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篇（1）

1 当前县级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改革举措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一是政策措施不配套。国务院、部委和我省出台的部分政策只有原则性意见，缺乏实施细则，部分配套政策出台不够及时或不够完善，有些已经出台的配套文件可操作性不强。二是一些部门出台的政策不一致。三是法律法规制约难以突破。部分市县反映，市县层面没有立法权，政策和法律自较小，操作空间有限，改革风险很大，推进改革有后顾之忧。

（二）简政放权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虚的放得多，实的放得少”现象。二是部门之间协调困难。多项改革任务中，牵头部门陷入单打独斗的局面，参与单位积极性不是很高。三是扩权下放项目下放基层不彻底。四是有些行政审批事项放到县里后，因为办事人员少、专业素质不适应，县里不具备承接能力，部分基层政府“接不住”的问题较为突出。五是后续监管难到位。不少部门和地方存在不同程度“会批不会管”、“对审批很迷恋、对监管很迷茫”的问题。

2 县级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对措

（一）必须改变传统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矛盾，如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分散经营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农村现代化与落后的生产手段和经营方式的矛盾，等等。加之一部分干部思想方式尚未真正转轨，县级经济意识比较淡薄，对县级经济发展规律知之不多，对涉及县级经济发展的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研究不深，考虑不全。如果这些矛盾与问题不解决，仍沿用过去的传统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不仅会阻碍县级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影响整个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体经济的发展。所以，必须用全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指导县级经济体制改革，要坚决破除以往那种满足现状、墨守成规、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转变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工作方法，牢固树立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和全局观念，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开拓前进，努力使各项改革配套联动，相互协调，把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县级改革不断深化。

（二）继续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落实和衔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推广网上并联审批等新模式。大幅缩减政府核准投资项目范围，精简前置审批，规范中介服务，实施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加快建立健全投资项目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推进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新药注册特殊审批机制。完善认证机构行政审批程序。

（三）努力建立和完善县级经济发展与运行的新机制。

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将产生深远影响。县级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按照这个总的要求，建立起适应县级经济特点的目标模式和运行机制。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是当前我国改革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县级改革在这方面应作出积极的探索，要坚持以市场为取向，下决心改革长期以来束缚县级经济发展的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与其相适应的一套陈旧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把县级经济真正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各类型各层次市场，形成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既建立有形的市场，又建立无形的市场。目前农村市场建设还很薄弱，要形成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宽松的政策环境，调动国家、集体、农民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形式地筹集资金，着力在培育有本地特色的市场上下功夫，增强市场辐射力，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同时要加强市场制度、法规建设，使市场在有管理有监督的情况下逐步发育和完善起来。当前，特别要注意培育和发展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通过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各级政府机关应遵照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的要求，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搞好县级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建立完善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各种服务体系，为县级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释放资本潜力。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首先体现在对资本的配置上，资本到了哪里，实物资源就跟着在哪里集聚。我国金融资本存量已经拥有巨大规模，但由于流动性差，资本利用率低，资本配置更易于向国有企业、重点项目、城市和沿海地区集中，农村、小微企业和中西部地区资金供给不足，造成并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体制改革应作为下一步整个改革的突破口，由此扩大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2012年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包括放宽金融市场准入、组建地方性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贷款担保制度、推行利率市场化、建立以用汇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这些设想都非常好，应加快制定实施细则，分步骤地加以推进。其中，允许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应作为一个重点。金融体制改革将释放资本潜力，带来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五）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粮食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建设试点、水利改革、国有林场改革、涉农资金整合等重点改革任务的推进步伐，加强检查督促，确保农村各项改革任务顺利进行。同时，加强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各项惠农补贴按时足额发放到户。

3 结束语

县是我们国家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层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加强县级管理，推进县级改革，对于推进农村社会和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兴起，县级管理体制出现严重滞后，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章指出，认真总结县级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探索深化改革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篇（2）

(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

(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

(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

(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

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篇（3）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01

一、前言

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深化国企改革，积极转换经营机制，是当前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对于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影响。现阶段国企改革将产权制度改革、人力资源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等方面作为重要内容，积极提升了国企管理改革的效果。但是同时还需要注意到，现阶段的国企管理改革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需要积极采用切实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加以应对，才能够逐渐提升国企管理改革的总体效果。

二、国企管理改革过程中存在着的问题

当前国企管理改革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更加有效的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但其中存在着的问题，同样会对于国企的改革工作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1.国企管理改革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着的问题

在开展国企管理改革工作的过程中，行政管理是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存在着的问题主要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领导者自身的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很多国企行政管理过程中，将领导者的意识当作管理的主要标准，没有针对管理内容进行全面计划，其中缺乏着良好的实际操作性。第二，国企管理模式较为单一，很多都是直接照搬党政机关行政管理模式的。一些国企的行政管理工作中机关作风和习气较为明显，没有做到全面从市场的角度出发，针对自身的管理工作内容进行有效调整。

2.国企管理改革产权改革方面存在着的问题

产权改革同样是国企管理改革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为：资产处置过程中的“漏水”和“缩水”问题比较明显，导致国企改革的公信力降低；国企管理改革改制政策方面存在着一些“空档”和“断层”的问题，这对于改制工作取得良好成果提高了难度。

