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状况篇（1）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2-0108-08

健康既是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又是福利或幸福的首要内容。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成员健康状况的普遍改善。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健康状况总是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差异联系在一起的。

在国外，SES与健康的关系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SES与健康的密切联系已被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学术界对此也有所涉及，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足。在此背景下，总结和借鉴国外成果，对于拓展我国的相关研究无疑是有帮助的。

一、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的相关关系

关于SES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早在1950年代就已出现o。早期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将样本按收入水平或受教育程度分组，然后对各组的死亡率进行比较。1970年代以后，严格的经济计量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大量的描述性研究表明，控制住影响健康的其他因素以后，SES与死亡率的相关关系仍然存在。

(一)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状况和健康行为

数以百计的经验研究显示，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状况呈“梯度”特征：与社会经济状况好的人(高SES者)相比，社会经济状况差的人(低SES者)健康状况较差。对于各种各样的健康指标或患病状况，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考察时段，这一规律都成立。总之，SES与健康的正向相关(或与“不健康”的反向相关)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

SES不仅与健康状况相关，也与健康行为相关。良好的健康行为在高SES者中更为常见。相形之下，低SES者由于健康行为方面的欠缺，面临着更高的健康风险。

(二)不同层次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

SES包含不同的层次：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以及地区的。其中，个人与家庭的SES与健康的关系最直接，其次就是社区层次的SES。许多研究表明，个人／家庭的SES和社区／地区的SES都与健康相关。需要指出的是，经验研究中的“社区”范围与生活中的社区范围并不一致。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使用一些统计分区来代表社区，如人口普查中的统计区域、邮政编码所覆盖的区域等。即使如此，除了少数例外，社区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在多数情况下仍是显著的。

(三)社会经济状况，其他因素与健康

在现实中，SES与其他和健康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医疗保险和公共政策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探寻这种交叉关系，对于理解SES与健康关系的性质和制定政策十分重要，故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1　SES，年龄与健康

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不是即时的，而是持续性、累积性的。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儿童时期非常关键。儿时的SES与健康状况是成年后SES与健康状况的基础。有研究表明，儿时家中发生过经济困难的人，成年后长期患病或自认为健康状况不佳的概率较高；儿童时期健康较差者，成年后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显著较低，健康状况也较差。

许多经验证据显示，SES与健康的关系(即“健康梯度”)在生命周期中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对于其变化趋势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2　SES，性别与健康

两性的健康状况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别，SES与健康的关系亦然。一些学者发现，男性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或受教育程度的相关关系似乎比女性更强。

3　SES，种族与健康

种族虽然是一种人口统计学特征，但与SES紧密相联。一些经验研究表明，不同族裔之间的健康差距部分或主要来源于SES差距。那些既属于少数族裔、SES又差的人，健康方面的劣势尤其突出。

4　SES，居住地与健康

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对于SES与健康的关系也有影响。与居住在城市的老人相比，居住在乡村的老人的健康状况与SES相关的程度较低。

5　SES，医疗保险与健康

医疗保险在各国卫生政策中居于核心位置，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医疗保险对健康的影响如何，特别是它对不同SES群体的效果有无区别，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公共医疗保险最为薄弱，对其效果的争议也最大。一些学者发现，公共医疗保险与较差的健康自我评价和较高的慢性病发病率相关。不过，美国公共医疗保险的积极作用可能表现在健康的其他方面，比如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HRQOL)。拥有医疗保险的人，患病后HRQOL改善较快。

除美国外，其他OECD成员国大多已实现公共医疗保险的普遍覆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医疗成本对就医行为的约束。既然低SES者健康状况较差，那么可以预期，低SES者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更高。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低SES者的住院率和与全科医生联系的频率的确较高，但接受手术的比率和与专科医生联系的频率并不显著高于高SES者。这可能表明医疗体系中某些部分(主要是专科医生)未能按照实际需要向全体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简而言之，即使在平等进入的医疗体系中，也有迹象表明不同SES患者所享受到的医疗服务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在非平等进入的医疗体系中更加突出。

6　SES，公共政策与健康

公共政策有可能显著改变SES与健康的关系。例如，为了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美国联邦政府于1960年代向印第安人保留区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据测算，60年代以来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婴儿死亡率差距明显缩小，这种变化有40％可归因于联邦政府的上述公共政策。

二、社会经济状况的度两个

SES的涵义十分复杂，很难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对SES的定义进行深入讨论无疑是必要的，不过，经验研究所面临的更加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度量它，或者说选取哪些指标来代表它。

大量的经验研究使用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来代表SES，这三个指标可以说是度量SES的三大支柱。但这三个指标与健康的关系往往是不一致的，其系数估计值的大小和显著程度可以有很大差异。多数研究者认为SES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并使用了多种衡量指标；但也有研究者只使用了单一的衡量指标。一些研究者使用某一特定的数据集检验了不同SES指标与健康的关系，发现某种指标更“有效”，

但其结论并不具备普遍性。

除以上三个指标之外，财产(Wealth)也是比较常用的SES指标。不过由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财产常常只能用一些容易获得的指标来粗略的代表，如是否拥有汽车，是否自有住房，有几头牲畜等。

为了解决不同指标与健康之间关系不一致的问题，一些学者主张构造复合指标来度量SES。好的复合指标与健康指标的相关度非常高。然而，复合指标有两个缺陷：一是缺乏实际经济含义；二是当不同单项指标之间相关度比较低的时候，复合指标的准确度也比较低。因此，对SES的衡量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有学者主张，应根据被研究人群的具体情况，按照SES影响健康的途径和SES与所考察的健康结果的关系来选择合适的SES指标；或者，使用尽可能多的指标来衡量SES并分别讨论它们与健康的关系，此外还要充分考虑未被观察到的其他SES因素的影响。

三、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

纵观SES与健康关系领域的经验文献，不难看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只有少量研究明确使用“SES对健康的影响”这样的表达方式，大部分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因果关系，一律以“相关”指代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SES与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还在探索之中，因果关系的方向也还没有定论。

(一)SES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

1　因果关系的有无

过去，认为SES与健康之间的相关关系只是一种假象的观点曾颇为流行。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观点是，在同样的健康或疾病状况下，低SES者倾向于觉得自己健康状况更差或病得更厉害，于是被观察到更高的发病率或就医率。需要解答的问题仅仅是为什么低SES者对自己健康的认知更加悲观。但后来的研究证明，包括上述观点在内的“假象”说的各种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与“假象”说不同，“遗传因素”说不否认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但认为这种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第三方因素――遗传因素作用的结果。很可能有某种遗传因素对个人的SES和健康状况都有影响，于是造成两者相关。这可以用双胞胎数据来加以检验，因为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结果表明，遗传因素确实对SES和健康状况有一定的影响，但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不能完全用遗传因素来解释。

2　因果关系的方向

在SES与健康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孰为因，孰为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哪个方向的因果关系是主要的，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要对SES与健康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进行严格的检验，单凭计量技术是无法做到的，要靠满足一定要求的数据。其中一种是时间跨度很大的时序数据，据此可以分析个人早年的SES对很长时间以后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或者早年健康状况对以后SES的影响。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两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都存在。

另一种可用的数据是发达国家高龄老人的调查数据。由于高龄老人都已退休，又大多有公共医疗保险，所以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会影响收入。这就使SES与健康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一项使用美国高龄老人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SES对健康的影响十分微弱。

考察健康状况的变动，而不是健康状况本身与SES的关系，是另一种检验因果关系的办法。一些学者对加拿大劳动与收入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调查初始年份健康状况良好的50岁以上的人，在后续调查中健康状况的变化与其基期SES显著相关。这表明SES对健康具有显著影响。

看来，比较可靠的结论应当是SES与健康互为因果。虽然如此，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都更关心SES对健康的影响，因为健康影响SES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SES影响健康则可能反映了社会不公。后者正是“社会肇因”说的内容。

(二)“社会肇因”说

许多研究者试图从个人致病因素(健康风险)方面寻找SES影响健康的途径，比如研究SES与健康行为的关系。但这却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健康风险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在罹患癌症的风险因素与以前染上肺结核的风险因素可以说完全不同，但这两种疾病与SES的相关关系却没有太大区别。可见，与个人健康行为相比，SES才是健康的基本原因。SES制约着重要资源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由此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多种疾病的后果，从而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这种观点又被称为“社会肇因”(Social Causality)说。

从“社会肇因”说可以得出推论：与容易防治的疾病相比，不容易防治的疾病所导致的死亡率与SES的相关关系比较弱。这一推论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三)SES影响健康的途径

健康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标。探讨SES是如何影响健康的，有助于制定更好的政策，促进社会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增加得很快。

1　SES，社会心理因素与健康

大量文献表明，心理因素与健康有着直接联系，而心理因素在不同SES群体中的分布是不同的。低SES者应对压力的能力较差，容易沉溺于不良健康习惯，从而更易产生健康问题。

为什么对各种压力因素的心理反应模式与SES相关?换言之，社会结构与个人特征是怎样联在一起的?一种有影响的解释是，个人是通过与SES高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来对自身福利状况进行认知的。这种社会比较会给低SES者带来一种“相对匮乏”(Relative Deprivation)感，导致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长此以往就会致病，如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症等。

2　SES，物质因素与健康

与社会心理因素相比，物质因素对SES与健康关系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容易检验。在各种物质因素中，最令人关心的是与医疗系统有关的因素。不同SES患者的医疗可及性是否相同，在医疗系统中是否得到了同等对待，成为经验研究的重点。

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影响患者就医概率的最主要因素是疾病严重程度，但收入和教育状况也有一定影响。一些研究发现，患者的SES与被医疗机构收治时疾病的严重程度呈反向相关。即使在完全平等进入的军队医院中，患者的军阶也与决定做手术时的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患者的SES对医生的表现也有影响。在发达国家，不同SES的患者在就医后对医生的满意度没有区别，但就医后的身心健康状况、医生服务质量指标和住院费用有区别。

3　社会心理因素＋物质因素

SES影响健康的途径一定是非此即彼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在两种不同观点持有者的争论中，双方也都承认另一类因素的作用，只是更强调自己所支持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已。综合考察已有的经验证据，一个稳妥的结论是，SES同时通过社会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影响着健康，只是两类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四、我国的研究现状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我国的研究现状

