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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崛起给传统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对于如何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以适应国际竞争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但是以英文专业背景为依托的课程设计并没有真正提高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笔者以琼州学院为例，通过对教材选取，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情况的客观分析，并提出积极有效的改进措施，以促进非英语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

1 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教学现状分析

跨文化交流学最早起源于美国，在Edward Hall 1959年出版《无声的语言》后，许多有关跨文化交流的著作应运而生。同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流课程[1]。而跨文化交流学在我国的历史很短，大致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

1.1 《跨文化交流》教材选取分析

首先，《跨文化交流》教材内容的选编不应以英文专业背景作为依托。以琼州学院大二酒店管理学生采用的英文原版教材为例，学生的英文认知水平与对英美文化的了解不能与教学目标同步，过难的英语词汇以及地域文化的空白在学生的阅读过程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障碍，从而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次，教学内容的编排以输出“优等文化“为主，抑制了文化双向信息交流的本意。我国引进的原版或编著的教材中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概念、案例和话题具有鲜明的“舶来”特色，如老龄化、同性恋文化、性别歧视、社会阶层、个人取向系统等文化层面和社区动力学、大众传媒、计算机协助交流、关系交流、劝说、谈判、认知、判断、推理等交际学概念和理论。[2]提到异国文化，就会想到西方文化，一讲到西方文化，就认为是美国文化，讲到美国文化，便认为是时尚优等文化。然而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并不仅仅单一传递西方强势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而是通过与本国文化的对比，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去激发学生思考问题，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接受世界的多样性，以促进本国文化的良好发展。最后，教材内容的选编不符合学生兴趣。例如学生对于社会热点问题与国际争端的关注要远大于英文诗歌的起源。

1.2 《跨文化交流》课程设置分析

83%的高等院校将跨文化交流设置成为选修课，69%的院校认为最佳开课时间为大三第一学期，62%的院校认为此课应持续两个学期。超过一半的学校认为目前课时不够是教学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这说明大家普遍感到这门课程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3]。非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课程旨在从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制度、文学、哲学、美学等各个方面，多角度、多侧面、深层次地发掘和研究目的语和本族语文化[4]，同时又肩负着使学生熟悉中国文化传统，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能够以一种多元文化人的身份“开放、灵活、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任务”[5]。因此，仅将其作为一个学期的选修课，是很难完成从“跨越”——目的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的获得——到“超越”——对文化多元性的意识和对差异的宽容态度，对异文化成员的欣赏能力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观察和反省——的转变。

1.3 《跨文化交流》教学方法分析

93%的院校采用了文化对比，86%采用了案例分析，61%采用了文化讲座。这说明多数教师依然立足于单向传授与对比描述，而对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技能提高没有真正落实[6]。例如琼州学院跨文化交流课堂主要采取影音图像示范以及微型剧模拟进行角色冲突扮演，由于受到条件限制，无法带领学生运用项目教学方法（project based）进行社会实践深入研究，从而也无法量化评价教学效果。

2 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教学改革建议

2.1 教材选编应以“因材施教“为原则

阅读词汇的难易程度应符合我国大学生英语水平的实际情况。我国大部分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文水平处在英语四级至英语六级之间，少数优秀分子可以达到英语专业八级水平。英文教材的选编应以适应普遍性为主，过易或过难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内容的选取应从全球角度出发，冲出“英美即世界“的定格模式。同时适当引入社会以及全球的热点问题，如黄岩岛争端或苹果公司，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提高学生辩证思考的能力。

2.2 优化课程设置

高校应重视跨文化交流课程，将选修课改为必修课。英语应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日趋重要，而交际能力的高低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学生的职业发展与前景。

跨文化交流课程不仅仅是一本教材就可以真正达到“跨”的目的，它要求学生具有广泛的知识与较深的认知水平。例如种族优化主义理论涉及人类发展学，战争史，经济学等；交际学概念涉及到社区动力学，大众传媒，判断推理等；而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又涉及到心里分析方法，辩证法和诠释法。所以为了保证跨文化交流的教学效果，高校应当考虑开设相关人文课程作为铺垫。

跨文化交流课程开设的时间也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开设在大三第二学年比较适合。大部分高校学生大一大二学年忙于基础公共课的学习，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和社会认知体系。通过大二学年末期的社会调查实习以及大三第一学年的专业知识学习，学生的批判思想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这段时间他们思维相对活跃，接受新鲜事物的态度也比较积极，而本课程的培养目标也是通过给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视野，促进学生的批判学习能力，两者不谋而合。

2.3 教学方法改革

以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为依托，进行针对性较强的实践教学。例如我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与本校留学生混合分组作业，共同派遣到本地酒店进行实习调查，并提交英文报告同时进行组织课堂展示。

课堂组织模式应打破传统教师单向传授“静”的模式，给予学生“动”的权利。教师采用启发式教学，将问题不断抛出，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者观点辩论，将课堂主导权回归给学生，让学生在相互学习（peer study）中自觉提高交流能力，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陈词并由学生独立完成课堂笔记总结。

3 结论和建议

非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课程强调的以英语语言为媒介，通过对本族与异域文化现象的思考和讨论，增加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本文从教材选取，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了教学改革意见，下一步研究方向建议重点讨论教师自身素质的培养以及教学效果量化的体系开发以促进与完善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课程的建设。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46-55.

[2]姚霖霜.美国大学跨文化交际课程大纲的文化特征分析[EB/OL].htt

p:///news/2008-01-31/70665.html，201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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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2-0123-03

doi：10. 3969/j. issn.1671-5918. 2015. 02-062

[本刊网址]http：//

一、引言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商务活动的广泛展开，社会对能够从事国际经济贸易或其他涉外商务活动的，既精通英语又具有相关商务知识和基本跨文化沟通技能的实用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为了适应这一需求变化，我国已有多所院校开设了商务英语专业或商务英语方向。2007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商务英语本科专业，随后又批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商务英语研究硕士点。截至2012年5月，全国共有62所高校开设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并于2012年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从目前各高校商务英语专业的情况来看，由于各校的教育资源、办学经历等不同，其商务英语课程设置情况，教学模式等差异甚大。商务英语专业不是简单的“商务+英语”，而是要以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开阔的国际视野、专门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的，能满足社会经济建设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为目标，并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来设置课程体系。随着商务英语专业的蓬勃发展，社会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何优化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使英语、商务、沟通和文化等不同类课程有效结合，实现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的适当调整，培养应用型人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设置的理论基础，分析交流需求分析和跨文化两种理论对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的指导作用。

二、专业用途英语视角下的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的概念源于国外，主要被认为是一种专门用途英语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英国语言学家Halliday认为，ESP并非是一种特别的语言形式，而是一种现代英语的功能变体，是专门供特定的社会文化群体所使用的一种语言范围。它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特定需要而开设英语课程，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在一定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开展工作的交际能力。Kennedy和Bolitho根据学习者的最终语言所用目的和语言环境的不同，把ESP分为学术用途英语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和职业用途英语EO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EAP的教学对象往往是教育机构中需要使用英语进行学习的学生；EOP所针对的则是在工作领域需要使用相关英语的学习者。在某种意义上，EOP涵盖了所有与工作相关的英语。他们还指出EOP的课程设置应该满足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的不同需求。商务英语归为EOP。

与国外学者不同的是，我国的商务英语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培养从事国际商务所需的商务英语人才而引入的，王兴孙认为“商务英语实际上就是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也就是已在从事或将要从事商务行业的专业人才所学习或应用的专门用途英语。”孙湘生，龚艳霞认为国际商务英语是“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涉及多门类、跨学科的交叉性综合体，是英语的一种重要功能变体，亦是专门用途英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内容除语言文学外，还涉及文化、经济、贸易和法律等诸多学科的一门应用性的边缘交叉学科”。

由此可见，在中西方不同的研究背景下，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商务英语的界定众说纷纭，但把商务英语看做专门用途英语（ ESP）的一个分支是学界的普遍共识。因此，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和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优化的研究可以在ESP的理论框架下完成。

三、交流需求分析的理论基础

需求分析源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课程开发理念，是用来设计工业培训的一种分析工具，指通过就内省、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研究需求的技术和方法。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需求分析做出了详尽的论证，有的需求分析模型侧重于目标情境分析，有的侧重现状情景分析，有的以学习者为中心进行需求分析。其中，Munby和Boswood等学者提出的需求分析模型则强调了交流在需求分析中的重要性。

Munby认为对以语言为中心的教学进行分析意义不大，他提出了交际能力需求模式（ Communicative Need Processor，CNP），强调了语言用语交际的功能。他将目标情景中的交际活动进行细分，分析学习者的“交际需求”，确定“具体的交际目标”，将学习者的职业交流需要作为出发点，对学习者的交流目的、交流环境、交流手段、语言技巧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证。Boswood认为早期的ESP研究范式过分依赖文本分析，没有全面融入交际能力这一概念。他强调应将特定话语社群成员之间的交际事件作为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与研究的中心，并建议不妨将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改称为Communicationfor Specific Purposes。他推出了旨在提高学习者交流能力（而非仅是语言能力）的交流需求分析模型，认为可以开展模拟、个案以及基于课题项目或任务的ESP教学活动。这种包括学习者的主观、客观信息，职业交流实践分析，书面交流分析和口头交流分析四部分的交流需求分析模型，不仅关注了国际商务交流过程中的“语言”，并且强调了“交流”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性。

