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机构应为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促进作用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小平同志的这句名言精辟地说明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金融在发展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基于这一论断，金融机构在实体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为此，应在经济新常态下，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明确金融机构的重要地位
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之间彼此影响、相互制约。金融机构作为资金和信息密集型企业，其资金投放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关键的引导作用。没有金融机构的支持，实体经济很难快速、健康发展。只有明确金融机构的重要地位，才能保证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把握金融机构的工作原则
作为生产服务性行业，金融机构是重要的投融资平台，其运行规律与实体经济存在差异。为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就要明确符合自身特点的工作原则。在新常态下，金融机构要将业务发展和风险防控摆到同样重要的位置，风险防控和业务发展要做到有机统一，要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寻求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彼此协同，同时有所侧重。
3、使金融机构贴近企业实际
金融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狭隘点说就是为了企业服务。在经济新常态下，只有使金融机构更多的贴近企业实际，才能保证企业发展取得实效。
三、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机构应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目前企业融资成本过高，通过银行拿到贷款的实际利率在11%左右，通过信托等中介机构融资利率在15%左右，通过民间融资要达到18%，甚至更高。这么高的利息、这么高的财务成本，很少有产业和企业能够支撑。在此局面下，实体经济的发展将面临较大的财务负担。为此，金融机构只有积极改革融资手段，并下调融资定价，才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具体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特点量身订制合理的融资方案
为了达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目的，金融机构在经济新常态下，应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订制金融方案，保证企业融资结构符合自身经营特点。
2、金融机构应主动降低企业融资利率
除了制定个性化的融资方案之外，金融机构还应顺应经济发展形势，根据国家相关的利率政策，主动降低企业融资利率，降低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额外成本的支出。
3、金融机构应更多的为企业考虑，提高其服务属性
结合金融机构在实体经济中的作用，金融机构只有更多的为企业考虑，并提高企业融资等服务属性，做到融资、融智并重，才能使金融机构的作用得到全面发挥。
四、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机构应把握实体经济的发展脉络
互联网具备革命性的力量，而把互联网和金融相融合产生的力量更是无穷。目前，网络借贷（P2P）、网络证券、网络保险、网络支付（第三方支付）、网络私募（众筹）等蓬勃发展。这些新的金融支付体系的建立，都代表了实体经济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基于这一认识，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机构只有把握实体经济的发展脉络，才能更好的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
[中图分类号]DF11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014－03
一、什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当代，以谋求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为宗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区域经济合作，普遍认为这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实际上。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是区域经济一体化。
人们通常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有一定地缘关系的一组国家(地区)，实行经济联合和共同的经济调节，逐步取消各种贸易障碍，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各国(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并协调各国(地区)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具有地缘关系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调节，形成一个不受行政区划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市场的动态过程。其目的是在区域内实行地区合理分工，优化资源空间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
按照《珠三角地区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珠三角到2012年基本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初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到2020年，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打破行政体制障碍，遵循政府推动、市场主导，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要制定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规划。探索建立有利于促进一体化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考核奖惩机制。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建立有关城市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及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合作机制。以广州佛山同城化为示范，以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为切入点，积极稳妥地构建城市规划统筹协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发展合作共赢、公共事务协作管理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提升整体竞争力。推进城市规划一体化，优化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布局。加快建设珠江三角洲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推进高速公路电子联网收费，撤除普通公路收费站，减少高速公路收费站，建立统一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统筹推进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形成统一的天然气输送网络和成品油管道网络，实现区域内油、气、电同网同价。统筹规划信息基础网络，统一信息交换标准和规范，共建共享公共信息数据库。统筹跨行政区的产业发展规划，构建错位发展、互补互促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协同构建区域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区域联防协作机制，实现区内空气和水污染联防联治。加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协作，推进区域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欧盟一体化过程给我们哪些启示
