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意义篇（1）

风险投资包括一般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或机构和风险投资家或机构与风险家或企业之间的合同投资安排。西方发达国家对风险投资并无行业的限制。正因为如此，为风险投资下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并不是十分可行的。美国风险投资协会认为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在加入些内函后，刘少波认为风险投资是指通过一定的机构和一定的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所筹资本投入其有高度不确定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所投资风险企业或项目的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成长率并最终通过出售股权获得高额中长期收益的一种投资体系[3].我认为更好地理解风险投资的方法是深入了解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和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合同关系。由于其它作者已对这些合同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4]，本文不再重复讨论这些风险投资中的合同关系。

经济学家非常重视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效益。诺斯认为适应效益是影响经济随时间变迁方式的规则。适应效益也关注一个社会愿意学习和掌握知识，鼓励创新，承受风险和从事各种创造活动以及随时间的发展而消除社会中的问题和瓶颈的能力[5].很显然促成活跃的风险资本市场会提高适应效益。风险资本家专注予引导变化的企业家。很多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在成熟的企业之外或现有的行业之外进行的[6].作为风险承受者和催化者去支持创新试验，风险投资家在创造财富和经济变迁过程中起了独特的作用[7].

在美国，风险投资家在不同程度上支助过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超级微器件公司、莲花公司、戴尔公司、思科公司、康柏公司、数字设备公司、网景公司、雅虎公司等。如今这些企业都已成为世界著名的高新技术公司。

美国促进风险资本市场方面的成功已引起了世界其它国家的广泛关注和争相仿效。在日本，政府官员和其它人士要求创立更活跃的风险资本市场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呼声日益高涨[8].现在，风险投资已遍布北美、欧洲和亚洲[9].更好地了解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本质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美国、日本和德国的风险资本市场

跟日本和德国相比，美国的风险资本市场更为发达。到1994年底为止，美国591个风险基金共投资了340亿美元[10].相比，德国只有85个风险投资机构。这85个风险资本机构总共只投资了55亿美元[11].到1993年底，日本的120个风险投资机构共投资了约100亿美元[12].

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本构成也与日本和德国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本构成有巨大的差异。1994年，在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中养老金占了46%，捐赠基金占了21%，银行和保险公司占9%，个人和家庭占了9%，其它公司占9%，其它占2%[13].同年，在德国的风险投资机构资本构成中银行占了55%，保险公司占12%，其它公司占8%，个人和家庭占8%，政府机构占7%，其它来源为10%[14].1993-1994期间，在日本的风险投资机构资本构成中，银行占了24%，其它公司为33%，保险公司占15%[15].

由于德国和日本的风险投资机构和银行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两个国家的风险投资也比美国的风险投资保守得多。在美国，风险资本主要流向高新技术产业。1994年，美国的风险资本主要投向软件业，占20.75%，药品和医疗保健业 为14.4%，消费者相关产业占10.5%，电话和数据通迅占10%和生物技术为9.2%[16].同年，在德国新的风险投资中，只有11%的资金投向了高技术行业[17].在相同年份，日本的风险资金主要流向制造业，批发及零售业，和服务业[18].

风险投资的保守性在日本体现得非常显著。首先，日本风险机构不在所投公司中拥有很大的股份比例。一份日本公平委员会对72家风险机构所作的调查显示了38%的风险机构在所投企业中的股份不多于10%[19].51%的风险机构只在1家到10家的所投企业中拥有超过10%的股份。其次，日本风险机构更多的是向风险企业提供贷款。到1993年时，风险机构58%的资金贷款给了715家企业，只有42%的资金用于股权投资[20].再有，只有16%的日本风险资本投向创业期的企业。日本风险资本主要流向中期较为成熟的企业[21].相比，美国大约37%的风险资金投向种子期，创业期和其它早期阶段的企业[22].

跟日本和德国以银行为融资主要工具的国家相比，美国的股票市场在融资中起了更大的作用。这就为风险资本的退出提供了良好的机制。在1991到1996年期间，美国有1059个风险企业实现了初始公开上市（IPO）。另外有466个风险企业被购买[23].按德国1995年的资料，风险资本在264个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以不同形式退出了这些企业。在其中的166个企业中，风险资本是以被风险企业家回购的方式退出的[24].风险资本在另外的74个风险企业的退出是通过售卖风险企业而实现的。风险资本只在12个风险企业是以初始公开上市的形式退出的[25].在这12个公开上市风险企业中，只有一个是在本国实现的。

跟日本相比，美国的纳斯达克柜台市场是日本同类市场的九倍大[26].在1995年，日本的初始公开上市数量只为美国的四分之一[27].再有，在美国从公司组建到初始公开上市大约只需4-7年。而这一过程在日本通常要20-29年[28].尽管这一过程的时间有数据上的不一致性，但较为乐观的估计也有17年左右[29].还有，在日本92%在柜台市场上交易的公司组建年份为15年或以上。只有1%的公司的组建年份少于10年。然而在美国，42%在纳斯达克交易的公司的组建年份少于10年[30].

三、退出机制

对美国、德国和日本的风险资本市场的比较可以看出，完善的资本市场更利于风险投资。完善的资本市场也为风险资本的退出提供了更佳的渠道。那么风险资本为何要从风险企业撤出资本呢？风险资本从风险企业的退出是由风险投资家的特殊能力所决定的。风险资本家不但向风险企业投入资金，他们还给予风险企业管理上的支持，对风险企业进行监督[31]，和向第三者提供声誉资本[32].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提供的非资本性服务对早期创业公司更为重要。当风险企业的管理队伍的经验增长，技能提高和建立了自已的声誉时，风险投资家提供的非资本性服务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33].这就要求当风险企业成功后，风险投资家的非资本性服务被用于其它的早期创业公司。但由于风险投资家的非资本性服务是和他们的资本投资紧密相连的，这也要求风险投资家们要把他们控制的资本从已经成功的风险企业中撤出。只有这样，风险投资家才能周而复始地提供他们的资本性和非资本性服务[34].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取得最大的回报。

一般而言，风险资本可以用四种不同的方法从所投资的风险企业中退出。这些方法包括破产清算，风险企业家回购，出售风险企业和公开上市。

在风险资本市场上，风险企业的失败是司空见惯的。对不成功的风险企业，破产清算是风险资本退出的惟一途径。在通常情况下，股东在破产企业中是分不到资产的。由于风险企业中的无形资产以风险企业家的技能和知识为主，股东更不太可能分到剩余资产。但是，也正因为风险企业中的无形资产和企业特定资产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风险企业很难从银行或其它债权人那里借到贷款。威廉姆森认为债股的杠杆率应该和资产的清算价值成正相关关系[35].对债权人而言，高的清算价值意味着债务人不能还债的风险后果相对不严重些。  而高的清算价值又跟债务企业的有形资产成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有形的资产通常更容易售出。雪来佛和唯许尼认为拥有企业特定资产多的企业不容易获得借款[36].这是因为企业特定资产降低了清算价值。对研究和发展费用很高的风险企业而言，他们的资产往往是企业特定资产。这也说明风险企业不太容易筹得贷款。曼而诗认为如果企业的价值主要决定于投资在将来可能获得发展的可选择项目上，这样的企业也不容易获得贷款[37].这是因为事后的资产替代将使债权人的处境可能会变得更坏。如果企业成功了，债权人也只能获得固定的收益。但是当债务企业失败时，债权人将损失很大。风险与期待回报的不对称决定了债权人不愿意贷款给风险很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即使债权人可以商定很高的利率，但高利率会造成企业缺乏现金而影响其发展和加剧转移风险问题[38].以上的原因说明了种子期或初创期的风险企业难以从风险投资家外得到大量贷款。由于风险投资家通过各种合同安排能监督风险企业和参与管理决策，又由于风险投资者以可转换的优先股或债券参与融资，风险投资者有时还是可以在清算中取得一些剩余资产的。另外也是由于风险投资家常常要求风险企业家在风险企业中作一定的投资以使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利益更趋一致化。

