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价值理论篇（1）

价值2009年11月26日，政府出台关于2020年碳排放降低目标的整体规划，并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现阶段，针对低碳经济所进行的研究不断升温，而低碳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又是推动这一课题研究的关键环节。从经济学角度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尤其是对其经济学价值进行研究，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强势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分析

1.生态经济与低碳经济

生态经济学侧重于生态结构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是生态与经济相融合而衍生出的边缘学科。低碳经济则是根据生态变化规律而进行重构的科学体系，目的在于将经济原理与生态系统相结合，进而形成全新的生态经济，并以此作为指导公众生产、发展的理论依据。生态经济注重生态的平衡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具有“三高一低”转变为“三低一高”的典型特色。也就是将低效率、高能效、高成本、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成本、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崭新模式。生态经济体现出生产活动与自然发展的顺应和谐性，也就是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服从生态规律，从而形成绿色化发展的态势，强调“绿色GDP”理念。在温室气体严重威胁人类发展的前提下，低碳经济被广泛倡导，提出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指导思想。低碳经济思想的提出与当前资源危机以及经济主体的客观反省有直接关系，生态与经济并非对立关系，在经济主体的协调下两者能够成效互补效应，从而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气候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气候经济性学概念的提出源自2005年，德国学者施瓦茨在《气候经济学》中对其进行了深刻阐述，提出气候与经济所形成的密切关系。由于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对于全球经济的不良影响也将越来越明显，其破坏程度不低于战争和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对经济所形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公众的设想范围。气候经济学以气候环境的变化为主导，诠释出气候与经济的内在联系。低碳经济则主要侧重研究二氧化碳超量排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两者从本质来看具有高度相似性，只是在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国外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主要以气候经济性为依据，这一取向对于国内经济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3.资源环境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资源环境经济学主要探索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寻找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规律，从而使经济发展兼顾环境效益，主要研究内容有对环境污染损失进行评估，对环境治理成本和产出进行评价，根据生产排污量确定其收费标准，确定科学的排污指标并界定其转让金额。资源环境经济学重点研究资源的既有价值，提出环境破坏需要付出相应成本，并明确其核算方式和解决对策。从高碳对环境的破坏以及低碳对环境的保护层面来看，低碳经济与资源经济之间有着交叉联系。当前，资源经济性已经构建起相对完善的学科内容，在低碳经济研究中，要充分借鉴其理论体系，从而丰富低碳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1.缓解国际经济合作矛盾，构建完善的国际经济学体系

在既有的经济性研究理论中，主要理论思想体现在利用国际领域的经济合作提升本国经济发展能效，进而提高本国经济贸易的国际实力。如果单纯从经济收益层面而言，国际经济合作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从生态效益层面而言，则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效应，环境问题将更加棘手。现阶段，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呈现“微笑曲线”的整体格局，也就是将曲线低端高能耗、高污染的制造业转移至欠发达国家，这就使这些国家面临更严峻的环境与生态危机，如资源的过度开发、有害气体的过量排放等。但是二氧化碳具有高度流动性，最终会危机全球大气和生态环境。由于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危害远远高于其经济价值，这也会直接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冲突。在当前的经济换做中，这一问题尚不能完全避免，以国际视角进行的低碳经济合作则有助于破解这一问题。此外，低碳经济是以全球生态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从这一特点来看，该理论能够融合与国际经济学研究范畴，从而使其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在传统国际经济学研究中，更侧重于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效率，而未将国际社会视为整体进行研究讨论。如果单纯应用这一理论，则每个国家都会遭受环境损失，因此只有将低碳经济融合其中，才能使其具有真正的国际经济学价值。

2.为经济发展新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破坏性较低，虽然也会产生部分温室气体，但是在生态系统的调解下能够得到恢复和平衡，经济与生态之间处于协调发展态势。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机器和化工原料的应用使温室气体排放逐步增加，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已经无法消除温室气体的破坏影响，进而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传统经济学侧重于对财富指数提高的研究，将物质作为核心，以农学为基础的经济研究领域则侧重于物质种类的增加，商学派经济学家则关注货币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性则以本国GDP的增长作为核心要务。如果单纯以上述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则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因此近年来低碳经济、生态经济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并成为经济性研究的重点内容。温室效应已经成为威胁全球环境安全的重大问题，其产生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中的不科学方式，对于不科学方式的转变已经形成了系统性工程，必须有经济性理论进行指导才能实现其预期效果。低碳经济理论有利于转变当前经济发展格局，为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3.促进消费方式发生转变

从当前经济发展格局来看，拉动物质消费有可能造成温室气体排量增加，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则可能导致消费环境受到抑制，这就是低碳经济与物质消费之间形成冲突，也就是经济学领域所提出的“目标冲突”。运用低碳经济理论，则能够对目标冲突进行有效的协调和解决。对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来说，对于享受性消费更加注重，甚至崇尚奢侈消费。如果不能改变当前利用物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那么温室气体的排放还会无度增加，对于可持续经济的发展造成破坏性影响。低碳经济不但倡导生产形式的改变，同时也会倡导生活和消费方式有所改变，改变以往对物质消费的高度依赖，进而转向精神消费领域，使其成为经济驱动的主动力。

4.拓宽环境问题解决途径，充实经济学研究内容

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负外部性”问题始终存在，当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增税，二是产权界定，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在于必须有政府机制的干预才能产生作用，带有明显的国界局限性，这就为温室气体的产生这一国际性问题的解决设置了障碍。而借鉴低碳经济理论当中的“碳交易、碳关税”等方式，则有利于提出更有实践价值的改进对策。同时，低碳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融合了金融、国际贸易等新的内容元素，但是，在生态环境方面由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使传统经济学必须在风险控制、贴现管理方面引入新的生态概念，对这些传统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从而使低碳经济与经济性研究融为一体，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在形式上出现了巨大变革，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由于低碳经济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公众倾向于将相关学科理论作为研究低碳经济的基础。如果没有鲜明的理论指导，那么经济活动就容易偏离预期目标，从而造成低碳经济发展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以及经济性价值进行分析，目的在于突出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基础，体现其经济学领域内的特殊价值，从而形成更完善的理论支持体系，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更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指导。

作者:张佳萱 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1]鲁芳.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及其经济学价值研究[J].商，2015(17).

[2]高南林.低碳经济理论基础及经济学价值解析[J].商业时代，2014(16).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2）

引言

自2003年哥本哈根会议以后，“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目前其理论体系几乎是空白的，对于“低碳经济”的概念也没有明确的界定。关于“低碳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方大春等学者认为关键是夯实其理论基础。他们进一步指出，理论一般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从经济史中探寻根源，二是与相关学科比较，定位其研究领域。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学价值进行了分析，以求对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有一个系统的梳理，并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对有关方面进行理论研究和行政决策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低碳经济发展概述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严峻挑战的大背景下被提出来的。最早提出“低碳经济”概念的是英国2003年2月24日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书中指出英国要在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60%，使得英国从根本上成为一个“低碳经济”国家。随后T·特雷福斯等学者就德国在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80%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通过采取相关政策，经济增长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可以同时实现。2006年的《斯特恩报告》中也指出，如果全球每年为“低碳经济”投入1%的GDP，可以实现未来每年减少5%-20%的GDP损失，他呼吁全球积极向“低碳经济”转型。我国政府在2009年11月26日明确了碳排放量减排目标，到2020年实现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一方面标志着我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向低碳经济转型；另一方面标志着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必须成为低碳经济转型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国内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文献众多，内容涉及“低碳经济”的诸多方面。我国学者庄贵阳认为“低碳经济”是碳生产力、人文发展水平共同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目的在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张世秋认为“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创新；张坤明认为中国许多环境与发展问题可以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而得到解决；潘家华等学者认为追求低碳和发展经济并不矛盾；吴晓青认为技术和制度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政府和企业的参与式主要形式；郑志国认为“低碳经济”的概念构造存在缺陷，不能很好地揭示未来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提出要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日本的茅阳一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泰勒公式；日本薛进军认为如果没有理论指导，“低碳经济”很容易出问题，并呼吁创建该门学科；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出版的《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则奠定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等。

低碳经济的概念界定

哥本哈根会议虽然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但是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各国对于“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还是一种经济形态也未达成共识。我国学者庄贵阳认为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是“低碳经济”的实质；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低碳经济”的核心；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低碳经济”的目标。游雪晴等学者认为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就是“低碳经济”。周生贤也指出，“低碳经济”是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它出现于后工业化社会，旨在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到一定水平，以防气候变暖给各国带来不利影响，保证全球人居环境的可持续性。

虽然上述概念对“低碳经济”的分析角度不同，但是表达的内涵却是一致的，它是碳生产力、人文发展都达到某种高度的一种经济形态，其目的在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对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低碳经济”的提出既有现实的社会背景，又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前文已指出，理论基础一般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从经济史中探寻根源，二是与相关学科比较。下文就遵循此思路来探寻“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20世纪以后，GDP的产生使得“新古典综合派”把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带进了一个误区，他们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一个国家的GDP如何增加。而“世界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具有全球眼光，不只是要关注本国经济发展，还要关注世界经济发展。其实在很多早期经济学思想中，就已经隐含了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低碳经济”思想。魁奈是最早关注此问题的，在其《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指出，所有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这无疑是与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它应该属于世界经济学的范畴。同样地，斯密也认为对经济学的研究应该立足于世界范围，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极少涉及到国家为了改进经济状况所应当遵循的政策。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西斯蒙第则指出我们只能把财富看作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和获得物质幸福的一种手段，我们不能颠倒目的和手段。西斯蒙第还强调相对于只考虑少数人致富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更应该研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福利问题，国家成立的目的不是积累财富，而是让每个公民都能够享受到财富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快乐。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以魁奈和斯密为代表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使命应该是造福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全球思维都可以认为是“低碳经济”的经济学思想源头。

（二）“低碳经济”的相关学科比较

对于此问题，方大春等学者已经进行过相关研究，“低碳经济”是对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气候经济学、绿色经济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的继承和发展。

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循环经济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指导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绿色经济是一种平衡式经济，它的特征是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以及有利于人体健康。气候经济学是经济学的边缘分支，主要是揭露天气和经济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合理调节经济活动和环境之间物质交换的基本规律，使经济活动取得最佳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一门学科。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四种形式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20世纪后半期，都是从“三高一低”转向“三低一高”的经济模式。气候经济学主要是探讨气候和经济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低碳经济”主要研究的是高温室气体排放量对经济的影响，两者的内涵是相同的，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而已。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括高碳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从该层面来说，“低碳经济”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有交叉的部分。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在研究“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时要注意借鉴和参考。

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一）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在“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值得经济学家们研究的新名词，如“碳足迹”、“碳货币”、“低碳生活”、“碳贸易”、“低碳发展”、“碳期货与期权”、“低碳技术”、“碳关税”、“低碳城市”等。虽然其中很多概念还有待完善，但是已经给金融学、虚拟经济等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

（二）完善了国际经济学体系

国际经济学其实是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指导下发展本国经济，实现本国国际收支平衡，从而建立起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但是它并没有把国际社会当作是一个整体，如果把“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融合到国际经济学中，就使我们能从整体上把握国际经济学，推动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三）促进了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

目前“三驾马车”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一个国家要取得持续发展，归根结底是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就目前的生产能力来看，要增加物质消费就需要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显然，刺激物质消费与发展“低碳经济”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但是这些是可以由“低碳经济”相关理论化解的。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对物质的生理需求早已转向享受性需求，人们日益关注生活质量的高低。假若仍然以物质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不仅人们的需求得不到，也是对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利用，更会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低碳经济”不仅促使社会转变生产方式，同时也要求人们转变生活和消费方式。

（四）拓宽了环境问题解决的途径

皮古曾经提出通过增税手段来解决负外部性问题，使得资源得到帕累托最优配置，或者通过对产权的界定来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达到社会帕累托最优配置。但是对温室气体的产权却很难界定，也无法确定征税对象，此时就可以借鉴“低碳经济”中有关碳关税等概念来设计解决方法。

结论

本文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与经济学价值进行了分析，低碳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也是国内学界在未来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现在对低碳经济的相关领域进行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目前，“低碳经济”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和意义，关于“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学价值却研究甚少。

本文首先大致梳理了“低碳经济”的发展历程，然后列举了国内外学者研究“低碳经济”的部分成果，引出研究“低碳经济”的必要性。接着对“低碳经济”的概念进行界定，对于“低碳经济”的具体概念，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列举了几种对“低碳经济”的理解，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内涵却是一致的，即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然后本文探讨了“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其哲学基础主要是生态哲学，经济学基础主要是“世界主义经济学”等全球性经济思想，与相关学科的比较主要是在研究“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时要注意借鉴生态经济学、循环经济学、绿色经济学、气候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等的相关理论。最后，本文分析了“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主要的四点分别是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完善了国际经济学体系、促进了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拓宽了环境问题解决的途径。

参考文献：

1.方大春，张敏新.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及其经济学价值.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7）

2.刘传江，冯碧梅.低碳经济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学习与实践，2009（1）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3）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编号：2010sk162zd）。

（1.安徽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2.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 低碳经济是世界关注焦点，低碳经济逐步成为发展模式主导。然而，理论界对低碳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意义和途径，没有对低碳经济理论进行探讨。没有完善低碳经济理论会导致对实际指导失误。构建低碳经济理论体系，夯实理论基础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本文首先从经济史中探寻低碳经济理论根基，“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和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这些经济学思想中全世界思维可以作为低碳经济思想源头。通过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气候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比较，借鉴和吸取其理论。最后，对低碳经济理论对经济学影响价值进行探讨，这些价值主要表现在提供经济发展新模式理论基石，引导消费方式转变，化解国际经济合作困境，完善国际经济学体系，拓宽了环境问题解决途径，丰富了相关经济学研究内容等方面。本文研究从理论上肯定了低碳经济有经济学理论来源，有经济学理论价值，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新模式。

关键词 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 F06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91-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6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在其《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GDP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1］。国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1997年，美国2500名经济学家共同声明：市场的政策是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征税。美国拉美西斯・拉希迪（Ramses Rashidi）指出，发达国家将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因此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日本学者茅阳一（Kaya Yoyichi）提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Kaya公式。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对低碳经济进行探索，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Lester R.Brown）出版《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为发展低碳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2］。

2009年11月26日我国政府明确了我国2020年碳排放降低目标，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目前对低碳经济理论研究，呈现出如火如荼局面，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大学、四川大学、江西科学院，山东理工大学、山东财政学院等单位成立低碳经济研究机构。纵观目前国内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发展低碳经济意义、途径方面。

（1）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方面代表性观点［3-4］。张坤民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中国许多环境与发展问题都可能迎刃而解。冯之浚认为如果不发展低碳经济国家竞争力将难以提升，国家安全也将难以保障。潘家华、何建坤、崔大鹏认为追求低碳和发展经济并不矛盾。郭万达和郑宇、樊纲认为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点，是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胡鞍钢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市场巨大。李俊峰和马玲娟认为低碳经济是规制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制。姚志彬认为低碳经济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

（2）低碳经济发展的途径与模式方面研究［3-5］。陈佳贵认为实现低碳经济需要人类行为方式上的转变，以避免奢侈和浪费的碳排放。吴晓青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关键，政府和企业的参与是主要形式。李认为只有创新思维，有全局观和系统观，才能发展低碳经济。付允和马永欢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唐方方、金乐琴、马中指出发展低碳经济决不能人云亦云，脱离国情，需要理性思考。鲍健强、杨志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从产业结构入手，转变高碳经济发展模式。金涌通过碳的再利用来实现低碳经济。牛文元、徐冬青认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需要从技术、国家政策两个方面入手。金乐琴和刘瑞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在优势和策略进行分析。马中、陈迎、夏先良、邹骥提出我国要积参与国际碳减排谈判，必须卫碳排放权。管清友提出低碳经济下的货币主导权。蔡林海从全球创新竞争的角度，对中国在此轮浪潮中应该采取的对策进行了阐述。邢继俊从公共政策角度对发展低碳经济进行研究。杜明军低碳经济发展要培养政府、企业和公民间的经济利益“三角”均衡机制。杨万东等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机制是关键。龚建文从卡亚公式角度对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路径进行探讨。

也有部分学者对低碳经济内涵进行思考［3-4,6-8］。张世秋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姜克隽认为低碳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夏堡认为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方时姣、陈永昌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牛文元、贺庆棠等认为低碳经济是绿色生态经济，是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和低碳发展等经济形态的总称。赵建军认为低碳经济以经济与环境和谐为目的。王文军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与路径进行思考。周宏春、杨美蓉对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进行比较研究。孟赤兵认为循环经济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路径。杨志和张洪国对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进行辨析。一些学者对低碳经济提出了质疑，郑志国认为低碳经济概念存在概念构造缺陷，不能准确揭示未来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其宽泛解释没有什么新意，基本上为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等概念所涵盖。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的发起人、日本名古屋大学薛进军教授认为没有理论指导低碳经济发展容易出问题，并强烈呼吁要创建这门学科。

