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8-0146-01
引言
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是全球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他直接导致了全球气候的变暖，严重影响着地球的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为了应对全球变暖的问题，我国在2009年的常务委员会中结合当前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状况，给出了未来的排放指标。指标要求在2020年的时候总排放量要比2009年下降40%。这就要求各地政府要充分做好优化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作，实现二氧化碳的排放目标。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在1952年到2011年间，制造企业的增长速度由原来的19%增加到40%上升了21个百分点。制造企业是我国最大的能源消耗企业，因此要想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就必须控制好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耗量。根据2008年的ipcc的第5次评估报告显示，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由于化工燃料的燃烧，根据调查显示，我国的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全国总排放量的90%多。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篇文章是用“转换份额分析”（Shift--shareAnalysis）的模式对制造业二氧化碳的排放数据进行分解。
根据以上的公式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变化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7个。（1）技术进步因素。它主要是反映了制造业个行业的能源消耗变化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基于制造业的产品工艺的不同。所以制造业应该努力提高自己产品的生产工艺，开发研究新的产品，让单位产品在能源消耗上发生变化，这样就能做到节能减排的效果。（2）行业结构的变化。它主要是反应制造业各个行业的产品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生产调整的影响。（3）能源结构效应。他主要是指制造业中由于生产使用的能源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4）技术进步与行业结构相互影响的作用。是指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5）技术与能源结构的效应。我国制造产业的的技术不断改进和能源结构的不断调整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的影响。（6）行业结构与能源的相互效应。制造业行业结构的变动与能源变动的综合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7）技术进步，行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相互作用。主要是针对这三者的结合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二、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变动总体效应分析
在1999到2009年这十年之间，技术的进步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最大影响因素。接着是行业结构的变动，能源消耗的减少等因素。通过历年数据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各种因素影响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比值，其实技术的进步使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了24%左右，行业结构的变动让二氧化碳减少19%左右，能源消耗的减少使得二氧化的排放量减少了10%左右。由此可见技术的创新和生产工艺的改良对制造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影响最大。由于制造行业中一般都是以煤炭作为主要的能源，因而能源结构的{整对制造业二氧化碳的排放影响也是极为重要的。
三、行业数据分析
在制造业各个行业的数据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影响最大的是金属的冶炼及锻压行业，技术进步与改良让整个行业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30%多。紧着是非金属的矿物质制品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企业，由于技术的改良和创新让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了20%多。其原因是这些行业的产品创新和技术工艺的水平发展比较快，使得能源的消耗大量减少。还有一些行业的技术进步比较缓慢。如通信设备，计算机，纺织业，皮毛加工制造业以及木材的加工制造业等等，这些产业的技术进步对能源的消耗影响不大。所以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对整个行业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影响较小。
在行业结构效应中，对制造业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化工，炼焦，以及核燃料的加工。他们平均让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减少了42%。其次是化学原料及化工制品企业，他们的行业结构调整让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减少了33%。这些行业的结构调整使得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减少。但是制作行业中别的产业的行业调整对二氧化碳强度的排放影响甚微。甚至有些行业的调整没有让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减少却还在增加。比如黑色金属的冶炼及压延，交通运输设备的制造企业，医药制造企业，专用设备的制造企业等。由于这些行业的产出比重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能源消耗的下降速度，所以对制造业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没有起到积极的影响。
结论
气候变暖是如今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缩短气候变暖的程度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我国制造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由于我国的各种原因导致很多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技术得不到改善。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经济的增长和能源的消耗对制造企业的影响最大。
为了贯彻落实我国节能减排的政策，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需要从二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切实做好节能减排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要密切关注整个制造行业的减排效果。在减排的手段方面要促进制造业的技术改进，让企业在优化生产技术的同时节约能源的消耗，以实现减排的目的。具体产业的变动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影响比较小，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良空间。可以多促进绿色制造，新兴制造业，大力开发可持续能源与再生能源。
参考文献
[1]李晶. 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变迁、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D].山东大学，2014.
1林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
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部分研究认为，林业减排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首先，通过抑制毁林、森林退化可以减少碳排放；其次，通过林产品替代其他原材料以及化石能源，可以减少生产其他原材料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2]。1.1毁林、森林退化与碳排放近年来，大部分的毁林活动都是由人类直接引发的，大片的林地转变成非林地，主要活动包括大面积商业采伐以及扩建居住区、农用地开垦、发展牧业、砍伐森林开采矿藏、修建水坝、道路、水库等[3]。在毁林过程中，部分木材被加工成了木制品，由于部分木制品是长期使用的，因此，可以长期保持碳贮存，但是，原本的森林中贮存了大量的森林生物量，由于毁林，这些森林生物量中的碳迅速的排放到大气中，另外，森林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土壤有机碳，毁林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也引起了这部分碳的大量释放。因此，毁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源头。毁林已经成为能源部门之后的第二大来源，根据IPCC的估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全世界由于毁林引起的碳排放一直在增加，19世纪中期，碳排放是年均3亿t，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年均10亿t，本世纪初，则是年均23亿t，大概占全球温室气体源排放总量的17%。因此，IPCC认为，减少毁林是短期内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
1.2林木产品、林木生物质能源与碳减排①大部分研究认为，应将林产品碳储量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主要理由是林产品是一个碳库，伐后林产品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4]。通过以下手段，可以减缓林产品中贮存的碳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使用林产品，提高木材利用率，扩大林产品碳储量，延长木质林产品使用寿命等。另外，也可以采用其他有效的手段来减缓碳的排放，降低林产品的碳排放速率，如合理填埋处置废弃木产品等方式，这样，甚至可以让部分废弃木产品实现长期固碳。在森林生态系统和大气之间的碳平衡方面，林产品的异地储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②贾治邦认为，大量使用工业产品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如果用林业产品代替工业产品，如减少能源密集型材料的使用，大量使用的耐用木质林产品就可以减少碳排放。秦建华等也从碳循环的角度分析了林产品固碳的重要性，林产品减少了因生产钢材等原材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又延长了本身所固定的二氧化碳[5]。③以林产品替代化石能源，也可以减少因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例如，木材可以作为燃料，木材加工和森林采伐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木质剩余物，这些都可以收集起来用以替代化石燃料，从而减少碳的排放；另外，林木生物质能源也可以替代化石燃料，减少碳的排放。根据IPCC的预计，2000—2050年，全球用生物质能源代替的化石能源可达20~73GtC[6]。相震认为，虽然通过分解作用，部分林产品中所含的碳最终重新排放到大气中，但因为林业资源可以再生，在再生过程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而生产工业产品时，由于需要燃烧化石燃料，由此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使用林产品最终降低了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石化燃料燃烧产生的净碳排放[7]。林产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降低碳排放量：一是异地碳储燃料，二是碳替代。这两方面可以保持、增加林产品碳贮存并可以长期固定二氧化碳，因此，起到了间接减排二氧化碳的作用。从以上分析可知，林业是碳源，因此在直接减排上将起到重大作用；林业可以起到碳贮存与碳替代的作用，可以间接减排二氧化碳。因此，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有些研究认为林业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方面的作用不大。这是基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考察的，认为林业并不是二氧化碳减排的最重要手段，工业减排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长久之计；但是从短时间尺度来考察，又由于CDM项目的实施，林业是目前中国碳减排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2森林碳汇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巨大绝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
以碳税费为代表的价格调节型工具和以排放权交易机制为代表的数量控制型工具是被国际社会广泛采用的两项碳减排政策。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国民经济总量、收入分配、社会福利、行业布局等方面的影响。而从微层面研究碳税和排放权交易政策后果的文献极少。本文以外部性、庇古税、科斯定理等理论为基础，设定基准、碳税、补贴和排放权交易等情景，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不同政策情景下高排放企业的成本――减排敏感系数，运用均值比较法进行统计分析，旨在从企业成本角度考察最优减排政策安排。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从微观角度认识两种碳减排政策的实施效果；也有利于高排放企业认识碳减排政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与机遇。
一、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影响的作用机理分析
碳税和排放权交易都属于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的重要手段，两者对企业成本都产生影响，但碳税直接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而排放权交易则通过间接方式增加企业成本。两种政策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碳税是按照化石燃料燃烧后的排碳量而征收的一种税。碳税的开征将改变企业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费结构。征收碳税将导致高碳原材料需求量和价格的下降，加大对低碳原材料的需求，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低碳原材料的价格将攀升。因此，企业不会简单的用低碳原材料来替代高碳原材料，而是要综合考虑自身的技术条件、高碳原材料和低碳原材料的当前和预期的价格、两类原材料的生产效率、企业生产经营计划等因素。征收碳税也会将以同样的机理影响企业的能源消费结构。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政府机构依据一定的标准评估出一定区域内允许的最大排放量，并将其分成若干排放份额。排放权一级市场上，政府采用免费发放、招标、拍卖等方式进行排放权分配，并允许多余的排放权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后，企业不仅面临较大的交易成本，包括游说监管当局以争取较多排放配额的成本、对自身碳排放量进行盘查需要的各项投入、接受独立第三方对企业碳排放信息的鉴证而发生的支出，等等；而且需要购买超额排放配额，并可能受到监管当局对超额排放的处罚。当然，企业也会因减排力度较大而获得监管当局的奖励和排放权处置收益。
二、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影响的测度模型构建与政策情景模拟
（一）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影响的测度模型。为了体现企业生产要素投入使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本文沿用经济学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模型和分析方法。假设高排放企业除生产技术以外，只需要高碳生产要素和低碳生产要素的投入，这两种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可变，并具有不完全的替代性。
高排放企业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f（x1，x2）=Ax。式中x1、x2分别表示高碳生产要素和低碳生产要素投入品的需求数量；A为技术进步率，A>0；α、β分别为两类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α，β∈（0，1），α+β=1。如果p1、p2分别表示两类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p1，p2>0），则企业的生产成本C可表示为：C=p1x1+p2x2。
当被征收碳税时，企业对两种生产要素投入品的需求量将发生变化。设x1′和x2′为被征收碳税时企业对两种生产要素投入品的需求量；s1为政府对企业使用高碳原材料x1所征收的碳税（0≤s1≤p1），s2为政府对企业使用低碳原材料x2所给予的补贴（0≤s2≤p2）；政府对企业征收碳税或提供补贴措施时企业新的生产总成本C1可表示为C1=（p1+s1）x1′+（p2-s2）x2′。
假设e为被征收碳税政策前企业的碳排放量，则有e=e1x1+e2x2，其中，e1、e2为两类生产要素x1、x2的二氧化碳（CO2）排放系数，且0≤e2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假设企业可以免费获得排放限额E0。当企业的碳排放量超过E0时，需要从市场购买排放配额，单位配额的价格用p表示，则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转换为：C2= x1′p1+x2′p2+（e1x1′+e2x2′-E0）p。
为了测度、比较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成本―减排敏感系数CER= -（c/c）/（e/e）。CER表示在一定时期内高排放企业成本的变动对于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动的敏感程度，CER的值越小，说明企业减排对于企业成本的影响越小，减排效果越好。
（二）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影响的政策情景模拟。为了比较碳税和排放权交易政策对高能耗企业生产要素投入品需求的影响及减排效果，本文分别设置基准情景、碳税情景和排放权交易情景。通过对其他国家减排政策的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采用碳税还是排放权交易政策，为了保证减排效果和减少碳减排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冲击，都会出台相应的补贴政策，补贴方式包括补贴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税收返还、税收减免等。参照上述做法，本文也设置补贴情景，为了便于研究，补贴方式确定为对低碳原材料进行补贴。将补贴政策分别与碳税和排放权交易相结合，本文中的减排政策情景分为以下几种：不实施任何碳减排政策、征收碳税、征收碳税同时提供补贴、单独实行排放权交易制度、实行排放权交易制度同时提供补贴。
基准情景下，当政府不实施任何碳税政策措施时（即s1、s2=0，E0=0），则高排放企业在既定产量Q下的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函数及其约束条件为：
