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指危及全体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和公共利益的紧急事件。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当代的公共危机往往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新技术的支持下造成全球性的影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流行正在改变着人类的信息收发模式，也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新媒体技术将深入影响当今的“公共危机”事件及其管理。本文主要分析以Web2.0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具体影响和应用。

1，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信息管理与危机传播

公共危机管理就是“针对突发危机事件的管理，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前的预见能力和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恢复社会稳定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目前国内不间学科背景的学者基于国外研究和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建构提出了各种意见，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制度论”、“经验论”、“全面整合论”和“公共关系论”。这四类观点从各自的角度强调了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某些特点及其在实践中的重要性。然而，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其中都应该具备科学、高效的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和完整的危机传播(危机公关)策略。

信息的获取与管理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一切组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公共危机发生时如何甄别真实、有用的信息，如何管理、传播这些信息都是危机管理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科学、完善的信息管理机制和危机传播(危机公关)景略是公共危机管理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毫无疑问，整个公共危机管理机制中正是这两部分受到新媒体技术的影响最大，也是新媒体技术产生最主要的积极作用的部分。

2，研究现状与问题

目前国内学界研究的重点是危机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电子政务的作用。“危机管理信息系统是作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运用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加以建设。”电子政务系统“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的整合信息资源，打破政府部门之间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并使得公众可以方便快捷地通过政府网站获取政府的信息和服务。”而技术进步(表现在软件、硬件的更新换代和更多服务功能的提供)，例如以Web2.0为代表的新技术，会直接影响危机管理信息系统和电子政务系统的形态和功能。

更重要的是，现有的公共危机管理的公关策略和针对媒体的管理控制手段仍然将大众传媒作为影响公众的最主要的媒介渠道，其公关策略的核心是围绕着如何管理大众媒体展开的。互联网作为影响日益深远的信息传播媒介并没有完全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的公关策略体系之中。

在企业危机管理领域，已有学者对互联网的影响和作用做了初步研究并得出结论，如网络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一方面，网络可能是大众或媒体记者获知危机事实的第一渠道甚至是引发危机的导火索；另一方面，网络的互动性和及时，使其成为危机沟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虽然，公共危机在形态的复杂性和影响的剧烈性方面远一远超过了单个企业或组织的危机，但究其本质是相似的。因此，上述研究结论也应当适用于公共危机领域。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互联网对公共危机及其管理的影响时，必须及时关注互联网发展的最新特点，以此作为研究分析的前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能避免因技术的进步造成研究结论的过时乃至谬误。正因为如此，本文将从Web2.0时代的互联网特征出发分析互联网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具体影响和作用。

二、Web 2.0阶段的互联网对公共危机管理提出的挑战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发达，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乃至生存方式都在受其影响。这种影响即使在危机时刻也不例外。Web2.0阶段的互联网对公共危机及其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目前学界对于Web2.0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Web2.0是对互联网新阶段、新功能的一种描述和统称而非全新的事物。Blogger・Don在《Web2，0概念阐释》中提出Web2.0是以Flickr、Craigsfist、linkedin、Tribes、Del，icio.省略等网站为代表，以blog、tag、SNS、RSS、wild等应用为核心，依据六度分割、XML、A-JAX等新理论和技术实现的互联网新一代模式。Web2.0阶段强调的是网络的用户制造“内容”，大大降低了在互联网上内容的门槛，给予网民更大的创造性的空问。在这一阶段，任何网民都可以更加方便、简单地制造自己喜欢的内容并上传网络，与他人分享。

Web2.0时代的互联网的诸多服务应用已经部分的具备了媒体的传播特性。即所谓的“自媒体”特性。维基百科中对“自媒体”定义为：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

通过博客、播客、即时通讯这些网络工具，互联网用户可以信息、吸引公众注意进而营造舆论，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公共事务产生更大的影响。目前网民的个人素质良莠不齐，新兴的网络自媒体又缺乏合理、有效的监督手段，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基于互联同的自媒体形态都可能对社会造成各种负面，在可能爆发危机的时刻或已经处于危机的阶段，这种互联网新形态对公共危机管理可能造成的困难和对社会可能造成的破坏力将超过web1.0时代。因此，如何应对这种困难，降低这种破坏力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互联网作为新型传播媒介的优势，帮助公共危机管理顺利实施，将是当今公共危机管理所面临的新挑战。

三、如何使用Web2.0互联网应对公共危机

1，化解互联网在公共危机管理和传播中产生的负面影响

为了应对互联网带来的这一日益明显的挑战，在公共危机管理和传播过程中应该将带有自媒体特性的互联网传播形态视为与大众传媒同等重要甚至是影响力更大的媒介加以考虑，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补充性的渠道。具体而言，在限制互联网可能产生的危害方面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

(1)制定专门的互联网危机传播策略，建立针对自媒体特性的管理、监督机制。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必须像管理、监督大众媒体一样，对互联网形成有效的管理、监督，以确保政府权威信息向公众传播，危机管理具体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互联网的传播模式不同于大众传媒，其互动性、及时性、无中心化、网络化等特性要求制定符合这些特点的专门的互联网

危机传播策略和公关策略。在这方面企业危机传播领域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公共危机领域完全可以借鉴。

(2)相关的研究和大量的现实案例已经证明，互联网在危机的爆发、传播乃至其后的控制、管理的多个阶段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网络可能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也可能是加快危机发展的鼓风机、还可能是扑灭危机之火的灭火器。对于互联网的这种在危机传播过程中的多重角色的特点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①导火索，即直接出互联网上的信息引发各类危机。这种例子随着互联网影响力的增加越来越多。2007年6月，震惊全国的山西省洪洞县黑砖窑事件就是首先由一位当地妇女在互联网上发了一封求助信引发的。互联网带给公众更大的言论空间，因此，引发各类危机的信息可以在网络上更自由、更快捷地和传播。互联网先天上就具有成为爆发危机的导火索的优势。

②鼓风机或灭火器，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是一种网络化的“病毒”式传播。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上都强于大众传媒。因此，当危机出现后，大量互联网用户参与相关信息的传播和议论，将会加速危机的发展，扩大危机的规模。网络用户通过具有自媒体特性的博客、播客等传播工具直接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各种意见、情感，对已处在危机情景中的组织(企业或公共部门)进行质询、谴责甚至攻击，这样的不满的情绪会迅速传染其他网民。进而形成强大的网上乃至现实社会中的舆论。这样将有可能产生两类结果：

a鼓风机效应：使已发生的危机迅速放大、恶化和蔓延；b灭火器效应：网络上形成的正面舆论影响现实层面的具体决策，加快危机的化解。

无论是成为鼓风机还是灭火器，互联网上的危机信息产生舆论效应的时候，都会对危机进程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在公共危机的管理中对于互联网舆论的形成需要特别关注。由于互联网信息制造、传播的平等性、自由性，对于互联网舆论的监督应该以引导为主，帮助互联网用户自己形成有利于事态健康发展的舆论。

