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篇（1）

一、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

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并周期性复发，1929年至1933年美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对生产力和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大量闲置商品被毁，生产急剧萎缩，企业纷纷破产，工人失业激增，信用关系毁损，社会矛盾激化。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苦言道：“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我们的经济制度都受到动荡的经济周期的折磨。”经济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基本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运行非连续与总供求失衡的生产相对过剩。资本的本性在于无限增殖，在内在利润动力和外在竞争压力的推动下，资本家将作为资本初始形式的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准备剩余价值生产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利用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创造剩余价值，再通过销售收回预付资本和实现剩余价值，赓续新一轮更大限度的资本增殖。用资本运行一般过程的一次货币资本循环为参照，公式表示为G―W…P…W′―G′。

首先，货币资本，G―W，资本家把新资本投入或原有资本转移到利润率高的部门及部门内的某种产品。从全社会来看，社会资本亦步亦趋汇集成利润率高的部门及部门内某种产品的生产资本。由于技术革新和科学管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剥削率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剩余价值扩增，商品产量大幅增加，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假繁荣的最高表现。然而，对于劳动力价值不断下降的支付能力有限的劳动人民即一般消费者来说，无力也无需消费如此庞大的商品量，对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W′―G′形成阻滞。其次，G―W…P…W′仍在运行，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资本中大部分都是商品资本（包括其独立形式的商业资本），资本运行的三种职能形式和三个阶段在时间上不继起，空间上不并存，形成商品资本一元化，大量商品积压，无法实现商品包含的预付资本尤其是剩余价值。同时，由于资本都往个别领域投入和转移，造成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的生产比例严重失衡以及同一部类内差别商品生产的比例失衡，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Ⅰ4 000c + 400Δc 、750v + 50Δv +600m/x、（1 000v + 100Δv + 500m/x）与Ⅱ（1 500c + 100Δc）三方面交换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无以实现。最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主义的经济运行处于商品资本绝对优势、社会总产品实现的三大交换形式脱节、劳动者购买力和需求有限并存的态势。最终只能听任市场自发地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强制和破坏形式消除过剩的生产能力。

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运行非连续与总供求失衡的生产相对过剩。

二、生产过剩与短缺经济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研究中提出短缺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实行强有力的中央计划控制，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致使生产动力和经营效率不足，形成绝对的卖方市场，全社会有效需求受到压制，民众生活水平低下。从而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市场主体和生产要素依照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和配置。短缺经济理论一方面事实上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局限性，当然这种局限是对经济危机可能性的过度反制。另一方面却没有充分研究作为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可以说，短缺经济恰恰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另一种有力解释。

资本主义短缺经济的各环节包括需求短缺、资本短缺、生产短缺和生存短缺。第一，需求短缺是工人有支付能力需求有限而造成的消费抑制。第二，由于社会总资本都变成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严重短缺；第三，由于生产资本短缺，连基本需求消费品的生产也无以进行；第四，生存短缺是短缺经济最大风险所在，经济危机对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失业、贫困、犯罪致使工人连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也无法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过剩与短缺的矛盾统一。

三、风险分配与新秩序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将资本主义绘制成一种过剩与短缺畸形共生的风险社会。所谓风险，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产生的一种可能的、潜在的危害。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过程同时也是风险制造与风险分配的过程。由于风险对运营经济成本与资本增殖的压力，资本家必须进行风险分配，方式有三，其一，资本家自包风险成本，缩减资本投入，但这也会减少资本增殖程度；其二，若将过剩产品低价甚至以福利形式返还社会，资本增殖的本性就会殆灭，资本家就变成慈善家；其三，将风险成本以压缩工资与工人“分担”，尽管符合资本家意愿，但这一选择不仅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愈加削弱工人支付能力甚至演化为政治危机，迫使生存底线边缘化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

要根本克服经济危机，只有彻底切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痼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的矛盾，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把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的优点相结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新秩序的历史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篇（2）

关键词 资本主义 根本矛盾 相对过剩 虚拟经济

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为标志，次贷危机开始全面升级。一场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逐步由美国蔓延到全球、由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直至今天，全球主要经济体还在为何时能够彻底摆脱危机阴影而努力。

一、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解析次贷危机的本质

从本质上讲，次贷危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无区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由于外部竞争的压力和内部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利益驱使，各生产者涌向利润率最高的行业，并积极提高劳动率，搞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同时整个社会没有统一的规划，这样就不能保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由此可能造成买卖脱节，供需脱节。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扩大，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更加彻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效需求日益缩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导致大量相对剩余人口和失业的产生。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些重要的商品由于没有足够的市场购买力而找不到销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生产过剩的危机就爆发了。这是危机爆发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普遍性原理。

这次经济危机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本质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是作用形式发生了改变而已。借助于发达的信用系统，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透支消费越演越烈，资本家们生产出大量的商品，但是劳动人民手头没钱，有效需求不足，而透支的权利给了他们消费的能力，于是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掩盖了社会购买力的真实情况，信用膨胀的虚假繁荣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这只不过是把危机延伸到未来发生而已，一旦发生不确定因素，对未来失去信心，经济泡沫破裂，危机无法避免。总的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表现出来的基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危机爆发。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时代的新特征：虚拟经济和全球化

