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市场论文篇（1）

我在2006年7月1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了《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7月21日谭中先生在《环球时报》同一版面发表了《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一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在这里，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对儒学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对儒学的研究十分肤浅，今天就谭中先生所提问题，围绕儒学与诚信建设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与谭先生商榷，与大家共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完成现代的市场诚信体系应该是举手之劳。但经过千年的苦苦探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这个五千年的诚信大国，至今还是没有找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那些被我们一直称之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西方世界，反而把中国纳入不诚信国家的“黑名单”之中。

隋唐的鼎盛源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底蕴和超强的凝聚力，而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的力量正在瓦解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大的主流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其本身也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凝固思想的力量。儒家文化一家独霸天下历史，也是中国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市场经济越走越近，但其实质内涵却越来越远，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理论家要探明的真问题。

一、传统文化再遇市场尴尬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西方舰船礼炮洗礼后，对外傲慢的习性稍有收敛，对内依然张牙舞爪，但是，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而是去宗统地位。最原始的文化论战可能就是这种“兵器交锋”，“五四”后，中国人自己拿起手中的笔，用自己的大脑，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对中国人进行现代的“文化洗脑”，建国后，国人再次经历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清洗”，此时的孔家店只剩下残砖烂瓦，儒学也早失魂落魄，体无完肤。

当我们谨慎的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导入个体的主体意识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经济活力，也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政府鼓励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

这些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社会公害。面对教育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我们真的开始担心我们的传统“礼仪”是否依然具有现代市场活力。我们会扪心自问，再也不敢妄谈用“礼仪之邦”的普适价值观念改造西方的诚信体系了。

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也不知不觉地从支持、鼓励，最后干脆直接加入了欺骗潮流。据新华网消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靠谎言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国长寿第一岛’”[1]现在，这几任领导倒是升官了，给当地政府留下了永远也洗不干净“骗子”的骂名。

在我国出现的诚信危机，一度引起世界市场的恐慌，但并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市场本身就是“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有了合法化基础，个人、企业和政府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被认为是“不诚信”行为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尽管大家深受其害，也激烈地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全社会都不以为然的时候，法当然不能责众，道德，更何况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接着，他又举证说：“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谭先生一方面批评中国现在的不诚信源于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举证上的自相矛盾，难免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到底搞不清楚是“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中国向美国学市场经济时，没有学到市场信用，反而学到不诚信，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

在谭先生的文章中，他在美国长大的侄女实际上已经给了谭先生答案，因为他的侄女宁愿在日本或美国，或西方各国搞展出，在那里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他的侄女相信这些国家的市场诚信程度较高，能保证她的市场和良好信誉，不至于被“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既然谭先生的侄女相信西方市场的诚信，谭先生也说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但为什么谭先生却说中国因“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在市场氛围内，处于统治地位的显学处境尴尬，显得手足无措，人们在无奈中，想起了曾经令国人痛心不已的“儒学”，于是，振兴中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选项，着实地掀起了“儒学”救国的热浪。谭中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对当前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伤透了脑筋，从谭先生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儒学是最讲“诚信”，他相信儒学也许它能够成为我们抵挡“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向世界传播“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生活方式的武器。

二、“儒学”的自恋情节在市场迷途中萌发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市场，无论在意识形态、法律理念、文化渊源和政治取向上，还是在市场机制、游戏规则、信用规范和市场责任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时，有识之士学到了一些概念，忽视其本质内涵。

早期的资本主义，其罪恶滔天不容回避，但早期的启蒙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修复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沿着“人本”基点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

中国时后发国家，我们学习西方也经历了百年历史，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段中，西方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以野蛮、侵略的手段追逐利益的不光彩历史，建立在强盗逻辑之上的市场经济，诚信建设当然不是主流文化。中国学习市场经济的短暂过程，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清王朝主张新政要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前提与主张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能改，这些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学习不彻底的结局。

49年后，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转向学习西方的计划经济，我们遏制住“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扼杀了效率与人性。在一个权力、利益高度集中的社会里，诚信不存在大问题，但也不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历经百年艰辛，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

但此时的西方，市场经济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如果用我们传统的观点去看待它，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缺陷和不足，如果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去学习它，也可把市场经济最肤浅的、最原始的、最野蛮的东西学到手。例如，市场经济是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而我们只学到了放纵人性，追逐效率，忽视构建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结果权利就围绕利益，就滋生腐败，就滋生出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的“文化与市场”怪胎。

个人不诚信、企业不诚信可以解释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但政府的公信力缺失以及地方政府默许、支持和保护地方企业的非法逐利性，甚至于直接参与其中，分享权利与市场合作的美味佳肴。这在现代社会中十分罕见，也是令世界各国不能理解的，这可能就是那种“文化与市场”怪胎的表现。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批判、指责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甚至拒绝与我们合作时，国民还会在媒体舆论诱导下，掀起一点“爱国”热潮，以保护政府的非法牟利行为。这种文化现象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不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而当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但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具有法治的、信用的、开放式的经济形态。如果今天我们还把当前诚信缺失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遗毒，那可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人就提出用儒家文化改造和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有人说要挖掘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泥土里，与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意识进行跨文化的嫁接，既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集体的、爱国的”国体的意识形态，又体现出个人的主体利益的追求；既有团结奋进的局面，又有活泼祥和的氛围。

儒学家推销治国之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今天的儒学奇思构想和几千年前一样，都是建立以“仁”治天下的臆想之上，这些观点既忘记了儒家礼仪的本质，又模糊了西方诚信内涵，是典型的井底之见。这种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用宗亲礼仪规范个人、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其潜在的、长远的社会危害性比儒家礼仪本身的能量要大得多，也是标准的“儒学”自恋情节。

三、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

谭中先生说：“儒家伦理最讲诚信，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

对于“儒家伦理最讲诚信”，谭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礼”与“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即爱有厚薄，有先后，有层次，有等级．视血缘亲疏，往来多寡，地域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儒家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由此可知，儒家的“诚信”伦理是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等级的、狭隘的诚信。

谭中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并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为佐证。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下之意，陌生之人，不可信也！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由于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调节君臣、父子、夫妻等血亲礼仪，它自然把“无商不奸”作为商品贸易的代名词，君子不齿于经商，但又认可了经商的者“奸”是聪慧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对上的“忠”于对下的爱，对朋友的“厚”与对市场的“奸”只不过是诚信等级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大意是：做臣子的只要对皇帝忠诚，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就叫诚信，做商人的欺诈就是你的职业。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不正是在这种“爱有等差”光环笼罩之下吗？

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4]

四、中国人恨自己的文化劣根性，但绝不允许别人揭短

谭中先生认为：“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谭先生把美国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都归结为“伪善”，反而成为社会楷模的现象十分不解。说明谭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是人的本性显露，也是人作为个人的权利。人的本性有“伪善”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掩盖的问题，西方文化正是发现和正视人性的“伪善”，才在法律上允许个人隐私，允许你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但又在法律上约束行为、规范行动。

为什么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人又成为社会的楷模呢？因为在法律上夫妻和政客都有明确的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职能性责任。作为夫妻、总统你只要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履行法律上的手续，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你已经是社会的楷模。不需要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也不需要像圣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更不需要全社会成员的摩顶礼拜。难道我们还以儒家的“忠”与“义”要求夫妻、政客们把他们的隐私公布于众吗？在这里，谭先生用儒家蔑视个人权利观点，把中国儒式“仁政”的“满嘴讲的礼仪道德，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移植到市场诚信之中，得出了西方人依法维护个人权利与履行职业职责不同表现方式是“伪善”的结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五、西方学者理论上可能不完善，但也不至于成为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谭先生说：“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在20世纪初期，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5]

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这不是谭先生的发现，因为任何社会理论家，包括儒学在内都因时间、条件和社会实践差异，存在许多不适应或根本不适应的问题。但马克斯·韦伯基于东方人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的文化基因，作出东方人在经商时把礼仪、忠义和义气作为准则，将导致最终的不诚信的结论。实际上，礼仪、忠义和义气本身就是守规者和打破规则的矛盾体，即“忠义”悖论，它实际上是构建市场诚信的大敌。

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祸害而痛恨不已。

由于诚信标准不一，政府的施政行为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群众痛恨的人还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的功臣和英雄。政府打击外地企业造假与支持地方企业造假，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和对富人的敲砸勒索的事情，在同一个社会里，都能同时赢得不同群体的唾骂和掌声。潭中先生不会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没有标准的、蔑视法律的行为也划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吧。

六、在西方的语境里，“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

谭先生认为：“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

谭先生把诚信看作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是，谭先生所开出构建诚信社会的药方是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进行持久的“义”与“廉”教化，反对“利”与“贪”行为。而且要求领导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出表率，人民才会跟着学好，才能形成“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全民诚信的社会。

谭先生用“义”与“廉”，反对“利”与“贪”行为，在中国实践了千年的历史，如果在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尚不能有效的遏制人的“利”与“贪”行为，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利益，实现人性“贪利”本性的权利，如果仅靠“义”与“廉”教化，而没有法律约束和规则的限制，就会出现上好信，则民敢不用情，上失信，则民也无可奈何的结局。

但谭先生一方面说“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搞好诚信建设，必须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谭先生相信圣人的“忠信”，但也担心“圣人”的人性发作，他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用“圣人”的“忠信”教化民众，用民众的眼睛监督“圣人”的人性。在这一点上，谭先生不是完整地宣扬用传统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卑劣手段，忽悠民众，而是主张给与民众的监督权利，这是儒学的进步，但这距离现代诚信社会还差之甚远。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批判宗法“礼仪”一直是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的主要手段，从打烂“孔家店”的文化怒吼，到“”期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中国社会的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

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现代版的诚信等级。中国传统诚信的市场尴尬和诚信迷途，是宗族等级诚信与契约平等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的表现，从血脉级差演变为阶级级差，从经济级差上升到政治级差，最终体现在法律条文和法律执行的反差上。这些现代中国式诚信的建设，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脱离儒学的文化辐射，最终成为儒学的现代祭品。

