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论文篇（1）

（一）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相分离

从属性上来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规范中调整、约束人们行为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从善与恶、好与坏的角度，通过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约束和调整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则是利用强制性来规范、确保人们行为的合规合法，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道德和法律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道德强调的是自律，将被动的遵守变成主动约束。法律强调的是他律，其通过强制性和威慑性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和法律运用不同的约束形式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从本质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国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开来，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教育，因此很难使学生持续性地形成稳定的法律信仰，而这又会反过来对道德认识产生负面的作用，最终影响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法律学科课程和法律活动课程相分离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特别看重学科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视活动课程的作用，认为活动课程会扰乱在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与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不相符。因此，在我国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学科课程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活动课程，有些甚至都没有开设相应的活动课程。高校法律教育老师，往往只重视对法律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而忽略对学生法律素质以及相关能力的有效培养。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学生对法律知识认知，学生往往都是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法律知识的，对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过少，师生间缺乏互动。但是归根结底，法律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师只阐述某一具体规定，而未能让学生掌握和领会该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的话，一旦学生遇到真实情况的发生，如果缺乏具体的明文规定，往往会束手无策、无法灵活应用，甚至造成学生自身的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三）法律教学避重就轻，对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力度不足

长久以来，因为我国古代法制的特点，程序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只知道实体而不知道程序，将程序法视作实体法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受此影响，在我国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和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往往会有意识地增加更多的实体法的内容以及相关案例，占用了本该是学习程序法的时间，另外因为学生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也未曾经历过相应的法律执行程序，因此学生对程序法的感知会更加的模糊。这就导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响，使得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法律基础知识，进而影响了学生对法律实际运用的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法律教学偏向义务本位，权利意识的培养力度不够

从我国法治观的发展演化历程来看，我国的法治观还是侧重于“义务”的规定，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社会控制。在我国传统的高校法律教育实践中，仍然还残存着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子，具体表现在法律教育内容编排上，往往强调学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用法能力、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的培养。在以义务本位思想为指导的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教学主体即老师是以预先设定学生是“恶”的前提下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其教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课堂的法律教育活动，使学生知道不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这种教学活动几乎完全抹杀了学生在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对增强学生的法律素质产生加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造成学生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

二、高校法律教育的素质教育发展新取向

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时展节奏，经济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思想，相应地教育也应当有现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们思想观念向现代化不断转变的同时，社会的法治建设也要走向现代化。现阶段我国高校法律教育已经出现了在要求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和规范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目标培养，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法律实践体验，使学生在遵守法律、守护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下，对法律内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新趋势。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渐致力于学生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律素质的全面培养

法律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想法、观点、心理反应等的总称。作为将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必要条件。据有关调查显示，现阶段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出现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后能够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能够诉诸法律。学生已逐渐将法律知识、思维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体范围之内，将被动转化为主动，进而养成良好的法律运用能力和法律信仰，从而使得学生法律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逐渐致力于对法律刚性特征与现实社会纷繁复杂性之间的调和

众所周知，法律是具备强制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就像俗语讲的“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但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与法律的刚性之间往往会出现差异和不适用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法律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的要求。这同时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要致力于向学生讲解法律的刚性和实际社会情况的多变性之间的协调，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运用的灵活处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论教育和学生实践的有效结合

单纯的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养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对学生正确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现代高校法律教育新理念要求教师重视学生对法律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对法律理论知识加深体会和掌握，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的活跃度，对高校法律教学课堂学习进行巩固和补充，进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的目标。

三、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法律素质教育导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终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得以实现，要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增强，形成正确的法律体会、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进而提升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效法律素质教育的最终育人的目标。

（一）将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

法律情感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法规所持有的情绪反馈以及形成的有关体验。大学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逐渐的内化，才能真正培养起来。一个学生是否具有正确、坚定的法律信仰，能够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识的额基础上信任法律，进而在主体性作用下对法律加以灵活运用，是衡量一个学生具备法律素质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明确法律情感教育的培养思路，尽量将法律情感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科学、健康的发展模式。

（二）将个性教育逐步融入高校基础法律教育中

高校素质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人，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和个人潜能的挖掘。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个性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对学生个性以及潜能的挖掘、发展，摒弃了传统教育中的平均主义，根除了教学内容单一、教学形式固定、教学方法老旧等弊病。素质教育理念引导下的高校法律教育，就是要充分重视个性教育的思维的融入，根据学生具体的情况，因材施教，善于利用不同学生对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兴趣和特长，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整体的遵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使学生养成较高的法律素质和能力。

教育法律论文篇（2）

1．1英国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

英国法律教育善于随着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及时地作出灵活调整，这样就使法律教育成为英国法制持久的巨大的推动力。英国的法律教育主要是一种职业训练，其培养目标与美国的法律教育有细微的区别，英国法律硕士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律师和法官，而不是法学研究者或者法学家。任何想成为律师或是法官的人都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的学习，即法学理论学习阶段、法律职业培训阶段和法律职业实习阶段。通过学术基础教育阶段、职业培训阶段以及职业实习阶段的学习，有利于培养真正合格的从事法律实务的工作者。

1．2英国法律教育的培养模式截止到现在，英国法律教育有两种途径：法律学术型和法律实务型；前者是培养学术型人才，后者是培养职业律师。英国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的模式与我过当前的培养模式相似，本科毕业后可以继续攻读三年制的硕士学位，英国的法律硕士学位属于法律实务型学位，一般不用写论文。英国的法律硕士教育主要以课程学习为主体，在专业硕士学习的一年中，三分之四的时间在进行课程学习，有2—4门的法律职业核心课程，1—5门可供学生选择的法律专业领域之内的或者跨学科的课程。英国的法学硕士是两年制的，属于纯学术型学位，论文答辩通过才能取得法学硕士学位。英国的实务型法律人才的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即是理论阶段、职业阶段和实习阶段。英国是判例法国家。在法律教育中很注重法律案例的讨论，这样就使英国的法律教育呈现出思维的开放性、法律的外向性以及办学的国际性等教育特色。

1．3英国法律教育的教学方法由于英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比较发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就开始了重点发展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再注重研究和论文的撰写。英国法学院主要是注重最基本的法律知识、基础法学理论和法律技巧、法律职业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判断、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所以在实际教学中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两种：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法。因为法官裁决案件主要以先前的司法判例为基础，即所谓的遵循先例原则，这样使得案例教学法成为英国法律教育的一项基本教学法，也是英国高等法律教育较为成功的教学方法。其次，在英国还有一种独特的教学方法，即是导师带头教学方法，导师每周给他的学生上专业指导课，导师与学生讨论特定的课题，为学生开出下一周要看的书，并检查上周布置的专题作业。导师对学生关于专题的讨论，提出建议或者是尖锐的批评，这种讨论使学生学到读书和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养成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

2英国的法律教育对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英国法律教育的分析。我们认为值得借鉴的内容很多，最为重要和迫切的在于：法律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树立开放”灵活”兼收并蓄的多样化教育理念，课堂理论教学必须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避免与现实脱离的假”大”空式照本宣科。

教育法律论文篇（3）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职法律教育发展比较快，学生人数也逐年增长。但是，学生过多也会对法律教育产生不良的影响，学生多就业机会少，会出现人力资源浪费，学生质量不高等现象。目前，我国各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就业前景并不乐观，高校法律人才与社会法律人才需求不相符，学生就业情况堪忧，所以，高校法律教育如何开展教育工作，如何培养出与社会人才需求相符的法律人才，提高学校人才质量，是高职法律教育改革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一、高职法律职业教育现状

从我国高职法律教育来看，培养一批具有高文化素养和专业性较强的法律人才，需要花费6年的时间。在我国高职法律教育中，本科院校是4年，高职院校是3年。高职院校仅有三年时间来培养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可见高职院校的教育任务比较大，难度系数也比较大。据了解，我国高职院校法律系的学生就业状况并不乐观，他们在毕业之后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理论知识不牢固，且毫无社会经验。究其原因，高职院校在法律教育中，教学内容没有顺应社会的发展，教育结构不合理，没有明确的培养目标。

