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主题党日篇（1）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社会经济的急剧变革、迅速发展，随着大批高学历年轻人的加入，随着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上海市的民主党派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

（一）上海市民主党派成员的新变化新特点

80年代以后加入党派的新成员与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相比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在价值观上更加注重自我，讲求实效，价值取向多元，行为灵活务实；政党意识增强；参政能力有所提高；参政要求持续增强；部分党派成员对本党派的认同感，对中共的向心力有所减退。

1、价值观之变迁。与老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相比新成员之价值观有明显之变迁，表现在：

1）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讲求实效。

老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加入党派恰值战争时期，革命形势使其养成了时时处处将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无私奉献之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具有单一性和理想性的特点。而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加入党派是在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尊重与彰显个体之利益，市场经济就是靠市场主体之利益追求驱动的。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由于文化水平较高，更能敏锐把握社会经济之发展趋向，他们的竞争意识更强，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更强烈。他们注重知识的商品化，追求个人事业之成功，追求将个人待遇与对社会的贡献紧密结合起来。

2）价值取向多元，行为灵活务实。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养成了凡事都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的习惯，而新一代已经摆脱了这一思维模式，他们凡事注重实效，十分憎恶形式主义，行为灵活务实。他们知识面广，思维活跃，富有改革创新精神，遇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考虑问题，并开始用全球化的眼光审视中国的现实。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仅追求个人事业之成功，自我价值之实现，还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之享受，追求居住生活之环境，追求社会环境之优化。

3）独立自主倾向增强，重独立思考。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习惯了“听、跟、走”，善于政治表态。而新一代成员的独立思考意识在增强，他们在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层面没有异议，但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某些党派成员具有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例如，某些党派成员在“法轮功”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有些党派成员在反腐败问题上没有信心，有些党派成员在对对日外交政策上有意见，有些党派成员对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满等等。

2、新一代党派成员政党意识有所增强。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民主党派在实际中的角色是学习改造，它没有参政议政之法定地位，又由于各民主党派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它具有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性质，成员的政党意识不是太强。1989年中共中央的1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各民主党派明确定位为参政党，并于1993年将民主党派的地位写入宪法，各民主党派的政党意识有所增强，近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到来，年轻的民主党派成员对国外的政党制度越来越熟悉，党派成员的政党意识更趋增强，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导致的利益多元分化也日渐突出，这也更强化了民主党派新一代的政党意识。民主党派政党意识的增强可以从提案由先前的党派成员个人行为逐渐转化为整个党派的行为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不断增多的政治要求上看得出来。3、新一代党派成员参政能力有所提高。

由于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学历高（他们之中硕博士的比例越来越高），眼界开阔（他们出国机会很多，与海外联系密切），熟悉现代民主政治的运做，而且新一代的民主党派成员大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都很熟悉本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意见要求建议，他们能准确感知自己所代表和联系的那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所在，并且还具有将其意见和利益适当整合表达的能力，他们关心国计民生，关注国家大事，信息渠道多元，获知政治信息快速迅捷准确，他们的知政参政能力大为提高。

4、新一代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要求提高。

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利益分化日益凸显，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由于对自我利益的关注参政的愿望自然有所提高，随着其参政能力的提高，政党意识的兴起，其参政议政的要求必然高涨。中共的统战政策将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并写入宪法使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要求的提高成为现实。新一代的民主党派成员不仅要求政治安排，还要求实职安排。还出现了个别党派成员一旦政治安排不到位就退出党派的现象，甚至还有政治安排不满意也要退党的现象。

5、部分新一代党派成员对本党派的认同感，对中共的向心力都有所减弱。

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对我国的政党制度还是基本认同的，但年轻的党派成员由于没有象老一辈党派成员那样经历过与中共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岁月，他们对中共的在今日中国的现实地位的认识完全源于对其来说完全抽象的历史，再加之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无论从感性认识还是实际接受程度上都比不上老一辈那样深刻与彻底。某些民主党派成员由于对本党派历史不是太清楚，也根本搞不清本党派的宗旨与任务，并且加入党派也是被动加入的，因此对本党派的认同感不强。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以党派为荣，而部分新成员认为党派应该以自己为荣。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对中共具有深厚的感情，具有强烈的“共产党培养”的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与中国各级党组织主动合作，配合默契，而现在部分新成员认为民主党派既然作为政党就应该具有自己的党纲和独立的政治立场，部分新成员在实际工作中与中共党组织主动配合的意识不强，甚至个别年轻民主党派成员难以与本单位的中共党组织合作配合，部分党派成员已没有了“共产党培养”这一概念了。

（二）、上海市民主党派组织层面的新变化、新特点

大批新成员的加入不可避免的给党派组织带来变化，而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更是给民主党派组织层面带来直接的变化。

1、实际中履行职能的变化。1989年以前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定位是“诤友”、“友党”而到1989年中共中央的14号文件将各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并随后写入宪法。相应的各民主党派在实际中履行的职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异己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营地，一跃成为与执政党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的参政党，逐渐在现实政治社会中全面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政治职能。中共统战政策的变化为民主党派职能的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民主党派新一代参政能力的大大提高，政党意识的不断增强，政治要求的持续增多使这一职能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2、成员发展的机制有了变化。

1）各党派吸纳成员的吸引力的内容重心有了变化，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加入是为了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是各民主党派的追求民族解放与民主进步的宗旨与党纲吸引了他们加入。而解放后加入的成员有一些是追求进步但又因为出身问题而不能加入中共，退而求其次加入民主党派学习改造，寻求进步。文革后加入的一批中有些人只是为了落实政策。现在加入民主党派的成员认为加入党派后多了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多了一层社会保护膜，多了一个社会关系网，多了一个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多了一个参政的机会。其中有些人是抱着很强的功利目的才加入民主党派的，只是想获取一个政治身份，或借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或者是想攫取稀缺的从政机会。而另有些人仅仅是想在民主党派这样的专家团队中学习或交友。

2）发展的目标对象有所变化。

建国后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对象有所分工，并且坚持以发展协商商定的对象范围为主。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都逐渐“消亡”了，而民主党派作为他们的政党还存在，就必然要吸纳其他的成员才能生存下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急剧转型，新的社会阶层又不断涌现，出现了如江总书记所说的六个新生阶层，民主党派的生存发展也离不开吸纳新生阶层加入。在这诸种情况下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对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有的特色消退，如上海民革，以前发展对象主要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现在只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后裔，并且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观念大不一样了。再如，民建以前的发展对象主要为原工商业者，而现在原工商业者及其家属在上海市民建中仅占10％左右，而其他各类经济界人士，包括新生的非公经济人士大量涌入。八个民主党派的特色越来越不明显了，尤其是民盟、民进、九三与民建，出现了各个民主党派发展对象的交叉融合趋向，各个民主党派都去到高校找“高帽子”，都去找经济界人士去“挖皮夹子”，为参政议政都去政府机关物色对象，更有甚者上海市某党派的某一基层组织竟然为了开展活动的方便而发展了一位司机加入。

3）发展的方式有所变化。

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加入党派是建立在对党派历史的深入了解，对党派党纲和宗旨的深深认同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是主动申请加入，并自愿为本党派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而新一代成员有一部分对本党派的历史不是太了解，也谈不上对本党派性质、宗旨、党纲的认同，只是碍于师生、亲属、朋友之情面或是架不住统战部的推荐和党派组织的反复上门做工作而被动加入或是为封官许愿所诱而加入。

