同感。于是，为了缓解这种惶惑，黄春明也将目光瞄准了乡土社会，将文学心灵扎根于自己的故乡“宜兰”。
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所带来的“文化无根感”将沈从文引入了“湘西”，而由社会政治的剧变带来的“现实无根感”将黄春明引入了“宜兰”。时隔30余年，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将文学之根、人生之根植入到故乡的沃土中，在乡土社会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故乡”在他们的笔下便不仅具有了地理意义，更具有了心理意义的层面——它是理想的载体，诗意的栖居。沈从文曾说：“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该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是使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5]他的这种“择美”而“遮丑”的观点在创作中得到了印证。他的“故乡”“边城”是一幅恬静写意的艺术风景画，“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6]。他在“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7]的翠翠、夭夭这些“湘西世界”里的纯美小女子身上寄寓自己美的理想，在亲手放倒了六个敌人的虎雏身上寄托了对生命强力的赞叹，用美丽的梦幻构筑了与“现实人生”遥遥相对的理想宫殿。黄春明也同样是用满含赞美的笔调为我们描画出了一个充满田园风情又举步维艰的“宜兰世界”。阿明烤草螟猴的童真野趣、爷孙俩共扎稻草人的天伦之乐，让我们领悟到了乡民的快乐与质朴；青番公对土地近乎偏执的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家园的骄傲和期盼；而阿盛伯对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游泳池的憎恶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乡民的执拗与悲怆。这些“小人物”就是黄春明作品的主角，他们面对尴尬的生活境遇，却从不向命运妥协，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韧品格，“想一想他们的生活环境，想一想他们生存的条件，再看看他们生命的意志力，就会令我由衷的敬佩和感动”[8]。
美国小说作家赫姆林·加兰早在1984年写就的理论著作《破碎的偶像》中对乡土小说有精辟的理论阐述。他认为“地方色彩”对于文学至关重要，“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的一向独具的特点”[9]。“地方色彩”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审美特征，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二人的文学创作中。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由于地处偏隅，以中原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对湘西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酒神精神在这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扬，人们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在放纵中消弭人与人的界限与隔膜，获得人与自然的合一。因此，柏子的放荡不羁、吊脚楼女子的真诚妩媚、虎雏的尚武好斗、媚金与豹子的刚烈，也许有悖于儒家文化的规范，可将他们置于湘西的背景下就显得极为和谐。而湘西人过迎春节的热闹场面，用寸金糖封口的习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相恋而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婚嫁观念，以及他们内在的悲剧性气质无不显示了湘西世界的独特个性。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因此更加鲜明起来。而黄春明笔下的“宜兰”由于位于台湾东北隅,更显示出了独特的地域风貌。黄春明的小说背景大都设置在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乡村文化韵味的小镇上,妈祖庙、茄冬树、木瓜园、番薯地等独具宜兰地方特色的风情景物随处可见。比如在《溺死一只老猫》中对清泉村祖师庙和痔疮石的叙述,在《青番公的故事》中对给村里人预报洪水的芦啼鸟的描写都彰显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另外,对风俗人情与民间活动的描写也是表现地方色彩的重要方面。比如黄春明在《瞎子阿木》中描写久婆用白饭、纸人、菜碗和梳子为秀英“招魂”的场景,在《放生》中叙述娶媳妇的传统审美标准:长着四正带翘的臀斗,可以致荫丈夫的圆下巴……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使黄春明的“宜兰世界”别具一格,分外灵动起来。
在《乡土小说》一节中，加兰认为：“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反映出来了。”[10]加兰的预言在乡土小说中得到了证实，作为“乡村”对立面的“城市”往往成为乡土作家们批判的对象。都市上流社会与绅士阶级的人生情状，是沈从文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的主要景观。人格缺陷或精神病态是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共有特征。无论是《八骏图》里“八骏"们源于性压抑的人格分裂、《绅士的太太》中男女逢场作戏式的横流，还是《大小阮》中大阮的不择手段、《道德与智慧》中大学教授同情心的缺失，都表现为人的本质的退化或缺失。而城市的缺失，却往往能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找到补偿。城与乡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成为了乡土作家的另一套笔墨。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当局长期依赖外国，致使“崇美媚日”的社会风气盛行，社会矛盾的焦点转移到都市。黄春明的创作背景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他的笔触迅速集中于批判、嘲讽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工商经济和买办意识。《苹果的滋味》揭露了美援带给台湾人的精神奴役，《我爱玛莉》批判了愈演愈烈的崇洋的社会风气，《鱼》揭示了外来经济和精神侵袭之下民族宝贵传统的失落。作家开始反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带来的弊害，以及精神生活的贫困，开始寻找民族文化传统之根。
二、不同的价值选择
尽管沈从文与黄春明都是以乡土文学而著称于世，但是二者的批判视角和价值选择却迥然不同，由此使得他们的创作面貌也各具特色。
苏雪林曾说过：“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这理想是什么呢？我看就是想借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11]而此后沈从文也明确扬起了“重造经典”的旗帜。这所谓的“重造经典”，即民族文化的重构[12]。在他的创作中激荡着对“生命”和人性的褒扬，目的就是获取重造经典的思想文化资源。即如他在谈及《边城》的创作目的时所说：“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到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可能从什么方面入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青年人的血里或梦里。”[13]“五四”前后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曾异常鲜明地提出过改造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宏论，但在文学领域内，除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张扬了生命强力以外，这种生命形式却一再遭到“”。于是沈从文选择以另一种生命体验来唤醒这种生命情绪，用楚地民间文化的强悍来冲破民族的沉闷氛围。“边城”以及“湘西”正是他为楚地民间文化选择的文化载体。沈从文在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姿态之上，又赋予他的创作以文化寓言的身份。因此，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是在文化批判的视角下对“乡土中国”的观照。
