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1）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

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降速，虽然我国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经济步入新常态。仔细分析，可以洞察我国经济增长近年来发生的内在变化，经济新常态比较好地归纳了这种变化：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现阶段，以结构性产能过剩为特征的“供给失灵”是经济新常态的典型特征。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显著下降，表面上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的“供给失灵”。一方面，以钢铁为代表的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居民的有效需求受供给侧制约不能得到满足，国内消费和国内生产之间的脱节现象日益明显。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助力需求端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化解过剩产能，提升有效供给能力，这都是相对于需求端而言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脱离对需求端的认识，既不能忽视需求侧的现实需求，还要满足需求端的变化，更要通过创新引领主动调整供给端达到引领需求端的目标，形成“供需平衡”的理想状态。

第三，大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力基数在相应减少，这直接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加之，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已超出了其合理的利用范围，我们必须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这是人与自然的必然选择，由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确保健康可持续发展。

概而言之，就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扬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和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亟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可以说，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需要充分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加、减、乘、除”。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加法”，其核心目标就是转变以往以出口和投资需求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扩大消费需求，优化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化解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造成的“供给失灵”问题，使供给与需求协调平衡。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减法”，即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压缩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解决中低端产品过剩，同时，从制度改革层面，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激发其经营活力。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乘法”，即通过鼓励创新，使其发挥对经济拉动的乘数效应，通过培养引进创新人才，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挥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技术在经济中的作用，构筑以创新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除法”即以科学宏观调控体系为基础，排除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如去除财政和金融领域积累的风险。同时，也包含破除垄断、放松管制、减税，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等制度性问题，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

三、影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分析

经济理论认为，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五个：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国际经验表明，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容易地生成和体现出来，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两项的贡献更大，并且极其关键，所以我国后续经济增长动力的构建，应由五大要素动力源合乎规律的优化重构而成的混合动力体系来推动。

第一，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我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但是，据学界测算，在2011年前后，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2012年后社会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每年净减少数百万人，以低廉劳动“无限供给”为特征的劳动适龄人口充裕状况对于我国经济的贡献和支持，颓势已现，劳动力成本呈上升趋势。这些信号告诉我们，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人员素质及改变我国长期推行的人口限制政策，以此来对冲劳动力人口下降及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风险。

第二，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耗用巨大，生态环境恶化。我国土地及其它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不健全，导致土地使用费用昂贵，大幅提升企业用地成本，使企业难以通过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特别是新型科技型企业要素成本过高，难以为继，这与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形成背离，与此同时，传统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难以支撑后续经济增长，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相应问题，从根本的角度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金融服务发展滞后，不能很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多年来，我国企业一直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特别是小微企业更是如此。我国银行体系的服务面比较单一，没有全面覆盖各个层面的企业类别，对中小微企业的长尾客户服务不足，加之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企业融资不畅，负担较重，难以阔步向前。与此同时，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企业直接融资存在制度。对此，也只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多层次、高效的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第四，政府职能与改革不到位，制动供给仍严重滞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现阶段，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职能的优化与制度变革的进程，仍处于滞后状态，关键领域的改革不到位，如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金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均慢于社会预期，而这些改革直接与个人、企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第五，教育体制僵化，人才培养跟不上市场需要，科技创新驱动力弱。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必须强化创新驱动，但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教育体制下的人才培养模式跟不上市场发展需要，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缺乏科技创新的原创活力。近年来，虽然各大科研院校和机构的科研人员的数量和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但成果转化率不高，难以形成真实生产力。同样，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由此加快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四、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第一，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当前，面对我国劳动力人口明显下降、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趋势，必须果断调整人口政策，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劳动力保障，与此同时，一方面要提升教育质量，教育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优质教育服务，为我国实施人力资本战略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要适度放开移民政策，积极引进高端、优质的创新型人才。

第二，拟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及资源的供给机制，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减轻环境破坏压力。土地及自然Y源不可再生，科学合理制定土地及自然资源的供给制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自然资源的粗放式开发利用，减轻环境破坏的压力，使利用资源的效率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提质增效营造基础环境。

第三，全面实施金融改革，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针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全面推进金融改革。积极探索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有序放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资质，如现阶段发展势头强劲的互联网企业，利用他们先进的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同时，应加大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监管，让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充分发挥其投融资职能，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第四，充分发挥制度性改革，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结合当前企业实际情况，以“负面清单”为导向，进一步简政放权，让企业充分融入市场环境，以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提升企业经营活力，释放其潜能。同时，政府应加快完善制度变革的进程，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应加快改革的步伐，在制度方面为企业减轻负担，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激发企业活力。

第五，加强教育体制改革，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人才供给。经济转型升级成功的关键在于人才，人才是供给要素中的核心资源，高素质人才是推动我国创新驱动的根本保障，人才机制的改革，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来支撑，培养引进高端创新型人才，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人才供给。

第六，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供给和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定需求侧的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加强消费需要，也是化解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的“供给失灵”问题的有效途径。供给能够创造需求，需求也会倒逼供给，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离不开两者的协调平衡和良性互动。

五、总结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降速，虽然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中央将这种形势概括为经济新常态，也开始借此契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途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五大要素（动力源）出发，全面优化重构而成的新混合动力体系，从根本的角度转变我国长期依赖低要素成本和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新战略引领新发展，新思维带来新转变，概而言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途径。

参考文献

[1]贾康.“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6）：12-21.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2）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49-03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的研究决定，自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也就此展开。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哲学基础，有其自身的科学性，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我们认识和进行改革，因此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和实践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进行理解。

一、物质性、人本性、实践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三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以外的另一个重大发现，它是在批判继承旧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物质性、人本性、实践性是历史唯物主义三个重要的维度，也涵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

历史唯物主义最大一个特点在于它的物质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的重点之所在。作为实践的主体的人是物质的，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样我们的思维也受到物质的影响。

