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市场篇（1）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了30 多年的计划经济政策。此后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1992 年党的十四大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 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同志曾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发展的积淀，不置可否的是：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因素曾与我国的计划经济相适应，反作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应运而生和不断建设，传统文化中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部分渐渐成为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传统文化摒弃掉了一部分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容的因素，获得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1.1 平均主义到“先富帮后富”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平民百姓中，“均田”“均富”“均贫”的思想弥漫。孔子的名句“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妇孺皆知，这种平均主义的思维方式代代传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人们对平均分配产生了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政策给经历了封建压迫、外国侵略以及绵延战争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使得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同时，平均主义思想产生的进步作用是因时因地而论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平均主义的美好理想与现实的残酷在人们的内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平均主义的束缚逐渐体现了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个人的努力与报酬出现脱节，某些人还会因自身物质条件较好于他人而存在心理包袱，等等。在市场经济运行阶段，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帮后富”思想受到人们青睐。“先富帮后富”思想意味着允许物质分配上的差别，人们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从事经济活动率先实现富裕，再带动周围的其他人一起走向共同富裕，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不再受社会追捧。

1.2 “重义轻利”到“义利统一”

义一般是指道义，强调尊重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即公利。利在狭义上指物质利益，广义上包括一切功利。义利观早在古代西周时期就已经萌芽，但作为理论形态的义利思想则是在春秋时期才出现的［2 ］。在中国古代各类思想争鸣中，重义轻利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孔子在义利之间主张着“君子义以为上”，孟子主张着“去利，怀仁义”。西汉的董仲舒对孔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提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自西汉时期起，儒家思想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便逐渐发扬光大。历史发展到市场经济运行时期，人们正当的自我利益最大化成为不争的事实，传统的“重义轻利”已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正如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 ］人们努力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又照顾到公共利益，“义利统一”就体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致。

1.3 “随遇而安”到积极进取

“随遇而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之一，简单来说就是指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感到满足。庄子有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朱熹在其书《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下》中谈道“言圣人之心，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所性分定故也。”在古代社会，百姓们安贫乐道，对自己当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感到满足。这种状态有利于社会统治的稳定，因而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这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分不开的。但是“随遇而安”的思想容易流于懒惰和庸俗。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无论人们是否愿意，都必须开拓进取，参与到各类竞争中，否则将会失去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积极进取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能得到发挥，这便是对传统文化中“随遇而安”思想的积极突破。

2 市场经济在传统文化积极因素促进下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取得发展和完善，这得益于各项方针政策的指导，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作为无形的力量对其加以促进。这正印证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传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 ］

2.1 市场经济建设受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指引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崇尚“和为贵”和“天人合一”等和谐思想。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必定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使之服务于市场经济建设，否则市场经济将难以为继。和谐思想表现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就是追求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其一，在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兼顾效率和公平，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二，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难免出现各市场主体间的摩擦。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人和人之间的“和为贵”思想有利于人与人之间消除信任危机并保持融洽关系，更好地进行经济活动。其三，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天的关系是和衷共济的，重视在经济发展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当前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就是在市场经济建设中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充分体现。

2.2 市场经济环境受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熏陶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重视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墨子言：“言不信者，行不果。”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诚信思想几乎关乎每一个人。其一，诚信思想成为当代公民认同的道德原则。诚信思想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人们具备着良好的诚信观念，能以诚信为荣，以失信为耻。若每个人都能遵守诚信，将大大增强人们参与竞争合作的信心，还能降低市场交易的风险和代价。其二，诚信思想成为市场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准则。企业家和企业要努力树立信用，生产的产品要明码标价、货真价实，否则会影响其销售，更严重会影响企业的兴衰存亡。当前中国坚持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法治化道路，正在不断完善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努力从根本上铲除失信行为，这将更加有力地保障市场经济环境的健康有序。

2.3 市场经济发展受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神鼓舞

自强不息精神最早记录于《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述而》中有这么一句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孟子・告天下》中也有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自强不息的基本内涵是：人的一生会遇到重重困难，所处的环境不会一帆风顺。但是要永远坚持不懈地努力，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强不息精神从古到今代代传承，造就了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开拓创新、昂扬向上的精神姿态。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人秉承自强不息精神，追求提高自我能力，寻求激烈竞争中的一席之地；企业不断改进自己的设备和技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在竞争中占据主动优势。虽然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够完善，同时还面临着激烈的全球竞争。即使面对经济发展中再大的风险和挑战，也要坚决靠自强不息的精神，顽强拼搏，努力突破重重困难和障碍，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更广阔的空间。

2.4 市场主体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现代管理智慧

在市场经济中商场如战场，经济形势瞬息万变，行业竞争群雄逐鹿，市场主体要想在经济活动中作出正确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大量现代管理智慧。兵家的孙子提倡“知己知彼”，就是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解透彻，才能在激烈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取胜地位。“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就是讲市场主体要根据敌情而制定战略战术，在经营活动中灵活多变，做到“先谋而后事”。道家最为核心的就是“无为”思想，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认为“无为”思想是企业管理中的最高境界。管理者要做到不大包大揽，面对有才干的员工，不要干预他的具体事务，充分发挥员工的工作热情和聪明才智。这样反而可以使企业充满发展活力，以较小的管理投入获得较大的管理效益。除此以外，《中庸》中“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观点，《墨子・亲士》中“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的观点，都指出了人才的重要性，依然值得各类企业加以学习。现代企业注重人的因素，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都是对这些观点正确性的证实。

3 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的现存冲突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仍在继续，但是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还未完全消失，这些消极因素与当前市场经济中的某些新观念相冲突。因此，必须要重视这一冲突现象，这对逐渐认清传统文化中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糟粕部分，继续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3.1 市场经济中的“服务型政府”观念与传统文化中“官本位”观念存在冲突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提倡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要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摒弃人治思维，树立法治意识；摒弃特权思想，树立服务理念。但现实情况是，政府职能转变仍有不少阻力，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仍在社会中弥漫。中国的封建专制时期长达2000 多年。封建专制期间的社会阶层结构划分有“士农工商”的说法，显著特点是官贵民贱、官尊民卑，即取得官职的人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权利，这体现了浓厚的“官本位”观念并延续至今。这些“官本位”观念与当前国家倡导的“服务型政府”理念格格不入，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进步。

3.2 市场经济中的法治观念与传统文化中的人治观念存在冲突

“把经济的和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民政的和军事的许多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最明确无误的文化特点。”［5 ］这种文化特点就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的人治观念，即国家的君主或家族的最高统治者习惯用个人的意志来解决问题。中国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法治，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用来反对个人权力过分膨胀而对他人的侵犯。在法治经济中，人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保障，可以自愿、平等地进行商业活动。而传统文化中的人治观念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专断性，这是目前制约市场经济法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3.3 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原则与传统文化中的“重公轻私”观念存在冲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与“私”的观念总是蕴含着褒贬意味。“公”往往意味着高尚和先进，“私”往往意味着狭隘和片面。这种“重公轻私”的观念延续至今，使得国内的民营企业不能享受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原则。民营企业在发展中很容易受到国有企业挤压，特别是“当市场受到波动和价格控制的时候，就使得民营企业处于一个不利的弱势地位，尤其是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它往往最先受到打击”［6 ］。并且还容易忽视对民营企业的保护，比如民营企业在受到产权侵害时难以找到有效的救济途径。最近一段时间，个别人甚至发表了一些怀疑、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等，这些观点违背了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原则。

4 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7 ］中国传统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且没有中断，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能够与时俱进的。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面前似乎显得先天不足，某些观念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观念存在冲突，但仍要尊重历史的积淀，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契机，更好地发挥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从而建立名符副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1 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审视传统文化

