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汇总十篇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1）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2）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1 对本章的总体理解
第六章的题目是《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马尔库塞在这一章中着重论述了：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统治社会的手段，在高速发展的科技的掩盖下，人们的生活似乎变得越来越好，科技的统治愈加获得合法性的外衣，而马尔库塞认为导致这些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否定性思维已经演变成了肯定性思维，进而丧失了批判性，安于现实生活。
2 分部分阐述本章思想
2.1 否定性思维转化为肯定性思维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迅速提高，但是，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不仅是人们不再畏惧自然，人们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以及人类主体性的确证，还有技术对社会的统治以及技术对人的奴役，并且这种变化已经日益取得合法性的外衣，“社会是在包含对人的技术性利用的事物和关系的技术集合体中再生产自身的——换言之，为生存而斗争，对人和自然的开发，日益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①
人们享受着由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充裕的物质生活，丰富的文化生活，也正是这种越来越高的生活标准使得人们只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发达的生产力，越加舒适的生活方式感兴趣，却已经不再关心技术进步背后的另一面，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的理由促使人们反思这种技术是否合理，是否不会伤害人的本性。“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和开脱。”②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和统治的手段，而人们仍然茫然不知，甚至为其辩护。
马尔库塞指出，人们之所以认可技术统治下的极权社会，根本原因就是人们的思维已经缺少了否定性和超越性的向度，或者说，人们的否定性思维已经被整合到肯定性思维中了。“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既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事实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响应和贡献的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已经具体化在反过来再生产它的流行技术装置之中。”③而且，这种虚假的肯定性的思维不仅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并且继续反作用于技术进步，不断地加强技术的统治。
2.2 科学转化为技术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在特定的话语和行为领域里，并不存在“纯形式”的科学合理性。虽然科学本身并没有规定任何的实践目的，而这一种看似中立性的科学合理性，实质上是一种肯定性。因为“科学的合理性之所以有利于某种社会组织，正是因为它设计出能够在实践上顺应各种目的的纯形式（或纯质料——在这里，其他方面互相对立的两个术语汇集在一起了）。”④因为，第一，科学理论产生的过程，观察、实验、假设、结论等等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绝对不可能在真空里凭空发生。第二，科学所需的人员、资源、手段和产生的成果也都必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和诞生。也就是说，科学不可能离开社会现实，科学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科学的运用本身就受社会实践的要求的影响。
其次，马尔库塞分析了科学本身具有的工具主义特征。他指出，“新型的科学合理性在其抽象性和纯粹性方面完全是操作性的，因为它是在工具主义视界内发展的。”⑤换言之，科学无论是在理论抽象还是在理论应用方面已经都被掺入了操作主义，科学被迫在工具主义的视界里成长，它已经具备了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成为一种特殊的工具。正因为如此，“科学是一种先验的技术学和专门技术学的先验方法，是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学。”⑥至此，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本身具有的工具主义特征，使它有机会与政治意图联合成为一种工具主义视界内的技术统治。
2.3 “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强大力量不仅增强和扩大了技术本身的统治，而且这样的一种技术统治在其合法性的外衣下，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对人的统治。他指出，“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⑦因为这样的一种技术统治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相反的，是一种在社会的文化的层面上隐蔽的统治。
“政治意图已经渗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⑧在马尔库塞看来，任何的一种统治都暗含政治意图，技术统治实质上是统治者让人们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中压制自身的反抗性思维。即是说，“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⑨马尔库塞在本章最后指出，“技术已经变成物化——处于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中的物化——的重要工具。”⑩即技术已经成为统治手段。人们一方面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另一方面，人们也在被迫接受技术的统治，即便社会的管理者也逃不过技术统治的命运。最终，由启蒙时代开启的高涨的理性主义精神会把人们带进全面的技术统治时代，“统治的罗网已变成理性自身的罗网，这个社会最终也会被困在该罗网之中。理性的超越性方式看来会超越理性自身。” 到那个时候，人们将被困在自身的理性主义里。
3 本章的阅读心得
在这一章里，马尔库塞论述了在发达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成为极权社会统治人的隐蔽手段。人们一方面享受由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一方面越加地被科学技术所奴役，成为没有否定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的这一思想警示我们，在当代社会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文化娱乐消遣方式的同时，应该反思和估量这种技术背后可能发生的代价。譬如大工业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便捷的交通工具让人们越来越缺少运动，先进的传播技术让人们瞬间知晓窗外事，却也让人们陷入了无穷的信息焦虑中。这些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另一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科学技术让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加强，使人们的生活越加充足、便捷、丰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这一事实背后正在悄悄发生的关于人自身的变化，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注释
①③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16.
②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17.
④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5.
⑤⑥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6.
⑦⑧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7.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3）
第三条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管理工作。
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和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部门、本行政区域内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自治区设立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其职责是：
（一）制定、修改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规则；
（二）审核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人选和项目；
（三）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人选和项目；
（四）自治区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的组成人选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承担。
第五条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
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在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的领导下，依照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开展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
第六条鼓励社会力量设立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
社会力量设立的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应当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具体登记办法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社会力量经登记设立的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在奖励活动中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七条自治区设立下列科学技术奖：
（一）自治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二）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
第八条自治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授予下列科学技术工作者：
（一）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取得了重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二）在某一学科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贡献，产生了重大影响的。
第九条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公民或者组织：
（一）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与推广、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将先进成熟的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成果转化程度高或者实现了产业化，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能力，并取得了显著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
（二）在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经过实践检验，创造了明显社会效益的；
（三）在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中，运用科学技术知识研制、开发、引进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生物新品种，或者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了技术发明，经实施产生了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四）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有科学发现或者应用科学基本原理取得了创造性研究成果的；
（五）在为决策科学化与管理现代化而进行的软科学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取得了显著效果的。
第十条自治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每两年评审一次，每次授予人数不超过两人。自治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在没有符合条件的人选的情况下可以空缺。
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每年评审一次，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个等级。一等奖在没有符合条件的项目的情况下可以空缺。
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授奖名额不超过申请评奖项目总数的50%。
第十一条下列组织和个人可以推荐自治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候选人：
（一）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二）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组成部门、直属机构；
（三）自治区级有关社会团体;
（四）十名以上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联名推荐。
第十二条下列组织和个人可以推荐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候选项目：
（一）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二）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组成部门、直属机构；
（三）自治区级有关社会团体；
（四）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驻宁单位；
（五）三名以上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联名推荐。
第十三条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自治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候选人推荐条件和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候选项目推荐条件。
推荐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公布的推荐条件，推荐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候选人或者候选项目。
第十四条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被推荐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填写统一格式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推荐书》，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初审并签署推荐意见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