二、高职法律教育现存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辅助人员和几层法律服务人员的录用考核制度不完善。录用考核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高职法律专业的学生就业困难，学生难以就业，高职院校的法律教育成果不明显。因为高职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法律辅助人员和几层法律人员，但是因为这两种职业的录用考核制度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职业资格考试不完善，各单位会根据岗位需求招聘法律人才，且招聘时间、标准、方式各不相同，学生难以应对复杂的招聘机制。（二）教学与就业脱节。高职教育主要培养技能型人才，一般学生的职业技能比较高，所以在教学中实践教学比较重要。但是高职法律教育中，学生的实践机会非常少，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法律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实践能力比较差。有的高职院校甚至压缩或取消学生的实践课程，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比较低，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应对。现在社会需要具有操作能力的人才，能够胜任司法实务中的具体操作程序，这就要求我们培养学生的目标应该是面向操作性的人才。高职教育其实就是以培养实用型技术人才为目标的。既然已经制定了目标，就应该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不要再沿用那些传统的教学模式，要求学生能学以致用，以就业为导向。而现在的法律市场主要是需求一些法律辅助人才，懂法律基础知识，会实际操作。所以争取通过教学方式的改革来解决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三）高职法律教育师资力量缺乏。在高职法律教育中，多数法律专业指导老师的职业能力都比较低，只是掌握了比较基础的理论知识，对于实际的法律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在高职教育中，法律教育的发展历史比较短，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师资队伍。很多高职法律指导老师都没有实际的法律禁言，多数是“双师型”。这类指导老师的教育理念、教育能力等都不高，不能满足高职法律教育的需求。

三、高职法律职业教育改革的举措

（一）正确的专业定位。高职法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辅助型法律人才，这一目标必须明确。高职法律教育应该对法律专业进行科学的定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道德，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为社会提供更多高技能高应用的法律辅助人才。高职法律教育改革应该注重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综合性法律人才。(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凸显高职法律特色。高职法律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时间能力，构建以技能培养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学生的实践课程中，可以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例如模拟法庭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环境中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对学生进行辅助服务训练，比如法律档案管理，速录训练等；也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在学习了基础的理论知识后，让学生在真正的工作岗位上实习，发现自己的学习问题，在回校之后能够及时补充理论知识，为以后真正踏入社会工作做好准备。实训课程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三）重视师资力量建设。高职院校师资力量不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在高职法律教育改革过程中们应该重视师资力量的建设，提高学院教师的教育水平，给与指导老师进修或学习的机会，或企业实习的机会，让老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实习，提高老师的职业教育能力。针对高职法律教育师资力量不强的问题，高职院校可以挖掘比较有经验的法律讲师，举行系列讲座活动，让学生了解在进入社会工作之后会面临哪些问题，也可以聘请法律事务所或其他法律方面的人才，定期到校讲课，分享法律经验，扩展学院的师资队伍。

近年来，我国政府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职院校将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高技能人才，满足社会对于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从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态势来看，高职法律教育改革还处于探索阶段，提升老师的职业教育能力，改革教育思想，完善教育结构，寻找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才是最科学的改革方法。推动高职法律教育，能够促进我国教育体系的发展，完善我国法律教育结构，提高国家法制化进程。

作者:王娜 单位:通辽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

参考文献：

教育法律论文篇（4）

我国真正的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教育始于清末，而从清末以来的我国法律教育是通过不断移植各种外来法律文化的结果，以致于我国的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混合性与多样性的特色。l9世纪后半叶，我国最早举办的几所近代大学法律系科(如1895年设立的天津中西学堂、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等)，主要是以英美或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教育为蓝本的。l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国的法学教育主要以学习与模仿日本为主。如1905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到1909年，全国共有法政学堂47所。这样，清末的法律教育就出现了大学堂(可以说是综合性大学)的政法科与专门的法政学堂同时并举的办学机构。而这种在大学之外广设法政学堂的体制就是模仿日本法律教育体制的产物，法政学堂无论是课程设置、教材还是师资均深受日本的影响，从而使我国的法律教育更具有大陆法系的特色。⑧

民国时期，在北京政府期间(191l—l928)，法学一直是最热门的专业。法政学校以突飞猛进的速度继续得以发展；在法政学校之外，综合性大学的法科也是最热门的专业；此外，自1910年清政府垄断法律教育的局面改变之后，民间法政学校和教会大学等私人法律教育机构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展，如191年，仅江苏一省就兴办了l5所法政学校。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私立法学教育机构主要有1911年创立的朝阳大学及1915年创立的东吴大学比较法律学院，且这两所私立大学的教学风格与特点不完全一样，其中东吴大学比较法律学院主要采取的是美国式的法律教育方式，而朝阳大学主要采取的是欧洲大陆的法律教育方式，注重法典的学习。法政学校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这与北京政府对法律职业资格的规定有密切关系。据北京政府1915的法律规定，司法官、律师成为了一种需要考试的职业领域，但是，它又规定法政学校三年制的毕业生、法政学校的教师执业三年以上的律师可以免试。这一规定，一方面使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得以结合，这是其进步的一面，但同时它又使受过法律教育的人享有不经考试而出任候补法官或充当律师的特权这种免试特权就等于使法政学校本身即拥有法律职业资格的许可权。这是当时法政学校得以快速发展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法政学校得以泛滥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当时兴办法政学校的规定仅有课程设置的要求，而没有对师资、图书及校舍等作出最低标准的要求。这就为少数借兴办法律教育之名以谋取利益之实之人提供了商机。另外，当时的办学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的特色，由过去的公立法学教育机构转变为公立与私立的法学教育机构相并存的格局。蔡元培先生曾经对这种专门学校与综合大学并立兴办法学教育的体制表示过异议，认为“两科毕业之学生服务于社会，恒有互相龃龉之点”，并提出设立单科法律大学的改革建议(后未被采纳)。

介于法律教育的泛滥，国民政府于1929年颁布了《大学组织法》与《专科学校组织法》，规定法律教育机构限于大学法学系(院)和独立学院两种，不得设立法律专门学校或法政大学已经设立的，限期停办。因而自清末形成的大学法学院(系和法政学校并存的局面得以取消。这一举措，无疑有利于节约教育资源与统一法律教育的最低标准。此后，随着一系列与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相关的法律的出台(如《考试法》、《法院组织法》)，司法官的考试成为一项固定的、全国性的制度，从而使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得以结合起来，法律教育机构与法律教育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由于当时对法律教育的宗旨及法律人才的培养标准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以致所培养的法律人才参差不齐，且“官场之贪污，政治之勾结，许多造乱之源，常归咎于‘文法”’④，因而后来出现了对法律教育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人为过火限制的不合理现象。

总之，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我国法律教育从办学层次(大学法学院系与法政学校并存)、具体的办学形式(公立与私立并立)到培养模式(美国式与大陆或日本式)，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对旧的法学教育体制不分好坏一律加以了清除。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法律教育开始“以苏为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并创办了一批专门的法律院校，而且综合性院校也建立了法律系，因而又出现了并存的局面。期间，由于法制被严重破坏，法律教育几乎全部被取消。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实施以及法制建设的不断恢复与加强，法学教育重新得以建立与发展。大学法学教育的模式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教育模式有些类似(如招收的对象为高中毕业生，教学内容兼具人文教育与法律教育，教学方法主要为讲授法等)，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但是，我国现今法律教育最为积重难返的问题是法律教育的不统一，具体体现在法律教育的构成、类型与性质的多样化、法律人才培养的多层次化、法律教育办学机构的多渠道化、法律教育办学形式的多样化。

(二)我国法律教育不统一的现状分析。

首先，法律教育的构成、类型与性质呈现多样化。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是由普通高等法学教育、成人教育、职业培训、职业教育、自学考试和继续教育等同时并举的多种法律教育构成的从法律教育的类型与性质来看，既有学历教育，又有非学历教育；既有学科教育，又有专业教育；既有脱产，又有半脱产和业余教育；既有正规教育又有非正规的教育。

其次，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层次呈现出多样性。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从法律人才培养的纵向层次来看，我国不仅有法学本科、硕士与博士三个基本层次的学历与学位教育而且还有法律中专与大专的教育；二是从法律人才培养的横向层次上来看，呈现出多头并举、犬牙交错的状况。如在高等法律教育本科阶段，又增设有辅修、双学位、第二学位教育；成人法学教育中包括短期培训、岗位培训、职业培训、专业证书教育、专业继续教育、成人法律专科、“专升本”和“高起本”教育；研究生教育中除法学硕士与法学博士之外，从19％年开始又新设了法律硕士教育(其中又有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攻读的法律硕士与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攻读的法律硕士之分)，另外，还有研究生课程班教育。

