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现象篇（1）

一、引言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2年7月，全国共有9398万毕业生落实了工作单位，待就业51.2万人，一次性就业率约为65%。2003年，一次就业率为50%，共有106万人未就业。大学生失业现象愈演愈烈。

对于社会来讲，大学生失业是一种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这种浪费会使我国的实际增长率远远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另外，大学生失业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研究和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大学生失业现象概念的界定

大学生失业是一般失业殊的一种,它的特殊性表现为：年龄大多在20～23岁之间，他们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创造力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是社会的精英。按照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作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大学生失业可界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一种状态。

大学生“新失业群体”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并获得社会公认的学历文凭，但在就业过程中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获得满意的工作岗位或者害怕进人激烈的就业市场退出就业或处于游动就业状态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他失业人群，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具有独特的特点：与城镇下岗职工相比，他们往往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工作经验;与中学毕业的待业青年相比，他们不愿从事纯体力劳动;就业失败使他们颇具叛逆性，加上生活空间漂泊不定，极易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大学生失业并不是说大学生连保证基本生存的工作都找不到,而是说他们的初次就业时间拖延,初次就业率降低,预期收入与现实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与其他弱势群体不同的是，他们拥有学习能力强的优势。实际上，大学生失业问题只是一种人才的相对过剩，是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域的分布不平衡。

三、失业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在当代经济学界,大部分经济学家比较接受的失业类型为摩擦性失业、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隐形失业六种失业类型。而笔者认为大学生失业多是一种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而显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的少。

1.结构性失业

对于大学生而言，以结构性失业为主。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专业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失业的时间较长，通常在6个月以上。其最显著特点是由于劳动力供需错位导致的职位空缺与失业并存。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结构性失业主要包括专业结构性失业、层次结构性失业、区域结构性失业和观念结构性失业。

（1）专业结构性失业

专业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职业岗位的变化，使得培养的人才职业技能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某些专业的大学生供大于求，而另一些行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大于供给。

（2）层次结构性失业

层次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培养模式趋同，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在工作岗位有限的情况下，造成高层次人才对低层次的职位排挤，导致学历层次越低，失业率越高。

（3）区域结构性失业

区域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尽管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人才过剩,毕业生还拼命往大城市里挤，小城市、内陆地区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和基层单位人才相对短缺，结果形成了欠发达地区人才紧缺，发达地区人才过剩的局面。

（4）观念结构性失业

观念结构性失业是指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不正确，普遍存在对工资期望值过高，希望在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各类事业单位和收入相对较好的三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由于对岗位的期望值脱离实际而造成的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企业人才相对过剩的结构性失业。

2.摩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指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求职者为获得自认为满意的职业而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的现象。大学生工作找寻过程是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相互搜寻过程。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成熟、不完善，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信息寻和传递是需要较高的成本的。供求双方只能在有限的成本和有限的知识条件下进行搜寻。而这种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效率之低下，直接影响供求双方的有效匹配。通常情况下，大学生对用人单位的发展空间、工资待遇、地理位置、工作环境等等有自己的期望，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技能、个人素质等也有一定的要求，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大学生没有用人单位接收的情况。

3.自愿性失业

自愿性失业是指大学生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工作，具备劳动能力，并且拥有工作机会但是对已有的工作机会不满意，于是宁愿暂时选择失业而继续寻找工作的现象。从大学生选择市场的角度看，一些大学生认为就业岗位不适应自我实现的要求，以及认为报酬低或感觉就业岗位与文凭价值不相符，也会放弃马上就业，而选择自愿失业。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1.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皮奥利和多林格提出的二院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不是完全竞争和统一的，它被分割为两大块：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个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工资决定各有其特点。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一些国企外企等的大公司、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其工资高，福利丰厚，条件优越，晋升靠资历，发展机会多，就业有保障；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工资低，福利较少，培训和晋升机会少，工作条件差，易被解雇。

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实行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当经济处于稳态时会存在持久的非自愿事业。尽管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仍高于失业者的工资，但普遍认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是低技能劳动者。现论认为，高技能劳动者一旦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失业，他宁愿保持失业状态等待在一级市场重新就业，也不愿意到二级市场企业就业，这同样可以解释大学生失业的现象：失业的大学生宁愿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等待就业，成为自愿失业者，也不愿意到工资低、福利差、晋升机会少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

另外，由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同人力资本理论所预计的相似，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较低，并且接受高等教育者是按照人力资本理论预计其收入水平的，因此如果未达到预期的薪金，大学生就可能成为自愿失业者。

2.城乡分割

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历时最长的一种分割形式，即分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由于受户籍制度和现行人事制度等的束缚,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在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远远低于城市，所以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相比之下，城市的就业机会以及发展机会比农村劳动力市场多，就业环境也比农村好，这主要是由于城乡经济及文化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各种信息资源丰富，公共服务设施齐备，能够便捷地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生活质量高，而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难以充分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在这种差异下，城市大学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不愿意去农村，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为摆脱贫困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除了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使大学生选择城市不愿意到农村的重要原因是户籍制度。从劳动就业的角度看，户籍制度限制了畅想劳动力的流动，使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享受的权利和待遇存在很大的差异。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大学生的自由流动，大学生一旦选择小城镇及农村市场，以后要回到大中城市市场就会很难，要付出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工作接受成本、工作离开成本以及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

综上因素，大学毕业生即使难以在大中城市就业，也宁愿选择自愿性失业也不到小城镇和农村就业。由于在大中城市从事学用不结合、层次不对应工作也比在小城市和农村从事学用结合、层次对应工作的收入高,加之在大中城市工作可以得到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发展机会都比在小城市和农村好，更会促使一部分毕业生产生宁愿暂时失业也不在小城市和农村就业的心理，从而增加高等学校毕业生失业人数。

3.地区分割

地区分割，即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存在差距，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

一般而言，大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对其工作都有一个心理预期，包括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及企业实力等，如果就业城市所提供的岗位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就选择在该城市就业。而沿海地区等大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西部地区更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所以大学生宁愿留在大城市失业也不愿意去西部就业。

由《2004－2005年湖北省就业与再就业发展研究报告》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选择的调查”来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的选择最多的是沿海地区，其次则是深圳、上海、北京三大城市，这些地区就业竞争都比较激烈；而西部地区则是最少人选择的就业地区，甚至有些西部地区要不到所需人才。由此造成的东西部区域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五、结论

导致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高校的原因也有大学生个人就业观念的原因，对此我们应该做更加客观全面的分析，正确地看待大学生失业现象。政府应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高校应指导毕业生把握好择业期望值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从而降低大学生失业率，发挥教育的经济功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修渝，陈杰.大学生失业现象的理论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2005，（11）：132-135.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2）

在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对象化”与“异化”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对概念。不过，大部分关于这对概念的分析只是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相关论述，较少提及马克思其他文本中二者的关系，更罕有指出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中大量使用“对象化”概念，并且对“对象化”与“异化”的逻辑关系做出了新的建构。而“对象化”与“异化”的逻辑关系的变革，恰恰折射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变革。本文以概念史研究为基础，重新梳理马克思对这一对概念的运用和阐释，旨在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论的理解。

一、人本学逻辑中的“对象化”与“异化”：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要想理解马克思文本中“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先要了解这两个概念的原初含义，及其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出场语境。总的来说，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都直接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影响。起初，青年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分散的。而后，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对象化”与“异化”逐渐成为马克思建构批判逻辑的一对概念。“对象化”对应于人的本真性的应然状态，而“异化”则用来指认和批判实然状态。首先需要重新厘清马克思对“对象化”与“异化”的最初使用情况。“对象化”对应的德文动词为“vergegenst?ndlichen”，来源于形容词“gegenst?ndlich（对象性的）”，意为“使某物成为对象性的”。一种常见的误解是，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来自黑格尔。事实上，黑格尔从未使用过“对象化”，真正先于马克思而大量使用“对象化”的思想家是费尔巴哈。［1］（P17）另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是，马克思并不是从《手稿》才开始使用“对象化”这一概念的。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自我意识的对象化的观点。［2］（P61）显然，当时他的“对象化”还服务于自我意识哲学的唯心主义逻辑，也没有和“异化”构成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异化”对应的德文动词为“ent?fremden”，原意为“疏远”、“脱离”，这是一个具有深厚黑格尔传统的概念，不过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异化”并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需要被批判的概念，而是精神的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环节。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开始于博士论文时期，当时，“异化”也不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反而具有“现实化”的肯定性意味。［2］（P52）那么，“对象化”和“异化”是如何成为一对具有对立性意味的概念的呢？这可以追溯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正是费尔巴哈对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等文本中，费尔巴哈正式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并将其标定为基督教神学与思辨哲学的本质。这样，一种人本学的新思路就建立起来了。“新时代的任务是上帝的现实化和人化——就是将神学转变、化解为人本学。”［3］（P245）这种人本学的新思路赋予了“对象化”以新的意义：“神学的客体不是别的，就是主体的、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vergegenst?ndlichteWesen）。”［3］（P291）以“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为基点，费尔巴哈展开了对神学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哲学通过将其整个体系建立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使人同其自身相异化了。”［3］（P227）“绝对哲学就这样将人固有的本质、固有的活动与人相外化和异化了！这就产生出这个哲学加诸我们精神的支配和折磨。”

［3］（P280）在这里，费尔巴哈强化了“异化”的负面意义，并将“对象化”与“异化”对立起来，前者用来描述人的本质的本真状态，后者用来描述人的本质在神学与思辨哲学中的丧失和被支配状态。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之前，首先将“对象化”和“异化”作为一对相对的概念提出的，是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之后的费尔巴哈。受此启发，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将市民社会中的商业活动与金钱统治贬斥为“人的自我异化”［4］（P192）。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依循费尔巴哈的理解，为这种异化批判设定了一个逻辑的基点，即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4］（P197）在这里，“对象化”和“异化”尚未直接作为一对概念出现。但是，不难看出，青年马克思是依循费尔巴哈的从“对象化”到“异化”的思路开展其批判的，而这种批判的性质同样是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对象化”与“异化”正式作为一对概念出现是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搭建起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逻辑架构，也第一次赋予“对象化”与“异化”这两个概念以原创性的独特内涵。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的特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P273），这应当表现在人的生产中，因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4］（P273）。这是青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一个新的说明。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对象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4］（P274），却没有使人真正实现自由的类生活，因为劳动对象并不属于生产者本人，而是被剥夺了。不仅如此，劳动对象被资本家剥夺和占有之后，还反过来成为了支配着工人不断继续劳动的奴役性力量。于是，“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4］（P268）。既然劳动对象同时具有了人本学的意味，劳动对象的丧失也就被提升到了人的本质的丧失的高度：“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4］（P274）这样，马克思就初步构建起了他的异化劳动的批判构架：以人的本质（自由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作为批判的逻辑基点，把现实劳动中人的本质的丧失和被奴役即“异化”作为批判的靶子。不难看出，马克思是在人本学逻辑的支撑下，用应然的“对象化”的理想状态来批判实然的“异化”状态。这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批判逻辑的一种创造性的发挥。

二、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透视：重新理解“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

在初次批判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谈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且创造性地将“对象化”与“劳动”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劳动的对象化”“对象化劳动”。不过，以往的研究对这种结合的特殊性往往重视不足。有些学者将“对象化劳动”理解为人本学意义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劳动，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人面对自然对象的永恒存在的生产劳动。这就引起了关于“对象化劳动”性质的争论：它究竟是人本学的概念，还是接近于后来的“实践”“生产”的科学概念？笔者认为，二者都不是——“对象化劳动”既不是一个暂时的、后来被马克思放弃的人本学概念，也不是一个科学的、可以被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哲学概念，而是一个在经济学分析中偶然出场的经济哲学概念。进而言之，“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关系既不能被归为人本学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也不能被理解为后来马克思成熟理论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系。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分析具有特殊内涵与意义，它不仅溢出了人们熟悉的人本学逻辑，而且对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先导性作用。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手稿》中的“对象化”究竟是怎样出场的。马克思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劳动（DasProductderArbeitistdieArbeit），这种劳动将自己固定在一个对象（Gegenstand）中，把自己变成事物性的（sachlich）了，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①［4］（P267—268）这里的“Verge?genst?ndlichung”是一个名词，来自动词“verge?genst?ndlichen”。作为一个名词短语，“劳动的对象化”形容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劳动变成了对象性的东西，变成了对象。变成了怎样的“对象”呢？“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