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目前几乎空白，如何构建其理论体系，夯实其理论基础是关键。理论来源一般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需要从经济史中探寻其根基，一门学科诞生不能凭空诞生，需要从经济史中继承相关理论，另一方面需要与相关学科比较，定位其研究领域，借鉴和吸取相关理论。从文献中可知，目前对低碳经济研究主要把低碳经济作为发展手段出发，阐述发展低碳经济意义及如何发展，没有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低碳经济发展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和挑战。本文试对此展开探索研究。

1 低碳经济理论基础

1.1 经济学理论根基探寻

20世纪后，GDP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的出现，为各国经济横向比较提供依据和参考，以萨谬尔森为代表“新古典综合派”把GDP作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内容，导致人们对经济学产生误导，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一个国家GDP如何增加的学科。实际上，在经济学发展历史长河中，曾出现所谓“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研究不仅仅关注本国经济发展，更要关注世界经济发展，整个人类发展。这些思想隐含了低碳经济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全球思想。最早关注此问题是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他在其《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中，提出这样的想法：所有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魁奈所谈的无疑是世界主义经济，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它与政治经济学是对立的。亚当・斯密（1723-1790）同魁奈一样，对于真正的政治经济，也就是各个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行的政策这方面，却极少过问，以阐述全世界范围的商业绝对自由原则作为他的任务，认为经济学研究应该立足于世界范围。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在他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明确表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西斯蒙第（1773-1842），在其《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指出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只是一种使人们获得物质幸福的手段。西斯蒙第批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手段和目的颠倒了。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不能只考虑少数人致富的问题，而更要关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福利问题，他强调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的一门科学。他认为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财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的快乐。以西斯蒙第、弗朗斯瓦・魁奈和亚当・斯密为代表所谓“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这些经济发展过程中全球思维可以作为低碳经济思想源头。

1.2 相关学科比较与继承

1.2.1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

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即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及其矛盾运动发展规律的学科，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循环经济，它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形态的经济，循环经济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绿色经济的概念在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首次提出。绿色经济则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平衡式经济。从本质上来讲，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都是“三高一低”向“三低一高”转换的模式，即资源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低效率转向资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这四种形式经济都是20世纪后半期产生的新的经济思想。

生态经济主要表达理念是经济活动要顺应生态规律，经济系统服从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是从循环手段角度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绿色经济是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剩余的国内生产总值，绿色经济侧重的是资源节约利用，追求绿色GDP。低碳经济是二氧化碳升高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从本质上来说，低碳经济属于生态经济范畴。低碳经济提法与其他几种经济提法相比，更能体现出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追求的目标，从高碳向低碳转变。从辩证哲学角度，低碳经济体现出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思想。这些经济思想是人类面对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等问题自我反省与改进的结果，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总结。他们之间不是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尽管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低碳经济在构建其理论体系可以借鉴有关理论。

1.2.2 气候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2005年德国经济议题观察家弗里德黑姆・施瓦茨出版一本书《气候经济学》，他以生动有趣的笔法，丰富的案例，揭露天气和经济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英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气候变迁政策奠基人尼古拉斯・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气候变化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的设想［9］。气候经济学主要从气候变化角度，探讨气候和经济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低碳经济主要研究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两者从内涵来说应该是一致的，是同一问题不同表述。现在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是气候经济学，即《斯特恩报告》。国内从事低碳经济理论研究学者要及时关注气候经济学最新的研究成果。

1.2.3 资源环境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合理调节经济活动和环境之间物质交换的基本规律，使经济活动取得最佳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如何估算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包括直接物质损失、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间接的对人的精神损害；如何评估环境治理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包括直接挽救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效益，和间接的社会、生态效益；如何制定污染者付费的制度，确定根据排污情况的收费力度；如何制定排污指标转让的金额。资源环境经济学主要是阐述资源有价值，环境损害是有成本的，并提出核算方法和解决途径。从高碳对环境造成损失，低碳避免损失来说，低碳经济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内容有交叉。目前资源环境经济学是比较完善学科，低碳经济要充分借鉴和参考其理论体系构建，完善低碳经济理论体系。

1.3 低碳经济理论构建初步设想

本文初步认为低碳经济是属于经济学分支，是运用经济学有关原理和规律解决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之间不协调的学科，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协调问题，从本质上看低碳经济属于生态经济学。低碳经济理论研究内容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运用“看不见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高排放排放量之间矛盾。低碳经济和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涉及多个学科，对它的整体把握需要跨学科的综合视野［10］。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继承传统经济学中一些基本方法，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结构分析、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均衡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也包括对不同类型国家碳排放量的规范分析方法；二是借鉴其他相关学科一些分析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波及性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与效益-成本分析等，碳足迹（借鉴生态经济学中生态足迹），碳贸易（借鉴国际贸易），碳权和碳金融（借鉴金融工程），碳循环（借鉴循环经济）等。三是制度学分析方法，全球气温的上升主要是由某些国家过度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但其影响却跨越了国境波及到其他国家，而这一问题正是经济学中外部性效应的延伸；其次是气候本身属于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于是如何提供这类物品同时阻止“搭便车”行为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制度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的相关研究为我们解决这类复杂问题找到了灵感［11］。

2 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2.1 化解国际经济合作困境，完善国际经济学体系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释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主要有两类。一是传统经济理论：亚当・斯密绝对的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二是新国际贸易理论：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狄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布兰德、巴拉萨、兰开斯特、格鲁贝尔、劳埃德、迈克尔・波特和杨小凯等人从不同视角提出不同理论。但这些理论根本出发点是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提高本国经济总量，增强本国经济竞争力，贸易只是一种手段。如果仅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国际经济合作有利于合作国各自产生合作剩余，合作对各方都有利。如果从生态效益来看，国际经济合作则产生更多合作负效应，产生更多环境问题。目前经济合作主要是发达国家从事微笑曲线两端环节，把曲线低端的制造环节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由于欠发达国家技术相对落后和能源结构等原因，在制造过程中产生大量资源环境问题，如对资源过渡性开采，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多等。由于二氧化碳流动性，最后对国际上所有国家都产生影响，温室气体对人类整体破坏损失可能大于合作经济剩余，产生全球经济合作困境。目前经济合作经济学理论又无法避免这种现象产生，低碳经济的国际合作发展经济思想和碳交易、碳贸易等解决办法，有助于问题解决，化解国际经济合作困境。从另一角度来看，低碳经济立足于国际经济整体收益角度看待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低碳经济理论应纳入国际经济范畴，拓宽国际经济学原有狭义研究视角。国际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应用与延伸，实际上国际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通过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来发展本国经济，平衡本国国际收支，建立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金融和贸易体系。国际经济学没有把整个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利用其理论最终结果使每个国家都受损，只有融合低碳经济有关理论，才能现实真正意义上国际经济学。

2.2 提供经济发展新模式理论基石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经济活动强度小，经济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低于生态系统自身调节能力，经济发展与经济活动负效应是协调的。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经济活动产生温室气体逐步超越生态系统自身平衡能力，产生严重环境问题，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甚至人类生存。传统经济学理论研究目的以提高财富，特别以物质财富为己任，重农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目的是增加物质产品数量，重商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目的是增加金银数量；现代经济学以提高本国GDP为重任。如再以这些理论指导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更大问题。近来也产生有关经济理论，如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等，然而这些理论之间有各自内涵，有各自研究内容，但都不以低碳为研究重点。温室效应目前是全球最主要环境问题，其根源是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如何转变这种发展方式又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一套经济理论体系来指导，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完善的低碳经济理论能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理论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引低碳经济发展。

2.3 引导消费方式转变

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把经济的动力归结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归根到底拉动经济的是物质消费，以物质商品国内和国际消费来完成经济循环。以现有的能源结构，增加物质消费必然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抑制物质消费。刺激物质消费与发展“低碳经济”显然存在着矛盾，经济学称之为“目标冲突”。低碳经济有关理论可以化解冲突。目前对物质消费主体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居民，早已从物质的生理需求转向享受性需求，甚至是炫耀需求。如果继续以物质消费作为经济发展最终动力，不仅产生更多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对地球有限物质资源的不合理的利用，这些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包括生产方式变革，也要求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变革。低碳经济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对物质消费依赖转向精神消费，使精神消费和智力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发展动力。

2.4 拓宽了环境问题解决途径

如何解决“负外部性”问题？一是，皮古提出通过增税手段，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以解决因外部性引起的资源非帕累托最优配置问题。二是，通过界定产权办法，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达到社会帕累托最优配置问题。这两种办法共同点是在一个政府机制能够发展作用的范围，对于超越国界，难以界定产权温室气体环境问题，怎么办？可以借鉴低碳经济中碳交易、碳贸易和碳关税等办法设计解决办法。

2.5 丰富了相关经济学研究内容

低碳经济在发展过程创造一些工具如碳货币、碳交易、碳贸易、碳期货与期权、碳关税等。这些概念目前还存在不完善阶段，但已经为金融学、国际贸易、虚拟经济增加新的内容。气候变化问题解决之复杂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对如风险、不确定性以及贴现等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进行重新的审视，需要重新界定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分析概念［12］。

3 结束语

目前对低碳经济认识大都处在对其意义认识阶段。在实践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全球大趋势，各地都如火如荼开展。因低碳经济理论不完善，人们在实践中常以相关学科理论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理论基石。没有理论支撑的经济活动，容易偏移发展轨迹，会导致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本文对低碳经济理论基础和经济学价值做了探索，主要目的是强调低碳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新模式，而且有理论来源，有经济学理论价值，可以构建一套完善理论体系。由于国内外对低碳经济理论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没有更多理论研究作为借鉴，本文这些研究可能有些肤浅。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Stern 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The Stern Review ［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122-132.

［2］莱斯特・R・布朗.B模式2.0:拯救地球延续文明［M］.林自新,暴永宁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LesterRBrown.B mode 2.0：Saving the Earth and Civilization ［M］.Trans byLin Zixin, Bao Yongning. Beijing: Oriental Press,2006.］

［3］张坤民,潘家华,崔大鹏.低碳经济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Zhang Kunmin, Pan Jiahua, Cui Dapeng. Overview on Low Carbon Economy［M］. 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2008.］

［4］蔡林海.低碳经济大格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Cai Linhai. Pattern of Low-carbon Economy ［M］.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2009.］

［5］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经济,2008，（4）:153-160. ［Bao Jianqiang, Miao Yang, Chen Feng. Low Carbon Economy：Revolution in the Way of Human Economic Development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2008，（4）:153-160.］

［6］周宏春.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异同考量［J］.理论前沿,2009,（20）:17-22. ［Zhou Hongchun.Difference Consideration of Low-carbon Economy and Circular Economy［J］.Theory Frontier,2009,（20）:17-22.］

［7］杨志,张洪国.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之辨析［J］.广东社会科学,2009,（6）：34-42. ［Yang Zhi, Zhan Hongguo. An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 and Low-carbon Economy, Green Economy, Circular Economy［J］. Guangdong Social Sciences,2009,（6）:34-42.］

［8］郑志国.低碳经济概念的科学性质疑［J］. 理论月刊,2009,（11）:103-105. ［Zhen Zhiguo.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Low-carbon Economy Questioned ［J］.Theoretical Iissue,2009，（11）:103-105.］

［9］尼古拉斯・斯特恩.季大方译.气候变化经济学（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6）:1-13. ［Nicholas・Stern, Ji Dafang Translation.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Top）［J］.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Comparison, 2009,（6）:1-13.］

［10］Aldy J,Stavins R. Architectures for Agreement: Address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the Post-Kyoto World［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王军.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08,（8）：85-96. ［Wang Jun.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J］. World Economy,2008,（8）:85-96.］

［12］Pindyck R O. Uncertainty i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J］.Review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s and Policy,2007,（1）:45-65.

Theoretical Basis of Low Carbon Economy and Its Economic Value

FANG Da-chun1.2 ZHANG Min-xin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anshan Anhui 243002,China；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4）

供×求×[ 信用×（时间×空间）]—— 交换

这里供、求、时间、空间的任何一个真值为零，交换的真值就是零。只有当他们的真值都是1 时，交换的真值才是1 。也可以简单地说供求双方只要有一方不存在交换就无法实现。一般地供求双方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时，把它们 的真值记作1 ，不再考虑。平时我们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是如此。当供求双方不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时，引入一个概念——信用。信用为真时记作1 ，为假时记作零。当信用为零时一个与信用互补的概念——欺骗必须引入经济学。这里存而不论。

五、前三种交换形式与劳动的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说劳动属于第一种形式的交换，但不可反过来说第一种交换形式属于劳动。如果说老鼠打洞储藏食物也是劳动，可能会引起争议，因为有人认为只有人才会劳动，但是老鼠打洞储藏食物却可以用第一种交换形式来表示 。它属于第一种交换形式。如果说吃饭和大便也属于劳动，可能有人会说我有神经病，但这同样可以用第一种交换形式来表示。当吃饭输出的能量充分小可以忽略不计时，它又可以用第二种交换形式来表示。如果拦路杀人抢劫也算劳动的话，那么抢劫者的劳动成果——产权为什么一般得不到承认呢？抢来的东西的价值是由抢劫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吗？但这种行为同样可以用第一种或第三种交换形式来表示。军队消灭军队、国家吞并国家的行为算不算劳动更难说了，但同样可以用第三种交换形式来表示。

其次，劳动在第一种交换形式a——a1 ——b中可以表示为：a——a1 它是a——a1——b的一部分。劳动产品可以用b的值来表示。同样不能反过来说b就是劳动产品。因为劳动产品只是b的一个真子集。

第三，说到劳动不能不提起生产劳动。母亲生孩子是生产。那么人大便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尽管不太文雅。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不考虑产权问题，把生产和交换截然分开，各自而论。现在我们把生产也可以看着是交换的形式之一。它可以用a—— c —— b 交换形式来表示。{a—— c } 表示投入，{b —— a }表示产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把生产和交换分开来研究是因为他们把交换仅仅局限在后三种交换形式内。这后三种交换形式容不下生产，才不得不把生产排除在交换之外。

六、交换的原则或交换的量的比例

在第三种交换形式下，一只狼不可能一下子吃掉十只狼；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下，一个人不可能一天内吃掉一头牛。另一方面，一个人也不可能在一天内排出3 0 公斤重的废物，几万万大卡的热量。就第一种交换形式来说，由生产可能性边界可知，虽然你可以从北京飞往伦敦，但没有到火星的航班。这是由集合a所处的阶层决定的。这说明：1 、交换者a的需求量在单位时空条件下不是无限的。2 、交换者a 的外界环境的需求量在单位时空条件下也不是无限的。为什么可以把交换者a的排放量同时也看着是它的外界环境的需求量呢？这是因为交换者的外界环境的存在方式需要它和a相交换。一旦不需要便终止a 的存在。3、相应于 1 的供应量在单位时空条件下也不无限的。4 、相应于2 的供应量在单位时空条件下也不是无限的。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交换者a和它的外界环境之间的交换是成比例的，而不是无限的任意的。交换者a和它的外界环境之间为什么能够按一定比例进行交换呢？它们 之所以能够按比例进行交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们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共同社的“第三种东西”因为不同质的量无法比较大小。那么这个“第三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劳动吗？在第三、第二种交换中显然不是劳动；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中虽然出现了劳动，但它只是出现在供求双方的一方，并不构成双方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从上面四点和 供×求×[ 信用×（ 时间×空间 ）] ——交换 的公式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需要。由于需要是双方相互的，一方的需要同时是另一方的供给，反之亦然。因此说站在交换双方中的一方看，交换双方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供求。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给出供求的定义：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叫供求。供求双方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供求。这不是同义反复吗？可能让人费解。这里前一个供求应与后面的双方合在一起，是指人，指交换者；后一个供求是指交换者的相互需要。完整的意思是：交换者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相互需要。用代入法把供求 的定义代入这句话就是：交换者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供求。