四、跨文化交际理论

“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既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英语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的交际。跨文化交际学发源于美国，人们普遍把Hall的《无声的语言》的出版看作跨文化交际学的开端。跨文化商务沟通在跨文化交际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Hall的高低语境文化和时间概念理论以及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都对跨文化商务交际的研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静态的，以国家为单位区分文化并用国家文化概念去解析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交际行为，已经不能解释复杂多变的跨文化商务沟通问题了。随着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交流与合作的增加，和企业向国际市场的拓展，文化冲突现象日益显著。于是，管理学者试图从管理角度分析跨文化管理失败的原因；跨文化沟通学者也试图以跨文化视角探索产生文化冲突的根源。但无论从国际商务的视角分析跨文化商务问题，或从跨文化交际学视角研究商务活动中的跨文化交际案例，已经不能够深入的剖析导致国际商务实践差异的深层文化问题以及应对策略了。

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Iris Vamer于2000年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跨文化商务沟通）理论体系，建立了跨文化商务沟通概念模型。她指出跨文化商务交际“不仅仅是发生在商务环境下，而且是在交际过程中融人商务策略、目标和实际情况，而且通过文化、交际和商务三个要素相互作用所创造出的新环境。”她认为跨文化商务交际不是文化、沟通和商务的简单叠加，而是三者相互作用组成的一个新整体。她试图在这个全新的架构上来分析与解决在跨文化工作环境中的跨文化问题。

五、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优化观

随着商务英语专业的蓬勃发展，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变得日益紧迫，基于交流需求分析和跨文化两维视角来进行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课程体系的构建有更全面的认识。

课程体系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是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付诸实施的桥梁。它指若干相互关联的课程组织或结构，它不是各门科目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统一整体，表现为知识的连续性和层次性。商务英语是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它是ESP的一种，具有ESP研究领域共同的要素，如需求分析、大纲制定、课程设计和教材建设等。因此它依赖于需求分析。而交流需求分析可作为商务英语专业大纲制定、课程设计、材料选择和开发及教和学的起点。课程设置要能够体现专业培养目标。所有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必须要调查分析商务英语学习者在目标情境下要使用到的语言和典型情景，明确其交际需求，同时应了解学生在学习上所面临的困难和缺陷。这样才能够根据学习者在目标情境中的需求与当前学习水平的差距，来确定应该在哪些方面对学生提供帮助和进行训练，进而设置相应的课程。交流需求分析是确保教学效果的先决条件。因此，交流需求分析理论对于作为ESP重要分支的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做过一些探讨。付红霞和郝玫从实证的角度对社会和学生的交流需求做过分析，指出了社会对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变化趋势，并指出学生和老师对学生需求认知方面的差异。而莫再树和张鹂则对涉外企业的真实英语交流用语进行了分析，包括口语交流和书面交流两个方面，指出了英语误用情况给企业造成的影响。曹德春指出了当前我国对外的商务交流需求不止停留在人际交流层面，还体现了跨文化组织沟通和跨文化公共关系等层面的高层次交流需求，并建议将跨文化商务交际确定为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核心模块。

然而，交流需求分析仅关注了国际商务交流过程中的“语言”和“交流”两个因素，而忽视了跨文化因素的影响。Varner的跨文化商务沟通模型正好弥补了交流需求分析的这个缺陷。该理论认为国际商务人士必须同时掌握交流策略、跨文化策略和商业策略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1997年，英国商务英语专家Nick Brieger在其“商务英语范畴”理论中指出，商务英语的核心内容，除语言知识、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外，还包含了交际技能和文化背景。随着当前各项国际商务活动的迅猛发展，商务英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为顺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趋势，在商务英语教学中，我们应充分注重作为ESP重要分支的商务英语的社会功能变体特征，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组织沟通能力和外部交流能力作为专业教学培养目标，构建跨文化交际体系，建立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沟通桥梁，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商务英语教学就要围绕着商务能力、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来合理科学地进行课程设置。只有大力提升学生的商务沟通（尤其是跨文化商务沟通）技能，才能实现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使学生们成为具有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2009年《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确定了语言知识与技能、商务知识与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文素养为构成商务英语专业的知识和能力的四个模块，明确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商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我国很多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严明通过分析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在跨文化商务活动中的预期主体角色，即认知主体、情感主体和行为主体，对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概念进行了多层面的解析。曹德春认为我国的商务英语专业正处于理论体系构建和专业内涵充实与调整阶段，可将跨文化商务交际作为核心来进行商务英语专业的内涵建设。史兴松等认为商务英语专业有必要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立体化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群，来培养合格的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同时他还认为，跨文化商务交际是商务英语研究的重要分支，是商务英语理论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上，我们要转变观念，切实认识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强调英语语言技能在商务环境中运用的能力，加大力度建设提高学生跨文化商务沟通能力的相关课程，努力构建跨文化交际体系，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从而培养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总之，根据交流需求分析和跨文化理论优化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能使英语、商务、沟通和文化等不同类课程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接受全面英语技能训练的同时，拓宽并加深商务专业知识，掌握跨文化沟通技巧和策略，并最终具有较强的商务沟通能力及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从业能力。这对于实现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进行专业教材建设等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参考文献：

[1]王兴孙.对国际商务英语学科发展的探讨[J].国际商务研究，1997 （1）：24-28.

[2]曹德春.学科交融与商务英语专业内涵建设[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05-107.

[3]付红霞，郝玫.理工院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查[J].外语界，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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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也促进了来华留学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选择来中国学习。这些不仅增加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活力，同时，也为高校教育管理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在留学生的教学及管理中出现了一些由于跨文化交际所产生的问题。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

跨文化交际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符号流的过程，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是在交互的情境中给不同的个体创造共享的意义。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一种双向的互动[1]。人们在语言、非语言交际、社会规范、交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很容易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互理解和创造共享的意义较为困难。

二、留学生教育管理中产生跨文化交际问题的原因

第一，文化差异。不同的文化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当人们在语言、交际风格、非语言行为、思维模式等方面遇到差异时，就容易产生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1]。初来中国的留学生经常遇到该问题，而且这种文化误解或者文化冲突会渗透到生活的多个方面，比如，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时间观念、隐私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信仰习俗等。第二，语言交流障碍。语言是人类进行交流最基本的工具，语言交流困难对留学生在华的学习和生活适应方面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化适应方面，更体现在有效交往方面。尽管有些留学生在来华之前已经学习过汉语，但是汉语语言环境复杂，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用能力等方面，所以，很多留学生来中国后往往会发现以前从书本上学的汉语和来到中国后真正接触到的汉语差别比较大，这就会让留学生在语言理解和交流方面遇到障碍。第三，留学生日常交往范围较小。预测跨文化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支持，社会支持主要包括家庭成员、朋友和熟人。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很多留学生更愿意从国内的家人、朋友及在华同胞处寻求社会支持，倾向于与同胞进行日常交往。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互动交流，使留学生沟通交流的社交圈变得狭窄，减少了其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对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启示

（一）采用开放包容的态度

文化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在跨文化交际中要以开放、包容、积极的态度，从多元化角度接受并理解不同的文化。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要坚持尊重和平等的原则，尊重和理解留学生的文化习惯、行为方式等，逐步建立相互理解、真诚和谐的师生关系[2]。

（二）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

1.留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加强对留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要建立在留学生对原有文化与留学当地文化都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学习新文化的同时对比自己的文化，找出共性和差异，形成所能接受的新文化准则。在高校教育管理中，要为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提供多种渠道，营造良好的多元文化共存的和校园环境。2.增强教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作为留学生教育管理者和国际汉语教师，要以跨文化的思维和技巧应对和处理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要有丰富系统的文化知识，善于发现学生跨文化交际方面的问题并及时解决。在留学生汉语课堂教学方面，教师不仅要重视汉语语音、汉字、词汇、语法教学，也要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融入文化知识的传播。

（三）组织多种留学生活动

留学生出现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原因之一就是交际活动范围狭窄，因此，高校可以鼓励留学生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包括专门针对留学生的活动和与中国学生一起参与的活动[3]。比如，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组织的“汉语桥”系列活动“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等。学校自己也可以组织校园活动或社会活动，开设一些针对留学生的介绍中国社会文化的课程，鼓励留学生积极参与，使他们在活动中结识中国朋友，提高语言交流水平。

四、结语

培养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完善留学生管理和服务体制，在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留学生事业的发展对高校自身发展和促进中外教育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祖晓梅.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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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强，英语变得越来越重要。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素养，既要注重“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培养，又要注重将语言教学与文化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以便于学生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和涉外交往中，更好地适应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与日常往来，这是英语教学的发展趋势，也是英语教育的终极目标。本文重点围绕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英语教学，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教学路径选择，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正视英语跨文化教育的存在问题

英语教学“教”的不仅是一门语言，还是一种文化。但是，长期以来，在英语教学实践中，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英语教师认为，只要进行听、说、读、写训练，学生掌握了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就能够理解和运用英语进行交际;有些英语教师觉得，英语教学课本内容简单易懂，所含信息量少，强调应试教育，忽视了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导致语言虚假和情景不实等问题产生，反映出当前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培养的缺失，表象及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跨文化交际的失误频率较高

不少学生在英语跨文化交际的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失误，这些失误通常表现为：语言知识错误、语用技能不足、交流情景不符、交际策略不妥等。如，称呼、问候、感激、道歉、肢体语言等，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不相符合;失误率从高到低排列的项目大致是：社交规约、社会价值观、时间观、会话原则、非言语交际行为、言语行为、英语国家知识。如，在英语演讲大赛上，我们的参赛选手与外籍教师情景交流，当外籍教师对参赛选手用“How are you?”打招呼时，不少选手都会回答：“I’m fine，thanks，and you?”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回答是不符合当时情景的。