［4］（P267）可见，不同于我们过去的理解，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和“劳动”相结合的“对象化”并不是用来形容劳动“过程”，而是用来描述劳动“结果”，即劳动产品的！马克思想要说明的是，劳动产品不是单纯外在的物性“对象”，而是以对象的形态存在的劳动。再简单一点，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概括，劳动的产品就是劳动本身。以上分析了“劳动的对象化”。那么，“对象化劳动”呢？在《手稿》中，“对象化劳动”是作为“劳动产品”的同位语出现的。马克思指出，人“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4］（P276）②。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劳动”即“Arbeit”不是动词，而是名词。这是一个在中文语境下无法辨明而极易产生误解的问题。这个短语中的“对象化”是动词的第二分词形式，相当于描述被动态的形容词，因此，“vergegenst?ndlichtenArbeit”准确的汉译不是“对象化的劳动”，而应为“被对象化的劳动”。是什么被对象化了呢？正是“劳动”。也就是说，“对象化劳动”不是劳动主动地去把别的什么东西对象化，而是劳动本身被动地被对象化了。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劳动产品”=“劳动的对象化”=“被对象化的劳动”，最后一个短语即通常所说的“对象化劳动”。“对象化”中的这个“对象”，不是指劳动过程中所面对的外部自然对象，而是指劳动最终所生产出的对象，就其本质来说，这种对象正是劳动本身。这样，青年马克思就把劳动生产出来的“对象”重新指认为“劳动”。严格地讲，这番指认并不包含人本学的逻辑预设，而是贯彻了一条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本质。”［4］（P290）马克思是将“对象化”的逻辑转用于理解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在人本学语境中，人的产物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劳动”则成为“财富”的“本质”，劳动的产物成为劳动的对象化。这里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人”本身，而是“劳动”。当然，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准确区分“财富”和“价值”。但是，他已经将“对象化”的分析逻辑原创性地用于经济学阐释，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哲学透视和说明：劳动产品看起来是物、是对象，但其实是劳动。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象化”才溢出了人本学的逻辑，马克思才超越了费尔巴哈。阐明了“对象化劳动”的基本含义之后，再来理解“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便有了全新的视角：马克思之所以要揭示“劳动的对象化”的秘密，不仅是要呈现“劳动”这一财富的本质，更是要进一步批判“异化”的经济现实。在理论上，劳动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在现实中，劳动产品却不归工人所有，而且反过来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过程，“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P267）。请注意，这里仍然是对经济现实的指认，同样尚不涉及人本学的逻辑预设。可见，在《手稿》中，马克思并不是一上来就用人本学的应然设定来批判现实，而是从经济学理论和现实出发，讨论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对象化”与“异化”，考察国民经济学所不关注的“对象即工人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4］（P269）。

换言之，指认“劳动的对象化”是为了从国民经济学对劳动产品的分析出发，“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4］（P266），进而证明“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劳动者（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了在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dieEnt?fremdungindemWesenderArbeit）”［4］（P269）①。一句话，揭示“对象化劳动”的道理，是批判“异化劳动”这一现实的前提。这种“异化”，不是从“人”的本质的应然设定中得出的，而是根植于对“劳动”的本质的理解，故而有所谓“在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至此，我们可以对“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原初关系做出两点概括。其一，“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都不是纯粹的哲学设定，而是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脱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就会误将其看作纯粹思辨的、非历史性的话语，这不符合青年马克思真实的研究语境。“对象化”、“异化”概念本身都是哲学的，但在关于“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最初讨论中，它们所涉及的内容都是现实的——“对象化劳动”所表述的劳动创造财富的道理是现实的，“异化劳动”所反映的劳动与财富的颠倒支配关系也是现实的，是马克思通过大量实证研究的摘录笔记而确认的。马克思是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可以被描述为“对象化”和“异化”的东西，而不是预先就打算用哲学话语去“改装”自己所不熟悉的经济学。其二，“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出场首先是将理论与现实相对照的一种经验性批判。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表述，“对象化”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描述，而“异化”是对经济学所掩盖的现实的批判。换言之，“对象化劳动”是一种理论透视，“异化劳动”则是在理论之外揭露了现实。二者不是两种劳动，也不对应于劳动的二重性，而是用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关系来批判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这种批判归根结底是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批判。总而言之，马克思“对象化劳动”的提出是基于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非人本学设定。限于经济学水平，此时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还持有一种否定态度。［5］（P20—22）他虽然提出了“对象化劳动”，却不是为了肯定劳动概念和劳动价值论，也没有由此出发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说，“对象化劳动”的出场是偶然的，其含义和性质也是极易被错认的。后来，马克思很快地转入了一种人本学维度的批判，这才有了前文分析过的《手稿》中人本学意义上的“对象化”和“异化”。在那里，“对象化”的宾语从“劳动”回到了“人的本质”。这说明，《手稿》中的“对象化”和“异化”的内涵与关系具有复调性质，不能简单地做出单一定性。但无论如何，对“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阐释已经迈出了超越人本学逻辑的第一步。而这个被忽视的新的方法论的萌芽在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后，在马克思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才展现出其深刻性与重要性。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批判：用“对象化劳动”“活劳动”解析“异化”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对象化劳动”，同时频繁使用一个新概念——“活劳动（lebendigeArbeit）”。在这一阶段，“对象化”与“异化”没有成对出现的情况，反倒是“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反复地成对出现。这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马克思不再用“对象化”与“异化”的反差来表征现代经济关系，而是更多地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分析揭示现代经济关系的本质，从而实现了对“异化”现象的内在解析：在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过程中，“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现实地发生辩证的互动，二者之间的颠倒支配关系最终表现为“异化”。一句话，“异化”其实正是“对象化劳动”颠倒支配“活劳动”的结果和表现。前文指出，“对象化劳动”不是指劳动“活动”，而是指劳动“结果”，即劳动凝结成的“对象”。在马克思后来的论述中，真正用来形容劳动“活动”的概念是“活劳动”，而且，马克思明确将其与“对象化劳动”对立起来：“唯一与对象化劳动相对立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活劳动。前者是存在于空间的劳动，后者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劳动；前者是过去的劳动，后者是现在的劳动；前者体现在使用价值中，后者作为人的活动处于过程之中，因而还只处于自行对象化的过程中；前者是价值，后者创造价值。”［6］（P39）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对劳动价值论和“对象化劳动”有了新的深刻理解：重点不是劳动在表象层面凝结为“产品”，而是劳动在抽象的层面形成“价值”；不是劳动产品被透视为“对象化劳动”，而是“价值”被透视为“对象化劳动”。以此为基础，劳动力并不掌握既有的价值即“对象化劳动”，却要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其中，超出劳动力商品自身价值的那一部分就构成了“剩余价值”。“价值只是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

［7］（P377）可见，马克思通过“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这两个概念，把资本家及其“资本”和劳动者及其“劳动”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关系，重新归结为两种形态的“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活劳动”转化为“对象化劳动”，后者却反过来支配前者不断创造出剩余价值，这正是资本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也是资本主义“异化”关系的本质。这样，马克思就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新阐释破解了“异化”之谜。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不再像《手稿》中那样，只在经验层面上强调“异化”现象的存在，而是真正说清楚了这种现象的生产关系基础，即资本在生产中对劳动的支配，从而说明了“异化”。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作为“对象化了的活劳动”［7］（P442），转变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7］（P442），成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7］（P442）。于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就表现出这样的颠倒：“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fremdeMacht）”［7］（P445）①。也可以说，“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劳动自身的这种对象化，即作为劳动的结果的劳动自身，则作为异己的、独立的权力与劳动相对立”［6］（P125—126）。乍看起来，马克思还是从“对象化劳动”引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颠倒与“异化”；仔细分析，差别却是根本性的：只在“资本”的总体逻辑之下，在雇佣关系中，作为“活劳动”产物的“对象化劳动”成为资本，才会反过来驱使“活劳动”，从而形成“异化”。也就是说，只有从生产关系层面出发，从“对象化劳动”的循环增殖及其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出发，才能阐明社会关系层面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现实对立和“异化”。通过“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马克思还强调了现代“异化”关系的现实历史基础。社会财富的增长造成了不断堆积的“对象化劳动”对于“活劳动”的优势地位不断强化。“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对象性条件（gegenst?ndli?chenBedingungen）即对象化劳动，在对活劳动的关系（Verh?ltni?）中必然增长。”［8］（P243）①正是这种优势造成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比重（Portionen）作为异己的和支配性的（beherrschende）权力同劳动相对立。

这里强调的（DerTonwirdgelegt）不是对象化存在（Vergegenst?ndlichtsein），而是异化的（Entfremdet-），外化的（Ent?ussert-），外在化的存在（Ver?ussertsein），是不属于工人，而属于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属于资本的巨大的对象化权力，这种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同自己相对置。”［8］（P243—244）②马克思这里的说法，并不是要单纯批判异化，而不批判对象化。后者恰恰是必然导致前者的真实历史基础。资本主义的异化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结果。“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8］（P244）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其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做出了新的理论建构。乍看起来，1844年的马克思肯定“对象化”而否定“异化”，在后来似乎也依然如此。但实际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突破是根本性的。其一，马克思超越了主体性的哲学视角，不再先在性地设定“主体”。在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批判架构中，主体性是第一位的，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都是由他的主体性派生出来的。而在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中，马克思不再预设先在的“主体”，不是主体派生出了“活劳动”，而是“活劳动”本身成为了经济学分析中的逻辑“主体”。作为其产物的“对象化劳动”，反过来支配了“活劳动”，便成为了资本。这里只有不同形态的“劳动”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二，马克思不再主要停留在经验物性层面谈论劳动产品和劳动概念本身，也不再依据经验事实中的工人境遇来批判理论与现实的反差，而是深入到经济学理论的内在矛盾之中，通过“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灵活运用，实现了对经济学逻辑的深层哲学把握，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说明。其三，从逻辑架构上说，马克思虽然仍然由“对象化”出发，但本质上是以价值和资本关系的总体性建构为线索，最终导引出“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现实颠倒关系，并将之描述为“异化”。在批判模式上，马克思已经不是简单地从“对象化”到“异化”，而是用“对象化”和“活劳动”的辩证关系阐释“异化”。总而言之，马克思对“对象化”和“异化”的概念内涵和逻辑关系进行了三次不同性质的理论建构，这三重建构逐渐具体化、深入化，反映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基础上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论的进程。青年马克思人本学架构中的“对象化”和“异化”是用理想（人的本质的实现）去批判现实（人的本质的丧失），是一种价值性的、隐性唯心主义的批判；《手稿》中出现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相关论述是用经济学理论（劳动创造财富）去对照经济现实（劳动者受制于财富），是一种实证性的、经验主义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阐明了“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矛盾关系，从而结构性、历史性地解析了现实的“异化”。这才是真正内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参考文献：

[1]学批判的哲学意义》，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3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L.Feuerbach.S?mtlicheWerke,Bd.2,Hg.FriedrichJodl,BadCannstatt:Frommann-Holzboog,195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马健行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张义修 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马克思对“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进行过三次理论建构，折射出其批判方法论的变革。青年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影响下，用应然状态的“对象化”批判实然状态的“异化”，是一种价值性的、人本学的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则是在对经济学理论加以哲学透视的基础上，将理论与现实相对照，是一种经验性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辩证分析，内在地解析了“异化”的生产关系本质与现实历史基础，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关键词：马克思；对象化；异化；对象化劳动；活劳动

