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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Xue-sai-tong injection on the hemorheology of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lower limb orthopedic operation and the nursing experience.Method：69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lower limb orthopedic oper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February 2014 were injected with Xue-sai-tong injection，and intervened with specific nursing management.Result：No one had deep venous thrombosis occurred in the 69 patients.After treatment，indexes of whole blood viscosity，plasma viscosity，erythrocyte aggregation index and fibrinogen cont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P
【Key words】 Xue-sai-tong injection； Hemorheology； 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us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Yiyang City，Yiyang 413002， 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21.039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us，LDVT）是周围血管疾病中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本病发病后会引起程度不同的全身反应，例如体温升高、脉率增快、白细胞计数增多等。当静脉血栓不断滋长、蔓延，累及下肢整个深静脉、浅静脉及其分支，甚者可引起强烈的动脉痉挛，若导致股青肿，数小时内整个患肢出现肿胀、发凉、紫癫、皮肤出现水泡、足背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甚至有出现休克、肢端出现坏疽而需要截肢的严重后果，后期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影响生活和工作能力[1]。LDVT是骨科下肢手术患者围手术期严重的并发症之一[2]，其中髋关节骨折、髋关节成形术和膝关节成形术达48%、51%、61%[3]。骨科术后形成LDVT的主要原因是血管内壁受损、血液高凝状态及静脉血流缓慢[4]，以上原因均能够不同程度影响血液流变学指标。本文对2013年1月-2014年2月69例骨科下肢手术患者应用血塞通注射液，观察其对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影响，以及骨科下肢手术术后预防下肢DVT形成的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2014年2月下肢骨折手术住院病例69例，男36例，女33例，年龄22～60岁，平均（48.40±16.30）岁，股骨干骨折22例，股骨粗隆部骨折16例，股骨远端骨折8例，胫腓骨骨折15例，胫骨平台骨折8例。
1.2 治疗方法和检测指标 患者术后第1天起静脉滴注血塞通注射液（昆明制药），400 mg/（次・d），14 d为一疗程。常规使用抗生素抗炎。所有患者术前和术后15 d凌晨空腹8 h以上经肘静脉使用无添加剂真空采血管采取血标本3～5 mL左右，室温下静置2 h后，经处理后进行血液流变学检测，结果数据由医院检验科统一提供。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PEMS 3.1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P
2 结果
69例骨科下肢手术患者均无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手术切口局部无渗血、无感染、无血肿或坏死，修复良好。结果显示，骨科下肢手术患者治疗前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异常，其中全血黏度低切、红细胞沉降率和纤维蛋白原值增高最为明显。治疗后各项指标均明显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护理方案
3.1 心理护理 随着医学模式的不断转变，心理因素在各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过程中越来越受到临床医护人员的重视。骨科下肢手术患者的心理因素同样也影响着疾病的转归，故患者的心理护理在临床护理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骨科下肢手术患者，常因为遭受意外受伤及手术创伤的双重打击不能及时缓解，往往存在恐惧、急躁、抑郁以及焦虑等不良心理，对突发的躯体运动感觉功能障碍不能接受，经常忧虑躯体运动感觉功能障碍会影响到出院后的社会工作和日常生活能力等，而不良心理因素可以加重病情，甚至导致各种并发症，而疾病又影响着心理状态，非常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影响着疾病的正常转归，因此，临床护理人员应该根据骨科下肢手术患者的心理状况，对其术前加强健康宣教及必要的心理疏导，尽可能的消除其不良心理障碍，并介绍本院成功的案例鼓励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鼓励患者积极参与活动，制定健康活动计划，术后指导并鼓励患者主动进行早期肢体功能锻炼[5]。具体为：术前应进行预防宣教，向患者详细讲解下肢DVT发生的原因及后果，术后详细讲解静脉血栓常见症状及术后早期活动的重要性，克服患者的抑郁、急躁、恐惧、焦虑等不良心理，让患者以健康、向上、愉快的心情主动积极配合治疗、护理及康复训练以预防LDVT的发生。
3.2 饮食护理 科学合理的饮食护理是满足患者最基本生理需要的重要护理措施之一，是实施整体护理重要环节。护士应该在全面评估患者营养与饮食状况的基础上，确定存在的健康问题，制定护理计划，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帮助维持或恢复患者良好的身体。具体饮食护理原则为：（1）低脂、低胆固醇膳食：术后早期适当限制荤食摄入，控制血脂在适当水平，是预防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有效措施之一。饮食中少吃富含胆固醇的食物，脂肪占总热量20%为宜，并且以含多链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为主，动物脂肪不应超过总脂量的1/3。（2）高纤维膳食：膳食中纤维可与胆汁酸结合，增加粪便中胆盐的排泄，有减少血栓形成的作用。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食物主要是粗杂粮、米糠、麦麸、干豆类、海带、蔬菜、水果等，每日摄入纤维量35～45 g为宜[6]。
3.3 观察护理 骨科下肢手术术后临床护理人员应该严密观察患肢末梢血液循环情况，包括患肢远端皮肤温度、颜色、足背动脉搏动、血氧饱和度以及毛细血管充盈情况等；定期测量患肢周径的变化，并同健侧肢体比较，做好记录。同时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如血压、呼吸、心率、血氧饱和度等，应高度警惕肺栓塞发生。
3.4 功能锻炼护理 （1）腓肠肌挤压：康复训练师左手将患者患肢抬高并固定患肢踝部，右手贴附于患肢腓肠肌做从下往上、有节律的挤压，以不引起疼痛为度，挤压与放开交替进行，频率为20次/min左右，每次持续3～5 min，约4～6 h/次。（2）足踝的被动运动：康复训练师左手固定患肢踝部，右手握住患肢前足做踝部关节屈伸运动、足内外翻、外伸运动和内屈、内翻、外翻、外伸组合而成的环转运动，频率为10次/min左右。如患者神志清醒，应指导患者行踝关节主动运动，用力背伸、趾屈，配合做深呼吸锻炼，可加速下肢静脉回流[7]。
3.5 机械护理 （1）高危患者可运用循序减压弹力长袜，通过弹力作用刺激小腿肌肉加速静脉回流，预防DVT形成；（2）尽早使用间歇充气压力泵，通过有节律的进行充气膨胀挤压、放气，形成对肢体组织的循环压力，达到促进静脉回流、加强动脉灌注、改善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包括微循环）、防止凝血因子的聚集及对血管内膜的黏附，增加纤溶系统的活性，预防深静脉血栓（DVT）、消除水肿，促进愈合，防止肌肉萎缩，改善周围血管功能的疗效；（3）足底静脉泵的及时使用，根据个体差异，每天2次或3次，每次12 h，疗程10 d，动静脉脉冲系统能在瞬间产生高速血流，消除静脉淤滞，促进血液回流，形成血液湍流对静脉瓣膜后方进行冲刷，防止血栓在这里形成[8]。
4 讨论
血液流变学（hemorheology）是研究血液宏观流动性质，人和动物体内血液流动和细胞变形，以及血液与血管、心脏之间相互作用，血细胞流动性质及生物化学成分的一门科学。血液流变学主要包括微观血液流变学和宏观血液流变学两个重要方面。前者研究血液有形成分的流变学特性，如红细胞的变形、聚集、表面电荷，血小板聚集性、血小板黏附性等，又称为细胞流变学（cellular hemorheology）；后者有血液黏度、血浆黏度、血沉、血液及管壁应力分布。随着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后者发展到从分子水平研究血液成分的流变特性，如红细胞膜中骨架蛋白、膜磷脂对红细胞流变性的影响，血浆分子成分对血浆黏度的影响等，故称为分子血液流变学（molecullar hemorheology）。血液流变学在临床中的应用广泛，从疾病的预测预防到疾病的诊断、治疗乃至预后判断；从相对集中于心脑血管性疾病的研究，拓展到对临床各科疾病的探讨；从宏观逐步深入到细胞乃至分子水平[9]。
作为临床上常见的血管外科疾病，深静脉血栓形成，又称血栓性深静脉炎，是指血液在深静脉内不正常地凝结，属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深静脉血栓形成是骨科手术后的主要并发症之一，临床上轻者无症状，严重者可导致死亡[10]。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在临床上常常可以分为两类：近端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远端深静脉血栓形成，其中，近端深静脉血栓形成部位位于N静脉或以上，远端深静脉血栓形成部位位于N静脉以下。而下肢近端深静脉血栓形成，是急慢性肺栓塞栓子的主要来源[11]。骨科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血液流变学机制主要有：下肢静脉血管内皮受损，全身血液高凝状态和下肢静脉血流缓慢。具体为：首先，血管内皮细胞在生理状态下具有防治血栓形成的作用，而当其损伤时引起血小板的聚集激活凝血系统，在下肢骨折病例中骨折可引起邻近血管的直接损伤除此之外，手术牵拉对血管的刺激也能造成间接损伤；其次骨折术后机体处于高凝状态可能是DVT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术后静脉血D-二聚体增高是血液高凝状态的反映；再次，静脉血流缓慢在DVT形成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患者术后因为疼痛或肢体活动受限导致卧床和不敢活动肢体血液失去肌肉泵的泵血作用或肌肉泵的泵血作用减弱动静脉血流变慢甚至瘀滞，成为血栓形成的基础之一[12]。
血塞通注射液主要成分为我国传统名贵中药三七的提取物――三七总皂苷，具有活血祛瘀，通脉活络之功效。血塞通注射液广泛应用于临床，目前主要用于脑梗死，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创伤性脑损伤，支气管肺炎[13-16]。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其能够显著抑制血小板凝聚、降低血液黏稠度、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临床用于气滞血瘀、络脉瘀阻证[14]。曹洪等[17]采用股静脉结扎法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模型日本大耳白兔研究血塞通注射液在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显示血塞通注射液可能能够通过减轻机体内脂质过氧化（MDA）及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SOD），以达到保护静脉血管内皮细胞、抑制其损伤的作用，从而起到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作用。黄有荣等[18]通过探讨静脉注射三七总皂甙注射液对左后肢体股骨近端骨折石膏外固定模型新西兰大耳兔创伤性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发现三七总皂甙能够较好的降低血液黏度及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的作用，说明三七总皂甙具有减少创伤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作用。但是血塞通注射液应用于骨科下肢手术患者预防DVT的临床研究尚未见报道。
在临床医学研究中，血液流变学常用的检测指标主要有全血黏度、血浆黏度、血清黏度、红细胞比压积、血沉、红细胞变形能力（刚性/变形性）、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等7项，而临床上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指标主要有4项：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和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19]，而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等作为血液流变学的重要客观指标，可以作为监测病程、判断预后、指导用药的重要指标之一[20]。本研究中，笔者拟通过观察血塞通注射液对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和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4项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指标，研究其对骨科下肢手术术后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影响，以及预防下肢DVT形成的作用。结果发现血塞通注射液能够有效地改善骨科下肢手术患者术后的血液流变学指标，包括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和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缓解骨科下肢手术术后患者血液的“高凝”状态，有效地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同时中药三七具有止血之功效，不会引起血液凝固学异常，导致出血危险性增加。
国内对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及其可能所致的危害，大部分临床医护人员和高危患者均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应加强对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研究并积极大力开展相关知识的宣传工作，同时针对DVT发病原因，笔者对骨科术后患者早期实施护理干预，从心理调护、饮食指导、功能锻炼和动态监测评估等不同角度最大程度地干预DVT形成的因素，达到预防DVT形成的目的，从而有利于患者肢体功能迅速的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达到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这就要求临床护士在骨科术后患者的日常护理工作中，能够通过不断加强自身的业务水平，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综合全面且专业性的评估，切实了解专科疾病的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及其可能的危害，并能够提供正确有效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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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监测的重要性
1、在治理环境污染中的重要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的提高，相应的出现不少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保护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过程之一。环境监测是决定环境质量各因素的测定，因此，当出现环境污染时，就需要环境监测对造成影响污染的各因素进行全面、持久的监测。比如当某一地区出现环境污染问题时，我们可以利用环境监测测定影响环境污染的各因素，如大气、土壤、森林、水资源等等，通过对测定结果的分析研究.及时地制定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方案，科学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在还没出现环境污染问题的地区进行必要的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
2、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科学技术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时代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环境监测是一种以高科技为手段的监测，自然，环境监测离不开科学技术，但同时环境监测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监测在对决定环境质最各因素进行测定的时候，收集到比较全面的、科学的数据，这些科学数据为人们研究科学技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加快人们研究科学技术的步伐，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比如，在对环境进行监测时，可以为地质学家提供相应的地质信息。在监测生物资源时，可以为微生物提供重要的数据信息。
3、在城市环境规化中的重要性
经济与环境是紧密相连的一对，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环境基础，而环境也必然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相互促进的。因此，我们必须搞好经济和环境的关系。在城市经济建设中，我们有必要制定相关的环境规划。城市环境规划的制定离不开环境监测。通过环境监测，城市可以收集到更多的城市环境信息，这些环境信息对城市环境规划有着重要的指导和监督的作用，它能使政府在制定城市环境规划时少走点弯路，提高城市的整个环境质量。
二、环境监测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1、环境监测在环境污染问题中的作用
环境监测可以对污染问题严重的环境要素进行持续的、稳定的监测，例如可以对土壤、大气、水资源等环境要素进行监测，对发生污染的环境要素进行及时的治理，对将要发生环境污染问题的要素进行维护，对还没有发生环境污染问题的要素进行预防等，在环境监测的监控范围内，利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方法去治理、维护和预防各种污染问题的发生，从而制止环境污染源的进一步扩散，扼杀引起环境污染问题的源头，将环境污染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进而一步步的去治理，最终建立一个良好的、和谐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2、环境监测在城市环境规划中的作用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和环境是一体两面、相互促进的，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国家在坚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出了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执行。在发展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时要齐头并进，“两手都要硬”，即实现“三同步”与“三同时”。“三同步”即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三同时”即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因而，环境监测在城市环境规划中可以起到监督、指导的作用，为城市环境规划提供合理的、正确的发展策略。
3、环境监测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环境监测作为高科技的监测手段，与科技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环境监测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进行环境监测时，可以将所得到的各种科学数据（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作为科学考察的重要依据。因此，必须做好各种环境的监测工作，这样可以为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而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提高环境监测质量的措施
1、提高环境监测的技术水平
新时期背景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得到不断地发展，在环境监测技术上，虽然我们拥有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取得一些令人欣慰的效果。但总体来说，我国的环境监测技术水平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该努力提高我国环境监测的技术水平，在已有的技术水平基础上，不断研制出新的、先进的技术，寻找适合我国环境监测技术的最佳路线，完善环境监测技术的体制，提升我国环境监测的整体质量，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2、改进环境监测的方法