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被推荐单位或者个人填写《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推荐书》，推荐单位和个人签署推荐意见，应当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推荐书》和推荐意见进行审查，符合规定内容和形式的，应当提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审定；认为需要对有关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可以要求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被推荐单位、个人或者推荐单位、个人说明有关情况或者补充有关材料。
第十六条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应当依照本办法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评审规则》，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推荐书》和相关材料进行评审，并向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提出获奖人选、项目和奖励等级的建议。
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在评审过程中，对有关人选、项目或者相关材料的内容有异议的，可以要求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被推荐单位、个人或者推荐单位、个人就相关问题作出说明，或者要求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就有关问题进行核查。
第十七条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对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提出的自治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的人选和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入选项目进行审核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八条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应当将科学技术奖的评定结果在公开媒体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科学技术奖评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公示之日起30日内，向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书面材料。
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核。属于实质性异议，可能影响评奖结果的，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依照《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复查规定》作出复查决定；属于非实质性异议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商有关推荐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处理。
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将复查决定或者处理意见送达有关组织或者个人。
第十九条自治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不分等级，奖金数额为人民币30万元。
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奖金数额为人民币5万元；二等奖奖金数额为人民币2万元；三等奖奖金数额为人民币1万元。
第二十条自治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由自治区主席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
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由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和奖金。
第二十一条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获奖结果，记入获奖人员档案，作为考核、晋升、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和享受有关待遇的依据。
第二十二条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奖励经费由自治区财政专项列支；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经费经自治区财政部门审核后，从奖励经费中列支。
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经费应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加。具体数额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规定。
第二十三条剽窃、侵夺他人的发现、发明或者其他科学技术成果的，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撤销奖励，追回奖金和证书。
单位或者个人被撤销奖励的，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自撤销奖励之日起，五年内不受理其申报的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项目。
第二十四条推荐申报科学技术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协助他人骗取科学技术奖的，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其推荐资格；并建议其所在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的有关专家，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的，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取消其评委资格，并建议其所在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的成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取消其成员资格，并建议其所在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科学技术奖励工作中，、弄虚作假、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社会力量经登记设立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在奖励活动中收取费用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没收所收取的费用并返还交费人，可以并处所收取的费用1倍至3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
社会力量未经登记，擅自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予以取缔。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规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推荐书》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制订。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4）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人们拥堵有的智慧，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无所不能的媒介世界。渐渐地，人们学会用电脑屏幕打字，而忘记在现实中该怎样执笔书写；仅会在虚拟空间上与不认识的陌生人敞开心扉，而忘记怎样与身边的人交流沟通；仅会在BBS上对某件事进行评头论足，而忘记该亲自锻炼去体验大汗淋漓的快乐……类本质的丧失，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发生的。马尔库塞在他的《单向度的人》谈到，人的异化，认为其创造的客观的分离。技术给人虚拟出了一个热闹繁荣、物质世界极端丰富的多彩世界，通过“物质”的充溢把人渐渐“非人”化，使之渐渐失去了“自然人”的自由。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分析之后，马尔库塞认为在当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已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并在实践中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结构与体系。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第一生产力，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经济体系中，作为物的因素的生产工具与作为人的因素的劳动者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小，被越来越弱化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在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在此情况下体力劳动相应的减少了，物质生产越来越依赖于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正在逐渐的被技术工人、科学家、工程师、企业管理者所代替。总之，科学技术已成为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源泉。现在，自动化似乎从本质上改变着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自动化的发展趋势是：生产率要由机器而不是个人的力量来决定。
科学技术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延续的首要决定性力量，已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状态已经被其一体化说置换了。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工业社会带来的是无知的丰富与全社会公民生活的福利化，大量的“蓝领工人”正转变为“白领工人”或有产者，原先物产的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了，工人阶级不再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对立的阶级而存在，相应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也在消失。
二、技术合理性的进程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他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剖析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按照技术理性的逻辑来加以改造。发达的工业社会使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和资本主义社会平面化，淹没了人与社会的“第二向度”。现代文明在一切方面都蜕变成单向度的，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还是科学、工艺、哲学思想、日常思维和艺术。简言之，即只存在一个向度，而缺乏了第二个向度，从而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使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物质丰裕、精神痛苦”的摧残人性、压抑人性的病态的社会，一个单向度的社会。造成这种单向度社会与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虚假的物质需求，而忽略了人类真正的精神需要的满足，把人的本质与物质性或物质上的满足相联系，使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真正的本质。
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的立场出发对人的本质做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我们应该向弗洛伊德那样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本质做出规定，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种，一种追求快乐的普遍属性。人的这种需求是“双向度的”，既有物质需求又有精神需求，既与物质性满足又与精神性满足相联系，因此人也就是一种“双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认为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特征，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与自由。人的真正的幸福与自由是与精神性需求相联系的。同时，人的本质是随着需求的发展而发展的，当人类本质的物质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之后，人类精神性需求的本质就显得更加的可贵。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富使西方社会变成了高度物质文明与极度精神堕落并存的病态社会。物质性需求的满足消弭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与反抗，丧失了对社会的否定力、批判力。在这样的社会里，“思想的独立性、自觉性及政治对立的权利，在一个似乎日益能够通过对其组织起来的方式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正逐渐被剥夺了基本批判功能。”马尔库塞认为造成这种单向度社会的根源也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虚假的物质需求，而忽略了真正的精神意识的需求。当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的需求与自决的能力在“一个极高的效率和一个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双重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压抑。这种压抑一方面采用了高新技术和高度发达的生产率使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对立消失了；另一方面高度社会化的工业生产迫使劳动者服从社会劳动的分工，使劳动者成为工业生产中的工具。这种单向度的社会在满足个人的各种需求的过程中，剥夺了人的精神需求与自由。单向度的社会也造就了单向度的人。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
马尔库塞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进行剖析与分析之后，提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形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更多的表现为思想观念，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已代替了传统的思想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新的形式―科技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科学是一种先验的技术学和专门技术的先验方法，是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学”。马尔库塞在上个世界50年代就开始意识到：“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为主要的生产力，而且成为与群众脱离的、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形式。”由此，“技术理性已成为政治理性”。那么是何种原因使马尔库塞得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结论的呢？