就前三种交换形式来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供求，那么后三种形式呢？首先看马克思是如何论证的：几何学中不同平面几何图形的面积之所以能相互比较大小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第三种东西”——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50页）进而证明相互交换的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东西是劳动。然而真的是劳动吗？就第四种交换形式来说，我们设交换主体a1 代表一块面包，交换者a是一位盲人；交换主体b1 是一本《资本论》，交换者是张三。其中，面包和《资本论》都是劳动产品。假定物化在一本《资本论》和一块面包上的抽象劳动相等，即是它们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张三不使用强制手段的话，这位盲人会拿他的一块面包和张三的一本《资本论》相交换吗？显然不会。因为这位盲人根本不需要那本《资本论》。交换无法实现，交换的量的比例从何谈起？退一步说，即使存在着这个第三种东西——抽象劳动，并且可以计算出其大小又有何用？当张三以某种理由强制规定一块面包必须换一本《资本论》时，他们之间的交换已经不是第四种形式的交换而是前三种形式的交换了。因为张三不承认盲人对面包的所有权 或者说盲人的所有权被剥夺了。他们处于不同的生存和发展地位。如果说马克思所指的是已经达成交换的双方，但又没有最后达成交换的双方，那么他们凭什么达成交换的呢？我想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也不得不回答：“凭相互需要。”可见马克思在论述劳动价值论之前已经把需求问题作为前提条件隐含里面了。《价值决定与供求关系问题》《卫兴华选集》150-169页。我们知道比喻论证有其使深奥的、抽象的东西变得通俗易懂，生动而形象的优点，但也有其仅仅根据事物的相似性而不是同一性从而导至论证丧失其严密性的不足。请继续看，不同平面几何图形的面积之间存在着两面个共同的东西——点和线。而数学家们在选择度量标准时为什么不选点而选线呢？这是因为虽然平面上含有无数个点，但不是由这些点直接组成平面几何图形的，直接组成平面几何图形的是线而不是点。同样的道理交换中虽然可以含有劳动，但它不是直接构成交换，它必须以或供或求或供求的方式形成相互需要的劳动才可以构成交换。脱离供求（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单纯从劳动本身来讲，它既不是构成交换的必要条件，也不是构成交换的充分条件。比如天然金金刚石与野苹果相交换、天然玉石与上衣相交换、信息与货币相交换、货币与货币相交换、小麦与小麦相交换、进出口批文的买卖、准生证的买卖、货币与性的交换、奴隶的买卖、人贩子控制下的妇女和儿童的买卖、小偷偷一头牛，强盗抢一粒珠宝然后到市场上去卖……很难说他们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劳动。在劳动不存在的条件下，任何形式的交换都有可能存在并按一定比例进行，只不过交换的量的比例基础不是劳动而是相互需要即供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他所研究的交换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之后的交换的真正原因 ，不把简单的、偶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交换排除在外，他就得不出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劳动的结论。试想有谁相信妓女的价值是由她父母生育她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呢？有谁相信奴隶的价值是由生产奴隶所需要的社会性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呢？有谁相信进出口批文、准生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呢？……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整个劳动价值论就是从寻找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开始的。他把劳动作为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从一开始就犯了 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从而也找错了对象。这时有人可能会说：马克思把劳动作为第三种东西是商品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商品是物而不是人；你把相互需要（即 供求）作为第三种东西是交换者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交换者是人而不是物。物与物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和人与人之间的第三种东西不是一回事更不能相互替代或混为一谈。商品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决定价值；人与人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决定价格。那么这两个第三种东西谁决定谁呢？显然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决定交换者之间的第三种东西，或者说价值决定价格。这不是一个先有鸡先有鸡蛋的问题，不难解决。我们看：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寻找那个“第三种东西”呢？为了最终达成交换。为什么要达成交换呢？因为相互需要。什么东西的相互需要呢？交换者之间的相互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要。供求的定义就是相互需要。等量代换之后，显然是供求。虽然也存在着把自己头上插几根草出卖自己的商品，但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下面的话是正确的：“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前面的《资本论》与面包相交换的例子也已经说明没有交换者之间的相互需要，一切免谈。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抽象劳动既使找出来，算出来是多少也是白费劲。相反在古罗马时代，人们根本不知道“抽象劳动”为何物，也没有费心思去寻找那个“第三种东西”更没有想到计算其大小，他们只知道相互尊重并承认对方的所有权，并且有相互需要的动机就够了。不知道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抽象劳动，奴隶的买卖、土地、牛、马、……的买卖、手工业产品的买卖照常进行。并且出现了以买卖为生的商人。《罗马法原论》周nan第282、47、29 页。这些决不是用“简单的、偶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交换”一句话就能否定的，排除在外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起来的今天，从电脑程序到劳动价值论者身上的衣服，任何一种商品都有没有人计算出其所含的抽象劳动是多少，但是商品交换照常进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劳动价值论者声称：他身上的衣服是经过计算出其所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才决定购买的。也许读者听说过民间流传着的一个财主在水灾时期用元宝和长工换杂面馍的故事。一个元宝和一个窝窝头相交换，对劳动价值论者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一个元宝所包含的社会必要时间远远超过一个窝窝头的不知多少倍。如果把这个财主换成马克思的话，真不知道 他在其肚皮和劳动价值论、元宝之间做何种选择。（注意：我对马克思本人不含任何恶意，相反，我很敬重他，作为一个学者，他是伟大的。）在这种偶然、特殊情况下更加显示出需要、供求决定交换的必然性，既使在特殊情况下也没有 丧失其经济学上的意义。退一步说，既使劳动可以作为这个“第三种东西”它也必须以相互需要为前提，也只能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仅仅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之后。而供求（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任何简单的、偶然的、常规的、垄断的条件下。供求可以适用于上述6 种交换形式的任一种，而劳动仅仅适用于第四第五交换形式，并且还要加上种种限定条件，把不符合条件的交换作为例外排除掉。这就象勾股定理对于三角形必须有一个角等于90度，而余弦定理没必要以一个角等于90度为前提条件一样。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并且非常明显地看到：供求（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作为交换的量的比例基础较劳动具有更强的逻辑性和普遍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我同意张五常的观点：劳动价值论不是过时了，而是从一开始，从逻辑的起点开始就错了。《中国的前途》第43 页。

七、劳动

 　小时候，曾听到我的邻居这么说：“当个人要是不吃、不喝、不穿该多好啊！这样就可以光玩不干活了。”这句话虽然出自懒汉之口，但它包含了一个真理：劳动是在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驱使下才开始的。劳动的价值在于满足需要。人类不是为劳动而劳动，劳动不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它本身不等于价值。抽象劳动作为劳动的一个子概念同样不等于价值。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首先明确一下具体和抽象的关系。通常人们往往忽视具体和抽象的联系而只注意它们的区别从而导至了一个错误的观念。举例说明：8+1=9 5+4=9 3+2 = 5 ……这些都是用具体的数所列的等式。我们可以把这些等式归纳为m x + n y = b 这里我们可以 说m x + n y = b 和8 +1 = 9 、 5+4 = 9 、 3 + 2 = 5 ……相比较而言是抽象的。但我们不能说m x + n y = b 本身是抽象的。m x + n y = b 是客观的具体的方程或者说具体的直线系方程表达式。8 + 1 = 9 、5 + 4 = 9 、3 + 2 = 5 ……相对于m x + n y = b 来说是具体的，但对于物理学家或会计来说却又是抽象的。8 + 1 = 9 中的8 、1 和9 是指人呢还是时间？是长度还是质量？不得而知。这说明具体的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变得非常抽象，抽象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又变得非常具体。抽象只是相对而言相比较而存在。我们说某事物是抽象的是指它与另外一种或几种事物的关系，而不是指该事物本身具有抽象性。就劳动而言，它的抽象性（即抽象关系）视其所在的语言环境而定。当我们说劳动这个概念时，所有劳动的具体形式已经 撇开，它与植树、播种、牧羊、制造飞机、科学研究、原始人劳动、封建社会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私人劳动、社会劳动、社会必要劳动等等，还有所谓的“抽象劳动”相比抽象性最大。也就是说它比抽象劳动还抽象。这就意味着抽象劳动至多是劳动的一个子概念。它永远不会超越劳动这个概念的外延或者并驾齐驱。就象孙悟空无论如何永远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劳动前面加的限定词越多它的外延越小，而不是相反。那么抽象劳动究竟是什么呢？从下面对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私人劳动的含义有两层：一 是无协作的劳动，同时也没有被社会认可。二 是有协作的劳动，但也没有被社会认可，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社会劳动的含义也有两层：一 是有协作同时被社会认可的劳动。二 是无协作但也是社会需要的、被社会认可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20-25页。由此可见，区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唯一标准是：它是否是社会需要的。社会劳动实际上是被社会认可的劳动、社会需要的劳动。如果说劳动的二重性是由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经过社会必要劳动引伸出来的话，那么“抽象劳动”这个概念的内含和外延实际上就是社会需要的劳动。定语——社会需要 的 和宾语——劳动 作为交换的两个要素构成供求。这就是抽象劳动的本质所在。其合理成分并未超越——供求 。如果仅仅把抽象劳动理解为撇开具体劳动形式后剩下的人类生理学上的无差别的劳动一般，这样就把抽象劳动和劳动混为一个概念了，除去抽象劳动的历史性规定之外。这里的供求是交换行为事实上发生之前的一种理论上无法确定的假设，把假设的需求预先和劳动加在一起构成供求，然后把这种假设的供求

（即抽象劳动）随着生产过程塞入产品中，作为价值再凝结于商品中。这就导至了一些商品无法在真实的交换中实现其价值。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定义为：在现有的，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52页。这里的熟练程度、强度、生产条件可以综合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现有的、正常的、平均可以统一为平均的。社会的可以表述为社会需要的。由此可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平均工作效率条件下的劳动时间和社会需要相加后构成的平均社会供求。（注：这里的社会需要有二层含义，一 是对平均时间成本的需求。二是社会对该产品的需求。）而这个平均社会供求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考虑到空间因素的话。在空间e内我们设有五个区间a 、b 、c 、d 、h 其中a 、b 两区供过于求；c 、h 两区供不应求；d 区基本平衡。设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t ，各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都一样，产品的种类、质量相同。也就是说物化在单位商品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一样或者说物化在单位商品上的抽象劳动都相等，单位商品的成本也相等。如果规定单位商品的价格为t p 并且每个生产者都被强制以此价格出售，那么供求基本平衡的d区的生产者马马虎虎还过得去；供过于求的a 、b 两区的生产者则特别倒霉；供不应求的c 、h 两区的生产者则特别幸运。退一步说既使各区是开放的，在这个强制规定下c 、h 两区的生产者也可以得到地利之便。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在一大串假设条件下加入一个不可避免的空间因素后得出的，要是把这些假设去掉，社会必要时间这个概念就更加不可捉摸了。离开空间因素仅仅在数学上靠计算机求得的平均数是毫无经济学上的理论意义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对于供求基本平衡的d 区，我同意下面的观点：供求平衡毕竟是供求平衡而不是别的什么平衡，供求仍然是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着的，仍然起着决定作用。另外，d 区本身有多大是无法确定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国家为区间进行计算，我想这只是中央集权的需要。面对着飞机和西瓜这两种商品，这种观点就会陷入困境，因为这两种商品的销售半径都远离国家区间。进一步说，如果划分为五个基本区间的话，那么就有31 个组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世界上有将近二百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内又有数不清的较小经济区间，国家间又有那么多经济同盟或贸易协定。不要说生产成千上万种商品，并且不同商品之间 相互影响，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生产同一种商品，并且质量相同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数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要是再考虑到劳动生产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再考虑到社会需求每时每刻的变化，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数就更加难以想象了。计划经济的制定者是如何从理论上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确定商品价值的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现在我们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定义举个例子：比如您投资 一 千万元，用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最佳的工艺流程、最熟练的工人、最低的劳动强度、最好的管理方法、在最优越的投资环境中，生产原始人耕地用的耒耜。并且全世界有且只有您一家工厂生产，即让您拥有绝对垄断权，免除您统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时间。然后把您生产的耒耜拿到市场上去卖，我相信绝对没有一个农场主或农民会因为您花费了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一千万元资本而可怜可怜您的。这一千万元中的“不变资本”也不得不变为零。如果政府不给予补贴或者不把这些耒耜按计划强行分配给农民、小学生、批发经销商的话，工厂无疑要关门，您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可见怪不怪的是我们的政府每年给予这些生产“耒耜”的工厂、企业数以亿计的补贴和贷款。很显然，否认供求、否认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决定价值的劳动价值论是产生这种现象的理论根源。上面我们已经知道，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含空间因素的概念。下面我们再举一例，假若有一种产品到实现共产主义那一天才使用，如果必须从现在开始生产的话，那么这种产品的价值如何计算？我想这是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也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他只是把社会需求作为前提条件预先塞入商品中，而没有考虑到需求可能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对已经 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的影响。它足以抽去商品的灵魂—— 抽象劳动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现在，可能有人会说我并没有真正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下面是我所知道的国内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几种解释：这几种观点至今没有定论。第一种观点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撇开市场的必要性社会需求的必要性不谈，仅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必要性。第二种观点是：既包括生产的社会必要性，又包括社会需求的必要性，但以生产的必要性最终起决定作用。第三种是调和论，它认为两种必要性共同起决定作用，至于如何共同起决定作用，不得而知。第四种是既包括生产的必要性又包括市场的必要性，最终以社会需求的必要性起决定作用。第五种观点是以于光远先生、樊纲先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天生地不能获得理论进展。

第一种观点，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中间盛行。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体现。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社会需求的必要性，抛弃了马克思一再强调的前提“为了交换而生产”、“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现在看来这也难怪他们，因为他们要么放弃马克思的理论目的，要么放弃这个理论存在的前提。这是他们唯一而困难的选择，是理论本身不完善的结果。这种不完善西方经济学者早已发现了，但没有进一步深究，只是说《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相互矛盾而简单地否定了。马克思用“为了交换而生产”一句话巧妙地把需求与生产（即供应）结合起来构成供求，然后把这个在生产之前假定的供求作为抽象劳动随着生产过程塞入产品中，作为价值再凝结于商品中。这就给西方经济学者造成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相矛盾的假象。以至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们没有认识到撇开市场的必要性、社会需求的必要性也就撇开了劳动价值论存在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去追求理论的目的难免不会在实践上南辕北辙。当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行不通的时候，第二种解释逐渐流行。第二种观点是马克思的本意。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中拿出一小块来让给市场，并确定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原则。这就是著名的“鸟笼经济”。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极力要求理论界跨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可行性研究阶段直接进入计划与市场如何相结合的研究，以至于人们在对策性的研究上穷于应付，而无法顾及基础研究。这样理论就落在了实践的后面成了宣传政策的工具。而实践呢？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水越来越深淹没头顶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克服了前辈们的不足，发现了劳动价值论存在的前提，把“社会需要”象马克思一样在生产者之前预先塞入劳动者中。这是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悲剧，也是劳动价值论的悲剧。他们没有重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警告：用二涵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必将导至供求价值论！尽管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自圆其说。他们仅仅用，在供求平衡的条件下来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能让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放心的。确实如此。我们看，这个理论前提也就是间接地承认了社会需求决定抽象劳动、决定价值、决定价值量。如果社会需求是相互的，那么站在交换双方中的一方看，社会供求决定价值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另外 这里的供求平衡如果考虑到空间因素就无法确定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根本原因是劳动价值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不能自圆其说；要么走向理论的解体。樊纲先生在《中国理论经济学史》和《苏联范式批判》中指出：

“苏联范式”形成于40——50年代，但却完全忽视了上述理论的进展。（指效用价值论——引者注）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在理论上总也不能从基本理论出发，从使用价值的概念出发为“需求”确立一个合法的地位，不能全面地解释价格运动，也不能在基本理论层次上为“计划”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基础。所谓“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中的那个“比例”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论证。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其结果自然是忽视多样性的消费需要，忽视对复杂的社会需求结构研究，以至在制定经济计划或构造“投入产出表”时，都不知道要首先研究那个起决定作用的“最终需求单”。在这样的理论和“计划”指导下的经济，必然是生产的结构严重脱离需求的结构，结构性短缺与过剩并存。…… 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是马克思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这表现出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到了社会需求的重要作用，但却没有意识到“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本身在他的理论体系内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矛盾。这就是他在确立劳动价值论的时候，坚决地排斥“需求”决定价值的观点。而当他需要将需求引入理论来解释“社会生产的比例关系”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通过“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回到了“需求”也决定“价值”……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需求“从后门进来”也决定价值一定会发生不可解的矛盾”。

尽管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否认劳动价值论会走向解体，但他们和马克思本人一样并没有能够证明价值产生于劳动。例如郭寿玉女士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新论》第69页，是这样论述私人劳动二重社会性向社会劳动的二重性转化的：“私人劳动二重社会性向社会劳动的劳动二重性转化 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因为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向社会劳动二重性的转化，才能够由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物化为商品二重性。并在生产中创造出社会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又没有最后完成二重社会性向劳动二重性的转化。只有在流通中出售商品的时候，这一过程才最后完成。”

我们看“因为”后面的“只有……才……”这个复句。这里要么是一个理论上的强制规定；要么是一个用结论证明结论的逻辑错误。例如：为什么1 + 2 = 3 ？因为只有1 + 2 才等于3 。因为后面根本没有表达出原因。请继续看“只有在流通中出售商品的时候，这一转化过程才最后完成”。这意味着什么呢？只能说抽象劳动在商品出售之前还没有出生，还是一个胎儿！劳动价值论者可以把还没有怀孕或者是刚刚怀孕的胎儿——抽象劳动的——寿命——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确实不简单！最高明的算命先生也不过如此。