3.国企管理改革中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着的问题

现阶段，国企管理改革工作进行当中，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人才的开发形式较为单一，人员培训方式不够丰富，影响到了人员开发的实际效果。其次，国有企业人员的考评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合理问题，主要是表现为考评的标准不够规范，且方式较为单一，考评的指标没有实现全面定量化，容易出现考评结果不够准确的情况。

三、国企管理改革工作的有效解决对策和方式

面对国企管理改革工作过程中存在着的诸多问题，国企需要积极采用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才能够起到良好的改革效果，推进国企管理改革工作的顺利实施。

1.充分发挥行政管理工作的优势，建立起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

国有企业管理改革过程中面对着较多方面的问题，需要有完善合理的行政管理模式作为支撑，积极建立起与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十分必要。首先，国企需要认识到自身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着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的做出相应的解决工作。其次，国企需要从市场经济环境出发，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点放置在企业经济利益之上。再者，国企还需要联系自身的实际工作情况，全面改善自身行政管理工作的实施效果，减少形式主义的管理方式，积极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从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出发，采用更加灵活的工作和服务形式。

2.全面改进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着的问题

积极提升国企产权改革工作的良好实施效果，首先需要认清出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形势，逐渐增强国企产权改革的责任感。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于当前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国企需要积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奠定自身的经济发展基础，积极开展市场化改革工作。积极实施产权改革，主要是积极建立起一个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自我循环运转的产权体系，促进国企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良好发展。其次，国企需要统一产权改革的认识，全面推进产权制度管理工作。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国企需要积极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带动力和控制力，针对现阶段国有资本的流动机制进行不断完善。同时国企积极完善自身的产权改革制度，需要保证产权能够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交易和流转，主要是借用拍卖、转让、投资参股、兼并、收购、债权转股权等多种形式。再者，国企在开展产全改革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从市场的规则入手，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运行，为全面推进社会经济的增长，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

3.充分提升国企人力资源管理的改革水平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篇（4）

1.对增值税制度的逐步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的税制体制中间接税的比重很大，增值税作为重要的税种之一，在整个的税制体制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营业税的问题还尚未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致使税制体制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重复征税的问题，打破了税制体制的正常秩序。营改增的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逐步地完善了我国现存的增值税制度，营改增税制改革的有效实施，通过用增值税来替代营业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营”改“增”。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税制制度的完善实施。

2.本质是为国民经济服务

税制的改革的本质是为国民经济服务，通过财税制度的不断调整，实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平衡，积极地调整国民的经济结构。对于国民经济来说，经济的发展是被动的，而财税制度的调整是主动的，只有指定出合适的经济税制制度，才能够不断地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不会出现经济的发展的断层。营改增的实施，呈现了诸多的优势，它成功地改善了重复征税的问题，可以让企业自身改变和选择其经营模式，让企业得以长足的发展，实现经济的发展和飞跃。

3.影响到社会多领域的产业链条

税制体制的改革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由于经济领域是关乎到国民生存的根本所在，因此，营改增的税制体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紧紧联系到了国民生存的各个领域，实现了产业化链条的不断延伸和传播。营改增税制的本质是通过对于税制改革的逐渐深入，不断地改善税制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的地方，最终实现整个税制制度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从而保证了税制改革实现较多的可能性，促进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还是各个产业都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分割的练习，加大对于税制体制的改革，能够不断地实现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实现改革产业链条的相对接，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

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1.促进税制体制的改革

营改增税制改革是我国税制改革的进程中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对于我国税制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地丰富我国的税制体制制度，不断地丰富我国的税制体制内涵，才能够实现我国税制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税制体制的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的是否完整，如果没有完善地税制体制作为坚定和完备的后盾，就无法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就很难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税制体制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不断地深化体制的改革，实现营改增的税制体制，强化税制改革，才能够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

2.改善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税制体制政策的调整，不断地丰富政策体制的内涵，改进税制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深入地了解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对于国民经济的繁荣和进步，要考税制体制的支撑和鼓舞，如果没有合理的税制体制的调整，就很难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营改增的税制体制的改革注重的正是这一点，通过不断地调整现存的税制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用增值税来覆盖增值税，有效地解决了重复收税的问题，对于解决税制体制中的问题起到了只为关键的作用，只有不断地通过税制体制的调整才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3.促进企业的发展模式的有机转变

营改增税制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发展，首先，能够使得企业在自主选择自己的运营模式和经营方式及管理方式上有了很大的自，这样的最终结果是使得很多的企业在不断地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思路，对于企业的发展前景来说，无疑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营改增的有效实施，对于企业的经济效益起到了很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使得企业的发展规模不断地扩大，让企业的经济效益逐渐地深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企业的发展同时能够极大地拉动了GDP的增长，直接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实践及结果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截至4月30日，全省共有17.7万户纳税人经确认后纳入营改增税制试点范围，较试点初期增长61.37%，新增试点纳税人6.73万户。统计数据显示，试点以来全省共计减税67.54 亿元，减税面达96.49%。其中， 全省纳税人减税44.79 亿元，分别为试点一般纳税人减税18.03 亿元，试点小规模纳税人减税6.11 亿元，省内非试点纳税人减税17.46 亿元，应税服务出口企业免抵退税额2.81 亿元。与此同时，今年1-4月，申报户比去年底净增加20户，出口额增加8.45亿元，申报免抵退税额增加0.51亿元，经国税部门审核已通过0.28亿元。增值税应税服务适用零税率和免税政策试点以来，为江苏服务贸易出口企业减负0.38亿元，享受免税的纳税人累计1117户次，免税出口额12.46亿元。