目前，我国环境监测的方法相对的落后，其先进程度与国外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环境监测工作中，我们必须改进落后的监测方法，建立自动监测的体系，提高其在噪声、空气以及地表水、地下水等方面监测的准确率，提升整个环境监测系统的自动化能力，促进环境监测质量的提高，使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更好地进展。
3、培养环境监测人才
环境监测是一项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只有专业的技术人才才能实施。在新时期，我国缺少专业的环境监测人才。因此，我们有必要培养一批专业的环境监测人才。这些环境监测人才不仅要具备专业的理论知识，而且要具备过硬的监测技能，并且具有国家持证上岗证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能够做到正确的使用监测仪器，认真分析监测的结果，并且根据监测的结果制定出高效的防治方案。
结束语：
总之，环境监测在环境保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不断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的管理，确保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提高环境监测的水平，从而可以有效提高环境的质量。
Abstract:TheissueofScienceandGovernancehasattractedthecommunityofpolicyandacademicresearchduringrecentyearsandisgrowingasafronttopic,whichisdrivenby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relationshipofscienceandsociety.Thispaperexaminedthedynamicsofscienceandgovernance,anddescribedthemainfactorsasadvice,precautionaryprinciple,publicparticipationandresearchcontrol.Thepaperhighlightedthemeaningofscienceandgovernance.
Keywords:scienceandgovernance,scienceandsociety,scienceadvice,publicparticipation,precautionaryprinciple.
近年来，“科学与治理”（ScienceandGovernance）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国际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日益吸引学术界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2000年7月，欧洲委员会提出“面向欧洲的研究区”（TowardsaEuropeanresearcharea）的发展战略，并提出建立欧洲科学技术参照体系（thesystemofscienceandtechnicalreference）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支持系统。2000年10月16~17日，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名为“知识社会中的科学与治理：欧洲的挑战”（Science&GovernanceinaKnowledgeSociety:TheChallengeforEurope），主题是“走向科学、公民和社会之间的新联盟”，来自欧洲各国的4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2001年，欧洲委员会发表题为《欧洲治理》的白皮书，把科学治理作为欧洲治理一个重要的部分[1]。2002年欧洲委员会发表《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2]，作为实施白皮书的行动计划。同样，“科学与治理”议题在美国也受到很高的重视。近几年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科技政策年会上，都有包括国务卿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就科学与治理议题（集中在科技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发表演说，这也是对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科学与治理高层次讨论的一个反映[3]。同时，科学与治理议题也受到社会团体和学术界的普遍地重视，一些国家的权威机构和国际组织纷纷发表有关的研究报告，如英国文化委员会（TheBritishCouncil）于2001年3月发表了《科学与社会：走向民主化的科学》[4]。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开始举行，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3月5~7日召开名为“与神怪共同生活：21世纪科学技术的治理”（LivingwiththeGenie:Governing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21stCentury），会议的主题是以有益于社会为目标理科学技术，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著名国际学术刊物上（例如，Researchpolicy,ScienceandPublicPolicy,TechnologyinSociety等）有关论文开始不断出现，同时有关科学与治理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在问世。[5][6][7][8][9][10]
“科学与治理”的根本动因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不仅对传统的科学技术观提出了广泛的质疑，而且对现有的管理结构和管理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需要发展一种各有关利益方（政府、科学界、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等）相互协调的机制，，使科学走向民主化，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本文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依据，分析和研究“科学与治理”兴起和发展的动因、核心内容及其重要意义。
1.“科学与治理”的提出
“科学与治理”这一议题是应对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而兴起的，同时也是在“治理”这一概念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采用的共同语言的学术氛围内涌现的。为了充分理解“科学与治理”的含义，有必要首先对治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做一概括分析。
1.1治理理论的提出
治理理论的提出是现代社会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性变化的反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工业社会之后的现代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1973年）、界沃太一的“知识价值社会”（1985年）、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1986年）和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以及现在耳熟能详的“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等。治理理论关心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是怎样组织和管理的。可以说，各种关于治理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以现代社会某些重要变化的特征为出发点。
学者们讨论“治理”的概念兴起大都会以“‘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为开始。英文中“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挥和控制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分立化（decentralization）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现代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和网络日趋独立，许多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管理靠单纯的政府权力控制和管理机制已是不够的，需要公、私双方的协调管理，需要政府以外的一些其他机构和行为者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由此，具有崭新意义的“治理”概念开始出现。
罗茨（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11]不同的学科（制度经济学、新公共管理理论、国际关系学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治理”下了不同的定义。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the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1995年给出的权威定义：“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统一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1]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种人和各类组织等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治理的实质在于，它强调的是机制，强调的是不同社会角色为了共同目标的协调行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制裁。
法国学者阿里•卡赞西吉尔精辟地指出：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更能应付千差万别的现代社会中的决策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和网络日趋独立的情况下，治理的能力，除了政府机关和各种机构外，还需要公共社会的参与，各种利益集团、网络以及部门间的协商。治理于是促进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成为形形社会者（agents）如公共治理部门、私人公司、半公共机构、公民、社会群体和协会之间的一种协作方式，使政策的制定更为有效。这种模式比传统的统治方式更能适应社会环境，既强调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纵横协调，也强调多元和不统一。其根基在于协商而非上令下行。它是在公和私的者五花八门的情况下处理公共决策过程的一种努力。它的要旨不在于机构，而在于过程和实践。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构。[11]
1.2现代科学发展的挑战
随着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在国家各个领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入政府的核心功能。科学不仅在传统的经济与贸易、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不可少的因素，而且在新出现的食品安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全球变化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Padilla和Gibson于2000年的研究，在过去的10年间，英国议会含科学内容的提案、动议和辩论上升了6倍。由1988~1989年的1%上升到1998~1999年的6%，其中生物科学（医药和食品）和环境科学（包括能源）上升最快。[12]
与科学有关的政策议题不仅逐渐成为政策的中心，而且其中许多议题具有新的特点：（1）在科学上有重要的不确定性；（2）（涉及不同的利益）具有广泛不同的意见；（3）对于敏感领域（普通百姓健康与安全、动植物保护和环境等敏感议题）的公共政策有着潜在的重要涵义。
这些议题充分反映了科学与社会关系正在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科学发现充满着丰富的、令人激动的机会，科学的应用和技术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而广泛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和便利；另一方面，科学应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风险并不总能事先确定，在一些重要的敏感领域（如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可能对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公众关心意识增强（例如对生物技术的应用）。而且，一些重要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明显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例如，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涉及政府有关部门、公司、消费者、科学家，科学不再被视为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家也不再是毫无自身利益的中立者。这样，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再单单是科学共同体的事情，也不再仅仅关涉到政府，而且涉及到社会其他角色（企业、社会团体等），涉及到公众。由此，带来了社会与科学之间出现新的问题和紧张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的播种和转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组研究和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等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与科学出现十分紧张的关系。疯牛病（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为决策基础的科学证据的确实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疯牛病被发现以来，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BSE不会传播给人，而科学界迟迟不能给出有关疯牛病传染的精确答案。直到1996年，英国政府才根据越来越多的证据承认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会患上同样的症状。疯牛病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机。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则带来了不确定的风险性和伦理难题。尽管政府和专家声称它们对人们健康无害，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风险的疑虑。而不加标注地把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更激起了消费者的强烈抗议。尽管转基因食品和天然食品可能会同样安全（事实上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但是这样做意味着科学足够可靠，消费者无需选择，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表明科学的应用引发出复杂的价值观冲突和社会问题。而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更是带来了严重的道德、伦理和的根本性问题。这一切表明，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越来越与社会、伦理和价值等因素联在一起，与公众的态度、价值标准和日常生活联在一起。
这些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科学议题与道德、社会、伦理因素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涉及到不确定性问题时，诸多因素混在一起，使议题更为复杂。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单靠科学界是不够的，传统的同行评议以及科学家的利益公开（即申明研究资源的来源及资助方是谁）并不能扭转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同样，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与管理机制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是不充分的。为此，需要新的机制——治理机制，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协调各有关利益方，使得科学发展和决策过程互相支持，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2．科学与治理的核心内容
科学技术塑造着社会变化的步伐和方向，治理是以一种方式或机制把有关不同利益的角色带到一起，以使科学技术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务为目的，管理这种变化的所有决策过程。“科学和治理”指的是建立一种机制，使科学和决策过程以有效、可信、负责和透明的方式一起工作。[13]换句话，“科学和治理”是建立科学与决策的新型关系，形成两者相互支持的机制和网络。
科学与治理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制度化的咨询、信息公开和预警原则、公众参与和对研究的规范等，这些内容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2.1制度化的咨询
治理的实质就是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坚实的科学咨询或科学建议（Scienceadvice）是治理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部分。
科学咨询是为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包括提供专业上的信息，解释重要科学数据、信息的意义和重要性，确保它们的质量等。科学咨询有助于保证科学上的可信性，澄清争论，促进政策的可接受性。坚实的科学咨询是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科学咨询体系是科学决策的必要保证。在发达国家，科学咨询占有比较高的地位，一般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咨询体系，在最高决策层、立法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三个层次都设有科学咨询机构[14]；同时，国家科学院、民间思想库等外部咨询组织也履行科学咨询的职能。例如，美国1972年10月6日通过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案》（FACA）对咨询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美国最高决策层设有总统科学顾问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国会设有国会研究服务部和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能源部、国防部、国家宇航局等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咨询委员会机构；国家科学院（以研究理事会NRC为执行机构）和民间思想库（如兰德公司）等也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着重要的咨询。
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新的议题以及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决策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对现有的咨询体系提出了改进和发展的要求，不仅要保证科学证据的充分、有效，使咨询的组织方式适应发展的新特点，而且要保证咨询体现出责任感和赢得信任。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1）对政府履行征求咨询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决策应该主动寻求科学咨询，像在其他公共政策领域（经济、公共管理、国际事务等）设立高级顾问及顾问机构和广泛咨询那样，应该在科学相关领域设立类似地位和能力的科学顾问和科学咨询机构并积极征询咨询。决策者必须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责衡量各种不同咨询意见，并做出选择。为使决策建立在更为有效的咨询基础上，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制定一系列关于咨询的方针、规则和程序，在政府体系内需要主动地促进科学咨询，明确部门和机构实施这些方针的责任。例如，英国政府1997年发展出的一套原则，对科学咨询的重要问题（例如，需要科学咨询尽早地确认的议题，如何使牢固的科学证据与决策整合在一起，解释科学证据的开放性的重要性等）提出了指导意见。[15]随后，加拿大政府也制定出类似的咨询方针和规则。［16］（2）咨询人员不仅限于科学专家，咨询程序也多样、灵活的组织方式。例如，用胚胎干细胞进行研究这一崭新的政策议题，由于这个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研究所带来的潜在的医学上的收益，还有一系列道德和伦理上的难题，因此，咨询就不能仅仅限于科学专家。在法国、英国、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关于干细胞实验议题的立法讨论中，所咨询专家都包括了伦理学和法律专家。每个国家使用的咨询机制各不相同，所有的国家都有现有相应的咨询机构负责（例如，美国由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负责），英国和意大利还特别建立了专门的咨询组。[14]
