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08-03 19:35:06

文学文化论文

文学文化论文篇(1)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文学文化论文篇(2)

2以学生前知识为出发点的教学安排

变异教学理论强调,“为了领会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注意它与其他事物有何差异。要注意到该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不同,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中,逐渐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教学策略上,变异理论指出,‘分离-变异-对比’的教学操作模式正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关键。”这种以变异、对比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明确目标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对于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结构进行细致考察,然后客观筛选和提取学生前知识中,能够有效构成目标学习内容正反例的知识信息,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关键属性的差异对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标教学内容的本质内涵。基于教学实践并结合对于这一科学教学理念的反思,笔者对于如何将上述操作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如下。

2.1分离基督教文化的关键属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识体系是庞大而繁杂的,有效分离出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属性能够“化解知识难度,揭示知识的内在道理,使庞大数量的知识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内在联系结构,又能使结构复杂的知识体系清晰化,简约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属性主要包括神论,人论,救赎论和末世论,而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观点即是这四个基本教义的基础也是其联系纽带。“作为一种善恶两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把握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与其它次要属性区别并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基督教文化教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2.2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

其次,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即在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寻求能够区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的相关信息。“在变异理论看来,不经历可替换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样东西。”显然,“人性”是一个具有理解难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并不陌生。“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一般认同传统的儒家伦理意识模式并加以承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主导价值观。“著名的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论》中阐明‘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风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如所周知,至少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经典。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又被称为“原罪”的观点,指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随着生殖行为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各种罪恶的根源,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它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迥然不同又互为变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为引子,循序渐进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论点,这既能在对立观点的碰撞中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开启学生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记忆与思考,启发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自身已有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判断。

2.3运用变异的反例展开对比

最后,将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从理论基础和社会意义以及理论局限性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较,以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知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并构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来说,在提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探索和发掘这两种论断产生的不同理论前提和基础。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论的理论前提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群体的本质,它是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做出的判断;而基督教人性恶的观点是以人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为前提,从宗教历史渊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承认并畏惧“原罪”的观点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政府权利的制衡。与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观反映了对人性和人生积极的态度,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维护了人的尊严。但是性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强调贤人政治和道德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法制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两种文化不同人性观进行对比是学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宽文化视野、完善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运用变异理论的课堂在帮助学生学习上更为有效。”

文学文化论文篇(3)

盖碗茶茶叶多选龙井、毛尖、普洱茶、茉莉花茶为主,泡茶前先准备一壶热水,然后把茶叶、冰糖、桂圆等原料放入茶碗内,称为“三香碗子茶”,“若加葡萄干和杏干,就称为“五香茶”,如果加红枣、枸杞、核桃仁、桂圆、芝麻、葡萄干、白糖、茶叶,则称“八宝茶”,配制后,用沸水冲泡五分钟即可”。除了三香茶、五香茶、八宝茶之外,盖碗茶还包括“红糖砖茶”、“白糖清茶”、“冰糖窝窝茶”。饮茶者一般根据季节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调配不同的茶。一般情况下,夏季多饮茉莉花茶、绿茶、冬天多饮陕青茶;而驱寒暖胃多饮“红糖砖茶”;消积化食多饮“白糖清茶”;清热泄火多饮“冰糖窝窝茶”;提神补气、明目益思、强身健胃、延年益寿饮“八宝茶”。盖碗茶除了自饮自酌,多是穆斯林民族待客的一种香茶,“金茶银茶甘露茶,赶不上回回的盖碗茶”,体现了回族和其它穆斯林民族对盖碗茶的赞美和热爱。