通过分析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营改增税制改革作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趋势是较为平稳的，并且在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营改增税制改革实现了税制制度的逐渐完善，完美地实现了增值税的转型，并且实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通过对试点企业的税负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接近全部的试点的税负变化比较轻微，极小部分的试点的税负增加，这说明了营改增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大范围地实现了企业利润的稳定增长。据江苏省统计，试点“营改增”的一般纳税人仅占所有一般纳税人户数的5.47%，但试点一般纳税人增加的进项抵扣税额占所有一般纳税人抵扣额的21%。这说明作为试点企业来说，他们的投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在营改增税制体制的改革下，企业通过开放的方式进行自身的发展，不断地扩大投资，实现自身规模的壮大，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可以看出，通过营改增税制改革，对于企业的发展的影响意义是深远的，只有不断地深入、完善营改增税制体制的改革，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探索思路，才能够不断地强化改革的有点，不断地实现税制改革的完善。营改增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渐地改变了企业的发展思路，它成功地解决了现行税制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完善了现行税制。进而也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本省现存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并且促进了江苏省经济的蓬勃发展。总之，坚持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制度，不仅仅是国家的立足之本，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更是为了全面地构建小康社会，为广大的百姓谋福利的根本保证，坚持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制度，坚定改革、扩大消费，不断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篇（5）

市场化改革近30年，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在实践中正确推进改革，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市场化改革面临哪些主要问题与挑战，就成了公众广泛关注的话题。为此我们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尚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

关于市场经济，一直存在一些争论。比如认为市场经济催生了现代社会的物质至上主义；指责市场推动并听任自私自利及贪婪欺诈行为泛滥；市场体系必须为环境破坏承担责任；市场摧毁了劳动者的自尊，带来了现代人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沮丧情绪；收入的不平等证明了市场是不公平的。这些观点似是而非，早已为西方经济学家所辩驳。

有一点毫无疑问，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加以具体分析。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给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和深化改革的机会。改革是在克服重重困难、反复探索中走过来的。改革改到今天，应该说好改的、容易改的都改过了，现在剩下的是“啃硬骨头”，深化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改革的成本越来越高，积累和暴露出的问题也必然越来越多，涉及的利益调整也必然更为复杂。这是不少学者的共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指出，改革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尚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如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财富、公平和效率如何选择、如何积极推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改革等等。

破除既得利益的阻碍

在记者的采访中，有专家指出，改革成就有目共睹，但也面临不少挑战，改革到了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关键时期，由于受各方面利益的掣肘，再加上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改革在推进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走形变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指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研究开发、收入差距……这些都是第二代改革不可回避的任务。第二代改革是新的长征，要比第一代改革困难得多，原因在于“有的改革成本近在眼前，但收益却在遥远的未来。”比如环境保护、教育等领域的改革。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亟待深化

近年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下一步改革必须重视和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之一。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但由于分配关系尚未根本理顺和完善，收入分配领域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大，不同阶层的冲突和矛盾开始积累和加剧。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昝廷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防止人们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提前化解不同阶层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保证社会的和谐是我国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时代性课题，是党和政府急需求解的关于我国发展的新的矛盾方程。

专家指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单纯的市场制度在解决垄断、教育、医疗和生态环境等问题方面会失灵，也妨碍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基本发展理念，这就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从体制和机制改革出发，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利用生产要素的环境，实现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和机会均等，破除垄断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当务之急。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

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要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着突出问题，资源逼迫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多方面反映了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市场化改革远未到位。主要体现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由于要素市场的发育滞后，行政控制资本、土地等要素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目前，尚未形成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这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深化改革，也对财税、金融、计划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提出，怎样构建一个合理的财政体制，深化财税、金融、计划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也是进一步深入市场化改革要面对的问题。

国企改革考验“政府转型”、社会保障机制改革

还要看到，在以前取得辉煌成就的改革领域，还存在不少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改革攻坚。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常健经过对甘肃白银等地的国企改革进行实地调研提出，国企改革已经进行20多年了，问题依然不少。政府职能转变如果不解决政资不分的问题，就必然导致政府干预国有企业，政府的干预就必然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看上去是劳动保障体制的改革，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它带来的改革成本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障碍。

坚定不移“解放思想”