4）发展成员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同时对发展成员的政治把关更严了。

随着上海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原有的社会阶层也不断的呈分化组合之势，各民主党派原来之发展对象日益减少乃至消失，民主党派的发展延续面临对象短缺的危机，各党派危机感增强，争相发展年轻成员，并且各党派的发展对象日益表现出交叉之势，党派间争夺发展对象的现象增多，如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新引进一个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各个党派都前去争相发展之，这更强化了他们组织发展的积极性。以致于有的党派成批次的大量发展年轻人，如同济大学电信工程学院的某个研究中心的某个党派一下子发展了一大批30岁左右的年轻人。民主党派发展新成员之积极势头在某些单位甚至出现了与中共争发展对象的现象，尤其是在高校中青年教师中，民主党派的发展速度在某些高校竟然与中共相同，甚至还略有超过。虽然各党派发展成员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但在发展成员时政治把关较以前更严了，这与民主党派的定位转变与职能变化有关，原来之学习改造营地当然对入选成员的政治要求不高，毛泽东就说过右派也可以进民主党派，但89年以后民主党派变为参政党，其成员从社会主义的待改造的异己分子的角色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参政党党员，对其政治身份要求当然要提高了。因此虽然各民主党派发展新成员都很积极，但同时民主党派组织和统战部在发展新成员上政治把关更严格了。与此同时，有的党派发展新成员时在严格的政治把关前提下对被发展对象大肆封官许愿，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这不仅仅是各党派间的不公平竞争，而且会败坏民主党派的形象，诱发政治投机。

3、组织化程度有所下降。

1）组织与成员之联系、沟通减少了，组织对成员的教育少了。随着大批新人的加入，各民主党派的队伍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组织内部之联系少了，沟通少了，组织对成员的教育少了。这一方面与新成员的工作时间紧张有关，一方面也说明各党派的制度建设没有跟上，党派机关没能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建立制度化的信息沟通渠道，未能探索出有效的制度化联系方式。各民主党派至今都没有一套健全的对成员培养教育、考察监督、奖惩的有效机制。随着队伍的扩大，社会的变动，这种非组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某些企业转制、破产，而其原有的民主党派组织却不能随之及时转制重组，致使工作瘫痪；退休成员越来越多，而有的党派根本没有能力联系、组织这些退休人员开展活动。

2）组织活动的开展更困难了。各民主党派在本次调研中都反映新人增多了，队伍扩大了，但活动却更难开展了。各党派的基层组织大都每年只开展一两次座谈会茶话会之类的活动，而且时间大都集中于节假日甚至有的党派基层组织只在某个发工资的日子象征性的搞个活动。即使这样还有很多人不能按时参加，活动的出席率非常之低，如果要举办一次需要200人参加的活动往往就要发放600余张票还要反复强调一定要来，但到活动开始时仍是坐不满。关于活动难以开展之原因，大致有三大问题，一个是成员的时间问题，也就是党派活动与本职工作之矛盾的问题。老一辈的民主党派成员其职业大都是什么参事室研究员、文史馆馆员等政府“雇员”他们参加党派活动的时间相对充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其参加党派活动又受体制之支持，他们积极性也高。而今天之民主党派新一代，有相当部分不再是政府“雇员”，其行为也不在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了，他们或工作在外企或私企，或是自由职业者，或是大学者，他们大都工作时间安排的很紧，非节假日根本就没有时间参加党派的活动；再一个问题是经费的问题。在本次调研中民主党派关于活动难以开展这个问题反映最多的就是经费短缺的问题，他们说党派机关所得的经费只够开展一两次象茶话会那样的活动，这是开展活动的硬约束，这也是他们竟相到经济界去“挖皮夹子”的一个原因；第三个问题是活动方式方法问题。很多民主党派成员不想参加党派活动是因为活动方式方法太陈旧，搞来搞去就是那一套，去一两次就没有了兴趣。另外还有企业转制、退休人员增多等问题。

3）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发生了变化，领导人的社会影响降低。各党派领导人的产生由以前的自发成长之社会名流、魅力领袖转变为今日刻意培养之“班长”，并且今日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对本党派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都减弱了。以前是党派领导人影响带动整个党派，今天是党派影响其领导人，领导人得去适应党派。领导人产生方式之变迁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组织所处历史环境变迁之反映，民主党派领导人产生方式之变化与中共加强对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培养也有很大关系。

海市场经济的建立与逐步发展完善给整个社会带来市场竞争的观念，凸显了对个人利益的尊重与追求。市场经济就是靠个体的利益驱动的，个体利益的彰显引发了个体的独立自主之观念的强化。市场经济同时带来了理性务实，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之人生态度。知识化、信息化使民主党派新一代具有了参政的知识与能力，现代的信息技术也使他们具有了知政参政的现实条件。上海市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使民主党派新一代的现实参政要求不断提高，政党意识不断提高。而随着上海的国际化特色日益明显，民主党派新一代开始用全球化眼光来审视中国，不可避免的将中国的政党制度、政治制度与外国作以比较，在比较之后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也是不可避免。

2、外来思想与现实之影响。

如上所述上海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上海依然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投往上海的外资越来越多，到上海来投资创业的海外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科技技术人才越来越多，来沪发展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大量海外人士和留学生的流入给上海带来了一系列新观念新思维，这些新观念新思维有的可以直接运用于市场中，有助于上海人市场观念更新、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而有的带来了对现实的冲击。上海市民主党派新一代在上海的国际化背景下，出国的机会大大增加，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到国外学习考察、讲学访问、学术交流、合作研究、洽谈业务、旅游探亲等，还有很多民主党派成员送自己的孩子到国外去读书，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网络的出现又使信息全球同步化了，现在获取国外信息越来越快，越来越准并且成本越来越低。而民主党派的新一代，都掌握了最新的信息技术，他们获知国外的信息比一般人要快要准。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派的新一代接触的国外的信息越来越多，他们不可能不受影响。他们往往容易接受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他们熟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运做的过程和方式，他们往往将西方的政党制度和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相比较。他们在外来思想与现实的影响之下学会用全球眼光来审视中国，当这种审视没有着眼于不同社会之历史差异时，便会得出偏激的结论。新一代对本党派认同不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派既然作为一个政党就应该有自己鲜明的政治主张，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党纲，怎会是八个民主党派几乎完全一样都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减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历史，还因为他们象不太认同本党派那样照搬西方的政党理论来考量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还有对于国外反腐败之经验民主党派新一代也大为推崇，他们认为我国要反腐败必须要借鉴国外的用权力制衡加强监督的方法。

3、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强化。

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强化了民主党派新一代参政的要求。民主党派新一代大都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高，但在以前他们被排斥在主流政治权力之外，是工农兵之外的非权力阶层，现在新出现的六个阶层也还没有进入主流政治权力阶层，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是无权阶层。现实种经济地位的巩固与发展，必然在经济地位提升的基础之上产生出捍卫既有地位与利益的要求，他们的参政要求因现实经济政治生活而强化。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使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增多，他们通过参政议政能够维护自己所在的那个阶层的利益，能够扩大他们那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影响，从而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他们因处于社会的中上层，自然有一种社会精英之责任感，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为国家为民族而奔走呼吁，了解社情民意，解决实际问题，谋划国家发展大计。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一方面强化了民主党派新一代参政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其组织化程度，民主党派新一代有相当一批是属于江总书记所说的那新生的六个阶层，他们的经济生活即日常工作非常紧张，根本没有闲暇参加党派活动，致使党派的正常的组织活动难以正常开展。

4、中共统战政策之调整。

新时期民主党派组织层面的变化主要是由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引发的。中共中央1989年的14号文件将民主党派从共产党的“诤友”、“亲密友党”定位为与执政党中共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参政党，正是这一政策转变与调整才引发了各民主党派在实际中履行职能的变化，使之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分子”改造学习的营地变为今天全面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参政党。统战政策的调整也引发了对民主党派成员身份的要求的提高，对民主党派发展新成员的政治把关更加严格了。同时也正是中共统战政策的这一调整，才促使民主党派新一代参政能力提高，也才使其参政要求提高成为现实。也正是中共将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才使民主党派新一代在“参政党如何参政”问题上存有不同意见成为可能。

三、上海市民主党派新变化、新特点引发统战工作新思路

统战工作应该与时俱进，应该随统战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上海市民主党派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给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引发了新的思路：