（二）有的英语教师专业技能缺乏

大部分英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中，跨文化教育的成分严重短缺。多数学校教学评估方式的主要依据为考试，不少英语教师以应试为指挥棒，各种教学活动都围绕应试展开，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另外，大多数的英语老师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跨文化交际理论，缺少对跨文化交际的认识和研究。与少数重点大学的英语老师相比，多数英语教师出国深造进修或者国际合作交流的机会不多，跨文化交际的实践机会更少，对英语文化的深度理解只停留在书本上，对英语国家的宗教习俗、风土人情、语言文学等方面人文知识知之甚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跨文化交际知识的掌握，导致了跨文化教育专业技能的缺乏。

（三）学生英语水平普遍参差不齐

学生，特别是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他们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尤其“听、说”的能力比较薄弱。还有的学生学习英语的内在动力不强，即便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再精彩，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毅力不够持久，教学效果不理想。加上多数学校英语课堂以大班课为主，学生在课堂上口语实践机会少，学生用英语交流时语言知识错误和语用技能失误频繁。尽管一些学生经过指导和勤奋操练，口语表达可以相当流利，但是由于缺少真实的跨文化交际环境，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不强，态度不积极，策略不得体，效果不理想，迫切需要广大英语教师予以高度重视，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强化引导，确保取得实效。

（四）部分学生中国文化知识匮乏

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当前相当一部分学生似乎倾向于甚至热衷于关注西方的流行和时尚文化，虽然无时无刻不在感受中国文化、接受着民族文化的熏陶，但并未得到中国文化知识及语言的系统性灌输，常常出现片面理解甚至误解。中国文化知识的匮乏，已成为跨文化交际的一大障碍，严重影响了跨文化交际中的双向交流质量，也大大削减、降低了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不利于将学生培养成跨文化交际的时代人才。

二、明晰英语跨文化教育的路径设计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包括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广大学生的参与配合，英语教师的亲力亲为，等等。但是，英语教师最主要、最关键的是要设计好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教学路径，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付诸实施，提高自身素质，完善教学模式，强化教学互动，确保教学效果。

（一）找准英语跨文化教育的职能定位

教学是跨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英语教师在跨文化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英语教学的最高目标不能定位于应试，而要定位于“熟练并准确应用到实践中”。所以，英语教学活动一定要注重语言与文化的结合，重视培养学生对英语文化的敏感性，利用教师自身过硬的教学资源与教学能力，有针对性地向学生导入英语文化知识、渗透跨文化交际意识，使学生掌握英语文化知识，从容面对外来文化，有效消除交际过程中因为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文化背景、教育程度、文化差异等众多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文化障碍。

（二）激发英语跨文化教育的教学热情

各级教育机构必须重视激发跨文化交际能力“教”与“学”两个方面的热情。一方面，要采取理论探讨、学术交流、办班培训和到国外旅游、考察、学习及评先创优、奖勤罚庸等多种形式，调动英语教师跨文化教育积极性。另一方面，应根据教学内容和课型特点创建包含异域文化因素的课堂环境，营造一个西方文化氛围，激发学生兴趣;开设有关高文化语境与低文化语境差异的课程，组织学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使广大学生不断丰富外国文化的背景知识，生动、具体、深刻、全面地加深对中外文化差异的理解。

（三）改进英语跨文化教育的教学模式

学校需要组织开展一些国际交流活动，更多地为学生提供较为自然真实并能进行思想和语言交流的情景，让教师帮助学生发现和分析自己所犯的语用失误，总结特定场合所用语言的特点，真正把所学的语言用“好”、用“活”，提高流利性和得体性。学校还需要尝试开设“英美国家文化”、“英文影视赏析”、“英语演讲与口才”、“交际策略”等课程，让学生更加直观更加形象地认识和感知中英国家的文化差异，体会真实场景的跨文化交际。

（四）提升英语跨文化教育的师资素质

教师自身跨文化交际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因此，各级教育机构必须强化英语师资队伍的能力建设，不断提升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充分认识中西文化在价值观、时空观和词汇内涵、母语干扰及交际思维、交际礼貌、交际方式等诸多方面中存在的差异，并将文化信息融入到各项教学活动中，传播英语文化，帮助学生更加充分、更加深刻地了解其意义。同时，还要加强语用能力修炼，注重交际策略研究，建设素质高、专业强的师资队伍，带动和教导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完善英语跨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

教学活动是跨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学生掌握跨文化交际本领的重要平台。教师则是跨文化教育的主导者和实施者，教师的授课事关跨文化教育成败。当前，要针对英语跨文化教课设置缺乏具体、明确和规范、统一标准的状况，把握英语教学的特点，构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文化教学模式，使学生逐步增强文化意识、提高文化理解能力、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改进教学步骤

英语跨文化教育要从以下方面改进教学步骤。

1.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确定学习的整体目标和阶段性任务；

2.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建立与教学目标相适应的真实学习情景；

3.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采用多媒体技术及传统手段查找与学习目标有关联的各类信息；

4.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进行小组协商讨论，分享各自观点看法，逐步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5.教师对学生进行教学评价，测试检验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如果评价结果表明意义构建不成功，就可对以上步骤适当进行调整，帮助学生完善对知识的理解和意义建构。

（二）选好教学内容

英语跨文化教育初期选用的教材应重点介绍社会习俗、日常生活方式、问候、称呼、道歉等交际习俗和礼仪，教学内容主要是讲解英汉词语意义和运用方面的差异，介绍一些便于学生日常生活交际的简单语言技巧，帮助学生了解和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词语的不同文化内涵。初期以外的教材可以涉及文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和哲学等内容，教学内容主要讲授英美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传统、习俗等文化知识，让学生有意识地接触以英语为第二母语的各种文化，增强对价值观念、时空概念、解决问题方式等深层文化内容的理解，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有效地开展跨文化交际活动。

（三）丰富教学手段

作为21世纪最为有效的教学手段之一，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在教学改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的教学模式下，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一方面可以辅助教师进行讲解和演示，另一方面学生可以利用各种影像资料和信息资源进行自由探索和自主学习，从而达到学习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可以通过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来完成讨论、协作和相互支持，这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与创新能力。在教学中，英语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善于挖掘教材中的文化元素，以赋予学生文化和观念融合的自由空间。

（四）增加课外实践

增加课外实践环节，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英语交流机会。学生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的机会非常少，要想提高他们的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教师除了课堂上进行场景模拟、口头报告、演讲、辩论、角色扮演、课堂讨论外，还要千方百计地设置一些适合学生水平、有助提高语言交际能力的任务型课外活动，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如英语角、英语俱乐部，聘请有出国经历的教师、专家或外籍教师开展讲座、讨论等，促使学生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强化对所学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的实践锻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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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137－10

跨文化交际学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旅程。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其力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运用跨文化交际概念，并对非言语交际行为做了理论分析，本书因此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多学者加入研究行列，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历经50年积淀，跨文化交际学的架构渐渐清晰，其内涵日益丰满，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源自普遍性的现实问题。跨文化交际理论首先针对的是最为根本的文化差异问题，然后延伸到调整、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等重要议题。起始阶段，跨文化交际理论主要解释某些局部现象，各种视角缺乏必要的统合，显得有些零散。经过80－90年代的拓展、深化和整合，它在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下，现已具备较高的系统性。学科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本文拟以跨文化交际核心议题的形成、拓展、深化和整合为线索，全面检视该学科理论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得失。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起点与中心：差异与调整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局部现象的探索中起步，其第一个核心议题是最为根本、尖锐的文化差异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国际交流的范围迅速扩大，频度直线上升，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问题显得极为突出，它促使学者们潜心思考，对此做出学理的解释，提出相应的对策。

上世纪50年代末，霍尔率先把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的交际概念结合到一起，启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进程。他着力探究身势语言(kinesies)、距离学(proxemics)以及时间学(chroneml‘cs)等非言语行为，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就理论探索而言，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高、低语境文化理论(high-and-low-eontext cultures)。霍尔依据文化与语境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把世界文化抽象为从高语境型到低语境型的文化连续流(cultural continuum)。高语境文化指高度依赖语境来传递信息的文化，它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等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符号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小部分。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代码之中，直接表达出来，较少依赖语境。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大致对应于东西文化分野，以简洁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两种文化运作机制的本质差异，为后来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取向理论的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

60至70年代期间，围绕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学者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欧伯格等人的文化休克论(cultural shock)、格拉洪的文化适应周期论(acculturation stages)、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hural adaptation theory)。

欧伯格1960年首次运用文化休克概念表达海外旅居者面对陌生文化产生的疏远、惊恐、烦躁和沮丧等一系列心理失衡症状。他对里加德(Lvsgaard)1955年提出的经典U-曲线模型加以改良，创建了文化适应周期理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大体经历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危机期(crisis stage)、恢复期(recovery stage)和完全适应期(full adaptation)四个阶段。格拉洪注意到旅居者返回故土后重新适应原有文化的现象，把U-曲线拓展为W-曲线模型，更全面地演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海外旅居人员，揭示了他们在适应异国文化以及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上述理论来自经验的归纳，主要是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性。它们仅以交际者对新文化的满意度来衡量效果，没有考虑适应的逆转与失败等情况，有简单化理解问题的倾向，但为研究者更深入地分析跨文化交际原理，开拓新的领域做了必要的准备。