在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对象化”与“异化”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对概念。不过，大部分关于这对概念的分析只是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相关论述，较少提及马克思其他文本中二者的关系，更罕有指出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中大量使用“对象化”概念，并且对“对象化”与“异化”的逻辑关系做出了新的建构。而“对象化”与“异化”的逻辑关系的变革，恰恰折射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变革。本文以概念史研究为基础，重新梳理马克思对这一对概念的运用和阐释，旨在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论的理解。

一、人本学逻辑中的“对象化”与“异化”：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要想理解马克思文本中“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先要了解这两个概念的原初含义，及其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出场语境。总的来说，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都直接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影响。起初，青年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分散的。而后，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对象化”与“异化”逐渐成为马克思建构批判逻辑的一对概念。“对象化”对应于人的本真性的应然状态，而“异化”则用来指认和批判实然状态。首先需要重新厘清马克思对“对象化”与“异化”的最初使用情况。“对象化”对应的德文动词为“vergegenst?ndlichen”，来源于形容词“gegenst?ndlich（对象性的）”，意为“使某物成为对象性的”。一种常见的误解是，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来自黑格尔。事实上，黑格尔从未使用过“对象化”，真正先于马克思而大量使用“对象化”的思想家是费尔巴哈。［1］（P17）另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是，马克思并不是从《手稿》才开始使用“对象化”这一概念的。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自我意识的对象化的观点。［2］（P61）显然，当时他的“对象化”还服务于自我意识哲学的唯心主义逻辑，也没有和“异化”构成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异化”对应的德文动词为“ent?fremden”，原意为“疏远”、“脱离”，这是一个具有深厚黑格尔传统的概念，不过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异化”并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需要被批判的概念，而是精神的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环节。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开始于博士论文时期，当时，“异化”也不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反而具有“现实化”的肯定性意味。［2］（P52）那么，“对象化”和“异化”是如何成为一对具有对立性意味的概念的呢？这可以追溯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正是费尔巴哈对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等文本中，费尔巴哈正式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并将其标定为基督教神学与思辨哲学的本质。这样，一种人本学的新思路就建立起来了。“新时代的任务是上帝的现实化和人化——就是将神学转变、化解为人本学。”［3］（P245）这种人本学的新思路赋予了“对象化”以新的意义：“神学的客体不是别的，就是主体的、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vergegenst?ndlichteWesen）。”［3］（P291）以“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为基点，费尔巴哈展开了对神学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哲学通过将其整个体系建立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使人同其自身相异化了。”［3］（P227）“绝对哲学就这样将人固有的本质、固有的活动与人相外化和异化了！这就产生出这个哲学加诸我们精神的支配和折磨。”

［3］（P280）在这里，费尔巴哈强化了“异化”的负面意义，并将“对象化”与“异化”对立起来，前者用来描述人的本质的本真状态，后者用来描述人的本质在神学与思辨哲学中的丧失和被支配状态。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之前，首先将“对象化”和“异化”作为一对相对的概念提出的，是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之后的费尔巴哈。受此启发，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将市民社会中的商业活动与金钱统治贬斥为“人的自我异化”［4］（P192）。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依循费尔巴哈的理解，为这种异化批判设定了一个逻辑的基点，即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4］（P197）在这里，“对象化”和“异化”尚未直接作为一对概念出现。但是，不难看出，青年马克思是依循费尔巴哈的从“对象化”到“异化”的思路开展其批判的，而这种批判的性质同样是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对象化”与“异化”正式作为一对概念出现是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搭建起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逻辑架构，也第一次赋予“对象化”与“异化”这两个概念以原创性的独特内涵。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的特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P273），这应当表现在人的生产中，因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4］（P273）。这是青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一个新的说明。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对象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4］（P274），却没有使人真正实现自由的类生活，因为劳动对象并不属于生产者本人，而是被剥夺了。不仅如此，劳动对象被资本家剥夺和占有之后，还反过来成为了支配着工人不断继续劳动的奴役性力量。于是，“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4］（P268）。既然劳动对象同时具有了人本学的意味，劳动对象的丧失也就被提升到了人的本质的丧失的高度：“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4］（P274）这样，马克思就初步构建起了他的异化劳动的批判构架：以人的本质（自由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作为批判的逻辑基点，把现实劳动中人的本质的丧失和被奴役即“异化”作为批判的靶子。不难看出，马克思是在人本学逻辑的支撑下，用应然的“对象化”的理想状态来批判实然的“异化”状态。这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批判逻辑的一种创造性的发挥。

二、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透视：重新理解“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

在初次批判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谈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且创造性地将“对象化”与“劳动”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劳动的对象化”“对象化劳动”。不过，以往的研究对这种结合的特殊性往往重视不足。有些学者将“对象化劳动”理解为人本学意义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劳动，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人面对自然对象的永恒存在的生产劳动。这就引起了关于“对象化劳动”性质的争论：它究竟是人本学的概念，还是接近于后来的“实践”“生产”的科学概念？笔者认为，二者都不是——“对象化劳动”既不是一个暂时的、后来被马克思放弃的人本学概念，也不是一个科学的、可以被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哲学概念，而是一个在经济学分析中偶然出场的经济哲学概念。进而言之，“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关系既不能被归为人本学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也不能被理解为后来马克思成熟理论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系。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分析具有特殊内涵与意义，它不仅溢出了人们熟悉的人本学逻辑，而且对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先导性作用。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手稿》中的“对象化”究竟是怎样出场的。马克思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劳动（DasProductderArbeitistdieArbeit），这种劳动将自己固定在一个对象（Gegenstand）中，把自己变成事物性的（sachlich）了，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①［4］（P267—268）这里的“Verge?genst?ndlichung”是一个名词，来自动词“verge?genst?ndlichen”。作为一个名词短语，“劳动的对象化”形容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劳动变成了对象性的东西，变成了对象。变成了怎样的“对象”呢？“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

［4］（P267）可见，不同于我们过去的理解，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和“劳动”相结合的“对象化”并不是用来形容劳动“过程”，而是用来描述劳动“结果”，即劳动产品的！马克思想要说明的是，劳动产品不是单纯外在的物性“对象”，而是以对象的形态存在的劳动。再简单一点，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概括，劳动的产品就是劳动本身。以上分析了“劳动的对象化”。那么，“对象化劳动”呢？在《手稿》中，“对象化劳动”是作为“劳动产品”的同位语出现的。马克思指出，人“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4］（P276）②。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劳动”即“Arbeit”不是动词，而是名词。这是一个在中文语境下无法辨明而极易产生误解的问题。这个短语中的“对象化”是动词的第二分词形式，相当于描述被动态的形容词，因此，“vergegenst?ndlichtenArbeit”准确的汉译不是“对象化的劳动”，而应为“被对象化的劳动”。是什么被对象化了呢？正是“劳动”。也就是说，“对象化劳动”不是劳动主动地去把别的什么东西对象化，而是劳动本身被动地被对象化了。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劳动产品”=“劳动的对象化”=“被对象化的劳动”，最后一个短语即通常所说的“对象化劳动”。“对象化”中的这个“对象”，不是指劳动过程中所面对的外部自然对象，而是指劳动最终所生产出的对象，就其本质来说，这种对象正是劳动本身。这样，青年马克思就把劳动生产出来的“对象”重新指认为“劳动”。严格地讲，这番指认并不包含人本学的逻辑预设，而是贯彻了一条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本质。”［4］（P290）马克思是将“对象化”的逻辑转用于理解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在人本学语境中，人的产物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劳动”则成为“财富”的“本质”，劳动的产物成为劳动的对象化。这里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人”本身，而是“劳动”。当然，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准确区分“财富”和“价值”。但是，他已经将“对象化”的分析逻辑原创性地用于经济学阐释，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哲学透视和说明：劳动产品看起来是物、是对象，但其实是劳动。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象化”才溢出了人本学的逻辑，马克思才超越了费尔巴哈。阐明了“对象化劳动”的基本含义之后，再来理解“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便有了全新的视角：马克思之所以要揭示“劳动的对象化”的秘密，不仅是要呈现“劳动”这一财富的本质，更是要进一步批判“异化”的经济现实。在理论上，劳动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在现实中，劳动产品却不归工人所有，而且反过来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过程，“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P267）。请注意，这里仍然是对经济现实的指认，同样尚不涉及人本学的逻辑预设。可见，在《手稿》中，马克思并不是一上来就用人本学的应然设定来批判现实，而是从经济学理论和现实出发，讨论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对象化”与“异化”，考察国民经济学所不关注的“对象即工人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4］（P269）。

换言之，指认“劳动的对象化”是为了从国民经济学对劳动产品的分析出发，“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4］（P266），进而证明“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劳动者（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了在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dieEnt?fremdungindemWesenderArbeit）”［4］（P269）①。一句话，揭示“对象化劳动”的道理，是批判“异化劳动”这一现实的前提。这种“异化”，不是从“人”的本质的应然设定中得出的，而是根植于对“劳动”的本质的理解，故而有所谓“在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至此，我们可以对“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原初关系做出两点概括。其一，“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都不是纯粹的哲学设定，而是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脱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就会误将其看作纯粹思辨的、非历史性的话语，这不符合青年马克思真实的研究语境。“对象化”、“异化”概念本身都是哲学的，但在关于“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最初讨论中，它们所涉及的内容都是现实的——“对象化劳动”所表述的劳动创造财富的道理是现实的，“异化劳动”所反映的劳动与财富的颠倒支配关系也是现实的，是马克思通过大量实证研究的摘录笔记而确认的。马克思是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可以被描述为“对象化”和“异化”的东西，而不是预先就打算用哲学话语去“改装”自己所不熟悉的经济学。其二，“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出场首先是将理论与现实相对照的一种经验性批判。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表述，“对象化”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描述，而“异化”是对经济学所掩盖的现实的批判。换言之，“对象化劳动”是一种理论透视，“异化劳动”则是在理论之外揭露了现实。二者不是两种劳动，也不对应于劳动的二重性，而是用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关系来批判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这种批判归根结底是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批判。总而言之，马克思“对象化劳动”的提出是基于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非人本学设定。限于经济学水平，此时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还持有一种否定态度。［5］（P20—22）他虽然提出了“对象化劳动”，却不是为了肯定劳动概念和劳动价值论，也没有由此出发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说，“对象化劳动”的出场是偶然的，其含义和性质也是极易被错认的。后来，马克思很快地转入了一种人本学维度的批判，这才有了前文分析过的《手稿》中人本学意义上的“对象化”和“异化”。在那里，“对象化”的宾语从“劳动”回到了“人的本质”。这说明，《手稿》中的“对象化”和“异化”的内涵与关系具有复调性质，不能简单地做出单一定性。但无论如何，对“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阐释已经迈出了超越人本学逻辑的第一步。而这个被忽视的新的方法论的萌芽在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后，在马克思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才展现出其深刻性与重要性。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批判：用“对象化劳动”“活劳动”解析“异化”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对象化劳动”，同时频繁使用一个新概念——“活劳动（lebendigeArbeit）”。在这一阶段，“对象化”与“异化”没有成对出现的情况，反倒是“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反复地成对出现。这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马克思不再用“对象化”与“异化”的反差来表征现代经济关系，而是更多地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分析揭示现代经济关系的本质，从而实现了对“异化”现象的内在解析：在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过程中，“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现实地发生辩证的互动，二者之间的颠倒支配关系最终表现为“异化”。一句话，“异化”其实正是“对象化劳动”颠倒支配“活劳动”的结果和表现。前文指出，“对象化劳动”不是指劳动“活动”，而是指劳动“结果”，即劳动凝结成的“对象”。在马克思后来的论述中，真正用来形容劳动“活动”的概念是“活劳动”，而且，马克思明确将其与“对象化劳动”对立起来：“唯一与对象化劳动相对立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活劳动。前者是存在于空间的劳动，后者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劳动；前者是过去的劳动，后者是现在的劳动；前者体现在使用价值中，后者作为人的活动处于过程之中，因而还只处于自行对象化的过程中；前者是价值，后者创造价值。”［6］（P39）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对劳动价值论和“对象化劳动”有了新的深刻理解：重点不是劳动在表象层面凝结为“产品”，而是劳动在抽象的层面形成“价值”；不是劳动产品被透视为“对象化劳动”，而是“价值”被透视为“对象化劳动”。以此为基础，劳动力并不掌握既有的价值即“对象化劳动”，却要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其中，超出劳动力商品自身价值的那一部分就构成了“剩余价值”。“价值只是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