一方面是因为，科学技术在当达工业社会中具有了统治功能。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在不断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得到了进步，人对自然的征服力量大大加强了，但这种统治最终以对人的统治为代价，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也成为控制人、统治人的手段。当代的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社会的统治原则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野蛮力量与血亲的传统的统治原则让位于科学技术手段，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科学技术已成为控制社会各个领域的手段和工具。“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来说，正盛行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可以肯定，生产性设备和破坏性设备的技术结构和效率，已经成为现阶段使人民隶属于既定的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主要工具”。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发挥着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作辩护的功能。在马尔库塞看来，意识形态就是为统治阶级、为社会现状和为非正义行为做辩护，论证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当代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是物质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于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他们的理想社会和幸福的天堂。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不自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做了论证与辩护。“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从而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已被用于维护社会的现存统治制度，异化为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辩护工具。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这是技术理性的胜利。马尔库塞认为理性是黑格尔思想的基础，黑格尔的理性是一种否定性、批判性与颠覆性力量，理性按照自身的原则不断地否定不合理的现实，以达到现实与理性的一致。这种理性决定世界的一切，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并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发展。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图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理性思维的结果。人类的真善美与自由都是以主题性的理性为前提条件的。在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理性的这种否定、颠覆性精神出现了危机，这种批判性理性正在被技术理性所取代，具有否定本性的哲学正在被否定否定性的实证主义所淹没，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技术的工具理性已取得合法性地位，技术的合理性已成为技术拜教物并充当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技术的合理性日益成为统治的合理性。“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自身，就是对任何自然的统治―有计划地、科学的、可靠地、慎重地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者。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
四、启示
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技术已经变成了统治社会的手段，在高速发展的科技的掩盖下，人们的生活似乎变得越来越好，科技的统治也愈加获得合法性的外衣。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科学技术让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加强，使人们的生活越加充足、便捷、丰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关注这一事实背后正在悄悄发生的关于人自身的变化，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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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5）
自由开发式的探讨为各种科学技术的产生提供各种逻辑可能性，因此提供了能够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环境。在各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中，社会难以形成广泛共识，但这些学说的共在是处于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相互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不可能被解决，矛盾状态可以是相互的取笑、讧攻、排斥、对立，但并不等同于导致战争状态，其结果有可能导致共赢，防止垄断集团的产生，防止利益集团对社会利益的垄断，也防止社会的封闭状态。在共同辩论中，形成共同认识的方面，或者提供各不相同的可能性供人们选择，而且社会制度本身鼓励着各种不同质的学说的多元化，并使之成为永恒状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科技发展有其独特的路径。其一是一个开放社会为科技探索、交流、试验、检验提供广阔的自由空间。其二是不同的利益体有着不同的需求，需求的多元化导致科技产品研发的多元化。其三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容易在集团的边际利益（或者说公共领域）达成共识；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引导着研发资源进入各个领域，而不是专注于某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为什么软件技术诞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也不是在日本、欧洲？这与社会文化、政治模态、技术选择相关，而能够使电子科技取得领先发展，则由美国的文化决定。这种文化不仅仅包括良好的创新机制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包括创新的文化土壤，为科技的产生、更新、发展打下基础。“美国科技和经济发展通过自主创新而后来居上。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创业胆识和宽容失败传统是其文化的积极方向。美国较早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科学管理，较早地将研究开发机构纳入企业的核心部门，较早地把‘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的理念，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制。在美国，大科学和开放式研究机构使科技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密切联系。风险投资能从真正意义上得以实施。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包容性反过来成为促进创新的重要条件。‘二战’后至今，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但美国仍在主要高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7］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知识精英社会担当不同任何人都有着一定的文化背景，都要受到文化的影响，但如何使科技工作者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是文化本身应该反思的重要问题。作为科技工作者应该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工作，避开各种干扰，有着一种责任意识，这是创新性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如果这些责任担当总是被文化所掩埋，那么这种文化将滞后，因为它使科技工作者责任和方向迷失。“在这一系列‘偶然’的历史事件背后，不能说毫无其必然性……证明中国近代科学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中国文化中存在某种阻碍科学发育的‘深层结构’”。［3］511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认识多局限于儒释道层面，更加专注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科学技术知识沦为奇技淫巧。就像散落在草丛中的小蘑菇，偶尔露一下头，让人欣赏一下，不可能形成体系，撑起一片天空，摆脱不了另类的命运。因此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统治者合流，成为社会政治的附庸和奴隶；一条是与统治者分道扬镳，对抗世俗权力。“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不是内生的，而是输入的”。［3］511中国的传统文化难以诞生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但时至今日，科学技术已在中国落地开花。结果最终如何？还需要不断反思。因此，在审视一种文化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种文化是否具有一种创新机制，如果没有创新性，那么是否能够植入创新机制？如果能够，也不失为一个创新性社会。解决不好植入的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或许又将被中国式的人情世故所掩埋，或许再出现一次“儒、释、道、科”合流。科技的锋芒将会被中庸之道所折损。摆脱不了成为别人二手科技交易市场的命运。事实上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在今天仍然深深影响着学术领域；学术领域成为社会政治的附庸，哪里还有学术？官成为科技工作者追逐的对象是件可悲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事实，因为官掌握着各种可以分配的资源，能够给他带来利益，能够带来所谓的价值，如果科技成果附属于各种资源、利益的时候，科技偏离了它本身所应有的航向，失去自我价值。科技工作者的价值没有能够体现，科技工作者也没有能够得到尊重。那么创新性的国家如何能够建设好呢？“如果官场的风气是唯官之命是从，长官意志和盛行，则领导决策者早年在大学里的科学技术训练也难以转化成科学理性决策的实际成果，甚至还会被其所累。科学决策需要广泛征询专家意见，众采各家的理性建议，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集中”。［7］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6）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ent reasons of technocracy. Although technocracy is better than bureaucracy， it still has many shortcomings. For example， It Lacks to manage the other necessary knowledge of the modern society and the quality; It has no an ability to choose the value and the target; it easily sinks into tradition of mechanical determinism and classic cause and effect doctrine; It ignores or despises the complexity， variety and chaos of the social and human problems; the politician and the citizen is deprived of political rights; The person'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s violated or stopped. This should be cognized and gradually overcame.
Key Words: technocracy， bureaucracy， scientism
技治主义（technocracy）一词源于希腊语techne（技术）和kratos（权力）。技治主义意谓由技术人员组成政府，特别意谓由技术专家管理社会。该词也被译为技术统治、技术治国、专家政治、专家统治、专家治国等等。
罗斯扎克（T. Roszac）给技治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所谓技治主义，我意指工业社会用以达到它的有组织整合的顶峰的社会形式。它是人们谈到现代化、时新化、理性化、计划化时通常考虑的理想。凭借毫无疑问必须履行的责任，诸如对效率、对社会安全、对人和资源的大规模协调、对始终较高水准的富裕和对人的集体力量始终更为印象深刻的表现这样的要求，技治主义发挥着把工业社会的不合时代要求的鸿沟和裂隙接合在一起的作用。系统化现在扩展到生活的所有领域，从而给我们以与我们的机械组织相称的人的组织。于是，我们达到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企业家把他的职权的才干扩大到特地安排工业复合体周围的人的全部与境。政治、教育、闲暇、娱乐、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无意识的内驱力、甚至反对技术本身的抗议——所有这一切都变成纯粹技术的研究和纯粹技术的操作的对象或题材。这种努力创造了新的社会有机体，它的健康取决于保持技术心脏规则跳动的能力。”他还简要地把技治主义描绘为这样一个社会：“在该社会中，统治者通过诉诸技术专家证明他们是正当的，而技术专家转而诉诸科学的知识形式为他们自己辩护。超出科学权威之外，没有什么可诉诸的。” 这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技治主义的思想底蕴和核心价值。
技治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历史并不很长。技治主义是1919年前后才出现的英语新词，大概由W. 史密斯首创。1931年或1932年，在美国纽约市出现所谓的技治主义运动。该运动主张由把技术放在首位的技术人员来治理社会和管理国家，其领袖是霍华德斯科特，他在很大程度上受持不同众见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 Veblen）的影响。斯科特提出，因为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极为丰盛的物质产品，先前所有以物质贫困为依据的经济理论统统失去了意义。他预言，价值规律将迅速崩溃，一个富裕的技治主义制度将取而代之。1932年秋，被经济萧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美国人立即接受了这一乐观的理论，全国出现了无数的技治主义组织。然而这场运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到1933年3月，技治主义运动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技治主义大陆委员会，不过这个组织到1936年也无声无息了。 技治主义思想在加尔布雷思的著作《新工业国家》、《经济理论和社会目标》中做了详尽的阐述。他用“技术结构”这一中心概念表示，基于管理功能和决策水平正在社会上形成的技术专家阶层，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技术结构越来越大地参与政治决策。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文化矛盾》中表明，即使在后工业社会，也应该由知识阶层、科学技术专家治理国家。
诚如罗斯扎克所言，作为科学进步和科学精神气质的成熟产物，技治主义巧妙地躲避了传统的政治范畴。事实上，使它自己变得在意识形态上难以觉察，正是技治主义的特征。它的关于现实的假定和它的价值变得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引人注目地弥漫着。虽然每日的政治辩论继续在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义社会之内和之间发生，但是技治主义作为一种超越政治的现象，在两种社会增加和强固了它的力量，这种现象遵循工业效率、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要求。在所有这些辩论中，技治主义采取了一种类似于体育竞赛中纯粹中立的裁判的立场。因为技治主义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未被看作是政治现象，超越了政治立场和党派的争论，因此它在现代社会占据着毋庸置疑、无须讨论的大文化命令（grand culture imperative）的地位。 说起来也许是一个悖论：躲避传统政治范畴的技治主义其实是政治的科学主义的技术翻版——技治主义即是政治的科学主义在技术领域的对应衍生物向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渗透或入侵，也就是以技术的名义的科学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
