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马克思对于劳动及劳动价值论的阐发为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人类解放理论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奠基于人作为劳动主体和生成价值的基础之上。当下，面对数字资本主义不断催生和深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一种由人类智能创造的新机器智能体正在不断深入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深层领域和诸多环节，人类活劳动的特殊性（领域、内容、方式）和价值创造唯一主体性的地位都在不断受到来自新机器智能体的某种挑战。不得不说，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推动力量中正延申出新机器智能体的智能生产力范式，这种智能生产力已经远远不是马克思所处时代和原初意义上简单机械的机器生产力及其价值生产范式。“智能生产力通常包括由智能机器组成的智能生产线，由智能生产线组成的智能工厂，由智能工厂生产出智能产品，普遍地使用智能产品就会走向‘智能化生存’，使智能生产力辐射为人类的生存方式。”[1]由此，作为生存方式而存在且具有一般器官学意义上的新机器智能体已经渐渐成为“自动生产者”（当然背后亦有人类前期活劳动的遗产）。以元宇宙（meta）为例，未来元宇宙将创设新的数字劳动主体空间，“在这种主体空间转换下，人的生活世界的交往逻辑、劳动形式都有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更强的情感操纵与生命剥削形式的新数字劳动性劳动及人类教育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向高潮。因为“ChatGPT的异军突起一度让部分人患上失业恐惧症或替代焦虑症，ChatGPT能取代的岗位性质通常不是体力劳动者”[3]。由ChatGPT所替代甚至超越的已经不是体力劳动或简单平庸智力劳动的范例说明，ChatGPT已经用不同于人类语言机制的另一种语言机制对“创作”或“创造”进行了另一番新的尝试和界定。“ChatGPT可以通过使用大量的训练数据来模拟人的语言行为，生成人类可以理解的文本，并根据上下文语境，给出恰当的回答，甚至还能做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帮助用户调试计算机程序，写计算机程序的代码，达到了很强的自然语言生成能力。”[4]即使这种所谓“创造性”仍不能被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类人的劳动性创造，但是，作为新机器智能体生成“产品”和“价值”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存在。这种论断的基本前提是鉴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不是驱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中立的科学知识。人工智能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工具，它在技术奇异的环境中改变我们的社会”[5]。“非中立性”意识形态显然是一种科技非中立意义上的话语论断，就“劳动的不稳定性”而言，一定涉及人工智能的替代劳动和劳动主体、劳动权利、劳动价值等诸多议题的争辩，有学者担心地指出，“尽管人工智能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成就有时会为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打开大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往往会取代人类劳动”[6]。从这一基本论断出发，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劳动主体中的“人学”维度和价值论维度是否面临人工智能等新机器智能体的冲击困境？是否对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意义上“数字劳动”主体（数字“玩”工（digitalplaylabour）也具有冲击力？理解和解释这些问题需要回到对主体以及劳动主体的界定中。

