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分配论文篇（1）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和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和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和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新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新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探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假如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新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新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新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新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新问题进行了探索。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猜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新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和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功能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功能,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功能——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功能。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新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功能,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功能时,将劳动能力量新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和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新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非凡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有关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成本分配论文篇（2）

作者简介：张伟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99级经济学（基地班）

自建国以来，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于是学者们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标准角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讨论。如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呢？有的学者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有的学者却对此产生怀疑，认为传统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按要素分配，便以新的方式提出劳动非价值唯一源泉，而这又涉及到了自马克思时代就开始的多元价值论和一元价值论争论的问题。鉴此，笔者特撰此文，对这两个问题存在的几种观点谈些看法。

一、劳动价值论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与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与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与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与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研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如果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与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作用。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作用，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作用时，将劳动能力量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特别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关于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企业内部的工人的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加强的劳动，可以引起价值的增加。但随着科技发展，直接生产工人进行的可能是比以前还要简单的劳动。那么怎么解释超额剩余价值呢？许多学者用马克思的整体工人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杨继国先生在《论知识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⑩（以下简称杨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的增加的剩余劳动的价值是科学劳动的价值，这种观点是马克思整体工人理论的延伸。

杨文认为，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其“产品”科学理论被“创新劳动”环节及技术创新部门“免费取用”，而当技术商品物化到先进设备，而先进设备用于生产产品中，其中科学理论的成本始终没有被包括进去。但产品出售时，其中却包含着一直传递下来的但不反映于成本的“理论劳动”的价值。这也就是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超额利润”的真正来源。

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比较合理，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重视科学理论研究。而现阶段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智力性劳动，从而应该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劳动者。而这一思路也符合现实。美国在1980年入到科学研究的资本很多，从而在1990年代享受到了前期投入的成果。但是在近些年，有统计表明，美国在全世界来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还是领先的，可是与其自身比，却比1980年代的投入少了很多，也许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此不无关系。

注释：

①钱伯海，1998：“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经济学动态》第3期。

②③丁建中、解强，1994：“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三元价值论’及其意义”，《江汉论坛》第8期。

④汤在新，1996：“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⑥付廷臣，1999：“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南都学坛》第2期。

⑦钱伯海，1998：“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第2期

成本分配论文篇（3）

作者简介：张伟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99级经济学（基地班）

自建国以来，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于是学者们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标准角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讨论。如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呢？有的学者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有的学者却对此产生怀疑，认为传统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按要素分配，便以新的方式提出劳动非价值唯一源泉，而这又涉及到了自马克思时代就开始的多元价值论和一元价值论争论的问题。鉴此，笔者特撰此文，对这两个问题存在的几种观点谈些看法。

一、 劳动价值论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与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与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与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与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研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如果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③ ，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 （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⑤ 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 价值的形成与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作用。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作用，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作用时，将劳动能力量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特别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关于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 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企业内部的工人的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加强的劳动，可以引起价值的增加。但随着科技发展，直接生产工人进行的可能是比以前还要简单的劳动。那么怎么解释超额剩余价值呢？许多学者用马克思的整体工人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杨继国先生在《论知识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⑩（以下简称杨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的增加的剩余劳动的价值是科学劳动的价值，这种观点是马克思整体工人理论的延伸。

杨文认为，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其“产品”科学理论被“创新劳动”环节及技术创新部门“免费取用”，而当技术商品物化到先进设备，而先进设备用于生产产品中，其中科学理论的成本始终没有被包括进去。但产品出售时，其中却包含着一直传递下来的但不反映于成本的“理论劳动”的价值。这也就是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超额利润”的真正来源。

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比较合理，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重视科学理论研究。而现阶段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智力性劳动，从而应该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劳动者。而这一思路也符合现实。美国在1980年入到科学研究的资本很多，从而在1990年代享受到了前期投入的成果。但是在近些年，有统计表明，美国在全世界来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还是领先的，可是与其自身比，却比1980年代的投入少了很多，也许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此不无关系。

注 释：

①钱伯海，1998：“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经济学动态》第3期。

②③丁建中、解强，1994：“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三元价值论’及其意义”，《江汉论坛》第8期。

④汤在新，1996：“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⑥付廷臣，1999：“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南都学坛》第2期。

⑦钱伯海，1998：“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第2期

⑧唐国增，1994：“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成本分配论文篇（4）

 

关键词：优先性；优先性主义；平等主义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33-06

在今天，人们秉承着许多截然不同乃至针锋相对的分配正义观念。本文所讨论的优先性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分配正义观念。本文的目标在于明晰优先性主义的基本概念，理论来源，与平等的关系，以及它的证成与反驳。第一部分我们将尝试解答为什么我们需要优先性理论、它需要解答何种问题。然后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对优先性原则的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证成。第二部分我们将明确优先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并从优先性与平等主义的关系这一视角来理解优先性原则的内涵。第三部分我们将尝试梳理人们采用优先性原则的理由，也就是从积极意义上对优先性原则的证明进行归纳。我们将依次考察基于同情的论证；基于基本需要和权利的论证；以及基于可接受性的论证。第四部分我们将讨论反对优先性主义的那些理据。我们会发现对优先性原则的驳斥是广泛分布在各个层面上的。我们将尝试凸显这种差异，及其背后的意蕴。当然所有这些讨论都说不上是全面的，但希望它们是足够重要的。

 

一、优先性主义的理论来源 在本文的语境下，我们需要考虑功利主义，平等主义与优先性主义这三种分配正义的原则。当然，分配正义的原则远不止这三个。多元主义者也不相信只要协调好这几个原则就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分配正义理论。但是，无论如何，协调好这三个原则就是向一个完备的分配正义理论迈进了一大步。在讨论优先性原则时，人们经常引入功利主义原则与平等主义原则来进行比较。对许多学者来说，优先性主义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功利主义原则与平等主义原则所遇到的困境。而对帕菲特来说，优先性原则的提出也是为了克服后果论的平等主义与义务论的平等主义所面临的困境。

 

分配正义关注在一个共同体中如何分配一种善或是一组善。这种分配需要考虑哪些问题？纯粹功利主义的答案如下：

功利主义原则：人们过得更好这本身是好的[1]（p.84）。

这种典型的功利主义要求我们关心且只关心总体福利的大小，或是受益人数的多少。功利主义原则认为每个人获得的利益越大，其道德价值也就越高，并且人们获得的利益越大越好。而每个在某种分配中受到影响的人的道德价值的简单相加，就成为这种分配方案总体的道德价值。功利主义就依据这种总体的道德价值（实际上也就是总体福利）来判断一个分配方案的好坏。有学者认为，这种分配原则的明显缺陷就是，它完全不考虑这个总体福利是如何分配的。到底是谁，得到了什么，并不是它真正关心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有两个备选方案，一个让我们给富人100元钱；另一个要求我们给穷人99元钱。功利主义原则会要求我们选择前者，而这明显违反我们的道德直觉[2]。

 

现在让我们考虑平等的分配原则。帕菲特将平等区分为后果论的平等主义（Teleological Egalitarianism）和道义论的平等主义（Deontological Egalitarianism）。后果论的平等主义内容如下：

 

