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1）

做个经典阅读“指南针”

什么才是大多数人公认的经典？文学批评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有重要意义。以柳永的词《蝶恋花》为例，这首词在古代并没有多少影响，因为王国维《人间词话》引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作为人生一种境界，于是得到公众认同。王兆鹏所做的排行榜，是古代文学批评方式的现代转换。其实古人早已有品评诗歌的方式，面对现有的庞杂的诗词选本，以文献资料和数据的科学统计为依据做一个新的选本，不失为对今人推荐经典的一种尝试。

那么，当代作品中有没有经典？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经典的标准，不能用几十年、几百年前的标准来套现在的作品。所有的批评应建立在更为客观、广博、有历史感的基础上。“今天要在新的世界性文学、中国文化自我更新、中华文学自我创造的语境中来理解，才能产生经典。应该向读者推荐这个时代的经典。”以被援引、被借阅次数的多少等统计数据为依托，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制作阅读的指南针，或许对推介今日经典亦有启发。

拉近经典与读者的距离

经典作品尤其是古代经典，容易让现代人产生距离感。这就需要在保证内容品质的前提下，采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人们对经典的阅读。在大学的实际教学中，王兆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结合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来讲授古典文学。他尝试用“情景还原”的方法对古诗做意境讲解，不用文字而用图像，要求学生充分利用照片、画面等多种电子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理解。“学生做起来觉得有意思，有兴趣了，这才会回归到纸本阅读。”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接触经典的主要途径仍然是传统的出版物。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周绚隆介绍，人文社每年经典作品的重印书占比达60%，超过新书。但如何将经典作品推广出去，还需下一番功夫。“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古典的内容、时尚的形式。”周绚隆说。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认为，“经典需要普及”。中华书局所做的工作，就是使大众将原来看不懂的典籍都能看懂，以前是学者看懂，现在大众也能看懂，好的学术内容应该为大众服务。“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来做古籍的注释和文白对照等工作，扩大受众面。下一步，还将做一些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选本。”此外，还得符合推广的规律与要求，做大品牌，做好营销，尽量让资源效益最大化。

经典走进当下路正长

经典阅读是一种精品阅读。目前，出版市场上经典作品的版本非常多，鱼龙混杂，让人眼花缭乱。“选本太多，有好的也有粗制滥造的，客观上说粗制滥造的多。”周绚隆说，粗制滥造的文本必然会伤害经典，伤害读者的阅读体验。

经典阅读的推广活动形式多样，但往往有南辕北辙的现象。在顾青看来，对于经典的推广，切忌热情有余而学养不足，“选择高品质的文本做推广工作，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盲目的阅读只会适得其反。”再比如高考语文试题，设置文学常识的考查和诗词填空等题型，目的之一就是引导学生阅读经典，但最后往往变成学生以大量的背诵来应付考试，造成了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反感。毕竟只有体会了经典的美，才能从根本上热爱经典。

经典阅读是一种文化传承，要让读者在文化传承的语境中接受经典作品。今天的文化多被娱乐、享乐所占据，如果没有对经典的坚守，文化的平面化、粗鄙化、无聊化就将不断扩大。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何让经典走入当下生活，进入大众视野，深入阅读者心中，是一道待解的课题。

（摘自《人民日报》2012年5月15日）

思考吧

1.文章标题为“经典离我们有多远”，那么，作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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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作品的经典性是怎么产生而得到公认的？制作经典作品阅读指南所依据的现代方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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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让古代经典走进大众读者就要消除距离，那么，文章提出了哪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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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阅读本文后，你懂得了在今天阅读经典作品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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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2）

一、引言

国学是中华的传统文化，它涵盖范围较广，从先秦至明清，具备完整的一套文化体系。近些年各地不断涌现国学热现象，大众纷纷学习国学经典，且手段样式繁多，从国外建立孔子学院到国内开展电视国学讲坛，从国家举办国学活动到民间自发学习，从学校课堂教授到企业文化融入，说明人们越来越注重学习国学文化带给自身的精神修养。虽然这些现象总会带给大家热议这种的做法，但大众终归还是回归于一个初衷――如何才能普及好国学。

可以说国学经典确实产生不仅对个人修养而且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和影响，但如此良好的影响下怎样才能更好地普及国学，就需要对普及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因此，为更好地了解，我们选择于2015年4月―2015年6月在江苏省常熟市、江阴市、张家港三个县级市开展关于国学经典普及现状的抽样调查。

二、调查方案介绍

1.调查目的

通过研究三地的中华经典诵读的现状，了解大众对国学经典的认知现状，阅读国学经典的时间频率、方式方法的情况，以及大众对国学经典的态度，探究国学经典普及过程中需要加强完善之处，并进一步提出可行性方案，旨在为未来国学普及推广出谋划策，从而对中华经典进行有效的宣传普及。

2.调查对象及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对象涵盖江苏三座县级市：常熟市、江阴市、张家港市。本次调查总样本以10～40岁人群为主，且含有少数60岁以上人群，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600份，收回504份，有效问卷450份。

3.调查内容

此次调查研究采用问卷法的形式进行收集数据，问卷由三部分组成：国学认知、国学阅读、国学态度，共计21题，17道客观单选，4道客观多选题，涵盖大众对国学的理解、阅读国学的基本情况、对国学所持态度及国学目前推广的看法。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对国学认知情况一般

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于国学经典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区，69%的民众认为国学经典就是儒家经典，在人们心中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影响中国人的几千年文化，所以一提到国学就认为是儒家文化，但事实上现代意义的国学经典已经超出儒家文化的范畴。“国学是指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与时偕行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总和”①。当代国学经典涵盖面广，它包含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学术。