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沈从文的价值体系和认知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迥然不同。具有新人文主义特征的“自上而下”的“五四”人道主义精神，没有成为他唯一的价值尺度。他对于用楚文化重建民族文化、恢复民族活力的热切期盼，使得他对楚地民间文化有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再加上他“超越悲剧”的审美经验，因此他的创作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尽管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也写湘西的贫困落后，也写农民在外来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困苦、挣扎，但是他并没有凌驾于民间理性之上，用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态度去反映乡民的落后愚昧，以引起同情与疗救的注意，而更多的是站在民间理性的立场对他们这种隐忍的生存方式表示认同。这使得他的乡土小说更具有“平民化”的色彩。比如在《丈夫》中，沈从文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让妻子去当赚钱养家的丈夫的形象，并且丈夫认为这种方法“既不和道德冲突，也不违背健康”。这种方式可能无法为我们所理解。但是沈从文并未就此展开血泪的声讨，而是以一种泰然洒脱的“乡下人”视角来书写他们视为正常的生存状态，格调如此委婉，似乎充满了“勿抵抗主义”的意味。又比如在《柏子》中，水手柏子把漂泊两个月赚来的钱换来一夜销魂，然后再返回船上赚钱，周而复始。柏子的生存方式可能是消极的，但是这种率性而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却让沈从文表示认同。沈从文说：“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他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14]因此，沈从文从不用城市的道德规范和现代文明来比照乡村，而是努力发掘乡土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民间理性的价值意义，还乡土社会的本真面目。
黄春明的创作更多的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审视乡土社会，以悲天悯人的态度揭露“小人物”麻木尴尬的生存状态，以社会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外来政治、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归根结底这还是启蒙的视角，是乡土写实派的典型风格。黄春明曾说过：“我的小说喜欢处理时代转变的过程，关怀人与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15]比如在《锣》中，黄春明塑造了一个在台湾社会转型期间丢失了传统职业的“打锣人”的形象，经济上的失落带来了社会地位以及人的尊严的失落，不断以自我的精神损害与心灵摧残来换取生命的平衡，活脱脱是一个阿Q的形象。而在《儿子的大玩偶》和《两个油漆匠》中，同样讲述的是在自然经济解体、消费社会形成的社会转型阶段，“小人物”窘迫的生活状态。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担负的社会责任感，这与沈从文的民间立场大不相同。沈从文的笔下也不乏这些身处尴尬生存境地的人，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却看不到泛滥的悲悯情绪。不以人道主义为唯一价值尺度的沈从文看到了这种种卑微的生存方式存在的合理性。
黄春明的创作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赞美“小人物”、缅怀乡土传统社会的，代表作就是《青番公的故事》。但是，已经在情感上、理性上超越了乡村世界的作家不可能真正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他们言说，即使是在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中，作者的价值标准也已经发生了转换。乡土作家的民间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其民间理性也经过了现性、现代哲学与文化启蒙的烛照，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理性了[16]。因此，民间理性与现性的冲突便会出现在作者的创作中，它在《溺死一只老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反对修建游泳池的阿盛伯不是“英雄”，而与阿盛伯对立的市镇也不是“坏蛋”。于是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已经不再是一种正义、非正义的冲突，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此得到成功的消解，小说不再囿于非此即彼的道德对抗，而呈现出多声部的主题延伸[17]。黄春明认为，在新旧文化交接期，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多面的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现象背后都蕴涵着多元的文化选择和丰富的阐释空间。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城与乡的对立代表着两种文化的对立，城与乡矛盾的不可调和是为了方便表达作者关于民族文化的理想建构，因此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城与乡的对立模式不能被消解，城与乡是二元对立的。形象是沈从文与黄春明创作中都曾赞美过的形象。黄春明在《看海的日子》中塑造了一个在艰难、屈辱中仍追求希望和尊严的——白梅的形象。显然，作者为她选择了一条积极的人生道路，符合现代文明、现性的道德规范。而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人认为是既符合道德，也不违背健康的职业。因此我们看到沈从文笔下的总是安于现状的，不需要同情与可怜，也不用如白梅般体会重新做人的艰难。她们真诚、刚烈、妩媚、敢爱敢恨，恰如《柏子》中那个吊脚楼女子的形象。
在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战中,乡土小说家们担心乡土传统会最终走向消亡。这种焦虑与忧思呈现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出浓重的悲彩。而由于沈从文与黄春明价值选择的不同，二者的创作表现出不同的悲彩。基于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以及“超越悲剧”、“超越苦难”的审美经验，沈从文笔下的悲剧大都是命运悲剧。人物被命运牵引着，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比如《边城》中翠翠与母亲的悲剧循环模式。人与命运是无法抗衡的，或者甚至没有反抗，因此沈从文作品的悲彩是冲淡的，淡漠了普通人那种对悲剧的惊讶。而黄春明由于采用的是现实批判的视角，因此他笔下的悲剧大都是社会悲剧，人与社会发生激烈的冲撞，死亡成为人对社会的最后一击，比如《两个油漆匠》中被社会逼上绝路的油漆匠。我们在作品中可以读到作者的愤懑与不平。黄春明作品的悲彩是浓重而忧郁的。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说：“黄春明写的是台湾那里的家园，那里的风俗习惯，那里的不平，那里的美和那里的人——主要是写人，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即使他今天就停止写作，他已经用他的台湾乡土小说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和社会史，留下了具体的贡献了！”[18]诚如葛浩文所说，黄春明的贡献不仅是文学的也是社会的。他以对乡土社会的观照，反映出了自然经济的解体给乡土社会带来的动荡。而当农村经济的动荡逐渐平息，社会矛盾集中于都市的时候，他便将视角投向都市。80、90年代，社会老龄化问题困扰着台湾，黄春明又将笔触伸向了老人问题。纵观黄春明的创作，他的转型期总是紧紧跟随着社会的转型期，他的笔触总是会伸向社会的敏感问题，他以现实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勾画出台湾社会的情貌。黄春明的乡土创作，既赞美了坚韧生活着的“小人物”，又批判了滞重的落后乡风，既对传统文化的衰疲感到惋惜，又对现代文明寄予希望，体现了他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与沈从文的文化批判视角是迥然有别的。