.2信息公开和预防原则
科学技术在给我们社会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新的利害关系，带来了对环境和健康新的危险。风险问题常常是科学与社会紧张关系和冲突的根源。因此，需要认识评估和管理这些风险。
“风险”一词意味着不确定性，对风险的认识不是对“它安全吗”这样的问题给出“是”与“否”的回答（若是能直接回答就是没有风险了），而是“它究竟有多危险”，“它有足够的安全吗”。风险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每天都会遇到风险，有一些风险我们是可以接受，有一些不能接受。当我们考虑风险时，考虑常常不只是可能受到的损害，而且还有可能的受益。
风险评估和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充分认识和理解不确定性，识别和判定什么是知道的，什么是不知道的，并使信息公开。英国政府对疯牛病（BSE）问题处理的一个教训就是隐瞒信息。当疯牛病传染给人的事实通过英国医学杂志引起公众注意时，政府有关部门还是否认。政府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给公众带来不必要的惊慌，这样做的一个诱惑是想坚持等到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消除后，再公开信息。结果，这大大丧失了政府和科学界的信誉。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中指出，疯牛病给人的教训是“如果1996年前政府对疯牛病的立场更够准确地反映背后的科学的不确定性，那么公众和权威就能更好地为科学舆论的转向做准备了。而正是科学舆论的转向促使那次声名狼籍的政策的转变”。[17]
疯牛病的危机促使英国政府的立场发生变化，1997年3月英国科技办公室发表题为《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咨询》的指导性文件，中心议题是保持科学咨询的公开性，提出：“对于敏感议题的政策决定，政府部门应该公开支持这些决策的所有科学证据和分析，并说明是如何把这些分析纳入到政策形成过程中的。”[15]
即使科学证据还不足以支持决策，也要公开可能的危险，采取预防措施，这是在过去10多年里不断的实践考验中逐渐成为共识的所谓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1998年，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社会活动家、学者、科学家和律师们在美国威斯康星州Wingspring举行的会议上发表“关于预防原则的宣言”，把以前在环境领域已广为采用的预防原则扩大到包括公共健康领域。宣言指出：
当一种行为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环境时，就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即使因果关系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得到验证。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的创始者而不是公众，应该负起举证的责任。应用预防原则的过程必须是开放、提供信息的和民主的,必须包括潜在的受影响的团体。这一过也必须包括考察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包括不行动。[18]
预防原则为防止对健康和环境的威胁提供了有效的的保证，并会带来更有理性和明智的解决方案。预防原则贯彻到底就是让可能会受影响的公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2.3公众参与
当科学技术发展带来具有广泛、深刻影响的伦理和社会议题时，需要公众参与争论、参与决策。近年来，随着欧洲和美国一系列争论和惊慌（转基因食品、基因疗法、疯牛病、口蹄疫等）对公共的影响，各种公共团体和私人组织都要求研究人员对研究工作给出更大的负责任说明（accountability）。同时，随着商业利益越来越渗透、影响科学研究过程，传统上那种根据职业来判断科学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自然相信科学家的观念不再有效。各国的政府都开始寻找更有效与公众交流和传递科学信息的途径，恢复公众的信心，公民参与决策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另一方面，新近的研究表明，以往只把公众当作一个被动接受信息、受教育的受众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有自己的态度和价值。［19］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其他职业中的受过很好教育的公众越来越多，公共应该在与科学有关的决策中发挥主动的作用。
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但最初只限定于特殊的领域（例如核电站），但是现在具有普遍性和新的含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research,CBR）；共识会议（Consensus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workshops）等。实践表明，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十分有效。例如，起源于丹麦的共识会议证明了就科学技术议题创造与公众的对话会带来更好的决策。与这个词表面意思相反，共识会议通常是就某个还没有确定规则的科学技术议题让公众（通常由10~12个市民组成）参与讨论，并提出具体政策建议，这些建议被纳入决策者的决策中。［20］
公共参与的实践表明，欧洲公民获得科学技术知识单单靠信息从专家传播给公众是不够，必须形成真正的对话，形成公共参与。改进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在于提高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不能只是简单地谈教育。科学家必须学习听取公众意见，特别是与公民直接相关的地方和区域的议题（例如，环境、可持续发展、健康等），公共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
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指出，公共参与对于决策具有重要的价值。报告考察了各国已存在的公共参与形式，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共参与都具有价值，它们并不是代替决策，而是帮助决策。它们帮助决策者聆听公众的价值和关心，并对之迅速做出反应。同时，它们让公众得到一些确信，相信他们的观点受到了认真考虑，这就提高了政策被接受的可能性。报告因此提出建议：“我们建议，与公众直接的对话应该成为关于科学的决策过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应该成为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活动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17]
2．4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对研究的规范
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是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和求知，是自由探索的精神，这是数百年来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完全由好奇心导向的研究活动可能会带来潜在的负面效果，并对社会伦理的严重挑战。在科学研究可能会带来潜在危害后果的现时代，科学家肩负着比任何以往时代更大的责任。科学家需要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省察：这个工作目的是什么、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如何确保这些研究是以正当理由、以正当的目的做的。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教授所指出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包括基本的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家应对其科学研究本身的行为负责，在研究中一旦意识到此类研究会威胁到人类生存，或者对人类生活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时，就应该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终止此类研究；二是科学家应该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将自己意识或预见到的、由研究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负责地告诉公众。［21］但是，单靠科学家自身的行为是不够的，因为在一些情况下，在研究开始时可能比较难以断定会有什么负面影响，或者科研活动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如商业利益）的支配而可能故意隐瞒信息。因此，必须对一些敏感领域的研究活动进行规范和控制。
3.科学与治理的意义
科学与治理的兴起表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因素紧密相连，而且与社会和伦理的因素也紧紧结合在一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中的科学技术。要使科学技术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长期有益，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就不再只是包括科学和创新两方面的内容，还要加入第三个因素——“社会”或“公众”，实现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这需要转变观念，采取新的行动措施。
3.1需要加深对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现代科学的新发展表明，科学既带来了发展机会，同时也会带来潜在的威胁。，传统上认为科学是纯粹客观的、与人类的价值和责任无关的观念正在破产，包括人的价值和远见在内各种复杂的力量塑造着科学发展，同时象“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这样的论述仍是停留在表面，需要一种建立在对科学过程和不确定性更深入理解和认识基础之上的科学观。
3.2科学与社会需要建立新型的对话关系
传统的公共理解科学的途径，认为公众无知，用教育弥补就行了，而近年来许多的调查研究表明，正是受过教育的公众提的问题更尖锐，对新技术的接受也更为谨慎。这表明公众对科学的接受还有科学之外的更重要的因素，必须保证公众能够在获得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公共对有关科学的政策争论提供的并不仅仅是意见，可能还有相关的知识、价值或问题，这些可能是科学家忽略的。因此，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公众理解科学”，而且包括“科学理解公众”，科学与公众需要新型的对话关系，这不仅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
3.3建立科学与决策相互支持的机制
科学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议题，涉及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对现有治理机制提出挑战，呼唤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建立传统决策机制和公共机构、私有机构和公众协作的治理机制，使科学发展与决策相互支持。尽管每一个国家体制、经济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价值观不同，但是，各国的实践表明，科学与治理机制的共同价值观包括：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承认（识别）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的社会-技术复杂性；承认伦理学和公共价值；超越“利益相关者”等。建立包括吸引公众参与等新因素在内的治理机制并不是代替已有决策，而是帮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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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wing.html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093-05
与生态在对待科技问题上都主张科技要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但人自身不能在此过程中被科技束缚。而推动“互联网+”行动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促使互联网不再是作为最初刚刚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科学技术，而是可以真正融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像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众多伟大科学技术一样，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为改进生态治理思路，增强生态治理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创见。
一、生态科技观“人类尺度”的思想核心
即使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今时代，马克思有关科技的思想对解决现实问题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即以科技的发展和创新为中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2]马克思的这种“人文科技”思想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巧妙融合，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之下，科技不再仅仅是被当作一种脱离人的单纯工具，互联网时代下的生态治理就不是单纯地利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生态治理的模式，而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说，用马克思的科技观点分析当下互联网技术仍然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对未来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所产生的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生态学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和思维方法，对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尖锐批判，尤其是在对技术非理性使用的批判尤为深刻，提出了许多合理利用科技的主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文科技”思想。
1.反对科技“控制自然”导致生态问题。生态学者既反对单纯依靠科技的进步就能够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观点，也反对认为科技进步是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的运用并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生态危机发生之初，一些思想家把生态环境问题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生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就激烈批评了把科技和控制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在现实社会中，科技履行控制自然的功能仅仅是表面现象，真正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人类自身的思想观念和由此采取的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安排。[3]科学技术不能再被视为控制自然的工具，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而是可以发展一种理智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环境。[4]所以并不是不需要科学技术，而是必须改变人类利用科技的方式，本质上仍然要从人自身找到生态问题的原因。
2.主张科技的“生态化”需要发挥科技的多重价值。生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科技应该建立在对人的自利和自然应有的价值权利的尊重之上。即使是持“科技并非中性”观点的安德瑞・高兹也认为，科技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高度评价了当时还处在发展萌芽阶段的计算机网络化和机器人技术，认为这是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生产要素的经济需求为主要特征。[5]高兹所主张的“经济理性”和生态观念的普及，这也正是可以通过当今互联网、大数据科技的发展来实现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人们只看到并运用了科技的经济价值，忽略了科技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这就会导致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当今社会，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多重价值，让经济价值的实现以科技的“生态化”为前提，即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努力实现科技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人文价值之间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的科技发展中，这种多重价值也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都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3.认为科技必须遵循“人类尺度”，核心是实现“人的解放”。生态学者侧重于从生态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詹姆斯・奥康纳就认为高度集中化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应该向科技发展的“分散化”与“民主化”转型，使生产过程也可以分散化、民主化。本・阿格尔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经济组织形式的批判，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稳态经济”模式，这种“稳态经济”并不是让大部分人回到过去那种以穷l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而是要把现代技术分散地运用于环境之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直接阐明技术在“某种特定生产和积累方式”中是无法为我们独自解决生态问题的，必须要结合“人民和社会”的需求。[6]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人文科技”思想的延伸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实质任务就是必须遵循“人类尺度”，使用具有“人性的技术”，可以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让每个个体参与其中，核心就是要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在此之后的戴维・佩珀也强调了实施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新的“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以前的名义上是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至于中心位置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强调人自身精神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依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的交往。这实际上与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同义，即人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