从国学经典书目的了解看出，人们对于国学经典书目了解的程度一般，不至于所有国学经典的书目一无所知，但也不至于了解超过十本以上，大多数民众对书目的了解都停留在几本书目，据调查民众显示图书馆和书店以这几本国学经典篇目居多，其他书籍有但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众对于国学理解的局限性。这说明国学的普及需要加强篇目的推荐引导，而不是单单几本图书之内阅读。

调查还发现，人们对于国学经典的了解情况一般，78%的民众对于国学经典的了解程度都是趋于了解一般和了解很少之中，且女性了解多于男性，这种情况居于中青年居多，由于工作的种种限制，很少有时间了解国学知识，但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学生更多是因为学校布置的国学课堂作业和任务居多才导致对国学的进一步了解，但实际的了解程度有待提高。具体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但据整体了解，民众对于国学的认知还是保持乐观态度，尤其谈及国学经典的作用时，超过90%以上的民众对于国学作用持积极态度，认为国学可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古人智慧，陶冶情操，形成良好的个人行为道德修养。并且愿意接受像百家讲坛这样的电视节目的文化熏陶，节目以生动形象的讲述让人们愿意以这样的形式得到文化的洗礼。另外，也很清楚明白国学普及的困境在于社会环境（学校、家庭、单位）没有形成浓厚的氛围带动人们自发学习，以及有些经典篇目比较晦涩难懂，让民众一时无法理解。

2.对国学阅读现状较差

调查发现，国学学习虽然形式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途径是书本，所以就国学的阅读进行进一步研究。但研究发现民众对于国学阅读虽然有很大改善，但仍旧存在不足，并且很多国学知识虽然看过，但是时间久后就会遗忘，81%的民众都读过《论语》、四大名著、唐诗宋词这些中华传统文化，但很少一部分人7%是全部看过并读完，大多数民众还是看过一部分，并且现在已经遗忘很多。

就国学经典的阅读频率说，74%的民众是偶尔会翻看国学经典书籍，但频率不高，终归到底还是处于时间问题，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学校布置的教学任务会使学生经常阅读国学经典，但对于已工作的成年人来说很难挪出时间静下心阅读国学经典。而且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的阅读频率要高于男性，就学校来说女生群体阅读量确实高于男生，就工作来说，女性的工作压力大但与男性相比较小，平时阅读书籍的时间也比男性多。具体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尽管阅读量不高，时间较少，但是民众还是愿意阅读国学经典，尤其在其他时间人们会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形式学习国学文化知识，在一些电视国学竞赛文艺节目中娱乐的同时也接受国学经典文化的熏陶。

3.对国学推广态度积极

事实上，人们对于国学普及还是持支持态度，但是就国学普及的方法各抒己见，但民众还是只有一个目的――希望国学可以普及大众，让民众得到文化熏陶，就民众对国学的复兴态度来说，民众还是持积极支持态度较多，有72%的民众支持国学复兴，只有9%的民众不支持，不支持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国学与自身联系不紧密，没有多大用处，认为国学与当代现实社会较脱离，而且国学文化晦涩难懂也不愿意学习。具体见下图分布：

就整体看，大多数民众还是比较支持国学普及，59%的民众同意将国学纳入基础必修课，67%的民众还是期待并且有时间精力就会参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同时人们也对目前国学推广的现状表示一般，希望可以有很好的方式方法让自己愿意参与到国学活动中。人们也希望开发新媒体，足不出户通过手机就可以学习，也希望电视台可以推出精品国学栏目，图书市场也可以出版高质量的国学书籍，学校开办国学课程让孩子从小学起，等等。

4.国学的普及力度变大

从480份有效问卷中看出，在国学热的影响下，有58%的民众经常参与到了国学经典的学习浪潮中，33%的民众偶尔会参与国学经典，只有9%的民众认为国学推广学习与我没有太大关系，没有参与关注，具体见下图分布：

由此可以见得，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国学经典的普及力度逐步加大，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从此次调查的结果看：普及对象范围扩大，上至社区老人下至幼儿；普及手段开始多样化，从国学竞赛到国学文化表演到渗入企业文化。以江苏省三个县级市为例，各市街道社区开展丰富多样的国学讲座，供退休职工和老年人进行社区文化活动，例如常熟市清河坊社区就开设国学诵读班，并且邀请专业老师进行讲课；张家港开展“全民读书月”活动，共开展120项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包括邀请六小龄童进行文化讲座解读经典，建设“书香张家港”微信，定期为市民推送阅读资讯；常熟市企业将国学精神渗入企业文化中，梦兰企业开展“梦兰儿童慈善基金”帮助贫寒学子；江阴市开展“一站到底”国学经典电视大赛，为中小学生搭建国学竞赛学习平台；常熟国际学校开展国学节之四年级“亲子诵读国学经典”；江阴看办万达童学馆，幼儿们穿上汉服，让国学轻松学习，等等。这些丰富多样的活动为国学普及提供了支持。

四、问题弊端与方法对策

当前国学经典盛行时期，民众都乐意学习国学经典并且支持一系列措施，但是普及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当中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与弊端所在。

（一）市场加强优质图书出版

市场缺乏较好的国学经典通读篇目，现在市场书目鱼龙混杂，更何况是国学书籍，在2013年全国就举办过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的评选活动，当时只有91本书籍被纳入优秀图书范围之类，这些图书大多出自于知名出版社，从这可以看出，当代图书出版仍需提高质量和增加数量。且市面上缺乏较少的优秀通俗读本，民众之所以不愿购买国学书籍大多数是因为图书内容晦涩难懂。“针对不同的对象，选取注音、释疑、导读、赏析、缩写、改编、漫画、图说等常见表达方式”②。这正是出版社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是将国学内容提炼出来，将古人所要表达的哲理展现给读者，让读者清晰明白，也可以加入名家解读的白话，便于读者理解。

