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二）价值的多元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是森林这一综合地域类型中所呈现出来的生物多样性。一般而言。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分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四类（国家环保局，1998）。直接使用价值是指森林生物多样性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又可分为直接实物价值和直接非实物服务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是指森林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功能的价值；选择价值是指人们为了将来能直接或间接利用森林生物多样性的支付意愿；存在价值是人们为确保森林生物多样性继续存在的支付意愿（张颖，2002）。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困难与复杂性。森林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其所体现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当代人提供直接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目前及将来所创造的巨大的非直接使用价值，所展现的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

（三）资产的整体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相互统一的整体。当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提供木材、竹材和蘑菇及其它动植物产品来源时，释放的是直接环境效益，此时属于有形的森林生物资产；当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等森林生态效益资源的时候，释放的是间接环境效益，此时属于无形的森林生态资产，两者的结合点在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同一载体。森林生态资产不能脱离森林生物资产而独立存在，两者相互依存，其价值的形成、消费和补偿过程密不可分。因此，森林有形资产在其实物量和价值量的增减变动过程中，森林无形资产也相应地发生变动，其所发挥的生态效益地会发生变化。因而在对森林有形资产的价值确认和计量中，也要相应地对森林无形资产的价值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进行确认与计量。

（四）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相对稀缺的，这不仅表现在天然存量方面，还表现在生成率方面。同时，地球上生物物种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因而各物种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在绝对意义上是不可替代的。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产生了对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求，体现在会计上是必须对其进行确认和计量。

（五）产品的公共性和市场的无形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发挥的生态效益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性，它超越了进行森林经营活动的林业行业以外的外部影响，即不通过市场机制反映的影响，进而会产生不能全部反映到私人收益中的社会收益。公共物品是具有外部经济性的典型例子。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发挥的生态效益主要是一种无形效用，不能贮藏和移动，生产者难以对其控制，即无法迫使受益者偿付了补偿费用后才能享用其生态效用。因此，森林所提供的生态效益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同时，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中的生态资产一般不存在市场，所以应更多地考虑非市场价值的计价方法，实现对其生态价值的确认和计量。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会计确认、分类

（一）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会计确认　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会计确认是指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作为一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森林生态效益记入会计载体的过程。会计确认的核心问题是选择合理的会计确认标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要能够作为一项资产加以确认，应当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会计确认从理论上讲要同时满足四项标准：（1）可定义性。我国《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中给出的资产定义为：“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是资产的最本质特征。森林中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如药用、食用、纤维、芳香油等）和野生植物资源（如哺乳类、鸟类和爬行类等）。作为林业经营组织来讲，一旦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为其所拥有或控制就能为它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净现金流入。因此，它们符合确认的第一个条件——资产的定义。（2）可计量性。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可以通过现有多种计量属性选择达到对其计量的目的，但是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自身的特殊性，其计量比较复杂。同时，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科学定价主要通过对其价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从长远来看，随着评估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能够做到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合理计量。（3）相关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能够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能够导致信息使用者决策的差别（于富生等，2000）。显然，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计量所反映的信息，可以帮助决策者了解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存量和流量信息，从而会影响到他们为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所采取的宏观或微观的经济决策。（4）可靠性。可靠性是指信息使用者可以对会计信息给予充分信赖。“当信息没有重要错误或偏向，并能够如实反映其所拟反映或理当反映的情况而能供使用者作依据时，信息就具备了可靠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2003）。真实反映是可靠性的核心标志。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计量结果，可从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林业经营组织所拥有或控制的森林生物资产和森林生态资产的实物量与价值量，足以使决策者信赖。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分类　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分类标准有多种，其中最基本的是按存在形态分。按存在形态可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分为有形的森林生物资产和无形的森林生态资产。森林生物资产是指森林中活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及栖息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个体基因，包括林木资产、林副产品及以森林为依托生存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因此森林生物资产是一种有形资产。森林生物资产在价值层次上主要表现为物种多样性价值和基因多样性价值，在价值总额中主要表现的是直接使用价值。森林生态资产是指森林生态效益所形成的资产，包括有机物质的生产、的固定、的释放、营养物质循环与贮存、水土保持、净化污染物等。森林生态资产在价值层次上表现的是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价值，在价值总额中表现的主要是间接使用价值和和部分直接使用价值（如旅游观赏价值、科学文化价值等），此外森林生物多样性所表现出来的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也归属于森林生态资产。

（三）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核算在实践中的应用　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会计核算的可操作性角度考虑，目前主要可侧重于森林物种多样性价值方面的核算，特别是其中植物和动物多样性价值的核算。虽然森林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但目前人们对每个层次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相对而言，物种多样性最明显也最容易测定。而森林遗传基因多样性多发生在分子水平上，它主要包括染色体的多态性、蛋白质的多态性和核酸的多态性三个方面。就目前人们的研究手段和认识水平看，要做到完全掌握森林中有机体，即动植物和微生物的DNA中的氨基酸的排列次序及其结构还是比较困难的。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测定比遗传多样性的测定更困难，因为系统的边界都是模糊的。同时，对于物种多样性，也部分受到研究手段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对于其中的微生物多样性测定与确定比较困难，所以物种多样性目前主要着重于植物与动物多样性的测定，特别是其中的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和脊椎动物。因此，一般来讲，目前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核算主要是以物种多样性中的植物与动物价值的核算为代表，暂不考虑基因及生态系统多样性价值的核算。

三、森林生态效益的会计确认

（一）森林生态效益的概念及特征　森林生态效益作为一种间接效益，就是指在一定的会计期间内森林生态资产所释放出来的效用。其具有几个重要特征：（1）外在经济性。外在经济性在林业中是最普遍的现象。当森林生物多样性发挥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和保护物种及基因多样性等多种生态效益的时候，这种生态效益却被非林业经营部门乃至全社会无偿地享用，而不必为此付出相应的费用。（2）非减性。森林生物多样性直接效益的发挥，意味着森林生物资产的减少。而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减少森林生态资产。（3）模糊性。森林生物多样性的直接效益随着木材、蘑菇、动物毛皮等的出售而实现，并可用货币直接计量。但森林生态效益没有物质载体，无法对其效益进行准确的计量，只能通过估计来反映。因此，森林生态效益的确定具有模糊性。

（二）森林生态效益的会计确认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林业会计中核算的收益部分只是对市场上可以进行交换的货币收益进行确认，对林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引起的生态效益外在性不予确认，使得大量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游离于会计循环之外，严重阻碍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效益的发挥，危及了林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作为林业经济经营组织必须考虑林业生产经营活动对外部产生的影响，会计上应反映这一巨大的森林生态效益，将森林生态效益外在经济性作为收入要素纳入核算体系（温作民，2003），从而进一步转化为林业经营组织的环境效益，真实地评价其业绩。根据财务会计的收入定义，收入是一种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显然，森林生态效益外在性部分并没有形成经济利益的流入。因此，传统财务会计确认收入的流入和流出概念不能满足将森林生态效益完整地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要求。要将森林生态效益作为收入要素纳入会计系统，其确认可以根据其标准进行：（1）符合定义。符合森林生态效益定义，森林生态效益作为一种间接效益，是指在一定的会计期间内森林生态资产所释放出来的效用。（2）可计量性。据有关部门测算，森林生态效益是其经济效益的13倍。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森林生态效益每年都要进行准确的核算。（3）相关性。森林生态效益会计核算提供了关于森林生物多样性非木材价值的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将有助于投资者和决策者对森林生态功能重要性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可以为林业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进行相关决策或制定相关的会计制度与准则提供依据，适应新时期我国林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4）可靠性。模糊性虽然增加了森林生态效益计量的难度，但是只要是估计的合理，仍然具有可靠性。因此，凡是符合森林生态效益的定义，能够用货币计量，并且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森林生态资产所释放的效用，都可确认为森林生态效益。

四、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会计计量

（一）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尺度　计量包括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就货币计量而言，其计量单位笼统地讲就是货币，由于货币能把经济业务全面、综合地反映出来，所以货币成为会计统一的计量尺度。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应同时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两种形式。这主要是由森林生物多样资产的特点和森林生态效益的特点决定的。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两重性、价值的多无性、产品的公共性和市场的无形性以及森林生态效益的外在经济性、模糊性等特征，一方面反映了对其价值计量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即使它们的价值通过一定的方法得以计量，但在其计量结果的公众认可度上目前仍存有争议。因此，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完全以货币作为统一的计量尺度目前仍存在着较大的困难。为了满足提供森林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会计信息，使其具有较强的可理解性，应当尽可能多地考虑运用非货币计量尺度。在非货币计量形式中，可同时使用包括实物计量、劳动计量、混合计量等多种形式。运用货币计量形成一些财务指标，运用非货币计量则会形成实物指标、劳动指标、技术指标、技术经济指标和文字说明等，从而提供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属性　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计量是一项广为流行的会计惯例。对于一般实体资产来讲，在没有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较小的情况下，其历史成本与其价值的差异是较小的。然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一项特殊资产，以历史成本计价却是森林生物多样性一个致命弱点，这主要是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大部分是由自然力作用形成的。少部分是由自然力和人力作用形成的。因此，它们往往没有或只有较低的历史成本。另外，它们又是有生命力或活动力的，其价值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在变化，只有在交易的那一刻才能暂时相对固定其价值。因此，如果仅按目前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来计量，它们的价值计量会偏低，违背了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原则，不能达到为决策者提供有用信息的目的。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属性，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历史成本计量，而应包括面向市场、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公允价值在内的多种计量模式。公允价值是一种复合的会计计量属性，从狭义上看，其表现形式有：现行市价、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和以公允价值为计量目的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历史成本固然可以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但有时为了管理或决策上的需要，要求会计可以提供以公允价值反映的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另外，象森林生态资产一类的历史成本原本就没有，用公允价值反而可以更可靠地反映它们的真实价值。在这些情况下，用公允价值代替历史成本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进行计量也是可行的。当然，用公允价值计量所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公允价值的确定避免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这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怎样提高和增强公允价值的可靠性是一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从目前我国会计现实来看，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尚不具备（张心灵等，2004），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会计计量属性可以选择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辅之以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具体计量时，应分别不同资产及不同阶段加以考虑。森林生物资产的初始计量应按历史成本进行计量；森林生态资产的初始确认应按公允价值计量；森林生物资产及森林生态资产报表日计量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可以通过如实际市场价法、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替代花费法、机会成本法或条件价值法等，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进行评估取得。从发展的角度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主流（黄世忠，1997），那么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将来应主要选择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即采用“公允价值＋历史成本”模式。

[参考文献]

[1]　国家环保局：《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　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面向21世纪的计量模式》，《会计研究》1997年第12期。

[4]　温作民：《环境外在性的会计核算》，《财务与会计》2003年第11期。

[5]　于富生、黎来芳：《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上海会计》2000年第8期。

篇（2）

（二）价值的多元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是森林这一综合地域类型中所呈现出来的生物多样性。一般而言。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分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四类（国家环保局，1998）。直接使用价值是指森林生物多样性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又可分为直接实物价值和直接非实物服务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是指森林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功能的价值；选择价值是指人们为了将来能直接或间接利用森林生物多样性的支付意愿；存在价值是人们为确保森林生物多样性继续存在的支付意愿（张颖，2002）。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困难与复杂性。森林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其所体现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当代人提供直接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目前及将来所创造的巨大的非直接使用价值，所展现的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

（三）资产的整体性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相互统一的整体。当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提供木材、竹材和蘑菇及其它动植物产品来源时，释放的是直接环境效益，此时属于有形的森林生物资产；当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等森林生态效益资源的时候，释放的是间接环境效益，此时属于无形的森林生态资产，两者的结合点在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同一载体。森林生态资产不能脱离森林生物资产而独立存在，两者相互依存，其价值的形成、消费和补偿过程密不可分。因此，森林有形资产在其实物量和价值量的增减变动过程中，森林无形资产也相应地发生变动，其所发挥的生态效益地会发生变化。因而在对森林有形资产的价值确认和计量中，也要相应地对森林无形资产的价值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进行确认与计量。

（四）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相对稀缺的，这不仅表现在天然存量方面，还表现在生成率方面。同时，地球上生物物种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因而各物种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在绝对意义上是不可替代的。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产生了对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求，体现在会计上是必须对其进行确认和计量。

（五）产品的公共性和市场的无形性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发挥的生态效益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性，它超越了进行森林经营活动的林业行业以外的外部影响，即不通过市场机制反映的影响，进而会产生不能全部反映到私人收益中的社会收益。公共物品是具有外部经济性的典型例子。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发挥的生态效益主要是一种无形效用，不能贮藏和移动，生产者难以对其控制，即无法迫使受益者偿付了补偿费用后才能享用其生态效用。因此，森林所提供的生态效益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同时，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中的生态资产一般不存在市场，所以应更多地考虑非市场价值的计价方法，实现对其生态价值的确认和计量。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会计确认、分类