再具体一点，这次次贷危机是借助“金融衍生品”与“经济全球化”这两个新载体，导致危机的时间与空间远超之前的规模。次贷危机的本源其实就是房地产泡沫崩裂，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内，美国房价普遍上涨了50%-100%，其涨幅超越了实际需求的支撑，这就是危机根源的泡沫所在。既然高房价不可能持久，回归理性实属必然，但是透过华尔街投行家们所创造的“次级贷款证券化”，使得房地产价格风险被进一步放大。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时代的新特点，在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的虚拟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的金融危机和世界性危机。

（一）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产生使同一种资本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运动，一是实际资本在现实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运动，二是作为实际资本“纸质副本”的虚拟资本在证券市场上的运动。虚拟资本可以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而运动，使得有价证券买卖能够成为投机的工具，从而造成虚假繁荣，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仅商品难以转化为货币，有价证券也难以转化为货币，这必将大大缩小整个社会的支付能力。由于虚拟资本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的运动，它能推动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扩大生产运营规模的有力工具，也能将社会闲置的货币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加以利用，同时也决定了一旦虚拟资本出现问题，给予经济的打击也是彻底的巨大的难以恢复的。严重的信用危机使金融领域坏账、呆账大幅增加，信用紧缩，造成经济衰退。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危机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27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二）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资本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及弥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利用后发优势以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国家从自身利益和社会价值观出发，利用受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并竭力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剥削雇佣工人的强度，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开来，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具有必然性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使得从一个国家引爆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大经济体，打击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恢复难度更大。

三、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当代经济危机的意义

用马克思的观点分析次贷危机的意义在于充分认识到此次经济危机的本质，为缓解并最终解决引起危机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并对下一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作出预测，在不能解决根本矛盾，无法避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的情况下，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篇（3）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004－02

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危机，2008年之前，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历史上空前的一次经济大危机，堪称资本主义历史上爆发的危机中波及范围最广、破坏性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危机。但从2008年这场起源于美国次级贷款问题的金融危机来看，这次危机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过去更为突出。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综合表现

（一）危机表现的综合性

当前这场危机是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虽然起源于美国金融领域的次级贷款，但是由于链条效应，危机先是从金融机构最初的数万亿美元的次贷危机损失开始，紧接着是10万亿美元的房贷危机，然后又冲击到了60万亿美元的企业债市场，尤其是规模不断膨胀的金融衍生品，更是使这场危机的影响空前广泛。危机不仅出现在金融领域，也蔓延到了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既有虚拟经济，也有实体经济层面。如美国许多大银行、保险机构、企业的纷纷倒闭，失业率的不断攀升，消费需求的减少等。综合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甚至可能演变成为深刻的社会危机。

（二）危机范围的全球性

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美国，但从影响的范围来讲，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原因，危机也迅速地向边缘国家和地区扩散。不仅包括欧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且也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经济。世界银行2009年年初时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大幅下滑，将新增5 500―9 000万赤贫人口。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09年处于长期饥饿状态的人口将从危机前的8.5亿飙升到10亿，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比例超过18%。事实上，当前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严重倒退已是不争的事实。

（三）危机影响的严重性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华尔街风暴，从而波及全球，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重大影响。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升级，全球主要央行采取联合降息行动，其中2008年10月7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欧洲央行、英国央行以及加拿大、瑞典和瑞士的央行将各自的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来减轻全球金融系统的压力。紧接着，中国央行也加入了减息行列，将基准存贷款利率下调27个基点。这一行动，充分证明了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

（四）危机处理的差异性

20世纪30年代危机爆发时，各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危机爆发初期，迟迟未见各国政府有任何有力的干预措施来救市，直到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上台后美国实施一系列新政。而这次危机爆发后，不仅各国政府的干预救市措施比较快速有力，而且还呼吁全球各国共同联手应对。比如国际组织方面，欧盟15个成员国会议、G7集团会议、G20集团会议等，都号召大家尽力相互协调配合，共渡难关。尽管各个国家、集团的利益不同，矛盾重重，所采取的对策措施也未必就能奏效，但政府面对现实积极干预的态度与20世纪30年代危机时的情况却是大不相同的。而其背后的原因，恐怕是处于国家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要想取得长足发展，离开国家的干预、全面的宏观调控是行不通的。

（五）危机持续的长期性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全球以来，全球经济学家们使用了许多英文字母来描述金融危机的走势。经常用的有四个英文字母，即V、U、L和W。金融危机刚刚开始时，经济学家大多用V来形容金融危机的走势，认为经济虽出现了下滑，但不会很严重而且时间也不会太长，见底之后很快就会复苏。但将近两年过去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消除，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的情况。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启示

（一）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苏联东欧模式的失败、解体，世界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的质疑声越来越多。但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推进，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2008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仅在中国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越来越少了，甚至英国《每日电讯报》都在头版头条宣称：“同志们，我们现在都成了社会主义者。”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提高了抵御大风大浪的能力，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如一些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信贷危机或信任危机的大国”。相比之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世界怀疑和否定资本主义的人却越来越多。《世界报》曾发表文章指出，华尔街金融崩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柏林墙”已经倒塌，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历史的终结。

事实上，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虽然近年来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并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表现却越来越多，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导致的一些问题，使得这些调整看起来并没有真正“医好”资本主义的“病症”。究其原因，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占统治地位的大垄断资本集团，与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之间是相互扶持、相互配合的，无论是放松监管还是救助这些企业，其目的都既是为了这些垄断财团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二）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之一，就是在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如何才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关键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私有制本质决定了经济危机的最终不可避免性，而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公有制制度相联系的经济，虽然也具有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但也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本质特性，采取有效措施，是可以减小危机影响和规避并防范危机的。