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差距的扩大和人们健康需求的提高，健康公平问题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经验研究呈加速增长趋势。但其中以SES与健康的关系为主题的研究与国外的丰富成果相比还比较少。

1　主要发现

一些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的SES与健康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医疗卫生资源只与高SES儿童(家庭收入高或母亲受教育程度高)的健康状况显著相关，与低SES儿童的健康状况相关性不显著，说明SES对医疗可及性有影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不同职业地位的人群之间，健康与收入和收入不均的关系存在差别，说明不同的SES指标之间存在交叉作用。

2　主要局限

到目前为止，我国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集中在收入与健康的关系上，其中部分研究的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类似。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反常的结果，即收入与健康呈反向相关。出现这种反常结果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只关注收入与健康的关系，忽视了SES的其他方面。当然，我国研究者强调收入与健康的关系是有原因的。我国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还不高，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也还很不完善，这就使收入成为医疗可及性的主要约束。此外，我国学者十分重视健康不平等问题，现有不少相关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计算健康不平等指标。但健康不平等指标只能显示人群的累积健康指标如何随着累积收入而变化，无法据以分析多维度的SES与健康的关系。

除收入外，考虑其他SES指标与健康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收入并不是SES的唯一标志，其他SES指标和健康的关系可能与收入和健康的关系有所不同。其次，我国的收人数据大多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测量误差比较大，而且一般只能得到现期收入，缺乏用于推算长期收入的信息。而其他SES指标，如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相对而言易于准确测量，相应地，检测出来的其与健康的关系可靠性也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SES与健康(包括收入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只有在严格的数据条件下，使用缜密的分析方法，才能确保检测出来的相关关系是某一方向的因果关系。然而在我国现有的研究中，相关关系常常被不加讨论地宣称为因果关系。

(二)可能的研究方向

改善人民健康、缩小健康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亟须从各个角度开展SES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以便为制定卫生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

1　对SES与健康相关关系的检验

究竟哪些人群对健康风险的抵抗力最差，最需要政策援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现有的研究尚未清楚地揭示出SES与健康的关系，需要使用更广泛的健康指标和SES指标以及不同人群的数据，重新、反复加以检验。此外，SES与年龄、性别、民族等因素的交叉作用也非常值得研究。

2　SES，医疗保障与健康

医疗保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它与SES和健康的关系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改革效果的评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而在评价中引入SES视角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及时发现改革中的不足，修正下一步改革方案，我们需要知道SES与医疗保障状况是否相关，以及医疗保障对SES与健康的关系有何影响。

3　SES，城乡差别与健康

巨大的城乡差别在我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根据我国的国情，城乡差别已不能单纯视为居住地或户口登记类别上的差异，而应看作SES的内容之一。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距有多大，SES的其他方面与健康的关系有无城乡差异，居住地重要还是户口登记类别重要，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4　社区／地区SES与健康

地区差异也是我国现阶段的突出问题，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资源分布状况很不均衡。在更小的范围内，社区之间差异也很明显。研究社区／地区SES与医疗资源和健康有何关系，对于我国建设基层医疗体系、改善医疗服务提供很有意义。我国已有一些研究涉及了这个问题，但它们使用的大多是加总数据，从中无法看出社区／地区SES与个人健康的关系。

社会经济状况篇（2）

今年来，随着中央、省、州、县、乡各级党委、政府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贯彻落实，我村在经济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增收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促进了本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一)农业生产情况。全村主要是以畜牧、种植产业为主，产业发展比较滞后。2018年，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32万元，年末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1050元，其中：来源于农业方面的收入25万元，在全乡4个村中处于中等水平，是典型的山区农业村。1、从业人员分布情况。现全村共有2053人，其中：男性1211人，女性842人，18岁以下人数为264人，18—60岁之间人数为1567人，60岁以上人数为222人，劳动力人口数为1567人。根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全村1567人劳动力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农业人口有1193人，占劳动力总人口的76%;从事二、三产业的为374人，占劳动力总人口的32%，其中：23人从事交通运输业，35人从事批发与零售业，316人从事其他行业。

2、产业结构情况。农业产业结构中主要以“玉米、油菜”种植为主。以2018年为例，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3210亩(含复种指数)，其中：粮食播种面积2530亩，总产量63.25万公斤，在粮食作物中以玉米、油菜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是以大豆、生姜为主，以林果业为补充，畜牧业以养猪场和分散喂养猪、牛、羊和鸡为主。

3、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截止今年12月上旬，建设有乡村公路1条，约7.8公里，一事一议项目通组公路硬化正在建设中;现有田间道路25条，约10公里，全部道路均为泥巴路;水利设施建设上，坝塘共8个，小水池120个，沼气池80口。

(二)、有关农村政策的落实情况。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全村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全村基本实现组组通公路、通电、通电讯。现交麻组建有1个科技文化活动室;全村享受农村低保252户1003人，困难户基本上得到救助，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合人数1847人，参合率90%;全村有17 户农村危房改造户，目前改造工作已全部完工;建有中小学1所，适龄儿童入学率100%，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三免一补”政策已落实到位;农村税费综合改革以及相关惠农政策、措施，也逐步得到落实。

社会经济状况篇（3）

在当地,我们分别采访了村委会领导和许多当地村民。组员们用自己礼貌的态度和真挚的感情令村民对我们敞开了心扉。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在采访工作结束后,我们却得到了两种完全不用的信息。一方面,是代表官方的村委会领导发表的说辞,另一方面,是来自广大基层群众反馈的信息。

首先我们前往的是该村的村委会，这栋二层小楼与周边还比较落后的景象相比格外惹眼，宽敞的办公会议室和不斐的红木家具让我们不禁感叹这还只是一个村级政府。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职务类似助理的工作人员，他向我们介绍到：**村从20xx年开始经济结构调整。到目前，已经发展成以矿山开采和矿石深加工为支柱产业，农作物种植为第二产业以及少量第三产业为辅的经济结构。**村背靠塔山，矿石开采以大理石，汉白玉，红砂岩为主，在就地加工后可制成各种石雕，板材，玻璃，胶水等，成品在销往北京市区、河北省等地的同时还出口到中国台湾和日本。农业作为第二产业，种植作物有玉米和小麦两种，并有少量果树。第三产业是一些企业，有月饼厂，箱包厂，福利纸箱厂，为全村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有一定创收。

村里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流动人口较少，并且贫富差距不大，人均年收入5600元上下，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谈到**村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时，村为会领导告诉我们，07年5月市政府出资已经修好了一条贯通全村的水泥路为大家出行提供方便，今后将继续加紧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除旧建新，即以村委会出面的形式，由投资商出资为村民推除旧房每户建起一座二层别墅，将村民住宅集中，空出的宅基地用于建设企业厂房，发展如物业公司的第三产业经济，以解决住房问题，增加就业机会。

在村委会采访的近30分钟的时间里，通过领导给我们的信息，最大的感觉就是这里人民的生活正在向小康迈进，这里的未来充满希望。尽管现在并不富足，但是在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实现小康只是时间的问题。

走出村委会，我们走进村子先看到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水泥路，路旁的砖房还算整齐，我们就选择从这里开始采访村民。

村民对我们很友好，我们在攀谈中提到想核实一下村委会告诉我们的信息是否属实，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给了我们这样的答复：全村几乎所有的经济来源就是农作物种植，品种有玉米和小麦。土地资源匮乏严重，人均不足4分地(4分地约为150平方米)。一年一收，但因村里的灌溉用井被村委会所有，灌溉成本高于农作物实际收益，35元/小时的价格令农民难以接受，所以农田生长只靠自然降水。这样一来每年打下来的粮食仅够自足，基本没有富余的粮食作为商品粮出售来增加收入，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而村领导所说的矿石开采和加工厂到了群众这里则表示前几年这里的矿山和加工厂都已经不属于本村，矿石开采被一个叫天龙集团的公司买走，加工厂也已经卖给了外村。然后我们说到种田没有既然没有农业收入那生活怎么办，一位老人说农闲时村里的轻壮都会出去打工，务工的地点一般也不会太远，基本都在大石窝的石材加工厂里。农忙时回家的人也不多，这样一年下来，人均年收入4000元上下，和村领导给出的信息有一定差距。除此以外，村里的月饼厂以为经营不善已经出售，对面的福利纸箱厂也早已倒闭，所谓的第三产业只不过是两三家条件破败的小商店。其他人还告诉我们，村里的这条水泥路是今年五·一修好的，刚过一个月，路面就出现裂痕和掉渣现象，据说这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由政府拨款建设的。而我们看到应该是水泥筑成的路面里却不合比例的混进大量沙子和石头。紧接着。村民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从我们面前路过后马上催促我们赶快离开，这是村委会的人。无奈之下我们继续前进，和不远处的一个的看着摊子的老奶奶了起天来，说明来意后老人家说，现在家里没有任何耕地，5个孩子全部在市区打工，每个月依靠儿女寄回来的一点生活费度日，摆这个摊子卖的都是一些很便宜的糖果，因为村里的小孩子很多，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玩的东西，也是为了给自己无聊的生活一个精神的寄托。

调查进行了刚刚不足一个小时，我们的心情越发沉重。我们发现，在北京，还有的地方的生活水平和我们有着天壤之别。于是下一步，我们准备前往村民所说的已经被收购的矿山去看一看。

沿土路一直走，会看到地面上很多的还未雕琢的汉白玉原石，继续走，就是一个废弃的汉白玉加工厂，厂房外面有废弃的石坯和吊装设备，这些都紧邻一个沙石厂，但因为工人们似乎并不欢迎我们的到来，所以只好放弃了对这里的采访计划。在靠近山脚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些堆砌的红沙石，原来这是一个开采和初加工一体的厂。就在碎石机前，这里的老板告诉我们：红沙石的主要部分是表面的红沙，可制成胶水，玻璃等，中间白色石 头部分主要用做雕刻。这个的几个工人和老板并不是本地人，靠把原石粉碎后出售红沙的初加工来赚取利润。几年前从村委会手中买来了这里红沙石的开采权，每年只向村里缴纳少量的费用。在正常使用炸药开山炸石的情况下，两台碎石机年产量约为16000吨，可是炸药的使用越来越受到限制，并且工人工资，运输费用也不断上涨，进而影响了产量，现在的收入也只能勉强支撑。负责深加工的厂子都设在周遍的村子，在**目前还没有。