跟破产清算相比，风险投资者会在风险企业家回购的退出机制中获得更高的回报。在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企业家签订融资和管理协议时，风险企业家常常要求加入股份回购的条款。这样在风险企业成功后，风险企业家可以用约定的价格购回风险投资者手中的股份。这样的条款往往符合使双方当事人取得比事前更好的帕累托效益。对风险投资家来说，他们追求的是投资回报的最大化。由于风险投资家在投资活动中积累了融资和提供管理意见的经验，他们的相对优势会随风险企业的成熟而减少[39].这就要求风险投资家把资金从成功企业中撤出而再投资于有巨大发展前景的企业。风险企业家愿意在企业成功时购回风险投资者的股份以便控制他们创业成功的企业。风险资本事后的退出机制也为事前风险企业家愿意让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家拥有股权与股份不相称的巨大决策权提供了方便。回购的退出机制尽管有很多的优点，但它不太适合非常成功的企业。从风险投资者手中购回非常成功的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股份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大多数的风险企业家可能没有这样的财力去回购风险投资者的股份。

出售风险企业是另一种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出售风险企业可能是最有效益的退出机制。例如，有的创新也许在小企业里进行更好，而生产和销售则在大企业里进行更好。密尔好特认为在大企业中从事创新不利于适应效益的发挥和利用[40].这是因为大企业中的创新活动跟现有工业，市场和企业文化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跟现有工业，市场和企业文化的紧密联系不利于适应效益的发挥。但是，一旦创新成果在小企业中成型后，生产和销售活动有时在大企业中进行更为有利。现成的大企业具有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规模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售初创期的风险企业给现成的大企业会产生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s）。由协同效应产生的部分收益将由初创期的风险企业以相对高的出售价格的形式来实现[41].

尽管出售风险企业有时有一定的优点，但是，对风险企业家而言，出售风险企业则意味着他们失去对自已成功创办的风险企业的控制。对许多愿意冒很大风险的企业家而言，获得对成功后企业的控制是他们在取得风险投资融资时自愿出让给风险投资家控制和监督权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对于风险投资家和风险出资者而言，从出售风险企业给第三者中取得的收益远小于通过初始公开上市而获得的收益。美国的经验调查表明，清算风险企业给风险投资者造成80%的投资损失；出售风险企业给风险投资者带来了年均15.4%的投资回报；风险企业通过初始上市则给风险投资者赢得了年均59.5%的投资回报[42].所以，无论对风险企业家或对风险投资者而言，出售风险企业不是最佳的选择。

在风险资本的各种退出机制中，初始公开上市无论对风险企业家还是对风险投资家和出资者都是最巨吸引力的。对风险投资者而言，始初公开上市的退出机制给了他们最大的投资回报。从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的合同关系方面看，风险投资家从所投资企业撤出资本以便让风险投资者投向别的风险企业或别的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43].第一，风险出资者需要用一定的方法去衡量不同的风险投资家的技能来决定把新的资金投向那些风险投资家。退出机制提供了最好的比较方法。初始公开上市也为风险投资资金投向好的风险投资基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第二，风险投资者需要比较风险投资和其它投资的回报以选择是否投资于风险资本市场[44].

对风险投资家来说，能否把风险企业推向初始公开上市是跟他们今后能否控制更多的资金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在风险投资中存在规模经济[45]，管理的基金数量对风险投资家非常重要。投资组合以分散风险也要求风险投资家控制足够的资本。经验调查表明，在宏观上初始公开上市的风险企业数量和资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存在正相关关系[46].如果某年风险企业上市的数量多，则下一年新的风险资本增加也多。在微观上也是如此。如果某个风险基金不能把风险企业带入初始公开上市阶段，则该基金不容易获得新的风险资本来源。哈默 — 云波特（Hummer-Winblad）是一个很好的例子[47].哈默 — 云波特在1989年组建了第一个风险投资基金。尽管该机构在1992年用了近半年左右的时间做市场推销第二个基金，但由于该机构并无成功地把风险企业带入初始公开上市市场的纪录而使筹措资金非常艰难。然而，当该机构在1993年成功地把Powersoft带上初始公开上市市场后，哈默 — 云波特只在几个月内就筹到了一个6千万美元的基金。

最后，对风险企业家而言，风险企业的上市不但使他们的股价猛涨而且使他们重新取得对风险公司的控制权。通常，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的控制权在风险企业初始公开上市后消失[48].这种在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把控制权在风险企业成功后交回风险企业家的隐性自动实施合同使得双方在风险企业初始获得融资时出让许多控制权给风险投资家的谈判变得容易。如果风险企业家对成功后的企业的控制权并不非常看重，那么人们会很难想象他们为甚么冒着很高的风险企业失败的风险和由于初始出让控制权与风险投资家而承担被从风险企业管理阶层革职的风险。

初始公开上市对风险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充分说明了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对发展风险资本市场是至关重要的。而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又要求政府在制度安排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在下节论述政府在制度安排方面的作用。

四、政府在制度安排方面的作用

在任何经济系统里，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是建立在数以万计的合同安排上的。无论怎样的经济计划和政策都不可能替代或改变当事人合同中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显而易见，人们是无法直接控制整个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的。充其量人们只能对整个经济活动的最终状态表示不同的偏好。而要达到编好的结果状态则必须改变制度的安排。

就政府的作用而言，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曾选择过多种不同的模式。我国过去选择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历史的实践证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主要有两大缺陷。第一，计划经济模式只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保持在非常原始的状态。这种模式的敝端是计划的制定者并不能有效地协调好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信息[49].第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难以产生较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传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里，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处分是主要由国有企业和部分以集体企业实行的。由于国有企业不可能比私营或民营企业有更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50]，所以政府不应去组织国有企业从事一般消费品的生产。

同样的政府直接参与商品生产活动中的融资安排也是事倍功半的。我国的社会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市场经济很成熟的经济里，政府在小企业的融资市场上和风险资本市场上的直接或间接参与活动也收效很差。美国和南韩的经验很能说明问题。

在1958年美国建立了小商业投资计划。小商业投资计划允许合格的个人，企业和银行建立给小企业提供长期股债资本的投资公司[51].小商业投资公司有资格向联邦基金取得小商业管理局担保的低息贷款。每个小商业投资公司可以借得4倍于股份资本的借款，但是最高的借款额被限制在9千万美元[52].小商业投资公司计划在美国近几年的风险资本投资中占了15%的份额。到1995年，小商业投资公司向1168个小企业提供了大约11亿美元的资本。在这11亿美元的资本中有1.3亿美元借款提供给了394个小企业，而另外的9.7亿美元分别以股本或股债形式投向了774个小企业[53].