（一）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会计确认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会计确认是指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作为一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森林生态效益记入会计载体的过程。会计确认的核心问题是选择合理的会计确认标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要能够作为一项资产加以确认，应当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会计确认从理论上讲要同时满足四项标准：（1）可定义性。我国《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中给出的资产定义为：“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是资产的最本质特征。森林中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如药用、食用、纤维、芳香油等）和野生植物资源（如哺乳类、鸟类和爬行类等）。作为林业经营组织来讲，一旦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为其所拥有或控制就能为它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净现金流入。因此，它们符合确认的第一个条件——资产的定义。（2）可计量性。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可以通过现有多种计量属性选择达到对其计量的目的，但是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自身的特殊性，其计量比较复杂。同时，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科学定价主要通过对其价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从长远来看，随着评估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能够做到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合理计量。（3）相关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能够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能够导致信息使用者决策的差别（于富生等，2000）。显然，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计量所反映的信息，可以帮助决策者了解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存量和流量信息，从而会影响到他们为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所采取的宏观或微观的经济决策。（4）可靠性。可靠性是指信息使用者可以对会计信息给予充分信赖。“当信息没有重要错误或偏向，并能够如实反映其所拟反映或理当反映的情况而能供使用者作依据时，信息就具备了可靠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2003）。真实反映是可靠性的核心标志。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计量结果，可从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林业经营组织所拥有或控制的森林生物资产和森林生态资产的实物量与价值量，足以使决策者信赖。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分类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分类标准有多种，其中最基本的是按存在形态分。按存在形态可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分为有形的森林生物资产和无形的森林生态资产。森林生物资产是指森林中活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及栖息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个体基因，包括林木资产、林副产品及以森林为依托生存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因此森林生物资产是一种有形资产。森林生物资产在价值层次上主要表现为物种多样性价值和基因多样性价值，在价值总额中主要表现的是直接使用价值。森林生态资产是指森林生态效益所形成的资产，包括有机物质的生产、的固定、的释放、营养物质循环与贮存、水土保持、净化污染物等。森林生态资产在价值层次上表现的是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价值，在价值总额中表现的主要是间接使用价值和和部分直接使用价值（如旅游观赏价值、科学文化价值等），此外森林生物多样性所表现出来的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也归属于森林生态资产。

（三）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核算在实践中的应用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会计核算的可操作性角度考虑，目前主要可侧重于森林物种多样性价值方面的核算，特别是其中植物和动物多样性价值的核算。虽然森林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但目前人们对每个层次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相对而言，物种多样性最明显也最容易测定。而森林遗传基因多样性多发生在分子水平上，它主要包括染色体的多态性、蛋白质的多态性和核酸的多态性三个方面。就目前人们的研究手段和认识水平看，要做到完全掌握森林中有机体，即动植物和微生物的DNA中的氨基酸的排列次序及其结构还是比较困难的。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测定比遗传多样性的测定更困难，因为系统的边界都是模糊的。同时，对于物种多样性，也部分受到研究手段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对于其中的微生物多样性测定与确定比较困难，所以物种多样性目前主要着重于植物与动物多样性的测定，特别是其中的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和脊椎动物。因此，一般来讲，目前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核算主要是以物种多样性中的植物与动物价值的核算为代表，暂不考虑基因及生态系统多样性价值的核算。

三、森林生态效益的会计确认

（一）森林生态效益的概念及特征森林生态效益作为一种间接效益，就是指在一定的会计期间内森林生态资产所释放出来的效用。其具有几个重要特征：（1）外在经济性。外在经济性在林业中是最普遍的现象。当森林生物多样性发挥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和保护物种及基因多样性等多种生态效益的时候，这种生态效益却被非林业经营部门乃至全社会无偿地享用，而不必为此付出相应的费用。（2）非减性。森林生物多样性直接效益的发挥，意味着森林生物资产的减少。而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减少森林生态资产。（3）模糊性。森林生物多样性的直接效益随着木材、蘑菇、动物毛皮等的出售而实现，并可用货币直接计量。但森林生态效益没有物质载体，无法对其效益进行准确的计量，只能通过估计来反映。因此，森林生态效益的确定具有模糊性。

（二）森林生态效益的会计确认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林业会计中核算的收益部分只是对市场上可以进行交换的货币收益进行确认，对林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引起的生态效益外在性不予确认，使得大量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游离于会计循环之外，严重阻碍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效益的发挥，危及了林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作为林业经济经营组织必须考虑林业生产经营活动对外部产生的影响，会计上应反映这一巨大的森林生态效益，将森林生态效益外在经济性作为收入要素纳入核算体系（温作民，2003），从而进一步转化为林业经营组织的环境效益，真实地评价其业绩。根据财务会计的收入定义，收入是一种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显然，森林生态效益外在性部分并没有形成经济利益的流入。因此，传统财务会计确认收入的流入和流出概念不能满足将森林生态效益完整地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要求。要将森林生态效益作为收入要素纳入会计系统，其确认可以根据其标准进行：（1）符合定义。符合森林生态效益定义，森林生态效益作为一种间接效益，是指在一定的会计期间内森林生态资产所释放出来的效用。（2）可计量性。据有关部门测算，森林生态效益是其经济效益的13倍。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森林生态效益每年都要进行准确的核算。（3）相关性。森林生态效益会计核算提供了关于森林生物多样性非木材价值的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将有助于投资者和决策者对森林生态功能重要性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可以为林业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进行相关决策或制定相关的会计制度与准则提供依据，适应新时期我国林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4）可靠性。模糊性虽然增加了森林生态效益计量的难度，但是只要是估计的合理，仍然具有可靠性。因此，凡是符合森林生态效益的定义，能够用货币计量，并且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森林生态资产所释放的效用，都可确认为森林生态效益。

四、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会计计量

（一）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尺度计量包括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就货币计量而言，其计量单位笼统地讲就是货币，由于货币能把经济业务全面、综合地反映出来，所以货币成为会计统一的计量尺度。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应同时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两种形式。这主要是由森林生物多样资产的特点和森林生态效益的特点决定的。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两重性、价值的多无性、产品的公共性和市场的无形性以及森林生态效益的外在经济性、模糊性等特征，一方面反映了对其价值计量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即使它们的价值通过一定的方法得以计量，但在其计量结果的公众认可度上目前仍存有争议。因此，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完全以货币作为统一的计量尺度目前仍存在着较大的困难。为了满足提供森林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会计信息，使其具有较强的可理解性，应当尽可能多地考虑运用非货币计量尺度。在非货币计量形式中，可同时使用包括实物计量、劳动计量、混合计量等多种形式。运用货币计量形成一些财务指标，运用非货币计量则会形成实物指标、劳动指标、技术指标、技术经济指标和文字说明等，从而提供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属性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计量是一项广为流行的会计惯例。对于一般实体资产来讲，在没有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较小的情况下，其历史成本与其价值的差异是较小的。然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一项特殊资产，以历史成本计价却是森林生物多样性一个致命弱点，这主要是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大部分是由自然力作用形成的。少部分是由自然力和人力作用形成的。因此，它们往往没有或只有较低的历史成本。另外，它们又是有生命力或活动力的，其价值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在变化，只有在交易的那一刻才能暂时相对固定其价值。因此，如果仅按目前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来计量，它们的价值计量会偏低，违背了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原则，不能达到为决策者提供有用信息的目的。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属性，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历史成本计量，而应包括面向市场、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公允价值在内的多种计量模式。公允价值是一种复合的会计计量属性，从狭义上看，其表现形式有：现行市价、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和以公允价值为计量目的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历史成本固然可以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但有时为了管理或决策上的需要，要求会计可以提供以公允价值反映的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另外，象森林生态资产一类的历史成本原本就没有，用公允价值反而可以更可靠地反映它们的真实价值。在这些情况下，用公允价值代替历史成本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进行计量也是可行的。当然，用公允价值计量所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公允价值的确定避免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这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怎样提高和增强公允价值的可靠性是一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从目前我国会计现实来看，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尚不具备（张心灵等，2004），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会计计量属性可以选择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辅之以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具体计量时，应分别不同资产及不同阶段加以考虑。森林生物资产的初始计量应按历史成本进行计量；森林生态资产的初始确认应按公允价值计量；森林生物资产及森林生态资产报表日计量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可以通过如实际市场价法、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替代花费法、机会成本法或条件价值法等，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进行评估取得。从发展的角度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主流（黄世忠，1997），那么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将来应主要选择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即采用“公允价值＋历史成本”模式。

[参考文献]

[1]国家环保局：《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面向21世纪的计量模式》，《会计研究》1997年第12期。

[4]温作民：《环境外在性的会计核算》，《财务与会计》2003年第11期。

[5]于富生、黎来芳：《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上海会计》2000年第8期。

篇（3）

中图分类号：S71855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168（2012）06-0044-05

收稿日期：

2012-10-09；修回日期：2012-12-20

作者简介：华朝朗（1973-），男，贵州金沙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工作。

人类的生存一刻也离不开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以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的。但长期以来，人类已经习惯于无偿地从大自然获取一切，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肆意掠夺导致的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对于任何东西，只有明确其价值特别是货币价值，人们才会去珍惜、善加利用。森林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1]。森林除了直接为人类提供食品、医药、工农业生产原料、景观娱乐等，更重要的是维持生命物质的生物地化循环与水文循环、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环境、维持生物物种与遗传多样性、维持地球生命系统等，森林所起的这些作用即是其生态服务功能[2]。森林是对人类影响最重大、最直接、最关键的生态系统。研究森林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经济价值，对于保护森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3]。怒江州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云南省重点林区之一，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又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其生态区位极为关键，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森林的生态安全屏障作用显著。

1研究区域概况

怒江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地处25°33′～28°23′N、东经98°39′～99°39′E，国土面积为14703万 hm2，国境线总长44947 km，是滇西北重要边防屏障。属“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滇西北横断山脉纵谷地带，濒临欧亚与印支两大板块的结合部。境内地势由巍峨高耸的山脉与深邃湍流的江河构成，海拔高差大，最高海拔5 128m，最低海拔仅738 m，相对高度约4 390m，是典型的横断山与江河深切的高山峡谷地貌。全州东临迪庆州、大理州，南连保山市，西与缅甸毗邻，北与接壤。气候属于低纬高原的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沿江从南到北，气温随纬度的差异而变化，南部炎热，中部温暖，北部寒冷；从河谷到山顶，随海拔增高，气温依次递减，江边炎热，半山温暖，高山寒冷。州内江河密集，水资源丰富，纵横交错的江河使全州形成一座巨大的天然水库，主要河流有怒江、澜沧江和独龙江，分属怒江、澜沧江、伊洛瓦底江三大水系。土壤依海拔由高到低分布着暗棕壤、棕壤、黄壤、黄红壤、红壤、赤红壤。怒江州地处泛北极植物区系和古热带植物区系的交汇地带，带来了植物分布区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怒江州植物种类繁多，是我国寒、温、热3个气候带兼备的物种基因库。已知高等植物有200余科、1 000余属、3 600多种。怒江的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森林覆盖率达730%。高山针叶林带的铁杉林、云杉林、冷杉林是森林资源的主体。

截至2010年末，怒江州总人口535万人，人口密度为363人/km2。2010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GDP）为5476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54亿元，人均GDP为10 266元，全州财政收入为584亿元，财政支出为340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 005元[4]。

据2007年怒江州森林资源调查资料，全州共有森林9691万 hm2，其中纯林6982万 hm2，混交林2519万 hm2，竹林068万 hm2，乔木经济林122万 hm2。森林活立木总蓄积为16 61528万 m3。

2研究方法

21评估指标体系

依照全面性、代表性和简明性原则，结合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选择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6项13个指标[5-9]评估怒江州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表1）。

表1怒江州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指标体系

Tab1Nujiang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指标类别指 标

涵养水源调节水量、净化水质

保育土壤森林固土、森林保肥

固碳释氧固碳价值、释放氧气

林木营养积累林木营养积累N、P、K

净化环境提供负离子、吸收二氧化硫、吸收氟化物、吸收氮氧化物、阻滞降尘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

林 业 调 查 规 划第37卷第6期华朝朗，等：怒江州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22评估采用的数据及来源

1）近期完成的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

2）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

3）国家权威部门及当地实际的社会公共数据（表2）。

23评估方法

按照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理论和方法，采用《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5]，从

物质量和价值量2个方面对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进行评估。

表2社会公共数据[5]

Tab2Social public data

项目 单 价名 称单 价

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688元/t固碳费用1 000元/t

磷酸二铵含氮量1400%制造氧气费用1 000元/t

磷酸二铵含磷量1501%二氧化硫治理费用120元/kg

氯化钾含钾量5000%氟化物治理费用115元/kg

磷酸二铵价格3 300元/t氮氧化物治理费用105元/kg

氯化钾价格3 200元/t降尘清理费用025元/kg

森林涵养水源包括调节水量和净化水质2个指标。物质量评估采用降水储存量法[10，11]，即用森林的蓄水效益来确定其涵养水分的功能；调节水量价值评估采用替代工程法，净化水质价值评估采用当地自来水价格推算。

森林保育土壤的功能包括森林固土和保肥2个指标。固土量采用不同森林与无林地土壤侵蚀模数的差值求算；森林固土价值根据蓄水成本，采用减少淤积泥沙的方法进行计算；森林保肥价值根据N、P、K肥市场价格计算。