走出采石厂，在来时的路上我们遇到一位放羊的大爷，听口气估计是位老红军。因为没有土地，所以只好以放羊糊口，他向我们感叹：哪个农民不想老老实实种地，但是共产党把我们活命的根子都拿走了，本来就不多的土地都拿去建厂，最后落得工厂没建起来耕地也没了。我的这些羊有二十多只，连填饱肚子还是困难呢，拿什么去提高生活水平。想想时候的领导们都是怎么为群众服务的，现在的干部，老人也只能摇摇头。再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老人的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深刻：“谁要是占了共产党的便宜，算谁厉害”。从话语中，透出对当前一些领导的强烈的不满。

社会经济状况篇（4）

抓住工业经济不振这个症结，**市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全党抓经济、重点抓工业、突出抓民营、集中力量抓项目”的经济工作思路，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把全市上下力量统一到工业立市、工业兴市、工业强市上来。一是通过扩大招商引资借助外力，推进项目开发和建设。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振兴的载体，把招商引资作为项目建设的突破口，连续两年确定为招商引资年和项目建设年，采取了一系列引商、安商和富商的政策措施，**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开放度和吸引力极大提高。2004和2005两年中，先后有福州、江阴、台州等70多个团组专程前来考察洽谈，先后有华电集团、大连海昌集团、新希望集团、中国蓝星化工集团、河北宝硕集团、广东华泰铝轮毂公司、新加坡丰益集团等几十个大企业、大集团与**市合作开发建设了60万千瓦发电机组改造、港粮小区开发、黑龙化工产权改革和新产品开发、农用塑料生产基地建设、铝轮毂生产线改造、30万吨水稻加工及产业化基地建设等众多大项目。2003年以来，全市新建千万元以上项目102项，总投资149.5亿元，截止2005年9月完成投资119.6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9个，总投资额126.5亿元，已完成投资97.7亿元。这两年是**历史上项目建设规模最大、投资额最多的时期。二是通过搞活现有企业增强内力，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针对改革滞后、技改不足问题，**加快了企业改革、改组、改造步伐。一方面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把活力增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开放式招商改制为主要形式，以职工安置为着眼点，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对佳纺、亚麻、糖厂、精编厂等一批积重难返的企业实行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2003年以来，全市先后有203户企业列入了改革计划，目前已完成改革40户，另有70户企业已进入实质性操作程序，先后剥离不良贷款141亿元，一大批企业以民营姿态重新进入市场，重现了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加快企业改造改组，把实力做大。充分利用原有产业基础，集中力量抓电机厂、煤机厂、啤酒厂、迪尔佳联、佳星玻璃等一批重点企业调整改造，扶持骨干企业做大做强。电机和煤机等几户重点企业，几年来改造项目投资均已过亿，企业技术装备、产品结构不断更新，生产能力和销售收入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发展。2002年煤机公司掘进机综合生产能力50台，今年已突破200台，销售收入由1亿元增长到5.5亿元；电机公司2002年生产能力85万千瓦，今年已突破400万千瓦，销售收入由1亿元增长到8亿元以上；迪尔·佳联农机今年的销售收入也由去年的3亿元一举突破6亿元。这些重点企业生产能力、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均已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排头位置。同时，积极发挥骨干企业的龙头拉动作用，发展配套经济、循环经济、集约经济，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做大产业。目前，装备制造、绿色食品、医药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已初具规模，主导产业集群已成为**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三是通过开展全民创业培植新力，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步伐。针对民众创业意识不强，民营经济弱小的实际，2003年下半年以来，**市组织开展了“全民创业行动”，通过全方位开拓创业领域、开展创业培训、能人牵动、建立鼓励创业的政策支持体系等多种措施，激发了民众创业激情，活跃了创业氛围。两年来，全市上下涌现出创业小老板3000多名，带动就业4万多人，激活民间资本4亿多元。“创业行动”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全市民营企业发展到1394家,产值超千万元的有120户,超亿元的有15户。2005年上半年，全市民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5.6亿元，实现增加值11.3亿元，实缴税金1.0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6%、24%和14.7%，成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力合一”使**市项目开发建设蓬勃兴起，工业经济迅速发展。2003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利税等指标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今年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3%，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全市工业利税总额同比增长44.4％，工业经济呈现十几年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

“要把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经济优势，必须围绕农业抓工业、围绕工业抓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市创新农业发展思路，农业在工农互动、两业双赢中展翅腾飞。

按照“两个围绕”的发展思路，几年来，**市以工农互动为主体，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坚持打绿色牌、走特色路，推进农业主辅换位，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和庭院经济，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扩大农产品转化总量为目标，坚持把龙头企业建设作为推动工农结合、城乡联手的战略突破口，加速建设辐射面广、牵动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经济效益好的龙头企业群。引进的山东金锣集团形成了每年屠宰加工生猪60万头、肉鸡1200万只的生产能力，带动全市生猪生产每年平均以20%以上速度递增；引进的国内著名大型乳品加工企业上海光明乳业集团形成了日加工鲜奶300吨生产能力，一年内拉动全市奶牛存栏量增长了8倍；扶持的鸿源米业、一季良品米业等一批稻米加工龙头企业，培育出“孙斌”牌大米等驰誉全国的著名品牌。目前，各类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已达960户，其中规模以上龙头企业增加到60户，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参与龙头企业经营的农户达5万多户，已形成了肉制品加工、优质米、酒类等14条具有代表性的农业产业链。开发投资10亿元的30万吨酒精项目、投资9.8亿元的60万吨玉米深加工和投资2.2亿元的60万吨大豆深加工等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也即将着手实施，这些项目投产后必将推进**市农业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随着“两个围绕”总体思路的不断实施和深化，**市农村经济高歌猛进。2003年以来，累计转移劳动力近26.9万人；畜牧业在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已经由21.6%提高到35.5%；全市经济合作组织已发展到875个，辐射带动农户8.5万户；今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2.35亿斤，粮食产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漫长的边境线和众多的口岸群体，构成了**对俄开放和江海联运大通道优势。凭借优越的地缘条件，**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谱写着对外开放、经贸富市的华章。

**有5个国家一类水运口岸、1个国际空港和2个公路港口，处于对俄开放的前沿。几年来，**市积极开拓大通道，发展大经贸，开发旅游业，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在对俄大通道建设上，水路开通了**至哈巴罗夫斯克、抚远至哈巴罗夫斯克、同江至下列宁斯阔耶、富锦至下列宁斯阔耶水上运输航线。陆路通道建设了同江铁路、同抚公路，开通了**经同江至比罗比詹陆路通道，即将投建抚远乌苏镇至俄卡扎镇陆路冬季过货通道，目前已经两国政府批准；投资3.4亿元建设同江哈鱼岛—俄罗斯下列宁斯阔耶黑龙江铁路大桥，目前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即将落实开工。空中航线继开通**-北京航线后，今年又开通了**-大连-烟台、**-上海-广州航线。抚远、同江、富锦港口进行了改扩建，口岸过货能力不断增强。2003年以来，对外贸易成番论倍增长。2005年前三季度，**市完成进出口总额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3.4%，其中进口完成1.4亿美元，同比增长49.2%；出口完成4.3亿美元，同比增长228.8%，全年进出口总额可突破7亿美元大关。**市十分注重以贸兴业，积极建设对俄加工园区和基地，发展外经贸主体和经济技术合作项目。针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丰富的资源，在各口岸城市建成了一批对俄出口基地和加工园区，几年来园区规模不断扩大，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同江木材加工园区己形成年加工100万立方米的能力，抚远、富锦的木材加工园区也都己正式投入生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进一步增加。2005年前三季度签订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项目16项，合同金额达3.4亿美元。对俄经贸主体队伍不断壮大，截止2005年9月末，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已增加到108家，营业额超千万元的己达18户。在发展外贸经济的同时，**按照旅贸结合的路子，全力推进湿地生态游、界江游、边境游和境外游，开通了18条对俄旅游线路，**正逐步发展为新的旅游热线。

社会经济状况篇（5）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0-01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国家建设新农村提出的指导思想。新农村就是要农民致富。农民致富首先要做到农业产值的增长。要想真正地建设“新”农村，就必须要强硬地改变去该改变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改变淘汰的产业结构，真真正正地做到为农村服务，为农民服务。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能否合理地运用这个资源，既能保证农民致富，又能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是新农村发展的目的。中国南北有差异，东西也是差距明显，不可能向70年代那样，农业学大寨。必须立足于本地农村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特点，发展属于本地区特色的农村产业化经济。

新农村建设，从本世纪初就提到了发展日程上，农村，农业，农民是支持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纵观中国农村发展历史，中国的农业显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国际上看，中国农业的发展又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位置，相比较非洲等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国的农村经济还是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但跟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又相对落后于这些国家。显然，我们不能因领先于其他国家而沾沾自喜，更应该看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样才会使中国的农村发展得到更快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就是党与国家看到差距之后提出来的。

到底该如何把农村建设真正过度到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中，而到底新农村建设该如何创新，近几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改革。

首先，在政治思想上，建立和谐新农村，让和谐的理念深入人心。和谐社会是目前中国的社会改革目标。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和睦，协调，人人平等，以及诚信的社会。近年来，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不安定因素，如云南昆明的砍人案，新疆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等，这样就会有人发问了，这样的社会能安定吗？是和谐的吗？的确，这些因素的确是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所以更需要和谐社会的观念深入到人心。农村占据了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比重，农民更是占据了中国人口的绝对比重。和谐的观念能否普及，农村的普及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诚信的建设是非常需要的，诚信是一种文化建设，诚信程度决定了农村建设的精神面貌，假设人人讲诚信，那和谐社会何尝建设不了？

第二，坚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人为本。人民群众是新中国成立的中坚力量，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新农村建设正是迎合以人为本而提出的。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从基本上解决某些地区的经济困难，而是让中国所有农村都能达到小康，也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之间的发展的不平衡，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中国农村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农村之间的差距。