化解互联网的消极影响从根本上讲是要认识并尊重互联网这一日益重要、十分独特的传播媒介的规律，科学、合理地利用这些规律，使互联网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预警器、灭火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限制互联网的消极作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有效运用互联网的诸多服务功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2，Web 2.0阶段的互联网传播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Web 2.0阶段的互联网传播在公共危机管理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只要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互联网不瘫痪，网络用户就可以用其进行信息交流。这一行为完全可以伴随危机管理的始终。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成为联系个人问、群体问、部门问、地域间等不同层次人群间信息交流的最有效的平台。Web2.0技术提供的各种个性化的服务无疑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具体来说以下凡点最为明显：

(1)权威信息的重要渠道：

在危机管理的整个过程中，政府的权威信息的和有效传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利用传统的大众传媒确实可以达到高效的信息覆盖，但这种传播模式本质上是线性的、单向的，而且电视、广播等媒体传播政府的信息是一次性的，为达到传播效果，必须反复播出。在危机时刻这种传播行为耗费巨大，难以令人满意。利用互联网进行权威信息的则可以有效地补充大众媒体的不足。

首先，在互联网上信息，成本低，信息的更新速度快，传播效率更高。Web2.0的诸多技术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些优势。如目前已经广泛得到应用的AJAX技术(Asynchronous JavaScnpt and XML，它不是一种技术而是多种技术的组合)可以有效地降低网络用户下载信息时服务器的资源占用量。而一些容量较大的信息(文字、音频、视频文件)都可以通过各类P2P软件加以传播。P2P技术就是个人可以直接连接到其他用户的计算机、交换文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连接到服务器去浏览与下载。利用这些新的网络传播技术可以利用社会的信息渠道来传播政府的权威信息和各种具体细节。

另一方面，作为受到危机影响的(部分或全体)公众对于危机关注度极高，需要获知相关的真实信息以指导其行为。每当有危机出现，作为信息自由交流的最大平台――互联网上就会很快地出现各类来源不明的相关信息。其中大量的是一些用户出于各种目的编造的网络谣言，这类谣言的危害性极大，在各类谣言充斥的海洋中真实的、权威的信息甚至都会失效。因此，在互联网上及时、有效、积极地权威信息是遏制网络谣言的有效手段。而危机管理的决策者、参与者、知情者、新闻参访人员、专家、顾问等等相关人员都可以将和危机相关的大量真实可信、生动感人的具体细节信息、亲身感触利用博客，播客(网络视频上传、下载)等方式进行传播，遵循危机信息的“梯度规则”，进一步降低网络谣言的危害。此外，Rss技术可以让网络用户设置个性化(新闻类型设定、新闻来源设定等等)的Rss新闻组，直接通过在线或者离线Rss阅读器来浏览网站摘要与新闻，而不必登陆网站就可以得到网站内容。针对这种信息获知行为，公共部门可以有意识地提供与危机相关的Rss新闻信息服务。只有更加灵活、高效地使用互联网传播，才能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更好地传播权威、真实的信息，抑制谣言的危害。

(2)信息的搜集、反馈和监督渠道：

公共危机管理要求公共部门在紧急情况下化解危机，减少损失，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在应对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准确、高效地了解民情、民意进而更有效地回应社会与公众的需求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前提。

虽然公共部门对于不同类型的危机会提前准备各种应对预案，但危机过程中公众的心理反应和具体需求(物质和精神层面)则事前无法清楚得知。这类信息需要通过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加以搜集，以指导危机评估、具体行动以及事后的救援和重建工作。除了公共部门主动搜集信息之外，大量信息搜集和反馈工作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如，当需要大量评估公众对于公共部门具体行为的反应或灾害受害者的身心状况时，可以通过互联网发放问卷，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进行实时的问答、评估网络舆论等方式获得相关的信息。公共部门应该提供类似“百度知道(http：／／zhidao.省略)”等形式的网上求助问答平台，专家实时在线回答公众提出的相关疑难问题，并允许公众上传个人受灾信息(在此信息的基础上加以核实、统计数据，帮助决策和行动)。通过这些灵活的信息交流渠道，公共部门可以获得更加充分的相关信息，以此来改进具体措施，指导进一步的行动。同时，公众的有效反馈还可以起到积极监督的作用，某些具体措施的不到位、不合理造成的危害通过网络的传播一方面可以迅速的反馈到部门中枢，另一方面，大量网民的支持所形成的舆论会造成极大的压力敦促错误行为的纠正。这种网络传播形成信息搜集、反馈和民主监

督机制无疑可以帮助公共部门更有效地化解危机。

(3)社会参与、社会动员的渠道：

现代社会的公共事务愈加纷繁复杂，公共部门没有能力解决所有的问题、事务，这就要求社会公众通过民主的方式主动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在日常的公共事务和应对公共危机时政府部门都需要大量社会群体、NGO的参与。这些公益性组织的积极参与和与公共部门间的合作可以使得政府克服直接处理社区服务等具体事务的官僚弊端、低效率和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从而使其成为政府能力建构的重要补充。

互联网是社会参与、社会动员的理想渠道，这一点，在危机时刻体现的更为明显。通过即时通讯、视频的上传、下载、相关信息的网络讨论、争议乃至形成舆论，这些行为不断扩大着危机事件在公众中的关注度，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进而使全球所有关心危机的人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关注、讨论、乃至一起行动。这种网络的交流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可以有效地加强公众的安全感和团结一致的精神。不处于危机范围的其它地区、国家的民众也可以通过网络更主动地参与危机防范、控制以及事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互联网在搜寻、整理遇难者信息，寻找失踪亲人方面起到了传统媒介难以代替的关键性作用。参与抗震救灾的NGO、志愿者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实现了救灾信息的第一时间上传、整合和有效筛选，有力地帮助了失散群众与家人间的联系，大幅度提高了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救灾的效率。