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涉及到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利益分配，涉及到区域资源共享、产业合作、市场开拓、基础设施合作等诸多领域的问题，是我国区域合作与发展中的一个新尝试，也将是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协调发展的新突破，有可能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范式。而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上公认的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虽然欧盟经济一体化是在一个超国家的政治下进行的，而珠三角一体化是在一个国家政治下开展的，但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实施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基金政策、贸易政策等各项政策和具体做法都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成功经验。
首先，欧盟产业政策是欧盟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缩小地区间差距和促进地区共同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自欧共体成立起，欧盟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整已经形成统一的区域产业政策，如欧盟垂直产业政策、欧盟特殊产业或部门的对应政策。珠三角目前产业层次总体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不足，整体竞争力不强，城乡和区域发展仍不平衡，生产力布局不尽合理，空间利用效率不高。区域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都亟待调整优化，而这需要一整套区域产业政策来引导。
欧盟垂直产业政策是在国家水平上激励创新，扶持中小企业和高新企业发展，培养人力资本和提供工业转型调整基金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欧盟在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方面提供了完善的政策环境。这些政策改善了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环境、提供融资方便、促进技术创新、提供信息咨询培训服务。对于高新技术，欧盟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科学技术政策，因为市场失灵和外部经济，各国政府都对科学技术研究进行扶持和资助。另外欧盟作为一个一体化经济体，有共同层次上的科学技术政策，通过成员国间的科技合作，集中有限资源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研究，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应用。欧盟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对科学技术研发的资助上，通过各种金融(援助基金)、技术(研发项目)以及政策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扶持和培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迅速崛起，珠三角的竞争优势明显下降。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动力工资、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上涨，“两税合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以及国家对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等一系列政策因素的变化，使珠三角的企业碰到了前所未有的“成本冲击”，珠三角产业发展的环境已今非昔比，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珠三角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离不开区域产业的创新机制，如何借鉴欧盟的垂直产业政策，在城市群层面上激励创新，使包括港澳地区的大珠三角城市群成为粤港澳地区乃至南中国地区的产业创新中心?另外，产业转移是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和布局优化的客观需要，也是广东省非珠三角地区发展地方经济、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力量。目前珠三角产业正顺应广东省未来发展“双转移”战略和服务业升级战略，加快产业转移步伐。但在实践中，产业转移并不“流畅”，企业在产业转移的“大潮”中，政府该担当什么角色?“转出地”和“转入地”该如何做好准备?能否通过区域垂直产业政策，改善企业生存环境，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并提高创新能力?如何加强珠三角作为产业创新中心的辐射作用，在珠三角各地市之间、广东省珠三角与非珠三角地区之间建立合理有效的垂直分工体系，完善区域科技力量的合作与
竞争机制?
欧盟特殊产业和部门政策，包括对特殊部门的干预政策、产业集群政策、贸易政策、特殊方面的区域聚合政策、欧盟国家层面的产业保护政策、技术壁垒以及公共部门采购等。珠三角在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过程中，也会有面临一些特殊产业和部门的协调问题，政府该如何进行产业干预?如何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如何在交通、环保等基础上升方面进行区域聚合?如何通过产业集聚政策引导珠三角众多产业集群和专业镇的升级和持续发展?如何通过贸易政策促进珠三角的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顺利发展?如何从城市群的层面实施产业保护政策，以提升珠三角产业竞争力?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二、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分析
(一)如何实现城乡经济联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顺利进行,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时,在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城乡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城乡二元经济现象,严重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当前是我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党和政府在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也进入“瓶颈”期,亟需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完善农村市场经济建设,促进要素在城乡间自由发展,实现城乡经济联动发展,以城带乡,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如何促进农民增收
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农民收入倍增的宏伟目标。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实现农村的小康社会。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小康,而实现农村的小康社会的重点在于促进农民收入的增收。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收入得到快速增长,但是总体上看,农民增长困难,城乡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严重影响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在进一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如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方位地实现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党和政府今后农村经济工作中的重点所在。