1、重点解决民主党派成员政党意识增强，参政能力提高，政治要求增多与党派组织化程度相对弱化之矛盾。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民主党派的新变化给统战工作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一方面民主党派新一代政党意识增强，参政能力提高，政治要求增多，而另一方面民主党派组织化程度相对减弱。这一对矛盾如果不能很好的及时的解决，就会使民主党派新成员的参政要求与实际的政治参与脱离现有民主党派组织从而也就会脱离我国政党制度的框架，而这样的结果是不利于我国的稳定大局的。因此这一矛盾必须全力予以解决。解决之途当然不能去压制民主党派新一代的不断增强的政党意识、参政能力和参政要求，而应当去尽力帮助民主党派提高组织化程度，同时对民主党派新一代不断增长的参政要求予以适当的引导。提高民主党派的组织化程度应当从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法定职能角度着手，只要民主党派将法定之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组织化程度会自动提高。

2、解决发挥民主党派的职能与保障其权利的不对称发展的问题。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法定职能，必须要保障其履行职能的权利。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只是期望民主党派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而无视民主党派之所以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就是因为其履行职能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者说其根本就没有能够履行职能的权力。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职能，必须要制定可执行的规则来切实保障民主党派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权利，当然民主党派到底应该具有哪些权利还是值得详细研究的。

3、帮助各党派加强组织建设，加强对党派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的培养，推进民主党派的民主化进程，规范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由于党派的职能的发挥程度与党派的领导人和其骨干成员关系密切，因此统战部应加强对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的培养，加强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骨干力量的培养要充分重视发挥各级社会主义学院的力量。要重点通过提高社会主义学院的办学质量和教学质量来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骨干力量的培养。加强各党派组织建设必须推进各党派的民主化进程，规范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并使其制度化，只有党派内部民主化程度提高了，领导人的产生规范了，广大的党派成员才可能增强对本党派的认同感。成员对本党派认同感归属感的提高就是党派组织化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

4、重新考虑民主党派成员发展的有关政策。随着民主党派新变化新特点的凸现，原有的政策有些显得不合时宜了，如“三个为主”、发展的年龄限制、界别的规定等需要加以考虑改变之。只有使各项政策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变化的现实，才能做好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

5、应对年轻党派成员对中共向心力不强的现实，创造性寻求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新的合法性资源。年轻的党派成员由于没有象老一辈党派成员那样经历过与中共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岁月，他们对中共的在今日中国的现实地位的认识完全源于对其来说完全抽象的历史，再加之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较老一辈有所减弱。应对这一情况一方面要加强对民主党派新成员的近代史教育、国情教育，另一方面也不能光寻求历史之资源，要创造性的寻求当今政党制度的现实的合法性资源。江总书记在这方面做了突破性的探索，他的“三个代表”思想和“七一”讲话中关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思想都体现了对当今中国政党制度的现实的合法性资源的创造性挖掘。

派出所主题党日篇（2）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八大召开前的党际关系

1949年9月下旬，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并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称共同纲领）。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条件尚不成熟，因而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大职权，成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形式，其制定的《共同纲领》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因此与1945年国民党牵头召开的旧政协不同的是，新政协以政权组织架构和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平等的政治地位，兑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提倡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承诺，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关系开了个好头。

虽然新政协确认了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的政治地位，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已经确立的执政党地位，“当时一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性质、发展前途等问题的提法都非常谨慎”，[2]（P. 67）诚如周恩来所说明的那样：“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3]（P.368）但终究有可能由于中共中央担心在宣传上和政治舆论上引起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不适和猜忌，因而中国共产党实质上的执政和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凸显，代之以“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说法，这样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事实上的执政地位不平等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随后在195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上便有人对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政权体系中的存在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并认为“对民主党派不应在政治上去抬高他们，在组织上去扩大他们，给我们找麻烦。” [4]（P. 138）毛泽东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指出，从长远和整体看我们都必须要民主党派，在政府工作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应该有职有权、能够参与大事的决定，并且给予一定的人事权。由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际关系中的矛盾没有被放大，党与各民主党派保持了通力合作的关系。

矛盾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不断深入而充分暴露出来。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期基本渡过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失去了代行全国人大作为新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这就造成政协中的主要成员――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从而导致政协有可能成为“清谈馆”，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架构中地位、作用不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间的党际关系可能会产生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_了一场专门谈政协工作的座谈会。会上，毛泽东首先就确认了政协存在的必要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不能代表所有方面的情况下，政协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商量事情。但毛泽东又指明了政协的性质，“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5]（P. 384）政协的任务是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各方关系、学习马列主义等。这些关于政协性质和任务的论断都在1954年底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这样就解决了关于政协性质、地位、任务等方面的问题，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执政架构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从以上的历史回溯不难看出，随着新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我党制定的各项政治路线的不断推进，党实质上的执政地位正在逐渐凸显，执政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但与此相对的便是其他民主党派政治影响力的削减，这是党执政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执政规律所决定的。那么这样的事实是否可以表明其他民主党派在党的执政体系中已经可有可无了吗？很明显并不是，事实上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内扮演着建设者和服务者的重要角色，由此可知党要进一步开展执政活动不能失去其他民主党派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召开第二届政协会议很好地缓和了党与民主党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并为党在八大上正式解决这一问题，确立起党与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监督关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政治以及组织基础。

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的正式确立

在二届政协会议召开以来的有力影响下，各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到1955年，各民主党派成员已达三万九千人，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万一千人，增加了两倍多，并且吸收了一大批它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中的中上层代表人物，这就使各民主党派比过去有了较多的群众联系和影响。”[6]（P. 803）各民主党派在参与国家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积极地帮助党发现和纠正领导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共产党也同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此中央统战部在1955年底召开会议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过渡时期各项工作的成就，并指出各民主党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占据优势地位，各民主党派内部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逐渐增强。

在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论述处理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7]（P. 34）毛泽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经验归结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个字，这一论述起到了凝聚全党共识的作用，为八大讨论此问题定了基调。

中共八大于9月15日正式召开，会议邀请了各民主党派列席参加，这是党召开历届全国党代会以来的首次。刘少奇首先在会上代表全党同志作政治报告的发言，在阐述民主党派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时，他指出，“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P.246）这样先前毛泽东所提出的处理党际关系的方针便在党的政治报告中加以正式确立，不仅如此刘少奇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明各民族党派的成员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会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他们的政党也会成为劳动者的政党，这样民族党派们便能够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代表他们的阶级基础并与中国共产党共存下去。同时党现在以及将来还会有缺点，我们不仅要依靠自我批评和人民监督加以纠正，还要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在八大上的确立不仅解决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如何处理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党的执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助力。邓小平在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同样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8]（P. 214）但邓小平在报告中更着眼于党处于执政党地位后所经受的考验。如前文所述，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名义上并未称自身为执政党，但在推行政治路线的过程中还是以执政党地位自居的，广大党员遇事不愿商量喜欢发号施令，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年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则扮演着从旁协助和服务的角色，政治影响力锐减，这更加助长了党内同志出现轻视各民主党派的问题。邓小平在报告中把这类问题归结为党内同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习气及其所引发的骄傲自满情绪，这些问题在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工作中尤为突出，由此导致党际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层出不穷。随着八大的召开党执政地位的正式确立，以上出现的问题不仅不会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从而导致党有可能面临着脱离群众的风险。

因此，邓小平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党作为执政党在未来的工作中，必须要同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现象展开斗争。在论及党外人士时，邓小平承继了刘少奇先前所阐述的党与各民主党派要互相监督的讲话精神，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8]（P.224）实质上就是宗派主义倾向在现实工作中的反映，我们要坚决克服这种倾向，党与各民主党派展开合作进行政治协商，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是有益无害的。虽然在合作中难免会有所摩擦和分歧，但这些并不是问题的主流，关键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8]（P.225）

秉承着八大的会议精神，中央统战部于10月份召开会议，对改进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统战部认为，“党提出这一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的客观实际，符合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6]（P.822）我们党应该形成长期与各民主党派积极合作、互相监督的战略思想，会后统战部决定下发指示希望各地各部门积极听取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接受他们的监督。

