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保险风险
保险风险又称定价风险，指保险事故的实际发生率高于制定保险费率时预期的保险事故发生率，保险金额损失率高于纯保险费率，因而显示保险费率偏低，造成保险公司亏损的风险。
2、资产风险
资产风险是指保险公司在资金运用过程中，形成难以增值、变现，甚至不能收回本金的不良资产的风险。
3、巨灾风险
巨灾风险主要存在于财产保险公司，指一次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需支付巨额赔款的风险。保险承保的远洋船舶、飞机、卫星、核电站等巨额标的，或承保某一地震带上大量建筑物的地震保险等，如果不能合理确定自留额并办妥分出再保险，就有可能因为一次保险事故的发生而需支付巨额赔款。
4、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只存在于人寿保险公司，指寿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收益率低于已签发的有效寿险保单预定利率，因而使寿险公司无力对寿险保单履行给付义务的风险。寿险保单的预定利率是在制定保险费率时确定的，在保单有效期间不能变更，如果保险公司收取保费后进行资金运用实际获得收益率达不到保单预定利率，就会造成利率风险。利率风险表现为利差损。利率风险严重时可以导致寿险公司破产。
二、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隐蔽性
一般工商企业总是先发生费用，后获得销售收入，因而其经营风险会在较短时期内显现出来，不可能被长期掩盖。而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总是先收取保费，后承担保险责任，于保险事故发生后支付赔款或给付保险金。也就是说，保险公司是先获得保费收入，后发生成本费用。保险公司发生经营亏损时，只要能够签发新保单，获得新的保费收入，就可以用新的保费收入支付原有保单项下的赔款或保险金，而这种状况很难被外界发现。
假设一家保险公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保单，其保险费率也明显低于其他保险公司；同时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以较多的费用做宣传广告、捐助公益活动；为了争抢人，向人支付的佣金、手续费也明显高于其他保险公司；为了提升公司形象，租用或购买高档写字楼并进行豪华装修，等等。那么会发生什么现象呢？一方面，该保险公司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亏损，而且持续的时间越久，亏损累积金额就越大；另一方面，受低保费和其他表象的误导，会有更多的人向该公司投保，保费收入也会大幅度增长。只要该保险公司能够不断地签发新保单，有足够的新保费流入，这种情况就能维持。但是，如果由于可保资源有限或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该保险公司的新保单和保费收入下降时，就会发生支付困难，甚至破产，这样的保险公司业务量越大、涉及的被保险人数量越大，一旦发生支付困难或破产，造成的社会危害也就越大。
三、对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监管
中图分类号:F84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4-0055-03
当前,全球保险市场每年的保费收入约为2.941万亿美元,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金融服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保险业因其自身的特点导致洗钱风险不断增加,风险主要集中在人身保险业务中。2006年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公布的保险业洗钱类型研究项目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犯罪分子主要利用人寿保险产品洗钱的案例占总案例65%以上, 人身保险业务中的保全业务更是洗钱风险的高发领域。因此,认识人身保险保全的洗钱风险和危害,分析其潜在的洗钱风险点,可以帮助监管机构提高保险业反洗钱监管的有效性,有利于防范保险业务洗钱风险。
一、保全业务的概念及特点
保险客户购买保险之后,由于身体情况的变化、经济状况的变化等许多因素都会导致客户投保意愿的改变,或客观上需要更改保单内容,保险公司为了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以维持保单的持续有效,就必须提供各种服务,即通常所说的售后服务,寿险公司的售后服务就称为契约保全,简称保全。狭义保全指围绕契约变更、年金或满期金给付等服务项目而开展的工作,即通常意义上的保全。广义的保全指保全服务、续期收费、理赔服务、咨询投诉及附加价值服务等保险公司为已经生效保单提供的所有服务内容。本文探讨的对象仅限于寿险公司狭义上的保全业务,其主要特点有:
1.保全业务范围广泛,时间跨度大。有些时间跨度长达二、三十年甚至更久,且每个项目都有独立的操作流程,即每个保全项目都有相对独立性。
2.保全业务可能导致客户权益的变更及利益流向的变化。按照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及人身保险合同的可变更性,在人身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均可能发生变更投保人或受益人的情况,产生相关人权益的变化,同时客户还可通过保全服务改变资金的流向,从而使利益分配发生变化,为洗钱提供了可能。
3.保全各个环节之间的相关性很强。如住址改变,可能会引起职业、经济收入、资金来源、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变更,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则需要从一系列的变化中判断出交易是否蕴含风险。
4.保全业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人身保险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新险种不断推出,保全服务也日趋多样化,因此保全业务不断在扩张。
二、保全业务的洗钱风险及手法
不法分子通常是在保全环节中利用保险公司进行洗钱活动的,其主要手法包括:
1.通过“团险个做”方法洗钱。即以企业的名义为员工购买团体保险,然后过一段时间要求退保,保险公司将资金退回企业或者其指定的个人账户中。企业通过团体保险套取资金的目的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避税,退回去的钱分给单位职工做了福利,相当于变相逃税;另一类是为了私分公款,一些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经常通过此种方式私分国有财产,退费直接成为私人财产。
2.通过“长险短做”方法洗钱。即通过购买高额长期人身保险,先一次性缴纳全部保费,保险合同成立后很短时间内就要求退保,按保单的现金价值拿回资金,完成洗钱过程。由于我国规定一个人可同时购买多份保单,洗钱者可以通过这种方法一次性“漂白”大量“黑钱”,并可要求保险公司将退保金汇到与投保时不同的账户,甚至直接现金退保。
3.利用保单质押业务洗钱。目前,我国不少商业银行已开办保单质押业务,对于持有银行指定保险公司开具的、具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保单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经团体投保人授权的被保险人,均可申请人寿保险保单质押贷款。通过保单质押一般可以获得保单现金价值的80%,这为洗钱者套现打开了方便之门。
4.利用新型保险产品洗钱。主要指投资型保险,是保险和证券的混业产品,投资功能强,资金易于灵活转移和提取。洗钱者将资金反复进出这些产品,掩盖资金来源,达到洗钱目的的同时还可获得投资收益。
5.利用保全服务创新洗钱。如网上保全业务,是保险服务的新形式,该业务由于无须与客户接触,由客户自行完成业务变更,因此保险公司更难获得客户的真实信息,较传统保全业务蕴含更大的洗钱风险。
6.通过“地下保单”洗钱。“地下保单”的流程为:境外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在内地向内地居民进行推销,多以人民币缴款美元理赔等许诺招揽业务。内地居民在内地签署投保单、缴纳保费,然后由推销人员将投保单、保费携带到境外,由境外保险公司在当地签发保单。洗钱分子只要将“地下保单”在境外退保或者质押,就可拿到“洗好”的钱,地下保单为黑钱出境提供了便利通道。2005年5月,浙江保监局对温州地区的地下保单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的地下保单保费至少在3000万美元以上,而地下保单不仅在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泛滥成灾,目前已有向北京等城市蔓延之势。
除上述手段外,保险洗钱还包括混乱、保险欺诈等形式,而上述洗钱手段往往又与隐匿真实身份、虚报个人材料结合使用。
三、保全业务反洗钱监管原则
目前保险公司反洗钱工作已成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监管对象,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作为监管依据。但由于我国反洗钱工作开展较晚,基础相对薄弱,前期虽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以后的监管方向仍是有待破解的难题。因此,应明确监管原则,在此原则下探寻有效的监管模式。
1.风险为本的监管原则。指反洗钱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应是对监管对象的分析评估,根据监管对象报送和日常监管获取的反洗钱信息,评估监管对象的洗钱风险程度,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的行为。同时应引导监管对象在内部建立“风险为本的方法”原则,反洗钱义务主体应当科学准确地评估本行业、本单位、本部门面临的洗钱风险,有轻重、有主次地履行反洗钱合规职责,以有效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实现将最多的反洗钱合规资源投入到洗钱风险大的业务领域,从而提高反洗钱的效果。
2.监管有效性原则。该原则应包含三项内容:一是监管制度切合实际,指制定的制度应与监管对象的实际情况、反洗钱现状等相适应,应有针对性;二是监管及时,洗钱行为往往具有迅速、隐蔽的特点,及时发现处理洗钱线索对打击洗钱极为重要,应强调金融机构发现线索和报告的及时性;三是处罚与过错相适应,目前我国对未履行反洗钱义务而致洗钱行为发生的金融机构规定了严厉的处罚,但由于对违反反洗钱义务行为的危害性缺乏权威的评估,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论证还有待加强,处罚与过错相适应仍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3.降低监管成本原则。指反洗钱监管过程中,应尽量采用高科技手段,加强监管信息的自动化收集和处理。另外,应加强非现场监管力度,主要的反洗钱信息应来自于常规化的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应当是建立在非现场监管提供的信息基础上的强化监管措施。
4.平衡原则。保险机构的反洗钱活动也会影响其“经营的效率与效果”的目标实现,要处理好监管与保险业务发展的关系,既要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同时也要将对保险业务发展的影响降低至最小。
5.激励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由于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也需投入成本,且洗钱行为缺乏特定的受害人,导致缺乏反洗钱动力。因此对监管对象不仅有处罚,还应有相应的激励措施,既减轻监管对象的负担,同时也为其提供精神上的动力。
四、加强保全业务反洗钱监督措施的建议
1.完善目前的监管制度。细化客户尽职调查义务:一是解决保险公司识别客户身份手段不足的问题,如推动保险公司与公安部的身份信息系统联网,从法律法规层面明确客户配合保险公司开展客户身份识别的强制性义务;二是按照风险为本的原则,从法规层面明确保险公司在高风险保全业务中应履行的反洗钱义务,如采取更严格的保全审批制度,采取更深入的措施了解客户信息。对提前退保的团体险,尤其是国企和国企控股的公司,保险公司要建立专门档案,保管全部信息,对限额以上付款,保险公司要建立专门档案,保留线索等;三是监管机构要了解保险公司是否尽职调查,主要通过其对客户的信息记录,当遇到保险公司无法获得客户有关信息时,应有调查的过程及结果记录,以此证明保险公司确实履行了该职责。
提高可疑交易类型的客观性,进一步完善现有制度中保险业可疑交易类型,特征定义应准确、清晰且易于操作。制订的制度应尽可能避免包含“合理解释、合理理由”等主观判断的内容。同时,应注重总结保险业洗钱手法和案例,提炼新的可疑交易特征,指导保险从业人员分析识别可疑交易。[1]
加强非现场监管信息的针对性,对保险业的非现场监管不能完全套用银行的监管内容,应更具有针对性,如非现场监管报表中客户身份识别的统计口径适合银行,但不完全适合保险机构。[2]
2.将保险中介机构及从事保险中介业务的人员纳入监管范围。首先应从制度上将保险中介机构及人员确定为反洗钱义务主体,明确其与保险公司的职责分工;其次确定保险中介机构及人员的义务内容,如身份识别义务、资料保存义务、大额和可疑交易的报告义务,并对其不履行义务导致洗钱行为发生应负的责任等;最后应建立一套针对非金融机构的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及时收集有关反洗钱信息。
3.建立保险业反洗钱利益补偿和惩戒制度。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出台一系列政策重奖提供保险洗钱重要线索的人员,同时对合伙造假进行洗钱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业务员实行严惩。实行收缴黑钱利益部分返还制度,对国内而言,将收缴的黑钱作为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向参与反洗钱的保险公司投保,使反洗钱外部效应内在化;对国外而言,双方可签定“追回款项分割协议”,以增强国际反洗钱合作的积极性。