其一，中国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集体主义观念。中国自古就有宗法血亲制度，本人认为这是集体主义观念的渊源。在集体主义观念作用下，中国的各类政策决策迅速且容易被人们接受并执行，降低了不少组织管理成本，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集体主义观念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可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进而保障市场经济的顺畅稳健建设。其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是处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国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西方国家价值观念。一些西方国家大力宣传“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价值观是优越的和“普世”的，他们在文化交流中推行着文化霸权主义，甚至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文化渗透的方式达到颠覆中国的目的。面对这些文化交流中的阻碍，要坚决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有裨益的积极因素，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同西方的错误思潮做斗争。正如习近平所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8 ］其三，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商品拜物教客观存在，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面对市场经济中的缺陷，要坚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而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中传承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如勤劳节俭、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等人格操守箴言，这与市场经济追求物质利益并不矛盾，且在防止和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斗争中起重要作用，有助于净化中国市场经济的经济氛围，对于更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意义。

传统文化市场篇（2）

探究这种令人忧虑的道德危机的由来，经济转轨时期道德——利益关联松动的经济学诠释，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耳熟能详。这种诠释便是，相对于传统社会道德行为的高回报（即传统社会实行“德——位”挂钩原则，把道德作为获取权位的必备条件，通过位置权利这一中介，实现道德与利益的高度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在传统社会实行的位置权利竞争规则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又引进了市场竞争规则，那些在过去受单一位置权利竞争规则限制无法登上社会高位、获取相应利益的人，借助市场竞争手段便可能进入社会上层，获取相应利益。这样，在联结社会高位和高利的通道上，除道德以外便增加了一条新的通道，从而大大弱化了道德的获“位”与获“利”功能，使道德回报大大下降。

在上述经济学诠释中，道德滑坡似乎成为市场化的必然。于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道德滑坡的单一经济学诠释，把人们导入了“要经济增长，还是要道德稳定”的两难选择的困境。以致使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常理：当人人都在疯狂追逐个人私利而不考虑他人利益时，则人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正如人人都争挤一辆公共汽车而拒不排队，则人人都可能付出被挤伤的代价；人人都盲目抢购商品以求手中货币保值，则人人都可能受到货币更加贬值之害；人人都想通过制造、兜售假冒伪劣商品达到少做事甚至不做事而多捞钱的目的，则人人都可能因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而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人人都怕惹是非，明哲保身，则人人都将受到强盗更加横行的伤害。严峻的现实很快作出了深刻的演绎：道德滑坡不仅不可能换来经济的真正的繁荣，相反当经济在市场化初期因“个人主义的游戏规则”把空泛的“集体”传导给实实在在的个人，激活了个体活性而获得短暂增长之后，很快便受到道德滑坡的严重制约。这种演绎在我们周围是如此明显，以至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心灵就能感受到。而其深刻意蕴的揭示，显然有待我们突破以往单一的经济学诠释，进行多学科、深层次的探究。对于这种探究，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确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和日本锁闭的门户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为西方列强的炮舰撞开的。然而门户洞开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当中国还在现代化的路途中摸索行进之时，日本已乘势一举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日本当代史学家森岛通夫在其所著的《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从日本民族精神这一视角考察了日本成功的奥秘，得出了一个颇有创见的结论：日本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之为高扬本国的文化传统——日本的儒教精神。从实践来看，日本富有特色的企业管理的成功，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日本在管理工作中，不仅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吸纳本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许多企业家把儒家思想如以人为本、任人唯贤、贵在人和、敬天爱人等，作为企业的经营信条。被称为日本实业界一代霸主的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其《论语加算盘》的著作中，总结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孔子的《论语》。既讲精打细算的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互补充，大大促进了事业发展。[1]继日本之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崛起，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共同的特点仍然是善于把当代西方科学管理与东方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模式。

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当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许多陈腐的观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后，出现了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赚钱、不正当竞争、权钱交易、、损人利已、虚假广告、伪劣商品等等，所有这些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现象？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上述东亚国家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无疑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不能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相反必须以道德完善为前提，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的思维方式在基本破除了古代的唯伦理（道德）思维，匡正了“五四”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唯政治思维（“左”就是唯政治思维的典型表现）之后，一种假市场经济建设之名，蔑视文化，蔑视人们正当的精神追求，企图物化一切的唯经济（金钱）思维逐步发展起来，并进一步蔓延，造成道德滑坡，严重削弱了我国经济发展曾一度具有的强劲势头。上述对道德滑坡突破单一经济学诠释的文化探究，显然提出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化缺位的补偿需求。

作为一个民族，它的成长要靠民族文化的滋养，这是为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所明证的。尽管英、法、德、美、日诸国在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进程和方式，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都以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哲学慧根十分发达的泱泱古国，其历史上民族文化认同心理较之其他民族更不逊色。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不畏的抗争精神，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物物相依的集体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生生不息的变革精神，洁身自好的廉洁精神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某为孺子牛”的浩然正气，兼容宽厚、世界大同的豁达胸怀，砥砺品学、上下求索的民族求知风尚等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千百年来铸就了中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民族的振兴创功立业。正是以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引入马克思主义精髓，才使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产生出一个世界巨人，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个发展，正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样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及主体“道德人”的塑造，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公有制企业为市场主体，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而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这便是兼顾效率与公正，实行合理的利益原则。

效率与公正，孰先孰后？是经济学家和政治、伦理学家一度论战不休的问题。经济学家主张强调效率而暂时牺牲公正（或称较低层次的公正），认为只有拉开利益分配中的差距，才有可能激发经济活力与竞争意识。政治学家、伦理学家则更主张公正，担心过于强调效率，会牺牲社会公德。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最终选择了前者——只有将发展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放在首位，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不可否认，这种选择曾一度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而不可回避的是，这种选择由于一度忽视了对公正的兼顾，当功利目的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因时，道德滑坡便成为阻碍经济再上新台阶的严重制约。显然，处理好效率与公正的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原则，摆正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根本发展的重要保证。而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道德人”的塑造紧密相关。

就一般市场经济而言，作为“经济人”，以其经济行为受自身利益驱动、遵循“少投入、多产出”的效率原则、充满竞争和风险意识、遵守国家法规等特征，便具备了市场主体的基本条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顾效率与公正的特殊性需求，决定了追求单一经济利益目标的“经济人”已不具备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必须是兼有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目标的“道德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道德人”的塑造，除了赋予其追求经济实利的经济职能外，显然还需要解决人生的终极意义、恒久的价值关怀和道德上的安身立命之本。这就呼唤着对爱国、敬业、重义、求实、民本等等中国几千年积淀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具体在当前的经济活动中，便是呼唤着四个方面的精神转变：一是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的经济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二是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三是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利互惠观念；四是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求利行为的规范，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的市场经济，其最大的特点，是以最小的投入追求最大的产出。它的外在标志就是对利益的追逐，离开了利益这个杠杆，市场经济的秩序便难以建立。而在市场经济关系中，人们要阻止商品经济观念——商品等价交换观念的泛化，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约束机制”来约束利益主体的求利行为，权力进入市场势必生成腐败，肉体进入市场便会出现“人类最古老的职业”，最终导致经济乃至社会秩序的混乱。显然，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对规范利益主体求利行为的迫切需求。

纵观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求利者的求利行为，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白色”求利行为。即在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政策指引下，依靠科技、信息优势，发挥经营管理才能，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取经济利益。二类是“灰色”求利行为。即不通过从事直接或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而依靠某种特殊机巧获取经济实利。一如经济活动中的回扣；二如妙股；三如食利，即获取巨额存款利息；四如利用价格双轨制形成的国家计划价与市场调节价的落差获利。三类是“黑色”求利行为。即非法获利。一如偷税漏税，二如放高利贷，三如生产伪劣产品，四如非法经营，五如贪污、受贿、抢劫、聚赌、走私、诈骗等等。[3]