二、互联网科技在生态科技观视角下的重新考量
从及生态马克思对待科技问题的观点来看，以生态与人文视角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生态文明的巨大进步。而将当下推动“互联网+”行动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置于生态治理之中进行重新考量，对于实现生态治理真正的“善治”就有了新一层的内容和意义。
1.互联网自身具有“人性的技术”特点。互联网同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类似，虽然在基础设备制造和上游能源利用环节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然而在自身环节并不产生环境问题，属于生态学者描述的可以使用的具有“人性的技术”， 或者是一种“软技术”。首先，互联网具备“分散化”“碎片化”的特征。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接入网络，使在生态治理方面的信息交流极为通常，每个地方、每个个人的诉求也能得到充分表达。其次，互联网渗透多领域的特点使科技的多重价值得到深刻体现。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从最初的经济领域渗透到生态环境领域，从改造制造业到环保产业趋向柔性化和智能化，互联网发展到大数据阶段对不同国家、地方环境数据的监控与整合，又可以减少生态治理的成本，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从而使互联网在生态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最后，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最为重要特点就是“大众化”和“去中心化”，这同样符合生态要求科技“民主化”“非官僚化”的特征。所谓“去中心化”并不是中心与实质的丧失，而是多核心多实质的“共治”。互联网技术在一开始的发展仅仅是“小众拥有”，是社会精英们娱乐的工具，还谈不上网民共享，更不可能有什么“共治”。但当互联网发展到成熟阶段，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共享共治”自然也有了必要性，在生态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在未来，互联网的共享共治精神也会逐渐趋向理性，对改善生态治理将发挥重要作用。
2.对互联网的认识过程体现“人类尺度”与“人的解放”。马克思论述人类自身发展需要经历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个阶段，而人类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很多科技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从“他人依赖”到“工具依赖”到“人的解放”三个层次，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对互联网的认识也大致需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即在一开始的“原始阶段”，人们利用互联网仅H是把其作为传递生态治理信息最基本的工具，实际上还是处在互联网最初的应用阶段。而在其后发展到较高一层次后，人们开始把互联网当作自己达成生态治理目的某种“渠道”和“基础设施”，[7]这时互联网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治理工具，正是在这个阶段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审视利用科技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片面强调科技的作用而导致缺乏人文关怀、过分强调工具的治理作用从而忽略了人自身的主动性等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就达到了第三个层次，即互联网下的“人的解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不再只是人类单纯利用进行治理的工具、渠道和基础设施，它已经不是处于某一层次的发展之中，而是整个层次的包含之中。此时人们已经习惯社会治理活动中网络工具的存在，互联网科技也真正内化到了人们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之中，即互联网下的“人的解放”。人们在利用科技中寻找到了人的本质，而科技是实实在在地已经融入到整个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也真正内化到了人们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之中。
3.互联网的发展与生态科技观紧密结合。在以及生态看来，科学技术就是人借之将自己的需求和目的转移至劳动对象的力量和手段，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并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仍然是由于人类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技术，是人自身局限性的反映，生态问题不是单纯的“自然”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亟待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无疑是改善生态环境，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8]阐发生态科技思想中的生态维度是很有价值的，利用科技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选择。也只有真正把互联网的发展融合到生态治理之中，实现在国家治理能力在生态层面上的改善，才能使人摆脱“科技异化”，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协同发展。
所以，我们重视科学技术在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互联网科技也不例外，最终都是把着眼点放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生态文明的建设上去。不单单是把互联网技术作为参与生态治理与实现生态文明的工具，而是让互联网真正融入到生态治理本身之中，让科技也成为生态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人们未来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使生态治理也能“互联互通”，实现生态治理的专业化与大众化融合，达到“共享共治”，即每个人都是生态治理的主体，这也就达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发展三个阶段的最高一层。
三、互联网科技在生态治理中的路径转变
现阶段互联网已经广泛进入了世界以及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截止2015年，全球网民已达30亿，人类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而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9]中国拥有着全球最大规模的网民群体，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互联网科技运用到环境治理已经有了雄厚的群体基础。互联网虽然不是中国的原创发明，但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能够造就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辉煌一样，中国完全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创新生态治理模式，为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
当前，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代表着信息技术最新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增强生态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也为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生态的科学技术观念融入到互联网的发展，使互联网科技不仅可以发挥提高相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功能，同时也开始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挥维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效率的作用，这正是我国完善和发展生态治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中国当前正在大力推动的“互联网+”行动，在生态环境领域内就是要“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10]整个生态治理动态过程中的“互联互通”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参与此过程中的“共享共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人的解放”。
1.纳态治理区域个体决策到“互联互通”。互联网表现出来的科技形态几乎是无形的，但它对整个人类的影响却是有形的。人类惊人的创造力再次通过发明互联网以及越来越廉价的接入设备为解决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方案。如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样，互联网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简单地让其成员知道自己的某些努力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无用的，而且这种努力不是靠强制、义务、物质激励或社会契约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人们知道有些任务和成就只能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来完成。[11]
当今生态环境问题如同互联网一样，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并且也随着接入互联网地区和人数的爆炸式增长，互联网科技在国家生态治理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互联网无视地域、没有边界的特点使得每个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反映环境问题，整个“地球村”中的“一个村落”中的“一个人”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会波及到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真正实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在自然地理领域，而且还可以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必然倒逼地方政府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和产业政策改革，同时也要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世界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生态治理统筹协调，生态环境问题就有了更加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对生态治理的相关决策不会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区域性行动，同时，人们在网络上也自发形成了环保型组织共同监督不同地区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实现生态治理的“互联互通”。
2.从生态治理政府组织主导到“共享共治”。互联网科技虽然使社会更加多样化，但社会成员因为使用互联网仍然要共同遵守规则，仍然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政府转型与 “共享共治”成为可能。[12]在未来，永不下线的互联网将对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大多数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人们自身创造性和自主性的潜力将得到极大的挖掘和发展，以自身智慧汇聚集体智慧，将用于任何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项目。[13]个人自发的努力也可以汇聚成庞大的体系，最后形成“受启发的个人结成的集体网络”和“智慧型的共同体”，这就为“共享共治”提供了基础。这种“共治共享”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动机与形式上。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极大拓宽了人的交往空间，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互联网中哪怕只是取得的些许成就，也会让人很有“获得感”。此时，经济利益的满足已经不再是人们首要或者唯一的行动目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生态治理的热情大大增强。另一方面，生态治理的主体也不再只是以传统的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互联网使每个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环保群体可以表达意愿，创新了进行环保活动的平台，大大降低了形成环保组织的门槛和开展保护环境活动的宣传成本，同时一些互联网最新的创新成果――“互联网众筹”模式与“环保”相结合，其开放性与去中心化的特点，使环境保护运动更加透明和高效，给了生态治理以新的生命，从而实现了人们在互联网条件下环境治理的“共享共治”。
3.从生态治理的科学技术依赖到“人的解放”。生态污染、传统意义上“美”的丧失，这些从来都不是科技与生俱来的问题，科技同样可以给人带来更加奇妙的东西，这需要我们用新的文化重新塑造技术。技术本身不会创造需要，但我们可以强化与我们真正想要的所对应的目标，从而决定我们真正想要到达何处。[14]在当今时代，由于人们的这种科技式生存方式，各种问题无论缘由如何，其改善和解决都不可能再离开科技的影响。但也绝非简单地依赖科技，互联网科技也不再仅仅是人类进入网络领域的工具，而是相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各个系统造成的整体性效果和价值取向。[15]无论在哪个系统中，其价值取向的根本是指向“人的解放”，这是未来利用互联网改造生态治理体系所应采取的最根本路径。
互联网创造的和而不同的局面可以让每个社会成员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发挥，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生态治理三者良性互动。这种生态科技文明可以不断满足人的需要，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中心”，不再被互联网科技本身所束缚，而是能够掌握其中，充分发挥人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互联网也将真正融入人的思想文化之中，成为马克思所论述的“人文科技”那样，与科学的人道主义统一于生态治理的实践中，并可以在实践中发挥最大程度的积极作用。每个治理的主体可以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社会成员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就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感知力、洞察力，最终达到治理过程中的自我驱动、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提升的理想状态，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人生的真正价值。
以生态的科技思想看待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阶段，科学技术始终都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充斥着运算法则或者简单工具的冰冷世界，[16]最终人类自身还是要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的生态治理过程就是要让其融合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去，真正实现在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基础上的人的解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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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EB/OL].（2015-07-04）.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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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挪]乔根・兰德斯.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M].秦雪征，谭静，叶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206.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也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体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要想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清楚治理的内涵，而治理结构恰恰是治理模式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治理结构反映着治理的科学合理与否。本文首先从治理结构中的三主体出发，引出治理结构的演变，从而探析如何实现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 治理结构中的三主体――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
社会越发展，社会分工越细，处在一个大的社会中，每个人或组织都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同样，国家也是如此，治理主体也是多元的，不同的主体各自发挥自己的特征，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而在治理结构中，最主要的主体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
1. 政府。政府在治理中处于主要地位，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由多个主体参与治理，但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有些事务必须由政府来承担的。政府这一主体的特殊性，要求政府在治理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公共管理领域中主要的主体。但政府治理像市场一样，也会失灵也会无效，这就提出了元治理，即善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
2. 市场。随着社会主体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与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无形中发挥着作用，治理理论也强调市场，认为市场可以使公众利益最大化，通过与政府合作来达到一种最优的效果。一直以来，市场在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中备受重视，市场机制是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的，从而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
3. 社会组织。不同的学者对社会组织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同，本文试图从社会组织不仅包括非盈利机构，同时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等在内的组织来分析。社会组织在近年来日益壮大，不同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具有组织性、自发性与自治性等，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有利于为政府职能转变奠定基础，有能力承接政府转嫁的职能。此外，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有利于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实现。
二、 治理结构演变的动因分析
治理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外在环境的变化也影响着治理三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治理结构的演变主要是由一下几个方面决定的。