三、党际民主方针的曲折实施

八大所确立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很快便得到了广泛实行的契机。在八大闭幕后发生波匈事件和国内出现罢工、罢课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动员全党开启整风运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此次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大有裨益的，他指出整风运动中“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7]（P.274）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党内整风可以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各民主党派可以在整风运动中提出各种批评建议帮助共产党纠正和改善自身的执政行为，因而此次整风运动成为了党际民主方针在八大确立以来首次得以广泛实施的“试验场”。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随后在30日召开的座谈会上，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探讨共产党整风的问题，他热情地希望各民主党派能够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并“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同志指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6]（P. 831）毛泽东的一席话很快激起了各民主党派参与整风的积极性，从五月初开始中央统战部分别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有70余人在会上发言，同时各级各部门也相继邀请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帮助党进行整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对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建议，对党内出现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骄傲情绪；急躁冒进、以党代政的不良现象；人事制度的不民主等问题提出了批评，还有民主党派人士认为共产党的党群、党际关系不够紧密，要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创造足够的条件，在思想、制度、政治生活、学习宣传等方面加以贯彻。

派出所主题党日篇（3）

关键词：参政党　理论　重要性

在多党合作实践中产生、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政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民主党派建设与参政规律为研究方向的参政党理论,则是中国特色政党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是一个亟待加强和进一步完善的领域和学科。为什么要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如何认识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我们在学习与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

参政党理论建设似乎是一个新的命题,实际上在我国政党制度形成期间,这一课题就已经提出来了,最先提出这一课题的就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1949年8月24日,正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针对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的严正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当日致函民建负责人黄炎培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8月26日,毛泽东又给黄炎培写信指出:“民建此次声明,不仅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毛泽东的这两封信函在中国政党合作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党派理论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民主党派思想理论建设的要求和方式,并把建立民主党派理论的重要意义提升到建立民主党派主动性和发展多党合作的战略高度来认识。1994年,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著文重温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述,感慨万千,他说:“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参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后,重温毛主席的指示有了较之过去清醒得多、深刻得多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民主党派理论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基本性能,是一个政党能否保持和增强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这位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写进《宪法》作出贡献的老一代党派负责人,一直不忘毛泽东的指示,长期坚持思考和研究民主党派理论建设问题。《孙起孟文稿选编》中有7篇讲到理论建设。孙老深有体会地说:“民主党派的理论建设并不难,其实质就是把民主党派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使之带有条理性、结合性,上升到理论。这种理论事实上民主党派已经在做,只是还没有把它摆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工作还不系统,还不够自觉,与实践本身相比还落在后面。”这一点是十分中肯的。

派出所主题党日篇（4）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共中央于4月30日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郑重提出：“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迅速得到了在香港和内地的各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1948年5月5日，中国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谭平山，无党派郭沫若，在香港联合致电，盛赞中共“五一”号召，并通电全国响应（简称“五月五日通电”）。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积极响应“五一口号”。5月23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秘密召开的常务理监事会议上作出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

根据各派响应“五一口号”的顺序，形成了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台盟、民建的排序。

筹备新政协过程中各派的排序有所调整

1948年9月18日，当由香港北上解放区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已经起程但尚未到达之际，中共中央即致电东北局，要求在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后，由高岗、洛甫、林枫代表东北局，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意见；当北平民主人士符定一、吴晗、刘清扬等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后，多次前去看望，听取他们对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意见。随后，根据自己以及中央统战部同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的会商情况，拟定了一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经审定后，于10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发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向各派和民主人士征求意见。在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为新的政协筹备会参加人员。”这事实上基本确定了我国多党合作中参加党派的基本条件、主要标准和主要范围。在文件的附件《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中，对各派的排序是：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民建。此顺序的主要依据在“五月五日通电”基础上以各派响应“五一”号召的先后次序。

为了使新政协参加党派更具有代表性，中共决定对所拟新政协参加单位进行充分协商。中共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别指出：“所拟各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单位是否适当，有无增加或减少，均请诸先生考虑见复。”

当时，各派和民主人士大多尚在香港或正在北上解放区途中，沈钧儒等人希望中共能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文件草案转发香港，以征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见。于是中共中央很快于10月30日致电香港分局，着其即抄送在港的各党派人士，“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访他们或邀请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意见”。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共有三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指派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组织了两场座谈会，就新政协的召开、参加者、时间、地点、讨论事项等进行了讨论。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也根据中央的指示，就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问题征求了在港各有关派的意见。

与此同时，对于从上海和平津的陆续汇聚到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如符定一、胡愈之、吴晗、周新民、雷洁琼、楚图南、田汉等，中央统战部也多次组织他们座谈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统战部起草经批准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等，听取他们对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意见和想法。

经过反复协商，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纳各派和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于1948年11月25日，同各派代表人士对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共同协议。协议认为新政协筹备会应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计有23个单位参加，其中党派参加单位为：中国共产党、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民建、无党派民主人士。此时的各派排列顺序与中共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提出顺序完全一致，证明各派对这一顺序是认可的。

新政协的召开确定了八个派的排列顺序

新政协筹备会议原计划1948年秋季在哈尔滨举行，因全国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遂决定改在北平举行。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不久，随着国共北平和谈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的相继解放，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迅速提上日程。

在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过程中，在西柏坡审阅修改了《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名单》，并与《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等重要文件付印成册，送各方研究协商。

李自1949年3月10日达到北平后，广泛与派、民主人士交换意见、协商沟通，逐个走访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马叙伦、蔡廷锴等20多位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同他们交换筹办政治协商会议和党派工作的意见。5月23日至28日，、林伯渠又分别约请了各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进一步协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些具体问题。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香山住所举行。预备会议讨论通过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仍为23个，但各派的排列顺序有所调整，为：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联、民促、致公党。应该说，这个排列顺序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进行民主协商、考虑了各方意见后达成的一致。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46个单位中有党派单位14家，除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各派的排列顺序调整为：民革、民盟、民建、无党派民主人士、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联、民促、致公党、九三、台盟。

这一顺序与1949年6月形成的《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相比较，新增了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作为派参加单位。对此，在1949年9月7日所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行了说明：“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号召的，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现在参加筹备会的十四个党派单位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决定的。其中有三个单位，一是九三学社，一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一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需要做些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因为当时在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基于以上考虑，九三、台盟成为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并正式列入派的序列。

派出所主题党日篇（5）

1.中国政党模式经历了一个长久的发展时期

1.1中国政党模式的初步形成

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蚀中国的时候，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积极奔走和号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以为首的从国家利益出发，立即停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派的支持。各派和中国共同致力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派和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了联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派的在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达成了某些默契。五中五届全会上，提出实行的“消极抗战，积极”的方针，阴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接连发动了三次大的浪潮，特别是制造了“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揭露了的本质。各派始终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发表了对共产党的支持，谴责顽固派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做法。在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1]，“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得到各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支持。因为顽固派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的，抗日派和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扶助和支持下，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共产党和派的合作进一步加深了。

抗战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次实现和平建国的机会，中国共产党为了抓住这次机会，实现国内和平。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以此来争取国内和平，消除国内内战的发生。这一口号以经提出就得到各派的的拥护。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揭露假和平，真内战的目的，主席亲赴重庆进行谈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在重庆谈判期间，我们党为了实现国内和平的目标，中共代表在和平谈判上做出了很大的妥协，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做法立即赢得了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尊重。《双十协定》的签订，也没有能阻止发动内战。在1946年7月，首先向中原解放区发动战争，内战在一次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发动的内战，遭到人民的抵制，各派的反对。共产党只有用自己的枪来争取国内的和平。在解放战争进入中后时期，有一党包办的“伪国民大会”遭到共产党和各派一致的抵制。在1948年，民盟被查封，彻底打碎了各派对的期望。派在的压制中，彻底看清了反人民的本质。各派毅然而然的转向了中国共产党的阵营。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影响，派开始积极参加反对的独裁统治斗争中去。在反对的独裁统治过程中，派和共产党达成了一致的目标，接受了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主张，派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了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1949年，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建立了。