“乡土小说”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对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和价值秩序的思索和探寻。无论是以黄春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乡土小说所持有的批判立场，还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宁静舒适的“田园牧歌”，都是乡土作家们为寻找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虽然二者的价值立场和批判角度不同，却以同样深厚的力度对“乡土世界”进行了多维观察与深入透视，展示了它温情脉脉却又藏污纳垢的风貌。
注释：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5页。
［3］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页。
［4］、［15］樊洛平、黄春明：《我要做一个播火者——一个乡土之子的情怀》，《文艺报》2001年4月3日第4版。
［5］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6］［7］沈从文：《边城》，《沈从文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4页。
［8］黄春明：《屋顶上的番茄树》，《等待一朵花的名字》，皇冠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9］、［10］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92页。
［11］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12］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13］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14］沈从文：《〈从文小说心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一)动植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喜欢的动物或植物，不同的民族对同一种事物的态度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dog，英语中有大量俚语: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itsday(人人都有幸运之时);Heisaluckydog(幸运儿)等都表现出对狗的喜爱。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狗是受人鄙视的动物，一般带有狗的习语都是含有贬义色彩的、骂人的话语。比如“猪狗不如”“狗仗人势”“走狗”“狗腿子”等。又如猫头鹰，在中国是不吉祥的，预示着要死亡的鸟;而在英国等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aswiseasanowl”，owlish都是形容人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另如goat，中国人认为goat(羊)是温顺、听话的动物，但在西方国家有“色鬼”“牺牲品”的意思。
(二)颜色鉴于各地所处地理环境与生活处境各异，颜色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偏差，而即便是相同的色彩，从东西方环境和文化角度来说也包含着各自迥异的含义。中国红代表大吉大利，是喜庆、美好、欢快的象征，在结婚宴席等大型庆祝活动上，都以红色为主调来装扮环境、突出氛围。中国的鞭炮是红色的包装，过年的对联一定是红颜色的，送人的一定是“红包”，“开门红”蕴涵的一定是好运开始的寓意。另外，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红”代表和年轻女子有关的事物。“红妆”是女子的衣着，“红颜”指美丽的女子，“女红”指以女人手工制作出的传统技艺。然而英语中的“red”和汉语中的“红”所代表的意义就有所不同。例如“paintitred”的意思是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这样就含有贬义。在中国，白色意味着悲怆、哀伤和死亡。同样的白色在西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它是洁白和纯真的化身，在教堂，结婚的女方身着飘逸的白婚纱，喻示着纯洁和贞洁。而在中国，充满喜气的红色却在西方象征着战争、对抗、流血，总之和暴力甚至死亡密切相关。外国翻译家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时，对这部著作的书名就采取了回避态度。而是使用了《石头记》这个与红色无关的名字。这样的翻译既保留了原著的开篇本意，又不至于让西方人一看书名就产生排斥反应，从而达到了很好的翻译效果。再比如在翻译《红楼梦》时便对“红”做了灵活处理: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译者把“怡红院”译为“GreenDelights”而不是“RedDelights”，主要是从西方文化角度出发，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信息对等转化，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
二、价值观念对翻译的影响
价值衡量会因为文化审美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地域文化和东西方文化差异构成的结构原因，也是区域文化的深层烙印，它深刻左右人们的心态、视角和审美方式。
(一)道德观念西方法律文化是一种个性化突出的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维权思路。于这种利益环境脱胎下生成的人性文化，这种体现生命个体意识，高扬公平、奋斗以及自由的人文思想严重冲击着东方地域文化和法律意识。“individualism”这样的价值观到了中国汉语中则是“个人主义”，完全成为一个贬义词，它与“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相背离，在中文中被解释为“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个体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仅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观念和做法。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对于这种“喻于利”的小人，是要受责、挨罚的，严重者还要入刑。
(二)神话传说不同的沃土孕育出来的文化是有区别的，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作品也是异彩纷呈。要想深入地解读作品，把握文中的思想，就必须了解其形成文化背后的沃土。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故事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出现得非常频繁，许多西方文学艺术家们都曾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过程中，多次出现引用了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场景，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表现效果。但是如果对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了解不充分，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所以在翻译工作中，需要有效把握多元文化下的表达方式，通过掌握神话的内涵思想，传达出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最广为人知的“阿喀琉斯之踵”来说，“ShynessisherAchilles’heel”。Achil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战争英雄，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把他浸到冥河中洗浴，这样他的身体就可以刀枪不入，然而入浸的时候他的母亲是握着他的脚踵的，这成了他的致命弱点，结果他被对手用箭射中脚踵而死，所以“Achilles’heel”代指一个人的致命弱点。所以“ShynessisherAchill’heel”是“害羞是她的致命弱点”的意思。明白了这些神话故事，有助于翻译工作的进行。
