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10-11 03:23:17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城市遗产
近几十年来，遗产认知的进步大多源于世界遗产的框架，其扩展却并不局限于世界遗产，一个重要案例就是“城市遗产”的扩展。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是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中产生出来，并被认为是同样适用于任何遗产的周边地区及文脉的。“城市遗产（urbanheritage）”的概念便是作为“城市历史景观”的关注对象逐渐产生的。顾名思义，城市遗产自然就是坐落于城市环境中的遗产，有时也可能是城市本身。在2005年维也纳“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上城市历史景观概念首次提出时，其对象还集中于世界遗产中的历史城市类型，或市区内拥有建筑类世界遗产的城市，因为当时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受到保护的核心区域周边的高层或超高层新建筑对遗产地本体视觉上的重大影响，重点关注的是如何更好的处理这些城市中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的关系。然而在城市历史景观框架下，变化逐渐被接纳为传统，在相关认知深化与研究开展四年后，2009年城市历史景观的预备研究书发表时，“城市遗产”已经开始代替了以往“世界遗产”而成为其核心表述。2011年《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发表时则更加明确指出，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对象是所有的“城市遗产”，保护城市遗产的理念至此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我国，阮仪三很早就提出，城市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有四大原则要坚守，即真实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虽然彼时城市遗产的含义尚未有十分明确的共识，这些原则仍然不失为很先进的认识。实践方面，以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等早期的成功实例为榜样，很多拥有一定历史资源的城市争相效仿，后来到城市遗产的概念正式提出后，自然很快深得人心。如同当初建筑被纳入文化遗产的范围，城市遗产理念的产生是文化遗产在空间层面的认知历史上又一次重要扩展，同时，也是人们尝试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介入城市规划与设计问题的一次特别尝试。综上，相比于世界遗产，城市遗产强调的是在城市中较为普通的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以至于更大范围的城市历史景观所构成的整体性价值。一些原本并不具有为人所共知的突出普遍价值，但确为历史城市的有机构成部分的成片的一般遗产也因此被纳入保护的范畴，体现了保护工作的广泛性、完整性，甚至遗产本身的平民性。
篇（2）
世界遗产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自《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以来，世界各国积极保护本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使世界遗产保护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事业，遗产保护理论也日臻完善。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对遗产地周边环境的保护。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的实践工作，详细论述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有关论述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有关规定，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需要在空间上进行一个圈层结构的划分，一般划分为三个区，即遗产核心区、遗产保护区、遗产缓冲区。世界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遗产建筑、遗址或地区的环境，可以是直接的或者扩展的，也是遗产本身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二是指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去或现在的社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知识、用途或活动，以及其他无形的文化遗产形式，它们创造并形成了环境空间以及当下的、动态的文化、社会、经济和经济背景。也有学者将遗产地周边环境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空间指向，主要是指遗产地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二是内容指向，主要是体现并保持遗产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要素资源，如土地、水、植被、矿产以及当地的民风民俗等。这两种提法并无本质性区别。
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在UNESCO相关的建议和《世界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早已有共识：周边环境是体现其真实性的一部分，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来加以保护。2005年10月，ICOMOS第15次大会发表的《西安宣言》发展了这一认识，从对文物本体的保护转向对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共同保护，反映出对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重视。它承认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贡献，呼吁要理解、记录、展陈不同条件下的周边环境，通过规划手段和实践来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监控和管理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改变，要与当地和国际社会进行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增强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的意识。
二、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中国实践
国外关于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研究，从18世纪末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在20世纪实现了制度性的发展。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西方国家也探索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重视本体与周边环境的同等性。英国将文化遗产个体或区域与“周边环境”视为一个整体，更注重外观特色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在整体一致的基础上，鼓励内部功能的更新与再利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世界遗产相关理念理解的不断深入，对遗产地周边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其中涉及本体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的处理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为了加强西安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的环境整治，国家计委于2002年7月正式批准建设秦始皇陵遗址公园。2005年陕西省公布了《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明确指出：秦始皇陵保护区域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是指对秦始皇陵保护对象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建设控制地带是指在秦始皇陵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秦始皇陵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实现彻底“保护陵区、另辟新区、移民建镇”的整治工程，体现了对保护秦始皇陵整体风貌和历史格局的充分认识。
再以丝绸之路申遗为例，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陕西丝绸之路7个世界文化遗产点有汉长安城未央官遗址、张骞墓、唐长安城大明官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其中彬县大佛寺石窟创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上，是目前陕西省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在丝绸之路申遗中，彬县大佛寺周边环境的整治规划设计秉承“大佛寺环境要好，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也要安排好”的理念进行整治规划。城固县张骞博物馆及张骞墓遗址的保护项目不仅使张骞墓园本体得到了有效保护，还使张骞墓园周边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总体来看，我国对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保护和展现历史遗址和历史文物。第二，在保护好本体的前提之下，让周边的环境体现出与历史文化资源相协调的整体风貌，建立各具特色的街区。第三、在各历史文化资源所在的具体地段内，通过环境整治，形成系统地展示历史文化风貌的整体历史文化环境。
作为世界遗产大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遗产保护负担巨大而经济能力有限的矛盾。由于世界遗产地周边各种本体资源可以向不同的功能资源转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问题与事件。究其原因，还是对世界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外部经济的制约、产权设置重叠、缺乏有效的环境质量管理等各方面原因所致。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国家住建部及各遗产所在地政府，借鉴遗产保护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已采取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手段来加强世界遗产的保护。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在对这类具有特殊价值和作用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时，要充分认识到周边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三、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意义