再次，法律教育的办学机构呈现多样化特色。这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从横向层次即从兴办法律教育机构的种类来看，既有高等教育机构又有非教育机构，还有行业主管部门与高等院校联合办学的形式。二是从纵向层次来看，上述三种类别兴办法律教育的机构各自又是政出多门的。如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兴办法律教育者是多元化的。既有教育部主管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又有司法部所属的法学教育系统，如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五所政法院校；还有行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所属的高等院校的法学院、系；还有地方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以及各种各样的民办大学中的法律院、系。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普通高等法学院校、系已有300多所。我国兴办法律教育的非教育机构的类别也在不断增多。如各级党校设立的法律院系或法律专业、司法机构设立的各级法官学院与检察官学院。行业主管部门与高等院校联合办学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高等院校法学院与法院、检察院或公安部门联合办的各层次的法律教育。2002年司法部委托清华大学远程教育学院在司法行政系统启动了法律专业”专升本”远程函授教育工作就属于此类型。

第四，法律教育的办学形式与招生形式的多样化。其中普通高等法律本科教育主要采取的是全日制的脱产教育；研究生教育主要采取的是全日制的全脱产教育、半脱产教育与业余教育等形式。成人教育的办学形式更是五花八门，主要有普通高校中举办的法律函授、夜大、自考教育、远程教育等形式，独立设置的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政法干校和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培训机构以及广播电大、业大与职大等。招生形式同样体现了多元化的特色，除有“计划内招生”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计划外招生”。

二、我国法律教育混杂的成因分析

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无序的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兴办法律教育的目标不明确，这是导致我国法律教育得以混杂发展的根本原因。兴办法律教育的目标不明确，是指对通过法律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没有弄清楚。而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这本应是兴办法律教育首先予以明确的一个问题。因为法律教育的目标，是整个法律教育发展的核心，如果法律教育的目标不能准确定位，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合格法律人才的培养标准、培养规格、培养方式与方法等方面的定位，从而使整个法律教育的发展会迷失其方向。当然，法律教育的目标定位，应依据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状况、一个国家法治发展的程度以及法律教育自身的规律来确定。如前所述，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教育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但是我国仅移植了西方式法律教育的形式，没有把兴办法律教育的基本理念真正移植过来，因而我国自清末以来对为什么要举办法律教育，举办法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始终未能确定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以致我国过去的法律教育的发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与混乱性，并先后反复出现了前述要么一味的提倡法律教育而不知法律教育的腐化，或一味的蔑视法律教育而不知法律教育的重要”的现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世纪9o年代以来，法律教育虽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我国的法律教育与司法实践及其实际的需要长期相脱节、相分离，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法律教育的目标与理念，因而对于应培养具备什么素质、什么规格的法律人才、培养多少等问题没有得到具体的整合，这是我国的法律教育政出多门的根本原因。

(二)法律教育长期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没有构建法律教育与法律部门相适应的协调机制，使法律职业长期处于非专业化的境地，这是导致法律教育混杂的直接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司法体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司法从属于行政，在地方，基层各级政府都是行政官员兼理司法，因而我国长期不存在一种将法律教育作为司法官任职资格的体制，法律教育长期处于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态。如前述我国从清末才开始兴办的西方式意义的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不是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之前的学历教育，当时就读法政学校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从政所需要的～般性学历，因而兴办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本身是相脱节的。在民国时期，虽然曾一度实现了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结合，法学教育也曾兴旺过一时，但后来国民政府在限制法学教育的规模时又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从而使法学教育呈下降的趋势。这仍然表明我国对法律教育的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法学教育是在全面废除旧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而使我国法律教育的连续性与法律职业人士的专业化受到了重要影响，尤其是1950年至1953年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如进行院系调整，减少法律教育机构，以“政法教育”取代过去的法学教育，改造和清除旧司法人员，与此同时大量吸收未受过法律教育的军人、工人、农民、行政官员进入司法系统等，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使我国的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并逐渐体制化，法律职业从此不再是一种专业。法律职业的非专业化，具体体现为法律职业的政治化、行政化和大众化，当然法律职业的这些特点，是由我国的历史及当时的政治因素所造成的；与此同时，法律职业的从业资格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即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主要的法律从业者各有一套职业标准和入门渠道，缺乏与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相适应、相配套的统一的职业资格制度及入门标准。这样一来，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律教育单位在不断地培养法律人才，但司法人员的学历要求(1995年以前)与从业资格(2001年以前)仍不受制约，致使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处于相分离的状态，进而使我国从事司法实践工作人员的低素质状况得不到根本转变。这一体制的固化，在我国法律教育得到广泛发展以后仍没有得以改变，这就为我国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法律教育的形成创造了空间。

(三)我国政府没有制定一个统一的兴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基本资质要求，从而为我国法律教育的不统一提供了生存空间由于设立法律院系的基本标准不明确，因而在兴办法律教育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法律教育被视同一块大肥肉，不同程度上被利用作为谋取部门利益或私利的一个工具，从而导致了目前我国的法律教育极不统一、法律人才参差不齐的局面的形成。我国现在许多各级各类的大专或大学在师资条件与图书条件都十分欠缺的情况下也争先恐后地设立了法律系或法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四)经济利益与既得利益的驱动，是导致我国法律教育多层次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这既体现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法律教育之中，也明显地体现在我国当代的法律教育之中。这里所说的利益上的驱动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由于我国自清末被迫实施法制改革以来，伴随对法律人才的广泛需求，法学开始成为我国当时的一门显学。从接受法律教育者的角度来看，由于“当时受过这种法律教育之人，出路很广——可以在立法机关当议员，可以在行政机关为官吏，可以在司法机关当法官，最低就者也可以当律师。”因而“学习法律学的报酬是巨大的”，兴办法律教育无疑有很大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举办法律教育有利可图，而我国当时对举办法律教育的机构、师资图书资料等基本要件等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这就给唯利是图者提供了商机。如前所述的法政学校的泛滥，利益上的驱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孙晓楼教授的一番话，可以作为佐证。“就从前几年经过的事实上说，有许多公私立的法政学校，每因经济关系而滥收学生。……”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实施，我国重新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法学又一次成为了我国的显学。从接受法律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在我国当今就业形势相对紧张的情形下，接受法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可作为谋生的途径，因为相对来讲接受过法律教育者其就业空间非常大(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尤其是从事法律职业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这就是近些年来法律教育成为热门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从举办法律教育的机构或部门这一视角来看，利益上的驱动更为明显。首先，它表现在司法部门自身既得利益的维持上。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大量吸收未受过任何法律教育者进入了司法系统。职位先占优势对后来者(哪怕是优秀者)进入该职业领域以及进入之后的升迁就会产生很大的阻力。然而，在我国全民的教育水平不断得以提高的前提下，提高法律职业者的素质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为了保障与维持先人为主者即教育水准处于劣势状态的司法工作者的既得利益，从1980年开始在普通高等教育之外另设立了对在职司法人员进行法律培训的机构，如法官的培训机构是各级人民法院的“业余大学”，从而让以前没有受过任何法律教育而又担任了法官的人，去获得一份足以证明他接受了法律教育的文凭；90年代司法机构中所设立的法官学院与检察官学院，这些非教育机构所办的训练机构同样也授予法学类文凭；与此同时，给政法干部提供在职学历教育的其它机构也得以产生，如，中央与地方的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各级党校、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各种职业大学、干部学校、广播电视大学的法学专业以及大学附设的函授学院、夜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法学专业等。至此，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国的法律教育就已形成了普通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司法人员培训三分天下的局面。而在大规模进行在职法学教育的同时由于没有受过任何法律教育者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入法律职业，换句话说，在大学法律教育不能成为法律职业资格的条件下，进行在职法学教育的机构就永远具有其生存的空间，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我国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的分离。《法官法与《检察官法》的颁布及修改，虽提升了进入法律职业行列的门槛，但对于已在位的法律职业者则采取了保护措施(如1995年的检察官法第l0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施行前的检察人员不具备前款第(六)项规定的条件的，应当接受培训，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这就使成人教育机构与司法培训机构继续具有与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并存发展的空间。

其次，高校自身为了创收，在“计划内招生”之外，大量的进行了各种层次不同的“计划外招生”，这是导致我国多层次法律教育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因为“计划外招生”人数由招生学校自行决定，而收入归学校所有。由于“计划外招生”虽然在入学标准、学制、学习业绩等方面与“计划内招生”有很大的差距但“计划外”的学生可以得到与“计划内”的学生完全相同的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故越是重点高校，其“计划外招生”的规模就越大。

再次，在我国现已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的条件下，法学教育的经济导向功能更为明显，再加上我国仍然没有设立一个统一的兴办法学教育的标准，因而出现了不管是否有条件开办法律教育，都来争抢法律教育市场的局面，究其目的为的就是经济利益。如许多工科大学或学校、民办大学等机构在其师资力量、图书资料等都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仍然开设法律教育。当今，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我国法律教育呈现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泛滥的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