三、多元文化下的翻译策略
对于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论述上，关注文化间的差异有助于把握作品的中心思想，做到“信、达、雅”的信息完美传递。翻译的终极任务就是拉近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中间架起一座桥梁，有效地传递信息。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曾经极力呼吁要学会“拿来”，这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文化立场。“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造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既然是翻译，就要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翻译，实际上也是一种再创作。从鲁迅所译的《死魂灵》可以明确地看到他通过积极能动的翻译活动，对促进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在充分认知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异文化采用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与气魄，推动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翻译的实质是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存在的，语言是服务于文化思想的表达的，文化的性质决定了翻译的艺术形式。在小说《名利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SheisjustasrichasmostofthegirlswhocomeouttoIn-dia．Imightgofarther，andfareworse．”在这段话中，并不能只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进行翻译，它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正如杨必所翻译的，“跟那些出国到印度去的女孩们比一比，她不见得穷到哪里去。说不定我左等右等，反而挑着个不如她的”。在原文学作品中，并不是要强调路程的远近和所花路费的多少，所以译者将原文蕴涵的深层内涵结合文中的语境转化成了汉语的表层结构，反映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思想，减少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注释：
[1]赵凤翔，房莉：《名著的影视改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
[2]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4—315页。
一、《金海螺》之故事梗概
普拉宏大城的普拉宏国王有两位妃子，右妃名为占塔拉缇威，左妃名为苏皖娜占巴咖，但普拉宏国王更宠幸左妃。后来，两位王妃都有了身孕，巫师预言右妃将诞下一名男婴，左妃将诞下一名女婴，左妃记恨就使计把右妃赶出了皇宫。右妃在城郊遇到了一对好心的夫妇，收留了右妃。不久后，右妃生产，诞下了一只海螺，即使如此，右妃依然很爱护海螺，每天悉心照料它。每天，右妃出门帮老夫妇做农活时，海螺里便会跑出一个小男孩儿，帮助右妃做家务，等右妃回来时，又住回到自己的海螺中，右妃很奇怪到底是谁做了这些，于是就假装出门做农活，躲在门后偷看，发现是海螺中跑出来的小男孩儿。右妃喜出望外，是自己的孩子，她举起海螺，将之打碎，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回去，并为他取名为“桑彤”（意为“金海螺”）。
普拉宏国王听说右妃生产，想接他们母子回宫，但左妃使坏，说右妃诞下一只海螺，对国家来说是不详之兆，国王相信了，还派大臣去抓右妃母子，把他们关进笼子，丢进河里。夜间遇上暴风雨，激流冲散了右妃母子，右妃被吹到马塔拉城做了厨娘，而桑彤则被吹到了龙宫遇到龙王，就施法给他做了一艘金船，最后桑彤坐着金船飘到了夜叉城遇到了夜叉女王。夜叉女王抱起在金船中的桑彤心生怜爱，收留了他。
夜叉女王每次出去猎食时，都告诉桑彤不要到宫殿顶和花园里去玩，一开始桑彤很听话，可是桑彤一天天长大，就心生疑惑，在夜叉女王出去觅食时，桑彤便悄悄的出门，来到花园中，看到大片的动物及人类的尸骨，大惊失色。
他继续向前走，遇到一座金池，就跳进去洗澡，整个身体都变成了金色。接着，他来到宫殿顶，看到一副黑人皮囊、短剑及神靴，他就套上黑人皮囊，变成了黑人样子，穿上神靴，拿上短剑，飞逃离了夜叉城到其河对岸生活。夜叉女王觅食回来，发现桑彤不见了，就跟着桑彤的痕迹去寻找，但到河岸边时看到了桑彤，就央求桑彤不要走，蛋桑彤不愿意和夜叉女王回去，于是夜叉女王伤心死去。在她死前她把法术教给了桑彤。桑彤也很伤心，火葬了夜叉女王后，就继续向前飞，来到了帕拉纳斯城。
帕拉纳斯城有七位公主正在选驸马，其中六位已经选好了，只有七公主迟迟未能决定，于是国王决定让全城的男子都来选，桑彤也来到了人群中，七公主一眼就看到了黑人皮囊下桑彤的金身，于是就将花环抛下，嫁给了桑彤，这使国王非常生气，认为自己的女儿嫁给黑人，有失国体，就把七公主和桑彤一并赶出皇宫。但帕拉纳斯国王并未因此而放过桑彤，而是越发记恨，想要杀死桑彤。国王召集七位驸马先后让他们找到鹿和金鱼谁找不回来就刺死谁，只有桑彤用神靴和法术毫发无损的找了回来，其他六位驸马都付出了耳朵及鼻子的代价。
天神知道帕拉纳斯国王总想谋害桑彤，于是下凡对帕拉纳斯国王说在七天之内找到可以飞上天来与我踢马球的人，否则就杀死他。国王慌了，到处找可以飞上天的人，甚至以皇位作为奖励，也没有人。最后是桑彤脱去皮囊穿上神靴，飞上天去并踢赢了球回到城里。帕拉纳斯国王见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便向桑彤认错，并让桑彤来治理国家。桑彤推辞说要先找到母亲，于是踏上了寻找母亲的征程。最后历经千辛万苦在马塔拉城找到了母亲并接她回帕拉纳斯城一起居住。
桑彤把国家治理的很好，普拉宏国王听说，就来请求桑彤的原谅，最后桑彤同时治理两个国家，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二、《金海螺》之文W类型
我们根据文学创造的主客体关系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不同反映方式 ，把文学作品分为现实型、理想型和象征型三种类型。现实型文学是一种侧重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客观现实的文学形态。理想型文学是一种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现主观理想的文学形态。象征型文学是一种侧重以暗示的方式寄寓审美意蕴的文学形态。三种文学类型的形成，是人类文学创作活动的历史产物。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们呈现不同的结构形态。而《金海螺》就属于这三种类型中的理想型文学。
（一）、《金海螺》――理想型文学特征
1.表现性
理想型文学超越现实，突出表现性，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 表现，指把内在主观世界状况（如：情感、理想、想象、幻想等）以形象呈现出来。理想型文学艺术地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表达作者的超越现实的主观愿望。就像在《金海螺》中，桑彤出生时为一只海螺，实则是为了表达儿子对母亲的关爱之情；桑彤遇难时，先是到了龙宫，再是到了夜叉城，无疑都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但这其中无论是龙王或是吃人的夜叉女王都对不是亲生桑彤疼爱有加，尤其是夜叉女王，不仅是对桑彤十几年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在临死前桑彤很害怕自己也要把自己的毕生所会传授给桑彤，表现的人性的善良以及母爱的伟大，与前期左妃的恶毒与后期帕拉纳斯国王的心胸狭窄形成鲜明的对比。
理想型文学的主观理想精神，在文学反映方面体现为对现实矛盾的情感评价的侧重理想型文学与注重客观在线的现实型文学不同，它极大第突出了文学的抒情表现功能，且往往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在《金海螺》这部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思想，例如：因果报应，右妃一直为人和善，虽然中间历经艰辛但最终母子团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左妃生性恶劣，还不知悔改，最终被逐出皇宫。生死轮回、相信命运，在七公主迟迟未决定自己的夫君时，便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黑人皮囊下实则为金身的桑彤，使七公主一下就认定桑彤就是自己未来的夫君，是命运安排他们相遇。这两个情节都直接表现了佛教的思想，并未通过对其他客观事物的描写来表达情感，这是理想型文学的重要特征。