世界遗产周边环境是遗产价值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遗产存在的基础、背景和条件。为此，各遗产缔约国在承担起保护、保存、有效展示本国领土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并将它传给后代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承担起有效保护遗产地周边环境的重任，使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真实完整地传给后代。因此，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真实性和完整性是衡量遗产价值的标尺，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遗产地周边环境的有效保护、合理开发、科学展示问题也同样需要以“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法律依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有明确规定：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遗产非常重要的原则。完整性，意味着未经触动的原始条件，最初主要用于评价自然遗产。而文化遗产同样也存在“完整性”(地理范围上的完整和文化概念上的完整)问题，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有景观，也是经过很长时期特定文化渲染而形成的综合体。遗产周边的区域文化体现、延续和发展了遗产本身的传统历史文化，遗产地周边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资源，都能从一定意义上完整有效地烘托和解读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对于任何一个遗产地的保护，都应当有意识地将真实性原则与完整性原则相结合，使遗产不仅要部分真实，而且要全部真实;不仅要总体真实，而且要细节真实;不仅要遗产本身真实，而且要遗产周边环境和氛围真实。
(二)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何为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所提出了一个定义：“满足当前人类的需要，又不危害其子孙后代为满足他们的要求而进行发展的能力”。在当代，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利用必须强调“代际均等性”，即后代有权利享受与当代同样的真实完整的遗产。因此，当代就有责任完好的把遗产保存下去。这是“保障民族历史连续性和文化创新、社会进步的前提之一”。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就是其周边环境生存之核心，文化遗产资源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于某个环境当中，它必须与其所处的周边环境相关联、互动，才能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才能协调发展。遗产地周边环境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必然涉及到相关利益者的不同利益和诉求。因此，世界遗产周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实际上就是这些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过程，是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过程。对世界遗产不分范围的进行任意的开发和利用，甚至任意的损坏，可能会换得一地、一时的经济利益，但必定会把遗产的生态效益、综合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利益牺牲掉。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眼前利益至上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短视行为。只有进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研究，才是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我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延续下去的必由之路。
(三)有利于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世界遗产以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吸引力，成为当地优秀旅游资源。自从1987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问世以来，“遗产旅游”成为我国旅游新的热点，世界遗产地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世界文化遗产因其自身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内涵，体现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依托它们所呈现出的城市环境，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典型的地方性和传统文化的烙印。
以“丝绸之路”为例，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文化融通的道路。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全长5000公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中的一部分。它从西安出发，到中亚的七河地区为止，项目共涉及33个遗产点。其中，我国22个遗产点，分布在河南、陕西、甘肃和新疆。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如新疆段以古城遗韵为宣传重点，甘肃段以石窟画廊为特色定位，青海段突出青海湖畔的草原游牧文化，固原段以边塞重镇为宣传基点。丝绸之路蕴含着享誉世界的资源品位和厚重久远的人文精神，具有承继性的主题积累与线性资源区域分布的特征，完全“有可能成为推动我国西北丝绸之路旅游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在正确认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和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以旅游开发为手段，不仅能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能带动我国的旅游业发展。
篇（3）
中国电影在从80年代开始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人们通过对中国影视文本叙事编码的解读和影视现象的阐释，常常能得到一种充满文化意味的、并反映出大众文化经验转移与中西文化差异与互动的信息。张艺谋电影文本与张艺谋现象在中国当代电影景观中曾是最为独特而有争议的一景。在大部分中国电影不得不在好莱坞电影的缝隙间求生存，在商业效益、艺术追求和政治审查制度的多重压力下苦苦挣扎的时候，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却能成功地突围，打入国际电影市场，角逐世界两大电影节（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而获奖，并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随后的1993年，张艺谋，陈凯歌共享辉煌，分别夺得金熊奖和金棕榈奖，称霸整个欧洲国际电影艺术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有学者干脆称其为"张艺谋神话"。其实，张艺谋现象既非神话，也不是奇迹，在我个人看来，归根结底，张艺谋现象还是一个电影文本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接受和阐释问题。不难想象，张艺谋电影和张艺谋现象曾经引起了众多文化批评家和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他们运用不同的理论，从美学的或文化的角度切入问题，从而拓展了研究视野。但美学角度的电影文本的接受和文化角度的电影文本阐释仍然是一个核心和关键，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张艺谋现象就永远像神话一样得不到解释。20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化研究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异军突起，作为一种话语形态与观照态度，文化研究特别关注文本解释的整体性和丰富性，主张对文本的分析应该深入到文化的内层，以达到人类学的高度，并在研究方法上突出多维视野的统一和融合，所以受到阐释者的重视，形成文化阐释的方法与原则。接受的概念因而也突破了纯审美的范畴，而指向广义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行为。受到接受美学和文化阐释学两者的启发，本文将围绕张艺谋文本的接受与阐释，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主要涉及到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张艺谋电影文本本身的分析，二是这些文本被接受和阐释的具体文化语境的分析。
一． 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阐释
篇（4）
1994年12月，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热河行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今，避暑山庄以及周围寺庙既是世界文化遗产，又是国家5A级风景区，随着时代的发展，避暑山庄以及周围寺庙的双重身份使其的保护面临新课题。
一、商标权保护模式的优势
一般而言，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防御性保护，二是积极保护。防御性保护的立法模式主要目的是防止第三人通过申请专利、商标或再创作等方式将文化遗产据为己有；积极保护的立法模式是指不限制他人对文化遗产的使用但是要在使用后支付报酬。防御性保护模式的关注点是文化遗产所有人独有占有权；积极保护模式更具有开放性，其关注点是文化遗产的财产效应。在防御性保护模式下，第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人；而在积极保护的立法模式下，所有权人不禁止第三人使用，该使用也未必必须事先得到所有权人的同意，只要使用人支付报酬即可。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商标权的权利内容包含使用权和禁止权。所谓使用权，是指商标权人对其所持商标具有充分的支配权和完全的使用权；所谓禁止权是排他性权利，该权利具体表现为禁止他人非法使用商标及其他侵犯商标权行为。商标权的权利内容侧重于防御保护内容，但并不排斥积极保护内容。以商标权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是将文化遗产作为商品或服务通过注册商标保护的方式。此种保护模式的关键点是以文化换效益、合理开发利用文化遗产。商标权保护模式开发与保护并重，能够有效解决世界文化遗产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一条值得推广的保护模式。与其他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相比较，其优势如下：