互联网本质上是社会化的信息传播平台，其中的主角不是哪个政府机构或部门，而是社会的全体公民。公共部门应该积极鼓励公民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中参与公共事务的工作，尊重其言行，平等地与其交流。这样一种公众主动参与，政府积极配合的社会动员机制将会在化解危机的过程中发挥极大的作用。

我国政府在建立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时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互联网功能的建设，特别是在建立专门的互联网信息和搜集系统，利用Web2.0技术，为公众提供上述各类服务，促使公众主动参与、合作和监督，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帮助政府部门化解危机。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2）

Key words： virtual community； public safety； management innovation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随之而生的“虚拟社会”开辟了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全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产和交流方式，但随之而来的虚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也频繁发生，比如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网络色情等等，对党和政府的执政安全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对虚拟社会的公共安全管理能力成为其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在全面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

一、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概论

（一）虚拟社会界定

所谓虚拟社会，首先强调其社会属性。“社会”本意是指特定土地上人的集合。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与人交互作用的产生，社会的根本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互。虚拟社会中的“虚拟”主要是指人们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平台，以虚拟方式在虚拟空间开展活动，把意识形态中的社会结构以数字化形式展示出来。[1] 因此，我们将虚拟社会定义为：“由电子计算机、远程通讯等技术支撑的信息交互系统连接不同主体，通过彼此之间的信息共享、交换与交流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

（二）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界定

公共安全管理，是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政府或其他公共管理组织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财产安全、为人民群众创建和谐稳定的生活生产环境而运用法律、行政、行业自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行为。公共安全管理的目标是通过政府和其他公共管理组织的共同治理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而虚拟社会的公共安全管理目标是通过治理，不仅要实现虚拟社会内部的和谐，还要实现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和谐。因此，虚拟社会的公共安全管理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管理过程中需要行政、法律、道德等多种手段配套进行。

（三）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基础

1. 现代治理理论。现代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而提出的。治理理论的兴起，进一步拓展了政府改革的视角，成为引领公共管理未来发展的潮流。其主要观点：一是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意味着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不是以权威的身份参与治理，而是与企业、第三部门和公民等众多治理主体彼此合作，相互协商，共同治理；二是要实现管理模式的转变，政府的角色由“划桨”转变为“掌舵”，建立一个有限的责任政府，其主要职能在于规划社会发展方向、管理公共事务、保障社会大众权益；三是要实现管理方式的转变，将以强制性手段为主，比如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转变为多种手段配套进行，比如经济手段、道德手段、技术手段、合同外包、内部市场等等。

基于这一理论基础，在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都应积极参与到虚拟社会管理中，只有在三者之间建立一个有效互动网络，使各自的优越性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逐步形成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足鼎立的局面，才能有效地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

2. 公共服务民营化理论。公共服务民营化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核心理论就是公共服务民营化，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领域。通过公共服务民营化，引导国家权力向市场、社会回归，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理念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服务的民营化之后，政府仍然要履行其应尽的职责，主要包括：一是直接参与，政府必须向公众提供法定的公共服务，但与之前不同的是，要以各种全新的方式来参与民营化进程；二是加强监管，对于民营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竞争、非健康发展等情况加强监督和管理；三是有效引导，加强激励，为公共服务民营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基于这一理论基础，我们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民营化的相关法律规定，在此基础上政府充分授权并加强监督、引导，使市场发挥应有的公共管理作用。

3. 社会群体理论。社会群体理论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共同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点。当然每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有的充分释放正能量，有的可能发挥副作用。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行为，应该采取不同的控制手段。有硬控制也有软控制，有制度化的控制也有非制度化的控制。我们需要让社会控制保持适度，可以从历史的维度、社会稳定的维度和社会成员的自由度来进行考察，并作出相应的调整。[2]

基于这一理论基础，在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过程中，要了解不同网民群体的行为和心理特征，针对不同群体采取相应的管理管制手段。

二、我国加强虚拟社会公共管理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经验做法

1. 搭建网络平台，加强舆论引导。网络已经成为了解民生、听取民意、凝聚民智的重要平台，各级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视通过搭建网络平台，加强舆论引导。一是加强正面宣传，形成网络正面舆论强势。互联网作为思想阵地，正面的不去占领，负面的就占领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去占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就占领了。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各级地方政府网站和商业网站的作用，主动设置政府议程，用正面的声音占领网络的思想阵地。二是加强舆情监控，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比如建立完善的网络舆情汇集、研判和处置机制，24小时全天候对网络新闻、论坛、微博客等信息进行监控，从而做到对网络舆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三是通过“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政府信箱、部门信箱以及重点新闻网站的“网上民声”类载体，倾听民意，回应诉求，并建立了完善的留言回复办理机制。

2. 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秩序。近年来，各地出台多项措施，加大打击网络色情、网络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力度，维护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秩序。一是各省公安厅成立网络安全保卫部队。负责维护信息网络领域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网上公共秩序、保障信息网络安全。制定全省信息安全政策和技术规范；指导并组织实施全省公共信息网络安全保护、互联网违法信息监控和情报信息收集、信息网络违法犯罪案件的查处工作、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协助承办跨省信息网络违法犯罪案件。二是在各地市公安局成立“网络安全监察支队”，下设“网安警卫室”，对网上封建、迷信、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进行监控，同时负责打击破坏黑客攻击和传播计算机病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应急协调工作。

3. 加强网络执法，净化网络环境。近年来，各地不断加强网络监管工作，努力打造健康和谐网络文化环境。一是在各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设立“文化市场执法大队”，负责依法对各地市网络音乐、美术、娱乐及音乐美术类音像制品的网上传播进行审核和管理；对各地市视听节目的网上传播进行审核和管理，对违法违规设立和传播视听节目的网站进行监控、查处，提出封堵意见，并通知行业主管部门实施。二是加强网吧监控。网吧监控平台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单纯依靠人力管理网吧的现状，提高了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和科技含量，实现了“一只鼠标”管住各地网吧的新型管理方式。三是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对规范网站新闻信息服务秩序、非法网络公关行为和淫秽色情信息、政治类有害信息等进行专项治理。

（二）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1. 管理理念比较落后。社会管理理念对于人类的社会管理实践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作用，社会管理理念的好坏制约着社会管理实践的成败。[3] 面对虚拟社会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级地方政府在管理理念方面还存在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

（1）漠视。部分地方政府对互联网的特点、作用、规律缺乏足够认识，对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缺乏了解，对网民在网络上的言论缺乏重视。他们往往割裂了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密切联系，认为网络社会是虚拟的，无法影响现实社会。对网络监督、网络问政、网络舆论等毫不关心，导致政务不公开、决策不透明，当网络上怨声四起时，政府却毫不知情，最终引导重大网络舆论事件。