以瑞士对违反反洗钱法的惩戒制度为例,对不按《反洗钱法》规定履行审慎义务的金融中介机构和个人,自我监督组织可根据组织规章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如警告、罚款、开除。一旦经融中介机构和个人被自我监督组织开除,政府监管机构便可对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情节严重的将被暂停甚至取消营业许可。对不按《反洗钱法》及其相关规定履行监管义务的行业自我监督组织,政府监管机构也可随时取消认可。
4.加强对保险产品的管理。一是针对保险产品中存在易于被洗钱分子利用的缺陷,完善保险产品设计,杜绝洗钱漏洞;二是推出新的保险产品时要进行洗钱风险评估,从源头加强管理。
从机构设置来看，虽然大部分保险公司设置了专门的合规管理或法律事务部门，但也有部分保险公司并未设立专职部门，特别是一些新成立的保险公司，而是将合规管理的职能分散在行政、财务或业务管理等部门。从人员配置来看，以寿险公司为例，如果以庞大的营销员为基数计算合规管理人员配置，则比例极低。虽目前尚未有多少名营销员配置一名合规管理人员的最佳比例测算，但从省级分公司以下，保险公司基层分支机构合规管理人员配置极低，有些基层机构甚至尚无一名专职合规管理人员，仅有专职从事其他工作，而兼职合规管理的人员。
（二）合规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随着中国保险业的高速发展，对于行业合规管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保监会在2007年印发的《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引》中明确指出：合规管理是保险公司通过设置合规管理部门或者合规岗位，制定和执行合规政策，开展合规监测和合规培训等措施，预防、识别、评估、报告和应对合规风险的行为。要通过开展合规管理及时发现问题，通过预防、识别、评估等措施给予风险预警。而目前的合规管理队伍距离这一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没有对合规管理工作的全面考量，对合规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是空白，导致合规管理人员只是停留在岗但角色，还无法胜任工作内容。
（三）合规管理与业务发展结合不够
一是合规管理存在滞后性。发现违规事件发生后，才由合规管理人员提醒机构负责人开展整改，或是在当事人离职、离岗后，才有合规管理人员对其在岗期间的工作进行审计。二是合规管理处于被动状态。除常规及专项审计等工作外，尚不能参与业务开拓全流程，合规管理职能得不到有效发挥。三是合规管理定位不准。将合规管理凌驾于业务发展之上，导致部分合规管理人员以监督员自居，对业务发展盲目“指手画脚”。出现问题临时抱佛脚，不出问题则是可有可无，导致合规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只能“畏手畏脚”。
对基层保险公司合规管理队伍建设的建议
（一）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树立正确的业绩观
中国保险业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树立正确的绩效观，在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做出选择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基层保险公司而言，在贯彻落实上级公司发展思路和举措的同时，必须一是要杜绝经营中的短视行为，在公司内部树立正确的业绩观和经营导向，在追求保费规模和市场份额的同时，更要追求合规经营，阳光经营。二是要重视对监管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既不能以不知道为由加以抗辩也不能以所谓的习惯做法加以抗辩。三是要树立正确的绩效观，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不能以违规经营为手段推动业务发展。四是要将合规管理和业务发展统筹考虑，加强风险防范的意识，履行案件防范职责。
（二）合理选配骨干，走合规管理队伍多元化道路
在省级分公司层面配置专职合规管理工作人员以外，在基层公司建立由其他职能部门员工组成的兼职队伍来承担合规管理工作。省级分公司提供专项培训，提供统一操作手册，并纳入员工个人绩效考核；在销售队伍中建立的党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等团队中建立兼职的合规管理自查自纠人员；邀请客户担任社会监督员，为公司服务及合规经营提出宝贵意见。
互助保险公司在西方国家保险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各国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也特别重视，美国和日本则是比较典型的代表。认真研究和总结其经验，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互助保险市场监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美国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历史形成了股份有限公司、互助保险公司、个人或合伙制公司等多种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对保险业实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重监管制度，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拥有各自独立的保险立法权和管理权。一般联邦保险局只负责洪水保险、农作物保险和犯罪保险等特定业务的监管，而遍布全美的55个州保险局则对几乎所有的商业保险机构进行监管。但在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的努力下，全美尽管有55部保险监管法律，但其内容已无多大的区别。笔者仅以纽约州的保险法为例，分析美国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
1. 互助保险公司在申请开业或收取保费前必须获得许可证。在设立互助保险公司时,法律规定其名称必须包括“互助”一词。其获得许可证的程序和股份保险公司大致相同，仅增加了一项规定：互助保险公司必须以现金或其他监管者可接受的形式建立金额等同于其初始盈余基金的保证基金。一旦得到许可证该保证基金即可领回。获得许可证后，互助保险公司有权为达到对初始盈余基金的最低要求收取钱款，为筹集盈余基金借款，并设账簿接受满足成员资格要求者的投保申请，投资或支付创办费用，但不得超过许可证上规定的费用限额。
2. 无论股份公司或互助公司，在完成创立和募集资金工作后，必须取得监督者签发的允许经营某类保险业务的营业执照。对互助保险公司来说，要取得营业执照，监管者往往要求其提供证明满足以下要求：（1）公司完全遵守法律中适用的条款；（2）以现金或其他允许的投资资产方式存在规定的初始盈余；（3）成员名单与事实相符；（4）符合善意投保申请的最低份数要求及法律规定的最低投保总额要求；（5）每个成员已用现金交付申请投保险种的保费并愿意在领取执照后60天内接受保单。
3. 通过立法对互助保险投资实行比例结构管理。根据1945年的McCarran-Ferguson法案，美国保险公司主要在州一级受到监管，每州都制定了法规以保证保险公司在本州从业的安全性和合理性。其主要规定有：（1）有资格作投资对象的证券类型。（2）向监管部门报告证券价值如何确定。为了保证保险资金的安全性，根据各州具体情况对保险公司的各种投资方式设定了严格的投资比例。美国保险公司在股票上的投资最低，对于合格的投资活动，美国州监管部门也会规定分配于普通股投资的资金少于资产的10％（某些州可为20％）或盈余的100％，对所投资的债券和优先股也有一定的质量登记要求，“一篮子条款”通常允许将5％的资产投入任何不被法律禁止的金融工具。由于寿险和非寿险的资金来源不同，其对于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承受能力的要求不同，投资结构也不相同。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带有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如不动产等；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严于非寿险，从而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寿险公司负债的性质决定了其将大部分资金分配到长期债券上。财产险公司由于其负债的性质，更多地投资于股权而较少投资于债券。为了保证保险资金的有效安全运用，美国在相关法规中作出明确规定，对保险资金的多种投资方式、投资比例、产险寿险投资结构的差异和资产检查进行了细化。例如，被保险公司定期进行资产检查，确保技术准备金在所有时期均有相当数额的资产所体现，合同所涉及的货币应由货币资产担保，确保公司投资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确保投资多样化和分散化。资产检查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对允许持有的资产种类的限制，不同业务范围、不同性质的公司允许持有资产的种类和数额是不同的；二是对资产负债表上投资项目的价值评估；三是对资产所在地域的限制；四是对资产与相应负债匹配的规定。
4. 互助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在美国，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保监会对保险公司进行监管的最重要目标。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除了检查投资领域和投资比例外，还通过定期检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来对资金运用进行间接控制，对保险公司根据其风险的性质计算资本金要求，即风险资本金要求。美国将资产和负债用特定百分比（风险权重）进行加权来决定风险资本金数额。例如：美国政府债券的风险因子为0.0％，AAA级的公司债券为0.3％，违约级债券为30.0％，普通股为15.0％，房地产为10.0％。风险资本要求从两个方面影响保险公司：（1）较低的法定盈余限制了保险公司对高信用风险资产的投资；（2）将资金分配于特定种类资产的规定不仅取决于某种资产的潜在收益，还取决于风险资本金要求。由于美国对保险投资的严格管理，从而确保了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中无一家寿险公司破产。而英国的寿险业在投资政策上不受任何法规限制，英国保险公司法只规定寿险公司的特别资金予以分离运用，年终时按规定编报并公布。在实际投资结构方面，英美相似，但有所侧重。据1990年《Sigma》分析，1989年英国寿险业中有价证券、不动产、贷款和存款的投资比例分别为：72.3%、17.4%、5.5%和4.8%。美国在有价证券的投资则为83.6%，其投资结构依次为：有价证券、贷款、其他和不动产。
二、日本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
日本传统的保险政府监管机构是大藏省保险部。1997年6月，日本通过了《金融监督厅设立法》，1998年6月，根据该法成立了负责对经营金融业的民间企业实行检查、监管的金融监督厅，大藏省保险部的部分监管、检查职能也转移到金融监督厅，共同实施对保险业的监管。日本自1900年颁布第一部保险业法后，对保险业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近年来，对1939年开始实施的旧保险业法进行了全面的修改，1996年4月开始实施新的日本保险业法，其中对有关互助保险公司的规定也进行了修改。 ②
1. 互助保险公司与股份制保险公司的比较。日本保险业法规定，互助公司是指投保人作为法人的组成人员即成员以从事相互保险为目的设立的公司，以成员向公司交纳保险费，公司对此进行保险给付的形式从事保险事业，出现盈余年金时，再分配给成员。互助保险公司与股份保险公司的差别如表1所示。
2. 互助公司设立条件。日本的互助保险公司在成立之初有公司发起人和普通投保人之分。公司发起人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注册基金，注册基金的多少由各个公司自行认定，但是注册基金总额不少于股份制公司章程之规定。对成员人数限制为最低100人。在互助保险公司成立的数年内，首先需要返还公司发起人的注册资本金及利息。③
3. 互助公司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成员的义务以交保险费为限，成员退出公司的条件是保险关系消失或合同条款规定的事由发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保险业法删除了旧保险业法关于互助公司在必要时须同意削减保险金额的规定。从此，互助公司的投保人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投保人在这方面的权益相同，使投保人的权利得到了保护。
4. 互助公司的机构安排。互助公司原则上由其成员组成相当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成员大会，成员大会是互助公司的权力机构。但由于大型互助公司的成员多达1 500万人，召开成员大会是不现实的。因此，允许成员代表大会行使成员大会的职权。
5. 筹集基金及发行公司债。新保险业法规定：互助公司成立后，可修改其章程增加基金总额，重新募集基金，经董事会决议可发行公司债。
6. 组织变更。股份有限公司可向互助公司转换，转换后，其基金总额应达到规定的最低限额，基金总额的全部或一部分可在变更组织时通过提存准备金代替。同时，互助公司也可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7. 对互助公司会计的特别规定。对互助公司的会计规定，原则上准用商法及监察特例法中有关会计的规定。但保险业法对互助公司会计有特别规定，主要包括弥补损失准备金、基金偿还准备金和盈余金的分配。互助公司以达到基金（包括基金偿还准备金）的总额（公司章程规定的金额超过此额时，以公司章程规定的金额为准）为止，应在每个决算期提取盈余金支出金额的3‰以上存入弥补损失准备金，在偿还基金的同时，还必须提取相当于该偿还金额存入基金偿还准备金。通过制定上述规定，提高最低基金总额，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互助公司拥有一定的财务基础。另外，为了保证盈余金分配的公正和均衡，必须按照总理府令、大藏省令规定的标准进行分配。大藏省令规定了资产分额方式和三差利源方式。
三、美日两国对互助保险公司监管的比较