森林固碳释氧选用固碳、释氧2个指标。采用材积源生物量法，即利用森林资源调查获得的蓄积生长量推算生物量[12]，相关参数取值参见有关文献[13-16]及其测算值；价值量采用市场固碳和制造氧气价格计算。

选取林木N、P、K积累指标来反映功能。采用林木生长量推算林木的N、P、K物质含量，再根据N、P、K肥市场价格计算其价值。

选取提供负离子、吸收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滞尘指标来反映森林净化大气环境功能。根据不同森林提供负离子、吸收污染物的能力[17]计算森林净化大气环境物质量，再根据其市场价值及污染物治理费用估算其价值。

选取森林年生物物种资源保育价值来反映生物多样性价值。物种保育价值计算按Shannon-Wiener指数计算方法，共划分为8个等级。

3评估结果

31涵养水源

经估算，怒江州森林年调节水量为3558亿 m3，价值为24479亿元/a，年净化水质价值为5693亿元，每年涵养水源的价值合计为30172亿元（表3）。

表3怒江州森林涵养水源量及价值

Tab3Nujiang forest water resource quantity and value

调节水量/（108m3·a-1）调节水量价值/（108元·a-1）净化水质价值/（108元·a-1）涵养水源的价值/（108元·a-1）

355824479569330172

32保育土壤

经估算，全州森林年固土量13 27715万t，年固土价值为2316亿元，年保肥价值为31488亿元，年森林保育土壤价值合计为33803亿元（表4）。

33固碳释氧

经估算，全州森林年吸收CO2 62387万 t，固碳17013万 t，固碳价值为1701亿元；全州森林生态系统年释放氧气45546万 t，价值为4555亿元；全州森林生态系统年固碳释氧价值为6256亿元（表5）。

34林木营养积累

经估算，全州森林年积累的营养物质分别为固

表4怒江州森林的保育土壤量及价值

Tab4Nujiang forest soil conservation volume and value

132771523166456184919073273773148833803

表5怒江州森林的固碳释氧量及价值

Tab5Nujiang forest carbon fixation and oxygen releasing value

氮量221万 t、固磷量017万 t、固钾量152万 t；积累营养物质的价值合计为657亿元（表6）。

表6怒江州森林的营养物质积累量及价值

Tab6Nujiang forest nutrients accumulation and value

221017152657

35净化大气环境

经估算，全州森林年提供负离子139×1025个，价值为20 84082万元；年吸收SO2 1571万t，价值为18 85041万元；年吸收氟化物021万t，价值为24077万元；年吸收氮氧化物058万 t，价值60644万元；年阻滞降尘2 27824万 t，价值为569 55937万元。怒江州森林净化空气的价值合计为6101亿元/a（表7）。

表7怒江州森林净化环境量及价值

Tab7Nujiang forest cleaning of environment volume and value

提供负离子吸收SO2吸收HF吸收NOx滞尘

价值合计/（104元·a-1）

139×101720840821571188504102124077058606442278245695593761009781

36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

按所掌握的部分动物的统计资料计算，怒江州

Shannon-Wiener指数为462，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指数值为801，兰坪云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指数值为472。全州森林生态系统的年生物物种资源保育价值为35093亿元/a。

37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

每年怒江州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生态产值）为1 12083亿元/a。其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为25093亿元/a，占3131%；保育土壤价值为33803亿元/a，占3016%；水源涵养价值为30172亿元/a，占2692%；固碳释氧价值为6256亿元/a，占558%；净化大气环境价值为6101亿元/a，占544%；积累营养物质价值为657亿元/a，占059%（表8）。

表8怒江州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汇总

Tab8Nujiang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summary

类 别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 计

价值/（108元·a-1）30172 33803 6256 657 6101 35093 112083

比例/%2692 3016 558 0595443131 10000

4讨论和建议

评估结果表明，怒江州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最大，保育土壤价值和涵养水源价值分别居第二、三位，排在第四、五、六位的是固碳释氧价值、净化大气环境价值、积累营养物质价值。这一结果充分体现了怒江州森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保育土壤和水源涵养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其中水源涵养、保育土壤价值合计达到63975亿元/a，占总价值的5708%，显示了森林对于山高、坡陡、谷深的怒江州在保水保土方面的重大作用。怒江州地处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目前开展的考察工作还很有限，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尚未摸清，不少生物物种的种群、数量和分布仍有待调查，很多新物种有待发现，因此全州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际价值应高于本次估值。

据中国林科院近期的评估，全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年价值约为10万亿元，单位面积森林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约为552万元/（hm2·a）[9]。另据赵元藩等对云南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云南省单位面积林分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677万元/（hm2·a）[18]，而怒江州单位面积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1156万元/（hm2·a），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09倍，云南省平均水平的171倍。可见，怒江州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远远高于全国和云南省的平均水平。有必要在现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中，探索研究按照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高低，实行差异化的补偿标准。

怒江州地处云南西部边境，境内担当立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怒山（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等四山三江相间排列，3/4以上的国土面积坡度在25°以上，生态极其脆弱，同时又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重要的生态区位，特殊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决定了全州森林以发挥生物多样性保护、保育土壤、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等生态服务功能和保障国土生态安全为主。怒江州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相当于全州2010年GDP的2048倍，突出反映了怒江州资源富集与贫困长期交织的特殊性，也是云南乃至我国西部部分地区生态良好与经济落后相伴的典型缩影，需要全社会提高对生态产品的认识，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体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文华，李飞中国森林资源研究[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6

[2]郭浩，王兵，马向前，等中国油松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J]中国科学C辑200838（6）：565-572

[3]李文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云南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5]国家林业局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8

[6]余新晓，鲁绍伟，靳芳，等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J]生态学报，2005，25（8）：2096-2102

[7]赵军，杨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J]2007，27（1）：346-356

[8]王兵，李少宁，郭浩江西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J]江西科学，2007，25（5）：553-559

[9]中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项目组中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10]李金昌生态价值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11]赵同谦，欧阳志云，郑华，等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J]自然资源学报，2004，19（4）：481-491

[12]赵敏，周广胜基于森林资源清查资料的生物量估算模式及其发展趋势[J]应用生态学报，2004，15（8）：1468-1472

[13]国家林业局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造林项目碳汇计量与监测指南 [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

[14]方精云，刘国华，徐嵩龄我国森林植被的生物量和净生产量[J]生态学报，1996，16（5）：497-508

[15]冯宗炜，王效科，吴刚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和生产力[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篇（4）

二、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方法及相关数据

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的直接价值主要体现在林产品和经济作物的创收上，其生态服务价值主要体现在间接价值和潜在价值上，很难进行定量化评估，容易被人们忽略。本文在基于环境经济学和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物质量评价方法和价值量评价方法相结合，运用碳税法、工业制氧法、市场价格替代法、支付意愿法等估算方法对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间接价值和潜在价值进行初步探讨。

（一）研究方法

1.固碳释氧价值估算方法。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拥有丰富的植被资源，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在维持空气中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动态平衡和减轻温室效应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固碳释氧价值的估算分两步进行，一是运用碳税法对生态系统的固碳（C）价值进行估算，二是运用工业制氧法将工业制氧所需成本作为释放氧气的价值进行估算。（1）碳税法：V（C）=S（C）•P（C）•A，式中：V（C）为固碳价值（CNY•a-1），S（C）为植被单位面积固碳量（t•（hm2•a）-1），P（C）为单位固碳价格（CNY•t-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2）工业制氧法：V（O2）=C（O2）•S（O2）•A，式中：V（O2）为植被释放氧气价值（CNY•a-1），C（O2）为工业制氧成本（CNY•t-1），S（O2）为植被单位面积释氧量（t•（hm2•a）-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

2.保育水土价值估算方法。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保育水土功能主要包括减少土壤侵蚀和减少土地养分流失。保育水土价值的计算首先需要对土壤侵蚀总量进行计算，然后再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估算。（1）减少土壤侵蚀价值：ES=A•M，式中：ES为生态系统年减少土壤侵蚀总量（m3•a-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M为无林地中等程度土壤侵蚀模数（m3•（hm2•a）-1）。=ES/TS，式中：为因土壤侵蚀造成的年废弃地面积（m2），ES为生态系统年减少土壤侵蚀总量（m3•a-1），TS为土壤表土平均厚度（m）。US=C1•，式中：US为减少土壤侵蚀的价值（CNY•a-1），C1为我国南方林业生产的平均收益（CNY•（hm2•a）-1），为年废弃土地面积（hm2）。（2）减少土地养分流失价值：减少土地养分流失价值主要体现在减少土地内部大量含有的N、P、K等养分流失上。UC=BS•ES•（N•P1/RN+P•P1/RP+N•P2/RK），式中：UC为减少土壤养分流失的价值（CNY•a-1），BS为土壤容重（t•m-3），ES为生态系统年减少土壤侵蚀总量（m3•a-1），N、P、K分别为林地土壤平均含氮、磷、钾量（%），RN、RP、RK分别为磷酸二铵化肥含氮量、磷酸二铵化肥含磷量，氯化钾化肥含钾量（%），P1、P2分别为磷酸二铵化肥价格（CNY•t-1）、氯化钾化肥价格（CNY•t-1）。

3.涵养水源价值估算方法。涵养水源主要是利用树木根部的蓄水功能来达到调节径流、净化水质等目的。运用水量平衡法以及影子工程法等方法来估算由于保护树木而产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价值，即涵养水源价值。W=（R-E）•A式中：W为年涵养水源量（m3•a-1），R为年平均降雨量（mm•a-1），E为年平均蒸发量（mm•a-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应用影子工程法估算涵养水源的价值是指将树木的蓄水功能比作一个蓄水工程，计算蓄水工程的建造成本。U=W•C式中：U为蓄水价值（CNY•a-1），W为年涵养水源量（m3•a-1），C为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成本（CNY•m-3）。山岳地区多产生泉水，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估算当地饮用泉水人数与每人每日取泉水量，计算其泉水价值。K=RE•CE•DE•PE式中：K为每年泉水价值（CNY•a-1），RE为饮用泉水人数（个），CE为每人每日取泉水量（m3•（个•d）-1），DE为每人每年取泉水天数（d），PE为泉水价格（CNY•m-3）。WS=U+K式中：WS为涵养水源总价值（CNY•a-1），U为蓄水价值（CNY•a-1），K为泉水价值（CNY•a-1）。

4.净化空气价值估算方法。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能够有效地吸收有害物质，释放负离子，减轻雾霾。净化空气主要是体现在凝聚粉尘和植物吸收SO2两项指标上。（1）凝聚粉尘价值：F=S1•C2•A，式中：F为生态系统凝聚粉尘价值（CNY•a-1），S1为植被单位面积凝聚粉尘量（kg•（hm2•a）-1），C2为凝聚粉尘所需费用（CNY•kg-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2）吸收SO2价值：L=S2•C3•A，式中：L为生态系统吸收SO2价值（CNY•a-1），S2为单位面积吸收SO2的含量（kg•（hm2•a）-1），C3为吸收SO2单位投资成本（CNY•kg-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

5.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估算方法。生态系统复杂性增强，增加生物多样性的可能性就越大。增加生物多样性利于构建更加稳健的生态系统。采用支付意愿法对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进行估算：U生=（D+Y）•A式中：U生为生态系统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CNY•a-1），D为砍伐树木导致每年生物多样性以及游憩的损失价值（CNY•（hm2•a）-1），Y为全球社会性对我国保护森林资源的支付意愿（CNY•（hm2•a）-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

6.旅游观赏价值估算方法。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每年会吸引大量游客旅游观赏。游客的消费价值体现了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的旅游观赏价值。I=UP•H，式中：I为旅游费用（CNY•a-1），UP为游客进行一次旅游所需花费（CNY•人次-1），H为每年景区旅游人数（人次•a-1）。

三、岳麓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

岳麓山生态系统作为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提供了固碳释氧、保育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增加生物多样性和旅游观赏等多种服务，但其服务价值未实现货币化、资本化。本文运用生态经济学研究成果结合岳麓山当地实际情况对岳麓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为岳麓山生态系统提供定量化分析的依据。

（一）岳麓山概况

岳麓山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西城区，是典型的城市山岳型风景区。最高海拔300.8米，面积528hm2，年平均温度17℃，年平均降水量1200至1400mm，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王凯、李志苗、肖燕，2016）。森林资源丰富，植被主要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暖性针叶林为主，共有植物种类174科，977种，其中野生植物占555种，动物资源也极其丰富。自2009年以来，岳麓山风景区实行了免费开放的旅游政策，吸引了更多的人前往旅游观赏。

（二）估算过程及结果

1.固碳释氧价值。岳麓山生态系统固碳（C）价值：2.55×107CNY•a-1；释氧价值：2.63×107CNY•a-1，则岳麓山生态系统固碳释氧价值为5.18×107CNY•a-1。