（2）恐惧。频频掀起的网络监督、网络反腐风暴对政府及官员负面新闻的曝光度深深影响着部分领导干部，使人与人之间对网络负面信息心存恐惧，生怕部门、个人形象受损，往往谈网色变，唯恐避之不及。

（3）敌视。在虚拟社会的监督下，政府决策、行为受到了一定的约束。部分地方政府及官员受传统的官僚主义作风影响，不是主动接受监督而是对网络负面言论采取敌视态度。

2. 立法滞后问题突出， 管理工作无法可依。与虚拟社会的高速发展相比，我国对虚拟社会的立法脚步略显缓慢。一是立法层次低，效力不强。目前只有《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其他都属于部门规章，而且由于存在工信部、广电总局、公安部、工商总局等多个职能部门，这些部门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建立各自的部门规章，彼此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冲突，影响其权威性。二是存在立法空白。比如随着网络的发展，出现了如微博、微信、飞信等新技术新应用，而针对这些新事物，却没有针对性的管理规定，使得相关部门无法可依。

3. 网络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网络运营商、信息服务商等诸多网络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共同创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但目前一些网络企业以追求赢利为最终目的，将社会责任抛弃脑后，为提高点击率，吸引公众眼球，不惜夸张歪曲，置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完整性等于不顾。

4. 部分网民道德缺失。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自己上传的每一条网络信息负责，坚持抵制虚假和不良信息，是每个网民应尽的义务。但是现在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的不道德、不健康的行为。比如在BBS、论坛恣意辱骂，网络水军、网络侵权现象严重，在微博、微信任意散布谣言，通过人肉搜索恶意揭露他人隐私，传播垃圾邮件，网络色情聊天等等。这些不文明行为反映出部分网民的道德缺失，严重影响了虚拟社会的安全与和谐。

三、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改革创新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理念

实践证明，观念进步是社会变革的先导。[4]虚拟社会背景下的政府必须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树立开放开明的社会管理理念。一是强化重视网络的理念。各级党委、政府及官员，应端正态度，深化对网络舆情的认识，把网络民意视为施政效果的重要参考，消除对虚拟社会的偏见、歧视甚至敌视，广纳网络民意，改善施政效果。二是强化管好网络的理念。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网络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彻底消除“网络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无须管理”的误区，把依法管理、长效管理、有效管理摆在突出的位置，积极创新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方式，以管理促发展，以管理保发展。三是强化用好网络的理念。首先，提高网络问政能力。互联网已经成为公众参政议政的平台，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网络平台了解社情民意、汇聚民心民智的作用。其次，加强信息公开。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为公众提供最快、最新、最准确、最权威的信息，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最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无论对于现实社会还是虚拟社会，管理只是手段，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才是最根本的。

（二）与时俱进，积极推进虚拟社会立法

互联网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新业态层出不穷，要进一步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必须完善立法，实现依法管理。一是提升立法层次。积极推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管理工作，重新制定虚拟社会或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框架，并与反垄断法、刑法等法律进行有效衔接。二是立法的专门化。对下一代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技术新业务，电子交易、电子支付等新兴的经济形式，网络暴力、网络集群等新出现的违法现象，弥补法律空白，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三）夯实技术基础，保障网络信息安全

要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光靠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远远不够，必须夯实技术基础，提升驾驭新技术、管控新业务的能力，实现以网治网、以技术管技术。[4] 一是提升虚拟社会的安全防护能力。深入研究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科技，充分认识新技术对虚拟社会网络信息安全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制定对策，保障虚拟社会正常运转。积极跟踪木马、病毒、黑客等危害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的技术，研究应对技术，保障网民、企业乃至国家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二是提升虚拟社会的内容管理能力。微博客、社交网站、BBS、论坛等是网民活动比较频繁的场所，也是有害信息泛滥的地方。目前，依靠人力的管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海量信息的管理要求，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管理能力，遏制网络不良有害信息泛滥的势头。三是提升虚拟社会网络舆情获取和分析的自动化水平。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创新，研发基于虚拟社会海量信息的舆情监测和分析检测系统，提升监测效率和逻辑分析能力。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3）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在对危机的定义上，国外起步较早，许多学者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罗森塔尔等人认为: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格林认为:一旦发生危机，时间因素非常关键，减少损失将是主要的任务。危机管理的任务是尽可能控制事态，在危机事件中把损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事态失控后要争取重新控制住。米特罗夫和佩尔森认为: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是危机管理者的直接任务。危机发生的最初几小时，管理者应同步采取一系列关键的行动。这些行动是“甄别事实，深度分析，控制损失，加强沟通”。雷德认为:危机管理是个人或组织通过危机监测、危机预控、危机决策、危机处理，避免或减少危机产生的危害，甚至将危机转化为机会。

(二)国内研究现状。相比较而言，我国是近几年在现实的触动下才开始对危机管理有所引入，自身研究十分匮乏，学术届、半官方、民间、咨询机构等对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较为有限，大多都还处于政府出台行政性决策条例的合法性研究。所以，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国主要将公共危机事件界定为发生自然灾害，食品、水、空气污染，传染病爆发，化学或其他有害物质泄露，放射物泄露，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实验室事故，人质劫持，爆炸，火灾，恐吓，暴力事件等可能存在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型公共危机事件。

三、互联网公众舆论社会心理分析

(一)互联网公众舆论对公共危机的关注体现了其既有特点。在公共危机中，网络公众舆论类似于一种虚拟的应激状态下的“集群行为”。“集群行为”本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这类的“集群行为”代表了在公共危机的极大激发下，公众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响应。所以，网络公众舆论体现了民主意志，同时代表了公众追求公平正义的永恒追求。

(二)公共危机中的互联网公众舆论凸显了负面效应。在面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危机中，公众往往会产生心理的恐慌和不安，这时网络公众舆论的负面效应会比较明显地得到显现，这也会促使网络信息较其它媒体信息而言，更容易出现失真或者蓄意造假，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如前段时间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全国各省市高清摄像头启动拍摄不系安全带情况并给予处罚”等内容的消息，公众对于是否被处罚的关注，远远高度系安全带对于安全驾驶的关注。贵阳警方12月19日在网站主页上刊登了《高清探头拍车内违法?没这回事!》的新闻，澄清了事实真相，并从侧面引导公众行程良好的驾驶习惯。

