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汇总十篇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篇（1）
与我国其他部门的法律相比，经济法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法研究比较繁荣。
在西方的法学研究中，对理论法的研究相对繁荣，西方国家把法学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保障法和民商法上，对经济法的研究比较少。在我国正好相反，我国对经济法研究得比较多，而对理论法的研究相对要少。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的课程中，还设置了经济法专业，这种现象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国的经济法发展较快，研究比较繁荣，在法学中的地位较高。
2.我国的经济法体系比较完善。
在世界经济的经济法体系中，我国的经济法体系比较完善，但是其他方面的法律体系则与英法等国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社会保障法和民商法的研究上，比不上大陆法系的国家，对行政法和宪法的研究，也落后于英国、法国和德国。但是我国对经济法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研究的水平也比较高，我国经济法体系也更加的科学和严谨。国外对行政法、商法和刑法的研究比较成熟，英法等国虽然有关于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但是并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而我国关于经济法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出版了很多的相关著作。在20世纪末，我国已经出现了各种经济法流派，比较典型的有“国家干预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说”等流派。这些流派把握了经济法在调节国民经济方面的作用，理清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我国经济法的影响不断扩大。经济法法律体系还得到很多国家经济法学者的高度评价。
3.与我国其他法学部门相比，经济法的原创性较强。
我国的行政法、刑法和民商法多是从西方借鉴而来，民法体系大致是借鉴与大陆体系，商法体系借鉴德国体系，刑法借鉴与前苏联，行政法受西方分权思想的影响，这些借鉴的法律根基不稳，原创性不足。经济法虽然也有借鉴，但是更多的是创新。在我国经济法的形成过程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探索，最初是跟苏联学习，后来改向美国学习，之后又研究了其他国家的经济法，但是这些都是他国的经济法，不同于我国的国情，对中国来说，没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与苏联的社会主义集中经济又一定的差距。因此，直接照搬他国的经济法不利于我国的经济法的改革发展，所以中国的经济法必须走创新的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经济法的创新带来了动力。虽然起步较晚，发展不成熟，但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二、以国家管理经济思想微视觉分析经济法现象
我国的经济法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快，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经济法是国家管理经济思想的最好诠释。国家管理经济思想的发展，推动了济法的发展。国家管理经济思想的不同，经济法的内容也会存在差异，在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把中国和前苏联等转型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可以把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法向比较，了解其中的关系。
1.将中国和前苏联等经济转型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管理思想与经济法研究水平相比较。
相关研究表明，西方国家的经济思想经历了3个阶段：自由经济、国家干预经济和混合主义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出现了以亚当斯密为首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30年代出现了一场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自由经济思想受到挑战，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19世纪末，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思想，认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不是单纯的私人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政府参与的公私混合经济。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经济思想还是以自由放任为主。前苏联和中国（特别是80年代前的中国）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存在很大差异。将国家管理经济作为一种职责，由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的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的思想很发达。通过两种经济思想的比较可知，国家管理经济的思想与经济法的研究水平成正比。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我国，经济体系与研究水平都要高于西方国家。
2.将西方国家之间的国家管理经济思想与经济法研究水平相比较。
在英美等国，自由经济思想最为盛行，即使在出现经济危机以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也只是把国家干预作为应对危机的临时对策。德国的弗莱堡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的集中经济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理想的经济是自由竞争加上国家干预，这一说法曾一度掀起了一些国有化高热潮。两种思想虽然都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是弗莱堡学派主张的是国家的积极干预，凯恩斯主义则主张消极的干预。日本的国家管理经济思想受欧美两个大陆思想的双重影响，介于两者之间，研究水平也在两者之间。但是日本关于国家管理经济的思想只是限于反垄断法，研究水平落后于欧洲国家。由此可见，国家管理经济思想对经济研究体系和水平有很大的影响。
三、我国经济法发展方向
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而不是主体地位，这是我国国家管理经济思想的进步。而且，在今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会逐渐向调节地位转变，尽量发挥国有经济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国家能力经济的本质在于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核心在于消除国家对经济的过分管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与以前相比，政府对国家经济管制已经放松了很多，但经济依然难以彻底消除国家管制。国家的管制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过分的管制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消除过分管制是我国经济法研究的重点。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篇（2）
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典型学派，即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派和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派。他们都以制度分析为核心，以人和制度的关系为主线，对制度的起源、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展开分析。但在方法论上，他们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前者被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后者被认为是整体主义方法。由于对制度分析方法的这种二分法，国内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时，也往往笼统的或者将其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或者将其归结为整体主义方法。笔者认为这两种归结都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误解。
事实上马克思对制度的分析方法既不能简单认为是整体主义，也不能归结为个人主义，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不能简单归结为整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对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的纲领和实质有一个清楚认识，这是对制度经济学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对于制度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方法论的区别，笔者已有探讨。因此，本文将集中探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由来、特征、方法论本质及其局限性。