如，我国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健康发展，没有发生大的挫折，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9.6%，这是世界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以至被世人称为“中国模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可以把市场机制的活力和宏观调控结合得更好，而且还可以针对市场的缺陷和不足，十分重视政府在社会总资源配置中的引领和协调作用，从而较好地避免和防范危机。

（三）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改革，提高监管水平

当代社会发展表明，金融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动脉，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加强管理，充分利用，金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领域改革，更要加强金融领域的监管，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虽然金融自由化可能会增强金融的活力，但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监管的放松。所以，长期以来金融自由化思潮的盛行，是导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不断出现漏洞的主要原因。比如，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金融监管不到位，使得美国次级贷款创新出的金融衍生品过度膨胀，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最终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才是导致本次危机爆发的根源。

总之，金融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如果为了金融发展而放松监管甚至取消监管，不仅不可持续，还是危险的。尤其是金融发展如果只为了追求高利润，缺乏科学发展的意识，与市场需求背道而驰，最终只会造成自身发展与市场发展的失衡，从而影响整个经济领域的发展。事实上，本次金融危机中我国资本市场之所以影响较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

（四）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篇（4）

（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商品价值由商品体到货币体的“惊险的跳跃”的过程，在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并不必然会发生。这种“跳跃”发生的几率甚至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反复而趋于减小。商品价值规律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使得“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努力如果单纯依靠资本投入的扩张，就会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导致劳动力价格过快上升到“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程度。对于资本来说，率先采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新生产方法，从而使所生产的每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就可以暂时地取得额外的剩余价值，同时淘汰其他竞争者。个别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越是激烈，增进劳动生产力就越是成为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实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越有必要。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时，资本有机构成的单向变化就成为一种常态：不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增加，可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减少。资本有机构成的这种变化必然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方式发生不可逆的改变：“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收工人……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这种排斥，必定以人口相对过剩的常态化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为结果，进而成为资本持续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有力武器。一方面是资本驱使下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导致的消费需求萎靡。生产与需求的这种对立积累到一定程度，剩余价值就会因为商品交换活动的停滞和萎缩而无法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突然中断，以商品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二、透支消费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暂时缓解

（一）透支消费的目的与实质客观地讲，相对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下近乎停滞的社会生产来说，资本支配下的社会生产在并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日趋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正是这种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支配的资本蓄积规则及财富分配规则相冲突的结果。如果不能依靠压缩生产能力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冲突，就只能依靠刺激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寻求缓和。突破“量入为出”的观念，决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部调整的必然产物。“透支消费”的观念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恰是日趋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资本蓄积的过程，资本蓄积越快则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也就越尖锐化。资本蓄积正是通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才能得到完成。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由于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产业资本，生产能力的扩张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却会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所具有的消费购买能力相对地变弱。要缓解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必须改变一部分社会劳动生产物的性质和用途，使生产与需求暂时达到耦合状态，使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从商品交换中得到实现。作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物质载体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已经补偿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劳动资料或劳动力，所以其性质和用途不能再作改变。唯一还可以改变用途的劳动生产物，就是那些补偿生产过程中劳动能力和劳动资料耗费之后剩余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部分剩余生产物的价值形态即是剩余价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透支消费（无论是微观层面的个人消费透支，还是宏观层面的国家财政透支）本质上都是将剩余价值的用途暂作改变，在抑制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尽可能扩大有效需求，最大程度地让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得以成功实现。

（二）透支消费的必然性与局限性利用透支消费来缓解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方法，可以归纳为：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这种使资本可以继续行使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和对剩余生产物的索取权的方法，在资本主义体系刚刚形成并初步发展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必须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使剩余价值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日臻完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越来越遭到全体劳动者的抵制和反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快，实行这种“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方法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相对于危机爆发时销毁过剩商品并消灭生产能力的那些危机应对办法，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可以在尽可能小地破坏生产力的前提下，尽量地缓和因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将社会储蓄基金部分转变为社会消费基金，暂时减缓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速度，以破坏相对较小的方式抑制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另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资本牺牲的是对已实现的部分剩余价值的直接支配权，换取的是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平稳运行，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以“高福利、高消费”著称的福利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正是因为福利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全社会范围内多层次的透支消费，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提供了一种毋需废除资本对生产支配权力的应对办法。实行透支消费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注定了透支消费只能暂时缓解社会再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并不可能从根源上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

三、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激化与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

（一）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向金融资本转变当资本家以“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办法来缓解被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时，资本不会放弃对转变了用途的这部分剩余价值的最终支配权。透支消费暂时转变剩余价值用途的过程，只是通过信贷或公债的方式，将作为这部分剩余价值物质载体的剩余生产物的使用权暂时让渡给消费者或政府。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的财富分配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资本家对已实现剩余价值的即时索取权转变为对已实现和将要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长期索取权。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这部分剩余价值，虽然没有转化为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中完整循环的产业资本，却转化为金融资本：通过到期还本付息的规则，不仅将过去已实现的剩余价值收回，还额外地从因这些剩余价值的垫付而得以实现的新的剩余价值中以利息的形式支取出一部分来。这些游离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外的金融资本，表面上看只是当作商品的货币，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P383）。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盛行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并不是资本给劳动者的无偿馈赠，也不意味着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发生了改变；实行透支消费的目的只是为了资本可以更好地实现剩余价值，并将资本对劳动者以及对社会生产的支配进一步深化。