第三，给予农村经济上的扶持。经济上扶持不仅仅上经费上的支持，还可以是技术上的，人力上的支持。从新中国成立后，让土地回到农民自己手中，农民成为了土地的真正的主人。国家与社会也一直在探索一条属于中国自己农村发展的道路。中国与美国等一些国家不同，虽然占据了960万公里的领土，但也必须考虑到中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中国也有大部分的沙漠，高原等不能进行种植，而真正能利用的土地分配到农民手中的土地也是屈指可数。种地种不出钱，是目前中国农村面临的重大难题。近年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让农民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就这样也就只能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想盈利，又是新的问题。所以国家逐渐在经济上为农村提供必要的支持。比如对小麦种植每亩补贴费用，或者天灾后给予一定的损失赔偿，或者给予某些农村派遣科学人才，根据土地情况选择种植作物。国家也争取在短时间内让农民的人居收入从3852元升到6000元。

第四，要致富，先修路。这一观点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交通能否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个村的经济状况。一个农村有多大的发展前景，如果没有便利的交通进行运输疏导，那也只能坐拥好地势，而招商引资等经济发展也只能是一种空谈。国家在交通建设上也为农村提供了很多的经济支持。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国家也为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文化建设设施，从而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搞上来，那农村的和谐建设也就水到渠成了。

新农村建设反应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新农村的建设程度能够反映中国基本经济状况。如果占据中国人口绝对比重的农民全部富裕了，那中国的经济生产总值也会有很大程度上提高，这也进一步代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新农村的发展，要综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三方面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的进行着的。政治是上层建筑，只有在政治上达到和谐发展和民主发展，才能使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得到提高。而经济作为物质基础，对政治和文化发展也能起到能动的反作用。文化作为一种隐形的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化的程度高低，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也会起到推动或抑制作用。要想真正做到文化的普及，农村素质教育的普及是首要的前提，保证农村青少年都能接受先进的科学教育。

新农村的建设，就是要把农村的房屋建设和基本设施建设进一步的有所改善，农村发展的环境得到优化，农民的文化和科学等素质得到升华，农民的精神面貌得到提高。这是构建新农村的要求范畴。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首要措施，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全面实现我国人口全面小康的要求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田荣.论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的完善[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8）.

社会经济状况篇（6）

“无工不富，**要大发展，必须首先集中全力解决工业经济的发展问题。”按照市十次党代会的部署，全市“三力合一”，打响了抢抓机遇、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攻坚战。

抓住工业经济不振这个症结，**市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全党抓经济、重点抓工业、突出抓民营、集中力量抓项目”的经济工作思路，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把全市上下力量统一到工业立市、工业兴市、工业强市上来。一是通过扩大招商引资借助外力，推进项目开发和建设。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振兴的载体，把招商引资作为项目建设的突破口，连续两年确定为招商引资年和项目建设年，采取了一系列引商、安商和富商的政策措施，**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开放度和吸引力极大提高。2004和2005两年中，先后有福州、江阴、台州等70多个团组专程前来考察洽谈，先后有华电集团、大连海昌集团、新希望集团、中国蓝星化工集团、河北宝硕集团、广东华泰铝轮毂公司、新加坡丰益集团等几十个大企业、大集团与**市合作开发建设了60万千瓦发电机组改造、港粮小区开发、黑龙化工产权改革和新产品开发、农用塑料生产基地建设、铝轮毂生产线改造、30万吨水稻加工及产业化基地建设等众多大项目。2003年以来，全市新建千万元以上项目102项，总投资149.5亿元，截止2005年9月完成投资119.6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9个，总投资额126.5亿元，已完成投资97.7亿元。这两年是**历史上项目建设规模最大、投资额最多的时期。二是通过搞活现有企业增强内力，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针对改革滞后、技改不足问题，**加快了企业改革、改组、改造步伐。一方面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把活力增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开放式招商改制为主要形式，以职工安置为着眼点，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对佳纺、亚麻、糖厂、精编厂等一批积重难返的企业实行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2003年以来，全市先后有203户企业列入了改革计划，目前已完成改革40户，另有70户企业已进入实质性操作程序，先后剥离不良贷款141亿元，一大批企业以民营姿态重新进入市场，重现了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加快企业改造改组，把实力做大。充分利用原有产业基础，集中力量抓电机厂、煤机厂、啤酒厂、迪尔佳联、佳星玻璃等一批重点企业调整改造，扶持骨干企业做大做强。电机和煤机等几户重点企业，几年来改造项目投资均已过亿，企业技术装备、产品结构不断更新，生产能力和销售收入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发展。2002年煤机公司掘进机综合生产能力50台，今年已突破200台，销售收入由1亿元增长到5.5亿元；电机公司2002年生产能力85万千瓦，今年已突破400万千瓦，销售收入由1亿元增长到8亿元以上；迪尔·佳联农机今年的销售收入也由去年的3亿元一举突破6亿元。这些重点企业生产能力、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均已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排头位置。同时，积极发挥骨干企业的龙头拉动作用，发展配套经济、循环经济、集约经济，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做大产业。目前，装备制造、绿色食品、医药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已初具规模，主导产业集群已成为**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三是通过开展全民创业培植新力，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步伐。针对民众创业意识不强，民营经济弱小的实际，2003年下半年以来，**市组织开展了“全民创业行动”，通过全方位开拓创业领域、开展创业培训、能人牵动、建立鼓励创业的政策支持体系等多种措施，激发了民众创业激情，活跃了创业氛围。两年来，全市上下涌现出创业小老板3000多名，带动就业4万多人，激活民间资本4亿多元。“创业行动”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全市民营企业发展到1394家,产值超千万元的有120户,超亿元的有15户。2005年上半年，全市民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5.6亿元，实现增加值11.3亿元，实缴税金1.0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6%、24%和14.7%，成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力合一”使**市项目开发建设蓬勃兴起，工业经济迅速发展。2003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利税等指标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今年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3%，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全市工业利税总额同比增长44.4％，工业经济呈现十几年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

“要把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经济优势，必须围绕农业抓工业、围绕工业抓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市创新农业发展思路，农业在工农互动、两业双赢中展翅腾飞。

按照“两个围绕”的发展思路，几年来，**市以工农互动为主体，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坚持打绿色牌、走特色路，推进农业主辅换位，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和庭院经济，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扩大农产品转化总量为目标，坚持把龙头企业建设作为推动工农结合、城乡联手的战略突破口，加速建设辐射面广、牵动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经济效益好的龙头企业群。引进的山东金锣集团形成了每年屠宰加工生猪60万头、肉鸡1200万只的生产能力，带动全市生猪生产每年平均以20%以上速度递增；引进的国内著名大型乳品加工企业上海光明乳业集团形成了日加工鲜奶300吨生产能力，一年内拉动全市奶牛存栏量增长了8倍；扶持的鸿源米业、一季良品米业等一批稻米加工龙头企业，培育出“孙斌”牌大米等驰誉全国的著名品牌。目前，各类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已达960户，其中规模以上龙头企业增加到60户，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参与龙头企业经营的农户达5万多户，已形成了肉制品加工、优质米、酒类等14条具有代表性的农业产业链。开发投资10亿元的30万吨酒精项目、投资9.8亿元的60万吨玉米深加工和投资2.2亿元的60万吨大豆深加工等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也即将着手实施，这些项目投产后必将推进**市农业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随着“两个围绕”总体思路的不断实施和深化，**市农村经济高歌猛进。2003年以来，累计转移劳动力近26.9万人；畜牧业在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已经由21.6%提高到35.5%；全市经济合作组织已发展到875个，辐射带动农户8.5万户；今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2.35亿斤，粮食产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漫长的边境线和众多的口岸群体，构成了**对俄开放和江海联运大通道优势。凭借优越的地缘条件，**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谱写着对外开放、经贸富市的华章。版权所有

**有5个国家一类水运口岸、1个国际空港和2个公路港口，处于对俄开放的前沿。几年来，**市积极开拓大通道，发展大经贸，开发旅游业，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在对俄大通道建设上，水路开通了**至哈巴罗夫斯克、抚远至哈巴罗夫斯克、同江至下列宁斯阔耶、富锦至下列宁斯阔耶水上运输航线。陆路通道建设了同江铁路、同抚公路，开通了**经同江至比罗比詹陆路通道，即将投建抚远乌苏镇至俄卡扎镇陆路冬季过货通道，目前已经两国政府批准；投资3.4亿元建设同江哈鱼岛—俄罗斯下列宁斯阔耶黑龙江铁路大桥，目前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即将落实开工。空中航线继开通**-北京航线后，今年又开通了**-大连-烟台、**-上海-广州航线。抚远、同江、富锦港口进行了改扩建，口岸过货能力不断增强。2003年以来，对外贸易成番论倍增长。2005年前三季度，**市完成进出口总额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3.4%，其中进口完成1.4亿美元，同比增长49.2%；出口完成4.3亿美元，同比增长228.8%，全年进出口总额可突破7亿美元大关。**市十分注重以贸兴业，积极建设对俄加工园区和基地，发展外经贸主体和经济技术合作项目。针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丰富的资源，在各口岸城市建成了一批对俄出口基地和加工园区，几年来园区规模不断扩大，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同江木材加工园区己形成年加工100万立方米的能力，抚远、富锦的木材加工园区也都己正式投入生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进一步增加。2005年前三季度签订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项目16项，合同金额达3.4亿美元。对俄经贸主体队伍不断壮大，截止2005年9月末，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已增加到108家，营业额超千万元的己达18户。在发展外贸经济的同时，**按照旅贸结合的路子，全力推进湿地生态游、界江游、边境游和境外游，开通了18条对俄旅游线路，**正逐步发展为新的旅游热线。