(三)互联网公众舆论体现了对“知情权”的强烈追求。在互联网环境中，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程度和即时程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社会越开放、信息渠道越多、自主意识越强，公民的“知情权”要求也会越高。如果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不能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不仅可能造成舆论失衡，而且可能引发信任危机。

四、政府应对互联网公众舆论对策建议

(一)满足公众“知情权”，确立网络舆论环境下的政府权威。在互联网条件下，人人成为了大众传播者，信息扩散以秒计算，而且在传播过程中，网络公众舆论对事件进行铺陈，产生了激烈的情绪，如果政府应对滞后则容易陷入被动。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容易激化，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网络公众舆论容易倾向于相信负面信息。因此，需要借助各类网络媒体工具，如官方网站、官方微博等，在日常的工作中确立政府在网络舆论环境中的权威性，注重营造自身作为权威信息源的形象，并时刻注意维护这一形象，这样才能在危机管理中有效地确立政府与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设置互联网舆论焦点，维护政府良好形象。互联网传播总会形成各式各样的声音，同时，更加容易被负面声音所带动。因此，政府需要借助网络媒体根据自己的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重要部分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程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引导受众正确看到信息的正面，从而使危机管理顺利展开。如“5•12”汶川大地震后，国务院就第一时间在人民网上报道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召开会议研究汶川地震的消息，同时，又设置专题，报道了国家各部门和当地党政机关干部群众共同抗灾的消息。地震当日19时22分，人们就从央视《新闻联播》中看到，国务院总理抵达成都，正赶往地震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21时42分，新华网消息:国务院总理已经抵达地震灾区四川省都江堰市开始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震后救援最关键时刻的表现，既为救援工作顺利进展打下良好基础，更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认可，塑造出中国政府高效、负责、亲民的形象。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主张以多元的、民主的、协作的行政模式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而互联网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则为治理从思维层次上的概念向实践上的操作提供了可能。体现在：

1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逐步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6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该报告还分析指出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和沟通功能已被普遍使用。而早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良副研究员主持的《2003年中国12个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也表明：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能有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上述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公民均具有比较强烈的公共参与愿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受大众媒体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种协调机制，重视和利用好这个机制，对集中民智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应用亦不断成熟

网络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应用不断扩大，网络信息技术除了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外，在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实体的治理中的应用也逐步扩大。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就是政府部门对网络技术的回应而产生的，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政务有效改变科层制的行政流程，缩减政府的层次和规模，提高政府部门的透明度，改变科层制的工作方式、办事方法以及决策程序、服务形态。如美国总统选举通过电视或网络展开竞选，有政治专家认为，通过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进行大选投票，美国大选的投票率将由现在的50％－55％上升到65％～75％。正如信息学专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言：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完全由市场、网络、个人和战略组织所构成的世界的来临。

3公共政策在更多的网络空间获得了合法性的讨论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5）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的变迁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公民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互联网络正在逐渐改变以往的生活和社会参与模式。对公共行政而言,由韦伯所推崇的“官僚制”范式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技术的变迁,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官僚制组织形式、形状、性质和活动规则等不得不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家政府等成为现时的流行话语。在这场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政治的交叉研究,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也正成为许多研究者的方向选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对公共管理的技术、公共舆论的引导、公共活动的参与以及公共部门的形象等方面构成挑战。在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唯一主体的背景下,扩大公共治理的主体以及形式就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主张以多元的、民主的、协作的行政模式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而互联网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则为治理从思维层次上的概念向实践上的操作提供了可能。体现在:

    1 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逐步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6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该报告还分析指出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和沟通功能已被普遍使用。而早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良副研究员主持的《2003年中国12个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也表明: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能有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上述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公民均具有比较强烈的公共参与愿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受大众媒体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种协调机制,重视和利用好这个机制,对集中民智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 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应用亦不断成熟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6）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的变迁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公民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互联网络正在逐渐改变以往的生活和社会参与模式。对公共行政而言，由韦伯所推崇的“官僚制”范式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技术的变迁，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官僚制组织形式、形状、性质和活动规则等不得不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家政府等成为现时的流行话语。在这场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政治的交叉研究，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也正成为许多研究者的方向选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对公共管理的技术、公共舆论的引导、公共活动的参与以及公共部门的形象等方面构成挑战。在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唯一主体的背景下，扩大公共治理的主体以及形式就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主张以多元的、民主的、协作的行政模式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而互联网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则为治理从思维层次上的概念向实践上的操作提供了可能。体现在：

1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逐步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6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该报告还分析指出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和沟通功能已被普遍使用。而早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良副研究员主持的《2003年中国12个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也表明：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能有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上述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公民均具有比较强烈的公共参与愿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受大众媒体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种协调机制，重视和利用好这个机制，对集中民智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应用亦不断成熟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7）

随着电脑、手机等的不断普及和技术的日益进步，我们正在走进网络时代。互联网以其快速、广泛、非线性的传播特点，正在改变着我们的信息交流模式和舆论生态。目前，网络已成为我国民众表达观点、交流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已超过国民总数的1/3，其中微博的使用率为48.7%，微博用户约有2.5亿。庞大的用户群体说明网络在及传播信息、影响公众舆论等方面有着传统信息传播渠道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力量，尤其是微博的到来，使信息交流的自由度、开放度、速度在我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微博已成为重大新闻事件最快、最直接的信息源。

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尽管国内的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电台）正愈趋商业化，但由于体制限制及历史惯性，传统媒体的公共舆论空间依然十分有限。对于很多报道，传统媒体普遍比较谨慎。

随着网络空间的日益开放和互联网用户力量的壮大，众多社会领域里原本的信息垄断局面正逐渐被打破，各种声音，包括主流之外的声音更多地涌入公众的耳朵。同时，网民们（包括手机网民和电脑网民）愈发爱说，敢说，能说，某些网民甚至不惮胡说、乱说。不少触及地方政府利益的公共事件，都受到许多网民的关注和围观，在网上掀起或大或小的波澜。网络空间尤其是微博这一参与者众、影响力巨的公共平台里，不乏言辞尖锐、激烈的言论和汹涌的质疑、批评，甚至夹杂着各类谣言和来源不详、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

网络公共言论空间快速、无序发展的形势下，国家对网络舆论的治理越来越难，既有的信息传播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中央外宣办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王晨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会上直言，微博“容易使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和一些负面的舆论、有害的信息迅速传播”，“现有的管理很不适应，对网络信息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了新挑战”。

二、路在何方？

互联网治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网络审查制度，一个广泛的共识是，管理互联网要以法律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这也应是我国互联网努力的方向。中国正在向法治社会迈进，通过法律手段管理互联网具有稳定性和合法性；立法规范互联网管理，可明确规范网民、政府、信息提供商或服务商、网民等互联网主体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防止其乱作为、滥作为或不作为。

事实上，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要依法依规管理互联网，而且目前我国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并不少，有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年）等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对网民可以在网上看什么、做什么的界定依然不明晰——什么算“有害信息”？揭露社会丑恶、灾害见闻到何等程度就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网络世界造成不少困扰甚至思想混乱。此外，尽管法已立，但实际上这些法律法规文件对互联网行为起到多大的规范和约束作用，还是一个疑问。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8）

[ 2 ] 云图・公共数字有声图书馆让真正的全民阅读成为可能[N].中国文化报，2013-11-04（A18）.