作为实践的主体的人是物质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物质演化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连主体都是物质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世界也不言而喻就是物质的。

直接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只有先活下来才能够去从事实践活动，历史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因此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必要的。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

不仅我们的生产是物质的，我们的思维也受到物质的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马克思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实践抽象为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这样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也无不反映着物质基础。1859年，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性。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性

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活动离不开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构成了历史本身，整个历史活动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都在于人，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是历史的出发点，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创造的前提是人的存在，人自身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生产、实践能力使人类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人的实践构成了历史的本身。“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当然人们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会受到既定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制约。

除了创造历史的主体和人类的实践以外，整个历史发展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除了物质层面的需求以外，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人除了生存还需要获得生存价值。整个历史的创造抑或是实践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能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将历史发展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人们认识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的理论工具。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功能无不体现了实践的特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实践性。马克思指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最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4]。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深层基础是工业实践，同时这与马克思本人的实践活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实践，通过解决现实问题促进现实的发展来得到丰富和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实践性。马克思指出，唯物史观，“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也就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

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并由此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5]。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人们通过实践来认识和解释世界，实践构成了历史的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功能体现了实践性。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能够指导不断变化的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实现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历史唯物主义在科学解释现实的基础上，也在使现实朝更好的方向前进。

二、历史唯物主义之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的物质性、人本性、实践性等特征，充分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其应用价值。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目标抑或是内容无不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浸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显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历史唯物主义对全面深化改革在理论上有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一）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的35年以来，我们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迅猛的发展。现今不论经济还是政治文化等都要求要进一步进行改革，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我们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而这在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要求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在现实上，我们面临着科技带来的世界不断的变革的新情况和新形式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任务这些现实。这要求我们要根据现实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进而根据决定加以实施，促进社会朝更美好的方向前进。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改革的正确性，已经证明了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实践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理论又需要不断地运用于实践中去，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性影响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哲学基础，它要求要做到以人为本，能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所在，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增进人民福祉和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本性的有利体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当然也是每个阶段的目标，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总目标的制定，能够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同样也是其人本性的体现。

（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

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协调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让改革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的制定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影响全面深化改革内容的制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是采取均力，而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经济的发展会影响到其他四个方面，通过经济的牵引作用，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使各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的发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并不意味着忽略其他方面的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会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影响，因此也要重视其他方面的改革。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就要求要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基础上，协调好与其他四种改革的关系，形成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促进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导向

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在理论方面的指导是科学的，同样在理论的实践过程中也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指导做出决定的初期，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始终，指导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协调好各项改革的关系，实现改革的有效进行，最终使发展成果惠及到全体人民。

（一）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当今世界的思想是多元的，我们应该坚定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已经在过去35年的改革过程中得到了检验，在接下来的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更应该牢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始终。当然，对于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应该要正本清源，科学地加以认识，对历史唯物主义有误解的地方要及时地加以改正，同时应该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

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应该攻坚克难，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势必会触动到很多人的利益，在改革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是维持现状还是勇于改革，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继续改革。我们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该要做到坚持改革，对于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坚决地予以整改，要有改革的决心，同时改革中应该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利益，对于不可避免的损害要尽全力降到最低并且加以补偿，使改革真正有效科学地深入进行。

（二）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协调五位一体关系

“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应该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应该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做法在改革开放以来就得到了证明，我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国有企业改革到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很大的作用。在以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应该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中，我们不能仅仅只抓也不可能只抓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条主线，还要协调好与其他体制改革的关系，要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前提下牵引其他体制的改革，使改革的各个部分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以人民为全面改革主体，增进全体人民福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因此改革过程中应该依靠人民来推动改革，以人民为全面改革主体。人民群众应该以主人翁的态度自觉主动地参与到全面改革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和首创精神，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进行添砖加瓦，为中国更好的发展助力。同时，党和国家应该要积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讨论以及实施过程当中来，让以人民为全面深化改革主体真正做到实至名归，真正发挥效力。

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做到以人为本，能够增进全体人民福祉。无论是以经济体制为核心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还是以人民为改革的主体，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都是让人民能够体面地生活，让人民能够幸福地生活，让人民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让人民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本性的体现，这也是改革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3）

中图分类号：G8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1.市场经济与学校体育的关系

在全球经济化浪潮下，我国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取得可喜成绩，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加速步入小康，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以市场取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的目标。

我国学校体育只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才能进一步发展。漫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学校体育是执行一种政治控制模式，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发挥较大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其不足之处逐渐明显，制约着学校体育的发展。目前许多学校体育投入不足，体育场馆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体育教师的内在潜能未充分挖掘出来。因此学校体育应当解放思想，并注意创造条件，培育和发展学校体育健身市场，场地实施租借市场，运动队训练和比赛采取多方筹资的形式，建立相应的经验管理制度和市场运行机制。发展学校体育产业，将增加的经费投入学校体育以求进一步发展。

2.市场经济下学校体育改革的必要性

在商品经济的社会，学校也并非完全与世隔绝。要把学校体育工作搞好，使学校体育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学校体育工作正处于一个质的改观过程，学校体育工作无论是在体育商品化的价值观念上、教学手段上、体育场地及器材管理上都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要求和发展。学习体育是全民体育的基础，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体育经济市场的视角来看，根据学校体育发展的规律，学校体育走向社会并进行相应改革是必须的。

3.市场经济下学校体育改革的对策

3.1学校体育改革要突出各自特点

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发展不平衡，从而造成学校体育也具天壤之别。因此，学校体育改革也必须突出各个学校的特点。学校体育改革应在总目标的引导下，根据各自的条件，结合各自的特点，利用各自的条件，发挥自身的优势，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学校体育改革活动之所在。

3.2学校体育改革要更新思想，转变观念

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形势和素质教育要求下，教师应该树立改革、发展、创新的观念，突破“学习体育就是身体体育”的传统思想，树立面向全体学生的观念、育人的观念、全面发展的观念和让学生主动学习的观念。利用体育竞争和市场经济竞争的原则，培养学生创新的精神、参与公平竞争意识与实践能力。