（二）改变课堂呆板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国学经典形式过于呆板，“课堂上由老师将篇目的主旨大意及文化内涵口头教授的方式缺乏生机”③。这是如今众多学校对于传授国学经典的课堂现状，通过老师讲台上的大致讲解，学生在下面诵读默写篇目，确实很难理解这篇文章背后的引申链接与深层含义，无法领略国学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样的国学课堂普及可以说效率低下，学生出学校后只是记得当初背过的之乎者而道不出其中的哲理更无法修养身心。这就急需学校改变课堂教学形式，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吸引学生参与国学活动，让学生自发学习国学经典。国家也可以制定学校开展国学普及的激励机制，让老师换发活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国学课堂活动，让学生轻松学习国学。

（三）让国学活动更注重内涵

当下不少地方确实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国学活动，但是国学活动开展效果是形式大于内容。当前不少媒体曝出某地开展国学讲坛、国学文艺汇演、国学知识竞赛等，虽然看似百花齐放的国学活动，但实际收效甚微。就国学竞赛目的是让民众参与国学学习，但一部题库的，让参赛选手暗自背题而忽略国学本质内涵。国学讲坛本是丰富民众业余生活，但现实总是台上激情演讲台下睡声一片。要改变国学普及现状，更注重内涵，让民众切身感受到国学魅力，举办方仍需在内容上下工夫，丰富形式，加强内容的引导，让选手在背题过程中回答自身对国学的理解，在让讲座生动有趣的同时真正领会国学的魅力。

注释：

①张立文.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N].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1）.

②康华.关于国学经典普及出版的几点思考[N].出版发行研究，2014（7）.

③朱尉，姜开元，陈思.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学经典传承新思路探究[J].今传媒：学术版，2014（10）.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N].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1）.

[2]康华.关于国学经典普及出版的几点思考[N].出版发行研究，2014（7）.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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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快感,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快感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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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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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高潮。[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快感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参考文献]

[2]罗刚.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3(5):36-42.

[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22,34.

[4]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J].中州学刊,2005(4):234-236.

[5]陈晓明.当代文学的哲学贫困[N].长江日报,<?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2001-09-03(6).

[6]曹雪萍.韩国影视书不断搅动2005年畅销书市场[EB/OL].中国新闻网,2005-09-05.

[7]首选网络小说漫画中学生缘何不爱读名著[EB/OL].人民网,2005-02-17.

[8]燕道成.论大众媒体对消费文化的建构作用[J].中州学刊,2005(6):239-242.

[9]王宁.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J].当代外国文学,2002(3):123-130.

[11]不麻不辣不革命出版界流行水煮“三国”、“水浒”[EB/OL].新华网:读书频道,2004-07-12.

[12]金宏宇.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之争[N].光明日报,1999-06-24(8).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4）

经典美文的阅读虽然在学校开展的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从实现情况来看，效果还不是很理想，还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关注。主要表现为：

1.“雾里看花”，美文选择视域狭窄。面对古代经典的“浩瀚海洋”，学校对经典美文的选择仅以专家的推荐作为标准，而没有切实地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教育实际需求出发，从而忽略了大量的对学生的人格发展有益的内容，阅读也就缺乏准确的定位。学生这些对经典美文的理解也就好像“雾里看花”一样，只能大概“观其形”，而无法“深知其味”，让学生感知古代经典中的人文智慧和民族精神，就无从谈起了。

2.“云淡风轻”，无以直激学生心灵。想要激发经典美文对学生人格健康成长的深远影响，教师的科学引导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一些学校对经典美文的阅读指导只浮于表面，缺乏对经典美文阅读的深度挖掘，学生学习只停留在书本上，缺乏深刻的人生现实体验。如此“云淡风轻”的阅读体验无法直达学生的心灵深处，激起学生与古人思想火花的碰撞，也使得想通过经典美文阅读培养学生健康审美和高尚人格的初衷化为泡影。

二、拓展视野，经典阅读实现对孩子人格塑造

在教育领域，任何急功近利的做法都会使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经典美文的阅读更是需要细水长流。拓展学生经典美文的阅读视野，促进学生理性阅读，让这些传统经典彻底焕发出人性的光辉，如“泉眼无声”般滋润学生的稚嫩的心灵。

1.内容以“情”为先。小学生由于受生活阅历的限制，对经典美文的赏析和领悟可能无法达到一定的深度。为改变这一局面，对于经典美文的阅读要从激发学生的“情”产生的角度出发，以情动人、用情感人，让学生了解亲情、友情、恩情、悲情，学会激情、怡情、同情，懂得自立、自信、坚强、大度、感恩。选择的数量不宜多而宜精，让孩子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古人的情感、智慧和意志，并逐渐领悟“此中有真意”，培养健康高尚的人格情操。

2.模式以“感”为先。无论是多么经典的文章，不能触动学生的内心，让学生深刻感受到其中的伟大与崇高，那么经典美文的人文功能将无法实现。所以想要让学生从经典美文中汲取智慧的营养，培养健康的人格，就要立足于教材的科学选择，把课堂指导和课后拓展进行有效结合，引导学生将阅读和吟诵、表演等活动结合起来，形成强烈的感知氛围，帮助学生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心体验和活动体验，增加学生对传统古典文学精髓的感悟。

3.指导以“乐”为先。兴趣是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因此教师要以“乐”为前提，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学生对经典美文的阅读兴趣，联系现实生活体验，营造充满浓郁的人文精神的文化氛围。如在登高时能不由感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壮志；面对江海时能发出“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悲鸣。