MinC=p1x1+p2x2，
[A>0，α、β∈（0，1），α+β=1，x1、x2>0]
通过构建拉格朗日函数，消除影子价格，分别对x1、x2求偏导，按照拉格朗日极值的计算方法，可求出高、低碳原材料的投入量x1、x2分别为：
x1=Q/A（α/β）β（p2/p1）β
x2=Q/A（β/α）α（p1/p2）α
不实施任何减排政策时，高排放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为C0=p1x1+p2x2，二氧化碳排放量函数为E0= e1x1+e2x2。其他四种情形下，高、低碳原材料的投入量函数如下页表1所示。
将不同情境下的x1′、x2′代入成本函数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函数中，可计算出相应的成本函数和排放量函数，并计算得出各自对应的成本――减排敏感系数。
三、样本构成与测度模型中涉及的参数估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依据《中国能源报告（2008）》，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CO2排放分别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38%、18%、18%、13%，因此，本文将上述行业的企业界定为高排放企业，以这四个行业在深沪上市公司总数为基数，采用分层抽样，分别从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各抽取12家、9家、4家、5家，共30家企业构成研究样本。从样本公司2011年的年报提取各企业的产量信息，在中国煤炭信息网、易钢在线网获取样本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在2011年的价格信息。
（二）测度模型中涉及参数的设定。关于电力行业的技术进步率，黄仁辉（2006）的估算值为1.08，徐瑛（2006）的估算值为1.02，本文取两者的平均数，即A=1.05。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本文选用我国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率1.025作为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行业技术进步率的近似值。生产要素的的排放系数来自IPCC的碳排放系数表。当原材料的消耗不止一种时，以原材料的投入比例为权数，加权计算原材料的价格和排放系数。高碳原材料和低碳原材料的产出弹性系数，采用两种材料的热能之比来计算。
（三）关于碳税税率的设定。本文根据王金南等学者的研究，采用“渐进征收”的原则，针对高碳原材料征税，并对低碳原材料进行补贴。本文假设政府对高碳原材料征收碳税的额度分别为20、25、30、35、40、45元/tC。对于低碳原材料采用从量补贴方式，假定政府对于低碳原材料的补贴额度分别为10、15、20、25、30、35元/tC。
（四）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设置。采用基准――信用交易机制，参照英国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规则，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分配则采用免费分配模式，运用祖父原则。关于各高排放企业的碳排放基准线，本文参照2009年我国政府宣布的控制碳减排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每年平均减排率为3.91%。以此为标准，本文中样本企业的碳排放基准线设定为基准情景中各企业碳排放量的97%、96.5%、96%、95.5%、95%、94.5%，按顺序与前文中的碳税情景相对应。超出或者少于基准配额的碳排放权，企业可以购买或者出售，每吨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设定为50元、55元、60元、65元、70元、75元，分别对应于前面的各情景。表2显示了碳税和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具体方案的设定。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与配对样本T检验
（一）不同政策水平下各模拟情景的CER与减排效果分析。表3说明了不同政策水平下，各情景的CER的均值和减排效果。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何种政策水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成本增加带来的影响程度都相对较小。如果采用排放权交易与补贴相配合的政策，企业的碳排放量每减少1%，原材料成本将分别减少0.428%、0.436%、0.464%、0.467%、0.491%、0.471%，因此，在排放权交易体制下，对低碳原材料进行补贴后，减排不会增加企业的材料成本，相反材料成本会随减排而减少。从减排效果看，仅征收碳税的政策最不理想；当排放权交易和补贴结合采用时，减排效果非常理想，与基期碳排放水平相比较，不同政策水平下总体分别减排了6.02%、6.61%、7.19%、7.75%、8.30%、8.73%。
（二）配对样本T检验。由于本文在情景模拟中是针对同一企业采用不同的减排政策，研究碳减排与企业成本之间的关系，所以可以近似认为是针对两组规模、经营等基本情况相近的企业，分别施以不同的减排政策以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均值比较的方法上选取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在下页表4中列示了各政策水平、不同情景两两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政策水平一、二、四下，碳税加补贴情景和排放权交易情景的相关性在1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其他配对组各情景两两之间的相关性非常显著，符合配对样本T检验的条件；在这三种政策水平下，碳税加补贴政策与排放权交易政策下，碳减排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程度基本不存在差异性；而其他碳减排政策对企业成本影响的程度互不相同：征收碳税使企业的成本增幅最大，排放权交易政策和碳税加补贴政策次之；排放权交易加补贴政策将使企业的成本减少。政策水平三、五、六下各情景两两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各配对组均通过相关性检验，符合配对样本T检验的条件，各情景下的CER相互之间的均值比较，其检验结果均是显著的，说明这三个政策水平下，征收碳税使企业的成本增幅最大，排放权交易政策次之，碳税加补贴政策再次之；排放权交易加补贴政策将使企业的成本减少。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归纳为：征收碳税政策将导致高排放企业成本的涨幅程度较大，且减排效果不够理想；当补贴政策与碳税政策配合使用时，能够减少碳税对企业成本增加的影响程度，并改善总体的减排效果；排放权交易对企业成本增加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总体的减排效果也比较理想；排放权交易加补贴的政策将使企业成本降低，且减排效果最理想。为此本文建议：（1）从高排放企业成本控制和减排效果角度考虑，我国应优先采取排放权交易加补贴的碳减排政策；（2）如果实施排放权交易，应减少高排放企业可以免费获得的碳排放配额，适当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3）碳税政策不宜单独实施，最好能辅以补贴手段。
参考文献：
国际碳金融发展背景当前，世界各国已经意识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危害性，已经在努力需求各种有效的解决办法，这其中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主要的手段和办法。由这个交易体系形成的碳金融市场使得温室气体的限制排放问题的解决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大大提高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拥护和重视，纷纷支持和效仿，并缔结了很多有关碳排放标准的协议，建立起了全世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并由此逐步形成了国际碳金融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得比较早，早年曾发生了很多污染空气和环境的事件，积累了很多的治理空气和环境的经验，在对待温室气体的排放上也是非常重视的，早就开始加强了对碳排放技术和减排方法的研究，建立起了很多减少碳排放的体系和体制，尤以建立碳金融市场的方法最有效。我国近些年来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是日益增多，已经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国，由此产生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越来越大，承受的国内和国际的减排压力都比较大。我国要采取新的减排方式来降低碳排放量，碳金融市场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碳金融市场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发展经验严重不足，市场体制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建立，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都不清晰，需要对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探讨，积极学习和借鉴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的建立碳金融市场的经验。
国际碳金融发展的主要模式及启示
（一）国际碳金融发展的主要模式
美国的碳金融发展。美国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发达体，同时，也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可是，由于各种原因，美国至今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碳金融市场，碳减排交易体系没有得到有效建立，是对全世界碳金融市场发展的严重阻碍。因此有必王家喜（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云南西双版纳666100）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要分析美国阻碍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原因，也是给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参考。2009年《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这部法案在国会通过的过程里，美国的一些煤炭、石油等企业公司采取了很多行动来促使国会更改法案中一些硬性规定，最终把法案中原来排放量的减排规定从20%减少到了17%，把在电力生产中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从25%降到了15%。能源行业协会或组织在促使国会改变法案的过程中，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超过了亿元。
（二）欧盟碳金融发展
出于对本国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考虑，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态度不够坚决，甚至相互推诿。欧盟在温室气体排放、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态度上比较坚决，并且积极采取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欧盟在自己运用严格减排办法、督促其它各国定下减排目标等方面做得都比其它国家和地区要好得多。欧盟这样做的原因无外乎政治和经济两个原因。政治原因反映出欧盟的政治考虑，这是跟欧盟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有关联；经济原因反映了欧盟想从碳金融市场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当前，欧盟碳金融市场发展良好，圆满完成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目标。从有关资料显示，欧盟15国家的碳排放量在2008年的时候开始大幅度下降，这跟碳金融市场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在之后的时间里，欧盟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在逐步下降，充分表明了碳金融市场的巨大作用。
（三）国际碳金融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健全碳金融有关法律法规。截至目前为止，我国也已经出台了很多有关碳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促进了碳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但是，我国制定的这些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规定对企业做出强制性质的碳减排，也没有配套有关减排额度、监督检查等政策法规，操作起来不容易。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该在原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加快碳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促进碳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健全碳交易体系。碳交易是碳金融的基础，碳金融市场发展的主体就是碳交易体系。当前，我国有很多地方已经建立起来碳交易主要场所和中心，碳交易体系得到了初步的建立。但是，这些碳交易场所和中心的交易内容只包括二氧化硫排污权指标和碳排放技术的转让，交易程序混乱、不规范，严重影响了碳交易体系的建立。为此，我国应该积极健全相关碳交易管理制度，促进碳交易体系有序发展。努力发展碳金融中介服务。碳交易过程比较复杂，有时还需要和外国相关企业和部门打交道，如果只依靠企业单独去交涉，会大大影响碳交易的效率。为此，我国应该努力发展碳金融中介服务，逐步规范中介服务，让中介服务在碳交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大碳金融业务和产品的开发力度。当前，我国碳金融的业务主要在碳减排技术转让、自愿减排项目、清洁能源等方面，业务项目不多，数量也不大。碳金融产品也只有经过审核的减排量CERS和碳信贷，产品种类太少，严重影响了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为此，我国应该加大碳金融业务和产品的开发力度，逐步完善碳金融相关业务和产品，尽快建立碳基金，开发出信托类碳金融产品，进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我国碳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碳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
首先，我国还没有构建起带有强制性质的配额型碳交易系统，这就使得我国企业没有了获取碳交易排放权资源的需要。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小型企业完全对以自愿为要求的ver交易不感兴趣，而这些小型企业技术落后，正是需要进行碳排放量限制的对象。其次，CDM项目排查、审定部门DOE这两个通过联合国批准的权威碳排放机构，由于经验和数量上的缺乏，还不能够达到我国企业的需求。再者，监管力度不够。对于通过批准的CDM项目，国家发改委还没有建立健全的监管制度对这些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在我国的碳金融市场里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碳金融中介机构，但是这些机构长期处于无监管状态，政府也没有出台相应的资格认证体质对这些机构进行规范。最后，缺少关于碳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这给积极参加碳金融交易的企业和投资者增加了很多看不见的风险。
（二）企业参与范围较少
当前，我国企业参加到碳金融系统里的企业的种类不多，参与的行业范围较少，局限性较大。这些企业主要包括碳减排技术、金融行业、新能源、废旧废弃物的回收等行业，这些行业都是和低碳经济有联系的。除了这些行业，其它行业的参与程度都不高，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和小型制造类企业参与碳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和热情都不高，严重阻碍了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碳金融市场交易体系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建立，市场体制还不健全；政府没有切实履行宣传和引导大范围的行业积极参与到碳金融市场建设中来的职责，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建立碳金融市场交易体系的重要性。
（三）CDM项目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CDM项目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项目结构不合理、项目相关技术转让比率不高。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收取运用煤气层和甲烷这三个项目是我国优先发展的CDM项目，自从实行这些项目以来，我国在不同区域的CDM项目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涉及的项目减排种类的结构不均衡，审核通过的项目的种类单一。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与上面优先发展的项目的有关项目的审核通过项目占到了95%以上，其它的项目所占到的比重很低。就减排效果来说，虽然优先发展项目之外的项目数量所占比重较小，但是一些温室气体的提温潜力很大，而减排的成本则较少，如果多发展一些这些项目，不仅可以提高减排量，而且还可以降低减排成本，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我国政府对于当前的CDM项目的开发工作中，存在着太过看重优先发展项目，太过看重短时间内的效益，而忽视了项目开发的长久规划。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在低碳行业的不同区域的技术水平和发展程度不均衡的情况。
（四）碳金融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只是学习发达国家和国际的通行做法，在碳信贷等碳金融市场有关业务上还没有拿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新做法，彰显了我国在碳金融创新能力上的不足，也显示了我国碳金融创新工作的严重滞后。出现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我国碳金融有关人才严重缺乏，对于碳金融的教育也是严重不足；二是我国碳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接轨，两者之间的联系太少；三是我国政府还没有完全放开建设碳金融市场，还比较谨慎地对待碳金融产品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和创新。
基于国际经验的我国碳金融发展路径
（一）碳金融市场发展路径的国际经验