3.3学校体育改革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在激烈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体育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敢于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的挑战。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要体现一种竞争意识，鼓励学生在运动场上敢于竞争，勇于拼搏，发展学生的体育个性和特长。激励学生勇争第一，实现体育的自我价值，培养一批又一批崭露头角的优秀体育人才，带动学校体育人才的全方位的发展。

3.4学校体育改革要着重学生能力培养

学校体育要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把学生能力培养放在首位，注重发展学生个性，研究更多的教学模式，适应社会、学生发展的需要。要对现行的课程进行改革，制定新的课程体系，人文体育观和人文精神要进入体育教育体系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处理好全面与重点，继承性和时代性，健康性和知识性，目的性和趣味性的关系。

3.5学校体育改革必须讲求实效

众所周知，改革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采用的方法和途径。因此，评价某地区和学校体育改革如何，不是寻找它改了什么，而在于它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效果。这就要求学校体育工作者，能深入地研究问题，切实地解决问题，不要停留在某些概念上打转。要讲求改革实效，就要克服形式主义，组织部分参观交流，开一些相关研讨会都是必需的，但必须讲求效果。我们应当把有限的财力和物力，用于改革的刀刃上。

3.6学校体育改革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体育市场犹如商品市场，要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良好的服务来获得更多的顾客，而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优劣，取决于服务人员的良好素质。就目前我国学校体育人才的培养来看，无论是体育的经营管理人才还是体育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都远远不能适应各地体育发展的需求。学校的体育设施，产品的科技含量以及整个行业的技术积累都比较单薄，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的素质问题，就必须彻底改变我国现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严重滞后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建立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一条龙的方式，培育具有全面发展素质的体育专业人才，走高等学府和高水平训练相结合的道路。把体育教学、训练与全面发展素质结合起来，培养现代高科技的研究人才，素质全面的体育专业人才和体育产业与经济管理的综合人才。

3.7学校体育改革要突出学生个性和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传统的体育课程按行政班级上课，由于学生个体差异较大，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更新课程设置，深化学校体育改革，转变传统上课模式，建立开放式教学新秩序。从学生实际爱好出发，选择一定的运动项目，尽最大可能满足学生的兴趣，并稍留余地，在完成学校体育任务的大前提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这样既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还利于学生自我锻炼能力的提高。把老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教授法，改变为老师指导、学生主动参与，既培养了学生自觉参加锻炼的积极性，又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组织能力、指挥能力，使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发展的主体。

4.结论

在市场经济下学校体育改革如何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做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是一个值得我们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只要我们继续朝着这个目标去探索，我们的改革之路就会更加宽广，我们的体育改革才会取得更大成绩。纵观时展走势，学校体育工作一定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模式、新格局，切忌墨守成规。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4）

一、市场经济中企业性质与财务行为

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私人产权的基本含义是财产的归属主体是私人，并且对所有权利行使的决策完全是私人作出的。私人产权是给予人们对体现在物品上的那些必然发生矛盾各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对物品的可能用途施以人为的或强加的限制，而是对这些用途进行选择的排他性权利。排他性是私人产权的决定性特征，私人产权的排他性意味着所有者有权选择用财产做什么、如何使用以及给谁使用其权利，所有者(或者他授权代表他的人)决定用财产做什么，其占有由其决定产生的收益，承担由此而来的成本，使“收益和成本向个人集中”。私人产权的排他性将选择如何使用财产和承担这一选择后果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外部性内部化”。私人产权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强的动力去寻求带来最高价值资源的使用方法。然而在私人产权条件下，要想使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使资源配置有效率，就必须使个人能自由缔约，即要使人们在处置其产权上享有尽可能大的自。即私人所有权为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激励，而契约自由则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可能。由此决定了标准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厂商”；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能够提供“充分信息”的竞争性市场；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应”、“激励与约束并存”、“所有者与经营者共享”的权利安排。企业作为“厂”商，必须能够自主地进行生产，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性质是“专业化的生产单位”；企业作为“商”必须能够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经营者”或“市场主体”，其性质是“契约的联结”。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利润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企业追求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以及净现值的最大化；在融资上企业追求最优资本结构和最优融资顺序；在利润分配上，企业则注重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也相应地提高。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市场经济制度(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所内生决定的。

二、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国有制下政府必定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产权主体，政府要履行所有者的职能，即对国有企业负责人实施监督管理，选拔、任用、评价、考核、奖惩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对国有企业重大事项实施监督管理，包括国有企业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增减资本、股权转让、投资和融资等重大事项；对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扩大国有资产的再生产，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产品等。另一方面，作为政权主体，政府则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即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这类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等来提高效率；通过税收和支出项目等手段，向某些团体进行有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平等；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鼓励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法制等。其结果必然是“政资合一”和“政企合一”，国有产权的性质不能不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使原本是经济性的产权高度行政化。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系列的附属物，是政府这个超大型科层组织中的小科层组织；传统国有企业的性质是“行政性的经济组织”或“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同时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或“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因此，传统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定是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经营管理者没有经营权。而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的后果则是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亦即“既不负盈，也不负亏”。由此决定传统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独立从事财务活动的市场主体，其财务目标只可能是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产值指标。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重产值、轻效益”，囤积各种投入品；没有风险意识，没有货币时间价值观念，没有资本结构的概念；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都十分低下。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传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国有制和指令性计划)所内生决定的。