后果论平等原则：一些人过得比其他人差，这本身就是坏的[1]（p.84）。

后果论平等主义认为不平等本身就是坏的，或者平等本身就是好的。即使消除不平等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不平等的缩减本身也是一种额外的善，是我们选择平等分配的充足理由。这是将平等视为一种内在价值的观点，它认为平等因其自身的原因，是善的。很明显，与功利主义原则相比，它更加关心分配的具体情形，准确地说，它关注一种分配的平等程度。平等主义原则认为一种分配方案的道德价值与其平等程度成正比，与其不平等程度成反比。该原则据此来判断某种分配原则的好坏。值得强调的是后果论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不平等都是坏的，甚至是自然禀赋的不平等。尽管没有人为此负责，也没有任何行为故意维持这种不平等，它也是坏的。

 

但是帕菲特认为有一种对后果论的平等主义的批评极其有力，以至于他完全拒斥了后果论的平等主义。这种批评努力找到一种平等会使一些人受害，而不平等反而不使任何人受害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声称不平等本身就是坏的就是十分荒谬了。帕菲特将此称为“处境下降的批评”（Levelling down Objection），其典型形式如下图（参见图1）：

 

图1 处境下降的批评我们假设有两种分配方案A与B，其中的左侧柱状物表示人群P的所得，右侧柱状物表示人群Q的所得。在分配A中存在着不平等，人群P的所得是人群Q的所得的一倍，而在分配B中，不同人群的所得完全一致。那么，根据后果论平等主义关于“不平等本身就是坏的”的观点，从分配A转向分配B是可接受的，分配B一定比分配A更好。再一次的，后果论平等主义违背了我们的道德直觉。从分配A转到分配B并没有使人群Q的所得提高，反而使人群P的所得下降。因而，在优先性主义者看来，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处境A都不比处境B更差，因而后果论平等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平等分配B并不是本身就好，不平等的分配A也不是本身就差。

 

现在，让我们转向另一类的平等主义——道义论平等主义。根据帕菲特的定义，道义论平等主义并不相信平等具有内在价值。相反，“当我们应然目的在于平等时，总是因为某种其他的道德理由”[3]（p.201）。因此，道义论的平等主义并不认为不平等本身就是坏的。只有造成了坏的后果，从而损害了其他更重要的道德价值的不平等才是坏的。

道义论平等主义原则：只有在故意产生或维持某种不平等，或者不平等涉及不正义的行为时，这种不平等才是坏的。

成本分配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061．2；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1)－0057―06

引 言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GDP从1978年的3，624．1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159，87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约为9．24％。但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发展肯定不行，而经济增长，则出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面对的是既要使经济发展，同时又要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达到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增长是否造成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同时收入分配的不断扩大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间相互作用的机制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间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实证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一)有关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现代经济增长文献主要是从供给方面分析影响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成三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外生参数的变化具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如果不存在技术进步，那么边际回报递减将最终使得经济增长停止AK类型增长理论认为，技术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规模报酬递减，达到经济增长，同时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R&D类型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内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一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制度和政府行为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从经济增长理论角度分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从其他角度强调外资和货币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舒元、徐现祥利用Jones(1995)实证检验新增长理论的方法，分析了从1952―199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结果发现这些典型事实明显拒绝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相对而言，比较支持AK类型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推动的。

(二)有关影响收入分配的文献综述

当代研究影响收入分配文献，大多数研究的是经济增长如何影响收入分配，从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变化、技术变化和宏观经济波动出发，分析经济增长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收入分配的差异。

Kuznets在1955年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呈倒U型关系，即在收入较低的阶段，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然后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Aghion，Eve Caroli and Garcia―Pefialosa从新增长经济理论出发，认为在过去20多年里，经济增长跟贸易、技术变化和新的组织出现紧紧相联，而这些变化会引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变化从而造成收入分配的差异。

国外学者研究收入分配影响的因素，一般基于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我国是一个由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转化，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化，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跟成熟市场经济下影响因素相比，有其自身的特征。

李实则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主要是制度转型所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动并没有推动居民收入差距“倒U”变动的效果。杨俊、张宗益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经济发展不是决定中国收入分配变动的主要因素，也并不存在自发的“倒U”型过程，只有人力资本积累才具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明显促进作用。

(三)有关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现有的文献中，主要沿着两条线索：一是收入分配从需求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二是收入分配从供给方面影响经济增长。

一是从需求方面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认为资本家拥有私有产权，从而可以无偿占有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工人的收入及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会减少，造成工人阶级的相对贫穷，甚至绝对的贫穷。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扩大同工人有效需求相对缩小相矛盾，生产和消费脱节，最终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增长难以维持。由凯恩斯的总需求决定模型得到，当收入分配倾向于工人阶级时，均衡的产出就会增大。这说明收入分配影响消费需求，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二是从供给方面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政治经济渠道(Political Economic Channels)派认为，收入分配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信贷市场不完善和人力资本投资f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 in Human／Physical Capital)派认为，初始收入分配越平等，更多的个人将能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而经济增长也越高。Aghion在AK模型中引入信贷市场不完善的假定，通过研究再分配对增长的激励，从而得到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

国内的学者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利用计量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间的关系进行实证。陆铭、陈钊等利用联立方程和分布滞后模型，研究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他们发现收入差距在即期对投资有非常强的负面影响，之后影响为正，再逐渐下降微弱，从长期来看，收入差距对投资的积累影响始终为负；收入差距对教育的影响较弱，其累积影响始终为正。

刘霖、秦宛顺采用Granger方法对中国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两者相互促进。

由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虽然有些文献研究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有些文献研究了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但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虽然有些文献研究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但没有对它们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本文首先构造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在这基础上，利用两个长期协整关系约束条件VCEM，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间相互作用机制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是比较复杂的，从理论分析和实证上的考虑，仅从两个方面

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经济增长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一)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由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AK类型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可得到这三种理论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技术进步等都是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紧紧相联系的，技术进步总是体现在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同时人力资本的提高必须要有相应的物质资本相适应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增长基本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当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时，收入差距越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效力就越小，这样收入差距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两个途径影响经济增长①，其作用机制见图1。

根据图1，根据含有收入分配的生产函数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生产函数可拓展到如下的含有金融发展程度的生产函数：

三、变量、数据及单位根检验

(一)经济变量及数据来源

经济增长一用劳动力人均GDP表示。GDP的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根据最近的经济普查作出调整，而各年的劳动力数据是来自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劳动力人均GDP是以1978年价格计算的实际GDP与当年的劳动力之比。

收入分配一用城乡居民基尼系数表示。1978-2000年城乡居民基尼系数是综合杨天宇、胡日东，王卓、杨宜勇、张艳华，李秉龙这四篇文献中的数据表而得，这些文献中数据基本吻合，虽各有缺失但合起来正好能够相互补充完整；2000年以后的基尼系数分别摘自章国荣，盛来运、陈南旺、严先溥、阳俊雄；2004年城乡居民基尼系数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推算得出的。

物质资本一用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表示。资本存量的计算是根据王金营的方法估算的，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是由1978年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与当年的劳动力之比得到的。

金融发展程度一用金融各项贷款总值与GDP的比值表示。金融各项贷款总值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1978年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中总的资金数据统计年鉴无法查到，利用计量方法进行估算金融各项贷款总值与GDP的之比。

(二)相关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变量间的协整分析之前有必要考察各变量是否存在单位根。用E―views5．0对上述变量：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程度及对数进行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的原则和顺序是：(1)从水平值开始检验，若检验到所有三种形式(带趋势项和截距项、带截距项、无截距无趋势项)都存在单位根，则进行差分后继续检验；(2)每一种差分形式的检验都从“带趋势项和截距项”形式开始，然后是“带截距项”形式，最后是“无截距无趋势项”形式；(3)一旦出现拒绝单位根假设的情况，停止进一步的检验，并认为该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