美国碳金融市场发展路径。第一阶段（1990-2003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气候变暖和碳金融市场进行研究，初步提出了一些政策和减排目标，但是还没有进行碳排放交易行动。第二阶段（2003-2009年）：这一阶段是美国地方性碳金融市场开启阶段。在这时间阶段里，美国地方性碳金融市场陆续建立起来，2003年成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并开始运行，建立起了地方性温室气体减排机制；2006年美国建立起了市长气候保护协定；2007年签订了中西部温室气体协定，制定了西部气候行动计划；2009年建立了气候行动注册协议等。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这是一个气候法案逐步发展的阶段。美国的地方性碳金融市场在这一阶段有了一些发展，显示出了一些积极作用，引起了人们对建立碳金融市场的重视，开始了建立碳金融市场的尝试。美国也开始有了建立全国碳金融市场的想法，国会议员也开始针对气候问题提出了大量法案，就在2009年就有十几部法案被提交国会讨论审议。欧盟碳金融市场发展路径。第一阶段（1991-2005年）：这一阶段是筹备阶段。欧共体早在1991年就提出了减少碳排放量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战略计划。之后，欧盟也相继出台了更多的关于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政策和办法。第二阶段（2005-2008年）：这一阶段是碳金融市场的运作尝试阶段。欧盟在这个阶段里，预定在三年时间里按照《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要求进一步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并获取一定的市场经验。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体制在2005年元月1日开始尝试运作。第三阶段（2008-2012年）：这个阶段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运作阶段，这与《京都议定书》定下的减排时间是一致的。在这个阶段里，欧盟增加了减排的范围，把石油化工企业和制铝企业也划到了交易体系里。此外，欧盟在2008年的时候还正式把自己的减排体制与《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体制进行了对接，从而减少了减排企业的成本，提升了欧盟碳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欧盟在这一阶段还减少了免费分配配额的比率，并规定这个比率是每年递减的，并在2020年实现全部配额的自由拍卖。
（二）我国碳金融发展路径选择
把CDM项目的合作开发依然保留为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也到了实施这一方针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候，碳减排的资源是很丰富的；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了全球碳排放量第一大国，减排压力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该充分利用《议定书》里的第二承诺期限这一便利条款，牢牢抓住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充分借助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来提高我国低碳技术水平和低碳产业发展水平。按部就班的建立我国碳交易体系。碳产权交易二级市场的缺乏，使得我国不能够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完全接轨，也是对我国低碳产业吸引投资的一大障碍。如果我国的碳金融市场完全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碳金融市场，就会使我国失去完全的自主发展权利，使碳金融市场的开发带有高风险性。因此我国应该结合国情，制定属于自己的碳交易市场规则，把发展自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我国在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大城市业已成立了环境产权交易所，为我国建立全国性的碳产权交易场所奠定了基础。我国应该依照从自愿到配额、从大型国企到民营企业、从地方到全国、从基本到创新的顺序，一步一步地把碳交易二级市场给建立起来。当前我国企业普遍参与碳交易的热情不高、参与范围和数量也不多，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应该切实担负起引导和宣传的责任，对国内企业进行认识上的教育，提高企业对碳交易的重视程度，并把大型国企作为榜样，充分发挥国企的带头和示范作用，使民营企业和其它小企业在国企的带动下，能够主动参与到碳交易活动中去，进而慢慢地建立起我国的碳产权交易市场。碳融资要继续依靠银行和股票市场。碳信贷和碳股票是碳金融市场融资的两种主要方式，对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这两种融资方式发展得也比较好。在以后的碳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在融资方面还要紧紧依靠这两种方式，为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提高碳金融市场创新能力。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参照国外的经验和方式，缺乏自主创新的东西，发展自较少。为此，我国应该努力提高碳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努力开发出更多的碳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关服务和产品。但是，在创新的时候，要时刻保持谨慎的态度，要依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创新。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在过去的碳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有关政策的缺乏，大大阻碍了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为此，在今后的碳金融发展过程中，要根据需要，不断制定出新的碳金融发展政策，要在政府监管、碳交易规范、碳基金相关信息公开等方面加强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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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中的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分行业能源消耗量以及出口贸易总额数据均来源于2005年、2009年和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出口贸易额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分行业出口贸易额选取的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出口贸易额。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分别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出口贸易额和工业增加值数据。鉴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借鉴前人文献的分类方法，将中国主要工业分类归并调整为14个行业，具体如表1所示。
1.3行业碳排放量测算为计算各主要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数据，进而计算出口贸易影响碳排放的技术效应，有必要经测算获得各工业行业的行业碳排放量数据。本文将采用方程（3）所示的计算公式，通过一次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系数来估算各主要工业行业一次能源消费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C为行业碳排放量，E表示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行业消费量，F为一次能源的碳排放系数。通过搜集不同机构研究确定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取其平均值，确定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能源的碳排放系数F分别为0.728，0.549，0.416。
2出口贸易对碳排放量影响的因素分解分析
2.1结构效应根据模型（2）的计算方法，将2008年相对2004年、2012年相对2008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份额变化量，分别与2004年和2008年该行业的碳排放量相乘，加总后即得到出口规模和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两个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由于出口结构变动而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计算结果如图1、图2和图3所示。由图1、图2和图3可以看出，在第一个计算期内，我国工业行业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出口份额下降较多的行业有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纺织业，由此带来的碳减排量分别为142.002万吨和1536.27万吨。值得注意的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出口份额的减少量虽然不是最多的，但其对我国工业碳排放量的增加发挥了最大的抑制作用，减排量为299.28万吨，此外，一些加工制造业出口份额的小幅降低也为碳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出口份额增长较快的行业包括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中，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行业的能源利用率高且碳排放量低，即使出口份额增长很快，带来的碳排放量占总量的比重并不大。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加工制造行业，由该行业出口份额变动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最多，多达21006.23万吨。总的来看，在2003～2007年这一计算期内，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使碳排放量增加了20140.03万吨，结构效应为正。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工业行业的出口贸易结构处于从轻纺制品行业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转变的过渡阶段，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在朝着清洁化的方向发展。从图4、图5和图6可以看出，在第二个计算期内，出口份额增长较快的行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在这些年里逐步发展了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的出口，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增量分别为819.425万吨、154.5555万吨和274.29万吨。由于这些行业本身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低碳行业，所以由此引起的碳排放增量并没有对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出口份额减少的行业包括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和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口份额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做出了巨大贡献，碳排放量减少了17810.1万吨。2007～2011年处于“十一五”规划期间，总的来看，在这一计算期内，工业行业出口结构不断向低碳低能耗转变，工业行业的碳减排起到了成效，减排量为167.81万吨，结构效应为负。由此可以说明，此计算期内，我国始终坚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出口结构，把减少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作为优化出口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向。结合这两个计算期来看，在第一个计算期内，我国初步确立了工业碳减排意识，但减排成效尚不明显。在第二个计算期内，各主要工业行业已基本实现了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结构转变，并取得了较显著的碳减排成效。
2.2技术效应碳排放强度也称碳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说明该国就实现了一个低碳的发展模式。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各主要工业行业，因此这里的碳强度是指单位工业增加值中包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模型（2）的计算方法，结合两个计算期各主要工业行业的行业出口额与碳排放强度变化量，二者相乘再加总便可得出主要工业行业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技术效应，计算结果如图7、图8和图9所示。由图7、图8和图9中的碳强度数据可知，2004～2008年和2008～2012年两个计算期内，碳排放强度都较大的行业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这些高碳排放行业以资源密集型和加工制造行业为主，其生产效率和排污处理水平较低，伴随着能源消耗而产生的碳排放量也较大。碳强度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清洁型工业行业主要包括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总的来看，各主要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资源密集型和重度污染行业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医药制造业表现尤为显著。具体而言，第一个计算期内碳强度下降最多的行业依次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医药制造业，由此带来的碳排放量分别减少了191.1万吨，215.83万吨，34.01万吨，295.23万吨和327.04万吨。在第二个计算期内，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仍保持着碳排放强度的大幅减少并跃居减幅量首位，给工业行业碳减排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到第二个计算期结束，14个主要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的碳强度水平已经降低到每亿元1万吨以下，表明我国在节能技术上的进步，使得工业行业获得了良好的减排效果，一些行业如各类机械、设备和器材制造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已经接近每万吨0万吨。综上所述，由于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在第一个计算期内碳排放量减少了1233.08万吨，技术效应为负，在第二个计算期内碳排放量减少了1809.81万吨，技术效应为负。这说明在过去这两个计算期内，我国工业生产的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了，工业生产的节能减排技术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与应用，对国家的碳减排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2.3规模效应根据模型（2）的计算方法，将2008年相对2004年、2012年相对2008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与2004年和2008年该行业的碳排放量相乘，加总后即得到出口结构和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两个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由于出口规模变动而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在第一个计算期内，除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外，其余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规模都大幅增加，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口增长率均超过了100%，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更是高达730.01%。因而在该计算期内，由于出口规模的变动而带来的碳排放增量大大超过减排量，总计2230144.01万吨，规模效应为正，但一些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的出口行业的出口规模显示出大幅度的增加。在2007～2011年也即第二个计算期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规模均大幅缩小，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制品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出口增长率分别下降至-60.02%、-64.07%、-1.80%和-18.51%，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减量分别为792701.55万吨、37204.81万吨、352.78万吨和339860.07万吨，为工业碳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碳排放减少了204136.20万吨，规模效应为负，说明“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坚持走信息化道路，扩展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的出口，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加强了排污控制，工业碳减排取得了显著成效。3.4总效应综合来看，主要工业行业出口贸易的碳排放量变化是出口结构、生产技术和出口规模共同作用的结果。由表3可知，在第一个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总效应为正，其中出口规模的扩大是导致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给碳减排带来了积极作用，结构效应虽为正，但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出口结构已经处于向低能耗、低碳排放的清洁化方向转型的过程中。在第二个计算期内，总效应为负，其中出口规模的减小是导致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因素，出口结构的变化给碳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3）01-0105-08
一、引言
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和国内政策制定中，通过碳排放交易还是碳税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一个核心的论题。碳排放交易是基于减排成本差异而产生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以国家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并分配碳排放权为前提。碳税是指以化石燃料中的碳含量或者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计税依据所征收的税。碳排放交易和碳税都是政府对于自由市场的干预。就碳排放交易而言，是政府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进行限定而由市场机制决定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价格；就碳税而言，是由政府决定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价格而由市场机制决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从理论上讲，如果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如确定性和完全的信息），碳排放交易和碳税都可以实现同样的结果——以最低成本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种理论模型。在现实中，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成本、减排成本和收益等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得碳排放交易和碳税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过程中各有优劣并因此产生不同的减排效果。到底是选择排放权交易还是碳税，或者将两者相结合，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文献述评