（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金融化与货币过剩常态化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越是盛行，越来越大比例的剩余价值会转化为金融资本，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化。这种形式的转化非但不可能使业已存在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关系得到彻底解决，反倒会使这种矛盾关系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导引作用使产业资本周转效率提高，单位时间内生产既定剩余价值所需的产业资本预付量减少了。这一改变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资本蓄积的速度不是减慢了而是加快了。资本蓄积速度的加快推动生产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加速变化，不变资本比重进一步上升，可变资本比重则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速了劳动者购买力弱化的过程，实现剩余价值的目标使社会对金融资本的需求快速放大。这表现在扩大的透支消费使得对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债权关系和信用关系作杠杆，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成倍放大。金融资本借由透支消费取得的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支配作用，使得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关系不再直接表现为商品过剩，而是表现为常态化的货币过剩。金融资本流向哪个产业部门，哪个产业部门就会在供需两旺的形势下迅速膨胀；反之，金融资本一旦撤出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会因需求的萎缩而迅速衰落。对商品的需求往往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无关，也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无关。在这种形势下，不仅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金融资本，甚至在实体经济部门中循环周转的职能资本也有向金融部门流动的趋势。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日益膨胀，经济加速金融化。最近20年美国经济发生的一些变化，就很能说明这一趋势。从衡量货币发行量的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指标来看，1994年美国该指数为62.16%，但到2012年已达89.92%；再从衡量资产证券化的股票市场交易额与GDP比值指标来看，1988年时美国该指数仅为33.97%，在1997年达到123.73%，在2000年时则达到321.88%，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450.19%。①

（三）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化和货币过剩的常态化，非但没有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反倒将这种对立发展到了更深的程度，社会生产的无序性在各种金融衍生品的遮蔽下悄然生发。以引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为例，次级抵押贷款本是面向信用程度差和还债能力弱的借款人的一种高风险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却将这些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打包成债券出售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利用担保债务凭证等工具面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为购买这些债券融资。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因为有各种方法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以劳动者为主的消费群体购买力越是随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而相对弱化，金融资本为实现剩余价值而鼓励透支消费的动机就越强烈，手段就越翻新。金融资本对透支消费的支持，扰乱了价格信号反映并协调生产与需求关系的过程，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信用货币的高度不稳定性，成为频繁引发以货币过剩为特征的当代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不同于金属货币，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具有高度的可伸缩性。当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较容易实现时，金融资本为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而极力延长信用链条，大量的信用货币被创造出来，并带动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加速。但当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时，金融资本为实现新的剩余价值而让渡出去的剩余价值就表现为个人和政府债务的累积；一旦债务无法清偿，信用链条的崩溃会使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急速萎缩，并加剧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信用货币的不稳定性，正是金融资本对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控制没有消除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的外在表现。扩大再生产越是加速进行，劳动者购买力越是萎缩，与透支消费相联系的信用货币过剩也就越严重。当过度扩张的信用也无法帮助资本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出来时，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就引发现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从商品过剩向以货币过剩的经济危机形态转变，是金融资本通过透支消费取得对社会再生产过程支配权的必然结果。通过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转化为金融资本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导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但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起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金融资本既然不能改变资本在社会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也就不可能真正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只能使这种对立激化导致的经济危机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

四、危机形态转变的经济后果

（一）劳动者地位的弱势化建立在全社会范围内透支消费基础之上的福利资本主义，曾给人以一种幻觉：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而提高，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可以保证劳动者不再依附于资本。但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表明，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并没有丝毫改变，并且随着危机形态的转变，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有明显的弱势化的倾向。一方面，在金融资本引导下不断加快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使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被制造业部门所排斥，劳动者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几乎成为一种常态。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在遭遇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还出现了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据表明，美国平民失业率自1974年1月突破5%，1982年曾一度攀升至10.8%，直到1997年5月初才首次降到5%以下水平。②另一方面，劳动者由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劳动者的个人生产力趋于贫乏。在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67.23%上升到2011年的73.09%；但服务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比重从1980年的65.7%上升到2010年的81.2%。③相对于非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劳动者的财富创造能力增长更为缓慢。劳动者经济地位弱势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与需求对立加深、经济危机频发的直接原因，又因新形态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加剧。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导致金融资本失去支持透支消费的能力，转而要求政府和个人清偿因透支消费而累积起来的债务，以便将垫付出去的资本回收。政府和个人债务危机的集中爆发，不仅导致福利资本主义破产，还将劳动者推至更加弱势的地位。

（二）消费者行为的虚荣化消费者的一切消费行为，原本都应当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的。劳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条件，人的劳动的目的和消费的目的应当是一致的，即为了再生产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劳动，也为了再生产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消费。金融资本对社会生产的支配使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更加深化，与危机形态转变相伴生的货币过剩也使消费者迷失其行为的目的，陷入消费目的虚荣化的境地。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将需求的范围限定在人的衣食、生殖、居住、装饰等动物机能上。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透支消费提供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较低层次的人的动物机能方面的需求，却不能满足更高层次的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全社会透支消费培养起来的“消费至上”的观念，无助于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的满足，也就不能达到再生产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目的。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社会透支消费使消费者出现“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倾向，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相对于动物机能方面需求的满足也是过剩的。金融资本提供的各种透支消费的机会，使消费者可以仅仅是为了虚荣而非为了需要进行消费。名牌箱包等奢侈品在使用价值上与一般商品并无差异，但是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故让众多消费者哪怕背上债务也要购买。消费者行为普遍虚荣化既是经济危机形态转变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形态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消费者出于虚荣心而做出的消费决策，使生产者误以为商品供不应求是可以持续的状况，从而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加剧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使这种虚荣消费失去财富支撑，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就显现出来。普遍的虚荣消费越是与透支消费紧密结合，金融资本的无序流动就越是容易造成货币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篇（5）