本文所使用的变量为：lng咖、gini、Ink、lnr和jrfz它们分别表示劳动力人均GDP对数、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对数、人均受教育年限、金融各项贷款总值与GDP的比值。对以上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得到：在1％显著性水平下，lngdp、gini、Ink、lnr和廊均为一阶单整，即I(1)。

四、协整的设定及其有效性检验

为了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有约束条件的VECM，即建立具有两个长期协整关系的VECM。由前文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可得到如下两个关系式：

本模型使用lngdp、gini、Ink、lnr和irfz这五个变量，样本区间为1978―2004，由前文的单位根检验可以得到，在1％显著性水平下，这五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即I(1)。

(一)确定协整滞后阶数L选择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阶数3，得到从滞后阶数L从0到3所对应的各种检验值，可以得到由A／C最小的是2阶，而由SC最小的1阶。从实际应用考虑，如果重点是考察VAR模型中是否存在协整向量，则滞后期应尽量大一些，从而消除误差项中的自相关①。而分析目的就是考察收入分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关系，这样采用了最大的滞后阶数3阶。

(二)非约束条件的协整关系检验

由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根据Johansen的特征根检验原理，还需要确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Eviews5．0协调整检验时采用选择了Summary of all 5 trend assumption，检验的阶数为2(协整检验的阶数比VAR模型的阶数要少一阶)，无论是否有截距项，还是无论是否有趋势项，由Trace检验可得，变量lngdp、gini、Ink、lnr和jrfz所组成的VAR模型，至少存在二个协整关系。

(三)有约束条件的协整关系检验

根据Johansen的分析框架，一个VAR(P)的模型可以表述为如下的形式：

五、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

(一)协整方程

在上述的约束条件和三阶滞后期下，对VAR模型实现有约束条件的VCEM的估计。可得到如下的两个协整关系方程：

由经济增长长期协整方程可以得到：劳动力人均物质资本对劳动力人均GDP的弹性系数为0．9002，表明从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正向作用，这一结果同理论分析是一致的；人力资本对劳动力人均GDP的弹性系数为0．4695，表明从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正向作用较大，这一结果同理论也是相一致的；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对劳力人均GDP的半弹性系数是-2．7173，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这同理论分析也是一致的；金融发展程度对劳动力人均GDP的半弹性系数为0．3196，表明了金融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作用。

由收入分配长期协整方程可以得到：劳动力人均物质资本对收入分配的系数是0．1532，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系数是-0．5 146。这说明了物质资本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人力资本则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

(二)VECM残差稳定性检验和自相关性检验

在Eiews5．0中，利用AR根的图表，可以得到VECM稳定性检验，VECM模型共有10个根，模型有5个内生变量，最大滞后阶数为3，这样共有3×5=15个根。估计的VECM模型有2个协整关系，这样应该则有5―2=3个根的模为1。我们估计的VECM模型的稳定性得以满足。

在Eiews5．5中，利用残差检验中的自相关LM检验，可以得到VECM模型自相关检验。具体结果为：LMl=22．31003，P值=0．6178；LM2：20．22689，P值=0．7348；LM3=31．25271，P值=0．1808，其中LMl、LM2和LM3分别表示滞后一阶、滞后二阶和滞后三阶LM。由于所估计的VECM模型滞后阶数为3，则明显VECM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由此可见，我们所估计的VECM模型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结论及建议

本文分析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在这基础上建立了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并且利用带有两个协整关系的VECM对此机制进行实证，可得到如下的结论：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推动的，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都很大；同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起着负向作用，而金融发展程度有助于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通过降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效力影响经济增长，且金融发展程度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负作用。

成本分配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1007407

New Interpretation of Ultimatum Game Theory: Cost Value Theory

WANG Qiang, XUAN Bi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ultimatum game; fairness theory; neural mechanism; cost value theory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equity theory, expectancy theory and reputation and morality theory, the cost value theory was put forward, claiming that people will consider the cost of rational and emotional behaviors, and when one of them becomes the dominant role, our subsequent behaviors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factors and internal neural mechanisms in ultimatum game, 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st value theory and propose the future outlook about continued research of the cost value theory.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总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1982年，Güth等人为了验证其正确性，提出了最后通牒游戏（the Ultimatum Game，UG）。在游戏中，有两个玩家，通过掷硬币确定谁是分配者（proposer），谁是接受者（responder）。分配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分配方案。接受者对其分配方案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如果接受就按照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如果拒绝，两人一分钱都得不到［1］。这是标准的最后通牒游戏，随后，又发展为多人和多阶段的最后通牒游戏。自从最后通牒游戏被提出后，就受到了很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一方面它拒绝了理性人的假设，另一方面提出了公平的概念［1-2］。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在经济环境中人的行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因素也开始进入经济学家视野中。随后，心理学家开始对最后通牒游戏中人们的行为决策进行不同的理论阐述，包括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名誉道德理论等，而这些理论或许只能从一方面对人们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行为进行解释，本文在这些理论基础上，提出成本价值说，认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总是使得做出某种行为背后的成本价值最小，否则人们拒绝做出这种行为，也即不仅考虑到理价值的影响，同时要考虑到情感行为价值，当二者中谁占住了主导地位，谁就决定了其后面的行为。接着，本文将从影响因素和内在的神经机制 ［3］等进行论证。最后再介绍其不足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一、理论解释

根据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利己主义是人们在经济决策中首要考虑的，人们总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有一笔钱，总数为M，假设分配者分配x给接受者（0≤x≤M），自己则获得M-x；对于分配者而言，如果他是理性的话，那么分配给接受者的x只要无限小且x＞0，此时他将获得最大利益；而对于接受者而言，如果他也是理性的，那么只要x＞0，他都选择接受，因为有总比没有的好。是否事实真的如理性人假设预期一样？是否传统经济学中的子博弈完美均衡能够很好的预测人的实际行为？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假设和预期。其中最广为接受的，同时也受到最多挑战的是公平理论。

1.公平理论

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分配者将分配无限小的金额给接受者，使得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这样他的行为才是理性的；对于接受者而言，如果他也是理性的，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大于零的分配金额，他都应该选择接受，因为有总比没有的好，这样接受者也实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实验结果表明，接受者拒绝任何小的分配金额，甚至低于2美元（总金额10美元）的分配方案也很少接受，使得自己和分配者什么都获得不到［1-4］。针对这个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相悖的结果，首先Güth等人提出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公平的考虑影响着人们的决策。Rabin认为，公平主导着自私，因为接受者通过拒绝行为而去惩罚不公平的分配，这样分配者就倾向于做出公平的分配。根据Rabin的观点，如果行为背后的意图是善良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就被知觉为公平；相反，如果意图是敌意的，该行为就被知觉为不公平。而意图的善良与敌意又依赖的是对利益的分配平均。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当接受者面对分配者不公平的分配时，就会产生敌意的情绪，知觉到不公平，所以宁愿选择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金钱）也要去惩罚分配者的不公平行为。

自从Güth等三个德国人提出了公平概念之后，随着Fehr和Schmidt的文章《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以及 Bolton和 Ockenfels的文章《A theory of equity, reciprocity and competition》的刊登，开始掀起经济学中对于社会规范的思考，例如公平、合作、互惠、利他主义和不公平厌恶等因素，使得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人们在经济环境中的行为［5-6］。人们对于公平的追求，换个角度就是人们对于不公平的厌恶。由于人们厌恶不公平，那么他就会思考他人什么时候也会知觉到不公平，从而形成期望理论。