1.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党模式得到了初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了较快时间的发展和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共产党把各派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通过改造，他们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烈支持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人民政协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改变，成为中国政治制度中一个基本的政治制度。它以然发挥着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重要职能。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工作方针。[2]

1.3 1957年以后，中国政党模式遭到破坏

1957年反斗争严重扩大，指定各派作为资产阶级政党性质，派的许多成员是错化的分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工作原则遭到很大破坏，派的民主监督的职能也已经渐渐的削弱。十年“”，派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民主人士遭受严重的批斗和迫害。

虽然在“”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政治制度遭到了严重的批判和破坏，纵然很多派人员和民主人士遭到了迫害，但是一直对共产党存在这坚定信念，踊跃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1.4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模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结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统一战线的号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政治制度又得到了重新恢复和快速发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对民做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位。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党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一个特点和优点”。[3]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新方针，各派要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4]这一时期，中国政党模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共产党和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通力合作，同心协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的事业向前发展。

1.5 1987年以后，中国政党模式不断巩固、完善和向前发展

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以宪法的形式确立这一制度，为这一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共十以来，我国的政党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人民政协继续发挥着自身的优势，以自身的特点来参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国的政党模式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在人民心中。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再次印证了中国政党模式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政党模式给世界政党历史的发展增添了重要的一笔，中国政党模式正以他独特的魅力在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它是世界政党模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个成员。

2.进入新时期，我们要不断加强发展完善中国政党模式

进入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着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了变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给我们党提出了警醒。特别是现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条件下，国际局势并不是那么稳定，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政策。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改革开放正处于艰难的攻坚期，我国正在开始向中等发达国家过渡，这个时候也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和大规模的发生期，这些问题的发生都在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我们党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需要派的群策群力，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共同努力，共面艰难。这就需要我们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以及创新中国政党模式。

第一，从共产党执政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党的思想，以科学制度规范党的领导时时刻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协调各方的能力、领导国家的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的能力，为实现科学发展发展观提供一个系统、安全的方法。同时，要进一步探索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与功能的转换，科学认识“执政党”和“领导党”的联系和区别，防止角色的混乱。

第二，从参政党角度看，派要始终加强自身的建设，提高自身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能力，以这两个为本质核心来完成中国人民和国家赋予的使命。派要运用缓冲带和桥梁沟通的能力。增强与人民大众和无党派人士交流和沟通。在参政议政方面，各派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敢于反驳共产党不好的和不科学的提案，促使党的决策更加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民主监督方面，派勇于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施展好民主监督的功能，做共产党的诤友。敢于讲实话，讲真话，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发扬人民民主，巩固人民政权。派要发挥好传声筒的作用，要把群众、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不同利益所求传达给共产党。并帮助共产党做好协调工作。

第三，从党际关系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应该加强与各派和无党派的联系，加强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始终要高举民主和团结的两大旗帜，促进各党关系的和谐发展。各派要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促进各党际关系的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要发扬民主，积极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中国共产党要时时刻刻提高各派的思想意识，同时也要注重各派对自身的监督。各派也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和资源，提高他们的参政参与和民主监督能力，如果自身的监督能力和参政的能力发挥的好，这也有利于共产党提高自身能力的建设，搞好自身建设以及巩固自身的领导地位，都是起积极作用的。再者各派自身能力的增强也有助于帮助共产党面临新问题、新情况时，提出更好的工作建议和策略，有利于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提高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反过来也会提高各派参政能力的增强。

3.总结

建国65年的发展历史再一次证明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基础发展建立的中国政党模式是完全适应中国国情发展的要求的，这是党和各派在长期的艰苦斗争的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患难真情，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完全根植于中国土地上的，是完全适合中国发展的需要的。它已经被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由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的适应中国的政党模式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政党模式必将会在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以及在实现提出的“中国梦”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它协调各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A].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派出所主题党日篇（6）

一、派民主监督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派是指对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八个参政党的统称，它们分别是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些派大部分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民主监督不是一蹴而就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就开始共同致力于抵御外敌的民族解放事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革命形式的迅速发展，反动派加紧了对派在内的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倡导和推动和平民主路线，最终这些派放弃了原来所坚持的“中间路线”，与共产党一同走上了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民主革命道路。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筹备和努力下，各派和中国共同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也成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为派的民主监督创造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派相互监督，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自然更需要派的监督。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仅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长期共存、相互监督”也由中共“”正式确立为处理中共与派关系的方针。1957年后，派的民主监督经历了曲折的发展，57年反右倾扩大化到结束，中国共产党和派的合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派的民主监督功能也被严重削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派的民主监督也逐步恢复。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派合作的基本方针，这标志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逐步走向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明确了民主监督是派应履行的一项基本职能。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民主监督的内容，即中国共产党与派实行互相监督，这种监督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民主监督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同志将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更加突出了民主监督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以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在2013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同志指出：“各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论述是对我国各派的性质和地位做出的最新的科学论断，是对多党合作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派民主监督也更加具有中国特色。

二、派民主监督的优势与特点

在我国，民主监督是派的基本职能之一，这种监督是建立在各派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之上的政治监督，它以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更好的完成执政任务和加强党的建设为出发点和归宿，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当前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国的民主监督机制包括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派监督等。其中，派作为参政党，它的民主监督内容包括对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派的成员是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民主人士，因此其监督内容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各个派的主要成员代表各阶层的高水平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监督意见具有针对性、科学性;中国的各派作为受我国宪法承认和保护的合法政党，积极履行宪法所赋予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其监督水平具有党派权威性、组织性;中国的派作为参政党，不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在野党，而是与中国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其监督职能是对共产党党内监督的补充和完善，提出的监督意见具有客观性和补充性。

新中国成立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派的民主监督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推动下，派经常受邀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民主协商会和座谈会等活动，就国家的大政方针等重大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派也在人大、政协等会议上积极发言或提议，反映群众意见，提出方案帮助共产党解决问题。近年来，各派积极开展专题调研活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献计献策，从国家立法、机构的改革，到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峡工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西部大开发等问题，派积极参与人大与政协等组织的考察活动，努力进言献策，发挥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派成员还应邀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特约监察员、检察员、教育督导员等，近年来监督范围不断扩大，他们在参与党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也为民主监督贡献重要力量。

三、派民主监督的问题与对策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不难看出当前派的民主监督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社会上对派的民主监督认识还不全面，民主监督意识薄弱;民主监督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法规等制度性规范;派的自身建设也有待加强等。因此，新时期不断完善派的民主监督势在必行。

首先，全面认识派的民主监督，尤其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正视并重视派的民主监督作用。派的民主监督能否有效地实施，关键在于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各级党委及其领导干部必须提高接受派监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诚心诚意接受派的监督，广纳群言、广求善策，积极为民主监督创造条件。派也要加强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增强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主动性，充分利用好参政党的合法地位，敢于进言献策，履行民主监督的责任，加强民主监督的工作力度。

其次，努力健全和完善民主监督机制，促进派监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派民主监督能否有效实施，依赖于国家是否建立规范的民主监督程序和监督机制。国家应积制定相关法规，充分保证派实行民主监督的权利。同时要进一步健全知情环节、沟通环节和反馈环节的相应制度，拓宽派的民主监督渠道，党政机关在处理重大问题时要积极与派进行协商，确保相关会议有派人士出席，对派的提案和建议等要及时处理并给予反馈。共产党也应对派的民主监督进行考核与评估，更加有效地激励民主监督的开展。

最后，作为民主监督主体的派，要不断完善自身建设，增强民主监督能力。派能否切实提出有效的监督意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取决于参政党自身是否有良好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能力。各派要充分利用其拥有的政治资源和在特殊领域的人才优势，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保证民主监督的有效实施。各派也要重视对组织内部的人才培养，加强党派之间的合作沟通，共同为民主监督事业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当前充分发挥好派的民主监督职能，不仅可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和巩固党的执政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充分调动派的积极性，促进派自身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派出所主题党日篇（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在这一政党制度的形成过程中，、等主要领导人都进行了大量探索。李作为建国初期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既是中央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同时也是主要探索者之一。