经验调查表明，小商业投资公司计划业绩很差。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表明，1986年存在的280个小商业投资公司中超过50%的公司在1993年失败了。到了1995年，其中的189个小商业投资公司进入了清算程序，5亿多小商业管理局担保的美元贷款不能偿还[54].更重要的是该报告发现了小商业投资公司的业绩和计划的担保和补贴之间的关系。小商业投资公司的失败和小商业管理局的杠杆率成正比。而小商业投资公司的投资回报和小商业管理局的杠杆率成反比。这说明了那些利用了政府担保和补贴的小商业更有可能投资于风险过大的企业（道德危机）。再有，质量差的小商业投资公司更有可能占政府的担保和补贴的便宜（逆向选择）。

美国堪萨斯州政府直接参与风险资本投资的失败也说明政府从事风险投资的敝端。堪萨斯州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石油，天然气和制造业[55].尽管堪萨斯经济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有不俗的表现，但是由于80年代中的经济衰退的打击，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86明显下降。同年州立法机构委任了红木﹙Redwood﹚和克林特﹙Krider﹚进行研究并报告。红木 — 克林特的报告于同年提交立法会。该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堪萨斯州传统上依赖的工业已经不能给该州提供在和其它州和国家的竞争的工具。他们认为堪萨斯州的二个最重要的经济目标是： （1） 建立创新和基于技术的新企业；（2） 为私有投资资本提供鼓励和杠杆[56].

但是要建立科技性的工业需要巨大的资本投资。红木和克林特认为堪萨斯并不具有足够的私人资本投资去建立这些新的工业。为了解决资本的缺乏他们建议堪萨斯州以风险资本的形式直接投资于高技术的创业公司[57].在1986年，该州的立法会通过了红木 — 克林特报告中的极大多数建议，并通过成立堪萨斯技术企业公司。该技术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为初创期的高技术公司提供商业支持服务和风险资本[58].在方式上，堪萨斯技术企业公司并没有从州财政得到任何基金，它的资金主要来自经济发展首创基金。而经济发展首创基金则来源于该州的和赛马会[59].到1998年，堪萨斯技术企业公司共从经济发展首创基金接受了约8千万美元的款项。从技术企业公司成立到1986年，它投资于各种项目的资金分配为：

州投资额为7.7千万美元

工业投资额为6.9千万美元

联邦投资额为7.6千万美元

风险资本投资额为5.4千万美元

机构投资额为1.2千万美元

州投资额为堪萨斯州直接供款给堪萨斯技术企业公司各种项目的资金，工业投资额，联邦投资额和风险资本额等是指为支持技术企业公司的努力而由这些主体投资的数额。如果没有州补贴高技术企业的政策，这些主体是不会投资的[60].

尽管堪萨斯州用心良苦，但它投资于初创高技术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低得惊人。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私有风险资本家获得了平均40%的年投资回报率[61].同一时间，美国一般股市的年投资回报率为12%[62].然而，堪萨斯州自从1988年开始从事投资于高技术企业以来，它的年投资回报率仅为0.94%[63].

南韩政府在1997年通过了《促进风险资本公司特别法》[64].虽然该法采纳了一系例间接补贴措施，但是该法在促进风险资本市场方面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2）

一、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及主要文献综述

1．改变资产流动性，实现投资风险的转移与分散

风险的存在很大部分来自信息不对称、不完备或者搜索信息的成本极高。资本市场的作用之一是转移和分散风险，Levine着重指出流动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可以由金融体系所化解。当然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也能够加强资产的流动性和降低流动性风险，但是就银行而言，区别就在于银行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所以银行再考虑贷款的时候总愿意选择一些流动性比较强的项目，而资本市场融资的项目的流动性要求则可以降低。

2.良好的资本市场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资本市场的发展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提供了有效的机制，这能够促进管理和生产的专业。例如，通过股票市场的交易，在有效市场的情形中，股票价格将完全反映有关企业的信息，而通过股权激励的设置，可以将股东、企业、管理层甚至企业的核心技术人员的利益经过股价这个媒介连接起来。除了促进专业化管理和生产的专业化，良好的资本市场体系还为收购和兼并等资源配置活动提供良好的平台。在发展良好的股票和证券市场中，企业的收购和兼并成本相对较小。一旦发生兼并或收购，被兼并的往往是业绩差的企业的管理人员将被替换。这样，一个发展良好的证券市场从这个角度也有利于激励管理层把企业做好。良好的股票市场有利于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的改善有助于企业的长青和不断进步，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3．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全世界各地的证券交易所对公司第一次公开发行股票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对募集资金的投向也一般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这样投资者就会根据拟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并选择资金投向比较有潜力的公司股票，这样一些成长性好的产业可以比一些夕阳产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4.资本市场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

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交易的发展从而使分工水平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资本市场可以具有多层次性，各层次的市场的功能又会有所差异，一般来说创业板和场外市场更明显的有助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二、库区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1．资本市场可以更有效利用当前的政策优势

西部大开发政策和三峡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实施，为三峡库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支持。在三峡工程建设和开发性移民迁建中，国家将给予三峡库区后期扶持资金，6年共30亿元，再从三峡发电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资金，总金额将超过50亿元。另外与东部发达省市的对口支援也是库区吸引外资和加强交流的机会。据统计，截至2006年9月，全国共支援三峡库区资金近300亿元，实施各类合作项目近2110个。由于资本市场的信号作用，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利于合理配置这些资金。

2．资本市场有利于库区承接外资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根据梯度推移理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上升，企业产生经营成本增加，为了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存在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产业的趋势。目前东部地区正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密集性，能耗高，原料远离加工地的产品进行转移，这给库区吸收东部地区转移的设备、技术，逐步提高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分工，缩小与东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差距，达到高层次的区域经济联合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多数外商（包括发达地区）投资在刚开始时都是是采取合资的形式，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种合资的成本和风险就会增加，健全的资本市场可以增加投资流动性，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

3．资本市场有利于发挥重庆对库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重庆是西部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工业基础雄厚，1997年重庆成立直辖市的一个初衷就是发挥特大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2006年6月重庆市委二届九次全会也特别强调了主城七区、北部新区要分别对口支援库区产业发展。笔者认为这种支援不应该是一种无偿的捐献一些设备、资金，而应该通过资本的纽带，把库区的产业和主城的产业捆绑在一起，提高库区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实力，实现库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资本市场有利于加快库区国有企业改革，增强经济活力