一、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思想的渊源
“整体主义”(Holism或Wholism)作为一种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对它进行全面考察是困难的。正如对整体论思想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菲立普指出的“要从文献中找出关于整体论中心思想的明晰表达是异常困难的，而对这些思想的评价也存在着相应的困难。”基于此，本文只从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影响的视角对整体主义思想加以考察整体主义思想是与个体主义思想相对而言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和“个别”的论述，其中，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就是用整体思想构建的。到了中世纪，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经院哲学的“实在论”和“唯名论”两种思潮。实在论者认为，整体先于个体而存在；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尽管这种争论是为了论证教权与皇权哪个更高的问题，但无形中却对后来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不过，一般认为，比较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自从15世纪下半叶真正的自然科学开始发展以来，人们开始对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虽然使自然科学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同时在方法论上，却产生了孤立、片面、静止看问题的习惯。这种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后，就造成了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这种思维的最大缺陷是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生物学的进化论、细胞学等理论的出现，对人们的认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从而使人们必须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事物。于是人们开始对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和哲学界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其中自然科学中的“有机整体论”和哲学中的“辩证联系论”最具代表性。“有机整体论”认为事物不是简单要素之和，而是有机整体，要认识有机整体或系统的性质，不能依据部分属性对他们进行解释。同样，社会组织行为不能还原为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辩证联系论”认为事物是彼此联系的整体，孤立的看其中的一面，没有价值或意义，必须从对立统一中对事物进行整体考察才能认清其性质。
“整体主义”一词(Holism)最早出现在1926年出版的《整体主义与进化》一书中，作者J．c．史穆茨是南非的一位政治家。他指出整体主义是自然界或宇宙当中一种普遍、根本的特性，是宇宙间整体的起源与进化原则。当然他并没有说出整体主义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不过 “整体主义”这个词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对整体主义思想有一个基本认识，菲立普把各种整体论思想的观点综合如下：1．以化学、物理诸学科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应用生物有机体中不适合；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3．整体决定其他部分的总和；4．若将部分同整体相分离而孤立地加以考虑，就不能理解这些部分。5．各部分在动态上是互相联系或互相依存的。
应该说，整体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体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而老制度学派也公开宣称他们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都反对从古典经济学继承来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方法论”；都反对经济理论的抽象演绎，注重历史方法；都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转向了人和人的关系；都把制度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等等。这使得马克思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看上去貌似相同，再加之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也能找到整体主义思想的相关论据，所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同老制度经济学一起归入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是纯粹的想当然。然而，这个貌似正确的归类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相似性是十分表面的，而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老制度学派方法论一方面都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
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内容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篇（3）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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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月刊，1986，（3）.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篇（4）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
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篇（5）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 ，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 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 ，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篇（6）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篇（7）
作者简介：惠建利(1974-)，女，陕西富平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DF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3-0153-04 收稿日期：2008-02-25
经济法的产生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有学者认为：“正确地把握经济法产生、发展的线索和逻辑，是进一步准确地把握经济法的概念及其性质和地位的前提条件。”(潘静成，刘文华，1999)综观以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理论，多集中于经济法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而较少涉及经济法产生的思想基础。“迄今为止，人们对经济法的研究，大多只重视经济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及运作方式等，而对经济法的内在精神却探讨甚少。即使涉及。也没有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咎淑珍，2003)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追溯影响其产生的法律思想，因为从认识论的层面讲，任何理论研究都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和结果。而且，从伦理的角度看，法律的发展应该有它的终极关怀和最高理想。美国法学家佛里德曼有句名言：“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这句话非常精辟地道出了法律思想对于法律制度的产生、创制及实现的巨大价值和功能。基于此，以下拟运用法理学、法史学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作较为系统、深入地剖析。
一、经济法产生的基础
经济法产生的基础，一直以来都是法学界争论的话题，学者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