2.保育水土价值。减少土壤侵蚀价值。岳麓山生态系统每年减少土壤的侵蚀总量为1.06×105m3•a-1，废弃土地面积为1.77×105m2，由此可得岳麓山生态系统减少土壤侵蚀的价值为7.08×103CNY•a-1。将林地中N0.15%、P0.1%、K1%的含量计算，可得岳麓山生态系统减少土壤养分流失的价值为1.07×107CNY•a-1。岳麓山生态系统保育水土价值为1.07×107CNY•a-1。

3.涵养水源价值。岳麓山年平均降水量为1200至1400mm，取1300mm，年平均蒸发量取1200mm，可得涵养水源量为5.28×105m3•a-1，则蓄水价值为3.54×105CNY•a-1。岳麓山周边约有上万住户，取1000人为每日取泉水人数，每人每日约取15m3泉水，按1CNY•m-3计算，因刮风下雨等特殊因素，取泉水日一年按300天计算，则泉水价值为4.5×106CNY•a-1。则岳麓山生态系统涵养水源总价值为4.85×106CNY•a-1。

4.净化空气价值。岳麓山森林种类主要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暖性针叶林，凝聚粉尘含量取两种林分平均值21655kg•（hm2•a）-1。可得岳麓山生态系统凝聚粉尘价值为1.94×106CNY•a-1。根据上述表格数据，吸收SO2含量取二者平均值，即152.125kg•（hm2•a）-1。则岳麓山生态系统吸收SO2价值为4.82×104CNYa-1。由上文可得：岳麓山生态系统净化空气价值为1.99×106CNY•a-1。

5.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保护森林即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而付出行动，社会对我国森林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为112USD•（hm2•a）-1，折合人民币770.56CNY•（hm2•a）-1，砍伐森林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循环修复能力下降，易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每年因此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价值达400USD•hm-2，即2752CNY•（hm2•a）-1（韩秋萍、张修玉、许振成，等，2014）。则岳麓山生态系统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为1.86×106CNY•a-1。6.旅游观赏价值。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前往岳麓山进行旅游观赏活动的游客支付意愿情况（包含交通费用和其他费用）如下：0元—10元（56.5%），11元—20元（15.2%），21元—50元（13.1%），51元—100元（13.1%），101元—200元（2.1%）。消费情况按5元、15元、35元、75元、150元分别与百分比相乘再加和可得加权平均消费为22.67CNY/人次。在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查询得知2015年岳麓山风景区游客人数为5×106人次。则旅游观赏价值为1.13×108CNY•a-1。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旅游观赏价值的计算一般不考虑游客的时间机会成本，若加入游客的时间机会成本则旅游观赏价值将会更高。

（三）综合价值与分析

通过以上计算可以得到岳麓山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84×108CNY•a-1。其中固碳释氧价值为5.18×107CNY•a-1，保育水土价值为1.07×107CNY•a-1，涵养水源价值为4.85×106CNY•a-1，净化空气价值1.99×106CNY•a-1，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1.86×106CNY•a-1，旅游观赏价值1.13×108CNY•a-1，各项贡献大小依次为旅游观赏＞固碳释氧＞保育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增加生物多样性。其中旅游观赏价值所占比例最大，约占总价值的61.34%，这说明旅游业已成为岳麓山的支柱产业。旅游业是一个资源依托型产业，旅游观赏价值依托于生态系统其他的服务功能而存在，生态系统的其他服务功能能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资源环境，是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应加大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力度，确保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完整性得以维系，为岳麓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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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体验理论作为一个中国原创性的完整思想体系，其顶层哲学命题为三重生态圆融互摄，理论主体部分包含三重生态观、体验本体观、生命样态观、生态化育观、魅力实践观，深度凸显了生活世界观、和谐价值观、生态智慧观，构建并长期大样本验证了生态体验模式、网络体验模式、生态创生模式等，已成为德育界和社会广泛关注与应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

作为中国原创理论和中国德育新模式，其源头活水来自于：顶层哲学理念高位阔远的价值昭示、拥有向国内外开放的信念共同体学术团队、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研究范式、广阔且生态多样的实践现场、覆盖全国及国外的从大学以至于幼儿园及家庭教育的全样本研究群、不断分岔深化的研究主题、开展掘井式研究的技术路线等。而该理论的一系列范畴和理论命题，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价值域。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体验理论的原创性学术价值域，无论在广度、纵深度和复杂性诸方面，都极大地拓展了德育、网络道德生态和社会治理的视野和实践域。

一是圆融性价值域。以三重生态圆融互摄为其核心价值域，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反思人类种种割裂与自然（含动物）的态度和行为;人与人、人与族群、人与文化互惠共生、荣辱与共、合作共赢，反思类生态之间的对立、相仇与互撕的言行;人与其身心灵和谐圆融，反思人对自己身心灵的种种非理性态度以至自戕的行为。进入生态体验之境，人的道德境界、生存境界显著提升。

二是生态性价值域。回归生态，强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及一切生命的生态性存在，自觉聚焦生态整体、生态链、生态位、生态文明、生态智慧的重要性，反思二元哲学、人类中心主义生存和发展模式的困局，主张从生态之道出发重建人类社会和生命生存的价值、生存实践方式的合伦理性，重建生态责任伦理。在实践领域，切合实际多元切入生态多样性的德育活动、丰富多彩的教育资源形态、充满个性的教与学样式都有了合法的价值皈依。

三是体验性价值域。凸显体验，强调体验是一种图景思维活动，体验是生存实践的本体、道德教育的本体，道德体验是一种关系融通性体验。从具身认识论的高度赋予活动、游戏以理论上的合法地位而又不致流于活动表面，主张德育和社会活动凸显体验，彰显对于心灵的浸润化育效果，深层构建富有亲近感、吸引力和感染力的魅力实践。

篇（6）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81-05

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那么，在核心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关系，看来是一个值得搞清楚的问题。一般看来，核心价值体系属于政治价值的范畴。而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它是是对社会物质生活方式、政治上层建筑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尽管它所反映或表征的对象十分丰富，但作为高度抽象的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的反映不可能那么具体和直接，而是以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等为中介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主要以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等作为直接对象。这就形成了探究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理意义。

一、政治价值的表现形态

从价值论角度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属于政治价值的范畴。对于政治价值，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作出不同的诠释。这些不同的诠释之间是并不矛盾的，相反还丰富着人们对政治价值表现形态多样化的理解。一般看来，哲学和人文学科喜欢将价值主要理解为理念、观念、思想理论形态等，于是更多地讨论政治价值的内涵、价值生成的基础和根据、价值演绎的逻辑、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等问题。而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学科更喜欢将价值理解为某种制度形态、体制状况或者政策形态、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等，于是更多地讨论政治价值的制度表现、良好的公共政策的形成以及生活方式的型塑等问题。

如果将不同学科的理解结合起来，人们可以将政治价值归结为以下三种形态：第一，理念和思想理论形态。相对而言，这一形态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它的涵盖范围比较大，因此具有较大的普适性。尽管这种普适性也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的原有状况、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的综合作用，人们对同一理念内涵的理解也会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但一般说来理念层面的理解常常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至少在符号或概念运用方面有共通性。第二。制度或体制形态。政治价值的有效性或有用性通常并不仅仅表现在理论形态上，更主要的是它能转化为一定的制度或体制形态，这种制度或体制形态给人们的正常活动创设出良好的规则和秩序，从而使人们在体会到制度本身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体认到某种理论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如果说理念层面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的话，制度层面的东西则更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即便是同一个理念，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社会条件下，或者说在不同的国情下，也完全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制度或体制形态。第三。行为规则、规训要求或行动命令形态。它们表现得最为具象，表现为无数具体的操作要求。

仅以“民主”来说，就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展示其价值内涵的丰富性。首先，民主价值可以表现为某种理念和精神，如人民当家作主，民有、民治、民享等，它们有很大的通用性。其次，民主价值又可能表现为某些制度形态，这里亦可称之为模式，这些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再次。民主价值还可能表现为某些方式方法，它们就更形态多样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排斥民主理念和精神的基本性和普适性，也不能因为民主理念和精神的基本性和普适性就忽视民主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漠视民主形态中客观存在的谱系中每个节点所具有的意义，也不能任意照搬某种民主模式，甚至将其看作百灵百验的唯一模式。

值得指出的是，政治价值实际上体现着某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最初又是人们依据政治活动中各种人事、活动、关系、形态等跟自身的利害关系之认知与对待而体现出来的，这种认知和对待最初具有主客观统一的属性。随着这种社会关系的世代传承和确认，它们更多地具有了客观性的特征，仿佛具有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精神发展到了客观精神，最后走向绝对精神一样的意义。这时，政治价值中就拥有了历史绝对性和时代相对性相统一的成分。这种成分也通过上述三种形态表现出来。于是，政治价值表现形态的状况，大致决定或制约着意识形态反映形式的基本状况。

二、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关系

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关系是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我们要理解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关系，首先就要认识政治价值本身的涵义。就其本体而言，政治价值表征着一定的客体属性对相关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大小或作用多少，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客体属性对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满足需要的持久程度、共享程度等等，只不过主要是从政治的意义和视角来考量和权衡的，所以人们称之为政治价值。这里所说的客体，可以指人、事件、活动、关系等，它们的属性和状况都可以构成对一定社会主体的需求是否具有满足关系的特征。所以，政治价值本身就有着两种状况的表现，一是表现为实体性价值。如人们经常在政治哲学意义上讨论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解放等：二是表现为某种价值关系、意义状态或社会关系特征。在这种意义上，人们通常关注某种具体事件、活动、人员状况等具有的政治意义或政治作用。即便是对意识形态的考量也可以了解某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究竟如何，例如那些十分虚假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是低微的，而那些具有科学性、真实性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则是显著的。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人们讨论政治价值的时候，主要是将它们看作是客观存在的本体论范畴的东西，但在人们在讨论政治价值观的时候，由于政治价值观是对政治价值内涵和功能所形成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于是人们就认为政治价值观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一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作为某种认识论范畴的东西对政治价值进行着有差别的反映，即这种认识论范畴的东西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区别。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价值两者之间是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政治价值总是表现为众多的、大大小小的甚至呈等级序列的一系列价值，在这些众多的价值中有一些作用特别明显、意义特别显著、地位特别重要的价值，它们通常被人们称之为“核心价值”，在认识论上被人们以相关的概念或称谓加以标识。例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就是“仁”，而“义”、“礼”、“智”、“信”等则是说明“仁”的次一级的核心价值，它们各自又有一些再次一级的价值在表征着自身的内涵。人们在认知上对核心价值及其价值的关系进行认识与反映。就形成了核心价值观。但这种核心价值观对核心价值的反映存在着从正确到错误这样一种阈域，或者对核心价值的反映存在着领域宽广和程度深浅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了核心价值观体系。这种核心价值观体系可能就像拉卡托斯所称谓的“科学研究纲领”及其理论“硬核”一样，核心价值观在整个价值观体系中的地位也就好像是理论“硬核”。当然，值得指出的是，核心价值观是否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和代表核心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定的意识形态能否真实客观地反映核心价值，本身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关系又是复杂的。第一，任何意识形态都是表征一定的政治价值的，而政治价值又是反映一定的利益的，所以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又是表征和反映一定社会主体的最根本利益的。一般说来，意识形态应该充分体现和反映时代主题和核心价值，反映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共同体广大成员的最根本利益。就这一意义来说，意识形态和利益紧密相连，也就跟政治价值紧密相连，更何况意识形态的最初产生就是为了解决阶级利益所遭遇的问题，失去了利益表达和价值表征作用，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真正价值，就会被人们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第二，意识形态表征和反映政治价值与最根本利益的程度和状况又是有分别的。这里就存在由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真实性两端构成的某种复杂谱系。一些完全虚假的意识形态跟共同体最广大成员的最根本利益毫无关联，也无所谓表征一定的政治价值，相反倒是表征着某些负价值和负能量的东西，这样的意识形态是毫无政治价值可言的，就如“”中以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的一套意识形态那样。在正常的状况下，意识形态能够表征相应阶级和人们的实际利益，在这种情境中，意识形态发挥着社会沟通和团结凝聚的功能。但即便在这种正常情况下，意识形态同时又总是扮演着表征社会公共利益的角色，这种公共利益常常与人们具体的特殊利益相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就是说。意识形态表征政治价值的状况又有其复杂性，那些能够超越眼前利益而追求公共利益与终极价值的意识形态，会被人们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意识形态，而只顾眼前利益的意识形态则被认为是短视的。简而言之，意识形态最根本的功能就是反映和表达根本利益和核心政治价值，同时，意识形态具有生成和再生产价值观的功能，一旦意识形态无法正确反映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它所生成或再造的价值观，哪怕被标榜为核心价值观，也是无法征服人心的。

由于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对一定政治价值和根本利益的反映，而政治价值又区分成基本价值、核心价值等，这就产生了意识形态如何反映政治价值和政治价值观及其体系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如何认识核心价值、基本价值、共同价值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问题。对此问题，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基本价值是指一些基础性的、带有最大公约数意蕴或起“底线”作用的价值，它具有客观性和外在性，尽管它也会遭到挑战，但至少在名义上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不需论证的，它也被人们称为普世价值。共同价值是指社会成员因奋斗目标一致性而形成的价值认同，共同价值的形成是一个建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核心价值是指在所有的价值中起统领作用的价值，而核心价值观是在价值观体系中居于最核心、最中枢地位和起着主导、支配作用的价值观。