“白灰黑”三色行为，勾勒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求利者求利过程中行为选择取向的大致景象。其中“白色”行为理所当然是社会提倡的“规范行为”，它的普遍化，必将促进经济的发展。“黑色行为毫无疑问是一种非规范行为，其中最严重的已成为犯罪行为，长期来为国家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所约束。而作为经济转轨时期一种特殊现象的“灰色”求利行为，它既不违反国家法律，不是惩治对象，又不像白色行为那样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是“轻轻松松”地靠某种特殊形式在经济领域“走钢丝”、“打球”获利。这种在计划体制下被视为异端的行为，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体制为经济行为与求利方式拓展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而获得“合法”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灰色行为的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产生了部分“灰色效应”（如经济活动中的“回扣”很多已经表现为裸的贿赂），成为“投机取巧”、“善于钻营”的代名词。同时由于它不受国家法律约束，更成为道德沦丧、社会失衡的重要病源。如何将其规范为一种只是对白色行为创新而不向黑色行为演进的状态，显然是经济转轨时期利益主体求利行为得以规范的关键，它有待于法律之外的一种理性约束的作用，这便是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时尚、习惯等内在约束机制的作用。而这种内在约束机制的建立，离开了义、德、仁、信等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无异于空中造楼。

不仅如此，以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构建完善的“内在约束”，还是确保那些写在纸面上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等“外在约束”对“黑色”求利行为发生充分约束作用的需要。因为法律等“外在约束”，不过是道德等“内在约束”的外在表现，如果没有“内在约束”作内核，“外在约束”的建立便失去了根据。最明了不过的例子是，交易双方之所以要把交易用合同固定下来，是因为双方都有“讲信用”的内在需要。这是其一。其二，“外在约束”的效果有赖于“内在约束”的维护。人们常常抱怨尽管今天的各种法规不少，可有的人就是不遵守，或大打折扣地“遵守”。这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内在约束”的缺位。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制定了一整套无可挑剔的外在约束规则，如果人们的“内在约束”根本就不存在，或与之相左，外在约束规则也多半只能流于形式，或遭冷遇，或被扭曲执行。

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求利行为的规范，从多个角度都体现出对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需要。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持续发展，是现代经济社会追求的目标。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走持续发展之路，毫无疑问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根本。因此，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精神，除了要有经济行为合理的高尚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和经济交往中的至高信誉外，还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这正好谋合了儒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理论和伦理观念。

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顺应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唯天地，万物父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当然，现代文明的推进，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天人之际的原始平衡，这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导向人与自然的相互对抗。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单纯以人类为中心，无视自然规律，把征服、改造、攫取作为对待自然的一贯行为准则，必然导致生态恶化、能源短缺，最终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把人类当作宇宙整体中的一员，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保持适当的和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传统观念，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宇宙伦理基础，并可以转化为一种实用的行为准则。在这一准则指导下，变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势必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加速文化网络的“内生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继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这种意义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值得指出的是，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捏合关系。如果把文化因素孤立化、抽象化的话，那么，经济的发展可以归因于文化因素，而经济的不发展也同样可以归罪于文化因素。这主要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必然有隐于其内并统摄其构架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这便是传统的良莠并存，而且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泾渭难分。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崇德尚义，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人们道德的自觉形成，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精神境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它所提倡的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以及各种职业都必须严守其职业道德的思想，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崇德尚义的文化传统，在经济生活的运动过程中也有其严重的缺陷。它强调经济的道德价值而轻视其功利价值，使经济的运行始终服从于伦理的要求而失去竞争的活力。

正是这种文化范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确切地说，正是传统文化优长与缺憾相互掺杂、虽易解而难分的构架，使得构织于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即优秀的传统文化，或曰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可能游离于文化网络本体而单独对经济发生促动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其对现代经济的促动成分，更在网络的深层，是一种靠近“根底”的东西，很难把它简单地拿到现实层面上来。相反与小农意识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却往往无可遏制地升腾到现实层面对现代经济产生着强大的制约。最典型的如孔子的“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等这些与小农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安定和平意识，由于导致了人们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的缺乏，以及对竞争所产生的“不均”或“不安”的恐惧，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与惰性，成为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处于文化深层的阻力。

至此不难得出结论，构织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即优秀传统文化，要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显然需要有一个从“根底”上升到现实层面上来的过程，这便是文化网络的“内生化”过程。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打破传统文化的小农经济约束，以市场经济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去触及和更新传统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重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新网络，并使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本身也成为文化新网络的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一“内生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网络对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便产生出双重效应。[4]一方面，已经丧失了时代意义的、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诸要素，将逐渐被剥离、淡化，直至被淘汰出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理内核，逐步从“根底”上升到现实层面，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合理文化成分发生互动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在这一“内生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也将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新网络的构建。一方面，加速对与小农经济紧密联系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的淘汰；另一方面，实现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正是这种“内生化”过程的不断演进，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层位结合，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及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决定了上述“内生化”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且有赖于政府所创造的有效的正式制度的保障。加速这一“内生化”进程，充分实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注：

传统文化市场篇（3）

    探究这种令人忧虑的道德危机的由来，经济转轨时期道德——利益关联松动的经济学诠释，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耳熟能详。这种诠释便是，相对于传统社会道德行为的高回报（即传统社会实行“德——位”挂钩原则，把道德作为获取权位的必备条件，通过位置权利这一中介，实现道德与利益的高度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在传统社会实行的位置权利竞争规则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又引进了市场竞争规则，那些在过去受单一位置权利竞争规则限制无法登上社会高位、获取相应利益的人，借助市场竞争手段便可能进入社会上层，获取相应利益。这样，在联结社会高位和高利的通道上，除道德以外便增加了一条新的通道，从而大大弱化了道德的获“位”与获“利”功能，使道德回报大大下降。

    在上述经济学诠释中，道德滑坡似乎成为市场化的必然。于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道德滑坡的单一经济学诠释，把人们导入了“要经济增长，还是要道德稳定”的两难选择的困境。以致使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常理：当人人都在疯狂追逐个人私利而不考虑他人利益时，则人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正如人人都争挤一辆公共汽车而拒不排队，则人人都可能付出被挤伤的代价；人人都盲目抢购商品以求手中货币保值，则人人都可能受到货币更加贬值之害；人人都想通过制造、兜售假冒伪劣商品达到少做事甚至不做事而多捞钱的目的，则人人都可能因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而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人人都怕惹是非，明哲保身，则人人都将受到强盗更加横行的伤害。严峻的现实很快作出了深刻的演绎：道德滑坡不仅不可能换来经济的真正的繁荣，相反当经济在市场化初期因“个人主义的游戏规则”把空泛的“集体”传导给实实在在的个人，激活了个体活性而获得短暂增长之后，很快便受到道德滑坡的严重制约。这种演绎在我们周围是如此明显，以至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心灵就能感受到。而其深刻意蕴的揭示，显然有待我们突破以往单一的经济学诠释，进行多学科、深层次的探究。对于这种探究，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确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和日本锁闭的门户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为西方列强的炮舰撞开的。然而门户洞开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当中国还在现代化的路途中摸索行进之时，日本已乘势一举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日本当代史学家森岛通夫在其所著的《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从日本民族精神这一视角考察了日本成功的奥秘，得出了一个颇有创见的结论：日本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之为高扬本国的文化传统——日本的儒教精神。从实践来看，日本富有特色的企业管理的成功，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日本在管理工作中，不仅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吸纳本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许多企业家把儒家思想如以人为本、任人唯贤、贵在人和、敬天爱人等，作为企业的经营信条。被称为日本实业界一代霸主的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其《论语加算盘》的著作中，总结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孔子的《论语》。既讲精打细算的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互补充，大大促进了事业发展。[1]继日本之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崛起，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共同的特点仍然是善于把当代西方科学管理与东方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模式。