凯恩斯曾说：对于观念史的研究是思想解放的第_步。”纵观历史，经济危机促发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变革，而经济学范式的变革又通过影响政策和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推动经济社会的转型。资本主义正是在经济模式与经济学范式的互动变革中演进。要对这次危机的实质，以及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发展有更加清醒、全面的认识，必须从单纯的学术争论中解放出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地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与经济学之间的演进历程和互动关系。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考察，我们发现,本次危机如同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它标志着由新一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破产。危机的实质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上世纪大萧条的重演;金融泡沫的膨胀与破裂是实体经济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全球经济的复苏，绝不仅限于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泡沫被挤出后的信心恢复与景气回升，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范式重构。就经济实践而言，各国有望向_种体现新式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模式趋同，笔者称之为“新莱茵模式”;就经济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再次显示出它对资本主义动态演进包括危机成因的深刻解释力，及其对后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演化经济学等非主流学派的包容性，经济学界有望再次兴起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高潮。

 

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学范式的演进：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任何流派的经济学理论，都产生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它的_整套预先假设是特定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投射，它的或隐含或明示的政策主张必然反映相应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因而具备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本质。经济学理论又通过武装理性认识，指导政策制定和社会实践，不断再生产着这种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反作用于经济史，二者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借用一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取决于一整套协同作用的制度安排，统称作‘积只累的社会结构”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简称SSA),它涵盖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诸多相关范畴，包括技术、劳资关系、产业组织、货币与信贷体制、政府参与经济的模式、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习俗等。当这些范畴不能再协调一致地支持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从而完成自身的再生产，既有的SSA就面临危机，直至重大变革促成新的SSA建立™3]。在从危机到变革的过程中，作为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当了重要的演进动力。依照SSA学派和很多持相似方法论的学者的观点，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经历了如表1所示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阶段，它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和美国《独立宣言》的为起始标志，至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结束。古典自由主义是这一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提倡私有财产与个人主权，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治与经济截然分开。特别是从大约1870年开始，第二次产业革命和美国废奴运动、英国第二次改革法案等历史事件使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最接近自由放任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鼎盛时期：“边际革命”几乎同时在奥地利、瑞士和英国展开;借此东风，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在萨伊的理论基础上，完成了今天被称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的理论体系。伴随着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更名为“经济学"(economics),这门学科的范式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劳资双方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平等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劳资分配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宏观动态关系转变为主观偏好、生产技术和资源稟赋决定的静态均衡关系。经济学从社会价值和政治问题抽离出来，成为_种以纯实证科学的形式表达的意识形态，它把自由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众生平等、诸事和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完美世界。

 

自由放任经济的矛盾于1929年集中爆发,使资本主义面临一场空前严重的双重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在社会经济实践和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Keynesianrevolution)。以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和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自由主义(socialliberalism)阶段。就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在美国是社会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则是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反映到经济政策上是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具体包括：立法调解劳动关系，支持工会与集体谈判，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与工资增长机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对部分行业加强管制，必要时收归国有甚或实行计划经济;采取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与固定汇率,维护贸易与货币稳定。由于工资份额的提高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推广，贫富差距大幅下降。以美国为例，前1%最富有的人群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曾一度在大萧条前夕(1928年)达到24.1%,而在1945—1979年间一直保持在10%左右，以致有学者称之为大压缩(greatcontraction)时代[6]。与此同时，由于战后重建热潮和大众消费品工业的发展，积极的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尤其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使劳动者有能力消费福特制生产的大规模消费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1945—1973年经历了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故也有学者称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postwargoldenage)。

 

在这一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发生了重要分野。凯恩斯的《通论》曾对欧美国家摆脱危机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通论》的撰写主要是为了短期实用的目的，所以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它只是一种短期理论，要发展成为一套成熟完备的理论，需要把它长期化。其次，凯恩斯只批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第二条前提假设”(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当就业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但却保留了第一条假设，即“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这意味着凯恩斯批驳了萨伊定律，却保留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一改革的不彻底性为《通论》长期化后的再度“新古典化”打开方便之门。在美国，随着经济驶入稳定高速增长的轨道，固守自由市场的保守思想早已被边缘化，学术革命便不再具有危机时的紧要性，资产阶级转而需要一套能够维护经济长期稳定，又符合其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调和理论。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应运而生。他们主张,只要政府的干预使总需求保持在给定人口增长和储蓄率下的充分就业水平，经济仍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模式运行。而在英国，以乔安罗宾逊(JoanRobinson)夫人为首的“后凯恩斯”(Post-Keynesian)学派却从凯恩斯止步的位置继续前进。他们不仅强调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特征和路径依赖性，反对新古典学派不切实际的假设前提与均衡分析,还充分汲取卡莱斯基(Kalecki)、斯拉法(Sraffa)乃至马克思的理论，回归阶级分析的传统,考察劳资分配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诠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矛盾。就潜在的意识形态而言，新古典综合派符合美国的社会自由主义理念:政府干预只是为了促进长期的经济稳定，从而更好地保护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而后凯恩斯学派更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天然的不平等性，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促进公平正义;公平与效率通常相互促进，而非舍此求彼。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篇（6）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着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