［7］（P377）可见，马克思通过“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这两个概念，把资本家及其“资本”和劳动者及其“劳动”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关系，重新归结为两种形态的“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活劳动”转化为“对象化劳动”，后者却反过来支配前者不断创造出剩余价值，这正是资本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也是资本主义“异化”关系的本质。这样，马克思就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新阐释破解了“异化”之谜。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不再像《手稿》中那样，只在经验层面上强调“异化”现象的存在，而是真正说清楚了这种现象的生产关系基础，即资本在生产中对劳动的支配，从而说明了“异化”。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作为“对象化了的活劳动”［7］（P442），转变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7］（P442），成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7］（P442）。于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就表现出这样的颠倒：“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fremdeMacht）”［7］（P445）①。也可以说，“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劳动自身的这种对象化，即作为劳动的结果的劳动自身，则作为异己的、独立的权力与劳动相对立”［6］（P125—126）。乍看起来，马克思还是从“对象化劳动”引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颠倒与“异化”；仔细分析，差别却是根本性的：只在“资本”的总体逻辑之下，在雇佣关系中，作为“活劳动”产物的“对象化劳动”成为资本，才会反过来驱使“活劳动”，从而形成“异化”。也就是说，只有从生产关系层面出发，从“对象化劳动”的循环增殖及其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出发，才能阐明社会关系层面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现实对立和“异化”。通过“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马克思还强调了现代“异化”关系的现实历史基础。社会财富的增长造成了不断堆积的“对象化劳动”对于“活劳动”的优势地位不断强化。“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对象性条件（gegenst?ndli?chenBedingungen）即对象化劳动，在对活劳动的关系（Verh?ltni?）中必然增长。”［8］（P243）①正是这种优势造成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比重（Portionen）作为异己的和支配性的（beherrschende）权力同劳动相对立。

这里强调的（DerTonwirdgelegt）不是对象化存在（Vergegenst?ndlichtsein），而是异化的（Entfremdet-），外化的（Ent?ussert-），外在化的存在（Ver?ussertsein），是不属于工人，而属于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属于资本的巨大的对象化权力，这种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同自己相对置。”［8］（P243—244）②马克思这里的说法，并不是要单纯批判异化，而不批判对象化。后者恰恰是必然导致前者的真实历史基础。资本主义的异化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结果。“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8］（P244）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其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做出了新的理论建构。乍看起来，1844年的马克思肯定“对象化”而否定“异化”，在后来似乎也依然如此。但实际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突破是根本性的。其一，马克思超越了主体性的哲学视角，不再先在性地设定“主体”。在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批判架构中，主体性是第一位的，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都是由他的主体性派生出来的。而在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中，马克思不再预设先在的“主体”，不是主体派生出了“活劳动”，而是“活劳动”本身成为了经济学分析中的逻辑“主体”。作为其产物的“对象化劳动”，反过来支配了“活劳动”，便成为了资本。这里只有不同形态的“劳动”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二，马克思不再主要停留在经验物性层面谈论劳动产品和劳动概念本身，也不再依据经验事实中的工人境遇来批判理论与现实的反差，而是深入到经济学理论的内在矛盾之中，通过“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灵活运用，实现了对经济学逻辑的深层哲学把握，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说明。其三，从逻辑架构上说，马克思虽然仍然由“对象化”出发，但本质上是以价值和资本关系的总体性建构为线索，最终导引出“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现实颠倒关系，并将之描述为“异化”。在批判模式上，马克思已经不是简单地从“对象化”到“异化”，而是用“对象化”和“活劳动”的辩证关系阐释“异化”。总而言之，马克思对“对象化”和“异化”的概念内涵和逻辑关系进行了三次不同性质的理论建构，这三重建构逐渐具体化、深入化，反映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基础上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论的进程。青年马克思人本学架构中的“对象化”和“异化”是用理想（人的本质的实现）去批判现实（人的本质的丧失），是一种价值性的、隐性唯心主义的批判；《手稿》中出现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相关论述是用经济学理论（劳动创造财富）去对照经济现实（劳动者受制于财富），是一种实证性的、经验主义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阐明了“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矛盾关系，从而结构性、历史性地解析了现实的“异化”。这才是真正内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学批判的哲学意义》，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3期.［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L.Feuerbach.S?mtlicheWerke,Bd.2,Hg.FriedrichJodl,BadCannstatt:Frommann-Holzboog,195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马健行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3）

现代经济学从主体行为选择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当代主流微观经济学教材已经悄然把重点放在了主体选择模式而不是均衡价格机制的形成上。”（肖殿荒，2003）不管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都可以在这一视角下进行描述。首先，西方经济学视域内最基本的微观经济主体被分为消费者和厂商两类，在这一范式之内，消费者和厂商被预设处在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上，二者只是在不同的资源、禀赋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相对地，政治经济学则把资本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划分为劳动者和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劳动者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劳动力从属于资本；另方面，因为西方经济学“充分就业”的理想状态不具有现实性，在劳动者和资本的博弈中，前者总是处于劣势，为了生存，劳动者不得不委身于资本，接受资本家的奴役。基于这种和西方经济学平等博弈不同的范式，马克思要求在理论上说明资本家凭借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劳动者的剥削。答案就在剩余现象中。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社会剩余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前提。而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社会剩余的大部分被资本家占有，劳动者的相对贫困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通过资本家占有社会剩余来揭示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就顺理成章了。但是，作为财富形态的社会剩余各式各样，并且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起到的不同作用也是无从分辨的，这表明，要说明资本家利用社会剩余实现的对劳动者的经济剥削，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剩余理论必须满足两点：一，它首先需要由另一种共同尺度来衡量；二，这一共同尺度同时要能够说明劳动在剩余的构成中的重要性。显然，在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要求下和对剩余现象的考察中，劳动价值论已经呼之欲出了：劳动价值是表现为大量使用价值的堆积的社会财富的共同尺度，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时间是价值量的衡量指标。

现在来比较分别基于两种范式之上的一般均衡价格理论和劳动价值论。首先看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价格理论。一般均衡价格论通过数学方法严格证明了只要消费约束和生产集满足凸性等条件，消费者具有“理性”偏好，均衡价格体系就存在帕累托最优。而均衡价格体系只需要偏好“理性”就能成立，这表明均衡价格论无需价值实体。有无价值实体，这正是两种价值（价格）理论的关键差异。因此，价值实体的存在性（成真性）是我们将要考察的第一个问题。其次看劳动价值论。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关于“价值”的规定绝不是简单的定义。因为如果“价值”概念只是一种硬性规定，那就和均衡价格理论没有任何可比性。毕竟两种规定、两种对概念的不同理解主要还是先于经济的哲学问题。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推导可以简化为以下三个命题：A商品规定为用来交换的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前提一，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一开篇就对此有过细致的分析）；B价值定义为一切商品的共同属性或共同尺度（前提二，这一规定符合理论初衷――确定用来衡量社会剩财富、社会剩余的共同尺度，）；C抽象人类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结论）。然而问题是，A、B、C三个命题并不构成严格的三段论论证，从前提A和前提B推导结论C还具有模糊性，澄清这一点是我们将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①

我们把这一问题一分为二：第一，关于价值实体的存在性（成真性）；第二，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的明见性。现拟引入现象学的视角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下面是关于现象学的简单陈述。

现象学（Phaenomenologie）是伴随着20世纪的曙光而诞生的一门全新的哲学和哲学方法。它的创立者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不满传统哲学在一个假设前提之下的思辨玄想（如泰勒斯关于水构成世界本原的推测、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外化为世界的臆断），提出现象学的原则是“面向实事本身”（zu den Sachenselbst），（胡塞尔，1984）就是强调（为科学奠基的）哲学的无前提性。至今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前提条件之上的，而由于科学本身不能说明自己的前提而无法成为真正严格的科学，这一任务只能由哲学完成，真正的哲学就是要达到“无前提性”。哲学如何做到“无前提”？所谓“无前提性”就是让真理在直观中向我们敞开，在直观中达到对真理的一种“明见性”的把握。事实上，“直观是一切知识的源初教益”。（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一个理论必然依赖于某种前提，而这个前提不能始终诉诸别的理论，否则将陷入无穷回溯。一切推理、论证、实验都最终依赖于直观。只有在直观中，现象才充实地被给予。举个例子，失聪的人可以通过学习“知道”声音现象，甚至可以通过勤加练习掌握一门乐器，可是除非他亲耳听到（直观）一段旋律，他就不可能理解音乐的意义。而对某一现象的本质的把握，则要用到一种更为技术的方法，即本质直观的“自由想象变更法”。在这种方法中，我们变更对象的一切偶性，直到达到一个边界――一旦变更某种因素，对象就无法保持同一性，或者说对象将变得不可能，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种否定性的不可能性反过来把握到了对象的本质。以对红的本质的考察为例，我们变更红的载体：苹果的红、树叶的红，变更红的远近、方位、形状，也变更红的深浅、明暗，这都无损红成其为红。我们甚至想象一块“红”远离我们并没有变小，靠近我们也没有变大，这对于任何一种空间中的被给予之物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就单纯的“红”而言，它仍然在我们的直观中被给予了。这就表明，虽然红往往总是空间中的被给予，但是红的观念并不包含空间要素。我们就这样明见到了某种关于红的“必然是”的本质。

下面将想象变更法应用于“价值”：我们可以变更交换双方的自然形态――想象针与线的交换，想象马和奴隶的交换，也可以想象劳务和物质的交换；变更交换的时空因素，想象市场上的物物交换，想象货币出现后买卖在时空上的分离，想象网上信用交易……这些都无碍于交易关系的成立。直到置换掉商品作为有用的劳动产品的属性，交易才变得不可能。于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作为本质还原的剩余而获得关于商品本质的规定性。因此可以说“价值实体”存在，但不是作为可知觉的物理对象的空间性存在，而是观念性的在其先验领域内的存在，这就是现象学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

进一步的还原还将表明，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至少是为交换而生产）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而直接劳动者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自由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都不表现为价值。这里的差别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在其过程中，劳动者直观到自由感的被剥夺，这种对于单一劳动的机械重复严重扭曲了人的创造本性，劳动不再是快乐的艺术，不再是人类自由本质的对象性的活动，而反过来奴役劳动者，劳动者创造得越多他就越贫穷，生产率越是提高，劳动者就越是不自由。这种自由感的缺席正是对自由作为“价值”本质的否定性确证，自由感的褫夺越长久，劳动价值量就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真正原因。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的解放就是劳动时间的解放的观点，“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共产党宣言，2005）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并反思以现象学方法考察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所具有的哲学意义。

