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程设置
关于对外汉语专业课程设置的研究论文很多，李薇的《关于对外汉语专业课程设置的思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7月），周卫华等都对外汉语专业总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外汉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更符合对外汉语专业的特点。在这些研究分析中，他们大致都认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属于基础理论的语言类方面，都应该开设，但就如何开设这些课程的问题，他们都未论及。上文已经提及，语言学相关课程的设置一般是：先“现代汉语”，然后是“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最后才是“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笔者认为此课程设置不合理。因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三门课程在汉语言文学等其他专业也开设，这三门课程还不能突出对外汉语专业的特点，相对的，学生们的重视程度就会低。另外，最主要的是这三门课程理论性都比较强，如果不联系教学法进行相应的教学实践练习，不学以致用，那么知识就很容易被忘记。而按照现有的课程设置，在相应的课程中也没有足够多的时间让老师组织学生进行教学实践练习。
（二）教材方面
教材是教学的一个主要基础和依据，引导着教师教学，也制约着教师的教学。因此，教材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教学的质量。目前“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虽然有不少版本，但目前还没有一本专门针对对外汉语专业设计的教材。而“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的教学版本虽然也很多，但几乎所有的版本在语言要素教学那一部分都会先简要地介绍语言要素的一些理论知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太好处理这部分内容。如果不详细讲解，因为之前学生们在学“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专业必修课时没有打好基础，学生就回忆不起之前学过的相关内容，甚至是一直都不理解。那么之后的关于相关语素教学的知识就更不好教授给学生。而如果详细讲解的话，课时方面又不够，并且因为之前学生已经学过了“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所以他们总有“炒夹生饭”的感觉，学习效果不理想。
（三）教学法方面
由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这三门课程其他汉语言文学专业也有，课时也有限制，且教材针对性不强，所以教师在对外汉语专业进行这两门课程的教学时，教学法往往都和教其他专业一样，而这样的教学效果也往往不理想。而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上，教师在处理语言要素知识方面也存在难度，教学效果往往也不理想。
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教学法方面的改革
（一）课程设置：一主干，二枝干
课程设置应该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基础，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学习语言课程相对专业对口的就业是：中学教师、对外汉语教师（现在一般只能进一些对外汉语培训公司）或继续深造。笔者认为为了实现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可按照“一主干、二枝干”思路开设课程。“一主干”指“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因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中介绍的语言要素主要是现代汉语方面的，所以笔者认为“古代汉语”可单独做一门课程在大二下学期开设。而其他课程，即“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作为“二枝干”应穿插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中讲解。具体课程设置如下：大一开始开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在该课程中，首先介绍对外汉语的相关知识，讲到语言要素时，就先进行“现代汉语”以及“语言学概论”相关知识的详细讲解，然后再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其他知识方面的讲解。
（二）教材方面
根据以上课程的设置，编写相应的教材。通过比较分析“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的不同教材，如陈昌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周小兵的《对外汉语教学入门》（第二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周健、彭小川、张军的《汉语教学法研修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刘珣的《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等，笔者认为主干课程“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的教材可按以下内容编写。第一章：学科论。主要介绍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特点、学科现状和趋势以及语言学习的一些基本概念等。这可以让对外汉语专业的大一新生进学校就了解自己专业的特点与相关知识，指引着他们以后的学习。第二章：语言要素和文化教学。这章主要进入“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知识的讲授。与传统学习角度不同的是，学生们是以如何教会留学生语言要素的角度去学“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知识。第三章：对外汉语教学过程论。这章主要介绍对外汉语教学复杂的、多层次的过程，包括对外汉语教学的总体设计、教材评估和选用原则、课堂教学的特点和要求、对外汉语教学的测试和评估记忆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培养和评估。这章主要是让学生从总体上了解对外汉语教学过程。第四章：对外汉语教学阶段论。这章主要介绍如何对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同阶段的学生进行教学。第五章：对外汉语教学课型论。这章主要介绍如何对不同课型进行教学。第六章：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论。有不少《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版本把这章放在“语言要素和文化教学”前面，笔者认为这章放在最后比较恰当，因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必须要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先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语言学理论基础以及实践才能更好地进行理论研究。
（三）教学法方面
在新的课程设置安排和新教材使用后，教学法就显得更为重要。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应该贯彻“以学生为主”的教学原则。因为我们的“主干”课程“对外汉语教学概论”教学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如何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学生是实施对外汉语教学的主体。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应该遵循如下原则：
1.专业性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确专业目标，从专业角度出发。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后备师资。［2］所以在进行语言学课程教学的时候，教师应强烈意识到“是教学生如何去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如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语言要素中的语音要素讲解时，传统的课程设置下，教师在“现代汉语”课中可能只会详细地讲解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什么，从理论上进行总结。而在强调“专业性”的原则下，我们应从“如何让留学生学会发辅音”的角度去教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比如，讲辅音“zh、ch、sh”时，我们可以先讲“s”，因为从留学生学习汉语的角度考虑，一般的语言都有辅音“s”，我们可以用“以旧带新”的方法教学留学生，先由“s”带出“sh”：发“s”时是舌尖平伸放在上齿背那（舌尖前音），但不能紧挨着上齿背要留一条缝（擦音），然后发音出来即可，但要注意不要太用力（是清音）。而发“sh”时，只要把舌尖翘起放在硬腭前部，其他方面同发“s”时一样即可。而发“zh”、“ch”时，只要在发“sh”的基础上，把发音方法改改就行。如发“zh”时舌头和硬腭那不是一直留条缝，而是先用力用舌尖抵着硬腭前部，然后突然放开。发“ch”则是先用力用舌尖抵着硬腭前部，然后留一条缝让声音出来。这样的教学原则，既让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学到了基本的语言学理论，更会专业地去应用。
2.实践性
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后备师资。所以对外汉语的语言课也一定要重视实践性，要重视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在具体的语言课程教学时，我们应该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比如，在讲语言要素和教学法那章时，每讲完一个语素知识及其教学方法后，教师就要安排两节实践课，让学生按照所学的语言理论去实践。同样的，在讲第四章：对外汉语教学阶段论、第五章：对外汉语教学课型论时，也应该开设实践课让学生去实际练习。这个实践需要有一定的教学设施才能更好地进行。一般来说，只有师范类学校才有微格教室，但对外汉语专业同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都有联系，所以开设了对外汉语专业的高校，最好也建一些微格教室，让学生能真正地学以致用。如果有条件，最好能让学生在国内或者是到国外进行真正的对外汉语教学。而在讲授第六章：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论时也应该让学生实践，这个实践和之前的实际教学不一样，这个是需要学生自己收集语料然后进行实践的研究工作。任何知识只有去应用才是真正学会，我们的语言课更应该这样。
“汉语国际教育”这一专业名称不仅顺应了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趋势，统筹了本硕专业名称的一致性要求，而且体现了专业定位的新姿态，扩大了专业涵盖面，优化了专业课程体系，提升了专业的培养目标。
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问题
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诸多课程之中，语言学概论（下文简称“语概”）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并列为其专业必修的语言类课程，而且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纵观长期以来的“语概”课教学效果，却并不能令人满意。本文结合作者自身的课堂教学经验与相关辅助调查，将所发现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语概课的问题总结如下①。
（一）学科理论性强，教学内容相对艰涩枯燥。“语概”作为语言学的基础理论课，讲授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探讨人类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等问题，在分析具体语言现象的基础上概括语言的共同特性。其自身的学科内容和学科性质决定了这门课程专业理论性较强，因而与文学类课程相比就显得枯燥乏味。但由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语言现象，这就需要我们的教师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现象。从语言现象入手，运用语言学理论去解释相关现象，达到深入浅出、学以致用的目的。
（二）所使用的现行教材没有结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特点，专业适用性不强。因为“语概”课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共同的理论基础必修课，很多院校并未对这两个专业的语概课进行区分，所用教材、授课教师甚至都是完全一致的。关于“语概”课的教材，国内先后涌现出各种不同的版本：较早的有高明凯、石安石编著的《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叶蜚声、徐通锵所著的《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伍铁平主编的《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的《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以及邢福义、崔希亮、岑运强、李宇明、胡晓研等人都编著过相关的教材。虽然可供选择的教材数量可观，但是真正适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其量身定制的教材少之又少。
（三）当前“语概”教材中所使用的语料以汉语普通话、方言以及英语等外语为主，缺少民族语言的语料。本人所执教的学校是一所民族院校，学生来自于国内各民族地区，讲不同的民族语言。而“语概”课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一门课程，在语料的选择上应当增加少数民族语言用例，以丰富语料来源。