[ 3 ] “互联网+”图书馆，跟风or先锋？[EB/OL].（2015-05

-28）[2015-06-28].http：///20150528/n4

13976080.shtml.

[ 4 ] 许建业.公共图书馆新媒体服务的初步实践与若干思

考[J].新世纪图书馆，2013（10）：27-28.

[ 5 ] 南京市建邺区图书馆与书店“联姻”[N].江南时报， 2015-03-27.

[ 6 ] 阳娟兰.浅论公共图书馆如何利用微博微信做好服务

推广工作[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4（11）：101.

[ 7 ] 除了借书，图书馆还能做什么？[EB/OL].（2015-03-10）[2015-07-05].http：///20150310/n409590058.shtml.

[ 8 ] 赵宏军.海曙一小学研发“互联网+图书馆”[EB/OL].（2015-06-02）[2015-07-05].http：///zhuyeguanli/system/2015/06/02/006820265.shtml.

[ 9 ] 无锡图书馆读者沙龙介绍[EB/OL].（2014-07-04）[2015-07-05].http：///Item/2871.aspx.

[10] 杜洁芳.内蒙古图书馆“彩云服务”：你选书 我买单[N].中国文化报，2015-06-29.

[11] 李建华.张家港市24小时图书馆驿站建设推广与可持续管理分析[C].新发展，新蓝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下的中小型公共图书馆.北京：朝华出版社，2015：332-337.

[12] “三味书咖”城市阅读联盟创新实践获好评相关案

例获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五届百县馆长论坛一等奖

[EB/OL].（2015-05-28）[2015-06-28].http：//

/centent/2015-05/28/content_293054.htm.

[13] 苏州图书馆创新借阅服务走在全国前列[EB/OL].（2014-09-21）[2015-06-28].http：///content/14/0921/22/5701732_411351579.shtml.

[14] 冯国权.互联网思维下图书馆服务变革探讨[J].图书情报工作，2015（2）：25-30.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9）

在治理初见成效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这些制度和举措虽然让温州有了多种手段强化属地管理，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掌握了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治理难题和挑战也在不断出现。目前微博、微信、微视等新兴媒体仍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投诉、沟通渠道仍不顺畅。在中央清理省级以上新闻机构支站、支社的大背景下，网易、今日头条、腾讯等商业网站反而纷纷到地方设点，给地方舆论引导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

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网络治理与浙江的“五水共治”一样是系统工程，有不少相似之处：水污染表现在水面，但根子在岸上，同样，网络污染表现在网上，但根子在网下;“五水共治”是系统治理，要打组合拳，网络治理同样要多头并进、多管齐下;“五水共治”要抓源头治理，网络治理也要追本溯源;“五水共治”要截污纳管，网络治理同样要净网清源，拦住网络“污染源”;“五水共治”要小鱼治水，提高水的自净能力，网络治理同样要以网治网，修复网络生态;“五水共治”要水岸绿化，打造清新形象，网络治理同样要激浊扬清，弘扬正能量。

一是发挥部门协同联动“水岸同治”的效能。网络世界的一切都是现实世界的镜像和投射，其根源在网下。我们改变过去“水岸分治”、“九龙治水”、“单打独斗”的做法，建立由联席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舆情抄告反馈制度、舆情处置规范制度和责任追究机制组成的网上网下协同联动制度，实现了线索通报、协同处置、结果反馈的有机统一，破解了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的难题，构建了统筹管理、协调一致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同研究、同部署、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有效推动了网上舆情网下化解。如，协同市场监管局，加强对具有互联网信息传播业务企业的登记管理;协同市商务局，加强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登记管理。

二是发挥网络管理制度“源头治理”的效能。温州的网络空间治理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最初视网络舆情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到采取强制干预手段，在特定时期发挥一定作用，再到后来用简单粗暴的封堵删除手段引发新的问题，导致部分网站打“游击战”，不断变换阵地，玩起“老鼠戏猫”。在放任与严控之间几经波折后，我们认识到，当前网络舆情混乱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信息源头管控不严，缺乏管根本的健全制度。“打蛇打七寸”，管住源头就等于截住了污染源，是网络治理行之有效的对策。我们抓住言论源头，出台了本地网站论坛实名登记制，促使网民发表言论慎重理性、有所顾忌;抓住审核源头，实施网络编辑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对网络编辑实行记分考核、违规追究倒查，强化了信息审核把关的责任意识;抓住监管源头，对本地网站、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的管理从“弹性监督”向“刚性约束”转变，使管理机制步入规范化，确保网上信息可管可控。

三是发挥辟谣举报平台“截污纳管”的效能。事实和真相永远是最好的“网络空气清新剂”。我们结合温州实际，探索建立第三方全媒体权威辟谣平台――温州辟谣举报平台，对网络谣言实施监测、预警、研判、辟谣及法制宣传教育，打造谣言“过滤器”，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辨别信息真伪的场所。在安徽广播电视台“温州一女子醉驾被查当众脱裤”、陕西广播电视台“温州商人供拜纪委书记求显灵”、网传“温州永嘉梅岙两动车相撞”等一系列虚假信息出现后，我们果断出击、严正交涉、有力反制，有效挽回了温州声誉。其中温州辟谣举报平台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调查核实、第一时间辟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引领作用。

四是发挥网络文化传播“引流激水”的效能。互联网精神是开放、平等、协作、分享，要求“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同样，网络文化传播也不能拘于一个地区，而是要纳入全国、放眼全球，“互帮互助、同心同智”。我们与温州周边的台州、丽水、宁德共同组建了“大榕树”网络文化区域联盟，合力唱响浙闽发展“好声音”。充分依托69万海外温州人、35家温籍海外华文媒体等独特优势资源，组建海外网络文化传播联盟，建立统一规范的海外信息传播共享平台，快速广泛地把“温州好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