1. 两国监管立法相对都比较完善。综观美日两国对互助保险监管的立法，不难发现其立法都相对成熟和完善，尽管都没有独立的互助保险立法。这也是世界各国保险立法的共同特征。有关互助保险公司的立法大多分散在各国的保险法规之中，几乎没有一国对互助保险公司这种保险组织形式进行单独立法，只是在各章节以及条款中将涉及互助保险公司的规定进行列示，以示与股份有限公司加以区别。各国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相关规定的详略，也视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政府对保险公司监管的态度而有所不同。美国、日本保险市场比较成熟并具有相当规模，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众多，互助保险公司更是占据相当比重，所以在这两国的保险法规之中都有对互助保险公司比较详尽的法律法规。而在法国，由于互助保险公司这种组织形式所占比重较小，因而，保险立法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的相关内容也较少。
2. 两国监管重心有所不同。互助保险公司是规范性的法人组织。从其定义和性质可以看出，除了资金来源的区别之外，互助保险公司与股份制保险公司在业务操作上几乎是一样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世界各国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的法律规定也都集中于设立时的基金筹集、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盈余的分配等方面，大多数国家对于互助保险公司和股份制保险公司经营的监管适用相同的法律条款。美日两国的保险监管立法也都如此，但两国监管重心似有不同。美国的法律监管重心集中在互助保险投资和互助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方面，而日本的法律监管重心集中在互助保险公司的设立和会计制度方面。
3. 两国监管程度明显差异。通过对比两国的立法，可以发现政府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程度并不相同，美国对互助保险公司监管集中在公司创办之初，而日本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则涉及创办时的成员数和基金数额、成员权利义务、机构设置、基金筹集、组织变更以及盈余分配诸多方面。日本在监管的内容上比美国要更广泛与全面，这主要与美、日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不同有关。一般而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政府立法相对比较简明扼要，强制规定较少，大多依靠行业自律；而以行政干预为主的国家来说，立法则相对比较具体详尽、涉及内容较多，大多依靠行政法规来规范参与各方的行为。美国和日本在保险立法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
四、两国互助保险公司监管对中国的启示
美日等国互助保险公司和股份制保险公司自产生后快速发展壮大，因此其在保险立法时已将这种组织形式考虑在内并纳入法规之中，不再单独立法。但对中国而言，互助保险公司属于全新的保险组织形式，应考虑对互助保险公司这一组织形式进行单独立法，加强监管。由于中国目前保险市场还不成熟，保险公司行业自律意识还不强，因此需要政府制订较为详尽全面的保险立法以规范参与各方的行为。借鉴美日互助保险公司监管的经验，中国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应基于如下思考。
1. 规定互助保险公司的设立条件。这主要包括筹资方式、基金数额、成员人数、成员资格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公司章程、设立程序等方面的内容。在参照国外法律的同时，还要考虑中国特殊的国情，应鼓励现有的独资和股份制保险公司逐步转换为互助保险公司。因此，必须根据互助保险公司设立方式的不同，制订相应的规定来解决具体的问题。
2. 限制互助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在现阶段，应将互助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限制在人寿保险方面，而不要涉及财产保险。这主要是由于：一是由于目前中国的保险业发展程度有限，互助保险机制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涉及面过广容易产生较大的风险，不利于保险业长期发展，应该逐步推行；二是中国目前保险业仍然是分业经营，人寿保险市场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三是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互助保险公司也是以从事人寿保险居多，并且发展稳定，竞争力强。 3. 明确互助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及盈余分配。互助保险公司是为成员间提供互助保险的法人组织，在履行给付义务后，若存在盈余应该先提留一定额度的准备金和公积金，剩下的才用于分红，这样可以保证互助保险公司拥有较为稳固的偿付能力。另外，在互助保险公司经营期间，可以继续筹集资金以扩大资本和成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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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ced with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risk in insurance companies，solvency supervision in developed economies transferred from static to dynamic solvency monitoring. In the process of solvency monitoring system improvement， there have been many solvency failures in these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ointes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solvency system，and how to build Chinese insurance regulatory system of dynamic solvency by improving the system design.
Key Words：donstraints，solvency，regulation
中图分类号： F840.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12-0070-03
一、偿付能力危机在发达经济体中频繁暴发
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责任在进行赔偿时所具有的经济补偿能力，是保险机构资金力量与自身承担的危险赔偿责任相比较的财务标杆，保险人必须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对偿付能力的监管，历来是各国对保险市场监督管理的核心内容。
然而，在制度完备、监管完善的成熟经济体中，却出现了众多偿付能力监管失灵的情形。据统计，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10年，全球共有800多家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仅在1978――1994年全球就有648家保险公司破产，其中OECD国家占90%以上（美国占65%，欧盟占10%，日本占12%）。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监管意义上，受实际资本额、投资收益、责任准备金、资产与负债匹配、经营策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经营中，保险公司如果急于扩大市场份额，不计成本地拼抢展业渠道，导致大量利差损（投资赚的钱少于保单精算时设定的利率）、费差损（实际保险经营费用高于预期） 出现，就会使保险公司亏损、偿付能力受到影响。因此，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犹为重要。
二、现有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缺陷
金融企业负债经营的特殊性，使得偿付能力成为监管的核心指标，监管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动态性得到了不断的细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最初、最基本的监管方法是制定最低偿付能力标准，但这种标准易于忽略保险公司资产所面临的风险状况差异。为了克服这种静态偿付能力监管的弊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NAIC借鉴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将风险资本管理方法推广用于保险业，于1992、1993分别通过寿险、非寿险的风险资本监管标准。
NAIC 关于风险资本的计算体系中，将寿险风险分为资产风险、价格风险、利率风险和行业风险，将非寿险风险分为资产风险、承保风险、信用风险和资产负债表外风险。在此基础上，还可对寿险风险进一步细分，如对固定收益投资风险一直细分到国债投资风险、高品质证券投资风险、低品质证券投资风险，对权益投资风险也可进行细项划分。由各因素的风险大小确定相应的投资风险系数，分别计算各类风险所需的风险资本额。然后，根据各保险公司的风险资本比率来评价它们的偿付能力、确定其风险大小，并对不能满足偿付能力要求的保险公司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在欧盟实施偿付能力额度之初，由于投资工具单一、投资环境稳定，完全可以不考虑投资风险对公司偿付能力的威胁，因此“非寿险第一指令”中未考虑投资风险。二十世纪90年代以前，欧盟各国非寿险市场竞争激烈，承保亏损较大，但由于投资收益相对稳定，足以弥补承保损失。进入90年代后，资本市场长期疲软，投资环境开始恶化，股票市场大幅滑落严重影响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投资风险因此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欧盟标准下，非寿险保险人可基于再保险措施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并享有50%的最低扣减。在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计算中，均采用总额数据，即对经营险种分散和业务集中的公司采取同样的风险态度，不考虑险种风险的差异。偿付能力额度模型从公司整体损失率出发，对于险种集中或经营范围狭小导致的风险未曾细化，因而很难从结构上解决风险集中性问题。快速成长可能会隐藏财务上的问题，成长过快的公司常通过低费率抢占市场，导致偿付能力隐患，一旦赔付事件集中暴露，就会引发各种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看出，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式存在结构上的缺陷，难以通过改变计算比率和临界点等措施得以弥补。
三、对中国的启示：制度的调适与动态监管的互动
（一）中国保险业现状
中国保险业目前所面对的状况与发达国家上世纪80-90年代的保险业扩张阶段有许多相似性，比如：产品结构同质化、资金运用手段单一、资产收益率较低等等，而且我国保险经营由于仍处于粗放经营时期，各保险公司为追求规模扩张而盲目竞争现象十分严重。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模式存在的结构上的缺陷，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预警所存在的风险，并且该缺陷不能通过修正比率临界点加以弥补。200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以来，股市债市经过调整后波动加剧，房地产市场经过徘徊后单边上扬，资产价格出现了泡沫。近两年，投资渠道不断放宽、多样化投资虽然有利于提高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率，然而投资风险也日益凸现。
我国的偿付能力监管最初通过制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法定最低标准，对保险公司履行监管。但这种监管制度难以做到从风险角度考虑影响公司偿付能力的各种因素，难以区分风险不同但业务规模雷同的两家保险公司在偿付能力上的差别，从而削弱监管效能。国际偿付能力监管主要采取风险资本法（RBC），美国和加拿大已经采用，许多与我国保险市场较为类似的新兴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台湾地区等）也已进入风险资本方法的运行阶段，欧盟也正在加紧履行“偿付能力II”，进行以风险资本法为核心的新的偿付能力监管。我国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应遵守国际惯例，认同国际规范，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资本（RBC）监管系统，富于前瞻性地考虑我国保险公司的业务状态和财务状态，以及现有法规系统对偿付能力的监管有效性，同时参考国外的一些成熟经验，逐步构建一个包含保险法规、精算报告制度、保险会计制度等多方面内容的监管框架系统。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从微观的“条款费率监管”转向宏观的“偿付能力监管”。在现有的监管条件下，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监管部门一般采取限制董事、高管们的薪酬和股东分红，减少其他的业务成本开支等措施，迫使保险公司增加资本和实际资产，期望能通过这些途径，提高偿付能力充足率，防止风险的扩大和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目前，我国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是以法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主，并通过计算各项财务指标分析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可以简单合理地处理复杂的风险状况，这种监管方法所需的信息均可直接从现在的财务报告、监管报告和精算报告中获得。但是，恰恰是这种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在发达经济体实践中屡屡失效，产生了保险公司的破产危机。因此，紧紧把握偿付能力监管的新趋势，适时研究、建立适应我国实际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体制，已经迫在眉睫。