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另—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O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篇（7）

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源地、特点的分析，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对罗斯福新政的学习，培养学生简单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原因的讲解，让学生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对罗斯福新政的学习，使学生正确评介其作用是对消除经济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不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教学设计示例

重点：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难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概念，罗斯福新政的目的及措施。

教学过程

复习导入

（提出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

学生回答后教师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由于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导致空前的经济大危机。由此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1924——1929年资本主义出现了相对稳定时期，甚而出现“繁荣”

（过渡讲解）面对“繁荣”，资产阶级得意忘形，美国资产阶级宣扬当时为“黄金时代”，说什么资本主义已取得“永久的稳定”，似乎前程一片光明。实际上，在“繁荣”的背后，经济危机的萌芽正暗中滋长。

一、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板书）

（通过提问弄清）

这场危机的爆发地（板书）（提出问题。危机为什么首先在美国爆发？）

（重点释疑）为什么呢？因为一战期间，美国获得将近400亿美元的利润。世界上的黄金差不多有一半集中在美国。随着美国的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股票价格直线上升，上涨了三、四倍。但是，生产的发展，产品的增多，广大人民却越来越贫困、购买力下降、产品积压，最终爆发了“生产过剩”的危机。

（过程）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里突然掀起一股抛售股票的狂潮。卖主们声嘶力竭地叫喊，买主却一个也没有。股价惨跌，许多百万富翁看着手里的财产顷刻就要化为乌有，真的要发疯了。震惊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学生阅读找出要点。）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有哪些特点呢？

2．经济危机的特点（板书）

（学生阅读然后答出特点。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

投影：材料解析。出示材料并启发。

材料一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造成工业、农业、商业、货币金融等各部门的危机。

材料二从1929年到1933年共5个年头。

材料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l／3以上；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缩减2／3。

（过渡）经济危机带来了种种灾难，垄断资产阶级把它们都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3．经济危机给劳动人民带来灾难（板书）

出示投影

职业介绍所前的长队

“胡佛村”及其“村”民

《纽约儿童捡煤渣充燃料》

（学生聚精会神看投影，听讲解，思维十分活跃。）

一方面，工厂倒闭，大约有1700万工人失业，3000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家为了维持商品价格和利润，却大量销毁商品，破坏生产力。成袋咖啡倒入大海，牛奶倾入河中，小麦放在锅炉里烧掉，农作物被焚烧。

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危机。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上台，就实施了“新政”。

二、罗斯福新政（板书）

引导学生看课本第76页“罗斯福”形象图及注释。

（学生看图并阅读罗斯福有关的介绍。学生阅读并勾划重点。）

目的、措施、效果（板书）

（精讲）

1．新政目的（板书）

就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消除经济危机。它具体体现在新政措施中。

2．措施（板书）

（1）整顿银行（略）

（2）农业方面（略）

（3）对工业的调整，这是新政的中心措施。

（4）新建公共工程（略）

3．效果（板书）

（提问）新政取得了什么成效？

（回答，经济缓慢恢复，资本主义统治得到稳定。）

学生回答后再深入讲解。

（三）总结、扩展

新政虽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经济危机，但它的实施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由于新政提供了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了消费力，刺激了工业活力，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生产回升，摆脱了危机，使人民生活有了改善，社会趋于安定。更主要的是，罗斯福新政在美国保存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避免了美国走上法西斯道路，并使之在二战中成为反法西斯国家之一，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德国、日本与美国正好相反，为重新瓜分世界展开了激烈斗争，战争策源地在亚洲、欧洲形成了。

板书设计

第8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一、1926—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爆发——美国

2．特点——（l）波及范围特别广

（2）持续时间特别长

（3）破坏性特别大

3．经济危机给劳动人民带来灾难

二、罗斯福新政

1．目的——国家对经济干预、指导，以消除危机。

2．措施——（l）整顿银行

（2）农业方面

（3）对工业的调整（中心）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篇（8）

在马克思完成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性建构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将对经济危机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马克思的视角。诚然，撇开历史情境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双重的印象，它“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而与此同时，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为经济危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理论支柱，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过去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国内外重新掀起了围绕生产过剩、利润率、资本积累和债务泡沫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个注脚。回溯和梳理针对生产过剩的论述，对于正确解读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与积累过剩

 

理论的发展往往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马克思首先纳入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视野的是生产过剩现象。“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从生产过剩出发，马克思批判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独特的逻辑演进路径。

 

(一)商品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论述。消费需求不足与危机中的商品普遍滞销有关。实际上，在1857年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中，商品过剩现象已然成为危机中的常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施托尔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都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可能性进行了解释。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马克思认为该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不过，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了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区别：不仅工人有需求，而且资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足以用来论证生产过剩。不过，当时马克思更倾向于将个人的消费看作是生产的最终界限。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开始更注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转向强调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暗示消费需求是危机的根源，尽管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并不能独立于危机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商品的过剩，都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生产和投资的过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的解释面临着困境，即在看到资本的生产存在过剩现象的同时，却否定商品过剩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商品过剩与生产过剩两者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因此，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才能说明这一事实。“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与《1857-1858年手稿》中“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过剩与价值增殖的关联性。换言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在另一处涉及生产的“社会基础”的论述中，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在这里，价值增殖可能性构成了一个界限和内在的基础，使得资本在积累的同时，也体现为社会生产超越简单再生产需要的过程。