中国市场化改革面临的问题还有，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地方保护、行政垄断、市场化改革在部分行业和领域的不协调发展等原因造成缺乏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化，阻碍了改革的整体推进。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篇（6）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从现实生活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为此，我们就需要了解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特点。由于我们的起点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论来自何方，最后都必须经过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采取一系列放松政治控制或改变政治控制的重大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而放松和改变政治控制，则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我们知道，一种政治体制就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政治控制体系要想正常地运转，必须在控制主体和被控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控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放松控制所形成的局部的不平衡来建立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新的动态平衡。如果由放松控制所引起的局部不平衡没有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而是造成整体性的动态平衡的破坏，那么就会产生政治动乱甚至会使原有的政治结构发生解体。这对于当权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此，即使是具有改革理想和抱负的领导者也不会，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也会与各级领导层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大调整，或者叫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掌握权力的各个机构的利益的再分配。作为各级当权者来说，原有的政治体制是同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的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本身就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而上述的风险性本身也是一种重大的利益风险。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改革抱负的领导者来说，改革的实现最好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一方面会使领导层感到风险很小，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是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各级当权者往往既不敢于也不愿轻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各级当权者自觉自愿地、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正因为上面这两种原因，便造成各级当权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动力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通过各级当权者才能实现。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姆缦蘸蜕ナЦ蟮睦妫庋凇傲胶ο嗳ㄈ∑淝帷钡男问浦拢母锉阌锌赡鼙黄鹊厥迪帧R虼宋颐蔷托枰芯空庵帧傲胶ο嗳ㄈ∑淝帷钡那榭鋈绾尾呕岱⑸渴鞘裁囱男问坪土α坎呕嵬贫庵智榭龇⑸

在了解了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特点之后，我们就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种可能的动力会如何造成改革的形势。如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应该来自人民群众对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即人民群众对政治存在的不满。政治体制对每个个人来说，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从而也就关系到人们的政治存在的问题。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的政治要求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环境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人们就会对自己的政治存在产生不满，这样就会生长出改变政治环境的要求。这就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习惯势力等等的影响，人民群众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对于政治存在很少提出异议，即使产生不满，也很难表现为明确的改变政治体制的要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才会逐渐转移到政治存在上来。那时人们就会对政治存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转化成为改革政治体制的动力。所以，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的政治改革的要求是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能提到日程上来的。这就决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的动力是很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完全指望这方面的动力的成长，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就要被推到遥远的将来去了。因此，要想使这种要求变成真正的动力而造成改革的形势，则是一个非常曲折、艰难而且需要长期酝酿的过程。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篇（7）

中国改革的法律成本的主要付出，应当是在解决法律结构与市场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冲突上。

中国20多年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市场结构基本形成；另外，由于改革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缓慢，因而现在的政治结构基本上还是沿袭计划经济或双轨制时期的结构。就法律结构来说，它与市场结构和政治结构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可以说它处于这两个结构的夹缝当中。

一方面，法律结构与市场结构存在着冲突。现在市场结构许多方面的发展快于法律结构的变化，比如证券市场，它对法律结构提出了很多很高的要求，对立法执法都提出了很多新要求。现在我们许多具体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很市场化、很前沿的。但是就整体的法律结构来说，法律体制和机制还是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的法律结构既有非常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

另一方面，法律结构与政治结构也存在不同步的矛盾。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政治结构滞后于市场结构和法律结构的发展。法律结构有超越政治结构的一面，也有受制于政治结构的一面，比如说法律结构方面出现了宪法性案件、很开放性很市场化的公司证券法、媒体和公正司法的新型监督关系以及对法官责任制的要求，这些都超越了我们现存的政治结构的框架。但法律结构也有受制于政治结构的一面：比如说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检察机关与法院的关系问题、司法管辖问题、新破产法等法律的起草问题等等。法律结构和政治结构、市场结构的这种冲突是与中国改革转型期的特点密切相关的。

在改革转型期，这种冲突集中表现为立法过程和司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立法过程中，存在着立法滞后于改革、立法机关本身在立法时态度消极以及立法机关立法受非正常因素制约太多等现象。

在司法过程中，也存在司法体制、司法管辖和审判方式、司法运行机制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

解决冲突的惟一办法就是变革。而这些变革正是我们要付出的法律成本。

在立法领域，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我们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其更加年轻化、专业化、高效和有权威性；利用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加快我们对现行所有法律的清理和废、删、改等变法工作，并根据改革形势的需要制定新法律。

在司法领域，建立双层次的司法审判系统。包括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其中国家层次的法院处理的案件包括宪法性案件、证券案件、破产案件、税法案件、涉外案件等。地方层次的法院处理的案件包括一般刑事、民事案件、治安案件、青少年犯罪案件等。同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理顺司法体系的关系，增强司法的独立性和透明度、建立统一的法治体系，遏制地方保护主义。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一个科学、完善、良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法治社会的基础。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篇（8）

中图分类号：F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4-0005-09

一、“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直接原因与深层背景

（一）“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直接原因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0一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这一阶段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该《建议》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划定为：到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完善时期。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把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0一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的说法，2000年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2010年我国是否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改革任务已经完成，我们是否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如何理解“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继续深化改革的关系？我们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

（二）“后改革时代”提出的深层背景

1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层面的成就与问题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一，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与机制建设取得较大成就，产权保护制度、市场竞争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基本形成，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第二，人本主义理念和人力资本经营观念深入人心，人力资本培育机制初步形成，人力资源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理念不断提升，改革发展的成果得以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也逐渐形成了以下十个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滞后”问题：一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亟待提高；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民间资本在很多行业存在进入限制；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高；四是农业发展滞后，“三农”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五是社会管理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六是中西部经济发展滞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七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八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民间资本日益成为不稳定因素；九是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城镇化水平有待提高；十是宏观调控体制改革滞后，调控效果亟待改善。这十个“滞后”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层面的困境