总之，从一定意义说，意识形态是充分反映核心利益、表征核心价值，以及生产、分配、扩散、再生产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机制与系统。但意识形态对利益的反映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大量通过价值这一中介而实现的。而对价值的认知及其凝炼，就形成了一定的价值观。价值观又是多种多样的，不仅表现为对人、事、物、活动、关系等的价值观，如政治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管理价值观、宗教价值观、人生价值观等，而且区分为个体价值观和共同体价值观。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上层建筑，它总是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某种把持和凝炼。换言之。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在价值体系中起主导性作用、居于中心地位的那部分意识形态观念（或可称“核心意识形态”或“主导意识形态”）。它应该是受制于客观物质基础——利益关系特别是核心利益的，并且是依靠社会制度支撑和维系的。

三、意识形态的表现类别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当然也是对客观存在的政治价值的某种反映，只是这种反映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或者虚假的。而即便是正确的意识形态，它们在反映政治价值方面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因此，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表现类别，依其主体的不同一般可分成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三类。它们在表征政治价值特别是核心政治价值方面的特点和能量是不同的。

其一，国家意识形态。它是一个国家所提倡和推行的价值观念、思想体系和价值追求、行动准则、是非标准等的总和。国家意识形态一般能最集中和最明确地反映这个政治共同体所信奉和确认的核心政治价值，并且这种集中反映可以通过理论形态、制度和公共政策以及行为规范与方式等三方面的丰富形态得以全方位展现。国家意识形态所反映和提炼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往往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容易得到共同体成员的认同和信奉。就一般情况看，国家意识形态总是体现着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国家意识形态实施教育影响的目的是促成政治一体化，在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国家意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乃至通识教育等都是其重要和基础性的内容。国家意识形态扩散影响的途径和媒介主要有主流媒体、学校、社会公共组织等。

其二，政党意识形态。它是政党在长期活动中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念、理论主张和是非标准，也是政党利益的一种理论表现。它又可区分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和非执政党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在表征与反映核心政治价值的时候，通常最初是通过理论形态即通过理论抽象和意义凝炼的方式对政治价值进行反映，形成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并且大力宣扬这种政治价值观，但这种意识形态的扩散效度依政党的性质和能力状况而有所区别。执政党所宣扬的政治价值观亦即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手段使其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从而使其具有更大的扩散空间和渗透能力，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也能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而得以体现。非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则主要通过理论形态得以表现，它无法通过大量的合法途径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自然更无法转化为制度形态、公共政策形态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在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可以进入学校，如在1949年之前在学校中开展了“党化”教育；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执政党意识形态教育与国家意识形态教育融为一体，两种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和媒介状况基本一致。而西方国家的情况则不一样，政党意识形态未必能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主导意识形态，即便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主张），也要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或途径才可能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更不可能轻易进入各类学校。因此大部分国家的学校不搞“党化”教育，在两党（或多党）制下，学校也很难保持党化教育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于是它们就抓住了教育中最稳定、最持续的内容，即对学生的人格、德行和个性发展、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这些国家的政党意识形态教育大量通过政党领袖、传媒、选举竞选、人际交往等途径与方式进行。

三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主要指社会中众多企业的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公众所奉行和实际指导他们言行的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和少量的理论观点等。一般来看，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联系通常表现得不大直接，也主要不是通过理论形态的样式去反映和表征某些利益，而是大量通过直观的、感性的生活方式，礼俗性活动及其规则，以及社会思潮、社会心理等方式来表征自身的利益追求和价值偏好。如果信奉某些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社会成员人数占大多数，人们就可能将其研判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能跟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并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价值纷争和思想冲突。也就是说，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核心政治价值的关系比较微妙，也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教育问题，但存在着传播扩散问题。各种意识形态会运用各种媒介和途径，千方百计地影响社会公众。它们可以通过在主流媒介植入各种广告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可以利用各种商业网站开展宣传，可以通过宗教形式扩大影响，还可以借助时尚甚至流言来扩展影响，等等。于是，形形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中交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冲淡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也包含着积极健康的成分，它们可能成为政党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机成分。同样，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可能顺利地转化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

四、政治价值诸形态和意识形态诸类别的转化

以上所作的一切分析，实际上主要是关心意识形态表现形态的丰富和影响力的提升问题，其中既关心政治价值的三种表现形态相互间的转化问题，更关心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三者的转化问题。

首先，根据政治价值三种表现形态的分析，意识形态应该注意自己表现形态的多样化。这里当然不是指意识形态这种思想上层建筑可以转化为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是指意识形态本身已经转化成某种实体制度形态，而是指意识形态所宣扬的思想理论观点应该有效地成为制度的精神和行动的指南，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信条。例如，就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来说，如何将一定的思想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转化为良好的制度建构和制度精神，又将良好的制度形态的意识形态有效地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活动秩序，还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换言之，意识形态应该有其丰富的表现形态，它可以表现为观念状态的理论、理念等，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制度精神和制度形态，还可以表现为行为规则、活动秩序和行为方式。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只能通过理论形态得以表现，使自己永远驻留在观念领域的话，这样的意识形态是没有生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只有将最初表现为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顺利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形态甚至转化为广大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方式乃至生活方式，这样的意识形态才是最牢靠的。

其次，就意识形态的三种主要表现类别看，如何实现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有机转化，是目前最值得关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任何社会总是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类别（起码三种甚至更多种）的意识形态，指望将意识形态完全统合到某一种类别或某一种表现形态中去的企图往往是徒劳的。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在多种意识形态中又可能存在着某种同一性、一致性或相似性的内容，这种内容可能表现在利益的关联性方面，还可能表现在一些社会价值观念的分享性、共通性方面等。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才可能形成“和而不同”的局面。如果缺乏这种基础，那么政治整合或政治认同将成为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没有同一性就不存在转化的可能性。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完全分离成几个毫不相关甚至相互冲突的类别，那么这种社会状况是比较危险的。因此，注意将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有效转化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使它们真正成为统合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思想观念、制度认同意识、活动规则理解和遵从的指南，是当前思想文化工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再次，我们也要充分考量这种转化所存在的困难以及转化需要的基础和条件。不难看到，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形成社会共识。现今的社会分层以及利益分化，使得核心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的传递在不同社会阶层中遭到不同的境遇，或者说，在各种不同阶层中，流行着不同的、主要被这一阶层的大多数成员所确认的主流价值观，这种阶层主流价值观与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价值观有时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有人指出：在今日中国，巨大的利益分化将会无可阻挡地造成主流人群与统治阶层的价值分化。我们生活在同样的国度，却仿佛身处不同的世界。不仅如此，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困局不但有转型时期价值建设的匆忙不及，还有精英与大众价值分化的现实。”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统合的多样性问题。在多样性和统一性的问题上，西方社会习惯于将多样化理解为稳定之源，或者认为不平衡是有序之源。但东方社会习惯于将一元化理解为稳定之源，从而对多样化产生一定的担忧甚至恐惧。已有学者将意识形态的稳定性看作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形成的原因之一。国外却有学者并不认为社会意识形态是某种“社会胶合剂”，甚至认为：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某种价值观或信仰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全体（或者即使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复杂的工业社会的稳定要求并依靠对特定价值观与规范的一种共识。只要我们社会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稳定同样很容易来自价值观和信仰的多样性，个人与团体之间不断增加的分歧、反对态度可能被变成政治行动共识。@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人们不能阻止或者抱怨这种发展趋势，而只能顺应甚至迎合这种趋势。在这种顺应过程中，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的合理功能，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注释：

①邱柏生：《试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

②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体系，它由“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这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其中所谓硬核。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个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这些硬核为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如果这些硬核受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理论体系就将受到反驳或否定。所谓保护带，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的作用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所谓反面启示法，简单说来就是在研究中“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的方法论规则。所谓正面启示法，则是“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的方法论规则。参见[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6-7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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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体系是指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特定思想形式的总和，它由经济地位和利益决定，标志着人们的历史选择性。在价值体系中，有核心价值体系和非核心价值体系之分。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它掌控社会的精神状况，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一般而言，一个社会所倡导的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利益观就是核心价值体系。非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处于价值体系的边缘、易于变化的价值体系，比如审美观、婚姻观、消费观等。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必须统一，而非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就不必统一，甚至可以相互矛盾地存在着。

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品质，不同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给意识形态涂上了不同的色彩。我们判断一种意识形态先进与否，主要是以其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准。核心价值体系比意识形态更加直白，更加通俗，与老百姓的生活联系更加紧密。核心价值体系一旦形成，它就站在意识形态的前面，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且在社会的各种制度中反映出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核心价值体系清晰健康，这个社会在精神上、文化上才有较大的共融性和一致性，人们的思想观念彼此才有参照系，社会生活规范、职业规范、道德规范才能为广大社会成员所遵循。观念统一才能使意志整合。社会失范始于乱制，社会失衡始于分利不均。只有打造合理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有效地化解思想矛盾，在精神生活中营造和谐的氛围，进而推动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趋于协调。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就会因失去遵循的原则而迷失方向。

二、为什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社会思想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最终必然会使社会思想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在社会思想多样化的今天，只有发挥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才能积极引导社会思想发展的方向，有效疏导公众情绪，弘扬社会正气，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

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思潮。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物质关系，也强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关系，原有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利益关系等都受到巨大冲击，经济体制的转换使意识形态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在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性与落后意识形态的危害性同时存在；意识形态发展的多样性与引导上的滞后性同时存在。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在这种新形势下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积极主动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凝聚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社会各阶层的心理都处在动态发展中，对未来既充满了担忧又充满了期待，希望社会变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为了调动社会各阶层群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整合社会资源，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升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整合社会各阶层有益的或无害的思想意识，使社会各个阶层在意识形态中都能找到归属感。在改革开放中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否把自己涵盖进去，因为这是决定一个阶层政治地位的重要标志。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整合社会资源，统率社会思想，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意识形态发挥其作用的基本方式。在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会受到影响，政府在信息化时代受到最严峻的挑战，就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容易受到挑战。在信息化时代，传统的信息流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单向流动变为多向交互流动，信息流动的渠道也大大增多，人们获得新信息的时间在不断提前，这使得政府通过传统的信息管理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变得不再可能。信息网络化还使我们面临信息安全的挑战。网络会塑造人们的批判人格，挑战权威，颠覆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和控制力的减弱。还有，随着政府信息的公开以及一些外交档案、党史档案的解密，公众可以查阅这些相关的材料。有些人利用党在历史上出现的失误，利用现在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大做文章，夸大事实，丑化党的形象，挑拨党群干群关系，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侵蚀。针对这些现象，我们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就必须积极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社会思潮。

三、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应做到“三个坚持”。

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统一。在我国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它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思想体系外，还有其他的思想形态存在。思想形态的多样性和人们的认知水平、世界观的变化、审美情趣、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相关。这种多样性既符合人们对现实不同的生存感悟，又可以满足人们多层次的精神归宿。尽管有些不同思想形态、价值观念之间有矛盾，但要彻底铲除它们中的腐朽成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毫无疑问，这些东西也将和马克思主义长期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统一。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同时也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只有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的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要坚持和采取正确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不只是靠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必要的行政手段当然需要，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说理的途径来实现。我们不能以主导性排斥多样性，也不能以多样性替代、置换主导性，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互为前提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讲主导性，就没有主心骨，人们容易失去方向；而只讲多样性，社会就没有坚实的核心价值体系，就不能形成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我们要用主导性去影响和带动多样性，用多样性去培植和激励主导性，注意平衡，把握方向，掌握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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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实地观测获得环境监测数据,并综合运用生态学、经济学理论方法,对“绿色南京”林业工程新增林的主要生态功能及价值进行研究分析,结合现有数据,选取适宜的评价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确定评价方法,定量分析和评估“绿色南京”林业工程建设10年来新增林的碳氧平衡、水土保持、净化空气、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游憩等主要生态服务经济价值。

1调查与测定方法

1.1空气质量2012年6月22~24日先后测定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和扬子石化周边的六合葛塘和平庄山庄组（样点Ⅰ）、六合葛塘新华路（样点Ⅱ）和六合长芦河东社区（样点Ⅲ）3个样点的杨树林SO2、NO2、总悬浮颗粒物（TSP）、空气微生物的含量,同时测定相应的无林地对照区域。每天分为3个时段测定,分别为08:00、12:00、17:00,计算日平均值。SO2、NO2和TSP的测定参考文献的方法进行,空气微生物的测定参考文献的方法。

1.2小气候观测2012年7月9~12日,分别测量长江防护林（杨树林和柳树林）和高速公路边杨树林及其相应的无林地对照区的气温,天气情况为多云、无风或微风。每样点从10:00到17:00每小时测量1次。测定时干湿球温度计距离地面150cm,直接测定环境气温,用湿球温度与干球温度相比求得空气相对湿度。采用TES-1352A声级计测定噪音情况,用通风干湿仪、QDF-3型热球式电风速仪、地温表等仪器测定被测样地内和对照样地的气温、地温（0、5、10、15、20cm）、相对湿度、平均风速。