社会经济状况篇（7）

作者简介：向玉成（1969-），男，四川南部人，四川旅游学院旅游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与社会、藏学。四川 成都610100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设川滇边务大臣， 统辖四川打箭炉厅（今康定）及所属各土司和西藏的康部，1912 年改为川边经略使，1914 年以其地为川边特别区，1939 年并入西康省。故“川边”为近代中国西南一个重要的“特别区”，因处于地缘政治、国家、民族、地理等多元因素交接处，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之“另议专条”签订后，外国人纷纷涌入这一地区。近代外国人对川边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实地考察记载，实乃一座巨大的资料宝库。许多外国人留下的实地考察资料和文著，翔实甚至“琐碎”地记载了大量关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宗教、民俗、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资料，作为原始素材和第一手资料，对于我们采用中外文资料互证的方法研究川边近代经济史，具有重要作用。较之国人对川边社会经济生活的记载，近代外国人的考察记载丰富细致，价值甚大。本文结合相关中外文献资料，主要从茶叶贸易、货币问题、乌拉制、社会经济生活四个方面加以述论，以窥外国人笔下近代川边社会经济状况之概貌。一、茶叶贸易关于近代川边的经济状况，可以说外国人首要关注的就是作为中国藏区最大宗贸易商品的川康藏茶叶贸易。1868年入川边游历考察的英国人古柏（TTCooper）对沿途数量庞大的运茶队伍和川康藏茶叶贸易的巨大规模，有十分形象的记述：“在进入通往打箭炉的峡口时，我们超过了一队将近200人的从雅安运茶到打箭炉的队伍。在路上我已经发现过有着数百人的长长的运输茶叶的背夫……政府官员许诺他们的日工资由平日的一百文涨到二百文。在陡峭的二郎山山峰脚下的大渡河岸边的羊肠小道上，长长的运输队伍的侧影看上去犹如一道风景线。每个男子平均背负八包茶叶，即72公斤，但其中也有背负十二包的，大约109公斤。”[1]（P244）1917年曾入川边游历考察的奥地利人斐士（Fischer，Emil Sigmund）在其书中，参考了贝尔（Charles Bell）、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和孔贝（GACombe）等人的著述，对打箭炉的川藏茶叶贸易记载颇详，说每天都有上千人奔走于运茶路上，在打箭炉看见上千头运送砖茶入藏的牦牛准备出发翻越折多山。[2]（P80）

论者认为，近代英国势力入藏力争之川边，正是川藏间的经济命脉与交通枢纽。有学者主张“中英烟台条约”的另议专章绝不是英公使威妥玛的神来之笔，而是随着印度茶业的蓬勃发展，在谋取印茶销藏利益的推动下产生的。这样的分析是很合情理的。1868年古柏的康区之行，对打箭炉及川茶入藏有了极深的了解，他知道打箭炉有48家锅庄（茶叶交易行栈），四川商人在雅安、名山、荥经、天全、邓州、灌县等产茶区收购茶叶后运到打箭炉锅庄等候买主，来自西藏、青海、云南、陕西及本地茶商则云集于此采购完税运出。古柏除了自己的考察外，又得到法国驻打箭炉教区主教丁硕卧（Joseph Mary Cheruveru，即肖沃）的协助，对川茶运销情形及利润有更深的了解，回印后他向英属印度政府提出了报告，主张：（1）在重庆、打箭炉、巴塘、大理、拉萨设置英国商馆，贯通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2）针对当时英属印度政府争论不休的议题：是取道云南进入中国西南还是取道西藏，古柏提出西藏-四川-长江流域线；（3）茶叶是打通西藏线的有力武器，印茶若能取代川茶，英国将获巨利；（4）西藏政局不稳，俄国已向中国西北推进。古柏的提议在英属印度政府中引起巨大反应，八年后，即1876年（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英国取得了云南边境通商权，打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重庆等五口通商、驻扎领事及长江航行与停泊权；条约中还另附专条，允许英人取道青海、甘肃、四川入藏探访。[3]（P90-91）

英国领事谢立山（Hosie Alexander）实地考察并专门研究过19世纪末打箭炉在中国内地与西藏贸易中的宏观经济数据。在《1881年中国内地与西藏贸易分析》中，载有其统计数据如下：

（中国两，1两=4-5先令）统计者187910000000600000（160000英镑）贝得禄1881-600000（150000镑）谢立山18832000000225000德格丹188913500000-柔克义1898-1100000（200000磅）李顿190411377333948591谢立山上述统计数据，对于我们研究清季川康藏之间的贸易问题，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二、货币问题19世纪末英国在东印度公司制造的“印度卢比”与清廷“四川藏元”在藏区展开较量，成为近代史上有名的货币之战。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政府在西藏设立铸钱局，由驻藏大臣亲自督造银币“乾隆宝藏”，以铸造统一官钱取代外币，西藏地方政府则经过中央的批准制造一种“章卡”币。咸丰年间，由于银料匮乏，宝藏币便不再年年铸造，而在民间流通较广的章卡币，由于“自国库拨给的白银所铸造的章卡币均被前藏方面回炉，数年后章卡币变得极少”。西藏货币制度的弊端已严重影响了藏人的生活，这使“印度卢比”有了可乘之机。“印度卢比”专为贸易侵略所发行，币面铸有英王头像，早期的卢比因成色等优势，人皆乐用。据1900年入川边实地考察的戴维斯（Henry Rudolph Davies）记载，当时巴塘、盐井一带通用印度卢比，交换中缺乏零钱，人们则将印度卢比砍成几片，用于兑换，或通用砖茶交换。[5]（P292-293）1903年锡良接任川督，提议由成都造币厂仿“印度卢比”大规模生产银币“四川藏元”，两年后经户部批准，正式铸造重三钱二分的“四川藏元”，成色为九成左右，共分一元、半元、四分之一元三种，币面铸光绪皇帝头像，这是中国通行的唯一印有皇帝头像的银币。英商在市场上拼命压低“四川藏元”的购买力，藏商受到英印贸易的影响，也只好将“四川藏元”贬价使用。由于“四川藏元”作为边饷发给驻藏官兵，它的贬值直接影响驻藏官兵的利益，因而他们宁愿用饷银汇兑西藏地方钱币，也不敢领取“四川藏元”使用，使“四川藏元”明显处于争斗的不利地位。为此，清朝官吏对“四川藏元”的货币政策作了补充和修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发行十铜元作为“四川藏元”的辅币发往西藏市场，并允许用铜元自由抵换藏元。十铜元的发行极大地便利了藏人的零星交易。此后。“印度卢比”在川边藏区的势力逐渐减弱。即便如此，清政府并没有达到从西藏市场驱除卢比的目的，除川边以外的大部分藏区可流通的藏元不但贬值，而且数量极少。当时，川边与藏区的茶叶贸易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据调查，从四川康定输入西藏的货物总值是1053491两，其中茶砖达94859l两；而西藏地区进入康定的货物总值669100两，仅占前者的5745%。巨大的贸易逆差使西藏的银砖大量流向康定，同时西藏与英印交易使用的卢比，也流入康定被加工成银块。这些银砖银块部分被铸成四川藏元，又通过与西藏的贸易或以发给驻藏官兵粮饷的身份进入西藏市场流通，由此清政府在西藏发行自铸银币以抵制外币的金融政策得以实现。但英国对清政府从川茶销藏贸易中所获巨额利润垂涎已久，一直企图用印度所产茶叶取而代之。由于印茶入藏造成清政府利权丧失，1910年，赵尔丰正式成立了官督商办的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秉持抵制印茶入藏、提高川茶质量的宗旨，建立了商会公所，专门查验入藏川茶的质量。边茶公司“一年之中曾盈余三、四十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川茶入藏的竞争实力，而“印度卢比”则被边茶贸易限制在后藏一带，并历史性地退出了川边藏区。[6]（P155-160）

1906年入川边游历的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对当时打箭炉和康南地区的货币流通情况，以及四川藏元与印度卢比的竞争，有较详细记载：对于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来说，货币问题是一个十分伤脑筋的问题。市面上一般通用的是铜钱，大约1000铜钱兑换一墨西哥鹰洋；四川的银币和银锭一般都是剖开使用，加之成色千差万别，因此情况十分复杂。多年来，印度卢比在川西地区几乎取代了碎银货币，云南的商人们大量用印度卢比作为与缅甸、云南及西藏交易的通用货币，由于其币值比较稳定，因此商人们获利甚巨；当地人称印度卢比为“喇嘛头”――因其上所印维多利亚女王头像被当地人认作喇嘛头像，或称“洋钱”――就像中国其他地方称墨西哥鹰洋和英镑为洋钱一样；当时四川当局为抵制印度卢比，在成都发行了相似的货币（指四川藏元――笔者），其上铸有光绪皇帝头像――这是第一种上铸皇帝头像的中国货币，其外观和面值都与印度卢比极为相似；其中一种面值半卢比的四川藏元，作为官方税收指定货币，通行于打箭炉及川西地区。庄氏发现，新发行的四川藏元，在打箭炉至九龙八窝龙一带，非常流行；木里地区情况要差些；永宁以南，又看见了各种碎银货币；而到了大理府，印度卢比又基本上成为了通用货币；在靠近大理的下关，印度卢比则可以购买任何东西。在四川，印度卢比已经很少见了，而且，其多半会被银商们剖开使用，或者融化回炉重铸，尤其是成色很好的喇嘛头。庄氏自述，鉴于沿途货币极为复杂，其此行就带了多种货币以备不时之需。[7]（P153-154）三、“乌拉”制在近代入川边游历考察的外国人记载中，“乌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话题。关于“乌拉”的酬劳，清末规定，藏区驮牛马骑每站脚银一钱六分，每一头牛能驮一百二十斤。在途倒毙，由雇者照章赔偿。[8]（P185）1911年赵尔丰根据原在土司头人中流行的征派运输乌拉的习惯旧法及1720年川陕总督岳钟琦所订立的章则，加以修改补充，制定了《各属百姓承认官差使置转运公物粮饷应雇骑驮乌拉民夫章程》，于是年七月初三日（1911年8月26日）颁布实行。规定：“各属乌拉驮价，无论牛马，暂定每站程途，给藏洋半元，背夫、烫打役每名给银一嘴。俟道路平治之后，勘丈里数，竖立记里石桩，每乌拉一只，一里给脚价铜钱四文，背夫一名，一里给工资制钱二文，按里计算。客商往来，应自行议价雇用。”当时一两一钱五分纹银合藏洋三元半。[8]（P188）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在其书中，对于1846年康藏地区乌拉制度的具体组织，以及其中的各种复杂情况，有详细记载：（1）制度规定。墨竹宫是一个要换乌拉的地方，也就是要换马匹、驮兽以及负责牵赴它的人员。这些服差役的牲畜与人员，都是由西藏地方政府在从拉萨通向中原边境的沿途组织的。惟有在这条路上因公务而旅行的汉藏两族的公职官吏，才有权使用这类公益服务。拉萨地方政府向他们发放牒文，其中清楚地注明各个村庄都应为赞助乌拉而提供的人员和牲畜的数目。（2）问题与弊端。那些始终都在设法利用一切机会赚钱的清朝官吏们，也找到了利用西藏地方政府向他们提供的乌拉而进行投机交易的办法。他们在离开拉萨之前使用一切能想象出的手段进行策划，以便能在他们的路条上登记大量牲畜。他们苛求自己绝对需要牧畜并为超额的部分索取银钱的补偿。还有些人索求全部乌拉以用于把西藏商品运往中原。（3）组织和召集。乌拉一般是由村子里的头人“第巴”负责。[9]（P521-523）