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正好相反。如果把最会骗人的民族、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与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放在一起，我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曾经讥笑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中华民族特质联系起来。但在我们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血脉“礼仪”与西方的法条诚信的的确确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条件下，我们的那种自己人的“诚”与“信”，主体之间的诚信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你能说你构建的诚信体系不是“骗子”的代名词吗？

七、五千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梦幻绕梁不断

谭中先生说：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我们从这个现代版的儒学“仁政”中看到谭先生的良苦用心，也看到谭先生把“诚信”的回归，完全寄托于“上好信”教化天下。其实，谭先生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上，主流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看看《汉武大帝》，后看看《太平天国》，中间看看《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版的“大儒”，他们遵循儒家学说，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独尊中华两千年。我们真的不敢想象13亿中国人，还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掀起一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新文化运动。

道德诚信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权利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缺失、法律缺位的表现，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诚信中最为匮乏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至上观念，还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至上观念，两者和都与我们所着力打造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我们正在构建的“以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文化的发展逻辑，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构成了社会自发演变的逻辑链条，如果把不同文化发展逻辑上的文化精髓缝补在一起，就有可能繁衍出“文化怪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天天都在感觉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我们个人也天天也在不讲诚信，我们天天在被人骗，但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我们不知道诚信的标准为何物，也搞不清谁“不诚信”，有时自己也感觉别人“诚实守信”吃亏，有时感觉到对领导“忠诚”有利可图，但是忠于领导就必须服从领导，服从领导也就要“内外有别”。

儒学家们梦想把儒学中最完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缝补在市场经济个体权利上，不知是出于要改造个人权利的目的，还是要与精神相吻合，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出于通过道德自律的“慎独”精神，修炼完美自我，还是通过后天道德教化，实现塑造个人的典范。实际上，儒家文化从起点的“自我修养”到终点“仁者爱人”的文化逻辑，反映在社会演变逻辑上表现出一种靠人类自己难以规避的抹煞个性、侵吞个人权利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点被“五四”以后，乃至于今天，所有的思想颤变、凝固的历程所证实施。

八、在哪里找到架构市场诚信的逻辑起点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谭中先生在为之感到痛心的同时，还向全社会呼吁“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否则，“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诚信人类的共同向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谭先生这里所指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提倡用“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是用那些被人类各国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去反对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甚至于背离与人类发展的理念，还是指用儒家礼仪去改造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价值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将不可估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内涵。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成功的范例已枚不胜说，它表明儒文化与市场经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交融是相形不背的。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不是政治，这将有力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市场的繁荣。

在儒文化圈的国家里，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导致文化的衰亡，文化的进步也没有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轨道递进。无论从哪个角度，凌驾于个性之上的，具有某种支配性的文化主导力量，最终都不能造就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采用西方的技术、规范、标准改变我们的产品性能、提高市场能力，但对于那些演绎出来现代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文化理念却嗤之以鼻。

实际上，“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四大原则之一，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至上原则”。诚实信用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法典的原则，是因为它高于法律，是人类本性的自律与他律结合点，是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逻辑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人类最脆弱、最需要上帝的抚慰，最需要相互遏制的正是人类自己。

对于现代中国的诚信建设，首当其冲的是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我们把诚信建立在法的精神之上，使之在契约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发芽；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现代民法典中的独立民事责任分离开来，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

注释：

[1]《“中国长寿第一岛”真相:政府虚报年龄制造寿星》新华网武汉4月14日电

[2]《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文化市场论文篇（2）

二、双面市场模型及其特点

双面市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首先由美国学者罗歇于2003年研究网络经济时提出。罗歇认为，绝大多数媒体网站都使用两面市场的商业模型。这个模型起初被当作网络时代的独特产物，后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谢德荪教授发现其他领域也在应用双面市场商业模型，双面市场的概念逐渐进入其他学术领域。谢德荪在其著作《源创新》指出“：在传统的概念中，企业是为客户提供价值的，但如果一个企业不止关注提供价值给客户，同时也关注提供价值给商户，此时企业便面对着双面市场的客户，这就是双面市场商业模型。双面市场的战略着眼点，是组合一面市场成员的资源及能力，来提供价值给另一面市场的客户。双面市场模型中的平台拥有者，既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机构。当平台右侧是下游而左侧是上游时，平台就组合左侧的资源和能力，提供新价值给右侧，这样就使得右侧客户量增加，同时由于有利可图，左侧的资源也会自行增加；而当左侧是下游而右侧是上游时，平台就组合右侧的资源和能力，提供新价值给左侧，这使得左侧的客户量增多，从而使右侧资源也随之增加。双面市场通过平台实现相互作用，并达到双向的正面反馈，使得两面的客户数及资源量上升，建立起一个不断加强的生态系统。在双面市场模型中，“客户”不单是企业（机构）产品或服务的直接购买对象，而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成员。因为企业（机构）通过两面市场的运作，给生态系统所有成员提供了价值服务，当这个生态系统处于良好运行状态时，企业（机构）可以利用的资源就不单是企业（机构）本身的资源，还包括生态系统成员的资源，这样一来，拥有核心平台的企业（机构）就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三、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建立双面市场平台

建立双面市场平台的先决条件，是推动平台的企业或机构能够得到双面市场成员的信任。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地方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如果企业的创新理念不被政府认同，它成功的概率就不高；如果政府要推广某种理念，则很容易获得企业认同。因此，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建立双面市场平台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优势。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文化产业时，除了使用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之外，还应该建立为消费者和文化产业相关企业、机构、从业人员服务的双面市场平台，主动创造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地方政府通过双面市场平台，整合当地文化资源，带动相关企业发展，还可以引进一些新的相关行业，使他们合力建设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把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城市看作双面市场的两侧，城市居民的需求是亲近大自然、农家乐、绿色食品、富有民族风情的文化产品等，城市企业的需求是人力资源和少数民族地区消费市场；城市居民的资源是消费能力，城市企业的资源是资金、设计及生产文化产品的能力。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需求是教育和增加收入，当地的资源有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等。地方政府可以建立一个平台，把这两方面的市场连接起来，整合平台资源与优化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及能力，来满足城市居民和企业的需求；同时整合平台资源与优化城市资源及能力，来满足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需求。这样就会创造正向反馈的网络效益，从而促成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城市共同发展的目标。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产业双面市场平台，具有以下优势。

（一）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建立双面市场平台的战略着眼点，是利用本身资源来最佳地组合外部资源。对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而言，这种战略有着扬长避短的作用。所谓扬长，是指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可供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优势，比如民族服饰、民族饮食、民族建筑、民族风俗、民族节庆、民族宗教、民族艺术、民族文学、民族体育、民族医药等。如此丰富多彩、庞杂多元的文化资源，散布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广袤土地上，虽有文化价值，但有些难以被外人所见所知，只有被掌握强大行政动员能力的地方政府整合到文化产业平台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吸引外部资金和文化创意人才的资源优势。所谓避短，是指少数民族地区资金和人才的匮乏，可以通过整合双面市场生态体系中的发达城市资源来弥补，当双面市场进入正向反馈循环时，也会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资金“造血”能力，培养本土专门人才。

（二）有利于理顺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实现文化产业信息的公开共享

文化产业发展已经超出传统概念上的文化范畴，而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还停留在早期行业分野明晰的水平，具体表现为职能交叉、多头管理、各自为政、行业和地区壁垒森严、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比如音像行业、新闻行业、演艺行业的内容审查、出版发行和市场管理，分属广电、新闻出版、文化、宣传等多个部门；旅游业的服务、文物管理、餐饮销售等，也分别由旅游局、文物局、工商局主管；统计局又负责文化产业相关数据的统计，官方统计数据时间比较滞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有必要吸取之前的经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建立文化产业双面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信息聚合与共享功能，为从业者、投资者、管理者提供及时、全面、准确的文化产业信息。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形象的整合传播

所谓整合传播，主要是指传播工具的整合与传播过程的整合。形象的整合传播，就是整合利用各种营销传播工具，向特定受众传达有效、连贯和具有一致性的形象信息。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形象的整合传播，无论是传播工具的整合，还是传播过程的整合，都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为传播工具比较单一；传播时间和范围都有很大局限性；主题信息不够突出；传播过程中没有注意信息的一致性，没有长期、系统性的传播策略。另外，风格迥异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只有进入到人们文化共享系统之中，并获得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才能实现最大的传播效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文化产业双面市场后，作为主导的地方政府可以联合企业，利用市场提供的信息，自主制定符合自身的传播策略，使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出现在受众视野中，推广具有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少数民族生活传统，使之上升为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文化，避免行政单位、文化企业各自为战，易于形成一致且稳定的形象。

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文化产业双面市场平台的措施

谢德荪认为，在建立双面市场平台的早期，首要的重点是建立足够规模的两面市场。而要建立这样的两面市场，就要关注两面市场成员的能力、资源、欲望、需求，组合一面的能力和资源来实现另一面的欲望和需求，从而建立两面正向网络效应。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建议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文化产业双面市场平台，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文化产业数据库，夯实平台资源基础

双面市场的重点是实现两侧资源和需求的交换。因此，作为主导的地方政府应从两方面入手，收集基础信息。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全面摸底，分级分类整理文化产业相关资源，实现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存储、查询和浏览。另一方面积极主动与发达城市的文化产业企业、投资机构、文化创意人员进行对接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投资意愿，并将信息数字化和网络化，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可以自行查询。

（二）采用知识共享协议资源信息，让利于文化产品创作者

知识共享协议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版权保护方法，通过放弃部分权利的模式，允许他人对其作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免费使用，以促进知识创造成果的合法分享、再次使用和演绎创作，从而使作品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利用。在双面市场中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数字资源时，可以采用类似知识共享协议的宽松版权机制，用出让部分版权的方式，换取创作者对这些资源的关注和利用，鼓励文化创意人员使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资源进行创作，用自己的资源来使他人生利，引导他们加入双面市场。