(二)奶茶

穆斯林民族的奶茶根据原料不同分为三种:普通奶茶,即用砖茶或茯茶熬成茶汁,然后加入鲜奶和食盐即成;第二种是奶皮子茶,奶皮子的提取是将马、羊、牛和骆驼鲜乳倒入锅中慢火微煮,等其表面凝结一层脂肪,用筷子挑起挂通风处晾干即成,制作奶皮子茶则先将茶汁倒入碗内,再加熟奶皮制成;第三种是酥油茶,即普通奶茶或奶皮子奶茶中加入少量酥油而成。烧制奶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混煮法,先将茯茶捣碎,放入铜壶或水锅中煮,茶水烧开后一直煮到茶水较浓时,用漏勺捞去茶叶,再继续烧片刻,待其有所浓缩之后,加入约水量五分之一左右的鲜奶,要不断用勺拂茶,以免溢出,再次煮沸,即成奶茶。而第二种做法将茶水和开水分别烧好,喝奶茶时,将鲜奶和奶皮子放入碗内,倒入浓茶,加盐即成鲜香奶茶。有时喝奶茶时,加人适量的白胡椒面,奶茶略带辣味,可以增加热量,提高抗寒力。奶茶根据味道来分,又分为甜奶茶、咸奶茶、香奶茶,甜奶茶,煮茶及调奶法同上,饮用时拌入白糖或蜂蜜,边饮边吃。咸奶茶,则是饮用前加入适量食盐。香奶茶则是在煮熬茶汤时,加入用胡椒、桂皮、丁香等研制的香粉,诸料融为一体,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喜饮此茶,撒拉族制作奶茶则将半炒的小麦、茴香、核桃仁、杏仁、茯茶捣碎,放入锅中煮十分钟,沸后加入鲜奶,多味融为一体

(三)香茶

穆斯林民族以经营香料著称于世,因而他们也养成了饮香茶的习俗,香茶茶品种类繁多,风味独特,茶叶用花茶、绿茶、沱茶、春尖茶,配以桂圆、大枣、芝麻、、莲子、枸杞等果实花卉,香茶因除加盖碗茶配料外,还用胡椒、花椒、茴香、生姜、丁香、甘草、木香、槟榔、草果、人参、丹参、党参、红花、芹芥、五味子、银耳、乌梅、桂花等做料。制造香茶时,应先将水烧开,然后将捣碎的茶叶放入开水中,出茶汁,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姜、桂皮、胡椒、花椒等香料放进煮沸的茶水中,然后轻轻搅拌,经五分钟左右香茶即成,为避免斟茶时茶渣、香料混入茶汤,在煮茶的长颈壶上往往套有一个过滤网,避免茶汤中带渣。常饮香茶可以防病健身,健胃御寒,解油腻。

(四)罐罐茶

在我国的西北、西南地区的穆斯林民族喜欢喝罐罐茶,罐罐茶主要用陕青茶或砖茶,罐罐茶制作过程较为简单,煮茶时,将半灌水的茶罐子围放在火塘上,加热待水沸腾后,放入茶叶,茶叶数量可根据人数和个人喜欢酌情处理,然后继续加水,加热,直至茶叶又一次煮沸时,才算将罐罐茶煮好了,罐罐茶即做好了。

(五)麦茶

麦茶流行于西北少数民族部分地区,尤其是撒拉族最爱。麦茶是将麦子或者青稞炒半熟,然后捣碎倒入茶罐中,佐以食盐盛水熬煮。麦茶熬成后看似琥珀,其味如咖啡。

(六)炒面茶

炒面茶不仅是裕固族的茶品,西北一些穆斯林民族也多饮炒面茶。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各民族相互交流、彼此互助、相互融聚,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相互学习,创造出新的文化。穆斯林民族的炒面茶就是在吸收蒙古族“奶茶”和藏族“酥油茶”的基础上的文化再造。其制作过程是先将砖茶捣碎,放入锅中加水熬制出茶汁,然后将鲜奶、炒面、酥油、草果、食盐、茴香、姜等加入搅匀,加热后酥油便会散开,如同盖子一般,在上面将碗面盖住,喝时须用勺子将其搅成糊状,趁热盛入碗中饮用。穆斯林茶文化内容丰富,茶品众多,除了以上提到的茶品外,还有烤茶、擂茶、油茶等,即使是同一茶品,因为材料搭配不同,种类也很多,比如三香茶,可以由花茶、桂圆、砂糖;春尖茶、桂圆、冰糖等茶方,而于处于散杂居地区的流动穆斯林和城市穆斯林来讲,茶的饮用则更为丰富。

二、穆斯林茶文化的多层面解读

(一)茶与清真饮食的“共生互补”