1.3生物多样性测定林下生物多样性主要包括林下植物和动物。选择“绿色南京”建设典型样地,每个样地设16个样方（重复）,样方内记录林木的胸径、高度、冠幅,并调查、测定林下植被的种类和生物量。林下动物（昆虫、蜘蛛等）主要采用扫网法、陷阱法、每株调查法、直接捕捉计数法等方法,野外采集,室内鉴定分析;土壤生物多样性主要包括地表凋落物中的节肢动物、土壤线虫、土壤原生动物和土壤微生物,通过野外采集、室内鉴定分析;鸟类生物多样性主要通过实地调查的形式来完成,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范围内观测鸟的种类和数量,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2生态价值计算方法

2.1碳氧平衡价值“绿色南京”工程主要栽种的为杨树、广玉兰、香樟、雪松等,且大多在2003~2006年栽种。以杨树为例，通过野外调查发现2012年8月杨树胸径大多在20cm左右,树干高6m左右,密度500棵/hm2,目前新增林地面积约55000hm2。经计算得出,截至2011年新增林的木材总蓄积量为197万m3。根据木材蓄积量计算固碳释氧的总量,最后根据碳税法和工业制氧价格分别计算固碳和释放氧气的经济效益。

2.2吸收SO2价值《中国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评估》显示,针叶林对SO2的吸收能力为215.6kg/hm2、阔叶林为88.65kg/hm2,由于“绿色南京”新增林绝大部分为阔叶林,因此新增林对SO2的吸收能力按照100kg/hm2计算。在我国SO2的治理费用为0.6元/kg。吸收SO2的价值=0.6元/kg×100kg/hm2×林地面积（hm2）

2.3吸收NO2价值当氮氧化物的发生量为106.7万t时,林木的吸收量为6.0kg/hm2,可能的吸收率为3.5%。吸收NO2的价格采用中国大气污染物筹资型排污收费标准的平均值（1.34元/kg）。吸收NO2价值=1.34元/kg×6.0kg/hm2×森林面积（hm2）

2.4滞尘价值一般而言,阔叶林的滞尘能力为10.11t/hm2,针叶林为33.2t/hm2。由于“绿色南京”林业工程新增林大部分为杨树等阔叶树,因此滞尘能力为10.11t/hm2。阻滞降尘的价格采用燃煤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污收费的平均值,即0.56元/kg。滞尘价值=0.56元/kg×10.11t/hm2×阔叶林面积（hm2）

2.5降噪价值根据防护林对交通噪音的降噪效果,采用替代法,对林地降噪的生态经济价值进行估算。即按照目前市场上隔音板价格及隔音效果,换算出减弱噪音的单价是50元/（dB•m）,其中m是隔音板的长度,换算成等效减噪林带,计算公式为:降噪价值（W）=林带长度（L）×植被减弱噪音单位价格（C）×减弱噪音分贝。

2.6净化空气微生物价值V0=aTq（1/K-1）式中:V0为森林净化空气微生物的价值;a为净化空气微生物价值占森林总生态价值的比例系数（通过调查评价和专家评议为15%）;T为森林立木价格（树干为800元/m3）;q为林木蓄积量;K为森林直接实物性使用价值占森林有形和无形总价值的比例系数,一般按10%计算。

2.7涵养水源价值采用降水储存量估算模型计算涵养水源价值,森林截留的降水量占总降水量的50%,水的成本为1元/t。涵养水源价值=年平均降水量（1200mm）×森林面积×50%×水价（1元/t）

2.8固土保肥价值J=k•S•g•d式中：J为固土效能经济评价值（元）,即防止泥土流失的效益值;k为挖取泥沙费用（1.5元/t）;S为森林总面积（hm2）;g为进入河道或水库中的泥沙占总泥沙流失量的比值（1/2）;d为有林地比无林地减少的侵蚀量（0.003685t/m3）。保肥效益仅计算N、P、K3种主要养分的损失量,将土壤中纯N、P、K分别换算成尿素、过磷酸钙和氯化钾的量。采用公式I=d×S×∑P1P2P3计算。式中:I为森林保肥效益值（元）;d为有林地比无林地减少的侵蚀量（0.003685t/m3）;S为森林总面积（59237hm2）;P1为林区土壤中N、P、K含量,分别为0.090%、0.054%、1.55%,N、P、K的含量通过野外不同林地种类的土壤采样,室内分析计算得来;P2表示纯N、P、K折成化肥（尿素、过磷酸钙、氯化钾）的比例,分别为60/28、506/62、75.5/39;P3为各类化肥在当地的销售价,尿素、过磷酸钙、氯化钾平均价格分别为1800元/t、460元/t和2200元/t。

2.9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采用生物多样性指数计算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森林对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价值采用U=S•A计算。式中:U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S为单位面积森林年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价值,根据Shan-non-Wiener指数（H′）得出“绿色南京”林业工程新增林中,经济林单位面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为6000元/hm2,其他林地平均为3万元/hm2;A为林地面积（hm2）。

结果与分析

1碳氧平衡作用树木作为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在吸收CO2的同时释放O2,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是城市森林的最基本的生态服务。采用碳税法（即向大气排放CO2的税费）计算固定CO2的经济价值,固定CO2率即CO2340元/t。根据活立木的蓄积量计算出2011年吸收CO2的量为202万t其经济价值为9.87亿元。采用工业制氧价格（400元/t）来计算植物释放O2的经济价值。根据活立木的蓄积量计算出2011年释放的O2量为149万t其经济价值为6.95亿元。最后得出2011年“,绿色南京”工程碳氧平衡的经济价值为16.82亿元。然后根据每年的林木蓄积量计算出“绿色南京”林业工程实施10年新增林的碳氧平衡的总价值为42.73亿元。#p#分页标题#e#

2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2.1吸收空气中SO2、NO2和TSP由表1可见,3个样点林地内的空气SO2浓度均低于林地外,林地内和林地外的空气SO2浓度均在0.01~0.02mg/m3之间,均达到国家一级标准（≤0.05mg/m3）。与SO2一样,3个样点林地内的NO2的浓度均低于林地外,且林地内和林地外的空气NO2浓度均达到国家一级标准（≤0.08mg/m3）。3个样点林地内的TSP含量分别为0.16、0.18、0.11mg/m3,均低于林地外,3个区域的杨树林滞尘率分别为28%、36%、15%。提示林地可以减少空气中的SO2、NO2和TSP含量,改善空气质量。通过前面的方法计算出“:绿色南京”林业工程实施10年新增林吸收SO2、氮氧化物和滞尘价值分别为25.63亿元、7400万元和27.95亿元。

2.2净化空气微生物3个样点林地内外的细菌、真菌和放线菌含量均处于清洁到微污染的范围内。空气微生物中均以细菌含量最高,范围为40%~90%。植物可以通过其本身滞尘、防风和吸附等作用减少空气中的微生物数量,但本研究结果得出林地内的空气微生物含量要高于林地外,这是由于夏季林地内湿度较大,有利于空气中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导致林地内空气微生物含量的增加。若林地卫生状况较差,如垃圾堆积等,则很有可能增加空气中微生物的含量,因而要加强对林地的管理,保证林地清洁、卫生的空气环境。而林地外的空气干燥,温度较高,紫外线强,不利于微生物的繁殖。通过计算,得出“绿色南京”林业工程实施10年新增林净化空气微生物作用产生的经济价值为81.29亿元。

2.3降噪作用由表2可见,机场高速的景观绿化及防护林带具有十分显著的降噪效果。距离机场高速越远,噪音值越小。机场高速防护林外侧噪音指标,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允许范围。根据防护林对交通噪音的降噪效果,计算出“绿色南京”林业工程实施10年新增林的降噪总价值为16.26亿元。

对小气候环境的影响

1降温增湿以机场高速边的林地内外对比情况来说明林地的小气候效应。对8年林龄的杨树林观测表明,夏季白天防护林有较为明显的降温效果,观测时段内平均温度降低1~2℃,其中12:00~16:00时近2℃。同样,防护林还可以降低地温,地表温度降低幅度最大,高达15~30℃,其他深度（5、10、15、20cm）平均降幅为3~5℃。此外,防护林可以提高相对湿度10%~30%。长江防护林的杨树林和柳树林的观测结果趋势和高速公路防护林相近。

2降低风速由图1可见,防护林对降低风速有显著作用,平均降低风速约1m/s。

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

1植物多样性“绿色南京”林业工程建设的新增林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非常明显。造林后自然演替的林地物种丰富度比人为干扰的林地高,种群结构更复杂。经过6~8年的演替,已经或正在形成新的群落结构,由于林地的生长发育,林地的郁闭度增加,林下阳光辐射减少,林下植被的总类和生物量与2005年的调查相比有所下降,但同时也有新的木本植物生长,进一步优化了林地的群落结构。人工林栽后自然演替的最初回归的乡土木本植物有构树、桑、楝树、乌桕、榆、野蔷薇、白杜、柘树、泡桐等,还包括归化种刺槐、枫杨等。

2鸟类和其他动物多样性鸟类以白鹭、野鸡、鸥类、椋鸟、燕子、喜鹊、麻雀等较为常见。哺乳类野生动物主要有野兔和野猪。

3土壤生物多样性3个样点林地内共有节肢动物27目,总体个数1309,真螨目在各林地均占到了所有节肢动物总量的70%左右。此外,鞘翅目、弹尾目、双翅目、等足目、寄螨目、等翅目、膜翅目、半翅目、双翅目幼虫、鳞翅目幼虫也较多,占整体数量的1%~5%,为林地的常见类群。土壤线虫平均密度为3.21头/g干土,其中植食线虫和食细菌线虫为优势种群,密度最大;土壤原生动物的平均密度为6103头/g干土,其中鞭毛虫比例最大（70%~90%）,其次为变形虫,而纤毛虫比例最小（1%~5%）;与无林地相比,林地改变了土壤的微生物群落结构。经计算“,绿色南京”林业工程新增林的生物多样性总价值为71.11亿元。

4涵养水源和固土保肥价值涵养水源是林地的重要生态功能之一,属于非消耗性的利用价值。林地被称为“绿色的海洋”“看不见的水库”。林地通过林冠截留、枯枝落叶层和其他植被对地面的保护,能大大削弱雨水对地面的侵蚀,提高地表的吸水性能,减小地表径流对土壤的冲刷,从而保护土壤,减少土壤侵蚀,达到固土保肥作用。通过计算得出“,绿色南京”林业工程新增林地涵养水源和固土保肥经济价值分别为29.64亿元和12.75亿元。

5森林游憩价值森林游憩价值是森林多重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森林经营的重要目标之一。森林为人类提供美丽的自然风景和旅游景观,与人类的生活、居住、娱乐等休戚相关。根据南京市林业局已有的统计数据,再结合实际情况,最终按照每个公园和森林农庄年收益分别为700万元和50万元计算“,绿色南京”林业工程主要新增公园和森林农庄的年均收益共计4.31亿元,因此“绿色南京”林业工程实施10年来的总收入为43.10亿元。

篇（9）

在网络信息技术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网络文化已成为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网络时代社会思潮的重要载体与形式。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方式与机制，形成舆论引导与利益引导、政策引导、理论引导的统一与互动，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全新的时代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原则与方法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原则

网络文化环境中，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有了根本改变，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网络文化的有效引领，就必须充分把握住网络生存方式与网络文化的特殊性和规律性，遵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占领网络文化阵地，给多样混杂的网络思潮以正确价值指引，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思潮与精神家园，为网络化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中全体人民团结进步提供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撑。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其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相比之下要把握并遵照“规律性”却要困难得多，一是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根本改变了传统媒介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特点；二是网络文化自身的虚拟性、多样性、开放性、多变性，也不断对主旋律宣传的方式方法提出新的要求。能否真正把握住网络传播规律、切合网络文化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真正占领网络文化阵地，能否最终实现对多样价值的引领。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方法论探索

(1)对话方式。一是“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的对话。根据唯物史观的揭示，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实践而言具有滞后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发挥超越、引领其他文化价值形态的强大逻辑能量，体现自身在多样价值中的科学性、先进性与比较优势，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马克思指出：“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要通过不断的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方式，实现反省和超越自身的“理论自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日趋圆融与严密、日臻科学与完善。“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的对话包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话；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新发展对话；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话：与西方国家建设经验和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对话等。“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网络化生存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体系内外的知识、价值系统对话无处不在。通过不断地沟通、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在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与开放知识信息、多样价值系统中，不断实现自身理论自觉，发挥整合其他文化价值的强大力量。

二是“信念教育体系”建构中的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构建网络受众信念体系的过程，必然是摒弃了单项度的刚性灌输方式，必然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过程。包括多样价值环境中对人世的探求、对人世活动的理想与价值追求的对话；对道德信念、道德人格追寻中的对话：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大公共性价值渴望和呼唤中的对话；对人的尊严和主体性高扬中的对话；对生死、信仰、幸福、生存意义等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进行反思中的对话。在网络文化的虚拟世界中，尽管人的社会性、生活的现实性被淡化，但人对美好心灵、美丽人生的追求是任何时刻都存在着的。在多样价值混杂的网络文化中，关于人的价值与信念的对话有其独特魅力，因为这种对话所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冷冰冰的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重视人的发展和人文关怀，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向度，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先进性。通过对话的方式，切合网络受众主体性不断提升和价值性需要，进入受众自主的价值世界，为广大受众营造精神家园、提供价值指引，进而建构网络文化中为网络受众所广泛接纳的科学信念体系。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网络受众有多样价值选择的自，但却容易迷失在杂乱价值世界中。只有交往、对话、厘析与明辨，才能在多样性价值世界中找到主导性、科学性价值。