综合分析国内外有关碳排放交易与碳税比较研究的文献，笔者发现学界当前对于碳排放交易和碳税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中的适用大致存在三种观点。第一，认为碳排放交易优于碳税，应当采取碳排放交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边永民（2009）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碳排放交易是能够比较灵活地包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而且对全球减排量予以稳定控制的模式，因为中国能源价格没有完全市场化而缺少采用碳税手段刺激企业减排温室气体的基础”。吴巧生和成金华（2009）提出“碳税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碳减排问题，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GDP损失”。周文波等（2011）认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最有效率的污染控制手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谢来辉（2011）对温室气体规制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回顾，发现“碳税是经济学家们认为更加适合于规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工具，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现实中之所以非常推崇碳排放交易，主要是出于政治可行性的考虑”。付强等（2010）提出“由于碳排放税无法确保达到既定的减排目标，为了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保持在目标排放量以下，碳排放交易应是优先考虑的政策工具”。梅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乔尔·库兹曼（Joel Kurtzman，2009）也认为碳排放交易比碳税的效果更优。第二，认为碳税优于碳排放交易，应当适用碳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王慧、曹明德（2011）从信号传递、行政管理、国际协调、经济成本、诈骗和腐败等方面比较了排污权交易和碳税的优劣，并指出“由于气候变化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很难对排污权交易和碳税的优劣做出一般判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中国的国情来看，借助碳税而不是排污权交易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陈秀梅（2008）认为碳税在治理碳排放时比许可证的交易更为优越，其不但具有财政收入的特点，而且政策实施的可操性较好。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国际税法项目主任鲁文·s。阿维·约纳（Reuven s.Avi-Yonah，2009）认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碳税要优于碳排放交易。他认为碳税不但可以根据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需要而适时调整，而且还可以促进能源替代以及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俄勒冈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F.曼（Roberta F.Mann，2009）认为碳税优于碳排放交易，因为碳税具有更加简单、透明、高效和成本确定性等特点。澳大利亚国家党前联邦主卫·罗素（David Russell，2008）认为与碳排放交易相比，碳税具有更高的可预见性和可执行性，并指出碳排放交易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代价巨大的错误。第三，认为碳排放交易和碳税并非对立，可以综合利用两种制度共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曾鸣等（2010）从减排成本和减排效果两方面比较研究碳税与碳交易，认为碳税与碳排放交易两种机制并不是对立关系，可以并存。许光（2011）认为碳税和碳交易作为环境规制的不同手段，本质上并不对立，而是基于不同经济理论之上的政策演绎，审慎区别并总结二者的适用范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杨晓妹（2011）认为从短期来看，由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起发达国家来说相对落后，而且排污权交易制度尚不健全，相关政策和法律缺失，这些都阻碍了短期内碳交易方式的实行。因此，中国可以考虑先开征碳税，促进企业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从长远来看，碳交易市场是必须要建立的。佛蒙特法学院教授珍妮特·E·米尔内（Janet E.Milne，2008）认为碳排放交易与碳税并用是一种明智的温室气体减排策略。
关于碳排放交易和碳税的比较研究在近几年才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学者倾向于利用碳排放交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而国外学者更倾向于利用碳税。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碳税和碳排放交易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提出两种手段可以并用。笔者认为，当前对于碳排放交易和碳税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方面，很少从政治和法律层面深入研究，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忽视了碳排放交易或碳税与现行政策法律之间的协调，特别是没有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立法相结合。第二，过于重视从经济理论上比较碳排放交易和碳税的优缺点，而对于制度的设计、运行以及实效欠缺考虑。第三，大多数学者将碳排放交易和碳税对立，仅通过简单比较两者的优缺点提出选择碳排放交易或者碳税，并没有深入研究如何去弥补两者的不足或者发挥两者的长处。第四，少数提出碳排放交易和碳税可以并用的学者，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碳排放交易与碳税的比较分析
（一）环境效益的确定性
一个设计良好的制度必须能够有效地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碳排放交易制度对温室气体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并且通过配额的初始分配对于每个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主体的排放行为实行直接控制，因此可以保证环境效益的实现。而碳税只是通过税收刺激纳税主体采取减排措施，也就是说，碳税只是利用价格信号间接地对温室气体排放实施控制，然而在化石能源需求呈刚性时价格信号激励作用比较有限，只要纳税主体缴纳税款其排放就可以不受限制，因而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没有直接控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实现不能得到确实的保证。
（二）减排成本或投资收益的确定性
成本或收益的确定性是企业选择是否减排以及采取何种减排投资的重要依据。就碳排放交易而言，由于排放配额或者信用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同时又受到政府发放配额数量的影响，从而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或不稳定性，导致企业对于减排成本或者减排投资的收益没有稳定的预期，不利于企业进行长期减排投资。例如，在欧盟排放权交易的第一阶段，2006年排放配额价格大幅度下降并在后来跌至零欧元。就碳税而言，税率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从而可以为企业和减排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成本预期，有利于企业在减排成本与缴纳碳税之间做出自由选择，进而有利于企业进行长期减排投资。
（三）减排的灵活性和高效性
减排的灵活性对降低减排的成本具有重要作用。就碳排放交易而言，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分赋予企业减排的灵活性，允许各个企业进行排放配额或信用的交易，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可以选择从碳市场上购买排放配额或信用，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的企业可以将节省的配额在碳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得减排效益，另外，基于减排项目产生的排放信用也可以在碳市场中实现其价值，由此极大地激励了企业和社会采取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积极性。碳排放交易体系通过企业之间的交易实现了减排资源的最优配置，整个经济以最低成本实现了减排目标。而就碳税而言，纳税义务不可交易，企业只能通过明确的税率在自身减排成本和应纳税额之间做出选择——即采取措施减排还是纳税，因此，碳税体系下只是相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实现了减排的成本效益性，而就整个经济体来讲，不一定以最低成本实现减排。
（四）行政成本和守法成本
与碳排放交易相比，碳税简单易行、行政成本更低。这主要是因为碳排放交易体系比碳税更加复杂。首先，碳排放交易需要政府创建交易市场。一方面，政府要设定并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另一方面，政府要对排放权市场进行监测和调控。其次，碳税可以在现行的税收体制下进行征收和管理，不会产生创建市场等复杂问题。
与碳排放交易相比，推行碳税将给企业带来更低的守法成本。这主要是因为碳税的覆盖范围要比碳排放交易更加广泛，因此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将会由更多的企业进行分担。就目前碳排放交易的实践来看，碳排放交易的义务主体范围仅限于排放量大且容易监测的企业，政府只能将减排任务分担到这些数量有限的企业身上，往往造成这些企业承担不成比例的减排负担。例如，欧盟7%的大型设备承担了60%的温室气体减排任务。而碳税的纳税主体则比较广泛，而其碳税具有税收收入中性的特征，政府将税收收入以鼓励减排投资等形式重新返还到纳税主体，减轻了纳税主体的负担。
（五）政治可接受性
碳排放交易比碳税具有更强的政治可接受性。第一，税收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并且税收的征管和使用容易产生寻租行为。而碳排放交易直接针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管制，在碳排放交易的开始阶段还存在配额的免费分配，从而容易得到企业的支持。第二，税收仅仅靠价格信号改变纳税主体的行为，具有潜在的和不确定的环境效益，从而很难得到环保主义者和社会团体的支持。相反，碳排放交易实行总量控制，具有环境效益的确定性，从而容易得到人们的支持。第三，由于工业利益团体的游说，碳税常常会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税收豁免或优惠，从而影响了碳税的效果。
（六）与现有政策的协调性和全球性
相较于碳税来说，碳排放交易已经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得到更为普遍的推行。“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900亿美元，因而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而碳排放权也将有望取代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各国和地区实行的碳排放交易计划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地区已经在探索如何将各地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相互连接。因此，实施碳排放交易更加有利于跟现行气候变化政策的协调，尤其是可以有效连接国家之间的碳排放交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政策体系，以促进和联合全球人类的共同行动。在《京都议定书》下，全球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然而，如果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碳税体系恐怕需要经受非常大的挑战，如税收原则。
综上所述，碳排放交易和碳税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管制制度各有优劣，并且两者优劣互补。Jason Furman等认为“一种设计良好的碳排放交易与一种设计良好的碳税都会产生相似的效果。因此，在这两种制度中选择哪一种作为政策工具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看哪一种制度更加具有政治可接受性；二是看哪一种制度更容易进行良好的设计”。如前所述，碳排放交易比碳税更加具有政治可接受性。相比较碳税的优点（成本确定性、执行和守法成本低）而言，碳排放交易具有更多的优势（如环境效益确定性、减排的灵活性和高效性以及协调性等）。另外，政府和实务界人士似乎也都倾向于选择碳排放交易体系。例如，新西兰政府选择了碳排放交易而否决了碳税建议，因为碳税不能足够地减少排放。㈣另据法新社报道，奥巴马政府已经催促国会起草有关碳排放交易的立法，并且2009年7月众议院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已经对碳排放交易做了详细的规定。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表示，“虽然开征环保税将增加企业的成本，但碳税在刺激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这一税种也没考虑更为协调配套的能源政策。南非政府应积极通过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来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而开征碳税不是最佳选择”。因此，在碳排放交易和碳税之间，应当优先选择前者，同时，应当借鉴由碳税的优势带来的启示——在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设计中要增强碳排放交易中减排成本或投资收益的确定性。
碳税的优势在于将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为固定税额，从而为企业减排投资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而碳排放交易的成本不确定性表现在碳市场中排放配额或信用的价格非正常波动，从而不能为企业的减排投资提供稳定的预期。因此，在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设计中要引入成本稳定性的理念，为企业提供比较稳定的成本或投资收益预期。为了矫正价格的非正常波动带来的消极影响，碳排放交易中设计了排放配额或信用的存储和借贷机制。存储和借贷可以提高企业应对配额或信用价格大幅波动的能力。一方面，当配额或信用的市场价格低迷时，企业可以将配额或信用存储到银行；另一方面，当配额或信用的市场价格过高时，企业可以从银行预借配额或信用。可以说，排放配额或信用的存储和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碳排放交易中减排成本不确定性的缺陷。另外，还有的学者提出，政府在碳市场价格低迷或者过高时实行价格保护政策，即为排放配额或者信用设定最低价格和最高价格。当碳市场的价格低于最低价格时，政府可以以最低价格购买排放配额或信用，从而给进行长期减排投资的企业提供保障；当碳市场的价格高于最高价格时，企业可以从政府手中以最高价格购买配额，从而为企业履行减排义务提供比较稳定的预期。另外，在强调碳排放交易具有比较优势的同时，还需考虑到碳排放交易的适用范围会受到碳排放监测、统计、交易成本等因素的限制。对于难以实施监测、统计以及交易成本高的温室气体排放部门，不宜采用碳排放交易手段，例如交通领域。而碳税具有执行和守法成本低的优势，对于未能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温室气体排放部门，可以利用碳税控制其温室气体排放。
四、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制度选择
根据中国在气候变化国际条约中承担的责任以及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中国以市场为基础的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应当采取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与碳税相结合的方式。
（一）基线和信用型碳排放交易
碳排放交易有“总量控制型交易”和“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两种设计模式。总量控制型交易的特点是政府预先为其管辖区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设定总的排放上限，以及一定期间内的削减计划时间表。由于存在总量上限，此类计划又被称为“封闭市场体系”。确定总量上限之后，政府将排放总量以配额的形式分配给被要求参与交易计划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总量控制型交易计划要求参加的企业在计划执行阶段向政府提交与其实际温室气体排放量相等的配额。在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体系下，政府为每个纳入该体系的企业设立一定的排放基线，并且要求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得超过排放基线，如果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于排放基线，那么该企业在经过政府认证后可以获得与其削减排放量相当的可交易的信用，如果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了排放基线，则其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向政府提交与其超过基线的排放量相当的信用。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体系仅是对每个企业设定一定水平的排放基准，而对区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没有上限，因此该体系也被称为“开放市场体系”。
由于中国不承担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所以中国对温室气体排放没有必要实行绝对的总量控制。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尽量兑现我们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化目标，即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比2005年的排放水平降低40%～45%。在这种情况之下，选择基线和信用型碳排放交易模式最适合中国的情况。一方面，基线和信用型碳排放交易不以温室气体排放实行总量控制为前提，而是通过基准排放水平来确定温室气体排放主体应当履行的减排义务或者获得的减排信用。另一方面，基线和信用型碳排放交易可以通过基准排放水平的设定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相对控制，从而可以在不对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实行绝对的总量控制的同时，确保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基本能够得到实现。