第一，有利于实现文化遗产内在的经济效益。市场经济下，理性人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利益是理性人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以注册商标的方式保护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传承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特质， 而且可以促进世界文化遗产内在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商标权保护模式不改变古迹、建筑群、文物等文化遗产的原始样貌，而将静态的古迹、建筑群、文物等文化遗产形式转化为可以流通的商标形式，从而达到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最佳方式。
第二，有利于保持文化遗产的特性。正如上文所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订立《保护世界文化和遗产公约》的一方面原因是：联合国注意到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所谓“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应当包括经济利益的冲击。商标权保护模式通过注册商标的方式使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得以发挥，同时，此种开发方式并不改变文化遗产本身的样态。所以，商标权保护模式有利于保持文化遗产的特性。
第三，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良性循环。世界文化遗产的损害对世界文化而言是一种重大损失，国家对世界文化的保护工作并不是很完善，因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需要大量的投入，包括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注册商标权能够使世界文化遗产在不改变样态的前提下开发出经济效益，其产出的经济效益可以用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而形成开发与保护之间良性循环。
二、商标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以避暑山庄为例
以避暑山庄为例，避暑山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五A级景区，每年接待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目前，旅游商品的销售成为旅游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世界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有效形式。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的旅游商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商标权的保护和品牌战略。以避暑山庄为例，其在旅游商品开发和品牌塑造上存在的问题如下：
第一，注册商标的品牌意识不足。避暑山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驰名中外。就其相关的注册商标而言，据笔者搜集的资料，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实业集团就白酒类注册了“山庄”商标，该集团生产的山庄老酒获得 “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称号。 除此之外，笔者没有发现与避暑山庄相关的其他商标。就避暑山庄实业集团注册山庄商标而言，其是企业自身行为，与避暑山庄管理部门无实际联系。避暑山庄作为驰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可开发的商品肯定不仅仅是白酒品类。同时，大量的商品取材于避暑山庄却没有注册相关的商标，商标权保护意识不足。
第二，与避暑山庄相关的旅游品牌商标的关注不够。上文指出避暑山庄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其吸引大量的游客来承德。但是，笔者发现在承德售卖的旅游商品并没有体现出避暑山庄的特色。一言概之，旅游商品的开发并没有有效利用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即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扩展不够充分。若将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扩展到旅游商品，其必将带动旅游商品的销售，创造新的经济效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著名风景区的避暑山庄的品牌价值远未发挥出来。
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商标保护的建议
首先，要强化商标的注册申请。各国法律都要求注册商标申请人须具备一定的资格。在我国，申请商标注册的主体限定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是属于世界遗产的一部分，但是《公约》亦提出应当充分尊重文化遗产所在国的主权并且不能使国家的财产权受到损害。同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属于国家，亦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其主体不仅仅包含当地的政府，亦应包括当地的民众。那么商标申请人应当是谁？根据公约的规定，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国家应设立专门的结构进行管理。笔者认为，该机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申请人。以避暑山庄为例，避暑山庄管理委员会可以作为“避暑山庄”等相关商标的申请人，但应当注意的是申请人并不意味者其是注册商标的所有人。
其次，笔者认为，我们解决文化遗产注册商标存在的问题时，可以借鉴我国商标法关于地理标志的规定。根据我国《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申请人可就地理标志申请注册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某地区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等一系列条件早就与该地区紧密相连的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即标示商品来源地区。为保护特色产品，目前国际通行做法即是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可以合理、充分地利用与保存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地理遗产，可以有效地保护优质特色产品，促进特色行业的发展。就注册商标而言，世界文化遗产和地理标志存在两个主要相似的特征：
第一， 地域性。正如上文所述，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世界的，更是地方的。文化遗产代表着文化遗产所在地的文化资源，世界文化遗产与其所在地不能相分离。河北省承德市与避暑山庄紧密相连，在民众的意识中承德和避暑山庄之间几乎可以划等号，所以，通过申请“承德避暑山庄”等一系列地理标志商标，既可以合理、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又可以有效地保护承德相关的优质产品，促进相关特色产业的发展。
篇（5）
我国文艺理论界探讨得比较热的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这个被称为“cultural study”的文化研究流派，其实与文化学者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是有区别的。“特指产生于本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研究领域，其先趋人物是英国的威廉姆斯（r·williams）与霍加特（r·hoggart）”[2]所进行的文化研究，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文化批评。它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具体来说有大众文化研究、后殖民文化研究、知识分子研究等。在一些国家基金的资助下，童庆炳等先生先后推出了很多文化诗学著作。王岳川、罗冈等学者有很多译著和专著。可以说，“文化研究”差点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具体到每个学者，其对“文化”的理解又有些不同。
但文化研究各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美国历史比较短，它的文化生产的起点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的文化从一开始大众性就占据了主流地位。而文化研究和中国自身的问题结合，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审美文化研究，它是审美社会学的核心范畴，“是指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3]如今，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审美文化学的建立。
当然，文化研究也带来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变化，似乎有把阵地转移的迹象。“有学者要求我们改变‘文学’观念，大胆地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吸纳到文学研究之中。”[4]（p95）因此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董学文先生认为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颠覆，让文学匍匐于文学之外的目的，把非文学现象和文学现象混淆。他在专著《文学理论学导论》中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眼下的‘文化研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利用文化学的眼光来研究文学问题……其次，文化研究置换了文学理论的问题与话题，成为对历史、语境、媒体、权力、种族、性别、阶级、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现代等大文化现象的探讨和关注。再次，……‘文化化’所导致的文学理论的霸权主义，一方面，可能使文学理论承受太多的压力而变得沉重，从而使自身走向解体；另一方面，则在反效果上成为一种‘非我’的东西，使得越努力离目标越远”。[4]（p96-99）