二、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劳动“主体”哲学辨析

（一）劳动“主体”的转向之辨：马克思机器体系的器官和贝尔纳·斯蒂格勒的一般器官学

马克思对人类作为劳动主体和人类本质的界定最为清晰、明确和深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劳动也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人在劳动中改造着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在强调人作为劳动主体性的绝对地位之上，马克思也论述了自然界、机器体系等背景、要素在劳动中的价值彰显。特别是由资本所掌控的机器体系对人的劳动的异化问题。他说:“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工人把机器当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7]774这种机器作为器官，而人作为对象物的劳动异化形式是一种显著的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的“占有”。这种“占有”赋予机器“能工巧匠”和“灵魂”。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的一个环节”[7]774，在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与人的劳动的关系异化中，人依然是劳动的主体，机器体系在由资本控制并不断发展中伤害了人的劳动主体性地位进而造成劳动的异化。人类劳动的主体性地位、价值性源泉、根本性属性被机器所“穿刺”，这种穿刺甚至不是机械的而是具有活性和能动性的，因为这个机器体系在马克思看来已经是“活的”“能动的”的强大机体。由此，人与机器的关系就发生了180度的旋转和转换。机器是能动的机体和器官，而人是这一能动机体和器官的单纯的活的“附件”。马克思说:“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这一点从物质方面来看，也被肯定了。”[7]774,775这种劳作异化过程在物质方面的“被肯定”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深刻之处，也彰显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向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旨趣。马克思对人沦为机器的附属和器官的论述被后来的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发扬光大，斯蒂格勒将其称为外在化的“一般器官学”。这种技术性的外在化过程是一种机器器官对人的编程化过程，它系统化地编程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形式以及人的观念和意识。不断的技术外在化和编程化过程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强大，但也造成了人的主体性迷失。这种强大与迷失是一种双重进路，是一种技术进化形塑和裹挟人类进化的典型形式。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这种一般器官学的最新表现是数字第三持存。所谓数字第三持存是相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第一持存”记忆和“第二持存”回忆的第三持存（tertiaryretentions），具体而言就是“数字的、模拟的和机械的踪迹”[8]48。这种数字第三持存与马克思时期的工人身体转向机器并成为机器的器官和文化工业阶段人的视听、知识和观念转向广播、电视、电影等一样，都在不同层面造就了无产阶级知识的丧失和短路。这种数字第三持存所铸造的社会有别于马克思时代的工业社会，它被斯蒂格勒称为“超工业社会”。斯蒂格勒指出,“建立在数字踪迹的自主-自动生产之上的、由使用这些踪迹的自动主义所主导的超级工业社会正在经历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就像电视的广播模拟踪迹导致生活知识的无产阶级化，就像工人身体向机械踪迹（mechani-caltraces）的屈服导致技能知识的无产阶级化”[8]47。“自主-自动生产”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转变，人的劳动的主体性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不再被明显呈现和被显著认知。这种自主-自动生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种马克思所言的机器体系发展“踪迹”的最新例证，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前机器体系的“踪迹”，它本身已经是由大数据和算法支撑的、对人进行精神生产的自动主义的“踪迹”和“记忆”。这种自动主义的数字踪迹和记忆转化为强大的自主生产力并代替了人类进行数字化的自主生产和智能化的自动制造。如果说“弱人工智能不能视为劳动者，其生产活动不是劳动，其产品也不能产生价值”[9]。那面对类似ChatGPT和即将出现的更先进的强人工智能，这种论断是否仍然适用并自圆其说呢？如果一味纠缠于“人的主体地位”这一劳动价值论的前提论断，得出的结论依然是“人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恰恰可能就是要论述的前提。或许这种论述不过是一种理论的过度重复，对于认知通用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的“劳动”和价值创造，以及更深层面的人机协同都不是更客观的视角。在面对强人工智能，例如ChatGPT（当然，它现在还不是强人工智能）及其之后的更先进机器或系统智能体时，我们如何更深层和客观面对其所进行的类人创造性活动和价值生产呢？毕竟ChatGPt所进行的工作已经是非常接近类人的、具有自主性的“创造”了。这种“创造性”不能不说是一种进化，而进化的可能结果之一就是对部分劳动者的替代甚至取代。（当然也会产生新的行业和职业）。“对于有明确边界、领域知识固定的职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更多取代人类，如数据分析师、客服、导游等领域，或法律审核、医疗辅助诊断、各类资料审核等。”[10]不得不说ChatGPT和今后的强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会令诸如翻译、画图和编程等行业“替代人工”的风险进一步加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总之，对于劳动主体的界定关键不是非要颠覆“人的主体地位”这一基础，而是类似彼得·保罗·维贝克对“道德物化”的阐释逻辑，不是物具有道德而是物“化”了道德，人与人工物共同构成了道德行动体。技术意向性不是技术物本身具有意识自主和意向性（我相信任何技术物，包括强人工智能依然不具有自主意识和意向性），而是指人与物共同成为了某种意向性，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强人工智能的劳动主体性地位阐述不是要动摇劳动的人本主义价值，而是要合理、客观看待强人工智能的劳动。