政府应当对以下两类温室气体排放主体设定排放基线：受管制的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和自愿减排以期获得排放信用的企业。之所以对受管制的温室气体排放企业设定排放基线，是因为要确保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目标的实现，必须要对一些重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控制，通过设定排放基线使这些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得到一定的约束。关于受管制的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应当包含哪些部门，当前可以将电力部门纳入到受管制的主体范围内。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电力部门是中国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部门。对电力部门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管制，相当于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第二，相对于工业部门等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部门而言，电力部门的供需弹性呈刚性，并且作为自然垄断行业，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基本上不会损害其市场竞争力。这一点也可以从国外温室气体排放配额有偿分配的实践中看出。例如，在英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第二阶段，排放配额的有偿分配也仅限于电力部门，主要是因为电力部门的竞争力不会受到损害，而其他部门如果有偿取得排放配额的话，其国际竞争力会受到损害，从而影响本国的经济。第三，电力部门履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成本可以转嫁给电力消费者。此外，为了激励企业积极进行温室气体减排投资，对于自愿减排以获取排放信用的企业。政府也应当为其设定排放基线，如果该企业在排放基线以下实现了减排，那么经审核政府授予该企业与其减排量相等的排放信用。
排放基线的确定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投入或产出标准确立排放基线，如对化石燃料燃烧设备的燃料含碳量制定标准，低于此类燃烧标准的设备可以经政府审核后获得可交易的信用，而高于此类标准的燃烧设备则需要购买信用以抵消其超过标准进行燃料投入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另一种是通过预先规定一定水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确立排放基线，如果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低于基线排放量，则可以获得可交易的信用，如果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高于基线排放量，则需要购买信用以抵消其超额排放量。为了更好地控制电力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电力部门的排放基线设定应当采取第二种方式，即预先规定一定水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由于中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准确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体系，电力部门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确定最好依据化石燃料投入量及其碳含量进行预估温室气体排放量。此外，为了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对于自愿减排以期获得排放信用的企业，则可以依据企业的意愿自行选择排放基线的设定方式。
（二）碳税
对于基线和信用型碳排放交易没有覆盖的领域，可以有选择地利用碳税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选择的方法是对征收碳税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对比分析，只有符合比例原则时才可以征收碳税。
1.征收目的和原则
征收碳税的直接目的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通过征收碳税，形成二氧化碳排放的价格（将二氧化碳排放的外部性内部化），进而通过价格机制引导排放主体向低碳经济和低碳消费发展，从而减少甚至避免二氧化碳排放。同时，除了可以达到减排二氧化碳的目的之外，还可以通过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从而减少其产生的其他污染物，如二氧化硫。另外，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发挥碳税的教育功能应当作为征收碳税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提高人民的气候变化意识、促进人民改变高碳消费行为。
开征碳税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原则。一方面，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碳税要体现环境的内在价值，要保证碳税对企业的行为具有较强的刺激力度，以促使其改变化石能源的消费行为。另一方面，碳税的征收会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定的负面影响，在开征碳税时，要注意采取措施缓和这些负面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和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尤为重要。碳税制度的设计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合理地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坚持碳税税收收入的中性原则。一方面，碳税的开征要与其他税种相互协调，减少碳税纳税主体的其他相关税负，使纳税主体的整体税收负担与碳税开征以前相平衡。另一方面，碳税的税收收入主要用于修正扭曲的税种，并且用于激励和补贴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如提高能效的投资、碳捕捉和封存活动等等。第三，立足国情和合理借鉴原则。一方面，开征碳税要学习发达国家（如丹麦、荷兰、挪威等）的先进经验，并考察这些国家在征收碳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要注意立足国情。一是要关注国外开征碳税的国家的国情，分析其碳税制度设计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以及实施效果。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比较分析中国国情与其他国家国情的不同，并从中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模式。第四，循序渐进的原则。最优的或者最能发挥温室气体减排效益的碳税制度，往往在课税对象、税率等方面的要求比较高，同时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也较大，尤其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中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升阶段，推行碳税应当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如分步推行碳税（逐步扩大征税范围）和逐步提高税率。这样既可以给经济和社会一个适应碳税的缓冲期，又能减少推行碳税的阻力。
2.纳税主体
纳税主体涉及到两个问题，即针对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征收碳税，以及纳税主体的范围。
第一，应当针对下游企业征收碳税。上游企业是化石能源的生产者或进口者。如果对上游企业征收碳税，碳税则覆盖了经济和社会中所有利用化石能源的领域，相当于对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主体征收了碳税，这将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中国应当针对下游企业征税，即直接利用化石能源并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只有针对下游企业征税，才能对纳税主体的范围实施有选择的控制。
第二，纳税主体的范围。纳税主体的范围是指在下游企业中选择针对哪些企业征收碳税。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选择针对哪些下游企业征收碳税，必须考虑到碳税对这些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整个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魏一鸣等人认为从保护经济增长、改善能源结构、提高政策可行性的角度看，效仿丹麦税制有利于中国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和经济发展的双赢。丹麦的碳税对生产部门实行税收宽免，对能源密集型部门实行免税，并且各非免税部门所缴纳的碳税收入都用于降低该部门的生产间接税。为了尽量减少碳税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同时又发挥碳税的减排效益，中国应当对钢铁工业、建材工业、化学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造纸印刷业完全免税，这些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如鼓励节约能源、清洁生产等。本文认为，碳税应当针对基线和信用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不能覆盖的部门征收。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其中首先针对化石能源的消费者（主要包括居民部门、公共机构和商业部门）征税，等时机成熟时（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变、负有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等）再对其他部门征税。一方面，对化石能源的消费者征收碳税，可以提高这些部门的气候变化意识，促进其转变能源消费模式、节约能源。另一方面，对化石能源的消费者征收碳税，不仅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小，而且可以引导低碳经济的发展。例如，对于家庭汽车的碳排放征收碳税，可以提高汽车用户的节能和环保意识，同时可以引导和促进小排量和新能源汽车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3.征税环节、税基和税率
开征下游碳税，其征税环节应当是消费环节，即在批发或零售环节，由化石能源的销售商缴纳。在消费环节征税，采取价外税的形式，更有利于刺激消费者减少能源消费。税基应当是根据化石能源的碳含量估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针对二氧化碳排放量从量计征。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1-130-02
1 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对地球生态和人类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 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因此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碳减排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及碳排放大国共同承担的责任，但要完成一国理应承担的减排责任，需要一国内部各区域协调联动，从而顺利实现减排目标，为自身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相应贡献。
本文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对其1998～2008年的能源碳排放量、万元GDP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进行了估算，同时对估算结果进行了分析评价，以期得出富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及减排措施。碳排放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简称。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气体是二氧化碳，因此用碳一词作为代表。本文的碳排放特指的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2 估算方法
2.1 能源碳排放量
由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是致使全球气温变暖的最主要原因，而二氧化碳主要是来源于能源的消耗。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特别是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较高，三者之和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92.8%，因此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来自于化石能源的消耗。本文所说的能源碳排放量，特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三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7》《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
确定的碳排放量计算方法来源于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编写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计算公式为：
Ai =Si Pi Ci 4/12 （2-1）
式（2-1）中，Ai表示某种能源的年碳排放量，计算结果为碳的年排放量，需要乘以44/12换算成二氧化碳的年排放量，单位为万吨；Si表示某种能源折算标准煤参考系数，具体见表2-1；Pi表示某种能源的年消费量；Ci表示某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具体见表1；i表示能源种类，即原煤、原油和天然气这三种能源，取值为1、2、3。（在计算时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煤炭和石油的数据，分别用原煤和原油的数据来代替）见表1。
2.2 万元GDP碳排放量
万元GDP碳排放量的估算公式为：
AGDP =(A1+A2+A3)/GDP （2-2）
AGDP表示万元GDP年碳排放量，单位吨/万元；A1表示原煤的年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A2表示原油的年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A3表示天然气的年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GDP的单位为亿元。
2.3 人均碳排放量
人均碳排放量的估算公式为：
AP=(A1+A2+A3)/P （2-3）
AP表示人均年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人；P表示常住人口数，单位为万人。
3 估算结果
云南省能源碳排量、万元GDP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根据公式（2-1）可得估算结果见表2、图1、图2、图3和图4。
4 分析评价
4.1 原煤碳排放量最大，且三种能源碳排放量都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根据表2和图1、图2和图3来看，11年中，云南省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量呈现上升的趋势，三大能源中原煤的碳排放量巨大。原煤累计碳排放量占能源累计碳排放总量的90.0%，原油累计碳排放量占能源累计碳排放总量的9.0%，天然气累计碳排放量只占能源累计碳排放总量的1.0%。巨大的原煤碳排放量对实现减排目标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原油在消费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远小于原煤产生的二氧化碳量，虽然原油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对能源的年碳排放总量产生影响。
天然气的碳排放量从1998～2008年都有波动，但波动中变化的量并不太大。天然气较以上的原煤和原油来看，消费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最少。
4.2 万元GDP碳排放量有波动，但总的趋势在下降
根据表2和图4来看，11年中，万元GDP碳排放量出现波动变化的状态，但总的趋势是在下降，出现波动的原因可能是与某些年份的产业结构调整，大量耗能工业的调整有关。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对能源的消费需求是不同的，导致了碳排放量的不同。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万元GDP碳排放量会逐渐呈现下降的态势。
4.3 人均碳排放量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且受人口消费习惯的影响较大
根据表2和图4可以看出，从1998年～2008年，云南省人均碳排放量逐年上升。人口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主要从人口数量因素和人口消费习惯因素两个方面对其产生影响。11年中，云南省的常住人口变化不大，但人均碳排放量却逐年上升，可以看出人口消费习惯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为生产产品并消费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由于在消费过程中缺乏合理引导,导致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形成了很多不良的消费习惯,这些消费习惯和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碳排放量。
5 云南省减少碳排放量的措施
5.1 将重心放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进能源利用结构上
云南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综合实力逐步增强的同时对能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与此相伴随的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持续增加，但这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并不违背历史规律。然而，为了减轻环境压力和维护人类的生存安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进能源消费结构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5.2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有效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
粗放式经济增长的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产出，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内涵，与此相对应的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和高产出的集约型的高质量的绿色发展模式便成为必然选择和追求目标，而这其中的关键又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效益的提高。
5.3 转变消费观念
人口基数的大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反而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正确引导人们的消费习惯、倡导文明消费以及培养消费责任心就成为重点所在，只有坚持消费的低碳化和可循环,才能实现“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5.4 政府政策的正确约束和引导
政府的政策在一个区域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作用无疑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二氧化碳减排提供政策保障作用。所以，各级政府应把碳减排政策放在突出地位，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以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文颖,高鹏飞,何建坤.用中国MARKAL-MACRO模型研究碳减排对中国能源系统的影响[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44(3):342-346.