关于派的性质问题，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更是对此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甚至在派内部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对派性质的界定，涉及到派的存废，关系到多党合作的理论和实践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问题。李对此作出重大贡献。

(一)民主革命时期，派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正确认识中国各派的性质是一个难度较大的理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派性质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最早对我国派性质进行分析的是，1949年12月6日，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政党总是有阶级性的。但是认为一个政党只能是由单一阶级成分所组成，这在中国是不够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多阶级的社会。”“民盟是一个联合性的政党”“民盟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多党派的”。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政治团体，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认识到了派的阶级性，并指出了中国的派并不是由单一阶级成分构成的。

1950年3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前经过中央统战部集体讨论研究，由李起草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提纲。经党中央和同意，李根据这个提纲于3月21日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明确提出“各派均对一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主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但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在此，李明确阐明了派阶级联盟的性质。于4月13日第二次到会作了题为《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也专门讲了派的性质，他说：“各个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它们。它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成长出来的。”

为什么说我国派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呢?这是由派成立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有二：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强、中间弱”。“两头小、中间大”即是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人数少，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人数多，而且，整个派同联系的是少数，这也就决定了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会产生中间党派；“两头强、中间弱”即以农民为同盟军的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强，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力量比较强弱，这就决定了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可能形成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只能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广大知识分子也同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代表这些势力的派都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要求。但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也没有发展中间势力的空间。而且受长期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事实上的军阀割据状态的影响，民族资产阶级很难建立起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统一政治组织，而容易导致职业、行业或集团的联盟。这样，它们除了代表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外，还往往代表与某些职业或行业联系密切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联盟不是单一阶级的政治组织，而是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一致或相近的阶级或阶层的联盟。这决定了各派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派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民主革命时的派是在野党，各派在取得政权前是参加革命的党，在取得政权之后是参加政权的党。在195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李全面阐述了派的性质和作用。就派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而言，他指出“过去它们有过不同程度的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及同我党合作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它们都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都宣告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并接受中共领导。这就说明了它们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这样，李首次明确提出了派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

各派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基础上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实行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建国初期的社会阶级关系也仍然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虽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但社会上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也共同构成了人民民主的阶级基础和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各派则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将《共同纲领》作为本党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共同纲领》成为多党合作的前提和政治基础。《共同纲领》的基本内容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为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条件。《共同纲领》还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及其之间的关系等。1949年底到1950年，各派相继召开全国性会议或中央会议，他们都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修改或取消本党旧的政治纲领，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党的纲领，积极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时又对自己的组织进行了清理和整顿，这样就使各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适应了建国后形势发展的要求，适应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局面。

第三，各派都采取了为新民

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政治路线；都以崭新的姿态积极参加国家管理、参与国家重大方针的决定，积极投身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各项工作；各派的工作也逐步深入到国家机关、文教机关、各类学校等部门。如，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历次会议的重要议案，在正式通过前都要经过由各派参加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的慎重协商，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预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都是经过与各派的周密协商之后确定的。

第四，各派通过参加一系列实践活动和政治改革运动，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例如各派为了更好的发挥其参政议政作用，它们组织起来进行学习如：成立了“双周座谈会”，这是一个由各派、各人民团体总部所派出的代表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为主体的时事政治座谈会，由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成立的：成立了“学习座谈会”，参加该会的学习人员都是参加政府、政协的派的领导人。该会是由各派总部发起的，主要学习思想方法论、社会发展史、国家学说以及中国革命史等内容。另外，各派成员通过参加三大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等实践活动，不仅得到了广泛的锻炼，而且思想政治觉悟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综上所述，所以说各派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

派出所主题党日篇（8）

二、驻村工作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工作与原单位脱钩，每月到村上工作时间不少于20天，离开派驻乡镇、村3天以上要向乡镇党委书面请假。条件成熟的村，可由乡镇党委任命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挂职村党支部副书记，以便于开展工作。

三、学习培训制度。派驻期间，指导员统一纳入乡镇干部学习培训规划，参加乡镇党委组织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同时，要积极指导并督促执行好所驻村建立健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等制度。

四、交流反馈制度。县委组织部每季度召开一次指导员工作例会，听取指导员工作情况汇报，相互交流经验，共同探讨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县属涉农部门主要领导要参加县委组织部组织召开的指导员工作例会；乡镇主要领导要参加乡镇组织召开的指导员工作例会。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每月要向所派驻乡镇党委和派出单位汇报思想、工作、生活等情况。

五、工作帮扶制度。派出单位要按照“干部作代表，单位作后盾，主要领导负总责”的要求，明确联系领导，并把指导员派驻村及乡镇作为挂钩联系点，单位主要领导每两个月至少一次到联系点进行调研、指导，并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乡镇领导要同党建工作指导员保持经常性联系，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协调并指导开展农村工作，加强同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派出单位的联系和沟通。

六、约访群众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要经常走家串巷入户，做到“五必到五必访”，即：自己所驻村召开决定重大事项的村两委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必到；村里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必到；村里重要经济活动必到；村里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必到；村干部要求帮助解决问题必到和村里的困难户、示范户、党员户、村民代表户、老干部户必访，及时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时，为方便联系，各指导员要将姓名、工作职责、联系方式及电话等内容在村务公开栏上公开或制成便民联系卡发放到各户，随时接受群众的约访。

七、廉洁自律制度。党建工作指导员在派驻期间伙食费用自理，在农户家搭伙用餐要按所驻乡镇的有关规定交伙食费，不得扰民。要严格做到“五个不得”，即：不得在所驻村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各种费用；不得用公款吃请；不得收受所驻乡镇、村发放的各种补贴、有价证券；不得在所驻乡镇、村廉价购买物品和土特产；不得参与有损党员干部形象的活动。要自觉服从乡镇党委的领导，自觉执行各级组织的决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或下村后擅自返回，经教育不改的，视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八、考核奖惩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考核由日常管理、年终考核和群众评议三部分组成。

日常管理。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日常管理以乡镇为主，派出单位搞好协助，县委组织部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指导员的出勤和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检查情况及时进行通报。每位指导员一般每年要走访所驻村农户一遍，平时要详细做好工作日志或民情日记，以备检查考核。

派出所主题党日篇（9）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0－0047－06

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20世纪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兴起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世纪。战后是中国政党分合演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特色政党政治最终成型的时期。作为中间党派之一，中国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的法国巴黎，一度自称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在中国现代史，尤其在政党风云变幻莫测的战后，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历史作用。

以往学界考察此一时期的政党演变时，大多以国共两党为主角，兼以论述民盟与中共的合作为视角来探讨政党的分化组合及其历史走向，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诸如青年党，较少论述，偶有涉及，也多从中共统战史或革命同盟军的角度进行评述，把其当作“维护反动统治，充当法西斯独裁的点缀品”。政党是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代表，任何政党都有其自身独立的利益和政治选择的自由。因此，对于青年党在战后的活动，我们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和评价。因此，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审视战后的青年党，不能以“线性思维”或“贴标签”的态度对待之，而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国际国内的背景入手，对其思想和行为的逻辑演变作出符合史实的论述和客观的评价。

一、战后初期的政党形势

战后的中国政党形势，国共两党仍是不可挑战的两大党，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战前政党形势的延续，但又有其新的时代特点。一是中间势力的勃兴；一是国际势力强势介入。这一变化，对中国政党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战后，中国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之一，两国为维护各自在华利益，同时也受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的限制，均调整了各自的对华政策。抗战胜利后，美国出于控制远东、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需要，在对国际与中国的复杂形势进行利弊权衡后，决定有限度介入中国内政，在继续支持的同时，又对的有所不满，要求当政的实行民主改革，建立美式民主政体，容纳其他党派参加政权。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话声明，指出：如果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之统一”，从而最大限度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同样，苏联为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希望国共和平，不愿中国发生内战。