(三)如何转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村的生活面貌得到很到的改善,但是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减缓趋势,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生产力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形成科学合理的生产关系的保障。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仍很低,属于典型的以牛、锄、耕为主要生产工具的自家经营消费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生产技术含量低。同时,农业结构单一,主要以种植业为主,没有形成农林牧副渔一体化的多种经营模式,作物品种单一,质量低。此外,农村市场不规范,农村资料开发利用率低;当前,我国农村市场不健全、交易不规范、网络化程度低、农产品流通市场量小,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的不规范,造成农村的资源开发力度低,资源浪费严重,无法促进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资源的经济价值。因此,如何转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建设,是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所在。
(四)如何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
农村经济的发展既要靠市场在经济运行的基础作用,也需要基层政府发挥其调控作用。而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种种弊端,没有完全充当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角色。基层政府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机构繁多,财政给养人员过多,使基层政府的运行成本太高,财政负担过重,严重影响基础政府财政投入到农村经济建设的规模,最终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二是基础政府干部的综合素质不高,缺乏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乡镇干部专业技能知识主要靠自学,理解不透彻,往往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三是基础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不明确,机构设置臃肿,造成对经济的多重管理的局面,各部门的分工不明确,因此,在涉及到责任时候各部门相互推诿,不能更好地发挥其相关经济管理职能,其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基础政府职能如何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怎样更好地为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三、继续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对策
(一)统筹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乡分割体制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最终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社会平等地位,尤其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此,要从规划入手,建立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相关机制,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连接城乡统一的市场,推动城乡商品、劳务、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城乡经济的联动发展。
(二)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着力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放宽创业门槛,加强对农民创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创业服务体系,多层次、全方位地鼓励农民的创业;同时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建设,积极支持对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劳动附加值,增加农民的收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收益。此外,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保障农民在土地上的合法收益。
(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变
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率,摆脱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积极鼓励发展立体化农业,因地制宜,形成农林牧副渔立体化农业,多方位提高土地的收益;规范农村市场,逐步完善农村市场的管理制度,保障合法经营,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以市场化带动农村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促使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切产业都要遵从经济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产业是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电视产业收入主要包含三大块:一是广告收入。2008年全国电视广告收入达609亿元。二是有线电视网络服务收入。2008年有线电视网络收入达到369亿元。三是节目交易收入(含电视剧)。2008年节目交易收入约为30亿元。三十年来电视产业收入平均每年递增30%以上,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中国电视产业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文化产业。
促使中国电视产业的高速发展因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国市场经济大环境的确立,党和政府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推动的电视产业发展的一系列决策,电视业界同仁解放思想,迎接挑战,推动电视产业发展的一系列举措和努力。一言以概之,中国电视产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市场机制的推动。在这一系列改革动因的后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经济规律的作用。
经济学在西方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一直在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发挥着理论指导的作用。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这门“显学”也一直为各级党政领导和各行各业的经济工作者所关注。经济学在我国各个产业领域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电视产业也不例外,同样要遵从经济学规律。之所以这样说,至少有两点可以说明。
一是三十年来电视产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思路是市场取向的改革。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把电视产品从单纯的宣传品转到商品的意识上来,进而在产业属性的定位上,我们肯定了电视产品的双重属性,即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又具有产业属性。可以说三十年来电视产业每一次重大改革、每一次重大突破、每一波新的发展高潮都离不开市场机制的推动,都得益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的17年来。我国电视产业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诸如网台分离、制播分离、频道专业化、栏目品牌化、整合资源、组建集团、资本运作、推动上市等等,均是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改革创新的成果。难以想象在同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在其他行业发挥积极作用的经济学规律唯独对电视产业不产生影响。