技治主义的大秘密在于使我们确信三个连锁的前提：（1）人的必不可少的需要在特征上是（与伟大的历史人物告诉我们的一切相反）纯粹技术的需要。其意是指，我们人类的需求完全服从某种形式分析的方式，这些分析能够由具有某些费解的技艺的专家实施，然后能够由他们直接转化为社会纲领和经济纲领、人的管理程序、商品、机械新发明的堆积。如果一个问题没有这样的技术解决，它必定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只不过是幻想，是来源于某种退步的文化倾向的虚构事物。（2）对我们的需要的这种形式的（和高度深奥的）分析现在达到99％的成功。因此，尽管在我们中间非理性的成分方面有微小的故障和隐患，但是人们满意完成的先决条件几乎被满足。正是这个假定导致出下述结论：无论何处社会摩擦在技治主义中出现，它必然是由于所谓的“交流的中断”。因为人的幸福被如此精确地标准化，力量如此完美无缺地被计算，以致于争论不可能来自实质性的争端，而只能来自误解。因此，我们只需要坐下来一起推理，一切将好起来。（3）彻底了解我们的内心欲求和惟有其才能够继续提供我们的需要的专家，实际上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什么的专家，碰巧都是国家和/或公司机构的正式在职人员。算得上的专家是证明合格的专家。证明合格的专家属于司令部。于是，技治主义产生了自己的内部辩护：技治主义之所以是合法的，因为它享有专家的认可；专家是合法的，因为没有他们便不会有技治主义。当然，这是一个循环论证。
技治主义出现和流行的现实是有理由的。在20世纪，特别在二战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中轴。科学技术专家的队伍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日益壮大，陆续进入政府和大型机构任职，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要求在重大的政治决策中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与此同时，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社会愈加复杂化、专门化、技术化，以至于社会的技术化已经化为技术社会，国家的技术化已经化为技术国家。因此，要就这样的社会和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制定合理的政策，要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没有足够的科学技术知识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因为这些决策和管理依赖非常繁难的专业分析和专业建议。在这种与境下，技治主义水到渠成地成为历史的选择。而且，比起官僚政治(bureaucracy)来，专家政治无疑还是要略胜一筹。因为官僚政治使权力完全垄断在官吏手中，直接危及平民百姓的自由，而且这种政治体制往往导致官本位思想的无孔不入，以及软弱无能、无功受禄、懒散不经、决策拖拉、专横跋扈、贪污腐化等不良后果。
尽管如此，技治主义有其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调，并不是一种完善的或理想的管理模式和政治体制。技治主义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技治主义缺乏管理现代社会的其他诸多必要知识和素质。像管理学和政治学等管理社会的知识，是不同于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的知识，这是未经培训或自学的技术专家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技治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忽视了政治领导所应该具备的其他基本品质，诸如社交能力，辩论中的说服力，愿意让步妥协，重视普通人的需要，甚至是破釜沉舟的雄心壮志，这些完全不是科学态度和技术规范的特点。政治理论家一致认为，如果允许技治主义流行起来，那么它很快就会沦为暴政。换言之，在科学和技术中以及通过其所积累的经验和建立的态度，不适于成为引导社会运转的方式。
其次，科学和技术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价值中立的，或者说它们仅仅包含少量的价值，而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妥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目标确定和价值选择的问题，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科学和技术对此先天乏力。齐曼说得好，技治主义把政治本身变为“社会工程”，社会工程一开始在设计中就具有极大的自由决定的灵活性。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完整的文化程式，它们无法就人类的理想和社会的终极目标中肯地发言。任何对人类事务进行科学管理而制订的规划，在目标选择的紧要关头都大大地受到有关价值的不确定性、矛盾和冲突的限制。这些价值源出于确定的科学和技术领域之外的宗教、伦理和美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际上，技治主义违背了学术精神气质的基本宗旨：科学应该与政治和宗教的目的向分离。 卡瓦列里举例说，比如在尝试使最好者最大和最坏者最小时，技治主义者极为相信成本-效益（或风险-效益）分析。但是，这样的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不相干了；事实上，在许多领域，例如在工业理性的前景展望的改变中，成本-效益分析是完全不恰当的。审美的、伦理的和道德的问题卷入价值判断，为成本-效益分析要求的“硬”数字不能赋予价值判断。因此，包括这些问题的决定必然是政治的，而不是技术的。
再次，技治主义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易于陷入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固有的机械决定论或因果一义论的模式，无视或轻视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乃至混沌性。这样一来，技治主义往往导致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的倾向。在技治主义者的眼中，整个纷繁多样的社会只不过是一架庞大的机器，活生生的个人仅仅是这架机器中的可以随便拆卸和更换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技治主义者的心中，人动辄被数字化，即使在数字化中，成千上万的人也在诸多统计数据中常常被忽略不计，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弱势人群的悲惨状况往往消失在“升平”的平均数之中。因此，在技治主义风行的社会中，很难做到以人为本，自然也就不可能构建和谐的社会。
还有，技治主义排斥乃至剥夺政治家和公民行使、参与政治的权利或权力。哈贝马斯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技治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技术变得越来越精致和数学化，社会本身日益变得纷繁，以致经济和行政技艺变得愈加错综复杂。这会把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引进为国家和大官僚政治服务，使得做决策愈来愈依赖十分精细的技术分析和技术设计。在这种境况下，技术专家很可能会完全摆脱政治领导人的控制，他们不再“招之即来”，而更多地变得“高高在上”。政治领导人也许会发现，他们自己不再有能力评价技术设计，并且不得不信任他们的设计者告诉他们的东西。随着政治领导人实际上变得无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权力了：他们会发现，他们自己作为一些固定的专家和官僚的挂名负责人而行动，为那些管理行政帝国和工业组织的头头们处理公共关系方面的事宜。在技治主义的社会里，控制权掌握在专家和管理人员的手中，事务是由某种类型的科学知识分子安排的，人民大众依然是非政治化的。知识的分配正好界定了两种人，即专家和其余的人。知识的分配是强权结构（power structure）：专家拥有强权，人民没有强权。“决断主义的”（decisionistic）社会的顶端群体即政治精英在技治主义中不再具有重要地位，在普选中选出的政治代表也就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普通百姓很可能感到与政治的过程更疏远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技治主义侵害或消弭人的自由和自主性。正如罗斯扎克所分析的，在技治主义中，事物不再是微不足道的、或简单的、或容易弄清楚的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活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活动——的规模和错综复杂超越了业余的公民的胜任能力，不可变更地要受到专门训练的专家的照管。进而，在处理大规模的、必不可少的公共事务的专家核心的周围，发展起一圈辅助的专家，这些专家以技治主义中的专门技艺的普遍社会威望而自肥，甚至对最表面的私人生活方面呈现出权威性的影响：性行为、孩子的抚育、心理健康、娱乐。在技治主义中，每一事物都渴望变成纯粹技术的，变成职业关注的对象。因此，技治主义是专家的王国——或者是能够使用专家的人的王国。在它的关键机构中，我们发现有“思想库”（think-tank）。其中寓居着许多亿美元的献计献策工业，该工业行动在舞台上的一切事物之先，并把它们十分简单地整合到社会计划之中。因而，甚至在普通大众变得充分意识到新发展之前，技治主义就拟订出它们，并把它的计划拟订好以供采纳或拒绝、提倡或轻视。在这样的社会中，面临因庞大和复杂而困惑的公民发现，必须在所有事情上遵从了如指掌的人。事实上，以另外的方式去做也许是违背理性，由于人们普遍赞同，社会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生产机器有效地周转。在缺乏专门知识时，巨大的机械确实会停下来，把我们留在混沌和贫穷的中途。
就这样，除了少数技术精英外，绝大多数民众乃至身居高位的政治家，都缺失自由决断和自由选择的能力，听信技术专家的说教，听凭技治主义的摆布，直至最终变成技术的奴隶，使自由和自主性这一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丧失殆尽。其实，技术哲学家埃吕尔（J. Ellul）早就有先见之明：“技术（technique）需要可预见性，居然也需要一样的预见的精确性。于是，技术战胜人是必然的。对于技术而言，这是生和死的问题。技术必定把人变为技术动物，即技术奴隶的首领。人的畅想在这种必然性面前破碎了；在面对技术的自主性时不会有人的自主性。个人不得不被技术塑造，或被消极地（通过理解人的技术）塑造，或被积极地（通过使人适应技术框架）塑造，以便擦去他的私人决定带入组织机构的完美设计中的污渍。”
既然技治主义有这么多缺陷，怎样才能扭转技治主义的趋势呢？我以为，这主要得从思想认识和公共教育两方面双管齐下。
一方面，我们要消除以客观性为标识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是人类唯一的知识的神话，要明确意识到，关于社会和人的知识即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尽管包含较多的主观性，但同样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知识，对于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言，甚至是更为有意义的知识。罗斯扎克在剖析技治主义的知识观时说，专家是我们求助的人，因为他们控制着涉及到我们利益的可靠的知识。在技治主义的例子中，专家是那些支配我们的人，因为他们（可靠地）知道所有与我们的幸存和幸福有关的事物：人的需要、社会工程、经济计划、国际关系、发明、教育等等。但是，什么是“可靠的知识”呢？答案是：可靠的知识是在科学上健全的知识，由于科学是现代人为确定说明实在而求助的东西。概括科学知识特征的东西本身是什么？答案是：客观性。科学知识恰恰不是情感、或思辨、或沉思默想。它是关于实在的可证实的描述，该描述独立于任何纯粹私人的考虑而存在。它是真的、实在的、可以信赖的。它起作用。这种知识观认为，仅仅存在接近实在的一种途径，这就是培育一种清洗掉所有主观插曲、私人卷入的意识形态。从这样的意识形态流出的东西才有资格作为知识，其他事情都不行。这是自然科学赖以建立的基岩；在它们的魅力的吸引下，知识的领域力图变为科学的。对人在他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历史的方面的研究——所有这一切必须变成客观的：严格地、周密地客观的。在人的经验的每一个层次上，想要成为科学家的人日益支持客观意识的神话，从而证明他们自己是专家。因为他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我们服从他们的引导。 由此可见，技治主义思想的根子深深地伸进我们文化的历史，并最终陷入西方传统的科学世界观中。尤其是它的知识观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在学理上也难以立足：作为人为的和为人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只能尽量地排除私人的主观性，却无法完全清除人类的主观性；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以实在的社会和人为研究对象的，其研究结果也还是要落实到社会和人，断言其与客观性无缘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另类的客观性即主体间性和实践可能性。从思想上厘清技治主义知识观的谬误，就等于挖掉了技治主义的根基。
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公共教育入手，在普及和通识上下工夫。哈贝马斯认为，正是人们在获取知识方面的不平等，维持着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要把权力分散开，就必须把知识分散开。 这说明，要削弱技治主义，必须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学校中则要重视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使大多数人具有一定的或相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以及继续自学的能力，懂得以人为本的道理以及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这也许是消除技治主义的治本之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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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7）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倡导创新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大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加快提升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样也面临着与信息技术的全面深度融合问题。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及方法论等理论研究已经卓有成效，而关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门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从技术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现象，明确提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概念[1]并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体系，深入探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规律，科学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将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提升到技术层次，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含量，不仅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提供新视角，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开拓新领域，而且对于促进现代教育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次整合、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广义技术观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所谓技术，是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运用的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知识技能等构成的综合体。技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它的本意就是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怎么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它的本质就是人有目的的活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基本表现及其拓展延伸。
(一)广义技术观念