70年代后，白瑞在文化休克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文化适应策略。他认为，“休克”概念比较模糊，缺乏充分的心理学理论依据；相对而言，“压力”(stress)概念更明确和有解释力。白瑞提出，移民们面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在适应主流社会时会采取四种不同的策略。如果移民们既想保持原有文化，又希望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整合(integration)；如果他们不想保留原有文化，则会选择同化；如果他们只想保留原有文化，不愿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分离；如果他们对保持原有文化和融入新的社会都不重视，就会选择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四种策略中，移民们最愿意选择的是整合，选择整合策略的移民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最小。白瑞的理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文化适应研究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也引起一些批评。纳瓦斯等人指出，文化适应在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领域有差异，表现出较大的相对性。他们为此重建白瑞的理论，发展出“扩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沃德指出，白瑞的理论主要关注移民群体，应该拓宽它的视野，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体。

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的起点同样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她认为，文化差异造成各种压力促使交际者做自我调整；经历调整与转化后，他们不断成长，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文化场景，最终成为超越自我的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mon)。金荣渊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其简明的概念框架、严谨的逻辑和坚实的实证基础而备受学界推崇。

1960年至1980年期间，跨文化交际学者们还对其他议题进行研究。例如，奥利弗对修辞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康顿和约赛夫对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费琛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等。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来观察，观点庞杂，不成体系。这个时期，他们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调整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对其他问题的分析相对薄弱，理论建设的发展缓慢，学科的繁荣期仍未到来。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10年“”动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跨文化交际渐渐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何道宽1983年率先把跨文化交际学介绍给外语学界。随后10年，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步展开。就理论探索而言，国内研究者的起点也是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围绕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和外语教学的影响，中国学者着力分析跨文化语用失误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其代表作有：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顾日国《礼貌、语用与文化》、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道”与“器”》、许力生《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等。

王得杏认为，跨文化交际既涉及文化的规约，又涉及语言的规约；两种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是导致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顾日国也指出，由于英汉文化差异，两者的礼貌准则有所不同；其中，“贬己尊人”的礼貌原则最富中国文化特色。从跨文化语用研究的成果看，中国学者大体上持一种温和的语言相对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在承认人类共性的基础上强调各个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高一虹运用中国文化中“道”与“器”的概念剖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她在批评以“功效”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后，论证以“人”为中心，从涵盖“健全人格与能产生交际意向”的“道”与原理，及其“文化知识、交际技巧与功效”的“器”两个层面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合理性。㈣许力生认为，就语言层面而言，交际能力包括语法、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四个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语法和策略能力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两种能力更具跨文化性。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进展看，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外语教学领域，往往更侧重语言能力的分析。

在1980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还探讨其他一些议题，例如高一虹对定型(stereotype)的正负面效应的分析、贾玉新对面子与身份在跨文化交际中作用的讨论、胡超有关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胡文仲有关跨文化交际学性质与研究层面的论述等。这段时期，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很快，但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相对滞后，建设性成果屈指可数，并且集中于语言交际层面。开始阶段理论视野的偏狭并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就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拓展与深化：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核心议题的拓展与深化中逐步走向成熟与系统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间的交往愈益深化，由此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也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差异与调整仍然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价值、身份、能力和意义等议题逐步成为新的重心。

(1)关于差异与调整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刘易斯和江纳曼的6阶段跨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adap~tion)、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盖洛斯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intere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等。

刘易斯和江纳曼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发展出跨文化适应6阶段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在适应异国文化和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一般经历“预备期”(preliminary stage)、“旁观期”(speeta-tor stage)、“参与期”(participant stage)、“休克期”(shock stage)、“调整期”(adaptation stage)和“返乡期”(reentry stage)6个阶段。它虽未揭示各个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揭示适应的逆转或失败，仍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但仍然是迄今为止跨文化适应阶段论中最完整的一个模型。

白瑞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观点，没有提出新的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则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全面考虑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因素，建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她认为跨文化调整涉及6个层面：个人交际、社会交际、族际、当地社会环境、交际者个人倾向及跨文化转化(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经过一系列转变之后，交际者逐步成长，形成健全的交际功能、健康的心理以及跨文化认同。打破文化定型，超越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发展更为包容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是身份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金荣渊的理论简洁而严密，得到广泛引用，堪称经典。

古迪康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博格(Berger)的不确定性消除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于1995年推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随后在1998年和2005年对其理论进行精简与完善。他认为，当陌生人进人新的文化时总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焦虑；人们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当它们超过最高限度时，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际；但当它们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往往陷于单调与乏味。较为理想的情形是，不确定性介于最高与最低极限之间，可预测性与新奇性形成动态平衡，一道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完成。AUM理论启发了许多学者，开辟了一条围绕心理调节而展开的分析途径。

伯贡1995年提出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她认为，预期违背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两种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际者感到惊讶或恐慌，阻碍交际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交际者行为的主动性，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评判的要素首先取决于交际能否得到积极回报，其次取决于文化规范对预期违背的容忍度，再次取决于交际发生的语境。预期违背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探讨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之一。由于非言语行为具有较大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该理论没有清晰地演绎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预期违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使它在解释与情感相关的现象时显出较大的局限性。

盖洛斯等人于1988年借鉴言语通融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发展跨文化交际通融理论。她们指出，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换也是认同建构的过程。首先，不管是以群体交往或人际交往为定位，正面的历史交往以及交际者感受到的善意都构成相互通融的基础；其次，积极的群体形象和文化认同是促进双方通融的另一个显要因素。此外，群体认同的强度、交往的意愿以及群体地位都影响跨文化通融的过程。跨文化通融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情感因素的重视，但该理论似乎过于强调历史交往的影响，有轻视交际者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倾向。

(2)关于价值取向的理论代表作主要有：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以及苏瓦茨的文化价值理论。他们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权势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 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I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5个价值维度。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显示一个文化对自我是相互依赖，还是独立、自治的理解；权势距离表明社会平等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显示文化群体对暧昧性的容忍程度；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反映男女之间是否平等；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主要反映文化群体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

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其中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论得到最多的肯定和运用。特里安德斯还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纵向和横向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论(horizontal／verfical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横向个体主义珍视自我独立和相互平等：纵向个体主义重视个人自治的价值观，但接受现实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诚然，霍斯泰德的理论也遭到尖锐的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实证基础的片面性。他的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但其样本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的雇员，其代表性自然有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文化范畴是否可以用线性、相互排斥的概念来表达、并且用数字进行量化提出质疑。

“霍斯泰德仅仅在国家层面上探讨文化价值取向问题，苏瓦茨主要在个人层面上展开研究”。苏瓦茨发现，个人层面存在10个近似普遍性的价值观(near universal values)：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乐主义(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仁慈(benevolence)、传统(traditiun)、顺从(conformity)和安全(security)。这些价值观在每个特定文化中会有不同的取向。近年来，苏瓦茨的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学界的影响渐隆，为学者们理解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一般性参照框架。

(3)有关身份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科里尔与托马斯的文化认同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my)、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及其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等。

丁允珠于1988年围绕跨文化交际中身份冲突问题，开始建构面子协商理论。她指出，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他人的面子与相互关系，强调内外之别与长远的得失，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协或第三方帮助的策略；个体主义文化侧重自我的面子与目标的实现，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平视内外成员，较多采取直接面对差异、不惜使他人丢脸的策略。当冲突的利益重大、回报额高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都表现出理性主义的逐利倾向，愿意与内部及外部成员展开平等竞争。面子协商理论推出后，受到学界好评，广为引征，但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该理论忽略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部的差异。其次，它没有深入探讨尊重、信赖、尊严与荣誉感等情感因素对面子协商的影响。

面子协商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交际者的外部形象，文化认同理论则更侧重身份内涵的分析。科里尔与托马斯1988年提出，文化认同主要中文化群体的核心符号系统表征，产生于社会交往和跨文化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出多样的形态；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意义系统，跨文化能力表现在能否得体地运用交际规则、准确地理解话语意义以及有效地确认交际者的文化身份上。文化认同理论属于思辨、解释性理论。它在经验归纳型理论占主流的情况下，为研究者探寻跨文化交际原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蹄。与此同时，它也有待于经受实证研究的检验。库帕奇与今堀分析交际个体如何在发展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来建构身份，进而实现成功的交际。他们认为，身份与面子在社会交往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跨文化交际者都面临一系列与文化身份管理相关的处理面子的难题；相互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3个相互联系、循环的阶段，即试探(trial)、交织(enmeshment)和再协商(renegotiatlon)；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面子的维护以及相互满意的交际关系的建立上。

丁允珠围绕身份管理的5对辩证关系来建构理论。她认为，跨越文化边界应该遵循下列5对辩证关系：身份的安全和脆弱性、身份的包容与差异化、身份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与自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与变化；交际者不但要积极维护身份的安全与一致性，而且要勇于改变视角，拓展与更新原有身份。身份管理理论与身份协商理论是跨文化交际学中有关身份商谈的两大主要理论。前者聚焦于身份的微观层面，注重交际行为；后者关注身份的宏观层面，侧重交际原则；两者互为补充，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影响广泛。

(4)有关能力的理论主要有：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早期的理论以“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为标准来评判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些过于抽象，并且常常与能力概念产生混淆。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1984年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认知层面的“知识”、情感层面的“动机”与行为层面的“技巧”三个要素。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三分法简要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层面，为人们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现已成为经典的理论模型。

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延续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思路，于1996年提出综合性理论。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情感、认知和行为3个层面。情感是指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际者的个人情绪或偏好。认知是指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主要涵盖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两个方面。自我意识是指交际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领悟；文化意识是指对交际者对文化共性与差异的理解。行为――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是指交际者实施交际行为，完成交际目标的技能。陈国明2005年又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全球心态(gJobal mindset)层面――全球思维，进一步提出全球交往能力模型。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全面地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丰富了它的内涵。