三、我国法律教育不统一导致的弊端分析

(一)法律教育不统一，极大地影响到我国法制的统一与尊严。法律存在的前提是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权威的形成，依赖其自身的统一性与一致性，并要求有统一的一致性的法律运作而缺乏统一性与一致性的法律运作，是根本没有威信与尊严的当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为我国宪法所确认。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均要求形成全国统一的法制(包括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统一的法律体系的构建、实施与完善，必须要求其立法者、司法者以及执行者具有共同的法律素养(如法律语言、法律伦理、法律信仰等)。因此，如果法律教育不统一，就不可能形成具有共同法律素养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而很难以企求缺乏同质化的法律职业者能制定、实施或执行全国统一的法律标准。因此，法律教育是否统一，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得以健康的发展，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家法制的统一与法律的尊严。

(二)法律教育的不统一，将严重影响到我国司法的体面与尊严。“一国司法之隆替，全系于法律教育之优劣。盖今日之法律学生，即将来之法官或律师。……而欲求将来司法之优良，则今之法律教育，当善为培养”法律职业者是一国司法的具体实施者，是一国法律的守护神，因此，司法公正和合格的法律服务的提供，有赖于法律职业者受教育的程度，故法律职业人士的教育水准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司法的体面与尊严。而我国现有的多层次法律教育的不统一，导致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严重参差不齐，让这些良莠不齐者进入我国的司法界，严重地损害了我国司法的尊严与威信。

(三)法律教育不统一，实施司法考试制度的目的难以实现。我国实施司法统一考试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提高法律职业者的素质，提升从事法律职业的门槛。但是，在我国目前办学机构与办学层次十分杂乱的情况下，由于层次不同的院校，学生的来源与素质、师资条件、教学资源、培养规格、修业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也无法形成“同质化”的法律职业者群体。而根据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律师法》的规定，层次不一、接受过不同性质的法律教育或训练的本科生(其中夜大、电大、函大、自学考试毕业的本专科生人数远远超过了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与非法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都具有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通过者有可能进入到法律职业的行列。因此如果我国多层次法律教育的状况不加以改变的话，那么，实施司法统一考试的目的难以真正实现。

(四)法律教育不统一，损坏了法律职业者的整体形象与威望。法律职业需要公众的信赖和尊重，而只有那些在经过激烈的竞争之后证明了自己能力的人才能获得这种信赖与尊重。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其法律职业者神圣而崇高的法律地位，均与其接受了严格的法律教育与极其严格的司法考试即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式的选拔有很大的关系。而我国目前法律教育的不统一，接受法律教育者的层次的参差不齐，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即法学似乎是一种最容易学的学科，只要熟记了我国的法律条文就可以成为法律工作者。这一观念的形成，使公众难以对法律职业者产生敬畏、信任与尊重。

(五)法律教育的不统一，严重影响了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由于法律教育不统一，国家始终没有出台一个兴办法律教育的统一标准，以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根本不具备兴办法律教育的机构、个人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出现在法律教育的市场上，这对普通高等院校的法律教育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因而出现了抢占法律教育资源的混乱局面。随着每年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类型以及层次不一的法律教育的混合，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正规大学法学院的教师尤其是从事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教学的教师日益成为了疲于应付上课的机器，久而久之，自然对学生的要求也就放松了，再加上各种层次的学生太多，很容易出现管理上的漏洞与失控，其最终的结果是所培养的人才更多的只有其名而无其实。

(六)法律教育不统一，浪费了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一个国家教育的发达程度，与这个国家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在我国教育资源很有限的情况下，实行多层次的法律教育且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处于割裂的状况，以致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最后又要花大量的经费用来培训，这无疑是一种重复式教育，既影响了法律职业者的整体水平，也严重地浪费了国家的教育资源。

注：

①孙晓楼著：《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②1903年天津中西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堂。程燎原著：《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③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

④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同注3，第l2一l4页。

⑤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同注3，第11页。

⑥参见汤能松等著：《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律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288页。

⑦参见孙晓楼著：《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⑧详见汤能松等著：《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律教育发展史略》，第292—3l0页。

⑨引自霍宪丹著：《不解之缘一一二十年法学教育之见证》，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⑩引自霍宪丹著：《不解之缘一一二十年法学教育之见证》，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⑩参见孙晓楼著：《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l6页。

⑩详见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第9—15页。

⑩1995年我国颁布的《法官法》与《检察官法》以及2001年对这两个法律的修改，结束了法律职业无学历要求的历史，同时，统一司法考试的实施，也为实现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结合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仍然没有规定纯法律学历的要求，从而为非法律专业者进入法院或检察院提供了方便之门。我国自2002年开始实施统一的司法考试，这一制度的实施提高了我国法官、检察官及律师的从业资格，有利于实现三者从业资格的统一。但由于我国法律教育的五花八门，以致具有资格参加司法考试者的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而司法考试参考资格的宽松，又为法律教育本身的混杂性的继续生存提供了空间。

⑩燕树棠：《法律教育之目的》，载孙晓楼著：《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⑩[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04页。

⑩孙晓楼著：《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l页⑩详见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同注3，第29—32页。

教育法律论文篇（5）

2.法律教育参差不齐、标准不统一。清代法律沿袭传统守旧模式，法律教育意识淡薄，这种现象也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平民一种精神束缚所致，在限制民主自由前提下，政府并不希望推行全民法律教育，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标准地域间差距较大，也造成法律执行的不同。由于清朝科举制选出的官员直接成为当地司法行政官员，在没有经过专业法律培训下的走马上任，并不能体现官员所具有的法律能力。相对于官员的法律知识，幕友对法律的教育掌握较多，这是一种学徒式教学，法律效果完全取决于幕友师傅对法律的理解掌握。幕友的法律学习还是秉承传统私塾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和能力上并没有创新。状师的法律培训更是低下，近乎是一种“地下党”式培养过程。多数状师是以自学为主，兼顾老状师的指点。这类状师一般文笔较好，能够熟练流利地书写诉讼请求，基本满足普通大众的法律需求。

3.法律教育的滞后、法律思想不兼容。科举制选出的政府官员从上任伊始就成为统治阶级代言人，掌握当地行政、司法，由于法律知识长期被排斥在科举考试之外，考生往往只关注一些表面东西，并不对一些法律框架下的内容真正了解熟悉。再之是清政府坚持采用儒家思想统治，以传统的儒家德行标准衡量很多法律依据，对法家的思想和做法相当排斥。在统治者看来，法家思想过于教条有违天伦不可取。这也是清朝法律教育不完善之处。

二、清代法律教育的改变

教育法律论文篇（6）

（二）制作多种形式的媒体课件，随时随地走进法律课堂自2013年，青海电大利用微课资源，让学习者享有更丰富、便捷、简单的学习法律的途径。“微课”是指以视频为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内外教育教学过微课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重点难点疑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精彩教与学活动全过程。“微课”有别于传统单一资源类型的教学课例、教学课件、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等教学资源，在其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教学资源。法学教研室先后做了约50个微课资源，可供不同层次的学习者使用。

（三）把法律文化带进“市民学校”，实现服务社会的教育宗旨2011年7月，西宁市委宣传部与青海广播电视大学联合主办社区“市民学校”，展开了以宣讲为主要形式的普法教育。西宁市辖区内约有102个社区，每个社区以居住范围组建了不等的市民学校。1.社区。在社区，年迈的老人，关心子女赡养义务；无业的妇女，关心在家庭里的地位和保障；残障人士，关心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如果对于这些人每年都用一成不变的完成普法试卷的方法普法，他们不会对法律有概念和好感。他们通过电视、录像、网络能够了解国家法律，然而，国家法律对于他们不同的诉求，能给他们什么，只有面对面的解答和告慰才能做到。2.学校。学校是法治宣讲的不能忽视的阵地。青少年以接受新的事物为主要知识来源。那么，多种媒体给他们所提供的法律概念，该如何消化和理解？通过对法律的解读，培养及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比完成成千上万的试题更有效。我们的宣讲走进校园，进入课堂，围绕培养和谐社会的新一代建设者，以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为重点，组织青少年学习宪法，预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权益保护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把他们培养成崇尚法律、依法行为的新人。3.企业。企业职工是社会经济的促进者。他们在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所关心的是他们的劳动权益。法律宣讲进厂矿，进企业，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安全法》进行解读，围绕公平、有序、协调发展，让他们懂得在争取权利的同时必须以良好的行为履行义务。4.社会特殊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及社会服刑人员，是社区不和谐、不稳定的最大隐患。对这些人进行普法教育，更重要的可能是必须是宣讲者能够成为让他们信任的人和可以接受的人。