伴随着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改革理论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困境。第一，现有改革理论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缺乏解释力度。例如，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业生产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收入分配机制转型不彻底，这些机制自身存在诸多矛盾，但现有理论难以有效解释农业发展问题。第二，现有理论不能对我国深化改革的路径提出系统方案。例如在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是国有企业退出，非公有制企业进入；还是国有企业进入，非公有制企业退出；或者是二者交错进行？现有理论没有系统论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在改革实践中政策摇摆不定。第三，在如何评价已有改革、要不要深化改革以及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同，争议较大，理论界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和有效引导。

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认为理论工作者应在理论与对策两个层面有所建树。从理论层面来看，理论工作者应该引导人们从理论的高度理性看待改革前没有，而伴随改革出现的那些深层次问题；引导人们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极端声音；引导人们从高度、广度、深度上重新认识改革，正确认识改革的长期性、普遍性与渐进性。从对策层面来看，理论工作者应引导人们从更高层次上认识改革中出现的“滞后”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及理论层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需要理论工作者加以引导和解决。鉴于此，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

二、“后改革时代"的理论依据与提出过程

（一）“后改革时代”的理论依据

1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

在研究前苏联、中国等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形成了转型经济学这一新兴的经济学学科。进入21世纪以来，大多数转型国家已经完成了基础性改革，进入改革的深化阶段，转型经济学将这一新阶段称之为“后转型时代”。我们所提出的“后改革时代”，正是与“后转型时代”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近年来，国外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例如，热若尔·罗兰（2002）指出，转型不仅仅是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还有更多的东西，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9）认为，中国第3个十年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通过金融业和企业重组减少脆弱性；加大力度拓展中国贫困地区增长的机会，提高社会凝聚力。尼古拉·拉迪（2000）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标志是渐进式改革，下一阶段的改革将面对不可预测的、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为此中国必须要采取更为加速的改革战略。上述观点表明，中国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并针对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系统解决方案。

此外，美国经济学家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和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主编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由45位国际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从20个不同领域展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历程。该书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将持续。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ty Naughton）撰写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全面评述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与转型历程，并论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

2 国内学术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划分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进行了一些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20周年作为起点，认为中国此后进入了“后改革开放”时期。第二种观点以2000年为起点，认为2000-2020年中国的改革发展迈入“后改革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三种观点以1997年“十五大”召开为时间界限，即以财产权利安排是否存在动态化作为划分标准，将1997年以后的改革称之为后改革时期。第四种观点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分为前改革时期（1978-1991）、中改革时期（1992-2002）和后改革时期（2003年至今）三个阶段，认为前改革时期是市场化改革的启动和试验阶段，中改革时期是市场化改革的塑体造型阶段，后改革时期是以架构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制度为主要目标的阶段。第五种观点以中共“十七大”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为起点，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认为2008-2020年是中国“第三次改革”时期。此外，华民（2005）、范恒山（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2008）、乔榛（2009）等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经验及问题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作了一些探讨，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概念描述，未能提出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系统理论，因此我们需要对此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二）“后改革时代”的提出过程

“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与我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长期性理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理论等问题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看，“后改革时代”的提出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长期性与阶段划分的研究。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一书以及其他文章中，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以及改革的长期性进行了研究，这为我们划分“前改革时代”和“后改革时代”奠定了早期基础。

第二阶段：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与绩效评价的研究。20世纪末以来，我们从理论上梳理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研究了困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问题，并先后发表了《改革与发展中的若干深层问题及解决办法》、《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我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长期困扰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十个滞后”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这为我们提出“后改革时代”进行了理论探索。

第三阶段：“后改革时代”的正式提出。2010年前后，面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我们结合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并先后发表了《未来30年改革的主题判断和路径选择》、《由“前改革时代”到“后改革时代”》、《后改革时代的主要矛盾、改革趋向及其重点》、《后改革时代的特征分析》、《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取向》等一系列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三、“后改革时代"的概念、特征及其意义

“后改革时代”是区别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的一个概念，也是关于改革阶段划分与深化改革的一种理论。与“前改革时代”相比，“后改革时代”改革的主题、性质、任务与途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后改革时代”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后改革时代”的概念界定

从占世界GDP总量比重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致需要一百年时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被列强侵略和奴役的历史，我国从此进入民族复兴时期。1949-1978年，中国处于建立并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期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经济发展波动较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预计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将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此后经济总量将进一步提升。到21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时，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历史视角来看，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任何时代、任何制度形态都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将带有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因素的落后的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而有三重任务：一是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将自然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将落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多重性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1978年底算起，中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致需要70年时间，因此有必要对整个改革时代进行阶段划分（见图1）。我们把从1978年12月到2003年9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前改革时代”，把从2003年10月到21世纪中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后改革时代”。在“后改革时代”，中国将围绕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进行深入改革。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不是指改革结束之后的时代，而是整个改革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相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而言的一个专用语。“后改革时代”小于整个改革时代，大于改革阶段，是介于整个改革时代与改革阶段之间的一个特定概念，也是关于改革阶段划分与深化改革的一种理论。