国内外关于技术的定义繁多，大致可归为两类，即狭义技术观念和广义技术观念[2]。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把人视作技术系统的构成要素，把技术视为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或者说，这两种技术观念的重要分野在于是否承认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的存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王伯鲁教授认为“技术就是围绕着‘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的现实课题，人们后天不断创造和应用的各种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他从广义技术视角对马克思技术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度挖掘，认为马克思对技术的理解和论述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最接近于广义技术观念。技术思想是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他在探讨“人的本质”“生产力”“劳动”“分工”“工具”“机器”“交往”“竞争”“异化”等许多重要问题时也论及技术问题，有关技术思想散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诸多论著中。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根源于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又源于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或社会组织体制下展开，因此，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础和灵魂，技术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技术活动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里程碑、人猿揖别的分水岭、人类生存的文化依据和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项社会技术
马克思指出劳动或实践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著名论断，并把作为劳动工具和技能的技术视作劳动要素，将其归于劳动资料范畴。所谓劳动主要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生产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生活用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由于技术是人类劳动最基本的行为方式，“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如何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等都属于技术范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讲“技术创造了人”。技术使人成其为人，并使技术性成为人的本质属性。只有人类才有技术，技术与人类不可分割。人不仅是技术主体，而且是技术体系内的构成要素。正由于人类具有技术性这一本质属性，使得人类在所有领域展开的有目的性活动都会被打上技术的烙印、被赋予技术属性。人类在思维、自然与社会各个领域中展开的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或行为方式都是技术，理论上可相应地区分为思维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在思维技术支持下、由各种自然技术有机整合而成的系统化、综合性的技术体系，其中，思维技术是人类认识与实践活动展开的智能平台，自然技术是建立在思维技术的基础之上、建构社会技术的基本构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4]。根据广义技术观念，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在社会领域的一项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就是一项社会技术，可称其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中介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科学的直接目的和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主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技术的直接目的和基本任务是改造世界，主要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但是从根本目的和最终意义上，科学与技术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世界，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只要是科学的理论，最终都需要借助技术的手段才能使科学的功能得以彰显。随着现代信息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的步伐显著加快，技术与科学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不断深化，变得更加密不可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不可能直接发生相互作用，其间存在着一个桥梁，技术便是介于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时必然以技术为中介或桥梁;同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理论用于解决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也必然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为中介或桥梁。这就意味着，只要承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理论且能够用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时，就应当承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3.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技术
教育属于人类社会领域的实践活动，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就是教育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虽然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但由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教育作为中心任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更是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育教学为主渠道，具有强烈的教育属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既然人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是教育技术，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教育实践，所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技术，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当今现代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与教育技术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得以确证。
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刻的技术特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基于思维技术和自然技术的一种社会技术体系，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之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应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问题纳入其基本理论研究范围。所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指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最大化的理论与实践[5]。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本质上就是现代社会条件下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因此也可将其界定为“人类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运用的一切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和知识技能的综合体”。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的建构原则
模型(或模式)作为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化的简约形式[6]，是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过程、事物或概念的一种简明扼要的表达。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是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的建构和运行过程的一般表达形式，是依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教育过程等特点，由现代教育技术模型与之交叉融合演化而来。相对于其他学科教育而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必须明确领导决策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系统中的主导地位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政治主导、实事求是、民主管理、全面发展等基本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面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已不再是价值中立的了，而是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这种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建构及实施都已不再单纯是一个专业性的系统设计过程，而且是一个以科学专业的系统设计为基础，具有鲜明政治性的领导决策过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决策首先是教育目标决策，并以目标为依据确定教育内容、策略、方法与方式等。
(二)必须体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要求
这种多样性首先表现在空间场所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广泛存在于学校教育中，而且还超越学校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这种多样性还体现在实施途径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通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个主渠道进行，而且还通过文化、传媒、管理、活动、人际交往等多种载体、多种途径实施综合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最大限度地超越不同类型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差异性，把焦点集中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同一性上，尽可能覆盖到各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三)必须顺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综合化趋势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在实践中不断交叉融合，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综合化的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及其结构也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化，客观上也要求形成多维度、网络化、立体式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实现党、政、工、团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促使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渠道形成合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必须体现综合教育理念、协同教育观及“大电教”思想，能够通过系统设计技术的科学运用、现代化教育媒体的优化组合，构建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及整体效能的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等发展需求。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及其基本性质
(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
遵循上述基本原则，笔者所构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
该模型表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具有层次性结构的体系。该体系由三大类别的基本技术构成：
1.系统设计与领导决策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学中的所谓“系统设计技术”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科学决策方法”基本相当，都是为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所进行的目标选择、工作计划和行为设计与抉择。系统设计技术承担着科学决策、制订技术方案等核心任务，它实质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要素和工作环节进行系统整合与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获得系统整体功能，形成整体效能与合力，因此它在构建技术体系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先导或灵魂作用。考虑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必须遵守政治主导原则等特殊要求，在系统设计技术之外，还必须加入领导决策技术。确定系统设计方案并履行领导决策程序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程序，它主要是对教育目标与内容是否正确，技术与方法步骤等是否恰当、高效、简便可行等内容进行审核评判，作出合理决策，发挥政治主导和把关作用。
2.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主要就是教育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教育数字资源组织与推送技术与管理规范体系，从而实现以下几大目标：(1)构建融合信息化和全球化特色的基于全媒体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的新体系，探索出一套面向数字化生存时代的资源整合集成、共享应用、产权保护、质量评估、运营管理的模式方法，切实提高教育数字资源的组织效能、推送质量和应用水平;(2)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的协同创新，促进数字化环境下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改革与发展，创新优质教育数字资源产生、流动、共享的体制与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组织、推送和应用战略联盟，实现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控;(3)建立起一整套与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应用体系，统筹利用各种内部和外部资源，构建人才培养的数字化立体型资源环境，促进资源的均衡与优化配置，切实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创新发展，对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核心问题是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型反思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如何在反思性教学中，合理配置各种信息技术环境与资源，充分发挥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作用，支持和促进教师对教学的持续反思，进而使自身不断成长，是制约我们在实践中是否能够成功构建起一个面向信息技术环境的教师专业发展之基本模式的重要瓶颈，也是让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中的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技术最终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实践中有所突破的关键。