（三）建立机制与流程，加强两面市场的生态系统

双面市场可以先从某个少数民族地区小规模做试点，以事实证明平台能够整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和发达城市的资金人才资源，然后逐步推广。当两面市场达到一定规模时，战略重点要放在建立机制与流程上，使两面市场的成员能够互相推动，不断加强两面市场的网络效应，及时扩大平台并提供新价值给两面的顾客，使两面市场的成员都成为平台的忠实用户和受益者，最终使平台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强大。

文化市场论文篇（3）

二、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不同，它的生存土壤是整个社会，统一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性，意味着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培育和建设的商业文化，是全社会、全民族共有的。尽管市场经济千姿百态，错综复杂，但商业文化所包涵的文化发展方向，基本内涵，核心价值，以及倡导的商业精神，都是统一的，体现的是全社会和全民族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追求。但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宽，涉及数以百种行业，数以千种产业，数以万种市场，数以亿种商品，犹如一条奔腾的江河，浪淘不尽，生生不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文化也就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每一种不同的商业活动都反映出特色不同的商业文化，每个商业活动均是这一文化海洋的一滴滴水珠。他们千姿百态，色彩斑斓，反映出多样性的一面。就拿商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来说，我们是一个饮食大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饮食文化千差万别，每一种饮食文化元素都反映着它那个民族与地域所独有的特点，众多的饮食文化汇集在一起，就如同春天里漫山遍野盛开的鲜花，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还有近几年来随着商会经济的兴起，商会文化也伴随产生，并且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相互辉映，构成了我国现代商业文化一副灿烂的画卷。虽然商业文化是建立在各种商业活动基础上的文化，每种商业活动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任何特殊性均反映着普遍性和一般性，商业文化既有多样性，也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反映着商业文化的共同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性。因为各种商业活动必当遵循诚信经营、文明经商的商业文化本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行走天下。商业文化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既要以改革的精神提倡多样性，鼓励不同商业文化特色与风格的培育发展，更要强调统一性，要在统一性中呈现多样性，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更高层面的统一性，在“百花齐放”中繁荣我们的文化，彰显文化的魅力。

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步伐加快

当前我们正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切经济活动都面向世界，以整个世界为舞台。尤其处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所有商业活动已经没有什么行业界限，也打破了国界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商业文化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独享走向共享，从分割走向融合，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这个趋势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提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现象也变得更加突出。这种碰撞的结果，不像过去形成了对立，而是走向了融合。这种不断发生的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现象，也就推动了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近代社会以来，大量的外来文化随着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而涌入，不少先进的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例如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于农耕文化具有强烈的、正面的积极推动作用，带来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是外来文化的历史进步意义。当然，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中的糟粕成分对于本土文化的精华成分的伤害和破坏。例如，西方文化中对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深刻的揭示，当这一外来文化涌入当今的中国市场经济之时，由于长期我国农耕文明所导致的缺乏抵御这一西方文化糟粕的能力，结果，在盲目照搬照抄，甚至于全盘吸收之下，为了贪婪地追逐利润，不惜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近几年来社会上假冒伪劣盛行，正是这一现象的表现。从文化高度反思，本质上就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被稀释、被冲淡、被抛弃的结果。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从现实来看，这种碰撞与融合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正面的碰撞带来了有效的融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建立交融的新机制，在文化基因层面由正能量的对接而互补、互生，水融，由此创新和丰富了商业文化的内涵，使之赋予了时代的新特征，推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种情况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不断的碰撞中并没有形成新的文化元素，只是在表层上部分的结合了，遇到文化内核的排异，出现文化隔阂，甚至于缺乏融合的机制。这主要是由文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所造成的。但不管怎样，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步伐将会越来越快。我们所要做的是既要以积极的开放姿态参与融合之中，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起来，同时又要在融合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要通过融合洋为中用，而不能丧失自我，当了文化俘虏。

四、商业文化建设重点由传承转向创新

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的经济体制，最需要的是创新。近几年来人们都感受到了创新所带来的变化，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活动与商业模式不断出新，商业文化也正在纳入互联网元素，吸收互联网的文化精髓，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与特征。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商业文化，突出的标志就是融入“互联网思维方式”，将传统商业与移动互联网实现新的全面嫁接。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工具，绝对不可能离开其他产业，过去所讲的“颠覆思维”也许并不正确，互联网并不是一个颠覆工具，而是一个融合工具，将各个产业在互联网平台上融合起来，成为新的更加强大的产业。如今，商业文化也融入了“互联网+”这一新元素，“电商文化”就是商业文化创新的一个标志和主要方向之一。如今不少传统商业转型困难，根源之一是在文化上出现了瓶颈，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互联网文化这一先进的商业文化，结果在惊慌失措中找不到方向了。其实，互联网文化并不神秘，也不可怕，关键是将商业文化提升到互联网水平上，具备“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连接一切思维”这十个“互联网文化”的核心元素，我们就可以从容地推进传统商业的转型与发展。“互联网+”成为当今时代的强劲动力，传统的商业文化随之进入互联网商业文化这一崭新的阶段，我们要主动拥抱互联网，让商业文化注入互联网基因，丰富商业文化的时代内涵，提高商业文化的整体水平。

文化市场论文篇（4）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衡量企业（业绩）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国际市场占有率。成功的企业通常依靠在全球各地找到市场而获胜。”通用电气公司的前任CEO杰克·韦尔奇（JackWelch）这样说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顾客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消费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世界的，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企业只有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财富》杂志以营业收入为标准排序的2001年前500家最大的服务和制造公司中，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虽然具有最高的市场价值，但其营业收入却排在第16位，利润则排在第129位。一个国家的“外部市场”的潜量是如此的巨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市场吸纳着全世界市场约为25%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可以考虑到，其余75%的市场存在于美国之外。对日本公司来说，尽管其本国市场的美元价值在西方国家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以外的市场要占世界市场潜量的85%。因此，走向全球，谋求更大的发展和发挥最大的潜能才是根本！“不能抓住全球机遇的公司可能最终会丧失其国内的市场，因为更强更具竞争力的全球竞争者会将他们挤出跑道。”

全球营销是指为了实现公司整体目标而集中组织资源，选择、开发国内与国外营销机会的过程。全球营销是一般国际营销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淡化了国家的界限，模糊了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强调各主要职能的全球分工与整合，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策略来服务于全球的目标顾客。

二、跨文化管理，全球营销之必须

实行全球营销，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而全球的目标顾客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包括交流沟通的第一要素的语言不同、所处国家的风俗习惯不同、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导致的民族感情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以及和家庭构成等不同，从而导致购买模式、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且这些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就是千差万别的，何况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而这一切主要缘于各国的文化环境不同。

实行全球营销，跨国经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诸多差异之间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环境，企业经营环境的跨文化差异是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现实背景。一般的说，跨国经营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其中文化因素对企业运行来说，其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全系统、全过程的。在跨国经营企业内部，东道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相互交叉结合，东道国和所在国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经理职员之间的文化传统差距越大，所需求解决的问题也就越多。在跨文化管理中，形成跨文化沟通和谐的具有东道国特色的经营哲学是至关重要的。

伴随着全球营销的发展，经济学家将文化因素引入了消费者行为模型，强调了文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主流的购买行为模型将文化定义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关键因素，科特勒认为文化因素将对消费者行为产生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主流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如恩格尔—考莱特模型对文化变量的重要性给予了证明。在EKD模型中，环境影响、个体差异和心理过程是塑造消费者行为的三个核心力量，对这三个力量影响下的因素分析表明，大多数因素是直接或间接的文化范围的变量，如社会阶层、家庭、动机、态度、价值、生活方式以及学习。因此,他们得出文化因素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华纳曾指出：“在跨文化管理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有效的办法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没有效果。”因此，进行跨文化管理是实行全球营销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

三、冲突管理，跨文化管理的核心

跨文化管理又称交叉文化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其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条件下任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独特文化，从而形成卓越有效的管理过程。，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在管理过程中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企业的潜力与价值。

（一）跨文化冲突的特征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跨国公司由于加入了另一种文化的观念，势必会造成文化冲突(Cultureshock)。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特征有：1、非线性不同质的文化像不同的水域，几片或多片水域的冲突与交融，常常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因而具有非线性特征。2、间接性文化冲突一般都在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等精神领域中进行，其结果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需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表现出来。3、内在性文化是以思想观念为核心的，因此，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上。比如，对于美国人而言，任何超过50年的建筑物都可以作为国家历史圣地，因此，许多美国人并不为拆掉这样的建筑而代之以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而感到丝毫遗憾。而在欧洲，人们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圣地而感到自豪。这样冲突就发生了。1990年6月，麦当劳想在巴黎一家有180年历史而且毕加索和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曾经驻足过的建筑物中设立一个餐馆，尽管他拥有位于香格里拉大街的建筑物某些特许权，但巴黎市民宣称城市的历史纪念地不容侵犯，麦当劳最后屈服了。4、交融性。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始终相伴而行。跨文化管理的任务在于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共同的能体现各种文化精髓的东西，这样才能在各种文化环境中生存。

（二）跨文化冲突的表现

跨文化冲突表现在国际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某些特定的管理职能对文化更加敏感些，主要表现在员工激励、协调组织、领导职权和人力资源决策等方面。