2.期望理论

研究者比较了分配者在最后通牒游戏和独裁者游戏（the dictator game，DG）中的分配行为，认为如果分配者考虑到公平的因素，那么分配者在最后通牒游戏和独裁者游戏中分配方案应该是一致的，近似50%，实验结果却发现并不是这样的［2-7］。Harrison和McCabe以及Hoffman等人对公平解释表示强烈反对，为此提出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即分配者要考虑到对接受者的最小可接受值的期望［4］。根据期望理论，作为一个理性的分配者，并不能假定接受者也是理性的，所以一个不充足的分配仍然可能被拒绝。只有他相信，这个分配方案并没有低于接受者的最小可接受值，那么这种方案就是最佳的。Hoffman等人（1994）的研究，通过强调分配者的财产所有权去操纵分配者的期望，虽然是成功的，但是没有考虑到分配者期望的控制和操纵的满意度。当然对期望的控制，令人信服的是来自Harrison和McCabe的实验，通过让被试与自动程序策略地进行博弈，操纵被试的期望以及行为，其结果与博弈理论预测一致，从而否认了公平分享的假设。

随后，Suleiman设计了一个修改版最后通牒游戏（δ-UG），该游戏范式更好的实现了对期望的操作［8］。在δ-UG范式中，假定分配金额的总数还是M，分配者分配给接受者的金额是x，如果接受者同意，那么此时接受者获得x，而分配者获得金额为M-x；如果接受者拒绝，此时接受者获得δ*x，分配者获得δ*（M-x），其中(为折扣率（0≤δ≤1）。在δ-UG范式中，虽然接受者的拒绝导致两者绝对获得金额折扣了δ，但是此时的相对获得金额x／M-x却不受接受者拒绝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尽管接受者能够对分配金额的绝对大小有一定的控制，但是他们的反应不能够影响到相对金额大小。

在一次的δ-UG范式中，当δ=0时，修改版最后通牒游戏就变成了标准的最后通牒游戏；当δ=1时，变成了独裁者游戏。Suleiman认为，游戏者的期望是δ的函数。具体来说，有理由假设在较小的δ条件下，分配者更加害怕作出较低的分配金额，正是由于这种惧怕从而引起分配金额的提高；因此，他假定接受者的效力是由δ决定的，正是接受者的效力影响了他对于最小可接受值的期望水平，因此决定了他接受或拒绝某一固定金额值的概率。其实验结果证明了分配者的分配金额与δ成反比关系；并部分证明了对于相同的分配金额，在较小的δ条件下，分配者更可能评价其被拒绝；决定效力更弱的接受者有着更多的满意感。该实验结果显示在最后通牒游戏中，除了公平因素，期望也起着重要作用。

3.其他理论

除了公平理论、期望理论之外，研究者们还提出其他的理论解释，包括风险规避理论（Risk-Aversion Theory）、名誉道德理论(Reputation and Morality Theory)等。风险规避理论强调，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当分配者作出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他可能面临着来自接受者拒绝的风险。对于那些不愿意冒风险的被试而言，他们更可能倾向于风险规避，采取的措施就是作出公平的分配方案。Burnell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构建经济学函数公式［9］，不仅能很好的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从理论上进行了佐证。而名誉道德理论是指，人们作出公平的决策可能并不能提高某人的声誉，但是如果表现出自私却有着强烈的负面影响。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名誉，表现出更加公平的行为。还有就是来自道德的压力，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决策。

上述的理论解释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下都有着一定的预测性。在最后通牒游戏的很多实证研究中，分配金额数值都很小。假如金额数值很大时，例如10万美元，此时人们是否还会选择拒绝行为，此时公平理论是否还具有预测性，就有待研究的深入。而名誉道德理论、期望理论只从分配者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并未考虑到接受者的行为。总之，这些理论只从某个角度进行阐述，例如期望理论，强调的是理性因素，而公平理论、誉道德理论突出的是情绪因素的考虑。而实际人们的行为或许考虑了理性和情绪因素两者的作用。为此我们提出了成本价值说。

在成本价值说中，我们认为，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需要考虑这种行为背后的成本价值，它包括两种成本价值，一是理价值，另一种是情感行为价值。前者涉及到在获益情境下，选择接受这种决策行为的主观赋值。后者涉及到在获益情境下，为了满足情感需求，选择拒绝这种决策行为的主观赋值。如果行为成本过高时，我们就慎重作出这种行为，即我们总是做出成本价值最低的行为。例如在经典最后通牒游戏中，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8/2时，此时接受者的理价值2美元，如果接受者主观赋予情感行为价值大于2美元，如果选择接受，即获得2元的理性价值收益，失去大于2美元的情感价值收益，结果行为成本损失最大，所以接受者选择拒绝。如果主观赋予情感行为价值小于2美元，如果选择接受，将获得2美元的理性价值收益，同时失去小于2美元的情感价值收益，结果还是盈利，所以接受者选择接受方案。如果选择拒绝，结果将是损失，这不符合行为决策的价值成本最小的原理，所以还是选择接受。当我们赋予情感行为价值过低，此时理价值变高，那么理性占住主导地位，我们更多的会表现出理，例如面对10万美元或者更大的分配金额时，如果分配者只分配给我们1万美元，此时理价值为1万美元，而我们的情感行为价值主观赋值可能低于1万美元，如果为了满足情感上的公平感受，而选择拒绝接受，那么此时行为价值成本就相当的高，不符合行为成本价值最小原则。而此时公平理论却无法进行合理解释。当我们赋予情感行为价值较高时，此时情感占住主导地位，人们或许宁可牺牲看起来很大的利益也要获得情感上的满足，此时人们更多的是选择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这就是成本价值理论的内容。

在一定条件下，根据成本价值学说，人们能够很好的理解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名誉道德理论等。例如，公平理论核心强调的是人们对于公平的追求，厌恶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他们赋予情感行为较高价值，为了实现行为成本价值最小原则，所以就容易做出拒绝选择。而期望理论突出的观点是，分配者对于接受者可能接受的最小分配方案的期望。当分配者的分配方案低于这种最小期限时，被试就很可能拒绝。其实期望价值也能够很好的用成本价值进行预测。当分配者在进行分配时，他所考虑的成本价值就是这种期望。一方面分配者要使自己的行为成本价值达到最小，另一方面他也要使他人的行为成本价值最小。当分配金额值很小时，如果接受者接受，此时分配者的行为成本价值最小，而对于接受者，他选择拒绝时，此时他的行为成本价值最小。为了使两者都实现行为成本价值最小原则，或许此时分配者提高分配金额。同样，对于名誉道德，当一个人赋予名誉道德很高的价值时，为了追求情感上的满足，或许此时的他表现出更多的非理性的行为，而不是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他面对更大的经济成本损失时，即此时的理价值很高，那么他就会考虑作出这种非理性决策的意义了。于是，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时，不仅需要考虑到理价值，同时也要考虑到心理情感的价值，并且需要权衡这种行为成本价值大小，而这正是成本价值说的核心。