3.管理和评价技术
在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管理技术的过程中，要在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引入扁平管理、项目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建立一套科学实用的管理规范，切实提高学习管理的效能和学生学习的绩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评价技术应不止于提供结果判定，而应能促使学生发生某种积极改变。因此要坚持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调节为目的，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监控为导向，以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测量与统计为手段。要突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以知识习得的结果作为评价的主要对象的做法，把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者对各种教育信息资源的利用情况、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能力以及学习者相互之间的交互程度等都纳入其中。
与现代教育技术一般模型相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中融入了三个环节：一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主导原则，融入了“领导决策”环节。对于德育教师、学生辅导员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经过系统设计所提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方案，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与管理机构及其负责人应当予以审核把关，履行领导决策程序，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政治方向、教育目标的正确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原则性与适当性。二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性，增加了“载体选择”环节。该模型借鉴并拓展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载体”概念及载体应用研究成果，可以客观反映和妥善解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的多样性问题，为建构与各种载体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提供技术路径。三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任职条件的特殊要求，增加了“人员配置与培训”环节。
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系统设计技术和领导决策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技术;教育媒体技术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施过程中的核心技术。管理技术、评价技术涉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每个环节，贯穿技术活动的全过程，发挥着信息反馈和系统调控功能，而人员配置与培训技术则具有关键作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基本性质与运用要领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技术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科学与技术之间出现互相促进、相互转化、不断融合的趋势，科学日益成为技术的先导，技术日益表现为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具体应用，两者愈来愈密不可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为依据，在学习科学破解人类学习奥秘，尤其是态度、情感、价值观学习的奥秘基础之上，借鉴系统科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科学理论与方法，通过系统化设计与开发而建立起来的科学型的现代技术，而不是经验型的传统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总体上属于科学型的现代技术，其中蕴含着科学的力量和智慧的能量。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观点，要保证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真理性与方法的正确性，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立在坚实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教育方向、策略与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把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8）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093-05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待科技问题上都主张科技要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但人自身不能在此过程中被科技束缚。而推动“互联网+”行动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促使互联网不再是作为最初刚刚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科学技术，而是可以真正融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像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众多伟大科学技术一样，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为改进生态治理思路，增强生态治理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创见。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人类尺度”的思想核心
即使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今时代，马克思有关科技的思想对解决现实问题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即以科技的发展和创新为中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2]马克思的这种“人文科技”思想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巧妙融合，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之下，科技不再仅仅是被当作一种脱离人的单纯工具，互联网时代下的生态治理就不是单纯地利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生态治理的模式，而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说，用马克思的科技观点分析当下互联网技术仍然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对未来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所产生的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和思维方法，对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尖锐批判，尤其是在对技术非理性使用的批判尤为深刻，提出了许多合理利用科技的主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文科技”思想。
1.反对科技“控制自然”导致生态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既反对单纯依靠科技的进步就能够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观点，也反对认为科技进步是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的运用并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生态危机发生之初，一些思想家把生态环境问题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威廉・莱斯就激烈批评了把科技和控制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在现实社会中，科技履行控制自然的功能仅仅是表面现象，真正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人类自身的思想观念和由此采取的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安排。[3]科学技术不能再被视为控制自然的工具，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而是可以发展一种理智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环境。[4]所以并不是不需要科学技术，而是必须改变人类利用科技的方式，本质上仍然要从人自身找到生态问题的原因。
2.主张科技的“生态化”需要发挥科技的多重价值。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科技应该建立在对人的自利和自然应有的价值权利的尊重之上。即使是持“科技并非中性”观点的安德瑞・高兹也认为，科技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高度评价了当时还处在发展萌芽阶段的计算机网络化和机器人技术，认为这是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生产要素的经济需求为主要特征。[5]高兹所主张的“经济理性”和生态观念的普及，这也正是可以通过当今互联网、大数据科技的发展来实现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人们只看到并运用了科技的经济价值，忽略了科技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这就会导致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当今社会，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多重价值，让经济价值的实现以科技的“生态化”为前提，即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努力实现科技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人文价值之间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的科技发展中，这种多重价值也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都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3.认为科技必须遵循“人类尺度”，核心是实现“人的解放”。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侧重于从生态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詹姆斯・奥康纳就认为高度集中化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应该向科技发展的“分散化”与“民主化”转型，使生产过程也可以分散化、民主化。本・阿格尔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经济组织形式的批判，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稳态经济”模式，这种“稳态经济”并不是让大部分人回到过去那种以穷l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而是要把现代技术分散地运用于环境之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直接阐明技术在“某种特定生产和积累方式”中是无法为我们独自解决生态问题的，必须要结合“人民和社会”的需求。[6]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人文科技”思想的延伸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实质任务就是必须遵循“人类尺度”，使用具有“人性的技术”，可以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让每个个体参与其中，核心就是要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在此之后的戴维・佩珀也强调了实施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新的“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以前的名义上是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至于中心位置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强调人自身精神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依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的交往。这实际上与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同义，即人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
二、互联网科技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视角下的重新考量
从马克思主义及生态马克思对待科技问题的观点来看，以生态与人文视角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生态文明的巨大进步。而将当下推动“互联网+”行动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置于生态治理之中进行重新考量，对于实现生态治理真正的“善治”就有了新一层的内容和意义。
1.互联网自身具有“人性的技术”特点。互联网同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类似，虽然在基础设备制造和上游能源利用环节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然而在自身环节并不产生环境问题，属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描述的可以使用的具有“人性的技术”， 或者是一种“软技术”。首先，互联网具备“分散化”“碎片化”的特征。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接入网络，使在生态治理方面的信息交流极为通常，每个地方、每个个人的诉求也能得到充分表达。其次，互联网渗透多领域的特点使科技的多重价值得到深刻体现。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从最初的经济领域渗透到生态环境领域，从改造制造业到环保产业趋向柔性化和智能化，互联网发展到大数据阶段对不同国家、地方环境数据的监控与整合，又可以减少生态治理的成本，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从而使互联网在生态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最后，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最为重要特点就是“大众化”和“去中心化”，这同样符合生态马克思主义要求科技“民主化”“非官僚化”的特征。所谓“去中心化”并不是中心与实质的丧失，而是多核心多实质的“共治”。互联网技术在一开始的发展仅仅是“小众拥有”，是社会精英们娱乐的工具，还谈不上网民共享，更不可能有什么“共治”。但当互联网发展到成熟阶段，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共享共治”自然也有了必要性，在生态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在未来，互联网的共享共治精神也会逐渐趋向理性，对改善生态治理将发挥重要作用。