三、语言学概论课程改革的建议与举措
（一）结合专业特点，明确教学目标
专业不同，培养目标和学生类型也存在差异。着眼实际情况，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语概”课也应该在教学目标上进行区分。汉语言文学专业“语概”课的教学目标主要是：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并掌握有关语言学的知识和理论，为学习其他语言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从而为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打下基础。而经过整合后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身的学科特点对学生的语言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语概”课的教学目标就应当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所不同，应该体现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内容和要求，对语言教学有理论指导作用，在掌握人类语言结构特点、演化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能够进行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对比分析，能够运用语言学理论知识解释汉语中的语言现象，分析外国人使用汉语的具体问题。
只有结合专业特色，以本专业的培养目标为出发点，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才能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才能保证教学改革有的放矢。
（二）依据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
明确了教学目标之后，就要据此来确定具体的教学内容。
首先，教材的甄选对教学内容的确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众多纷纭的语概教材中，最新修订版的《语言学纲要》（王洪君、李娟修订）吸收了一部分最新的学术界观点，修正了过去陈旧的观点，体现了最近半个世纪语言学的新发展，尤其是语音学、语义学、语用学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而言，这本教材并不完全适用。该教材没有涉及到西方语言流派的介绍、第二语言习得和语言教学等相关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点对于构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知识体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解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语言学流派，能够为第二语言教学法的学习做相关的语言学铺垫。这些知识内容的完善有效地衔接了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等课程，有助于融会贯通所学的主干课程内容。
其次，教学内容应当充分吸收当前语言学界的新思想，教师要对教材内容做适当的补充和延伸。《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已经注意到了这点，更新了教材的内容，在对语言的宏观认识上表现为从封闭的静态系统转向了开放的动态的系统;语义方面增加了句法语义范畴（句子的语义结构，语义角色，以及人称、时、指示、语气、时态等语义范畴）句子的真值问题和句义间的蕴涵、预设关系;语用方面增加了话题与说明、焦点与预设等问题。而句法语义范畴、语用范畴正成为语言学功能派和形式派所共同关注的重点，这些内容的补充与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契合，能引领学生了解学术界的研究动态。此外，结合新的理论成果，修订版教材还对个别观点进行修正，如对汉语普通话中“日”“人”等字的声母“r”的发音描述，由浊卷舌擦音修正为清卷舌近音，国际音标也由[?]变换为[?]，更加贴近真实的发音情况，也便于同国际上的语音研究接轨。《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也重新进行阐述，细致描述了语言单位与文字单位、语言组合规则与文字组合规则之间系统的对应关系，加深了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研究。为了突出对学术界主流思潮的引入，教材还简单展示了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树形图模式，但并未对其转换生成机制进行解释。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新增加的内容中，有的问题阐述不透彻、交待不清楚。比如谈论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时，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存在着“先天决定论”与“后天习得论”以及“相互作用论”三种主流学说，教材对于上述问题并未说明，只是一略而过。又如在当今语言学界占重要地位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教材中也没有交待其最基本的转换生成机制，在讲句子分析方法的时候，也只是摆上树形图而没有加以说明。对待类似问题，需要教师对教材内容有所权衡，有所取舍。在充分吸引新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教材内容适当扩充，可以通过开展小专题的形式，让学生看到语言学的发展动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
再次，针对民族院校的特点，在教学内容上适当增加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根据班级学生的构成，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语言，进行举例说明增加学生的兴趣。也可以提前将任务布置下去，让学生事先进行准备，然后下次课堂上结合自己的民族语言“现身说法”。本人在讲授“文字的类型”这一部分内容时，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蒙古族、傈僳族、满族等民族的学生通过幻灯片一方面展示本民族文字的形体，向学生介绍音、形、义的结合，另一方面解释文字背后所蕴涵的民族文化，收到了理想教学的效果。
（三）转变教学理念，灵活运用教法
关于“语概”课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已经有相当多的教师进行过探索，并且提出了诸多教学模式，有“体验式教学、启发示教学、研讨式教学、点拨式教学”等等。教学方法大同小异，其核心思想都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起引导启发作用，强调学生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但是专门针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语概”课的教学方法改革，谈论的并不是很多。本人结合切身的教学经验，充分考虑该业的人才培养需求，从教学实践出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课堂教学方面，应当将情景式、引导式与讨论式教学法综合运用，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为了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必须退出“主演”的位置，而应当扮演“导演”的角色。比如在教授“语言的符号性”这一问题时，首先教师可以通过幻灯片展示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物品，如“红绿灯、路标、乐谱、旗语”等等，进而让学生发现这些物品的共同点。当学生得出这些都属于“符号”这个结论时，教师对“符号”的定义进行归纳，并进一步深化问题，提出“语言”是否也属于符号的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思考讨论的过程也是学生根据定义进行判断的过程，是对知识运用分析的过程。最后，教师对整个归纳、演绎的过程进行总结，强调重点知识。这样，才能让学生切实参与到课堂中，成为学习的主动者。
2.将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与对外汉语教学实际相结合，侧重知识的运用。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而言，能将基本的语言学理论适当延伸，解决汉语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的语言类型在表达结构意义时所采用的手段也不同，屈折语、黏着语都有一定程度的屈折变化，而汉语却是缺乏词形变化的孤立语，因此更依赖于词序和虚词。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学习者的母语背景，有区别、有侧重地展开教学。
3.开展多样化的教学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由于“语概”课理论性较强，如何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是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在教学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可以设计一些课堂活动以及课外活动。课堂活动可以安排学生试讲课本内容，也可以做相关的读书报告，既调动学生积极性又活跃课堂氛围。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特殊性要求“语概”课程进行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应该以教学目标为根本出发点，选择适用性强的教材、适当扩展教学内容、增强教学的趣味性，综合使用教学法，注重培养学生运用语言学理论观察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提高解决语言问题的能力。
注释：
①使用教材为叶蜚声、徐通锵著，王洪君、李娟修订版的《语言学
专业
星期六（10月21日）
星期日（10月22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公共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04183）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普通逻辑（00024）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11893） 高等数学（一）（00020）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大学语文（04729）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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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词以及跟词有关的词性等问题在20世纪已经引起高度重视，［2］而且相应引起对词和语素(在汉语中一般用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的明确区分的重视。［1］另一方面混淆词和字的人还不少。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者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3］李赋宁说“以上借字大多数是名词”。［5］不仅语言实践中出现混淆词和字的现象，在语言理论中也出现这种现象。20世纪和21世纪交界时期新出版了两本语言学概论教材。第一本是徐通锵著作的《基础语言学教程》［12］(以下简称《教程》)。第二本是胡明扬主编的《语言学概论》［3］(以下简称《概论》)。《教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中的教材，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概论》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主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它们都将对21世纪的语言理论的普及产生重要作用。
然而，它们在解决“词”和“字”这个语言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教程》作者完全抛弃自己与叶蜚声合作的《语言学纲要》［13］的有关观点，“冒险”超越公认的研究成果(《教程》序言第3页)，否定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的结论，而认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
《概论》比较好地继承了“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这个语言的普遍理论。但是，对于什么是“字”，以及“字”和“字母”、“词”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没有清楚地进行论述。
“词”和“字”这个20世纪已经基本解决的语言问题，又被带到了21世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词”和“字”从表面上只是一个术语的区别，“实际上涉及到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教程》第35页)，甚至影响语言的发展。其中关于“字母”和“字”的问题是普通文字学中“最基本的问题”［10］。我们希望跟字和词有关的问题能够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形成学术讨论的活跃气氛。正确认识它们，对语言及其文字的研究和应用也非常有意义。
2.《教程》中的“词”和“字”
《教程》认为英语那样的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子”，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这是对汉语认识的一种倒退。