在《万州区国有企业改制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所有的国有企业在2007年全部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全部实现公司制改造，职工身份全部转换，产权结构设置合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建立，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对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一个健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对国有企业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有积极意义，有了资本市场，对于投资者而言就有了退出机制，因而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本。其次，有一个有效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可以加强投资者对管理层的监督，特别是国有企业来说，引入非国有投资者能够大大加强投资者的监管，这可以提高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

5．库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库区产业高起点的发展

一般而言，当企业或个人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时，通常会选择风险比较小，收益稳定的投资项目，而以外部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资金进行项目选择时，比较偏向于风险和收益都比较高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大多是一些高科技的项目。rajan和zingales的实证研究业发现，在金融不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发展比在金融发达国家发展好，但是金融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发展笔金融不发达国家好。从而解释了金融发达国家和金融不发达国家的产业差别的部分原因。所以，笔者认为，库区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发展有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三、库区培育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议

1．针对国有经济成分占比还比较高的现状，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和动作

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一般包括资产收购、资产处置、土地储备、土地整治及相关产业投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企业和资产托管等。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就是对国有资产开展这些业务，目的是盘活存量国有资产，优化资产配置，提高经济效率。重庆渝富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盘活国有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库区一方面可以利用渝富这个成熟的平台，另一方面，完全可以引入民营资金建立一个民营的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来处置和盘活存量国有资产。

2．大力培育社会中介服务机构

以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技术支持、信用担保、资金融通、产权交易、市场开拓、人才培训、信息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资本投资服务体系的建设还很不够，一定程度阻碍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加快建设和完善这些资本服务体系对于活跃库区资本市场有重要意义。

3．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

投资基金，是指按照共同投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基本原则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某些原则，运用现代信托关系的机制，以基金方式将各个投资者彼此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以实现预期投资目的的投资组织制度。产业投资基金就是投资于不同实业项目的投资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作为基金，同其它投资基金并无两样。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其投资的对象为高风险的高科技创新企业。

库区腹心地带缺乏支柱产业，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对于库区传统产业的发展壮大有积极意义，而风险投资基金则对库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会有较大的支撑。

参考文献

[1] 王高、谢少杰我国资本市场配置效率考察[J]，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06(05).

[2] 夏春萍、马波 等，区域资本理论与中西部资本市场深化[J]，2006(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3）

近日发行的QDII产品受到热捧。10月15日上投摩根的首只QDII产品亚抬优势基金及嘉实等日前上市的QDII基金产品都相继热销，说明投资者的风险管理观念已趋成熟，分散化投资手段，特别是海外投资的工具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但QDII产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品种上都限制了投资者的选择。在资本市场未能完全放开的今天，如何拓宽国内投资者海外投资的渠道，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满足投资者的风险管理需求呢？笔者认为，CDR（中国存托凭证）应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工具选择。

一、 DR简介及美国存托凭证（ADR）的发展

DR（Depository Receipt存托凭证）是境外注册企业在投资银行的协助下，以公司有价证券为基础，在东道国各级市场上发行与交易的可转让凭证。以最早开始发展的的ADR（美国存托凭证）为例，它是代表美国投资者投资于外国公司股票的可转让的受益凭证，但这张凭证并非真实的股票，只是一张注明该投资者拥有一定数额股票的凭证，ADR在美国具有跟美国上市公司股票同等的流通性。

经过80年的发展，存托凭证运作机制已经十分成熟。特别是在80年代以后，ADR迅猛发展，比起发行普通股的方式，ADR更受到美国投资者的认同，原因是它有许多便利之处，一是ADR以美元计价，可防范汇率风险，二是由于存托机构的介入，解决了因为时区、信息披露方式、法律规定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种种风险。

二、发行CDR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意义

1.完善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国际化

资本市场是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资源配置的进行是否有效，是一国经济运行的基础。而我国资本市场显著的结构性缺陷之一为金融产品单一化，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以及企业债券、存托凭证的发展严重滞后，发行CDR首先有着拓宽投资范围，增加工具选择的作用。

此外，在缺乏其他投资工具的情况下，我国现今最重要的资本市场部分――股票市场的发展自然缺乏竞争性的平衡，我国股票市场从九十年代初至今，规模快速发展，但上市公司素质不佳，投资者投机心理严重，对上市公司信心不足等情况却越来越突出。CDR的发行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些情况。CDR的发行基础是海外股票，而在发行伊始能通过监管机构审批进入内地资本市场的必定是信誉卓著资质优良的企业，代表这些企业股票的CDR进入市场，形成良性竞争，对国内上市企业将造成一定压力，使其能改善经营，借鉴管理办法，从而达到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素质的目的。

2.促进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为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打下基础

我国对于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政策，是逐渐走向更多的灵活性。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QDII和QFII都是在此进程上的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普遍认为QDII是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的试金石，那么当QDII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后，下一步如何在可控的环境下进一步实现更开放的境内外资本流动，无疑DR是一个可考虑的工具。如果说QDII是打包发售的境外投资组合，而CDR跟股票的直接对应关系则使投资者处于更主动更灵活的投资位置。而CDR发行机构的准入和监管机制，使监管机构仍能从CDR代表股票的企业质量及发行数量上进行掌控。

3.满足投资者风险管理需求，构建更完善的投资组合

根据现资组合理论，将可供投资的资金分配于更多的资产上可有效降低风险，但在其他投资渠道缺失的情况下，投资单个市场的投资组合仍需面临系统风险，上证指数在十七大开幕当天突破6000点，但投资者发现，A股并非大面积上涨，回报率通常未必能跟上指数，随着A股市场整体估值水平日益走高，系统性风险逐步加大，而我国又缺乏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司债券市场，长久以来投资工具的缺乏，使积累的风险管理需求无法满足，QDII产品的出现无疑为这股需求的洪水提供了一道出口，近日上市的QDII产品受到热捧，10月9日发行的嘉实海外中国股票基金最终确定的认购资金确认比例为40.7%，这一比例创下基金QDII资金认购比例新低。此前发行的南方全球精选、华夏全球精选两只基金QDII也都是在发行首日达到募集上限，认购资金最终确认比例分别为61.97%、47.65%，可见海外投资需求之旺盛。但QDII产品本身为境外金融工具的投资组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投资者选择的自由度，投资者只能被动地在这些组合中进行选择，丧失了主动性。CDR与股票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提供了更高的选择性，投资者可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构建适合的投资组合，充分实现风险管理策略。

4.促进我国银行业发展，拓宽银行经营范围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的萎缩成为近年话题之一，拓宽业务范围，增强盈利能力是我国银行的努力方向，银行参与发行CDR，可以扩大业务范围，获得的发行和服务费用可增加银行的盈利，而在发行CDR业务过程中，必然将加强国内银行与国外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也有利于提高银行业务人员的素质，使银行走向国际化。