三、根植传统，经典阅读不断陶冶孩子心灵

倡导经典美文阅读既是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弘扬传统文化，健全小学生人格发展的必经之路。让孩子借助于传统经典文化的肥沃土壤，茁壮成长，逐渐闪耀出璀璨的人格魅力，成为新世纪的优秀人才。

1.涤荡审美心弦，丰富情感表达。对经典美文的阅读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还能丰富学生对情感的表达，增加学生的语文素养和人文涵养。如，在经典美文里有着大量的对于景物的描写，或如“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壮美雄浑，或如“竹外桃花两三枝”之疏朗俊秀，或如“孤帆远影碧空尽”之渺然高远，或如“一片孤城万仞山”之苍劲冷寂，对于小学生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审美之旅。这些拥有这丰富意象和独特审美趣味的文字，不仅能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他们的领悟力，涤荡他们的灵魂，也为他们树立起更加高远的审美志趣照亮了方向。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5）

    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精神总是呈现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二重变奏。意识形态是为社会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观念体系,它以各种方式来证明当下现存的社会秩序具有永恒性,即使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克服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使人们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境遇,承认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使现存社会系统尽可能地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反,乌托邦则是以否定或者怀疑现存社会为前提的,它总是指向某个超越于现实存在的境界或领域,并且对当下的社会存在具有某种批判性。乌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会系统发生变化,尽管并不一定是按照它所给出的方向来变化的。

    一般说来,那些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乌托邦精神的显现。正是因为不满足于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人们才会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为文学作品呈现出某种超越的境界或意义,可以满足人们超越现实的心理需求,人们才会将其奉为经典。席勒认为文学艺术具有弥合被不合理的现实分裂了的人性的重要功能;马尔库塞坚持文学的审美价值在于在异化的社会中保留人的自由本性,从而为生活艺术化的社会之到来做预演……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同样的理论预设,即文学艺术按其本性而言天然地具有乌托邦精神。因此,所谓文学经典也就是那些最能够充分展示特定时期人类乌托邦精神的作品。如果说乌托邦乃是人类精神之梦,那么,文学经典也就是人类之梦的话语显现。

    但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乌托邦、人类精神之梦等等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性范畴,因此,对它们的理解及其内涵的界定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这样一来,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就常常呈现出相互转换的关系。例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曾经是资产阶级乌托邦精神的核心话语,曾经激励资产阶级联合广大被压迫阶级起来推翻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但是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这些概念便转化为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了。同样,作为人类精神之梦的话语表征,文学经典自然也具有历史性,绝对不是超越历史的永恒之物。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昔日的文学经典迟早会受到冷落直至被弃置不顾。

    二

    如前所述,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文学经典的地位迟早会受到挑战,而且,社会文化变化程度越大,这种挑战也就越严重。就中国而言,“五四”时期,唐诗、宋词这些经过千百年考验的文学经典被视为“贵族文学”、“隐逸文学”、“山林文学”而受到贬斥。相反,倒是杂剧元曲、《西厢记》、《红楼梦》之类以往被主流文化所压制排挤的文学作品渐渐被奉为圭臬,成为新的文学经典。随着社会文化剧烈变革时期的结束,旧经典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昔日的魅力,新经典也继续受到人们推崇——这种现象说明,尽管在文学经典的谱系中会常常出现新成员,但原有经典却很难被完全遗忘。

    但是,今日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却较之“五四”时期更为严峻。“五四”时期文学经典所面对的挑战主要是来自西方现代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随着这两种价值观被重新整合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文学经典面临的挑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减小到最低程度,而今日之文学经典,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旧经典,还是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经典,抑或是外来的洋经典,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的挑战,这就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于文学经典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以其无可比拟的娱乐性功能将文学经典挤出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在图像文化远不如书写文化发达的时代,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曾经长期承担着知识阶层业余消遣的功能。然而在今天,电视呈现给人们的图像作品层出不穷,举凡古今中外曾经有过的艺术类型或风格,无论是雄浑豪迈的,还是淡远飘逸的;无论是清新自然的,还是华丽绮靡的;无论是含蓄蕴藉的,还是古朴直白的;无论是金戈铁马的,还是晓风残月的;无论是哀婉凄迷的,还是诙谐滑稽的……简直是应有尽有,足堪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电视机占领了人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更有甚者,即使还有一些时间留给了阅读,却又冒出了许多侦探的、武侠的、科幻的、个人隐私的等等文字书写来与文学经典展开竞争。毫无疑问,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读者而言,此类作品的吸引力是远远超过那些经典的。于是文学经典就成了某类特殊人群(文学研究者、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等)不得不读的“专业”书籍了。

    其次,大众文化以其巨大的解构功能摧毁了文学经典的神圣性。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蔑视权威,蔑视经典,善于用一种插科打诨的态度轻轻松松地将某种神圣的东西置于被嘲笑的境地。例如,在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和冯小刚的贺岁片系列中,古今中外,无论是神佛的庄严宝相还是圣贤的醒世箴言;无论是客观无伪的科学知识,还是神圣严肃的道德信条,一律可以作为笑料而用之。诸如反讽、戏拟、隐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在这里都变成了解构经典的有效手段。在大众文化面前,文学经典就像一个自尊自贵的书生面对一群泼皮无赖的顽童一样束手无策。

    另外,大众文化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它并不像以往文化变革时期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通过改变价值观念来贬低旧经典,确立新经典,而是并不树立敌人,毫无竞争的姿态,甚至还公然将文学经典作为自己的资源来肆无忌惮地疯狂吸取。古代的文学名著早已改编殆尽了,略有些奇闻轶事的历史人物也相继被搬上了荧屏。大众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它面前文学经典显得是那样弱不禁风。