伊斯兰教严格要求穆斯林的饮食生活,将恪守伊斯兰教饮食律例,作为穆斯林的一个标准,在饮食中界定了许多合法与非法的食物,这些符合伊斯兰教法规定的饮食,叫做“清真饮食”。《古兰经》中明确禁止猪肉、血液、酒精饮品、自死动物、诵非之名宰杀的动物等五类食品。因此穆斯林民族在其制茶、饮茶时也严格遵守“清真”要求。以油茶为例,回民油茶俗称“肉面子”,其制作过程,先准备面粉,将面粉炒至微黄,然后加入牛油或者羊油与面粉炒拌,拌匀入碗待冷却凝结成油坨以备食用。食用时,在碗内放油面,然后用滚烫的沸水冲入搅拌,即可饮用。回民油茶与其它少数民族的油茶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在选材和制作过程中,严格遵守“清真”。可见,穆斯林茶文化是其“清真”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共生互补”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念,体现的是“文化系统和睦共存、和谐共生、取长补短、协同进步和发展”,穆斯林茶文化属于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与其它穆斯林文化在共生单元里互为依存,互利双赢,与其它民族的茶文化相比,既有竞争和冲突,又在竞争中产生新的、创造性的互补合作关系,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茶文化。穆斯林茶文化和其它非穆斯林茶文化又在尊重其它参与方的文化习俗、的基础上,扩大了各自的共享领域,实现了不同茶文化的求同存异、平等相处。当然,穆斯林茶文化不仅是清真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穆斯林生活礼仪中的重要媒介。因穆斯林禁止一切与酒有关的致醉物品,所以茶充当了重要的媒介。穆斯林提亲时要“下茶”,定亲时要“订茶”,结婚时要喝“交杯茶”,这便是所谓的“合茶”,合茶象征着夫妻双方要恩爱一生,永不分离。每年的封斋月,穆斯林所干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给亲友中的封斋者赠送茶叶,其它的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教节日亲友之间也要散茶,增进友谊。

(二)穆斯林茶文化的功能主义

文化功能主义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它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研究任何文化现象都应置于文化整体中去考察”。穆斯林民族聚居在我国的西北地区,这些地区大多地处高原,常年气候干燥、降水少,且许多民族以牧业为主,饮食以牛羊肉及奶制品为主,这些食物热量高,难消化,而茶可以取燥热,助消化,因此茶的需求量较大。穆斯林茶文化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建立的一种耦合关系,这种关系是其伊斯兰教、“清真”饮食习惯和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茶类的选择上,穆斯林民族地区的经济和交通状况又与具体的茶类选择密切关联,历史上穆斯林地区大多贫困,交通不便,所以以边销砖茶为主,而砖茶也就成为民汉茶马互市过程中交换的重要商品,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现阶段,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少数民族开始定居,“细茶”渐渐替代砖茶,消费档次也随之提高。穆斯林民族饮茶不仅满足了其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穆斯林民族以茶修身的生活实践,他们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静心、静神,陶冶情操、去除杂念,实现了茶与伊斯兰教“念”、“礼”、“斋”、“课”、“朝”五功的契合。茶与穆斯林信仰外表形式和内在实质的有机结合,使穆斯林心灵深处得到净化与提升。

文学文化论文篇(4)

二、英语文学翻译过程中正确处理文化差异的策略

1.认识作品的体裁,正确处理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英语文学的翻译与其文学体裁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文学体裁所具有的特点也是不相同的,针对不同体裁的独有特点,根据源语言与翻译目的语言特点之间的差异性特征,熟练的运用这些语言存在的特征,才能真正把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更加完美,体现出不同体裁作品的不同风格。但是,我们也要明确文学体裁的差异不等于其文化内涵与文化元素也存在着多大的差别,如针对科技内容英语文章的翻译,其蕴含的文化元素就相对较少,因此,对这一类文章的翻译,就很少考虑文化的差异,而针对小说、话剧的英语文学体裁文章的翻译,则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如果不考虑其文化的元素而进行翻译,其作品翻译出来一定让人感到枯燥和乏味,而失去了作品独有的文化魅力。因此,在英语文学的翻译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其文体的差异,根据不同文体所具有的自身文化差异,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正确翻译方法来进行翻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翻译出好的文学作品。

文学文化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A

今天,数学科学的迅猛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地确立了它作为整个科学技术的基础的地位,数学正突破传统的应用范围向几乎所有的人类知识领域渗透,并越来越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物质生产与日常生活做出贡献。数学是研究数与形的科学,它来源于生产,服务于生活。在古代埃及、尼罗河定期泛滥,重新丈量土地的需要发展了几何学;在古代中国,发达的农业生产及天文观测的需要,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数学并不是一棵傲然孤立的大树,数学与社会文化始终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在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生活影响下生长起来的,同时它也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对人类文化的不同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数学作为一种文化,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下面让我从更多的实例、更多的方面来谈谈数学文化价值。