三、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则是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首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开始了初步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其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确立，标志着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第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第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使市场化改革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市场取向不可逆转；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的“双轨改革”、“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边际改革”、“局部改革”、“补贴改革”、“特许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改革。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则是“放权让利”，其间经历了初步的放权让利、承包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这一“市场取向”和“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从改革前“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变为竞争性的市场，国有企业逐步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但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并未涉及，国有制仍维持不变。由此导致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然从改革前的“国有国营”变为“内部人控制”；国有企业的性质必然从改革前的“国家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或“行政性的经济组织”变为“内部人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软预算约束也必然从改革前的“父爱主义的既不负盈、也不负亏”变为“母爱主义的负盈不负亏”。国有企业在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和财务主体的同时，却仍然面临着软预算约束。由此决定国有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留利最大化”或“内部人收益最大化”。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具有“投资偏好”，企业甚至有可能在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也进行投资；在融资上则具有“融资偏好”，企业无论是否有好的投资项目，都绝不会放过融资的机会；而在利润分配上则表现为“少分多留”，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却不断下降。据此，我们

不难得出结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国有制和市场化改革)所内生决定的；其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5）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02

引言

混合所有制是一种新型的所有制改革的探索形式，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革，经济改革的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能够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民企融合成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重头戏。

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出现和发展，主要源于国有企业改革，源于寻找国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其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助于“走出去”，是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支撑。经过多年股份制改造，虽然很多国企早已变成混合所有制，国资占比已较低，但政府干预仍无处不在，公司治理上不达标。 行政化垄断体制未真正打破，开了玻璃门，还有旋转门，准入限制未真正放开。

今天，我们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混合所有制是有发展的前途，但是更有发展的困难，究竟怎么发展，遵循怎样的原则，均有继续深入探讨的余地，有好多问题需要进行研究与探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目前的所有制已经由单一的公有制实现了多元化的所有制的结构，而且非公有制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加大，当然这种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仍然是占了主体的地位的，而且是占着绝对性的主体的统治地位的，我们改革的目的是逐渐地转向混合型的所有制结构。我们既要是公有制占统治的地位，又要是所有制向多元的方向发展，激发出活力，那么我们的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在国有独资或控股的大型或特大型企业上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是破解经济改革难题的关键

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在国有企业里边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可能实行单一的清一色的公有制，这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是行不通的！其直接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在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与目标，我们知道市场是要进行交换的，而交换是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进行的，若不同的商品同属于一个所有者是没必要进行交换与买卖的。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如何让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地合理地统一在一起，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项历史的难题。

我们国家采取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制度，在此前体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点，按照理论与实践的规律看，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具有天然的统一与合理性，而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具有天生的与生俱来的统一性与合理性，不论是理论的阐释还是操作方法的实践均已经证明了这点。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实质上是指所有权的过度与转换，而交换必须实现所有权的交换，如果你是在一个公有制范围内的交换与转换，那是没有意义的，市场交换实际上是所有权之间的交换，只有不同的所有制存在，市场交换才会有实质上的意义，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是有无数个不同的所有者经济，他们之间是可以自由地实现市场交换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能否满足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实现自由的市场交换，这是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巨大难题。如果要使市场发挥充分的作用就得对公有制实行改革，而我们是不能改变公有制的基本属性的，如果改变了，那样就成了私有制了，就不具有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了，是行不通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只有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而使得既能让市场机制发挥它的作用，又能够保持公有制的基本性质，不会实行全面的私有化，那么这样一来就可以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了。那么在混合所有制这种情况下就会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统一在一块。因此，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发展混合所有制显得十分重要与及时，因为所有制改革对于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是十分关键的事情，也是十分难做的事情。只有从混合所有制开始试点，一步一步看，如何应用一种所有制的方式，使其既具有灵活性，又不失公有制的性质与主体的地位，我们就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混合型的所有制。同时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如前所说，市场经济要发挥调节作用就必须对公有制实行改革。而这种改革由于不能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可行的路径便是在企业的微观制度上进行。这是必然的逻辑的要求。

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企业改革无非是为了激发企业的活力，让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因此我国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从一开始的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到放权放利、承包制、分配体制改革。后来到了14大以后，由于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事就触及到了所有制改革的问题，于是就在所有制的改革上下功夫。这种改革也有中小型的企业逐渐发展到了大型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逐渐地放开了，这样一来就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与潜力，这就更加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我们所实施的所谓的抓大就是特大型的企业永远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些企业掌握着国家国民经济的命脉，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亦即公有制的属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国家对这类型的企业的改革是不能在所有制上考虑的，而只能通过内部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来调动其的积极性。然而这种改革其实不能很好地凑效，于是我们还必须通过混合所有制的这种改革去激活企业的活力与适应市场经济的活力。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范围与程度

根据多年的改革的总结看，目前改革的主要任务确定在国有企业上推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改革的范围有多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么哪些企业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企业就要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那些不是以企业盈利最大化的企业则不是不属于改革的范围。这样讲起来大家应该是好理解了，就是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不能总是说国家的国有企业都是效率低下的，这要看怎么样地去衡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国有企业的存在，因此国有企业的存在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长久的利益并不是阶段的利益、眼前的利益。由于这些项目往往见效慢，所以一般的私人企业又不去干。因此上讲国有企业效益衡量的标准应该在看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兼顾社会效益。因为有些领域的投资回报率是很低的，但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是社会与民生又是必须要的，这时往往那些私营企业主或者是中小企业是根本不愿涉足的，而这些领域有又是国家长远发展所必需的战略领域，国有的企业必须承担起这种国家责任与社会发展的责任。而在另外一些的大多数的一般性的竞争领域，则需要的就是有活力中小型的企业去从事活动。

那么，究竟如何选择这些个改革的范围呢？具体地可以这样讲，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性的国有企业，选择的标准就是唯一的一个：看是否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如果某些企业就是以经济效益为衡量的标准的话，那么就应该纳入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范围。当然，如果这些企业本身也效益很好，那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了。当然，地方的企业相对于央企而言，是更看重经济效益的，其推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的步子可以放的大一些、宽一些，这是与地方企业本身的性质有关系的。