二、影响因素

1.性别

根据成本价值说，能很好理解人们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性别差异，而现有的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和名誉道德理论等却不能很好的进行阐释。在儿童的最后通牒游戏研究中，Murnighan和Saxon研究发现，女孩子相对而言更加的慷慨。依据成本价值说，男女赋予理性和情感成本价值存在差异。而Schmitt等人研究显示，在女性中，75.5%的女性存在感情判断；而在男性中，只有43.5%的男性感情判断。同时有研究显示，在抑郁、紧张研究中，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加倾向集中于紧张压力情绪的体验 ［1112］，都说明了女性倾向于情感体验。这使得男性赋予其理较高价值，而女性赋予其情感行为较高价值。所以女性为了追求情感上的满足，更加慷慨。不过也有研究显示，男女性别在分配金额和接受方案方面不存在系统的差异［13］，但对于性别差异的原因和内在机制，还有待于研究的深入。

2.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导致人们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不同的决策行为，其原因得不到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和名誉道德理论等很好的解释。而成本价值说却能促进人们理解文化差异导致人们决策不同的原因。Roth等人最早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群体在经济行为上存在差异［14］。Chuah等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结果显示：马来西亚籍华人的分配者更可能分配更多的金钱给自己国家的接受者，而英国分配者不受影响［15］，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国间的文化不同，马来西亚籍华人以集体文化为主，而英国更强调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的被试赋予情感行为较高的价值，维护的是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实现行为成本价值最小原则，所以更容易作出更加公平的决策。而个人主义文化的被试，强调的是个人自己利益，赋予理更高的价值，容易作出对自己有利选择。随后Chuah等人于2009年又做了一个实验，实验被试仍然来源于马来西亚与英国，其结果表明，国内被试与国外间被试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其金额分配存在差异。通过事后统计分析，排除了人口统计学和实验条件导致的实验差异，推论相对于国籍因素，文化中的态度不同能更有力的预测人们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行为［16］。根据成本价值说，文化中的不同态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文化中，除了不同文化态度，还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文化差异。在Chuah等实验中，马来西亚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选择的被试来自首都吉隆坡城市，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家庭经济富裕。这样就排除了经济不同导致的区别，使研究结果的差异来自文化态度间的差异。文化中的态度有集体主义文化态度和个人主义文化态度。集体主义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强调集体价值和利益，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应。所以他们的文化态度就使得其赋予情感行为价值更高，追求的是公平的选择。而个人主义文化态度强调的是个人自身的利益与价值，与他人无关，这样使其赋予理更高的价值，容易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

3.外表吸引力

通过成本价值说，或许能更好的理解外表吸引力对于人们决策的影响。有着美丽外表的人，拥有着更多的无形资源，更可能被用人单位接受，享受着更高的待遇，被称为“美丽贴水”（beauty premium）效应。Solnick和Schweitzer研究了外表吸引力和性别对最后通牒游戏中决策的影响，最后结果显示与“美丽贴水”效应一致，同时外表吸引的人被分配更多，但对其需求也很大。并且男性被提供更多的分配金额［17］。Zaatari和Trivers的研究结果与其一致，有着对称身体的男性，由于期望很少的合作，其作出的分配方案金额倾向更少，但女性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没有这种联系［18］。从成本价值理论角度出发，结合Schmitt等人的研究结果，男性本来倾向于理性判断，再加上有吸引力的外表，此时期望很少的合作，表现出更加的理性，从而增加理价值，就表现出更加理性的行为，分配给接受者更少的金额。而女性本来倾向于感性，有着吸引力外表的女性，希望得到更多的肯定与赞赏，寻求情感上的满足，结果赋予情感较高价值，表现出更加公平的决策。这一解释弥补了Zaatari和Trivers不能很好的解释性别差异的原因。

4.社会距离和匿名性

心理学的百科全书定义社会距离为在个体或团体之间所知觉到的距离［19］，表现出社会交往中人们之间的互惠程度［20］。Hoffman等人通过设计双盲实验和单盲实验发现，在独裁者游戏中，社会距离影响分配者行为。随着社会距离的减少，分配者提供更低的分配金额［20］。Charness和Gneezy研究了变化着的社会距离和匿名性在最后通牒游戏和独裁者游戏中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距离和匿名性影响独裁者游戏，而最后通牒游戏却不受影响。社会距离和匿名性对最后通牒游戏的影响，可能与后面所提到的名誉道德因素有关。社会距离的远近和匿名性程度如何，涉及到其对分配者的名誉和道德危险程度，当社会距离较远、匿名性程度较大时，此时分配者的名誉危险和道德压力都很小，根据成本价值学说，此时，理价值较高，分配者可能表现出更加自私，作出较小的分配金额。当社会距离较近时，此时情感行为价值较高，分配者就可能容易提供较大的分配方案，以满足情感上的需要。

5.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

Kagel等人的研究显示，当仅仅分配者知道自己有着较高的兑换率时，分配者此时相对公平，提供平均46.9（100）个筹码给接受者；当分配者有较高的兑换率却不知道，而接受者知道时，分配者提供平均45.7个筹码，而接受者有着34%的拒绝率。当两者都知道不同兑换率且分配者有着较高的兑换率时，分配者提供近63.7%的筹码，否则接受者有着更高的拒绝率。其实验结果很好的证明了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对于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人们行为的影响［21］。而Repoport等人完善其实验设计，其结果显示，当接受者不知道分配金额大小时，随着分配金额大小的增加，分配者分配给自己的数额也在递增［22］ 。这些研究都表明了不完全信息对于最后通牒游戏的影响。根据成本价值说，由于信息掌握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影响了背后的成本价值评估，如果接受者信息不完全，此时分配者即使作出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接受者也不知道，不担心接受者选择拒绝，使得分配者理价值变高，选择接受后，减去情感行为价值，其结果仍然是正值，符合行为成本价值最小原则，所以就表现出提供更少的分配金额。当分配者信息不完全时，没有办法作出理性判断，此时分配者理价值降低，导致其情感成本变高，容易作出更加公平的决策。同样，对于信息的不对称，如果分配者知道信息不对称并且对自己有利，如果再分配更少的给接受者，此时分配者觉得自己情感上都过意不去，于是主观上赋予情感行为较高的价值，做出看似公平的分配。如果接受者知道信息不对称并且对自己有利，面对分配者不公平方案，此时接受者赋予理较高价值，仍然作出更多的接受选择。当两者都知道这种信息的不公平时，不管对于谁更有利，分配者和接受者都赋予情感行为较高价值，此时更容易产生公平分配。

上述的这些影响因素，可以通过成本价值说做出较好的解释。从一定的程度证明了该假说的合理性。在研究经济学领域中的人们决策和博弈行为时，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学因素和心理动机。

三、神经机制

成本价值说强调的是，人们做出某种行为，总是使得这种行为背后的成本价值达到最小。为此，人们会对理价值和情感行为价值进行主观的赋值与比较。如果存在这种主观赋值与比较，或许能够从神经机制上得到验证。而Sanfey等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发现，对于来自人类被试的不公平分配方案激活的脑区有双侧的前脑岛（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和前扣带回皮层（ACC）［3］。一般双侧前脑岛的激活与负性情绪状态有关。而关于痛苦、饥饿干渴和自动唤醒的神经成像研究显示的也是该脑区的激活。在情绪的研究中，这个区域涉及到的是对于具体的负性情绪状态的评价和表征。所以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双侧前脑岛的激活可能与对不公平分配方案体验到的负性情绪有关。换句话说，如果情感行为价值较大，占住了主导地位，此时激活了双侧前脑岛区域，所以体验到强烈的不公平感，导致人们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这种不公平的行为。另一方面，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联系到目标的保持和执行控制等认知过程［23］，在Sanfey等人的研究结果中发现了这个脑区的激活，由于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导致强烈不公平负性情绪，从认知的角度来讲，有很少的受益总比没有的好，所以为了克服这种强烈的负性情绪，人们就必须提高其认知需求，这样就导致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该结果提示当我们的理价值的主观赋值变小时，此时情感行为价值变高，为了实现行为背后成本价值最小原则，人们有着异常高的拒绝率。同时，根据成本价值说，既然存在理价值和情感行为价值间冲突，那么体现认知和情感冲突的大脑区域将得到激活。而Sanfey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前扣带回皮层发生激活。前人研究显示前扣带回皮层的激活反应的是认知冲突［24］。具体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前扣带回皮层的激活可能反应的就是理和情感行为二者间的冲突。