（二）超越“图灵测试”：“ChatGPT测试”与创造的劳动“主体”之境

ChatGPT作为自然语言预训练系统，按照机器语言和逻辑综合了既有知识内容并给与了新的判断，它不同于传统的百度、谷歌知识搜索，百度、谷歌的搜索是一种数据呈现，而选择权依然在人类手中。ChatGPT所生产和提供的内容不是“复制”而是基于自身机器语言规制的再创造，虽然这种再创造的原始内容是人类既有知识的综合，但是，如何重新组合和排列，给出新的综合和判断，难道不是一种新的创造？由此一来，ChatGPT基于自身机器语言和逻辑给出了类似康德对于人类知识何以可能的定义——“先天综合判断”。“先天”是基于ChatGPT的机器语言和逻辑，这是知识的前提，而“综合”则是对这种机器语言的运用。ChatGPT所给出的回答就是一种“判断”，且这种判断是一种综合判断，不是复制某种结论。笔者在测试ChatGPT时，得到如下启示：第一，ChatGPT的语言处理能力已经足够强大并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综合能力（即使没有意向性，但却是一种综合判断）。第二，ChatGPT在机器语言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或许这种“意识形态”不是其自身的，而是人类群体中某些既定方面的）。第三，ChatGPT呈现的语言能力和给出的判断已经足够惊喜，很多普通人的语言能力和知识系统或许已经很难与其比拟。第四，ChatGPT不是复读机器而是生成智能（一种新的机器智能体的创造性智能）。第五，基于ChatGPT的语言机制和内容生成逻辑，有些行业的劳动者失业问题会难以避免，但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大。“因此，ChatGPT可能会导致失业，但失业和再就业的过程可能是同步和交替的，ChatGPT对失业的影响可能没想象那么大。”[11]人工智能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人工物品或产品不再是毫无生气的机器。一方面，它们在智能程度上可以远超人类，比如目前机器在围棋、图像和语音识别等领域的突破；另一方面，具有人类的外观以及情绪、情感的机器人，可能会具有人格或人的属性”[12]。而法律层面已经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进行了资格界定、风险治理和责任推定，对人工智能的技术性人格、劳动主体地位也进行了有益探讨。其中蕴含三种观点，即肯定说、否定说和暂缓说。肯定说认为，“人工智能可被视为‘广义劳动力’，它与劳动者在劳动范围上存在非空交集。在相交的部分，既存在人工智能与劳动力之间的劳动替代关系，也存在人工智能补充劳动供给不足的现象;在不相交的部分，人工智能与劳动者各有所长”[13]。否定说认为，“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思维的模拟和超越，其推演能力和计算能力远超人类，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者的关键差别在于基于自由意志的决策能力，人工智能并不具备自由的决策能力，其行为均是程序运行的结果，而并不具备自由的决策能力从本质上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因此人工智能无法获得劳动者主体身份”[14]。暂缓说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肯定说”，暂缓说认为，“当前阶段不论从技术层面亦或从社会伦理层面，还无法完全容纳人工智能机器人劳动者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伦理层面的进步，人工智能机器人获得劳动者主体地位将是必然趋势”[14]。不论哪种观点，都无法绕开和躲避人工智能在劳动中的巨大价值贡献。人工智能的劳动价值或许不是替代而是推升。至于有学者所指认的“表现为人的具体的、带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劳动被机械式分工抹平为机器旁的‘同质性劳动’”[15]，显然是一种对人工智能“推升”价值的误解。站在资本视角审视人工智能劳动必然得出“人工智能的应用仍以排挤劳动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对人类劳动的影响表现为形式上的自由、实质上的剥削”[16]。但是如果从“推升”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或许得出“构建符合智能时代特点的人机协同关系，真正通过智能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劳动解放”[17]的结论。

三、ChatGPT作为数字劳动“主体”的超越性

ChatGPT是否属于强人工智能或者是迈向强人工智能的“奇点”暂且不论。仅从ChatGPT语言逻辑能力、人机交互特点、价值生成规律中可以论证其作为新的数字劳动“主体”的超越性。