那么该如何看待目前文学理论界的“文化研究”热？从什么角度来把握这个文化研究比较合适？其实文化研究虽然没有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却有自己的思想定位，那就是思想批判。对精神产品进行思想审查，揭示里面的权利关系，为被压迫者辩护。进而对精神产品给读者带来的麻痹进行消毒。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文化研究”其实还是一个精神再生产的问题。它的任务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再生产的一种批判。对精神再神产比较好的视角就是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进行研究。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我们大致可以把人类自身再生产分为经济基础的再生产，经济制度的再生产，以及个人对此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5]。而个体再生产就涉及到精神再生产。我们可以把它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印证。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创造历史”（即人类自身再生产）需要以下几个基础：物质生产、工具生产、家庭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6]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识生产。西方研究学者比较重视对马克思的这个生产方式的研究，而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社会结构。其实，离开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结构是无法把文化生产的根源说清楚的。所以有的学者把人类自身再生产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维系人的生命的社会情况；二是生产资料及生产产品的占有机制；三是精神方式的变迁角度。这三者中，维系人的生命的社会状况是基础，它决定了后两者。但精神方式一旦形成，就会习惯性地传承，形成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既有变化，也有传承。其较难改变的有思维习惯，伦理模式，而容易发生变化的则有财产分配、价值观念等。因此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看文化研究，我们会发现“文化研究”可以对文艺理论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化。
一、能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研究”进行较科学的认识
我国精神生产的情况很特殊。从文学管理的体制来看，我国文学创作在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是政府管理，文学写什么，怎么写，写成什么样都有明确的规定。文学是天下的公器。相应的文学理论也主要是政府的文学理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对文学的管理开始放开了，文学创作有了一定的主体性。相应的文学理论的立足点也站在文学创作的独特性这个方面。也就有了“主体性”文学理论。到了90年代后期，文化的市场化越来越深入，人们发现诸如美女写作，欲望写作成为了文学界关注的焦点，文学似乎已经不再是天下之公器了，那么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何为？而且文学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叫好的作品未必叫座，叫座的作品未必叫好；西方的文学产品大量出口到我国，对我们文化贸易造成了大量的顺差，而我们却不能有所作为等。面对这些变化了的文学现状，固守原来的文学理论领域显然要脱离了文学实践，而“文化研究”则是应对这种现状的文学理论新尝试。
但西方的文化研究往往陷入了一个相对主义的逻辑怪圈，有些为批判而批判的情况。的确如董学文先生所说，带有霸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很多学者呼唤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批判。[7]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进行文化研究，能很清晰判断各种文化模式的价值：那种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文化是好的文化，是人类真正需要的。而那些不利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文化思想则是有害的。
转贴于
尽管文化研究对历史、语境、媒体、权力、种族、性别、阶级、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现代等大文化现象的探讨有置换文学理论论题的可能，但是这些研究却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得以流传，得以发展的生存空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权利关系得到澄清，这也使得文学本体研究有了深入的可能。而的人自身再生产的理论正好可以对这些散乱的问题给予系统性、科学化的认识，从而使文化研究能更好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服务。
二、能够对各种文化精神的起源、演变及其影响下的艺术精神做结构性的解释
西方文论从形式本体论转向文化研究其实也是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学理论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无法解释文学精神的生成与流变。而文化研究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因此文化研究的兴起也有其学科自身的逻辑。
从唯物史观来看，物质决定意识，人类的生存决定人类的精神状况。
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文化研究，可以整合维柯的诗性智慧，轴心时代等理论，那么对于各种文化的精神风貌，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以人类几个最古老的文明为例：古希腊的文化精神是个体化的日神精神，其精神方式是一种彻底的理性思维方式；印度则倾向梵我合一，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循环过程，其精神方式是一种直觉体悟方式；中国古代文明则是以一种直觉的思维方式，务实，讲究人伦义务，以群体的延续为第一义，追求精神上的不朽，因此可以称为生命伦理学。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考察各个文明的产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近乎结构的模式在起作用。这就需要对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方式进行考察。根据意大利学者维柯的研究，人类最初的精神方式是诗性智慧。它是原始文化的精神核心，由于食物匮乏等原因，到轴心时代，这种精神方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并被新兴的代表私有化的思维方式——理性所击溃。由于原始文化中各民族在生存条件，两性关系及精神方式上的不同，使这些民族回应挑战也不同。根据刘士林先生的研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完成精神生命的私有化的问题，他认为“具体而言，精神生命私有化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死亡意识的产生；其次，个体化的实现；再次，以功利为中心取向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原始时代以永生信仰为核心的诗性智慧在轴心时代破裂，使死亡与存在问题第一次内化为人的个体意识、生命的时间意识；原始公有制的衰亡，则直接引发了个体与群体的对立与分裂，从而使自我意识对自我的占有变得十分重要和突出；而人与自然功利性关系的产生，则是对象化思维关本文由收集整理系的前提。所有这三方面都与原始人的永生观念、集体观念、主客不分观念相悖，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变革在所难免。”[8]而自我意识的产生也使死亡问题深深地刺激了人类。应对死亡，古希腊文明成功地通过对象化思维把握了死亡，把它对象化和理性化，从而更加肯定了个体的存在，成为文明时代的骄子。印度文明以宗教方式，以有限的个体证悟无限的实在，解决了死亡问题。而中国则由于它独特的生产条件，保持着“人心”、“情感”，以一种诗性智慧的直觉方式把死亡融为生命的一部分；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人伦义务贬低个体生死的重要性，在群体的延续把个体的生死消解在族类的生生不息的历史绵延中，从而使生命获得精神上的不朽。
这些不同的文化模式产生后，其艺术精神也不相同。西方倾向于对象化的方式把握世界，因而其文学也多自我意识的表现。我国文学则较注重比、兴，写景状物之中传达出人情人味。印度文学则多证悟人与自然、有限个体中的无限实在。
三、从人的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能比较清晰地看清楚文学的流变
从新批评派到文化研究，其实是有文学批评自身原因的，这是内在的文学层面所需要的。“因为，没有那深刻的相对论，没有对形成历史思维特征的每一具体境况特点的重视，‘新批评’的范畴便趋于凝固”。[9]实际上，新批评将但丁、莎士比亚等永恒化了，因此忽略了文学的流变。这是文化研究兴起的另一个原因。
文学的流变有宏观的文艺思潮流变，也有微观的更为细腻的文学类型方面的流变。从人的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文学，对这两者都可以进行考察。
先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文学流变来考察。根据威廉斯的研究，文学的审美价值其实在于“情境”中，这些情境“拥有种种精确细致而又极其多变的构形[formation]，这些构形造就着、或维持着、或封闭着、或摧毁着这些情境。这些构形的历史就是艺术的那种特殊而极其多变的历史。”[10]（p165）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威廉斯引入了两个概念：“惯例”“标写”。所谓“惯例”，在艺术和文学的社会理论中，“是指某种确立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背景”[10]（p180）；所谓“标写”其实就是书面语的书写，它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复制。这两个概念使得文学生产的物质性得以凸显，而我们也从中看到文学变化的一些轨迹。文学的创新意味着对惯例的突破，而惯例也往往是读者接受文学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实际写作中显现出来的多样性的标写[notations]和惯例[conventions]进行归类，并加以组织，使之成为文学实践的特殊方式，这种持续的尝试大都形成了关于体裁或类型的理论。”[10]（p188）