在激励方面，工资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但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对工资的态度和政策不同。当美国的海外经理给东道国墨西哥的工人长工资时，却适得其反，墨西哥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去享受闲暇。这是因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对诸如工作这样的基本概念所持的态度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美国文化中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热情,而墨西哥人对工作的态度则是，工作仅是为了维持所期望的生活水平而采取的方法，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在协调组织方面，跨文化冲突从日本企业进军马来西亚的企业的苦衷可见一斑。在马来西亚时常发生工人“集体歇斯底里”的情况。因为区区小事，一个工人大喊大叫便会引发整个车间的骚动，造成停工。由于多数工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还不习惯城市工厂的现代化劳动管理。这种心理压力增多就会发生歇斯底里现象。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能请当地的巫师来驱邪加以解决。

在领导职权方面，中意合资企业迪玛公司陷入困境也是由于跨文化的冲突。这家拥有丝绸处理高新技术的企业市场前景是相当广阔的。但企业的中方董事长耐不住“大家长”脾气，对企业的产供销直接干预，甚至将企业从银行的贷款放在老厂的帐户上，终于将外方总经理气回国，企业陷入困境。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微软公司的原则是，需要人力时立即到市场上去找现成的，最短时间就能担当某个最具体的工作；培训5%的人员，另外的95%靠自学和在职“实习”；公司业务成长而员工没能“跟着成长”，就会被淘汰。其前任总经理吴士宏则主张帮助员工“跟着企业成长”，在中国市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由于不能克服这种跨文化的冲突吴士宏辞职了。

四、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的观念

首先承认并理解差异的客观存在，克服狭隘主义的思想，重视他国语言、文化、经济、法律等的学习和了解。当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到具有不同文化的东道国工作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反映了特有文化的语言、价值观念、思维形式等因素在跨文化管理中会形成障碍，产生矛盾，从而影响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理解文化差异是发展跨国文化管理能力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化差异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解东道国文化如何影响当地员工的行为；二是理解母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员的行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可以采用不同的克服措施。因管理风格、方法或技能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互相传授和学习来克服则比较容易改变；因生活习惯和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文化交流解决，但需较长的时间；人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差异往往较难改变。只有把握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

其次把文化的差异看成是一种优势而不只是一种劣势，恰当、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差异，为企业发展创造契机。西方有谚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文化给企业开展国际运营带来了机遇，但更多的却是巨大的挑战。广州本田汽车公司总经理门胁轰二先生曾说：“我们企业内部的矛盾颇多，但这也正是本田好的一面。我们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时，总是喜欢挑选一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合作者，这使我们经常发生意见的碰撞，这样不同思想的碰撞就会产生新的想法，从而创造出本田新的企业文化。”在广州本田看来，矛盾和冲突的正确对待，不仅不会形成障碍，反而会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创新的源泉。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跨文化管理的关键是人的管理，实行全员跨文化管理。这是因为：1、跨文化管理的客体是人，即企业的所有人员。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而这种新型的文化只有根植于企业所有成员之中，通过企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否则跨文化管理则流于形式。2、实施跨文化管理的主体也是人，即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跨国公司中，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可通过企业的产品、经营模式等转移到国外分公司，但更多的是通过熟悉企业文化的经营管理人员转移到国外分公司，在跨国公司的资源转移中，除资本外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流动性最强。由于跨文化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涉及到人，因此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中要强调对人的管理，既要让经营管理人员深刻理解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又要选择具有文化整合能力的经营管理人员到国外分公司担任跨文化管理的重要职责，同时要加强对公司所有成员的文化管理，让新型文化真正在管理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促进跨国公司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三）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1、本土化策略。要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的管理。通常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就必须雇用相当一部分的当地职员。这主要是因为当地雇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项法规，而且和当地的消费者容易达成共识，雇用当地雇员无疑方便了跨国企业在当地拓展市场、站稳脚跟。“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有利于东道国在任用管理人员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该雇员的工作能力及与岗位的匹配度，选用最适合该岗位的职员。但其缺点也是致命的。由于公司的各个成员都只重视自我的发展，无法形成一个集体价值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对个体来说缺少长久的凝集力。全球营销种产品的快速创新和多样化，以及人类种族之间的空前交往和融合，“多向交叉文化”策略己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采用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具体运用中，可采用以下的方法，来避免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突”：（1）尽量选用拥有当地国籍的母国入；（2）选用具有母国国籍的外国入；（3）选用到母国留学、工作的当地外国入；（4）选用到当地留学、工作的母国入等。

2、文化相容策略。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1）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就是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国的文化或是开发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同时运行于公司的操作中，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许多不足及其比较单调的单一性。美国肯德基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巨大成功可谓是运用跨文化优势，实现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2）隐去两者的主体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虽然跨国公司中的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两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产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却刻意模糊这种文化差异，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由于失去了主体文化那种对不同国籍的人所具有的强烈影响力，使得不问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公司中和睦共处，即使发生意见分歧，也很容易通过双方的努力得到妥协和协调。

3、文化创新策略。文化创新策略即母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国外分公司当地的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母公司和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外分公司企业文化，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础。这种新型文化既保留着强烈的母公司企业文化特点，又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母公司企业文化，又不同于当地企业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因为要从全世界角度来衡量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优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中间存在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只有将两种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既含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涵，又能适应国外文化环境，从而体现跨国企业竞争优势。

4、文化规避策略。这是当母国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母国的文化虽然在整个于公司的运作中占了主体，可又无法忽视或冷落东道国文化存在的时候，由母公司派到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必须特别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要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

5、文化渗透策略。文化渗透是个需要长时间观察和培育的过程。跨国公司派往东道国工作的管理人员，基于其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巨大不同，井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当地员工服从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是凭借母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公司的当地员工进行逐步的文化渗透，使母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东道国员工逐渐适应了这种母国文化并慢慢地成为该文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6、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跨国公司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全球营销时，由于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而跨国公司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适应由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母国的东道国的经营环境。这时跨国公司所采用的人事管理策略通常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己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如欧洲的跨国公司想要在加拿大等美洲地区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思想和管理比较国际化的美国，然后通过在美国的总部对在美洲的所有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而美国的跨国公司想在南美洲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与国际思想和经济模式较为接近的巴西，然后通过巴西的子公司总部对南美洲其他的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这种借助第三国文化对母国管理人员所不了解的东道国子公司进行管理可以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取得成果。

7、占领式策略。占领式策略是一种比较偏激的跨文化管理策略，是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时，直接将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行注入国外的分公司，对国外分公司的当地文化进行消灭，国外分公司只保留母公司的企业文化。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并且当地消费者能对母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模式采用得非常少。

总之，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和国外文化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五、跨文化培训，一个有效的途径

文化市场论文篇（5）

一、我国农村文化市场的地位

1.农村文化市场是我国文化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农民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农村文化市场在我国文化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突出。首先，我国有9亿农民，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对文化消费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农村文化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其次，农村文化市场的扩大和完善，有利于增强农村文化发展的生机和活力，繁荣农村文化艺术，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的文化需求再次，农村文化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对完善我国的文化市场体系，优化文化市场结构，推动我国整个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2.农村文化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文化市场作为特殊的商品市场，我们在对其进行定位时，不仅要将它列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进行“市场定位”，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它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进行定位，明确它在社会主义精神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重要阵地，决不允许成为腐朽思想文化滋生蔓延的场所。”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根本性质，明确了我国文化市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农村文化市场作为我国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农村文化市场是我国农村社会土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随着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文化市场日趋活跃，成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的主渠道，加强农村文化市场建设.成为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次，农村文化市场也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阵地。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作为满足9亿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主渠道的农村文化市场，理所当然成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最重要的基本阵地。

3、农村文化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对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扩大和完善农村文化市场，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而且，农村文化市场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农村文化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农村文化市场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乙随着原有的国家统包统揽兴办文化事业的旧体制的打破，民营企业和个体户纷纷投身农村文化产业，农村文化市场呈现出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共同投资和经营的多元格局，并在急体上出现日趋繁荣的良好发展势头。但由于历史、地理、经济、体制、人文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村文化产业起步晚，文化市场存在发育程度低，结构失衡，管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1.农村文化市场发育程度低，发展速度缓慢。由于农村地]一人稀，人口分散，交通不发达，文化队伍建设滞后，致使农村文化市场与城市文化市场相比，其发育程度相对较低，发展速度在总体上缓慢，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其主要表现为投资、经营、管理等方面尚未形成良性循环的市场机制，其总量、规模、档次和效益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

2.农村文化市场发展不平衡，各地之间的差距较大。由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决定，农村文化市场的发展亦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其文化市场建设亦走在前头，沿海和都市周围的农村，已初步形成了音像、书刊、演出、娱乐、休闲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文化市场体系。但在贫困地区农村，由于经济落后，信息闭塞，文化市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有些边远山区的农民甚至一年都看不到一场电影。

3.农村文化市场结构失衡，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低一些地区的文化生产者和经营者脱离农村实际，盲目上项目，缺乏科学规划和论证，适应广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实际需要的文化产品和经营项目少，而模仿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的项目多，致使农村文化市场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能适销对路。并且，由于农村文化队伍和文化经营者的总体素质相对较低，致使农村文化市场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高，一些粗制滥造，格调低下的文化产品充斥农村文化市场，而反映时代主旋律的文化产品和艺术精品在农村文化市场的占有比例不高，造成市场结构失衡，不利于农村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4.农村文化市场法制不健全，管理混乱，非法经营活动蔓延。农村文化市场具有点散、线长、面宽等特点，其管理难度相对较大。由于农村文化市场主体和消费对象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法制意识较差，农村文化市场法制不健全，管理不善，法治环境差，造成各种非法文化产品，如盗版作品、非法出版物、走私音像制品及其他各种假冒伪劣文化产品乘机由城市转人农村，占领农村文化市场。一些地方农村文化市场充斥着宣扬暴力、色情和封建迷信的文化垃圾，极大地危害着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农村青年‘此外，农村文化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关系没有理顺，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没有形成文化市场发育和完善的良好的社会氛围，也是农村文化市场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加强农村文化市场建设的对策思考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决定了我国农村文化市场不能任其自然、自发成长，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给予积极的培育和管理，并使之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加强农村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体现主旋律、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占领市场，给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和文化娱乐服务。农村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从体制、政策、法规等方面通盘考虑，还要注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i.积极推进农村文化体制改革，为农村文化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创造良好的条件。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我国农村文化市场建设，要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来促进其发育和完善，即通过改革来理顺各种关系，既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充分引人市场机制，促进农村文化市场的发育，又依据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对农村文化市场的管理和引导，促进其不断完善和健康发展。