互联网公共管理论文篇（10）

在个人层面上，首先是知识信息的质量变得良莠不齐，难以控制。互联网通过服务器、宽带、超文本等手段集合众多分散独立的信息源，形成两百五十多亿个可标引网页。这庞然大物信奉民主，鄙视内容审查，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实名或匿名，上载下载文献，随时更新内容。在虚拟世界里，正如苏格拉底担心的，知识信息与作者的关系变得松散模糊，文字内容同作者的行为、荣誉及品格不再关联。网上信息的内容“海量”重复，真假难辨。这就要求互联网使用者，如果审慎的话，要对所得信息仔细甄别与筛选。

其次，信息保存的难度加大了。现在我们发短信、写电邮、起草文件、分析资讯等等，一切都数码化了，必须使用阅读装置才能处理。但同时，软硬件技术迅速更新，制式标准不断换代，这些数码化记录很快就没法阅读了，除非请专业人士协助“破译”，非常费工，且不安全。这问题让公司和政府部门很头痛，数码信息维护成本高，稍不留意就丢失了。

第三，更为严峻的是，“互联网大脑”对深度阅读思维跟创新能力的威胁。面对信息轰炸，我们的大脑容易超负荷运作，无谓地损耗注意力。互联网是个链接世界，读者跟着链接到处浏览，系统而连贯的阅读，就难以延续了。久而久之，养成一种蜻蜓点水、跳跃式的阅读习惯，导致推论、分析、批判、洞察等高级认知行为来不及调动，阅读思考便提前结束。这个倾向令人担忧，会不会阻碍科学探索、知识创新呢？西方学界做了不少研究，详细的讨论，请参阅拙文《互联网大脑，能阅读思考？》（《书城》2011.4)。

在社会和历史层面，则是知识管理何去何从的问题。知识管理是知识生产链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两千三百多年前，埃及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创立了以图书馆为中心的知识管理模式，沿用至今（参见拙文《心智的圣所》和《Pinakes》，载《书城》2010.9 & 11）。图书馆收藏书卷抄本等各样文献，分类著录整理校辑，供学者、科学家和普通读者使用，达到知识传承的目的。传统图书馆是围绕着书籍这一知识载体而运作的。印刷术虽然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教育普及，但书籍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还是很受限制的。印刷品一般只能在一时一地阅读使用。所以，图书馆要按照社区分布，根据读者的需求收藏复本，才能做到知识分享。而出版物一旦入藏，图书馆就永久拥有其产权，并藉此实现馆藏的管理和借阅流通，形成一个多重子系统、互为后备的分散式组织结构。这技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图书馆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收藏知识，还要确保知识的公有共享。因此现代图书馆多取非营利的组织形式，无论官办私立。公立图书馆纳入国家、地方政府、学校或研究机构，给予财政预算；私立图书馆，则有专门设立的基金做后盾。这样，不以营利为目标，少受市场动机（包括知识产权）的干扰，在知识四周筑起一道围墙，保证了全社会对知识相对自由的使用，实现公有共享。历史证明这是有效的。

互联网的崛起，信息载体和传递方式数码化了，知识管理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信息的收藏、整理、传播、使用不再受地域和传统载体的限制，分享可以异地、共时、随机并大规模地实现。比如，在中国偏远地区查阅美国Westlaw的判例文献，已无技术上的障碍。互联网极大地便利了知识共享。相比之下，传统图书馆尽管引入了数码技术，但它代表的知识管理方式在新技术面前显得笨拙，效率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尤其是研究型图书馆的使用率普遍下滑。据(美加)研究型图书馆学会（ARL）2008年统计：与2005年相比，成员馆的使用率下降了35％－50％；研究型（参考咨询）服务的利用率，则从1996年的顶点下跌了63％。连一流大学也不能幸免，例如耶鲁大学图书馆网络目录的使用率，2008－200年较前一学年下滑21％。这一趋势，跟互联网的扩张刚好同步而成反比，显示出人们获取知识的来源和方式变了。图书馆的读者在减少，社会对它提供的知识信息的依赖程度在降低。图书馆作为知识管理核心机构的崇高地位，从技术上被动摇了，面临两千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互联网对传统图书馆的冲击这么大，您认为会取代后者吗？为什么？

利求同：互联网取代图书馆，成为信息储存管理和使用的中心，这在技术上已没有悬念，事实上也正在发生。九年前，埃及的新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开馆，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先生应邀发表演讲，论及图书馆正在“成为博物馆，保存的是印刷时代的遗产，供人参观”。这个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但我以为不必太悲观。毕竟，知识公有共享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图书馆原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共享，追逐利润的互联网公司就难以取代图书馆的传统职能，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知识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财富，不管是谁创造的，都应该而且必须为社会共享，这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重要。

也许有人会提出：如何解释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给予作者、发明人等权利人的产权和保护，是有期限的，并受到公共利益（言论自由、学术研究、公平竞争、生物品种及文化遗产保护等等）的限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妥协，即知识伦理对私有产权的让步。虽然数码技术给知识共享带来许多便利，但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巨鳄”，是谷歌、百度那样的公司。他们日常的营运，便是在市场利润的驱动下，在信息领域圈地，将知识转化为私人财富，即商品。不过有时候，那商品化做得比较隐蔽，如搜索引擎对信息分类排序及收费的商业策略。在不知不觉之中，公共利益就让位于商品交易规则，知识共享成了附加种种条件的商业行为。更让人担心的是，互联网的技术进步使得知识管理领域开始具备自然垄断的经典要素，呈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趋势。当巨鳄们利用知识产权来阻止市场竞争，假如司法或行政上的反垄断干预不力，后果便是知识共享的终结。谷歌图书计划便是一例。谷歌企图通过与美国出版商和一部分作者达成协议，扫描世界各大图书馆的藏书，建立一个空前绝后的巨无霸数码图书馆。它画了一幅诱人的前景：谷歌图书馆乃是“我们的图书馆”，仿佛公司的目标不是为了赚钱――排除竞争，独家赚钱。