    当然,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大众文化在摧毁文学经典神圣地位的同时,也无形中扩大着文学经典的影响面。以往只有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掌握的有关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审美的知识,也会通过大众文化而为广大百姓所了解。这表明,大众文化的社会文化功能是十分复杂的,不能简单轻率地予以评判。要真正弄清楚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还应该深入到对文学经典是如何形成的追问之中。

    三

    如前所述,文学经典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它必然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同时,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传播现象,文学经典的形成必然与知识阶层的整体状况直接相关,因此,从知识阶层的身份或社会角色角度考察文学经典的形成轨迹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从客观效应而不是主观动机角度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往的一切文学经典都可以看做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那个特定知识阶层或精英集团价值观念的显现,因此,也可以看做是他们具有特权地位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证方式。

    让我们来看看《诗经》是如何成为经典的。首先,这部古代诗歌总集被儒家士人推崇为“道”的载体,而“道”正是古代士人阶层所奉行的价值观念的共名,因此,也是士人阶层社会身份合法性的最终依据,即“道”实际上是文化领导权的象征性符号。孔子以降,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把为天下制定价值规范,即充当天下的“立法者”作为自身社会角色的基本定位。《诗经》既然是“道”的文本形式,当然就在整个士人文化的语境中成为不容置疑的经典。反过来说,《诗经》成为经典也就意味着士人阶层拥有了文化领导权。

    如果说从先秦至两汉文学经典的形成主要与士人阶层政治身份和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直接相关,那么,魏晋六朝以降,随着文学渐渐成为具有独立性的精神活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各个门类都呈现出独立化、成熟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业已获得稳固地位的士人阶层,因为各种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开始向着纯精神空间拓展了。对精神空间的拓展在客观上使这个已然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知识阶层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其领导者身份。如果说玄学是在形而上领域确立他们的话语权,清谈是在交往方式与时尚方面强化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那么,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活动则是在审美层面上凸现他们的精神贵族品位。这些精神活动的共同效应是使知识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也包括靠武力获得政权的统治集团区别开来,从而彰显其对于精神文化领域不容置疑的绝对领导地位。诗文书画的“雅化”追求与玄学的探赜索隐一样都是这个阶层自尊自贵的有效手段。实际上,只要某个社会存在着一个知识精英阶层,文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阶层的身份性标志。

    虽然六朝时期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士族文人是贵族化了的士人,与汉代以及隋唐以后的士人阶层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拓展出来的精神空间却为后世士人所接受,而且,他们也同样把文学艺术作为自身特殊社会身份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经典也必然是那些最能够体现士人阶层身份特征的作品。由于两千多年中士人阶层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文学经典也具有某种稳定性。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经典是由文学作品自身的因素决定的,可以超越于历史之上。然而,只要认真看一看“五四”以来近百年间不断出现的对经典的重新选择与确认,我们就不难看出经典与文化历史语境的密切关联,也不难看出经典与言说者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之间的紧密关系了。

    但是,事情依然有更复杂的一面,文学经典本身难道没有某种可以超越历史性限制而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因素吗?例如唐诗宋词,过去曾经是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性标志,可是现在依然为人们所欣赏。对于这种现象可以这样来理解:从具体的社会逻辑来看,文学经典的确具有确证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知识阶层社会身份的客观效应;但从文化逻辑角度看,文学经典又是人类探索并展现精神世界的产物。正是后者使之具有某种超越历史语境的可能性——只要人类精神上还存在某种相通性,那些深刻而巧妙地展示了精神世界的文学作品就会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所惊叹的古希腊神话与史诗“永久魅力”的奥秘之所在。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今人与古人之间的那种“相通性”会越来越小,与之相应,以往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也必然会越来越小。从理论上讲,任何审美趣味与评价标准都具有历史性,就其产生并获得主导地位而言,必然与某个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但由于它们同时关涉复杂的精神世界与意义空间,故而其影响力往往并不随着其赖以产生的社会阶层的消失而消失。我们知道,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贵族阶级在文化史上都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大拓展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广度与深度,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曾经为他们所垄断并成为其身份的确证方式,后来贵族阶级消失了,但他们创造的许多精神文化成果却长期为人类所共享。文学经典也同样如此,它们无疑与身份、权力相关,但并不与之共进退。

    四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了文学经典产生的社会的与文化的逻辑,也看到了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造成的冲击,那么,我们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的问题呢?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6）