“低碳生活”(low-carbon life),就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碳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09年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揭幕,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挑战,本次会议异常“火热”。随着大会的召开,如何降低碳排放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据调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贡献”颇大。全面实现低碳生活将成为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对策。
温室效应及全球变暖的危害
之所以要倡导低碳生活,是因为过多的碳排放会使地球变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温室效应。人类生存的地球在宇宙中非常特殊,它有一个“被子”,即大气圈,里面有一定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和水汽。如果没有这层被子,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将是负18℃;有了这层被子,大气圈短波辐射的热量通过长波辐射反射出去的时候,就会使温室气体产生增温效应,使地表平均温度保持在正15℃左右,非常适合人类生存。
如果“被子”变厚,也就是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主要原因是人类向大气中排放过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就会导致全球变暖。而全球变暖的危害是巨大的:
炎热全球温度增长实际测量表明,全球总体温度的增长趋势十分明显。近些年来,气温在持续上升,热浪已经开始出现。科学家们认为,如果全球变暖问题没有得到处理,此类热浪将更为常见。2003年夏天,欧洲遭受了一股强大的热浪,35000人因此丧生。
冰川消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冰川都在融化,其中有些冰川融化的速度较快如北极的北冰洋。北冰洋的融化给全球的气候环境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洪水全球变暖还提高了降雨在每年降水量(包括雨、雪等)中所占的百分比,使得世界上许多地区会在春天和初夏发生洪灾。
物种锐减全球变暖打乱了不同物种间处于微妙平衡中的生态关系。世界上许多物种如今正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其中有一部分已经灭绝。
飓风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四级和五级飓风的数量较以往有了明显增多,因此科学家们普遍认为飓风日益强大的破坏力与全球变暖有关。另一项研究预测,全球变暖将使飓风的威力在著名的五级分级标准上平均再增强半个级别。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总结了这些新的调查研究中普遍出现的一些因素,例如当水温上升时,风速及风暴的湿度都会增加。
干旱气候变暖同时还会导致土壤水分蒸发加剧,使土地干旱加重。随着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美国科学家预测,如果不改变现状,在未来50年内,美国辽阔的种植区的土壤水分将流失达35%,其他种种恶果还未计算在内。无疑,干旱的土地将导致蔬菜水分减少、农作物减产、火灾次数增多。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警告,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措施控制导致全球变暖带来的污染,二氧化碳含量很快就会从2倍上升到4倍,这样土壤将流失达60%的水分。
此外,全球变暖还可能会导致疟疾、血吸虫病和登革热等传染病的蔓延。人类只拥有一个地球,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任何人都无法逃避。
碳排放如何计算
低碳生活首先源自碳足迹,它表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的碳耗费量,是测量某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因每日消耗能源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影响的一种指标。人们日常生活中,照明、做饭、洗澡、上班、旅行等等,时时刻刻都在产生“碳足迹”。
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的碳足迹都可以分为第一碳足迹和第二碳足迹。第一碳足迹是因使用化学能源而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如一位经常坐飞机出行的人会有比较多的第一碳足迹,因为飞机飞行会消耗大量燃油,排出大量二氧化碳。第二碳足迹是因使用各种产品而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如消费一瓶普通的瓶装水,会因它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而带来第二碳足迹。
所以,低碳生活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减低碳足迹的行为方式,即在生活和生产中少排放二氧化碳。例如,通过一个专门设计的“碳足迹计算器”来测算,您用了100度电,就等于排放了大约78.5千克二氧化碳;您自驾车消耗了100公升汽油,也就等于排放了270千克二氧化碳。碳足迹越大,说明您是高碳生活,对全球变暖要负的责任越大;碳足迹越小,说明您进入了低碳生活,对环境的保护做出的贡献也大。
温馨提示
碳足迹的计算方式(仅罗列部分项目):
家居用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耗电量×0.785
小轿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油耗公升数×2.7
使用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天然气使用升数×0.19
使用自来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自来水使用吨数×0.91
食用肉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肉(千克)×1.24
乘坐飞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
短途旅行:200公里以内=公里数×0.275;
中途旅行:200～1000公里=55+0.105×(公里数-200);
长途旅行:1000公里以上=公里数×0.139。
注:目前中国人均碳足迹为每年3900千克;工业国家人均碳足迹为每年11000千克;全球人均碳足迹为每年4300千克;应对气候变化全球人均目标碳足迹为每年2000千克。
如何低碳生活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衣食住行,无时不在进行着碳排放。比如任何一件衣服,从它还是庄稼地里的棉花、亚麻开始,就会消耗无数资源。它要经过漂白、染色的工艺才能变成纱线、面料,经历成衣制作、物流和使用后,最终被焚烧、降解,每个环节都有碳排放发生。就更不用说那些在加工生产中会产生严重污染的皮革业和其他服饰类产品了。因此,每个人都要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做起,无论衣、食、住、行都尽量做到低碳生活,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衣
少买一件衣服每人每年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相当于节约2.5千克标准煤,相应减排6.4千克二氧化碳。如果有2500人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节约6.25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16吨。
选择环保面料的衣服穿环保面料的衣服,减少碳排放,如果选择可持续面料(一种能够回收再利用的面料)制作的“低碳服装”则更好。
解下领带2005年夏天,日本商界白领纷纷脱下他们标志性的深蓝色职业装,换上了领子敞开的浅色衣服。这是日本政府为节约能源所作的努力。那年夏天,政府办公室的温度一直保持在28℃。整个夏天,日本因此减少排放二氧化碳7.9万吨。
尽量不用或少用洗衣机每次洗衣耗电约1.2度、烘干耗电约3.5度,这样每次开启洗衣机的间接碳排为2千克。
让衣服自然晾干研究表明,洗一件衣服消耗的能量其中60%是在清洗和烘干过程中释放的。需要注意的是,洗衣时用温水,而不要用热水;衣服洗净后,挂在晾衣绳上自然晾干,不要放进烘干机里烘干。这样,总共可以减少9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总之,减少购买服装的频率、选择环保面料、选购环保款式、减少洗涤次数、选择环保洗涤、手洗代替机洗、旧衣翻新或转赠他人、旧物利用、一衣多穿等都能为节能做出贡献。
食
购买季节性的水果和蔬菜很多温室里种植的反季节性蔬菜和水果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少食肉食特别是牛肉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研究表明,全球18%的温室气体源于肉类生产。每千克牛肉的生产过程排放36千克二氧化碳,是肉类中最高的!德国健康杂志报道,一份红肉(猪、牛、羊肉)的年碳排量如果为1485.1千克,同样一份白肉(鸡、鸭、鱼肉)的碳排量为1054.2千克,所以,许多德国人选择后者这个相对低碳的饮食。据德国生态经济研究所报道,肉食者年造成碳排放相当于车行4758公里;茹素则碳足迹减少至少一半。
不浪费粮食食品浪费也是增加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少浪费0.5千克粮食(如水稻),可节能约0.18千克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0.47千克。如果全国平均每人每年都少浪费0.5千克粮食,可节能约23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61万吨。
买本地产品畜养和运送1千克牛肉、羊肉和猪肉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点亮一盏100瓦的灯泡将近3个星期。消费本地的水果、蔬菜、饮品远比外来的碳排量低。
住
选择小户型,不过度装修每减少1千克的钢材用量,可减排1.9千克二氧化碳;每少用0.1立方木材,可减排64.3千克二氧化碳。
合理调空室温冬季空调调低2度,夏季空调调高2度,每年可减排900千克的二氧化碳。
使用节能灯曾有专家测算,到2010年,预计全国2.7万亿度用电量中照明用电量将超过3000亿度,如果全国有1/3的白炽灯换成节能灯,每年能省下一个三峡工程的年发电量。
生活小知识
LED光源的特点
1.发光效率高白炽灯、卤钨灯光效为12～24流明/瓦,荧光灯50～70流明/瓦,钠灯90～140流明/瓦,大部分的耗电变成热量损耗。LED光效达到50～200流明/瓦,而且其光的单色性好、光谱窄,无需过滤可直接发出有色可见光。
2.耗电量少LED单管功率0.03～0.06瓦。
3.使用寿命长 LED灯具使用寿命可达5～10年,可以大大降低灯具的维护费用,避免经常换灯之苦。
4.安全可靠性强发热量低,无热辐射,冷光源,使用安全。
5.有利于环保LED为全固体发光体,耐震、耐冲击不易破碎,废弃物可回收,也便于安装和维护。
避免使用一次性物品尽量少使用一次性牙刷、一次性塑料袋、一次性水杯……因为制造这些生活必需品时所使用的资源也是一次性的。
行
尽量选择低碳出行方式一架波音747飞机一年碳排放量,相当于1.5万亩人工林吸收量;而一辆汽车的碳排放量,相当于15亩人工林吸收量。因此,出行时多步行或骑自行车,多乘坐轻轨或者地铁,都有利于减排。
选用小排量汽车很多大型SUV汽车(运动型多功能车)和豪华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至少是小排量汽车的2倍以上。
少开一天车每月少开一天车,每车每年可节油44升,相应减排二氧化碳98千克。如果全国1248万车主做到这点,每年可节油5.49亿升,减排122万吨。
小心保养汽车以确保在最佳状态下行驶不需要的时候,把车顶行李架和箱子拆下来,因为这些都会使车子的效率降低超过10%。及时为车辆更换滤芯、保持适当胎压、停车等候时熄火,每车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400千克。
使用生物液体燃料生物液体燃料与传统车用燃料相比可以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我国已经是燃料乙醇的第三大生产国和使用国。燃料乙醇已在全国9个省的车用燃料市场得到推广和使用。
家电
冰箱冰箱内存放食物的量以占容积的60%为宜,放得过多或过少,都费电。食品之间、食品与冰箱之间应留有约10毫米以上的空隙。用数个塑料盒盛水,在冷冻室制成冰后放入冷藏室,这样能延长停机时间、减少开机时间。需要解冻的食品,可预先将食品从冰箱冷冻室移入冷藏室,慢慢解冻,这样可充分利用冷冻食品中的“冷能”。
空调空调启动瞬间电流较大,频繁开关相当费电,且易损坏压缩机。将风扇放在空调内机下方,空调开启后马上开电风扇,利用风扇风力可提高制冷效果。晚上可以不用整夜开空调,省电近90%。将空调设置在除湿模式工作,此时即使室温稍高也能令人感觉凉爽,且比制冷模式省电。
洗衣机在同样长的洗涤时间里,弱档工作时,电动机启动次数较多,也就是说,使用强档其实比弱档省电,且可延长洗衣机的寿命。按转速1680转/分(只适用涡轮式)脱水1分钟计算,脱水率可达55%,一般脱水不超过3分钟,再延长脱水时间意义也不大。
微波炉较干的食品加水后搅拌均匀,加热前用聚丙烯保鲜膜覆盖或者包好,或使用有盖的耐热的玻璃器皿加热。每次加热或烹调的食品以不超过0.5千克为宜,最好切成小块,量多时应分时段加热,中间加以搅拌。尽可能使用“高火”。
此外,购买电器时,选择节能效率较高的型号。如果可以的话,请购买有节能评定标签的产品。
生活习惯
及时关电源统计数据显示,家庭中75%的用电都耗在使电视、电脑和音响等保持待机状态上。平均一台台式电脑每天耗电60瓦至250瓦。如果一台电脑每天使用4小时,其他时间关闭,那么每年能节省约500元人民币,且能减少83%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另外,如果只用电脑听音乐,显示器应调暗,或者干脆关掉。看完电视或用完其他小家电后及时关闭电源或拔下插头均有利于节能减排。
网上付账单在网上进行银行业务和账单操作,不仅能够挽救树木、避免在发薪日开车去银行排放不必要的二氧化碳,还能减少纸质文件在运输过程中所消耗的能源。
自备购物袋每年全球要消耗超过5000亿个塑料袋,其中只有不到3%可回收。塑料袋都由聚乙烯制成,掩埋后需上千年时间才能递降分解,期间还要产生有害的温室气体。
双面打印计算机打印文件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相当于保留下一半原本将被砍掉的森林。
烹饪用大火用大火比用小火烹调时间短,可以减少热量散失。但也不宜让火超出锅底,以免浪费燃气。夏季气温高,烧开水前先不加盖,让比空气温度低的水与空气进行热交换,等自然升温至空气温度时再加盖烧水,可省燃气。能够煮的食物尽量不用蒸的方法烹饪,不易煮烂的食品用高压锅,加热熟食用微波炉等等方法,也都有助于节省燃气。
低碳生活的意义
减少碳排放,可以遏制全球温室效应,减少大气粉尘污染,这些是低碳生活的主要作用。其实,低碳生活的深远意义在于,第一可以减少地球上不可再生能源的开采,减少对矿藏的破坏,因为大部分的碳都是燃烧矿物燃料产生的;第二可以迫使各国加快对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的研究和使用;第三就是能促进世界经济向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势方面转变。
同时,低碳生活与个人的身体健康也是密切相关的。①减少空气污染;低碳排放能明显减少对大气的污染,新鲜的空气不仅能够保证人体足够的氧气,还能降低呼吸道和肺部疾病的发生率;②运动增加;低碳生活倡导少开车、多骑车或走路,低碳的同时增加了运动量,在提高心肺功能的同时可减掉部分多余的脂肪,全面提升身体素质;③低脂饮食;低碳生活使我们减少了肉食的摄入量,相应减少了脂肪及胆固醇的摄入量,有利于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防治。
追求健康生活,不仅要“低脂”、“低盐”、“低糖”,也要“低碳”!“低碳生活”节能环保,有利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的速度,势在必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选择“低碳生活”,是每位公民应尽的责任,低碳生活的方法渗透在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就让我们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吧。