(2)阵地文化建构方式。阵地文化建构的第一步是阵地资料管理，它是指网上意识形态数据库的管理模式，就是充分利用网络这个具有强大的存储、检索和互动功能的信息与传播平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理论体系通过专业网站、网页、栏目或消息报道等形式链接到网络上，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阵地资料的建设与管理。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强化阵地意识，加强自身阵地建设，不断开发和完善适应网络文化环境的技术模式、软件模式、资料模式和教育模式，构建丰富、全面、即时、灵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阵地资料。

阵地资料管理目的在于形成强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阵地文化”，并以之为出发点实现对其他文化价值形态的整合与引领。建基于阵地资料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阵地文化培育，一方面要引导广大网络受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对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信念；另一方面，又要倡导人文关怀，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合理解决网络受众的现实生活难题与切身利益需要，科学解释现实社会道德问题，有效解决多样社会下的人们价值冲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传递时代精神、塑造时代品格、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价值导向与精神动力作用。为此，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本数字化建设与人文精神培育结合起来，既重视引领人的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又重视人的价值实现与生命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建构的阵地文化，是多样性文化中的主导性文化，也是网络文化多样价值中的先进文化、科学文化，发挥着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凝聚与整合其他文化形态的巨大能量。

(3)“网语体系”运用方式。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话语方式与言语表达是人类社会不同文明方式最集中、最直观的揭示。网络作为现时代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它对人的精神价值世界的深刻影响的途径之一就出于网络对人的语言环境 的改变。马克思说：人们“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网络语言是网络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以网络生活为主题创造出的“键盘语言”，是网络文化下的社会思潮的载体，是网络时代网络受众“新的言语”形式。

网络语言生成于网络多样价值的环境中，是网络时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与话语形式。它的前卫性、叛逆性、简约性、直观感性化，体现了信息时代的网络受众求新、求异的个性特征，及其对社会生活理解和批评的率真性情。网络语言出现与兴起，很大程度冲击着传统规范化、样板化的思想教育的话语体系，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巨大冲击与挑战。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及其对其他价值的引领，将无法回避网络语言兴起带来的挑战。网络语言就其性质而言是中性的，它给思想教育带来冲击与挑战的同时，也为现代人的思想解放、主体性发展、个性创造提供了沃土。网络境遇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应对之策，恰恰在于如何使中性的网络语言为自身建设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直面“话语权”挑战，一方面要把握网络语言的规律与趋势，对个性张扬的网络语言以科学有效的引领与规范：另—方面又要汲取与借鉴网络语言的积极因素，开发并运用自身的“网语体系”，通过网络受众喜闻乐见的话语风格与表达形式，找准理论宣传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自己的“网语体系”，使其有效融入网络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交往话语”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支撑体系与保障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全新的时代课题，也是复杂而艰巨的难题，它不仅需要确立科学的原则与方法，而且还需要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体系与保障机制。

1.经济基础支撑。马克思说过：“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和人们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必然造成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在复杂利益关系、多样思想文化中占居主导地位、发挥引领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它所代表和反映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因此，只有不断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2.价值事实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建立在与之相对应的客观的价值事实基础上的，后者对前者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在多样价值并存的网络时代，要让广大网络受众选择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必须在客观层面上创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条件，让广大网络受众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事实。为此，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着力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扩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基础，进而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络多样文化中的整合力与引领作用。

篇（10）

一、商品意识形态的定义、产生发展及其当代表现

意识形态问题是一直以来国内外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也在不断的升华，从早期特拉西（Tracy）的观念学到马恩批判的意识形态概念，再到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批判的意识形态的发展，阿尔都赛，拉康等人的意识形态研究等等，使我们了解意识形态之于人的包含性。西方学者们最终承认没有意识形态，人不成为人。在这样的研究下，学者们怀着或是批判的，或是中性的态度探讨了各种意识形态系统，包括：经济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以及美学意识形态等概念。根据马克思哲学的观点，一切意识活动都有其物质基础，那么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出现的诸概念也对应于一定的现实基础，如经济意识形态就对应于经济活动。然而，在这么多意识形态的研究中，人们都把关注点放在了“上层建筑”中，对于在经济基础中可能出现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有所忽视。本文作者将尝试从商品出发，研究一项新的内容，即商品意识形态。

1.商品意识形态的定义

商品意识形态是指，在全面商品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以商品化思维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系统。卢卡奇曾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文中指出“商品只有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时，才能按其没有被歪曲的本质被理解”。那么要全面的研究以商品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也必须在“商品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这一时代的背景下，这个时代我认为就是当下，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其含义与哈贝马斯的同一概念基本相似。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商品（还没有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生活状态除外），经济活动的全部就是商品的活动，政治的目的是延续商品的生产与其对社会的统治，如政府对于社会经济的规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是为商品的再生产提供条件；文化成为刺激商品消费的手段，从各种商品的实用价值到商品符号价值（各种品牌）的实现，事实上就说明了文化在商品消费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商品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社会普遍的存在。在商品意识形态的定义中还有一点需要解释的是，即所谓的商品化思维。由于长期处于商品社会，在人的思维当中出现了商品化的特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思维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成为商品生产、出售，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体所倡导的“知识经济”就明显的带有这样的特点。然而这只是商品化思维的一个方面，只是简单的将思维等同于商品的观念，并未涉及其真实的核心，最为关键的部分。真正的商品化的思维，其核心是在思维方式上深受商品的影响，不仅仅是思维作为商品参与市场活动，更是社会普遍生产与普遍消费观念的建立，关于这一点将在以后的部分详述。

2.商品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的划分

商品意识形态就其发展来看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其划分是按照这样一种方法进行的。首先，从其物质基础分析，要了解商品在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商品的生产方式在经济中的地位。如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仅仅是作为补充手段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部分。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将商品意识形态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即起源阶段和发展阶段。由于现代社会从特征上讲仍然处于商品社会，因此，商品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已经完全成熟的概念，它还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为了方便研究，我引入另一方法对发展阶段作了第二次区分，分为早期发展阶段和当展阶段。区分这两个阶段的标准是，通过对商品价值实现方式的差异所作的分析得出的。通过以上方法，我们可以得出商品意识形态的三个阶段：1.产生阶段；2.早期发展阶段；3.当展阶段。以下将分三个部分单独论述。

产生阶段。商品意识形态产生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随着商品的产生而产生的。“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他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适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是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生产时就被注意到了。”关于商品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商品可以归结为以交换为目的的劳动产品，交换是劳动产品为了实现其价值的方式，是商品的指向，因此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意识形态获得了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内容——交换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在马克思的理解当中，交换价值是建立在商品本身固有的物的使用价值之上的，是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虽然使用价值在质上是不可被比较的，但是通过历史的，社会的约定，物和物之间的不可比的使用价值被人为的规定了尺度，交换在这种尺度之上得以进行，这尺度就是交换价值，它保证了社会交换的发生。对于商品意识形态而言，商品交换——商品的出现，就在人的意识当中确立起了一种观念，即交换价值与商品使用价值之间关系的颠倒。从起源来说，商品的交换价值是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但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可量性，人们将交换价值当成了商品的本质价值，而使用价值则成为了商品附带的属性。其次，在社会中首先有了奉行货币拜物教的阶级，这就是商人阶层的兴起，商人不通过生产而只通过交换生存，他们所依靠的就是物与物之间使用价值的关系。交换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意识，社会各阶层的自觉意识，社会各阶层不再被其自身的地理环境的因素所束缚，需求能够在更广阔的地域展开，北方人能吃到南方的柑橘，英国人喝印度红茶。交换意识就在这样的商品的逐渐丰盛中建立起来。商品意识形态的产生阶段的终点可以追溯至法国重商主义，可以说重商主义是早期商品意识形态发展的顶点，货币真正获得一次展示它强大力量的机会，人们的货币拜物教观念被发展到了极致。古代社会虽然重商，但是商品仍然只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

早期发展阶段。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生产”这一概念变成了商品意识形态的核心。奴隶和封建社会总体的经济方式处于自然经济阶段，生产力低下，社会自然资源处于缺乏和基本满足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社会中存在的需求是大于社会生产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一经应用，便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生产资源在社会范围内的配置，社会分工更为明确，相对于奴隶社会的生产分工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分工的范围更大，英国毛纺厂理使用的羊毛来自于美洲大陆，法国的木器厂用北欧的松木做家具，等等。分工由世界共同构成，这就为商品的进一步丰盛提供了物质的基础。从生产手段来看，奴隶社会以经验科学为生产基本手段，而资本主义社会则在经验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科学，通过理性对科学实施驾驭，生产力如火山般爆发。这些都对生产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历了对货币的崇拜后，人们的意识又将其关注点放在了生产上，生产能够换回更多货币，因为需求大于社会的生产能力。生产主义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当然伴随生产主义的还有经济危机。伴随着生产，科学获得了新生，古代科学作为技术被人使用，近代科学却成了权力，在科学的背后是大量的商品，在商品背后是大量的货币，在货币背后则是人生存的真理。商品在此时就成了维系整个社会基础的经济力量，农业工业不论什么产业都不能再说是核心产业，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商品生产，所有生产都是商品生产，这就是商品意识形态中生产的特征。同样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此时的生产仍然是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还是在以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来带动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商品意识形态起源阶段所奠定的商品价值构成的颠倒也只是观念上的，商品本身还遵循着早期的规定。换言之，商品依旧是物的商品，而不是观念的商品。这一时期的表现即是工业实业的兴起，世界由原来的庄园变成了工厂。

当展阶段。上世纪初，整个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新的技术推动了新的生产力发展，商品生产超越人们需求的增长。商品出现了巨大的丰盛，几次经济危机为生产主义敲响了警钟。生产出的商品不能够通过其使用价值被社会消费掉，换言之来不及被消费掉，商品利益得不到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商品本身在质量等方面的进步，使得人们生存环境不断进步，这带来的就是需求的降低，一件好的产品从其使用价值而言能够用很长时间，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人对于这类商品就不再需要。商品在不断生产的，因此要求不断的有需求消费这些产品。这在社会中成为了一对矛盾，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文化的概念被引入商品属性之中，商品本身不再只是使用价值的载体，更是文化的载体。正如鲍德里亚分析的那样，消费是符号消费，“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人们通过商品得到的是社会，自我的认同，在这种文化的含义中，人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找到了自己同他人的区别，他获得了自己在社会中的符号。更重要的是，在商品的丰盛中，人似乎已经超越了现代性的压抑，获得了自由，生活在民主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商品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内容就是文化成为了新的关注点，作为划分社会的符号，它成为了无形的压制人的意识形态概念。同时，作为商品意识形态中文化的目的指向，消费成了社会活动的核心刺激消费，生产消费，成为了所有人必须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商品时代，我们不仅要引导他人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下消费我们的商品，还要在别人的意识形态下消费别人的商品。一切以消费为目的，这就是文化意识形态带来的必然后果。

二、商品意识形态的结构分析

通过对于商品意识形态发展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到商品意识形态中的几个基本，核心概念：交换、生产和消费。这三个概念分别对应于三个时期，前资本主义时期，早期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当然，这样的对应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并不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商品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概念，事实上，这三个概念是贯穿于商品意识形态全过程的，不同的是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商品意识形态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形态结构出现的，因此交换、生产和消费在这个系统中有着结构性的联系。以下就试分析其关系：

在作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我分析的方法作以说明。我对于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划分基本沿用何怀远教授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何教授认为意识形态从功能、功能实现程度及其原因角度可以分为三个基本要素或层面：1.认知解释层面，其意义在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说清‘是什么’才能确定‘应该怎么办’。”换言之，任何意识形态系统都有一定的知识论基础，意识形态作为人观念系统，必须首先告诉人们，什么是知识，怎样用知识解释世界。认知解释层面，就为我们提供我们所要研究的意识形态的知识论基础。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知—解释系统主要是唯物史观建立的社会发展观，其科学性在于把握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从而有了可靠的知识论前提和基础。2.价值—信仰层面，“是人们价值选择的根据，也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价值评价的尺度。”这一层面可以说是任何意识形态最为根本的核心特征，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关于真理，价值的判断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格尔顿，在总结一直以来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种种定义时也将这一层面内容作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3.目标—策略层面，“意识形态作为对现实世界意义的探寻及其对实践的导向，最终是要实现理想目标并选择实现理想目标的方式和策略”。意识形态不论在怎样的阶级基础上建立，不论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总归有指向性，只有通过这样的指向性，意识形态才能发挥它对思想的控制功能，才是意识形态。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可以在三个层面上理解商品意识形态，在此我将其归结为三个核心概念，即交换、生产和消费。它们分别对应于信仰价值层面，认知解释层面，目标策略层面。