在竞争与垄断的领域应该如何做出选择呢？原则上可以这样讲，只要是在竞争的领域均可以让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以不管你是企业规模的大小，只要你是身处在竞争的领域，就可以选择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范围。有些看似垄断的企业实则不一定是“天然”垄断的行业，是制度历史造成的，这时则更应该打破这种垄断，混合所有制改造正是打破这种垄断最佳的一种选择。这里必须要分清楚，一些关乎国民经济领域的重点行业，比如：石油、电力、铁路、银行、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从事的企业还要不要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呢？这个问题笔者觉得是应该从这些方面来考虑。其根本的一条就是哪些是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哪些是属于竞争性的行业？要不要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在这七大领域要进行认真地思考，切不可盲目行事，要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况进行，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逐步地看实际运行情况再分步实施，有些领域可以让民间资本进入以激发活力的地方就应该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而若不适宜民间资金进军的领域则不宜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的目的主要是要和该企业要实现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若该企业追求的是利润额的最大化，则就应该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以期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般地讲市场经济体制对进入的企业在产权制度方面有三方面的要求。

首先的一个要求是企业的所有制在产权上具有纯粹的经济性质，而不能具有超经济的性质。而往往我们的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控股的企业都具有超经济的性质，他们就难以适应市场，难以接受市场经济规则的约束，就不可能进行公平的市场交换。要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的改革，使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就必须让其在产权制度上不再存在超经济的性质，而要改变这一性质就必须是不能独资或者不能占有绝对控股的股份，否则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就走了形式，没有真正起到改革的作用，因为改革是为了让市场在起作用。在我国的国有企业里进行混合所有制的这种改革，使其真正实现政企分离，从而激发出活力，但还不能改变公有制的性质，这是个难题，因为我们国家还是，还存在处理企业与党的关系，因为我国目前的政体是党政合一的体制。

其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求企业之间的产权界别是十分明确的，即是你是我都十分清楚明了，只有这样交换才有可能，只有产权清晰了，才不会在交易的过程中产生这样和那样的摩擦，交换的成本也就很低了，而如何使国有企业的产权十分明晰，而又不改变公有制的性质，这也是十分难度大的事情。如果形式上是混合所有制，但其实质变成了私有制的了，那这就不叫制度创新了，这就是走了老路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的做的。

第三，在混合所有制的内部，不同产权和要素之间结合为同一企业的过程，本质上这也就是一个交换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十分关键。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不同股东（所有者）之间的权利怎么样得到保护？如果采取的是现代的股份制的企业，大小股东之间的权益如何来协调？既要使企业有明确的决策权的主体，又要使企业有保障小散股东权益的机制。总之，混合所有制条件下所有者的终极所有权、企业法人的产权、公司的经营权以及员工的权益等方面如何均衡，这是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整个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在相应的法律制度上应该至少明确以下原则：第一，不同的要素之间是要自愿平等的，绝不能强求违背各个要素的主观意愿；第二，不同的要素之间的权利一定要平等，绝不能你大我小；第三，不同的所有者均可自愿退出；第四，不同的所有者之间的信息要对等地分享；第五，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利益分配要公正。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6）

改革的过程与改革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布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引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支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认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飞跃。1993年12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和具体任务。XX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和具体部署。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布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支配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一条主线。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如何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非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核心和要害，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要害。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提出，“增强企业的活力，非凡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十四大以来中心的许多重要文献对这一问题有更明确的论述。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将“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作重要的经验之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本质区别。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画龙点睛”，点明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和特色。

中国的经济体制模式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要求

经过30年的深入改革，我国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这一体制模式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其主要特点有:

1、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中国逐步确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方面，要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产权清楚、权责明确、政企分开、治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既要充分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又要充分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结合，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2、国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的基础作用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国家不仅是宏观调节的主体，也是公有制的主体、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主体，是推动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看，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3、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相结合。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包括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依法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通过制度建设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第三，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第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贯穿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全过程。

4、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开放与改革、开放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但我们还应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一方面，必须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另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注重维护国家和经济安全，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始终保持对要害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同时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体制模式虽然还不够完善，但已经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色和根本优越性，它将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成熟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目标决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方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成了两条明显不同的道路:前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向世人昭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还在于它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在坚持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基层单位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双轨过渡，增量先行，在保留计划协调的前提下，通过在新增资源中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比重的办法来稳步向市场经济过渡。

——整体协调，重点突破，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分部门、分企业、分地区各个突破，由点到面，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换。

——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分步推进，循序渐进，先试验后推广，并根据实践需要不断调整目标与思路。

目标决定方法，方法内生于目标，不能脱离开改革的性质和目标来抽象讨论改革的方式。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采取了渐进式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非凡性质决定的: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基础的，改革的目标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宪法制度，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赋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的活力，经济改革的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改革的方式和过程必然具有暖和渐进的特点。

2、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发育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而且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中国的市场化与工业化、体制模式的转型与发展模式的转型是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改革。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形式，它的具体含义和实现形式并不是先验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上，把改革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完善仍需一个较长过程。

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差别不是方式和方法的差别，而是改革的目标和性质的差别，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两种不同改革道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7）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4-0011-03

2015 年11 月10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供给侧改革”思想，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方向性转变，重心从需求调控变为供给调控。2016年5月1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供给侧改革”讲话的精神，其实是一个思想体系，前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进行，性质是“结构性改革”，关键是“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目的是“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因此，学习讲话，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要用整体性思维推进“供给侧改革”。

一、遵守前提

讲话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供给侧改革”。其含义就是要稳中求进。

“供给侧改革”与“扩大总需求”并不矛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些都要求“扩大总需求”。人民群众的需求不仅是对产品品种、数量及其质量的需求，还包括对产品生产过程的关注，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不是缩小反而要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梦的实现、全面小康的建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随着大国外交、全面外交和“世界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对上游产业、高端产品和现代化服务的要求不断增加，总需求必然扩大。采取“供给侧改革”，顺应形势发展，淘汰中低端产品和低档服务供给，提供高端产品和现代服务供给，最终是为了扩大总需求。