一、数学为人类提供精密思维的模式

数学是基础学科,是关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即关于数与形的学问,而数与形可以说无所不在,这就是为什么数学正空前广泛地向几乎一切人类知识和活动领域渗透。除了数学知识的直接广泛的应用,数学对于人类社会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功能,就是培养发展人的思维能力特别是精密思维能力。

一个人不管将来从事何种职业,思维能力都可说是无形的财富,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又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必须在长期的磨练之中。数学,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训练思维的体操。那么什么是数学思维或精密思维呢?数学思维包括很多方面。数学思维最基本的两大方面是“证”和“算”。“证”就是逻辑推理与演绎证明;“算”就是算法构造与计算,两者对人类精密思维的发展都不可缺。对“算”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感受。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问题常常会说需要“算一算”,数学家则更是追求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或者说一般算法。从简单的三角形面积算法到描述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方程解算,定量化的方法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而对“证”从几条不言自明的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链条,推导出成百上千条定理。这种演绎论证的思维模式是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首先开创树立的。《几何原本》依据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欧几里得的精心构思,所表现出的已不仅是一种认识数学命题的真理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它借助数学表现了一种认识世界、表述世界的独特文化意义,并由此给人们提供一种思维的逻辑方式:从几个简单的原理出发,可以逻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进而表现这个理论所揭示的真理。一种数学方法能最终演化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逻辑思维方式,这不能不说是数学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文化意义。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数学乃至科学的领域,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数学是其它科学的工具和语言

德国大数学家,号称“数学王子”的高斯有句名言“数学是科学的皇后,数学也是科学的女仆”。前一句突出数学是精密思维的典范,后一句则强调数学为其它科学服务,是其它科学的工具。非常形象和恰当地反映了数学的价值和作用。在传统分类中语言学属人文科学。但由于它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近年来它越来越向自然科学靠拢。因为它是一个内部规则严整的系统,所以应用数学便是自然的了。用数学方法研究语言现象,给语言以定量化与形式化的描述称为数理语言学。它既研究自然语言,也研究人工语言。例如计算机语言。数理语言学包含三个主要分支:统计语言学;代数语言学;算法语言学。统计语言学用统计方法处理语言资料,衡量各种语言的相关程度,比较作者的文体风格,确定不同时期的语言发展特征。代数语言学是借助数学和逻辑方法提出精确的数学模型,并把语言改造为现代科学的演绎系统,以便适用于计算机处理。算法语言学是借助图论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各种层次,挖掘语言的潜在本质解决语言学中的难题。

三、数学是推动生产发展,

影响人类物质生活方式的杠杆

数学从它萌芽之日起,就表现出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紧密联系。

(一)数学与金融

华尔街的两次数学革命是指1952年马科维茨的证券组合选择理论和1973年布莱克――肖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

马科维茨所解决的是如何给出最优的证券组合问题。即:对于每种证券,他用根据历史数据所计算的证券的隔天价格差的平均值来衡量证券的风险。而一组证券的收益率和风险也同样可根据历史数据来估计。把证券间的搭配比例(可正可负,表示有的是买入,有的是卖出)作为变量,就可提出一个在怎样的搭配比例下,对于固定的收益率使其风险最小的问题。马科维茨由此提出一个所谓有效证券组合前沿的概念。尽管马科维茨的研究在今天已被认为是金融经济学理论前驱工作,而获得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当年他刚提出他的理论时,计算机才问世不久,从而使他的理论成为纸上谈兵,根本无法实际计算。今天的计算技术自然早已使马科维茨的思想得到完全的实现。

布莱克和肖尔斯讨论的则是如何为期权定价,期权是一种衍生证券,期权既然也是一种可交易的证券,它就也有自己的价格。于是就要问它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布莱克和肖尔斯在假设股票价格的相对变动为不可预测的所谓布朗运动的条件下,竟然导出了一个与实际非常吻和的期权定价公式。金融经济学界经过几年的讨论,终于承认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研究,在数学中由于他们在公式推导中用到了随机分析、偏微分方程等现代数学工具,这促使许多数学家投身到衍生证券的研究中来,并且逐渐形成一个新学科――金融数学。