    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当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许多陈腐的观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后，出现了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赚钱、不正当竞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损人利已、虚假广告、伪劣商品等等，所有这些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现象？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上述东亚国家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无疑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不能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相反必须以道德完善为前提，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的思维方式在基本破除了古代的唯伦理（道德）思维，匡正了“五四”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唯政治思维（“左”就是唯政治思维的典型表现）之后，一种假市场经济建设之名，蔑视文化，蔑视人们正当的精神追求，企图物化一切的唯经济（金钱）思维逐步发展起来，并进一步蔓延，造成道德滑坡，严重削弱了我国经济发展曾一度具有的强劲势头。上述对道德滑坡突破单一经济学诠释的文化探究，显然提出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化缺位的补偿需求。

    作为一个民族，它的成长要靠民族文化的滋养，这是为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所明证的。尽管英、法、德、美、日诸国在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进程和方式，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都以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哲学慧根十分发达的泱泱古国，其历史上民族文化认同心理较之其他民族更不逊色。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物物相依的集体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生生不息的变革精神，洁身自好的廉洁精神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某为孺子牛”的浩然正气，兼容宽厚、世界大同的豁达胸怀，砥砺品学、上下求索的民族求知风尚等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千百年来铸就了中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民族的振兴创功立业。正是以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引入马克思主义精髓，才使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产生出一个世界巨人毛泽东，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个发展，正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样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及主体“道德人”的塑造，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公有制企业为市场主体，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而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这便是兼顾效率与公正，实行合理的利益原则。

    效率与公正，孰先孰后？是经济学家和政治、伦理学家一度论战不休的问题。经济学家主张强调效率而暂时牺牲公正（或称较低层次的公正），认为只有拉开利益分配中的差距，才有可能激发经济活力与竞争意识。政治学家、伦理学家则更主张公正，担心过于强调效率，会牺牲社会公德。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最终选择了前者——只有将发展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放在首位，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不可否认，这种选择曾一度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而不可回避的是，这种选择由于一度忽视了对公正的兼顾，当功利目的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因时，道德滑坡便成为阻碍经济再上新台阶的严重制约。显然，处理好效率与公正的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原则，摆正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根本发展的重要保证。而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道德人”的塑造紧密相关。

    就一般市场经济而言，作为“经济人”，以其经济行为受自身利益驱动、遵循“少投入、多产出”的效率原则、充满竞争和风险意识、遵守国家法规等特征，便具备了市场主体的基本条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顾效率与公正的特殊性需求，决定了追求单一经济利益目标的“经济人”已不具备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必须是兼有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目标的“道德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道德人”的塑造，除了赋予其追求经济实利的经济职能外，显然还需要解决人生的终极意义、恒久的价值关怀和道德上的安身立命之本。这就呼唤着对爱国、敬业、重义、求实、民本等等中国几千年积淀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具体在当前的经济活动中，便是呼唤着四个方面的精神转变：一是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的经济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二是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三是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利互惠观念；四是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求利行为的规范，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的市场经济，其最大的特点，是以最小的投入追求最大的产出。它的外在标志就是对利益的追逐，离开了利益这个杠杆，市场经济的秩序便难以建立。而在市场经济关系中，人们要阻止商品经济观念——商品等价交换观念的泛化，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约束机制”来约束利益主体的求利行为，权力进入市场势必生成腐败，肉体进入市场便会出现“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卖淫，最终导致经济乃至社会秩序的混乱。显然，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对规范利益主体求利行为的迫切需求。

    纵观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求利者的求利行为，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白色”求利行为。即在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政策指引下，依靠科技、信息优势，发挥经营管理才能，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取经济利益。二类是“灰色”求利行为。即不通过从事直接或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而依靠某种特殊机巧获取经济实利。一如经济活动中的回扣；二如妙股；三如食利，即获取巨额存款利息；四如利用价格双轨制形成的国家计划价与市场调节价的落差获利。三类是“黑色”求利行为。即非法获利。一如偷税漏税，二如放高利贷，三如生产伪劣产品，四如非法经营，五如贪污、受贿、抢劫、聚赌、走私、诈骗等等。[3]

    “白灰黑”三色行为，勾勒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求利者求利过程中行为选择取向的大致景象。其中“白色”行为理所当然是社会提倡的“规范行为”，它的普遍化，必将促进经济的发展。“黑色行为毫无疑问是一种非规范行为，其中最严重的已成为犯罪行为，长期来为国家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所约束。而作为经济转轨时期一种特殊现象的“灰色”求利行为，它既不违反国家法律，不是惩治对象，又不像白色行为那样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是“轻轻松松”地靠某种特殊形式在经济领域“走钢丝”、“打擦边球”获利。这种在计划体制下被视为异端的行为，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体制为经济行为与求利方式拓展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而获得“合法”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灰色行为的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产生了部分“灰色效应”（如经济活动中的“回扣”很多已经表现为赤裸裸的贿赂），成为“投机取巧”、“善于钻营”的代名词。同时由于它不受国家法律约束，更成为道德沦丧、社会失衡的重要病源。如何将其规范为一种只是对白色行为创新而不向黑色行为演进的状态，显然是经济转轨时期利益主体求利行为得以规范的关键，它有待于法律之外的一种理性约束的作用，这便是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时尚、习惯等内在约束机制的作用。而这种内在约束机制的建立，离开了义、德、仁、信等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无异于空中造楼。

    不仅如此，以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构建完善的“内在约束”，还是确保那些写在纸面上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等“外在约束”对“黑色”求利行为发生充分约束作用的需要。因为法律等“外在约束”，不过是道德等“内在约束”的外在表现，如果没有“内在约束”作内核，“外在约束”的建立便失去了根据。最明了不过的例子是，交易双方之所以要把交易用合同固定下来，是因为双方都有“讲信用”的内在需要。这是其一。其二，“外在约束”的效果有赖于“内在约束”的维护。人们常常抱怨尽管今天的各种法规不少，可有的人就是不遵守，或大打折扣地“遵守”。这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内在约束”的缺位。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制定了一整套无可挑剔的外在约束规则，如果人们的“内在约束”根本就不存在，或与之相左，外在约束规则也多半只能流于形式，或遭冷遇，或被扭曲执行。

    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求利行为的规范，从多个角度都体现出对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需要。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持续发展，是现代经济社会追求的目标。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走持续发展之路，毫无疑问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根本。因此，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精神，除了要有经济行为合理的高尚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和经济交往中的至高信誉外，还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这正好谋合了儒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理论和伦理观念。

    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顺应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唯天地，万物父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当然，现代文明的推进，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天人之际的原始平衡，这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导向人与自然的相互对抗。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单纯以人类为中心，无视自然规律，把征服、改造、攫取作为对待自然的一贯行为准则，必然导致生态恶化、能源短缺，最终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把人类当作宇宙整体中的一员，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保持适当的和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传统观念，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宇宙伦理基础，并可以转化为一种实用的行为准则。在这一准则指导下，变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势必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加速文化网络的“内生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继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这种意义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值得指出的是，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捏合关系。如果把文化因素孤立化、抽象化的话，那么，经济的发展可以归因于文化因素，而经济的不发展也同样可以归罪于文化因素。这主要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必然有隐于其内并统摄其构架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这便是传统的良莠并存，而且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泾渭难分。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崇德尚义，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人们道德的自觉形成，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精神境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它所提倡的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以及各种职业都必须严守其职业道德的思想，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崇德尚义的文化传统，在经济生活的运动过程中也有其严重的缺陷。它强调经济的道德价值而轻视其功利价值，使经济的运行始终服从于伦理的要求而失去竞争的活力。