《教程》一方面认为英语的“word”翻译成汉语叫做“词”(《教程》第29页)，另一方面又把英语的“I，sway，why，bye-bye”跟汉语的“爱，岁，外，拜拜”都当做由相近音素的构成的“字”(《教程》第29页)。这不是明显地把“词”换成了“字”的说法吗？
为了证明“字”在汉语中的基本地位，《教程》提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的3个特点：现成性，离散性或者封闭性，心理现实性。这3个特点除了离散性或者封闭性，都是在强调“语言社团直觉的回答一般都是正确的”(《教程》第33页)这个“直觉”性质的观点。而且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字正腔圆”、“你敢说一个‘不’字”等说法中，确认“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教程》第33页)可是，我们也可以说“革命人民的字典中没有‘屈服’这个字”［15］。“屈服”明明是两个字，怎么是一个字？这不是又从直觉上否认了《教程》确认的“字”的存在？
其实直觉往往与科学可能产生矛盾。例如，直觉告诉我们：太阳跟着地球转动；火车窗户外面的风景在运动而火车没有运动。可是，这些都是跟事实相反的错误感觉。周有光用事实驳斥了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的错误直觉，说明宗教等文化的传播决定语言选择文字类型。［16］这说明直觉不可靠。
《教程》认为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有“词”和“句子”两种，句子是“最大的语法结构单位”，是“最小”的“表述单位”(《教程》第22页)。其实，句子不一定比词大，词不一定比语素大，例如“Home?”是一个句子，用一个词、一个语素充当。可见，句子、词、语素是性质不同，不是大小不同的语言结构单位。只有句组、词组、语素组才能分别与句子、词、语素构成必然的大小关系。
《教程》认为英语的句子虽然是临时组织的，但是句子中由主语和谓语两根柱子支撑的框架是现成的、封闭的。所以英语句子也是基本的结构单位。这会带来两个矛盾的问题：第一，汉语的句子为什么不是这样？第二，英语的词组为什么不是这样？
《教程》说英语的“语素，直到20世纪初期才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至于一般的人只知道有词，而不知道有语素。”(《教程》第28页)其实，汉语中的“词”也是这个时期得到关注的。1907年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第1页说“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如果使用汉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词，就像《教程》第31页说的：“老百姓怎能有办法把词找出来！”，因而否认汉语存在词;那么使用英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语素，是否要否认英语存在语素呢？
强调英语的“词”是现成的，汉语的“字”是现成的。这正好说明两种语言在书写习惯上的不同。因为英语等语言普遍把词作为书写单位，不仅有字之间的排列距离，而且有更大的词的排列距离，而汉语的书写中只有字的排列距离。熟悉书面语的人各自习惯地加强了自己对“词”和“字”的注意，从而忽视了对其他单位的注意。
其实，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对于那些不懂得书面语，我们叫做文盲的人来说，他们恐怕既不知道什么是“词”，也不知道什么是“字”，他们只知道自己说的和听的话语。如果都按照一般人的直觉去认识语言，那还有什么语言科学呢？况且科学的普及可以改变一般人的直觉。我们不能让错误的直觉来改变科学。
《教程》拿“游泳”这样的特殊的离合词来否定汉语的“词”的存在。可是“什么”、“桌子”、“国家”等等，是不能够否定的。即使在英语中，“词”也是一个习惯认识问题，有些从词组变化来的词，首先在中间用短线条连接，然后才逐渐取消连接的线条。有些意义上是一个整体的熟语，因为是明显不同的词固定组合的，仍然分开成不同的词书写。
《教程》中说的“字”其实是文字单位“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汉语的书面语素。因为汉字是语素文字，汉字的“字”基本上记录语素的。可是，《教程》又否定自己认定的“字”是“语素”，说“字相当于印欧系语言的词，而不是语素”；因为语素不是声音和意义关联的基础，“无法与概念相联系”(《教程》第34页)。其实语素分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只有不成词语素才不跟概念发生直接联系。然而在现代汉语中的“字”记录的对象，在许多情况下属于这种不能能够单独做词用的语素。
可是，汉语的“字”不是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不成词语素吗？例如“金子”这个词中的字“金”和“子”不是分别与概念发生联系的，为什么不叫做语素，而叫做与英语“词”相当的“字”？《教程》说“‘文字’这个字组有两个意思”(《教程》第370页)。那么“文字”中的“文”和“字”是合作表达一个概念，还是分工表示两个概念？
因此，《教程》认为汉语形成“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教程》第33页)，这个结论不可靠，也不明白。第一，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不一定对应一个概念。对应一个概念的字，只是适合汉语中的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多，所以《教程》说“五言诗、七言诗、万言书中的‘言’说的都是字”(《教程》第33页)。第二，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也不一定对应一个音节。例如“花儿”是两个字记录一个音节，“氵里”是一个字对应两个音节。第三，在没有文字以前的汉语中，没有字，也就没有“1个字”跟“1个音节·1个概念”的口语单位形成“结构格局”，除非一定把“语素”叫做“字”。第四，在“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中“字”，不知道到底是“文字”单位，还是“语言”单位。
《教程》一方面说汉语的“字”与英语的“词”相当，一方面在谈文字的时候又把英语的书面词形叫做“字”，说英语的“book”是“通过字母的拼合书写出来的字”，“英语的字属于文字范畴，语言学可以不研究”，汉语的字既是文字范畴单位，又是语言范畴的单位。(《教程》第372页)为什么要把不同性质的单位都叫做“字”？为什么不能把汉语的文字范畴的“字”和语言范畴的“字”用不同术语区分开来？好像都是为了照顾老百姓的直觉说法。
至于《教程》认为“浅”是形旁“水”和声旁“戋(小)”的意义交叉的结果(《教程》第105页），把字的结构当作词的结构的错误，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分析。
3.《概论》中的“词”和“字”
《概论》跟《教程》有方向上的不同。但是，我们在肯定《概论》的方向的同时，也想指出它在字和词的关系上存在的一些不明确的地方，以便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彻底的认识。
《概论》虽然用了“字”这个术语，但是始终没有解释什么是“字”。而且《概论》试图回避用“字”这个术语，采用“字符”的术语来代替。于是，又陷入了“字符”一个术语涉及“字”和“部件”、“字组”3个概念的混淆中。
《概论》首先用“字符”表示文字中的最小又自由的基本单位“字”这个概念。它意识到汉语“字”和英语“字母”的相同性质。例如，“无论哪种语言，字(外语是字母，汉语中是汉字)是文字单位”。(《概论》第108页)即使采用“字符”术语，还是意识到了。例如“‘字符’也就是文字符号，是文字的最基本的单位”，例如“汉字的‘字’和拼音文字的字母”。(《概论》第242页)
用“文字符号”或者“字符”表示“字”的概念，可以避免对“字”的一些传统误解，但是又会带来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没有把语音中的音节叫做“语音符号”？符号属于语言，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实体单位。音乐上的音符也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视觉符号。而“文字”应该是书面语言符号的形式，如同口语符号的形式是“语音”，因为“书面语是用文字书写下来的语言”(《概论》第148页)。因此这里的“文字符号”实际上指“书面语言符号”。第二，“字符”虽然统一了“字”和“字母”的术语分离的现状，但是，与下面的“部件”、“字组”的含义又发生矛盾。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形体结构复杂的字内部的“部件”这个概念。它把“字符”跟语言单位的声音和意义的不同的直接联系分为“意符”、“音符”、“记号”。(《概论》第242页)这里的“字符”实际上是指不同的“部件”。然而，“部件”对于“字”，就像“声母、韵母”对于“音节”的关系。“部件”可以单独构成单纯的“字”，可以合作构成复合的“字”，如同语素可以构成单纯词和复合词。
《概论》把“单纯字”和“复合字”分别叫做“单纯字符”和“复合字符”，说“复合字符是由单纯字符组合而成的字符”(《概论》第244页)。这就好比说“复合词是由单纯词组合的词”。所以，“字符”有时指“部件”，有时指“字”。其实，应该说“复合字是由多于一个的部件构成的字”。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为了记录一定语言单位的需要用字组合起来的文字单位“字组”。它把英语的“sh”、德语的“sch”当做一个“复合字符”(《概论》第244页)。“sh”、“sch”应该是用“字组”记录一个音素，如同汉语用“花儿”一个字组记录一个音节，用“sky”一个字组记录英语的一个词。这跟前面说的“字母”和“字”的相同地位又造成矛盾，而且跟教材说的有人错误地把表音字中记录一个词的“字组”和表意字中记录一个语素的“字”等同起来(《概论》第248页)，也发生矛盾。
语素文字不一定每个语素都用一个字记录，音素文字也不一定每个音素都用一个字记录，虽然它们在理论上在主体事实上分别是这样记录，但是不排除为了经济原则和特殊需要出现记录功能的例外。判断一个文字单位是不是独立的字，主要看书写中是否最小又自由［9］，而不需要看是否一定单独对应一个语言单位。我们为什么不会把“花儿”当做一个“复合字符”？因为用来书写这个音节的视觉形式是明显的两个自由的文字单位。同样“sch”也是3个自由的视觉单位合作书写一个音素。
《概论》虽然在上面论述中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语言单位和文字单位。但是，它对于混淆文字和语言等关系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明确的批评，是语言学概论教材中的一个巨大进步。例如，有人看到古代汉字一个字基本记录一个词，就以为现代汉字也是词文字；有人看到汉字记录的语素在语音形式上是一个音节，就说汉字也是音节文字；有人把通过语音表达意义的文字跟直接表达意义的图画等同起来，说汉字是怎么神奇［14］有人把记录英语词的“字母组合”，跟汉语的“字”等同，把英语文字的“字母”跟汉语文字的“部件”或者“笔画”等同；有人把文字的篇幅长短当做判断语言的繁琐和精练的标准；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词”，说汉语词汇贫乏；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语素”，说“字”构造“词”。这些观点，《概论》都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概论》第246页，第249页)。
但是，《概论》说到，把现代汉语的词语跟书写它们的字等同起来，使人错误地觉得“汉语就那么三四千个单词。其实，《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一共有3500个字，不等于3500个词。这就跟有人误认为西方语言只有26个‘字’一样荒唐。”（《概论》第249页）这就有些矛盾了。前面认为汉语的“字”跟英语的“字母”都是“字符”，可是这里又不把英语的26个字母当做26个“字”。如果既不能把字母当做笔画、部件，又不能把字母当做字，那么字母还有什么身份可以选择呢？
4.“词”和“字”的语言地位
汉语中有没有“词”？英语有没有“字”？人类语言中有没有普遍存在的“词”和“字”？有！20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者不仅进行了许多零散的理论探讨，而且产生《现代汉语词典》那样的实践性成果，把词意识引进了汉语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彭泽润［6］［7］、司玉英［10］等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
有个人的名字用了一个由“王”和“敖”两个部件左右结构的罕见字，在报纸上可以临时创造这个字，在电子报纸上只能用两个字加引号写成“王敖”的方式来表示，到了银行办理储蓄业务，就无法在电脑中找到这个字。［11］
《概论》第244页说“……是分音节书写，还是分词书写，这些就是字符的书写规则”。《概论》这样把文字的书写规则分为“分音节书写”和“分词书写”两种方式，也是普通文字理论的巨大进步。这说明语言学概论教材已经开始更多地注意到：英语按照词书写口语的特点，跟汉语的书写不同。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尽管《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公布10多年了，尽管英语一直按照词书写，然而，由于有些人把英语的书面“词”跟汉语的“字”错误地等同起来，所以一直对这种区别视而不见。
但是“分音节书写”正如把汉字当做音节文字是错误的一样，它没有从文字本身看问题，应该是“分字书写”。例如“花儿”是一个音节，分成两个字写，不能说是“分音节书写”。
任何文字必须首先分字书写，然后进一步决定是否分词书写。这样根据文字单位的书写距离可以分为“字距”和“词距”，从而形成人类文字书写语言的两种基本方式：“字式书写”(分字书写）和“词式书写”［8］(分词书写）。像现代多数语言的书写一样，英语书写既有“字距”又有“词距”。汉语用拼音书写也是这样，国家因此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但是汉语用汉字书写到目前为止，除了标题、广告等特殊处理的需要，一般只有单纯的“字距”。把英语的词距错误地理解成汉语的字距，从而把英语的字组记录的书面词和汉语的字记录的书面语素错误地等同起来。这就是人们经常把英语的“字组”或者“书面词”，跟汉语的“字”或者“书面语素”等同起来的原因。
我们应该明确：“词”是最小又自由的形式和内容结合的静态备用的语言实体单位；“字”是最小又自由的视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音节”是最小又自由的听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可以通过下面的语言结构图形更加系统的看到它们的相同特点和不同特点。平面之间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字”属于视觉形式平面，词属于形式结合内容的实体平面。不同层次之间不是数量上的大小区别，而是在同一平面中性质不同的单位，“字”和“词”在层次关系上都是“最小又自由”的静态层次。“单位”是可以从形式上切分的，“特征”一从对比中发现的。因此，不能把“语义特征”当做最小的语义单位，正如不能把“语音特征”当做最小的语音单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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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5.046