二、现阶段发展CDR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

1.外汇制度问题

国外发行的DR，几乎都使用美元作为计价货币，主要原因为美元的可自由兑换。早期我国学者提出人民币和美元两种计价方式，在我国现在的外汇体制之下，如果使用美元，市场则被割裂，形成类似于A、B股市场分割的情况，而持有美元的外汇投资者成为CDR的主要市场目标，CDR将与B股市场争夺资金，起不到应有的为广大投资者分散风险的作用。因此大多数学者支持使用人民币发行，但如若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CDR所代表的外国股票与CDR之间在两种计价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价值平衡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导致市场被割裂，同股不同价。

2.机构问题

在CDR的设计、发行、交易与信息披露一系列行为中，存托机构都充当重要角色，存托机构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CDR的运行及整个CDR市场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国外DR使用造市商制度，我国若沿用此制度，则对存托机构的要求更高。因此，存托银行必须是无论在境内还是境外都具有业务资格，有较好的服务设备，熟悉基础证券所在国监管条例，有相当资信能力并有一定外汇储备的银行。而我国银行业在这些涉及境外资本市场的业务方面，水平和经验都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3.监管问题

对于金融衍生工具，我国一直在监管体系和监管经验方面都有所欠缺。而CDR基础证券发行公司是境外企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分别在国外和国内，这样的监管有赖于国内国外双方监管部分的协作，若两地监管机构的协商出现问题，监管差异导致纠纷产生，或产生“政策真空”都将导致市场混乱，这些无疑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4.法律法规问题

2007年开始实施的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无疑拉近了在会计信息披露方面我国与国际惯例之间的距离，但我国现有的《证券法》《信托法》等对于CDR尚无相关规定，而有关CDR的专门法律，如存托机构管理条理、做市商制度、关于外国证券投资的结汇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体系仍未构筑，要在现有法律环境中发行CDR，在存托银行的监管、结汇、造市、回购等环节中存在的法律漏洞将很容易导致市场混乱，使CDR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五）投资者素质问题

发行CDR从宏观层面上旨在完善资本市场，促进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而从微观层面上则是投资者分散系统风险优化投资组合的要求。这些正面作用有效发挥的基础建立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投资者心理健康的基础上。而我国投资者投机倾向明显，“政策市”、“资金市”等论调时有出现，许多投资者对国内上市企业资质尚缺乏分辨能力，更何况对境外企业。

四、对于发展CDR的一些建议

1.以发展的眼光看待CDR，避免短视行为

自2001年5月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提出发行红筹股CDR以来，我国学者对CDR的研究一直致力于解决红筹股在内地上市的问题及其制度设计，2007年确定红筹股直接上市后，又转而热议用CDR抹平AH股价差。无疑CDR可解决某些海外公司受制于《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无法直接上市的问题，但将CDR当作一种权宜之策、把其作为绕过某一方面的法规问题的方法，忽略资本市场完善过程中整体发展部署，是一种短视行为。监管层应充分借鉴国外发行经验，按部就班完善各项条件，使CDR逐步发挥出其在资本市场中应有的作用。

2.必须构建出科学的相关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

ADR之所以取得成功，与美国较为先进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是分不开的。由于CDR代表的基础证券发行人在境外，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必须考虑国际惯例，对《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信托法》作出相关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也要制定出专门针对CDR的一系列法规，做到有法可依。而在监管方面，则须与CDR基础证券发行所在地的监管机构充分合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3.不断完善证券市场的层次结构体系

ADR的成功有赖于美国证券市场的多层次交易体系，在CDR发行之初，监管机构必须对发行CDR的境外企业进行过滤，使CDR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但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成熟，监管成本的长期居高将影响后续发展，也难以满足投资者多方面的需求。我国证券市场现在主要依靠主板，二板发展不足，只有不断完善证券市场的各个层次，充分发展二板市场，繁荣场外交易，才能适应境外公司融资需求，也给投资者充分的选择空间。

4.鼓励托管机构之间的竞争，促进银行业务发展

在早期一些研究香港红筹股CDR的文献中，考虑到存托银行必须熟悉境外监管环境、有一定外汇储备和涉外业务经验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国银行是存托银行的当然首选。这样做虽然有利于控制风险，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也不利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成熟。可由监管机构建立审批制度，合资格银行可参与CDR的发行和托管，鼓励竞争，也可促使发行银行在发行和管理CDR的过程中，为吸引投资者，多为投资者利益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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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鹤萍.再论发展中国存托凭证的意义和风险.上海金融，2005，4.

［3］翟启杰.中国存托存托凭证发行的利弊及思考.集团经济研究，2006，7.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4）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今颇具影响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研讨的范围，并对一些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无疑存在某种关联，但又与其存在本质区别。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常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厘清其关系，辨明其异同，显得很有必有。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标志性理论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穆勒(1806~1873)。此后，空想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及其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等多方面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思想土壤。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较早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问题。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的时期。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实践，而直接原因则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论战一方以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反对帕累托、巴罗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观点。论战另一方是支持帕累托和巴罗内观点的肯定派，其代表人物先后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其中，兰格等人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阐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即中性的资源配置形式的重要思想。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确定和发展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东欧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并涉及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这被西方视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同一时期，在西方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滞胀使主张国家对经济有所控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抬头。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并且表现出与以往阶段迥异的若干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东欧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给市场资本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效率减退等问题。当他们随后目睹原苏东国家因普遍采取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和大量失业现象以后，更加坚信市场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社会永恒的福音。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苏联模式和市场资本主义，由此掀起了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热潮。这一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探讨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和设计方案作为共同主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效率、平等和民主为目标，将论证的范围扩大到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化和实证化。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进一步趋向成熟。当然，这一阶段目前仍在继续，因此，其理论本质到底如何，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

概言之，市场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和不同流派中，其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但是，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或结合，这个基本观点是比较稳定，比较一致的。而英国工党理论家提出的“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使之更加明确化和系统化，并使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得以真正确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其要点简括如下:其一，“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经济机制同所有制不可分离，并由此出发反对市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普尔尤尔、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贝尔、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1〕美国的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人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2〕“联姻”论是对“中性机制”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是埃斯特林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该书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市场。但是，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市场并非只有依赖资本主义才能生存，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因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3〕其二，“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将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这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埃斯特林等人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利弊，新古典学派崇尚的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而激进学派崇尚的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在此问题上的正确答案是:“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4〕这就是说，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意义

作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经济学”，〔5〕市场社会主义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契合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精神，〔6〕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在理论上，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是对马克思晚年有关思想的当代回应;在实践上，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试图揭示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理，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兼效率和公平的可行性方案。从经济思想

转贴于 史角度看，这契合了马克思晚年的有关思想。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认识。例如，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就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社会主义前辈更加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经济论述不多。但是，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思想的精神内涵。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的思想束缚，而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离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这对于我国从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马克思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当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提供了思想借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紊乱以及市场活动引起的“外部不经济”等。但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并非由市场的缺陷造成，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市场则将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剥削。这就是说，剥削并非市场之过，市场本身并无剥削性，市场资本主义才具有剥削性。因此，要消灭剥削，同时又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资本家必须消灭，市场必须保留”。〔7〕换言之，市场需要社会主义，市场只有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是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被视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根本原因。