美苏的介入客观上要求国共两党寻求和平途径，以政治方法解决两党争端。因此，在军事相争的同时，国共两党都希望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获取更多的政治砝码，以壮大自身的政治实力，确立自身的政治优势。这就为中间党派的兴起提供了政治土壤，据不完全统计，战后初期涌现出了105个大小不一的党派。青年党此时成立20余年，在中间党派中实力最强，并一度控制了民盟的对外言论，战后的国共两党寻求政治途径解决争端，让长期致力于议会政治的青年党看到了新的希望，希图通过千载难逢的时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参与政治，分享政权。

1945年10月10日，国共签订《国共代表会谈纪要》，两党决定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初步商定参加政协会议的各方及名额，、共产党、民主同盟及社会贤达各9名代表，共计36人。由于国共双方代表人数相等，因此民盟代表的态度对政协会议的走向至关重要，因为“谁能控制会议，显然要看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党派和人士倾向于何方”，无疑，民盟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共同目标。

对于民盟，采取内部瓦解的策略。早在1943年拟订的《各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中曾提出：认为对于各党派而言，“以本党开放政权为最有利，次之在本党及中共相持不下之局面下亦可以稍收渔人之利，至于在本党或中共独揽政权之形式下则最不利”。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应付各党派的三项原则：1.必须拆散个小党派与中共联盟之形势。它认为：对现状如无任何改变，则在“民主”之共同要求下，各小党派可能与中共成立联盟，加厚反政府之力量，“目前有种种象征，证明此一可能性日益显著，故本党现阶段对各小党派，当尽力疏隔与中共之关系，不使有任何形式之反政府联盟可以产生”。2.采取对各小党派开放，对中共抑压政策。它认为：要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之联盟形势，必须一方面尽可能给予他们以言论结社之自由，及参政之机会，另方面对中共则尽量予以钳制，如此，“不但可以一新国人之耳目，且可以转移国际(苏联方面例外)观听”。3.拉拢各小党派，增实力，以孤立中共。它认为，如对各小党派稍示公开，“彼等必如张君励云，感政府求治之殷，亦以琼瑶报之，而可能成为本党，如善加扶植及运用，不但可以孤立中共，亦可助我完成统一”。对策提出，拉拢各小党派的方法是，加强联系，有限度地满足其要求(言论自由，活动公开，参加各级民意机构)。

以此种方针为指导，1944年，中央指派张群、吴铁城、王世杰、张治中、陈布雷负责，“联系各党派孤立共产党之工作”。抓住民盟内部党派多、离心力强的弱点，配合青年党在民盟政协代表名额上做文章。在1945年9月10日的国共会谈中，张群就提出：“青年党已有21年之历史，党员人数较多，居于第三个较大的政党之地位，如果要他加入所谓‘第三方面’共同推选代表，恐他们不愿意，在政治会议中，青年党恐将争取一个单位。”1945年12月，民盟在酝酿推选参加政协的代表时，考虑给青年党一个或两个名额。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吴铁城、张群以商谈政协筹备事务的名义，邀约民盟参加会议的常委沈钧儒、罗隆基、左舜生、李璜、章伯钧进行谈话。在谈话中，吴铁城、张群忽然提出民盟代表名额的分配问题，左舜生表示青年党是“和共产党以外最大的而且最有历史的大政党”，“在民盟三党三派中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党派”，要求民盟的9个代表名额中占5席，罗隆基当场表示反对，左舜生却坚持己见，认为“这不是要价还价的问题，假使民盟不同意这种分配方法，青年党就要以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而且“民盟在政协有几个代表，青年党就要求同样的数目”。左舜生这一表态引起民盟在座常委的一致反对。张群出面调解青年党与民盟的矛盾，认为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

政协可以减少民盟内部矛盾，企图削弱或拆散民盟，拉拢青年党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后经国共两党协商，民盟仍保持9个代表席位，青年党另成一独立单位，拥有5个席位，中共让出5席，让出1席，总数增加2名。这样，政协单位扩大成5个方面：8名，中共7名，民盟9名，社会贤达9名，青年党5名，代表总数为38名。

这样，青年党在政协代表名额上与合作，实现了作为独立单位参加政协的目标。分化民盟的策略也得以部分实现。青年党的政协会议代表名额之争，是青年党为争取战后更多话语权和分享更多政权的一个斗争策略，此事也透露出民盟作为政党联盟的脆弱性。虽然脱离民盟参加政协会议，但并不意味着青年党已经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政治抉择，作为建立22年之久的一个独立政党，青年党有着自己的政治追求，这从之后政协会议上青年党的表现略见端倪。

二、政协会议中青年党的“议会政治”梦

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曾琦代表青年党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希望由此而渡到阶段，构成建国统一阵线，期以三十年完成名实相符的近代国家”，“想要把国家纳入正轨，唯有实行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而欲达此目的，必须大家实行‘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循名核实，激浊扬清’十六个字”。

政治民主化是政协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会议中提交的《中国代表团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中认为：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国民政府委员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国民政府主席拥有紧急处置权。显然，用增加名额“扩大政府”代替“改组政府”，实质上显示其仍不愿放弃。

对此问题，青年党提出《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认为：新政府改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是全国性的，即除以第一大党的资格仍居主要地位以外，须包括全国的各重要党派，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二、必须是有力量的：即参加这个政府的分子，有党的必须真能代表他们的党，无党的，必须真能取得人民的信赖。”并提出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为：一、“取消国防最高委员会代以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国策决定机关”；二、改组行政院及有关财政、经济、外交、军事、交通等政务机构；三、将国民参政会人数增至五百名，并提高其职权，使其足以举监督政府之责。

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指出：一、希望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而且希望成为民主的领袖；二、希望“各党派能参加政府”；三、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改组政府的要点为：一是必须由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二是要有“真能决策”的共同决策机关；三是要使执行机关“能真执行”。

由上述观之，青年党主张在不改变法统地位的前提下，要求改组政府，容许各党各派参加政府，分享政权。其实，除青年党外，共产党与民盟亦承认和尊重的领导地位，董必武在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报告中也表明，共产党“承认蒋主席的领导”，“承认是第一大党”，共产党的观点是在“现政府的基础上来改组的”。尽管国、青两党在维护主导地位上意见一致，但青年党作为以议会政治为理想追求的政党，分享政权，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才是其主要目的。因此，对于仍主张1936年由一党选出的代表参加国民大会这一问题上，青年党表示：“国府委员会从民国二十年以后就未开过会，以此久未运用的机构来运用，对人民的号召力较差，恐难使天下人民一新耳目。”

在军队问题上，青年党在《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指出：“军队国家化实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复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保障，无论偏重任何一端，均不能有利于问题之解决，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实行军队国家化的具体办法为：实行公平编遣，以建立精练之国防军；实行军民分治，以免军人干政；实行军党分立，以免政争变为兵争；全部国防军应独立于一切党派之外，任何党派均不得以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实行征兵制度，以彻底革新全国军队；设立国防部，以统一陆海空军之行政；实行民意监督，以彻底整饬军纪风纪。

中共代表认为，“青年党的提案上说的很公道，要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双方同时实行”，如何使军队国家化?认为：一、成立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二、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三、中共将配合全国整编计划；四、同意军党分开。

民盟提出了军队国家化两大原则：一为“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为“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

对比国共、民盟与青年党的主张，青年党的提案既不同于“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也不同于共产党“政治民主化”，成立联合政府，再将国共两党军队同时交给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与民主同盟的态度较为一致，也体现了青年党中间派的特点。民盟与青年党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在国共两大党的地位无法挑战的压力下，在表示一定倾向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持自身的独立性，以期达到调解国共争执的目标。

在“宪草”问题上，青年党指出采取总统制有“容易走到反民主的方面”和“容易引起革命，招致混乱的局面”的危险，而内阁制则“可使元首居于超然的地位，不负直接行政责任”，以及“可使政府随时有新陈代谢的作用，内阁的更迭容易，便不至引起革命”两方面的益处。青年党的主张是采取内阁制，在保存孙中山五院制精神的基础上采用两院制，至于中央与地方权限，“省制应该采均权主义，确定省之自治地位”。