2.对互联网的认识过程体现“人类尺度”与“人的解放”。马克思论述人类自身发展需要经历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个阶段，而人类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很多科技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从“他人依赖”到“工具依赖”到“人的解放”三个层次，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对互联网的认识也大致需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即在一开始的“原始阶段”，人们利用互联网仅H是把其作为传递生态治理信息最基本的工具，实际上还是处在互联网最初的应用阶段。而在其后发展到较高一层次后，人们开始把互联网当作自己达成生态治理目的某种“渠道”和“基础设施”，[7]这时互联网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治理工具，正是在这个阶段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审视利用科技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片面强调科技的作用而导致缺乏人文关怀、过分强调工具的治理作用从而忽略了人自身的主动性等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就达到了第三个层次，即互联网下的“人的解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不再只是人类单纯利用进行治理的工具、渠道和基础设施，它已经不是处于某一层次的发展之中，而是整个层次的包含之中。此时人们已经习惯社会治理活动中网络工具的存在，互联网科技也真正内化到了人们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之中，即互联网下的“人的解放”。人们在利用科技中寻找到了人的本质，而科技是实实在在地已经融入到整个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也真正内化到了人们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之中。
3.互联网的发展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紧密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技术就是人借之将自己的需求和目的转移至劳动对象的力量和手段，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并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仍然是由于人类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技术，是人自身局限性的反映，生态问题不是单纯的“自然”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亟待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无疑是改善生态环境，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8]阐发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的生态维度是很有价值的，利用科技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选择。也只有真正把互联网的发展融合到生态治理之中，实现在国家治理能力在生态层面上的改善，才能使人摆脱“科技异化”，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协同发展。
所以，我们重视科学技术在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互联网科技也不例外，最终都是把着眼点放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生态文明的建设上去。不单单是把互联网技术作为参与生态治理与实现生态文明的工具，而是让互联网真正融入到生态治理本身之中，让科技也成为生态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人们未来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使生态治理也能“互联互通”，实现生态治理的专业化与大众化融合，达到“共享共治”，即每个人都是生态治理的主体，这也就达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发展三个阶段的最高一层。
三、互联网科技在生态治理中的路径转变
现阶段互联网已经广泛进入了世界以及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截止2015年，全球网民已达30亿，人类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而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9]中国拥有着全球最大规模的网民群体，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互联网科技运用到环境治理已经有了雄厚的群体基础。互联网虽然不是中国的原创发明，但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能够造就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辉煌一样，中国完全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创新生态治理模式，为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
当前，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代表着信息技术最新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增强生态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也为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念融入到互联网的发展，使互联网科技不仅可以发挥提高相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功能，同时也开始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挥维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效率的作用，这正是我国完善和发展生态治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中国当前正在大力推动的“互联网+”行动，在生态环境领域内就是要“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10]整个生态治理动态过程中的“互联互通”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参与此过程中的“共享共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人的解放”。
1.纳态治理区域个体决策到“互联互通”。互联网表现出来的科技形态几乎是无形的，但它对整个人类的影响却是有形的。人类惊人的创造力再次通过发明互联网以及越来越廉价的接入设备为解决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方案。如同马克思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样，互联网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简单地让其成员知道自己的某些努力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无用的，而且这种努力不是靠强制、义务、物质激励或社会契约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人们知道有些任务和成就只能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来完成。[11]
当今生态环境问题如同互联网一样，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并且也随着接入互联网地区和人数的爆炸式增长，互联网科技在国家生态治理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互联网无视地域、没有边界的特点使得每个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反映环境问题，整个“地球村”中的“一个村落”中的“一个人”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会波及到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真正实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在自然地理领域，而且还可以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必然倒逼地方政府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和产业政策改革，同时也要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世界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生态治理统筹协调，生态环境问题就有了更加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对生态治理的相关决策不会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区域性行动，同时，人们在网络上也自发形成了环保型组织共同监督不同地区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实现生态治理的“互联互通”。
2.从生态治理政府组织主导到“共享共治”。互联网科技虽然使社会更加多样化，但社会成员因为使用互联网仍然要共同遵守规则，仍然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政府转型与 “共享共治”成为可能。[12]在未来，永不下线的互联网将对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大多数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人们自身创造性和自主性的潜力将得到极大的挖掘和发展，以自身智慧汇聚集体智慧，将用于任何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项目。[13]个人自发的努力也可以汇聚成庞大的体系，最后形成“受启发的个人结成的集体网络”和“智慧型的共同体”，这就为“共享共治”提供了基础。这种“共治共享”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动机与形式上。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极大拓宽了人的交往空间，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互联网中哪怕只是取得的些许成就，也会让人很有“获得感”。此时，经济利益的满足已经不再是人们首要或者唯一的行动目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生态治理的热情大大增强。另一方面，生态治理的主体也不再只是以传统的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互联网使每个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环保群体可以表达意愿，创新了进行环保活动的平台，大大降低了形成环保组织的门槛和开展保护环境活动的宣传成本，同时一些互联网最新的创新成果――“互联网众筹”模式与“环保”相结合，其开放性与去中心化的特点，使环境保护运动更加透明和高效，给了生态治理以新的生命，从而实现了人们在互联网条件下环境治理的“共享共治”。
3.从生态治理的科学技术依赖到“人的解放”。生态污染、传统意义上“美”的丧失，这些从来都不是科技与生俱来的问题，科技同样可以给人带来更加奇妙的东西，这需要我们用新的文化重新塑造技术。技术本身不会创造需要，但我们可以强化与我们真正想要的所对应的目标，从而决定我们真正想要到达何处。[14]在当今时代，由于人们的这种科技式生存方式，各种问题无论缘由如何，其改善和解决都不可能再离开科技的影响。但也绝非简单地依赖科技，互联网科技也不再仅仅是人类进入网络领域的工具，而是相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各个系统造成的整体性效果和价值取向。[15]无论在哪个系统中，其价值取向的根本是指向“人的解放”，这是未来利用互联网改造生态治理体系所应采取的最根本路径。
互联网创造的和而不同的局面可以让每个社会成员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发挥，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生态治理三者良性互动。这种生态科技文明可以不断满足人的需要，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中心”，不再被互联网科技本身所束缚，而是能够掌握其中，充分发挥人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互联网也将真正融入人的思想文化之中，成为马克思所论述的“人文科技”那样，与科学的人道主义统一于生态治理的实践中，并可以在实践中发挥最大程度的积极作用。每个治理的主体可以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社会成员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就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感知力、洞察力，最终达到治理过程中的自我驱动、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提升的理想状态，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人生的真正价值。
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看待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阶段，科学技术始终都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充斥着运算法则或者简单工具的冰冷世界，[16]最终人类自身还是要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的生态治理过程就是要让其融合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去，真正实现在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基础上的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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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9）
一、马尔库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和形成过程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一书中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之前，物质享受水平不高，人们有精神上的反抗与进取，是双向度的人；到了发达的工业社会，物质享受丰富，但精神受到支配，没有了精神上的反抗与进取，成了单向度的人。这个社会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然而却无法保证劳动者不受到失去生存手段的威胁，并由此而将他们置于竞争、就业的巨大压力与恐惧之中。这个社会标榜自由和民主，然而商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宣传却为无孔不入的传媒而渗入到个人的生活甚至意识结构之中，无形中把某些阶级或特定利益集团的意志强加于个人并化为他们在遵循这些意志的标准下的思考和反应，无形中将人的真正需要进行修改以符合商业机构与权力组织所需要兜售的货物。支撑社会控制物运行的技术规则与控制者的意志的结合不仅通过其权力支配了被控制者，而且通过支撑其存在的技术规则与技术规则和控制者意志的合作下所完成的功能，反过来也支配了控制者，在它的控制过程所发生的意识形态效应的支持下，其本身获得了“意志”并演化为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独立运转的力量而反过来对人的存在活动及其实然与应然状态进行按其本性的编码，人性、人的需要与人的存在便被修改为物的意志而“人”的被否定状态下进入一种整个社会历史似乎处于“无主体”的进程之中。