Abstract Linguistics curriculum provision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should embody the two important points including foreign and Chinese. Under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sets up a curriculum system which assisting to underst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 On language teaching course， really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ppli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s； the curriculum； linguistics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是在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学”的基础上整合设立的专业。该专业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包括语言、文化、教育、心理等相关学科的知识。
专业建设一般涉及师资、教材、课程、教学条件、教学水平、科学研究、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其中课程建设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设定。该专业培养面向国际传播的汉语教师。根据2012年国家汉办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认为此类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以下素质：语言基本知识和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及教师综合素质。
围绕师资标准，课程应该体现汉语教学基础、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5个板块。①其中语言学课程是该专业的核心。因为这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物质基础，是先决条件。
李泉认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师首要的和必备的知识是：具有系统的汉语言文字知识。其核心内容应该包括汉语言文字理论与知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教学理论与知识。②也就是说该专业语言学课程设置要紧紧抓住“对外”和“汉语”两个关键点，课程体系要紧紧围绕培养学生的汉语国际推广能力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体化”。
如何达到这个培养目标，首先要研究汉语国际教育学生获得相关教学技巧的特点。对外汉语学生只有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将汉语与所派地区外语差异对比，才能理解与掌握汉语理论知识，把握语言教学的重点、难点。这一特点就要求该专业语言学课程要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明显区别，要加强各国语言与汉语从发音到文字、词汇再到语法的对比教学。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我们认为要建立一个有利于对比分析的课程体系。
1 语言学课程体系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应设置汉语基础课、汉语选修课、外语、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课等语言类课程。“课程的横向结构以课程对于专业的适用性划分，把课程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③我们认为起码应该设置以下必修课和选修课。
1.1 汉语基础课
这一板块为汉语语言学的基础课，核心课程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是一门知识性、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基础课。课程主要讲述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知识，并就汉字的规范化与简化等问题做专门讲解。该课程系统地讲授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训练其语言表达的基本技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能力。
古代汉语相对于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是工具性课程，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其主要的教学目标是理解古今汉语的差异，了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简单发展历程，了解汉字的简单发展历程，以便于学生理解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其中常用词教学要放在重要位置，因为古代的单音节词，今天绝大部分成为双音节词的语素，如果能挑选部分常用词讲解其常用意义，一定能帮助学生理解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提高他们的词汇认知能力。
语言学概论着重讲授语言学的一些主要理论和方法，使学生系统地掌握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了解语言接触、语言演变等内容，加强学生对语言进行分析的基本能力，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
1.2 汉语选修课
这一板块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而设，核心课程为：文字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
文字学着重讲授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性质、汉字的结构、汉字形体的演变、汉字的使用以及汉字的整理和简化、文字信息化、文字与文化等内容。提高学生书写、分析、运用文字的能力，帮助其理解文字中的文化内涵。
汉语词汇学旨在使学生了解语言单位词和非词的区别、词和词位的区别、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构形法的区别，了解词汇的分类、词汇的类聚、词义类聚，了解义素分析法和语义场理论。重点掌握词义解释方法，为他们将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编撰双语词典打下专业基础。
汉语语法学以培养学生的语法分析能力为教学出发点，以汉语词法、句法、语法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重点培养学生观察语法现象的敏感度，以帮助他们观察留学生语言运用中的语法错误。
1.3 外语语言能力课程
核心课程为：英语（含听力、口语、精读、写作）。选修课程为：汉外语言对比。
英语课程要“改变过去传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一齐抓的情况，突出英语作为媒介语和交际工具的作用，强调对生活用语的训练，强化用英语进行汉语教学的能力。”④
学生获得一定的英语听说能力之后，选修汉外语言对比，运用对比语言学知识分析汉语与英语语法、词汇类型差异，掌握部分外文类语言学术语，以便于在语言教学中，称说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1.4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课程
核心课程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法。选修课程为：第二语言习得、偏误分析。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主要讲授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使学生系统了解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掌握该学科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教学法，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修养，培养学生初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能力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付诸研究的能力，为以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打好基础。
对外汉语教学法主要介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语音、词汇、语法、文字、语用功能等语言要素和综合、听力、口语、阅读及书面语表达等技能课的教学方法与技巧，同时讲解语言要素中包涵的文化思想。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语言习得的本质和习得过程，主要描述学习者如何获得第二语言以及解释习得者为何获得第二语言。涉及中介语研究、语言习得者内部因素研究、语言习得者外部因素研究等内容。
偏误分析着重讲授对比分析的理论框架和语言学习偏误类型，介绍儿童语言获得理论、国内外中介语研究情况，使学生学会搜集偏误语料，掌握偏误描写、分析的基本方法，并能进行偏误分析实践操作。
2 语言学课程内在逻辑依据
课程体系要考虑共同性和时间性。所谓共同性，是指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上的共同性。在本专业要求培养国际汉语教师宗旨下，语言学课程之间要形成一些互相联系的系统：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英语与汉外语言对比相联系，通过古今对比、汉外对比，强化汉语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与教学法相联系，通过分解教学难点，强化学生相关语言学知识。对外汉语教学概论是本学科的核心课程，与教学法相联系，最终所有这些课程与第二语言习得、偏误分析为培养出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服务。这个语言学课程体系，突出了“对比分析”的教学理念，能够实现语言学课程为语言教学服务的宗旨。
所谓课程体系的时间性，是指课程在时间上的关联。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课程“共同性”围绕学生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获得而设计，“时间性”围绕着学生学习认知规律：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而设计。大一宜开设现代汉语，使之获得浅显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知识。这一门课程将为语言学概论，为汉外语言对比提供专业基础知识。古代汉语应与“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相区别，强调古今汉语的一致与差异。语言学概论是一门理论性课程，要联系大一现代汉语、大二古代汉语具体实例，以实例讲解带动理论学习。
专业核心课程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以学生具备语音、词汇、语法相关理论知识为宜，于语言学概论同时或之后开设。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针对语言要素教学中的难点而设。词汇学、文字学宜于分别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之后开设；语法学难度最大，应在高年级开设。汉外对比、第二语言习得等难度较大的课程也应该在高年级开设。各高校还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增加专业选修课，以开阔学生学术视野。
3 语言学课程体系设置最终旨归
语言学体系设置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是指在学习过程中领悟、理解和产生与教材没有直接提示的新思想、新能力或新技能。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门应用型专业，所有课程以学生能产生运用能力为归宿。
具体说来，学生应该具备《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所要求的相关能力：“能结合自己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目标， 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的基本概念分析自己的教学对象”、“能了解并解释影响语言正负迁移的各种因素， 能分析和解释学习者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语言迁移现象”。这是一种创新能力，没有一所学校能设置课程，帮助学生解决未来面对的非汉语学生学习问题，只能学生自己运用学校所学进行分析归纳。
当学生看到非汉语人员学习汉语所产生的错误，能对错误类型归类、并对错误原因进行分析，指出正确运用汉语的途径和方法，这就达到了本专业培养学生的最终目的。这也是“一体化”课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是我们下一步深入探索的方向。
注释
①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汉语教师标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1.