（二）“后改革时代”的特征

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相比，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改革力度相对减弱，我国进入求质量、讲成效、制度相对稳定的时代。在“后改革时代”，如何巩固与共享改革成果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改革的主题、性质、任务和途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如下（见图2）。

第一，改革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和谐”。在前改革时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当时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成为我国的主旋律，因此“前改革时代”的主题是“发展是硬道理”。在“后改革时代”，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改善，但其他问题的解决却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因而“后改革时代”的主题是“和谐是硬道理”。顺应改革主题由“发展”到“和谐”的转变，“后改革时代”必须在以下四个领域实现转型：其一，从“前改革时代”满足“口”的吃饭问题向“后改革时代”满足“口”的说话问题转型；其二，从“前改革时代”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向“后改革时代”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转型；其三，从“前改革时代”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向“后改革时代”解决人的发展问题转型；其四，从“前改革时代”优先发展经济向“后改革时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型。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疏通以下两个渠道：一是疏通穷人经过努力而成为富人的渠道，二是疏通社会底层群众经过努力而跻身社会上层的渠道。保持这两个渠道的畅通。不仅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关键指标，而且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改革的性质由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对生产力结构的调整。在“前改革时代”，我国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因而“前改革时代”主要是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改革的性质是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与完善，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在“后改革时代”，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所以“后改革时代”不仅要继续调整生产关系，更要对生产力结构进行优化与创新，从而充分发挥先进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体而言，一是对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结构进行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生产流程创新、产品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企业家创新及企业组织创新等；二是通过大中型企业“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三位一体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我国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三是实现我国经济由总量扩张到结构优化、由数量增加到质量提高、由资源消耗到技术推动、由速度优先到效率改善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改革的任务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分离化”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一体化”。“前改革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采取“分离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促使一部分有能力的人从一般人群中分离出来，通过勤劳拼搏先富起来；促使城市从农村中分离出来，利用优势条件优先发展起来；促使具有特殊优势的地区从其他地区中分离出来，利用特殊优势率先发展起来。这种“分离化”在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得到优先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关系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必须通过“一体化”来实现人与人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衡与和谐。具体而言，要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全体人民“一体化”共同富裕，从城市优先发展转向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从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转向各个地区“一体化”和谐发展，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际国内的和谐。

第四，改革的路径由完全“市场化”转变为“市场与计划一体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我国采取了政府不断放开的“市场化”改革路径，以此来逐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在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市场化质量还不够高；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缺位与越位”有关，尚未建立起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职能，政府宏观调控的时机还不准、水平还不高、手段还不丰富。鉴于此，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为了规范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必须实现“市场与计划一体化”，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着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一是区分政府宏观调控和政府办企业的职能，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二是区分国有企业和一般企业的职能，要认识到国有企业的实质是政府机构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明确国有企业的职能在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国防与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意义

1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的独特性、不同地域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及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政府主导性，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鲜明的特征。具体而言，一是发展不平衡，多层次、多水平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同时并存；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艰难曲折中发展起来的，具有非规范性；三是非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还需要—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是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新认识，有利于总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有利于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更好地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创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与“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前苏联国家的激进式改革有着本质差别，形成了一种“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同时呈现出制度变迁的政府主导性、动力机制的外在性、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统一性等特征，这就为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与素材。“后改革时代”概念的提出，可以把划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与总结改革经验相结合，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而为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供必要条件。

2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实践意义

“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准确判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处的具体阶段及其基本特征，有利于在改革中抓住主要矛盾，并在解决这些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有利于解决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与现有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理论与实务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依靠粗放型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为此，“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解决影响经济平稳发展的体制障碍，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长期效益。

第二，有利于解决人们对社会和谐的需求与社会管理水平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管理问题大量涌现，集中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区自我服务能力不足、群众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公共安全体系脆弱，这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从而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第三，有利于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的矛盾。“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这使得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的矛盾逐渐突出。“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快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而规范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能。

四、“后改革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依据“后改革时代”的特征与长期困扰我国经济改革的“滞后”问题，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如下（见图3）：理顺产权关系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区域协调发展是后改革时代的重要任务，共同富裕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目标。，

第一，理顺产权关系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动力。在“后改革时代”，理顺产权关系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对于农村经济发展而言，要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关系，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法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而言，要认识到国有企业的特殊职能在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国防与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快推动国有资本向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并且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实现产权多元化；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而言，“后改革时代”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形成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通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理顺非公有制企业产权关系，促进非公有企业上规模、上水平，提升非公有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在“后改革时代”，改革的性质由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对生产力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是调整生产力结构的重中之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因而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后改革时代”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到集约转变，必须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二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三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后改革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以人为本，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增长与和谐之间的关系，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走集约型发展之路。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篇（9）

一、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这一工作推进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循序渐进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做到循序渐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然会遭遇到各个方面的阻力，这些阻力既包括利益层面的阻力，也包括观念层面的阻力，对于经济发达镇来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要客观评估各种阻力，在明确阻力的情况下来进行的改革方案的制定，避免改革方案过于冒进可能出现欲速则不达情况出现。