(5)有关意义理论的代表作主要是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于1988年提出CMM理论，其后皮尔士对它加以拓展与改进。他们认为，交际是人们以开放的心态，探索互动模式、理解意义、建立相互关系的进程。协同的意义在于它把不同的见解和反对的意见转变为推动交际走向深入的潜力；协同的手段主要包括：策略性 过程设计、事件的运筹、交流的技巧、逻辑的力量(logical force)、个人地位和日常语言以及语境重建等。CMM理论吸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主张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鼓励理论家参与社会实践，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其新颖的视角在跨文化交际界引起较大反响。然而。该理论的强处也正是其弱点所在。它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界，但却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的相对独立。一方面，理论有它超越现实的部分；另一方面，交际行为在很多场合中是下意识、习惯的而非反思的，不一定能升华为理论。

上述理论汲取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观念做理性的分析与解释，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争鸣，促进了学科的壮大与繁荣。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国与世界建立起更广泛、密切的联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跨文化交际已然成为显要的社会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跨文化交际学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狭隘视阈，拓展到移情、身份认同以及全球化等问题。主要代表作包括：高永晨的《跨文化交际中移情适度的原则》、胡庚申的《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戴晓东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双向拓展模型》等。

高永晨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应该遵循适度的原则。胡庚申提出“日常交际”、“专业交流”和“谈判交涉”语境三分假说。他认为，语境对话语有制约和释义作用；在国际交流中，对语用失误的处理应该根据语境和交流效果，分别采取“酌情”、“忽略”和“补救”的原则。胡超以马斯洛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论断为基础，结合中国道家无为与儒家仁爱的思想，提出她对E-时代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解读。戴晓东在汲取金荣渊、吉川和阿德勒(P.Adler)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认同模型。他认为，向独特性与普遍性两个向度拓展文化认同，使其实现最大限度的本体开放，不断积累跨文化共识，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这个时期，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理论研究成果依然较少，与国外同行仍有较大差距。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整合与分化：学派与范式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对它们进行系统整合。长期以来，欧洲范式一直主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继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的构想之后，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探讨了构建亚洲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可能性。学派与范式现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真正意义上系统性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古迪康斯特1983年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史上第一部理论研究文集《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下的视角》(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Perspectives)。古迪康斯特与金荣渊1988年合作推出了第二部理论文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Theo-ries in Intereuhural Communication)。其后，卫斯曼于Wisemanl995年也编辑了理论文集，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与比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其两篇论文《跨文化交际理论》(Cross-cultural communlcation theories)与《文化间交际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对现有理论成果做系统性总结。2005年，古迪康斯特对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Theorizing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文集。上述几部理论文集以及综述性文章围绕跨文化调整、交际能力、身份和意义等核心议题，对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层面做立体、多方位的研讨。

理论的整合与系统化自然涉及学派与范式问题。学派与范式泛指学界公认的理论流派或体系。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研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使之形成连贯的研究传统，避免因过于庞杂、凌乱而迷失方向。范式的建立既可以从广义，也可以从狭义来理解。前者涉及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界，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白瑞的文化适应模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已成为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影响广泛的经典理论。然而，这些理论相互之间的互动较少，各自基本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并未在学界建立起高度的学术认同，只能在很宽泛的意义上称作学派或范式。

斯密斯提出，指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有3种基本范式：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社会解释主义(social interpretivist)以及修辞法(rhetorical approach)。逻辑实证主义运用假设一推演以及解释客观因果关系的探索模式：社会解释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eonstructivism)采用对社会语境中的符号进行主观诠释的研究路径；修辞法采取对现实做预测和辩证解释的分析模式。陈国明基本赞同斯密斯的观点。他认为，主导当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解释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其中，批判范式的旨趣主要在于挖掘事件的内在结构，揭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社会背景。罗杰斯与哈特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经过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常规研究期(normal science)。前范式期以上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范式期以霍尔《无声的语言》为发端；十年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常规研究期；在此期间，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既有的范式进行分析，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高度相关性。迄今为止，跨文化交际理论基本建立在欧美人的问题、假设、概念与逻辑之上，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鉴于欧洲范式对欧美以外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忽视，阿桑迪率先倡导非洲范式。他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理论所关注的非洲人是交际的主体、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类利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现实情境中进行交际，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与语言来诠释交际原理。例如，欧洲人把交际理解为信息的传递与接收；在非洲人看来，交际是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有效的交际需要经过gin-so(foreword)、benne-so(side-word)、bolo-so(baek-word)和so-dayi(clear-word)4个阶段。gir- 1-so是话前话(word before word)，在此阶段交际者依据自身文化常识准备进行交际。benne--SO是比较性分析，在此阶段交际者通过省察对方的观点了解如何与之交际。bolo-so是各种知识的综合，在此阶段交际者进行互动、建立关系。so-dayi是交际的结束，在此阶段交际者对交际过程做整体评判。

受阿桑迪的启发，陈国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提出建构亚洲交际理论的构想。陈国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由“仁”、“义”、“礼”、“时”、“位”、“极”、“关系”、“面子”与“权力”构成的概念框架，演绎和睦交往的原理，创立“和谐理论”。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2003年讨论亚洲的交际方法。他们认为，亚洲文化极具多样性，很难概括出代表整个亚洲的特性或价值。但各国之间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体论上，亚洲人持有整体宇宙观；在认识论上，他们倾向于认为事物是联系与互动的；在价值论上，他们倾向于把“和谐”看作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他们常常运用循环、直觉的感知方式；以亚洲为中心的方法，可以检验理论建构的限度所在，找到欧洲范式之外的可能。

三池孝贤明确倡导亚洲范式。他指出，交际是表达人性与人道的过程；文化的独特性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性的内涵，人们在建构抽象、普遍的理论时需要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亚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肯定亚洲人的主体性，围绕亚洲人的旨趣，运用亚洲的价值、历史经验、信息与伦理建构理论。恰如非洲中心论体现非洲人的视角一样，亚洲中心论反映亚洲人视阈中的现实，在反思欧洲范式的缺失与偏见、完善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篇（6）

跨文化交际顾名思义，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际。但文化的概念，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阿尔弗莱德？克洛依伯（Alfred Louis 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他们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中从描述性、历史性、规范性、心理性、结构性和遗传性六个方面列举了164个文化的概念。但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提到的概念：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和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性整体。

随后专家学者对文化的分类也进行了如火如荼的研究，克莱德·克拉克洪把文化分为显形文化和隐性文化。荷兰著名学者吉尔特·霍夫斯蒂德（Geert Hofestede）在其1991年出版的《文化与组织：心灵的软件》（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oftware of the mind）中把文化划分为包含人类对文明做出成就和贡献在内的第一文化和包括人类生活行为方式在内的第二文化。在同一个国家，人们还有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从教育、文明来说我们还有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还有的学者从事东西方文化、饮食文化、校园文化、公司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二、跨文化交际行为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跨文化交际行为指的是跨主流文化行为，即跨国家文化行为。人类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有很长的历史，例如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马可·波罗来中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近几十年来，随着交通、通信的快速发展，人类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日益广泛，特别是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大规模国际间的人员交往使跨文化交际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三、跨文化交际科学

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科学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其奠基者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他于1959年出版了《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成为了跨文化交际科学领域的开山之作。由于美国特殊的人口构成，为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在初始阶段美国有大量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也决定了跨文化交际科学的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y）。

四、性别语言

在爱德华·霍尔创立跨文化交际科学以后，欧美的学者开始对这一崭新的学科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许多研究成果被出来，大量的论文和研究专著被发表和出版，其中有一些是革命性的成果，如上面提到的荷兰专家吉尔特·霍夫斯蒂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通过几年的观察研究创立了“文化维度”（Cultural Dimensions）理论，首次从五个维度用量化的方法去测量文化，给从事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群体以直观的信息去了解一个新的文化系统。

正当大家都全力以赴对跨国家文化进行潜心研究的时候，美国著名的女性社会语言学家徳博拉·泰南通过多年的观察、分析和研究，首次提出了将跨性别交际视为跨文化交际的观点，即把男女两大群体看作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并创立了自己的“性别语言”理论，出版发行了《你真的不明白：对话中的男女》（You Just Don’t Understand：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这本书连续四年被《纽约时报》评为最畅销书之一，连续八个月名列第一，后来又被翻译成29种文字出版，并在另外六个国家被评为最畅销书之一。

“性别语言”理论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男子生活在等级（hierarchy）世界中；而女子则生活在亲密感情（connection）世界中。其涉及的次要层问题为：男子需要独立（independence），女子需要亲密（intimacy）；男子生活在行动（action）世界里，女子生活在感情（feeling）世界里。另外，该理论还从五个方面提出了男女交际行为中应该注意的差异：第一，男子希望在公开场合畅所欲言，把自己对某个事物的观点清晰地表达出来以获取他人的尊重和敬畏，而女子更愿意在私密环境下进行沟通而获得对方的关爱；第二，男子比女子讲故事要多，而且他们讲的内容都是涉及知识、见识等，而女子讲述的内容是关于他人的，这有助于她们与交际的对方加强感情交流；第三，男子在交流的时候不很关心对方说的话，不注意倾听，不表达与对方相同的意见，这样避免人家说他没有主见，而女子认真倾听对方的言语，并做一些眼神交换和话语反应，泰南称之为“听者声音”（listener noise）；第四，在交流过程中男子一般不提问，而女子会提出一些问题，这样做也是为了加强感情联系；第五，在交流中男子有时会发起与对方的争议，而女子不会。

经过几年的现场、录像观察、分析和归纳，泰南用自己的理论分析了大量的男女之间沟通、交流中出现的用其他方法无法解释的现象。随后徳博拉·泰南的跨性别交际被看作跨文化交际的学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关注。在一些公共环境中，例如办公室、班集体，男女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以及在一些婚姻问题中，她的理论发挥了切实有效的作用，为一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巨大的辅助作用。把男女之间的交际视作跨文化交际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处理两性之间的交流差异，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