绝大多数学者突出了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拉德布鲁赫，1997)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产生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防止市场失灵而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划，这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通过立法加以确定，即产生了经济法。”(张守文，于雷，1993)上述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均特别强调了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且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意义，学者几乎达成共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变迁都应以社会经济基础为依托。笔者也认为，经济法的产生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经济法产生的最根本原因。从罗马法到现代各种成文法的产生，无不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等客观基础为基石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从法律思想史角度探讨经济法的产生，况且，“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以何种进路对之进行本质界定，达至揭示其内在质的规定性之目的，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多向度的认识视角，可以开启事物分析的诸多路径。”(李昌麒，2003)
对此，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具体反映在他们在论及经济法产生时，既强调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同时也强调经济法产生的主观基础。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形成，仅有社会客观需要和新兴法律现象的出现也是不够的，还要有相应的主观学说形成并为学界、官方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潘静成，刘文华，1999)有学者也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组织协调经济的职能被强化，代表国家的政府直接参与和强力干预经济生活的产物，也是法律观点变革的产物。”(张忠军，2002)的确，法律思想是法律制度的核心，法律思想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学说的实体内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一个必然的前提是相关法律思想的形成。然而，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有些学者一讲经济法的产生，就先来阐述一番‘经济法’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并将其视为经济法产生所必备的主观条件，甚至认为包括经济法在内的法的部门的形成，必须先形成相应的学说，并被人们所接受。这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逻辑。”(杨紫炫，1999)这一反对意见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即“当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经济法律规范达到相当多数量的时候，也就事实上形成了作为独立的法的部门的经济法，而不论经济法律规范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杨紫炫，1999)但此理论基础本身的科学性就遭到了众多学者质疑。
笔者认为，就目前对经济法产生的理论研究来看，虽然部分学者也强调了经济法产生的主观基础，却鲜有笔墨作系统的研究。而且笔者认为，在关注经济法产生的主观基础时，从时间维度上讲，不应仅局限于经济法形成时法学家的理论和学说，还需溯及到经济法产生前促使或者说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
二、追溯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的意义
(一)经济法法学研究的需要
唯物主义理论和学说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演进的历史，但人类的历史也是一个思想发展的历史。思想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和转型，对于新兴法律学科的问世，法律思想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所以，追溯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是经济法法学研究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和生命。经济法法学研究的发展，除了研究经济法规范本身之外，还要研究经济法同相应的社会关系、经济制度等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以及经济法同相关法律思想的关系。展望未来，经济法学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仍需加强总论的研究，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是其必要内容。因为法律思想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学说的实体内容。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用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展开研究，无疑对总结经济法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挖掘经济法的学术陈积，认识经济法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还缺少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从理论根源的角度拓宽拓深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夯实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李昌麒，2003)
(二)丰富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
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经济法是社会价值的体现，重在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秩序、效率、公平、正义，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超越统治阶级的‘国家利益’，而关注真正的社会利益，其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漆多俊，2000)金泽良雄也指出：“经济法从本质上说，是适应经济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
(金泽良雄，1985)然而，通过历史考察，经济法社会本位特征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本位法思想的影响。有学者指出：经济法理论产生的条件包括社会物质条件、法思想条件和法律条件，其中法思想经历了从个人本位法思想向社会本位法思想的转变。社会本位法思想，不再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理论为前提，而是以社会权为核心的权利思想。社会本位思想，是经济法理论创立的法思想条件。(刘瑞复，2000)一百年以前，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蒲鲁东就对经济法做出了精确的定位，他在其1865年发表的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精辟地论证了“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即“经济法”是和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改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为克服公法和私法的缺陷应运而生的。继蒲鲁东之后，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向垄断和社会化方向发展，社会法学兴起，他们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强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庞德在他所撰的《法律哲学导论》一书中指出，我愿意把法律看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它能以付出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目的法学的创始人耶林也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美国20世纪初期现实主义法学家卡多佐认为，法律的最终起因是社会福利。总之，这些法律思想都极大地丰富了经济法社会本位的特征，也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影响到经济法的实施