对于文学的流变，詹姆逊则抓住“文本”的形成来进行阐释。从微观层面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建构受到政治、历史的影响，文学作品和文化作品是偶合，在这里“历史被还原到一系列定期发生的事件和时代危机、年复一年的历史动荡、按编年史顺序发生的政权和社会时尚的兴衰，以及历史人物之间的激烈而直接的斗争”。[11]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建构受到社会阶级之间构成性张力的影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元叙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的建构受到一系列的生产方式的影响。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所说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阶段。其实，他对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的产生都会有相应的文化产生。
转贴于
四、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视角来进行文化研究可以看清楚很多文化传播问题
文化传播的问题涉及到多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生产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文化传播之间的问题：一是国际之间的传播问题；一是国家内部文化传播问题。
关于生产力对文化生产影响的问题，威廉斯告诉我们：“20世纪下半叶，‘文学’上的许多明显的危机都是由基本物质生产中那些变化了的过程和关系所引发的。”[10]（p170）这里涉及到出版业的物质手段的进步，也涉及到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文学载体的出现所带来的文学外部环境和写作本身所产生的巨大的变化。
国际间的文化传播问题很复杂。目前存在较大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输出巨大顺差问题。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来公民生活的富裕。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发达国家物质文明的向往是造成文化逆差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强制性的文化输出。事实上，西方经常以贷款、援助等为条件，强制性把自己的价值观，国家发展模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这才是应该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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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每个国家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截止2003年底，全世界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共754处，分布在129个国家。中国已经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共29处，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文化和自然复合遗产4处；自然遗产4处；文化遗产21处。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各国都在寻找适合本国国情、当地文化教育、历史传统、经济条件的发展与保护模式。
我国是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大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镇化高速发展，不断探讨和完善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的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1黟县文化遗产分布特征
黟县位于安徽省南部，地处皖南山区的腹地，县域面积858km2，至2005年底总人口9．85万人，城镇化水平28．8％，县城人口lI98万人。早在公元前600多年(西周时期)皖南山区就已有人类居住，公元前222年(秦代)统一一中国(距今2200年前)，就已设置黟县，是中国最早的建制县之一，留下了乍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堪称“文物之乡”，1992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1．1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中国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保持了完整的古村落原型，有精良的建筑艺术遗存，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构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风貌，有着显著的地域文化特征。为人类研究乡土建筑、乡村建设史、地域历史、文化、艺术、经济提供r宝贵的资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西递、宏村古村落于2000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人世界遗产名录，并于2001年5月被中国政府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2月4日又被国家建设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科学技术部等六部公布为中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黟县正从安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2众多文化遗产同绕黟县县城分布，形成组群古村落空间结构
除了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地之外，伞县还有省级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在距县城10km范围内的4个古村落——南屏村、关麓村、屏山村和碧山村。这些古村落有优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并有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
1．3名村古镇紧密相依，空间结构既独立义联系
在地域空间分布上，名村、古镇和县城，既独立义紧密联系，相距在1Okm左右。从面、点卜看，名村古镇之问协调发展，相互补充。西递、宏村古村落叉与西递镇、宏村镇紧密相依，功能上瓦相融合，既有相对独立的占村落部分，又有镇的管理服务功能。镇的发展对古村落的保护形成一定的压力，然而古村落的保护对城镇的礼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1．4名城名村依山傍水，显现桃源意境
皖南古村落的选址建设，枕高山面流水，特别注重对水的利用，这既符合村落建设中的基本生活条件，也是保护自然生态和景观环境的需求。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姓同族家庭聚居地，尊儒重教．注重文化设施建设，有祠堂、书院、牌坊、水口园林等，文化氛嗣浓郁。建筑风格和型制规整统一，建筑组合丰富多彩，粉墙黛瓦，错落有致，木结构为主，以砖墙围合的木构架建筑。名镇名村座落在234kmz的盆地里，镇村四面环山，漳河等水系自西向东贯穿，与自然环境和谐统-，显现了桃源意境。
2黟县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2．1面临拆建和破坏的压力，细化落实保护政策
古村落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仍居住着一定量的居民，保持着一定的社会生活。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传统建筑的使用功能有许多不满意，古民居面临着被拆毁和改造的压力，对遗产原貌的真实性造成了影响。少数居民缺乏保护意识，新、改、扩建建筑或采用新材料、或采取现代风格、或改变原有结构；少数古民居改变用途，破墙开窗用作旅游商业用房。与传统风貌很不协调，破坏了古村落原有的风貌。保护好古村落文化遗产资源，必须进一步落实好古民居的新建和改扩建的保护规定，疏解和控制古村落新的建设。
2．2面临环境压力。内部环境整合与外部生态环境融合有待进一步强化
环境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外来人口的环境压力和内部人口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古村落的文化价值不仅在其奉身，更重要的是它与自然环境的相结合，这就要求既要对占村落内部环境进行整治，保持原有风貌，又要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如古村落内部要注重对供电线路老化等各种管线的综合，注重防灾。
同时要注重对古村落大的环境背景进行保护，不断拓展旅游环境容量，注重外部随着气候的变化和树木的砍伐造成的山体植被逐渐减少和水土流失。由于赖以生存的水溪游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河床逐年提高。古代村落的水系原形逐渐萎缩，对村落产生一定的影响。
2．3城镇、名村及一般古村落互相协调发展尚未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
城镇、名村和一般古村落协调发展框架尚未形成系统，在快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下，在有限的地域单元内。要维系原有的城、村人工环境与山水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必须要注重环境容量的控制，明确保护与发展的对策。从宏观着眼，探索出一条适合文化遗产保护与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
2．4在经济发展方面，产业结构调整思路尚待进一步加快
2005年，黟县生产总值7．46亿元，人均内生产总值7200元。财政总收入6043万元，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27：35：38。2005年全县共接待中外游客212.3万人次，直接收入7008万元，旅游总收入1．6亿元，经济发展呈现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快速发展态势。如何将范围小、人口少的黟县发展成为经济强县，必须要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结合黟县文化遗产资源大县的特点，进行理念创新，构架新的产业优化升级模式，实现经济总量的腾飞。
3黟县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利用对策
3．1坚持区域协同发展，融入大区域旅游网络系统，建成国内，至国际知名的文化及生态旅游胜地
安徽省委、省政府2001年提出了将“两山一湖”地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的旅游胜地。“两山一湖”地区是以黄山、九华山、太平湖为中心的皖南旅游区，面积约1万km，黟县是皖南旅游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两山一湖”旅游区是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旅游区之一，旅游资源集中、密度高、品位优。在这样的区域背景下，黟县应该紧紧围绕融人大区域旅游网络系统，构架以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的皖南旅游区域二级旅游地系统，成为黄金旅游线上的主要亮点之一。