五、其他跨性别交际研究的成果

在徳博拉·泰南创立“性别语言”这一崭新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后，许多欧美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也从这一视角出发对跨性别交际进行了研究。美国的社会学家凯瑟琳·利兹曼（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创立了叙事分析法（Narrative Analysis），即人们用生成和使用叙事的方法来分析（婚姻、离婚）事件，并且出版了《叙事分析》和《离婚话题：男女要搞清人际关系问题》（Divorce Talk：Women and Men Make Sense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凯瑟琳通过面谈等方式进行分析后认为夫妻之间应该是最亲密的伙伴关系（closest companion）。她还通过访谈得出离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夫妻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埃莉诺·麦考比（Eleanor Maccoby）是世界著名的性别差异心理学家（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s）。在1990年4月一期的《美国心理学家》期刊上埃莉诺·麦考比了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她认为：（1）儿童的发育最受与伙伴间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peer interactions）的影响；（2）儿童希望与自己性别相同的孩子一起玩；（3）这些男女分离的群体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相互影响的规范。英国著名语言学家詹尼弗·柯茨（Jennifer Coates）多年从事跨性别差异的研究，撰写并出版了许多书籍，如《女人、男人和语言》（Women，Men and Language），《妇女与其言语群体》（Women in their Speech Communities），《女士交谈：建构女性友谊的话语》（Women Talk：Conversation Between Women Friends），《语言与性别：读者》（Language and Gender：A Reader）。她通过观察和访谈认为女流时都要涉及个人生活，而且这个比例在逐年增加，从1922年的3.7%上升到1990年的37.5%；女性谈论的话题持续时间长；她们让说话的人说完自己的话，等等。而男子在交流时正好与女性相反。另外，美国著名的媒体心理学家莉莲·格莱斯（Lillian Glass）在其出版的书《他说，她说：弥补两性之间的交流差异》（He Says，She Says：Closing the Communication Gap Between the Sexes）中，从面部表情、行为举止、言语结构和体势语四个方面对男女行为差异做了深刻的研究。以上这些成果都是基于把男女两个群体作为不同的文化群体，它们都为人类从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去观察、理解男女的交际行为提供了全新的理念，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和发展。

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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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175-02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跨文化交际学是美国的Edward Hall 1959年出版《无声的语言》最早提出的，随后许多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著作应运而生。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胡文仲，1999）。然而，跨文化交际学在我国的历史不是很长，大概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文化教学”逐步渗透到大学英语教材中，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教师认识到了语言和文化的密不可分的关系。2007年最新修订版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外语教学中文化与语言教学的关系是学术界重点讨论的。近些年来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研究有了更好的发展，很多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也不断关注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过去几十年的英语教学中，教学目标已经从“语言能力”扩展到“交际能力”，又扩展到“跨文化交际能力”（Hymes，1972）。国内许多学者纷纷著书或撰写文章探讨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目前国内发表的主要著作有《外语教学与文化》（胡文仲、高一虹1997）、《以跨文化交往为目的的外语教学》（王振亚，2005）、《跨文化外语教学》（张红玲，2007）、《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毕继万，2009）。与著作相比，有关跨文化交际课程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多，大多是有关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人文教育或大范围的西方文化课的研究，“外语教学中文化测试的理论探索”（张卫东，2007）、“从课程设置浅谈如何讲授西方文化课”（孙安欣，2008）、“大学英语阅读测试中文化因素的导入研究”（黄更新，2007）等。因此，跨文化交际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对于改进我国大学英语的跨文化教学和提高学生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二、跨文化交际学的定义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多学科渗透的学科，其中，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哲学、民族交际学等对其影响较大。跨文化交际学的产生与当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迫切需要在思想和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交流等诸多因素有关。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核心是普通交际学的交际论，它主要研究交际和文化的关系，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理论概念，如社会、文化、跨文化交际、交际过程概念；哲学思想，如研究方向、交际过程及其制约因素，文化、知觉及交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影响跨文化交际过程及交际行为的诸因素；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文化异同；探究干扰交际的文化因素等方面。在外语教学中，词汇的文化内涵、有文化内涵的人名和地名、语篇结构、文体特点、文学典故、语用规则和非语言交际等具体的内容都是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内容。

Gudykunst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当与陌生人交际时，彼此都有不确定性和焦虑，尤其是当文化变数高时，如果能很好地处理彼此的焦虑，减少相互的不确定因素，那么有效的交际就成为可能。这个理论是在Berger等人提出的减少不确定理论，并融合了Stephan对焦虑感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Young Yun Kim提出了交际与跨文化适应整合理论，认为人都有与生俱来需要适应和发展的需求，人是通过交际来适应自己的社会环境，而适应是个复杂的动态过程。Burgoon提出的是预期违反理论，此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一个人所属的具体社会群体来预期其特征，如果出现与预期相违背的特征，人们会有与预期相反的评价。Gallois提出的交际调适理论，通过研究交际双方的语言、副语言及非语言行为，来确定交际者的言语策略。

三、大学英语的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法

文化内容包罗万象，讲解目的语文化的内容也不能仅限于课堂上。课堂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研究文化问题的能力，增强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培养他们的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目前，跨文化交际法主要包括以下方法：教师讲授，小组讨论，个案研究及学生报告，外教专业演讲，电影视频，角色扮演，实地调查，录像，小组报告，其中每种方法又能相结合而用。课题研究者在实施课题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方法：

1.教师讲授与角色扮演相结合。最初的文化教学方法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发展运用至今的，包括文化包、文化丛、文化短剧等。当遇到交际实例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用角色扮演进行表演，这可使大家对文化误解、冲突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表演之后大家进行讨论这样对文化差异就有一个直观具体的了解。

2.个案研究及小组讨论相结合。教师首先提出文化差异的个案让学生小组讨论。学生在讨论后会发现文化差异。这样就非常有益于学生消除文化差异达到顺利交际的目的。

3.外教演讲及小组报告相结合。邀请以目的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参加到课堂，一方面给学生提供学习目的语的良好机会，同时，也是目的语文化信息的来源。事先准备好一些涉及文化的问题。比如，西方人对待“老”、“孝”的态度，“朋友”的定义等。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加上广泛的讨论和思考，学生就可以更加全面理解许多的文化差异现象以及背后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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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56

对于跨学科学的理论，亦有研究者称之为跨学科理论，即解释跨学科现象、指导跨学科实践发展的理论。为避免混淆，笔者称之为跨学科学的理论。阐述跨学科学的理论基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跨学科研究中有关测度指标的提出来源和基本原理。

1　跨学科研究的驱动力

1.1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驱动力

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驱动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以“应用问题”为向导的科学研究模式的建立。

Gibbons等人提出科学研究正在分裂成两种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即模式1和模式2，而且科学正在逐渐从知识生产的模式1向模式2转变。模式1是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主要指单个学科内以认知为目的(即探索基本原理)的知识生产。在这种知识生产模式中，基础与应用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与模式1不同，知识生产模式2是跨学科的，在这种模式中，基础与应用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模式2侧重于获得具有应用背景特征的结果，科学发现一般产生于为应用目标而寻求知识这个需要，科学知识生产的动机和知识方式趋于多样化。不仅如此，科学知识生产模式2的出现还意味着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环境，知识更易于在学科边界之间流动，研究人员更加具有流动性，研究组织更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

在当代科学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下，科学知识生产的目的不仅是要推进知识的进步，更要通过知识生产解决具有经济和社会目标的科学问题。与“应用语境”相适应，以解决“应用问题”为向导的科学研究模式已经建立起来。在当代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随着应用研究的不断兴起，跨学科研究也日益普遍。一方面，“科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无法依赖个体独立工作来解决冲突问题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范围内的知识相互作用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由此，以“应用问题”为导向，在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下的学科界限和学科壁垒不断被消解，不仅出现了多学科合作的研究，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的新型知识生产，超出了现有学科的框架。另一方面，在跨学科知识生产中，应用语境中的科学知识生产活动要求调动多种既有的知识资源，并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灵活地组合这些知识资源。

综上所述，当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即以模式2为主导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使得科学家的研究兴趣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产生了以“应用问题”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下，科学家之间的开放的交叉交流与合作促进了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驱动机制由此形成。

1.2跨学科研究的加速器

如何更好地促进跨学科研究，使跨学科研究得以快速发展?笔者认为，科学家之间的信息、技术、情报和知识等充分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能够加速跨学科研究的进展。

情报交流理论认为，情报交流是人们借助于他们共同的符号系统所进行的知识交流。情报交流过程，就是情报从发生源(情报生产者)发生一直到为情报接收端(情报接收者)所接收的整个过程。在这一交流过程中，情报生产者和情报接受者的关系是社会各个体问的关系，相互通过社会活动方式实现情报的交流。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无形学院”的情报交流现象，这种现象是科学技术发展到较高水平，情报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所必然产生的，它是补充情报交流和情报传递的一种新的方式。这种类似于科学共同体的“无形学院”，其内部信息交流十分频繁，促进了科学家个人或团体之间的信息的输入输出，当这种“无形学院”中的科学家来自于不同学科背景时，就产生了跨学科的情报交流活动，从而对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交流基础。

当然，“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是很困难的事……，唯一可行的可能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交流和沟通，在对话中去理解别的学科的概念和规范”。所以当科学家们遇到以“应用问题”为主导的科学问题时，难免会需要不同学科之知识作为基础，要想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果，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科学家们需要更加深入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