1. 经济增长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治理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经济增长是治理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经济的增长影响着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经济的不断增长迫使治理水平的提高，同时治理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可以看出每一次革命都伴随着治理水平的改进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会使分工更加专业化，从而产生新的治理主体，新的主体的产生对原有的治理结构产生冲击，要求原有治理结构的变革。
2. 科学技术的水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治理结构的变革都离不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科学技术会创造新的治理主体，新的治理主体必然要求得到新的权利与义务。比如，如果没有四大发明指南针，没有航海技术的进步，就不会有新大陆的发现，更不会有如今我们全球一体化的局面，更不用说跨国公司等组织的出现。此外，如今是信息的时代，互联网的出现已经极大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政府的职能，市场的竞争方式等等。不仅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同时带动了微商的发展，可见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改变着各个主体间的力量对比。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影响着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以往各个主体间的互动以从上到下，垂直的结构，如今科学技术发展，互动方式更加趋于扁平化。
3. 思想观念与制度。思想观念来源于客观世界，并受客观环境与社会实践的影响，同时，思想观念反过来支配着人的行为，影响着治理主体，从而改变了治理结构。制度对治理结构有导向与约束的作用，不同的制度所规定的治理结构不同，制度的演变同时推动着治理结构的变革。思想观念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治理结构的演变。
三、 治理结构演变的过程
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我们依据不同的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将治理结构分为金字塔治理结构、一条线治理结构、一个面治理结构、一个网治理结构。
1.金字塔治理结构。顾名思义，在金字塔治理结构中，治理主体的地位呈现金字塔形状，政府出于金字塔的顶端，其他主体受政府的制约，治理主体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只是单向信息传递，从政府到市场、社会组织等。金字塔治理结构中，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政府在治理中占绝对优势，统治着其他主体，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市场，社会分工简单，社会组织薄弱。
2.一条线治理结构。一条线治理结构不同于金字塔治理结构，随着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思想观念与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治理出现失灵和无效， 这要求产生新的治理结构，一条线治理结构应运而生。在一条线治理结构中，体现着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大打折扣，在社会治理中，公民首先依靠自身或社会组织的力量，其次依靠市场来调节，最后才交给政府。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造成斗争与战争的不断发生。
3.一个面治理结构。一个面的治理结构优于金字塔治理结构与一条线的治理结构，在一个面的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间加强合作，开始创造有秩序的公共环境，共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这个治理结构中，每个治理主体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但由于各个主体不完善，因此仍需政府来调节，即当治理主体出现冲突和矛盾时，需要政府担当“元治理”的角色来协调。
4.一个网治理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就导致治理主体的不断多元化，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治理中来，构成了网状的治理结构。在这一网状的治理结构中，虽然各个主体间也存在矛盾与冲突，但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利益协调和矛盾解决机制，互相之间是一种平等、和谐的治理关系。此外，在网状的治理结构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已经成熟，两者互相补充，各个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遵循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安排，治理行为主要表现为合作、自治。
四、 总结
当今，我国正处于真正实现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因此深入研究治理结构的演变即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者间的关系，探求治理结构演变的规律，对于我们实现目标具有极大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发挥政府主导的地位，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的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进治理方式、激发社会活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Linda keen and Richard scase， Local Government Management：The Rhetoric and Reality of Change，Open University Press，1998.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093-05
与生态在对待科技问题上都主张科技要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但人自身不能在此过程中被科技束缚。而推动“互联网+”行动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促使互联网不再是作为最初刚刚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科学技术，而是可以真正融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像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众多伟大科学技术一样，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为改进生态治理思路，增强生态治理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创见。
一、生态科技观“人类尺度”的思想核心
即使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今时代，马克思有关科技的思想对解决现实问题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即以科技的发展和创新为中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2]马克思的这种“人文科技”思想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巧妙融合，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之下，科技不再仅仅是被当作一种脱离人的单纯工具，互联网时代下的生态治理就不是单纯地利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生态治理的模式，而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说，用马克思的科技观点分析当下互联网技术仍然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对未来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所产生的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生态学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和思维方法，对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尖锐批判，尤其是在对技术非理性使用的批判尤为深刻，提出了许多合理利用科技的主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文科技”思想。
1.反对科技“控制自然”导致生态问题。生态学者既反对单纯依靠科技的进步就能够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观点，也反对认为科技进步是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的运用并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生态危机发生之初，一些思想家把生态环境问题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生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就激烈批评了把科技和控制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在现实社会中，科技履行控制自然的功能仅仅是表面现象，真正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人类自身的思想观念和由此采取的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安排。[3]科学技术不能再被视为控制自然的工具，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而是可以发展一种理智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环境。[4]所以并不是不需要科学技术，而是必须改变人类利用科技的方式，本质上仍然要从人自身找到生态问题的原因。
2.主张科技的“生态化”需要发挥科技的多重价值。生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科技应该建立在对人的自主权利和自然应有的价值权利的尊重之上。即使是持“科技并非中性”观点的安德瑞?高兹也认为，科技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高度评价了当时还处在发展萌芽阶段的计算机网络化和机器人技术，认为这是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生产要素的经济需求为主要特征。[5]高兹所主张的“经济理性”和生态观念的普及，这也正是可以通过当今互联网、大数据科技的发展来实现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人们只看到并运用了科技的经济价值，忽略了科技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这就会导致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当今社会，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多重价值，让经济价值的实现以科技的“生态化”为前提，即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努力实现科技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人文价值之间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的科技发展中，这种多重价值也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都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3.认为科技必须遵循“人类尺度”，核心是实现“人的解放”。生态学者侧重于从生态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詹姆斯?奥康纳就认为高度集中化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应该向科技发展的“分散化”与“民主化”转型，使生产过程也可以分散化、民主化。本?阿格尔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经济组织形式的批判，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稳态经济”模式，这种“稳态经济”并不是让大部分人回到过去那种以穷?l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而是要把现代技术分散地运用于环境之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直接阐明技术在“某种特定生产和积累方式”中是无法为我们独自解决生态问题的，必须要结合“人民和社会”的需求。[6]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人文科技”思想的延伸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实质任务就是必须遵循“人类尺度”，使用具有“人性的技术”，可以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让每个个体参与其中，核心就是要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在此之后的戴维?佩珀也强调了实施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新的“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以前的名义上是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至于中心位置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强调人自身精神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依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的交往。这实际上与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同义，即人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
二、互联网科技在生态科技观视角下的重新考量
从及生态马克思对待科技问题的观点来看，以生态与人文视角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生态文明的巨大进步。而将当下推动“互联网+”行动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置于生态治理之中进行重新考量，对于实现生态治理真正的“善治”就有了新一层的内容和意义。
1.互联网自身具有“人性的技术”特点。互联网同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类似，虽然在基础设备制造和上游能源利用环节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然而在自身环节并不产生环境问题，属于生态学者描述的可以使用的具有“人性的技术”， 或者是一种“软技术”。首先，互联网具备“分散化”“碎片化”的特征。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接入网络，使在生态治理方面的信息交流极为通常，每个地方、每个个人的诉求也能得到充分表达。其次，互联网渗透多领域的特点使科技的多重价值得到深刻体现。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从最初的经济领域渗透到生态环境领域，从改造制造业到环保产业趋向柔性化和智能化，互联网发展到大数据阶段对不同国家、地方环境数据的监控与整合，又可以减少生态治理的成本，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从而使互联网在生态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最后，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最为重要特点就是“大众化”和“去中心化”，这同样符合生态要求科技“民主化”“非官僚化”的特征。所谓“去中心化”并不是中心与实质的丧失，而是多核心多实质的“共治”。互联网技术在一开始的发展仅仅是“小众拥有”，是社会精英们娱乐的工具，还谈不上网民共享，更不可能有什么“共治”。但当互联网发展到成熟阶段，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共享共治”自然也有了必要性，在生态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在未来，互联网的共享共治精神也会逐渐趋向理性，对改善生态治理将发挥重要作用。
2.对互联网的认识过程体现“人类尺度”与“人的解放”。马克思论述人类自身发展需要经历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个阶段，而人类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很多科技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从“他人依赖”到“工具依赖”到“人的解放”三个层次，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对互联网的认识也大致需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即在一开始的“原始阶段”，人们利用互联网仅?H是把其作为传递生态治理信息最基本的工具，实际上还是处在互联网最初的应用阶段。而在其后发展到较高一层次后，人们开始把互联网当作自己达成生态治理目的某种“渠道”和“基础设施”，[7]这时互联网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治理工具，正是在这个阶段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审视利用科技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片面强调科技的作用而导致缺乏人文关怀、过分强调工具的治理作用从而忽略了人自身的主动性等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就达到了第三个层次，即互联网下的“人的解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不再只是人类单纯利用进行治理的工具、渠道和基础设施，它已经不是处于某一层次的发展之中，而是整个层次的包含之中。此时人们已经习惯社会治理活动中网络工具的存在，互联网科技也真正内化到了人们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之中，即互联网下的“人的解放”。人们在利用科技中寻找到了人的本质，而科技是实实在在地已经融入到整个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也真正内化到了人们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之中。
3.互联网的发展与生态科技观紧密结合。在以及生态看来，科学技术就是人借之将自己的需求和目的转移至劳动对象的力量和手段，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并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仍然是由于人类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技术，是人自身局限性的反映，生态问题不是单纯的“自然”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亟待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无疑是改善生态环境，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8]阐发生态科技思想中的生态维度是很有价值的，利用科技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选择。也只有真正把互联网的发展融合到生态治理之中，实现在国家治理能力在生态层面上的改善，才能使人摆脱“科技异化”，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协同发展。
所以，我们重视科学技术在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互联网科技也不例外，最终都是把着眼点放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生态文明的建设上去。不单单是把互联网技术作为参与生态治理与实现生态文明的工具，而是让互联网真正融入到生态治理本身之中，让科技也成为生态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人们未来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使生态治理也能“互联互通”，实现生态治理的专业化与大众化融合，达到“共享共治”，即每个人都是生态治理的主体，这也就达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发展三个阶段的最高一层。