（二）完善制度设计，建立中国保险业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2009年，保监会进一步完善了偿付能力监管标准，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15号：再保险业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答第8号：临时报告》，加强了对偿付能力不足公司的监管，对保险公司再保险业务相关资产、负债的偿付能力评估标准进行规范，加大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调整部分重点公司的偿付能力报告报送频率，加强对重点公司的跟踪分析，改进了偿付能力监管预警机制。
为适应金融市场竞争和客户金融服务需求的发展方向，我国保险产品已经开始由保障型、储蓄型向投资型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保险资金的不同投资形式规定不同的责任准备金率，在保证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同时，也可起到限制其投资方向的作用。建立动态偿付能力为核心的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早期预警，增加保险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的透明度，显得尤为迫切。
下一阶段，保监会应进一步强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机制和制度建设，继续提高偿付能力监管对保险公司的约束力，包括加大监管措施力度、加强对偿付能力报告的审核和分析力度。在完善监管制度方面，监管机构一方面开始着手研究修订最低资本要求标准，完善以风险为基础的最低资本标准修订方案。同时，从宏观审慎角度出发完善有关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包括研究行业压力测试方法、完善次级债管理办法、完善偿付能力风险处置制度等。
与此同时，还必须有步骤地建构适应中国市场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体系。2010年1月7日，保监会提出将修订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调整最低资本要求等评估标准、出台保险公司动态偿付能力测试规则等工作计划。动态偿付能力测试，是对保险公司在基本情景和各种不利情景下对其未来一段时间内偿付能力状况的预测和评价。它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在一般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所具有的完全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能力，即最低偿付能力；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发生超常年景的损失时，保险公司所具有的偿付能力。
我国现行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主要学习美国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偿付能力监测系统，对偿付能力额度计算方法和规定仍是照搬国外相关法规，并没有充分考虑保险公司承保风险的能力。如果公司保险金额迅速增长，而保费收入跟不上其增长，有可能会降低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要求，导致偿付能力出现问题。另外，对于资产的流动性风险问题也未能考虑在内，尤其是对公司的现金流量缺少分析，预测性保险监管不及时，信息披露频率低。财务指标分析是一种静态分析，难以反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的变化。当前，我国偿付能力监管的信息建立在每年一次的审计报告、精算报告和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基础上，时间跨度长，指标分析不能动态反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状况，对基层保险机构严重影响到偿付能力的经营行为更无法及时管控。
另外，保险公司报表指标体系不健全，且部分偿付能力监管指标无法依据保险公司财务报表来测算，报表数据的利用率和有效性不高，准备金提取不具有弹性，没有建立保险公司预警制度，无法对可能出现问题的公司在早期发出警告、或争取必要的措施指导其尽快予以改善。我们应该充分借鉴美国的保险偿付能力早期监管预警系统（EWS），建立公开信息披露制度，督促保险公司向社会公众财务状况，披露公司资信，增加公司透明度，指定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独立的精算机构定期提供对各保险公司的审计报告和精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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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保险公司在西方国家保险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各国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也特别重视，美国和日本则是比较典型的代表。认真研究和总结其经验，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互助保险市场监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美国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历史形成了股份有限公司、互助保险公司、个人或合伙制公司等多种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对保险业实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重监管制度，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拥有各自独立的保险立法权和管理权。一般联邦保险局只负责洪水保险、农作物保险和犯罪保险等特定业务的监管，而遍布全美的55个州保险局则对几乎所有的商业保险机构进行监管。但在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的努力下，全美尽管有55部保险监管法律，但其内容已无多大的区别。笔者仅以纽约州的保险法为例，分析美国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
1. 互助保险公司在申请开业或收取保费前必须获得许可证。在设立互助保险公司时,法律规定其名称必须包括“互助”一词。其获得许可证的程序和股份保险公司大致相同，仅增加了一项规定：互助保险公司必须以现金或其他监管者可接受的形式建立金额等同于其初始盈余基金的保证基金。一旦得到许可证该保证基金即可领回。获得许可证后，互助保险公司有权为达到对初始盈余基金的最低要求收取钱款，为筹集盈余基金借款，并设账簿接受满足成员资格要求者的投保申请，投资或支付创办费用，但不得超过许可证上规定的费用限额。
2. 无论股份公司或互助公司，在完成创立和募集资金工作后，必须取得监督者签发的允许经营某类保险业务的营业执照。对互助保险公司来说，要取得营业执照，监管者往往要求其提供证明满足以下要求：（1）公司完全遵守法律中适用的条款；（2）以现金或其他允许的投资资产方式存在规定的初始盈余；（3）成员名单与事实相符；（4）符合善意投保申请的最低份数要求及法律规定的最低投保总额要求；（5）每个成员已用现金交付申请投保险种的保费并愿意在领取执照后60天内接受保单。
3. 通过立法对互助保险投资实行比例结构管理。根据1945年的mccarran-ferguson法案，美国保险公司主要在州一级受到监管，每州都制定了法规以保证保险公司在本州从业的安全性和合理性。其主要规定有：（1）有资格作投资对象的证券类型。（2）向监管部门报告证券价值如何确定。为了保证保险资金的安全性，根据各州具体情况对保险公司的各种投资方式设定了严格的投资比例。美国保险公司在股票上的投资最低，对于合格的投资活动，美国州监管部门也会规定分配于普通股投资的资金少于资产的10％（某些州可为20％）或盈余的100％，对所投资的债券和优先股也有一定的质量登记要求，“一篮子条款”通常允许将5％的资产投入任何不被法律禁止的金融工具。由于寿险和非寿险的资金来源不同，其对于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承受能力的要求不同，投资结构也不相同。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带有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如不动产等；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严于非寿险，从而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寿险公司负债的性质决定了其将大部分资金分配到长期债券上。财产险公司由于其负债的性质，更多地投资于股权而较少投资于债券。为了保证保险资金的有效安全运用，美国在相关法规中作出明确规定，对保险资金的多种投资方式、投资比例、产险寿险投资结构的差异和资产检查进行了细化。例如，被保险公司定期进行资产检查，确保技术准备金在所有时期均有相当数额的资产所体现，合同所涉及的货币应由货币资产担保，确保公司投资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确保投资多样化和分散化。资产检查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对允许持有的资产种类的限制，不同业务范围、不同性质的公司允许持有资产的种类和数额是不同的；二是对资产负债表上投资项目的价值评估；三是对资产所在地域的限制；四是对资产与相应负债匹配的规定。
4. 互助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在美国，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保监会对保险公司进行监管的最重要目标。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除了检查投资领域和投资比例外，还通过定期检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来对资金运用进行间接控制，对保险公司根据其风险的性质计算资本金要求，即风险资本金要求。美国将资产和负债用特定百分比（风险权重）进行加权来决定风险资本金数额。例如：美国政府债券的风险因子为0.0％，aaa级的公司债券为0.3％，违约级债券为30.0％，普通股为15.0％，房地产为10.0％。风险资本要求从两个方面影响保险公司：（1）较低的法定盈余限制了保险公司对高信用风险资产的投资；（2）将资金分配于特定种类资产的规定不仅取决于某种资产的潜在收益，还取决于风险资本金要求。由于美国对保险投资的严格管理，从而确保了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中无一家寿险公司破产。而英国的寿险业在投资政策上不受任何法规限制，英国保险公司法只规定寿险公司的特别资金予以分离运用，年终时按规定编报并公布。在实际投资结构方面，英美相似，但有所侧重。据1990年《sigma》分析，1989年英国寿险业中有价证券、不动产、贷款和存款的投资比例分别为：72.3%、17.4%、5.5%和4.8%。美国在有价证券的投资则为83.6%，其投资结构依次为：有价证券、贷款、其他和不动产。
二、日本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
日本传统的保险政府监管机构是大藏省保险部。1997年6月，日本通过了《金融监督厅设立法》，1998年6月，根据该法成立了负责对经营金融业的民间企业实行检查、监管的金融监督厅，大藏省保险部的部分监管、检查职能也转移到金融监督厅，共同实施对保险业的监管。日本自1900年颁布第一部保险业法后，对保险业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近年来，对1939年开始实施的旧保险业法进行了全面的修改，1996年4月开始实施新的日本保险业法，其中对有关互助保险公司的规定也进行了修改。②
1. 互助保险公司与股份制保险公司的比较。日本保险业法规定，互助公司是指投保人作为法人的组成人员即成员以从事相互保险为目的设立的公司，以成员向公司交纳保险费，公司对此进行保险给付的形式从事保险事业，出现盈余年金时，再分配给成员。互助保险公司与股份保险公司的差别如表1所示。
2. 互助公司设立条件。日本的互助保险公司在成立之初有公司发起人和普通投保人之分。公司发起人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注册基金，注册基金的多少由各个公司自行认定，但是注册基金总额不少于股份制公司章程之规定。对成员人数限制为最低100人。在互助保险公司成立的数年内，首先需要返还公司发起人的注册资本金及利息。③
3. 互助公司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成员的义务以交保险费为限，成员退出公司的条件是保险关系消失或合同条款规定的事由发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保险业法删除了旧保险业法关于互助公司在必要时须同意削减保险金额的规定。从此，互助公司的投保人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投保人在这方面的权益相同，使投保人的权利得到了保护。