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激活了双侧前脑岛、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揭示人们经济决策的内在脑机制。说明人们在做经济决策时涉及到认知和情绪两个方面，共同影响人们决策。这或许能够间接支持前面所提到的价值成本说。当理性价值成本很高时，此时或许激活了前额叶皮层，导致认知动机和理性占住主导地位，此时人们更多表现出选择接受行为。情感成本较高时激活脑岛，这时情绪动机占住主导地位，人们表现出非理性的拒绝行为，或者说是理性不足的行为。而Yamagishi等人的研究也显示，单独的情绪也能够诱发人们对于不公平的厌恶情绪，表现出拒绝行为。该结果间接显示，或许情感行为价值很高时，人们会选择拒绝行为以满足最小行为成本的原则。而前扣带回的激活就涉及到这两者的冲突。

最后通牒游戏自从提出以后，就受到了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为了更好的理解其内部机制，我们提出了价值成本说，目的在于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行为背后的机制。目前，最后通牒游戏作为研究公平行为的实验范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国内有学者开始通过最后通牒游戏实验范式，来研究儿童公平行为的发展以及其经济决策行为。由于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努力追求的目标，所以对于公平的研究也将继续开展下去。未来可能将继续使用这个实验范式，来研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平行为，为有关部门献言献策。同时，由于最后通牒游戏本身实验范式的缺陷，缺乏真实性和金钱数额大小的刺激程度不同，导致其实验结果缺乏生态效度，有待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继续完善实验范式，使得更加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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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配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11-10 -02

企业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是传统经济学不研究企业，认为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一个黑箱，是在给定资源和技术条件形成的投入产出关系。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首次提出了关于企业的论述。科斯从企业与市场不同配置方式角度论述企业、市场以及它们的边界。近百年来，多位权威经济学家对科斯《企业的性质》进行了解读，不同的视野从而解读出不同的结果。

一、《企业的性质》观点概述

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的观点主要有三个：1.首次提出企业（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替代品。他说：“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价格机制是市场配置机制，而企业本身是资源配置的组织，说明企业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组织，可以互相替代。2.科斯提出了企业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配置机制：“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价格机制自动调节；在企业里，资源配置由权威的组织来完成。”权威配置与价格配置是科斯指出的两种不同配置机制。3.科斯指出两种配置机制都有成本：“但无论用市场机制还是企业组织来协调生产，都是有成本的。”可以看出，科斯的整个逻辑十分清楚，强调企业与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组织，但又是两种不同的配置机制，两者均有配置成本，从而导致了可以相互替代，配置成本决定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科斯《企业的性质》揭示的是配置问题及指明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式。遗憾的是科斯只是提出了企业的权威配置与市场的价格配置是两种不同的配置机制，并没有展开对两种配置机制的深入研究，从而给后来的经济学家研究提供了太多无限制的空间，以至于可能方向的走偏。

二、科斯理论的不同解读

早期人们并不太关注科斯提出的理论。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才开始慢慢解读和拓展科斯的理论。然而从一开始，经济学家在解读或拓展科斯理论时就出现了偏差。这些偏差主要表现在：1.只研究企业内部的配置机制，而不研究市场配置机制（这是整个经济学的缺陷），把科斯的研究方向引入了一个极端；2.不研究两种配置机制的相互关系，或者将两种不同配置机制混为一谈。

只研究企业内部配置机制使得大部分经济学家把科斯的研究局限在企业内部契约理论上。注意到契约可以代表配置机制，但是企业内的配置机制只是一种契约，而科斯提出的是一种契约替代另外一种契约，研究的是两种契约。1994年，张维迎在《西方企业理论的演进与最新发展》文章中就说：企业的主流契约理论之先河由科斯（Coase，1937）开辟，之后又由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Demsets，1972）、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0）、克莱因等（Klein et al.1978）、詹森和麦克林（Jensen，Meckling，1976，1979）、利兰和派尔（Ldand，Pyle，1977）、罗斯（Rose，I 977）、张五常（Cheung，1983）、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nt，1986）、霍姆斯特姆和泰若勒（Holmstrom，Tirole，1989）、哈特和莫尔（Hart，Moore，1990）、阿根亚和博尔腾（Aghion，Bolton，1992）以及其他学者加以拓展。说明大家都把科斯的研究局限于企业内部的契约理论研究。

1983年，张五常发表了《企业的契约性质》文章，文章标题就指明了是企业契约理论。但是在其文章内容上，还是研究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但是他表达了与科斯不同的观点。科斯提出的观点是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而张五常认为：“企业的成长则被视为产品市场被要素市场代替，导致了交易费用的节约。”张维迎在文章中说：“（张五常认为）企业并非为取代‘市场’而设立，而仅仅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张五常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性质的更透彻的解释，从而改进和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张五常关于企业的本质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的观点是深刻的”。

在契约理论下，经济学家另外还区分为：1.间接定价理论。以张五常、杨小凯为代表。2.资产专用性理论，不完全合约与纵向一体化理论。以威廉姆森（1975，1979，1 980）和克莱因等（1978）为代表。3.团队生产理论。以艾尔钦和德姆塞为代表。4.委托―理论。以威尔森（wilson，1969）、斯宾塞和泽克海森（Spence，Zeckhavser，1971）、罗斯（1973）、莫里斯（Mirrlees，1974，1975，1976）、霍姆斯特姆（1979，1982）、格罗斯曼和哈特（1983）等为代表。5.资产证券理论。以格罗斯曼和哈持（1988）、哈里斯和雷维夫（Harris-Raviv）（1988）等为代表。这些观点在张维迎文章中均有详细描述。

除了企业的契约理论，人们还引申出研究如企业的企业家理论、企业的企业管理者理论等。

三、两种资源配置方式

为了深入探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配置理论，有必要先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学是一门依靠研究资源配置来研究财富增长的科学。资源配置方式是经济学的生命线。下面我们将要提出的是两类截然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选择配置与交易配置。

（一）选择配置与交易配置

本文首次定义资源的选择配置与交易配置。选择配置是指：单个经济主体对属于自己的资源进行的各种分配处置；交易配置是指：多个经济主体按照一定交换规则（按照价值交换）进行的资源交换配置。

选择配置以某单个经济主体为中心，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该经济主体可以对属于自己资源进行任意的处置。所谓任意处置是指经济主体可以按照经济利益最大化或非最大化处置。例如可以将其物品参与市场竞争交易，争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也可以将物品捐献出去。选择配置可以配置纯经济资源也可以配置非纯经济资源。例如，企业产品在市场上交易属于纯经济资源配置，而企业招聘经理岗位、生产决策等属于非纯经济资源配置。类似的还有大学的招生、剧团的招演员等。