第一，劳动价值论所解蔽的真理是关于人的真理，相对于见物不见人的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社会经济地位平等博弈假设等理论建构，政治经济学没有忽视社会剩余现象，直面人的生存斗争和社会矛盾，相比微观经济主体关于效用的显示偏好原理，异化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对于自由感的丧失具有更为感性直观的明见性。事实上马克思以一种现象学所主张的态度，考察了商品二重性及其历史前提，反推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劳动二重性。其劳动二重性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更为我们解蔽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打开了一扇窗。活劳动在其最大程度上异化为外在的、非人的、抽象的东西与劳动者对立，其目的只是把自身作为资本来积累起来，再去奴役更多的活劳动并把他们也都转化为资本，如病毒一样毫无节制地疯狂增殖。这就是资本所包含的生存悖论。③

第二，对于经济价值本质乃是自由的揭示，将经济学“价值”、劳动价值与哲学价值、人类价值打通，一个一以贯之、不失层次的完整“价值”体系成为可能。经济学作为关于人类自身的科学也因此才是可能的。“哲学上的价值就在于自由，其实，经济学上的价值在更深的层次上也可以这样来规定，因为所谓商品价值正是个人自由和他人自由的交叉点（体现为交换价值），而‘劳动时间’本来应该是指人的自由创造性和能动性的体现。”（邓晓芒，2007）青年马克思曾说：“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人在时间中最具体的感性活动就是劳动，“劳动时间”正因此才成为了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按照《资本论》的分析，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在于其中所包含的社会一般劳动时间；按照《巴黎手稿》的分析，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则在于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所谓人类劳动，其实就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只不过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相对于哲学上的价值而言是以异化的形态出现的，经济价值是哲学价值在人与人的物质关系上的片面表现。只有当人类的关照从经济学上的价值提升到哲学上的价值的高度，其他一切价值才能发展起来。（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书目

[1]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邓晓芒.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C].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李岩.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存在论内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1）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2005

[6]肖殿荒.两大经济学范式及其价值理论之比较[J].当代经济研究，2003（2）

注解：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4）

目前，哲学界在解读马克思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了马克思通过“经济学语境”凸显“哲学话语”并走向“历史深处”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所走向的“历史深处”，其实就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实践批判，进而彻底批判和超越“现代性”。

一、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的经济学辩护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规定，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又构成和蕴含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时代特质。因此，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自然成了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存在分歧，但从精神或文化层面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主体原则几乎是一致的。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界别，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本主义信念作为思想理论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最终构造和确立起了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位，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继续高擎理性这一精神旗帜，进一步肯定与推崇“自我”以及“人”的价值。康德不仅继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而且将其确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则。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原则将理性主体原则抽象成了世界万物的绝对原则，完成了对理性主体原则的哲学论证。可见，现代西方思想运动是在推崇和维护理性主体原则的过程中展开的。

同时，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实际需要，既反映了近代西方社会摆脱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与争取个体独立的需要，又反映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并由此获取与集聚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这一事实。质言之，对理性主体原则的推崇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意识与逻辑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思想运动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并不仅仅属于哲学，国民经济学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从“历史深处”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即资本不断自我增殖的逻辑，而且通过把“劳动一般”作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肯定人及其劳动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成理性主体原则，进而将抽象的理性主体原则贯彻到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简言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介入并推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运动。所以马克思指出，“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众所周知，对财富的本质的规定是国民经济学全部内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不同解答则成为区别国民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学派的标志。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归结为货币，由于还没有看到财富的本质是人和人的劳动，因而不能看到货币的本质，不能揭示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只能陷人对贵金属这种单纯外在形式的崇拜。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虽然看到人的劳动构成财富创造的条件，但却没有把劳动抽象成为财富创造的一般原则。“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只有以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提出的粗糙的劳动价值论，才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为后来亚当·斯密揭示财富的劳动本质并创立劳动价值论，进而确立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以探讨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为理论任务，并通过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增进国家财富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重心。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的前后回答是矛盾的，但他在原则上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的原则。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显然，斯密已经把劳动抽象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和源泉的劳动一般，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消耗。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斯密在把“劳动一般”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看到了劳动社会交换的意义。斯密发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分工的结果，但在彻底实行社会分工之后，人们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社会交换。因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没有劳动的社会交换，国家财富的增进根本无法实现。为此，现代社会必须打破封建自然秩序的束缚，推动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内在于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这样，不仅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把“利己主义”肯定为“完全自由和正义的自然制度”阎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也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在自由活动基础上生产人自己的自由空间，即把人的命运还给“大写的人”提供了理论说明。李嘉图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在交换价值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问题，发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l，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由斯密肇始李嘉图完成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由于把财富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把自然界和财富看作是人的产物或人的构成物，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扬弃了财富的外在对象性，将人本身及其劳动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从而将人的感性活动本质遮蔽起来，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归结为了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于是就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体原则，即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变成了理性观念对人的抽象统治。这样，国民经济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乎逻辑地看作了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而它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构成了对以“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为深层逻辑的“现代性”进行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二、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界限在“历史深处”的凸显

尽管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作了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但它也不自觉地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

首先，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范畴作了超历史的理解。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把商品看作一般劳动的产物，而不看作劳动产物的一种社会形式，表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表现为商品以及劳动表现为价值与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等等的历史条件这些根本性问题，而只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并把劳动抽象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归结为: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闭这就是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即具有历史的特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国民经济学家忽略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历史性、暂时性，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所以，国民经济学始终把雇佣劳动及其价值表现形式与一般生产劳动及其价值混淆在一起。

国民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错误，使其对“现代性”的辩护陷人了悖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所要求的财富增长或积累，本质上是以牺牲具体劳动或感性活动为代价的抽象劳动的积累—财富或资本的积累，不仅这种积累的不可能性与积累本身同步增长，而且，它所要求的财富越是抽象，人的“主体性”就越是受抽象所统治。李嘉图把国家理解为生产的工场，把人理解为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把人的生命等同于资本，把人类生活世界理解为经济规律盲目支配着的世界的观点充分表明:劳动价值论只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实质上却通过把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为人的劳动，进而十分片面从而更加明确、彻底地把私有财产以及劳动规定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即将人及其劳动仅仅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最后走向了遮蔽人的感性活动本质，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等同于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以至于敌视人的反面。诚如马克思所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质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了表面上肯定人及其主体性与实际上否定人及其自由的自相矛盾。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资本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矛盾不断涌现，也处处昭示着资本永恒积累的不可能性。这种以财富积累为目的与以积累的不可能性为结果的矛盾，无疑进一步彰显了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

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使“现代性”的历史界限显得极为清晰。因为，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逻辑结论，并不在于其理论推论过程出现了逻辑错误，而在于其借以推论的社会现实前提本身包含着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劳动与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基础的一般人类劳动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价值论的支离破碎是现代工业现实的支离破碎的原则。资本“为生产而生产”，不仅生产着生产力，而且同时生产着自己的界限。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却使人成为了抽象物—受商品、货币以及资本的统治，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创造必须以对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为前提。这种矛盾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自身发展的界限，也为人类寻求新的社会形式提供了前提。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正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理论折射，从而也是从“历史深处”对“现代性”的历史界限—“资本自身性质上的界限”的凸显。

总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对“现代性”的认同与辩护，在把人导向追求“自由”的同时，也把人引向了奴役的深渊。当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完成自身的时候，人就通过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的辩护完成了自我否定;而当劳动价值论使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悖论的时候，它也就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历史界限。因此，对于既改造着世界又改造着自身的人类来说，在置身于“现代性”困境的同时必然会开启出一种新的生存境域。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超越，就是对人类新的生存境域的一种理论开启。

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虽然未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术语，但却具有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马克思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看作现代社会的整体性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性”作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理性主体精神确实是其重要内涵，但并不等于理性主体精神。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划了一个时代，或者说具有“现代性”，关键并不在于它把理性主体原则提升为自我意识，而在于它建立了远远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因此，一方面，现代生产对“现代性”具有“基础”作用，“现代性”集中体现于“资本生产的过程”、“资本生产的规律”以及“资本生产的结果”之中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对理性主体的不断呼唤与诉求，折射和反映着现代社会的自我意识。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既没有简单否定理性主体精神，也没有简单肯定现代生产，而是通过探讨理性主体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揭示“现代性”的深层逻辑—资本的逻辑—资本的增殖归根到底必须通过吸附活劳动来实现:“劳动是酵母，它被投人资本，使资本发酵。这首先表现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与重建上。

首先，马克思通过揭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陷，彻底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以及黑格尔哲学把现代性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从而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把人的劳动规定为私有财产的本质，的确反映了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对现代经济生活以及价值运动作了“科学解释”，但是这种“科学解释”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及其范畴的非历史理解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把现代性抽象为永恒的理性主体原则，从而完全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其根源就在于它们的理论前提—劳动价值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抽象为“劳动一般”，从而把物质生产劳动转换成了精神活动。具体地说，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即把劳动归结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把从事商品生产的雇佣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进而把资本对人及其劳动的抽象统治，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从而也就直接把“现代性”作为了“资本家的科学的自白和存在”。所以，在国民经济学家眼里，“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既是市民社会的实际，又是现代工业的永恒“意识力量”。黑格尔哲学则通过把“现代性”抽象为精神的货币和资本，把全部历史规定为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从而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在对资本对人及其劳动的抽象统治的经验事实进行哲学概括的同时，又以“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对这一事实的合法性进行意识形态辩护。

可见，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只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未说明这一事实，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抽象为一般公式和规律，却没有理解和阐明这些规律怎样从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产生出来。因此，国民经济学以及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的黑格尔哲学，从“历史深处”对“现代性”所作的意识形态辩护，只能是一种纯粹幻想。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及以此为基础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了系统而深人的分析批判后，通过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的特殊性重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把“现代性”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的现代性理论。

其次，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具体劳动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所陷人的矛盾不能仅仅归结为理论自身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矛盾的理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必须以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前提，另一方面又必须把劳动转化为劳动条件，使劳动与劳动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因此，在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劳动总是表现为雇佣劳动，劳动条件总是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即资本;劳动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从而从属于资本;资本支配着劳动从而支配着劳动者，劳动者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从而不能支配作为劳动条件的资本。在这里，人不是通过劳动而实现自我发展，而是由于劳动而被否定;不是人通过活动而存在，而是因为活动而沦为非存在。所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陷人的矛盾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的理论反映，现代性理论的缺陷不过是对“现代性”自身缺陷的理论直观。

因此，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实践批判。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形式，以及“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一规律的揭示，不仅“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实践批判过程得到凸显，同时马克思也由此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彻底批判。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5）

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和深人研究，我们意识到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是在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后，即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当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农业物质生产为主，非物质生产比重很低;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生产中体力劳动占绝对优势。所以，马克思以考察产业资本为主，着重研究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迅猛强劲，市场机制的作用和范围不断扩大，使得现代劳动的内容、形式和结构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深切表明: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种类在增加，已不局限于产业劳动者的直接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领域也在拓展，即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拓展，早已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这就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实践在发展，理论要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

其实，马克思也不是对此一点没涉及和预见到。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生产中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商品价值的惟一创造者。马克思一方面鲜明指出资本家是社会生产中的寄生虫并坚决抨击之，另一方面，马克思绝不无视或轻视作为企业管理者的资本家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相反，马克思也承认他们参与了商品价值的创造，并对管理型资本家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领导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也解决不了的理论困难，回答了为什么劳动要转化为价值，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又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它是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及其劳动二重性学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进行政治经济学学习与研究的决定性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劳动二重性是揭示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钥匙，也是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化商品经济道路的钥匙

马克思第一个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物，由此创建了商品二因素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却不能解决它。亚当·斯密在其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就反映了商品的二重性，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但是，由于他(他们)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因而不真正懂得商品的二因素，最终只能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同起来。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他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归结为“劳动”的分析都是不清楚和不彻底的，必须把商品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可见，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货币是商品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的第一次外化。商品是使用价值的体现、具体劳动的产物;货币是价值的体现、抽象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包含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现在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是商品交换的必然。

货币之所以能作为价值物存在并行使其职能，始终是因为它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所以，从本源上看，货币拜物教和现代拜金主义一类，不过是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在认识上颠倒商品与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根本不懂得或歪曲了劳动二重性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

