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信用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要：信用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前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马克思主义对信用问题的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认为信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信用问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对信用的作用应辩证看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应牢牢抓住信用这个切入点，从马克思主义对信用内涵的界定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信用问题方法论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实现对信用问题价值理性的深切关注和以人为本的伦理关怀，推进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论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的理论价值
摘要：通过对前人的批判性继承与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把人类公共性思想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科学高度，为我们党和政府“为民服务”理念提供了思想源头，为我国当前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成为我国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指导思想。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有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执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有利于推进我国政府职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理论的核心思想与当代启示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分工理论基础上，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理论的创作，其核心思想包括：分工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思想。分工与阶级、国家的思想和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三个重要思想具有深刻的当代启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调整、改善生产关系和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分工的全面、和谐、科学地发展，进而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公众接受度应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评估的重要标尺
摘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是重要的公共决策。决策的正确性、民主性和科学性等标尺在评判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上存在局限性，应将公众接受度作为评判决策优劣的重要标尺。扩大公共决策空间的开放性是提高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公众接受度的可行途径。论中国共产党纠错机制构建及完善
摘要：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中国共产党要永续执政就必须构建有效的纠错机制。党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通常采用的纠错机制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重在思想教育整风的形式；接受来自派的监督。这些纠错机制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依据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完善。公务员薪酬水平与腐败程度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公务员薪酬水平测度的多个重要指标和腐败程度的重新定义，引入薪酬和腐败双时滞期，对公务员薪酬水平与腐败程度的关系进行多维度验证，为从薪酬角度认识腐败原因乃至降低腐败程度提供参考。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内涵——科学理性、人文理性、生态理性、民族理性四位一体
摘要：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内涵。其中，科学理性精神体现了在理性思维指导下的发展；人文理性精神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生态理性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以保护生态为宗旨的发展；民族理性精神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科学理性、人文理性、生态理性、民族理性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次的价值理念，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论社会基层治理的包容性发展思路
摘要：包容性发展突出强调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于以人为本，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包容、发展共享的理念，是执政为民的需要，积极推动包容性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以包容性发展理念完善社会基层治理主要在于注重提升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加强执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包容和良性互动，积极构建畅通的基层民意诉求和表达渠道，健全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以文化人：构筑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石——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摘要：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提出的背景是基于整合多元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需要、解决年轻一代价值观危机以及回应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需要；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体现了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以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互补；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途径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及法治管理等；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启示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正确处理好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改进教育方法等。古代官德修养方法及对领导干部提高素质的借鉴
摘要：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官德的修养，而官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其方法主要集中在立志、学思结合、慎独、知行合一等方面。它对新时期领导干部加强素质修养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激励现代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远大志向、坚持学习和思考的统一、善于自我监督、做到言行一致等。夏商周“乐府”考论
摘要：《汉书·礼乐志》关于汉武帝“乃立乐府”的记载，使得“乐府诗始于西汉”说几乎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种定论。文章着眼于“二重论证法”的角度，以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为双重依据，对“乐府”与乐府诗之肇始年代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认为其在夏、商、周三朝均已不同程度之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所收唐尧《神人畅》、虞舜《思亲操》、夏禹《寰陵操》、周文王《文王操》、齐椟沐子《雉朝飞操》、卫女《思归引》等“前乐府”，即为“乐府”与乐府诗始于这一时期的最有力例证。张谦及其稿本《道家诗纪》再探
摘要：张谦字地山，“云槎”是张谦之号。张谦有诗集《补梅居士诗选》，海盐张元济1924年曾抄录残本。张谦诗作现可辑数首，颇有风致。《小瀛洲仙馆诗话》是张谦在编辑《道家诗纪》时的“随笔”性作品，是一部鲜见的道教诗话，体现了道教诗学特征。《道家诗纪》的“国朝”部分对“全清诗”的纂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吕氏春秋》的君臣和谐理念及其文学意义
摘要：《吕氏春秋》的议论很多都体现出辩证性特征，而涉及君臣双方时，这种辩证性表现得尤为突出，说明《吕氏春秋》有着明显的君臣和谐理念。这一理念的具体内涵是：臣属能够勇敢、智慧地进谏，能死义尽忠；同时君主也要能知人善任和善听。这种和谐理念在先秦诸子作品中独树一帜，表明探讨和谐的君臣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话题和哲学命题，而已成为策士文人的精神诉求和人生理想。这对于汉代文学影响深远。曾国藩《读陈硕甫〈毛诗传疏〉札记》考论
摘要：曾国藩《读陈硕甫（毛诗传疏）札记》可能作于咸丰六年至成丰八年六月间，《札记》是以批注的形式书写于《毛诗传疏》的页眉和正文间的。《札记》涉及《诗经》篇目计280篇。其主要内容或为解释疏通经文，或为考订论衡毛传，或为补正申论陈氏《传疏》。曾氏在陈奂《传疏》基础上展开其考据工作，是对陈奂《诗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曾氏研治《诗经》考据，接续清代皖学江、戴、段、王的脉络，“左右采获”，在字形训释、语音训释、语境训释等方面均有显著成就。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与清代帝王御纂经籍
摘要：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在资料的来源上倚重清代帝王御纂经籍。清代帝王的御纂经籍由康熙、乾隆两朝为改善科举考试参考书籍而编，包括三个体系，一是康熙经筵讲义，二是康熙至乾隆朝的御纂七经，三是乾隆朝诸经直解。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时，受限制地使用了康熙经筵讲义，没有使用乾隆朝的诸经直解，而御纂七经，则成为《中国经典》的重要参考文献。理雅各之所以重视清代帝王的御纂经籍，与由御纂经籍收辑完备的特点相关，也与御纂经籍的获得途径有关。2001年以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摘要：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2001年以来，国内有一批学者就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等方面。虽然近十余年学术界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取得一些有目共睹的成就，然而，研究现状令人担忧，存在的问题不少。今后，研究者应该密切注视出土文献，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借鉴并吸纳新方法，还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关于加强桂台农业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市场的思考
摘要：文章紧扣加强桂台农业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市场这一新的思路，阐述了桂台建立农业互利合作政策法律机制的理论与实践；论述了建立农业互利合作科技服务体系的方法、路径，提出了建立广西有机农业示范基地。辐射推广到东盟各国的新构想。广西甘蔗产业生产成本核算及控制问题分析
摘要：广西是全国主要的蔗糖生产基地，多年来甘蔗产量、面积一直居于全国首位，蔗糖业已成为广西的支柱产业，但是广西的蔗糖业却“只大不强”。文章针对作为广西蔗糖生产原料的甘蔗进行生产成本分析，认为广西甘蔗的生产，虽然受诸多因素影响存在成本高、生产效率低等问题，但是只要能进行合理的成本核算、控制成本，广西蔗糖业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广阔的。文章首先对广西的甘蔗生产成本收益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广西甘蔗产业的现状、生产特点及生产成本项目等方面进行探讨，揭示出甘蔗这一农产品在生产成本核算及控制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对广西甘蔗的生产过程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