交易配置是多个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对单个经济主体而言，交易配置可能是其多个选择配置中的一种配置，但是对整个经济社会而言，交易配置是唯一的一种多个经济主体之间按照价值交换的配置。交易配置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交易。市场交易遵循的是按价值交换规则，价高者得，价低者出。人们不可能选择交易配置的规则，唯一只能遵从交易规则。

（二）选择配置与交易配置的区别

选择配置与交易配置存在如下主要区别：

1.单个经济主体与多个经济主体

选择配置是指单个经济主体进行的资源配置；而交易配置是指多个经济主体之间的一种配置方式。整个传统经济学实际上都是在研究单个经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的选择。

2.多个配置方式与单个配置方式

理论上，选择配置可以有无限多种方式，只要不违背法律原则，经济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意愿的选择配置方式。甚至可以自行制定与外部的交易规则（当出现与外部交换情况时）；交易配置则不同，多个经济主体只能采用唯一的大家公认的配置方式。

3.纯经济类与非纯经济类

选择配置可以是纯经济类配置和非纯经济类配置。例如，企业内部的人员调动、下级服从上级，这些都属于非纯经济类配置。而企业出售其产品，自然属于纯经济类配置。交易配置只能是纯经济类配置，不存在对非纯经济类资源的交易配置情况。

不论哪一种配置方式，都必须是产权清晰的配置，任何经济主体只能配置属于自己的资源。

（三）传统经济学的缺憾

传统经济学即主流经济学号称是选择的科学，迄今为止，传统经济学只研究选择配置而不研究交易配置，传统经济学假设交易成本为零。然而传统经济学又使用交易配置形成的结果，市场交易结果。这就容易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当这个交易配置结果是错误时，选择配置依据这个错误结果进行选择，结果一定是错的。我国目前就存在较多这种情况。

四、对科斯配置理论的再爱考

有了选择配置和交易配置概念，我们就可以更加容易理解科斯提出的配置理论，以及分辨清楚目前经济学界解读现状。

科斯配置理论的核心观点包括如下三点：1.指出企业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这就是本文定义的选择配置与交易配置。企业对应的是选择配置，而市场对应的是交易配置；2.企业与市场都是配置组织，所以可以互相替代；3.配置成本决定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科斯指明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通过研究企业与市场配置方式的不同，从而找到企业与市场存在的理由和知道两者之间的边界。

如果不按照这一思路研究就可能产生偏差。例如，由于不区分企业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配置机制，张五常提出的企业替代市场的本质是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把两种配置机制误读为一种配置机制，一种配置机制下的交易标的不同。而科斯的原意很清楚：一种契约替代另外一组契约。契约可以代表机制，代表不同的配置方式。再如，其他的各种研究结论，大部分都局限在选择配置上，而不涉及两种配置的关系。将科斯的研究方向扭曲为单单研究企业内部的选择配置方向。不论是资产专用性理论、委托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还是资产证券理论，研究的都是局限在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所形成的理论。这些企业理论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是需要提出的是：1.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包括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理论上有无限多种。经济学家很难全面研究。2.无数的企业家实际上是企业理论的践行者，他们的人数、掌握的实际企业运行理论等远比经济学家多。3.科斯的本意不是局限于企业一种配置方式，否则就没有企业与市场边界概念。

回归科斯理论是回归科斯研究的企业与市场配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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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配论文篇（8）

关键词：正则表达式；新浪微博言论；元字符；匹配；替换

1.引言

依托于网络媒体产生而又迅速普及的微博是一种全新的自媒体。微博因其具有瞬时性、互动性、及时性、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备受社会关注。新浪微博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微型博客网站、最主流、最具人气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是研究微博网络口碑的理想平台。因此本文基于新浪微博对微博言论的清洗进行研究，具有较好的普适性。

对企业而言，负面口碑对品牌转换和企业形象会产生显著影响，给用户或潜在用户带来负面的感知，不但会影响潜在用户的购买决策，甚至可能会直接导致客户流失。而对于那些没有发表个人言论，只是转发负面言论的微博，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不能将其划分为负面口碑。因此，在对言论进行负面口碑划分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新浪微博言论进行清洗，删除非本人的言论。本文将运用正则表达式解决上述问题。

2.关于正则表达式

2.1正则表达式的介绍

正则表达式是提供给计算机操作和检验所要抽取的字符串数据的一种强大的工具，是一串由特定意义的字符组成的字符串，它表示某种匹配的规则[1]。

正则表达式最基本的3种功能是匹配、替换和提取。匹配功能用于把设定的匹配表达式与数据文件和Web页面的表达输入等目标对象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执行相应的程序[2]。替换功能用于在文档中使用匹配模式来标识特定文字，然后将其删除或进行替换。提取指的是根据模式匹配，从字符串中提取字符串。正则表达式能快速准确地处理一系列复杂字符串的查找、替换和提取等工作。因此，能够利用正则表达式快速匹配数据中的特点进行信息抽取。

2.2正则表达式中的括号

正则表达式中包含有三种括号，分别是小括号（“（ ）”）、中括号（“[ ]”）和大括号（“{ }”）。它们分别表示不同的含义：小括号表示字符串的分组和提取；中括号表示满足条件的其中一个字符；大括号表示匹配次数。而其中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只表示字符串的分组，而不能用于提取，换句话说，如果小括号中出现“？：”，那么这个小括号就只用于字符串的分组而不能进行提取。

2.3元字符

正则表达式由普通字符和元字符组成，普通字符包括大小写的字母和数字，而元字符则具有特殊的含义。要想真正的用好正则表达式，正确的理解元字符是最重要的事情。

2.4非贪婪模式

在修饰匹配次数的特殊符号后再加上一个“？”，则可以使匹配次数不定的表达式尽可能少的匹配，使可匹配可不匹配的表达式，尽可能的“不匹配”，这种匹配原则叫做“非贪婪”模式。

3.在新浪微博言论中的应用

在对新浪微博言论进行负面口碑划分前，需要删除微博言论中非本人的言论及@后的人名，避免无关的文本命中负面关键词导致错误的判断。

第一步 仔细观察文本特点，总结所有可能情况。这里主要有三种情况：（1）“//@某人：言论”这是需要全部删除的，因为这些都是出自别人的；（2）“@某人言论”，只需删除@及其后的人名即可，因为此处的言论是本人的，但是人名可能会命中关键词；（3）“回复@某人：言论”，只需删除@及其后的人名，因为此处的言论也是本人的。

第二步 针对以上三种情况分别编写正则表达式。

对（1）编写正则，由于以“//@”开始，到句尾结束，所以可写出其表达为：＼/＼/@.+MYM，“+”是因为中间的文本部分字符数量没有共性。

对（2）编写正则，由于以@开始，遇到空格结束，所以可得表达为：@[^＼＼s]+。

对（3）编写正则，同理开头为“回复@”，遇到“：”表示结束，所以可得正则表达：回复@[^：]+。

第三步由于三者之间是或者的关系，所以最后需用“|”将其连接起来，即：回复@[^：]+|＼/＼/@.+MYM|@[^＼＼s]+。

第四步将上一步正则表达所匹配到的字符串全部替换为空即可达到删除的目的。

4.结束语

本文详细地总结了正则表达式的相关知识点，并利用正则表达式快速准确的匹配、替换等功能，完成了对新浪微博言论的初步清洗。从而提高了对新浪微博言论进行负面口碑划分的准确率，证明正则表达式在新浪微博言论中的应用大大地提高了效率。当然，新浪微博言论中还存在其他的杂质需要进行清理，比如表情符号、短链等，所以，还需进一步的学习。（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成本分配论文篇（9）