（一）ChatGPT的语言逻辑能力超越性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紫东太初”大模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金桥认为“ChatGPT无所不知，得益于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GPT3.5的支持。GPT3.5拥有千亿级参数，在训练时使用了海量的人类在互联网上编辑生成的多种类文本数据集，因此可以对世界已有知识进行编码。ChatGPT一专多能，在于其实现了多任务统一编码。传统人工智能只能处理单一任务（如语音识别和人脸识别），但ChatGPT不同，通过多任务统一编码，可实现一个模型做很多事。ChatGPT对答如流，是因为引入了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18]因此，ChatGPT实现了“大规模语言模型+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语言和智能进化“循环”。ChatGPT已经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单纯记忆大规模文本，它拥有开放的基础语言理解能力的模型，同时也进一步拟合了人在语言生成方面的特殊表现，进而让自己拥有了基础的逻辑理解能力，它仍在不断进化之中。这种进化的一个基础就是大型语言模型（LLM,LargeLanguageModel）。“假设人类向其灌输世界上所有能够获得的文本或图片等不同类型的数据，LLM应自动学习其中蕴含的知识点，学习过程无需人的介入就能灵活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19]在借助大语言模型、大算力、大数据的强大能力，ChatGPT已经在语言方面具有三种强大表现。“一是语言生成能力。二是上下文学习（In-contextlearning）能力。三是世界知识能力。”[19]这三种能力的增强说明人工智能与人的交互方式的顺畅和适配性的增强，对上下文文本理解能力的提升。当逐步进化的ChatGPT处理能力得到更多释放，它的活动领域就有可能包括所有知识工作和创造性工作了，更准确地说，在涉及知识领域和创造性工作的领域中，人工劳动力的效率和创造力将得到大幅提高，ChatGPT带来的不仅是更快、更高效的工作，而且是更完美和更具创意性的“劳动”。或许“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将词语、命题的意义与它们的使用及规则联系起来，认为理解词语与命题的意义就在于理解它们的使用及确定其意义的规则”并最终生成知识、意义的论述将在ChatGPT及类似强人工智能机器或系统中获得承认。“这意味着在未来，人工智能不但可以参与知识生产，也同样可以自主思考、计划、创造知识。处理这些问题时甚至能和人一样得心应手。”[20]基于知识、观念、自主性基础之上的人类劳动主体已经不是单纯的存在，而基于人机协作的劳动和强人工智能体的“劳动”才是未来数字劳动新主体的典型模式。这种典型模式包括人机协作、人机交互、人机融合的数字化生产劳动、智能系统的无人化和自主化“劳动”等方面。从语言机制到知识生产、从知识生产到劳动生产，ChatGPT已经不断扩展人类知识范式、劳动主体和价值范式的领域、方式和内容边界。ChatGPT作为“迅速进化的智能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和‘通情达理’，成为与人共事的‘搭档’，这让整个生产过程越来越智能化和自动化，也越来越高效和人性化”[21]。自笛卡尔以降“理性主义”和思维成为人类心智问题和主体性问题的重要话题域，“图灵测试”让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对比与测试日益白热化，而乔姆斯基在理性主义传统基础上提出的语言心智计算理论对于人工智能及其语言发展更具建设性意义。一切的理论都在说明就连语言逻辑和知识这种彰显人类“灵性”和强大人类主体性的独特之处的东西都在遭受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那劳动主体（也许可以称之为“劳动实体”）是否还具有人类中心主义本体论绝对性呢？