经济法的实施，是指经济法主体实现经济法律规范的活动。它包括经济执法、经济司法和经济守法。在经济法的实施方面，虽然经济法律思想不直接引导执法、司法和守法者正确理解经济法的本质、作用和目的，弄清各种法律规范的真正含义和内容，认真贯彻经济法精神，并严格按照经济法律规范从事活动。但它却在培养和增强执法、司法和守法者的经济法意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经济法的有效实施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不但可以影响一个国家法律的创制，还可以影响到法律的实行和法律的遵守。”(刘作翔，1999)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这样的尴尬：明明法律有明文规定，但当我们具体操作，身临其境地追求自己的权利时，却发现事情并不像法律规定的那样。“在法律制定后，如何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关键环节。”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从国外移植了大量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民商和经济法律，这些法律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新移植的法律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大部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有的不能物尽其用，有的形同虚设。有人认为“造成我国法律移植的效用较差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忽视了法律的技术性，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和重制定法、轻法律理念的问题。”(蒋岩波，2000)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因为，法律是社会性的，法律根源于社会，法律只有真正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真正成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才具有了法律所应有的作用。正如有的经济学家所言：“法律不是凭空产生的，很大一部分渊源于社会规范，许多法律规则是对社会规范的承认和认可。中国古代的法律很多则是来源于社会习惯和风俗，甚至儒家学说，即所谓的‘援礼人法’。”(张维迎，2004)经济法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部门，其社会性更为显著，要解决经济法实施中所面临的困难，必须重视法律思想的影响，使经济法首先从思想领域深入社会。
总之，思想是人类行动的指南，是社会转型的先声，是制度创新的先导，追溯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探讨经济法的产生基础，探讨经济法的本质，甚至分析经济法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都需要从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追本溯源。
三、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
根据对经济法产生所起作用的不同，笔者认为，影响经济法产生的法律思想大致可分三大时期。
第一个时期(17世纪～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特点是为经济法萌芽提供消极的思想影响。这一时期西方经济法制的基本观点是：自由、独立、平等的抽象的法律人格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自由竞争范围内，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这一思想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利润最大化行动和所有权的滥用，为社会危机和国民经济失调埋下隐患。因此笔者认为，尽管这些法律思想没有直接促使经济法产生，但相比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法律思想，其对经济法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
首先，古典自然法学派思想为西方近代国家制定经济法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自然法哲学强调对人的尊重，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其后资产阶级一系列的私法原则的确立与此都不无关系，这股政治法律思潮影响西方长达几个世纪，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能说它对我们没有影响，近些年来市民社会的理论就是这种思潮的潜意识的反应。(尚光辉，2002)古典自然法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法律主要被认为是一种防止独裁和专制的工具，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观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观点。约翰・洛克(Jhon Locke)的政治法律思想的特点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他说：国家的目的是保障生命、健康、自由、财产的天赋权利。除此之外，别无他用，不能越雷池一步。孟德斯鸠(Montesquieu)赞同洛克关于人的自由是国家应予实现的最高目标的观点，不同的是，他对自由的关注是通过他所试图设计的政治制度得到表现。理性主义的古典自然法学派推动了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在历史上以极大的力量推动革命，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扫清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在这种自然法理念指导下，国家的任务限于“国内维持正义、安定秩序”，对外“保卫国土，不受他国侵犯”；经济活动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经济不存在国民经济运行问题，国家也不存在对经济的职能性调节。其次，自由放任主义思想也影响着经济法制。其中，边沁(Jeremy Bentham)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受到了人们较多关注。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社会由个人集合而成，社会的幸福不过是个人幸福的总和。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另一代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创立了一种有关法律、正义和社会的理论。他的社会有机论希望通过个人的发展而实现社会关系的自发的协调与和谐，个人发展程度越强，社会关系也就越协调，政府也就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边沁与斯宾塞尽管思想上有差异，但是二者都追求个人自由发展，坚持认为管得越少的政府才是真正的好政府。自由放任主义思潮一直主导着西方政府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在这一思想学说的影响下，主宰法律理
念的思想为个人本位，主张“自然权利”，亦即“天赋人权”，其最直接结果是私权神圣、政府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推动了社会危机包括垄断的产生，从而为经济法萌芽提供了消极的思想影响。
第二个时期(19世纪后半叶，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特点是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自然法思想的理想与人们得到权利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得现实中的法律受到强烈谴责，19世纪后半叶开始，新的法学思想和流派应运而生，对经济法产生起到重要影响的一个是以约・斯・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想，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受这些法律思想的影响，尽管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法律没有改变自由市场机制的基本形态，但推动了传统法律体系的变革，其具有经济法的某些机能，涉及到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法律调整问题，为形成完备形态的经济法准备了直接法律条件。
穆勒赞同边沁的观点，主张维护经济自由主义，但不同的是，他主张在维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形态的前提下，国家要介入，这种思潮反映在法律上，是对自由主义市场制度进行改良。德国法学家耶林(Rudoff・Von Jhefing)在其著作《为权利而斗争》中说：“法不仅仅是思想，而是活的力量。”认为背后没有强力的法治，是一个语词矛盾――“不发光的灯，不燃烧的火”，法律包含强力。具体地讲，改良主义主张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做出限制，强调社会利益和团体主义。就经济领域而言，主张国家应代表社会利益对私人经济进行必要干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变革与进化，在法律领域的影响表现在，从19世纪末开始，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修订或重新制定各种经济法制。在美国，19世纪后半叶，先是各州立法中的限制性立法逐渐增多，后根据宪法授权，美国国会在1887年和1890年相继通过《州际贸易法》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国家经济进行系统地干预。
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认为，法律是不断发展的经济力量的产物，法律被认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法律的形式、内容和概念工具都是经济发展的反应，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法律的规范和制度)都会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例如，国家可以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政策或财政措施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理念和经济法，在这种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远较19世纪末以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担负的经济职能发达，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职能主要不是作为一种经济调节机制，而是对社会经济全面的组建、组织、管理和控制。