1.交换——商品意识形态的核心本体

交换是商品的最基本属性，任何商品在实现上都不能离开交换。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交换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而交换价值本身又是抽象了的使用价值的比较。商品价值不管把商品如何颠来倒去切开粉碎也不能碰到，人们只能观念地承认其客观存在性。物作为使用价值是各各不同的，作为价值是各各相同的（至少在理论上可折合为多少卡热、多少牛顿力等等），因作为价值“它们都具有同一的幽灵般的现实性。它们变成了同一的升华物，同一的无差别的劳动的样品。它们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这个共同的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这样在经济活动中关于将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变成了具有量的可比性的交换价值，就造成了人在观念中对普遍性的寻求。人们为什么要在思想的领域寻求普遍性？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甚至可以在货币的意义中获得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具有相似性。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在商品的流通阶段的，它代表的是商品之间交换价值的比例关系，就像桥梁一样在各种不同质的不可比的使用价值间寻求到了可比的标准，当然这样的可比关系也是在观念中的。有了这样的思想，所有商品似乎都不再是不同物，而都是商品价值这一本体的各种物质表现形式。即是说任何物都被还原为价值，多样性回到了单一性，质的差别在这里被取消了。这就是商品交换带给我们的观念，人在这种观念中也幻想现实世界本来也有同样的本体，各种不同物质的差别不过是这一本体的不同表现，世界本身有一套标准衡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标准中人能够获得自己行为的意义，获得作为批判者的立场，获得反对权威的武器。平民认为生活决定一切，商人认为金钱决定一切，政客认为权力决定一切，哲学家认为理性决定一切。然而所有的决定不过是人的观念中的幻象，就像我们所说的商品价值一样，只具有“幽灵般的现实性”。因此所有的意识都被指责为意识形态，都是某一阶级所认可本阶级的普遍性，必然要遭到批判。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很重要一个方面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的概念。伊格尔顿在总结诸多意识形态定义时也将其作为一个方面，即：“同一性思想（identity thinking）”。通过以上分析，交换这一概念为人们意识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础，如果没有在交换中使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价值中获得量的规定性，也就没有了幻想的世界的同一性，没有了量化的失去了各个质的差异死亡的世界，也就不会有科学、实证主义关于问题概率的研究，更不会使得人们对于波普提出的证伪主义如此诧异。人们总是幻想有同一性，幻想通过这种同一性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只是时间问题——量的问题，而从另一方面看来，有时质的差异是绝对的，我们永远不能认识在我们时空之外的事物，因此在我看来关于世界的认识只在假定的意义上是有效的，只是在意识形态中有效。

关于交换，我们可以得出第二点意识形态的含义，即我们所说的“价值”。“价值”一直是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等关注的焦点，经济学上指货币的实现，哲学上指理论的创新，伦理学上指人行为的合伦理性等等。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从前面对于交换的分析，同样可知“价值”不外也是约定，也是在同一性的幻想中获得的规定性。价值也是从交换中发端的，其最早的形式是物的有用性，使用价值；当交换发展得更为广泛后，一切商品可以在商品价值的统一规定性中以量的多少相区别，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变成了商品与货币的交换，而商品与货币的交换在形式上成了根本的普遍的交换，是交换行为的源泉。在意识中，我们承认了商品与商品交换的历史在先，承认了商品与货币交换的逻辑在先逻辑的认为价值在交换前一物被生产，那么其中必然包含着价值，这价值是由劳动所创造的，交换只是这一价值实现的过程。这样的意识就是意识形态，只是人们认为的如此，就像对于“同一性”的幻想一样，我们所信仰的“价值”——那种超越时空的永恒的价值也是幻想出来的。“价值是历史性的”，正是因为有交换因此才有价值价值是在对立统一当中获得规定性的。在经济学中，物与物的使用价值是相对立的，但是在交换中不同的使用价值却在货币的度量中获得了统一，价值才具有了可把握的现实性；同样哲学中，创新理论必然是对旧理论的批判，这也是对立，但就本质而言，不论是那种理论都在人类认识的意义上做出了贡献，都在人认识的同一性中产生了相同的效果，因此才有价值；同理在伦理学中，个人的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一旦个人行为能够对他人行为产生有利的影响，能够被他人认可，获得同一，那么个人行为就是有价值的。

由交换所引伸出的同一性，价值等概念就构成了商品意识形态在价值信仰层核心，商品意识形态所信仰的就是同一性，价值的永恒性。不论是神学还是理性主义都在一定意义上，试图以一种本体决定一切，要么是上帝，要么是理性。在方法论上，凡是自称为科学的方法，或是被认为是科学的方法都寻求最大的可通约性，以至于在学者们呼喊回到多样性，打破铁一般的单面社会时，带给人们的感受不是自由而是恐惧。

2.作为商品意识形态解释学的科学

在认知解释层面，商品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生产。生产是与商品不可分割的概念，它是自然物成为商品所必须经历的环节，是商品价值形成的过程。蕴涵于生产中的是人类劳动，劳动是人实践的基本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因此这里将生产作为商品意识形态认知解释层面的核心概念，正是对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思考。

对于生产的研究，一直以来是哲学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对生产的研究尤其集中在对生产主义的研究中，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生产主义大致有以下三种含义：（1）与“消费主义”相对应的狭义的“生产主义”；（2）广义的生产主义；（3）决定论意义上的生产主义。在研究商品意识形态中作为认知解释层面的生产概念，并不能在以上三种视域中研究。这里所要研究的生产，是人类认识论意义上的生产，就是实践。实践作为认识的手段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因此商品意识形态的认知解释也不能脱离于实践，但是实践在商品意识形态中有它固定的形式，这就是生产。用生产认识世界，其核心就是以生产的手段认识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在商品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商品意识形态中，生产和科学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科学是现代生产的最基本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作为渗透性因素贯穿于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时，科学是唯一正确地认识方式，在认识论中它与理性、真理结合反对愚昧无知。科学在商品意识形态中是万能的，它之所以是万能的是因为它是生产的。首先，从各种不同的科学理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都是以是否促进生产为检验其效用的标准。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理论导致了生产领域的革命，生产力成倍的增长才是牛顿力学真正的意义所在。在更高层次的哲学领域，科学同样也是在生产的检验中生存，19世纪到20世纪哲学的实证化转向，以及对形而上学的排斥也能够说明这一点。为什么要排斥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不生产。认识在商品意识形态当中也不再全面，它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的神圣和权威，那样无所不能，认识的巨大作用只能在生产的单向度中被理解，作为社会主流的商品意识形态不承认克尔凯郭尔绝对个人的孤独感，不承认存在主义对认识对象感性的直观，因为这些认识形式都不是生产的，或者不能还原为生产的。其次，商品意识形态中科学的单一性还表现在研究等具体的方式上。交换带来的同一性观念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使是在认识方式上寻求在一定方法形式上的同一，如同价值在商品交换中作为度量标准一般，科学认识也必须接受在方法上的评价，如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必须是可证实的，而证伪主义则认为，可证伪的才是科学的。不论其主张如何，他们都妄图在科学中寻求最一般的标准，即使是历史主义在多样性基础上提出诸如范式等概念，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嫌疑。这同商品意识形态的基本精神是相对应的。科学方法上的另外一点就是数学化。将数学方式引入科学研究在认识论领域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向前追溯甚至可以追溯至罗吉尔·培根，通过对培根这一思想的追问不难看出这是对可通约性的另一种表达，通过数学化，科学能在一种符号中被解读，被理解。数学化还对应着量化，科学研究一直强调对于实验数据等的量化，在长期的积累运用中“量化”甚至也成为了科学的代名词，在某些时刻人们甚至认为能够被量化的都是科学的。统计学，概率论一时兴起，但最终仍被波普的证伪主义所。究其原因不外乎，人们在商品意识形态的幻像中为认识构建了同一性，把认识比作商品，能够在同一的价值中通约，能够通过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如果抛开了商品意识形态，是否有必要对科学进行重新反思？反思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了，但是我向提及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依旧在商品意识形态中反思，那么进行的只不过是另一次反思必要准备。

3.商品意识形态的指向——消费

在目标策略层面上，商品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消费。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消费是商品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商品价值实现的最终形态，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在马克思那里，消费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只作为手段蕴含在一般的经济行为过程中。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的商品社会，消费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它蕴含着更多的社会含义。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当代社会逻辑的起点，消费成为了支持社会正常运行的根本力量，人们的拜物教，“这种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意识形态”。社会中的人自身，其主体地位的确立，阶级团体等的归属，包括自身的权利实现等等都必须在消费的符号体系中实现。更为重要的一点，即对商品意识形态有重要意义的一点即是，消费带来的丰盛。关于消费和丰盛，可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丰盛的物质产品作为基础，消费社会不会兴起，正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的基础上，生产力能够为消费社会所必需的丰盛建立起应有的基础；同时，也正是消费社会的理念进一步的促进了丰盛的出现，“消费社会，人们不是为了积累财富而是为了消费而劳动，为了再生产而消费，形成的是消费欲和及时行乐意识”，及时行乐、为消费生产，为消费奋斗都是消费社会的基本理念，说到底都是要进行消费，都要买东西。通过购买商品，获得自己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这些都为商品获得文化含义提供了动力。因此，消费和丰盛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不可分割的。正是由于其不可分割的特点，丰盛在商品意识形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消费社会在思维中的制造的幻像。之所以称其为幻像，是由于在商品的意识形态中，丰盛的核心不是商品本身而是人的观念。“社会的财富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财富像商品一样不是因为它有用而成为财富，而是因为它被文化赋予特殊的意义才成为财富。财富的灵魂不再是‘物性’，而是文化灵性。一旦文化观念发生变化，物的文化有用性就必然发生变化，财富也必然发生变化。社会的财富随着物质文化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异。这一变化对财富的影响甚至比恶性通货膨胀对原有财富的影响都要重大，价值连城的财富可能因为财富观的变故而变成包袱，原来的垃圾也许价值连城。”文化，观念对于人对商品的理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观念中，商品可以被创造，瞬间价值连城，瞬间一文不名。我们谈论丰盛，丰盛的是商业品牌，而这些品牌充其量也只能作为符号价值出现，在物质性上我们并不能找到更多的差异。这就是幻像，幻像中的丰盛。

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还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增长，即丰盛；丰盛，即民主。”可见，丰盛同政治，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此，由于鲍德里亚已经作了深入讨论，我也不再赘述。但是我们可以沿着其思想方法多做一些思考，丰盛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政治上，甚至在时代精神中也可以找到其踪迹。在长期的丰盛社会的影响下，人们有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即要求在任何领域都有足够的空间享受丰盛。具体表现就是在社会思潮中普遍存在的多元化意识，以往分析多元化，学界总是站在地域差异，文化差异等等视角看待多元化。试想一下，在商品社会已经大发展的今天，全球要寻求趋同的文化体系是何等容易，但是学者们却疾呼保留文化的多元化，这是社会选择多元化的明显例证。那么是什么推动了这样的社会思潮？我认为就是商品意识形态，是丰盛的观念。丰盛带来了选择，选择给人自由感，在商品世界中随意选择，可以是耐克、可以是阿迪达斯；在思想领域随意选择，可以是存在主义、可以是后现代主义。

三、商品意识形态的理论价值

商品意识形态这一问题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的路径所作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在于，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为种种社会现象寻找到了实实在在的基础。就本项研究而言，也是为了在人们的社会意识层面寻求实在的基础。如对同一性与商品交换的讨论，就在于澄清同一性只是在意识中的同一性，是通过长时间商品社会的发展，在人的意识中建立起的虚幻的结构。

商品意识形态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正如在文章开头我所谈到的，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学界只注意到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而没有触及到意识形态本身最为本质的基础。虽然当前看来，学界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了诸多的反思，但这并不够，比如对商品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问题，恰恰商品是时代的主流，社会发展以商品为核心，个体存在以商品为保证，但对于商品意义的追问却相对落后，在我们看来它只是一个经济学用词，一个马克思哲学的用词。其真正在人的意识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如何起作用这些问题却一直被人们忽略。我认为有必要重新重视商品，不断追问商品的意义。

商品意识形态的是否要对于商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我想批判是必要的，唯有批判后的理论才是值得人们接受的。但是并不能因为对其进行批判，就认为商品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原因在于，1.对于商品意识形态的研究刚刚开始，不能过早的下结论；2.从历史性看，商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3.对商品意识形态的无法超越，也决定了我们不能从价值上对其进行任何褒贬的判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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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历史与阶级意识》[匈]卢卡奇，商务印书馆，1992年10月第一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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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节选本）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52页.

《消费社会》[法]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48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何怀远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46页.

Terry Eagleton ， Ideology ： an introduction ， London ： Verso 1991 ， p. 1-2.

《价值即意识形态化的“应该”》季国清，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第27-33页.

《“生产主义”概念的多种语境及其义域》何怀远，《河北学刊》，第45～49页.

所谓“还原为生产”就是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将理论思维等转化为生产力。（笔者注）.

《消费社会》[法]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