3．2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地为核心，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坚持整体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就是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地为核心，合理划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并划分不同等级、类型保护区，明确相应的保护管制措施和发展政策的要求。
为了有效保护文化遗产，首先确定总体保护地区，并根据保护的对象相应确定分级保护范围。提出不同的管制措施，达到满足管理刚性的要求。根据黟县历史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和县城总体规划划定的规划区范同，将黟县古村落等历史文化遗产相对集中的地区划定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并与县城总体规划一致，进行整体保护。这样管理法定主体明确。实现规划建设管理的统一，又能从全县范围完整地保护好古村落和大量的名胜古迹，保护好黟县古城的历史文化圈。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范嗣包括碧阳、西递、宏村、西武、碧山、龙江、泗溪7个乡，面积为374km2。其中古村落分布的盆地面积占234km(以山脊线为界划定)。在空间布局上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的用地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县城建设区、村镇建设区、生态敏感区。针对各功能区特征．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
3．3一持统筹城乡发展，妥善处理好古村落、历史街区保护与新区开发建设的关系
城镇建设在坚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不断进行旅游资源的整合。使文化遗产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网络。处理好古村落、历史街保护和新区开发的关系。
黟县县城建设要注重加强县城历史街区的保护。体现生态环境观，坚持“精巧、雅致、生态、徽韵”的原则，突出黟县特色。
篇（7）
1.引言
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渐趋恶化，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严重的传承危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迫在眉睫。活态传承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之道，探索多种传承方式显得尤为必要。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都突出强调了教育传承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1]。民族地区的小学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文化空间，在保护传承本民族遗产文化中占据明显的地域优势[2]。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民族小学教育中，可以使少年儿童在其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就将本土文化扎根于心灵，增强其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觉性，逐渐树立起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由此利于提高少年儿童的综合素质，同时更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推进。
2.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的融合路径
2.1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认知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内涵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知识，反映了民族地区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及精神面貌，对其进行保护对于维护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的小学应挖掘当地民俗特色文化资源，积极参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主体的建议意见，组织专业教师团队编写出通俗易懂的地域民俗文化校本教材，将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民间传说故事、民俗节庆文化、民族服饰文化等以选修课、自修课的形式列入小学教学内容，从而提高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能力，增强其民族文化认同感。
2.2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科学认知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原生态地反映了各民族地区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实态、人类的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体现了民族地区群众对大自然、生产生活实践的科学探索，具有重要的科学文化价值。通过总结归纳本民族传统历法、传统工艺、民间医药等具有科学价值的遗产项目，为小学生的自然科学课程补充设计文字与图片生动结合的辅助教材，并在教学过程中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从而培养小学生对本民族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兴趣，激发其民族自豪感。
2.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运动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舞蹈、体育以及重大节庆活动都蕴含着丰富的体育运动教学资源。将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等项目渗透到小学生的体育教学内容中，不仅可以丰富体育教学内容，增加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增强学生身体素质，而且可以加深少年儿童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感知。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小学教育的融合，民族小学一方面可以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文化空间，通过在重大节日举办一些民族活动，引导学生参与体验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体育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开设民族舞蹈和体育课程，使传承传统舞蹈、体育项目成为常规的教学活动。
2.4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审美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等内容都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内涵，形象地展示了各民族独特的艺术情趣和审美取向，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民间小学应定期组织小学生参观欣赏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民族服饰以及美术书法作品，从而培养其对民族文化艺术的审美情操。同时，可以开设民族音乐、舞蹈、美术和书法等特色艺术课程，加强特色民族文化艺术对少年儿童的艺术熏陶，培养小学生对民族特色艺术文化认知能力。
2.5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思想道德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拥有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形象生动地传扬着各族人民积极向善的伦理观念，为少年儿童的德育提供了鲜活的材料。民族小学可以将民间传说故事、传统礼仪和节庆仪式中的优秀道德文化资源编为儿童品德教育读本，为小学生的感恩、礼仪教育提供特色素材。另外，民族小学可以采用符合儿童无意识模仿和具体形象思维等心理特征的娱乐体验方式，如讲述民间传说故事，观看道德教育影片，欣赏传统音乐等，增强其受教育效果。通过将本民族道德文化资源应用在小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可以充分发挥民族优秀道德文化的示范作用，使民族精神在少年儿童中得到传承和弘扬。
3.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学对接的保障措施
3.1制定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的政策措施
制定合理的政策，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是民族小学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力保障，因此，民族地区的各级文化和教育部门要依据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小学的项目推荐计划，并周密制定“非遗”进校园的实施方案。另外，各级文化、教育部门应加强小学教育资源建设和师资培训，为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工作创造条件。最后，文化和教育部门要加强对保护传承“非遗”小学的监督和管理，对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绩突出的小学给予适当的奖励，对考核与评价不合格的学校责令限期整改，从而规范和鼓励小学教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3.2开发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它规划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校教育融合发展的具体实施方案，同时为学校教师的教学提供方向指导，开发遗产保护对接小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的课程体系开发主要从小学教育中的拓展课程和探究课程入手。拓展课程的开发，要求学校首先挖掘发现本民族的民间传说、表演艺术、体育等项目，然后将其整理为可进入课堂的校本化的教学资源，最后依据这些教学资源设置反映民族地域特色的艺术欣赏、书法练习、民族体育等拓展课程。探究课程的内容主要是引导学生参与重大民族节庆文化活动，定期参观民族工艺品展览等社会实践探索活动。