现代汉语是高校文科教学体系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但是这门课的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不如更为抽象的语言学概论课和更琐碎的古代汉语课。长期以来，人们就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和尝试，如教材编写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改革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始终没能真正改变这门课的教学现状。学生感到枯燥、难懂、缺乏新鲜感，既不能愉人悦人，也没有应用的价值。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提高教学效果呢？我们认为在现有的教学体系下，摆脱现代汉语教学尴尬局面的关键因素就在于任教者本身。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理念决定了其对知识的取舍，直接影响到这门课的教学效果。从目前现代汉语的教学来看，教师处理好现代汉语与相关学科及语言生活之间的对接关系也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与相关的学科之间的对接关系
无论从学科的建立还是发展上来说，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现代汉语与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英语等学科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现代汉语教学中就不可能不涉及这些学科的知识。但是这些学科与现代汉语的关系并不一样，教师在现代汉语教学中应该针对学科之间的不同关系处理好其间的对接问题。
（1）与语言学概论之间的对接关系
一说到现代汉语课程，人们立即会想到语言学概论。这两门课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应该是具体与一般的关系。现代汉语是语言学概论的基础，语言学概论是包括现代汉语在内的人类所有语言的理论概括，理论性、抽象性远远高于现代汉语。但是在讲授现代汉语时，有的教师过多地加入了语言学概论的知识，而等讲语言学概论时，学生就觉得不就是现代汉语的重复吗？难以满足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求。而有的老
师正好相反，在讲授语言学概论时，由于对人类语言知识了解不多，动不动就拿现代汉语来解释，把语言学概论讲成现代汉语。前一种掩盖了现代汉语的事实，后一种抹杀了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两种做法表现不同，但导致了同样的结果：现代汉语即语言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即现代汉语。既然两个学科讲授同样的内容，学生何必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听呢？难怪学生不听或逃课。但凡从事过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教学工作的老师都知道，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的教材本身就有许多重复的地方，如语音的性质、音位，语法的组合，语义（或词义），文字等，所以无论是讲授现代汉语还是语言学概论都必须首先解决这些重复内容该如何安排的问题，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对接关系。就高校课程安排而言，现代汉语课程在先，语言学概论课程在后。作为一名现代汉语教师，选择好讲授内容后，无论你的语言知识有多丰富，在讲授现代汉语课时都应该凸显现代汉语的特色，一定要明白你所讲的内容只是人类语言抽象理论的一个具体的材料，必须注意处理好与语言学概论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应该给语言学概论课的教学留有充分的空间。
（2）与古代汉语之间的对接关系
古代汉语也是高校文科系的一门基础课，与现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二者之间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知道一种语言总要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而这种发展变化是一种缓慢的渐变的过程，后一时期的语言总是前一时期语言的继承与发展。对于一种现象而言，也许是在原有现象的基础上发展变化了，也许是原有现象与发展变化共存。而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古今汉语的结合肯定是说不清楚的。可以这样说，讲授现代汉语的老师如果不了解古代汉语的知识，那现代汉语一定是讲不透的。而讲授古代汉语的老师如果不了解现代汉语的知识，那古代汉语就是死的东西。二者都会割裂古今汉语之间的密切关系，导致二学科壁垒分明，不相往来。目前，由于学科分类的细化，讲授现代汉语的教师不了解古代汉语知识，讲授古代汉语的教师也不了解现代汉语的发展的情况比比皆是，致使教学中很多问题不了了之。尤其是许多现代汉语的问题如果离开古代汉语的知识根本无法说清楚。如“不+太”。熟悉现代汉语教材的人都知道，“不”和“太”都被归在副词中，而且“不”是否定性限制副词，“太”是程度性限制副词。二者组合在一起，有时表示减弱程度，有时则不然。要清楚地解释这两种含义及其间的关系，就必须借助“不+太”在古代的使用情况。只有通过历史的使用实际，才能明白不表示减弱程度义的“不+太”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发展出表示减弱程度的意义。因此，作为一名现代汉语教师，古代汉语是必须了解而且要服务于现代汉语教学的，只有这样，一些问题才能得到彻底地解决。
（3）与英语之间的对接关系
在目前的社会中，一个孩子从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接受英语教育了，有的孩子甚至在学前教育中就开始了。英语是一把双刃剑，对现代汉语教学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学生在学习现代汉语时由于英语的参与更能理解现代汉语的特点，不利的是英语的过分关注让学生对自己熟视无睹的母语印象淡化。在现代汉语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把汉语的拼音读成英语的发音，而且上课提问中发现学生的造句也有英语化现象，更有甚者有会用英语解释不会用汉语解释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英语教育作为一门第二语言学生关注的太深入，而对作为母语的汉语熟视无睹；二是现代汉语老师在处理英语与现代汉语问题上的不当。我们现在的老师有很多接受的外语教育就是英语，在讲授现代汉语时有时为了更加突出汉语的特点，过多地用英语作比较，或时不时冒出几句英语来解释自己觉得有趣的现象，这无形中更加深了学生对英语的印象。所以如何处理好现代汉语与英语的对接关系，排除英语的干扰成为教师传授现代汉语知识所面临的一个难题。现代汉语的教师为了强调汉语特点使用英语进行比较在所难免，但一定要使自己与学生所学的英语知识为现代汉语服务。
二、与语言生活之间的对接关系
现代汉语课的教学目的不仅要让学生全面掌握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各方面的系统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理解、分析及运用语言的能力。按照李如龙先生的说法，培养应包括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普及方面就是听说读写“应用”的达标。提高方面就是掌握规范标准，具备示范、评判和批改各种言语作品的能力；了解语言应用中各种变异的规律，具备鉴赏、分析和创造的能力。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主要停留在讲授现代汉语的系统知识阶段，很少能达到培养学生理解、分析及运用语言的能力的高度。张志公先生（1992）曾说过：“讲知识往往是提出个名称术语、下个定义、举个例子拉倒。而这知识对提高口头和书面语言的能力有多大作用呢？不管。学语法，大不了可以分析分析长句子，改改‘病句’，除此之外，它能从积极方面有助于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吗？也不管。本来，把那些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训练听、说、读、写能力直接挂起钩是困难的。不止语法，学了音素、音位、元音、辅音、声母、韵母、平、上、去、入，对于提高口语能力起什么作用？学了明喻、隐喻、借喻、夸张、移就等等，对于提高读写能力又有什么作用？谁写文章的时候要先考虑用个什么修辞格？”①张先生一针见血指出只讲系统知识的弊端。这样的讲授带来的后果就是枯燥和无用。其实，这种只讲系统知识与语言的本质也不相符。我们都在说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既然是工具就一定发挥工具的职能。现代汉语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理解、分析及运用语言的能力，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的系统知识，就应该处理好与实际语言生活的对接关系。
（1）与文学之间的对接关系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语言的运用艺术。可是学生喜欢文学，因为它有故事情节、有动人的人物形象等。对于文科系的学生来讲，这些现象虽然是虚构的，但在学生看来，自己从中了解社会、人生等众多方面的知识，足以满足精神需求。这是文学的功能也是其价值所在。所以学生非常愿意接受这些课程的教学，并且学生在接受其现象时几乎没有人考虑作为基础的语言是如何为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服务的。作为现代汉语教师应该明白文学作品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从文学作品中提取活生生的实例对语言知识进行阐释。如现代汉语语法是教师认为最难教学生认为最难学最没用的一部分，如果能把一些语法现象放在作品中解释也许更有说服力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无形之中也让学生认识别文学创作中语言的魅力。如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2008）在讲到副词和名词的关系时说：“名词前面一般能够加上表示物量的数量短语，一般不能加副词。”同时又说：“有几个副词能加在名词前头，但不能单用，如‘园子里净杂草’，在句子中只能做谓语……。还有，近年来在书面中出现一种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例如‘很淑女、很绅士、太传统、非常专业’等。这类名词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此类名词的语义中，都包含一种描述性语义特征……所以并非任何名词都能受程度副词修饰，比如‘很桌子’一般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把这些现象放在作品中解释，学生不但能够领会这种现象的真正含义和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从语言角度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要把一些语言现象放在作品中去解释就需要现代汉语教师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如果为人师者不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很难想象现代汉语课能有起色。因此现代汉语课需要文学作品去注解。
（2）与写作之间的对接关系
“写”就是要具备较强的书面语言表达能力。要求学生的言语作品用字规范，文从字顺，能够简洁准确地表情达意，能够熟练掌握常见语文体式的写作。但是目前我们的现代汉语课显然没有达到要求。我们的学生毕业论文中最基础的语言问题频出如标点符号用错、错别字、语句不通、用词不当等，甚至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也不例外。这些现象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语言课程的教学。我们传授给学生许多知识，但学生不能用于实践，解决实践中的语言文字问题。如果学生接受了现代汉语课的教学，最基础的语言问题还是不断出现，说明我们的教学是失败的。作为一名现代汉语教师，应该关注自己传授的知识与学生写作之间的对接关系，尽可能把传授的相关知识与学生的实际写作联系起来，从学生的写作中解释现代汉语知识，使学生在写作中消化相关的现代汉语知识。
（3）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对接关系
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使用的语言，现代汉语的理论脱胎于现代汉民族的实际应用。在讲授现代汉语时，本应该紧密联系社会语言生活，体现现代汉语的社会价值，提高学生使用语言服务于社会能力。但是目前的现代汉语课却使学生感觉与现实生活离得太远，有点不切实际的味道。不可否认，目前通行的教材没能及时地把握住语言的发展变化，但是这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我们在使用教材时，不能紧密联系现实的语言生活，那就是教师的问题。现代社会中人们使用语言纷繁多变，广告设计、商标设计、公司起名、新闻报道、手机短信用语、大学生校园用语、网络用语等都蕴涵着丰富的现代汉语教学资源，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将这些现实内容适宜地拿来讲解教材的知识要点，不仅会激发学生产生深厚的兴趣，还将凸显现代课程的社会价值，增强该课程的现实意义。这要求我们的现代汉语教师关注现实社会生活，抓住一切能够解释现代汉语理论的语言事实。只有这样，现代汉语教学才能真正走出经院式理论教学的误区，实现语言的工具职能。
总之，一门课程的教学是通过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的，相互之间的配合最为重要。面对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的尴尬局面，教师首先应该进行反思与改革，处理好各种对接关系，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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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08 文学院(电话: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学院所有专业均不接受单独考试。 135102戏剧 30 01 舞台剧与影视剧写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623 艺术基础（戏剧影视文学）④902 剧本写作 复试科目:0810 创意与编导