2.依法推进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视法律，依法推进这是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依法推进要求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来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措施不能够过于激进，更不能够与我国的法律法规相违背。

3.不断调整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做到不断的调整，因为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因此各项改革措施是否比较合适，难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试错，需要根据实际效果以及环境要求变化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够保证改革方向的正确与改革措施的有效。

二、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诸多突出的问题，例如权责失衡、职能扭曲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损害到了行政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同时更是给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1.权责关系不够对等

从目前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情况来看，权责关系不对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权责关系的不对等充分的体现出来了目前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问题，一方面是经济发达镇在权力层面比较小，另外一方面则是承担了比较多的职责，二者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权责失衡导致经济发达镇在发展方面左右制肘，难以释放发展活力以及动力，从而拖累了地区发展的步伐。

2.政府职能转变落后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在不断的推进，但是依然存在职能转变落后的突出问题，即政府职能没有做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乡镇发展的需要做到不断调整，具体来说，经济发达镇依然存在的职能缺位、错位以及越位的具体问题，本来政府承担的职能政府没有承担，同时不需要政府做的事情，政府有干预太多。经济发达镇依然没有构建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全能型的乡镇管理理念依然根深蒂固，这大大损害到乡镇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3.监督评价没有到位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缺少监督评价，在乡镇行政机构工作开展中因为没有监督机构而容易走向一条不受约束的道路，这也是目前基层乡镇机构公信力不断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经济发达镇乡镇管理方面监督评价的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本级政府部门中没有专门监督机构，对于乡镇不同机构工作的开展没有监督评价；另外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公众、媒体的监督缺失，这导致了对于政府机构的工作不能做到客观评价。

三、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议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有一些基本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良好地解决，导致乡镇管理体制目前弊病四现，针对这种问题，需要重点做好一些几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完善权责对应关系

权责对应关系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之一，有多大的权力，就要给予多大的责任，经济发达镇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要积极争取上级政府授予更多的权利，另外就是要将本该上级政府承担的职责交给上级。通过理顺权责关系，才能够让乡镇政府去集中人力、物力做好份内的工作，推动乡镇的更好发展。当然完善权责对应关系方面，也需要注意度的一个把握，在加大经济发达镇权力的同时，也要注意相应监督机制调整，确保权力不会失控。

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这是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全能政府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有着内在的冲突，因此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必须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既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政府将职能集中在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方面，专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市场秩序的维护，同时还要将职能重心从单纯的经济发展方面，向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层面进行转变。

3.加强监督评价建设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重点做好监督评价工作，监督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约束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让其在监督下能够严格按照岗位职责、法律法规来开展工作，用好手中的权力来为人民服务。监督评价方面，一方面要注意本级政府内部建立完善的监督机构，同时主动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评价，另一方面接受群众、媒体的监督评价。对于监督评价反馈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的解决，确保各项工作的更好开展。

结束语

总之，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未来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不断推进，这样才能够全面的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实现乡镇的更好发展。（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殷存毅，杨勇.新型城镇化与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2期

[2]张思琪.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与措施[J].中外企业家，2015年27期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篇（10）

高尚全同志从四个方面对和谐社会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进的社会；应该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提高的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长期协调相处的社会。他同时指出了当前制约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一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商品化；二是要素市场化滞后；三是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中，在形成平衡资本与劳动的机制方面明显滞后，四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社会经济的转型不相适应；五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

与会者一致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深化改革。马凯主任在讲话中提出，从推动体制创新、健全体制保障来讲，最重要的是，坚持“一项基本制度”、深化“五个方面改革”。坚持“一项基本制度”，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制度保障。深化“五个方面改革”，就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文化体制、就业社会保障体制和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如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指出，“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

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针对经济社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是中国体改研究会历届年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1．如何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认为，从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形势是好的，这可以从两方面说明：首先，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衡量经济形势的几大指标来看，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目前我国都控制在正常范围以内。其次，这次宏观调控没有导致经济大幅度下滑，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这一方面说明国内经济形势好，另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尽管从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形势是好的。但是，经济社会中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然没有解决，杨启先把这些矛盾归纳为：首先，经济领域存在着三种明显的不协调。一是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不协调；二是速度与效益不协调；三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与资源环境条件明显不协调。其次，社会领域存在三个突出的矛盾。一是就业不足；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三是高收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太大。最后，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存在着三种潜在风险：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道德风险。

与会者认为，杨启先同志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经济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的分析是恰如其分的，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搞好五个统筹，实现经济协调、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改革。

2．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马凯同志从五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一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二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障。三是深化教育文化体制改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四是深化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障。五是逐步完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调控机制。

针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在讲话中强调，当前要更加重视全社会的公平分配，防止分配关系的扭曲，使大多数人能分享发展的成果，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扩大的现象。要加快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政府的二次分配，要逐步向低收入者倾斜，尽可能地满足他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维护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应有权利，使他们也能过上小康生活，最终实现全面小康和社会和谐。

安志文同志还从民主法治的角度提出，从长期看，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加快民主法制建设，使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互相促进。这是因为，不受法律规范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走到邪路上去。另外，不受法律制约的政治权力也难以从根本上制止的腐败现象。