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处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时期。第一是“经济增长换档期”。经济速度下滑，从过去高速发展到现在减速为6.5%。第二是“结构调整期”。经济速度问题其实是结构问题，长期依靠“需求侧” 拉动经济发展，久而久之形成粗放式发展模式，使得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破坏生态环境，经济下行压力大。第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即动力转化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我国政府采取“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强刺激政策，以扩大需求、保证增长。结果经济增长了，但是副作用很大，出现投资回报递减、资产泡沫，使国民资产负债率杠杆越来越高。在这个时期，继续依靠“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必然受阻，总需求受到影响，所以采取“供给侧改革”是势在必行。但是，“供给侧改革”是长期性刺激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无法短期见效。因此，在它的作用没有明显发挥前，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适度扩大总需求并进行改革，否则就会“栽跟头”。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进行供给侧改革，转换经济发展动力，当务之急是“稳增长，调结构”。我国经济基本面和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局面没变，经济发展潜力大。但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攻坚克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如经营困难型企业数量增多、调结构难度大等。首先是保持稳定增长速度，在经济平稳运行中为“调结构”赢得时间；同时，不以GDP论英雄，追求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其次是“需求侧”手段还有发挥作用的地方，如社会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需求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在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大。消费仍然是增长的基础，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关键，出口仍然对增长有促进作用，必须综合运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种手段。提出“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进行“供给侧改革”是非常正确的，既立足于实际又指明了改革方向，抓住了稳定与发展的关键，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在稳中求进中推进“供给侧改革”，要做到稳增长与调结构同步进行。第一，要正确处理“稳”和“进”的关系，既要稳中求进，又要进中求稳。第二，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消除体制机制弊端，攻坚克难，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第三，要发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资源环境在内的全生产率要素作用，为“供给侧改革”提供长期动力。

二、正确认识

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就是要下决心进行“结构性改革”，要求明白“供给侧改革”性质、目的和紧迫性。

“供给侧改革”的性质是“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侧”这一源头着手，从生产、供给端着手，进行结构性调整，提质增效，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是系统性改革，涉及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环境等各种要素，涉及制度创新、市场决定作用的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调动，核心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供高质高端产品和现代化服务。要求在微观上激励市场主体积极竞争，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良好氛围；在宏观上要提供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包括制定公平公正市场竞争规则，降低企业成本、减少政府干预，补上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方面的短板，改善民生。上述这些都是长期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搞好经济运行、科学宏观调控的要求所在，其目的是通过这项改革调动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全要素生产效率作用，主动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扩大有效供给，“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需求侧”和“供给侧”是宏观调控的两种手段，这两种手段的调整都对经济结构产生深层次的影响。这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协调的一面。在供需关系中，要求这两个方面协调发展，但是不同时期有所侧重，否则就会出现结构性失衡现象。当经济萧条或过热时，采取“需求侧”手段，从扩大或抑制需求出发，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短期调控。采取积极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可通过乘数效应对总产出产生拉动作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但是，长期采取这一手段，势必产生金融危机、政府债务危机。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少总需求，给经济发展过热降温。但是，长期采取这一手段，最后会出现需求不足，影响经济持续发展。采取“需求侧”手段，短期成效好，却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造成一方面需求得不到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和现代化服务无法提供。因此，要使经济发展动力强劲，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采取“供给侧”手段，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提供高质有效供给。

当前，我国出现严重的供需关系结构性失衡，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采取“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这一“需求侧”手段，曾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使得改革开放后30年高速发展，但是需求始终是短板。特别是采取这一手段刺激起来的部分需求被转移到国外、如曾经出现到日本买马桶盖，到香港、新西兰买奶粉，到欧洲买奢侈品，到美国、加拿大购房的现象。一些国人因为到国外扫货，被称为“购物狂”。如果继续采取这一手段，将无法改变“供需错位”“无效供给”“过渡供给”局面。即使能上天登月、极度深潜，也无法提供人民群众需要的满意的既环保又高质高效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满街的汽车，却没有几个是自主品牌；房地产过度开发，成为“鬼城”；钢铁产能过剩，关键材料仍然依靠进口；人们一方面对国内教育、医疗、金融、旅游怨恨不断，另一方面又到国外消费。“无效供给”、“过度供给”造成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太多、信贷杠杆难释放、地方政府负债率高、企业成本上升、有效需求成为短板。

三、把握关键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从产业、产品、服务着手，进行结构性调整，提质增效，那么搞好这项改革就必须把握指出的“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一关键。“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成为2016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要求完成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五大工作任务。“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应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任务，供给老百姓最需要的产品。痛下决心，淘汰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等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产能。通过适度限购、二孩政策、户籍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等多方面措施，减轻房地产的库存压力。反对企业采取投资加杠杆的运作模式，加快金融运作，通过地方债自发自还、债转股、资产重组等多种方法化解呆账坏账，去金融杠杆。

第二，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改变生产率低、技术落后状况，提供高端产品和现代化服务供给。首先是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现代化服务行业发展，构建产业新体系。其次是优化产业结构，搞好现代服务。以信息化、智能化为依托，进行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发展“互联网+”“工业4.0”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发展现代农业，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之路。提高第三产业在三产中的比重。虽然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50%，但是仍然不够。扶持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产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实行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共享，实现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相互融合，进行产业组织、供应链、购物链、消费链创新。再次是加快制造业强国建设。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掌握关键领域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疗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的核心技术。最后是创新消费模式。通过畅通消费渠道，推动消费升级和消费产品结构调整，培育新消费，使人们成为“全渠道消费者”。

第三，创立新服务型政府，提供高效公共服务、高质公共产品，“降成本、补短板”。要求政府制定政策，确保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制定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企业参与竞争的积极性，提供企业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的平台。降低行业准入条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打破区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减少政府对价格的干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鼓励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使直接融资比重增加、企业融资渠道畅通、市场筹资功能多样、互联网金融融资作用充分发挥，解决“三农”和小微企业的筹融资问题。制定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降低企业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在内的制度易成本。出台刺激经济政策，加大对水、电、路、通讯的投入，加大对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投入，解决如入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补好改善民生问题的短板。