3.3引导传承人参与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的顺利对接，离不开民间艺人的支持与帮助。因此，政府和民族小学要积极引导民间艺人参与支持教育保护遗产的活动。一方面，政府通过对传承人的政策扶持和培训教育，增强其文化自觉性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鼓励其参与民族小学的遗产保护活动。另一方面，民族小学将传承人聘请到学校，担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教学，并鼓励其为校本课程的课时安排和校本教材编写建言献策，为民族小学的遗产教育工作提供指导。
4.结语
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表演艺术、传统体育项目内容，通过采用参与互动和直观感受的方式将其应用在小学教育中，可以让少年儿童在感知、体验中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逐步培养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的兴趣。民族小学与民间艺人应在政府政策引导下积极合作，落实学校教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的顺利对接。
篇（8）
关键词：开平市青少年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认知状况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郑孝燮曾说：“我国世界遗产事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认识问题。把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从现在开始就下大力气加强对青少年进行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也是一个认识问题。”至2007年底，开平市总共有青少年[1]62000多人，约占全市人口的9%〔1〕。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以开平青少年为案例，论文拟就当代青少年认识世界文化遗产的状况进行多维度解析。
一、开平青少年的认识及思想状况
当地青少年对碉楼的认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从电视新闻媒体中获知，如开平台定期播放的开平碉楼节目、报纸和新闻节目等；二是从学校派发的有关碉楼的书籍中了解(其中有进行碉楼知识考试的学生对碉楼基本知识认识较深)；三是从碉楼申遗时的各种宣传标志中认知；四是从祖辈的口述中得知(此种情况较少)。
多数青少年对碉楼认识较偏重于感观形态方面，对多数碉楼的名字没有特别留意，一般是认为碉楼较旧较黑，是中西建筑特色结合的产物，并设有枪口，具有军事防御的作用。身在开平、长在开平的他们对这些碉楼熟视无睹，因此对于碉楼的认识普遍停留在表面的层次，而对碉楼的来源、历史、意义以及碉楼文化中所包含的岭南文化、稻耕文化等基本上没有深入的认识。
对碉楼了解较深的青少年或认为碉楼具有欣赏价值，很美，像城堡；或认为碉楼很坚固、结实、有特色、作用多、功能强，体现了华侨对家乡的爱和建筑师的睿智。总的来说，感性认识的成分较多，而文化艺术、赏识认知和结构特色等层面则相对缺乏。“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精神文化符号层面上的认识还有待广泛宣传。
多数青少年认为碉楼可以代表开平文化，心中对碉楼存有感情，但缺乏进一步了解碉楼的兴趣。由于目前当地经济发展有限，本地人们收入偏低，多数留守家乡的青年忙于家务活或学习，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少年偏重于娱乐方面的爱好，认为历史文化较枯燥，因此对碉楼文化兴趣不大。
二、影响青少年认识碉楼的因素
（一）社会环境
从对外联系来看，水陆交通方便，开阳高速公路与325国道横贯全境地，三埠港每天有2艘豪华客轮往返香港〔2〕，但市内交通和旅游指南方面，尤其是景区之间的来往存在较大问题，景点班车的设置没能把分散的碉楼群与游客的时间安排统一起来，大部分的景点缺乏关于碉楼的全面细致的交通指引和正规的出租车服务，给游客，尤其是自助型旅游的游客，带来不便。
交通不便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由于碉楼大多位于开平的乡镇，而这些地区难以有经济实力提供完善的旅游交通系统。
申遗时，电视广播、报纸媒体对大众获取碉楼知识发挥着重要的宣传作用；然而，申遗过后，这种作用便大打折扣。现有的相关电视节目缺乏趣味性，内容重复，对碉楼的介绍方式单一，难以引起青少年的兴趣。而更注重时事的报纸媒体较少刊载关于碉楼或其他世界文化遗产的信息。通过网络资源了解碉楼更具有自主性，但目前官方碉楼网一般只有简单的介绍和相关的旅游信息。可以说，各种媒体对于碉楼与村落的宣传和教育明显不足，更谈不上对青少年世界文化遗产的意识的培养和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
除了这些，由于民间没有自发性地举行以碉楼与村落为主题的团体活动，使得碉楼文化对当地风俗的影响渐趋减弱。而青少年本身对碉楼的认识较少，所以在他们的日常交流中很少涉及这一方面的话题。另外，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有限，相关馆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不如人意，未能起到很好的文化宣传作用。
（二）政府政策
当地政府先后颁布了保护碉楼的相关规章，如《开平市碉楼与村落保护管理规定》和《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碉楼与旅游业的结合是当地政府的重点政策之一，政府希望通过这一传统文化优势，使碉楼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进而创造一个适宜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目前政府在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二者的协调上所做的工作比较欠缺。在保护和开发方面，关键在于政府决策者的工作重点和开发的度之间是如何控制。由旅游部门和保护部门单独做规划都不利于地方遗产保护的发展，必须由政府控制开发。搞保护的人要懂经济，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搞旅游的人要懂得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宣传教育的广泛性是通过旅游的发展而实现的。
就官方宣传方面来说，对碉楼的宣传与教育基本上出现在申遗时期，当时的社会气氛极为浓厚，但申遗成功后却变淡甚至没有。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市区里都有关于碉楼的文化展览会，但是影响力不大，没能深入其它乡镇。宣传的不足，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市政府在宣传时只注重市区而忽视了其它较偏远的地方；另一方面，其它地方的镇政府过于依赖上级市政府的指示，没能在宣传工作上有足够的主动性。
（三）学校教育
当地各所学校多曾组织过碉楼参观游览等活动。学生亦以画画、写作、手抄报或黑板报等形式加深对碉楼的认识。然而在学校教育这一块，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没有乡土教学系统，缺乏明确的教学指标、计划等。目前中国教育还是以追求升学率为主，在应试教育上下的功夫较多，尤其是高中，所以会出现学校只在班会课讲授碉楼知识，而高中甚至连课堂讲授也没有了；其次，初、高中的外地老师占有一半之多。这些老师对碉楼没有天然的感情基础，较少重视碉楼知识的讲授。同时，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外地老师对碉楼基本知识的理解容易产生偏差；第三，碉楼专业研究人员不多，教材的编写人员缺乏，严重影响教材的内容质量；第四，碉楼教材、宣传手册种类缺乏，在开平仅有两本碉楼的乡土教材，而其它宣传手册多为旅游所用，为旅游而编写的手册并不能给予当地青少年进一步了解碉楼较大的帮助。
（四）家庭教育
父辈的生活已离土匪猖獗的时代久远，加上文化水平不高，与祖辈相比，他们对碉楼的认识很少，因此，当代开平青少年很难从家庭教育中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文化的隔代流失实在令人揪心。一方面，父辈对碉楼的感情已不如祖辈，代际承传问题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代沟使青少年一代不愿经常与父辈聊天，父辈忙于工作，也没有跟孩子们过多讲碉楼的事。家庭教育方面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另外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所居住的村落有没有碉楼；第二，有没有亲戚是在碉楼里面居住过或从事相关工作。虽然开平有一句话：无碉楼不成村，但是随着人口的迁移，很多新村都没有碉楼。因此这部分的家庭教育是相当缺乏的。
（五）华侨影响
作为侨乡的开平，旅居海外和港、澳、台的开平籍同胞有75万人〔3〕，华侨对当地的影响举足轻重。当华侨回乡时，他们对碉楼的深情自然能感染当地的青少年。然而，当时建造碉楼的一辈华侨多已归西，新一代的华裔对碉楼的感情也没有祖父辈深厚。再加上现在的华裔也很少回乡，华侨的影响力渐渐减弱。
（六）青少年自身
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新事物大量涌现，加之受国外文化的影响，网络游戏、英超、NBA、卡通动漫……充斥着青少年的世界，绝大部分青少年对于古老的建筑并没有多大兴趣。如何培养青少年对碉楼的兴趣是社会的共同责任。此外，文化程度对青少年理解碉楼的价值也有着重要影响。当地虽不发达但安逸的生活条件导致部分青少年形成安于现状的性情，读书不努力，故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学历普遍在大专以下。
三、加强青少年遗产认知与保护意识的建议
“遗产保护是第一性的，有了遗产才有遗产地的旅游，而遗产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同于其它的旅游对象与产品，只有在不妨碍遗产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发展旅游。”〔4〕因此，开平要积极推动公众教育事业，形成“明瞭的共识，积极的参与，真诚的归属感”，达到一种官民互动、事半功倍的良性循环。
要大力普及、加强青少年、市民对开平历史，尤其是“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认识，可以尝试与广州市、佛山市、中山市和潮州市等城市文化局或文物局建立区域合作文化交流平台；制定具有乡土特色的教育方针并有效长期实施贯彻，形成一个具有开平特色的乡土教育体系；社会宣传教育应该采取多元化、有针对性、有计划性的措施，包括电视媒体、广播媒体、街道宣传栏及互联网等硬件设施、旅游专线及交通指引的完善等等。
其次，普遍提高青少年、市民的文物遗产保护意识和相关知识。要加大学校教育，制定开平乡土教材与开放性课题相结合的方式。在推广方面，有计划、富针对性地出版开平文物书籍，并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业界与学界研讨会，就特定项目撰写兼具知识性和专业性的专题书籍；孕育“开平文化大使培训计划”，培养具有专业文物导游知识与技能的青年学生，以此普及开平文物常识，加强社会民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
开展图书馆流动车计划，宣传普及“开平碉楼与村落”的相关书籍。图书馆流动车分为大众型和学校型两类形式。图书馆流动车以村落为单位，可以节约财政负担，也可以提高普及率。其次，对于学校型方面，流动车可以走进校园，让学生借阅图书，流动周期可设置为两周。这样可以让学生有新鲜感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紧迫感。
当然，还要充分利用侨乡优势，与民间团体、高等院校和个人互相合作支持。在地区合作交流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珠三角的艺文合作。除了进行信息交流、文物考古合作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图书馆方面的合作，希望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专业水平、提高文物管理水平和修复技术。