    正是这种文化范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确切地说，正是传统文化优长与缺憾相互掺杂、虽易解而难分的构架，使得构织于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即优秀的传统文化，或曰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可能游离于文化网络本体而单独对经济发生促动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其对现代经济的促动成分，更在网络的深层，是一种靠近“根底”的东西，很难把它简单地拿到现实层面上来。相反与小农意识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却往往无可遏制地升腾到现实层面对现代经济产生着强大的制约。最典型的如孔子的“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等这些与小农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安定和平意识，由于导致了人们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的缺乏，以及对竞争所产生的“不均”或“不安”的恐惧，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与惰性，成为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处于文化深层的阻力。

    至此不难得出结论，构织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即优秀传统文化，要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显然需要有一个从“根底”上升到现实层面上来的过程，这便是文化网络的“内生化”过程。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打破传统文化的小农经济约束，以市场经济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去触及和更新传统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重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新网络，并使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本身也成为文化新网络的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一“内生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网络对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便产生出双重效应。[4]一方面，已经丧失了时代意义的、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诸要素，将逐渐被剥离、淡化，直至被淘汰出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理内核，逐步从“根底”上升到现实层面，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合理文化成分发生互动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在这一“内生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也将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新网络的构建。一方面，加速对与小农经济紧密联系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的淘汰；另一方面，实现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正是这种“内生化”过程的不断演进，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层位结合，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及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决定了上述“内生化”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且有赖于政府所创造的有效的正式制度的保障。加速这一“内生化”进程，充分实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注：

传统文化市场篇（4）

从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化来看，中国每个地域都有其特有的风格和特定的传统文化。譬如塞外荒僻寂寥，却是古辽文化的聚集地。而如今已经不见当初之盛，正是因为文化的一种衰落和同化！如果发展该地历史上特有的文化景观，将是能带动该地房地产旅游业和经济发展的一次契机。又如哈尔滨的俄式风格建筑，吸引各地旅游者纷至沓来，正是由于传统文化融入建筑的魅力。所以在大力发展可持续的循环经济的基础上，融入传统文化的房地产营销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模式，符合传统文化的发展契机，符合专业的营销模式。

不仅是周围环境，在房屋中，也已经引入了屋顶的建筑文化，尤其是高端别墅区。别墅区的屋顶采用了高贵的翔龙作为顶部装饰，突出了别墅高端与奢侈的定位，同时也将东方特有的神秘感带进房屋中，通过增加文化底蕴提升了房地产自身价值。

受古代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自古生活的中心就是家，而房子是家的直观感受。勤俭节约、安居乐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男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起点。所以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东风，卖家大力通过文化宣传来进一步加强中国人传统文化的诉求，继而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潜在需求。中国的刚需之所以可以在这么高的房价下没有丝毫减弱的趋势，中国传统思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传统文化市场篇（5）

但也需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调节有明显局限性。

市场经济有两个起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私的本性），这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这两个最大化，进入市场经济运作，演奏了一部剧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从整体上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秩序。

但它又会成为市场经济的阻力，这两个最大化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下去。

市场经济有两个相反的方向：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会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整体日益追求公平、正义，要求道德水平提高。

因此，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一种道德悖论。我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建设“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必须有效地解决市场经济既排斥道德又要求道德的道德悖论。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中，其解决道德悖论的一个重要资源和优势，就在于其文化传统。

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这段深刻的阐述，使我们眼睛一亮，应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但毕竟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

正如所说：“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着手。

传统文化市场篇（6）

1 目前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在市场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主要是结合我国各个民族所具有的特色，采用各民族特有的形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手工艺品。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作为我国传统文明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对于我国文明的传承和弘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奈何，现代人急行向前，功利心过重，注重即时的利益，忽视了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中传递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作用，导致传统手工艺品民族文化缺失。因此，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迎合时代的需求，不断创新，将我国的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弘扬下去，薪火相传。

手工艺从业人员年龄老龄化，是目前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在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当代年轻人不愿意从老人那继承传统手艺，导致目前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面临断代问题，我国很多的优秀文化也因此失去了传承者和继承人。

手工艺品的品牌意识不足也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下，国内旅游行业势头正盛，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鼓励措施，政府资金的涌入，使得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契机。但是当下，有关部门和经营者没有意识到品牌对于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的重要作用，使得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难以持续发展。

2 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的开发内容

2.1 产品形象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若想拔得头筹，在文化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就需要维护自己的产品形象。只有自己生产的产品具有鲜明的特色和较高的质量，才能在市场中展现它的活力。产品形象是企业向外界展示自身文化魅力的重要途径，是一个企业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只有形成独特而优秀的产品形象，企业才能将自己的产品打入市场并且获得好评，否则产品就会缺少持久发展的动力，难以在现代竞争激烈的市场大潮中获得生存机会。

我国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结合我国各个民族所具有的特色、传达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具有天然的文化底蕴，这种自然属性对于构建产品的形象是非常有利的，而在市场营销中，应该巧妙利用这一特性，拨动消费者对于传统文化认同的心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节奏也将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内心感到空虚与无助，开始寻求心灵的净土。而这些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代表的是内心的平静和澄澈，是品位的提升。因此，提升传统手工艺品的产品形象，才能受到现代人的追捧。

2.2 价格

价格在市场营销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价格制定得合理与否，将直接决定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在市场上能走多远。对于企业来说，价格直接决定了企业的收入，价格的制定要合理。过高，则会缩小目标客户的范围，同时给人留下世故、奢侈的印象；过低，则会陷入价格战的泥潭，产品质量也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企业在制定价格时一定要考虑诸多因素，同时依据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变化及时调整价格水平，不要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价格难以适应当今多变的市场环境。价格的制定要以价值为基础，要能够体现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人们的购买能力、社会资源行情等状况，合理制定价格。

2.3 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它代表着企业独特的文化和内涵。企业形象对于其产品是否卖座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企业若想在消费者中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就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使得产品的性价比较高，获得大家的认可，同时辅助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这样才能不断扩大消费者范围，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

2.4 促N

促销虽然降低了单件产品的利润，但是却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力，为创造一个强势的品牌打下良好的基础。促销能够扩大消费者的范围，从而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品牌认可度，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大批的忠实消费者。

3 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的市场开发战略

3.1 战略目标

在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与现代品牌化相互融合的今天，只有通过展现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的独特魅力，体现出它的竞争优势，才能最终获得经济利益。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是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具有极强的品牌延伸力。因此，在实现手工艺品的市场化进程中，高质量、严格管理、优质服务、广泛宣传、高额销量，便成为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的战略目标。

3.2 品牌开发战略

中国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在当下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助推作用还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流传至今的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是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沉淀下来的优秀文化部分，是直接与传统文化接触过和融合过的优秀文化。但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应该增加创新元素，以差异化为核心，增加产品的特色。同时，加大对于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的宣传力度，让人们增加对我国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的熟悉度，只有增加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在现实生活中的曝光度，才能让人们不断发现和思考传统文化的魅力，才能产生购买的欲望。