我们国家最近两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实践上迈出了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向由供求（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决定价值的关键一步。这意味着人们开始走出劳动价值论的阴影。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也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认识到了劳动价值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这句话同时也为重新评价劳动价值论开放了禁区。但是从实践上走出的这决定性一步，还没有被学术界广泛认可，仍然有人试图把市场经济拉回到劳动价值论里面去，用劳动价值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还没有结束。

八、 商品

教课书上说：商品是人们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首先看这个定义的种差 —— 用来交换的。它在时间上有三种可能：1、在产品生产之前。2、在产品生产过程中。3、在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例如在鞋子没有生产之前已有卖鞋动机；在鞋子生产过程中才有卖鞋动机；鞋子生产出来之后才有卖鞋动机。其次，这里的交换按马克思的观点可以并且只可以理解为第四、第五种交换形式。第三用来交换的动机如果是在劳动产品被生产出来之后产生，既使是第四、第五种交换形式，劳动产品也不是商品。最多叫做简单的、偶然的商品交换。第四，如果定义的宾语不是劳动者产品，那么他用来交换的无论是什么，也不管以何种形式交换都不是商品。由以上 4 点可以 看出：1、如果交换的动机在产品产出之后产生，那么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这种产品的交换。例如，现在有很多农民在从种麦到收麦这段时间里根本不打算出售他们的产品小麦，而是为了自己消费。但是由于某种临时性急需（比如小孩子生病。）把本来不打算出售的小麦卖掉了。这种小麦的交换比例如何确定？如果谁 说这是简单的、偶然的、特殊的、不正常的交换，那么他是以此为借口来逃避现实。因为只要他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农贸市场上去看一看，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做着这种交换。如果不规定用来交换的动机在商品生产出来之前产生，那么劳动价值论也就失去了把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塞入商品外壳中的机会。这就象民间故事中的灵魂投胎一样，孩子已经出生了灵魂还没有赶来。把动机产生于产品生产出来之后的交换说成是简单的、偶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交换，也就把这种交换排除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范围之外了，从而也为劳动价值论找到了一个自圆其说的方法。2、规定用来交换的是劳动产品而不是其它也就规定了价值源泉的唯一性。总之对商品概念的种种规定仅仅是劳动价值论本身的需要而不是对经济实质的概括和总结。也就是，他必须把商品这个概念的外延缩小到与价值的概念相一致。那么，怎样定义商品才较为合适 呢？首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必须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因为离开交换就无法谈商品。而交换又以产权、所有权、所有制为前提。所以产权、所有权、所有制又是商品定义的一个必要条件。第三它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和发展关系，而不反映物与人、物与物的关系。有且有了这三点就可以 了：在没有强制条件下，人们用来交换的、被认可的产权、所有权叫商品。这里的交换主体—— 产权、所有权不仅可以是权利本身而且可以是产权、所有权的标的——劳动产品、时间、空间、信息、自然物、货币、信用、服务、法人等等。例如在管制条件下进出口批文的买卖用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把商品的定义修正后，这种现象就不为怪了，当然也不必再计算进出口批文中所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了。不同商品可以相交换，同一种商品也可以相交换。这里的被认可有两层含义：1、是集合内各子集的相互认可。2、是全集和子集的相互认可。例如毒品交易，卖毒者和吸毒者相互认可，但它不被政府认可。这种情况下子集与全集的制度成本为空集。在子集本身看来也是商品交换，名之曰：非法的商品交易或黑市。没有强制条件也就是交换者的产权、所有权为非空集合。这是市场经济的制度边界。通过对商品概念的修正，我们进一步把主流经济学与产权制度经济学统一起来。这是康芒斯的重要思想。

九、价值

什么叫价值？ 从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性质这一公理出发，我们给出下面的定义：价值是事物之间相互存在和发展的关系。事物之间相互存在和发展关系的大小决定价值的大小。在交换形式内价值表现为交换者的所有权的权值。价值不但有大小而且有正负（利、害）。互为正价值的事物相互肯定；互为负价值的事物相互否定；互为正负价值的事物有两种情况：1、是其中一方占有另一方或其中一方逃避另一方。2 、是其中一方或双方找到一种媒介从而转化为相互肯定的关系。例如，我有面包，你有衣服。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我们可能有如下几种关系：1 、你杀掉我或我杀死你，然后夺得对方的所有权。2 、在不杀死对方的条件下强夺取得对方的所有权。3 、盗窃对方的所有权。4 、在强制条件下双方交换所有权。5 、在自愿条件下双方交换所有权。就第五种生存和发展关系来说，我要穿衣，你要吃饱肚子，那么我们两个人相互肯定、相互需要。至于多少面包换多少衣服，视我们两个人的相互肯定程度，相互需求大小而定，而不是取决于各自物化在面包和衣服上的抽象劳动是多少。因此，也不必费心思去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面上看多少块面包换多少件衣服是x块面包值y件衣服，实际上是两个交换者在相互认可生存和发展权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相等、所有权相等。

从价值的定义 中可以看到，价值可首先分为两大类：即相互存在的价值和相互发展的价值。前者是静态的不以交换形式来表现。如人生存在地球上；大楼建在地面上；和平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互存；男人和女人互存等等。后者是动态的，可以在6 种基本的交换形式内描述。它是所有权的权值。它的变动是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产生的；1 、是在同一种交换形式下产生。比如，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中，狼有时捉到一羊；有时捕到一只鸡；有时什么也捞不到。人有时吃得好；有时吃得不太好；有时还要饿肚子。一个工厂的产品有时多有时少，质量上也有差别。就这样a 、b 、c 的值在供求的作用下，不断变化。但始终“a等价于b等价于c”。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中交换者a 一般情况下，付出的交换主体a1 越大得到的b的值越大，但有时付出较少的a1 却可以得到较大的b ，事半功倍；有时即使付出了很大的a1 才可以得到很少的b ，事倍功半，有时什么也得不到。但同样“a等价于a1 等价于b ”。在第四、五、六种交换形式下也是如此。这说明：在同一次交换中物理量的变化 与价值量无关。即 价值守衡。在同一种交换形式下的不同次交换之间相互比较才有价值的（正、负、零）增长。2 、在从第二到第一种交换中，一般情况下很显然第一种交换扩大了第二种交换的规模和水平。但有时多，有时少，有时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每次每种交换的价值是由各自的供求决定的，因此，两次两种交换的价值相比才会发生价值的正、负、零增长。从第一种到第四种交换也是如此。

对方的所有权。4 、在强制条件下双方交换所有权。5 、在自愿条件下双方交换所有权。就第五种生存和发展关系来说，我要穿衣，你要吃饱肚子，那么我们两个人相互肯定、相互需要。至于多少面包换多少衣服，视我们两个人的相互肯定程度，相互需求大小而定，而不是取决于各自物化在面包和衣服上的抽象劳动是多少。因此，也不必费心思去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面上看多少块面包换多少件衣服是x块面包值y件衣服，实际上是两个交换者在相互认可生存和发展权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相等、所有权相等。

从价值的定义 中可以看到，价值可首先分为两大类：即相互存在的价值和相互发展的价值。前者是静态的不以交换形式来表现。如人生存在地球上；大楼建在地面上；和平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互存；男人和女人互存等等。后者是动态的，可以在6 种基本的交换形式内描述。它是所有权的权值。它的变动是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产生的；1 、是在同一种交换形式下产生。比如，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中，狼有时捉到一羊；有时捕到一只鸡；有时什么也捞不到。人有时吃得好；有时吃得不太好；有时还要饿肚子。一个工厂的产品有时多有时少，质量上也有差别。就这样a 、b 、c 的值在供求的作用下，不断变化。但始终“a等价于b等价于c”。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中交换者a 一般情况下，付出的交换主体a1 越大得到的b的值越大，但有时付出较少的a1 却可以得到较大的b ，事半功倍；有时即使付出了很大的a1 才可以得到很少的b ，事倍功半，有时什么也得不到。但同样“a等价于a1 等价于b ”。在第四、五、六种交换形式下也是如此。这说明：在同一次交换中物理量的变化 与价值量无关。即 价值守衡。在同一种交换形式下的不同次交换之间相互比较才有价值的（正、负、零）增长。2 、在从第二到第一种交换中，一般情况下很显然第一种交换扩大了第二种交换的规模和水平。但有时多，有时少，有时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每次每种交换的价值是由各自的供求决定的，因此，两次两种交换的价值相比才会发生价值的正、负、零增长。从第一种到第四种交换也是如此。

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

使用价值是不是价值？二者之间 是什么关系？是交叉关系还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在劳动价值论看来使用价值不是价值，二者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比如空气、阳光等只有使用价值而无价值。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打个比方：白马不是马；自然数不是数。这两个判断对吗？白马与马作为两个概念，其外延一个小，一个大，但是白马内含于马。这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哲学逻辑问题。说使用价值不是价值无疑于说白马非马，自然数不是数。如果一个概念的外延小于这个概念的内含，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个定义 是错误的定义呢？这样说，劳动价值论者可能性会问，那么空气、阳光值多少钱？在没有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您先回答下面的问题：吸一支烟的功夫是几秒钟？您自己的头发有几根？银河系的直径是几厘米？凝结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抽象劳动是多少？也可以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值多少钱？对于前三个问题，劳动价值论者可能会说没有 考虑过，那么后两个问题呢？劳动价值论者自以为每种商品的价值在它被生产出来之前就可以从理论上计算出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自创立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为什么后来的劳动价值论者没有利用马克思所提供的理论方法计算出凝结在劳动价值论中的抽象劳动是多少？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值多少钱？难道说马克思在研究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没有凝结抽象劳动？没有消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难道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象空气、阳光一样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幸亏劳动价值论者没有计算出来的是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要是 人们的一日三餐等到一百多年后计算出来，然后再制定计划，再按计划生产，再按计划分配到人们手中，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退一步假定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已经计算出来了。它等于日本1985——1995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并且联合国授权秘书长安南拥有以此价格强制出售劳动价值论的权利。如果安南把它分别卖给叶利钦 、卡斯特罗，要求他们二年内 四次分期付款。结果会怎样呢？这里再一次表明，既使可以从数学上计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一个毫无理论意义的一个数字。这只能说没必要，不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值多少钱，并不等于说它没有价值；不知道空气、阳光值多少钱并不等于说没有办法证明它有价值，只要它们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系。但是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目的就不同了。如果没有办法从数学上计算商品的价值，也就没有办法为计划经济找到一个理论基础，最终也没有办法为计划经济取代商品市场经济提供一个理论基础。计划经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首先这是一个标准的选择问题，其次是不同标准的相互通约问题。标准之间不能通约并不能否认标准的存在，或以一个标准去否认另一个标准。这样有人可能会说：你这里所讲的价值和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不是一个概念。是的，当然不是一个概念。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事物 之间相互存在和发展的关系。或者是产权、所有权的权值。而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是抽象劳动在商品中的“结晶”。这种“结晶”是粉红色的，还是“苍白色”的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令人高兴的是：您已经认识到了劳动价值论给“价值”的定义不能表达劳动价值论本身的价值，并且导至了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的混乱。

“假如交换价值不外是商品中所含的劳动时间，那么并不含何等劳动的商品何以能有交换价值，或者换句话说纯粹自然力的交换价值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在地租论中解决。”地租论开始的前两句话就这样说：“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问题。”这两句话说明纯粹自然力的价值分两部分，一部分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必要去研究它，把它排除在外；另一部分归功于劳动价值。换言之地租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而前面我们已经证明劳动价值论本身是不成立的。相应的地租论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过这样两句话就把地租论否定掉也未免过于简单了。这是劳动价值论者所不能容忍的。现在让我们随着地租理论的逻辑思路重新分析一下。首先，马克思把不能解释的现象排除掉视为例外。如天然金刚石、无所有权的土地产物、有所有权的自然物，但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原始森林、河流、阳光、天然中草药、无线电频率等等。其次从假象出发推导出符合要求的结论。例如：

“一块已耕土地和一块具有同样性质的未耕土地相比有较大价值。投入土地的经过较长期才损耗尽的固定资本，也大部分是而且在某些领域往往完全是由租地农场主投入的。但是契约规定的租期一满，在土地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和实体即土地不可分割的属性一起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在签订新租约时，土地所有者把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加到真正的地租上……。”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5）

人们对价值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对价值的认识仍众说纷纭｡在以往的研究中,尤其是在 国内的经济价值研究中,大多是对某种价值理论的引申和演绎,而缺乏从宏观或整体的角度 来综合考察和分析人类价值现象的总结性成果｡因此,一些研究通常厚此薄彼,流于片面 ,而不能够有所突破｡

价值是什么,不应该只从现有的价值理论中去寻找,而应从人类的经济活动等社会实践中去 分析､提取｡现有的价值理论是不同的理论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对价值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存在差异｡而正确的价值理论只能是唯一的,这种唯一正 确的 价值理论只能蕴含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因此,我们对价值的研究,一是要总结前人 的研究成果,二是要认真考察社会实践,从现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中形成价值理论｡

其实,价值是什么并不复杂｡人类社会的追求是什么,经济活动在生产着什么,交换着什 么,分配着什么,价值就应该是什么｡因此,从人类的生命过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目 的和内容中去寻找价值的本质,是本文的一个目的｡

人类的追求是多种多样的,但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却一定是共同的或者说是同一的 ｡正是由于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的共同性或同一性,才造成人类的团结与纷争:为了共同 的目标而团结,为了争夺同一个东西而斗争｡因此,价值的本质也一定是同一的｡把哲学价 值(最一般的价值观念)､理论经济学价值(经济理论的价值观念)､应用经济学价值(经 济计量使用的价值观念)相统一,把效用价值(物的功能)､需求价值(人的需求)､劳动 价值(利益消耗)相统一,把利益､财富､价值相统一,以及实现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是本 文的又一个目的｡

如果说一种价值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它必然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因此,依据其客观规律也一 定能计算出物的价值量｡这是因为人类由来已久的经济活动中的价值规律的存在与运行, 并不以理论家的价值理论的正确与否而出现差错,它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地按照 自身的规律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发挥着作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价值的这些客观存在的运 动规律｡这是本文的第三个目的｡

揭示价值的本质和规律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既适应于经济理论研究又适应于经济计量的､ 统一的计量工具,这就要求我们所建立的价值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价值规律｡因此,我们的研 究首先不是从引用前人的价值理论,而是从考察现实的价值存在和人类的生命､生活和生产 活动开始｡如果把价值看作一头大象,那么前人的探索总会摸到大象的腿､大象的头､ 大象的耳朵､大象的尾巴,甚至是大象的全身,等等｡本文的任务还在于把前人观察“大象 ”的这些结果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关于“大象”的完整的影像｡

一､价值的起源

价值起源于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活动｡①当人们认识一个事物时,首先认识这个事物的色彩 ､形状､结构､功能,然后认识其对人的意义或与人的关系｡如:我们在认识猪肉时,首先 知道猪肉中蕴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然后知道它可以向人提供营养,补充人的体力脑力消耗, 再后就知道猪肉能给人带来利益｡前者是对物的功能的认识,后者是对物与人的关系的认识 ,再后者就是对物的价值的认识｡当一个物能给人带来益处时,或一个物对人意 味着利益时,我们说这个物对人具有了价值｡价值是人的利益的代表｡价值如同公斤､米等 物理量一样本身并无多大意义,只是由于价值代表的利益的广泛性和重要性,价值这个概念 才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价值的功能在于对利益的度量,如同公斤､米､速度､温度等是 物理学的物理量一样,价值是经济学的“经济量”｡

价值形成于人类对财富的转移和交换活动｡由于财富的主体特性,决定了财富的转移､流 通､利用只能通过财富与财富之间的有偿交换来实现(也可赠与和遗传)｡价值作为利 益的代表,或作为度量利益的“经济量”,就在财富与财富的这种交换活动中应运而生了｡ 具有不同功能和效用的财富,就是通过相互比较其对人意味着的利益来实现相互度量和相互 评价,进而实现等价交换的｡价值作为利益的代表,作为度量人的利益的“经济量”,就这 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对经济理论研究的视角,并因此而具有了极为广泛和极为重 要的意义｡

二､价值的定义

价值是物对人所意味着的利益,也是人所追求的利益,是物的效用和人的需求的统一｡效 用是物存在和运动所形成的功能,需求是人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条件｡效用和需求是同一事 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提供者,一个是需要者,本质都是人的利益｡效用和需求的统一形成 价值,可以表示为:价值=效用×需求｡②