劳动服务是商品的第二次外化。但无论是它的使用价值或价值，都不具有物质形态，所以服务商品的二因素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也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因。其实，服务作为商品，具有一切商品所固有的由劳动二重性决定的二因素。只不过其二因素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同于任何其他商品的特点。服务的使用价值即由劳动服务引起的效用，比如马克思举例分析的运输业所出售的商品使用价值，就是场所的变移。为了取得场所变移的这种效用，劳动在特殊的合乎目的的形式下被消耗，而相应耗费的还有生产资料如燃料、运输工具、交通设施等;“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而且，服务的价值同样取决于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运动要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在一个时期的服务价值变动，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化方向和速度是基本一致的，即呈上升趋势。

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对服务商品二因素的揭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讲，不管它是以物质形态出现显而易见也罢，还是以非物质形态隐蔽地出现也罢，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讲，认识服务商品的二因素，把服务业及其产品作为市场交换的内容和社会总产品统计的对象，对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扩大社会生产力和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都有直接的指导性。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商品的第三次外化。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有条件的，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不容置疑的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结合，只是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而已。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其特殊性在于它可以还原为维持劳动者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了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内容、范围、比例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而且使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劳动力商品最大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即创造商品价值的能力。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向我们充分表明了培养人尤其是教育人的重要性。人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要实现“两个转变”，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建立相应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体制。因此，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所揭示的发展生产的两种方法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以增加社会劳动总量，增加投资来发展生产，扩大财力开发是可以的，但对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十分有限。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和外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过时。而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无限的，因为具体劳动的增长、科技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是无限的，这就是我国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的依据。

二、劳动二重性是解析资本主义复杂经济现象的密码，也是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杂现象新情况的密码

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经常会碰到许多矛盾的经济现象和复杂的经济过程。只有透过这些矛盾的现象和复杂的过程，才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充分预见到我们可能遇到的这些困难，他说:“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可能把他们引人迷途。他还告诫后人，要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仅仅依靠某些个别的、偶然的、孤立的事实是完全不够的，甚至还可能产生歪曲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论点，而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作系统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

首先，劳动二重性学说及其方法论作用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全部事实的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商品细胞开始的。他不仅揭示了商品的二因素，指明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而且阐明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以商品生产从而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全部矛盾的萌芽状态开始的;因而，贯穿资本主义经济始终的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抗性矛盾自身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表现形式。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引起政治经济学革命性变革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的。正是考虑到劳动二重性学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及其基本规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马克思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科学地提出并解决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必须以明确区分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价值的劳动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为前提。从劳动二重性学说出发，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成为难题的关于简单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分问题。尽管简单商品流通(W-G-W)与资本流通(G-W-G }存在似是而非的相同之处，而实际上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恰好属于两个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是以商品二因素的对立为基础的。

正是由于把劳动二重性的方法引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他写道:“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由劳动二重性决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的观点，还引出了雇佣工人劳动的二重性、资本主义工作日的二重结构，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提高剥削程度的二重方法，资本的现象和本质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等重要观点。由此展开的进一步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并阐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的其他重要理论，如积累理论、流通理论、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都是以劳动二重性原理为基础的，都可以劳动二重性作为方法论手段来破译和论证。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创新社会主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否定与发展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一条成功道路。没有密切地联系实际经济生活，特别是在对一切新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不断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会有今天的蓬勃生气。劳动二重性作为认识经济过程的方法，也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毫无例外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是普遍地把具体劳动同抽象劳动相混同，尽管这种混同在不同流派有质的区别，但根源却是共同的，在于它们的阶级局限性。

在古典学派那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凭直觉划分劳动的两个方面，而没有把握它们内在的矛盾统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当·斯密，由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也就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结果只能得出片面的自相矛盾观点。发展下去，不可避免会产生像著名的“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因此马克思鲜明地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不过，马克思并未就此否定斯密理论的科学内涵，相反地肯定了他促使人们去认识劳动二重性方法上的重要贡献。

在庸俗政治经济学则是另外一回事。对它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划分，正好相反，蓄意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混同，是其理论思想的一般原则，实质是要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抹煞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界限。“生产要素”论就是典型的例证。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6）

关键词: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中国道路

现代中国正在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美好生活的新征程，这是人类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探索和实践。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日益为新时代共产主义实现的新形式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制度规划。改革需要价值引导，以此凸显改革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彰显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本色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直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现实和重大问题，尤为迫切需要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精神①。政治经济学批判契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深入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议题。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底蕴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义不仅仅体现为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不着眼于构建另一套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基础上洞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为无产阶级自身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

1．破解“资本统治劳动”的意识形态神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与劳动的真实历史关系的澄清，破解了“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神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作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和雇佣劳动制度正是在资本和劳动这种交换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交换不断造成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②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得以真正洞悉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关系的实质。与以往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普鲁东等政治经济学家构想一套先验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公式”不同，马克思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运动的批判认识中得出科学①。马克思通过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自我认识的科学，这门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②。18世纪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和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都力图寻求一条通往人类幸福和理想社会的康庄大道。圣西门把工业化生产和劳动视为解决工人贫困的根本手段，提出了人人应当劳动的主张。他把以改善人类命运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建立看作其全部学说的旨趣。傅立叶推进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认为劳动本质上应满足人类欲望的乐趣，提出了以协作合作社彻底解放人的欲望的构想。欧文通过废除私有制度建立共产制度作为未来新社会制度的核心。总体观之，他们有关未来社会的论断有着惊人的预见力，他们都把实现公共幸福和人类美好生活作为学说的核心旨趣③。但是，他们都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上来看待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没有洞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造成劳动异化的真正根源，没有把无产和有产的对立上升到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看待劳动与资本关系实质的问题上，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普鲁东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伪善性，把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现实中的形而上学，力图挽救政治经济学，并且最终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但是，他不自觉地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采取一种非批判的态度，陷入一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他没有把经济范畴看成是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理论表现④。普鲁东看到了以研究劳动和交换规律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倾向，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终陷入用资本自身批判资本的理论悖论。他把私有财产看作是本身应该被消灭的资本⑤，没有理解私有财产对人类生存的积极本质，没有看到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普鲁东看来，劳动的价值与资本生产一样，都是一种“虚构”。他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一切元素，劳动是使事物之间的价值可以彼此通约的工具。马克思提出了与蒲鲁东根本不同的劳动观。“劳动本身无价值”是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根本态度。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自然力即人类劳动力的表现，他进一步思考:为何劳动从作为人本身的自然力变成外在于人自身的抽象的交换价值?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涉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全部批判的核心。“古典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把劳动看成价值的唯一源泉，把一般劳动形式作为价值的源泉，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的抽象性，即把一切具体劳动的规定性抽象为交换价值。“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抽成为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固定了。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⑦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本质的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普鲁东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专家。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意指: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蒲鲁东等法国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非历史性理解，即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恒化。这种理论态度反映出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洞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真正历史起源，体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劳动、工资和资本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性态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澄清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思考。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问题和核心要旨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破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意识形态神话，探求解决工人贫困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历史道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及其所承载社会关系的形而上学思考，“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①。破解以往旧的形而上学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即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研究去寻求。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传统，他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的历史批判，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构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最终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与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采取一种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揭示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这也必然决定了他们对劳动的理解是站在辩护资本立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体现为把资本看作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这种意识形态把资本对劳动的抽象统治和剥削关系完全遮蔽起来，资本因此获得了对劳动支配和统治的先天话语权。

2．解蔽经济现象异化逻辑的真正“实证科学”破解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看待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意识形态话语，认清资本对劳动支配和统治的实质，这无疑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主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是一场自我革命的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自我意识的主观批判，也不是直接面向社会历史本身的现象学还原，而是通过对经济范畴的历史批判，呈现社会历史现实本身，反思人类的生存境遇和探索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创了一门真正综合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与政治经济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不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把政治经济学本身作为批判的对象。政治经济学用经济范畴把握经济事实，经济范畴只是生产的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运用经济范畴透视经济现象和社会现实，把资本理解为“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社会现实和个人生活本身的丰富内容被经济范畴完全遮蔽。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其特有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透视经济现象和社会现实的本质。政治经济学批判运用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用生产方式这把钥匙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秘密，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的真正实质，破解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的形而上学假设。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范畴作为全部学说和思考问题的先验假设，马克思把经济范畴“作为生产方式的结构、层次和领域严格的确定下来”②。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经济现象异化逻辑的本质和“观念实证主义”实质的深刻揭示和批判性超越，真正破解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形而上学假设。在资本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这种观念实证主义集中表现为资本逻辑对个人的抽象统治。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日益被资本所殖民和同化，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已经被资本建构起来的市场意识和货币观念所统治。“观念实证主义”已内化在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中，成为不可攻破的堡垒。资本具有个性，而人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资本逻辑”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本来极其明白和合理的社会关系抽象化为商品交换关系。这种商品交换关系“把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看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了“观念实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它的核心要义是:揭示隐匿在经济生活背后的神秘面纱，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破解“观念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构建真正符合人类生活本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人的感性的彻底解放，人们的社会生活不是被资本和货币建构起来的冷冰冰的经济生活。真正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方式和自由个性应当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马克思深刻剖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用经济范畴规定经济生活、用经济生活规定全部社会生活的真正根源和秘密。“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①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看作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方法论根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和思辨哲学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意识形态)和抽象思辨式把握(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破除了这两种思维方式在思考社会问题上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变成可以理解的事实，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和意识形态的本质被全部揭示出来，进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与之间的交往关系就变得简单明了，而不是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之所以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在于:政治经济学只考察社会整体的相对独立的部分，而作为历史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把复杂的整体本身作为对象②。阿尔都塞认为，把认识的对象等于现实存在本身和把历史科学的对象归结为现实历史都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把社会现实等同于主体的想象活动恰是思辨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同时批判了以上两种看待历史现实的理论态度。“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③。与普鲁东和古典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把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重新加以拯救，也并没有重新创立一门新的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只能从否定的意义上去理解。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真正洞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真正破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一定经济社会形态的自我认识，这种认识本身只有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去理解，从批判、否定和革命的意义上去理解，即从破解资本对劳动抽象统治的意义上去理解。这正是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学说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所在。

二、社会主义的转型与过渡: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7）

一、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1．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思想

斯密第一次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排除了从使用价值中去寻求交换价值的决定问题。他认为，“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表示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叫做交换价值。”斯密进一步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不仅把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归结为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而且把价值量归结为商品内部凝结的劳动量，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2．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思想

李嘉图继承了斯密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坚持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尺度的正确观点，但他比斯密前进了一步。一方面，他既认识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也认识到了两者的联系，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另一方面，他明确指出，绝大多数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李嘉图批评了斯密的二元劳动价值论，认为其劳动价值论有不少的错误。一是混淆了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和交换到的劳动，而这两者在量上是不相等的，购买到的劳动不能成为价值的尺度；二是将商品的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混为一谈。李嘉图清楚地看到，价值是第一性因素，而分配则是第二性因素。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一）价值实体。价值实体，是指商品中消耗的人类的抽象劳动。就是说价值这个东西指的是抽象劳动。商品的二重性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使用价值。这里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发明的劳动的二重性理论，就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理论。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枢纽点，不懂得劳动二重性就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必须要对它有个深入的了解。从劳动二重性理论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只有理解劳动的二重性，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二）价值量。就是指价值的大小、价值多少的问题。商品价值的数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用社会中等的劳动强度生产一个使用价值所需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宏观和微观双重含义，微观含义是指生产一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含义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讲的。宏观含义，是指社会生产这种商品的总量时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生产总量所需要的时间，叫做宏观上的社会必要时间。