《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89686486。 02 舞台剧编导 03 影视剧编导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6 01 戏剧戏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复试科目:0809 戏剧与影视专题 参看“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网站“招生与培养”栏（njuxy.cn/student.htm）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电影学 03 电视艺术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欧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西方文论 03 中外文学关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当代文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唐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04 近代文学 05 域外汉籍研究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古籍整理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中国文化史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 古代汉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4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现代汉语 03 中国语言学史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社会语言学 03 方言学 04 对外汉语教学 05 语文教学和语言文字规范 050101文艺学 01 文艺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2 文艺理论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文艺美学 03 西方文论 04 中国文论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30 01 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54 汉语基础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科目:0801 专业综合（语言学概论、作文）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二册）王力著，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代中国》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国文化史》孟昭毅、曾艳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2年。咨询电邮：chenguang@nju.edu.cn。
一、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是重视理论、较偏重于语言理论、语言习得理论和教育理论，而实践内容相对较少，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偏重于艰深、枯涩的理论，而对于应用研究重视不够，导致学生不易掌握，而且难以将这些语言理论、语言习得理论、教育理论等应用到实践中去，造成学生“学完就忘记了”，很难和实际建立联系，建立合理的实际联想，学生感觉学习之后在工作中根本“用不上”，造成教学资源巨大的浪费，甚至“学而无用”。长此以往，学生会感到理论空虚、现实缥缈，渐渐就会失去对这门课程的兴趣。
二是分立的教材内容与当前对外汉语教学形式不太相适应。传统的教学模式僵化。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教学中，“满堂灌”和“填鸭式”、过分偏重讲授的方法难以吸引学生，教学手段陈旧，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严重影响到教学效果。
三是考核方式缺乏全面性。一直以来，《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考试均采用传统的书面考试，导致学生死记硬背，扼杀了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无法真正掌握和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二、课程教学改革的意义
作为专业课程来说，《对外汉语教学概论》是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课程，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课程，是国家对外汉语教学能力证书考试的主考课程。它集中体现了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特色，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指导作用和枢纽作用。指导性是指它涵盖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具有指导性。枢纽性是指它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国文化等先设课程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这些知识来讲解演示对外汉语教学的原则、方法和技巧，同时促使学生融汇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操练过程中，培养“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的内容都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必备的核心知识。所以，《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的教学研究与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注重夯实学生在汉语言、文字、文化、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素养和能力，形成独具特色的专业知识系统和架构。这将会有力地促进本课程的建设，也将带动对外汉语专业其他课程的建设，进而促进学科建设。
因此，不论是出于对外汉语专业整体建设与发展的需要，还是为了满足完善本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客观需要，亦或是顺应当前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需要培养和培训大量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师的总体情势、发挥高校应有的潜力进而做出应有的贡献的需要等等，对《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进行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从而来适应时展的需要，利于21世纪新型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的培养。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要适时更新教育理念，调整课程结构，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技术设备，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并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对外汉语教学中出现的现象，提高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能力，将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三、课程教学改革内容
（一）重组教学内容，优化教材体系
教材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重要课程资源，教材的内容及编排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内容复杂，头绪繁多，因此在规定的学时内很难讲完全部的内容，不利于学生掌握，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逻辑严密、简洁而又好学的教学内容体系，无疑有利于学生从宏观上掌握该课程的内容。
目前，通行的教材有：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从对外汉语教师进修的需要出发，以作者所主张的对外汉语教育学科体系为纲，较系统地论述了本学科的性质、特点及发展简史和现状，论述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教学理论和习得理论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力图做到史、论结合，总结我们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与适当介绍国外的新理论相结合。[2]部级重点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赵金铭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该书的出版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历史中的一个标志性成果。该书不仅全面概述了对外汉语教学各领域的基本概念与近期研究成果，而且融入了编写者个人长期而深入的理论思考，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3]陈昌来《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吸收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针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特点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而有所侧重，体现出科学性、实用性、针对性有机结合的特点。[4]
为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结合学校实际，我们以刘珣的《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为教材，整合赵本和陈本中关于语言学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其他权威参考书，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同时，利用《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等专业权威期刊，引入国内外最新学术科研成果等，保证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二）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应用型人才
为适应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形势高速发展的特点，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对外汉语专业应用型人才，必须加强实践教学。对《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计划进行整体性重组、安排，设立实践教学项目，突出课堂训练和课外实践，实现教学过程交际化，充分调动学生主动性，着力培养具备对外汉语教学能力或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三）建设网上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师生共同参与，建立丰富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案例信息库，将纯理论的知识用具体、生动、可感的案例加以阐释，将传统的静态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讲授与开放的、动态的、活跃的对外汉语教学现象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关注对外汉语教学现象，以培养其开放的视野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改革教学方法，发挥主体作用
1.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广泛采用多媒体教学。根据教学需要，把教学内容涉及的事物、现象、过程全部再现于课堂，特别是结合文化对外汉语教学和具体对外汉语教学实例等方面的影像资料，通过多媒体手段动态地表现出来，将师生置身于同一对外汉语教学情境之中，把抽象的教学内容化深为浅、化难为易、化远为近、化虚为实，使其更加形象化、精炼化，从而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讲课的内容。