文化市场论文篇（6）

一、经济合作呼唤文化圈建构

我国与泛北部湾东盟各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正蓬勃开展，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必须紧跟其后，积极推进。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呼唤，也是国际潮流所使然。

(一)经济与文化既各自独立，又交互作用。共同发展

人们往往受认识上片面性的影响，认为经济与文化是互不相连结的、分属两个领域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现象；加上传统观念中有重文化而轻经济的倾向，遂使这种观点长期以来颇有市场。这其实是错误的。经济是文化得以产生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已无需证明，而文化则是推动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实，经济对于文化的产生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它作为基础需要产生自己的文化。能不能产生文化以及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对经济而言都至关重要。社会的经济行为归根到底都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才发生的；而就经济行为本身而言，任何一次发生，无论其规模之大小或结果之成败，都是人类的本质向社会的诉求；因而都可以也必然产生文化。譬如商人在市场条件下从事产品的销售活动，必然会催生包括广告文化在内的商业文化。如果某一商业运作过程纯然是经济性的，与文化毫不相干，也没有催生商业文化；那么，不仅意味着此经济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经济，甚至其作为经济活动能否得以进行下去都值得怀疑。因此，可以说经济行为与行为进行中文化的介入和新的经济文化的产生，彼此之间具有必然性。

(二)经济要求产生属于它自己的文化，即能为它服务的文化

人类的文化有不同的内容，如政治的、军事的、科技的等等；其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产生途径和产生目的。经济所要求产生的文化必须具备为经济服务的功能。

首先，要能为经济的发展呜锣开道。社会生活中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突然间就实现的(突然间实现的事物往往就是突发事件，它是灾难性的而不是正常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正常的经济发展必须是过程性的发展，即有开端、成长、成熟、转型等等必经的阶段。这里说的“鸣锣开道”，就是要求文化为这个发展过程的起步阶段造舆论、酿氛围，使人们对经济发展帷幕的正式拉开有个心理准备，甚至产生期待。那么，由谁来担当这一角色呢?由文化，也只能由文化。譬如常见做法之一是在某具体的经济项目正式运行之前，要做市场调查，要做广告宣传，而这些都是文化行为。缺少了文化和文化媒体，就不能把这个“势”造

其次，要能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但文化对经济市场拓展所起的作用，就不是每个人都懂得了。一般人会认为经济市场得靠经济的力量去拓展，其实并不尽然，也得靠文化的力量拓展。譬如美国的百货店沃尔玛打人中国市场时，中国市场里并不缺乏这类商店。甚至恰恰相反，我国国营的百货商店遍布全国大中小城市，牢牢占据着日用商品零售市场的最高份额。但太平洋彼岸的沃尔玛毕竟进来了，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获得了社会各阶层消费者的青睐。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它是洋人开设的店，消费者有崇洋心理吗?个别消费者可能是这样，但绝大多数并不然，或者说人们第一、二次进此店消费时可能怀着此心理，以后的多次进店消费就不然了。那么，是否它出售的商品特别适销、价格特别相宜吗?也不完全是这样。其他的百货商店这些方面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主要是因为沃尔玛在带来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讲卫生、重文明、着力营造人性化购物环境的西方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正是我国目前城市众多百货商店所欠缺的。我国城市中的百货店铺店面狭小，货架充塞其中，室内空气流通不畅，与沃尔玛的冬暖夏凉相反，是冬冷夏热。顾客虽也能买到所需的东西，但毫无精神上的愉悦可言。沃尔玛店内整洁、舒适的环境和便利顾客的设施体现了购物的文明。正是这一企业文化理念吸引了广大的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它几乎每天都顾客盈门，所谓的文化招徕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文化通过价值观念，推动经济的发展。文化为经济服务，诚如上文所论述，可以做的事不少；但从深层次看，最重要的就是价值观的培育。即通过文化使经济体的所有成员形成一定的价值态度和价值取向，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如日本的丰田汽车制造这样的企业，曾以文化养成职工，使其把积极劳动、节约成本、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等等理念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这样的团队其高度的凝聚力和生产热情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它对发展生产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三)就泛北部湾经济圈而言，除了自身的发展需要构建相应的文化圈之外，国际潮流也在推动着这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建构

所谓的国际潮流，就是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地发展，必须置身于国际大格局中。像世界五百强之类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经营，办厂开店就是很好的证明，也是很现实的挑战。即不仅要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还要有文化储备，要能够“入乡随俗”。而“入乡随俗”就是文化认同。此外，在国内，它也还必须与社会中的其他力量相配合。而这“其他力量”可以是科学技术，可以是政治军事，但最重要的还是文化。

总之，文化通过自身的跨国家、跨民族的传播可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早在我国汉唐时日本人就学会了喝茶，相应地推动了我国茶文化向日本民族的传播。时间一长，日本民众也兴起了“茶道”这样一种充满东方情调的文化生活方式，至今仍长盛不衰。这一中日间的文化生活交流对中日间茶叶贸易的促进是显而易见的。又如泛北部湾各国由于早就接受了我国汉文化的影响，使这些国家在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上与我国有许多接近之处，这就有利于彼此间经贸人员的往来和贸易的开展。尤其是农副产品、中医药材的贸易和旅游业的开展，更是明显地得到文化之协助，获益良多。

二、“自我构建”三原则

建构泛北部湾文化圈的意义已如上述，但泛北部湾文化圈将如何建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解释“文化圈”。

“文化圈”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所谓“圈”指的是一定的地理范围；生活在这个一定范围内的人民群众，在文化上表现出某些具有共同性的特征；尤其是在物质文化上，其共同性特征十分稳定，世代相传，且不会逸出这一既定的地理范围——这就是“文化圈”这个概念初期被赋予的内涵。它一开始并非被用于文化学，而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在人类学者看来，“文化圈”与文化的传播行为分不开，是传播的文化与接受者的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后来此概念移用于文化人类学、文化史学和文化学等学科领域，其内涵也有所扩展，即不仅仅限于物质文化及其特征，更重要的是指这一地域内的文化在品味上的独特性和文化构成要素关系间的紧密性与制约性等。它是文化现象存在的一种基本结构，具有持续、联结、发展和整合文化的作用。文化人类学家斯宾格勒把全世界的文化分为文化圈，历史学家汤因比把全世界的文化分为三十七个文明圈(其实就是文化圈)，都是对这一范畴的具体应用。本文所论述的文化圈问题不属于这一类的为世界文化划范围的宏大问题，而是针对泛北部湾经济圈的构建所作的有关文化问题的思考。

如何建构泛北部湾文化圈?本文提出“自我建构”的原则。所谓“自我建构”，它包含以下三个内容：遵循文化传承的规律建构，遵循文化传播的规律建构和遵循经济与文化互动的规律建构。

(一)按文化传承的规律建构

文化传承的规律要求面对历史和尊重历史，历史上在泛北部湾国际区间的文化生成，是今天构建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基础。

泛北部湾诸国文化圈的建构固然是今天建构泛北部湾诸国经济圈建构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应该理解为是该区域各国历史上生成的文化在当代延伸与发展的结果。我国与泛北部湾诸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其中一次最具影响力的交流活动，当推明朝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五年(1430)这二十五年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八次下西洋。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苏丹、东帝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是船队多次停泊与访问的地方。如今在这些国家中，尚流传与“三宝太监”(即郑和)相关的习俗和民间故事，记载相关内容的文献、古迹、文物等也很多。此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大批的中国民众移居海外，其中在东南亚各国侨居的占多数。他们的移居或为了谋生，或为了避祸、避战乱，即主观上并未具有传播文化的初衷；但到了这些国家之后，也都同时把华夏的文明带了过去。如现今柬埔寨的语言中，借用了许多中国潮洲话的词汇，泰国的语言中也有不少汉语的借用词。又如外国的考古专家发现，老挝的石斧文化来源于中国，老挝民间的葫芦文化，深受中国原始葫芦文化的影响。再如早在公元802年，当时的缅甸王朝就派谴歌舞团到中国来，学习唐朝宫廷的音乐和舞蹈。如今缅甸的许多传统乐器，就是那时传过去的。又再如中国的古典文学对泰国的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三国演义》就曾被泰国作家译成泰文，在泰国文学界广为传播；并由此而影响了泰国作家的创作风格，形成一种新的流行文体叫“三国文体”。

我国传统文化对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影响面更广。越南李朝时(约公元10世纪)把汉字定为全国通用的文字。李朝的最高统治者李公蕴把国都迁往河内(当时此城市叫升尤)时，向全国人民的一个文告《迁都诏》就是用汉字写的。这篇诏书也是越南古典文学中的名篇之一。阮朝时，明命帝于1839年奏请中国道光帝颁发《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学习汉文。1867年，越南的嗣德皇帝曾说过：“我越文明自士燮以后，盖上至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理政、医术，无一不用汉字。”

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总数的76％，中华文化在这里深深扎根，传承延续。尤其是中华文化中的传统道德理念，更是有力地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1982年8月至9月，新加坡邀请海外38名着名儒学专家来讲学，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就如何进行儒家伦理思想教育进行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确认了儒家伦理为国民的核心价值。他们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确定为新加坡人必须保持和发扬的“八种美德”，并结合新加坡今天的实际情况予以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