可以看出，青年党是主张走议会政治道路的资产阶级政党，它设想的两院制内阁主张与的“总统制”明显不同，在青年党的政体设计中，总统只是“虚位”的国家元首，内阁才是国家行政权力中心，这是青年党一直追求的议会政党政治的明确阐述，也是青年党与的核心分歧所在。

三、青年党的政治抉择——投国弃共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根据政协会议达成的协议，决定改组的政府，成立由各党各派合组的民主联合政府，并在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结束训政、完成宪草修正案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同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这已表明了中间势力调停国共的失败。7月3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1日，军队占领军事重镇张家口，于当日宣布召开国民大会。

决定召开国大后，中共与民盟协商后表示不参加。青年党虽自1945年底已脱离民盟，但出于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党治”，一度强调应该“遵守政协”，他们“决不单独提出名单”。但迫于现实的政治压力和党派的政治

利益需要，青年党发生动摇，态度逐渐发生变化。这有其思想和历史根源，青年党自成立始即具有色彩，他们自称：“本党对于共产党，从在法国组党迄今，一贯立于反对地位。”1946年11月14日，青年党在中间势力开会时明确表示参加国民大会。16日时任青年党长的左舜生发表声明决定参加由主导的制宪国大，表示：“吾人为促成民主之实施，并与若干社会贤达表示一致之行动，更不愿引起全国日陷水深火热之人民，发生过度失望之感，始将本党代表名单，毅然提出。”12月2日，在纪念建党23周年大会上，青年党要求“迅速制定全国公认的宪法，在基础之上完成民主的统一，庶可使国家基础渐趋巩固，和平建国始有可期”。

青年党之所以参加制宪国大，除其素来“”立场外，亦有利益因素缠结其中，当时《观察》杂志的评论准确地刻画了与青年党对制宪国大的真实心态：“政府的态度现已表明，中共民盟不来，力促青年民社两党参加政府。这两党现在真是困难，不参加则时机难得。他们对于中共民盟不参加，‘其辞若有憾焉，其心实甚喜之’。因为也许可以借此多要几个名额，听说以替代中共民盟而向政府要求否决权了。参加呢，这个政府并非金瓯无缺，万一中共得势，其处境将较打交道更苦，而且以后说话更无力。在方面，亦未必十分重视这两党，而以前之与中共民盟同为政府之敌党，经验亦并不愉快。不过既要改组，必须点缀，否则‘宪’不起‘政’来，也是麻烦。”

1946年11月的制宪国大由主导而召开，在政协会议期间，有能与之相抗衡的共产党参加时，尚且顽固坚持其。而制宪国大由主导而召开，青年党与民社党及社会贤达参与，青年、民社两党实力与相差甚远，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青年、民社两党，对其所发表政见，均可以己意而取舍。青年、民社两党在制宪国大上不过为装饰用的“花瓶党”而已，毫无政治权力可言。

制宪国大后，宣布改组政府，实现多党政治，结束训政，为行宪国民大会做准备，青年党积极公开参与“改组”活动。1947年2月底，青年党和民社党与达成协议，同时提出出席立法院、监察院、促进会以及参政会四个机构名单。3月，、青年党、民社党选出参加新政府的人员，并讨论了共同纲领。4月，曾琦代表中国青年党与、民社党张君励及社会贤达莫德惠、王云五等人签署了《国民政府改组后施政方针》。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曾琦任国民政府委员，左舜生任农林部长，李璜任经济部长，常燕生任政务委员。青年党也以在野派自居，“缅惟以二十四年来一贯在野之政党，一旦毅然于国事艰难之际，出而分担责任”，认为“民主政治之推进，端赖有若干民主政党以政策相切磋，而不以干戈相角逐，争于议席不争于疆场”。其参加政府的目的在于“内获得和平之改革，外则获得国际之尊重，使中国今后不再陷于分崩离析之局”。

1947年9月，青年党领袖曾琦在该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称：“中国现介于苏美两大集团之间，可以亲美反苏，亦可以亲苏反美。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所表现之不友好态度，层出不穷，如搬运东北物资，及长期占据旅大等，均极明显之事实。美国对华政策固不如吾人理想之友善，然较诸苏联，则属进步多多矣。次就国内情势而言，青年党今日亦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可以亲共反国。但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青年党力谋团结，与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于此无异宣示青年党的政治立场已经倒向。

虽青年党的政治立场已倒向，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听从安排，唯马首是瞻。制宪国大会后，与青年党、民社党在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名额、立法院、行政院委员名额问题上发生分歧。青年党负责人在致陈立夫的信中也提出最低限度名单，并且表示，如果不接受，将不予承认。为在行宪国大问题上获得青年党和民社党的配合，避免出现分裂，不得不专门为青年党和民社党留出名额。的让步乃是出于需要青年党和民社党“装裱”门面，并非真心实现政党政治，就连宪法专家王世杰也认为，“实际上彼等(青、民二党)之参加恐不能有何贡献，唯则可以宣布此次之国大并非一党之国大矣”，最终选举结果青年党只有5人当选。通过选举，青年党认识到无心于议会政治，自己不过为的“棋子”而已。1948年6月17日，曾琦发表题为“当然的不得已之举”的声明，决定退出行政院。10月，曾琦到美国疗养，开展所谓人民外交。1949年5月，曾琦在美国组织“民主自由同盟”，号召“超党派运动”，继续“爱国”“”事业。同时，青年党在广州与阎锡山、陈立夫、于斌等50余人共同组成“中国反侵略大联盟”，将各地的、青年党、民社党组织起来，反苏。但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内战的败局已定，随着攻陷南京，在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青年党在大陆的命运随之终结，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四、历史启示

战后，中国政党格局的走向受国际国内因素影响，错综复杂。

派出所主题党日篇（10）

纵观中国现代史似乎是国共两党为中国革命奋斗的历史，其实不然。中国各派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同国共两党共同奋斗，作出了应该有的贡献。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派为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建立和平民主国家而努力，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自己的羽翼更加丰满，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现将围绕内战爆发前派的一系列斗争来论述各派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一、抗战后各派的建国主张与国内形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中国何去何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为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派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纲领，并制定了纲领草案。8月3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表示，“民主同盟关于将来战后立国的国策，实施进步的民主政治，保持世界和平安全”；1945年中国人民救国会在重庆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其宗旨为“团结国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全面阐述了救国会的政治主张。“政治报告”认为，民主联合政府是“走到民主的共和国”，其政府是“民主的联合政府”。综上所述，各派都希望战后可以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也都为达到这一目标做出了许多准备和努力。

但战后的国内形势，并不如他们所想那样乐观。对共产党的敌视与污蔑。尤其是在1945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如何对付共产党的方法。即“采取政治解决之方针”来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而在其他文件中却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其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方法：主要有“发展本党在工农社会中之组织，”“对外应配合政治环境，加强国际宣传；对内应加强党员政治训练，纠正中国共产党之虚伪宣传，”“争取第三者对本党之同情，”等等，使共产党陷于孤立。大会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实施，假定在1945年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以“实施”。但是所标榜的的实质内容，与人民所要求的却大相径庭。首先、把国民大的职权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显然，在与国民大会的关系上，是控制国民大会；其次、即使宣布实施之后，还公开声称要继续纸张政权。要坚持其是真，实施是假，这是十分清楚的。由上可见，要武力统一，实施，是与人民的愿望背道而行的，使内战爆发的可能性更加扩大了。

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时局一触即发。各派紧奔走呼号，极力反对内战，反对，要求实现国内团结民主。各派要以党派政治会议和联合政府解决国内民主问题，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8月12日，张澜在发表《对抗战胜利结束后时局谈话》中明确地指出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建国的主张，他指出抗战胜利“真是天大喜事”。但是困难重重。 第三党领袖张伯钧于9月14日发表《对目前时局谈话》，指出：“现在战争结束，胜利到来，举国人民都一致希望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凡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不仅要遭遇国人之坚决反对且为友邦所不许。”各派的时局主张，抓住了时局的关键，击中了独裁内战的要害，给国民政府造成舆论压力，为争取时局好转，促成国共和谈，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