2.将课堂时间交给学生，在启发式、发现法、讨论法、研究法等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开展“茶馆式”教学方法的探索。在教学中实现角色互换，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这种先由教师确定讲课主题并进行指导，让学生自己准备材资、组织课堂，自己当老师来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不仅使教学内容深入浅出，而且在课堂上教师也及时得到了学生的信息反馈，捕获了学生的思想动态，实现了交互式教学。
（五）更新考核办法，全面评价学生
加强学生课程论文、实践教学、平时学习态度考核，并纳入课程考核体系，建立全面、客观、科学的课程考核新体系，以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四、课程教学改革效果
在“汉语热”背景下，全面实施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设计，使学生直接参与实践、体验、感悟、探究。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中心，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培养出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对外汉语专业人才。
建立科学的课程教学体系。新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教学模式将建立科学的课程教学体系，构建崭新的教学内容体系，将纷繁复杂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按照一定的逻辑性分成几大模块，有利于学生进行宏观把握。
构建科学的教学考核体系，不仅利于考核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可考核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程度；注重了学习的过程性评价、评价主体多元化、考核方式多样化。这种能力导向的评价方式必然引起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从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总之，《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改革是对外汉语专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决定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规格的关键因素。因此，要以《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为突破口，以点带线，逐步发展，进而推进对外汉语专业课程建设，进一步拓宽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口径，全面推进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基金项目：邵阳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容斋随笔》的修辞论研究”[2011JG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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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语言学界其实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目前的语言学对于现代汉语在语言工具形式的层面上研究得非常好，也非常细致，但在语言的内容、思想的层面上，研究还非常欠缺。其中，对于现代汉语的西方思想资源问题，就既有根本观念上的偏颇，又有具体观点上的误解。对于中西交流对现代汉语体系形成的影响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不足。本文试图重新探讨这一问题。
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异
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都是汉语，它们是汉语发展的两个阶段。它们之间主要是形式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不具有本质意义。但在语言思想的层面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对于语言来说，最重要的是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要素，现代汉语也是这样。在语言形式上，这三因素同等重要，不能说语音不重要。比如同样是讲汉语，如果语音不一样，交流很困难。当然，也不能因此说语音比语法和词汇更重要。但在思想、思维的层面上，词汇更具有本质性。比如，同样是现代汉语，地区不同，语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从根本上影响思想的表达，并不影响现代汉语的性质，不能说浙江某方言的现代汉语不同于湖北某方言的现代汉语。但词汇就不一样，词汇不同，在思想的层面上就表现为术语、概念和范畴的不同以及话语方式的不同，因而思想方式、思维方式就不同，对问题和现象的言说就不同，从而就使语言体系在思想的层面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提倡白话文来进行语言变革，其“变革”主要来自于词汇。作为现代汉语的白话和中国古代的白话，在语音和语法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差别是词汇上的，古代白话主要是民间口语，其作用是日常层面上的交际，几乎就没有思想层面上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不具有完整性、体系性，而现代白话则是借用古代白话的形式，其词汇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与古代白话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汉语是白话的形式，但它既不同于古代“语录体”的白话，也不同于民间口语的白话。周有光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起初像小脚放大的‘语录体’。1930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现代汉语是融会各种语言成分构成的，它并没有和文言文完全脱离关系。是综合古代“语录体”、民间口语白话、文言文和西方语言等成份而构成的。而在这些成份中。西方语言因素是促使汉语发生变革的最重要因素，是西方语言在思想层面上，即在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上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白话，从而导致中国语言发生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性质转变。
拿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进行比较，我们看到，二者在文字上并没有什么变化，都是汉字，现代汉语在“字”上增加很少，主要是增加物质性名词如“镭”等，对于语言体系来说，这种增加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词汇上，现代汉语词的双音节倾向明显，词缀和类词有所增加，词缀附加法构成的合成词大量增加，但这都是形式上的，对于语言体系的转变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真正造成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语言体系差异的是词汇，现代汉语增加了大量的新词，而这些新词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西方，或者直接译自于西方语言，或者经过日语中转而来。西方语言以及语言文化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汉语词语的意义，增加了新的术语、概念、范畴，改变了中国人对现象和问题的言说，从而改变了汉语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看到，随着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确立，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各种学科话语体系，比如哲学话语体系、文学话语体系、历史话语体系等，并且这些话语体系之间相互联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形成了整体的现代汉语思想方式。
二、古今汉语词汇的思想意识差异
在思想层面上，现代汉语在词汇上最明显的变化是从西方输入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中国现代思想领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成为主流和中心。比如“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个性”等，这些词语虽然不多，但它却构成了现代思想的“关键词”，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不仅仅只是导致了现代汉语作为体系的形成，导致了汉语的现代转型，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方式以及具体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现代转向。
以“科学”为例。现代汉语“科学”一词来源于西方，其英语原词为science。古汉语中也有“科学”一词，但它是“分科举人之学”，即“考科举之学问”的简称，这和西方之“科学”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两回事。据历史学家冯天瑜考察，最早借用古汉语词语把science翻译成“科学”的是日本启蒙哲学家西周，并从此定格。在西周之前，日本还曾把它翻译成古汉语词语“学问、文学、知学”等。而最早把西周翻译引入中国的是康有为。“五四”时期陈独秀曾音译science为“赛因斯”、外号“赛先生”，但仅风行一时。在语言形式上，古代汉语的“科学”和现代汉语的“科学”并无二致，但在词义上，二者具有实质性的差别。古代汉语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格物”、“格致”、“质测”等只能说相关，其内涵与“科学”完全不一样。由此可见，从工具论的角度来比较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词形上比较古代汉语的“科学”和现代汉语的“科学”，引申不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结论。西方“科学”在词语的意义上进入汉语，其意义在于，不仅仅只是在相应的层面上输入西方现代的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输入机械制造、建筑设计等各种技术，输入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还在于输入科学思想、科学意识，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理念，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与中国古代的“格物”、“理学”相比，“科学”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方式。并且与古代的“气、道、理”等相隔膜、相冲突，很难融合起来。所以，“科学”虽然可以独立地加入到古代汉语词汇中去。但它很难独立地在古汉语中生存。“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意
识，作为知识体系，在语言上实际上体现为一种话语体系。所以，仅仅认同“科学”这个词是远远不够的。“科学”被真正认同是“科学”话语体系的被认同。“科学”首先是建立在具体的物理学、生理学、数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和哲学、历史学、诗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基础上的，所以，“声、光、电、元素、力学、感觉、知觉、悲剧、喜剧、道德”等构成了它的基础词汇，而抽象的诸如“知识、规律、理性、逻辑、推理、判断、抽象、具体”等构成了它的关键词。这些数量众多的词语构成了“科学”话语体系，也可以说是“科学”思想体系。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中或者说在这样一种思想方式下，各种具体的科学才得以不断地衍生。所以，中国现代输入西方的“科学”，绝不仅仅只是输入“科学”这个词，而是输入“科学”话语体系。
“民主”在思想的层面上也是一个西源词，即英语的democracy，“五四”时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外号“德先生”。 “民主”也是古汉语的一个古老词语，早在《尚书》和《左传》中就开始出现，如“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但这里的民主是“民之主”的意思，也即“为民作主”，或“民之主宰者”。这和西方“民主”的“人民自主”、“人民的权力”意思恰恰相反。最早把democracv翻译成汉语“民主”的也是日本学者。但在日本，democracy一词也译为“民权”。在日文词典中，“民权”意为“政治上人民的权力”，这正好契合democracy的本意。也就是说，在日本新汉字词中，“民主”、“民权”本为一个词。但有意思的是，在现代汉字词中，“民权”和“民主”的语义却大相径庭。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汉语“民主”仅只有古汉语“民主”的字形。更重要的是，现代汉语“民主”和古汉语“民主”属于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在古代汉语中，“民主”是和“封建、君、臣、纲常、仁、礼、儒、忠、孝、节”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意义是在和它们的关系中确立的，它们共同构成一种中国古代“君王”话语体系。所以，孟子虽然也有重民思想，比如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但在古汉语语境中，或者说在古代“君王”话语体系中，这种重民思想本质上仍然是轻贱民众权力的，它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策略，不过是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一种诠释。而现代汉语的“民主”则来源于西方，它与同样来源于西方的“人权、个人主义、自由、个性、宪法、平等、社会、公正”等在语义上相互联系，共同支撑，从而构成现代“民主”话语体系。古汉语中的“君、臣、纲常”也构成了它的语义场，但对它的意义影响不大，主要是一种背景。