4 结语

中国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在文化市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在几千年的时空流转中，经群体的历练、文化的整合，逐渐形成其自身的特色。中国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在世界艺术之林占据一席之地，也应该在市场大潮中受到人们的追捧和喜爱。中国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梦想和追求。在本文中，我们从目前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在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的开发内容、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的市场开发战略三个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希望对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在文化市场的推广有所帮助。

传统文化市场篇（7）

在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艰难过程中，中国人传统的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在受到迅速变化的经济关系、社会生活影响的同时，还会受到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发生嬗变、重组以至改头换面。于是，有人认为，以自然经济结构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借鉴、移植西方文化，消解、超越传统的中国文化。其主要根据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两种对立的经济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结构上的伦理型文化，以求善为目标，注重对人际间社会关系的研究，不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缺乏科学精神。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流通性、开放性、社会性特点的市场经济难以协调融合。这种观点仅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考察，而忽视了其问的反作用力。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有积极的反作用的唯物史观看，恰恰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对称、不协调、不同步，它才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在价值导向上有着积极的纠偏作用。西方文化传统是“主客二分”，富于实证的科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蕴含着深厚的价值判断。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整合，恰好弥补了浸渍市场经济机体的西方文化的不足，有利于市场经济臻于完善。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观念有利于缓解市场分配机制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最有效率的运行形式，但是市场机制对调整产业结构、分配国民财富、治理环境污染等问题却是无能为力的，这些方面还需要国家作为经济管理和建设的主体，实施必要的调控。在国民财富如何分配问题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存在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有其自身的特点。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不能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对立普遍化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规定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关系。我们既要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强调经济的迅速高效发展，又要重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重视收人分配差距的社会容忍度。同时，还要深人到分配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中探究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现实经济生活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和职工个人之间收人差距拉大的势头很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本意是鼓励合法经营、勤劳致富。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通过投机、贪污、欺诈致富。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这就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间题。”对待这些财富分配的不合理问题，政府运用经济法规的硬约束无疑是必须的。但是，单凭健全二次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是很难从自觉性上使各个利益主体在财富分配上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均贫富的大同观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鳄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贼乱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种心理惯性对抑制贫富悬殊的加剧显然有积极的作用。也是公民支持、理解、贯彻二次分配机制中政府转移支付、筹建公共设施的社会心理基础。从秦末农民的“苟富贵，勿相忘”，再到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始终贯穿着均贫富的大同观念。所谓“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传统文化中这些观点和社会主义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其对市场初次分配不公、政府二次分配漏洞的纠偏矫正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发挥传统文化蕴含的同类相恤、同族相助的亲和力，通过捐助、慈善事业保障社会公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合理制衡，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全体公民利益的相对平衡。

二、整体本位、国家民族至上的价值观，有助于遏制、消除市场经济条件下极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滋生蔓延

    中国古代哲学以“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最高境界。与此相联系，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整体本位，以整体为基础消融个体的心理定势。表现为传统文化注重社会人格而不注重个体人格，主张以忠孝等伦理纲常来认知、体验、评价个人的存在及其与家庭、国家的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市场经济是发达的、以价值积累为目的、以交换为形式的商品经济。从法律角度看，交换经济是有条件的权利让渡，不能没有交换的主体。交换主体既包含国家政府，也包含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切自然人和法人。经济主体间摆脱了以往人与人依附、隶属关系，通过货币和实物的依赖关系发生交往。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参与经济活动的每个主体都有独立的利益。他们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遵循价值规律，以利润积累为目标，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导向，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自由决策、自负盈亏、自求发展。树立自己独立人格，培养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价值观。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以价值增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各个经济主体在形成独立、自主、平等意识的同时，极端个人主义、单位地方本位主义也会潜在地滋长。在社会转型时期，法制尚不健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可能发生:1、分权自主化倾向削弱中央宏观调控力度。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各单位在不具备完全及时准确信息的情况下，盲目地在区域性市场按供求规律追求利润积累，参与市场角逐，就很可能引发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会出现地区封锁、行业壁垒、信息独享等人为垄断现象，阻碍整个国民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换代;2、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导向会诱发企业以邻为壑、转嫁成本，造成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大。解决第一个问题除了健全相应的经济法规、行政法规外，倡导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至上整体本位价值观是不无裨益的。《书经》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治安策》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格言，苏询说过:“贤者不悲其身死，而优其国之衰”，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这些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深人人心，那么，在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指导思想下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就会顺畅稳健，问题少，代价低。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固然要界定和理清产权关系，有完备的产权法规等硬件机制作后盾。但是，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差效应，还必须辅之以能够内化为人格境界的软件控制要素。象“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互助友爱、和气生财的传统价值观，就会在心理倾向上有助于消解各种道德沦丧、损人利己的动机，遏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外差效应。

三、先义后利、义利统一，追求高尚的价值观有助于从社会心理上遏止、抑制金钱拜物教的滋长、蔓延

    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潜滋暗长，如果没有相对扼制观念冲销，最终就可能成为燎原之势。在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求利欲望。改革开放前，由于收人水平的相对平均化、固定化，加上供给短缺，财富匾乏，人们的利益欲望普遍维持在低下的水平上，大家平等相处，相安无事。今天，随着收人水平和消费档次不断迅速地拉大距离，追逐金钱财富、沽名钓誉、崇尚享乐的物质实用主义和名利思潮冲击着现代人的观念与生活，人们的利益欲、享受欲急剧膨胀，由此出现了道德滑坡、人格丢失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金钱拜物教价值观无孔不人，它把人生价值与商品价值等价处理，用财富、金钱评判人的价值，人际间的关系被视为纯粹的金钱关系。有些人甚至把人格、良心、权力货币化和商品化，只要金钱，不要理想情操。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生产也是不行的。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会受到破坏，会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成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避免金钱成为衡量人的唯一尺度，人沦为物的奴婶，成为纯粹的自然人和经纪人，避免人的主体性逐渐地全面丧失。对此，政府显然不能用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治理。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清除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影响，除了广泛宣传倡导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外，大力挖掘利用传统文化中合理的价值观资源，不失为古为今用的捷径。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等，对金钱拜物教无疑是消解的良言。在利益至上、物欲横流的商潮中，要找回丢失的个体人格家园，利用传统文化设定的精神境界，教民化俗，也许更为有效而持久之。“天地之性人为贵”，“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亘古流传的人格操守蔑言，如果能辈辈传诵，内化为每个生命个体的精神境界，那么，市场经济固有的负效应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金钱拜物教滋生蔓延的温床也就会土崩瓦解，形形色色的沉沦、堕落、犯罪也就会有所收敛。

四、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价值观，有利于培养市场契约精神

传统文化市场篇（8）

一、 中国现代设计艺术教育中传统文化传播现状

（一） 中国设计艺术市场、教育现状：回顾设计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历史，我们的设计艺术，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而兴起的，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在商品化经济的大潮中，急匆匆地紧随商品化经济爆炸式的发展，追逐潮流、赶超世界，却无法冷静下来，审视自己的文化，研究自己的教育。诚然，新的设计形式的不断涌现，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设计作品和造就了一批艺术家和设计师，但总体来看缺乏原创性和个性语言，形式与语言一直是在跟着外国走，具体的陈述与表现上也失去了该有的民族人文精神，丢掉了民族的风格和传统的神韵，是令人深思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空间被改变之后，设计师的责任是重新营造一个适合现代人的人文语境和存在空间，而不是打破重来或盲目模仿、移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物质虽然丰富了，但地方文化溃散、传统文化失根、民间技艺失传已成为现实。面对如此的文化缺失，作为传承文化与创新未来，教育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应从全民教育入手，从设计艺术教育做起，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融本土民族文化资源于设计艺术教育中，探索和建立中国特色的现、当代设计艺术理论和教育，是设计艺术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二） 传统文化在当今教育中的传播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根植于中华大地，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当今的传统文化教育对我国现实的教育体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点中：