据1877年入川边游历考察的英国人威廉?吉尔（William John Gill）记载：“乌拉”（常被称之为“夫马”）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在藏区高原上，官员、使节（包括外国人）来往频繁，而且乌拉无报酬，因而成为压在这块贫穷土地上的人们头上的重负。由于威廉?吉尔很难让当地人相信他们会付报酬，所以乌拉难找，这使得吉尔耽搁了不少时间，因为当地人想当然地认为吉尔一行不会付报酬。最终好不容易通过土司解决了这一难题。[10]（P169-172）

川边藏区外国教会经济实力强大。据《炉霍县图志》载：“本县虾拉沱，于光绪二十七八年间，有法国牧师田养莜（即谭敬修――笔者）者于此设立教堂，招夫开垦，得良田四千余亩，教种大豆、花生、玉蜀、马铃薯等，产量甚丰，由此人烟辐辏，成为本县之重镇。”[11]（P189）1917年小金“八角事件”波及到丹巴，丹巴天主教堂被焚毁，司铎佘廉霭（Pere Charrier）逃到康定向主教倪德隆（Pierre Philippe Giraudeau）报告，倪向南京法国领事馆求援，领事馆则给北京政府施压。北京政府下令地方（小金的四屯百姓）赔偿3万银元和1万斤粮食。1920年佘廉霭到小金传教，自己设计修建天主教堂，动用大量民力，于次年修竣，共花费12000银元。[12]（P557）可以说，乌拉制度，以及当地为传教士、官府负担的各种劳役、税负，成为了川边人民的沉重负担，加剧了近代川边的贫困状态。四、社会经济生活对于川边近代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外国人的实地考察记载，实乃一座巨大的宝库。威廉?吉尔《金沙江》一书[10]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生活的细节资料。（1）社会经济状况。吉尔记载说，出灌县西门进入岷江河谷，植被茂盛，道路迂回。沿途见到大量苦力运送8英尺长、十英寸宽、重者超过200磅的木材。木材贸易为本地一大产业，沿途村庄均堆积有大量木材[10]（p106-109）。岷江河谷农业发达，大量出产水果如桃、枇杷等。原木绑成的木筏在河中运输，人力、骡子都在运送木材。汶川县则是一幅悲惨贫穷景象，因为受到灾害打击。街上人烟稀少，仅看见少数老妇人。街道仅300码长，街北头的旅馆小、脏、安静。主人大都很可怜，穷得似乎连贼都懒得光顾[10]（p110-113）。县埠关（音，Hisn-P’u Guan）有墙和城门，官员称之为“厅”，他邀请吉尔休息一整天，提供其房屋住，还送了些土豆和猪肉。由于吉尔坚决不沾猪肉，因而随从们此后都视其为奇特的“外国穆斯林”。（2）物产。土豆本为中国人视为猪和外国人吃的玩意，但经教会传入华西后，推算起来，不过50年，整过西部和藏区，直到大理，一路都有种植。本地人花费大量力气保路、修路。理番府产玉米，有很多水磨[10]（p114-117）。由松潘去龙安府（今平武）的路上，有红鹿、山羊、獐子等大量珍稀动物，因为麝香的价格是其重量3倍的银子，所以人们格外小心，捕猎时用陷阱而不是用枪，因为他们深信那家伙一受伤就会撕裂鹿茸，从而让猎人们竹篮打水一场空。本地出产燕麦等各种麦类、土豆、菠菜，主食为大麦粑粑和大麦糊，也吃荞麦粑粑和酥油。因为太冷，不产印度玉米。有像西藏鲱鱼的一种小鱼，牦牛肉排很多。（3）经济贸易。此地牦牛肉40文一斤，鸡蛋7文1个。7月份是松潘一年一度定期的大集市（交易大会）。西番人、蛮子、藏人、Ko-Ko-Nor（青海）人都带着各种毛皮、麝香、鹿角、大黄、药物、手工制品等出产来交易，换取陶器、棉织品和各种杂货。房东是个穆斯林，他非常尊重吉尔，因为其从不沾猪肉和猪肉制品。他曾到过Ko-Ko-Nor，说去那里来回要花6个月，路极难走，冬天尤其严寒。他向吉尔要了些药来防治冻伤，因为他听Chin-Tai说那药特灵，看他那样高兴，吉尔实在不忍心告诉他药实际上绝不会有那样神效。对外国人有着愚昧迷信的中国人，认为外国人都有超自然力，并推及欧洲产品，认为亦能包治百病。很多中国人将蜡烛油视为治疗发疹的特效药，而欧洲糖几乎就是他们的常备药[10]（p127-129）。泸定桥左岸的二层楼旅馆大而舒适，有卧室和起居室。在泸定Chin-Tai（中国翻译）买一只家禽，讲好120文，但回去拿时卖家却要130文，此一纠纷让他和Chung-Erh（中国随从）气愤不已，而且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一提起此事就恨骂不已。泸定至小烹坝沿途河谷中仍有少量稻田，小烹坝以上7英里处有木桥。瓦斯沟处于炉河与大（渡）河汇流处，他们在此好好睡了一觉，尽管此地连搭帐篷之处都难寻，而且过了此地气温陡降。炉河（折多河）陡急。古道宽约5英尺，20英里，路铺得很好[10]（p166-168）。很奇怪此地通用印度卢比，原因在于藏人和山民觉得汉人的钱在使用时欺骗性的花招太多，而卢比用起来比较简便。由于没有更小的货币，当地人常将卢比等分成几块用于兑换，细心的汉人当然会用天平秤，但藏人一般凭肉眼毛估其价值。另外，茶也是一种交易中介单位。卢比通行西至拉萨，东到泸定桥。泸定桥以下也可见到卢比，但不通用。由于从北京来的驻藏大臣刚从此地经过到拉萨去，他几乎带走了所有卢比现金，所以短时间内很难换得大量卢比。好在肖沃帮助吉尔从朋友和熟人中换到了1000卢比。沿途用牦牛驮运[10]（p169-172）。马夫头儿要价40两，吉尔还价20两，然后涨到29两，头儿要价30余两。他们用“袖里乾坤”的方式商量价格。吉尔还说，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Prjivalsky）记载甘肃拉卜伦地区的人也有十分相似的习俗[10]（p188-189）。理塘附近的河曲卡（汉人村）贫穷，只有几个山民，泥地上有火塘，无窗，烟大。用1卢比买到20条平均重半磅一条的鲜鱼，另外还买了一打鸡蛋、15个鸽子蛋、面粉、羊肉、野禽、芜菁、卷心菜，吃了豪华一餐。理塘城为世界最高城之一，海拔13280英尺（约4100米），谷物和土豆都难以生长，只产长得很差劲的卷心菜和芜菁[10]（p204-205）。

社会经济状况篇（8）

中图分类号：R749.01、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11-0842-06

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困扰了大约1/6的成年人［1-2］。一般人群的精神问题通常不是精神疾病所致，而是来源于各种情景困扰所引起的焦虑、抑郁、躯体形式障碍等轻度精神异常，被定义为普通精神障碍（common mental disorder, CMD）［3］。不同国家和地区的CMD发生率都很高，比较肯定的危险因素有失业、教育程度低、婚姻不稳定、物质条件差等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 SES）［1-2, 4-5］。这提示CMD不但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当前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均，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中国已经进行了为数不少的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但是关于CMD的研究并不多，关于SES对CMD影响和作用的相关研究更是匮乏［5-9］。与符合诊断的精神疾病相比，CMD更加关注了普通人群的一般性精神问题。了解SES和CMD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将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卫生状况。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公认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是中国主要城市力争达到的目标。

1998年的香港具备以下特点：①刚刚经历了亚洲经济危机和禽流感的洗礼，经济处于严重的衰退时期。1998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为-5.17%，而失业率升至6.3%，创下历史新高。②香港是公认的经济发达地区，在1998年的困境中，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排名中仍位于第三位。③香港一直致力于解决社会贫富不均问题，有较完备的社会综合援助计划。这些特点在香港的SES和CMD关系中得到体现。香港地区的研究无疑对预测和解决可能遇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精神卫生相互作用的问题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1998年，在香港居民电话簿（1995年版）采用系统加尾数二位随机抽样法选取住宅电话样本。根据Kish方法［10］在每个家庭中选取一名成员志愿接受访谈，访谈对象的年龄限定在18-65岁。如果该名成员不在家或当时不方便接受访谈，访谈员将记录时间和日期以再次联系，而不允许由他人替代回答。每个号码在不同的日子（必须包括一次周末）和一天的不同时间拨打3次以上，如果均无应答，该号码将被放弃。以下情况，号码也将被放弃：外籍人士、非户籍电话、传真、该家庭无适合人选。

一共拨打了43921个电话号码，除去外籍人士、非户籍电话、传真、该家庭无适合人选的无效号码30183个，余13738个电话号码构成本研究的有效号码，其中2354个有效号码3次拨打后无人接听，1312个有效号码的访谈对象拒绝参加，221个访谈对象因未答问题超过30%而被剔除，其余9851份问卷（反馈率：71.7%，9851/13738）构成了有效问卷。

在访谈前向访谈对象介绍了本次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以取得口头的知情同意，整个访谈大约需15分钟完成。访谈员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学生，他们接受了两次培训（共6小时）。一名研究助理全程监控了访谈过程和数据录入过程，以保证访谈恰当和数据录入准确。本研究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支持。