如果我们把物能提供的利益定义为效用价值,把人所追求的利益定义为需求价值,把劳动过 程支出或消耗的利益定义为劳动价值,那么,人造物的价值=劳动价值+效用价值×需求价 值;自然物的价值=0+效用价值×需求价值｡具体物的效用总是凝结在物上,因而是恒定 的;但由于人对物认识的角度､程度和时间的不同,具体物的效用又表现出多样性和历史性 ｡人的需求则随着人所处的时间､地域､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变化,人的活动的动机､ 目的,及活动所依赖的条件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当物的需求价值为0时,自然物 的价值为0或处于潜在状态,如:空气､阳光和水的价值;人造物的价值等于其劳动价 值｡当物的需求价值大于0时,物的价值处于现实状态｡当物的效用价值一定时,物的需求 价值越大,物的价值也越大,如:天然钻石的价值｡当物的需求价值一定时,物的效用价 值的增加,也会使物的价值增加｡在我们的研究中,上述的价值因素关系式还不具有计算的 功能,它仅仅是为了清楚地说明物的价值和其价值因素之间的变化规律罢了｡但物的价值之 间的这种关系对物的价值量计算却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规定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三､价值量的计算

物的价值量是物的劳动价值､效用价值､需求价值总体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的利益的大小 ｡物的价值量是在物物交换过程中,通过人相互比较其利益形成而确定的｡不同物的价值因 素总体的一定状况,构成对人的一定的利益,这些对人具有不同利益的物通过相互比较形成 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就是物与物之间的价值量的关系｡某物的价值量就是它所当 的比照物的数量,亦即:某物的价值量就是此物在一定时间､地域和社会条件下所当的货币 的数量｡由于物的价值因素随着时间､地域和社会各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物的价值量也 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物的价值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如:文物的价值｡

从形式上看,物的价值量是在物物交换过程中通过人相互比较其利益形成而确定的｡但事实 上,物的价值量是由物的价值因素相互作用,或由物的价值的客观规律形成和确定的｡物的 价值量的计算公式是:v=c+er｡v=个体物的价值量,c=个体物的成本,e=效用基数,r=需求 度数｡其中,e=c,r=b/s｡b=需求量,s=供给量｡③物的价值量的计算公式,表明了物的 价值量与其价值因素之间的量的关系,并可适应各种物的价值量的计算｡

把效用价值和需求价值确定为相乘的关系,是因为效用价值和需求价值对于物的价值具有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作用｡但事实上,由于财富意味的利益和人所追求的利益是潜在的,效 用价值和需求价值也只是两个抽象的､潜在的价值因素,只有在它们相互结合时才能形成现 实的､人们可以感受到的价值,而这个现实的价值只有一个｡因此,在实际计算时,我们用 效用价值来承载这一现实价值,并把它确定为效用基数,而把需求价值作为一种需求度数来 处理｡根据利益用利益来度量的原理,我们把制造物所耗费的利益或价值作为确定物的效用 基数的依据,即:物的成本等于物的效用基数;其含义是:投入一定的价值,必须能够产出 与投入等量的价值｡用物的成本来确定物的效用基数的另一个依据是生产力的生产原理｡生 产力对生产对象的作用是通过生产力的功能实现的｡根据系统论的原理,系统的功能大于其 要素之和,并且系统要素越能协调运作,其功能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在这里,我们把生产 力功能大于其要素之和的一倍作为生产力的标准功能｡假使生产力要素价值是v时,其功能 价值就是2v｡其中,一个v是要素价值或凝聚在产品中的利益投入,另一个v就是生产力功 能创造的､新增的价值,亦即产品的效用基数｡我们把生产力的2v功能称为生产力的理想功 能或生产力的理想的功能价值｡事实上,在现实的生产和经营实践中,像这样的“成本加倍 法”已经成为许多工商企业产品定价的惯例｡需求度数是根据边际效用 原理设定的,用以确定一定供求状态下人对某物的需求强度｡需求度数与需求量成正比,与 供给量成反比｡由于效用基数和需求度数的相乘关系,一定的需求度数将会增强或者削弱效 用基数的价值含量,这与价值的原理或实际的价值现象相吻合｡另外,需求度数具有方向性 ,正方向表示需求强度,负方向表示供给强度｡

四､一般价值论及其意义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价值概念的正确与否决定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与否｡价值之 于经济理论的这种极端重要性,并不在于价值对经济活动的计量功能,而在于价值的本质和 价值的内容｡价值计量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说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即是价值理论研究首先要 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就是说,价值理论的研究起点和 经济理论的研究起点是一致的｡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就会形成以什么为起点的经济学理论, 这就是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作用,作为用“始点研究法”创立的经济学说尤其是 这样｡

然而,由人类的生命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决定的价值的本质是客观的､不以任何理 论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正确的价值概念只能从人类的生命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 中去寻找､去抽象､去概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考察人类的整个价值活动和价值现象 ､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认真地分析人类关于价值的已有的理论,认真地吸收各个时代､各 种学派､各种学科对价值理论研究的成果｡只有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和已有的人类价 值理论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价值理论,才有可能揭示出更科学､更真实､更有普遍性的价值 的本质｡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是对实践的抽象和概括｡当我们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认为价值是什么 时,我们在反映这种经济现实的经济理论中也应该认为是什么;我们的经济理论认为价值是 什么时,反映具体学科的哲学理论也应该认为是什么｡所以,只有实现哲学价值､理论经济 学价值和应用经济学价值的统一,实现使用价值､需求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统一,实现利益､ 财富和价值的统一,以及这三者的统一,这样的价值概念才可能是正确的价值｡

目前,在应用经济学中,把物品的货币值作为物品的价值,并据以建立了整个应用经济学的 计量体系｡如财务､会计､统计､银行等活动中对物品的计量均以物品的货币值为依据｡尤 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几乎所有对人意味着利益的事物都可以､ 并且实际上都用货币作为其计量的等价物,应用经济学中价值的本质通常被看作是人们的经 济利益｡在哲学中,价值被认为是物对人所意味着的积极意义,并能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 ｡如果用严格的机械论来解释“意义”这个词,意,即意味,表情达意的意思;义,利也( 义利观);意义就是意味着的利益｡哲学的价值比较本质地揭示了价值的内容,已经接近于 应用经济学中价值的含义｡在我们传统的理论经济学中,把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作 为价值的本质,忽视了“使用价值”对物的实际价值形成的作用,也没有把对物的价值形成 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的需求作为物的价值的重要因素｡因此,理论经济学中的价值只能解释人 造物的价值,而不能解释自然物的价值;不仅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和价值现象严重脱节,而且 失去了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计量意义｡

科学地认识物的价值本质､价值因素及其构成,实现利益､财富和价值的统一,实现劳动价 值､效用价值和需求价值的统一,实现哲学价值､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价值的统一,形 成能够计量人类利益的价值理论,为建立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经济实际的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 的起点,就是一般价值理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注 释: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6）

中图分类号：F0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4-0014-08

价值理论是经济理论的基础与核心，是理解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枢纽。关于价值理论，当今经济学界存在三大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值理论体系和斯拉法的价值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是在批判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最本质规律的经济理论。由劳动价值理论发展而来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关系，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值理论体系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综合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供求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建的，之后又被庇古、希克斯、张伯伦和琼·罗宾逊、阿罗、德布鲁等几代经济学家不断发展和完善，现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理论，其以近乎完美的数理模型解释了市场运行的规律及效率问题。斯拉法的价值理论体系是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皮埃罗·斯拉法花费半生精力研究李嘉图理论的基础上，在其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提出的，其目的在于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复兴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传统，所以斯拉法的经济理论也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是一种既不同于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也不同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独立的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的反对者而出现的，与新古典经济学有着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同时，斯拉法价值理论也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虽然在斯拉法分析的后半部分也将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劳动的耗费，即“商品的价值是和商品的劳动耗费成比例的，就是说，和直接、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数量成比例”，但是劳动在斯拉法的价值理论中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在斯拉法的理论中，商品价值最终还是决定于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劳动、资本的分配比例。所以在国内与国外，也都有学者将斯拉法价值理论视为一种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并列的价值理论。

本文主要对经济学三大价值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和斯拉法价值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从三大价值理论的产生背景、思想渊源、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对价值本质的定义及价值量的度量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目的在于分析三大价值理论的区别，同时找到三大价值理论的相通之处，为进一步研究价值理论和经济学其他理论提供一种全新视角。

一、三大价值理论产生背景的比较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虽然在理论体系完成之后经济理论可以独立于经济现象而向前发展，但是任何经济理论都不可能长时间背离社会经济现象。如果某种理论在长期内对社会经济现象无法做出满意的解释，则必然失去其生命力，无法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最终被学界所淘汰。三大价值理论并非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已形成，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演化而来的。

17世纪中叶，伴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英国率先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打破了原有封建垄断，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以及工商业和贸易的兴起。在之后的200年间，英国一直是世界上市场经济发展最完善、市场竞争最充分、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劳动价值理论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和完善。一方面，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物质产品还不够丰富，所以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古典经济学主要侧重生产领域的分析，对消费领域的分析较少，侧重供给方面的分析，而相对忽略需求方面的分析。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以及各种阻碍市场竞争的因素和封建垄断力量的破除，英国的市场成为最为接近完全竞争状态的市场，所以在这种市场环境中，价格不可能过度偏离成本，来自市场竞争的力量迫使商品的价格非常接近生产成本，因此，从成本人手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就成为古典经济学最为便捷的出发点。此外，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即使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机械化大生产还没有推广到所有生产领域，大部分生产领域仍然保持着手工工场的生产状态。这时的生产还是主要依靠人的劳动，劳动力成本就构成生产成本的最主要方面，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将商品的价值归为人类社会劳动的凝结。这种商品价值的一元理论与当时经济现实最为相符，对当时人们的经济行为最具解释力，对当时经济政策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此，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渐渐成为当时主流的经济理论，劳动价值理论也成为当时主流的价值理论体系。

资本主义这种充分竞争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本主义开始呈现出一些质变的趋势。作为这种变化的反映，经济理论也开始出现分裂，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解体以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边际效用价值学说的兴起。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广和机械化大生产的普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商品的相对过剩开始出现，许多商品的价值在市场中无法得到实现。同时，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市场中垄断力量越来越强大。随着市场中垄断力量的不断增强，许多商品可以长期以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予以销售。然而一方面，许多商品花费了劳动，但其价值却无法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某些商品长期以高于其所耗费的劳动而高价销售。对于这些现象，李嘉图的劳动价值一元论已经无法给出圆满的解答，这使得许多经济学家放弃古典劳动价值理论，从生产领域的分析转向消费领域的分析，从供给分析转向需求分析，从分析生产者耗费在商品中的劳动转阿分析消费者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效用价值理论就此兴起。再加之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数学、物理学的发展。边际的概念及其分析方法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逐渐成为分析人们经济行为最有力的工具。效用的视角与边际分析的方法相结合而产生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开始从异端转变为主流。

而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兴起的同时，马克思经济理论也开始兴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的力量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对立，特别是在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矛盾时有爆发。同时，由于生产的相对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爆发，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矛盾。马克思经济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经济理论是在吸收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的，但是马克思并未完全沿着李嘉图的道路前进。李嘉图刻画了一个完美的资本主义世界，而马克思却要证明资本主义世界必然灭亡；李嘉图以自己的经济理论为武器反对封建贵族的残余势力，试图用自己的经济理论证明资本主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而马克思则把发展了的李嘉图经济理论，使其变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用这种经济理论证明资本主义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必然要走向灭亡。正是由于马克思经济理论这种鲜明的阶级立场，导致其始终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经济学。

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兴起不久，其主流地位便被马歇尔创建的均衡价值理论所取代，直至凯恩斯主义革命。马歇尔所处历史阶段与马克思和边际效用价值论者所处年代相差不过几十年。在这一时期，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仍然在欧美范围内推广；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垄断力量进一步增强。虽然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不断暴露，但总体来看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还是主流，各阶级、各阶层在经济上的合作与成果上的共享还是要大于彼此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歇尔综合了边际效用学派、古典学派和供求学派对价值的分析成果，提出了均衡价值理论。均衡价值理论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合作关系的主流：在商品价值的决定上，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力量都不可忽视，最终商品的价值还是由市场力量决定，消费者与生产者都不能单独决定。正是这种合作式的思想内核与对市场现象很强的解释力，使得马歇尔的理论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斯拉法价值理论则产生于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后。虽然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学界和政策决策过程中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它始终缺乏有力的价值理论作为支撑，而斯拉法的价值理论体系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同时，斯拉法也得益于经济分析技术的进步，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法成为斯拉法联立方程分析的主要思想来源。

二、三大价值理论思想渊源的比较

三大价值理论不但有着相近的时代背景，而且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的思想源远流长，但最早正式提出劳动价值理论并进行详细阐述的应属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威廉·配第（1623～1687）。“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便是配第在《赋税论》中最著名的论断。后又经洛克等英国经济学家的不断发展，到亚当·斯密终于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这也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正式发端。但是，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不完全的，他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认为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能支配的劳动，即对某人来说，一种“货物的价值，等于使它能够购买或者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此外，斯密在对价值作进一步的讨论时，又不自觉地偏离了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工资、利润、地租三个部分的全部或其中之一构成，”所以“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在后来被马克思称为“斯密教条”。可见，斯密在价值分析的过程中混淆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

李嘉图是古典劳动价值理论的最终完成者。他一方面对于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持肯定态度，认为“根据那个意见，效用不是价值的尺度”，另一方面则对斯密后两种价值理论分析持批判态度。李嘉图用反例批评斯密的第二种价值理论，认为如果斯密“所谓的劳动是这一物品在市场上所能支配的劳动量，而不是生产该物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好像有两个相同的说法，好像一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加倍，他所能生产的商品量加倍，他也必定换得二倍于前的商品量”，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生产率的提高只会使得单个商品的价值下降。李嘉图希望在排除斯密“支配劳动价值理论”和“收入价值理论”基础上建立一套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元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这种努力遇到了重重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劳动价值理论的解释力不强，现实经济生活中很多现象无法用劳动价值论来加以解释，比如其辩敌所举的“新酒”与“陈酒”的例子。对于这些例子，李嘉图只能将其作为极其特殊的情况而抽象掉，因为它们只占总商品的7%，以至于后来斯蒂格勒戏称其是“93%的劳动价值论”。第二个困难也是导致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直接解体的根源，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价值理论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李嘉图已经认识到这一难题，但是在其劳动价值理论的框架内，李嘉图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只能认为工资和利润对价值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还是由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李嘉图这种解释遭到异见者的攻击，最终导致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解体。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解体后，价值理论向着三个方向发展，即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生产费用价值理论。之后，马歇尔又将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进行改造后与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相融合，创立了均衡价值理论。

马克思借鉴吸收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商品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学说，将劳动分为创造使用价值的特殊劳动和创造价值的一般劳动，而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是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并用它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过程，提出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理论，从而解释了资本相同但是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即所耗费劳动不同的部门之间为什么能够获得等量的利润，也就是李嘉图价值理论未能给出圆满答案的难题。不难看出，马克思坚持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对劳动价值理论做出了根本性的发展。

斯拉法则沿着李嘉图理论的另一个方向发展，即寻找李嘉图没有找到的不变价值尺度。不变价值尺度由李嘉图提出，意指如果某种商品的价值不会因为分配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则该商品就是不变价值尺度。由于其自身的价值不发生改变，所以它与其他任何商品的交换价值发生改变都可以视为其他商品价值的改变，人们进而就能通过它与其他商品的比较来确定究竟哪种商品实际价值上涨、哪种商品实际价值下降。李嘉图早期曾设想用谷物作为不变价值尺度，后来也设想用劳动作为不变价值尺度，但最后也未能找到合适的不变价值尺度，因而选择了放弃，认为“这种不变价值尺度是不能找到的，因为任何一种商品本身都会和其价值需要确定的物品一样发生变化”。斯拉法则一生致力于寻找李嘉图提出的不变价值尺度。他把商品价值与社会分配关系和分配比例看成是由同一机构、同一过程所决定的。虽然没有找到某种商品可以作为不变价值尺度，但是斯拉法构建了一种不受分配关系影响的合成商品来作为不变价值尺度，通过这种合成商品可以观察其他商品价值的变动。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作为李嘉图的学生，深受其父亲的影响，曾经是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最忠实信徒和追随者。他认为，“在价值法则中已没有什么要留给现在的著述家或任何未来的著述家去澄清；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是完满的，需要克服的唯一困难是如何说明这一理论，使应用这一理论所产生的主要困惑得以预先解除。”由此可见，穆勒认为，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已经非常完满，剩下的就是应用问题了。但是在其辩敌的攻击下，穆勒渐渐背离了劳动价值理论，走向了生产费用价值理论。穆勒认为，物品要有价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效用，二是在它的获得上存在着若干困难，而劳动的耗费只是这些若干困难中一个主要部分，但并不是全部，因此，“生产费用加上通常的利润，可以称为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一切物品的必要价格或者价值。”随着穆勒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背离，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就此终结，劳动价值理论从主流变成了异端。