在马尔库塞看来，与以往的所有社会都不一样，发达工业社会对于人的控制和管理表现出了它的鲜明的特色，这就是以“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技术的统治淡化了阶级的对立和阶级矛盾，发达工业社会体现出它的控制的“新形式”。马尔库塞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绝不是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有一个形成过程。50至60年代的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认为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意识形态已让位于“技术的解决办法”，提倡技术统治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马尔库塞等人提出了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同时，马尔库塞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对战后出现的冷战局面进行了观察和分析。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代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科学技术理性成为当代社会统治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他把批判的锋芒从资本主义制度转移到科学技术本身，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
第二，马尔库塞完全排斥科学技术中立性意义，把资产阶级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统治和科学技术本身等同起来，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马尔库塞片面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撇开具体社会制度的性质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把科学技术抬上意识形态的宝座，以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客观上起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
第三，正确理解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马尔库塞着力剖析了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揭露了科学技术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的消极影响。他揭示出这样一个新的事实：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极力宣扬技术统治论，力图用技术统治意识来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为自己的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辩护，这是有借鉴意义的。
二、马尔库塞意识形态理论的两个维度
马尔库塞关于意识形态理论从两个维度表现：意识形态是一种幻象或欺骗；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
与流行于西方理论界对意识形态的传统态度不同，马尔库塞一方面继续发挥西方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对意识形态进行猛烈抨击，指责它在当代工业社会中所起的操纵作用，揭露它对大众的欺骗，批判它所具有的维护现存秩序、遏制社会革命的社会辩护功能；另一个维度上，又修正了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不相容的传统观点，明确宣布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一种更具有欺骗性、更具有维护或辩护功能、更难以消除的新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新意识形态正逐渐取代资产阶级旧的意识形态成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了与群众脱离的，使行政机关的暴力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形式”并且，这种意识形态的新形式以更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他首先指责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承担着控制和操纵大众心理与思想的意识形态功能。其次，他指责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承担欺骗与辩护的意识功能。再次，他指责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在发达工业社会起着压制与削弱反抗意识的作用。总而言之，包括当代科学技术在内的意识形态，在他那里被视为是一种带有“原罪”性质的观念系统，它应当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不义”承担主要罪责。
三、马尔库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10）
随着社会文明、科技进步、医学模式转变及全球老龄化的挑战，康复医学得到迅猛的发展，成为与保健、预防、临床并列的现代医学四大组成部分之一。康复护理人才需求量急剧增加，亟需形成合理的康复护理人才培养模式，以满足社会需求。
1. 高等院校开设康复治疗专业的必要性
1.1 开设康复护理专业是健康促进及新医学模式的需要
WHO关于健康的定义是: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生活上处于一种良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衰弱。定义体现医学观念的更新和模式的转换。康复治疗技术是在总的康复医疗计划实施过程中，为达到躯体、精神、社会和职业的全面康复，紧密配合康复医师和其他康复专业人员，对康复对象进行的除基础护理以外的功能促进护理，预防继发性残疾，减轻残疾的影响，使患者达到最大限度的康复和重返社会。
据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军介绍，目前我国有8296万残疾人，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接近5000万；加上人口老龄化，预测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约有50%老年患者需要康复医疗服务。面对巨大的康复医疗需求，我国具有资格的康复治疗师却少得可怜。李建军说，目前各类康复技术人员不到2万人，其中，康复治疗师只有5000多人，我国每年培养的康复治疗师人数仅为700名。康复人才的匮乏是制约中国康复医学事业发展的“瓶颈”。据估计，到2015年，中国至少需要35万康复技术人才。鼓励更多的综合大学和医学院校设置康复医学系和康复专业。
此外，由于疾病谱的改变，慢性病问题将更加突出，由此而造成的功能障碍者也需要康复。另外，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降低，致残率相应上升，这就需要大批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护理人员来满足广大群众对康复服务的需求，否则残疾群体将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负担。
因此，发展康复护理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是完善和提高我国整体医疗水平的需要，是新医学模式和健康促进的需要康复护理的发展应以教育为先导。高等院校开设康复护理专业，可以利用高等学府的优秀教育资源造就一支系统掌握康复护理专业知识技能的，素质优秀的康复护理队伍。
1.2 康复教育现状人才需要分析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是一门促进伤患者和残疾人身心功能康复的新的治疗学科，也是一门新的技术专业。它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尽可能地恢复日常生活、学习、工作和劳动，以及社会生活的能力，融入社会，改善生活质量。在20世纪下半叶及21世纪初，康复治疗技术这门新兴的技术专业和康复治疗师这种新的职业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成长的活力，反映了医疗和康复市场对这门新的专业及人力资源的迫切需要。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开设，正是顺应社会民众健康、审美的需要，满足人们对意外伤害、疾病所致的残疾、手术后的恢复等在治疗疾病、延年益寿等多方面的需求，有着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市场广阔。据有关方面近期曾对我国的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人才现状做过调查,我国拥有13亿人口和6千万之多的残疾人，我国现有康复治疗师5640人，每10万人口仅分摊0.4名。在西方发达国家康复医师与康复治疗师的比例要求达到1：5到1：10。康复治疗师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远落后于康复医疗实际的需要，就业前景广阔。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执行理事长汤小泉在第三届全国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任会议透露，按估算，我国需要康复治疗的残疾人有3600万人，41万脑瘫患者，600 万脑中风患者和1600万精神患者也有康复需求，全国1.2亿老人中的50%有康复需求。但从“七五”以来，我国接受过康复治疗的人只有1000万，汤小泉说“这同时也说明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中国康复治疗技术会的调查表明，我国从事康复服务的队伍只有5600多人，平均每年10万人口仅分摊0.4 名康复治疗师。目前全国省级康复中心只有1477名工作人员，而整个社会需求是35万人，只能满足需求量的1/70.因此，发展康复治疗技术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是完善和提高我国整体医疗水平的需要，是新医学模式和健康促进的需要，康复治疗技术的发展应以教育为先导。高等院校开设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可以利用高等学府的优秀教育资源造就一支系统掌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知识技能的，素质优秀的康复治疗技术队伍。
1989年12月卫生部办法的《医院评审分级标准》中，把设置康复科作为一项评价标准。为了达标，各级综合医院陆续开展康复医疗业务。目前，全国绝大多数三级医院都已设立康复科，许多二级医院也已开展康复医疗。康复治疗技术人员需求量较大。除了临床康复外，还有许多针对残疾人治疗的专门康复机构，需要一定数量的康复治疗技术人员。康复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社区也需配备相应数量的康复治疗技术人员。所以，开设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前景看好。
1.3 开设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是深化教育改革，拓宽办学思路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使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各类各级高等院校都在积极寻求深化改革的需要。我院有护理、助产二个专业方向，学科结构简单，与院校的发展不相适应。在学院设立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不但可以与国际护理的专科化趋势接轨，还能拓宽护理学生的就业范围，是值得尝试的改革方向。
1.4 开设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是康复医学学科特色的需要
康复医学是现代医学四大组成部分之一，与临床医学有共同的基础和相同之处，凡有自成体系，有独特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没有与之接触过的人，即使临床经验丰富也不明白所以，如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功能评定等。在我国，国家认可的正规康复治疗专业的学历教育始于2000年，教育部首批批准了首都医科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开设康复治疗专业4年制本科教育，2001年南京医科大学招收了第一届本科康复治疗专业的学生33名，结束了我国没有康复治疗专业学历教育的历史。此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开设康复治疗师本、专科专业，并建立了11个硕士点及2个博士点。但由于开设康复教育的时间较短，培养出来的治疗师在数量上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
康复治疗技术是康复医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康复医学的发展而发展。国内专业人士已逐渐认识到康复治疗技术是康复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适应康复治疗的需要，从基础护理中发展起来的一门专科学。康复治疗技术教育近年来刚刚起步，国内只有少数几所院校开设了康复治疗技术课程。我国对康复治疗技术的研究着重在骨科、神经科、心脏、老年病等临床专科病人康复的工作中。
面对21世纪，欧美康复医学界已经开始意识到康复医学必需回应社会上对扩大康复范围的需求，未来的康复医疗服务范围应当扩大到包括精神卫生、心理咨询等方面。至于艾滋病患者的康复，器官移植病人的康复、职业性康复医学、儿科康复等都将是21世纪康复医学与护理的新领域。迎接挑战，跟上国际康复治疗技术发展的趋势，是我国广大康复治疗技术工作者神圣而又艰巨的任务。
2. 高等院校开设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可行性
2.1 开设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就业前景看好
2.1.1 各大医院相继开设康复医学科
1989年12月卫生部办法的《医院评审分级标准》中，把设置康复科作为一项评价标准。为了达准，各级综合医院陆续开展康复医疗业务，抽调临床护士担负康复治疗工作。目前，全国绝大多数三级医院都已设立康复科，许多二级医院也已开展康复医疗。按护士与床位配比1:4计算，康复治疗人员需求量较大。除了临床康复外，还有许多针对残疾人的专门康复机构，需要一定数量的康复治疗人员。康复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社区也可配备相应数量的康复治疗人员。
2.1.2 就业地区对毕业生有一定吸引力
随着我国大学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医护专业毕业生就业目标多局限在城市大中型医院，加深了就业的难度。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设立可以分流部分毕业生，毕业生可以不必只把眼光盯住医院，一些社会福利机构、社区等也可就业。目前我国康复医院发展较快的地区多在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对毕业生也有一定吸引力。
2.1.3 我院的地域优势
我院位于巴彦淖尔市，地处经济发展的河套平原，经济发展促进了医学进步和对健康的需求，康复医学得到蓬勃发展。在我市有好几家医院设立了康复医学科，在这样一个经济飞速发展，康复医学日新月异的地区，设立康复治疗技术专业高等教育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2.2 开设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具备的基础条件
我校现有康复专业专任教师9人，专业课教师中高级职称6名，中级职称1名，初级2名。全部为本科以上学历，具备双师型素质结构，就学历和实际能力而言，能胜任以后的教学任务。
教学设备等硬件齐备，已具有康复治疗专业实训室、康复技术实训课所需的教具、模型、仪器、标本、切片、挂图、CII课件、教学光盘、检查及器械（握力计、系列哑铃、上肢推举训练器、液压踏步器、平衡协调训练器、肋木、木顶板、手指分离板、平衡板、训练阶梯、砂磨台、滚桶、助行器、肘仗、腋仗、功率自行车、上肢悬吊训练、套圈、作业综合训练车、日常综合训练箱、肺活量测定仪、肩关节旋转训练器、前臂内外旋转运动器、关节康复训练器、多功能训练器、功能检测箱、臂力计等）；并在陆续更新补充，现已能满足实验、实训课所需的基本设备。处于同类院校前列。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越来越多，且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更加突出且有着更多的卫生服务需求，这就给康复治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所以康复教育现状亟需高等院校开设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参考文献：
[1]宋玉兰，《康复技术》，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