（三）价值的形式。价值的形式，就是指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比例。交换价值有四种形式：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的价值形式。货币是最高的价值形式，也是最完整的价值形式。用货币表现商品价值叫做价格，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就是一种交换价值，是一种最高形态的交换价值。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三个词是有严格界限的，不能混淆。所有西方经济学至今为止仍然都不区分这三个概念，都混同使用。这在现实当中会造成很多混乱。

（四）价值的实质。价值的实质就是商品中所能体现的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人和人的经济关系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中就是商品和商品的关系，就是劳动和劳动的关系，是物和物的关系。反过来说，物和物进行交换时所体现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经济学表面上是研究商品和商品的关系，归根到底是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商品背后是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既见物又见人，认识到了商品流动背后的人和人的关系、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都是见物不见人的，他们不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只讲商品和商品的关系，即物和物的关系。马克思说经济关系是在物的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必须通过物而看到人。真正的经济学应该是既见物又见人，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只看见商品、货币、资本，而不看见人，这就会产生商品拜物教。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区别

第一，古典学派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说不清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为什么要创造价值。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他指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之所以转化成价值，是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特点决定。每个人生产的商品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那么这个商品怎么交换呢？每种商品都有不同的使用价值，无法比较它们的使用价值，商品不可能按效率来比较。具体劳动也不可比较。只有抽象劳动才能作为商品交换时的比较的基础。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值是人和人发生关系时必须使用的一个范畴，没有它，任何市场经济都不可能进行。创造价值的劳动必须是抽象劳动，只有按抽象劳动才能进行商品交换。所以，马克思说创造价值的不是具体劳动，而是抽象劳动。古典经济学不区分这二者，没有说清什么劳动创造价值。

第二，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不懂的价值的实质，不能通过物和物的关系看到人和人的关系。价值的实质是人和人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包括现在的所有的西方经济学从来不讲人和人的关系。而马克思的理论既讲物又讲人，既讲概念符号，又讲价值背后所隐藏的人和人的关系、社会与经济的关系。

第三，古典经济学不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古典学派对交换价值或者对于价值形式不做任何的分析，因此它也不懂得货币是怎么来的，价格是怎么来的，也就是不区分价值和价格。马克思对交换价值进行过充分的分析。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中专门讲述了价值形式，可以说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是前无古人。因此，他揭开了价值形式的谜，认识到了货币的起源和价格的起源，货币是怎么来的，价格又是怎么来的，是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的。这是资产经济学从来没有做过，也是不打算做的事情。

第四，不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都混在一起。就是说，他们从价值和交换价值中找出自然的物质原子，从价值中找使用价值的物质成分。这是针对效用经济学而说。效用经济学派的特点是，他们把使用价值与价值混淆起来，把价值说成为使用价值。当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他们也对这一点区分不清楚，有时区分，有时不区分。

参考文献：

［1］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3（2）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8）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人口众多，就业难的问题一直存在于就业择业当中，然而从2005年开始，又出现与就业难逆向发展态势的现象，那就是“用工荒”现象。根据权威报告表明，从2005年开始，在我国沿海城市，本来是属于劳动力密集的，却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劳动力缺口达到30多万人。这一现象清晰了表明了我国劳动力出现了转型，从劳动力充足型转向了劳动力短缺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难和“用工荒”都属于我国劳动力问题。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有不同的结论分析，本文接下来主要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对此进行论证。

1就业难的微观经济学原因分析

1.1二元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工资差别

我国市场经济属于二元化结构，一个是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科学技术水平比较先进、薪酬较高的工业体系；另一个是技术比较落后、薪资比较低的传统农业体系。这两种体系劳动者的薪资差别较大，因为从劳动力人数上来看，前者要远小于后者。

1.2行业垄断导致就业难

在我国劳务市场上，存在两极分化现象，而劳务市场的分割又促进一些工业行业的垄断。一些垄断国企他们的高薪资令人眼红，这误导了求职者，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面对低于自己期望的薪资不愿意接受，垄断企业是基于在该行业中，他们的劳动力所组成的以追求最大效益为目标的团体，此外，垄断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本来也处在垄断地位。

1.3基尼系数偏高带来的影响

基尼系数可以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差距。该系数偏高说明小部分人在支配国家的大部分财富，人均消费比较低，产品滞销带来更多的人失业，进而导致市场经济的不景气。

2“用工荒”现象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2.1用人单位的微观原因分析

出现“用工荒”的现象，一部分原因在于用工方，他们对求职者提供的薪酬比较低，员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岗位的工资与生活成本不匹配就是直接导致“用工荒”的出现，岗位工资比该地区的人均收入低暂时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的发生，但是在劳动力的实际价格下，劳动力增长下降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2.2劳动者自身偏好的原因分析

有些情况下，劳动者是否接受这项工作还跟工作环境有关，并不是只跟工资有关。例如，现在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然而还有一大批人去追逐国考，这就是因为公务员的工作环境好。这种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导致很多公司业招不到专业型的人才。

2.3劳动的供给行为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在流向城市的过程中，由于户籍的限制，劳动力分配机制没有办法正常运行，这就会挫伤农村劳动力的求职积极性，从而导致就业困难以及企业的“用工荒”。另外，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还不完善，企业参保成本增加以致有些企业无法承受，这不利于企业的招聘也不利于劳动力工资的增加，最终导致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积极性下降。

3解决“就业难”和“用工荒”的对策

3.1削弱“二元化”劳动力资源的负面影响

对于有些实施行业垄断的企业，要上缴行业垄断利润，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大力支持非垄断企业在行业里面的发展，在非垄断企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国家政策上要给予一定的优惠。另外，企业还要适当的提高劳动力的薪资标准，这虽然在短时间内会带来企业成本的增加，但对于企业的研发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3.2积极走扩大内需的路线

扩大内需不仅能够推动企业的发展，还可以使一些行业难以进行行业垄断，这样可以从本质上改变“二元化”市场现象，达到市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到达平衡。对有些单个企业而言，通过内需带动经济，企业发展的侧重点也会改变，从压缩劳动力成本转变为抢占更多的内需市场，以此来提高企业竞争力。之前靠压缩劳动力是站不稳脚跟的，只有通过对劳动力的培养以及待遇提升，产生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企业才能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3.3促进劳动力的合理转移流动

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能够达到平衡是一种市场自主调节的现象，也是劳动力市场对企业薪资的反映。政府首先要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规模和流动方向有整体把握，让它与我国地区经济规划、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另外还要在政策上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优惠，比如在民工的户籍管理、医疗保险、子女上学等问题。以此来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

4结语

劳动力是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向前发展的推动力量，对于近年来出现的就业难和“用工荒”的劳动力现象，我们可以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改进措施，引导劳动力正确的就业择业，保证劳动力的合理利用。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也可以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芬.农村剩余劳动力逆向流动的经济学分析[J].商业时代，2011（20）.

[2]刘湘丽.中国工业劳动力供求现状与解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3（18）.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9）

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这是关系到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问题。当蒙克莱田置“政治”于经济学前之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已由自然物资扩展到社会经济问题。只是边际学派产生后，数学分析工具的应用和资源配置问题的凸现，才在杰文斯、马歇尔的示范下，经济学被分化出来，政治文化问题在经济学的研究视野里被淡化乃至消失。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相当数量的学者，特别是某些青年学者，极度崇拜主张研究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而置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于不顾。实际上，经济现象、经济系统是社会现象、社会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只有把经济系统当作包括政治、文化、制度等因素在内的社会大系统的有机部分，才能科学地解释和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马克思从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之时起，确立了科学的研究视角：社会性，揭示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构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派。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经济研究的社会性视角。

一、马克思经济研究的社会性视角的确立

青年马克思是在三次经济学研究中确立了透视经济现象的社会性视角的。初涉经济学，发生在青年马克思于1842～1843年任《莱茵报》主编时遇到的对所谓物质利益问题不得不发表意见的“难事”之后。 自1843年10月始，他系统地研究了布阿吉尔贝尔、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等15位经济学家的19部经济学著作，给后人留下两份相关联的手稿：《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审视这两部手稿，我们可以说，巴黎时期是马克思确立经济学研究的社会性视角的开端。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是屹立在青年马克思研究视界中的一批经济学“巨人”。一般而言，他们都比较地重视劳动，并得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因素这一结论。但他们在理论上有严重的失足，“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也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失足呢？马克思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阶级局限，不去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也就是说，他们不能理解劳动的真实含义， 不区分劳动是在什么样具体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的活动，因而，把创造资本、商品和私有制的劳动看作“一般劳动”。

此时，正处于青年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科学期，他尚没有独立的经济体系，只得大量转述摘录先贤们的思想材料，但是，由于他在《莱茵报》时期就已形成了实践精神（注：参见拙文《青年马克思最初研究经济学的内在动因》、《实践精神：透视青年马克思思想流程的新视角》，分别载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专题，1996年第4期，1997年第6期。），注意从社会视角分析社会现象，所以，他不会接受英国古典经济学家 的抽象的“一般劳动”，而试图对劳动进行社会性透视，“人类的特征恰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而资本主义却是异化世界。马克思以社会性视角透视这种应有与现有的矛盾，引入了异化劳动，通过对异化劳动的“自我”、“物”、“类本质”和“人与人”相异化的四重规定，马克思已把劳动当作特殊的社会关系来理解。为了进一步“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 马克思又写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十分明确地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当作“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 “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财产不是纯粹的自然物， 而是对人自身的异化及社会关系异化的表征。大自然是否是纯粹的自然存在呢？自然是人类生产的前提，有了人类社会，自然便进入人的社会视野，自然的存在已不是自然而然地自发盲目的存在了，“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

1845年2月，发表《神圣家庭》后， 马克思又回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写出了《评弗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此时，他试图揭示生产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下进行的，试图将“社会关系”提升为“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沿着社会关系的思路分析社会生产的重大成果。李斯特不同意古典经济学过分强调物质财富、交换价值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与作用，提出要研究生产力。但是，李斯特把生产力看作是人的本性，而交换价值、货币等生产关系则总是外在的。而马克思把交换价值、工业、劳动理解为生产关系的表现，主张应结合一定的社会条件研究生产力，“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唯有如此，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