马歇尔一方面吸收并改造了斯密、李嘉图、穆勒、萨伊和马尔萨斯等人的古典经济理论，另一方面又综合了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等边际效用学派的价值学说，在市场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内，提出均衡价值理论体系。在供给方面，马歇尔主要用边际分析方法改造了穆勒的生产费用价值理论，推导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证明随着供给数量的增加，生产付出的边际成本也将增加，即多获得一单位商品的困难程度增加。在需求方面，马歇尔改进了边际效用学派的分析方法，推导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证明随着所能获得商品数量的增加，人们对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将下降。最终，市场力量会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形成市场价值。在马歇尔之后，琼·罗宾逊和张伯伦又提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决定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体系。希克斯、庇古、阿罗、德布鲁、萨缪尔森等人也在新古典均衡分析框架内对价值理论做了更深入的探讨，使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成为当今经济学界主流价值理论。

三、三大价值理论研究目的的比较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所处时代经济状况的反映，同时也是人们利益诉求的反映，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和斯拉法价值理论作为各自理论体系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的研究目的。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最本质的规律，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和揭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根本原因。可以说，马克思对当时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一种规范性的分析，其分析基础含有很强的阶级性和倾向性。他使用一种实证经济学的方法展开分析，用严密的逻辑推导出理论结果。其结果是经过严格科学论证的结论，而不单单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判断。马克思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提出剩余价值的概念，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概括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生产领域以商品的形式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流通领域通过商品的销售来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决定其在生产过程中会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流通领域又阻碍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自身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无法克服。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是经济危机的生产过程，就是自身消亡的过程。可见，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整个逻辑，是以剩余价值为逻辑起点，所以剩余价值理论被称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而剩余价值理论又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所以价值就成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是基石的基石。许多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价值这一概念是不必要的和多余的，即使没有价值这个概念也不影响马克思的结论。但事实上，价值这一概念对于马克思理论必不可少。因为如果抽掉价值这一概念，那么就无法解释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进而失去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的解释基础。归根结底，马克思研究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而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西方经济学者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以及这种内在矛盾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因此，他们才得出价值概念是“不必要的和多余的”这一结论。

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目的。作为资本主义辩护性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更倾向于实证分析，忽视规范分析；更倾向于研究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市场能给参与者带来的福利，忽略市场中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关系；分析重点在于市场如何高效率地配置资源，忽视市场应该如何公平地分配资源。因此，尽管未能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但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许多结论能够得到市场数据的验证，并且可以用来进行预测，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一种用于分析人们经济行为和市场运行规律的有效工具，并使其逐步取代古典经济学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斯拉法价值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则是在批判边际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恢复古典学派特别是李嘉图的理论研究传统。一方面，斯拉法在自己著作的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我现在发表的这套命题有一个特征，虽然他们没有对价值和分配的边际学说进行任何讨论，他们仍然是为了作为批判那一学说的基础而设计的。”斯拉法通过假设各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变，构建了一个规模收益不变的经济循环体系。而在这一体系中，生产日复一日地继续，但是根本找不到要素的边际产品，或者说产品的边际成本。另一方面，斯拉法继承了李嘉图的理论传统，以国民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为了论证分配关系对商品价值的影响，他通过构造一种“标准商品体系”来计量商品价值的变动，从而解决了李嘉图的不变价值尺度问题。此外，斯拉法价值理论虽然思想渊源来自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最终也将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劳动的耗费，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和商品的劳动耗费成比例的，就是说，和直接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数量成比例。”但是斯拉法价值理论算不上完全的劳动价值理论，劳动时间在其理论中不处于核心地位。在斯拉法价值理论中，生产技术与劳动和资本对剩余的分配才是价值决定的关键。

四、三大价值理论研究方法的比较

任何理论都有哲学的影子，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经济学三大价值理论的哲学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虽有相同之处，但是三者之间的差别更加明显。三大价值理论都采用了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这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主张经济学应该使用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马克思深受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其辩证法思想贯穿经济学研究始终。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每一个概念都反映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如，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而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与斯拉法价值理论更多地受到英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们往往不是过多地深究事物的本质，而只是建立一套能够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并能以此做出预测的实用理论。

虽然研究方法并不同于德国历史学派，但是马克思还是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在其经济理论中，历史因素得到了充分的考虑。而且马克思认为，价值、劳动、资本都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并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的价值分析始终要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如，马克思同时基于逻辑顺序与历史顺序，分析了价值从简单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变。而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与斯拉法价值理论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要小得多，在他们的分析中，历史因素基本被抽象掉了。他们将历史看作是既定的，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作为分析前提，只分析市场运行本身的规律，不对市场经济的历史趋势进行分析。

此外，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深受英国哲学家边沁、洛克等个人主义哲学的影响，主要使用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把每个理性人的个人选择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通过分析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得出消费价值与市场中商品稀缺性的关系；通过分析每个生产者的生产选择，得出生产价值与市场中商品稀缺性的关系；然后以市场交换为纽带，将消费价值与生产价值联系在一起，最终得到市场均衡价值。而马克思与斯拉法很少使用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他们更多地使用整体主义分析方法。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没有对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选择行为进行分析，而是把工人与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斯拉法价值理论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他通过联立方程组的形式，分析社会剩余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及其对价值确定的影响，这里的工人与资本家也不是指单个的工人或资本家，而是指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的阶级整体。

五、三大价值理论中价值本质、量化形式的比较

（一）关于价值定义与本质的比较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以及斯拉法价值理论都是通过价值理论来说明人与人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他们对价值的定义和描述却不在一个层面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价值反映的是交换背后人与人之间深刻的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找到了相对交换比例背后的绝对量，并以此将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马克思认为，一种商品之所以能够与另外一种商品相交换，是因为这两种商品所包含的一般人类劳动量相等，因此，商品交换背后的真实尺度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所反映的更多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的需要程度与物品稀缺程度或者获得物品难易程度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均衡价值的决定中，一边是人们的需求以及这种需求的满足所带来的效用，另一边则是供给，是人们为满足这种需求所付出的代价。虽然说商品的价值是由供需两方共同决定的，但是均衡价值的决定核心还是在于需求。也可以说，均衡价值决定是满足社会需求所带来的效用与满足社会需求所付出代价之间的成本——收益的计算，其所反映的正是某种物品与整个社会需要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并不像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那样追求相对价值背后的绝对量。在新古典均衡理论中，价值更多地表现为某一物品交换另一物品的比例，而这一比例所反映的正是这两种物品在市场中的稀缺程度或者重要程度。

斯拉法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价值定义，但是斯拉法价值理论的实质更接近于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也就是说，斯拉法价值理论中的价值是在整个经济体系均衡运行时，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比例关系，是一种相对价值。这一比例是由在生产过程中技术条件与物质补偿条件决定的，其反映的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时，价值作为一种调节比例如何使国民经济达到均衡状态。

（二）关于价值与价格关系的比较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价值与价格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并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可见，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价值和价格都是不可或缺，但是两者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而在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和斯拉法价值理论中，价格与价值是合一的。事实上，西方经济学自马歇尔之后，便基本上放弃了价值——价格二元划分方法，更准确地说是将价值与价格合二为一，将价值与价格视为等同的存在。因此，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实际上就是其价格理论。如，在德布鲁的著作《价值理论（Theory of Value）》中，通篇使用的都是价格（Price）而不是价值（Value），但其书名却以价值（Value）为题，足可见价值与价格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是通用的。

（三）关于价值量化形式的比较

在价值量化方面，由于劳动时间是衡量劳动的天然尺度，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成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价值的天然尺度。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里所指的平均并不一定是各生产者加总后的平均数，而是指在某一商品的生产部门中，绝大多数生产者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是绝大多数该种商品的个别价值。另一种解释则来自《资本论》第三卷，“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者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在这里，社会必需的总量与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中的需求总量有异曲同工之处，表达了非常相似的意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能任意规定，也不是所有企业劳动时间的简均，而是由生产条件和社会需求共同决定。在生产的技术水平给定的条件下，社会需求总量就成为必要劳动时间最直接的决定因素。当社会需求总量远远大于社会供给总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最劣等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相反，当社会需求总量远远小于社会供给总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由最优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只有当商品的总产量与社会需求总量大致相当时，必要劳动时间才由平均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可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不仅从供给角度论述了价值的决定，而且同样考虑了需求因素。恩格斯也在《反对林论》中指出，社会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价值”这个概念所余留的全部东西。

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对产品价值量的规定则是通过市场中供给与需求两种力量的对比确定的。在市场中，消费者根据效用和预算约束做出最优决策，选择能使自身达到效用最大化的需求量。当所有消费者都做出最优决策时，市场中的需求力量便会形成。当市场中需求量大时，消费者愿意为商品支付越多，商品的市场价值就会相应提高。而生产者根据自身面临的资源约束和市场约束，做出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决策，从而形成市场中的供给力量。需求与供给这两种相反的力量推动着市场价值相向而行，并最终形成市场均衡价值。此时，社会生产一单位商品所付出的代价与消费这一单位商品所带来的满足程度相等，整个社会资源利用效率达到最优。

斯拉法则通过一系列投入——产出联立方程组来确定价值量。在整个联立方程组的左侧是生产商品所投入的价值。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各种投入品的价值加上利润及劳动者所得就构成了产品总投入的价值。而方程组右侧则是产品产出的价值，而这一价值又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之中。这样，在价值上整个经济系统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循环，保证均衡时投入的价值与产出的价值相等。虽然在斯拉法的联立方程组中只有供给的力量，没有需求的力量，但这里却暗含一个很强的假设，即所有生产出来的商品都能再次投入到生产中，也就是不存在市场的约束。这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均衡。市场均衡成为斯拉法分析的前提假设。如果把斯拉法联立方程组的左侧看作市场需求，而右侧看作市场供给，那联立方程组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均衡的表达式。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7）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0-0032-03

引言

20世纪70年代，美国激进派经济学家保罗・巴兰（1910～1964）和保罗・斯威齐（1910～2004）提出了经济剩余理论。巴兰最早在《经济进步与经济剩余》一文中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后来，他们二人合著了《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并在书中结合当时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剩余理论。这一理论探讨的是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经济剩余产量的产生和吸收的问题。经济剩余是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经济剩余的产生和吸收问题是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

一、经济剩余理论的提出

在《垄断资本》一书中，巴兰和斯威齐从经济剩余概念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巨型公司也就是大垄断集团仍旧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公司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现了利润最大化。但同时也生产了更多的经济剩余并使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大大增加。巴兰和斯威齐把经济剩余不断增加的趋势称作剩余增长趋势规律。然而，垄断资本主义在不断生产更多的经济剩余的同时，却不能解决经济剩余吸收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剩余往往通过消费、投资和浪费等三种方式被吸收。然而，消费和投资都会使经济剩余的吸收变得更加困难，唯有浪费成为经济剩余吸收的重要途径。这种浪费包括广告业、买卖与投机活动以及为这些活动服务的诸多金融和保险机构。此外，还包括政府的较大份额军事支出。巴兰和斯威齐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一边是很多工人处于失业和贫困中，一边是大量的军事支出对经济剩余吸收和消耗。这便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不合理性。可见，巴兰和威斯齐通过经济剩余理论也推导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并提出要采取行动去这个制度。

二、经济剩余与剩余价值的概念对比

1.经济剩余。巴兰最早在自己编著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提出经济剩余概念。他把经济剩余划分为三个部分：实际的经济剩余、潜在的经济剩余和计划经济剩余。他认为“实际经济剩余是指社会当前实际劳动产品与社会当前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从而与当前节余和积累同义。具体体现在该时期社会财富所增加的各种资产：生产性工具设备、库存、对外结余、黄金储备；”[2]107潜在经济剩余是指“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下，利用可获得的生产资源所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可认为必需消费品之间的差额；”[2]108有计划的经济剩余是专门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的状况，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下，有计划地充分利用一切生产资源所得到的社会最佳值与最佳消费之间的差额。巴兰认为，有计划的经济剩余将会充分吸收潜在的经济剩余。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存在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因此，潜在经济剩余要大大高于实际经济剩余，造成剩余吸收的困难。由此，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从而也明确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将会解决经济剩余吸收的问题。在《垄断资本》一书中，巴兰和斯威齐把经济剩余的概念总结为一句话“经济剩余的最简短的定义，就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1]14，紧接着又说道：“剩余的大小是生产能力和财富的指标，是一个社会享有多大自由来完成它给自己树立的任何目标的指标”[1]15。可见，《垄断资本》中关于经济剩余的概念的外延是要大于他之前提出的经济剩余概念的外延。

2.剩余价值。接下来我们再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做一下探究。通过查阅《资本论》第一卷，我们找到一些相关的表述。马克思在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写到“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作剩余价值，”[3]176“这样，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3]242“剩余价值由剩余劳动形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281再来看一下列宁是如何理解剩余价值这一概念的。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这种增值额叫做剩余价值。”[4]590这一解释是列宁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概念表述的进一步的阐述。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对剩余价值概念有一段经典表述：“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它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体现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5]159这一定义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概括和总结。

3.概念对比。巴兰和斯威认为，在垄断集团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剩余的形式日益复杂，剩余价值概念已经显得过于单薄，应用经济剩余代替剩余价值，“我们的论点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程序不再是恰当的了；我们希望术语的更换，将有助于实现理论见解的必要转变。”[1]15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个概念有何不同：

首先，概念的外延上的对比。从《资本论》中我们看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剩余价值在不同的资本领域分配为利润、利息和地租。其他各种形式的收入，都不过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当然，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史》和《资本论》中，也曾谈到过剩余价值还包括国家和教会的收入，商品销售时的支出以及非生产性工人的收入等等。但一般说来，马克思并没有把这次因素纳入到他的基本理论模式之中。而经济剩余不仅包括全部财产收入还包括广告费用、买卖过程中的浪费和法律与金融服务部门从业人员的报酬以及政府吸收的剩余等等。可见，经济剩余的外延要大于剩余价值。

其次，存在形式上的对比。从存在形式上来看，剩余价值一般采取价值的形式，而经济剩余既包括价值形式也可以包括物质财富形式。就像《垄断资本》中所说“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剩余采取多种形式和伪装，”[1]15它渗透在经济生活的角角落落。既是库房中没有卖出去的产品，也是非生产性人员的报酬；既是官员豪宅、豪车、名表和餐桌上浪费掉的食物，也是军事演习中的导弹、航母。

再次，历史阶段和现实基础的对比。从概念产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看，马克思是在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上提出来的，主要以英国为例，直接反映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而巴兰和斯威奇提出经济剩余理论以垄断资本主义为现实基础的，主要以美国为例。他们在《垄断资本》的导言中说到“在企图了解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时，我们不能脱离垄断，也不能把它看作一个只起限制作用的因素；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分析工作的最中心。”[1]12

最后，概念阶级性的对比。就概念本质内涵来看，剩余价值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而经济剩余是一个一般的经济学范畴。剩余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经济剩余既可以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中的一个经济学概念，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演化成计划经济剩余。另一方面，马克思一直强调是雇佣工人创造了剩余价值，而巴兰认为经济剩余的增加是成本降低的结果，并没有分析经济剩余的创造者问题，撇开了劳动过程而分析经济剩余。当然，他在书中也写道：“我们对于劳动过程的忽视，并不意味着本书与阶级斗争无关。”[1]14他认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主动权已经落在不发达国家的劳苦大众身上，阶级斗争日趋国际化。

三、经济剩余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的对比

1.理论的中心问题和逻辑思路不同。在《垄断资本》一书中，明确提到：“它是环绕着一个中心论题来组织并获得本质上的统一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问题。”[1]13经济剩余理论的逻辑思路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剩余不断增长，而剩余的吸收又变得更加困难，这都源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因而要这一制度，建立能够充分利用潜在经济剩余的社会主义制度。剩余价值学说主要研究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如何形成，又由谁创造以及剩余价值的积累、流通和分配的问题。剩余价值学说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阐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而无产阶级也理应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2.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不同。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首先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是由巨型公司所组成的一种制度。而这种巨型公司虽是垄断组织，但追求利润最大化仍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最终目的，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会进行竞争，因此垄断中仍存在竞争，而通过革新技术而降低成本是在垄断竞争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手段。因此，巴兰和斯威齐认为“成本的日益降低意味着利润边际的不断扩大。而利润边际的不断扩大又意味着利润总额不仅在绝对数上而且在所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上都在增长。如果我们暂时使利润总额同社会的经济剩余相等，我们就可以把剩余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而在绝对数上和相对数上增长的倾向表述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规律。”[1]73因此，他们提出经济剩余增长趋势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巴兰在总结了剩余增长趋势规律后，紧接着说道：“这个规律马上引起了同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比较，这是应当的，”[1]73所以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如何阐述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剩余价值学说则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因为他实际获利的程度不是决定于利润和可变资本的比率，而是决定于利润和总资本的比率，即不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利润率。”[6]50利润率就是利润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这里的利润也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因此利润率可以表示为m：c+v。马克思在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运用简单的数学运算得出了一个规律：“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同一个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6]236接着，马克思又引用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规律：“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6]237巴兰也不否认利润率下降这个规律，他认为：“关于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改变的本质的东西，在这个代替中获得了它的理论表现。”[1]14也就是说，他认为利润率下降是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而经济剩余增长是垄断阶段的规律。