三、互联网科技在生态治理中的路径转变
现阶段互联网已经广泛进入了世界以及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截止2015年，全球网民已达30亿，人类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而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9]中国拥有着全球最大规模的网民群体，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互联网科技运用到环境治理已经有了雄厚的群体基础。互联网虽然不是中国的原创发明，但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能够造就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辉煌一样，中国完全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创新生态治理模式，为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
当前，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代表着信息技术最新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增强生态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也为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生态的科学技术观念融入到互联网的发展，使互联网科技不仅可以发挥提高相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功能，同时也开始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挥维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效率的作用，这正是我国完善和发展生态治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中国当前正在大力推动的“互联网+”行动，在生态环境领域内就是要“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10]整个生态治理动态过程中的“互联互通”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参与此过程中的“共享共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人的解放”。
1.?纳?态治理区域个体决策到“互联互通”。互联网表现出来的科技形态几乎是无形的，但它对整个人类的影响却是有形的。人类惊人的创造力再次通过发明互联网以及越来越廉价的接入设备为解决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方案。如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样，互联网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简单地让其成员知道自己的某些努力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无用的，而且这种努力不是靠强制、义务、物质激励或社会契约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人们知道有些任务和成就只能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来完成。[11]
当今生态环境问题如同互联网一样，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并且也随着接入互联网地区和人数的爆炸式增长，互联网科技在国家生态治理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互联网无视地域、没有边界的特点使得每个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反映环境问题，整个“地球村”中的“一个村落”中的“一个人”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会波及到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真正实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在自然地理领域，而且还可以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必然倒逼地方政府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和产业政策改革，同时也要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世界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生态治理统筹协调，生态环境问题就有了更加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对生态治理的相关决策不会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区域性行动，同时，人们在网络上也自发形成了环保型组织共同监督不同地区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实现生态治理的“互联互通”。
2.从生态治理政府组织主导到“共享共治”。互联网科技虽然使社会更加多样化，但社会成员因为使用互联网仍然要共同遵守规则，仍然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政府转型与 “共享共治”成为可能。[12]在未来，永不下线的互联网将对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大多数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人们自身创造性和自主性的潜力将得到极大的挖掘和发展，以自身智慧汇聚集体智慧，将用于任何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项目。[13]个人自发的努力也可以汇聚成庞大的体系，最后形成“受启发的个人结成的集体网络”和“智慧型的共同体”，这就为“共享共治”提供了基础。这种“共治共享”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动机与形式上。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极大拓宽了人的交往空间，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互联网中哪怕只是取得的些许成就，也会让人很有“获得感”。此时，经济利益的满足已经不再是人们首要或者唯一的行动目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生态治理的热情大大增强。另一方面，生态治理的主体也不再只是以传统的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互联网使每个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环保群体可以表达意愿，创新了进行环保活动的平台，大大降低了形成环保组织的门槛和开展保护环境活动的宣传成本，同时一些互联网最新的创新成果――“互联网众筹”模式与“环保”相结合，其开放性与去中心化的特点，使环境保护运动更加透明和高效，给了生态治理以新的生命，从而实现了人们在互联网条件下环境治理的“共享共治”。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3）02-0088-02
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对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针对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采取治理对策，以加强环境治理，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效益。
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对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却较为欠缺，由此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无法为我国环保型社会的构建做出贡献。但是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对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针对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采取治理对策，以加强环境治理，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效益。
1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分析
环境是人类生存及进行发展的基本前提，良好的环境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资源和条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居民的生产发展对于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进步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对于资源能源的消耗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严重，而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农村环保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开发建设了多种绿色工程，并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且政府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也不断加大，农村环保建设已经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投资领域，对于农村环保科学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当前，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控制能力显著提高，并获得了较为成熟的环境保护及治理经验，对于进一步提升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迅猛，而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仍有一定欠缺，从而导致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存在较大缺陷，对于这些问题，需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减轻环境污染，促进环境质量提升，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动力。
2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
2.1 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薄弱
当前，虽然大部分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均有较大程度提高，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失衡，这与农村居民环境意识薄弱有直接关系。很多农村居民缺乏环保教育，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随意丢弃垃圾，对于污染后的生存与发展没有任何危机感，由此导致环境污染严重。此外，很多农村居民污染环境后缺乏污染治理意识，虽然觉得环境污染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引起重视，但却认为自己有心无力，也就任由污染越发严重，使得农村生态环境越来越难以满足的居民生活需要。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对于进一步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但是政府及相关环保部门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宣传却较少，由此导致大部分的农村居民环保意识较差，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过程中也深受环境污染的危害。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力度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确保其渗透农村居民当中，以促进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2.2 环境设施落后导致生活垃圾污染严重
环境设施的建设能够对农村居民的日常环保行为形成潜移默化的作用，以促进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要远远落后于城市，因此，城市的各种环境设施也就难以在农村中出现，大量的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生活垃圾乱倒，从而导致河水污染、河道堵塞，不仅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同时也对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有些农村居民虽然对于环保有所认知，也希望减轻农村环境污染，但却由于农村环境设施欠缺，也只能将自家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由此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此外，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很多城镇都建立了工业区，生产污水及垃圾大量排放，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垃圾处理中心，致使大量污染严重的污水渗透到地下，对农村的耕地种植产生了巨大危害，有些污染不仅会对农村耕地产生影响，同时还会导致垃圾中的有害物质渗透到耕地中，给人们的后续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对整个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生制约。
2.3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技术仍有待革新
对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有先进的环保技术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方法的不断创新，以提高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但是，当前虽然对于农村环境技术发展有所投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旧有较大缺陷，相关的科研队伍较为薄弱，而且素质较低，对于农村环境如畜禽养殖、农药化肥应用的现状及基本规律都缺乏充分分析，由此也就无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环境污染治理，从而导致农村生态环境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对此应当加大对环保科技发展的投资力度，以确保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更好的满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需求。
3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
3.1 强化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
对于农村居民，应当加强其环保教育，强化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政府要定期组织环保工作人员到各个城镇广泛宣传环保教育理念，并张贴环保教育横幅，以强化人们的环保认知。同时还可以开展定期的环保知识讲座，不断强化人们对于农村垃圾的污染认知，确保对垃圾分类，并回收有用的垃圾，从而不断加强自身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深入了解。此外，政府还可以组织各种环保知识竞赛及环保科技发明，以鼓动广大农村居民积极创新，强化环保意识，积极发明新的环保技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农村环境污染。此外，由于农村地区的地理位置差异较大，而且地理气候较为复杂，由此导致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治理较为复杂，对此，开发部门可以深入到农村地区，对当地的环境污染情况进行勘察和探究，并鼓励当地农村居民就环境污染给予建议，以建立符合当地农村生态环境发展需要的生态系统。在此过程中，农村居民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为自己生活环境的治理出谋献策，这必然能够增强其责任意识，以不断强化居民的环保意识，更好的为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做出贡献。
3.2 加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农村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资金，从而导致其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由此也就无法强化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而且严重匮乏的农村环境基础设施也导致一些具有环保理念的居民无法规范自己的行为，只能听之任之。对此，当地政府应当加大农村环保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如设置垃圾回收站、垃圾桶等，号召居民将垃圾倒在垃圾站和垃圾桶中，以逐步改善其乱扔垃圾的坏习惯。同时政府也可以鼓励农村居民自己创新垃圾循环利用新技术，积极推广垃圾循环利用设备，以弥补能源不足现状。此外，政府还应当根据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建立相应的生态模式，通过实行典型示范，逐步将符合当地生态环境发展的农业模式进行推广应用，并根据生态模式的发展情况对农业发展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如创办大型的生态农场、草坪公司、花卉公司等，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并实现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
3.3 加大对农村环保技术发展的投资力度
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开展，科学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借助于先进的环保科学技术，才能够弄清楚农村环境的发展规律，以采取针对性的环保措施，也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应当不断壮大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队伍及科研机构，加强研究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以组建高水平的生态专家队伍。其次，应当不断加强对于环境基础科学的研究，以为环境保护提供相应的智力支持，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环境开发和保护的研究力度，对于农村出现的水土流失问题、荒漠化问题进行重点解决，同时还要做好对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研究力度，并加强相关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对病虫害防治、流域综合治理等技术的研究，以不断促进农业防灾能力和抗灾能力的提升，促使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进行。最后，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应当采用最佳的实用技术，同时加强推广和评价，以确保此项技术的应用可行性。农村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无论是从成本方面考虑还是技术方面考虑，都难以达到标准要求，因此，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措施应当确保规模较小，或者采用集中处理方法，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污染治理成本，确保污染治理技术的可操作性，从而确保农村经济发展的不断进步。
4 结 语
农村经济发展对我国综合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使其更好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实现农村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以为我国构建环保型社会提供有效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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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群元，宋玉祥.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探析[J].生态经济，2007，（3）.