在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以上，是仅次于马来人的第二大族群。因此，汉语言文字和中华传统文化在这里的影响相当大。仅以它的新闻传媒报纸为例，在全国50家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中，华文报就有24家，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以着名侨领陈嘉庚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创办的《南洋商报》，着名华商胡文虎在同期创办的《星洲日报》、在30年代末创办的《星槟日报》等三家报纸影响最大。这些报纸不仅在为马来民众与岛外世界沟通信息上起了重要作用，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按跨文化传播的规律建构

泛北部湾区域各国、各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是建构泛北部湾文化圈的逻辑中介与必经过程。作为逻辑中介，一头连结着泛北部湾地区各国、各民族文化体，另一头通向泛北部湾文化圈；作为必经过程，要解决好共同话语空间和文化形态可塑性这两个问题。

1．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建构离不开文化传播，但这种传播的性质不是某一种强势文化在不同地域间的传播，而是不同的文化体在不同的地域间的传播，即跨文化的传播。历史上不乏强势文化传播导致文化强行认同的例子，但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传播，因为它的本质是文化殖民。文化殖民是错误的，是霸权主义者之所为；而跨文化传播则是以承认各文化体的相对价值为前提的。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无一不烙上了这个国家、民族独特的思想和情感的印记。为什么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是独特的?因为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所面临的历史命运、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以及他们文化的传承等等都是与别人不同的，而且就他们自己而言，则是不可重复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文化都具有独特的价值。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圈，就应该包容这些有独特价值的文化。换言之，就是跨文化传播以各文化体的独立与平等为前提。独立是指该文化体已然发育成熟，拥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平等就是指国家或民族无论大小，也无论其发展水平高低，其文化的地位和价值是一样的。

2．跨文化传播必须在不同的文化体中寻找能够彼此认同的文化平台和话语空间。首先要论证的一个问题是能否找到这样的平台和空间，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地域的接近、自然环境的类似以及历史上和平地与非和平地交往(后者指战争、劫掠之类)，都能促成文化认同和共同的地域心理的形成。以泛北部湾各国为例，我国华南沿海、西南的部分省份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由于自然环境的类似(如地形、地貌、土质、气候、植被等等)，形成以水稻种植为基本内容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培育了稻作文化——又称“那文化”。毫无疑问，在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建构中，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和空间。围绕着这个核心内容，可以进行从科学技术到民间文化的广泛交流与认同。

3．在跨文化传播中，各参与传播的文化体，必须具备文化形态的可塑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本土涵养、发育的；因而任何一次跨文化的传播，都是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碰撞的结果不外两种：一是外来的文化被拒斥，二是经过磨合，外来文化被接纳。这时，那被接纳的外来文化已不复是原来的形态，但文化中的基质却得以保留。两千多年前印度的佛教传入我国的过程，是个很好的例子。东汉后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而这时在人们的精种生活中，已经形了以天帝和祖先崇拜为特征的信仰，其内容包括阴阳、五行、五德、五帝、鬼神、谶纬等多种观念。早期的一些佛教僧人如佛图澄、慧思等，为了迎合中国社会文化，也采取了流行的阴阳、五行等概念，附会宣传。史书曾记载后赵的名僧佛图澄，用道术感化过后赵的统治者石勒，阻止了他对老百姓的残酷杀戮行为，吸引了众多信徒。又如印度佛塔作为佛教高僧逝世后的墓，通常由方形台基和其上的半圆形墓身组成；传人中国后，受秦汉时流行的神仙思想影响，所谓“仙人好高楼”，于是与我国重方形的传统的阁楼建筑文化相结合，成为楼阁形的塔：下部为我国固有的楼阁，上部保持印度的样式。南北朝时代的木塔基本是这样建筑的。到了唐代，把印度的半圆形与我国的方形进一步融合，成了八角形。这之后，遂成为最常见的中国佛塔造型。

(三)按经济与文化互动的规律建构

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已如上文所论，因此，在文化圈的建构中，不能脱离经济去进行单一的文化圈建构。但是，这里所论的结合经济进行的文化圈建构却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类的举措。因为如果文化的作用仅限于搭台、造势，以此为经济招徕顾客，那还是停留在“经济、文化两张皮”这一肤浅的理解上。只有深入认识经济与文化在本质上的关联性，才能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性以及互补共赢的建构意义。

文化市场论文篇（7）

二、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测度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江苏省作为我国最早开始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地区之一，各项改革措施和成效均在此得到较全面的反映。截至2013年末，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85604.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4%;贷款余额61836.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6%。此外，江苏省内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呈现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格局，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不同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的内在差异。本文以江苏省33个县域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县域内33家农村信用社为样本，其中，苏南12家，苏中9家，苏北12家。研究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相关年度的各家农村信用社财务报表。

2．江苏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1)县域金融机构数县域金融机构数是指县域金融市场上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家数，该指标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2000—2011年江苏省县域金融机构数变化趋势考察期内，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平均依次为9家、8家和7家。2000—2007年，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增长缓慢;2007—2011年，数量激增。其中，苏南县域金融机构数增幅最大，为66.7%;苏中次之，为57.1%，苏北最小，为50.0%。(2)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本文以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MS)来衡量其市场势力，计算公式为MS=Nit/Xit，其中Nit表示第i家农村信用社t时期的存、贷款规模，Xit表示第i个县域t时期的农村金融市场存、贷款总规模。2000—2011年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变化趋势。苏北地区农信社市场份额显著大于苏南和苏中地区，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0—2008年，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升幅最大，苏中和苏南较为平缓;2008年以后，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显著下降，其中苏北降幅最大。

三、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因素实证及结果分析

1．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为进一步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说，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FixedEffectsModel)对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该模型可以有效消除普通模型存在的自相关问题，有效控制那些不随时间或不随截面变动的因素，在变量选择方面，本文选用县域金融机构数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作为市场结构变量，分别衡量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根据本文假说，农村金融市场机构数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负向影响，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正向影响。利率政策变量用政策允许的利率浮动上限来表示，利率浮动上限提高会提升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利率政策变量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本文的风险变量主要指信用风险，以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衡量，由于不良贷款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因此对不良贷款率取滞后项，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农村信用社的营运能力变量则通过权益比、存贷比、收入结构以及平均营业成本率表示。其中，权益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化水平，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存贷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能力，该比率越高说明其资金配置能力越强，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负相关;收入结构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收入结构和产品创新能力，该比值越高表示收入来源越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其与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平均营业成本率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该值越大说明金融机构的边际成本越大，但也会带来金融机构贷款价格的提高，因此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关系不确定。本文选用县域人均GDP和第一产业占比这两个指标作为宏观经济环境变量，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2．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利用Stata12．0软件，对上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论:第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根据实证结果可知，三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即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一成立。第二，利率市场化对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苏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与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两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竞争性较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无显著影响;苏中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竞争性稍弱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苏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垄断程度较高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显著增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二成立。第三，风险变量与营运能力变量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基本符合预期。苏南和苏中地区的不良贷款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越多，风险溢价越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权益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说明农村信用社资本化水平越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三地区存贷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相关;农村信用社收入结构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表明农村信用社业务形式越单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与苏南地区平均营业成本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在于营业成本增加引起贷款价格上升，但是贷款价格上升幅度小于营业成本上升幅度，由此造成贷款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减小，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第四，衡量农村地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量中，苏南地区的人均GDP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信用社边际成本降幅越大，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的降幅小于边际成本降低的幅度，造成两者的偏离水平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增大。此外，苏南和苏中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说明农业占比提高会降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从而减少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这主要与我国对农业信贷的利率优惠政策相关。

文化市场论文篇（8）

1引言

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能源、包括对电力供应的依赖程度更强，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对电力系统供电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电力改革的逐步深入，电厂与电网将彻底分离，分别成为独立的发电公司和具有自然垄断地位的电网公司。并且在日后条件成熟时，将继续剥离电网公司的配、供电资产，最终在发、配、供电领域引入自由竞争，而输电领域则仍保持国家的自然垄断性质。电厂和电网分离后，未来电源规划(新增发电容量和旧机组的退役)很可能是发电公司的内部决策，以电厂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电源规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市场的电价波动情况、国家政策的变化、能源的价格以及负荷的变化等因素。因此，新的机组(或电厂)的类型、位置、容量、投运时间，以及旧机组和旧电厂的退役或停运等情况基本上由发电公司自行确定，并且这些信息往往不能提前在市场中公布，这对电力规划来说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电力市场中的电网规划同样将面临很多的市场不确定因素，如电源规划、负荷变化、系统潮流变化等未知情况。

2电力市场对电力规划的影响

电力体制改革前，我国电力规划、投资和建设是包括发电、输电和配电的垂直一体化国家电力企业的内部行为。国家电力企业是电网的投资者。传统的管理机制保证电力企业能安全地实现投资回收，并获得一定的利润，电网投资风险较小。电力改革前，电力工程(包括电源和电网)建设的时间、地点、进度等等，自始至终都有很好的规划，统一性比较强。

随着我国电力改革的逐步深入，电厂与电网将彻底分离，分别成为独立的发电公司和具有自然垄断地位的电网公司。并且在日后条件成熟时，将继续剥离电网公司的配、供电资产，最终在发、配、供电领域引入自由竞争，而输电领域则仍保持国家的自然垄断性质。

电厂和电网分离后，未来电源规划(新增发电容量和旧机组的退役)很可能是发电公司的内部决策，以电厂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电源规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市场的电价波动情况、国家政策的变化、能源的价格以及负荷的变化等因素。因此，新的机组(或电厂)的类型、位置、容量、投运时间，以及旧机组和旧电厂的退役或停运等情况基本上由发电公司自行确定，并且这些信息往往不能提前在市场中公布。

电力市场中的电网规划同样将面临很多的市场不确定因素，如电源规划、负荷变化、系统潮流变化等未知情况。电网规划要适应这些不确定因素，使电网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鲁棒性，相对于传统的电网规划来说要困难得多。随着网厂分开、电力市场机制的建立，电网管理和规划组织方式、投资方式、输电定价体系、监管机制、电源规划和电网规划的关系以及可靠性准则将对电网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影响到电网规划的方式方法。