3.在研究论证方法上也有一些区别。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抽象与具体、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伟大成果。而《垄断资本》一书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现实资料进行论证，增强了这一理论的现实性和客观性。在解释经济剩余的概念时，也运用了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因此，巴兰和斯威齐没有关注经济剩余的来源问题，而是基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通过简单的归纳、分析和假想得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和逻辑推理方法有所不同。除此之外，这一理论还运用了个量分析、总量分析以及边际分析等方法，这与西方经济学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

四、对经济剩余理论的评价

经济剩余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一经推出便引起极大反响，不同的学派对这一理论也褒贬不一。

《垄断资本》的译者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作者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明显地放弃、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阵地的……用经济剩余取代剩余价值，这不是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具体运用，而是一种修正。”[1]3虽然译者在20世纪70年代的这一观点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必然的关联，但这一观点也仍代表了当前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剩余理论的评判。当然，我国也有一些经济学者、经济学家对经济剩余理论进行了一分为二、辩证的评价。如梁小民认为经济剩余这一概念不如剩余价值概念科学、准确，经济剩余注重对数据和现象的分析，而剩余价值则注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的探究。但是，梁小民也说道：“我们也并不认为巴兰是完全歪曲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毕竟主张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7]34他认为经济剩余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问题的分析以及关于不发达国家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还是正确的。

重读《垄断资本》并通过比较剩余价值与经济剩余，了解二者的区别与关联，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对于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其一，经济剩余理论试图以美国经济、社会状况为依据，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经济发展规律，揭露美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矛盾，最后表明要为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因此，这一理论对于人们认识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提供了现实的数据与理论分析。

其二，虽然我们并不认为经济剩余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但也不能否认这一理论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研究的启发与促进。《垄断资本》一书最早由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著，虽然当时是抱有明确的批判态度去翻译，但现在南开大学对于垄断资本理论的研究却走在全国前列，研究著述颇丰。例如，高峰老师编著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垄断资本理论研究》一书，被认为是对垄断资本理论研究的重大推进。

其三，研究的方法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这本书引用了大量的具体数据和实例，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提供客观依据。这种实证分析研究方法对于我们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M].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2]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M].蔡中兴，杨宇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8）

一 经济法产生的背景早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社会，社会的每个主体在经济生活中都是完全自由的。这种社会模式的形成与建立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重农主义思想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亚当·斯密基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自由主义提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它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是人的天性，凡是人都有这种要求，人类的利己心促成了变换”，他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而没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但是追求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级的，“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般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在斯密看来，政府对自由秩序的干预都几乎是有害的，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他们好像为“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的重农主义，把农业中的“自然秩序”推崇到了整个社会领域，崇尚“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真正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的最大利益”。在这几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举行完全竞争，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只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对社会经济生活完全放任，相信其可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思想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也就作为一个“夜警政府”，除赋税外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职能，因为他相信，他所统治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可以自动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就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几种思想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们犯了一个共性的错误，他们都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看作是绝对独立的个体，而社会是一张“关系之网”，每个人都处在这张网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自然秩序”的神话。社会经济过度集中，各种形式的经济垄断大量出现，工人大量失业，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市场秩序遭到“理性经济人”的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处于近乎瘫痪状态，这时，充当“守夜人”的政府发现，他们所推崇的“自然秩序”原来只是一种理想，放任主义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反而对其造 成了破坏，于是，应运而生的凯恩思主义通过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不仅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也促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的诞生。同时资本主义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法”也应运而生。所以，从这一时期看，经济法在诞生之初，就承担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利益，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能，而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它最后所要维护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二 经济法的体系经济法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门类齐全的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两大部分。市场管理法究其本质是国家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依法适度干预，而其根源则是市场失灵。它的宗旨在于重现和复制公平的市场交易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促进和维系市场自由竞争，而要实现这一点，最根本的在于赋予和保障市场自由竞争权，作为市场管理法核心和基础的市场竞争法很好的承担了这一职能，它的建立旨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通过禁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为社会各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提供给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全社会实现竞争民主。宏观调控法其本质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法律手段，和市场管理法不同的是他的干预是间接的，他主要通过一些诸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经济性的政策来影响市场主体的具体经济行为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流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宏观调控可以校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协调市场经济的总体平衡，调节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维护市场经济的宏观秩序，抑制市场主体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到凯恩思的全面干预，走到了今天的自由基础上的干预和干预下的自由相结合，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不是个人利益绝对最大化所能实现的，社会 利益也不再局限于经济上的利益，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已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它应当包括经济秩序，社会公德，经济资源与机会的共享，人类文明等各方面。而且，社会利益是处在社会中的个人实现其利益的基础，没有社会利益的存在，个人利益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基于社会利益，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才是自由的。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其本质又是个人利益，不过它所强调的是每个社会个人的个人利益，是相对于单个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言的，具有极强的涵盖性、广泛性和更强的整体性。所以，从经济法的产生及其体系看，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良好的经济秩序、经济民主、社会公正。1、经济秩序。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主体才能“最自由”的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二、经济民主。经济法通过维护经济秩序，建立良好的经济环境，赋予社会主体平等的、自由的竞争权，机会均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自己的利益。经济法通过国家干预，保证每个社会主体的最大民主，从而实现了社会的最大民主。三、社会公平。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利用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均衡社会财富，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对弱者的利益的保障，通过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代际之间的公正。经济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对利益冲突双方进行调整和评价时，无不依据其价值进行，而其价值就其本质来看乃是属于社会利益的范畴，所以，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本质，乃是社会利益至上。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9）

寻着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假设（公理）继续追问，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基本假设——关于产权的基本假设。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性质。这里我们设任何事物为全集e，那么全集e从何而来呢？这其实是一个最高深的哲学问题。也等于问世界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信仰上帝的人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信仰真主的人们认为世界是真主创造的；佛教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空的，生于空死于空。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世界生于无，无中生有，有无相生。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自然的、物质的。根本不存在上帝或真主。总之，五花八门。现在，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就说全集从全集的补集而来。全集的补集是什么呢？是空集。空集是全集存在的外界环境。全集从空集而来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无中生有。这样可能有人会愤然说：“乱七八糟！”没错，逻辑就是从乱七八糟开始的，是对乱七八糟的否定。逻辑的起点是形而上的。笔者认为整个数学体系都是从空集或零开始的。在空集或零内部一切逻辑定律都不存在或消失。逻辑始于空集或零，终于空集或零。非逻辑就是乱七八糟。这和史蒂芬·霍金在《时间简史》（p。2 p。28）中所说的奇点很相似：在奇点处，所有定律以及可预见性都失效。奇点可以看成空间、时间的边缘或边界。全集从空集而来，反过来说就是空集创造全集。这和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很相似，也象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一样让不信仰上帝的人们难以置信！不过这没关系，只要我们把上帝理解为外界环境或全集的补集或空集就行了。至于上帝存在与否人们可以继续争论。我们只是把上帝、外界环境、空集或零作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假设而存在着。有人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性，但总不能也否认外界环境的存在性、否认空集的存在性、否认零的存在性吧？为此，我们给出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任何事物e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都是它的补集（外界环境）给定或让渡的。这是产权、所有权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说上帝赋予人们自私心或说上帝赋予人们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本性，也就是说一个集合的补集赋予该集合有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这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已。第一种表达方式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石，第二种表达方式有可能成为产权制度经济学的基石。

产权的本源隐含在人们的信仰中。相信上帝的人们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归上帝所有。相信真主的人们认为：世界是真主创造的，世界归真主所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认为：根本不存在上帝或真主，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因此，应当归劳动者所有。有没有上帝和真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产权的划分和归属。如果存在着上帝，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世界的产权归上帝所有是理所当然的事。上帝的信徙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也不相信上帝会把它的所有权让渡给不信仰上帝的人们。同样的道理，如果存在着真主，世界是真主创造的，那么世界的产权归真主所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真主的信徙也不相信真主会把它的产权让渡给不信仰真主的人们一部分。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成果理所当然地应归劳动者所有。剥夺资本家、大地主等有产者的财产，归无产者所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同信仰、不同世界观、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归根到底是产权的划分和产权归属的冲突。

当我们约定产权的本源是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都是它的补集给定或让渡的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全集e包含于空集。这和集合论中的空集包含于全集相互矛盾。因为空集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这里我们把空集分为：内空集和外空集。内空集包含于全集；外空集包含全集。当我们说空集包含于全集时，仅指内空集；当我们说空集包含全集时，仅指外空集。这样我们就解决了逻辑悖论的一个问题。空集是否可以分为内空集和外空集，请数学家们多多指教！

当我们把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扩展之后，经济学之间的很多争论也就变成了不同自私主体之间的争论。国家、政府、集体也是任何事物中的一种，也有它的“自私心”，也有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性质。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家不能因为任何人都是自私的，而劝说美国士兵拒绝到阿富汗去面临死亡；另一方面，劳动价值论者不能因为有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必要性，而否认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性质。公与私只是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而言的。一个集合从其外界环境获得的所有权相对于该集合与其外界环境的关系来说是私有产权，相对于该集合内部的各元素来说则是公有产权。例如，一个猎人捕到一头野牛，这头野牛就成了这个猎人的私有财产，但是这头野牛相对于这个人的各个器官来说（如耳朵、心脏、大脑……）却是公有或共同财产，尽管个人私有制是一个极限，不能再把一部分归大脑所有、一部分归心脏所有、一部分归耳朵所有……再例如，一个国家用战争手段夺取另一个国家的土地等财产。这些土地相对于这个国家以及其它国家来说是它的私有土地，但相对于这个国家的公民来说又是公有土地，在没有第二次分配之前。国（公）有制也可以表述为国家的私有制。一个集合的私有产权也可以表述为该集合元素的公有产权；一个集合元素的公有产权也可以表述为该集合的私有产权。

二、制度

如果劳动价值论者不反对上面的基本假设，我们就可以开始从这些基本假设出发分析经济学的结构。现代汉语词典上说：制度是1、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t·w舒尔茨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行为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第253页）v·w拉坦说：一种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同上329页）林毅夫说：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一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总和。（同上378页）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守的一套行为规则。（同上375页）l·e戴维斯 d·c诺斯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一项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可能是最接近于制度一词的最通常含义了。（同上270-271页）

这些定义基本上大同小异。看来“规则”是制度这一概念的核心。就规则来说，从马走日，象走田 到各种体育比赛规则；从各种风俗习惯到道德规范；从婚姻法到宪法；从小学生守则到圣徒十诫；从一个公司的内部纪律到军事法庭；从口头承诺到国际公约；……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规则堆积如山。那么其中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些规则中发现制度是一个二值逻辑。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是集合之间承认与否认、肯定与否定。为此我们可以把制度的定义进一步深化为：集合之间存在和发展关系的肯定 和否定。它决定着集合存在和发展的连续和中断。这一制度的定义刚好和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相对应。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性质对应着肯定；任何事物都有灭亡的时候对应着否定。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我们可以把制度用6种交换形式表达出来，从而世界上堆积如山的制度可以简化为6种交换形式。当制度可以用交换形式表达的时候，也是制度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走向统一的时候。我们把不同交换形式的相互转换叫做制度变迁。当然这一定义是不严密的，它不包括同一种交换形式下的微观变迁。

三、交换形式——人类社会的游戏

规则或制度

前面我们设任何事物为集合e，现在我们设任一事物为a 。由公理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性质可知，集合a为了保持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它就必须与其外界环境e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交换是事物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因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单独、孤立的存在。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老祖宗们的观点。我想劳动价值论者不会反对吧？由此看来，从经济学 的基本假设出发遇到的第一个经济学概念就是交换，第二个概念就是需要。对这个问题制度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存在着冲突。比如一支笔换一块面包，主流经济学家的两只眼只盯着笔和面包。因此马克思批评主流经济学见物不见人。康芒斯说：

洛克的“劳动”的意义是他的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化身。在他看来，劳动意味着所有权以及被占有的物质东西的存在都是正当的。这种所有权和物质财富的双重意义，二百年来一直是正统经济学家的园地。正是财富的双重意义的这种隐蔽了的所有权，激怒了非正统派的经济学家。……我们将区分这两种意义，可是发现物质和所有权的相互关系，不是在洛克的劳动化身里而是在一种经济活动的单位——“交易”里，以及那种对有利的交易的预期里，这种预期是一种更大的活动单位，一个运行中的机构。〈〈制度经济学〉〉第70页。

古罗马时代，一个罗马法体系就可以看着是一个制度经济学体系。它对所有权的划分、转移、保护等等都有较为完善的规定。古罗马人实际上就是把交换的本质看着是所有权的转移的。例如，奴隶没有人权、自由权也没有所有权，因此不能进行买卖。奴隶主对奴隶有所有权，他就可以买卖奴隶。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如妻、子女、等也无权买卖。〈〈罗马法原论〉〉周楠（这是个别字，请原谅）第129、218、304、144页。可见拥有所有权或权才能进行买卖已经成为古代罗马人的常识。可是房地产公司拿着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房产到银行抵押贷款，却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报刊上见怪不怪的新闻。

马克思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02页。其实马克思是一位被制度经济学家忽视的制度经济学家。因为他揭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本质。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凭这一点马克思就可以确立他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的地位。张五常先生虽然极力与马克思唱反调，但他们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有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只不过他们强调的方面刚好相反。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要消灭资本主义，取消市场经济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这是真理，没有错！科斯认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张五常认为：没有私产就没有市场经济。任何经济理论，若含意着产权对人类的行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都是谬论。《卖柑者言》第17页。逻辑学告诉我们互为逆否的两个命题是等价命题。这是同一个真理，也没有错！总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交换的本质是产权、所有权。为此我们给出交换的定义：交换是产权、所有权的界定和重新界定。

经济学的第二个概念：“需要”直接来源于基本假设，没法定义，只要我们从常识出发，理解人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就行。需要和需求是同一个概念。至于需求定理或定律，主流经济学的描述基本正确，最新进展请读张五常先生连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上的《经济解释》。

交换一旦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集合链：e——a——a1——b 这就是第一种交换形式，也是第一种制度。这一交换形式或制度直接源于基本假设，可以体现在任何阶层的自组织集合与其外界环境的关系中。e表示a的外界环境或全集。a包含于e ，a1属于a 。b包含于e 。a和e具有双层关系，一方面集合a的存在是其外界环境e让渡的，所以集合a与e之间的交换有且有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这里暂不分析成本、制度成本、交易成本、价格之间的关系。张五常先生把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推广为制度成本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这两个概念是有差别的。在一定条件下，制度成本降低交易成本上升。《交易费用的范式》见《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9·1期。集合e认可a的存在和发展权，同时集合a也认可e的存在和发展权，；因此说a和e具有平等关系的一面，尽管a是e的子集。这是全集e与子集a交换的契约。——表示a1 b向非a1 非b转化的过程，也表示所有权的转移。a1等于b表示a与e的所有权相等，e让渡它对b的所有权，a让渡它对a1的所有权。a在e的授权下剥夺b的存在和发展权，同时付出代价a1 。另一方面，a b和e又有包含与被包含，属于和被属于的关系。在集合论中属于和包含有明确的区别，今后我们用属于表示所有权关系。当集合的元素由集合组成时，我们规定属于也具有包含的含义。e对a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的肯定同时意味着对a1的否定。承认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同时意味着对奴隶人权所有权的否定。承认我对某个苹果的所有权就意味着否定该苹果的存在和发展权，因为我有权吃掉它。两个对称又互补的公理或假设就是这样相互作用的。是与非的标准，肯定与否定，承认与不承认的制度成本表现为a1和b。这时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同一的，还没有分开。