幸好，公共图书馆使用率的增长，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参见拙文《借图书馆对大萧条说“不”》，载《书城》2011.2)。公共图书馆对社区文化建设、公民教育和民主政治，都是举足轻重的。慈善家卡内基认为：“世上的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在这个知识理想国里，无论等级官阶还是财富，一概无须考虑。” 正是由于这一理想，虚拟世界还无法取代公共图书馆。哈佛法学院桑斯坦(Cass Sunstein)教授的研究表明，互联网对民主具有一种极端化效应。网上的言论环境可以瞬时汇聚大量用户的意见表达，但这类虚拟“部落”的形成往往有很强的自我选择倾向，造成“人以群分”的局面，多元化视角迅速消失，会扭曲甚至压制言论自由。因此，人们需要有不加选择而相遇的机会，尤其是各种迥异想法和论题之间未必愉快的碰撞，通过理流，达成共识。公共图书馆在互联网时代的一大功能，便是提供这样一个真实的社群空间。

当然，这次西方的金融危机，公共图书馆的日子也不好过。在英国，政府不得不削减经费，今年年初决定关闭四百多个公共图书馆。公众大哗，2月5日举行全国抗议日，表达对知识公有共享和真实社群空间的理念的坚持。可见，民主政治也是抗衡互联网大公司劫持知识管理的主要力量。

那么，图书馆是否可以像以往入藏图书一样，通过购买数据库，继续保存、传布知识呢？

利求同：这正是图书馆的一大困境。互联网数据库正在逐步解除图书馆的基本技术功能。在美国，图书馆的收藏，数据库的比例越来越大。据ARL统计，至2007－2008学年的过去十年，成员图书馆电子文库的采购费用，已超过采购总额的50%。但是，购买的数据库并不为图书馆所有，因为商家出售的只是“时间”，即某一时段的若干户头，通常是一年内对数据库的有限使用权。到期不续，使用权作废，数据库即拒绝访问。图书馆的数据库收藏，因此不像入库的传统书籍，只是一份允许访问、查阅、下载和打印文献的使用合同。数据库完全改变了馆藏的意义。图书馆不再是知识的收藏与管理机构，变成了知识管理者和使用者间的服务中介，而这中介的地位，因为知识管理的商业化垄断，也已岌岌可危。互联网为自己制造了高度依赖的使用者，买方的需求弹性很低，卖家的价格弹性也低。比如，荷兰Elsevier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和医学期刊数据库出版商，仅购买它某些产品一年的使用权，我国几大研究型图书馆就花费了两千七百万美元。其中中科院图书馆在过去三年中，为Elsevier数据库支付的费用上涨了48%，而Elsevier未来三年的要价，还要再飙升48%。这是数据库出版商梦寐以求的市场垄断，更是图书馆、科学界和读者的噩梦。

谷歌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在谷歌图书计划协议被法庭驳回之后，发表声明说：伟大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曾经收藏了巨量的人类知识信息，但这些珍贵的文献都毁于天灾人祸了。谷歌不希望悲剧重来，要让全世界的知识都得到安全妥善的保管，而谷歌图书计划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一两个追逐私利的公司将知识，尤其是高端知识，转化为商品，替我们保管？这事太重大了，应当由公众通过民主程序来作出选择，而不是“被选择”。

除了对图书馆的冲击，互联网时代知识的隐忧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利求同：隐忧是多方面的。有几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高端知识被剥离出公有领域，对科技和经济的均衡发展，以及公平竞争不利。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认为，互联网必须区别对待信息：娱乐、新闻和八卦信息免费开放，财经等领域的深度分析却放在收费墙（paywall）内，实行论价准入。又如，STM（科技和医学）出版物也是商家的赚钱机器，决不会跟不易垄断的低端信息，如大众娱乐、体育评论和新闻报道同一价格。这样，互联网上大家免费或花很少钱即可获得日常生活方面的信息，营造出知识分享的乐园景象；而高端的科技、金融和各领域的竞争信息却日益昂贵，连研究型图书馆都在大叫买不起。对普通百姓来说，高端数据库原本就离他们的生活很远，似乎贵一点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买不起高端知识，教育科研和经济发展都会受阻。

全球化的今天，政治与经济自由的保护及文化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支撑。有数据显示，进入互联网时代，贫富差距或所谓“数码隔阂”正在扩大；尽管电脑、手机日益普及，人们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反而更加不平等了（见 《Science》2011.2.10综述）。按理说，高端知识的商业垄断是最不可取的选择。重大科研成果的开发，多数有政府的支持，包括互联网本身就是美国国防研发计划和经费投入的产物。本该公有的知识成果，仅仅由于出版和信息服务商家的收集与组织加工，公众乃至知识创造者群体就不得不接受高价使用，这不能说是合理的社会秩序。

至于我国的学界现实，还有另一个隐患：学术期刊出版在向电子版转移。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目前国内学术期刊的信誉不高，学术评价体系基本官僚化了。所以，较为优质的研究成果，作者都会争取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现在的科研奖励政策，似乎也鼓励这么做。而国外学者的论文，一般也不会向中国期刊投稿。于是，高端知识出版物的产权和管理权全部落在了发达国家，主要是英语国家手里，而电子出版使得发达国家对高端知识的控制和导向，变得更加容易。与此相关，另有一个弊病，就是科研人员为了迎合国外期刊的发表导向，必须放弃一些本土所需的研究，而致力于西方的“主流”或“前沿”学术。这就涉及国家的发展战略了。

那就需要调整一下科研政策了。

利求同：可不是嘛。再比如个人隐私的问题，如今Facebook、微博之类大行其道，用户的网络行踪、个人和家庭资料，都被网络服务商永久保存，随时取用（包括出售、泄漏）。事实上，这些大公司比我们自己、比政府更了解我们，因为掌握了我们的长期行为细节，甚至心理习惯。根据这些细节和习惯，可以量身定做商品推销的广告，当然，保险公司也可以重新计算风险，拒绝我们的商业医疗保险申请。面对互联网，我们毫无隐私可言，只能寄希望于商家的“仁慈”，没有人可以例外。当大公司掌握了政客的私密，公众就很难期待他们为自己说话，代表自己的利益了。

再一个宏观隐患，是语言优势。互联网世界是英语主导，别的语言难以匹敌。以谷歌搜索引擎为例，英语文献的搜索结果在排序上优先。所以，好些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德国，对此都十分敏感，非常警惕自己的知识信息，乃至语言文化，被英语互联网收编而降格的可能。这方面中文比较特殊，不是拉丁字母，又有跟谷歌竞争的中文搜索引擎，这给汉语文化安了一条屏障。互联网时代，方块字的一个强项，在文化防卫功能。

面对这些隐忧，您觉得有什么解决之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