（二）ChatGPT的人机交互超越性

人工智能是否有可能超越人类的话题是一个并非常谈常新但一定是常谈常火的话题。不过Chat-GPT所具有的语言对话能力和文本知识生成能力已经让人工智能是否超越的人类的话题从科幻警示跃迁为人类未来不得不面对的议程。随着ChatGPT的不断升温，据报道《奇幻与科幻杂志》(TheMaga-zineofFantasy&ScienceFiction)、《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等都相继收到了数百份由ChatGPT撰写的小说，其中竟然写的还是机器人主题，ChatGPT实现了真实的“我手写我心”和“我思故我在”。另外，目前的互联网文本和内容检索是事实呈现，并未做到综合生成。而ChatGPT给出的回答已经不是事实的罗列而是基于自身机器语言规制和逻辑对人类自然语言及习惯的综合。人机交互的乐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似乎已经成真。人文学者固守人本主义价值对AI所呈现的不屑态度并不能阻挡人工智能的技术浪潮。或许在“技术乌托邦”和“技术反乌托邦”的争议中，类似ChatGPT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启了全新的人机交互模式并助力人类知识生产和创造性劳动，其交互的超越性价值不仅在于沟通感受性而在于其参与劳动、甚至是“自主劳动”的价值成长性。ChatGPT的人机交互超越性和劳动的价值成长性及其认定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获得体现。首先，ChatGPT提升了人机交互的可信任性维度。虽然在一些人看来目前ChatGPT的回答有时候显得有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味道，但其对于上下文的理解、对对话者的理解、对明显错误内容的纠正能力已经让其赢得不少其他人工智能所不具有的信任。其中ChatGPT的机器能动性（主要是语言的）是其赢得信任的关键。目前，“人机交互过程中机器能动性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自动化程度、不透明度和交互强度，这三个要素共同影响了人机交互中‘电子信任’的可信度”[22]。ChatGPT的大语言模型和海量数据为其自动化程度可信任性提供了有效保障；但是，自动化程度高低并不是影响信任和决策的最根本因素，有时自动化程度高还会损害决策机制和信任。ChatGPT的自动化程度或许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它的语言模型为其注入了人类自然语言运行机制和习惯，可以说ChatGPT说的话更像“人话”，因此才赢得人的信任。对ChatGPT透明性的理解可以从其算法可解释、数据透明与功能透明中寻找答案。算法可解释性置于用户视角可以被理解为“透明性意味着它为用户提供某种简单的方式，用以理解人工智能系统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何这样做。由此，用户可以理解他们使用的，或与之互动的人工智能系统拥有哪些能力，具有哪些局限性，从而降低风险，减少伤害”[23]。据此而言，针对ChatGPT所理解的算法可解释性就是在人机交互中的简洁与可信任。ChatGPT对于对话者所给出的建议也好、答案也罢，都是一种基于大数据和大语言模型的“专家型”建议，有时受到知识集成所需数据的限制，有点“胡说八道”或“正确的废话”，但不得不说随着语言模型的改进和数据的不断完善，其所给出的回应会越来越精准、科学和客观。“当用户感知到算法更公平、更负责、更透明、更可解释时,他们认为算法更可信、更有用”[24]这也同样暗示了ChatGPT大语言模型算法特性在其与信任的基本联系以及对用户基于算法决策的态度方面的启发作用和价值。其次，ChatGPT提升了人机交互的工作和劳动效率。大多数测试者都能感觉到ChatGPT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人工智能机器的身份，甚至还能感受到它谦虚的“人格”。ChatGPt可以回复邮件、生成新闻稿、写论文、写代码、进行诗歌创作等。ChatGPt的高效性不仅在于速度更在于质量，它给出的不是数据和事实的罗列而是综合性的建议和方案。