在金融经济学中,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比马科维茨更进一步的思想。马科维茨只是认为不同的证券经过适当的组合可以减少风险,而布莱克和肖尔斯则认为,如果随时间不断改变这种组合,那么在一定条件下,几种证券的组合可以用来模拟另一种证券。就像股票与期权的适当组合能相当于债券一样,股票与债券的适当组合自然也可模拟期权。这种根据各种不同需要,把风险打散、重组,并形成各种金融产品的技术就是所谓金融工程。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中,它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数学与生命科学

DNA是分子生物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它具有一种特别的立体结构――双螺旋结构,双螺旋结构在细胞核中呈扭曲、绞拧、打结和圈套等形状,这正好是数学中纽结理论研究的对象。

x射线计算机层析摄影仪――即cT扫描仪,它

的问世是二十世纪医学中的奇迹,其原理是基于不同的x射线衰减系数。如果能够确定人体的衰减系数的分布,就能重建其断层或三维图像。但通过x射线透视时,只能测量到人体的直线上的x射线衰减系数的平均值。当直线变化时,此平均值也随之变化,能否通过此平均值以求出整个衰减系数的分布?人们利用数学中的拉东变换解决了此问题,拉东变换已成为cT理论的核心。首创CT理论的A・M・Connark(美)及第一台CT制作者c・N・Hounsfidd(英)因而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此可见。在此项技术中数学起了关键作用。

如今,一场由数学和计算科学驱动的革命正在生物学的领域发生。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正在重新定义以下领域:数学生态学、流行病学、遗传学、免疫学、神经生物学和生理学等等,尤为重要的是数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研究项目上。

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曾给后人留下这样一个观点:“万物皆数也”。如果它的观点是正确的作为大自然的杰作――生命,一定也是按照数学方式设计而成的。因此,数学不仅能够提升生命科学研究,使生命科学成为抽象的和定量的科学,而且是揭示生命奥秘的必由之路。

(三)数学与军事

一直到二十世纪,科学发展促使武器进步。数学才真的与战事有紧密的关系,例如数学的研究工作可能与空气动力学、流体动力学、弹道学、雷达与声纳、原子弹、密码与情报、空照地图、气象学、计算器等等有关,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武器或战术。

案例1:巴顿的战舰与浪高

军事边缘参数是军事信息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以概率论、统计学和模拟试验为基础,通过对地形、气候、波浪、水文等自然情况和作战双方兵力兵器的测试计算,在一般人都认为无法克服、甚至容易处于劣势的险恶环境中,发现实际上可以通过计算运筹,利用各种自然条件的基本战术参数的最高极限或最低极限,如通过计算山地的坡度、河水的深度、雨雪风暴等来驾驭战争险象,提供战争胜利的一种科学依据。

1942年10月,巴顿将军率领4万多美军,乘100艘战舰,直奔距美国4000公里的摩洛哥,计划在11月8日凌晨登陆。11月4日,海面上突然刮起西北大风,惊涛骇浪使舰艇倾斜达42~。直到11月6日天气仍无好转。华盛顿总部担心舰队会因大风而全军覆没,电令巴顿的舰队改在地中海沿海的任何其他港口登陆。巴顿回电:不管天气如何,我将按原计划行动。11月7日午夜,海面突然风平浪静,巴顿军团按计划登陆成功。事后人们说这是侥幸取胜。这位“血胆将军”拿将士的生命作赌注。

其实,巴顿将军在出发前就和气象学家详细研究了摩洛哥海域风浪变化的规律和相关参数,知道11月4日至7日该海域虽然有大风,但根据该海域往常最大浪高波长和舰艇的比例关系,恰恰达不到翻船的程度,不会对整个舰队造成危险。相反,11月8日却是一个有利于登陆的好天气。巴顿正是利用科学预测和可靠边缘参数,抓住“可怕的机会”,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

案例2:海湾战争――数学战

1990年伊拉克点燃了科威特的数百口油井,浓烟遮天蔽日,美国及其盟军在“沙漠风暴”以前,曾严肃地考虑点燃所有油井的后果。据美国《超级计算评论》杂志披露,五角大楼要求太平洋――塞拉研究公司研究此问题。该公司利用Navier―Stokes方程和有热损失能量方程作为计算模型,在进行一系列模拟计算后得出结论:大火的烟雾可能招致一场重大的污染事件,它将波及到波斯湾、伊朗南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但不会失去控制,不会造成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和经济系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样才促成美国下定决心。同时在这次战争中,美国将大批人员和物质调运到位,只用了短短一个月时间。这是由于他们运用了运筹学和优化技术。所以人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化学战(火药),第二次是物理战(原子弹),海湾战争是数学战。