4. 互助公司的机构安排。互助公司原则上由其成员组成相当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成员大会，成员大会是互助公司的权力机构。但由于大型互助公司的成员多达1 500万人，召开成员大会是不现实的。因此，允许成员代表大会行使成员大会的职权。
5. 筹集基金及发行公司债。新保险业法规定：互助公司成立后，可修改其章程增加基金总额，重新募集基金，经董事会决议可发行公司债。
6. 组织变更。股份有限公司可向互助公司转换，转换后，其基金总额应达到规定的最低限额，基金总额的全部或一部分可在变更组织时通过提存准备金代替。同时，互助公司也可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7. 对互助公司会计的特别规定。对互助公司的会计规定，原则上准用商法及监察特例法中有关会计的规定。但保险业法对互助公司会计有特别规定，主要包括弥补损失准备金、基金偿还准备金和盈余金的分配。互助公司以达到基金（包括基金偿还准备金）的总额（公司章程规定的金额超过此额时，以公司章程规定的金额为准）为止，应在每个决算期提取盈余金支出金额的3‰以上存入弥补损失准备金，在偿还基金的同时，还必须提取相当于该偿还金额存入基金偿还准备金。通过制定上述规定，提高最低基金总额，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互助公司拥有一定的财务基础。另外，为了保证盈余金分配的公正和均衡，必须按照总理府令、大藏省令规定的标准进行分配。大藏省令规定了资产分额方式和三差利源方式。
三、美日两国对互助保险公司监管的比较
1. 两国监管立法相对都比较完善。综观美日两国对互助保险监管的立法，不难发现其立法都相对成熟和完善，尽管都没有独立的互助保险立法。这也是世界各国保险立法的共同特征。有关互助保险公司的立法大多分散在各国的保险法规之中，几乎没有一国对互助保险公司这种保险组织形式进行单独立法，只是在各章节以及条款中将涉及互助保险公司的规定进行列示，以示与股份有限公司加以区别。各国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相关规定的详略，也视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政府对保险公司监管的态度而有所不同。美国、日本保险市场比较成熟并具有相当规模，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众多，互助保险公司更是占据相当比重，所以在这两国的保险法规之中都有对互助保险公司比较详尽的法律法规。而在法国，由于互助保险公司这种组织形式所占比重较小，因而，保险立法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的相关内容也较少。
2. 两国监管重心有所不同。互助保险公司是规范性的法人组织。从其定义和性质可以看出，除了资金来源的区别之外，互助保险公司与股份制保险公司在业务操作上几乎是一样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世界各国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的法律规定也都集中于设立时的基金筹集、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盈余的分配等方面，大多数国家对于互助保险公司和股份制保险公司经营的监管适用相同的法律条款。美日两国的保险监管立法也都如此，但两国监管重心似有不同。美国的法律监管重心集中在互助保险投资和互助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方面，而日本的法律监管重心集中在互助保险公司的设立和会计制度方面。
3. 两国监管程度明显差异。通过对比两国的立法，可以发现政府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程度并不相同，美国对互助保险公司监管集中在公司创办之初，而日本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则涉及创办时的成员数和基金数额、成员权利义务、机构设置、基金筹集、组织变更以及盈余分配诸多方面。日本在监管的内容上比美国要更广泛与全面，这主要与美、日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不同有关。一般而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政府立法相对比较简明扼要，强制规定较少，大多依靠行业自律；而以行政干预为主的国家来说，立法则相对比较具体详尽、涉及内容较多，大多依靠行政法规来规范参与各方的行为。美国和日本在保险立法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
四、两国互助保险公司监管对中国的启示
美日等国互助保险公司和股份制保险公司自产生后快速发展壮大，因此其在保险立法时已将这种组织形式考虑在内并纳入法规之中，不再单独立法。但对中国而言，互助保险公司属于全新的保险组织形式，应考虑对互助保险公司这一组织形式进行单独立法，加强监管。由于中国目前保险市场还不成熟，保险公司行业自律意识还不强，因此需要政府制订较为详尽全面的保险立法以规范参与各方的行为。借鉴美日互助保险公司监管的经验，中国对互助保险公司的监管应基于如下思考。
1. 规定互助保险公司的设立条件。这主要包括筹资方式、基金数额、成员人数、成员资格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公司章程、设立程序等方面的内容。在参照国外法律的同时，还要考虑中国特殊的国情，应鼓励现有的独资和股份制保险公司逐步转换为互助保险公司。因此，必须根据互助保险公司设立方式的不同，制订相应的规定来解决具体的问题。
2. 限制互助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在现阶段，应将互助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限制在人寿保险方面，而不要涉及财产保险。这主要是由于：一是由于目前中国的保险业发展程度有限，互助保险机制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涉及面过广容易产生较大的风险，不利于保险业长期发展，应该逐步推行；二是中国目前保险业仍然是分业经营，人寿保险市场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三是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互助保险公司也是以从事人寿保险居多，并且发展稳定，竞争力强。 3. 明确互助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及盈余分配。互助保险公司是为成员间提供互助保险的法人组织，在履行给付义务后，若存在盈余应该先提留一定额度的准备金和公积金，剩下的才用于分红，这样可以保证互助保险公司拥有较为稳固的偿付能力。另外，在互助保险公司经营期间，可以继续筹集资金以扩大资本和成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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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保险公司法律监管研究体系分析
美国各州具有保险立法权,因此,保险业主要由美国各州负责立法并要求各州级保险监管局进行监察管理。当各州无权对某些领域进行立法监管时,由联邦政府进行立法管理。与此同时,各州保险监管局还联合组成了美国全国保险监管协会,提出和制定各种保险管理法律条例以供各州立法机构和联邦立法机构参考。
2.英国保险公司法律监管研究体系分析
英国保险公司监管体系经历了较长的改革历史,形成了较为严格的风险资本偿付能力监管制度,这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与此同时,由于英国成立了保险业行业组织,健全的组织管理制度和企业自身的自律性使得英国保险业在政府没有进行过多的管理下健康迅速的发展。总之,英国保险法律法规对于保险公司的管理较松,公司依靠行业组织条例和自身的自律性,管理风险资本偿付能力,同时,保险公司每年将财务会计报表上交英国工贸部进行审核,英国政府不再进行额外规定限制风险资本偿付数额,保险公司自身决定风险投资的比例以及最低资本偿付能力数额。
3.日本保险公司法律监管研究体系分析
日本政府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是通过金融监督厅来完成的,由于日本政府对于保险业的严格管理,日本保险法对于投资偿付能力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保险公司可进行投资的有价债券主要包括:金钱债券,有价证券,不动产信托等。对于国内有价证券的投资比例限制为3%以内,对于金融厅确定的有价债券和抵押贷款的偿债能力要求可以降低到总资产的1%。同时,为配合日本政府对保险业改革,日本《保险业法》于1998年进行了修订,这进一步加大了日本政府对保险业有价证券投资的监察管理。
二、各国保险公司法律监管研究体系对比分析
1.监管手段不同
各国对保险公司监管主要有三种手段,即行政手段,立法手段,和经济手段。以行政手段进行监管的主要代表国家是日本,所有保险公司的有价证券投资需要经过日本金融检察厅的监察批准方可进行,同时,日本金融检察厅还对资本比率以及资产率进行了详细规定。以立法监管手段为主的代表国家是美国。美国各州及美国保险业协会对保险公司的各方面有价证券投资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这包括投资方式,投资内容,投资额度以及比例方面的限制。除此之外,美国各州还对投资产品质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和规定。使用经济手段进行监管的主要代表国家是英国,虽然英国对于保险业投资的法律监管较为宽松,但是在经济方面制定了详细完备的成文条例和制度,以此起到监管监督作用。由于英国政府只制定法规约束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而具体的投资品种和投资事项由保险公司自行决定。 2.监管模式不同
多数国家对保险也都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除了对投资种类,投资比率进行约束外,还制定了对违法投资的惩罚办法。如美国各州和行业协会制定了相关法规条例,明确规定超过规定投资比例及投资产品品种的保险公司进行不同程度的整改和惩罚措施。但是,英国对保险业投资监管较为松散,除了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风险资本进行立法管理外,对于具体投资品种和投资事项不做过多约束,而是依靠保险公司自律来达到预期效果。
三、不同国家保险公司法律监管体系对我国保险业立法的启示
1.制定符合国情的债权监管管理模式
国际风险资金监管模式主要分为三种,即严格监管,松散监管,和折衷式监管三种形式。由于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市场经济和法律法规还处在发展阶段,应适时使用严格监管模式,当保险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经济达到较为成熟阶段,可以适时调整监管模式为松散式监管,比如英国依靠完善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自律进行了较为恰当的松散式监管制度。
2.我国保险业公司对投资产品和品种要进行适时调整
1．美国的分业监管
美国是典型的分业监管国家。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下简称《法案》)的颁布，标志着当今金融法律己经由规范金融活动过渡到管理和防范金融风险，再发展到促进金融市场主体的联合、竞争和效率。《法案》以“效率与竞争”为立法观念，将数量极为巨大的金融法律法规整合成一个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成为美国金融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给美国金融监管带来了三大变化：
(1)新监管构架基于“金融综合立法”(FSMA)，而非已往的“个别立法”；
(2)美联储(FRB)的监管职能不但没有像英格兰银行那样被剥离，反而被强化，改革后美联储成了超脱监管者(UmbreUa Supervisor)；
(3)新监管体系按“金融服务功能”而非已往的按“金融机构”来分类监管。
在对将来开发新金融产品的监管归属划分上，《法案》做出了相应规定：首先，对是否属于金融商品的审定，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其次，对是否属于证券商品的审定，由SEC负责；对是否属于保险商品的审定，基本上由州保险厅负责，但当OCC认为有关商品属于银行商品并且在解释上与州保险厅发生分歧时，应服从税法规定。
基于《法案》的新金融监管体系确立了监管的权威机构(即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并加强了各监管机构的横向联系，从而形成了双层监管模式，见图1。新金融监管体系很好地克服了旧体系中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监管机构各自为政、相互之间频频发生冲突，无法有效监管不同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金融服务活动的弊端。另外，与旧监管体系不同，新监管体系对金融服务功能进行分类并制定相应监管体制。当一种新金融商品出现时，不同背景的金融控股公司都有相同的经营权，既适应了金融融合的需要，又能够有效地按不同服务功能进行有效监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新的监管体系顺应了金融服务业一体化经营、金融控股化的发展趋势，实现了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为加强本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作了制度上的准备。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分业监管制度。
2．英国的混业监管
1986年英国《金融服务法》的颁布被称为“大爆炸”，有效地改变了英国证券市场的结构，促进了市场的全面竞争，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全面融合的局面。中央金融监管机制出现的大背景，是管理层对系统风险的担忧以及金融混业经营的普及。