相关链接――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是指不排放污染物的能源,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指原材料可以再生的能源,如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生物能(沼气)、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不存在能源耗竭的问题,因此日益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尤其是能源短缺的国家。
清洁能源的种类(简单介绍几种):
核能轻原子核的融合和重原子核的分裂都能释出能量,分别称为核聚变能、核裂变能,简称核能。建造一个吉瓦级的核电站,一年大约用25吨核燃料,如果要用标准煤来替代,大约要用260万吨。也就是说,同样是一吨燃料,核燃料产生的能量大概是标准煤的10多万倍。核能的优点:①核能发电不像化学燃料发电那样排放巨量的污染物质到大气中,因此核能发电不会造成空气污染。②核能发电不会产生加重地球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③核能发电所使用的铀燃料,除了发电外,没有其他的用途。④核燃料能量密度比起化石燃料高上几百万倍,故核能电厂所使用的燃料体积小,运输与储存都很方便,一座1000百万瓦的核能电厂一年只需30吨的铀燃料,一航次的飞机就可以完成运送。⑤核能发电的成本中,燃料费用所占的比例较低,核能发电的成本不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故发电成本较其他发电方法稳定。
太阳能是将太阳的光能转换成为其他形式的热能、电能、化学能,能源转换过程中不产生其他有害的气体或固体废料,是一种环保、安全、无污染的新型能源。利用方法:①光与热的转换,如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灶等。②光与电的转换,如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车、船等。
风能在自然界中,风是一种可再生、无污染而且储量巨大的能源。据估算,全世界的风能总量约1300亿千瓦。风能的利用主要是以风能作动力和风力发电两种形式,其中又以风力发电为主。
生物能是将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中的一种能量形式,一种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它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在各种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是独特的,它是贮存的太阳能,更是一种唯一可再生的碳源,可转化成常规的固态、液态和气态燃料。生物能具备下列优点:①提供低硫燃料;②提供廉价能源(某些条件下);③将有机物转化成燃料可减少环境公害(例如,垃圾燃料);④与其他非传统性能源相比较,技术上的难题较少。
“低碳生产”，译自英文为low carbon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缩写为LCM或LCP，是相对于大量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并以高能耗、高碳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高碳生产”而言的。依据我国第一次（2004）、第二次 （2008）经济普查结果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分析，我国正处于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大中型企业聚集于工业行业的特点十分突出。分布于冶金、电力、交通运输设备、石油加工和化工等工业行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尤其是大型工业企业，以其极少的数量不仅贡献着较大的经济总量，而且消耗着大量的能源、造成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由于工业生产产生的碳排放始终是最主要的碳排放源，全面推进工业企业节能减排，促进其由传统的线性生产模式、末端治理模式等向低碳生产模式转变既是救治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性方案，也是构建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需要。具体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实现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以电解铝生产为例，我国目前年产电解铝产量约1300万吨，全年仅电解铝生产一项就需耗电约1950亿度，约合300兆瓦发电机组74年的发电量。如果通过加强管理、改进设计、引入先进技术节电1%，全年电解铝生产就将节电19.5亿度，依火力发电1亿度约需消耗3.39万吨标准煤计，不仅可以节省约66.11万吨标准煤，而且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8.5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5.3万吨。
（二）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实现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管理创新 从工业企业内、外部两个方面，并依据强制性、市场性、自愿性环境管制以及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多个角度，探索工业企业实现低碳生产的机制和途径，因而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三）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实现有利于我国低碳经济体系形成 基于“持续改进”以及“动态平衡”的思想，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以及产品设计、生产、消费的全过程探索节约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实现途径，有助于推广节能技术，并通过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产业与低碳技术，促进我国低碳工业、低碳农业、低碳建筑、低碳交通等低碳经济体系的形成。
二、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特征与实现途径
与大量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并以高能耗、高碳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高碳生产”相比，低能耗、低碳排放、低污染应是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基本特征。
（一）低能耗 工业生产中的能耗包括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两部分。前者是指产品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的煤、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消耗和电、煤气、蒸汽等二次能源消耗；后者是指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设备、厂房等在其取得或建造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两者之和称为全能耗。产品生产的全能耗示意图如图1所示。
在全面研究能源消耗、实现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问题时，应同时考虑直接能耗与间接能耗，既要千方百计降低单位产品或单位产值的直接能耗，又要千方百计降低原材料的消耗，充分发挥设备、厂房的作用，使单位产品或单位产值的间接能耗最低。低能耗既是工业企业低碳生产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又是工业企业实现低碳生产的前提条件。
（二）低碳排放 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低碳排放，即努力降低或减少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必须是低碳排放的生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低碳生产，也就失去了低碳生产的意义。低碳排放可以分为“相对低碳排放和绝对低碳排放两个方面”。前者基于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成本效益原则而言，如果生产过程中单位碳要素投入带来经济利益的相对增加，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幅度低于生产产出（可以一定时期的生产总值或销售收入表示）的增长幅度，则可称为相对低碳排放；后者则强调一定时期内一个企业碳排放总量的绝对降低。然而，即使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实现了相对低碳排放，由于过度追求生产发展，碳排放总量依然可能大幅度增加，从而无法遏制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一系列环境生态问题。因此，低碳排放不应仅是相对低碳排放，而应以整个国际社会排放总量的绝对降低为目标，在相对低碳排放基础上实现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绝对低碳排放是低碳生产的基本特征。
（三）低污染 “在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超过三分之二来自能源使用和工艺排放，其中约有36%来自工业；而在工业生产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中，钢铁、水泥、塑料、纸和铝等5种主要原料的生产排放占到了56%以上。”实现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即通过不断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会使能源使用所带来的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危害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得到明显抑制。
然而，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论是降低能耗、还是减少碳排放，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做到的，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改进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工业企业低碳生产是持续不断地降低全能耗以及碳排放的改进过程。因此，应该基于“持续改进”以及“动态平衡”的思想，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以及产品设计、生产、消费、处置的整个生命周期探索节约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实现途径，具体包括：减少碳源排放；提高机器、设备的能源效率；减少浪费，主要指减少机器、设备的闲置时间、等候时间及排队时间，杜绝或减少不必要的浪费等；有效利用人、财、物各种资源，包括原材料的有效利用、减少排队及等候时间、生产优先等。
三、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综合成本效益分析
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综合成本效益是指为实现低碳生产而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与取得的各项收益之间的关系，是工业企业实施低碳生产的综合成果的体现，包括经济效益（主要指财务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指资源、环境效益）两个方面，并且可以从企业内、外部两个层次进行分析。
（一）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经济（或财务）效益分析 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经济（或财务）效益分析主要指工业企业内部微观层面的低碳生产成本与收入的比较分析，通过计算为组织实施低碳生产而发生的费用增加或节约额以及资源有效利用而增加的收入额进行经济效益或财务效益分析，其结果表现为企业会计利润的增加或减少。
工业企业内部微观层面实现低碳生产的财务成本包括：为组织实施低碳生产而发生的教育、培训费用，以Cj表示；低碳技术研发费用，以C d表示；采用低碳生产新工艺、新技术而发生的设备购置或改进成本，以C p表示；低碳运行费用，以Cr表示等。
内部财务成本C为：C=Cj+Cd+C p+Cr。
工业企业内部微观层面实现低碳生产的财务效益或收益包括：由于水、电、汽等各种能源节约而降低的费用，以Re表示；由于减少机器、设备的闲置、等候时间及排队时间而节约的费用，以Rg表示；由于有效利用人、财、物各种资源而节约的费用，以Rm表示；由于废弃物回收、重复利用而增加的收入，以Rw表示等。
同理，内部财务效益R表示为：R=Re+Rg+Rm+Rw。
则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经济（或财务）效益ΔP=R-C。
对于通过改进工艺、采用新技术、使用新设备以及合理组织生产等方式实现的低碳生产而言，企业内部微观层面的财务成本与收益容易区分、便于计算分析。例如，在电解铝生产中，通过运用新型生产技术、加强综合管理水平延长电解槽的使用寿命就可以大幅降低电解槽大修费用。对于拥有172台的306kA大型预焙铝电解槽、年产14万吨铝锭的电解铝厂而言，每次、每台槽的大修理费用大约100万元，未改进前槽生产寿命为1000个槽昼夜左右，在技术改造将其使用寿命延长至2000个槽昼夜的情况下，则每一年内可节省的修理费用为：（365/1000-365/2000）×100×172=3139（万元），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通过逐项计算，即可得出企业一定时期内实现低碳生产取得的经济效益。
对于实施低碳设计、低碳施工、低碳生产的新建企业来说，其成本效益或经济效益分析则可以通过不同模式下企业整体经济效益的对比来进行。
（二）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社会效益分析 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社会效益是指实现工业企业低碳生产对社会所作出的综合贡献，是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外部效应，主要包括：各种能源、资源消耗量的减少从而节约社会资源；各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降低从而保护生态环境。在当前能源、资源短缺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两者都体现为正外部性而使外部社会成本降低。
（1）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节能、降耗情况分析。工业企业通过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而使能源、资源节约的分析可以采用技术分析法、线性规划法等从多方面进行。以电解铝生产为例，按照当前铝行业普遍采用的冰晶石-氧化铝熔融盐电解法，其能源消耗主要取决于平均槽电压（V平均）电流效率（CE），电解生成1千克原铝所耗费的电能计算公式为：
式中，A表示生产作业系统中一整套机器（1，2，....φ）， 代表机器的最大编号；B表示一整套产品（1，2，...，N），N代表产品类型的数量； Eij表示在j机器生产i产品所使用的能源系数；δ表示在j机器生产i产品所使用的剂系数；Cij表示在j机器生产i产品消耗电能系数；Sij表示在j机器生产i产品的完工时间：Pj表示在j机器完工产品需求量；L表示生产设备每加工周期所需剂；E表示生产设备每加工周期所耗电能。