1.2工具

1.2.1 自编社会经济状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工作、家庭收入、住房类型和面积。均采用了闭合式答案，答案的具体分类见表1。

1.2.2 自我评定量表（Self-Reporting Questionnaire, SRQ）［11］ 由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开发，用于初级保健医疗中筛选CMD。它包含20道题目，用来筛查抑郁、焦虑和躯体形式障碍等内容［3］。所有题目均以“是”(记1分)或“否”(记0分)作答。SRQ已经应用于多种文化背景，灵敏度波动于63%-90%，特异度波动于44%-95%［12］。粤语版本SRQ的灵敏度是76%，特异度波动于71%，总分≥5被确定为CMD ［11］。本文使用粤语版本SRQ评价受访者近一年的CMD。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0.0完成［13］。应用均数和标准差(χ±S)对计量资料进行描述，应用具体例数和比例对计数资料进行描述。计数资料的多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其中的两组间比较均予以Bonferroni修正。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SRQ≥5和SRQ

2 结果

2.1香港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表1显示，研究样本的女性比例（女53.7%，男46.3%）稍高于1998年的香港社会性别构成（女49% ，男51%）；访谈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7±12)岁，其中30-44岁

年龄段占48.0%；已婚/同居者占64.9%，离异或鳏寡者占2.4%；近2/3访谈对象接受了中学水平的教育、有稳定的工作和自己的住宅，各种面积住宅的比例大致相同。家庭月收入为1-5万港币者占77.8%。

2.2 香港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与普通精神障碍的关系

研究对象的SRQ分值为(3.8±3.7)，离散度很大，非正态分布，中位数为3（图1）。根据粤语版本SRQ的划界点（≥5），3358名访谈对象（34.2%）存在CMD。具有下列SES特征的访谈对象更易出现CMD：女性、年纪偏低、婚姻不稳定、教育程度低、失业人员、家庭收入低、无私人住房、住房面积小。就职业而言，退休人员最少出现CMD，失业者最多出现CMD，中间依次为雇员、家庭主妇、学生，但是后三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其他SES的各个等级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总体而言，低水平SES访谈对象的精神卫生状况较差（见表1）。

2.3 CMD者和非CMD者的社会经济状况比较 为了控制年龄和性别的影响，以及SES的相互作用，采用logistic回归对OR值进行了校正。修正了年龄、性别和各种社会经济状况指标的相互影响后，婚姻稳定（OR=0.763, 0.697-0.835）、教育程度高（OR=0.766, 0.708-0.830）、住房面积大（OR=0.906, 0.849-0.968）是减少CMD的关键因素（见表2）。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香港华人的CMD发生率为34.2%，高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研究［1-2,4］。这可能与粤语版本SRQ的划界点比其他版本相对较低有关，也可能与亚洲的生活方式和节奏有关。AC尼尔森调查（http:∥省略/asiapacific）显示在全球的10个晚睡型和10个早起型国家中，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占据了很大比例。这提示亚洲地区的生活节奏高于大部分其他地区，一项研究也显示日本人的CMD发生率远高于巴西人［14］。此外，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导致了香港经济严重衰退，很多的香港人面临了负资产和减薪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因素可能导致香港华人的CMD发生率比较高。中国流行病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达到诊断水平的精神疾病，所以它们和本研究的CMD发生率没有可比性［5-9］。然而，在一项14个国家的大型调查中，上海的WMH-CIDI/DSM-IV障碍的患病率最低［15］。这与香港华人的CMD状况明显不同，除了两者的诊断标准不同以外，可能更主要的是与两地的生活方式和调查年份不同（香港是1998年，上海是2001－2003年）有关。

本研究显示女性和年轻人存在更多的CMD。既往研究证实女性更容易汇报焦虑、抑郁和躯体等问题［16］。这种倾向可能是女性对躯体变化更为敏感，也可能是社会文化更宽容女性表达情绪困扰和躯体不适［17］。年龄与CMD的关系也得到了既往研究的肯定，通常被认为与不同年龄的人面临的职业和生活压力不同有关［18］。

本研究还发现香港华人的CMD在低水平SES的访谈对象中更为常见。鉴于社会经济学特征之间的互相影响，本文应用logistic探索了香港华人的CMD与SES的内在关系，婚姻、教育和住房面积显示了对CMD的直接影响，这与国内外的既往研究总体一致；但是家庭收入没有显示出直接的影响，而代之以住房面积，这与其他研究有所不同［1-2, 4-5］。但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很难区分三种潜在可能：① 低水平SES增加了CMD发生率；② 低水平SES延长了CMD长度；③CMD降低了SES水平（反方向作用）。实际上，因为CMD长期存在，所以大部分研究（包括队列研究）都很难剔除第三种反方向作用。根据1998年香港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尽可能地阐明CMD和SES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显示与教育和住房等SES特征相比较，婚姻是最重要的CMD影响因素。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也是个体的重要精神稳定剂。单身、离异或鳏寡在两性中都会更多地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可能1），虽然他们的抑郁症发生率和已婚人群近似［19］。此外，单身、离异或鳏寡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往往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可能2）［20］。这提示了婚姻对精神和情感的重要支持和调停作用，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面对和处理生活应激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虽然抑郁和焦虑不可避免地降低婚姻亲密程度，提高离婚率［21］，但是离异和鳏寡在本研究中的比例很低（2.4%），反方向作用（可能3）不能在本研究得到证明。

教育是本研究中CMD的重要影响因素。香港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小学和中学都是义务教育，超过80%的研究对象接受了中学以上的教育。研究显示各个地区的无论教育水平先进与否，都在该地区的CMD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2］。现代社会中，教育程度直接决定了个体的就业机会和能否获得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位。既往研究已经证明重型精神疾病在低教育水平的群体中不仅发病率高，而且预后较差，病程迁延［22-23］。可以推断低水平SES不但增加了CMD发病率（可能1），而且延长了CMD病程长度（可能2）。职业在本研究中没有成为直接的影响因素，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的职业分为五类：失业人员、学生、家庭主妇、雇员、退休人员，未能详细说明他们的具体职业和职位，所以职业的主要决定因素（教育），而非职业本身，在本研究中显示为决定性因素。此外，我们通常幼年入学，青年期结束自己的全部学业。CMD在青年期之前的发生率并不高，所以CMD对教育水平的反方向作用基本可以排除（可能3）。

本研究显示住房面积也是CMD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1-2, 4-5］。由于香港的人口密度高，住房一直是市民的最大生活负担。普通市民的住房面积基本在600平方尺（10平方尺≈1平方米）以下，还有很多低收入家庭则租住在300平方尺以下的政府公屋。狭小的生活环境通常令人心情压抑、烦躁和易激惹［24］，这恰恰是CMD的核心症状。更为重要的是，住房在现代化都市中代表了家庭经济状况，面积越大通常代表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虽然房屋类型也是房屋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本研究只是将房屋类型划分为租赁和私宅，所以没有得到体现。那么，家庭收入为什么没有直接成为CMD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代之以间接因素住房面积？这可能因为家庭收入是一个隐私性问题，调查对象往往不愿吐露真实状况，而住房面积是一个相对客观性指标，调查对象往往会真实做答。这使得住房面积比家庭收入可以更加准确地反应家庭经济状况。此外，一部分调查对象将家庭收入误解为个人收入，所以回答不准确；而住房面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使答案更加准确。既往研究已经证实家庭经济状况差的确会导致较多的精神心理问题（可能1），而且预后较差、迁延时间较长（可能2）［25-26］。另一方面，抑郁和焦虑等CMD核心症状必然会影响个体的工作表现与人际关系而损害他的社会经济状况（可能3）［27］。

本研究是华人地区少有的大样本规范性研究，但是也存在了一些局限和不足：①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不能完全阐明CMD和SES内在的因果关系；②由于SES各个因素在现实社会的多样性，本文的分类不能涵盖所有情况，会一定程度地影响结果；③住房面积和家庭收入如果以人均来计算可能更有意义，但是本研究没有问及家庭成员数量，是一个缺憾。总之，本研究显示婚姻、教育和居所与民众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不能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两者的互动关系，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对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作用。这些也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点内容，必然对提升国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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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状况篇（9）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058-02

引言

学龄前阶段是每一位儿童的黄金时段，是激发他们内在潜能、开拓大脑功能的黄金期。孩子此时心灵纯净、天真无邪，接受事物往往可以高速度高质量。这一时期利用好了将大有裨益。此阶段对孩子进行教育是必须的，比如，可以让他们学习唐诗宋词、读经典书籍、发展一门特殊的技能等等。如不进行学前教育，势必使儿童起步更晚，发展更慢。因此，关注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已是燃眉之急。

经济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之大，总有更好的地方吸引着更多的人前去。为了生计，多少父母选择了背井离乡，去另外一个城市打拼。这便涉及到一个现实问题，相比而言，幸运的孩子被父母带走，同去外地，彼此相见不曾是梦，他们成为了流动儿童；不幸运的是那些被留在了老家，孤苦伶仃，盼星星盼月亮，多少年都见不到父母的，这便是留守儿童。国家前几年实行了一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使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一、何为流动儿童与学前教育

（一）何为流动儿童

流动儿童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早在15岁之前就随父母迁至异地，户口仍为出生所在地。如此一来，他们并不能像迁移地儿童一样享受地方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据统计，2013年流动儿童规模比2005年同比增加41.37%，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这是一个极度需要被关注的群体，他们一直被社会排斥着，亟须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二）何为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即为学龄前的教育，这个阶段的孩子接受新鲜事物灵活且快，是开发儿童脑力的关键时刻。天才的形成，往往与这个时期适时正确的引导大有关系。老师或家长可以对儿童进行多方面诱导，以激发他们大脑的无限潜能，提前激活他们的水平。聪明的有智慧的家长，大多数都会紧把这个时期，督促引导学生，无限地挖掘他们的潜力，发掘孩子的闪光点。