综合起来说，电力市场化对电力规划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1电网所有权和规划权的关系。改革前电网所有权、规划权和经营权是一体化的。改革初期电力市场中电网仍然是垄断经营的，是运营企业同时扮演着输电网所有者、规划者、系统操作者和市场操作者的角色。电网所有权和规划权相统一的模式操作简单，有利于保证电网充足投资、合理规划和技资。当电网所有权和规划权分离时，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与电网使用者之间的合同和商业的复杂性使得规划问题、利益问题变得很复杂。因此，在电力改革初期，采用电网所有权和规划权统一的模式是可取的。

2.2电源规划与电网规划的关系。电力体制改革前，电网规划是在己知电源规划的条件下进行的，电源规划与电网规划是统一的、协调的。改革后，随着厂网分离、电力市场的建立，发电厂、电网的规划和建设，经济上和行政上是相互独立的。但由于电力工业的特点所决定，电源与电网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关，是电力供应共同体的两个部分。总体上看，电力需求分布和和大型水电站开发、煤电基地开发和核电站开发决定了电网网架，电网引导负荷中心电厂和一般性电源的布局，因此电源与电网是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的统筹关系。双方应在进行规划时本着互利原则，相互提供信息支持，使电源规划和电网规划能在双方协商下完成。

2.3对电力规划的评价。传统的电力规划属于行业规划，其目标是使全社会效益达到最优。市场化条件下，除电网的行业规划外，还需要进行公司(企业)规划。进行这两种规划时，由于某种出发点不同，规划内容、目标和评价标准也不完全相同。

行业规划是政府或代表政府的调控机构用于指导市场竞争主体的纲领性和政策性文件。其主要作用是反映市场需求、引导投资方向和做好综合平衡，使社会总成本最小。因此规划思路上，要突出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充分体现全社会的发展要求，在国际和和国内的宏观环境中研究解决电力工业发展问题，使市场潜在的投资者能够把握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从而对其经营行为起到指导作用。

另一种是公司(企业)规划，是企业为谋求长期发展和生存，在对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基础上，对企业的主要目标、经营方向、重大决策做出长远的、系统的和全局的谋划。规划工作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电力体制改革后，由于规划主体发生变化，评价方法也将发生变化:评价行业规划的好坏主要是看社会总成本的高低:评价公司(企业)规划的好坏主要是看规划对其所有者权益大小的影响。

3市场条件下电力规划的基本准则

3.1适度超前原则。电力发展速度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称为电力弹性系数。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一般应保持在0.8-1之间。但是电力弹性系数的多少，是与国家的产业结构有关的，如果耗电大的产业占有较大的比例，相应的电力弹性系数也就比较大。近几年凸现的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充分说明了前一时期的电力规划工作脱离了实际，预测的电力需求与实际的电力需求偏差较大，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且对电力弹性系数的科学性产生了质疑。因此，在进行电力规划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认识到电力是国民经济先行的重要性，要着眼全局，加强前期工作，适度超前地进行电力规划。

3.2市场原则。电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将市场机制引人电力工业，促进电力工业的内部竞争，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电力服务质量的目的。电力规划工作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首先，电源企业和电网企业都已经是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同时，它们也是电力市场的主体，它们的经营活动基本上都是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因此，电力规划工作也应当遵循市场规则。其次，市场条件下的电力规划必然涉及到电源规划和电网规划的协调。由于目前这两个规划工作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市场主体，虽然为了保持电力规划工作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市场主体，虽然为了保持电力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必要的行政指令是必需的，但是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来协调两者的规划活动才是正确的，这不仅有利于调动两者的积极性，而且符合电力工业改革的原则。再次，电力发展规划通过电力需求预测、发展目标、重点布局以及相关政策，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了广泛的信息，使不同市场主体从中得到提示和鼓励，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3电源和电网统筹规划的原则。我国目前电网与电源资产的比例约为4:6，而国外电网资产占电力工业总资产的比例为55%一60%，个别国家甚至达到了70%。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防止由于输电线路的限制而发生“有电送不出”的现象，从而导致新一轮的缺电局面。从技术的角度看，电源与电网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关，是电力供应共同体的两个部分川。由于电源、电网都有各自的特性和规律，在电力工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相互作用也有所不同，需要更加重视协调电源建设与电网发展的关系，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如在电力发展初期，电源布局决定了电网，电网规模决定了电厂可装单机容量大小;但当电网规模足够大，电网足够强时，这种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弱化了，但相互之间的要求与约束仍然是紧密的。总体上看，电力需求分布和大型水电站开发、大型水电基地和煤电基地开发、核电站开发决定了电网网架，电网引导负荷中心电厂和一般性电源的布局。

文化市场论文篇（9）

我国是一个超级农业大国，而农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的贡献远不及其它小国家的农业对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中国70%的人口在农村，1998年，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要15.8%，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但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它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和市场扩张潜力，启动农村市场对于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

一农村市场启动不动的原因及对策

目前，在中国7万亿存款中，农村居民仅拥有1万亿，人均只有1200左右，农民的增收又较缓慢，农民的增收幅度2001年又比2000年回落了0.3%。所以农村市场启动不动主要是没钱，即贫困原因造成的。

贫困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够完全根除的社会“顽症”。它的存在对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构成了一种巨大的钳制性力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构成了一种巨大的钳制性力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群生活水平之间的悬殊差异，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均是一颗“定时炸弹”。我国自1994年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在反贫困的问题上已经取的了一系列的成就。截止到1998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改革开放初期地2.5亿减少到4210万人。

要想把农村市场开发出来，我们首先的任务就是扶贫，以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具体来看，扶贫政策在目前和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通过如下措施来具体化：

1国家的地区发展政策要进行重大调整，以缓和东部、中部、西部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

中国的情况是，贫困人群多集中在特定的区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实现整个国家脱贫的一个基本点。反贫困战略如果没有地区发展政策的配套，则没有实现的可能，而地区发展政策的调整，主要就是政府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向中部和西部的倾斜，在财力方面加大投入，在体制变动上给予更多的灵活性。

2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要进行重大调整，尤其是对农业要加大投入

长期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投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其速度远低于国家从农业部门取得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由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长期不足，造成了农业的基础设施破坏，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抗灾能力的下降；再加上农业科技进步缓慢，这样直接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人民的收入很难提高。

3国家的教育文化政策要进行重大调整

区域劣势加之交通、通讯等条件的落后导致广大农民观念上的保守陈旧。有些地区的农民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在农业生长中不因地、因时而异，总是使用“祖传秘方”，农业生长很难提高。更有的人在思想上安贫乐道、安土重迁、整天盼望救济，更有甚者，鄙视经商，认为经商是为人不齿的活动;他们得过且过；宁可常年在困苦中忍受，也不肯主动吃苦去变革贫困。这些思想的存在归根于文化的落后，所以我们要加大教育事业在农村的发展。二开拓农村市场要以农民为中心

农村市场的主体是农民，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必须以农民增收减负为前提。

（一）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1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品质和产量，降低农业生长成本来增加农民收入。

先进技术运用到农业中能简化生产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加大在选育、引进、繁殖等方面的研究，努力培育和引进一批高产、优质的农产品品种，进一步推广农业增产技术设施，并积极提倡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物农药和生物防治技术，减少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并在干旱地区推广节水灌溉技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2努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来增加农民收入

在农村，应努力实现生产、加工、储藏、保鲜、销售、运输和信息服务的一体化，改变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单家独户分散经营与庞大的市场相脱节的矛盾，要把农业产业化和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有机结合起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并鼓励一些民营企业做好农产品市场的产品流通，加强农村市场的灵活性。

3在农村实施市场化改革

农村市场化改革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源泉。我国农村发展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市场要素流通，大力发展各种市场中介组织以便农民进入市场，以市场需求来调整农业结构。同时，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计划落后的农业管理体制，为农村市场化创造条件，为农民增收服务。

（1）、培育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化。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也逐步融入市场经济的洪流。但是我国农村市场体系不完善，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直接影响了农产品价值的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是新阶段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然要求。

（2）、扩展农业生产模式，大力发展各种市场中介组织。我国农业生产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规模生产，小生产与大市场必然存在难以对接的矛盾。同时，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其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这都是农户进入市场的屏障。而且，现阶段农业经济结构和农产品生产与消费特点及自然属性决定农产品的流通，有与工业流通完全不同的特性，加大农产品进入市场的难度。要解决小农生产的微观农业经济组织与大市场的宏观经济之间的矛盾，必须培育发展各种市场经济组织，建立符合大市场要求的有效的组织形式。

（3）、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以质量、效益为目标调整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提高品质，是农村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是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战略选择。在农产品供求关系已经出现了相对性，地区性和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产品数量的增减和比例的变动已意义不大，应随着市场需求，提高品质和质量。

（二）减轻农民负担

1端正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

各级地方政府及农村基层组织要把切实减轻农民经济负担、尊重农民合法权益当作农村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要正确估计农民的富裕程度并正视农民负担过重的现实。对目前的农村经济形势不能盲目乐观，而应当依法管理农民负担，严肃处理各种集资摊派行为，保护农民从事农村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2在农村实施税费改革。

农村“费改税”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革命，它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农村税费关系不清、分配关系不顺、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

3健全政府部门约束机制

政府部门要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建立健全政府部门的约束机制，以解决各级政府之间、各个部门之间权责不明、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

（三）开发适合农村消费的产品

在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中，提高农民收入是拉的作用，而开发生产适合农村市场的产品则是推的作用。我国农村市场消费品远远满足不了农村居民的需要，供给农村市场的商品不适销、质量低下、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而且，农村市场的产品售后服务质量普遍低下，根本没有送货上门、使用指导、定期回访等服务，甚至有的销售单位只顾眼前利益，实行“货物出门后不管”。售后服务的缺陷限制了有支付能力的农村居民的需求。