【内容提要】我国的典权与德国的担保用益或利用质押，以及法国与意大利的不动产质，是形式不同，但功能基本一致的法律制度。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应保留设置典权这一传统的法律制度，并注意不必再设置不动产质，以免重复立法。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民法学界对典权的保留与废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典权是应该予以保留的传统法制制度之一。梁慧星先生主持的《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也明确地将“典权”作为专门一章予以规定，并且对保留和采用这一颇具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制度作了一定阐释。（注：梁慧星等：《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第288-303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80-589页。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室提出的物权立法草案，在该草案讨论中已经明确，将要补充对典权制度作出规定。）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典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制度，它具有何种法律特征和功能？对此，显然还需法学家在学理上予以明确和深入的阐释。况且，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对典权制度持怀疑态度；甚者还有人认为典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固有制度，当然要予以废除。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正确。首先，仅以典权为我国习惯法上的制度就要加以废除是违反法律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其次，就典权制度的功能而言，它和德国民法中的担保用益(Sicherungsnieβbrauch)基本相同，与法国，意大利民法中的不动产质亦十分相近；第三，从历史源流来看，德国的担保用益以及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不动产质实际上是同出一源的制度，都起源于希腊的相抵利用（αντιχρησιδ）。（注：罗马法文献中也曾有这个名称，是作为抵押的形式之一出现的。见D.20,1,2,1;13,7,33。对此，许多西方学者都曾探讨过。一般认为，这个制度是在希腊化时代被罗马人接受并渐渐普遍采用的制度，拜占廷时期还在埃及出现过。见卡瑟尔：《罗马私法》(Max Kaser,Das Roemische Privatrecht,Verlag C.H.Beck,Muenchen 1971)，第一卷，第470页；第二卷第319页。）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典权制度并非是我国独有、他国所无的法律制度。（注：现今国内大多数学者，无论是典权保留论者，还是典权废止论者，都认为典权是中国独特的不动产物权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现代各国没有与之相同的制度。不过，当我们用法律比较的科学方法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时，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不真实的。参见前引梁慧星等：《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第581页。）如果对上述制度的发展及其实质功能作一比较考察，那么就会发现，无论是德国的担保用益(Sicherungsniessbrauch)还是法国、意大利(anticresi)等国的不动产质，抑或我国的典权，它们的内在实质和基本功能是始终如一的，即都是一种财产或资源的用益方式。

一、我国典权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态

典权是我国的传统法律制度。同时，它也是现代我国民法中为数不多的、完全未受外国法律影响而独立存在的一项中国固有的法律制度。但是，典权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并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典权制度与土地和房屋的买卖制度有密切关系。（注：李婉丽：《中国典权法律制度研究》对典权有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考察。文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卷，1994年，第370页以下。）从典权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它在1929年以前，即民国民法典颁布之前，始终比较混乱。在有关法律典籍中，它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亦表明着不同的内容，如典当，典质，典卖及贴典等。而从史籍上看，典当不分，古来如此。（注：“质”乃古已有之，古代中国无论动产、不动产均以质称之。两汉以降，渐有典质互代，唐宋沿之。明清以后至今，典卖、典当互用已成民间习惯。台湾学者杨与龄认为，典质互用始见于《旧唐书》卷140列传。参见杨与龄：《有关典权之几项争议》，见苏永钦主编：《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253、254页。）清末民初法律改制起草民律草案时，曾经一度以为典权即日本民法的不动产质，故没有对其加以规定。（注：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种认识还是有道理的。详见本文下文。）但1915年北洋政府的大理院［上字］第448号判例却又否认了这种认识。是年10年，北洋政府司法部拟定《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共10条），是为现代中国最早有关典的立法之一[1](P.630-631)。不过，由此已经看出典与当之间未加区分的情况。即使是对典权作出了专门规定的民国时期民法典，也没有明确典、当之间的区别。而实践中更是始终普遍存在着典、当不分的现象。至于现今所看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批复，更是多以“典当”笼统称之。（注：现今我们所看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大多数批复，多以“典当”称之，表明学理和实践上的混乱。从下列有关典权的最高法院批复或函件看，即可知其一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房屋典当期满后逾期十年未赎，出典人及其继承人下落不明的案件的批复(1962,09,2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姜兴基与闫进才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63,06,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雷龙江与雷济川房屋典当关系应予承认的批复(1979,11,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80,1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典当回赎问题的批复(1984,12,0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在“文革”期间未能按期回赎，应作时效中止处理的批复(1986,04,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中几个有关问题的批复(1986,05,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期限计算问题的批复(1986,05,27)；关于处理私房社会主义改造中房屋典当回赎案件中的两个问题的批复(1988,09,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黄金珠等与张顺芬房屋典当回赎纠纷一案的函(1989,10,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罗超华与王辉明房屋典当纠纷案的函(1991,07,0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德辉诉佳木斯市永恒典当商行房屋典当案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1992,03,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谢元福、王琪与黄长明房屋典当纠纷一案适用法律政策问题的复函(1992,06,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郑松宽与郑道瀛、吴惠芳等房屋典当卖断纠纷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2,09,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连胜等诉烟台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屋典当回赎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3,02,16)；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1989,07,24)，等等。诸如此类，实际上都是典，而不是当的问题。但我们的最高司法机关并没有加以明确解释。）此外，法律理论上对典权的理解也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除不动产之外还包括动产的典的关系，民间所谓典当或典质即属此类；狭义是指标的仅限于不动产的典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严格意义上的典权。上述情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国有关典权制度的学理和实践都还存在着一些混乱。

其实，无论是从我国1949年以前或此后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典权主要是指以不动产为标的的用益权关系。在清末民初法律改制之前的传统民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7）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新闻学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已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何一个已经拥有博士甚至博士后授予权的学科，其背后隐藏的“新闻无学论”至今仍此起彼伏。基于此，有学者从词源上予以考察，“新闻学的原名叫Journalism，这个词的词尾是ism，这三个字母是‘方法’的意思。不过在普通外国的科学名词，它们的词尾，后面都是logy，而新闻学的名词却独异。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外国学者对于新闻学的这个东西，并不把它列于科学的地位”。①新闻学科之幼稚乃在于是“器”而非“道”。因此，有学者提出建构新闻经典是升华新闻学科的首要任务。②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盲目人为建构经典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即经典的建构是否基于人类认知的需要，黑格尔坦言：“人只有在认识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事物时，才是符合他本身的存在规律而存在着，人必须认识到推动他和统治他的那些力量，而向他提供这种认识的就是形式符合实体内容的诗。”③对于人类认知自我与世界而言，经典乃是一种启蒙、召唤、塑造，跨越时空的创造性，是一种认同的想象。