另外，科学家之间的科技合作是情报交流的一种方式，在跨学科研究中，存在于科学家之间的情报交流或科技合作活动，为跨学科研究的实施准备了跨向成功的“云梯”，并促进和加速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2　倡导跨学科研究的原因

学科交叉是学术思想的交融，实质上是交叉思维方式的综合、系统辩证思维的体现。唯有从多视角出发，采取交叉思维的方式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形成正确完整的认识。下面从跨学科研究的障碍、重要性和现实性几方面加以论述。

2.1跨学科研究的障碍

科学分类，是指依据对学科系统基本特征的分析，确立正确的学科分类原则，在此基础上对各门学科进行区分和排列，建立符合学科发展实际的分类体系。

学科分类和其他任何学科知识一样，有它自己发展的历史。从科学发展历程看，跨学科研究历史比跨学科理论历史要长得多。长期以来，相对于现在有些科研计划是跨学科理论指导和(或)相应制度干预的产物来讲，跨学科研究是以自然生长的方式发展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一学科研究恐怕从来未有过，它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学科之间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是，这种学科分类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很可能使得科学家在研究跨学科问题时，只顾专注于自身的学科领域内的技术和方法，而忽略了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这样很可能导致科学家在跨学科研究上的失败。所以，现代学科的分类有可能阻碍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另外，大学里的研究机构几乎都是按院系或独立的科研机构进行管理，使硬件资源匹配在院系或科研机构里，其共享与融合很难得到组织支撑。

对于科学家来说，要不断扩展自身的研究视野，加强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在科研上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不妨借鉴不同学科的工具与方法，争取在跨学科研究上有所突破。

2.2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新的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这里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新时期里，我们要大力地提倡学科交叉，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维纳等人认为，“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跨学科学具有

如此强劲的重要性，需要特别重视跨学科研究，实际科研活动中，跨学科研究取得成功的实例非常之多。

DNA双螺旋结构是20世纪生物学最重要的发现。对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有四位，分别是Francis Crick、James Watson、MauriceWilkins和Rosalind Frankin。这四位科学家中Watson毕业于生物专业，Crick和Wilkins毕业于物理专业，而Franklin毕业于化学专业，他们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在同一时间都致力于研究遗传基因的分子结构，在既合作又竞争，充满学术交流和争论的环境中，发挥了各自专业的特长，为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是科学史上由学科交叉产生的一次重大科学成果。

将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知识、技术和方法应用到另一学科的前沿，能够产生重大的创新成果；学科交叉是创新思想的源泉；加强最新科学成果向周边相关学科的渗透和应用是有益于学科交叉的。要创造条件，鼓励不同学科专业人员进行学术交流，推动他们针对重大科学问题进行跨学科探索和合作。

2.3跨学科研究的现实性

跨学科研究的现实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科学的发展体现了学科交叉；二是当前的科研项目通常要求学科交叉。

2.3.1当代科学的发展体现了学科交叉　跨学科是以单学科发展为基础，并推动单学科进化与单学科集的拓展。科学的发展之路是扬弃，是知识边界和“壁垒”不断被打破和不断形成的过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C・斯米尔诺夫所观察的那样，“科学史证明，科学知识的分化过程和整化过程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交织，彼此转化……。科学的跨学科发展也必然转变为单学科发展。科学‘体’内的跨学科构成物迟早会获得独立学科的全部特点”。

当代科学的发展正呈现出宏观层面上的综合以及微观层面上的细分(新学科的产生)，这种学科的宏观层面上的综合和微观层面上的细分都可以产生新的学科，均体现了学科交叉，需要利用跨学科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加以分析。

2.3.2科研项目要求学科交叉　当前，各种科研项目，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大部分都有专门的跨学科研究项目，要求科学家在申请科研项目时，科研课题要有一定的交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以及其他一些主要资助机构都围绕着学科交叉研究设置和安排资助计划，目的是鼓励学科之间的联系，发展新方法、技术和工具，促进研究结果的应用。R&A是NSF的主要资助类别，主要资助四种类型的活动，而核心活动是学科交叉研究。中国国家科学自然科学基金会(NSFC)专门设立了跨科学部，用以处理交叉科学的科研申请项目。NSFC作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支持机构之一，NSFC清楚地认识到基础研究在科学前沿全方位拓展以及在纵向的学科分化与深入的同时，需要不断加强学科及领域之间的交叉与融合。NSFC将资助学科交叉研究放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3　基于文献计量的跨学科学

可以利用文献计量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来描述跨学科研究并寻找跨学科研究相关规律。下文给出了跨学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及研究策略。

3.1期刊论文与学科交叉的关系

期刊论文作为科学研究工作的研究成果的载体，必然反映了大致同时代的科学研究工作。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科研工作者愿意把科研成果公开发表在期刊上，公开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可以表明作者发明或发现定理、原理或理论的优先权，为作者赢得学术声誉，这种学术声誉的获得是得到当代社会承认的；另一方面，期刊编辑择优录用并刊登了承载着作者科研成果和智慧结晶的科研论文，大多数期刊公正地选用了同行评议所承认的优秀论文，而这些优秀论文大体能够反映同时期的科学研究成果。

如参考文献[1-3]所言，当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从模式1到模式2的转变。在模式2中，其知识生产受为实现同应用相关的实际问题的最终解决的知识探求所驱动，以跨学科及学科之间的互动为基本特征，学科边界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当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从模式1到模式2的转变，使得在传统下处于单一学科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涉猎到学科边界问题，也就是跨学科研究的问题日益得到研究和深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研究工作必然大量地涉及到科学交叉的研究，亦即当代科学研究工作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跨学科研究和学科交叉的研究。

由此可知，期刊论文反映了科学研究工作，而科学研究工作又包含了学科交叉的研究，由此，期刊论文反映了学科交叉的研究。于是，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来研究当代科学的跨学科学的特性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3.2跨学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当前在跨学科学研究领域，科学家从宏观层面研究得较多，如研究跨学科的资助问题、跨学科的管理及运作、跨学科的教育与成果应用等，而从微观层面去探讨跨学科的本质属性等内容的研究不多。从微观角度来看，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定量方法，如何测度跨学科研究?如何测度跨学科研究中必然伴随的学科交叉程度的大小?“如何从计量学角度对其分析，从数学的角度去揭示这类跨学科学科的发生规律，对其研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有待进一步的探索”。目前对跨学科现象的定量研究，在笔者的另两篇文献中分别总结了国内外研究者在这方面的成果和笔者建立的跨学科测度指标，因此跨学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在本文中不再赘述。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建立以学科交叉度为核心的跨学科测度指标，以共现分析和共类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全面地从定量测度的角度去揭示跨学科研究的发生规律，是解决跨学科研究测度问题的路线。

4　结论

本文分析了基于文献计量的跨学科学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总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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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在今天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个人之间、社会团体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无不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文化沟壑。增加跨文化交流的影响和活动，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性在全球和国内环境有目共睹。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求。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解读

随着跨文化交流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普遍，“跨文化能力”的研究在语言学研究和其他相关领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学生或社会各界有各种跨文化需求的人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上，如跨国公司人员、导游、涉外工作者等等，而对于教师，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任务的承担者，却鲜有人关注，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也相对匮乏。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自从霍尔在1959年提到跨文化之间的人类学，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演变成一个复杂的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过去几十年我们见证了跨文化交际研究戏剧性的增长。这表现在：从理论研究方面看，随着社会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被纳入高校外语教学水平评估和大学英语新教学大纲的内容之中，所以开展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量方法对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调查研究。本研究通过问卷的形式，对二十五名来自黑龙江省大庆市三所高校的具有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称的专业和非专业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调查。问卷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层面，它们分别代表跨文化交际动机、跨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答案设计采用莱克特五级量表，其形式是从“非常同意/我经常这样”到“非常不同意/我从不这样”。

四、研究结果分析

测试数据采用 SPSS 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1.有关跨文化的研究沟通能力，其方法或评价从研究者更多的关注，这主要是邓炎昌，Gudykunst，鲁本，怀斯曼，Spitzberg。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仅处在中等水平，且在情感、认知和行为层面表现出不均衡分布。他们的交际技能和跨文化知识水平较低，尤其在后一项上相对薄弱。近年来学生大大强调，这影响了在中国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方向。因此，高校英语教师亟待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满足大学英语教学的需要及其自身素质的提高。而提高这种能力的主要方法在于增加跨文化方面的知识，其中又以社会规范、价值观、信仰和态度方面的知识为重。

2.大学英语教师的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力的保证增强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受试者的不同背景因素对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性别、学历、职称、授课对象的专业背景无论是在各个测试层面还是整个跨文化交际能力上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结果出人意料。从表面上看，上述结果似乎与我们的假设背道而驰，但是如果将其放到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即中国英语教育存在着内容结构上的缺陷，因其只注重语言结构性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关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上述现象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由于教学体系中没有跨文化部分内容，同时在教学大纲中又不要求教师传授相关知识，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一个人学习的时间越长（学历），授课时间越长（职称），以及用英语授课的时间越久（授课对象），其能力的增长不外乎就是掌握了更多的词汇，更精通的语法知识，以及更精于课堂知识的传授。由于大学英语教学主要方式为学生学习跨文化交际知识，因此，老师应该负责开发学生的国际竞争力。毫无疑问，这方面的知识积累有助于人们的跨文化交流，因为它是一切跨文化交际的基础，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此，学历、职称和授课对象的不同并未对受试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肯定学校教育的积极作用，它依然是培养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在保持现有教育特色的同时，要重视跨文化知识内容的传授以及相关能力的培养，并在教材设计、教学大纲以及各类英语等级考试方面添加这部分内容。