1.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促进学生开拓进取、积极上进。

2.厚德载物的思想，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人格与品质。

3.和谐思维，有利于帮助学生处理人际关系、妥善的与人交往。

4.“以义导利”观点，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5.爱国主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与民族精神。

二、 传统文化教育在设计艺术教育中传播的重要性

（一） 传统文化观念在现代设计教育中传播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即能体现文化的独特性又能彰显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符合东方传播语境下的内在要求，因而在设计所涉及的领域中广泛运用，掌握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优秀的经验，我们才能够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二） 传统文化的元素、形式在现代设计教育传播中的重要性：优秀的设计师需要的不仅仅是设计的技巧，更重要的还包括设计师的修养和对设计内容的理解与分析以及对市场的把握，若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与元素的设计则更要求设计师及其设计团队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扎实的修养积累，能够在运用的过程当中抓住精髓，而不是肤浅的搬用模式化得样式与元素。

三、 现代设计艺术教育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一） 国际化背景下现代设计观念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的传播思考对于现代设计发展起步较晚的国家来说，只有从认识上站在比较高的起点上，才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西方现代设计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确实具有可供借鉴的实际意义，高起点上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设计后，再进行设计上的创新。民族性是指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设计者应有意识地挖掘民族文化的精神，应将民族文化放在全球的背景上，以全球的视角来俯视民族文化，这样才能设计出全球所认同的精品来，在国际市场中建立有效的传播需要有世界语言的民族文化。

（二） 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 增强文化的归属感：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悠久的历史积淀了无数的璀璨文化宝藏，对于本民族的文化我们应该珍视、继承、发扬，设计师作为不同时代新观念、新思想、新事物的创造者，就更应该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充满认同与归属，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文明之根，我们应该把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当做一种责任，一种自豪。这种观念和思想应该渗透到我们艺术设计教学的整体活动中。

2. 设计呈现形式与元素的提炼要具有时代性：人类的审美是存在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的，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的审美与需求呈现的趋向是不同的，设计师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应该只停留在形式与元素的生搬硬套，应该传承文化中的精神内核，以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语言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的审美特征。

（三） 在设计艺术专业基础教学环境中如何有效建立传统设计艺术的传播。

传统文化市场篇（9）

对于国人而言，音乐与产业，在传统观念中不可相连，作为音乐的连接词是音乐“事业”，音乐的服务性、非商业性是传统共识，然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文化的市场功能和产业性质日渐显露，文化可以也应当成为产业逐渐形成新的共识。

关于音乐文化产业的内容，吴存东、吴琼的《文化创意产业概论》一书中说到：包括了物质形态的可以成批量生产的产品，如音像、拷贝、乐谱、歌词……等，以及精神技术交流形态的音乐信息、设计、策划、评奖、演出及经纪等行业的整体商业服务活动。这将音乐文化产业所涵盖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进行了较全面的概述。而商业演出作为音乐文化产业的分支，在胡月明的《演出营销》中有着清晰的行业界定――“营业性演出是服务性行业”。

音乐形成产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形态条件，包括整体具有一定规模和生产标准，应当具有独立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音乐产业内部生产行业形成完整而相互联系产业链。本文将运用调查法与事实例证等方法来阐述音乐文化产业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联系，并试图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新观点，开拓新视野，探寻如何通过产业的形式来传播我国传统音乐。但苦于调查条件有限，未能深入分析，望各位专家读者指教。

一、音乐文化产业市场的现状

1.音像制品市场

音像产业，是指将声音信号或声像信号复制到特定的物质载体上，以商品形式进入消费领域获取利益的事业。音像的产业链包括音像制品的制作、出版、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和出租等经营环节。其中，制作、出版和发行是产业链中的三大环节。出版环节包括出版与复制；发行环节包括进口、批发、零售和出租。

然而近几年来，国内音像市场持续不景气，大型电子音像出版社和公司也感到困难。困难在于产品制作上的多层环节，使得产业链出现制造成本高、运作周期长、投资风险大等诸多弊端。另外盗版猖獗、销售渠道不畅等问题也是音像市场的发展障碍。

2.商业演出市场

音乐演出业是指将音乐运作于市场，通过观众消费实现赢利的事业。其产业链包括演出策划方、文艺表演团体、投资方以及演出受众。演出业是为大众提供文化娱乐消费品的行业，产品性质的特殊性决定其根本核心是艺术创作与生产；而演出市场的核心主体是表演艺术个人或团体，现代演出市场无法脱离整体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素养，这些都客观决定了演出市场的成败。

2.1 国内演出市场

随着演出市场的逐步法制化、规范化，我国演出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社会资本及外资资本逐步进入演出市场，民营及海外文艺表演团体及个体演员、演出经纪机构及个体演出经纪人、演出场所纷纷出现，活跃了演出市场，演出市场的改革和转型已经逐步得到磨合，市场开始稳步发展。从地区发展看，呈现出以首都北京和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为龙头，中部和内陆各省市跟随的演出市场发展态势。

2.2 国际演出市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际市场的形成，现代国际演出市场随之出现。这不是一国鼓励的文化经济行为，而是国际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式。突破传统民族国家及地域界限，在不同国家为某一个剧目安排演出场次与内容的事实，标志着现代跨国演出市场的最终形成。其音乐产品融合传统民族文化及现代文化于一身，具有形象真实的艺术感染力、现场互动交流等特点。

3.数字音乐市场

数字音乐市场不同于传统音乐产业行业。它是指在音乐的制作、储存、传播与使用过程中利用了数字化技术的音乐生产和消费形式。如手机铃声、彩铃、MP3、无线音乐等。音乐是一种艺术，而手机则是一种无线通讯工具，二者之间本无人和联系，然而数字的发展却使它们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根据音乐传播与使用方式的不同，可以把数字音乐分为在线音乐与移动音乐两类：前者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音乐，可以直接在线欣赏，也可以下载到音频播放器中；后者是通过供应商的增值服务，如下载手机彩铃。据悉，2006 年我国音乐产业市场规模达到138.2 亿，无线音乐118.9 亿，互联网音乐1.17 亿。可见它的出现对于其他传统音乐产业行业而言，是个颠覆性的挑战。

二、与传统音乐的联系

1.音像制品市场

在我国，音像市场是音乐文化产业的重要市场。目前，全球音像市场潜力巨大，其消费总量在380亿美元左右，但是，世界各地区所占的市场份额却极不平衡。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所占的市场份额不到1%。随着数字音乐的入侵，城市消费者对音像制品的热情大不如从前，而在网络没有完全普及的乡镇村，音像制品依然是人们欣赏音乐的主要渠道，然而在当下，音像制品的内容多偏向于城市消费人群，殊不知劳动人民更需要符合他们音乐传统、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娱乐的音像制品。因此音像公司应当积极挖掘土生土长在民族民间的传统音乐（戏曲、歌曲等），拓宽乡、镇、村市场，制造农村消费群体喜爱的音乐产品。

2.商业演出市场

2.1 国内演出市场

在演出中，传统音乐同样可以找到发展之路。通过对传统音乐进行一系列的二度创作与加工，使其在原有基础上得以发展，同时也为迎合受众人群的喜好做些创新，虽然这对于传统音乐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如张艺谋、王潮歌、樊跃执导的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就是一个产业运作与传统音乐音乐成功结合的案例，其创造的商业价值非同一般，每天两场，每场70分钟，场场爆满。据说每场毛利上百万，净利20万。《印象・刘三姐》采用了“四结合”的模式――政府扶持与广维集团投资管理结合；本土文艺工作者与著名艺术家的品牌效应结合；高素质专业艺术队伍与助学扶贫工作结合；开发山水景观大舞台与拉动旅游及相关产业结合。