对当前重点推进改革的领域，与会者有两种思路。许多同志认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许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机构改革，因此，下一步应当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重点。

有的同志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路。杨启先同志认为，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重点的提法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要加快这方面的改革很困难。因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直接涉及种种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以到位。

因此，他认为当前的深化改革，最好先避开这个难点，改为以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加强收入分配调节，逐步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但是，他也强调，这决不意味可以放弃或忽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只是暂不作为改革的重点，以减轻改革前进的阻力。

三、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新自由主义设定的，一些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这种思潮的传播，使人们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产生模糊认识。因此，澄清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的改革，明确改革的大方向，坚定继续深化改革的信心，是与会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彭森同志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改革的认识和评价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教条主义的问题。当然有西教条也有中教条，有形而上学的东西，比如一些简单化、模式化的评论，还有舆论方面的炒作包括一些功利化的误导。这对深化改革都是有害的，即使对单项改革的功过也不应该简单地予以否定。因为，改革是一个整体，同时改革又是一个过程，在探索的过程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往往会产生改革不到位，改革方案不落实，甚至出现失误的一些情况。这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刻地认识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客观地看待和分析。对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应该注意总结、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只有如此才能把握改革的理想目标与现实的距离，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对策。才能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为深化改革创造积极的氛围，通过改革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在谈到有人借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改革，否定改革时，高尚全同志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学术性的问题，可以讨论也可以批判，但不要把改革批进去，更不要否定改革，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要防止假改革。有专家提出，我们现在要特别警惕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利益主导型的改革将使改革走形，失去改革原有的意义。一些人正是利用假改革带来的弊端，作为反对改革的借口。因此，我们既要积极推进改革，又要防止出现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改革，还改革的本来面目。

高尚全同志在大会的总结性发言中提出，当前迫切的问题是要取得改革的共识。他表示，取得改革共识必须有三个底线：一是要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要坚持传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而不是否定改革开放。三是要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出发点。他认为，“十一五”《建议》把改革放在重要的突出位置，这就为改革取得共识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四、关于推进要素市场化

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国体改研究会课题组提供的主报告“推进要素市场化”中，对我国要素市场的现状所作的分析：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大量不和谐现象，大多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有关。

中国体改研究会课题组提供的报告同时指出，要素市场化滞后的深层原因是：政府以及依附于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凭借行政垄断权力获取巨大的潜在收益，尤其是这种潜在收益已经成为某些政府部门以及既得利益集团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与会专家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三个方面就要素市场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1．关于土地市场。“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现在农村中发生的很多，包括农民的上访，多数是由土地纠纷引起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当前土地市场的主要问题是权利主体不明确，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还有专家认为，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必须和农民民利的实现相结合，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中国以强权为背景的划公为私和以强权为背景的划私为公是同时进行的，一方面权力侵害公民的私人财产，一方面权力也在侵害公民的集体财产。秦晖进一步指出，如果农民没有结社自由，所谓农民的集体很有可能是一种官办的集体，这种集体可能本身就是农民权利的剥夺者，而不是农民权利的捍卫者。

2．关于资本市场。在我国，资本市场尤其股票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而产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以至于到现在为止，国内的资本市场到底要干什么，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从本次论坛专家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对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仍然有较大分歧。

针对当前资本市场萎靡不振的状况，张少杰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融资功能的逐步丧失，或者说资本市场在动员社会投资和居民储蓄方面的能力丧失，导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在不断地下降，资本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比例失衡。

他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资本市场过度集中：一是市场结构过度集中。这是一个将大大小小的企业权益性融资和证券化转让的活动都集中在两个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的结构。二是管制体制的过度集中。这是一个将所有面向社会的融资活动和交易活动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范围内的结构。三是权力构架的过度集中。这是一个将各种融资手段和融资工具的开发都纳入中央政府的审批范围之内的结构。他提出要重建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

到会的一些专家对张少杰同志所作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国务院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提出，要使中国资本市场得到真正的发展，首先应该恢复投资的功能。他认为，推动一个健康资本市场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筹资，而是投资。像美国、香港这样的成熟市场，净筹资额是负值，筹资功能不仅是丧失，而且是负的，但它是一个成熟、健康的市场。真正驱动一个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这个市场与其他的资产种类比较起来有它的投资价值，才会吸引居民、投资者把金融资本从其他的形式转移到股票市场上。中国股市筹资功能的丧失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投资和筹资的天平上，整个天平过分的倾向于筹资者，而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林义相提出，要通过改革，从体制上解决资本市场上的问题，在此之前，融资应该缓行。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改革，只一味的强调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在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存在严重的漏出机制的情况下，你给它资源越多，漏出越严重，造成的社会危害越大，因此融资应该缓行。他提出，要改革国内银行体制及其背后的金融体制、经济体制。股市不正常现象背后体现出的是整个体制的矛盾。改革股票市场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改革整体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应设计一个整体的改革方案。

3.加快农民工社会管理制度改革。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屡受损害，成为影响城乡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研究会的报告认为，主要是歧视政策所造成，首先是就业政策的歧视，第二是社会保障的歧视，第三是教育培训的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