二、对青海电大法律教育进课堂的思考

教育法律论文篇（7）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公益性美国自1830年起，律师在法学院的集中训练开始逐步取代了学徒模式，其后案例分析教学法正式确立，并成为美国法律学校占主导地位的教学方法。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学者对案例教学法提出了质疑[2]，而诊所教育能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生活的多变性，使学生真正在实践中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促使教师和法学院学生意识到将法律规则运用于实践，通过提供法律服务来培养自身法律实践能力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学生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完整、经验上的不足，缺乏教师的指导和其他机构的帮助，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以致不能能为当事人提供最有利的法律帮助。在这些矛盾凸显之后，美国的法学家开始意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借助法学院师生的力量。同时，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前身———判例教学法已随着法学教育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人们开始怀念学徒制，诊所式法律教育在这种背景之下逐步形成[3]。从上述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发展可见，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工作密不可分，诊所教育目标本身即带有公益性。

（二）弥补课堂教学不足的需要如前所述，尽管与早期的法学教育传统方法“讲义教学法”相比，案例分析教学法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获得良好的逻辑推理能力，但是它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忽略了法律实践中许多基本技能的训练，例如会见当事人、事实调查、法律咨询、调解、谈判等，而且也忽略了在判断力、职业责任心以及理解法律和不同的法律职业人的社会角色等方面对学生们的培养。另一方面，即使是专门面向实践技能训练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其有针对性的课堂教学也同样无法提供真实案件的效果。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可以有效弥补这一欠缺。从会见当事人开始，咨询，到正式接受委托，事实调查，乃至参与谈判、诉讼，都由诊所学生担当主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一个具体处理方案的失策乃至一个细节决定的失当，都可能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后果，在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所加诸的压力下，学生的积极性和投入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三）法律援助的庞大需求与资源匮乏的矛盾法律援助是一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民心工程”。但目前我国法律援助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很大。据统计，2010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的平均工作人员只有3.75人，法律援助机构平均受理审批法律援助申请222件，按照最低审批所需工作日计算，仅这一项工作所牵涉的人力之大就无需多述[4]。以广东为例，广东是一个人口大省，常住人口达9194万人，同时也是全国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最多的省份，约2000多万，占全国的1/4。但政府能够投入的经费有限，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至2006年10年中,全省各级政府投入经费共1.985亿元[5]。按照这一数据，平均每万人的法律援助经费只有约2000元/年。上述数据充分显示，无论从投入的人力还是财力来看，法律援助工作仅依靠政府投入是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因此，作为政府提供法律援助的有益补充，利用高校师生资源，诊所式法律教育过程中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能够起到一定填补缺口、缓解矛盾的作用。

（四）诊所式法律教育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利条件一是诊所学生普遍珍惜实践机会，工作热情很高。从实践经验来看，诊所学生非常珍惜接触、真实个案的机会。学生还没有直接面对生活的经济压力，赤子之心使他们更能同情当事人的际遇，尽管没有经济收益，但他们投入法律援助工作的热情高涨。二是诊所法律援助的机制相对灵活，能填补政府法律援助之不足。从法律援助的可获得性要求上来说，主要体现在经济困难标准和范围的规定上。但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对于经济困难证明的要求较高，尤其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开具经济困难证明，不仅手续繁琐，经济成本（主要来回的交通费）和时间成本都较高。三是诊所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一种保护下的独立，工作的风险大大降低。诊所学生毕竟涉世未深，欠缺实务经验，如果完全放手让其独自面对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局面———诉讼纠纷，很可能出师未捷即已折戟沉戈，搞不好还可能要承担失职的法律责任，这不仅可能会使遭受挫折的学生心理上产生阴影，也会给诊所法律援助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而诊所教师能够以其丰富的实务经验与社会经验，给予学生必要的指导与支持，使诊所学生获得“保护下的独立”，降低风险。诊所学生在羽翼未丰之时，未具备独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能力，诊所教师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结合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案源稳定性问题在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实践中，案源不稳定是很多法律诊所开设的法律援助中心面临的困境之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当事人的角度上，由于学生无论在理论知识还是实际执业经验上都有明显的欠缺，即使有教师的指导，部分当事人还是会对案件胜诉率的把握上心存忧虑，因此，他们不放心将案件交给学生。其次，从学生方面来说，现实中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适合学生办理，对接收到的咨询个案必须要加以选择。最后，由于我国诊所法律教育总体上还在起步阶段，社会宣传力度还不够，很多人对学校诊所教育以及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还不是很了解。如果一直缺乏真实案源，学生就无法通过真实的案件、真实的当事人真切地在办理过程中掌握基本实践操作技能和了解司法制度体系，更别提法律职业道德以及社会公益心的培养，诊所教育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存在的意义。故此，案源不足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纠纷类型的单一性问题诊所式法律教育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普遍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受案类型的单一性。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资源不能冲击正常的法律服务市场，只能针对于特定人群与特定类型案件提供援助，而这些人一般面对的法律纠纷往往集中于劳动争议、人身损害赔偿、离婚、刑事案件等，案情一般也较为简单，而复杂的案件类型如房地产纠纷、公司有关的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则不会涉及到。这就使得诊所学生办理案件的类型偏向单一，无法获得全面的锻炼。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刑事案件，但由于诊所学生并非执业律师，不能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使得他们的受案范围进一步收窄。

（三）经费保障问题与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相比，高校开设的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更经常面对经费不足的问题。据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站的资料显示，高校的法律诊所援助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一是从学校的行政开支中列支；二是来自校内师生的捐款；三是来自社会的捐助。例如，复旦大学的法律援助中心建设初始的经费来源包括：中心成员捐献了自己的奖学金、生活费近1000元，复旦律师事务所捐赠500元及法律系一些开支的报销。但是都存在经费不足、不稳定的问题。经费缺乏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律诊所的发展。

（四）诊所学生开展法律援助的法律保障问题法律诊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主体是学生，但在校学生走出校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会经常遭遇各种制约。一是调查取证权利受限。由于学生并不具有律师身份，到有关部门调查取证的权利就受到限制。这使得学生法律援助工作的效果受到一定影响。二是出庭权利受限。由于社会上有部分不具有律师资格的人非法从事有偿法律服务，许多地区的法院、劳动仲裁委员会都订立了对公民的限制规则，例如，有的法院规定公民必须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有的劳动仲裁委员会要求公民要当庭提供免费的协议。三是学生人身份没有得到尊重。个别法院或者仲裁员不了解诊所学生法律援助的情况，对出庭的诊所学生不信任，对其人身份也不认可，在调解过程中绕开学生，容易使当事人对学生人产生误解或不信任，不利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五）人员流动性问题考虑到法律援助工作对学生专业知识结构完备性的要求，学生参加法律诊所课程和参与法律援助一般已经是大三，而学生大四大多已要找工作、考研等，参与办案的时间很难得到保障，毕业后去向就更难确定。而许多案件，从一审到二审再到执行，起码是半年至一年，如果涉及发回重审则时间更长，走完全部程序可能会持续两年以上。随着参与办案的学生毕业离校，案件跟进可能会出现衔接上的问题。此外，很多法学院有关法律诊所的课程一般只安排一学期，当课程结束后，学生就会将精力重新投入到新的课程学习上,并从相关的实践工作中退出。这样，高校法律援助中心里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就很难得到保证，中心的主要精力就不得不用于培养新的学生上，那么法律援助中心的办案质量、成员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受到限制[6]。

三、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法律援助环节的路径

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环节是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重要内容，实践中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诊所教育的效果。为此，需要有切实的方案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这些问题。

（一）建立多元化案源渠道没有足够的案源，大多数学生没有参与实践的机会，诊所工作只有单纯的值班等待咨询，诊所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技能没有应用的机会，容易使学生产生“无用武之地”的倦怠心理，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走出校门，多方面开拓案源是必要的。笔者所在高校的诊所学生自发组织，通过与社区办事处有效沟通，定期到社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了有效吸引更多群众的关注，他们还与本地的社工组织联系，一同组织活动。通过与社区建立长期联系与合作，加大宣传力度，打开局面，是开拓案源的有效途径。另外，法律诊所还可以与当地司法局的法援处联系，定期组织诊所学生参与法援处的值班，在执业律师的指导下参与值班咨询。由于诊所的机制相对灵活，部分不符合法援处受理条件的案件可以转交诊所处理。