2.虚幻性
理想型文学充分运用夸张、变形、虚构的方法、不求外表的真实，而遵循情感的逻辑，追求情感的真实。理想型文学并非完全不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但这种素材一经作家的出力，便具有了独特的夸张、变形的色彩。在《金海螺》中，一开始出生的桑彤是一只海螺，这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可能的，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是为了表现后来右妃对其照顾有加就像照顾人类小孩一样的照顾做了铺垫，突出了母爱的伟大；后来桑彤落难到了夜叉城，现实生活中哪里有会吃人的夜叉，可是吃人的夜叉疼爱桑彤，同样也通过这种虚幻的表现手法，突出了母爱的伟大，最后夜叉女王甚至因为桑彤而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但除了这些虚幻的部分，《金海螺》其他部分又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不说完全还原，也有百分之八十，从生产到生活都与当时的年代一模一样。
理想型文学塑造的多是作家理想中的英雄。作家超越现实的主观理想所决定，现实中的人物很难符合他们的要求。《金海螺》中的桑彤会咒语，招来鹿群、鱼群，会飞，可以一瞬间从城里移动到森林或河边，还可以与天神在天上踢马球，还到过龙宫，身体为金色，这一切都是超乎现实的，是作者虚构的英雄形象。
为了表现作者理想的英雄人物，理想型文学往往为他们构造出奇幻的情节。让人物在特殊的环境正展示超凡的智慧和本领。在《金海螺》中，帕拉纳斯国王起初对桑彤不满意，想要加害于桑彤，除了两道难题，让桑彤寻找鹿和金鱼，找不回来就刺死桑彤，这其中接受挑战的还有其他六位驸马，但能够全身找回鹿和金鱼的只有桑彤，其他驸马都付出了鼻子或耳朵的代价，而且最后上天踢马球拯救帕拉纳斯国王的是桑彤，整座城无一人可做到。这就突出了桑彤无所不能，且心底善良的英雄主义形象。
《金海螺》这部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表现性和虚幻性特征，是典型的理想型文学，作者从现实生活中取材，运用夸张、变形、虚构的手法，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情节丰富，故事安排紧凑，表达了母爱的伟大、因果报应、乐善好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多重情感。
古往今来，常常有文学作品被搬上舞蹈表演的舞台，那些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更是舞蹈编导乐于改编的对象，因为人们对这样的文学作品十分了解和熟悉，很容易与改编后的舞蹈作品产生共鸣。如根据曹禺名著《雷雨》改编的舞蹈作品――芭蕾舞剧《雷雨》（图1）和现代舞剧《繁漪》（图2）都取得了成功。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所涉及的艺术领域非常广泛，类型与题材多种多样。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生活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也给舞蹈编导的艺术构思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创作空间。如取材于神话文学作品的舞剧《神猴调扇》《凤鸣岐山》等，取材于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舞蹈作品《鸣凤之死》《曾经有过的日子》等。很多改编自文学作品的舞蹈作品之所以能够长久保存下来并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原著的影响力是重要原因。既然众多文学作品给舞蹈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哪些文学作品可以改编成舞蹈作品？改编条件具备是否就能够成为好的舞蹈作品？本文就这两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
一、文学作品改编成舞蹈作品需具备的条件
（一）文学作品的情感性
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同样具有对生活的表现，是创作者向读者传递其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舞蹈作品则是以舞蹈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将编导的艺术构思传递给观众。因此，文学作品改编成舞蹈作品的前提，即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强烈的情感，能够让人感动，使舞蹈编导对文学作品产生共鸣，继而产生改编的意图和以舞蹈这种艺术形式表达的冲动。因为反映生活各个方面的文学作品非常多，舞蹈编导又有其情感、情趣、审美、关注领域等多方面的个性化特点，所以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会产生不同的视角。但无论如何，文学作品改编成舞蹈作品的先决条件就是其具有丰富的情感，能够深深地打动舞蹈编导。以舞蹈作品《雷雨》为例，编导的创作源泉来源于同名话剧，正是文学作品中周家的悲欢命运使编导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继而产生了创作冲动。如果没有编导对《雷雨》的情感认同，就不会产生创作的欲望，也就谈不上改编为舞蹈作品了。古语云：“感物而动、物使之然也。”如果没有文学作品感动着舞蹈编导，那么文学作品改编成舞蹈作品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情感性是改编成舞蹈作品的先决条件。
（二）文学作品的情节性
许多文学作品都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如《西游记》中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巴金的《家》中觉慧与丫鬟鸣凤之间的爱情悲欢等。舞蹈是以形体作为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一般来说应取材于文学作品中为人熟知的情节来反映文学作品的中心思想，文学作品是否可选择引人入胜的情节，更是决定舞蹈作品能否成功的必备条件。以现代舞剧《繁漪》为例，舞蹈编导以繁漪受到周家两代人这一情节作为题材，着重表现受封建势力迫害的妇女内心的无奈与悲愤。正是这一巧妙安排的情节，给舞蹈编导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用心理展现的结构方式，使得作品发人深省，充分展开了原著的创作意图，从而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共鸣。因此，文学作品的情节性是改编的必备条件。
（三）文学作品的可舞性
过去舞蹈界的一些人在舞蹈表现和反映生活的内容上存在这样的认识――远离当代现实生活的神话、历史传说和花鸟鱼虫是舞蹈表现的天地，当代人复杂的情感却由于舞蹈的局限性只好让位给其他艺术形式。这种论断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绝对正确，舞蹈表现的范围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如过去“开会”被舞蹈界视为，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德国现代舞蹈家科特・尤斯创作的《绿色的桌子》问世而被打破；再如家庭伦理道德、残疾形象等过去的舞蹈都相继被打破。这样看来舞蹈作品似乎并不存在不可舞性。其实不然，当代生活和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基本不具有可舞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代表将来也不具有可舞性。此外，改编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如果选中的题材或情节不具有较好地反映原著的结构，也是不具有可舞性的体现。
二、文学作品改编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充分尊重原著