（2）跨文化交际经历对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各个层面上产生了显著影响，经常与外国人交往的受试者的得分远高于对照组。鉴于受试者具备基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与外国人交往的频率就成樘岣咂淇缥幕交际能力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手段。

（3）建立校际交流，派高校教师到目的语国家接触外国文化，直接体验（Immersion）目的语的民族文化，参与该文化，以达到用目的语的文化来评价跨文化交流心理感受的程度。在这方面，一些高校和沿海发达地区已取得一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推广。

（4）让多数高校外语教师直接到目的语国家进修学习是不现实的，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和网络资源，主动地接触目的语文化，如利用原声影院、卫星电视节目来增加对目的语文化知识的感性认识。再者，鼓励高校教师阅读大量有关文化方面的书籍，文学书籍是一个社会的全景图，是社会生活的万花筒，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教师们也可以增加有关目的语文化知识的理性认识。

（5）问卷结果分析还显示，年龄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显著影响。低年龄层（≤29）受试者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上的明显优于对照组。这主要是由于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英语教学改革，导致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在内容、方法等各方面与对照组存在显著的不同。这说明已经实施的英语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效。但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距离高水平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应继续加强和深入英语教学改革，将跨文化知识内容贯穿到教材设计、教学大纲以及各类英语等级考试中。在现阶段，为了建设一支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师队伍，应为各个层次的教师举办文化讲座、理论研讨、学术交流等活动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五、结论

当前，黑龙江省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平均水平还比较低。问卷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性别差异、与外国人接触的亲密程度、与外国人接触时间的长短、是否有出国经历、是否接受过跨文化交际培训或课程等因素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低有影响；第二，文化程度高低和在高校教学年限长短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没有显著影响；第三，对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及对外国人形象的思维定势阻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第四，黑龙江英语教师跨文化敏感度较高，愿意向外国人提供帮助并具有一定的跨文化意识；第五，曾经参加过跨文化交际培训或课程、与外国人关系亲密或接触时间长的英语教师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中民族中心主义维度表现尤为突出，这些教师在实际交流中更为积极、自信。

通过本文的调查研究，希望能够引起语言学及英语教学界对高校英语教师这一特殊群体跨文化交际能力足够的重视，在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基础上完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同时对包括英语教学改革及英语师资培训等一系列实`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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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篇（10）

随着远程交通工具和互联网的发展，多元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融日益加深，跨文化交际也就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受到瞩目的焦点之一。而无论是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越来越受重视，但是跨文化交际本身涉及到众多的学科领域，比如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可谓千头万绪，而以上这些学科，自身的研究范式、思想路线、思维方法又不尽相同，所以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以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成为学术界日益关心的问题。本文从跨文化交际教育的实证出发，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主义理论为指导，验证交往行为主义的三原则对于跨文化交际教育的规范构建的有效性。

一、跨文化交际教育的现状

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自然也就带来丰富多彩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为了应对新时期新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跨文化交际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1.跨文化交际教育载体的变化。传统的跨文化交际往往指的是国家之间，个体之间的互动活动，但现如今的多元主体，还包括了企业、社团、网络等等。多元的主体给跨文化交际及相关教育带来了新的形态。首先，经济全球化使跨国公司成为跨文化交际的主体之一，从表象上来说，跨文化公司内部所使用的工作语言、相关条例以及企业文化都深刻影响了传统的跨文化交际教育；从深层内容来说，跨国公司本身就冲击着不同文化背景多元文明的世界观，改变的还不仅仅只限于教育本身。从实证出发，无论是微软还是谷歌，又或肯德基或麦当劳，多元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企业文化本地化的发展都成为这些跨国公司企业文化营造和教育的一部分。其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也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载体，比如说遍布全球的几百所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使以“和”为思想内涵之一的中华传统儒家文化成为促进各多元文明之间平等交流的重要思想指导。同时，像汉语桥这样的中文大赛，在扮演文化交流重要平台的角色的同时，沟通了中国和世界，尤其是和其他国家年轻人之间的文化认知。第三，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更是使教育的载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实证上来说，网络教育，在线教学的兴起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高效交流，跨文化交际的教育往往在潜移默化之中达成。比如一对一外教口语在线平台，无国界交友平台、聊天平台等压缩了真实的空间和时间，使传统的说教式的教学演变成了体验式的教学。2.跨文化交际教育内容的变化。传统的跨文化交际教育的重点在于解决语言交流的障碍，在语言沟通的前提下对学习者提出风俗习惯、文化禁忌等方面知识的要求。如今，浅层次对不同文化的风俗习惯等的了解已经不能适应越来越深入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趋势，而且还要由浅入深，发展到对对方文明价值观的认知。同时，只是学习认同对方的价值观也并不能够完全解决多元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所遇到的矛盾，承认彼此的文化差异，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商谈伦理，是新时期跨文化交际教育内容的应有之义。

二、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主义理论与跨文化交际教育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主义理论对多元文化之间的交往顺利展开提出了三项重要原则，分别是真实性原则、真诚性原则和正当性原则。交往的理论建立于普遍语用学之上，这三项原则也就是实现交往主体之间言语行为“普遍有效性”的重要要求。1.真实性原则与跨文化交际教育。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首要原则，真实性原则要求语言交际必须在真实的语言情景下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商谈，其目的是在于通过反思恢复共识，但必须认识到共识本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变的。背景的改变会使很多规则成为“先验的”，此时通过商谈来调整规则，于是主体间过程就出现了。哈贝马斯所提到的商谈的背景不同于以往我们所说的实体世界，而是生活世界，在这个虚拟的公共意见池里，摆脱了实体的政治机构和经济生活，使多元文化之间的交际不再受到权力机构的逆向导控，可谓正本清源。从实证上来说，比如目前国内所开展的跨文化交际教育，有一些始终受到英语文化一元论的禁锢，有为数不少的国内研究以及相关的教育始终集中在英语文化对其他异文化的影响，其他文化应该如何应对英语文化，其他文化怎样从英语文化当中受益，实现以英语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全球化。这就完全离开了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平等主体为前提的交往理论，会导致文化霸权的出现。2.真诚性原则与跨文化交际教育。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伦理既不依赖，也不排斥整全性学说。他的商谈伦理规范和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相比，侧重于语用学的约束，而摆脱了语义学的约束。从实证角度出发，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规范更侧重于对视角的约束，而并不限制内容。多元主体之间讨论，可以是各种内容，从宗教信条到形而上学都可以引入；但对内容的使用方式却做了严格的限制。所以真诚性原则可以使交往各方畅所欲言，积极努力的实现交往的目的。但真诚性原则对推理路径的限定，又保证了交往各方的对话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比如，英国人喜欢，用谈论天气作为开始谈话的话题，那么在交往过程当中，顺应对方的习惯，使用对方的语言文化代码，就给交往的顺利进行增添了更多的把握。同样，真诚性原则不是单向的，在英国人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应该了解中国式的招呼，比如“您吃了吗？”的真实语用目的，做出正确的回应。当然主体间过程还表现在交往规范不再专指个体，“我”已经成为了“我们”，这恰恰适应了跨文化交际载体的新变化。3.正当性原则与跨文化交际教育。在真实性和真诚性两个原则的指导下，交往双方实现了共识，共识就构成了正当性。而正当性，就是交往规范在公众中形成引导作用的基础。正当性，提供了一系列的理由来支持交往双方的信念。哈贝马斯当初预见性的阐明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时代会到来，指出了民族国家自身二重性的问题。从实证的角度出发，话语作为人类基本交际能力的理性潜能，并从中构建出良好的主体间性，即所谓的“后形而上学”。在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生活世界的背景下，多元文化的交流主体无障碍地开展对话，没有压制，强迫或者欺骗，也没有策略行为或目的理性从旁干扰，顺利的交往，取得共识，双方的共识则传递了知识，真理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但是现实当中，以特朗普等为代表的西方右翼势力思潮的兴起，以本国或本民族文化为主导文化，压制其他文化，从而使跨文化交际偏离了原有的轨道，有效的沟通自然不可能实现。比如特朗普政府所推出的“禁穆令”，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破坏了多元化的主流价值观。

三、文化间性对跨文化交际教育的厘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主义理论多元文化的交际过程当中，在真诚信、真实性和正当性三原则规范下，就表现为文化间性。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之间的交往，首先是在彼此互相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有部分西方右翼势力轻视其他文化的主体身份，固执己见的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已经造成了在跨文化交际中更深的隔阂和障碍。就国内教育而言，我国的外语教育已经达到了全民化的程度，从基础的义务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外语课程，尤其是英语课程，始终都是开设的，即便在学校教育结束以后，外语能力也往往会成为职称评定、工作晋升等的考量因素。可是，全社会对于英语学习的盲目会造成独立文化主体身份的结构，近年来，在网络等各个渠道，经常可以看到以西方式的思维和视角来评价和批评中国国内事件的现象，甚至形成了错误的舆论。这就是忽视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主义理论所提出的文化间性带来的恶果。国内有的人与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美其名曰文化包容，恰恰也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而文化间性则对跨文化交际活动提出了交际双方地位平等的要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主体，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各自的不同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客观评价，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教育的顺利进行。

四、结语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主义理论所设计的三个原则，首先构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实现了交往各方的商谈伦理规范，解释了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二元结构，以语用学的视角，解决了在共同或完全重叠的生活世界中，交往主体之间的沟通问题。为新时期跨文化交际教育提供了理论上的构建，在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中的重视，为把交往主体从一元文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芬利森.邵志军,译.哈贝马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0.

[2]哈贝马斯.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5.

[3]哈贝马斯.曹卫东,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