经典的建构不是一时一事的产物，也不是由某个权威机构或权威人物认定的。“那些具有经典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④但是自后现代转向以来，面对社会文化价值多元共生、大师缺场的尴尬，我们更相信经典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跨越时代的过程，是历史集体认同、多种元素共同参与的结果。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之比较

关于经典的定义，前人已论述颇多，本文不再赘述。文学与新闻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其关于经典的标准也许会有不同，但是两者又有着天然的联系，脱胎于18世纪英国文学的新闻学始终都受到来自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必定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即“……经典的作品必须首先具有原创魅力”。⑤但是为何在当今中国新闻学界新闻经典的建构不温不火，除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束缚之外，恐怕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几乎同时诞生，且处在相同的历史语境之下，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或许能够得到答案。让我们回到经典性问题的本体论意义上来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除了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基本特质之外，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相异之处。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具有思想启蒙的划时代意义，这一点中国现代新闻经典不能与之比肩。诞生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在许多领域重构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康德在对启蒙运动进行总结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强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人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反思自我、认识世界。近代中国民主主义启蒙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康梁维新变法运动，后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阐发，意图在中国建立以“三民主义”为根本特征的共和政府。

自明末清初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特别是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为西学在东方的传播贡献颇多，西学东渐局面日盛。“五四运动”前期，中国思想界其实已经是暗流涌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了挑战，在当时的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自创始起，新文化运动就显示了其激烈的批判精神，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儒学，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高呼要打倒孔家店的旗手则首推文学。1917年，《新青年》先后发表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自新文化运动至整个20世纪20年代，在一种全新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美学原则感召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集体建构开始了对封建守旧思想观念的颠覆并开始树立一种以重新发现现代人独立价值观与生命体验的意识形态。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这种意识形态对现代中国整体演进的最大促进作用即是对国民的启蒙。“启的不是家族体系的‘子民’之蒙，而是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国民’之蒙。”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对于国民的启蒙是基于对人的灵魂的拷问与重塑，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促成了偌大的具有封建传统的国家向现代性转变，在“求新”、“求变”思潮的冲击之下，国民迫切需要的是立足于社会改造、精神更新、人的现代性转变的领航者，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恰恰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

反观同时期中国现代新闻学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此后涌现出一批新闻学经典作品，如徐宝璜的《新闻学》，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由黄远生友人林宰平编辑的《远生遗著》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为何未能担当起像文学一样思想启蒙的引领者的角色，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新闻学传入中国不久，发展并不成熟，还处在向国外学习以及自身探索阶段；其二，这些著作本身或者是对当时历史政治现状进行宏观的客观描述，或者是有关新闻采访方法及新闻思想的介绍，两种都没有对人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其三，最重要的恐怕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学传统的国度，新闻学的研究在当时并未普及，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或报人，有着根深蒂固文学情结的国人更认同文学的表达方式。

经典的建构有赖于经典本身的多元阐释空间，这种阐释是基于对经典本身所蕴涵的丰富思想意蕴的多重解读。也就是说，经典的建构过程并非单一方面的结果，除了经典文本本身具备经典的特质以外，还需要有后人给予经典的多元阐释。“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互动的结果。”⑦当然，二者之中，文本所具有的经典性才是根本，这种经典性体现在文本作者对世界本身深邃的思索与追问，并且能够穿越时代的隔膜激发后人的想象。

相对于文学，新闻首要的特点是真实，新闻专业主义所信奉的是客观、真实、不带偏见地报道新闻。以备受新闻学界所推崇的《西行漫记》来看，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新闻学著作，同时也蕴涵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如果它比大多数新闻报道更有生命力，那是因为它不单单是抢先获得的独家新闻而昙花一现，更深的理由则是它客观地记录了许多永恒的历史事实。”⑧然而正是其不容否定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限制了《西行漫记》的多元化阐释空间，作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西行漫记》被打上了深厚的时代烙印，对其意义的表达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即作为研究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献的价值而存在。

与之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则构成了一个意义表达空间非常广阔的张力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于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历史背景之下，对封建儒学的彻底否定与批判在当时曾招致诸多质疑。除了对封建残余的批判之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镇在于对“人”的重现发现，是一代知识分子不断地在矛盾和苦闷中思索的结果，他们的表达与诉求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摹写，而是建立在对人性意蕴与文化内涵的逐层解剖之上，他们唤起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中国现代文学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人的才情和智慧的结晶，已经创造了堪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经典，它是这个时代人民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它已尽可能地发挥到了最高水平，无论今后的历史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当人们需要了解20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命运、苦难、境况、挣扎以及情感方式时，他还是会打开现代文学的著作。”⑨不同的读者在对经典文本解读的过程中都会获得各自的审美体验，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每个中国读者在解读鲁迅作品的过程中都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并进一步反思个体身上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而且这种反思是随着历史发展向后无限延宕的。

新闻学的经典焦虑

随着新闻学科的逐渐成熟，新闻学的经典焦虑也开始凸显。焦虑的表征之一在于新闻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地位。

从历史上看，经典的建构要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鉴于新闻学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位置，新闻经典的建构更多地受到来自主流权力话语的影响。话语权力中蕴涵的强制力量或支配力量将会大大强化新闻经典的建构标准，甚至，在这种标准建构下，新闻作品本身的特质会退居次席。

受众的认同同样对新闻经典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大众文化的流行，审美日常化时代来临，受众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主流权力话语的建构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解构必定会出现巨大的价值断裂空间。在这一点上，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树立的“样板戏”的命运便可窥见一斑，因此，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所面临的是“动态经典”与“恒态经典”的问题。