一般情况下，舞蹈改编中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很重要，应该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的作品，这样观众在欣赏改编后的舞蹈作品时，不需要对背景、情节及舞蹈意境再投入精力去理解，很容易进入剧情。这对于观众理解与把握舞蹈编导的艺术构思有很大帮助。如取材于巴金文学作品《家》的舞剧《鸣凤之死》之所以产生很大的轰动，不仅因为舞剧编导在众多情节中将视角独特地定位在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丫鬟鸣凤身上，以其命运的变化作为主线，给观众提供了全新的艺术理解平台。同时也得益于巴金的文学作品《家》早已家喻户晓，其精彩的情节也为人们所熟知，所以观众在欣赏舞剧时很容易跟随编导的艺术构思，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如果舞蹈编导在改编中擅自脱离甚至更改原著，只考虑自身的情感，那么毋庸质疑，不仅舞蹈作品谈不上改编自文学作品，而且观众在欣赏时会对舞蹈作品产生歧义，对编导的艺术构思不理解甚至产生反向欣赏趣向，这就很难产生艺术共鸣。所以说，充分尊重原著的创作思想是改编的重要原则，应该切实加以注意。否则，失去原著的文学依据，舞蹈作品很难为观众所理解并产生共鸣，也就谈不上成为好作品了。
（二）加入编导的艺术创新
充分尊重原著并不是说与原著丝毫不差，如果那样就谈不上艺术的创新了。虽然舞蹈作品来源于文学作品已经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了，但在此基础上进行符合舞蹈审美规律的创新也是编导艺术构思的重要任务。如根据曹禺名著《雷雨》改编的舞蹈作品有芭蕾舞剧《雷雨》和现代舞剧《繁漪》，前者较忠实于原著，后者则根据编导对原著的理解及审美观点，着重以繁漪的心理变化来表现原著中以繁漪为代表的受封建势力迫害的妇女内心的悲凉与愤恨，将原著的内涵情感再度升华，从而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这是既充分尊重原著又加入编导艺术创新的成功典范。因此，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加入编导的艺术创新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符合舞蹈创作规律的。
（三）选取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情节
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是引起观众的艺术共鸣，而文学作品中不是所有的情节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因此，选取文学作品中合适的素材作为舞蹈作品的主题是十分重要的环节，直接关系到舞蹈作品成功与否。以舞剧《鸣凤之死》为例，原著《家》中有众多情节可作为改编舞蹈的题材，编导却以丫鬟鸣凤的命运作为舞剧的主题。不仅因为鸣凤的命运变化带给观众一个审视原著内涵的全新视觉平台，更重要的是编导要通过鸣凤的命运来抨击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从而引起观众深刻地反思，更加珍惜现有的生活。这也是原著深层次的内涵，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因此，从创作审美的角度来看，对于文学作品的选择应注意是否能够发人深省、给人以启迪，从而达到教育人、感染人的作用，这是艺术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学作品改编成舞蹈作品的关键性问题。
（四）注意采取恰当的体裁和结构方式
舞蹈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选取恰当的舞蹈体裁和结构方式也很重要。一旦从文学作品众多的素材中确定了舞蹈作品的主题，就应该考虑以什么样的体裁和结构能恰当地体现原著的内涵与编导独特的艺术创新。以舞剧《繁漪》为例，如果编导以常用的顺时空结构方式，通过发生在繁漪身上的事件来表述作者的创作意图，那么观众的欣赏思路很容易偏离舞蹈编导的创作意图，很难对繁漪的心理变化产生反思，作品容易落入平庸。正是编导采取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使观众自然地跟随繁漪的心理变化来把握其内心的呐喊，从而很顺畅地循着编导的艺术构思去理解作品，从而领悟到编导独特的艺术创新视角，以及恰当的叙述方式。因此，在进行文学作品的改编时，选择什么样的体裁和结构方式进行诠释非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作品与平庸作品的分水岭。至于体裁，可根据剧情的需要而定，在此不加以论述。
结语
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是舞蹈编导常用的创作手段，因为如果文学作品广为流传，改编成舞蹈作品很容易被观众所接受，而且文学作品中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发人深省的内涵是舞蹈艺术构思的重要基础，辅以恰当的体裁和结构方式很容易使舞蹈作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具体的改编过程中需要注意充分尊重原著，加入编导的艺术创新，选取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情节和恰当的体裁与结构方式，从而改编出引发观众强烈情感共鸣的舞蹈杰作。
参考文献：
[1]于平.中外舞蹈思想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2]吴晓邦.新舞蹈艺术概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高中阶段初步接触文学名篇，学生对一些作品尤其是距离现今较古远的作品，理解的难度较大，较难产生兴趣。这时就需要教师能够设计出一些让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引起他们对作品内容的注意，积极思考问题，并能参与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加深对作品的理解。遇到一些学生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教师要适时地站出来“救助”，给予适当的提示，使问题“迎刃而解”。当然，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的，有些问题本来就是长期争论不休、争议性很强的。提问题的目的在于引起学生关注，使他们能够积极思考，加深理解。
例如，在讲完了《氓》这一课时，我补充介绍了《静女》这首诗，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氓》中女主人公遭‘士’遗弃，其兄又‘咥其笑矣’，而《静女》中的‘静女’却又为‘士’所热恋，如何解释两位女性不同的境遇呢？”问题提出后，同学们有的低头沉思，有的相互展开热烈讨论。
三分钟后，生甲回答：“这是因为《静女》中的男子还处于恋爱的初期，所以热情高涨，一旦当他得到爱情后，就不会这么有热情了，或许也会和《氓》中那位‘士’一样对‘静女’变心。”
生甲刚回答完，生乙就站起来表示反对：“我不同意甲的观点，我认为出现这种境遇的不同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人与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氓》中的‘我’所嫁的‘士’是个负心汉，而《静女》中的‘静女’遇到的却是一个对爱情专一的男子，不是每个男子都很容易变心的……”
乙还未讲完，就有一女生丙予以还击：“但你要知道，《氓》中‘士’一开始也是很痴心的呀，其程度绝不亚于《静女》中的‘我’，但最后不还是变心了吗？谁能保证《静女》中的‘我’不会也走这条路呢？其实男子是最容易变心的……”这话遭到了几乎所有男生的一致反对，于是一场讨论快要变成了一次舌战。
火候已经成熟，看来我不得不出来“主持公道”了：“刚才几位同学的分析，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确实，《静女》中的男子还处于热恋时期，自然热情万分，至于婚后他是否会变心，就很难说了，这要看他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两个男子的身份是有差别的，大家能否看出这种差别？”课堂里又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
我进一步提示：“从《氓》中的‘士’‘抱布贸丝’，我们可以估计‘士’可能是什么人？（生答：商人）对，可能是商人。而从《静女》中的‘俟我于城隅’、‘自牧归荑’又可以猜出‘我’可能是什么人？（生答：农民）对，可能是农人。而商人和农人由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行为习惯、思想意识也是有一定差别的。相对来说，农人比较朴素，思想比较纯洁，也许不会像商人那样容易变心，这从后来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能得到一些验证。当然，这些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亦属一家之言。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课后还可以继续做口头或书面讨论。”我的话刚完，下课铃声响了，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的源头，创作年代久远，不少学生是第一次接触，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于是有些学生就将学习要求降低了，仅仅满足于弄懂字面意思，对作品内容不求甚解，更不注意作品之间的联系。部分同学甚至因为不懂而厌烦这些看似艰涩的文字，学习古文的兴趣也一落千丈。