二是电视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是相同的。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如何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的社会资源,来生产各种不同产品和劳务,并把它们合理地分配给社会成员以供他们消费。”①首先,人类对电视产品的欲望是无限的,这种无限性不仅表现在量上(数量多、品种全、形式丰富多彩),更主要表现在质上(高品位、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俱佳)。其次,电视产业的资源也是稀缺的,虽然电视产品消耗的物质性资源较少,但它消耗的精神性资源和技术资源是主要的,如人才资源、文化资源、创意资源、频道资源,这些都是稀缺的资源,特别是电视产业发展赖以生存的受众注意力资源更是稀缺的。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社会中,最珍贵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注意力。据专家调查,城市受众平均每人每天与各媒体接触的时间大约在180分钟左右,与电视接触时长达到120分钟②,但这一巨大而珍贵的注意力资源已面临极限,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正逐步被“蚕食”。所以,电视产业无论是内容支撑型还是广告支撑型,都必须努力争夺注意力,科学经营注意力,珍惜注意力资源。
既然电视产业同样存在受众欲望的无限性和社会资源的稀缺性矛盾,这样经济学所面临的三项基本任务同样是电视产业的基本任务。即一是生产什么?市场主体应生产什么节目,提供什么劳务,以最大限度满足受众的需求;二是如何生产?市场主体应采取什么方式,使用何种技术,如何组织好生产,从而更好配置社会资源;三是为谁生产?生产出来的节目和劳务如何分配给社会各成员,供他们消费。这里使用了“分配”一词,实质是受众如何科学地“分配”其注意力资源。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每一个电视产业的市场主体对上述三个问题都面临着选择。由此可见,电视产业面临的上述三个问题与其他产业并无本质区别,它同样要遵从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
电视产业特殊性
不应否定经济规律的普遍性
电视产业和其他的产业相比较具有明显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产业性质的政治属性和产品的精神文化特点。由于电视产品的舆论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其具有的政治属性要求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关注产品消费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其产品中物质形态的成分很小,精神形态的成分较多,它属于文化产业、知识产业、创意产业,因而其经济现象呈现出不少自身的特点。例如某些产品消费时边际效用不递减反而递增,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很小(甚至为零),边际收益不递减反而递增。电视产品价格形成的机制和市场结构也有更为复杂的形态和原因等等。我们在研究电视产业经济学时对这些特殊性一定要充分关注,努力在经济规律的普遍性与产业特殊性的结合上找到适合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的科学规律。
现在的问题是,电视产业的这些特殊性是否应否定经济规律的普遍性?笔者认为不应否定。就总体的框架和基本模式而言,经济学仍然适用于中国的电视产业。
一是政治属性与产业属性并不是在一切时间一切领域中都相悖的,两者之间不是有你无我、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的关系。中国电视产业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将两者统一,融合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三十年来一大批导向正确、群众欢迎、雅俗共赏、收益丰厚的频道、栏目、节目不断产生就是明证。当然,由于两种属性的各自要求,有时也会出现相互冲突、相互矛盾,这时就需要我们在两种属性、两种效益上做出选择,有所取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在出现相互矛盾时,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
二是在某些领域电视产业的特殊性仅仅表现为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不一样,并不表示经济规律不适用于电视产业。以电视产业的两次交易为例,第一次交易中电视台花费成本制作并播出节目,获取的只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然后在第二次交易中再把这些凝聚了受众注意力的广告时段出售给广告商。在第二次交易中经济规律的作用是“显性”的。广告市场的价格弹性是很大的,在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多个媒体的广告销售通过竞争将形成一个均衡价格。在第一次交易中经济规律是否也在起作用?例如当某一频道推出一档受欢迎的节目样式,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时,便会立即有不少频道趋之若鹜,或雷同,或仿制,或干脆克隆,而在特定地域内这类节目的需求是有刚性的,从而带来各个同类栏目收视率下降,一直降到经济利润为零。当某档栏目降到负利润时,生产者感到不合算,将会退出这类节目的竞争,另谋出路,使收视市场形成均衡。这说明供求规律仍然对第一次交易发挥着“隐性”的作用。
三是由于体制的缺陷和管理者非理性决策,电视产业经营中有时会出现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但这不表示经济规律和电视产业经营相悖。例如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在扩大用户时面临着规模与效益的矛盾,特别是在农村有线网的扩张上。某些管理者常常提出实现村村通、户户通的目标。按照经济规律,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效益达到最大化。当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企业效益将减小,企业应停止这一扩张行为。但我们一些管理者常常会发出“所有自然村光缆铺到户”之类的指令,结果出现了花费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只扩大几个用户的情况,最终造成了经营亏损,难以为继。这种决策的失误并不表示经济规律不起作用,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显示它的作用。
“经济人假设”适用于电视产业
认为电视产业不遵从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论断是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对中国电视产业不适用。“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它的基本含义有两层:一是自利人,二是理性人。“自利人是指经济活动的主体的行为都具有自利性,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其行为的基本动力”;“理性人是指经济活动主体都精于算计,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选择最有利的行为。”③由亚当・斯密当年提出的“经济人假设”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是构建整座经济学大厦的基础。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整个经济学大厦将不复存在,更谈不上具体经济规律的作用。
“经济人假设”能否适用于中国电视产业?笔者认为,中国的电视产业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只要我们承认电视的产业属性,并努力企求电视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就不能回避“经济人假设”,更不能否定“经济人假设”。