二、现存状况

据统计，迁移人群中迁移方向大多是由农村到城市，且农民工居多。他们为了生计，为了家庭，离开祖籍不远千里去拼搏，且这几年数量每每增多。每五个城市儿童中就大概有一个来自农村的流动儿童，可想而知，上学难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位流动儿童。其实，也存在城市向农村、城市向城市迁移的情况，这里面就不乏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有涵养的人物。

另外发现，父母文化水平高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学前教育，这部分父母往往阅历丰富，有独到的见解，能为孩子的教育时时刻刻去着想；还有，迁移到省内的往往比迁移到省外的家庭儿童更容易接受W前教育，迁移到省外必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户籍未变但人却进入另一个省，这样一来迁移地政府便不会让其享受免费教育，所以不难想象，迁移到省外的流动儿童想要得到学前教育实非易事。

三、现存状况原因分析

（一）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及迁移状况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很多家庭迫于经济压力或者工作需求，不得不迁移外地，其中家庭经济背景贫困还是占大多数。人人都有上进心，总想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于是就会起身去更大的城市、更繁华的地界。这里会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给予他们以心灵的抚慰。

（二）我国国情

我国现存国情为东部地区发达，西部地区落后；城市地区发达，农村地区落后，这就引起了很多打工一族的游离迁移。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少有年轻一代愿意继续留在农村务农，相反，他们纷纷外出，以求更多钱财，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迁移人口的增多及流动儿童数量的上升。

（三）教育体制的缺陷

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政府只对本地儿童履行免费教育的义务，而对户口为外地的流动儿童则受到跨域户籍的限制，导致流动儿童上学难的问题。

四、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及迁移状况对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选择的影响

据一项调查显示，迁移人口当中农村儿童比城市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更少，可能因为农村家长思想觉悟较低，文化水平不够，故而没有对孩子的学前教育引起足够重视。另外，可能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比男儿童少得多。

从一个省迁移到另一个省的儿童比在同一个省内迁移的儿童更易接受到学前教育，原因可想而知，某些体制的限制导致外省的儿童并不能随心所愿地在迁移地接受学前教育。

能够知道为子女教育积极筹划存钱的父母，其教育的流动儿童进行学前教育的几率往往更大。这主要与父母的素质涵养有关，这些父母常常有预见性，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各种教育。

最后调查发现，父母文化水平也与流动儿童学前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些父母大都是高学历群体，他们有素质、有涵养，可以以自己接受教育的过去来启发如今对孩子的教育，从而让孩子更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

五、建议

（一）国家修改完善相应政策

国家有关规定和政策严重阻碍了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选择，尤其是跨省流动的儿童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扶持，被教育拒之门外。国家曾搞过“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笔者认为，有关政策还有必要继续修正和完善，譬如针对跨省儿童入学难的问题，针对户籍难以变动的问题等等。只有国家做出引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格局。

（二）政府积极行动

如果说国家是事件的引领者，那么政府就是事件的实行者，流动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与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可以扩建幼儿园，以期收纳更多的流动儿童，对流动儿童持平等态度，从思想上纠正对流动儿童的排斥。另外，政府可以统计流动儿童的多少，让他们办临时户口，并积极容纳有临时户口的流动儿童。政府也可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以使更多农村儿童在本地接受教育，而不会像在迁移地那样无助。

（三）家长提高自己、积极督促

家长是孩子最亲近的人，家长的一举一动将直接对孩子产生重大影响。首先，要尽量少搬迁，非到迫不得已不要迁居异地；其次，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增强自己的文化水平，从自身去真切地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尽最大努力让孩子得到应有的教育；再有，家长要合理规划、积极存钱，有条不紊地为孩子的教育打算好每一步。

（四）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

目前，社会各行各业普遍对流动儿童关注度不够，导致他们在社会愈加没有地位，愈加难以上学。我们必须要让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流动儿童，了解流动儿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关爱流动儿童的良好风气。这样将会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他们值得被关注，因为他们是祖国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

六、结论

学龄前阶段是每一位儿童的黄金时段，这一时期学习效率极高，因此需要引起广泛的关注。这些儿童是社会所必需的一个群w，是祖国的花朵，其中也不乏天资聪颖的孩童，他们的才华没有理由被埋没，本应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奈何于家庭的迁移，让实现读书梦变得难上加难。笔者认为，流动儿童需要被重视，关爱流动儿童已迫在眉睫。为此具体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国家修正和完善相应的政策；政府积极行动引导；家长提高自己的修养积极督促孩子；社会各界给予广泛关注。相信做好以上几方面后，流动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则不会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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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状况篇（10）

一、历史背景概述

据泰国史书《庸人编年史》记载，公元657年，在现今泰国北部地区，有一座较大的城邦，叫做南奔，南奔城城池状似海螺，城邦大小范围规模在2250哇，缺少统治城邦的国王。

南奔南奔派遣使节团从滨河南下到达罗斛，请罗斛公主占玛苔微到南奔即位女王，占玛苔微公主在得到罗斛王的支持下同意担任女王统治南奔。

公元663年，占玛苔微开始准备南奔一行。她从罗斛带去了佛法僧三藏500尊、婆罗门占星师500位，医士500名，各类工匠每类500名，富翁500，以及大量的士兵等。

占玛苔微在南奔建立了哈利奔猜政权，即女王国。新的哈利奔猜在占玛苔微的领导下迅猛发展，成为人口繁盛、设施齐备、资源丰富的大城。此后，该政权日益强大，在该区域沿袭了600多年。

二、从南奔政权的归属看古代东南亚地区7世纪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一）政治方面

1.旧南奔已建立起较完备的国家机器

7世纪时期，在今泰北地区，已存在大大小小的政权，这些政权通常以城邦为政治、经济中心。在城邦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起早期的封建国家。在哈利奔猜建立之前，旧南奔就已建立起代表阶级的封建国家机器，如象征王权的宫殿、拥有从事行政的官吏等;

2. 7世纪左右泰北地区各政权之间可能存在战争

据泰国史书记载，旧南奔城建立了完备的护城河。在古代建立护城河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灌溉;二是坚固城防。从这点上可猜测，那时候的旧南奔周边包括其所处的泰北地区，可能有来自其他政权的威胁。在中文史料中曾提到，“（南诏）蛮贼曾将二万人，伐其国，被女王药箭射之，十不存一，蛮贼乃回”，从各类文献资料中得知，哈利奔猜国曾与许多国家发生过战事。这说明，泰北地区7世纪前后，政权之间发生过战争，而哈利奔猜国在其中甚为强大。

3.选择占玛苔微是南奔发展的一条重要政治决策

目前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证实，为何旧南奔政权会缺乏统治者，在缺乏统治者的情况下为何将目光转向政权之外。政权颠覆的原因很复杂，在缺乏相关史料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做出确切回答。但可以确认的是，无论出于主动或是被动，旧南奔朝臣认为从政权外部选择一位适合的君主比在政权内部产生一名统治者更有利于南奔的发展。

本文认为，占玛苔微作为统治者有以下几个优势：

一是占玛苔微公主本人的政治魅力。泰国史书中明确提到，南奔朝臣在选择下任继承者时，考虑到罗斛国王与公主的贤明。二是占玛苔微公主的出身――罗斛。7世纪时，罗斛位于现今泰国中部，土地肥沃，国势强盛，因其靠近沿海，水路通畅，是古代东南亚地区重要的海上贸易点或中转点。

哈里奔猜虽属内陆，却是重要的山货集散地，商贸往来可以通过宾河作为交通要道，海外贸易的扩大，更促使哈里奔猜成为了山货交易的中心”，这充分显示了罗斛与哈利奔猜之间存在的利益联系。

公主统治南奔，南奔必然能与罗斛建立紧密的联系。在政治统治上，得到贤明的公主进行统治，在外部，罗斛就顺理成为南奔的重要支持者。

三是占玛苔微公主的联姻。据史书记载，占玛苔微公主在建立哈利奔猜之前，就已结婚并怀有身孕。史书中关于占玛苔微的丈夫，有不同的记载。一说为柬埔寨王子;另说为当时缅甸南部的一位孟族国王。占玛苔微加冕为王必定会受其夫系家族的影响。

4.女权至上。哈利奔猜的开国君主占玛苔微是一位女王，在中文史料中，更是将哈利奔猜称为女王国。可见，在女王统治的国度里，女权至上是必然的。

受到来自孟人地区政治制度的影响。南奔政权归属于来自泰国中部孟人地区的罗斛公

5.农主，其建立的新哈利奔猜政权，在政治统治中，必定传承了来自罗斛的孟族的统治制度。

（二）经济方面

1.业。从地理上看，南奔位于滨河流域，土壤肥沃，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基础。据史书记载，旧南奔城池已开凿护城河，而护城河的开凿对农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优越的自然情况与水利灌溉设施的帮助下，7世纪时的南奔的农业应该是极为发达的。2.贸易。借由罗斛的海上贸易优势，通过两个政权间相连的滨河，成为罗斛向内陆发展贸易的承接点。3.城市发展。据史书记载，南奔城的规模在当时算是比较大的。城池总围共4500米，大致估算，其城面积约为1 200 000平方米，即120公顷或1.2平方千米。如果这样的规模算是7世纪相对较大的城邦规模的话，那么可以大致了解当时泰北地区城邦的发展规模或水平。在这样大小的城邦里，人口数量集中，社会生产力大致代表了当时泰北地区的较高水平。4.其他。新哈利奔猜中有占玛苔微从罗斛国带来的大量工匠，这些工匠给哈利奔猜的社会带来很多影响。横向来看，当时泰国中部孟人生活的地区文化发展层次较高，泰北则较为落后，新哈利奔猜受到罗斛文化影响，社会生产力全面提高。

（三）文化方面

1.受到佛教影响。据泰国史书提到，旧南奔城池建成的形状状似海螺。海螺又称梵贝、法螺、螺贝，在东南亚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是佛教重要的法器或者梵乐。所以，本文猜测，在7世纪之前，泰北地区很有可能就已受到佛教影响。2.受到孟族文化的影响。在新哈利奔猜，占玛苔微出身孟人国家罗斛，孟人文化必定会深刻影响哈利奔猜。3.受到婆罗门――印度教的影响。据史书记载，占玛苔微从罗斛带来了500婆罗门占星师，虽然史料中记载的数量无从考证，但是哈利奔猜受到婆罗门――印度教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