英国是世界第一个采用混业监管模式的大金融中心。1997年10月，英国设立了独立的中央金融监管机构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简称FSA)，并在试运行三年后又修订了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inancialServices andMarkets Act 2000)，从2001年12月1日起开始实施，从而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FSA中央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FSA经过几年的运行，基本达到了统一监管、信息共享和缩减监管成本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英国议会于2000~p6月通过了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从法律上明确了FSA的单一监管机构地位，并为所有金融机构提供了单一的、现代的、灵活的、全效的金融监管机制。在与其他金融市场管理者的权力分割和协调方面，英格兰银行具有制定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优先权，但并不当然地成为独立的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监管者；FSA，如前所述，其监管面向的是整个金融市场；再加上英国财政部，三方积极合作，信息共享，以便及时有效地协调和安排各自的工作。从1998年3月开始，三方会议每月举行一次，共同探讨有关英国金融安全的国内外事务。
在英国之后，混业监管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如：日本在1998年6月设立混业监管机构――日本金融监管局(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同年4月，韩国设立极类似英国FSA的混业监管机构。
二、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的比较
当前金融监管体制的问题得到了理论界和监管当局愈来愈多的关柱。多数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是基于传统金融体制的结构而建立的、以专职机构为基础的分业监管组织结构，不同的监管机关各负其责，对应监管不同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种垂直、条块式的监管体制在金融机构业务界限分工明确、清晰的情况下是适应的，但当金融机构业务交叉、融合，尤其是金融集团化成为一个主流发展趋势时，混业金融监管体制对金融集团整体监管的有效性问题便被提上日程。就现今世界范围来看，分业监管依然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而实行混业监管的国家只有十几个，但很多国家正在向混业监管靠拢，准备建立单一的混业监管机构。对这两种监管方式优劣的争论，目前并无定论。
1．混业监管的优势
就目前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来看，混业监管存在着的优势有；
(1)单一的混业监管机构能够更有效地监督金融集团的所有经营，可以更好地察觉不同业务部分潜在的危机，并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
(2)能够避免监管机构和网点的重复，避免有限的专业人员和知识过于分散，有利于基础设施(例如监管信息系统)共享，从而节约成本(如据有关统计，在1999－2000年度，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实行综合监管的成本就低于统一前各监管机构的成本之和)，实现规模效益；
(3)类似地，也有可能带来范围经济效益，即因同时管制不同的职能领域而收到制度成本降低之利；
(4)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能在职责明确固定的基础上，对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防止不同机构之间相互推卸责任：
(5)在日常监管中，单一的混业监管机构可以用更加一致的监管规则和监管标准来加强监管，同时又能更有效地考虑各业务品种的区别；
(6)最后，容易为金融集团和社会公众所接受。对金融集团来说，因为它只要与一个监管机构打交道，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成本。而消费者也不会因为不清楚每个监管机构职权范围，发现问题不知道向何处投诉的情况。
2．分业监管的优势
被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分业监管当然也有其特点，相对混业监管来说，分业监管的优势主要有：
(1)目前的金融控股公司大多是通过各子公司来经营不同的金融业务的，这也就是说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仍保持着重要区别，专业化的监管目标明确，更有利于它们各自的运作；
(2)单一的综合性监管机构将面临较高的协调费用和管
理成本，并可能出现极端的，面对问题时可能会反映迟钝，不但不会产生规模经济，还可能导致规模不经济；
(3)银行业的监管目标主要是审慎(即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保险和证券业的监管目标是规范经营行为、保护消费者，如果把这两种不同目标的监管合并到一个综合性的监管机构，可能会产生理念和行为的冲突，从而不利于监管的有效进行；
(4)多元化的监管模式意味着存在一定程度的管制者之间的竞争，不同的监管者会设法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取有关信息，而在一元化模式下，一些信息渠道可能会阻塞，从而导致损失潜在的有价值信息；
(5)目前实行一元化监管的国家，他们的综合性监管机构内部大多还是以行业为线索进行分工，即在实践中还保留了某些专业化监管的做法，因此对金融控股的监管不一定非得成立综合性监管机构。
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唯一最佳的金融集团监管模式。金融集团监管模式本质上是一个实践问题，监管模式的选择与一国特定的政治、文化、法律、历史传统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例如，美国的监管体制就反映了联邦制政府的特点，即在联邦级金融监管机构之外，州一级的银行或保险监管局也有独立的监管权力。而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显然没有必要设立多家监管机构和分支网点，而是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独立行使对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的综合监管。
三、建立有效监管保险控股公司的基本思路
以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标志，全球金融业务日益向混业经营方向转变，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保险监管模式也日益朝着混业监管的方向演变，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使保险监管受益于银行、证券监管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保险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而目前国内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也日趋加强，银、证、保之间的不断相互融合，已初步形成了三者之间业务渗透、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利用现有市场资源、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对现行分业经营监管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从制度变迁理论看，混业经营是对当前中国金融模式有很强冲击力的金融制度创新，它作为一种由市场和政府共同牵引的“引导性制度变迁”，满足了社会主要利益集团净收益大于零的条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作为金融制度的需求者，不断地以开拓性的努力推进金融创新。而作为金融制度主要供给者的金融监管当局，只有进行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金融监管创新，才能在引导与监管金融系统运行的进程中真正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保护消费者(包括存款人、投资者、投保者)利益，为金融机构混业经营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持。
1．加强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的步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混业经营模式，只有依靠法律法规规范和保障才能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就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法律制度建设而言，首先，要建立、健全中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律体系，这是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条件。具体包括制定、修改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服务业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金融业反垄断法》和《金融机构并购法》等金融法律，为规范化、制度化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提供法律基础。其次，建立、健全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法律体系，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法》，及相关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行政法规和规章，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机构、监管程序、监管范围、监管目标、监管手段和措施、监管责任等等，使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程序化、标准化、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第三，确保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法律制度的前瞻性和稳定性，既保持和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当局的监管灵活性和工作持续性，又能适应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创新的需要。允许满足一定条件的保险机构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并以控股公司为平台并购或投资其它金融行业机构，同时使监管工作依法实行。
2．建立跨行业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实行动态监管
我国的三大金融监管当局已经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定期或不定期地就监管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交流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弥补行业监管部门各自为政的弊病，堵塞监管漏洞。保险监管机关维护保险公司的稳健性的焦点不是保护保险公司不破产，而是通过偿付能力的动态监管，帮助保险公司发现潜在的风险。风险防范也不等于消灭风险，风险和收益的对称性原理表明，承担风险是企业盈利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3．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谨防内部关联交易
混业经营最大的隐患即在于不同金融业务所引发的风险可能会在保险控股公司内部传递，致使整个保险集团陷于危机，而关联交易则是传递金融风险的主要途径之一。例如，保险资金可能会过于便利地进入证券市场，把证券市场上的风险向保险业转移，从而损害投保人的利益，严重的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对此，首先，监管机构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条例，在保险控股公司内部设立“防火墙”制度。这要求对保险控股公司名下各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予以明确限制，即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必须仅限于商业基础之上。对于超过一定金额的关联交易，必须经保险和相关监管机构的专门审批。混业保险公司还必须每月向保监会汇报当期关联交易的全部情况，以便联席会议判断交易是否合法，同时对以前的合法交易进行跟踪监管。其次，保险监管机构应通过设立“CHINESE WALLS”(即中国墙)来阻止各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交流，以防止利益侵占和不公平竞争，如保险公司不能向其证券机构传递有关其客户资信的非公开信息。“中国墙”制度的另一优势在于，监管机构可以依据我国保险产业发展程度以及保险公司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提高或降低“中国墙”的高度，从而达到管理和调控保险混业经营程度的政策目标。最后，要求保险控股公司及时披露自己的组织和重大的内部交易，特别是那些将对集团财务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的内部交易，并监管这些内部交易的规模和水平。