四、结语
以青少年为主的广大市民推广历史文化遗产的做法的好处在于运用了一种双向、互动的模式使传统意义上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范畴由政府官员、专业人员扩大到普通公众，并且由于将对象定位于社会上最具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广大青少年，从而保证了“世界遗产教育”成为世界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和重要动力。一方面，从教育趋势来看，青少年较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也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尽早接受正确的文物保护意识将有助于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青少年社交广泛，文物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教育经过他们的传播，会很容易产生类似“触媒效应”的由点到面的积极影响。总之，机制、法律、科技、资金等，都是保障世界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而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则是贯穿于其中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国城市年鉴2007[M].2007，(23):125.
篇（9）
他不仅在学术上成就菲然，对辽宁省和沈阳市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做出重大贡献。在他的建议下沈阳市政府复建了盛京路古文化街；怀远门和抚近门；沈阳西塔和延寿寺；盛京古城西北角楼；成立了沈阳考古研究所；建立了沈阳铁西工业博物馆等。使沈阳市的文物得到有效地保护。特别是在“一宫”、“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作出突出贡献，被辽宁政协和沈阳市人大授予优秀委员和代表、被市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被市委市政府授予特殊贡献奖。他领衔研制的《古建彩画清污除尘技术》，填补了我国在古建彩画保护技术上的空白，获辽宁省科技发明一等奖，获国家科技发明奖。
篇（10）
花山岩画是中国境内现如今发现单体规模最大、图案内容、形式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岩画，是左江流域岩画群代表。1988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国家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2016年7月15日“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花山岩画的绘制年代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战国、西汉、东汉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如今震撼人心的宏伟巨作。花山岩画不同于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岩画、法国的拉斯科岩画等史前岩画，它并不是史前文明发展过程当中绘制完成的，所以花山岩画的发现有助于左江流域文明发展过程与其地域特殊性研究。本文首先概述花山岩画整体图案元素、造型特征、寓意特殊性三个方面，结合花山岩画图案特点衍生设计具有造型独特、功能实用、寓意美好的旅游产品，从而增加世界文化遗产花山岩画在旅游产品领域的丰富性。
1花山岩画介绍
中国岩画史家陈兆复先生指出:“我国的祭祀岩画以广西左江流域崖壁为最，其中的花山崖壁画，以其人物之众多，气势之宏伟，堪称全国之冠。”花山岩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东南14．5公里花山屯北明江东岸。花山，壮语名为“岜莱”，汉语译为“有画的石山”。［1］岩画临江，可根据崖壁高度与崖面的平整程度分为上、中、下三部分，花山岩画主体图案集中在崖壁下部，中部略有分布，而上部主要因为岩壁内斜陡峭、崖面不平整、海拔过高不利于攀爬绘制等因素分布极少。花山岩画的图案呈红色，红色涂料以赤铁矿、动物血混合调制而成，颜色相对单一;岩画整体造型简单，但大篇幅色调统一，图案画风相同的岩画具有宏大、庄严、热烈的视觉效果，整体氛围偏于奔放。
2花山岩画的形态造型
花山岩画距今年代为两千年左右，但由于古时宁明地处百越文化地区进入阶级社会较晚，人们的生活、意识等都明显的偏向原始和古朴，故在当时尽管中国中原地区社会生产力已相当发达了，宁明花山地区仍应处于生产力发展相对仍缓慢、生活相对较原始的状态，从而使得宁明花山岩画的造型能得以展现古朴、简洁、生动、自然、恢弘的风格，具有一种原始天真趣味。［2］本章将从图案元素、造型特征、文化特色三个方面对花山岩画进行论述，系统分析花山岩画的三个方面研究有利于提升旅游衍生产品的造型文化底蕴与产品造型地域独特性。2．1花山岩画图案元素。岩画的整体图案，以人物、物象的图像为主，造型图案丰富。在不了解其绘画目的前提下，能感知花山岩画绘制的图案与当时人们早期文化活动的联系。通过研究、调查了解到图案中所表达的表面含义，如图案中人群聚集能反应当时人们活动的情形，以头戴装饰物件的为首领开展各项祭祀、祈福、运动等活动;以鼓、剑、环首刀等兵器图案能够反应广西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从而验证铜鼓使用习俗在广西地区的长久得到重视和尊崇;太阳纹图案在花山岩画中多以星星状、圆点与圆饼状形式绘制，能考证广西百越民族古时集会开展活动对铜鼓器具使用情况。花山岩画的图案的装饰性正是我们在现代艺术创造中可以充分利用的元素图案。其平涂剪影效果的图案极具强烈程式化的装饰艺术特征，内涵着朴素的原始艺术审美情趣。［22．2花山岩画造型特征。在花山岩画记录当中能发现，图案造型有写实精细与概括抽象两种不同的形态风格极为简洁，这与不同时期画者对人物造型不同的理解有很大的主观见解。在人物造型的头部位置，有些能明显看出头部与颈部的连接有些头部为方形、更有些人物头部与躯干仅仅用线条一带而过，风格不同但是不同岩画组互相映衬整体趋于统一。花山岩画造型绘制总体特征抽象、概况，这与当时画者绘画技法，那个时代人们淳朴的天性有极大的关系，但行笔流畅寥寥几笔，造型却富有活力;彩色构成单一，驱使岩画整体统一，画面保存着不经过严谨的雕琢原始风貌。在相对艰苦的生活环境，当时人们为了生存、繁衍、发展、祈祷等原因在岩壁上留下造型简单、颜色单一的绘画艺术，饱含的是当时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艺术的追求。统一的色调、粗犷的线条略带程序化审美情趣的艺术形态造型吸引着大众的眼光。2．3花山岩画寓意特殊性。壮族人民多聚集、生活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带受夏季风影响多雨水天气，在古时的神话流传与对神明信仰，壮族人民把蛙当成是神的化身，认为它具有惩恶扬善和呼风唤雨之能，在多雨的生活地带护佑族人能免受洪涝灾害。壮族是稻作文化的代表之一，青蛙与稻作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如图二人们把人的形象图画成蛙状，试图通过祷告、献祭、巫术、乐舞等活动表来寄托自己的感情，密切人蛙关系，求得自然的恩赐与垂怜，以利于自己的发展。［3］在坊间自古流传“青蛙舞”的舞蹈形式，花山岩画创作时人物造型都以“蛙”意向形态进行，在绘制岩画时，人们继承引用了具有特殊含义的蛙形传统姿态，将神明、先祖的形象以蛙形意向的图案绘制。在调查中了解到坊间流传的蛙意象舞蹈具有以下几种寓意:1．祈求消除水旱灾害;2．保佑人畜兴旺;3．护佑族群战争顺利等美好寓意。无论是何种寓意都表明壮民族对神明与先祖的敬意与崇拜。消逝已久的骆越社会活动情景，在花山岩画团中得以呈现。岩画造型、构图、营造出一幅幅意义深远、内容丰富的画面。通过岩画能清晰的展现给世人当时人们对神明、先祖的崇拜，对渴望人畜兴旺、生活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景。
3旅游产品设计
为了使花山岩画文化快速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就必须赋予花山岩画图案新的生命力。打破原有的图案寓意，大胆的进行产品功能改良，设计、开发系列功能实用，满足现代人需求，并且具有花山岩画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故本章将结合花山岩画的图案特征，从设计的旅游产品造型艺术、实用功能、寓意体现三个方面来描述。3．1产品造型。花山岩画图案造型简单、抽象，这对与旅游产品的设计来说不需要精细的工艺雕琢。在设计当中，笔者通过对岩画构成元素、色彩两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花山岩画造型独特、线条简单、色彩厚实的特点，在原有的造型特征增添了造型的“厚度”，在产品内部进行设计，结合花山岩画原有的色彩构成赋予岩画新的“生命力”。流香睡眠灯产品的功能主要是流香炉与睡眠灯的结合。如图四，倒流香的运用能使人物造型在后背产生“披风”，动物造型在底部“腾云驾雾”的视觉感受，这与花山岩画对神明的敬畏相互辉映。以此构建意境，将花山岩画人物造型与动物造型更为生动的展示给人们。利用玻璃材质透明的特点，衬托流香炉的盛香容器与灯体材质肌理，视觉上达到通透而不失细节，简练而又颇为意蕴的整体造型、功能特点，以此来满足消费者对纪念品的购买心理。3．2产品功能。在笔者调研过程中发现，市面上具有花山岩画文化元素的旅游产品大多数都以平面形式展现，主要功能以装饰为主，缺乏实用功能。为增添花山岩画旅游产品的丰富性与实用性，笔者结合产品设计的要求、要点，结合花山岩画图案造型，设计了一组具有岩画特色、功能实用、造型优美的旅游产品。产品的功能主要是流香炉与睡眠灯的结合。产品内部如图五构建红色睡眠灯，充分利用花山岩画的原有色彩，能够为使用者提供一个夜间的照明功能;流香炉的设立，能满足消费者在睡前使用流香对卧室进行香薰，以此净化空气、舒缓精神、提高睡眠质量。在产品的使用过程当中，人们能够体验来自花山岩画文化带来的视觉、触觉、嗅觉等方面感受，从而更好利用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创造富有历史韵味具有现代需求的作品。3．3产品寓意。旅游纪念品承载的是游客对一次旅游经历、景区特色文化、美好祝福寓意的留念，拥有祝福寓意的旅游产品能促进游客的消费。通过调查发现，目前了解绘制岩画是当时人们是对神明的敬意、对先祖的祭祀、对集会的纪念等。岩画中的太阳纹样的发现结合广西地区铜鼓的使用研究，能够得出岩画中人物的确是在开展某种祭祀、集会活动。结合图案中蛙形态的人物造型，能反映当时人们对蛙神的推崇与敬意，这有利于构建流香睡眠灯的良好寓意，从而满足游客的消费心理。
4结语
世界文化遗产花山岩画旅游衍生产品设计研发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研究开发的课题，文化遗产的传承做的不仅仅做到保护好文化遗产不被损毁，更多的是应该对文化遗产的传承、流传与展示做系列文化活动。而实用的旅游产品研发有利于宣传、继承与发扬花山岩画文化，从而衍生更多具有花山岩画特色的文化产品，焕发花山岩画新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差异化为明显卖点的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挖掘花山岩画地方文化特色，传播花山岩画文化，特别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使花山岩画融入到当代的社会生活当中，从而为花山岩画的传承与发展打好基础工作。笔者将花山岩画图案特征融入到旅游产品的设计当中，尝试将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在设计中展现它赋予现代实用产品的新定义，从而更好的保护好世界文物遗产。
作者:徐嘉辉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