案例3:不可思议的美伊战争

美伊战争给人没带来太多的震撼!从2003年3月20日正式爆发,到4月11日美军攻占巴格达。进攻者以区区十万余人的军队,在二十几天的时间里,几乎没经过像样的战斗就完全征服了一个世界中等军事强国。不少人觉得美伊战争不像一场战争,而更像一场游戏。

而事实上并不奇怪,美军打的是一场由数学支撑的信息化的战争。汤姆逊说:信息不仅仅是一件武器,它还是一种能够改变战争文化和定势的新技术。它能改变一切。它所带来的变化比我们看到的任何一种变化都来得强烈,比坦克、潜艇甚至原子弹都要厉害。在今天的战场上,谁拥有绝对的信息掌控权,谁就能获得胜利,美军在美伊战争中通过数据链把天空地海、本土统帅部、前方司令部和战场上每一个士兵连为一体,反应灵敏,随心所欲。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战果,赢得胜利。所以说未来的战争实际上是高科技战争――数学战。

数学与人类文明的联系与应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计算机诞生后,数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更加深入和广泛,毫不夸张地说,信息时代就是数学时代。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数学,学好数学,更会应用数学。才能使我们跟上这个时代,使我们的生活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1]方延明,数学文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美]莫里兹,数学的本性[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文学文化论文篇(6)

值得肯定的是,苏教版初中语文专门编排了一个“民俗风情”单元,选取经典文章《社戏》、《端午日》、《本命年的回想》、《中秋咏月诗词三首》,同学们在斑斓多彩的氛围中,去江南水乡体验看社戏的温馨,一览沈从文先生笔下淳朴而隽永的湘西世界,感受京郊运河乡亲们喜庆热闹的过年氛围,在秋咏月诗词回味那淡淡的乡愁。但美中不足的是,紧跟其后的单元写作:从生活中找“米”,综合实践活动:走进图书馆,这与本单元“民俗风情”的主题有些游离,使师生感到转换太快而意犹未尽。人教版高中语文也涉及到有关民俗知识,比如必修一,《大堰河———我的保姆》《鸿门宴》,梳理探究中的的优美的汉字、奇妙的对联。必修二,《氓》《孔雀东南飞》梳理探究: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必修三,阅读鉴赏《祝福》《林黛玉进贾府》,梳理探究:称谓语、禁忌语、委婉语。但与苏教版初高中语文相比,人教版高中语文中的民俗文化不够集中,更像散落在角落里的文化珍珠。其次,像《胡同文化》这样的经典散文也未纳入编排体系内,难免有些遗憾。再者,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系列中的《中国民俗文化读本》选文很广,但在深刻性与趣味性方面有待斟酌。

2.教师素养层面,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升

首先,重课堂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中学语文教师普遍认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非常重要,但由于缺乏对民俗学科的系统学习,所以对于传统文化的外延,许多教师的认知可能还仅仅停留在以诗、词、曲、赋、曲艺、国画、书法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层面,常常忽视最基础、最接地气的民俗文化。其次,对于民族文化本源性的相关知识缺乏深入了解,比如对于“年”的本义,大多语文教师只停留在传说层面,对于传统节日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深刻内涵缺少追根溯源式探究。对于《中国民俗文化读本》,许多学校根本不予征订,更谈不上选修,这可能是《纲要》中所提到的认识不到位所导致。第三,就如何讲解涉及民俗文化的课文,如何开展民俗综合实践活动课,存在许多困惑。纵观全国各地中学语文继续教育课程,开设民俗文化与语文教学的专题的省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所以,大多数教师未接受过系统的民俗文化知识培训。