1.引言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新形势下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源循环利用最早在工业发达国家开始得到重视，典型的有1996年德国新编制的《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和2000年日本颁布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 [1]。美国作为循环经济理念的先行者，尽管目前还没有制定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规，其循环经济的理念主要通过《资源保护与回收法》、《国家能源政策法》、《国家环境政策法》、《污染防治法》和《清洁空气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体现[2]。我国在2008年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该法的实施极大地加快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步伐。齐建国[3]指出循环经济的本质是技术范式的革命，其技术主体主要是在传统工业经济的技术范式基础上，增加反馈机制。严炜等人[4]认为科学技术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手段，它不仅优化循环经济的资源配置，而且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杜世勋等人[5]指出企业必须在新的技术范式下围绕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的原则来实施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郑季良等人[6]进一步指出，创新能力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小微企业要转变观念，树立绿色技术创新理念，培育绿色创新文化，开展协同创新。
综上分析可知，科学技术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实现循环经济中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目标，必须大力发展能源高效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资源回收及再利用技术、替代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和预防污染技术等 [7]。探求这些科学技术对循环经济的影响，发现不同技术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对于了解循环经济中科技的动力机制作用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将结合近十年来我国在能源利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工业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和工业废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情况，并从中探求科技在其中的动力作用，最终构建出科技对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作用。
2.我国资源的循环利用
2.1能源利用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2004年的159，878.34亿元增加至2013年的568，845.21亿元，增加了3.56倍。在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伴随着各种能源的消费量也逐年增加，我国能源利用率较低，总体能源利用率为33%左右，比发达国家约低10个百分点[8]。根据我国统计局统计数据表明[9]：2004-2013年度，我国能源消费量总量逐年增加，如图1所示，由2004年的213，455.99万吨标准煤增加至2013年的375，000.00 万吨标准煤，增加了1.76倍。从我国GDP的增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量速度相比可以看出，我国单位GDP的能源利用率在不断提高。尽管如此，我国能源利用仍面临着以下挑战：首先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形势下必须提高能量的利用率；其次，在相当长时期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石油的不可替代性；最后，化石能源供应短缺和原油劣质化趋势日趋严重[8]。基于此，可以从两条途径提高能源的利用率的问题，首先减少能源的开采和运输方面的能源浪费、改进现有能源利用工艺，提高能源利用率；其次开发新能源的利用技术，如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风能和海洋能等的利用技术。
2.2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情况
根据我国2010至2012年环境统计年报[10-12]的统计结果可以得到近十多年来我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情况。我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的情况总体呈现以下特点：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逐年增大，大宗固体废弃物所占比例大。2001年度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为88746万吨，2012年度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为329044万吨，工业固废的产生量十年间增长了3.7倍。在每年的工业固体废弃物中，各类大宗工业固体废物所占比例大，以2012年为例，根据2012年的环境统计年报[12]可知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2.9亿吨，其中尾矿产生量为11.0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33.4%；粉煤灰4.6亿吨，占14.0%；煤矸石3.7亿吨，占11.2%；冶炼废渣3.5亿吨，占10.7%。实施工业固体废弃物尤其是大宗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对于推动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实现节能减排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规模逐步扩大，排放量逐年减小。依托循环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发了一批低成本、规模化、经济效益好的固废综合利用技术与装备，如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多联产技术、磷石膏生产硫酸联产水泥技术、尾矿生产加气混凝土技术等1，000 多项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随着循环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我国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从环境统计年报可以看出，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逐年增大，2001年度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量为47290万吨、排放量为2894万吨，2012年度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量为202462万吨、排放量为144万吨，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率十年间增长了4.28倍，而工业固废的排放量减小为原来的5%，解决该现象就必须着眼于提高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水平，同时开发先进的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
2.3 我国工业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根据我国环境统计年报[10-12]的统计结果可以得到近十多年来我国工业废气中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我国工业废气中烟（粉）尘量2001年至2005年这段期间内排放量变化不大，维持在1745-1870万吨范围内；在2005年至2012年时间段内，烟（粉）尘量得到了有效控制，排放量逐渐减小，其中2012年度的烟（粉）尘量降低至1029万吨。我国从2006年开始计量工业废气中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从表1可以看出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总体呈现增大趋势，在2006年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为1136万吨，而在2012年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增大至1658.1万吨，增加了1.46倍。另外，结合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工业废气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则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国家近些年来加大了脱硫项目的开发和投入，大量的脱硫设备在工程项目中得到应用，有效地降低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2.4 我国工业废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根据我国2010至2012年环境统计年报的结果可以得到近十多年来我国工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在2001年至2005年度，我国废水排放量由202.7亿吨逐渐增加243.1亿吨，增加了20%，2005年至2012年度，我国废水排放量由243.1亿吨逐渐减小至221.6亿吨，减少了9%。氨氮的排放量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其2012年的排放量仅为2001年排放量的64%。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其2012年的排放量仅为2001年排放量的56%。治理废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对废水及其污染物的排放进行根治，还需要加快先进新技术和新设备的推广和应用。
综上所述，从近十年来我国资源循环利用的情况来看，要从根本上遏制我国污染情况，变废为宝，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而循环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发展能源高效利用技术、资源回收及再利用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和预防污染等技术入手，通过探求循环经济内在的科技动力机制作用，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
3.科技动力机制作用
循环经济的目标是保护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因此，发展循环经济本质上是大力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生产过程能源的损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并最终实现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本文根据近十多年来的我国在能源利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工业废气和废水的治理等方面的发展现状，探讨循环经济中科学技术动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目前现阶段的发展现状，提出相应的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
3.1 循环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
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带来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和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如何在利用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避免科学技术带来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是目前循环科学技术提出的背景。传统科学技术体现在生产过程中主要追求单个过程的最优化以及更快更好地取得经济效益，在生产工艺的运行模式以“原料-产品-废料”为主，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带来的是以一种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的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13]。循环经济模式目前典型的有杜邦模式、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和德国DSD模式等，其运行模式主要特点是 “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就要求循环经济科技以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和无害处理为发展方向，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线性技术范式基础上，增加反馈机制[14]。因此，通过了解循环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对进一步提高循环科技水平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图1为循环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流程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对现有的或者是新建的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循环经济模式改造时，首先需要在传统的科技基础上进行循环科学技术攻关，主要包含了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研究的方向主要包含了提高原料资源的利用率、废物的循环再利用和无害处理技术等。在整个研发过程中，科研人员和科研经费则作为整个科技攻关提供人员和经费保证。通过对循环技术的基础和应用科学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循环科学技术中固有的发展规律，获得科学新发现，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技术发明和创新。当然有时候新的技术发明也可以直接从实践研究中直接获得。总的来说，技术发明和创新是发展循环科学技术的关键，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为技术的发明和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伴随着技术发明的不断完善，更有效率的新技术得到了开发，新技术可以是减量化技术、再利用技术或者资源化技术中任意一种或是几种技术的综合。新技术在企业主体内部经过小试实验、中试实验和规模化应用，得到充分实践证明，制定相关行业的技术标准和产业化标准，从而在全行业中进行大规模的推广使用。随着新形势的变化，具体的推广条件发生变化，开发的技术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时整个循环科技重启反馈机制，在新形势下重新进行循环科学技术的攻关。
3.2 循环科技支撑体系
循环科技支撑体系主要包括软件支撑和硬件支撑两方面。通过构建循环科技的软、硬件支撑体系，全面促进减量化技术、再利用技术和资源化技术的发展。