4．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强化监管机构的预防监测能力
以NAIC(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IRIS(保险监管信息系统)和RBC(基于风险的资本管理方法)为代表的保险机构偿付能力风险预警机制已经在世界各国广泛运用，并通过这一系统调整监管方式和方法，及时采取必要监管手段，确保保险机构的正常运行。但是目前我国的保险监管还流于主观性和经验性，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保险公司的风险预警机制。具体而言就是监管部门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项目、格式和口径上报体现偿付能力安全性的各项财务指标，包括责任准备金、理赔支付余额、经营安全性评价标准等。以此为根据，监管机构依照有关的风险预警指标以及相应的指标权数，计算出各金融控股公司的综合得分值，作为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等级依据。监管机构
据此对达不到标准的公司做出警告、限期改正、停业整顿、吊销经营执照等处理。通过上述风险预警机制，保险监管机构就能真正发挥“防患未然”的作用，而不必再扮演“事后诸葛”、“救火队”的角色。
5．加强偿付能力监管
从国际国内保险业发展趋势来看，转向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保障公司经营安全和投保人合法权益的最重要因素，偿付能力监管已成为世界各国保险监管的核心。最近几十年，由于保险业飞速发展，保险公司经营多样化策略、保险公司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以及保险业为弥补承保业务的亏损而进入高风险领域投资，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保险业的风险程度，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变得没有偿付能力而破产，根据Sigma的统计，1978―1994年世界范围内共有648家产险公司丧失了偿付能力。而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引起了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保险业的支付危机已经成为中国未来金融稳定的一大威胁，偿付能力的问题必须要引起保险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从目前来看，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完善制度建设。尽快出台符合保险特点的《保险监管会计制度》，以此为基础编制供保险监管部门使用的财务报告，以便在日常监管过程中谨慎估价保险公司的资产和确定其负债，及时监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2)加强监管手段。针对现行保险监管报表体系的不足，建立一套科学的监管报表信息系统，健全监管指标体系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修订，使其真正具有前瞻性、预警性。
一、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的必要性
保险业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成为必要。保险的自由化表现为保险险种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创新，新险种打破保险与金融、寿险与非寿险业务的界限，保险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如银行信贷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呈现出很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受外部压力或自身发展需要不得不减少甚至取消保险市场准人的障碍，放松对保险业的管制并按国际惯例的原则进行监管。保险业全球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保险业在经济一体化的巨浪下，向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渗透，在国内市场竞争处于极限之际，向海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高额利润来源。
这种趋势意味着一方面跨国保险公司可以在各个国家金融保险市场上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母子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将所获取的利润转移到国外，通过会计技术使得利润来源地国家保险公司的利润变小甚至产生负利润。转移的利润将流向母公司或者是税负较低的其他子公司，导致投资所在国税收流失，而利润流向国也可能因为其税收体系与投资所在国的不同最终致使所转移利润在流向国也无需纳税，造成无税收灰色地带。
国际税法中的转让定价是指跨国公司为了谋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集团内部对货物销售、资金借贷、劳务提供或技术交易、有形财产租赁和无形财产转让等业务制订不同于市场公平竞争的价格或就费用的分摊进行不合理的分配。它不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只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和跨国公司全球利益最大化目标。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就是要使关联保险企业之间的业务定价有章可循，税收在国际间合理分配，同时也有利于维护主权国家正常的市场竞争，保障市场的稳定发展。
二、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的发展综述
关于关联交易和转让定价监管的税法规制，最早始于1915年的英国，随后美国于1917年颁布了类似的法规。20世纪50年代，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fdi)活动日益频繁，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关联交易和转让定价的税法规制不断完善，执法也日趋严格，这些国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可取的经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借鉴美国的做法，于1979年提出了著名的《转让定价与跨国企业》报告，该报告坚持了正常交易原则，并对确定有形财产、劳务、资金及无形资产等方面正常交易价格的方式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1984年，oecd出版了《转让定价与跨国公司：三个税收问题》报告，作为1979年指导方针的补充。而后，oecd对1979年《转让定价与跨国公司》报告进行了修改补充。该补充修订的新的指导方针《对跨国公司和税务当局的转让定价指南》于1995年公布。1996年，该《转让定价指南》又新增了有关无形资产和劳务两章。1997年，oecd《转让定价指南》又吸收了《关于成本分摊的报告》作为第八章。oecd对转让定价问题一般性指导方针对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探讨是持续的和领先的，它以一个全球性知名国际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形式将其基本原则固定下来，对全球的关联交易和转让定价问题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尽管国际上对生产性企业的关联交易与转让定价的监管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相对完备，但是在金融服务领域内对关联交易与转让定价的确定却没有明确统一的观点。迄今为止，对国际保险业转让定价模型的构建仍处在讨论阶段，着手领导这一讨论的仍然是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于2005年6月发表的《保险公司长期外设机构利润分配报告的讨论初稿》（以下简称《讨论初稿》）成为最新研究保险业转让定价的文献。然而该文献重点分析了保险公司所涉及到的主要业务及其功能，对构建一个转让定价体系并没有提出相应的建议。
由于保险业与其他行业有着截然不同的经营特点，因此oecd对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及其功能的论证有助于分析跨国公司内部可转让定价关联交易的主要业务，同时也为进一步完善保险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监管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三、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业务与定价监管
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交易的主要业务，既包括一般跨国公司常见的关联方交易业务，也包括保险公司特有的业务。具体地讲，这些业务主要是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借贷款业务、关联企业之间的再保险业务、母子企业间对无形资产特许权的使用费和跨国保险公司中心服务费。
（一）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借贷业务
融资对保险公司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从监管的角度看，保险公司需要具备一定的保险偿还准备金，满足监管部门规定的偿付能力标准；从评级的角度看，保险公司需要保持一定的风险准备金，以获取稳定或者更好的评级；从经营的角度看，保险公司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对此，保险公司关联方一般通过集团内部的借贷款业务实现资金的国际流动，这也使得借贷业务成为保险公司进行税收筹划、转移税负的一种常见手段之一。
直接签订借贷款合同是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之间借贷业务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实践操作中存在着许多隐性的方式，这些方式也应该归类于借贷业务。常见的隐性借贷业务比如：母公司授权子公司可以使用其资金，使得子公司可以得到更优惠利息的银行贷款；母公司声明子公司可以使用母公司的评级结果，但是出于税收筹划的目的子公司必须为此付给母公司一定的费用。除此之外，财务再保险也是借贷业务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保险集团内部的财务再保险是指母公司与子公司双方约定，一方支付再保险费给另外一方，收取再保险费的一方为另外一方提供财务融通，并对于原保险一方因风险所致损失，负担赔偿责任的行为。因为再保险人融通的资金与保险人整体财务状况有显著关系，且其现金流量应大于保险人传统再保险安排的现金流量，所以实际操作中一般母公司为再保险人，子公司为原保险人。将融资为目的的再保险归类于借贷业务，是因为从目的、手段和效果来看，财务再保险都具有显著的借贷业务特点。
通常来讲，保险公司内部关联方借贷业务的定价都不同于无关联企业间的借贷业务定价。这种差异使得合理避税成为可能，但是合理避税的前提同样要求定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借贷业务中可以通过运用以下因素进行审核与监管，即假设无关联贷方的贷款价值( stand-alone basis)、贷款货币、贷款时间、还款方式、信用风险和其他权利（比如优先还款约定）等。
（二）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再保险业务
再保险主要是指传统的再保险业务，即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承保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再保险的合同关系中，再保险分出人分出一定的保费给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接受人对再保险分出人由原保险合同所引起的赔付成本及其他相关费用进行补偿。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税制存在着许多差别，利用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再保险业务交易无疑可以优化保险集团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可以调整集团内部的财务结构，降低责任准备金压力，甚至可以将仲裁地转移到监管更为有利的地区。
如何界定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再保险交易定价的合理性是保险监管部门和税
务部门的难题。因为大量的临时再保险合同都是针对特定的风险进行定价，使得运用“无关联第三方定价”方法难度较大。国际经合组织《讨论初稿》将再保险的功能定义为无关联两方确保通过一个再保险合同来保证必要的人力和财力，实现再保险交易风险的评估和转移。利用这一定义实现对保险公司内部关联方再保险业务定价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从税收中性原则看很难以通过第三方来证明在什么条件下的人力和在什么条件下的物力对于再保险交易风险的评估和转移为充分的。
实践中采用无关联第三方定价的设想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即不考虑自己投人必要人力和财力的费用，而是考虑转移风险的费用（即预期的可预算风险资金值）。监管部门可要求保险公司提供关联企业间基于风险资金值翔实的，可利于比较的建档定价文件，用于确认转移定价的合理性。
（三）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无形资产的使用费