3.学生接受层面,对民俗文化的认知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受中学教材编写以及教师素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小学阶段语文教育对民俗文化教学的不够重视,所以,从学校教育这一层面,未能使中学生形成良好的民俗文化素养。比如对西方节日的追捧而对传统节日的冷漠,对流行歌曲的痴迷而对传统民歌的淡忘,甚至对许多传统仪式的不屑一顾等等。这样偏颇的文化心理,从目前的学习以及考试而言,必然会影响学习效果以及考试成绩。比如,赏析北宋词人张先的《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就上下阙的关系以及下阕所表达的情感,多数同学未能正确回答,究其深层原因是对寒食节以及清明节的内涵不甚了解。中央五部委曾在2005年6月17日下发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文件要求,加强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探究工作,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并普及传统节日文化。在学校教育中,教材编写的体例中要纳入传统节日,课堂讲授中要弘扬节日文化内涵。但从目前学生的文化素养来看,落实还不到位。就当下语文学习而言,对民俗文化的不甚了解,是中学生畏惧古诗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长远发展来看,因缺少文化底蕴的熏陶,必将导致在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等方面出现种种困惑。

二、加强中学语文课程中民俗文化教学的策略

1.逐步完善教材编写,积极开发校本教材

新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教材编写方面要求,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教材编写要有创新、有特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包括文化遗产、风俗民情、方言土语,日常生活的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针对苏教版初中语文“民俗风情”单元中的编排,若能围绕传统节日展开写作或开展“到民间采风”综合实践活动,将使单元编排更加严谨合理。苏教版高中语文单元主题很明确,比如,必修一第三单元文本研习的主题是“月是故乡明”,诗意而又亲切,该单元又分为“漂泊的旅人”与“乡关何处”两个模块。对于人教版高中语文的编写可以参考苏教版的体例,让单元主题更集中、更明确,让散落的珍珠串成璀璨的项链。另外,在课外教学资源开发方面,若忽视民俗文化的深度挖掘,就容易使课程建设受到局限。所以我们应充分利用选修系列中的《中国民俗文化读本》,并结合本地的传统戏曲、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方言土语、文物古迹等让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认真体验,比如,可结合山西作为方言大省的优势,搜集方言中随处可见的““圪”字,并加以分类探讨。在切身体验之后,语文教师要与学生一起及时总结课外活动的成果,并因地制宜地编写关于民俗文化方面的校本教材。

2.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民俗文化素养

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最引人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二是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通过各级各类的教师级培训,从而提高学校教师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能力。所以,无论从中高考升学考试,还是从传承优秀文化角度,中学教师都应该责无旁贷。笔者在讲授继续教育培训课程时,学员们对《民俗文化与中学语文》有着浓厚的兴趣。从课后的问卷反馈中来看,学员们普遍认为开设这样的课程很有必要,对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着很大的帮助。所以,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教研活动、升职称培训、假期网络培训等平台,为中学教师提供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业知识的辅导,从而全面、深刻地了解传统文化。培训形式可灵活设置、可以就民俗文化与中学语文的关系进行研讨,也可以选出经典课例进行民俗学解读,还可以开设专题课象《古典诗词中的节日习俗》《鲁迅作品中的传统节日习俗研究》《中西节日文化的异同》《汉字中的民俗文化》《山西民歌的语言特色》。

文学文化论文篇(7)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儒家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和道德理性,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众多思想文化成果中,最优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儒家文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总会存在一些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心理结构都对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一点一滴,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刻画,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困惑,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了对其顽强生命力的敬畏之情。

(二)少数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洗礼得到了长存,是中华大家族里的瑰宝。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会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以外,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流传至今。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理所应当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似乎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创作者们所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主流文化更具特色、更有个性,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糅合,更好地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藏族的土司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作品更富有民族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深刻而神秘,越发吸引读者。

(三)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民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大的三个特点就是驳杂性、自由性和发散性。所谓驳杂性是说民间文化多且杂;自由性是指民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发散性是指民间文化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很快。此外,民间文化还具有轻松、幽默等特点。正因为民间文化有这些特点,才使民众喜闻乐见。既然民间文化有如此多的优势,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呢?由于民间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们捕捉到了民间文化的这些特点,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就在作品中引入了民间文化。如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故乡》中都充满了对家乡民间文化的眷恋之情;再如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也对民间文化有着大量的呈现。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助阵。综上可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民间文化等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代文学迸发活力的源泉所在。

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现代文学

虽然现代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应该如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礼教,启蒙了民众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偏激的、片面的,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现代文学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也有很多,这些东西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现代文学中更应如此。只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头,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就能够繁荣发展。

(二)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探寻。虽然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不断延伸、逐渐变迁。地域文化将会更加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去领悟其中的真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另外,民间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文学创作者进行深层次地挖掘。民间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这成就了民间文化无拘无束、豪放洒脱的特性。但是民间具有复杂性,它既能滋养高尚情操,又可能会隐匿庸俗文化。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对文学素材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把握好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只有积聚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向前发展。