 

(二)结构性过剩与普遍过剩

 

通常意义上的比例失调现象，在危机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两部类模型，其中，两大部类之间的失衡是作为普遍性危机的典型形态来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部类内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经济危机或结构性经济危机。“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

 

在比例失调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紧张关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进行。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制度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实质上建立在超额劳动和超额消费等基础上，社会生产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这种超越有时还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而且，从再生产比例关系的恢复机制来看，遵循的是商品经济下对社会劳动进行重新分配的规则。“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比例性失调总是表现为总体上的生产过剩，而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间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总是表现为货币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将产生生产过剩和货币短缺的可能性归结为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从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固然，供求关系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但如果仅仅从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调现象，则危机发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比例失衡的情况出现时，市场体系会如李嘉图所预期的那样，通过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矫正生产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机时期的情况却经常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性质而言是总体性的，并非市场竞争导致某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能获利，而是危机时期所有部门都不能幸免，“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至于通常意义上的竞争，不过是将资本内在的积累要求转化为外部的压力加于个别资本家，以确保社会生产局限于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之内。不过。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中，竞争的压力总是驱使个别资本家无意识地超越这一限度，并引起连锁效应。这样，在互补的生产部门中，将会逐一产生生产过剩，直至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困境为止。

 

(三)资本过剩与积累过剩

 

对资本过剩的考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观点之一。在马克思的阐述中，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资本过剩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过剩”。这种绝对意义上的积累过剩，通常会导致追加资本实现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积累得越多越快，会使原始资本增值得越慢，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直接导致原始资本的贬值。在马克思看来，在没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术进步等)干扰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时资本积累就存在着过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现实中哪些存量资本需要贬值，哪些资本将被迫贬值，就会成为竞争的主题。作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生产大面积停滞，使原有就业者被挤出生产领域，从而对其余在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形成压力。竞争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机器的大量使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同样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就业岗位。在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和可变资本要素被压低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处于极低水平的利润率将会缓慢抬升，这样，周期将重新开始。

 

资本的积累过剩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周期运动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在这里，剥削程度太低或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与积累过剩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当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趋势，即资本在竞争下固有的、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向，后者可以提高剥削程度。在经济危机后期，这往往成为缓解危机和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积累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对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在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消费却相对缩小。“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简单商品经济，他们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复杂，且产生了分离的趋向。“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实质上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与隐蔽的生产过剩

 

在今天，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与信用制度联系起来。将失去应有的说服力。实际上，即使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危机也往往从货币市场开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在货币市场上呈现的危机，其实反映着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常。

 

信用关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交易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成为资本加速积累的杠杆。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相比商品经济来说则是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本来，货币和金融危机之所以有发生的可能，是商品内在的两个属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埋下的种子，在现实中则是与商品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有关。这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中，买、卖之间的分离以及其在时间上的分离，只是蕴藏了货币危机的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复杂和支付结算链条的延长使危机的可能性实现了向现实性的转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转化。

 

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信用与隐蔽的生产过剩是相关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产同流通过程的分离因为信用工具的使用会大大地加剧，“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在繁荣时期，尽管货币形式的回流显得迅速而可靠，但这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这样，实际的生产过剩就被掩盖了。不过，信用制度有时也会缓和危机，其前提是银行信用没有在危机冲击下动摇。这时，增加信用货币会成为缓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缩信用货币时则加剧恐慌。

 

信用制度推动隐蔽的生产过剩的另一个原因，来源于观念上的货币。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扩大。在货币幻觉下，相互独立的资本家将会倾向于扩大生产。“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并且，这种极度扩张又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断奠定了物质基础。“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此外，信用扩张本身也会导致货币支付链条的脆弱化。支付的链条越长，抵消支付的对象和内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环节就越不能有闪失，否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显然，充当支付手段的虚拟资本在数量上越是超过现实中的硬货币数量，货币和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严重。不仅如此，信用制度还会使危机变得漫长而难以恢复：“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可见，资本主义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为其借以搁置内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会再生产普遍联系的性质，一旦资本利用信用制度从事盲目的扩张，原有的货币制度无法规避金融投机的惩罚性后果，本来，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也会因信用扩张、破产企业较少等原因，通过市场竞争的法则来消解，现在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扩张和竞争的联合作用下，利润率水平从整体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义价值缩水。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扩张和繁荣相联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溃，则又往往导致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这种信用收缩——资本贬值——生产能力破坏——资本家之间财产关系重组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在危机水平上进入新的经济周期的必要环节。

 

三、隐蔽生产过剩下的债务泡沫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关系的论述。仍然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与信用扩张相联系的债务泡沫化及其破灭，目前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马克思预见的信用扩张后果，在2007年次贷引发的最近一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数左翼学者认识到的，战后繁荣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投资并没有取得飞速的增长，反而呈现某种停滞的趋势。伴随这种停滞趋势的是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强。这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路径转向金融化的改变。考虑到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化、美元具备世界货币职能的现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扩张，实质上为全球经济泡沫化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对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过剩的基础，不再是其内部商品生产的过剩了，而是迂回地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过剩体现出来。商品国际性流动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性积累进程。资本国际积累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内部劳动者所受剥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国家福利被消减，工会力量受到打压，工资增长被压低，社会财富加速向大资产者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融入。国际垄断资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国劳动者的财富。

 