（二）开源节流，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法律援助既然是着眼于社会服务，就不能因为经费问题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法律援助经费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一方面，法学院可以合理配置现有教学资源，整合部分实践课程，适当调拨资源给法律诊所用于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高校法律诊所应当积极争取各方面社会资源的支持。法学院应当借助其教师与学生良好的专业素养在其所辐射的地域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形成较好的声誉并获得所在地域公众的认可。法律诊所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得到各项社会资助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目前我国高校的法律诊所普遍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影响，社会资助渠道并不畅通。故此，提高诊所自身专业服务能力，是获得社会资助的条件之一。

教育法律论文篇（8）

二、我国传统高校法律教育的特点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和平稳运行的必要保障。纵观我国的传统法律教育模式，其已经很难适应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人们也越来越对高校法律教育的改革倾注了非常大的关注度。我国高校法律教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相分离

从属性上来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规范中调整、约束人们行为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从善与恶、好与坏的角度，通过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约束和调整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则是利用强制性来规范、确保人们行为的合规合法，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道德和法律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道德强调的是自律，将被动的遵守变成主动约束。法律强调的是他律，其通过强制性和威慑性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和法律运用不同的约束形式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从本质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国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开来，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教育，因此很难使学生持续性地形成稳定的法律信仰，而这又会反过来对道德认识产生负面的作用，最终影响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法律学科课程和法律活动课程相分离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特别看重学科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视活动课程的作用，认为活动课程会扰乱在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与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不相符。因此，在我国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学科课程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活动课程，有些甚至都没有开设相应的活动课程。高校法律教育老师，往往只重视对法律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而忽略对学生法律素质以及相关能力的有效培养。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学生对法律知识认知，学生往往都是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法律知识的，对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过少，师生间缺乏互动。但是归根结底，法律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师只阐述某一具体规定，而未能让学生掌握和领会该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的话，一旦学生遇到真实情况的发生，如果缺乏具体的明文规定，往往会束手无策、无法灵活应用，甚至造成学生自身的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三）法律教学避重就轻，对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力度不足

长久以来，因为我国古代法制的特点，程序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只知道实体而不知道程序，将程序法视作实体法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受此影响，在我国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和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往往会有意识地增加更多的实体法的内容以及相关案例，占用了本该是学习程序法的时间，另外因为学生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也未曾经历过相应的法律执行程序，因此学生对程序法的感知会更加的模糊。这就导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响，使得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法律基础知识，进而影响了学生对法律实际运用的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法律教学偏向义务本位，权利意识的培养力度不够

从我国法治观的发展演化历程来看，我国的法治观还是侧重于“义务”的规定，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社会控制。在我国传统的高校法律教育实践中，仍然还残存着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子，具体表现在法律教育内容编排上，往往强调学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用法能力、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的培养。在以义务本位思想为指导的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教学主体即老师是以预先设定学生是“恶”的前提下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其教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课堂的法律教育活动，使学生知道不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这种教学活动几乎完全抹杀了学生在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对增强学生的法律素质产生加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造成学生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

三、高校法律教育的素质教育发展新取向

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时展节奏，经济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思想，相应地教育也应当有现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们思想观念向现代化不断转变的同时，社会的法治建设也要走向现代化。现阶段我国高校法律教育已经出现了在要求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和规范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目标培养，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法律实践体验，使学生在遵守法律、守护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下，对法律内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新趋势。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渐致力于学生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律素质的全面培养

法律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想法、观点、心理反应等的总称。作为将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必要条件。据有关调查显示，现阶段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出现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后能够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能够诉诸法律。学生已逐渐将法律知识、思维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体范围之内，将被动转化为主动，进而养成良好的法律运用能力和法律信仰，从而使得学生法律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逐渐致力于对法律刚性特征与现实社会纷繁复杂性之间的调和

众所周知，法律是具备强制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就像俗语讲的“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但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与法律的刚性之间往往会出现差异和不适用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法律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的要求。这同时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要致力于向学生讲解法律的刚性和实际社会情况的多变性之间的协调，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运用的灵活处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论教育和学生实践的有效结合

单纯的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养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对学生正确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现代高校法律教育新理念要求教师重视学生对法律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对法律理论知识加深体会和掌握，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的活跃度，对高校法律教学课堂学习进行巩固和补充，进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的目标。

四、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法律素质教育导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终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得以实现，要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增强，形成正确的法律体会、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进而提升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效法律素质教育的最终育人的目标。

（一）将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

法律情感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法规所持有的情绪反馈以及形成的有关体验。大学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逐渐的内化，才能真正培养起来。一个学生是否具有正确、坚定的法律信仰，能够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识的额基础上信任法律，进而在主体性作用下对法律加以灵活运用，是衡量一个学生具备法律素质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明确法律情感教育的培养思路，尽量将法律情感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科学、健康的发展模式。

（二）将个性教育逐步融入高校基础法律教育中

高校素质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人，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和个人潜能的挖掘。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个性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对学生个性以及潜能的挖掘、发展，摒弃了传统教育中的平均主义，根除了教学内容单一、教学形式固定、教学方法老旧等弊病。素质教育理念引导下的高校法律教育，就是要充分重视个性教育的思维的融入，根据学生具体的情况，因材施教，善于利用不同学生对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兴趣和特长，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整体的遵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使学生养成较高的法律素质和能力。

教育法律论文篇（9）

二、案例教学法的实施

案例教学法在具体流程上包括引入、分析讨论、总结等几个步骤。每一个环节的有效实施、整个流程的合理安排均对案例教学法的成功有重要意义。

1.案例的选择。对于医学生，在选择案例时应特别注意紧紧围绕医疗实践中医患法律纠纷进行，精挑细选，选择典型的、易于理解、便于讨论的案例。在选择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案例与教学目标吻合。医学生法律课程的内容安排往往紧凑而精要。因此在选择案例时一定要注意案例与教学目标的吻合，同时案例难易程度要适中，能够让学生通过案例的学习，最终掌握相关法律知识。（2）案例具有代表性。医疗实务中发生的医疗纠纷有各种类型。例如：诊疗是否合规的裁判依据往往是相关医疗记录。实践中医疗记录不规范、有错漏、随意更正极为常见，往往导致医方在纠纷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追根到底其原因是医生法律素养不足，缺乏证据意识。因此，在对医学生进行法律证据的教育时，需特别选择此类实践中真实发生的典型案例，让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有利其在将来的工作中对此类风险的警惕防范。

2.案例的分析讨论。在案例的分析讨论之前，教师应首先讲解相关医疗法律规定，然后再口述及通过显示屏详细介绍案例。在介绍过程中注意提示学生应重点关注的内容，最后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案例的分析讨论是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1）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形成和谐、自由的课堂氛围，引起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全面参与案例的分析讨论。（2）教学中应对案例讨论提出一般性的要求，如：针对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简要提出理由、有效倾听其他同学的发言以避免发言时观点、内容的重复，意见相左时应相互辩论等。（3）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从法律角度解决案例中的医患纠纷，扩展学生的法律思维，帮助其从案例的主体、案例的事实、案例涉及法律等各个方面全面的分析案例，以培养学生的医事法律素养。

3.案例的总结。“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及团队意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①在讨论结束后，教师要进行总结和评价。总结时要紧紧围绕案例涉及法律知识及相关理论进行，以巩固学生对法律的掌握，对抽象知识的理解具体化。教师在对学生讨论进行评价时，不能单纯分辨对错，应重视评价的发展功能。不同的学生其能力不同、对法律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不同，如果单纯以对错进行评价，容易使部分学生丧失参与案例讨论的积极性及降低辩论的信心。总结的主体还应包括医学生自身。教师应要求学生在课堂后撰写总结报告。学生在撰写过程中不仅将案例所涉理论知识重复记忆，还会围绕争议联系法律理论与案例实际。学生的自我总结，有利于其对抽象法律知识的形象化、具体化理解。

三、运用案例教学法的思考

1.区分案例教学法与其他教学形式。案例教学包含有随堂的单知识点案例分析，也包含需全面结合课程知识的案例讨论。要提高医学生在将来实践中对法学知识的运用能力，势必需要在教学中通过单位课时的案例教学引导其思考、训练其实践能力。因此，案例教学课程应以专门的单位课时设置。在教学的时间掌握上，也应以该门课程接近尾声，学生对课程知识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之后再进行。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让医学生以医生角度进入案例，身临其境进行讨论，运用法律知识正确处理医患之间存在的纠纷。案例教学法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不但要求其娴熟掌握法律知识，还应具备医疗纠纷法律处理的实践经验。