第三个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特点是直接促使经济法形成。这中间，经历了1890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使得个体同社会的矛盾突出起来，个体权利本位倾向遇到了挑战，社会公共利益显得越来越重要，社会化和国家调解职能越显发达，政府开始转变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进而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经济事务。当时对经济法产生起到影响的学说主要是以狄骥为代表的社会连带法学和庞德等人的社会法学派，这些法律思想促使经济法全面形成。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篇（8）
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典型学派,即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派和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派。他们都以制度分析为核心,以人和制度的关系为主线,对制度的起源、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展开分析。但在方法论上,他们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前者被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后者被认为是整体主义方法。由于对制度分析方法的这种二分法,国内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时,也往往笼统的或者将其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或者将其归结为整体主义方法。笔者认为这两种归结都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误解。
事实上马克思对制度的分析方法既不能简单认为是整体主义,也不能归结为个人主义,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不能简单归结为整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对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的纲领和实质有一个清楚认识,这是对制度经济学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对于制度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方法论的区别,笔者已有探讨。因此,本文将集中探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由来、特征、方法论本质及其局限性。
一、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思想的渊源
“整体主义”(Holism或Wholism)作为一种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对它进行全面考察是困难的。正如对整体论思想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菲立普指出的“要从文献中找出关于整体论中心思想的明晰表达是异常困难的,而对这些思想的评价也存在着相应的困难。”基于此,本文只从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影响的视角对整体主义思想加以考察整体主义思想是与个体主义思想相对而言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和“个别”的论述,其中,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就是用整体思想构建的。到了中世纪,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经院哲学的“实在论”和“唯名论”两种思潮。实在论者认为,整体先于个体而存在;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尽管这种争论是为了论证教权与皇权哪个更高的问题,但无形中却对后来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不过,一般认为,比较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自从15世纪下半叶真正的自然科学开始发展以来,人们开始对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虽然使自然科学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同时在方法论上,却产生了孤立、片面、静止看问题的习惯。这种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后,就造成了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这种思维的最大缺陷是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生物学的进化论、细胞学等理论的出现,对人们的认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从而使人们必须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事物。于是人们开始对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和哲学界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其中自然科学中的“有机整体论”和哲学中的“辩证联系论”最具代表性。“有机整体论”认为事物不是简单要素之和,而是有机整体,要认识有机整体或系统的性质,不能依据部分属性对他们进行解释。同样,社会组织行为不能还原为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辩证联系论”认为事物是彼此联系的整体,孤立的看其中的一面,没有价值或意义,必须从对立统一中对事物进行整体考察才能认清其性质。
“整体主义”一词(Holism)最早出现在1926年出版的《整体主义与进化》一书中,作者J.c.史穆茨是南非的一位政治家。他指出整体主义是自然界或宇宙当中一种普遍、根本的特性,是宇宙间整体的起源与进化原则。当然他并没有说出整体主义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不过 “整体主义”这个词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对整体主义思想有一个基本认识,菲立普把各种整体论思想的观点综合如下:1.以化学、物理诸学科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应用生物有机体中不适合;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3.整体决定其他部分的总和;4.若将部分同整体相分离而孤立地加以考虑,就不能理解这些部分。5.各部分在动态上是互相联系或互相依存的。
应该说,整体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体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而老制度学派也公开宣称他们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都反对从古典经济学继承来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方法论”;都反对经济理论的抽象演绎,注重历史方法;都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转向了人和人的关系;都把制度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等等。这使得马克思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看上去貌似相同,再加之从马克思本人的着作中,也能找到整体主义思想的相关论据,所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同老制度经济学一起归入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是纯粹的想当然。然而,这个貌似正确的归类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相似性是十分表面的,而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老制度学派方法论一方面都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
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内容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是与个人主义方法对应的范畴,有时人们也用“集体主义”即“Collectivism”这一术语来表达。如哈耶克把与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立的方法论称为“集体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为了在方法论上不引起混乱,“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
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这样,哈耶克实际把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也归入了集体主义方法,这为后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归为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方法论做了提示。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篇（9）