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数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度的金融化，也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债务泡沫化程度日趋严重。乔尔·戈伊尔(2009)认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就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尽管美国占有主导世界贸易体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过负债来维持和扩大消费，但最终仍未能避免债务泡沫破灭的命运。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起到了一个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松管制，实质上使金融部门成为了资源配置的独立领域，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脱离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过程，还将大量的资源卷入虚拟经济的帝国中。在全社会盛行的投机行为中，对冲基金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吞噬着社会新创造的财富。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放松银行管控无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银行系统的自律机制。出于逃避监管的目的，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各种所谓创新工具或手段，在账面上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和投资给予模糊化处理;杠杆机制成为投机的新渠道，即使银行达不到资本储备量要求，也可以对包装后的债务产品进行信贷交易。作为政策背景的则是经济刺激政策的滥用。使本该被经济法则摧毁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高歌猛进。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躺在丰厚的利润上，虽因管制的自由化暂时散发着致富的神话光彩，却并不能在资产价格不断抬高的压力下而免于破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四、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给中国的启示

 

在一个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目前，世界仍没有逃离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影，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正确防范经济危机冲击和负面影响，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前所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和信用膨胀都是与资本的内在矛盾相关的。正如国内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反危机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能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难题。须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更无力遏制国内外资本的投机。这不仅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悖，更遑论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作用在于为实体经济动员资金、提供融资支持，也有利于转移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说，其定位应当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包括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在实践中和政策上规范虚拟经济发展，控制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才能消除经济过大波动。同时，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本时，也要做到以我为主，坚持独立性，避免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对象和转嫁危机的对象。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篇（9）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对于利润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当今社会背景下，资本主义正处于社会化生产的大工业阶段。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形成尖锐矛盾，并且由于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不可从根本上化解。随着历史转向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被扩展到全世界。曾经创造出巨大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已经无法控制这一地下怪力，资本主义已经难以承载它所创造的财富了。尽管世界历史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世界市场以及经济全球化都由资本主义主导，但是这一内在缺陷注定世界历史将突破资本主义的栓桔。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前夜’。资产阶级创造了世界性的生产、金融、知识体系，创造了超越历史的生产力，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基础。而正是这一巨大的生产力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资本主义生产创造出的无产者是先进生产力的真正使用者，作为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也是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者，是最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这就决定了它们必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引导世界历史突破资本主义的主导。

世界历史的发展实现了不同地区、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球化，最重要的是实现了人的思想的解放。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强调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他将社会中每一个体的自由解放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认为个人是未来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而每一单一个体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在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个人得到解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个人的解放是一切人解放的前提和条件。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是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由此可以看出，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世界历史现阶段表现的全球化，也就同样表现出不可逆转性。从而，对于世界历史和全球化，正确的做法是不忽视，不否认，正确看待，选择正确的方法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全球化的发展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向的过程中，推动了世界市场拓展，优化了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资金、劳动力等的配置，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并且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则形成了极大的贫富差距，加剧分配不均。在现实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全球化存在的内在缺陷呈现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到1837年，危机再次爆发并波及美国，再到1847年危机影响整个欧洲大陆。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形成大范围波动，甚至影响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形成全球性的危机。资产阶级所形成的全球化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可避免地表现为生产的全球化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内在矛盾依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内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统治最终会被无产阶级所取代。这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只是一个阶段，并非历史发展的最终形态。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篇（10）

 

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提出了剩余价值，区分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人民的真实面纱。本文从数学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政治经济学中疑难点：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价值就下降?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价值创造没有变化，而财富生产增加了?

 

从根本上分析了资本家为什么不断追逐超额剩余价值，从而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获取更过剩余价值进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二、数学分析

 

绝对剩余价值：在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而绝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产生的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假设条件一：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工人的一天劳动时间是12个小时，每名工人每天生产馒头，1个小时生产1个馒头，每个馒头的价格是1元。

 

因此绝对剩余价值图形如下：

 

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6小时 * 1个/小时 = 6 个

 

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价值：6个 * 1元/个 = 6元

 

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6小时 * 1个/小时 = 6 个

 

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价值：6个 * 1元/个 = 6元

 

相对剩余价值图形如下：

 

假设条件二：资本家为了追逐超额剩余价值，采用新机器，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生产效率提高，因而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此时，每个工人1个小时可以生产2个馒头，每个馒头的价格此时是0.5元。(因为生产馒头的总时间都是1个小时，单位馒头价值下降，总价值不变，且价值等于价格)

 

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3小时 * 2个/小时 = 6 个

 

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价值：6个 * 0.5元/个 = 3 元

 

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9小时 * 2个/小时 = 18个

 

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价值：18个 * 0.5元/个 = 9 元

 

总结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论生产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都是6个，劳动力恢复体力，继续生产剩余价值，但此时劳动力生产的馒头价值由6元变成了3元，虽然数量没变，但此时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下降了。对于资本家而言，不仅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由6个变成了18 个，馒头的总价值也从6元变成了9元，这意味着资本家在利润的驱使下，会不断提高采取新设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从而疑难点一得到了数学回答。

 

价值创造是一定时间生产产品的价值，而财富创造的物质载体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价值创造关注的是产品价值，财富创在关注的是产品使用价值即产品数量。 劳动生产率翻倍，虽然生产的馒头数量由12个(12小时 * 1个/小时=12个)变成了24个(12小时 * 2个/小时=24个)，财富创造增加了，但价值创造并没有增加(6元 + 6元 = 3元 + 9元)。

 

从而疑难点二得到了数学回答。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