上述所提的问题让不少同学眼睛为之“一亮”，因为这个问题和作品联系紧密，同时又让同学们感到有话可说。于是大家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下子来了劲头。由于问题本身具有争议性，思考的角度较多，因此在讨论过程中难免发生争论，而争论愈激烈，同学们学习的兴趣就愈浓。这样，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二．加大难度，引发辩论，教师作重要补充
在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有了初步接触、逐渐产生兴趣时，可以适当提高问题的难度，让学生从更深层次思考问题，理解作品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有时，学生对有关历史背景缺少了解，思考问题很难做到全面、深刻，这就需要教者在关键时刻作重要的补充说明，扩大学生视野，使其茅塞顿开。
例如，在教完《离骚（节选）》这一课后，我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战国那样的时代，面对楚国黑暗的政治，屈原是否非得要自杀呢？他可不可以到其他国家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呢？”
我让大家各抒己见。
生甲首先站起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屈原根本没有必要自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生笑），战国时期有那么多诸侯国呢，随便去哪个国家都有可能受到重用。”
生乙立即反对：“我不同意甲的观点，战国时期诸侯国虽多，但自己的祖国只有一个，如果一遇到挫折，就跑到其他国家去，那不成了卖国贼了吗？”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131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但是在长期的工具理性的教学背景下，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逐渐僵化枯燥。随着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新课程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古文教学的价值逐渐被发现，它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语文素质的培养，乃至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体验式教学则消解了语文学科的工具理性，将生命、生活、文化和情感融为一体，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既体现了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也是语文学科的价值所在。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体验是非规定性的思，从而也是非统治、非宰制存在的思，它倾听着、感受着、领悟着，在主客统一性中经历着生命过程和周遭世界的变化。”[1]体验是生命个体的直接经验，通过体验，生命个体成为自然性、社会性和自主性的有机统一体，体验将自然、社会和个人有机联系起来，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文学作为抒情言志的一种表达方式，不仅体现了生命个体独有的个性与风格，凝聚了他的情感和体验，而且因为“艺术家所经历的那部分人类生活在审美体验的瞬息获得了新的改造与美化”[2]，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语文教学，以知识为本位，割裂了作品的意义世界，忽视了语言的人文意蕴，造成了教育价值的失落。文言文被很多人当成“第二外语”，与受教育者的阅读、写作、思维训练无关，更与他们的生活、心灵无关，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远离了生活，远离了大众，缺少对生命、情感和精神的深切关怀，拒人于千里之外，其中蕴含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也被遗忘，古文教学甚至成了一种毫无价值的知识游戏。而体验式教学就是要跳出工具理性的束缚，从体验古文的文化意蕴出发，通过与古人心灵的对话，提高语文素养，理解生命的意义，唤醒生命的自觉意识，促进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体验式古文教学有利于受教育者个性的陶冶。个体的素质离不开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影响，而阅读恰是愉悦情性、抒怀明智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逐渐沦丧，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我们的心境能够得到慰藉，性灵得到舒展。古文作品包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意义，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式古文教学注重对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和提高，在民族文化的长河中，追溯、探寻民族精神。通过对先民文化精神和实践的触摸和巡礼，理性地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优秀传统，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以敞开的心境对待每一个独特的个体，促进多元化、创造性的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实现生命主体的自主建构。
体验式古文教学强调对生命和文化的观照，这种观照不是空泛的玄想，而是要落实到古文教学的实践中。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天然载体，虽然时代变换，古文中的汉语形态与现代汉语有了很大差异，但它们之间的血脉关系是抹杀不掉的，在人文精神上也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抒情言志之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其中蕴含的生命体验和主体精神可以跨越时空的藩篱，在人与我、古与今融通的过程中，将对古文的学习扩展到受教育者的阅读和写作中去，扩展到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去，让学习对象和受教育者的心灵互相碰撞。
古文教学的意义并不能简单地用获得多少知识、掌握多少技能来衡量，在工具理性和应试教育理念的束缚下，古文独特的文化魅力被简单化，甚至忽略掉了，“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3]体验式的古文教学要求把人文精神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注重生命意义的彰显和拓展。在课堂教学中，尊重并发挥受教育者的自主性，致力于他们自主精神的培养，通过探索世界、探索自我，体验到情感的满足、意志的独立和自由。
在课堂教学中，工具理性强调客观，注重分析，而体验式教学关注的对象则是丰富多彩、变化多样的，将学生的知、情、意、行等各种认知和技能融汇到特定的情境中，以诚挚、敞开的胸怀，追寻文本的审美价值和情感意蕴。因此，体验式古文教学需要调动受教育者丰富的情感，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体验文本的多重阐释和解读。这种个性化、开放的体验方式，将受教育者从繁琐的知识教学和观念灌输中解放出来，发现了自我的力量和价值，开始积极、主动地理解他人和融入社会。在讲到《爱莲说》时，我们可以带领学生到盛开的荷塘，去观察莲的姿态，感受莲的品格。在讲到《鸿门宴》时，可以通过分角色表演，模拟每个人物的神态、言行。通过创设特定的情境，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对文本的体验，对自我的体验，自然会不断深化。