“五四”时期，刘半农曾创造了一个汉字“她”。它表面上是造字，是发明，在语言学上具有文字学意义，也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进行解释，但本质上“她”是西方第三人称“阴性”的翻译形式，也即英文she的翻译。事实上，刘半农提出这一想法时虽然还在国内，但论证它却是在英国留学期间，其立论的理由正是英语的人称理论。所以，“她”虽然是独立创造的汉字，但本质上仍然是西源词语，仍然可以看作是从西语中借用而来。 “她”是典型的现代汉语词语，从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女性意识以及更为深层的人权、自由等思想体系或者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在词的形式上。“她”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这个词，并不从根本影响表达。事实上，中国古代是用“他”或“伊”来表达的。但在思想上，“她”的意义重大，它反映了现代人女性意识的觉醒，象征着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尊重。在中国古代。“她”为“他”所包容，实际上是“她”缺乏独立性；现代汉语把“她”从“他”中分离出来，实际上是从深层意识上让男女平等“合法化”，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性别意识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作用。在这里，“他”和“她”就不仅仅只是指代，同时还包藏着意识形态性，具有性别政治的意味， “使得性别可以在新的语言中塑造社会性的权力关系”。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我们看到。“五四”时期，妇女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当了人的解放的急先锋。“她”作为概念的产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今天的女性文学研究特别发达，与这种深层的语言基础也不无关系。
三、现代汉语词汇融会所成的话语体系
西方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西方词汇大量进入汉语，从而改变了汉语的构成成份，特别是大量思想性术语、概念和范畴的进入，增加了汉语的话语方式，也即增加了汉语思想的表达方式，从而使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具有了语言基础。更重要的是，西方语言方式以及与语言方式相。致的大量思想文化现象深刻地影响了汉语，使汉语词语在思想内涵上发生了变化，既具有传统的内涵。又增加了西方的维度，从而既能够言说中国传统文化现象，又能够言说西方文化现象，兼容中西方两种思想方式。在词语的构成上，这一部分词语构成了现代汉语思想词汇的主体部分。由此，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既不同于古代汉语体系，也不同于西方的语言体系(比如英语体系)，既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但同时又承继传统，不失中国性。下面我以“文学”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发达，并且在世界文学史上独具特色，产生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独特的文类和文学成就，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一批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古汉语也有“文学”一词，但它不具有纯粹性，有时也指学术。中国古代有时也用“文”或“文章”来泛指文学，但无论是“文学”还是“文”或“文章”，都不具有专属性。古汉语中的“文学”缺乏西方术语的高度抽象性和系统性，内涵模糊不清、外延游移不定。事实上，古汉语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高度抽象的“文学”概念，甚至也没有次一级的同样是高度抽象的“诗歌、小说、戏曲、散文”等概念。有的只是具体的《诗经》、“楚辞、诗、词、赋、曲、小说”等。在古代汉语中，文学话语从属于“经、史、子、集”的“四部”话语体系。在这种话语体系中，现代汉语中的文学被分割在不同的“部”中，比如同样是诗歌，《诗经》和一般的诗词不同“部”，《诗经》在“经”部，一般诗歌在“集”部。同样是“韵律”，“韵书”属于“经”部中的“小学”类目，“词谱词韵”属于“集”部中的“词曲”类目。“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类目。而“词曲”又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等“子目”。“词集、词选、词话”和“词谱词韵”相提并论。这和现代汉语“文学”完全不同，在现代汉语话语体系中，“词选”构不成文体类别，“词集”和“词选”是作品范畴，“词话”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词谱词韵”属于语言学范畴。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基本上是西方“科”话语的产物，它和“部”话语是不同的话语体系。两种话语体系中的概念在自己的系统内各司其职，不能混用。
但现代汉语的“文学”话语也不完全是横移西方的“文学”概念，它实际上是借用西方概念并综合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成，所以它也适用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言说。比如，现代汉语的“诗歌”概念实际
上来自于对中西方两种诗歌的归纳，它的外延既包括西方的自由诗、散文诗、民谣、格律诗，日本的俳句等，又包括中国古代的诗、词、赋、骈文以及现代诗――新诗。所以，现代汉语“诗歌”的概念既不同于英文的poesy或song，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诗”、“韵文”等。小说也是这样，现代汉语中的“小说”在概念外延上既包括西方的fiction、story、novel、fairy tale等，也包括中国古代的志怪、传奇、话本小说(平话)、笔记小说、文人小说以及现代小说，实际上是综合中外各种小说而成。现代汉语的“散文”更复杂，它主要是从西方的prose和essay而来，和中国古代的“小品文”比较接近，但同时也兼融了中国古代的各种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最为复杂多样，作为概念，它最初相对于“骈文”而言，后来相对于“韵文”而言，所以文类非常宽泛，“四部”中几乎每一部都有现代所说的散文。比如诸子、行状、杂史、奏议、诉状、论说、述序等。更重要的是，现代汉语的散文不仅仅只是综合了中西方的散文文类，同时还发展了散文，增加了很多散文新文体，比如报告文学、通讯报道等，这样，现代汉语的“散文”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概念。
正是在现代“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及更具体的“美文、杂文、抒情散文、抒情诗、叙事散文、叙事诗、散文诗”等术语、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汉语的“文学”话语系统。这种话语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汉语对于文学的言说不同于古代汉语对文学的言说。中国古代谈论文学，用得最多的是这些概念或术语：“志、情、景、气、道、理、韵、文、质、形、神、境、兴、观、群、象、妙、奇、意、辞、虚、实、喻、风、骨、浅、平、雅、真、直、曲、味、趣”等。而现代汉语谈论文学多是用“形象、典型、内容、形式、风格、评论、欣赏、文体、体裁、真实、审美、体验、思想、结构、反映、表现、主题、文学性、创作方法、叙事、抒情、文本、作家、读者、接受、继承、革新”等。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文学话语体系。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属于古代汉语思想体系，而现代汉语文学话语与西方文学更具有亲近性。属于现代汉语思想体系。对于同一文学现象，古代汉语所谈论的不同于现代汉语所谈论的，其思想和观念也很不一样。同一文学对象，其表述不同，其性质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四、现代汉语的性质及其形成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词的形式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在思想的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具有实质性的差异，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但现代语言学对这种差异性，对古代汉语是如何向现代汉语转变的、以及这种转变的思想史意义，却研究得很不够，现代语言学关于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对于现代思想史、现代文化史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但这不仅仅只是中国语言学的问题，也是世界语言学的普遍问题。
语言是如何变化或变异的，现在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这种研究在西方称为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或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但反思西方语言变异研究，我们看到，西方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并不是为了解决思想问题，也不是为了解决思想史问题，而仅仅是研究语言现象，所以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语音变化、语法变化以及词语形式变化，而对于语义变化以及语义变化的思想价值则缺乏追问。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西方语言学把原因追溯到家庭、性别等方面，我认为这是肤浅的。
关于语言变化。西方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语言的变化是一种连续不断的、非常缓慢的过程。”“语言变化不是像陨石一样从天空掉下来的。变化一般是从语言中已有的因素中产生出来的，人们只是借用并且夸张了这些因素而已。这就像时装的变化。”对于西方各种语言变化在描述的意义上，这可能是客观的。这个结论也切合古代汉语内部变化和现代汉语内部变化，但它显然不适用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种语言之间的转变。汉语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变异，其变化之快与之大，可以用“革命”一词来表达。现代汉语的形成并不是在古代汉语内部逐渐完成的，而是以突进的方式进行的，其中与西方语言以及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现代汉语并不是从古代汉语中脱胎而来。性别、家庭以及社会变迁等都是现代汉语形成的原因，但导致现代汉语成为新的语言体系的最重要原因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现代汉语实际上是西方文化、思想以及社会对中国影响在语言上的表现。对于思想文化来说。语言具有深层性，中西方交流最重要的结果不是产生了中国现代社会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而是产生了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一旦形成，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沿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就具有不可逆转性。
现代汉语学术研究迄今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方面，对于在思想层面上现代汉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形成对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对于现代汉语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对于现代汉语的“语言政治性”等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种偏颇和缺陷。所以我主张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对现代汉语形成的作用，并进而研究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对现代思想和学术的规定性和制约性，从而从语言的角度探索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和创新问题。语言不仅仅只是日常交际工具，还是人类思想文化的深层基础，语言体系与思想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学不应该只是研究语言技术，同时还应该研究语言的思想性，从而从语言的角度解决人类思想的发展演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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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Www.133229.cOM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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