2.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进行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形成讨论氛围，调动学生的主动和积极性，尽可能的引导每一位同学都能积极参与案例的分析讨论过程，引导学生积极发言、参与讨论。在案例讨论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帮助学生积极参与案例讨论，学生反而置身事外、反应冷淡，那么学生就很难融入课堂，不能积极地进入角色进行思考和表达，也就无法从其他学生的表现与教师的点评分析中获得经验，一节课收获极为有限，甚至让案例教学失去意义。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参加案例讨论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形成良好的课堂氛围，让学生敢于发表意见，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3.注意教师的角色定位。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非常强，目的是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尽量多采用鼓励式、引导式语言，哪怕学生发表的意见完全不对，也不应以生硬方式进行否定，反而对敢于主动发表意见的学生应提出表扬、进行鼓励，甚至可以考虑运用一些小的奖励方式来激励学生。这样，学生才能在表达的过程中，逐渐专注于案例，对案例的最终处理与法律运用形成深刻印象。当然，为了保证讨论的效率以及课堂质量，对于一些离题甚远或是过于纠结于案例中一些无关紧要问题的讨论，教师应果断制止，从而保证教学是主题鲜明、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教育法律论文篇（10）

在我国，受教育权利是一项宪法性质的权利。宪法第4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一规定意味着受教育权利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同人的生存权一样，应优先于其他的一般权利，国家、社会、学校等应优先保证公民享受充分的受教育权利，当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应得到及时的法律救济。受教育权利作为一项宪法性质的权利，也被我国的教育法所内化。《教育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法的其他相关条款也分别对公民受教育的内容和保障作了一些规定。在现代社会，人们日益觉悟到了受教育权利的重大意义。人的受教育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能力，因而决定了其谋求财富、追求幸福和实现抱负的层次。而我国有关保障受教育权的法律相对滞后，有关学生受教育权的救济保障制度极为单薄。

一、高校管理权及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现状

（一）高等学校管理权的法律依据

我国法律(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是高校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有组织实施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等权利。《高等教育法》第20条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研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研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41条规定:高校的校长有“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权利；《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家授权的高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授予。”《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2005年3月29日颁布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章规定了学校的奖励与处分权,如第50条规定:“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或者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科技创造、锻炼身体及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表彰和奖励。”第52条规定:“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高校对学生的学籍管理(主要包括奖励权和处分权)、学位的授予等的权力,这些就是高校对在校学生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它不仅是学校正常运行的需要,而且也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于高等教育的介入,对高等教育功能的导向和价值观的指引。

（二）高等学校管理权的性质

学校的权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法律授权,二是学校的自治权。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我国属于事业单位系列。高校作为事业法人,原本不是行政机关,不应享有行政管理职能,不能从事行政活动。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和《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都授予高校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和授予相应的学业证书等权利。高校经过法律的授权,合法地掌握相当的行政权力,承担了某些政管理的职能,如对大学生的管理行为等。因而,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具有授权的性质,是国家

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这就明确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高校是法律授权行使一定行政权力的法人组织,是公务法人，对学生的管理是国家教育行政管理的一部分。高校依据上述法律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做出具体管理决定或行为,是具体的行政管理行为,是公权力行为。

（三）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现状

长期以来，高校在对学生管理过程中，都相应制定了自己的规章制度，这些内部规定都是本着严格要求学生、培育优秀人才的良好初衷而设立的。但是，高校也恰恰因此而卷入诉讼。当前，高校独立意志的合理与合法问题日益突出。首先，主要表现为高校对某些处分学生权利的行为的设定任意性非常大，设定主体繁多且相互之间的规定存在矛盾，下位规范与上位规范抵触，导致了高校自主管理秩序的混乱。其次，高校在对自己的管理行为进行设定时,忽略了合法性审查，在学校的内部规定中，存在着违法的规章制度。第三，学校管理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不能与时俱进，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第四，高校的管理行为实施的程序不规范，未能充分尊重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与诉讼权。第五，滥用授权，导致处理结果不公正，增加受教育者的义务，限制甚至剥夺了受教育者的权利，违背“惩治为手段，教育为目的”原则。大学生与高校高校自主管理行为的现状，暴露了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行教育法制的缺陷。如果不认真加以解决，学生权利无法保障，也必然会引来诉讼。[1]

近年来，学生状告母校，高校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针对高校的处分权而引发的案件有不断上升的势头。这些案件的发生，一般都是缘于高校对学生的管理而采取的强制性处分。从案件的处理来看，有的案件被列为行政案件，有的被列为民事案件，有的案件法院则不予受理。就拿受理法院在个案庭审中来说,讼辩双方也往往各抒己见、针锋相对,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高校是否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方高校往往认为自己是事业单位,不是行政机关,因而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案件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要求法院驳回。原告则认为,高校虽然是事业单位,但其依据了国家、教育部的法律法规行使了行政职权,因此,高校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目前高校对学生处分中诉讼案的真空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不明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学校处分权行为的可诉性。而司法实务中，法院依据《教育法》第42条这一规定，完全排除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在作为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基本场所的学校，由于现行立法将学校对学生受教育权益的处分行为排除在司法救济的范围之外，而成为我国人权保障最为薄弱的领域之一。实践的困惑要求有理论的指导。对于学生受教育权司法救济实践的阙如，需要法学界在高校行政行为理论方面进行反思。二、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理论检讨

（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其内容前提将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前者是指国家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如行使警察权、征税权等；后者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等权力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在特定的行政领域,为达到行政目的,对相对人有概括的命令强制的权力,相对人负有服从的义务,如国家对公务员、军队对军人、公立学校对学生等。[2](P131-132)此处的“特别”一词“不是特别优待,而是特别限制的意思,即与一般公民相比,特别权力关系相对人的权利要受到更多的限制”。[3](P109)具体而言,特别权力关系具有以下特征:(1)相对人义务的不确定性。如公立学校对学生可以校规限制自由权利,学生有“不定量”及“不定种类”的服从义务。(2)无“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即使并无法律授权,权力主体仍可限制其相对人的基本权利,这种限制最明显地表现在有关纪律的惩戒权力中。(3)法律救济途径缺乏。为使权力人可自行整肃纪律,保持行政的完整性,相对人只能忍受权力人所给予的任何不利处置决定,不能提起法律救济。[4](P64)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产生后,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行政法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理论上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却多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项关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受理的规定,即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新中国消极影响的典型例证。

在高校教育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奉行大陆法系的“特别权力关系”说,认为教育是不完全中性的,在国家面前,高校“有权在法律授权之外规定校规并依据此类规则剥夺限制其成员或利用者的权利。”按照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高校与学生的这种特别权力关系具有以下法律特点:(1)学校对于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学生,有总括性的命令支配权,只要是出于实现行政目的的需要,不需要特别的法律依据,就可以自由地命令规则；(2)当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学生不服从上述命令时,为维持内部秩序,学校有权行使公权力,对学生做出惩戒,如责令学生退学或休学,这些措施也不需要特别的法律根据；(3)因为上述措施是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措施,即使学生对之不服,只要不涉及学生作为公民的地位,学生不能向法院申请有关救济。[5]然而,这种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特别权力关系,实质上是为学校提供了一个在法治国家不受法律约束的乐园,这与法治原则不符。这种特别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权利。在当今行政法理论已对特别权力关系作了新的发展,在我国逐渐对学生权利更加重视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超越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汲取其理论发展的新成果,更加注重保护学生的各项权利。当然,高校仍应享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限,可以对学生的基本权利加以某些限制,但只是这种限制需要在社会一般观念所认为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不可滥用。

（二）理论的修正完善——重要性理论和基础、管理关系理论

随着民主自由理念深入人心,人权意识觉醒,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受到普遍的批评和挑战。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理论界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

在德国,一种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基础关系理论和管理关系理论”由德国乌勒(CarlHermmanUle)教授创立。所谓基础关系,又称外部特别权力关系,是指有关特别权力关系的产生、变更及消灭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在于使特别权力关系中的特别权力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或消灭。如学生入学许可、退学、开除,公务员资格的取得、丧失、降职等,对于这些事项,司法可以介入进行审查,相对人可提起行政诉讼。所谓管理关系,又称内部特别权力关系,是指为了达到公共行政目的,特别权力主体对相对人实施的管理,如对军人、学生的服装、仪容、工作时间、宿舍的管理等。乌勒教授认为基础关系应当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在基础关系上发生的纠纷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解决；在管理关系内不必严格地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在管理关系上发生的纠纷不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解决。[6]“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固有的瑕疵,主要在界分“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上存在很大的困难。