市场应与资本主义分离而与社会主义结合，这种主张意味着除了市场以外还需要计划，还需要一些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这让那些信奉市场万能、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右翼学者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往往在市场的彻底性、真实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例如，新自由主义右翼代表攻击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其中，德加塞等人指责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不真实”，“它错误地将自己置于市场面纱的笼罩之下”;哈耶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断言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之上，市场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秩序”，而市场社会主义却认为市场秩序可以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改造，这是严重的歪曲和背离，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和驱除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极力突出市场功能，并为此不惜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这种“市场万能”论在国际上早已遭到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波兰学者沙夫严厉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崇拜“新浪潮”，反对“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9〕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的历史作用，抵制和批判“市场万能”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其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并积极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鼓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并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失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思潮、流派纷纷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并纷纷表达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美国左翼学者罗默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10〕许多学者还积极地构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中，罗斯福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11〕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声音，这种声音对于中国等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一种鼓舞。

三、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它不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仍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并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①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肯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合理性，但是，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但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兰格模式和“分权模式”尚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若干模式的具体方案中，公有制则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被淡化甚至被排斥。

例如，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模式，就抛弃了长期坚持的无条件推行国有化的观点。罗默等人的“息票社会主义”虽然有时也提公有制，但是其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到后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又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13〕第二，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理论基础上。从理论源头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以“帕累托最优”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前提，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社会。

虽然它也从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借用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根本上看，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跨越论”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的大胆设想，到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再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中共十六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论述，这些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

第三，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是有限的，换言之，它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空想性，在实践上缺乏操作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中性机制”论陷入了脱离社会制度的理论空谈。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分离，这无疑

转贴于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其后期所构筑的各种新模式和新体系，大多脱离具体环境，一味奢谈“中性机制”、纯粹理念的“构造物”。众所周知，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总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马克思指出: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4〕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违背了关于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则。正因为如此，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既看到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手段，同时也注意到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活生生的、具有实践品性的、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其二，某些市场社会主义者陷入了“市场永恒”论的误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用它来取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美国学者谢尔曼还提出“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和“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5〕这种观点无疑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分析和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按照马克思的科学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路径会大致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阶段。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这是它取代自然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它必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的原因。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要求，它势必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而采取产品经济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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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意义篇（5）

1 会计治理中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基础

对于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其价格总是能够“充分反映”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换言之，任何资产的价格都是其均衡价值（内在价值）的真实反映，这就是有效市场假说。蒂尼奇与韦斯特在认定“一个有效资本市场将使得流动性的资本迅速而准确地流向对社会成员有益的部门中去”的基础上，对何种机制实现资本在市场中的有效配置进行了剖析，并区别出两种效率：运作效率，或称内在效率，与定价效率，或称外在效率。其中，运作效率指的是市场中的买卖双方能否在最短时间并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完成交易；定价效率则是指资本资产价格能否充分、及时、准确地反映所有相关的信息。如果市场富有定价效率的话，则证券市场价格就可以充分、迅速、准确地反映所有相关信息，并据以作出相应的调整。此时的市场价格就成为资本资产的内在价值的最佳估计。有效市场假说主要就是指定价效率，也被称为信息效率。鲁宾斯坦认为信息效率就是指所有市场参与者均可以无成本地获悉现有信息，而且与未来证券价格相关的信息都充分反映在证券的现行价格之中。

2 有效假说理论发展历程

最早系统提出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的美国经济学家珐玛在1970年推出有效市场的标准化定义，并于1976年进行了修订。马尔基尔对有效资本市场的定义进行了系统整合，概括出它所包括的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在于它的基本意义，即如果一个资本市场在确定证券价格时充分、正确地反映了所有的相关信息，这个资本市场就是有效的。这是对珐玛式定义的重申。第二层含义在于若证券价格并不由于向所有证券交易参与者披露了某个信息集而受到影响，那么就说明该市场对信息集是有效率的。这与鲁宾斯坦基于珐玛的扩展式定义雷同。这一层含义在于揭示市场效率可以通过向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并通过衡量证券价格的反应来加以检验。第三层含义是对于某信息集有效意味着根据该信息集进行证券交易不可能赚取经济利润。这一层含义引用的是詹森的提法。它意味着可以通过衡量利用某个信息集进行交易所能赚取的经济利润来判断市场是否有效，从而为市场效率实证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分析基础。

有效市场假说自推出之后就受到众多经济学者的追捧，并成为经济学的一个主流意识，同时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与挑战，甚至有反对该假说的行为金融学派异军突起，并与之分庭抗礼。抛开学派之争与门户之见，越来越多的人更相信，“价格收敛于价值是一个比以往证据所显示的更为漫长的过程”。而会计信息的作用就是加速这个收敛过程，促进公平定价，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并导致资源配置的高效率。

3 市场假说对于会计与信息治理的启示

有效市场假说给会计研究领域指明了方向，也带给会计理论与实践很多重要的启示与警示，特别是对会计治理的现实启示最为重要。

第一，资本市场有效主要指的是信息有效，信息有效是保证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信息的有效性是为了让有效生产与供给的信息充分地反映到股票价格中去，而充分披露和充分对信息作出反应的股票价格才更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的实现。可见，有效性是相对于大量的信息而定义的，在这个意义上，会计信息对于证券市场信息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市场价格对其的反映效率是衡量会计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会计治理的有效性首先是保证信息有效，保证会计信息被高效地生产出来与供给出去，并在被市场高效地理解与吸收方面承担一定的应有责任。而且，会计信息的有效性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应当通过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而得以验证。股票价格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对价格的形成机制，如果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较高，投资者根据股票信息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就会引导资金及资源向需要融资的公司流动，其实质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意味着会计信息从生成到传播再到被获得的全过程要保持信息完备性、真实性、时效性，并最后有效反映到证券价格上。而这个过程显然需要培育，是一个综合治理过程。这个治理过程可以来取竞争市场的自发机制，也可能需要外在的规制，这是本文随后分析的重点。

第二，有效市场假说存在一个有趣而耐人寻味的悖论。格鲁斯曼与斯蒂格利茨非常精辟地指出，如果股票价格在任何时候都是所有投资者所拥有的信息的完全的、无偏的反映，即在任何时刻股票市场价格都等于股票的内在价值，那么，一位投资者完全可以不去从事收集、分析信息的工作，而是直接从股票的市场价格推导出市场上所有的关于股票内在价值的信息，一方面搜集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另一方面也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不拥有信息的投资者也不会去搜集和分析信息，尽管去搭便车即可。但是如果所有投资者都这样保持着无知的理性而不去搜集与分析信息，股票价格就不能有效地反映其内在的价值。对于有效资本市场假说，学者Lee认为更为合适的表述应该是股票的价格在任何时候都在努力寻求着内在价值，但在任何时候，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在冲击着股价，使其偏离内在价值。有效资本市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的和结果。所以我们应当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什么情况下以及如何创造条件让价格回归于内在价值，而不是直接假设价格等于价值。