第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瓶颈问题。首先是发挥科技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引领作用，利用先发优势， 赶超发达国家科技水平。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其次是要求企业、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作出贡献。企业是创新主体，具有主导作用，要开展基础性前沿创新研究，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推动设备更新和新技术应用，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者。政府要把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重大科技项目，组建重大创新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建设技术创新中心，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给予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的自，调动其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最后是把握新技术新产品研发与转化的关键环节。创立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共同发力的创新模式，建立完善财政投资、产业升级、科学研究、推广应用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创新机制。创新发展市场环境，创新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有序流通。由此，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服务水平低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瓶颈。

四、立足长远

“供给侧改革”是系统性、长期性的经济结构改革，关系全局，必须立足长远，以“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8）

中图分类号：A81；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63-03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论证全面深化改革，是科学认识这一战略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助动力，与十三五规划建设和“两个一百年”紧密相连，是一项长期性的发展策略。因此，必须切实从根本上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性，坚决以改革为动力，推动实现“中国梦”。

一、改革是重要生产力

马克思哲学原理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的一条发展主线。要实现社会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两对矛盾，而在现阶段解决基本矛盾的途径只有改革。通过改革生产关系释放更大的生产力，通过改革上层建筑稳固经济基础，社会发展要充分发挥改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突出改革的贡献。

之所以认为“改革是重要生产力”，是因为在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改革是深层次的本质上的变革，是决定和影响其他因素的根源。虽然政策、地域、市场、科学技术等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这些因素只是单一的表层影响，并未动摇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体制，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成为“生产力”。改革是重要生产力，是因为改革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是社会的总体合力。改革在社会发展中是各要素的集合，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最大限度的释放发展潜力。

邓小平在改革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旨在以科学技术为改革的动力支持。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上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正确的制度和改革方向是其必要前提。历史经验证明，没有正确的制度和改革的指引，科学技术很难将其潜在的生产力转化出来。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四大发明”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相反地被用于封建的迷信和禁锢中；而“四大发明”却在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得以广泛的应用，从而开辟了全球性的资本市场。在不同的政治文明下，科学技术并非是绝对的“第一生产力”，而通过制度改革则可以最大限度的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改革通过对自身一系列不和谐因素进行自我调整，将社会发展引入新的趋向。但是，改革自身也有优劣之分，好的改革能解放生产力，同样不成功的改革必定会遏制生产力。成功的符合社会发展的好改革，会从不同方面影响社会发展。好的改革能激励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劳动者的创造潜能。而坏的改革则会挫伤劳动积极性，导致发展缺乏动力；好的改革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优势，如市场经济改革中，通过改革市场与资源配置的关系，使经济迸发了巨大的发展活力。而坏的改革对资源不合理的配置，势必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好的改革同样可以深化分工，保证人力资源各尽其职。坏的改革则会造成人力滥用，降低效率。因此，改革是重要生产力是指好的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而好的改革必须以具体实际为依据，制定符合实际的改革战略，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重要生产力。

二、坚持民本改革的方式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哲学思想中对人民群众就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更要坚定人民主体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民本改革。所谓民本改革，就是要充分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进行改革，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并将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切实满足群众需求，为群众提供最优资源，实现社会发展的合理分工，最终进入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民本改革要以多数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并以满足多数人的需要作为落脚点。改革是否科学的衡量标准在于是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只有满足大多数人需要的改革才是好的科学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满足了小岗村大多数农民对土地的需要，才会在农村积极开展，成为农村改革的先头军。将改革立足于多数人需求上，是人本改革的直接目标。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得到拥护，才要优先推行。但改革势必会损害一部分旧有利益，要将这部分群体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在改革中兼顾补偿，才能继续深化改革，大胆推进。对于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与需求的改革，必须坚决抵制，形成正确的人本改革观念，坚持人民主体。

民本改革要依靠多数人。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把多数群众作为改革的对象主体，让群众充分参与到改革的进程中，提高参与度。纵观以往的改革，改革的主导力量多为精英决策层，大多数群众是作为被动的角色参与改革。在后续的改革进程中，改革重点要提高多数人的参与度，在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多数人的创造力。在设计改革方案上，要积极征求多数人的意见，确保方案能体现多数人的意愿。在改革过程中鼓励多数人参与，通过集中民智形成新的改革策略，真正做到人本改革。同时，依靠多数人监督改革，保证改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保证改革能在多数人的参与下不断深化推进。

民本改革要以多数人的利益为落脚点。改革的依靠力量是多数人民群众，因此改革的成果也必然由多数人共享。通过改革促进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实现资源在多数人中的合理配置，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多数人。民本改革要为多数人改善生存空间和发展条件，成果要落实到民生等实际问题上，保证医疗、教育、卫生、就业、基础设施、信息等资源的相对合理性，避免造成地区差异过于悬殊，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社会资源，实现公平的资源共享。