处于夹缝中的新闻学遇到了相当大的困惑，人为地强行建构经典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经典本身必须是开放性的，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被阐释，甚至被质疑。照此来看，中国目前新闻学界所推崇的“新闻经典”还不具备这样的特质。这与它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新闻经典本身大多掺杂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它们似乎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当然，由于新闻学学科本身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用文学经典的标准来衡量新闻经典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无论如何，产生于同一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已经证明了其文化传承意义和文化价值。“经典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文化序列的那些文本”，⑩照此来看，新闻学的经典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闻学的经典焦虑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

注　释：

①姜红：《现代中国新闻学科的合法性建构——“新闻有学无学”论争新解》，《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1），第52页。

②蔡尚伟、刘锐：《“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7），第152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页。

④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2），第48页。

⑤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⑥⑦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3），第152页，第150页。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8）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9）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10）

Key word： civil code character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practicability

一、 品格及民法典的品格

（一） 品格是什么

品格一词并非法学上的术语，因此，讨论民法典的品格，必须先对“品格”一词进行。让我们先来看看几部较具权威性的工具书是怎样解释“品格”的。《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的解释是：1）品性，品行；2）指文学、作品的质量和风格（P976）。《现代汉语辞海》的解释是：1）品性，品行；2）指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和风格（P507）。《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的解释是：1）品性风格；2）指文艺作品的质量和风格（P891）。《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的解释是：1）品质，品行；2）指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和风格（P755）。《汉语大词典普及本》的解释是：1）指物品的质量规格；2）指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格调；3）品性，性格；4）指官品（P832）。可以看出，“品格”（character）一词按对象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两层意思：一是就人而言，指人道德高下（one‘s moral character）的阶段。正如韩愈所言，人分上、中、下三品，而“上品”、“下品”均甚少，惟有“中品”最多；二是就物而言，指事物的质量和风格（quality and style）。本文正是从后一层意思上出发，以品格为中心，展开对民法典品格及其品格形成这一命题上的探讨。笔者先抛出这样一个新名词——民法典品格，绝非追赶时下流行的“立说”之风，实求形象生动且便于分析。“我有些新的观念，亟须赋予它们新的词汇，或者给予旧词汇以新的词义”。 在民法典膨胀为民法学界精英话语的形势下，透解民法典的品格及其品格形式不啻重审其基础；在民法典分化为自我欣赏的理论模型的市俭风气之前，澄清民法典的品格无异于正本清源。因此，在当今民法学界及立法界浮躁的运动式立法大潮之中，厘定民法典的品格对于民法典的制定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二） 民法典的品格

人有人品，文有文品，民法典也有它的品格。一国民法典的品格既是该国民族素质的凝聚与疏通，也是不同时代各种力量酝酿与斟酌之下的结果。从现象和本质的二元式结构出发，我们以为，民法典的品格包括本质品格（质量）与现象品格（风格）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指的是从民法典整体思维模式上表达出的核心价值追求，以及其所具有的深刻法律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后者指的是民法典编制、体例与用语上的特点。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每一大的时代所产生的著名立法，例如罗马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莫不具有它们鲜明的品格。

1、《法国民法典》的品格

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它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和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是一部革命性的民法典，兼有守成、统一和更新三重目的。它的本质品格在于高度的自由主义和解放精神，是“解放”人的法典，而不是“束缚”人、更不是“奴役”人的法典；它的现象品格在于其教科书式的体例及其浅显而又优美的文字表达，因此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出色的法国文学著作”。 这样的评价实不为过也。

2、《德国民法典》的品格

制定民法典真正的准备工作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才开始的，此时宪法的变化使德意志帝国拥有了制定整个民事法律的权力。1896年，距《法国民法典》出世约100年后，《德国民法典》制定完毕。《德国民法典》的目的主要是统一，其本质品格在于它所提示的民法学原理和民事立法的普遍及其极其保守的封建思想；《德国民法典》为后世看重的更在于的现象品格——严密的逻辑体系、精确的法律概念和法律用语。

3、《俄罗斯民法典》的品格

又是一个百年过去，1994年底公布并至今仍在制定中的俄罗斯新民法典 为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同时，也以民事立法的方式确立了民事法律改革的总体思想和。 俄罗斯新民法作为私法复兴，其变化主要内容就是放弃主要使用行政方法影响经济的做法并加强民法作用。因此，《俄罗斯民法典》的本质品格在于其向着私法复兴方向的努力。由于其还未制定完毕，因此，本文对其现象品格暂不做评论。

由以上三个国家的民法典可以看出，法典，尤其是对于每个人都关系密切的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典，是有品格可言的。同民事习惯法、民事判例及民事单行法相比较，民法典具备直接折射一个时代法律制度文明的显著特征，更为明确、直观、准确和质朴。特别是当前适逢我国制定民法典的重要时期，经审议的《民法（草案）》更是让我们得以近距离窥视未来中国民法典的价值定位与品位风格。毕竟，民法典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一把打开未来法律制度文明的钥匙。因此，对民法典品格的探讨，评价其优劣程度，探讨法典主要的思考特点和艺术特点，不仅可以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待作为私法的民法方向，而且还能够让我们发现即将完成的民法典一些可以避免的缺陷。正如拉德布鲁赫在谈到《德国民法典》时所评述的：“凡是大的立法成就，经常也同时带来一种法律发展的短暂平静。在杰出和统一的建筑上，人们会对进行妨害其风格的改造犹豫不决。”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决定我国民法典品格的诸因素进行分析，找出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通过这种前瞻性的预测展开分析法学以及社会法学上的批判，尽早发现，弥补作为法律制度文明中居于中心地位 的民法典可能出现的不足。

二、民法典的品格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