2.2 国际演出市场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联系

国际演出市场是推动传统音乐发展的机遇，是国际市场中的个性名片。正如2008 年“北京音乐与艺术市场现状及发展态势高层论坛”中，某一国际演出公司老总谈到其公司成功经验时指出，在国际演出市场，他们公司主推原生态民族民间剧目和中国古典文化剧目。把民族文化与国际接轨，吸纳我国各传统音乐文化，注重商业化运作，找到国外观众的文化认同点，使得我国的音乐文化产业在世界内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另外，演出市场的音乐消费群具有一定的音乐鉴赏能力，因此可以引导音乐商品价值的延续和派生产品再消费。吴存东、吴琼的《文化创意产业概论》一书中提到“引信”理论，即“在一定环境下经‘引爆’后释放巨大的能量，从而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如炎黄风情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推出《炎黄风情》交响组曲时，逐步开发《炎黄风情》系列的动漫、新媒体绘画、雕塑、工艺品、服饰等产品；流行音乐的粉丝们也会因为钟爱某歌手或明星而购买其代言的非音乐类商品。这种营销的手段也称为“矩阵式营销”，即一个产品为轴心，以其他产业衍生出一个矩面，即衍生产品。再如2005年香港导演徐克的《七剑下天山》，制定了严谨的产业链，如七剑游戏，销售规模达7000亿、七剑动漫，中韩动漫、七剑音乐，出口七剑原声大碟等。2006年湖南卫视的热播剧《大长今》，通过观众对《大长今》的着迷，开发者随即以此为契机，衍生相关产业，如韩国料理餐馆、药膳坊、韩式美容机构等。这一举措不但拉动了消费，同时在国外掀起了一股强有力的“哈韩”热潮，对传播韩国本民族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相比从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韩语，去韩国求学，这一切都是潜在的利益。

3.数字音乐市场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联系

消费者会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数字市场中的音乐产品，而生产商和销售商为了吸引更多类型的消费者，尽力充实自己的音乐产品库。数字音乐市场可以效仿音乐制品市场，积极挖掘传统音乐素材。近几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风”正在流行音乐创作中盛行，证明这样“接地气”的创作手法不仅具有我国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气质，而且消费者也很买账。如此既传播了传统文化，又收获了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即营利与公益、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结合。（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市场篇（10）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相应的文化及价值观念的支持。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西方文化对市场经济提供精神支持，而忽视我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实际上中华民族有着古老而灿烂的传统文化，它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作出过重要贡献，都是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分不开的。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最早见于《周易》的《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有道德的君子应该效法天体的运行，刚健有为，努力进取，凭借自强，以达永不停息。孟子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阐发，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了近代，民族危机日趋严重，魏源、王韬等人用“道器”范畴，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太炎、孙中山等人重又发展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自强不息的精神的基本品质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立身，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靠任何外部的力量；靠奋发有为立身。庸庸碌碌、得过且过的人是不可能立起来的；靠不断地开拓新视野和新境界，用永不倦怠的追求来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只有自强才能不息。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体现。

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相容性，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积极的、巨大的促进作用。只有顽强拼搏、敢于创造、勇于开拓才有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自强不息，才能让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再度焕发新颜，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二、传统的“义利观”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

传统的利益观是以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概念“义”和“利”来表述的。“义”指社会认为“应该如此”的道德要求，“利”即指利益所得。这样“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就成了利益关系的核心问题。能正确处理这一关系的行为就是合理的求利行为；反之则是不合理的求利行为。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并不在于利益所得的多寡，而在于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是否合理，即是否符合某种道德准则的要求。孔子、孟子所说的“义”和“道”，就是指一定的道德准则。这种理性的利益观与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是一致的。所有的市场行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市场规则，所有的市场行为主体都应该具有理智、审慎、自律的行为特征。因此，应该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理性的利益观充分挖掘出来，使之服务于当前的市场经济。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义利关系涉及面相当广，十分复杂，确有一些思想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在具体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必须将“义”与“利”的概念赋予时代的内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义”主要指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的道德准则；“利”则主要指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说的“义”，是指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利”则是指社会主义的大利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对义利关系应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为基础进行理解。传统文化对义利关系的理解是重义轻利，重利轻义，义利并重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义利关系的理解，应着眼于义与利的结合和统一，而不应作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界定。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大利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义与利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

再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为道德规范，而应作更为广泛地理解。利益机制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行为驱动方式，而利益驱动所导致的行为单靠传统形式的道德规范是无法调节的。因而，必须将道德要求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立下来，从而作为市场通行的准则。这样“义”就应该被理解为社会的“正义”、“公正”。

三、传统的整体利益道德准则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

1. 传统文化中重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儒家所说的“义”，既是一种道德准则，又是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基本观点是整体利益至上。墨家在这个问题上表述的更明确一些，其基本的政治主张是“兼爱”，即“爱利国”、“爱利天下”、“爱利万民”，同样是把整体利益作为道德准则的内容。即使是主张“道德无用论”，宣扬人性极端自私的法家如韩非，也把“公利”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认为“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要求人们“去私心，行公义”。重整体利益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这种整体利益意识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重新界定整体利益的内涵。在传统文化中，整体利益一般是指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即使含有劳动人民的利益，也是从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的角度讲的。我们当前所说的整体利益，是指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也正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

3.摆正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传统文化的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它将整体利益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而劳动人民的利益则往往被视为“私利”，因此，才有“去私心，行公义”之说。我们应将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我们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因为它是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即要在实现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增进社会整体利益。

4.科学认识整体利益。有些人认为，整体利益优先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再提整体利益显然不合时宜，这是不当的。文化传统是影响经济体制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的重要因素。离开了本国的文化传统，任何好的体制都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重视整体利益是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是我国的文化特色。这一传统和特色不仅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悖，而且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四、传统的“和合”意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

“和”是能充分反映中华民族性格特征和精神特质的概念。“和”，即“和谐”。它是中华民族对自己与外部世界及人自身的关系的顿悟和认知的总结。“合”是于“和”紧密相联的，“和”是“合”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基础，而“合”则是“和”的具体实践和目标指向。“和合”就成了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而“和合意识”则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意识。

1.人与自然的“和合”。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天人本为一体。天(宇宙、自然)的运行法则，就是人行为的根本准则。人与天的关系不是彼此疏远、相互对立的，而是和谐亲近、和衷共济的。天给人提供生存所需的基本环境和条件；而人则通过自己的实际活动去践行天所展示的法则。这种自然观尽管有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成分，但它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是极具价值的。我们不能单纯地看到社会物质财富繁荣的程度和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不能以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毁坏人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

2.人与社会的“和合”。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靠政治伦理维系的，而政治伦理将每个人分解或特定的伦理元素，个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人，而只是社会这个庞大系统的一个单元。所以，个人与社会的“和合”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应吸取其中的“和合”精神，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于市场利益主体多元化，且由于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都是受利益驱动的，因而，个人和社会之间就会由于追求利益及利益所得的差别而出现矛盾的对抗。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市场经济应以“和合”的观念为底蕴并得到这种观念的支持。

3.人与人的“和合”。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和处理，主要靠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儒家的“仁”和“礼”。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所谓“仁”，就是以仁爱之心待人，以忠恕之道为人。这样的思想表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中就是“礼”。因此，儒家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以仁存心，以礼待人，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这样做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合”，只有人与人之“和”，才能达到人与人之“合”。“和合”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

[参考文献]

[1]贾成祥.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5-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