体验式教学注重感同身受，因为感同身受是体验产生的基础，文学作品是作者情感体验的抒写和生动形象的展示，古文阅读和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对文本的内涵和意蕴进行细致的品味，更要将文本置于相应的历史视野中去观照。《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是间接的知识，但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同情中，在与他人的交流、沟通中，开阔视野，获取有益的启示，从而重塑自我。生命个体在不断成长，他们的期待视野随着理解的逐步深入，也在不断提升，教师作为引导者和组织者，或给予恰当的点拨，或营造相应的氛围，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带领学生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进入到古文世界中去。
可以说，体验式古文教学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情感性，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更符合语文教育“立人”的宗旨。
参考文献：
类比联想思维是通过直观可感的物象，凭着人们的联想与想象，用来阐发事物更深层的意趣、意旨和事理。语言文学的赏析，重要的是读者会欣赏文学作品。而掌握一些研究文学的必要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语言文学作品。其中类比联想就是比较重要的方法之一，尤其在欣赏古代诗文方面。
一、《周易》：类比联想的起源
从被汉史家司马迁列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周易》开始，就非常重视取象思维，不是“象”本身，而是“象”所蕴涵的“神圣明之得”。它也开创了类比联想思维的研究方式。而我们所说的“言外之意”“画外之音”，都是取象思维所产生的妙不可言的“惊人”效果。类比联想是由某一事物引起人脑中与他有某种类似的另一事物的联想。它主要是从具有相似特点的同类形象、性质、内容等进行的联想。如枯木逢春，这种自然现象和人事有许多联想我们可以推导出没有希望的事件或境地突然又焕发了生机。《周易・大过》有两爻，一是“枯杨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二是“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前者是枯萎杨树发芽了，老头娶到一个年轻妻子，自然现象与人间世情联系起来。而后者是枯萎杨树开花了，老太太暮年嫁给了一个年轻小伙子。这两种情况，在今天我们看似正常，古今思维方式却不一样，“无不利”与“无咎无誉”体现了社会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另一原因是，当时的婚姻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从生育的角度来看，老头娶年轻妻子不影响生育，可是老太太嫁给了年轻小伙子可能就影响生育。这就是《周易》从天象推导人事，再推导一个吉凶的判断。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类比联想的范例。后世文学诗词大都受到它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借鉴了这种方式。
二、类比联想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意象、意境、情景交融，比兴，象外之象、意外之味，“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等，都与《周易》的类比联想有渊源关系。类比联想可启发人的想象和创新，增强审美情趣。它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主体的形象表现出来，获得含蓄蕴藉的效果。如“浮云游于意，落日故人情”。浮云，游子皆漂泊不定，因相似而意象叠加；“落日”，在农业文化背景中，黄昏意义重大，那是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漂泊异土他乡的游子每至黄昏倍思亲，“最难消遣是黄昏”。“落日”与“故人情”因相关而情景交融。《诗经・采薇》中有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折柳送别渐成一种习俗。因发音相似，“柳”可联想为“留”；又因“柳”生命力极强，插根柳枝就能活，于是就可联想到美好的祝愿。又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天象与他的离愁别恨相关联，表达了他的伤情。
类比联想思维模式在诗歌鉴赏中更是不可或缺，能将诗歌中有限的时空巧妙地扩展。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歌字面信息有限，也就是述说了一件平常之事，但若展开联想，作品蕴藉不止在此，李龟年是唐时乐工，代表了唐文化最辉煌的艺术，当年出入将相王府唱尽大唐王朝繁华与昌盛，而安史之乱后，这位名噪一时的歌唱家流落江南，以沧桑之声唱出晚年境遇。当年之歌与今日之歌声对比，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更令人想到一个逝去王朝的悲凉。这些都很好地诠释了言外之意、话外之音的深义。
三、类比联想思维方式的特点长于抒情，拙于说理
类比联想思维方式模糊、灵活、开放，长于抒情，但所推知事理不够明确，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如，古人常以水喻德和某种人生感悟。《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类治、事善能，沙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里实际说的人是做人的方法，即做人应如水，水滋润万物，但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样的品格才最接近道。有道德的人像水处在低下的地方一样谦虚，心就像水一样渊博沉静，付出像水一样滋养万物而不求回报。言行就像水照万物的清晰一样有诚信，为政就像水除污垢一样有政绩，做事就像水能方圆一样有最好的功用，有道德的人就像水的不争，因为不计较，所以没有怨尤。“水至柔，却柔而有骨，滴水穿石”“天外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可比喻坚忍。水不拘束、不呆板、不僵化、不偏执，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又可比喻灵活通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水又可比喻胸怀博大。水去不可复返，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可以看出由自然现象得出抽象判断，只是相似相关。用于联想、抒情可以，但在说理上却有它的局限性。
由相似关系引发类比联想，这并不是对作者本意的理解，有时只是临时借用，但却直接影响了后世对著作解释的观念与方法。“以意逆志”，以己之意推求古人之志。更何况古人认为《诗》《易》乃圣人所作，于是从其选择诗句进行讽谏，表达自己的意思，赋诗言志，成为“人无定诗，诗无定指”，根本就不是解释诗人意旨，而是变成了断章取义，望文生义。
在《庖丁解牛》篇，今天我们通常是通过庖丁解牛故事揭示“认识规律、掌握规律、精益求精“的道理。但庄子并不是这样的本意，他生活在那种战乱的年代，彷徨苦闷，只能走向内心世界的一种超越，追求一种逍遥游，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因此《庄子》整个的思想逻辑，就是过程要逍遥，而且尽可能自然而然，不能因为意外灾难而夭折，逍遥快乐地走完上天所安排的生命旅程，这叫“得尽天年”。《庖丁解牛》选自《养生主》，实际上讲的是养生的方法，所以《庖丁解牛》实际是在打比方，把刀比喻人，而牛的技经肯綮就是社会矛盾，即人如何生活在一个矛盾丛生的社会中生存。“刀刃者无厚”“彼节者有间”“以无厚八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其结果是“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表明自己不受政治的影响，快乐、逍遥地生存，庄子本来讲的是实现逍遥的方法。
因此，读解作品不能随意戏说，至少要以文学四要素及四者之间的关系，整体性思维来理解，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主题，如图所示：
从读者角度说，读者要了解作品本义，就要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要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就要了解影响作者创作动机的时代因素。
所以说，我们掌握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欣赏文学作品，也需要联系现实，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把握其生活背景，才能更好地解读中国古代诗文作品。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