当人们坚守人本主义的独特性和个性时，ChatGPT所给出的建议或方案、写成的文案和新闻稿不能说没有自己的“个性”，语言的重组和重新排列得出的意义创生性价值不可谓无。面对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趋势愈发明显和先进，其提升工作创造性和效率的脚步将越来越快。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试图以‘情感’‘思想’作为人类创作的防守阵地，也可能会发现这块阵地已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固”[25]。另外，ChatGPT对于工作或劳动效率的提升更多体现在其对劳动观念和劳动教育的深刻变革中。面对“劳动力生态系统作为数智时代组织混合劳动力结构新常态”[26]。一种人机交互的生产力生态就是人类智能和数字智能的结合，这种深度结合进而引发“智力混合”的劳动力结构的诞生。通过类似ChatGPT的智力混合型劳动力的人机交互赋能、替代补偿重构、整合创造再生能够实现劳动价值共同创造是一个显见的事实。劳动教育已经不是教育人如何劳动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数字化生存和智能环绕中怎样劳动的问题。因此，有学者指出，“面对人工智能革命,在技能层面,劳动教育应该进行数字化的转向,从操作性技能训练转向数字化能力培养;在认知层面,劳动教育应该进行智慧化的转向,从静态旁观认识转向实践探究智慧;在存在层面,劳动教育应该进行美学化的转向,从工具实用谋生转向存在美学提升”[27]。当这种劳动教育和观念慢慢养成时，不只是一个ChatGPT的劳动和工作效率获得激发，而是整个智能生产的效率都会获得提升与改进。再次，ChatGPT的强大能力激发了“类群智能”和人的创造性意识。不得不说ChatGPT的热炒已经再次激发了人工智能的类人智能界限和向度问题，它又一次引发智能分辨、智能融合、智能交互的“存在论”议论。一般而言，进化过程是在类群过程中完成的，表现在人机关系中就是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双重进化。因此，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通用化意味着智能个体在类群中的亲历。类群亲历即个体在同类智能体构成的群体中的亲身经历；类群亲历性就是智能个体在相应类群亲历中成长的特性。正是通用智能进化的类群亲历性，意味着通用机器智能和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28]。基于此种角度，ChatGPT所代表的先进智能趋势不是仅仅作为机器智能的进化论存在，而是作为与人共舞的“类群智能”的进化论存在。这种智能进化论主张一种智能关系综合与融合的进化论。“人工智能通用化就是机器智能的类人化；存在性升级就是关系层次的升级。”[29]ChatGPT作为从实体存在论向关系存在论发展的趋势日趋明显。不再纠结和困守于“实体”或“主体”概念，而是走向一种智能“类群”和智能“关系”。这样以来，ChatGPT就激发了“类群智能”和人的创造性意识。这是一种关系超越性、认知超越性、智能超越性的表现。最后，当“智能系统在‘类人智能’方面很可能突破‘图灵奇点’，超级智能将远远地超越普通劳动者；……智能系统的‘认知’水平和‘劳动能力’将持续提升，劳动态度和劳动状态更是为普通劳动者所不及；智能系统将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承担越来越多的劳动任务，日益自主、自动地参与各种劳动活动”[30]。人类的智能进化也将被激发，整体智能水平和创造性意识也将获得提升。这样以来，站在更为客观和现实的层面考察类似ChatGPT等强人工智能时，我们必须抱有的观念也理应改进和提升。同时，ChatGPT独特的理解和运用人类自然语言的能力，让其获得信任的同时也获得了“谦虚”品格和“自我批判”能力，这种自指的意识意向性或许已经让我们感受到“在知识的创造过程中，人工智能应该成为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并为科学和知识创造的诚信准则做出表率”[31]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三）ChatGPT的价值生成超越性