软件支撑方面主要包含了政策导向和研发机构支持两个部分。政策导向可以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实行国家政策支持和奖励等措施来实现；研发机构支持主要通过整合生产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资源进行不断的技术创新，突破现有技术瓶颈，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硬件支撑方面主要是根据行业特点，构建各行业循环体系。在能源利用方面，提高现有工艺能源利用效率、发展节能技术以及开发新能源技术等。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方面，开发固体废弃物利用的无害化和资源化技术，提高高附加值的综合利用技术水平，扩大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化规模。工业废气排放控制技术方面，进一步开展脱硫技术、脱硝技术、除尘技术和综合防治技术等，研发新装置和新装备，减少废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在废水治理技术方面，重点突破工业废水、制浆造纸废水、化工废水和重金属废水等处理及再生利用技术的研发，开展低成本、高效的废水循环利用技术。
4.结语
首先，根据近十多年来我国在能源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产生和治理上等的相关统计数据来分析循环科学技术在我国资源循环中的作用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其次，指出了循环科学技术的主要目标就是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避免科学技术带来的环境和生态问题。通过探讨循环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探索了循环科学技术固有的发展规律。
最后，通过构建循环科技支撑体系，其包含软件支撑和硬件支撑两方面，促进减量化技术、再利用技术和资源化技术的发展。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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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1-0086-04
一、邻避理论与公众接受技术的风险感知
邻避（Not in my back yard，缩写为NIMBY）理论源于欧美邻避运动的发展，具体是指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火力发电厂、变电所等公共或工业设施的干扰。邻避效应是居民因担心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发动邻避运动的现象。技术风险引发邻避效应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公共政策决策面临的一般性挑战。风险的字面意思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或表现为损失的不确定性。技术风险是指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威胁人们生产与生活的风险，科学技术与社会联系密切，风险社会的形成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目前学术界对技术风险还没有公认的分类方法，比较常见的分类是根据风险可能产生危害的概率，将技术风险划分为可以计算出发生概率的、普遍的和熟知的风险，概率极低但后果会十分严重的风险，从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件三类。核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化工技术等属于典型的技术风险源。公众对风险技术的态度受风险感知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在风险技术应用于公众周围时才起作用。近年来化工环境突发事件的增加，化工园区所带来的社会及个人风险越来越引起关注，公众的风险敏感度也在提高。
公众是否接受风险技术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的利益，也将受到公众对技术风险态度的影响。技术接受理论研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戴维斯（F.Davis）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简称TAM）。该模型提出，技术接受由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项因素决定，其中感知有用性又表现为认知和社会影响两个方面。解释公众的技术接受行为，TAM模型中没有考虑风险因素，对于风险技术的公众接受解释力明显不足。融入风险感知的公众接受技术模型成为当前新的研究视角。基于邻避理论、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对风险治理信任度是影响公众技术风险接受的影响因素。在我国，公众对众多技术风险的接受因素中，公众对化工风险的态度与邻避效应的关系有待实证分析。技术突发事件以及技术灾难是社会技术风险治理失灵的表现之一，提高公众的技术风险接受度，考察技术风险治理中信任在政府与公众沟通中的作用和意义也需实证来论证。
二、公众对化工风险感知问卷研究的统计学描述
化工企业的爆炸事件近年来频频发生，公众的风险感知往往因个体的人口统计特征不同而有所区别。针对化工工业规划密集的辽宁沿海经济带，本文选取在近三年化工爆炸事件频发的沿海经济带城市居住公众作为问卷发放主要对象，此外也对沿海经济带外的公众通过网络发放部分问卷。具体调查和问卷发放对象主要以辽宁沿海城市中大连、锦州、营口为主，涉及政府公务员、教师、学生、企业员工，以社区居民为主。问卷形式包括纸质问卷和网络论坛及交流平台的在线电子问卷，为了考察邻避理论效应，问卷中还通过网络论坛及交流平台发放给外地公众，共收回有效问卷329份。参与调查的公众在地域划分上，大连居住的公众占43.77%，辽宁沿海经济带大连外城市公众占13.37%，辽宁沿海外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公众占42.86%。公众性别比例为男性47.3%，女性52.7%。发放的职业划分统计显示，企业工作人员为34.04%，政府工作人员为10.34%，教育科研机构工作人员为24.62%，学生为10.33%，其他职业为20.67%。在此次调研回收问卷的公众学历分布中，大专及以下占23.71%，本科占42.55%，硕士以上占33.74%。公众年龄分布，18-30岁间的公众比例为42.25%，31-40岁的公众比例为40.12%，41～50岁的公众比例为13.98%，50岁以上的公众比例为3.65%。针对回收的有效问卷，以年龄、学历、职业和居住地作为变量因素讨论其与风险感知、风险事件关注及其他相关因素的相关性关系，使用SPSS18.0进行分析，结果如表-所示。
在相关统计分析中，双尾数sig≤0.001，相关关系的显著性最高，0.001≤sig≤0.01显著性较为明显，0.001≤sig≤0.05显著性一般。根据显著性检测指标可以发现，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化工产业规划的问题，居住在辽宁沿海地区与辽宁沿海外地区的公众接受态度区分较大（如表-1所示）：居住地因素对公众的风险事件的影响、技术风险产业规划的接受、化工技术风险的风险感知和风险治理中的社会信任都有显著关联性，这体现了化工风险规划可能产生邻避效应的特征；年龄与风险事件的关注和风险感知及风险知识了解有明显相关性；职业区别的公众对化工风险的致命程度的认知不同；学历对风险防范的预测有明显相关性。但是，此次统计中性别差异仅在规划接受中体现一般显著性，在利益、风险感知没有体现出相关关系的显著性。
三、公众接受技术风险的影响因素识别的主成分分析
（一）基于提取公因子的因素分析
国内外研究表明，影响公众对风险技术规划接受的公众认知变量因素较多。根据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将原变量进行重新组合成独立的新变量，以概括多变量提供的信息，找出影响观测数据的主要因素，反映变量间内在关系。因此，本文选取SPSS中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分析影响公众风险认知变量。在问卷设计时，将11个与公众对化工技术风险认知和化工产业规划接受相关的问题作为观察变量：（1）化学技术风险对生活的影响程度；（2）公众对化学风险知识的了解程度；（3）
地方政府发展化工工业与经济利益的关联度；（4）化工风险的发生给公众健康安全带来的威胁程度；（5）化工产业风险发生后的致命程度；（6）公众对化工技术风险的关注程度；（7）公众对辽宁地区化工技术风险的接受程度；（8）公众对专家关于化工项目的知识的信任程度；（9）公众认为企业管理化工爆炸风险的程度；（10）公众对政府部门科学技术管理的化工风险治理能力的信任度；（11）公众认为近年频发的化工爆炸事件与管理的关联程度。通过公众对化工技术风险接受程度和相关认知因素程度数值进行分析，在提取公因子后，通过观察这些变量因素的载荷值以及公因子方差贡献率，考察不同变量对公众接受技术规划风险产生影响的显著程度。使用SPSS 18.0软件先对问卷进行检验，巴特利（Bartlett）检验中本数据的KMO检验值为0.758，大于标准值0.7，说明此组数据适合于因子分析。此外，Bartlett的检验值表明，各变量之间并非独立而是有相关关系的。两组值都表明收集到的数据可用于因子分析。表-1列出了因子分析中提取的第一和第二公因子。对公因子中的变量因素进行考察，重新定义11个变量因素。从表-1中可以看出，提取的第一公因子（F1）载荷值较高的4个指标变量都反映了公众对化工技术及产业规划的风险感知度，因此可以将第一公因子命名为风险感知因子；第二公因子（F2）载荷较高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公众对政府、专家及企业共同体的信任因子。可以看出，公众对化工技术治理的主体的信任度和公众的利益风险感知度使影响公众对技术风险接受的显著要素间相互影响。
（二）公众对风险技术接受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S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632170
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发展更加注重生态效益。现代农业能够有效的涵B水源、防止水土流失，进而改善生态环境，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环保观念应运而生，现代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因此，现代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逐渐被人们重视，现代林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1 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1.1 现代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林业建设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众所周知，森林能够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空气质量，提高生态环境的质量，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可有效治理荒漠化。现代林业的建设，能够起到涵养水源，减少水分蒸发，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作用，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为生态文明建设打好基础工作。
1.2 现代林业是生态产品的主要阵地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生态产品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大，但由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产品数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生态产品供不应求。想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积极推进生态产品的生产，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植树造林，推进现代林业体系的建设，推动生态产品的开发，提升生态产品的产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2 推进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
2.1 重视林业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随着人们对现代林业重视程度的增加，林业相关工作部门也加大了对林业的保护力度，林业保护措施逐渐完善，林木质量逐年提高，在有效促进林业发展的同时，也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林业保护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在经济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对林业的造成的破坏，一些地区森林面积逐年递减的情况依然存在。为改善当前森林保护工作中的现状，必须充分认识森林对生态的重要作用，加大森林保护管理的力度。提出具体的保护方案，严厉打击非法毁林、占林的行为，严格遵守“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政府还要积极推进林地保护工作的考核工作的落实，切实将林地保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纳入各部门和个人的考核标准之中，保证林业保护工作的有效落实。
2.2 加大对林业发展的投入
林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投资大与效益回报周期长的矛盾，政府应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林业发展资金的充足，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政府要出台具体的林业保护制度，提高林业保护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保证发展资金的持续供应和稳步增长；政府要加大林业基础设施的资金支持，做好林业基础工作，切实将林业苗木，防虫妨害，以及防火工作纳入政府的整体规划体系，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保证林业保护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要通过政策支持或是资金扶持等措施，促进公益林和防护林建设，利用政府的公信力，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林业发展保护工作，为林业发展作出贡献[1]。
2.3 重视现代林业科学技术运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切实提高林业发展保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就要加强科学技术的运用，在林业生物能源、提高林业资源利用率等方面进行研究，攻克技术难关，为林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要提高科学技术的利用率，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构建完善的林业技术推广体系，搭建林业技术推广平台，加快网络平台的建设，加强实验室、实验基地地建设[2]。
2.4 注重环境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
在林业发展的过程中，森林环境质量的高低，也会影响森林的发展和保护，因此，要提高环境保护工作质量，尽量避免生态破坏、水土流失等情况的发生；要及时处理环境污染问题，促进林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3]。
3 结语
林业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也是提高生态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必经之路，现代林业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作用，必须通过促进现代林业的发展，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要重视林业资源的建设，加大林业发展的资金投入，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污染的治理。通过以上措施，促进林业发展，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