还有一种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重要性关系与非重要性关系,即所谓“重要性理论”。它是德国联邦在20世纪70年代审理有关教育的案件中所创立。该理论认为,只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不论是干涉行政还是服务行政,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的方式决定而不能让行政权自行决定。因此,即使在管理关系中,如果涉及人权的重要事项,必须有法律规定。依据该理论,对于传统特别权力关系内什么事项应受司法审查的标准是该事项对相对人的意义和重要性等。其在形式上不再界分“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而是强调从实质上分析某一特定的行政事项对相对人权利的影响程度。凡是“重要事项”都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限制,不得由行政主体自行决定,相对人亦可获得司法救济。

(三）理论检讨

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我国宪法,人权保障不断迈向纵深,这要求我们对于特别行政关系下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应当给予必要的关注。历史证明,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渐趋没落,不合时宜。如何在现代法治的背景下,处理特别行政关系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实,分析“基础及管理关系理论”和“重要性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在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相对人与一般国民一样享有基本权利,凡对基本权利之限制,必须有法律根据。对于因国家行为而使具有特别权力关系之行政相对人之权利受到限制,必须有法律根据。行政相对人之权利受侵害者,可提起行政争讼之救济。这种行政关系与其用“特别权力关系”来概括,不如用“特别法律关系”来概括,会更为贴切。[7]当然，这仅仅是学理上的名称上的置换，特别法律关系的内涵应该和重要性理论是一样的。

相比较而言,“重要性理论”是就特别权力关系的实体内容所确立的有限司法审查的标准。应当肯定,“重要性理论”是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一方面,它承认了行政机关及公务法人与其成员或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仍有别于普

通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完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仍有必要赋予特别权力人(公务法人、机关)一定的管理与命令权力,这是维持公务法人正常运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它摒弃了特别权力关系排除司法救济的传统观念,承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只要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均应由立法规定,也均可寻求法律救济。但是,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却没有跟上行政法治的潮流，在台湾地区已经反思了当初接受这种落后观点的失误并已将其修正之时，我们并没有对此警醒，学术著作、教科书上关于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行为的分类仍毫不怀疑地写入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所谓内部行政行为指行政机关对本机关内部行政事务管理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指发生于行政机关内部的法律关系。殊不知这种定义是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直接用其名，而是取其核而已。内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的直接后果就是得不到司法救济，甚至没有行政复议此种准司法程序的救济。理由仅仅是内部行政行为没有外部行政行为侵害性大，或者为了维持行政机关的高效和政令的统一或者是为了其他公务法人的自治就充分了吗?笔者以为这样的理由不但毫无说服力，而且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因为当一个公权力行为严重到侵犯剥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属于内部管理问题了，它不是依据法律就可以裁断的，更不是仅依据行政性规范文件就可以决定的。立法机关不应该授予行政主体如此重大的权力，司法机关更不能听任行政主体肆意而袖手旁观。此时的“内部”只体现在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内部人员作出的，但是其后果影响绝非“内部”二字可以概括，可以掩盖的。可能它是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是合目的性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排除法院审查的理由，不管法院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审查。当然,要将传统特别权力关系全部否认并不切实际,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理论陆续作出限制和修正,突出表现在“重要性理论”的兴起,即强调只要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不论是秩序行政,抑或服务行政,都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限制,而不可由权力人自行决定。但是,如何界定特别权力关系中行为的重要性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特别权力关系法律救济的瓶颈,只有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当司法机关拥有了审查所有特别规则是否违宪的权力后,重要性标准才能真正完全发挥法律救济的功能。

三、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完善建议

（一）高校校规接受违宪审查

高校校规即高等学校依据国家各类法律、法规，为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等工作正常运行而制定的一系列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规章制度。高校依法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但在涉及学生权利的管理行为时,对于公民权利有重大影响的高校管理行为,应当遵循和适用法律优先及法律保留的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当受现行法律的约束,不得采取任何违反法律的措施。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

侵犯大学生宪法权利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高等教育领域,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面意义上的行政:一为教育行政机关的行政,二为大学行政。前者主要强调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后者则重点突出高校的自主管理能力,两者都属于公共行政,自当受行政法治原则约束。高校校规也就是这两种行政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实质内容与精神内核亦应体现法治精神,贯穿宪治理念。然而,为数不少的审判实践却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校规中的某些内容与大学生的宪法权利相背离。这些内容,或者直接与宪法明文规定相抵触,或者违背蕴含在普通法中的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因而,校规中此类条款是违宪的。具体而言,校规违宪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侵犯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在高教管理中,受教育权虽然不是最易受到侵犯的权利,但却是一旦受到侵犯则影响最为深远、性质最为严重的权利,也是最为学生所关注、产生纠纷最多、权利关系最为复杂的领域。综观当下高校管理规则,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高校校规中均有关于纪律处分、降级、留级等内容的设定,然而事实上此类条款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大学生对受教育权的享有与实现,特别是其中有关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规定则直接导致了受教育权的被剥夺。(2)侵犯大学生的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权入宪是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宪法修正案明确指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大学生与其他公民一样依法享有私有财产权,但部分高校却以种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3)侵犯大学生的平等权。平等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运行的全部领域。高校管理自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其行使自当严格遵循平等原则,保护大学生对平等权的享有与实现。然而在实践中,不少高校校规均有涉及入学及学位授予条件限制的规定,这尽管属于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范围,但却着实侵犯了大学生的平等权。[8]

法院审查校规合宪性应遵循法层级效力规则、校规合宪性推定规则、正当法律程序规则、审查事项有限规则等基本规则。其中，审查事项有限规则是为了保证大学学术领域的自由,惟有如此方能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审查例外事项很多,如对学科知识、专业技能的评判,意见的优劣等,但是此处所指的审查事项有限规则主要是指学术问题不审查规则和制定动机不审查规则。

（二）高校行政行为诉讼

高等学校管理权作为社会行政权,具有高权的特性,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而且其对学生的不利处分所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影响之强烈,不亚于任何政府机构,应当接受外在监督,包括司法监督。“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思想,在高校实施自主管理行为中应得到体现。

借鉴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的“重要性理论”,高等学校对学生所作的管理行为若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受教育权、生存权等,应当可以。因为在庞大的学校权力与弱小的学生权利之间,司法权作为公民权利的救济者,有必要介入其中,均衡双方的力量对比,以促进、维护公平。具体而言,可以的高校管理行为主要是不予录取、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足以改变学生身份的处分或决定。因为高等学校学生身份的取得是一种公共行政确认,并且此种身份与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与利益紧密相连。当身份被限制或剥夺以后,相应的权利与利益也因此丧失。另外,对学生权益影响重大的其他处分也应允许司法介入,如不予核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是否核发毕业证、学位证,多涉及专业判断,属于专业性管理行为,专业性内在地要求自治,似乎理应拒绝司法规训。但专业事务的处理一旦涉及权力的因素,常常“因专业而蛮横”,就不再是纯自治性的了。如果没有外在的制约,专业权力一样可以导致专断、粗暴和腐败。由于公正的学术评价、毕业证、学位证不仅具有财产权意义,也具有名誉、尊严等人身权意义,不予核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将严重影响学生的权益,与学生的就业、社会评价及发展密切相关,一旦遭到侵害,应当获得司法救济。至于为了实现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研究目的,高等学校的日常作息安排,一般纪律处分以及涉及学生的品行考核、成绩认定、论文评定等高度人性化判断的行为,均属于高校自主管理事项,司法不应介入。[9]在我国,司法实践已做出了选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首开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案件的审查,其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将高等院校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10]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明确指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能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没有沿袭“具体行政行为”的提法,而改用了“行政行为”,应当说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更为有利,也为将学校纪律处分等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我国台湾,1995年司法院大法官作出的“382号解释文与解释理由书”指出:“各级学校依有关学籍规则或者惩处规定,对学生所为退学或者类似之处分行为,足以改变学生身份并损及其受教育之机会,自属对人民宪法上受教育之权利有重大影响,此种处分行为应为诉愿法及行政诉讼法上之行政处分。受处分之学生于用尽校内申诉途径,未获得救济者,自得依法提愿及行政诉讼。”

总之,笔者认为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于法有据,符合和法治精神。对于此类高校教育管理行为引发的诉讼案件,人民法院要大胆地将它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予以受理。高校处分权的行使应当符合法治精神,遵循“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使学生具有知情权、申诉权、听证权及至诉讼权,切实从“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出发,真正做到以(依)法治校。对于目前仍没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问题,呼吁我国立法机关尽早立法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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