论文摘要：正确理解和运用重要性原则对成本会计核算工作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以及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以及重要性原则对会计人员的职业要求。

论文关键词：重要性原则,成本会计,运用

一、引言

重要性是会计、审计理论与实务中的一个基础概念和基本原则， 在会计和审计中有着十分广泛的运用，以及重要性原则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二、重要性原则的内涵

(一) 重要性的判定

(二) 对重要性原则的进一步分析

1. 运用重要性原则是“成本效益原则” 的要求。

2. 运用重要性原则， 有利于把握住问题的实质， 抓住关键点。

3. 运用重要性原则需合理运用会计职业判断。

三、成本会计信息的成本构成及效益构成

(一)成本会计信息的成本构成

1、处理和提供成本会计信息的成本。

2、传递成本会计信息的成本。

3、诉讼成本。

4、竞争和谈判劣势。

5、管理和业绩评价的机会成本。

6、其他成本。

(二)、成本会计信息的效益构成

(1)降低成本。

(2)增加企业的利润。

(3)为企业战略提供支持。

以上成本会计信息的成本与效益分析的启示如下：

第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企业的外部信息需求者还是企业的管理当局对成本会计信息的需求加强。

第二、成本会计信息的成本与效益大部分是难以计量的。

第三、成本会计信息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

第三、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分析

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较为普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账户设置

(二) 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

1. 直接分配法符合重要性原则。

2. 计划成本分配法按重要性原则可以简化核算。

3. 顺序分配法，充分体现出了重要性原则的思想。

(三) 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分配

1. 不计算在产品成本法。

2. 在产品按所消耗原材料费用计价法。

3. 在产品按年初固定成本计价法。

4. 在产品按完工产品成本计算。

5. 定额成本法计算在产品成本

(四) 联产品和副产品成本的计算

(五) 制造费用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六) 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核算

四、结束语

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是非常普遍的， 重要性标准离不开信息使用者的具体需要， 离不开每个企业所处的特定环境， 重要性原则在实务中的适度运用依赖于会计人员高度的职业敏感性与良好的职业判断能力， 可见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增强职业判断能力已成为新形势下会计发展的紧迫任务。另外， 在成本核算中运用重要性原则毕竟会使得成本信息的准确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此加强信息披露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费伦苏.对重要性原则内涵的思考〔j〕.财会月刊(综合)，2006(9).

〔2〕金未.重要性原则在我国会计中的运用〔j〕.发展研究，2006(4).

〔3〕欧阳清，万寿义.成本会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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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配论文篇（10）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因此，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认清其科学内涵和本质，对于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追求自身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理论武器和理论依据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是为了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为了揭露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剥削实质，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价值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反对资本统治、反对剥削，追求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无产阶级团结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因为劳动价值论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让资本家良心发现而放弃剥削，只是使广大无产阶级看到自己的处境，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自身的解放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资本剥削，争取自身的解放。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利益的理论体现，创造价值的劳动者理应拥有自己创造的价值，这是劳动者的利益所在，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代表了劳动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大趋势。

劳动价值论不仅是反对资本统治的理论武器，在社会主义社会，它还是劳动者实现自由发展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是劳动者的各种经济权利得到充分发展和实现的经济，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所在。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坚持作为社会文明创造者的劳动者拥有自己所创造的文明，劳动者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和自由发展。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但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劳动者争取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发展这一核心的内涵没有改变。因此，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断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把握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二、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

关于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非劳动要素也创造价值，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创造的主体是人，物没有意识，怎能谈得上创造?只有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在于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的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商品的价值，物化劳动根本不能创造价值。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这里的劳动是指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而非具体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说到，“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马克思这一理论无疑是科学的，因为物化劳动已经凝结在作为商品的物质中，是不可能再“活化”的，不会再具有创造价值的功能。尽管资本和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形成过程，但是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他们都不创造新的价值，仅仅转移了原有的旧价值。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的观点，实际上回到了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非活劳动要素也创造价值的理论上。正如马克思所说：“土地所有权和资本，尽管会对它们的所有者形成收入的源泉，也就是，会给他们一种权力，让他们可以占有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但决因此，便成为他们所占有的价值的源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正是批判资产阶级学家把劳动作为与资本、土地同等的生产要素，抹杀了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而提出来的。企图把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土地都看成是创造价值的，这种观点忽视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劳动同资本、土地一样作为生产要素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在从根本上否定劳动价值论。

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但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一方面，经济学上所说的价值始终是商品的价值，即交换价值。所谓创造价值是指创造交换价值，而不是单纯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指资本统治下、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中的雇佣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就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进而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因此，马克思研究创造价值的劳动的侧重点是指人类特殊的生产劳动。关于生产劳动，马克思既论述了生产劳动的一般，也论述了生产劳动的特殊。关于生产劳动的一般，马克思指出：“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并对此进行了补充，“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因此，生产劳动的特殊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起的。“生产劳动只是这整个关系和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借以发生作用的形式和方式的简缩表现”。可见，马克思分析生产劳动，完全是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围绕生产剩余价值这个中心进行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正是站在了生产劳动者的立场上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

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生产劳动只在很小的私有制范围内存在，私有制范畴内劳动者的劳动还具有生产劳动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范围内不宜再用生产劳动的概念。因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再是“会说话的生产要素”，劳动不再具有生产劳动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指合法的生产商品的劳动，既包括有形的商品，也包括无形的商品。但需要注意的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创造价值的劳动一定是社会必要的劳动，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必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比如，公务员劳动是社会必要的劳动，但它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不过是用自己的劳动，从已经创造出的社会价值中为自己创造出一定的份额。

三、劳动价值论与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的关系

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是两码事，价值分配依据的不是价值创造，与劳动价值论没有关系，笔者不敢苟同。

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密切相关的，价值创造是因，价值分配是果，有价值创造作用，才有价值分配权力。没有价值创造作用，是不能参与价值分配的。谁创造价值，谁就拥有价值，这是劳动者解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如果没有价值创造作用，却要得到分配的价值，那么这种分配关系或生产关系就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必然会被合理的分配制度所替代。

1．劳动价值论与按要素分配

劳动价值论是通过所有制走向分配的，与资本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是按要素分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是按劳分配。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按要素分配占主体地位。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本不应该参与分配，但站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背后的所有者，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下，凭借对生产要素的私人占有，分配了更确切地说是占有了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的这种占有关系正是由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来批判按要素分配的，进而揭露和批判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当然，这里提到的按要素分配，指的是与资本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至于小生产者取得的要素收入并不在此之列。因此，与资本雇佣劳动在一起的按要素分配，是对价值创造者的剥夺，因此必须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让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获得全部劳动创造的价值。所以，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毫无疑问是要求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在批判按要素分配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含有批判当时的按要素分配的理论要求，就绝对不会形成剩余价值理论。当今社会，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公有制还不具有纯粹和完全的形式，商品货币关系依然存在，私有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且也是当今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这也必然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按要素分配的问题。尽管其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私有制占从属地位，社会主义又保证了劳动力所有权的实现，所以其对抗的程度和表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在现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说明它代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趋势，这种分配必然会被按劳分配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