当a1等于空集时，我们称b是e对a的无私奉献。也就是e对b的所有权转化为空集。当b等于空集时，我们称a1是a对e的无私奉献。或者说a放弃对a1的所有权。因此，我们有：一个集合的无私奉献是该集合补集的极端自私。无私奉献和极端自私也是一种等价交换。例如，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是老天爷（这里指外界环境）无偿给的。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把生命无私奉献给老天爷。这里不管贫富贵贱，命运的幸或不幸。这是人类与外界环境的公平契约。人类的生死大权自古以来一直掌握在老天爷手中，谁也没有长生不老的权利，尽管有彭祖活到800岁的传说。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把自己无私奉献给他的政府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政府则负责人民的生老病死，吃穿住行……还要提供无私奉献的机会——充分就业。人民必须绝对服从政府的命令。这也是一个公平的契约。这一契约规定了政府的合法性。当契约双方不能履行权利和义务时，契约本身就面临着修改。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契约修定的过程。计划经济时代，大力提倡雷锋精神。根据一个集合的无私奉献是该集合补集的极端自私这一定理。雷锋精神自然是“伟大”的，可是雷锋所奉献的对象却是极端自私的。这里的“对象”如果是“人民”那么人民就是极端自私的；如果是“政府”那么政府就是极端自私的。我本人也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赞美别人无私奉献，因为我有可能因此不劳而获，这恰恰证明了我的自私；我批评别人自私，因为我有可能因别人的自私而失去不劳而获的机会，这恰恰证明了我的贪心！大力提倡雷锋精神的制度经济学含义是：把公民的一切权利转交给政府。

在政府和人民的以无私奉献交换无私奉献的契约中，计划经济是计划物的生产和消费；计划生育是计划人的生产，是计划经济的延伸；还有计划人的死亡；这一政策还没有实行。在计划经济时代，物的产权已经成功地转移到了政府手中；计划生育实施后，人的生育权也已经从自然人转移到了政府手中。现在公民要生孩子，必须从政府手中购买生育权。每个准生证，明里暗里要几千元不等。在劳动价值论者看来，准生证的价值是由生产准生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吗？生育权是如何转移到政府手中的是博士论文的好题材！政府仅有生产资料的产权和生育权并不是无限对无限的交换，因此 也承担不了人民的生、老、病、死、吃、穿、住、行的责任。在政府没有掌握公民的死亡权之前，政府的财政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当政府拥有公民的死亡权时，老天爷（外界环境）的权利才基本上全部转移到政府手中，才最终完成“君权神授”的过程。这时人类社会就正式踏上了《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

就拿雷锋来说吧，如果雷锋还活着，大概也到了退休年龄吧？我想一般情况下，从65岁到75岁的医疗费用不会大于从75岁到85岁的医疗费用；从85 —95岁的医疗费用不会大于95—105岁的医疗费用。以现有的技术条件，如果能把雷锋的生命维持到110岁，他的医疗费用会是多少？雷锋一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人民”，难道说“人民”就不应该拿出一切让雷锋 的生命维持到不能再维持为止吗？雷锋精神永存，雷锋的肉体应不应该和精神一样永存？即使不能永存，那么保存一千年也行啊！这一千年的保存费用“人民”不愿意支付吗？考虑到大多数公民的生命都有可能活过60岁，让所有无私奉献的人死后保存遗体的事不提也罢！这样可以为政府节约一大笔费用。如果让全体公民的生命免费维持到110岁，政府需要多少财政支出？很显然只免费医疗一项政府的财政就无法承担，如果公民不把死亡权交给政府的话。因为这不是真正的无限交换无限的契约。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失效的合约。在这一合约中，政府的权利小于它承担的义务。还在姥姥怀里的时候，我就听她讲过一个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五鼠闹东京。从这个故事中，我知道60岁活埋人的制度终止于大宋朝。我不是历史学家，无法证实历史上是否真正实行过60岁活埋人的制度。但是如果按照计经济、计划生育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社会的老龄化逐步扩大，计划死亡的政策总有一天会实行的，即使历史上没有出现过60岁活埋人的制度。计划经济必然导至计划生育、计划死亡。否则政府和人民之间以无限交换无限的契约必须修改为以有限交换有限的契约。随着计划经济的放弃，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的发展、中国加入wto成为事实，现在看来计划死亡的政策，实行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白，给下岗工人以最低生活保障是政府兑现计划经济时代的承诺。

在以无限交换无限的合约中，上帝、真主、老天爷（外界环境）的仁慈与残忍并存。老天爷给我们生命和生命之源，是老天爷的仁慈，老天爷收回他对我们生命的所有权，是他的残忍。如果上帝只有仁慈的一面，没有残忍的一面，上帝终究也会破产。在养猪场里，养猪者每天让猪吃饱后睡大觉。但是在猪养肥之后注定被杀。也就是说猪必须把它的生命所有权让渡给养猪者，以换取按需分配的承诺。如果养猪者放弃对猪的生命所有权，一直把猪养到自然死亡为止（包括有病治不好）。养猪者注定破产。这就是经济学家通常据说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上帝看来猪的命运和人的命运没有什么差别。南郭先生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白吃白拿，但是当国库吃空、制度因此而变迁时，终究要走人——付出代价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员工可以享受各种免费待遇，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终结，下岗是很多人必须支付的代价，除非把死亡权交给政府。

在第一种交换形式内，我们以人吃苹果为例：集合a1包括拿苹果所代做的功、输出的热能、排出的大便……当拿苹果所做的功、输出的热能充分小时，可以忽略不计。用数学语言表述为：令它们的集合为空集。这样集合a1就等于大便的集合。如果我们令大便的集合为c ，则第一种交换形式就变成了第二种交换形式或制度：a——b——c 这里的c包含于第一种交换形式的a1 在以上两种交换形式中，b的值通常称为用值或使用价值。实质上它是外界环境的所有权的权值。当a吃掉b后或者说当所有权转移之后，也是a的权值。

在第二种交换形式内，我们令a等于b ，则第三种交换形式或制度就形成了：a——a——c 这是一种狼吃狼、人吃人、军队消灭军队、国家吞并国家的交换形式或制度。两个a虽然都是空间e的同种子集，但有强弱之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处于不同的存在和发展阶段，同时也是因为它们处于外界环境行使其所有权的不同阶段上。强a在剥夺弱a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时，同时也意味着外界环境在行使其对弱a的所有权，其方式是授权强a去执行。“上帝欲其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就包含着这一思想。强a的交换对象并不是弱a，而是外界环境e。强a用它的c与空间e的弱a相交换。这种交换的平等性表现在强a与其外界环境之间；不平等性表现在强a对弱a， e对c之间 。他们体现的是所有与被所有、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强a并不把弱a当a看，它不给弱a以a权。在这种交换形式下，交换者a的所有权边界与a的概念的外延相等。也就是说a除了拥有它本身以外，一无所有。交换者a以侵犯除其外界环境以外的所有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权所有权的方式从外界环境中获取物质信息和能量。这种交换形式可以解释农民起义、工人运动——穷极生变。

前面三种交换形式的共同点是：交换者a与其外界环境的制度契约是子集与全集的契约。交换是子集与全集的交换。子集a对b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的侵犯是经过全集授权的。

第四种交换形式或制度：a1——b1 （a1属于a，b1属于b）例如，根瘤菌与豆科植物的物物交换；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物物交换。与前三种交换形式相比这是一种充分展开的交换形式。交换的四个方面都出现了。a和b作为空间e的子集具有共同社的存在和发展权。a和b在与全集e建立契约的同时，在a和b 之间也存在着制度成本：a 承认b对b1的所有权；同时b 承认a对a1的所有权 。这是a1——b1型交换存在的前提。古罗马时代，奴隶、妻子、子女都不是权利义务的主体，他们当然也不能进行买卖，只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后来才逐步承认他们的所有权。奴隶可以奴隶主航海经商，（《罗马法原论》周nan第98页、113、129、139、177、218、276、282、312—314页。）但市场经济并不存在于奴隶之间，也不存在于奴隶和奴隶主之间。这一交换形式告诉我们，当且仅当私有产权存在于奴隶主之间，市场经济仅存在于奴隶主之间；当且仅当私有产权存在于国家之间，市场经济仅存在于国家之间；当且仅当私有产权存在于政府之间市场经济仅存在于政府之间（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当且仅当私有产权存在于公民之间，市场经济才存在于公民之间。说公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既不符合科斯、张五常的观点，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不符合古罗马时代以来的常识，也不符合逻辑。试想有谁相信一个人的左手拿一本书，右手拿一只笔，左手与右手交换之后是商品交换呢？当然了，这时也存在着市场经济，但它仅仅存在于左手与右手之间，如果大脑不加干预的话，而不存在于这个人和其他人之间，因为私有制是相对于集合而言的，公有制是相对于集合的元素而言的。这里请允许我第二次引用科斯、张五常、马克思的同一句话：没有私产就没有市场经济。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

在第四种交换形式中，a1 b1 的值通常称为换值或交换价值。实质上他们也是a和b的所有权的权值。张五常先生虽然高度评价了亚当·斯密把用值和换值区分开来的贡献，指出了斯密的分析是落笔打三更，但他仍然没有发现区分用值和换值的背后标准正是——产权、所有权。（《经济解释》《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9月3日）比如，喝水与买水。喝水时一般只考虑水的用值，买水时考虑换值。当我们喝水的时候，是我们与外界环境相交换；当我们买水的时候，也是我们与外界环境相交换，不过这是与外界环境的某一个具体的子集相交换（比如，张三或李四）。我们喝的水是外界环境的水。当我们把外界环境连同外界环境的所有权一并省略时，就剩下水了。但是买水不同，买水不能省略所有者和所有权。因此说，用值或使用价值是省略了所有者和所有权的换值或交换价值。省略归省略，但是产权、所有权仍然存在着。在狼吃羊的交换中，仍然存在着狼和羊的产权，尽管我们通常不予考虑。张五常先生一直强调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里不存在产权、交易费用、制度成本等。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在一人世界里仍然存在交易费用、制度成本，不过这时的交易成本、制度成本与成本融合在一起了，产权、所有权被省略了。这就象受精卵细胞在没有发育成人体以前一样，还辨不清各种器官的模样。

第五种交换形式或制度：a1——o——b1 这是a1——b1 型交换的扩展形式或标准化形式。a和b 必须同时承认o与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关系，这一交换形式才有可能存在。例如，非洲某个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境内可能就是一张废纸。o作为交换媒介也是一种制度成本。a1——o——b1 可进一步分解为o——b1 、a1——o 两种交换形式。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买和卖。

第六种交换形式或制度：a1——a1 例如，我今年的小麦不够吃，向别人借或贷a1x公斤，到明年再还他a1x或a1x1公斤；向银行贷款a元，到期后归还（a +m）元等等。这种类型的交换可以看着是a1——b1 型交换的特殊形式。当a1等于b1时，变成的。这时信用便成为一种制度成本。这种交换形式打破了劳动价值论所规定的同一种商品不能相交换的原则。这个原则恰恰是马克思分析劳动价值及其形式的依据之一。（《马恩全集》第23卷61、55页）很显然劳动价值论对这种交换无法解释。是不是无法解释就可以把它排除在经济或经济学领域之外呢？不， 这是一种不能漠视 、不能取消，同时也无法取消的交换形式或制度。只要社会存在 、时间和空间存在，作为a1——a1 型交换的代表，调节着社会供求在时间和空间上差异的银行就不能取消。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宗教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政府宣布过取消银行。尽管 、曾经试图取消银行。在德布鲁的《价值理论》（41页）中，a1——a1 型交换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把处于不同时间性和空间的同一商品规定为不同的商品。这一规定从数学上讲无疑是严密的。这对于专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普通人却不易于理解，要他们接受第n小时的一元钱和第（n + 1）小时的一元钱是不同的观念是困难的。因此，我换一个角度来表达同一个本质相同的问题。

从以上6 种交换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后面5 种交换形式都是第一种交换形式在产权集合的转换中变化出来的。产权、所有权、所有制也是逐步延伸的。在人吃人的第三种交换形式下，交换者a除了无法杀死老天爷外，可以为所欲为。制度、产权、所有权、所有制 仅存在于交换者a和他的外界环境之间。制度成本最小，同时生存与发展空间 最小。交换者a随时面临着生命风险，更不用说a的所有权得到认可。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人可以以人的集合的形式从外界环境中获取物质、信息、和能量。这时生存空间有所扩大，但制度成本有所增加。“虎不食子”说明老虎承认小虎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老虎饿的时候也遵守“不食子”的制度。这时交换者a从其外部环境中获取的财产在a的元素看来是公共、共同或公有财产，但不一定是按计划分配，只有在集合a成为序偶，也就是产生权威之后才有可能按计划分配。这里的按计划分配可以理解为康芒斯所讲的“限额的交易 、管理的交易”也可以理解 为张五常所说的：以等级界定划分权利 ，以权利约束分配财产。（《中国的前途》第16 - 17页）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中，以人为例，除了直接从外界环境中获取现成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之外，还可以追加a1 使集合a1变得充分大，不至于忽略不计。例如猎人捉到一头野牛，暂时不需要杀死吃掉，他把他对牛的生命所有权暂时有限地让渡给牛。这样他就必须承担牛逃跑的风险，支付在牛头上加一个“宀”的代价。牛头上的“宀”在这里就是制度成本。“牢”这个中国古文字是个典型的制度标志！同样当一个人俘虏另一个人后不把他杀死吃掉，而把他变成奴隶时，他就必须承担奴隶逃跑的风险，支付防止奴隶逃跑的费用，还有维持奴隶生命存在的费用。奴隶主让渡他对奴隶所有权的完整性是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制产生的前提。从此制度成本延伸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 。（《罗马法原论》周nan 213 - 216页）当然 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中已经隐含着人与人之间 的制 度成本。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10）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4）08--02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下，通过新能源开发、产业转型、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多种形式和手段，尽可能的减少石油、煤炭等高碳能源消耗，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最后达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赢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形态。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现状，减缓全球气候逐渐变暖的趋势，既能提高经济的发展又能保护环境，减少资源的浪费，一举数得，是值得大力推广的。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1、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低碳经济蕴含在很多的经济学思想之中，比如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低碳经济思想，在魁奈的《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一书中就早有涉及。在世界主义的经济学研究范畴中，经济学绝对不止是研究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通常所简称的GDP增加，而是要研究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知道，世界主义的经济学，它所主要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大程度的为人类造福，这就与低碳经济的根本思想不谋而合。所以说，低碳经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思想是符合世界经济学理论的。

2、低碳经济的相关学科比较

低碳经济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主要经济体系，分别是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这四个主要的经济体系，分别对应着相应的学科。比如说绿色经济，就是对人的人体健康和生存环境起着有效指导的平衡经济发展模式，它最早是在《绿色经济蓝皮书》一书中提出，它的作者是二十世纪英国学家皮尔斯。再比如说循环经济，就是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进行有效的组合，进而构成的循环经济系统。这几种经济模式，都是高效率、低排放、低消耗、低投入的节约经济，都是良好的经济发展模式。

3、低碳经济的气候经济学基础

其实气候与经济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只是这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有一本书叫《气候经济学》，就阐明了这样一种关系。并且，随着环境污染的严重，温室效应现象的日益加重，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就越来越受到气候的变化影响。所以，重视气候的影响，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对于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4、低碳经济的资源环境经济学基础

所谓资源环境经济学就是指研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协调双方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促进环境的保护。除此之外，环境经济学还能够有效的促进污染物气体的排放，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1、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又缓慢的过程，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新兴的词汇，这些新的名词都是值得经济学家认真探讨和交流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报纸或者杂志期刊，甚至是在人们的日常交谈中所听到的“低碳城市”、“碳关税”、“低碳技术”、“碳期货与期权”、“低碳发展”、“碳贸易”、“低碳生活”、“碳货币”、“碳足迹”等等，这些所有的词汇，虽然有一些的具体概念尚不明确，还需要后来不断补充和完善，但是，这些词汇的出现本身就给经济学或者是金融学增加了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研究内容。

2、完善了经济国际学体系

国际经济学的目标就是为了建立起能够促进各个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实现国家的收支平衡，国际经济学主要是在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和评判的，不能脱离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概况。低碳经济其实也是国际经济学的一部分，如果把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融入到国际经济学的相关概念之中，我们就能更好的从整体上对国家经济学进行把握，促进国际经济更好的往健康方向发展，也更能推动各国之间的合作。

3、促进了人们消费方式的改变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三驾马车”形式，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指的投资、消费和外需，但是，要想促进国家根本性的发展，最主要的还是要靠需求消费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当然，这种消费和低碳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这些问题却是可以通过相关的低碳经济理论来化解的。人们现在越来越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消费，更加注重对是生活质量，这也就提醒着人们，他们已经将原来主要的物质消费转向高档的生活质量消费，所以，相应的消费模式也应该发生改变，更加注重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在要求着人们转变原来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4、拓宽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途径

以前人们解决环境问题，往往是通过事后的环境治理，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来尽量减少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物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低碳经济的提出，就很好的处理了环境问题。通过使用环保、低碳的能源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更好的保证环境的安全。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学家价值进行分析，探讨了在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它势必会成为未来经济领域的重点项目。在我国环境破坏和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坚持发展低碳经济是为了以后长久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坚持发展低碳经济，更要不断尝试、不断创新，从而创建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 郑少露，吴仁海，阮文刚.基于低碳循环经济的规划环评指标体系的探讨[J].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0，12（06）：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