第三，有效市场是证券市场的理想状态，类似于一般商品的完全竞争市场。它的存在需要满足以下假设条件：信息对称；信息传递不需要成本；没有伪信息，也无需花费成本去证伪；投资者在智力、知识、个性品质、判断能力等方面没有差异，因而在相同的信息条件下，他们能作出对证券价格相似的判断。显然在现实的市场条件下，这些假设不能被完全满足，强式有效市场只是人们追求的“理想”。虽然现实中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最优状态，但它却为会计治理指明了奋斗目标与努力方向，具体而言，会计围绕信息的治理过程，充分披露信息，努力减少与尽可能消除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信息公开与透明机制，尽量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成本，通过保证信息质量，保证会计信息系统不提供伪信息，并通过提高投资者的信任而不再花费成本去证伪，通过会计知识的传播与信息明晰性处理，保证更多的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会计信息，并据以作出理性的决策，从而达到规范证券市场、提高市场效率并最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第四，有效市场假说还引发一个近乎谬论的悖论，即有效资本市场使会计信息系统的存在变得没有意义。其中似乎包含着这样一种逻辑，即会计致力于消除信息不对称，促使了资本市场有效，而资本市场完全有效了，价格就包含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于是会计信息就失去了价值与存在的意义。这不能不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解释，尽管其本意另有所指。就如同蜡烛把房间照亮了，于是我们以为房间已经亮了，所以就不需要蜡烛了。会计通过向资本市场输送充分、相关的信息使资本市场变得有效，有效的资本市场能够对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作出充分反应，会计政策变化以及会计造假都能够被有效市场所识破，改进会计信息确认计量与报告方式的任何做法也是无用的，我们于不同会计政策之间的选择上的纠缠不清其实是“小题大做”，往往不过是“字面”意义上的差异而无实质性意义，进而会计也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似乎告诉大家，我们的会计系统正在从事着“自掘坟墓”的工作，即会计努力推进了资本市场有效，而有效的资本市场却促使了会计的消亡。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有效市场正是因为诸如会计之类的丰富信息系统的存在而有效，即便在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会计信息不是变得没有用了，而是说会计已经达到高度市场化的自治，并由手段变成了一种环境和氛围，就如同阳光、空气与水，不能因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或作出经济决策时考虑不到它们甚至忽视它们就否认了它们存在的真实意义。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6）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然而160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依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使得许多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产生了怀疑，动摇了我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那么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从哪里来?资本主义何时才会走向灭亡?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增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的灭亡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本文将从全球市场的视角来论述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一、全球市场及其发展

 

所谓全球市场，指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换和流通，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市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形成的市场总和。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全球市场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同时创造出与这一生产力相适应的全球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开拓全球市场的方式呈现出诸多变化。

 

1、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从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西欧诸国兴起到19世纪末，这一阶段通常被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原来局限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贸易开始向全世界拓展。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主要是以武力的方式开拓全球市场，他们迫使落后的、闭关锁国的国家打开了国门，并与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疯狂的进行殖民掠夺和商品倾销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打破了落后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他们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比如，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也被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为了适应各国资产阶级开拓全球市场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走向相互依赖、相互结盟，生产和资本越来越集中，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列宁曾经对帝国主义时期作了一个总的概括：“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瓜分世界领土，本质上就是对全球市场的争夺。由于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全球市场，就只有发动战争，这也是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之所在。

 

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也被许多学者称为“后帝国主义”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产物，是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应对经济危机的深化、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由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与追求，所以资本主义争夺全球市场的方式也由此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武力压迫为主转变为以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施加压力，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在市场相对稳定、劳动力廉价、消费需求旺盛、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设立公司，投入资本以赚取超额垄断利润，展开了对新兴市场的争夺战。

 

二、全球市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上文对全球市场及其发展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就是对全球市场的竞争，全球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和维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证。

 

1、资本主义国家内部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所不能克服的，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今天，资本主义依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那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克服了自身的基本矛盾呢?本文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失，只是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发展暂时缓解和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两个表现形式：一是个别企业生产经营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的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首先，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却没有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产品过剩，引发社会危机，这是因为由于全球市场的发展，商品的销售早已超过一国的界限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所以国内的过剩产品可以销往其他的不发达国家。虽然整个社会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企业却可以根据全球市场的动态从事生产。其次，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得到了有效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国内矛盾，将其在广阔的全球市场中赚取的垄断利润用于提高国内工人的工资，以提高劳动群众的支付能力，缓和国内的贫富分化等问题，维持社会稳定。

 

2、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斯大林也曾对此有过论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然而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没有再因为争夺全球市场而爆发战争，仿佛矛盾都消失了，其实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只不过是因为在现有条件下可以采用非战争手段来争夺全球市场。

 

首先，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商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需要采用战争手段就可以占领全球市场。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获得了解放，他们迫切要求进行国家建设，发展经济、科技、文化事业，所以他们愿意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商品和资本提供了有力条件。最后，由于国际分工的分化，不同的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发展优势，各国之间需要进行交流和合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贸易，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会轻易爆发战争。

 

三、当今全球市场的发展及其未来走向

 

1、当今全球市场的发展

 

今天各国对全球市场的争夺依然激烈，可以看到的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人力费用越来越高、大气污染严重、产业转型升级等原因，导致一些外企工厂纷纷离开中国，前往东南亚或者印度等地区办厂，加大了对这些地区的市场争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过去我们重视的更多的是“引进来”，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而现在我们更加重视的是“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开拓全球市场，扩大发展空间。比如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开拓全球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体现;还有所谓的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争夺战”，也体现了当今争夺全球市场的激烈程度。

 

2、未来走向

 

伴随着全球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已经拓展到了全世界，开始出现全球垄断。与此同时，全球无产阶级也开始逐步形成，这两点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的消亡提供了可能。

 

(1)全球垄断

 

全球市场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资本开始在全球剥削，形成更高的剩余价值，甚至形成全球垄断，而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国际垄断同盟的重要形式之一，我们可以透过跨国公司来看当前的全球垄断现象。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中国“出口手机占全球市场的比重接近八成，但巨额利润都归属国外巨头，众多中国企业还赚不到1%的利润”，“目前全球手机市场99%的利润都被苹果、三星两家公司赚去”。可见，像苹果、三星这样的跨国公司己经形成了全球垄断，在全球获取超额垄断利润。

 

(2)全球无产阶级形成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7）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  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  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

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  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  ％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  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

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  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  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  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  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  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  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  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  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  ］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主权，  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  ）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  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  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  ］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  ］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  ）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  ）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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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

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  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论文库）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论文库）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论文库）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论文库）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论文库）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论文库）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论文库）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论文库）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论文库）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论文库）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论文库）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论文库）府职能转变和政（论文库）府效率：包括GDP与政（论文库）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论文库）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论文库）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论文库）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论文库）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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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10）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或模式，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笼统称谓。梳理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进程，把握其基本主张，明辨其理论得失，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深入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其主要的发展脉络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即从计划主导机制论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二元机制论市场主导机制论。据此，可以把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进程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一、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