（2）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碳减排情况分析。工业企业可以通过绘制生产流程图、划定系统边界、确定优先顺序以及数据整理等步骤，构建符合企业生产实际的低碳排放计量模型，对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准确地测定与计量，它是加强碳排放限额管理和控制、实现碳减排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工业企业的碳减排情况分析主要有情景分析和蒙特卡洛分析。前者也称最大最小值测试，用以测算参数发生最好和最差情景时的碳排放水平，计量思路及过程较为简单。后者可通过附有该分析的软件包或专业的寿命周期分析（LCA）包来完成，通过确定并输入每项参数的概率密度、分布类型（如正态或对数正态）、具有可信度的输入值上限/下限以及相关系数等，经过多次重复的计算过程，可以得出不同生产状况下的各种温室气体排放量，从而全面了解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碳减排情况。
以年产14万吨的我国某电解铝厂生产情况为例，参照情景分析方法，并将电流效率（CE）统一取值94%，开工效率按照全年不间断运转（即开工效率为100%）计，采用直流预焙槽，综参考文献：
[1]王君：《中国微小企业融资进展与前景》，《银行家》2007年第10期。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经济模式［3－5］。低碳经济形式上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低碳经济的本质就是通过产业部门的协作努力，最大可能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温室气体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经历了原始农业阶段、传统农业阶段和现代工业化农业阶段，而以能源、机械、化肥、农药等投入要素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农业过程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发展低碳农业势在必行。通过发展低碳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得以减少，进而发挥农业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作用，以此实现现代农业由高碳农业向低碳农业的转型。
低碳农业是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低碳经济在农业发展中的实现形式。低碳农业是指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排放最少的温室气体，同时获得整个社会最大效益的技术，即：通过提高农业的碳汇能力和减弱农业的碳源能力，实现农业源温室气体净排放不断减少的目标。发展低碳农业除了秉承低碳经济的内涵之外，要突出资源高效利用、绿色产品开发、发展生态经济，还要突出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固碳减排，其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同时降低农业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6－8］。低碳农业即生物多样性农业［9－10］，是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改善全球气候条件而在农业领域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开发生物质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新型农业［11－12］，是一种全新的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基础的现代绿色农业经济发展模式［13］。它不仅提倡少施化肥、农药，进行高效的农业生产，而且更注重农业生产整体过程中能耗的减少和低碳的排放。
低碳农业是相对于当前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现代工业化农业而提出的新型农业［14］。现代工业化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农膜农具的随意废弃，机械运作的大量排放，无一不是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行为。低碳农业旨在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开发并使用生物农药，恢复生物多样性；减少化肥的施用，进行高效绿色的生产，保护生态环境；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新型和可再生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节能减排，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计，低碳农业系统可以抵消约80％的因农业过程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无需生产工业化肥，每年可为世界节省1％的石油能源，而不再使用这些化肥还能降低30％的农业排放［15］。资源与环境是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资源匮乏、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现实困惑都要求人们必须发展低碳农业。低碳农业的本质是生态农业经济，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资源贫乏的压力，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6］。
2低碳农业发展现状
根据《哥本哈根协议》，世界各国陆续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或通报了2020年的减排目标。其中挪威承诺的减排幅度最大，目标是到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30％～40％；美国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日本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0％～20％；俄罗斯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25％；中国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将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减少40％～45％；印度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20％～25％［17］。为实现这些目标，各国不仅在工业上做出了重大改革和调整，而且对农业也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关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新近指出，对地球大气最近250多年观察表明，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3个方面，而且农业过程占总排放量的1／3左右，其中约25％为CO2［18］。
农业是处于环境与发展冲突最前沿的一个基础产业［19］，它既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本身也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20］。对此，世界各国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开展的自适应农业模式，不但可以减少农业投入和生产成本，提高农用地生产力，还可以减缓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21］；美国和加拿大倡导的固碳农业，不仅可固定大气中的CO2和CH4，减少土壤碳的投入，而且还有利于提高生产力［22－23］；以奶业闻名于世的新西兰，采用家庭式季节性有机放牧模式，机械和能源投入相对较少，极大地节约了生产成本，高效低碳，使其奶制品出口达90％，奶产业跻身于世界前列［24］；南美诸如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国，广泛建立种植园，生产木材，以生物燃料代替化石燃料，同时也减轻因造纸等行业对热带雨林的破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5］；以色列是世界上水和耕地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但其采用先进的理念、管理和技术，开展节水农业和精致农业，不仅自给自足，其农产品还出口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资源节约型农业的典范［26］；墨西哥低碳农业发展的研究认为，生物燃料的利用是农业部门对低碳的最大贡献［27］。之外，还有研究表明，与农业相关的减排，主要来自于反刍动物CH4排放量的减少，其次为水稻（Ory－zasativa）的CH4排放和化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更有学者［28－30］提出，发展低碳经济既是技术经济问题，还是制度与体制问题。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未来能源需求的膨胀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巨大压力［31］。我国不仅是世界上农业气象灾害多发地区，各类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农业生产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且也是一个人均耕地资源占有少、农业经济不发达、适应能力非常有限的国家。现代农业的高投入、高能耗，虽然可大幅提高产量，但代价沉重，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四大危机”：环境污染危害、农产品残毒危害、受能源制约的危害、农业不可持续发展的危害。据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统计数据显示［32］，“我国每年生产农用化学品、化学种植业、化学畜禽水产养殖业折合消耗标准煤1．4亿t，相当于排放CO212．54亿t，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4．32％。”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在“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的贡献”的指导思想下，制定了“通过继续推广低排放的高产水稻品种和半旱式栽培技术，采用科学灌溉技术，研究开发优良反刍动物品种技术和规模化饲养管理技术，加强对动物粪便、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管理，加大沼气利用力度等措施，努力控制CH4排放增长速度；通过继续实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资源保护、农田基本建设等政策措施和重点工程建设，努力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0％，力争实现碳汇数量比2005年增加约0．5亿tCO2”的农业温室气体控制目标［33］。据此目标，开展了以“节能减排，恢复生态”为核心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发展资源能源节约替代、集约复合种养、生态旅游、高效减灾及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等多种低碳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以及免耕、节水、增施有机肥、病虫害生物防治、新型农作物育种等技术措施的推进，实现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增加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和比较效益，应对未来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34］。#p#分页标题#e#
3草地生态系统中的碳
草业科学是研究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科学，草业是农业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涵盖了从草地资源到草地农业生产的草地农业的生态与生产的全过程的理论和技术，是大农业科学的一个分支［35］。草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分布最广的生态类型，是农业自然自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量流通与物质循环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大影响［36－37］。草地拥有强大的碳汇功能，草地对土壤碳汇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加土壤碳库和植被碳库来实现。草地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CO2固定并将其以有机物的形式储存在植被和土壤中，对于固碳减排，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有重要贡献［38］。因此，发展低碳农业不能忽视草地生态系统中碳的作用。据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WBGU）估计［39］，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储量有46％在森林中，23％在热带和温带草原中。世界永久性草地面积为24亿hm2，约为全球陆地总面积的1／5［40］，我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原近4亿hm2，约占国土面积的41．7％［41］。根据IPCC［42］的报告，草地固碳量为1．3t•hm－2•a－1，以此推算，我国草地每年可固碳约5．2亿t，折合CO219亿t，可抵消我国全年CO2排放总量的30％［43］。草地碳汇不仅功能强，而且还拥有自己的特色。据Post等［44］对全球草原生态系统碳储量所做的估算，平均碳储量约为569．6Pg，其中植被层为72．9Pg，土壤层为496．6Pg。Ni［45］应用碳密度法并结合相关调查数据对我国草原碳储量进行了估算，数据显示，我国草原总碳储量为44．09Pg，其中植被层为3．06Pg，土壤层为41．03Pg，即地下部分的碳储量远大于地上部分，说明草原生态系统与森林等其他陆地生态系统不同，没有固定而明显的地上碳库，所固定的碳绝大部分贮存于地下土壤中［46－47］。这就意味着，当遭遇火灾等大规模毁灭性灾害时，草原生态系统释放到大气中的碳仅为其固定的碳的很少一部分，远小于其他陆地生态系统。这是草原生态系统碳汇的一大特色，也是草地生态系统实现固碳减排的一大优势。
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主要包括碳素的输入，地上、地下生物量中的碳固定，土壤中有机碳的贮存，土壤呼吸作用（包括土壤微生物呼吸、活根系呼吸和土壤动物呼吸等生态过程）中碳的排放等环节。此过程受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极大影响。在各种陆地生态系统中气候变化将首先对草地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其中降水和温度季节配置方式的潜在变化对草地生物学过程（如植物生产力、养分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产生的影响比各气候要素总量的变化更加重大。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草地碳循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碳素输入主要途径的初级生产力主要取决于温度和降水量的大小及其季节配置。因此，温度和降水量，尤其是其季节配置方式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草地初级生产力的规模和碳素输入量的水平。温度和降水量是造成土壤有机质分解速率的主要因素，气候变化又会对草地土壤中碳素的贮量产生重大影响，这对于整个碳循环而言尤为重要［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