三、用系统论的观点看改革的“5+1+1”模式

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万物间各要素相互作用，构成有机系统。因此，联系是事物之间最重要的关系特征，系统是由不同的联系组成的复杂共同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逻辑看，系统的整体作用大于单一的组成要素相加之“和”。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涵盖了多个领域。通过不同领域改革的突破，实现改革成果的跨越式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改革作为重要议题，设计采用了“5+1+1”的模式，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国防军队等多个方面，切实加强各方面的基本联系，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方式推动改革，保证社会发展。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济上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彻底革新了原有的经济体制模式。但是，经济改革中伴随产生的问题也成为遏制改革的壁垒，而这种壁垒的产生是由于改革的各方面不协调导致，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生态改革等相对滞后与当前经济改革中的诸多问题密不可分。政治上的问题以及公务员体制的僵化，是造成经济改革瓶颈的重要原因。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需要在政治上总体设计规划，统一共识，破除阻碍改革的固化机制。由于前期改革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生态链被单纯利益切断，生态问题倒逼经济改革的深化。在发展成果的分配方面，改革过程中，社会承受度明显落后于经济，社会两极分化与分配不公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改革方向和重要关节点。因此，改革不能实现单一方面的突破，必须以全面、系统的眼光协同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主要表现在注重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5+1+1”模式作为唯物辩证法范畴中的系统，通过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国防军队等要素，促进改革的不断深化。加深政治改革，革新民主政治的新体制，从政治上为其他改革提供有力保障；推动文化改革，以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为依托，从思想文化层面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形成改革的思想文化氛围；以人民共享的社会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落脚点，转型期以及改革遗留的问题成为制约改革的首要藩篱，因此其他方面改革要密切联系社会改革，使社会改革细化并深入到其他改革的各个环节中；生态改革作为改革的新方向和聚焦点，在改革进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生态环境直接关乎于生存和发展，为其他改革提供必要的自然基础和生存空间，同时生态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契合点，为经济改革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党的建设和国防军队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领域，面对新形势，“打铁还需自身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领导其他改革的根本保证，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防军队改革为其他改革提供稳定的改革环境。各领域改革相互联系，协同推动，是全面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

四、抓住主要矛盾认清改革战略的重点

矛盾论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本观点之一。他认为矛盾内部存在不均衡的发展，矛盾分主次，主要矛盾占据支配地位，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向。因此，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要抓住主要矛盾，把握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我国三十多年改革的直接成果便是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基础和重点。只有抓住这一重点，彻底改革经济体制，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主导和支撑。

唯物论哲学认为物质第一性的观点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地位提供了哲学依据。经济改革为全面改革提供物质基础和改革导向，是全面改革的先驱，其发展直接影响改革成果，是评判改革的重要标准。政府调控与市场配置是经济发展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充分调整两方面的矛盾，使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持续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改革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都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得以解决。转型期政治上存在着腐败和滥用权力等问题，而这种政治问题多与经济问题有直接关联，因此改革政治体制需以经济为依托，规范市场秩序，以经济的有序推动政治的有序和透明。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了生态改革成为现阶段的重要改革方面，单一的生态改革模式很难切实深入的推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利益集团的物质利益，与经济发展相冲突。因此，推动深入生态问题的改革离不开经济改革。将生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维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一两者的目标，以经济改革带动生态改革。社会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连，社会问题的产生与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强，以贫富差距问题为代表，这一社会问题是经济分配直接导致的，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便是革新经济分配问题。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改革的必要手段和方式方法。在党的建设和国防军队改革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为其提供强大的物质后盾和改革动力。从改革开放进程看，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最早，发展成果最为显著，积累经验最为丰富。因此，经济体制改革为其他改革提供蓝本和借鉴，并寓于各方面改革进程中，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中最为活跃和重要的方面。

五、解放思想突破改革藩篱

马克思哲学中肯定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解放思想本质上就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放思想就是要不断地使主观思维随客观实际的发展而发展，使两者相统一，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动态平衡。解放思想又是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是从实践中总结新的认识，用新的认识指导新的实践，实现与时俱进的思想革新。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在固化的机制体制中寻找突破口，更需要解放思想革新固化观念，以新的观念指导改革。解放思想是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先行者和突破点。

历史证明，改革开放并非是直接的实践结果，而是新的认识指导实践的过程。改革初期由于传统的计划形式和思想的限制，党中央以及普通民众对于改革开放并不认可，这种思想意识的滞后直接阻碍了实践的进步和发展。在改革的进程中，实践不断证明改革思想的正确性，也证明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存在的异议必然是解放思想不彻底的结果，要继续从思想上打破制约藩篱，力克传统的思维方式，使主观思维符合客观事实，充分以认识指导实践。解放思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在发展中解放思想，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解放思想，通过解放思想，以创造性的发展模式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实问题所共同反应出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也在于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路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9）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论文库）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论文库）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10）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3-0301-01

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

1、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制约各项改革的突破口和瓶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各项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难度也更大了。特别是在深化全面改革的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又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因此如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各项改革就很难深入。

2、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强，这与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形成矛盾。我们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过渡期，在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不断提高，期望值也不断增强。但是，我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同时，由于财力有限，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只能逐步增加和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只能逐步加快步伐。这种状况，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值形成了反差。同时，人民群众不仅要参与改革也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希望尽快获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求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既要引导群众参与改革，又要教育群众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3、政府管理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管理的方式向主要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间接管理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更新政府管理的理念，彻底抛弃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官本位的思想，实现由政府主体向市场主体的转变。其次，要改变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做法，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实行依法行政。再次，要尊重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

4、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难题。一方面，宏观调控的权力在中央，必须从全局出发，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一方面，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要做到这样，必须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正确处理和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合理性问题、制度性问题及规范性问题等。而解决这些问题，既涉及党政关系，政企、政资、政事、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关系，也涉及机构设置和减少行政层级等问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统筹兼顾。

5、新形势下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成了改革的对象，对政府自身的要求高了。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作为改革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握有行政权力，处于主导的地位。随着改革的深入，角色发生了变化，本身成了改革的对象，需要大幅度地减少和放弃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这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为目标，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切入点。

1、服务型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目标模式，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要着眼于完善这一目标模式。服务型政府不仅仅是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强调，更重要的在于，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政府管理的目标模式，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本质、政府职能作用和政府管理方式的一种实质性概括。从政府管理的本质属性来讲，我国政府的实质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从政府作用的范围来看，我国政府的职能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其中，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的核心与实质。从政府管理方式来讲，我国政府要优质、高效、规范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同时加强政府服务型机关建设。

2、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有益探索，理论界和各级政府对建设服务型政府已经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