(三)重建文学观念中的中国意识

现代文学越是强调“现代”,就越是看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这会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当这种断裂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时,文化与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就会被忽视。因此,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关联已经迫在眉睫。要唤醒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就必须将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现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在其作品中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树立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积极投身于当代文化建设中,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主流文化的走向做出更多贡献。

文学文化论文篇(8)

二、培养通透的数学教学文化感悟,让学生体验其美

数学是理性思维和想象的结合,其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体现,体现在对称性、简洁性等诸多方面。如在研究三角形、函数时,会更加关注等腰三角形、二次函数的轴对称性,这体现了轴对称的美;在研究四边形时,会更加关注平行四边形的中心对称性,这体现了中心对称之美;对于最完美的图形———圆来说,我们则更加关注垂径定理……这种对称之美让学生感受到学数学不再是抽象的、枯燥的,而是一种美的享受和体验。数学的简洁美最直接地表现在数学符号上,它是全世界的通用语言,每个人都能从简单的表达式中读出其确切的含义。比如一些常见的数学符号及公式定理:圆周率π,三角函数sin,三角形的面积公式S=12ah,勾股定理a2+b2=c2等。这些符号公式言简意赅,学生可以从简洁的符号语言中明白其中的道理,体验到数学的简洁之美。数学之美包罗万象,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出一定的数学之美。比如列方程解决问题,要从复杂的问题中抽象出一个简单的等式,这既有抽象之美,又有简洁之美,还有逻辑之美。教师应着重引导学生去体验和感受这些美。

三、孕育严谨的数学教学文化精神,让学生改革其新

数学教学文化具有理性思考、客观认知、不断追求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孕育就是在课堂上、在师生双边的教学活动中。在教学《三角形的内角和》一课时,笔者先设计了“量一量”这个环节:让学生利用量角器测量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度数。通过测量学生发现,三角形三个内角之和大致在180°左右,这使得学生初步认识到三角形的内角和可能是一个定值,但是还难以达成一致。笔者接着让学生进行“拼一拼”:将三角形的三个内角按照顺序拼在一起。学生经过“拼一拼”就会发现三个内角组成一个平角,这使得学生在活动中巩固了对“三角形内角和为180°”的认识。但这样同样具有局限性,于是,笔者顺势引导学生进行推理证明:过一个顶点做对边的平行线,利用内错角互补的原理,将另外两个内角等量转换出来,使得三个内角成为一个平角。“拼一拼”“量一量”的教学环节目的是让学生初步感受到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同时也让学生对此操作的局限性有一定的认识:操作的粗糙性,测量和拼图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严密性不足;操作的特殊性,测量和拼出某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和180°这一结论难以推至其他三角形,普遍性不足。因此,适时恰当的推理证明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改革创新的精神及思维的严谨性,并使这些逐步内化为学生的能力和习惯。

文学文化论文篇(9)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文学文化论文篇(10)

二、让数学与文学有机结合,丰富数学文化内涵

数学与文学的结合,一开始就水融。“循环小数”也好,“纳税”也好,文学所特有的直观、形象、表象丰富、意境悠长的特点,将数学知识阐释得生动而风趣,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习圆,就想起了墨子说的“圆,一中同长也”,想起“圆”的“匀称而和谐,端庄而高雅,流畅而饱满”,那样,学生心中的“圆”,就会是一个丰满而深厚的意象,由此又会激起他多方探究寻根的兴趣。文学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可作为、能作为的实在是很多。把数学融入语言中,就是数学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不管三七二十一”涉及乘法口诀,“三下五除二就把它解决了”则是算盘口诀。此外,“指数爆炸”“直线上升”等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语言。“事业坐标”“人生轨迹”也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数学和文学的相辅相成,相融相洽,早已有之。数学中的“对称”和文学中“对仗”,思考方法是相通的。徐利治先生把“孤帆远影碧空尽”当做极限概念的意境,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一维时间和三维空间的结合,等等。数学把人生感受精确化、形式化,而文学的形象化又丰富了我们的想象,补充了我们的数学理解。因此,我们要博古通今,厚积人文底蕰,让我们在数学课堂上,旁征博引,游刃有余,让我们的数学课堂丰富而又灵动,让孩子们浸润在数学文学的共同滋养中,发展得生动而又灵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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