作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计划和市场能否独立于以至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热门话题。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了一场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L・Von・Mises）、哈耶克（F・A・Hayek）为代表，另一方以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Lange）为代表，结果产生了“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断言，“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合理经济计算”。米塞斯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组织方式进行比较后指出：如若没有自由市场而用共同社会的人为的计划代替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劳动时间作为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分配的尺度，则合理的经济在逻辑上不可能实现。

针对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观点，兰格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中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经济计算、合理分配资源的可能性。他继承了泰勒的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反复试验纠正错误、寻求正确答案的方法达到目的的思想，指出“‘试错法’也适用于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都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在那里资源分配不受消费者偏好的指导。”兰格认为：根据“试错法”，利用价格机制的计划手段，在只存在消费品和劳动力市场而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的前提下，解决生产资料价格问题，通过模拟市场求解线性方程组确定物价等一系列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兰格模式”是一个“模拟市场社会主义”，它还未脱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该模式中不存在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真实市场，不存在针对生产资源的使用而进行的竞争，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是在竞争中自发形成，而是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推行的。因此，“兰格模式”就其运行方式而言，不外乎是一种主要运用价格调节手段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但它毕竟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的最早理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微观经济学巧妙地结合起来，确认了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重大意义。兰格的市场与公有制兼容、计划与市场并存以及效率与平等相一致的思想，不但被以后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所继承，而且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和改革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

二、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

二战后，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然而，人们既不愿意抛弃计划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又力图利用市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而出现了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著名的有布鲁斯（Wtodzimier Brus）“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Ota Sik)的“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科尔奈(Janos Kornai)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模式，亚历克・诺夫(Alec Nove)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等模式。

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于1961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一书，他分析了集权模式的弊端，主张实行劳动者自主管理的国营企业与宏观经济中央计划结合的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国家通过控制市场来引导企业决策、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是可供选择的一种合理模式。捷克经济学家锡克描述了一种被称作“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他指出：“单靠市场或单靠没有市场的国民经济计划都不能保证经济的有效和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发展。”市场信息应成为计划制定的依据和执行的标准；计划还要为市场规定方向，以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尔奈于1980年发表的《短缺经济学》中提出“宏观间接控制下的自由市场理论”，认为传统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就是“短缺经济”，进而指出造成短缺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对于企业的“父爱主义”。要消除短缺，必须改变由国家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状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英国经济学家诺夫在1983年发表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把矛头指向马克思的价值论，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忽视了经济计量化、机会费用、可替代材料的选择等问题，将使用价值和价值作了不恰当的分离，以致只能按无差别的劳动时间确定价格，使用价值之间却无法进行比较和计量。

分权模式是一种二元市场机制论，人们已经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试图在计划的有效控制下，尽力发挥市场的作用。然而，分权模式与兰格模式一样，都是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利用市场。从根本上说，它没有摆脱计划――市场的二元模式，在计划与市场如何运用上，往往顾此失彼，如南斯拉夫、匈牙利两国都承认“尚处于计划与市场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两不像’状态”。在市场经济如何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即在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结合的具体实现形式上，也没有找到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方案。

三、“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英国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这就是“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的确立。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利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一种经济模式。“市场”是配置经济资源、分配经济权力和协调经济决策的手段，而“社会主义目的”则是人们为消除现有社会的弊端而要努力实现的一系列目标，包括消除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利等方面的较大平等，以及满足基本需求等。从历史和实证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绝非是市场经济的唯一特性。“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开理解，即尽管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市场完全脱离资本主义是极为可能的”。

英国著名市场社会主义者索尔・埃斯特林（Saul Estrin）从资源配置、现代工业物质文明和社会制度三个层次由浅入深地对“市场主导机制论”作了全新的论证。从资源配置来看，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式微，而且会弱小到无所作为，中央计划体制必然会压制和损坏市场机制以及市场兴旺所赖以为根本的主要特征，即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以及竞争精神。据此，埃斯特林主张“最好将市场作为主要机制，只是在有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当非市场机制无所作为时，一个发育完好的市场制度可以作为依靠而予以运用；从物质文明来看，“在一个希望采取社会主义目标的复杂工业社会中，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它们与其他制度一起，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为一个经济制度配置资源提供信息和刺激；从社会制度来看，市场和市场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普遍特征”。

“市场主导机制论”突破了长期以来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下对市场与计划二元机制如何结合问题上的犹豫和徘徊，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区别开来，并通过市场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把效率和平等、民主、自由结合起来，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新的空间和思路。但市场社会主义出于对苏联东欧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反感，也出于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反思，它逐渐转向自由主义。埃斯特林公开声称，市场社会主义“激进的重新取向”，“这意味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集权手段干涉经济的倾向加以抑制。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对国家恰当角色的认识的改变。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官僚权贵的意图和政府干涉的效率极不信任，这使他们激赞放任自由。”[8]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20世纪70、80年代虽然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但却付出了同自由主义合流的巨大代价。

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新建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社会主义思潮非但没有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和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盛行而销声匿迹，反而成为西方左翼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重构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的热门话题。他们认为：虽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但“幸运的是这项工作不是不可能的，有许多关于如何改善旧模式的观点，有许多教训要从20世纪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汲取”。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唯有他们设计的市场社会主义才是“能够将自由经济的自由和效率与社会主义的人道和均等理想结合起来的第三种选择”。为此，他们设计了各种具体的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

第一，罗默(John Roemer)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主张建立独特的“证券”形式的公有制经济，把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货币的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年满21岁的公民，公民用所分证券购买企业股票以获取股息收入。该模式用“证券”分配企业利润，实现社会公平，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利用银行和股票市场等市场资本主义成功微观机制的模式实现效率，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扬克(James Yunker)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主张将资本的个人所有转化为公共所有，消除非劳动挣得的私人资本所有权收入，通过对因资本占有不平等而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的限制来促进社会平等。该模式从公平与效率结合方面考虑社会主义的改革设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没有过多触及资本主义的实质，而是在肯定当代资本主义效率的同时试图扬弃不公平的现象，至多称得上是从实用方面出发的一种与资本主义结合的改良设想。

第三，米勒(David Miller)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出现很多问题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存在着矛盾。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限制了市场优势的发挥，工人阶级完全有可能离开资本主义而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他认为市场可以为社会主义提供更高的效率、民主和自由。可见，这种模式更多地关注平等、公正等价值目标实现的微观机制，寻求的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方法和道路。

第四，施韦卡特(David Schweikart)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主要内容是：企业由其工人民主管理；日常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新的投资由社会所调控；不存在资本市场；对外贸易不是“自由”贸易；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家可以发挥作用。该模式主要以公平和效率的结合为目标，肯定了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机制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模式提出的劳动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思路有利于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但过分强调民主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整体发展的大局。

总之，这些新模式虽然对如何改造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设计出了各种侧重点互不相同的具体方案，但他们都把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结合、资本主义市场通过改造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作为其理论前提，力图把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社会实践，从而使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主题的论证深入到了更细致、更具体的层面。

参考文献:

[1] [日]伊藤诚:现代社会主义问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73

[2][波兰]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

[3][捷克]奥塔・锡克.第三条道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