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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研究 2017年第02期杂志 文档列表

人口研究杂志老龄问题研究

生命价值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的供养制度30-41

摘要：农村留守老人的供养制度主要包括以种植或养殖为基础的自我供养、以晚辈支撑为基础的后代供养和以福利支持为基础的社会供养。对中国留守老人而言，“居家养老”仍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符合乡村现实的养老方式。目前，“居家养老”所依靠的自我供养和后代供养逐渐呈现衰微的趋势，社会供养也十分有限。文章通过对留守老人社会角色的重新认知，可以发现他们并非“废弃的生命”，而是乡村重要的根基。立基于留守老人生命价值的供养制度应当包含：基于“分享”理念的福利制度，使留守老人从社会财富中分得应有份额；基于“大健康”理念的医疗制度，对留守老人的健康进行防微杜渐式关照；以“自下而上”理念为基础的文化制度，使留守老人真正获得精神喜乐。

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再论“父母在，不远游”42-56

摘要：以往的理论和文献没有就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达成共识。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两期数据分析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从家庭支持角度入手探讨影响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作用的重要机制。考虑到可能存在样本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倾向性匹配分析方法对回归模型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会对农村老年人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长期两地分离而导致家庭照顾支持和情感支持减少是老年人健康状况变差的主要原因。另外，家庭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有关。随着家庭规模变小和大量劳动力外流，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和健康问题令人担忧。

人口研究杂志人口流迁

征地、金融约束与劳动力流动57-70

摘要：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征地问题成为社会焦点。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文章考察土地征收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2011和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构建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及核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方法对征地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征地会通过缓解金融约束而非土地产权渠道促进劳动力流动，西部地区选择货币补偿方式以及存在融资困难的家庭更明显地得到征地补偿好处，他们迁移的可能性更大、距离更远。文章尝试将征地和劳动力流动两支文献关联起来，能够检验金融约束等理论在征地领域的适用性，还可为提升失地农民就业保障、缓解征地冲突等决策提供参考价值。人口流动新趋势呼吁各方关注被征地农民治理工作。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71-83

摘要：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代际影响与机制研究84-96

摘要：在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影响下，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未来居留地点的选择受到父辈的影响。文章基于反事实框架，发现父代流迁经历与子代居留意愿存在因果关系。考察父代对子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流迁经历除了具有直接的影响，还将通过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家庭禀赋产生的交互作用影响子代的居留意愿。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存在性别差异，母亲的流迁经历会产生直接影响，父亲流迁经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效应会产生显著影响。在人们做出居留决策时，社会因素比经济因素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会受到家庭内部的代际影响，父代的流迁行为将对子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有助于未来子代实现“留城”行为。

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97-112

摘要：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我国非正常死亡3000万人是个值得商榷的观点，必须进行全面系统的考量和原因分析。文章以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基准，结合1953—1964年死亡漏报及其纠正的状况，可以估算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00～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分布上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结构、年龄结构以及性别结构上的差异。此外，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非常复杂，难以从单一的因果关系中寻求答案。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以饥饿死亡类型为主、其他死亡类型为次；以抗灾能力不强引起为主、以地方救灾失误引起为次。尽管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的教训值得反思，但不能抹杀中国政府应对饥荒所做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效，更不能借此上纲上线，意图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