一、知识经济及其特征
知识经济是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的一种新型经济类型。它是一种建立在对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形态。
1.知识化。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及其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主的经济。知识成为生产的第一要素，知识经济的核心在于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效率。知识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投入生产、再生产。知识生产率成为衡量知识经济时代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2.信息化。信息和通讯技术在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网络化的发展，使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迅速地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和知识。信息化将标志着世界经济力的大大提高。
3.开放性。知识化、网络化使世界变成交互开放的有机整体。控制信息、压制思想的孤立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4.可持续性。传统的工业经济以稀缺的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必然带来资源逐渐短缺、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结果。知识经济则不然，它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通过智力资源开发自然资源来创造新财富。在生产中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包括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和海洋科学技术。知识经济的消费是以高技术的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大大提高了其他经济要素的生产能力，具有连续增长、回报递增的特征。
二、知识经济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带来的挑战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伴随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和信息的增多，传统的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方法的多样化是各门学科发展的显著特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难免会显得单一。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这种变化趋势。
2.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将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对应用性知识的学习上，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关注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显得不够精炼，缺乏有效性和针对性。虽然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长期的发展中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但这些方法种类繁多，优势不突出。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日趋激烈，使人们对应用性的知识需求更加强烈，比如关于电脑的知识、世界上比较重要的几种语言等等，而对政治、伦理等的关注有所减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在一定的时间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效地传输给教育对象，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须克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不够精炼、缺乏有效性及针对性等弱点。
三、知识经济时代下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对策
知识经济的灵魂就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形势，就必须勇于方法创新，唯有创新才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发展的出路。具体对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必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多样化。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影响人们思想形成的因素也越来越复杂，这也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依靠单一的方法难以凑效。必须采取多种方法，齐头并进，形成教育合力，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须体现出民主性和选择性，能够有效地激发教育对象的自我教育热情，充分体现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必须更多的采取启发、示范等疏导的方式，变单向的灌输为双向的交流。知识经济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发达，人们获取的信息量越来越大，社会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学习型社会不断发展，必须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更多地采取启发、示范等疏导的方式，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增进了解，达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放下架子，把受教育者当做朋友，理解他们的感情，通过交流沟通架起互相信任的桥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须变单一型为综合型，变封闭型为开放型。在保持相互开放的条件下实现多学科方法的交叉整合。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边界对信息的屏蔽作用大大减弱。多数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者掌握的信息，受教育者也知道，有时甚至比教育者掌握的更多，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从封闭的圈子中走出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开放性的特点，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封闭型为开放型。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学科间的联系不断加强，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须实现多学科方法的交叉整合。
4.变显性教育为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和政治的相互渗透及交叉发展，使传统经济与政治界限明显缩小，政治的表现形态进一步隐性化和无形化，人们的政治观念逐渐淡化，而思想政治工作却具有强烈的政治规定性。因此，为了使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达到其工作目的，应注意运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因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工作意图不明显，符合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思想行为特点和心理特点，能有效避免其对抗情绪和逆反心理，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参考文献：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篇（10）
一、引言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盐铁论》中的“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地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有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是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而言，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入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的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做如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