生产企业应该以满足农村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进行生产和经营，树立质量意识，向农村提供适销对路的高质量产品。特别是要提高销售服务质量。销售服务做的好，会使消费者增加安全感，同时也会帮助消费者降低使用成本，提高满意程度，而这些既有利于企业良好声誉的形成，又会因农村消费者的仿效性和趋同性而产生有效的消费示范作用。

（四）要打破农民传统的消费观念

传统的观念使人们崇尚“收支相抵，略有节余”，忌讳“寅吃卯粮”，主张“节约在前，聚财在后”,偏重远期消费，轻视近期消费。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和传统的攒钱消费模式，即使手中有钱，农民对花钱依然很慎重，长期以来“过苦日子”的消费习惯更使人们今天不敢花明天的钱。这种消费观念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消极作用，降低了消费信贷等政策措施的灵敏度，并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和导向作用。这都充分要求我们在以后的行为活动中，注重农民的消费观念，打破他们长期以来的保守思想，让他们充分了解银行信贷与消费方面的理论知识。

总之，农村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开拓农村市场对与我国来说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还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它不仅可以缓解我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贫富差距，对于我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同样有巨大的作用。开拓农村市场任重而道远，势在必行。转

参考文献:

1.杨素群《中国农业现代化重大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

2.余红《中国农民社会负担与农村发展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7

文化市场论文篇（10）

1.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必要性来看：

(1)证券市场国际化符合当前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总体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以银团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比重下降，以发行公开上市证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比重上升，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5年全球发行国际债券5016.6亿美元，发行国际股票442.3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分别为11.6％和25.3％。1995年净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1815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占20.3％。199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证券投资占净流入资本1059亿美元的17.5％，相当于同年发展中国家证券投资总额的50％。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正好符合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总体趋势。

(2)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开辟了境外融资的新渠道。据日本野村证券估计，若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8％―9％的速度，今后5年所需外资至少是2000―5000亿美元。适应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趋势，国际证券融资将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截至1997年12月，中国依靠发行股票共筹资137.8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

(3)证券市场国际化有利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代经济制度。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意味着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和上市公司经营行为的规范化，这是企业进入国际证券市场最基本的要求。同时，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还可以使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向国际规范化方向发展，可以培养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可能性来看：

(1)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地方性市场到全国性市场为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打下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中国证券市场逐步成长起来。1981年，中国开始恢复国库券发行；1984年，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少数企业开始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1988年，国债流通市场建立，与此同时，许多地方股票柜台交易开始出现；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开始引入市场机制，证券市场向国际惯例靠拢的步伐越来越快。

(2)证券中介机构和证券投资各队伍迅速扩大，从事证券活动的心理素质和业务能力普遍提高。至1998年底，国内已有证券公司90家，从事证券经营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237家，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事务所103家，律师事务所322家，资产评估机构116有，证券评级机构2家，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至1999年6月底，在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开户数中，个人投资者达到4000万户，机构投资者15万户。(3)证券市场的技术和交易基础设施迅速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的柜台交易转入集中竞价交易后，两个证券交易所利用现代化的电子和通讯技术不断改进和完善市场设施，并系统地建立了各项业务规则。目前，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已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卫星证券通讯网与数字式数据传输网(DDN)和相应的交易和结算系统，基本实现了安全、高效、便捷的证券交易和证券账户管理。(4)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法规体系初步形成。从1991年开始，中国证券市场法规建设从无到有，在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和《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之后，1998年12月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等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也正在制定之中，证券市场发展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5)全国性的证券监管体系初步形成。1998年，国务院决定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面监管证券市场，并对地方证券监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初步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二、证券市场国际化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就一帆风顺。相反，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障碍，它制约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国际化。

从宏观方面看，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以及由此产生的证券市场制度性缺陷，严重影响了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

(1)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基础性体制前提。但是，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明显滞后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企不分。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和主线。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企分开的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政府控制型”，并演变为国有企业脱困的场所。第二，监管不力。政府在证券市场上扮演的角色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由此产生的政府行为是尽可能避免市场系统风险的过分累积和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市场体系的稳健高效运行。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证券市场上还扮演着股票市场上的最大股东和投资大众的“父母官”的角色，这就必然影响政府在证券市场上监管职能的发挥。第三，行政性审批的作用依然巨大。在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方面，证券监管部门被赋予了过多的审批权，不仅容易滋生“寻租”行为，而且容易造成大量低劣的证券进入市场，放大了市场的非系统风险。

(2)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虽然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制度建设，如证券发行制度、流通制度、公司产权制度和市场监管制度等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其不完善性，与国际惯例还有相当的差距，特别是制度建设中的“政府倾向”，导致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存在严重的体制性缺陷。这种体制性缺陷在这一程度上源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同时，它的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状况。

从微观方面看，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且运作不规范、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等)的非独立性和自我约束机制较弱以及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不规范等都是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重大障碍。

(1)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且运作不规范。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谈到入世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最大压力时指出，入世的压力并不是外资机构会进入，而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目前，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和行为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包装上市”。根据对上市公司的调查，一些公司的股票之所以能够上市，并不是因为它的业绩较好，而是“包装”得好。为了上市，一些公司纷纷改换名称，或者先收购兼并另一家公司，这就难免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有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半年内就出现了亏损，不仅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投资人对市场的信心。第二，治理结构不合理。一些上市公司依旧国家控股，公司股份结构中国有股占70％以上。在这样的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基本形同虚设，完全由国有股东说了算。第三，上市公司行为不规范。由于转制不彻底，上市公司的运作与其上市时的承诺存在一定距离，违规事件屡有发生，尤其是制造虚假财务报表、重大信息隐瞒不报等。

(2)中介机构的非独立性和自我约束机制较弱。目前，中国国内从事证券业务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为数不少，但由于其或多或少的“官办”性质而不具有独立性。相当多的中介机构不能公正地履行其审查和证实的职责，往往倾向于“照顾”上市公司的利益，形成与事实不符或严重不符的公司报告或结论。

(3)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不规范。公司披露的信息，无论是及时性还是重要性，均于投资人的要求存在较大距离，上市公司“知情不报”或言之无物的现象尤其普遍。同时，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证券分析专家对已经披露的公司信息和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加工整理，投资者很难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得出正确的投资判断。

三、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演进路径分析，中国证券市场要进一步国际化，应遵照以下路径选择：

1.规范上市公司的运作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是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基本前提，而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最大障碍就是上市公司的运作不规范和质量低劣。为此，必须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

(1)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选择和重组企业，确保素质高、经营业绩好、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入证券市场。从证券市场建设的角度看，一级市场的工作重点应放在严格审查公司章程、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招股说明书和严格监督公司的信息披露上。二级市场上，在尽快消除公司股权结构和证券市场分割的同时，坚持和提高股票上市标准，增加债优股的上市量，使上市公司质量和市场运作效率逐渐达到国际标准。

(2)加强上市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努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此，必须健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有效防范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的负面影响。

(3)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在适当缩短信息披露间隔时间、健全企业会计制度的同时，加强对信息质量的监管和处罚力度，将民事责任引入信息披露制度，以消除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状态，制止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促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完整和规范。

2.完善证券市场组织制度和市场结构，在实现国内证券市场一体化的同时，努力促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1)建立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上市公司退出制度是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中国证券市场只有单向吸纳功能，尚不具备真正的退出功能，致使证券市场效率低下。因此，在解除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父爱主义”的同时，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入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就显得尤其重要。

(2)尽快实现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三股合一，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A股和B股统一。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设立是由改革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改革的策略要求。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使我国的股份制改革超过了制度发展成今天的大好局面，但时至今日，占上市股本75％以上的国家股、法人股不能流通，不仅使通过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实现国有资产存量优化重组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使证券市场功能始终处于一种被扭曲的状态。实现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三股合一是证券市场功能完善和统一的必然要求。在此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实现A股、B股市场并轨、准许外国投资者直接进入中国股市。

(3)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从中国证券市场的未来发展考虑，必须加快证券市场的结构调整。在继续完善股票市场的同时，加紧建立创业板市场，使之与主板市场形成互补性的制度安排，为有潜力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积极发展分层次的场外交易市场，为已经转制的大量股份制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提供股权流通市场；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改变中国债券市场的分割局面。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金融创新，稳妥地发展金融衍生市场，使中国证券市场尽快形成以股票市场为主体，多层次证券市场并存和协调发展的市场体系。

3.强化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确保证券市场监管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社会化。强化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关键，也是证券市场国际化能够顺利实现的关键。当前，强化政府对证券市场监管要做的主要工作是：

(1)矫正政府角色定位，解除政府的“隐性担保”责任。

(2)完善市场法制，依法规范证券市场秩序。首先，要抓紧制定与《证券法》相配套的法规体系，增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同时严格对证券交易机构和证券经营单位的规制和管理，制止证券交易中的各种违规活动。其次，要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信息披露动态监管机制，对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跟踪核查。再次，建立健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组织机构和社会机构，维护投资者利益。

(3)建立社会化监管体系，发挥中介机构特别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券商和新闻媒体的作用，同时调整好中国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的职能划分，形成财务监督、法律监督、保荐人监督、媒体监督、行业监督、行政监督与市场监督相结合的立体式监督网络，尽可能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平性和有序性。

4.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和措施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加入WTO，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但是，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较短，在许多方面与国际证券市场运行惯例尚未完全接轨，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既要适应WTO规则的要求，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又要有效控制证券市场国际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为此，必须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和措施来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1)制定和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如《证券投资基金法》、《境外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法》等，利用WTO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保护条款，有计划地实现与国际证券市场对接。(2)允许成立中外合作基金管理公司，为国外基金进入国内市场开辟通道。

(3)进一步扩大外国券商在中国的业务范围，鼓励国内券商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加强中外券商交流和合作。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德福主编：《现代金融知识ABC》，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