无形资产对所有服务性企业都有着无可或缺的意义。所谓无形资产包括：使用工业资产（如专利、商标、商号、设计或模型）的权利，文学和艺术财产权利和诸如专有技术、行业秘密之类的知识产权。就保险公司而言，典型的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无形资产交易物包括代表着公司整体实力和信誉统一的商号，使子公司可以更有效地控制风险和保证集团的最大利益的由母公司依借其丰厚实力与经验制定的《保险指南》，母公司设计的用于风险评估、定价等软件程序或者保险合同的样本。
子保险公司使用母公司的无形资产，通常都是有偿的。但是对转让的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应该如何定价，是实务中的难点。在无形资产交易中，一方面很难找到可比交易，另一方面即使找到可比交易，由于无形资产交易时价值难以确定，并且即便当时是确定的，在其后的转让期间中也很可能发生变化，使得其正常交易价格难以确定。无形资产一般缺乏可比财产或交易，评估相当困难，而跨国关联企业为了实现集团内部目标，可以随意地确定无形资产的价格，使得利润来源国税收可能流失。
对保险公司关联企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监管，可以参照各国和国际组织近年来发展的新转让定价方法——比较利润法。比较利润法的基本特征是根据可比的无关联企业之间独立交易的利润水平，而并不是根据价格水平，来决定关联企业内部交易中应得的利润。可比利润法的理论基础是，尽管可比交易的价格可能存在较大差距，但其利润水平却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关联企业利润水平的确定，德国学者knoppe提出关于许可证使用费在许可证所有人和许可证使用人之间利润分配比例公式。该公式认为，支付给许可证所有人的费用应当介于许可证使用人在扣除支付许可证特许费之前利润的1／3到1/4之间。该结论已经被许多实证数据证明是可行的。
（四）保险公司中心服务费
跨国公司习惯于由母公司统一提供某种服务，以节省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典型的中心服务包括定期的会计处理、税务和法律的咨询、信息技术、市场营销和企业运营等管理活动。对于直接单一的服务，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内部都不难用传统的转让定价方法确定交易成本。
保险公司的中心服务还包括保险业务直接由海外关联企业进行承保。对于信用保险、运输保险、d&o保险( director＆officer insurance)、非传统风险转移(altemative risk transfer)和巨灾保险等业务，跨国公司内部往往设有专门统一负责处理承保和索赔业务的机构，为投保人提供最优化的保险方案。基于跨国公司专门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他们所提供的保险方案一般都综合考虑了财务风险转移和税收筹划等因素。
对该类费用的转让定价监管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即税收的归属权和价格的确定问题。由于主要的保险业务都由海外的专门机构完成，而利润来源国的保险公司仅仅负责市场的推广和交易过程的协调，利润来源国如何依据现有法律或国际惯例对本国利润实施征税是问题的症结。许多国家均采用利润来源地征税原则，那么应该将利润来源国的关联企业方看作是跨国保险公司的常设机构。参照《oecd国际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的规定，利润来源国有权对常设机构在该国取得的利润进行征税。由于风险转移主要通过海外专门机构完成，因此看作常设机构的保险公司实际上扮演着保险经纪人的角色。对常设机构利润额确定的合理性，监管部门可以参照国际保险经纪人对相关风险收取的佣金予以评估。
四、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常规监管措施
上文分析了保险公司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重要业务和定价合理性监管的主要方法。本部分将重点从整体的角度分析如何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进行常规监管。基于保险业的特殊性，监管部门转让定价常规监管措施主要包括跨国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转让定价指南、单一业务建档义务与保险公司内部的费用分摊协定的订立与报告。
（一）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
监管部门必须首先要求保险公司建立关联方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将定价体系标准化、定价依据合理化。规范转让定价指南是单一业务建档义务和费用分摊系统的基础。关联方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应当首先将跨国保险公司内部可能出现的各种交易业务进行分类汇总，根据分类汇总的各项业务分析其无关联第三方定价，即规定计价依据，并且保证计价依据与同行业无关联第三方的定价具备可比性。作为转让定价监管的依据，定价指南必须规定单一业务建档义务和费用分摊系统的内容，并且保证关联方内部在实践操作中能够易于执行，保险和税收监管部门在审核环节中有据可依。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业务形式各异，总体来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业务：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投保业务、关联企业间再保险业务、母公司总部精算业务、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会计业务、法律与税务和计算机信息业务，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可能无法涵盖所有的业务，对于内部转让定价指南没有涉及到的业务，保险公司应该通过单独建档加以说明。
（二）单一业务建档义务
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单一业务建档义务的规范。单一业务建档义务主要针对大规模的再保险合同或者大型融资交易。单一建档义务的目的是便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外部审计、税务监管部门的税务稽查和保险监管。单一业务建档需要说明交易双方在法律上和商业往来中的关系，具体采用的定价标准和定价是否与无关联第三方具有可比性。
具体而言，大规模再保险合同的建档需要披露以下要件：包含再保险详细内容的再保险合同、标准的原保险合同、精算定价模型和保费的具体计算方法、足以证明定价具备与无关联第三方交易价格可比性的各项指标。如果保险公司自身存在着与无关联第三方类似的再保险交易，应该将与无关联第三方类似交易的价格模型和合同也一并存档。对于大型融资交易，建档内容应该至少包括以下要件：融资交易合同、公司之间的法律结构和股权结构、交易的基本数据和交易价格具有第三方可比性的各项指标。
（三）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协定的订立与披露
监管部门必须规范保险公司订立内部费用分摊协定和要求严格执行该协定并且予以披露。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包括母公司用于子公司的专属费用或共同费用。专属费用是指专门为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能够全部归属于该归属对象的费用。共同费用是指并非为专门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其费用也不能全部归属于某归属对象的费用。典型的保险公司共同费用例如由母公司开发的集团保险指南(underwriting guideline)、索赔处理软件、公司评级等开销。这些费用一般都由母公司先予以支付，但是母公司和所有子公司都可以从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要求保险公司建立费用分摊系统并且予以披露，就是要确立共同费用在跨国
保险公司内部合理化地分摊，规范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利润分配，提供保险公司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的基本依据。
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我国保险公司投资债券监管管理制度制订起步时间较晚,在组织架构,技能经验等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宏观调控时期,法律法规对保险业证券的债券投资管理较为严格。本文通过对比分析部分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日本)的保险公司证券投资监管制度,及论述其对中国保险监管法规体制改革的启示,为未来中国保险公司投资债券法律监管制度提出改进建议,以满足我国在经济迅速发展中对维护保险资金运用秩序的要求。
一、外国发达国家保险公司法律监管体系的比较研究
1.美国保险公司法律监管研究体系分析
美国各州具有保险立法权,因此,保险业主要由美国各州负责立法并要求各州级保险监管局进行监察管理。当各州无权对某些领域进行立法监管时,由联邦政府进行立法管理。与此同时,各州保险监管局还联合组成了美国全国保险监管协会,提出和制定各种保险管理法律条例以供各州立法机构和联邦立法机构参考。
2.英国保险公司法律监管研究体系分析
英国保险公司监管体系经历了较长的改革历史,形成了较为严格的风险资本偿付能力监管制度,这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与此同时,由于英国成立了保险业行业组织,健全的组织管理制度和企业自身的自律性使得英国保险业在政府没有进行过多的管理下健康迅速的发展。总之,英国保险法律法规对于保险公司的管理较松,公司依靠行业组织条例和自身的自律性,管理风险资本偿付能力,同时,保险公司每年将财务会计报表上交英国工贸部进行审核,英国政府不再进行额外规定限制风险资本偿付数额,保险公司自身决定风险投资的比例以及最低资本偿付能力数额。
3.日本保险公司法律监管研究体系分析
日本政府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是通过金融监督厅来完成的,由于日本政府对于保险业的严格管理,日本保险法对于投资偿付能力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保险公司可进行投资的有价债券主要包括:金钱债券,有价证券,不动产信托等。对于国内有价证券的投资比例限制为30%以内,对于金融厅确定的有价债券和抵押贷款的偿债能力要求可以降低到总资产的10%。同时,为配合日本政府对保险业改革,日本《保险业法》于1998年进行了修订,这进一步加大了日本政府对保险业有价证券投资的监察管理。
二、各国保险公司法律监管研究体系对比分析
1.监管手段不同
各国对保险公司监管主要有三种手段,即行政手段,立法手段,和经济手段。以行政手段进行监管的主要代表国家是日本,所有保险公司的有价证券投资需要经过日本金融检察厅的监察批准方可进行,同时,日本金融检察厅还对资本比率以及资产率进行了详细规定。以立法监管手段为主的代表国家是美国。美国各州及美国保险业协会对保险公司的各方面有价证券投资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这包括投资方式,投资内容,投资额度以及比例方面的限制。除此之外,美国各州还对投资产品质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和规定。使用经济手段进行监管的主要代表国家是英国,虽然英国对于保险业投资的法律监管较为宽松,但是在经济方面制定了详细完备的成文条例和制度,以此起到监管监督作用。由于英国政府只制定法规约束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而具体的投资品种和投资事项由保险公司自行决定。
2.监管模式不同
多数国家对保险也都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除了对投资种类,投资比率进行约束外,还制定了对违法投资的惩罚办法。如美国各州和行业协会制定了相关法规条例,明确规定超过规定投资比例及投资产品品种的保险公司进行不同程度的整改和惩罚措施。但是,英国对保险业投资监管较为松散,除了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风险资本进行立法管理外,对于具体投资品种和投资事项不做过多约束,而是依靠保险公司自律来达到预期效果。
三、不同国家保险公司法律监管体系对我国保险业立法的启示
1.制定符合国情的债权监管管理模式
国际风险资金监管模式主要分为三种,即严格监管,松散监管,和折衷式监管三种形式。由于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市场经济和法律法规还处在发展阶段,应适时使用严格监管模式,当保险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经济达到较为成熟阶段,可以适时调整监管模式为松散式监管,比如英国依靠完善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自律进行了较为恰当的松散式监管制度。
2.我国保险业公司对投资产品和品种要进行适时调整
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投资品种和比例有不同的要求,因此保险公司要根据经济情况对投资比例进行适时调整。比如日本1947年对地方有价证券的投资比例不超过20%,而1998年则对该比例取消了限制。
3.我国应注意结合使用行政,经济,法律等监管手段对保险公司进行调控管理
保险业金融监管必须结合使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其中,由于行政手段主要被用来突发事件和管制外资企业竞争,因此过多使用行政手段不利于市场经济稳定。其次,要加强立法,加强对于违规保险公司处罚力度。我国制定的保险法对于违法期间资金如何处置出现监管真空,而美国保险法则明确规定再取得听证后,保险人可立即处置违规投资资产。因此,我国可借鉴美国相关规定,处理违法资产,这可以更为有效的管理和提高保险公司风险投资偿付能力。
参考文献:
[1]孙祁祥 于小东等:制度变迁中的中国保险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57-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