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系统的功能性价值彰显已经无需赘述。但其是否具有原初意义上的价值生成和价值创造的话题仍需讨论。毕竟“隐藏在智能时代纷繁复杂的劳动价值创造与分配表象背后的，始终是人工智能作为劳动资料且服从‘属人的世界’这一本质，而这就决定了无论劳动在智能时代获得了怎样的社会形式，乃至数字劳动可以作为一种‘元劳动’通过人工智能转化为任意一种劳动形式，都不能脱离‘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这一本质，不能脱离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这一规律”[32]。因此，我们对ChatGPT的价值生成的超越性话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ChatGPT的功能价值生成领域。ChatGPT作为新一代智能机器人语言模型系统（暂且这么称呼，或许未来将不限于聊天和文本生成）在人机对话、文本生成中具有与此前其他人工智能显著的区别。这是迈向AGI（通用人工智能）的关键转折。作为ChatGPT母公司OpenAI公司创始人的山姆·阿尔特曼（SamAlt-man）在最近的一次公开信中指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类繁荣到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完全想象的程度的世界。我们希望为世界贡献一个与这种繁荣相一致的通用人工智能”[33]。这种雄心表态与其担忧是伴生存在的。但不能否认的是ChatGPT正在改变世界生产生活方式和人类自身智能进化方式。这种改变落实于价值生成领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将实现人类“脑工劳动”（Head－labor）的进一步解放。资本主义依托于高度自动化的机器体系曾经终结了封建手工时代，从“工场-工厂-无人工厂”的变迁深刻表明通用人工智能或许也正在形塑新的脑工劳动和智力劳动。从传统自动机器体系对体力劳动的替代到人工智能对脑力劳动的解放表明：“在智能活动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传导’人的生物性智能；而当今AI机器作为自动化‘机械大脑’则开始自动生成机械智能，并因而不再是单纯‘传导’而是‘代替’人脑及其生成的生物性智能，社会机械大脑及其产生的社会机械通用智能将获得更快发展。”[34]ChatGPT的价值生成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它实现了更深层面的人机融合与人类智能增强。ChatGPT的内容生成来自于大数据和大语言算法模型，在适当调整和引入人类自然语言习惯后，其逻辑性获得了显著增强，它所输出的文本和知识就具有了显著优势。这是人机融合智能的显著特质。以ChatGPT为代表的智能聊天机器人在对话中已经实现了人类语言和机器语言的有效逻辑对接。在输入端、处理端、输出端都与传统人工智能模型有显著区别。“人机融合的主旨就在于构建一种人类智慧、机器智能和网络环境互相融合的一种超级智能，并重点在于强调这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35]当ChatGPT凸显出综合判断能力并给出结论和建议（至少在文本生成上）、“自我”批评能力（对错误信息的纠正）、语言综合能力（更像“人话”）时，人机融合的对话就显得异常顺畅、自然且令人信服。同时，ChatGPT也改进和实现了人类智能增强，这种智能增强奠基于人机融合集成功能之上，但又超越这种集成功能，这相当于一种机器反向赋智。这种方向的扭转或许与脑机接口、深度神经网络更为适配。“基于脑机接口的脑机融合代表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它在促进人的新进化过程中，展现出通过增强和改变而使人成为克服现有‘生物学局限性’的‘超人’或‘后人类’的前景。”[36]人类智能增强的道路并不唯一也不单一，当生物增强、基因增强不断扩大化的时刻，一种智能增强的人类文化视角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即对“人类增强则不同，其本意是对人类身体或精神的增强，是一种更为显著的文化现象”[37]。关注这种文化现象意在表明ChatGPT所呈现的知识进路和智能方式已经在不断给与人类获取更多价值提供了可能途径，对其价值生成的超越性认知和可能的尊重亦是一种人类智能的又一次进化。

四、余论

尤瓦尔·赫拉利在写完《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后留下了三条发人深省的论述：“1.科学正逐渐聚合于一个无所不包的教条，也就是认为所有生物都是算法，而生命则是进行数据处理。2.智能正与意识脱钩。3.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就会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38]结合这三条论述，我们认为：1.人类的进化不仅是生物性的更是算法和数据的。2.要认真审视智能和意识分割后的智能劳动“主体”问题了，特别是超越的人工智能数字劳动“主体”问题。3.“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人工智能难道不是在将它的“劳动”作用于人？ChatGPT是作为超越的数字劳动“主体”更新了人类的“存在论升级”方式还是又一次的强人工智能的梦境破灭或许并不重要。思考ChatGPT作为可能的数字劳动“主体”问题不是渲染某种智能神话或悲歌，也不是想象劳动替代与颠覆的最终结果，而是人类智能的进化终究要有所“指认”，这种“指认”必须也一定朝向人类科技的前沿问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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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克亮 单位:中国计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