马克思第三次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是在1847年上半年。四十年代伊始，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出版了《什么是所有权》。起初，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比“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高明，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不久，马克思已觉察到蒲鲁东经济思想的方法论缺陷，并指出蒲鲁东失足在于当论及劳动与资本的现实关系时，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社会本质。与蒲鲁东的研究视角不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要从客观存在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入手，透过表面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把握隐藏其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蒲鲁东从“应当”“建议”入手，所研究的不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及运动规律，而是理性自身。例如，蒲鲁东不是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把经济范畴当作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当作抽象的经济范畴的体现。马克思则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并不是发生在蒲鲁东所谓“效用”与“意见”之间，而是发生在出卖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与购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间。对于卖者，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定他在一定水平内进行生产，对于买者，“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第86～87页。）总之，《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开始，初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社会视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确立了经济学研究的社会视角，并非忽略了物与物的关系，单纯从人与人关系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相反，马克思十分重视研究物与物的关系，他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区别之处是不仅仅局限于物与物的关系，而是把物与物的关系当作表现人与人关系的材料，透过物与物的关系研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二、社会性：对马克思建构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理解马克思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学说，就要把握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而只有从社会性出发，才能理解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停留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上，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考察的经济范畴如商品、货币、资本、工资、利润、分工、交换等，都从物与物的关系层面进行说明，窒息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流动性，成为孤立静止的神秘抽象物，无法准确地真实地反映客观经济运动的流程。对此，马克思批判道：“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当归入18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束，而是历史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87页。）。 从物与物的关系出发，舍象了物背后的人的关系，等于舍象掉了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或者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以物的视角出发研究经济现象，根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最多能够发现某种经济事实的矛盾。马克思早在《莱茵报》时期就已体验到客观社会关系的真实存在，物的关系的存在体现着社会关系的存在。经过多年的政治经济研究，他已坚定了从物的背后揭示社会生产关系的探索走向。在他看来，各种经济范畴，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体现，在阶级社会里是阶级关系的表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更根本更真实的关系。马克思之前的个别经济学家偶然地猜度到社会关系的某些方面，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而中断了进一步的探索。只有马克思才真正揭示了人与人关系的全部含义。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身的建构也需要用社会性视角来考察，因为马克思正是从社会性角度来理解劳动的。劳动是人类特有的属性，商品的价值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的凝结，具有社会性。对劳动的抽象，是舍弃掉了劳动的具体形式，并没有舍弃掉劳动的社会性，相反，是对劳动的深层次属性即社会性的进一步揭示。再看价值，它必须是在一定的关系世界中显现，离开了一定的关系，没有价值；离开了社会关系，无所谓社会性的价值。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而是社会性的价值。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物质自然性的工艺学，要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当然，对关系、意义、价值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或取消对自然物的研究。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自然物是价值的产生的客观前提条件，商品是价值存在的载体。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是物的关系与社会关系辩证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正是以科学的社会视角来构造劳动价值论的。研究经济，马克思面对的是庞大的商品堆积。他不为商品的效用所迷惑，而是注重商品的价值，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理解成自然关系，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劳动规定肯定了价值的社会规定。在研究价值的度量时，马克思引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表明，商品的个别劳动不能直接形成价值实体，它要在与其它商品的交换中，被折算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论形式还是内容，这里所指的交换，都具有社会性。交换不会在独立的个体自身发生，必然有交换者与被交换者。交换是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的联系。交换商品的活动是社会联系。至于这里所讲的交换的内容的社会性，则是不证自明的，因为交换的内容是劳动，而劳动的社会性是人所共知的。马克思还用社会性视角分析了劳动生产率与使用价值、价值的变动关系，分析了价值形式在历史上的演化历程，证明了商品的交换是卖者让渡使用价值获得价值，买者让渡价值获得使用价值的过程。在物的交换的外壳下，隐藏着人与人交换劳动的关系。商品拜物教理论是对人与人关系的典型揭示。马克思认为，商品拜物教自身并不神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使商品具有神秘性质，由于人们不能理解生产关系的物化而引起对商品的盲目崇拜。总之，马克思从社会性视角出发，构建了劳动价值论。

三、社会性：拨开罩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重重迷雾

自创立到现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经历了无数次挑战，遭到无数的责难，却仍保持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取得很大成绩，同时应当看到，有些理论工作者由于忽略或没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研究视角，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新”观点。

1、“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这种观点认为，土地、资本、 劳动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共同发生作用，共同创造价值。正是由于不能真正从社会入手，探究社会经济的本质联系，古典经济学家在价值论研究中陷入理论迷阵。配第在承认劳动创造价值时，还认为土地创造价值；斯密认为自然也创造价值：“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代价，它的生产物……却……有它的价值”。（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33页。）马克思认为古典学派之所以失足， 是因没能正确地把劳动二重性区分开，仍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制度看成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劳动二重性是劳动的社会特性，不是劳动的自然特征。只要仅仅在商品生产的自然层面看待劳动，就不能达到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转换了古典学派的视角，从本质上把握劳动，也就是从社会关系角度透视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是具体劳动，这才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构建打下基础，避免了仅从自然形态分析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走入理论误区的可能性。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一百多年过去了，某些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专家学者，重提“要素论”，仍然沿着“物”的研究思路继续探索，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我们不禁要问：土地、资本这些生产要素是能动的要素吗？如果土地是能动的生产要素，那么，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沉睡了亿万年的原始土地，为什么没能创造出一个价值的分子？我们认为，土地本身没有社会性，资本是对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折射。自然形态的要素被人纳入生产领域，是作为生产的前提条件或辅助条件的面目出现的，它对价值创造的影响，要通过社会生产表现出来。在优等土地、丰厚资金条件下多创造出的价值，不是源于土地与资金，而是仍然来源于劳动。不能因为自然因素参与价值创造，就认为自然因素也有社会能动创造力。

2、“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说。 这个主张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应仅仅含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还应包括社会上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这种说法好象坚持了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社会性视角，其实不然。我们主张，从社会性角度入手研究的经济现象，有利于把握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创造价值的劳动具有社会性与抽象性，但并不是说社会上的一切活动都创造价值，并不是说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也创造价值。必须明确，创造价值是在价值生产领域内谈论的事，不在生产领域内，不能奢谈价值的创造。这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非生产领域的所谓“社会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有人提出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劳动”也创价值，这是荒唐的。这些部门不是社会生产的直接载体或主体，其活动或运转是为了协调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组织生产，只是它其中的一个职能。这些部门的活动，不能被笼统地称为劳动。若一定要说这些部门也“创造”价值的话，那么，这种创造是通过特定中介，曲折地得到表现的。而这个表现一定要由生产者即工人、农民等工作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劳动来完成。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些部门也能“生产”出公共物品，但公共物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价值无法凝结于其中。所以，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10）

二、商业劳动(或以获取报酬为目的的劳务)同样是一种商品

商业劳动可不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商品?可以。在这里我们首先给商业劳动下一个定义:直接用于交换，并借助一定的工具或手段为社会经济各环节及各部门提供服务的劳动。商业劳动的性质是商业性的，是为了满足他人需要的，为了交换的，但同物质性产品所不同的是在交换前(或达成交换协议前)商业是不存在的，而且，尽管商业劳动具有一定的具体形式，但作为一种交换的对象来讲，它又是无形的，一旦劳动被支出后，就成为一种不可毁的事实存在。什么是物质?列宁曾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所以商业当算一种无形的客观存在，首先当作一种物品无妨。作为一种商品，应主要看其是否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而不是看其是否具有物质性。商业劳动是否具有使用价值?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对使用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使用价值不仅仅表现为“物的有用性”(马克思语)，而且还表现为“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③。我们认识使用价值不能只从物的构成角度看(这是马克思常使用的方法)，还应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对这一点马克思没有进行论述)。从消费者角度看，不管商品是否有形，只要能满足消费者的某一方面的需要—不管这个需要是如何产生的，是何种需要，这与问题无关，那么这种东西就是使用价值，因为物的有形还是无形并不重要。大量的东西(商品)不是消费者用胃来消费的，我们不能说食品让消费者吃下去了所以有使用价值，是商品，电视节目看到眼里去了，有使用价值，是商品，而吃不到胃里搬不到家里的东西就不是使用价值，不是商品;有形的东西满足了需要有使用价值，无形的东西也满足了需要就不是使用价值，或没有使用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定义应从结果上定义，而不是从商品的构成这一起源上定义。对消费者来讲，“满足需求”、“在使用或消费中”满足需求才是使用价值的真实内含.商业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而当然有使用价值。由于商业劳动具有具体的劳动形式，当然商业的使用价值同样是具体劳动创造的。生产出物质产品的生产性劳动创造的东西是劳动产品，没有创造出有形产品的服务性劳动创造的东西不是劳动产品，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服务性劳动是一种劳动，是一种劳动产品，尤其是在劳动结束之后更是如此.既然商业性劳动是一种客观存在，又是劳动产品，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在支出具体的商业劳动的同时，也就支出了抽象劳动，从而也就必然形成价值的实体。因此，商业劳动或以获取报酬为目的的劳务是一种商品.

三、是否提供劳动才是是否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

从经济利益角度去认识和分析社会生产过程，使经济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经济利益这个特定的角度诞生了价值分析这一最基础的经济学分析工具。舍弃这一分析工具，经济学的大厦是不能建立起来的。因此，价值的本质应是经济学对人类经济利益的一种高度抽象。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巨大的和不可或缺的推动力，没有交换的存在，经济学就不可能真正诞生，没有交换的存在，价值或经济利益也将无法衡量.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生产过程不过是人类各种经济利益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对经济利益的研究必涉及对经济利益或价值的计量问题，无论从商品经济的起源，还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看，劳动量是最佳也是唯一谁确的计量尺度，尽管劳动不是价值的源泉.在极

个别的情况下，私有权的存在会导致不“凝结”劳动的物品进行交换，从而价值计盘出现特殊性，但是反过来，凡是经过劳动过程的交换对象，劳动量则是唯一准确的交换尺度.假定交换的对象都是劳动的产品或劳动本身，价值的实体就必然转化为劳动，如马克思所说‘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④撇开有形商品的交换，再抽象一层，人类劳动就是交换对象价值的实体。做为抽象劳动本身来讲，应是无差异的.因此，只要是经过交换，价值的实体就是一般人类劳动，人类劳动与价值之间是一种充分必要的关系.不管交换的是否是有形产品还是无形的东西，有没有价值只能看其有没有劳动的因子.没有了劳动就没有了价值(衡全物)，至于劳动是什么状态(是否“凝结”)则是无关紧要的.

四、商业劳动(或以获取报酬为目的的劳务)的价值存在形态

服务劳动是一种商品，有使用价值，同样也有价值，但是它的价值不象有形的物质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物态的，是一种物化劳动。服务劳动不创造具体的有形商品(有形使用价值)，但是服务劳动创造或提供了能够满足消费者某个或某些方面需求的服务。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角度看，服务劳动同生产有形产品或物质产品的劳动并无二异，都是提供了一种供消费者使用的一种“东西”，因此，服务劳动同样创造使用价值，既然服务劳动同样创造使用价值，那么，服务劳动当然就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成为抽象劳动的抽象对象，同样包含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一方面，服务劳动需要一定的劳动工具，需要一定的劳动方式，存在一定的具体形式，是具体劳动;另一方面，服务劳动同样花费人的体力与脑力，在支出具体劳动的同时，也支出了抽象劳动。对有形商品而言，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抽象劳动也就随着商品使用价值的形成而凝结于商品之中，也就是说，有形的物质商品中既凝结了具体劳动，也凝结了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同抽象劳动同时被物化在商品之中.对于服务劳动而言，由于其使用价值是无形的，因此服务劳动的抽象劳动也就无法凝结于有形的对象上。在服务劳动的支出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服务劳动的劳动对象是有形的，例如，请家政服务公司为自己整理房间，劳动被施于有形的房间与房间内的物品，整理后的房间与房间内的物品的确也起了变化，但这并不等于说服务劳动的商品是房间及房间内物品这些有形的东西，因为劳动对象是自己的，对于服务对象人来讲，房间与房间内的物品同服务对象不存在新的交易关系.尽管整理后的房间同整理前不同，是看得见的，但这井不影响对问题的分析，整理后的房间同整理前不同只不过是让被服务者看到了服务劳动的具体劳动的一面，具体劳动效果的一面，因为服务者“出售，的是服务劳动，而被服务者购买的实际上是服务者的一种劳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对于纯粹服务劳动来讲，服务劳动的价值不是通过出售服务劳动的劳动对象，更不是出售服务者或服务对象来实现的，因此，服务劳动的价值将无对象“凝结”，是非物态的，是无形的.那这个无形的、非物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活劳动本身!因此，作为以获取报酬为目的的劳务这种商品的价值实体就是活劳动.注释:①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解释是:“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从而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大大降低。为此，经济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研究、争论一直不断(苏星，1992:谷书堂、柳欣，1993;钱伯海，1994:T建中、高峰、鳌湘岩，1995;徐加明，2000:吴剑，2000)，有的学者的研究还非常系统化，提出了“三元劳动价值论’(丁建中、高峰、羞湘岩，1998)及“新社会劳动价值论”(钱伯海，1994、1997)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网人民出版社，1975:120一121.③同上，第48页.④同上，第57页.

参考文献:

[l]黄维兵.论服务及其使用价值与价值[J].财经科学，2001，(6).

[2]郭小奢.服务劳动创造价值吗?明.江汉论坛，2001，(l).

[3]温志宏.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论证[J].当代财经，1998，(12).

[4]苏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