首先,任何理论模式都是特定条件下的抽象。在西方中世纪以前的科学主要是立足于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描述和概括。主要方法是综合的方法。中世纪以后,随着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研究的方法从以综合为主转向以实证为主。即分门别类地将所研究对象设定假设,抓住主要因素而将其他千变万化的次要复杂因素摒弃在外,努力由定性的描述进入定量的分析,从而建立起科学模型,找出各种变量之间关系,推导出将出现的结果。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可以归纳为16个字:“给定假设,简化关系;放松假设,逼近现实”。④“经济人假设”也是将导致复杂的经济现象的其他因素(如道德、伦理、社会价值观念)摒弃在外,抓住理性、自利的主要因素构建起经济学模型,为我们揭示了经济现象中的本质规律。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影响经济理论的光辉。正如牛顿运动定律是建立在惯性系统中一样,而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纯粹意义的惯性系统,这并不影响牛顿力学的科学光芒。其实西方经济学已有一些学派(如行为经济学)考虑到社会对道德、公平的要求,不能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即使在经济领域,典型的人类决策也是既考虑‘利’,又考虑‘义’的;在经济活动中,决策主体宁肯牺牲巨大的个人利益也不肯放弃心中的‘公平原则’。”⑤这些流派从社会公平的视角对经济学做出了新的概括,这是对主流经济学的补充,并没有由此引发否定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厦的问题。
其次,在电视产业中否定“经济人假设”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电视产业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电视产业的经营主体不可能成为“自利人”。这里涉及到我们研究问题的视角。从政治属性视角,一定要把握导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从产业属性的视角,一定要坚持“经济人假设”。中国电视产业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必须追求双重目标,即社会效益目标和经济效益目标。如果不敢大胆地承认“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为什么要发展产业呢?二十多年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就曾有过生产目的的争论。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要把满足人民需求作为最高目标;有的认为作为市场主体就应该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最高目标。这场争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看到的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把追求利润最大化当作自己生产经营的最高目标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如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促进就业、扶贫帮困等。电视产业的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完全也可以坚持导向、关注社会效益。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视传媒,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目标和坚持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都是我国电视人的社会责任,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第三,还有人认为政府干预太多、规制太严,导致“经济人假设”不适用。对这种情况要作具体分析。第一,对传媒产业进行规制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鼓吹“新闻自由”“放开媒体”,另一方面从进入规则、价格规则、市场份额、产权规则等多方面对媒体进行明确的规制。这些规制一方面是把传媒纳入维护其统治集团利益的轨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传媒有序健康发展,如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规则等,但是这并不妨碍“经济人假设”在西方传媒经济学的运用。第二,我国政府一系列规制,立足于推动电视产业的健康发展,推动电视改革的深入,与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并不是对立的。例如,199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提出网、台分离,有线电视网由原来有线台的附属物变成独立的市场主体,从而使有线网络公司迅速发展。几年之内全国有多个省市有线网络成功上市,而有线台与无线台合并又使电视台实力大增,推动了频道专业化的改革进程。第三,经济学早已论述了“市场失灵”时,必须由“看得见的手”进行补充。因此政府的规制本身就是“经济人假设”引发的题中应有之义。假如当市场主体的活动出现负外部性时,如低俗化造成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市场的调节作用不灵了,政府必须进行干预。这正是经济学提出的用“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进行补充,这本身就是经济规律所要求的,并不等于说只要政府介入了传媒领域,经济规律就不适用了。
经济学对电视实际工作者的启示
笔者曾作为省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的领导亲身参与了十几年广播电视的改革,对改革中遇到的不少问题曾经感到困惑,不能释怀,但在学习了一些经济学的著作后,感到经济规律无处不在。我们在改革的热运行中必须冷思考,一个重要的思考点就是应该如何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推动电视产业的改革,如何避免违反经济规律从而付出不必要的成本。从当前电视产业发展的现实来看,经济学对我们至少有如下启示。
一是如何清醒地认识市场,科学地把握市场。电视产业必须迎接市场的挑战,这一点已成为电视工作者的共识。但我国电视市场的现状如何,市场结构怎么样,产业集中度如何,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才有利于中国电视健康发展,需求和供给如何实现平衡,电视产业的社会资源如何合理配置,注意力资源的配置有什么特点等等就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和科学地把握这些,电视产业的发展一定能有更多的自觉。例如,所有的电视台都注重品牌的作用,但品牌的实质是什么,品牌效应的经济学机制是什么,它的致胜法宝是什么?如果能对品牌进行经济学解读,那么对电视台创品牌的工作一定大有裨益。
二是如何提高效益。多年来电视媒体只是注意努力从市场尽可能获取更多收益,但很少关注如何减少成本,不能准确地计算出单位产出成本和边际成本,以使自己利润达到最大化。如何选择最佳的资源配置方案,如何对劳动(特别是对主持人、明星人物)按经济规律进行合理调节,如何对设备资金进行合理配置,以减少浪费,如何找到节目进入市场或者退出市场的经济学标准,如何防止目前各级电视台司空见惯的浪费现象,如何使电视媒体运行尽可能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所有这些问题经济理论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三是如何延伸产业链,扩大规模。目前我国各级电视产业主体规模小、实力弱。电视台都是广告支撑型,广告收入占电视台收入90%以上,而西方发达国家电视媒体广告收入只占30%至40%,大部分收入依靠节目出售、音像品经营、主题公园、品牌经营等延伸产业链来获得。延伸产业链、发展大电视产业已成为我国电视产业面临的重大问题,然而多年来不少整合重组、集团化运作措施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做大做强,为什么大不一定强,如何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如何获取规模效益,如何防止规模不经济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经济学理论中获得启示。
四是如何关注电视产业的社会成本,提高电视人的社会责任感,努力追求绿色收视率。多年来我们关注电视产业的低俗化等错误倾向带来的社会问题时,多从思想政治上、伦理道德上、法制上和行业自律上着手,这当然是必要的。其实经济学关于“负外部性”“机会成本”等论述也为我们和低俗化作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经济理论揭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有社会成本,产业的过度发展会让社会付出过高代价,这已成为当前科学发展观关注的重要问题。生产实物形态产品的产业造成的社会代价主要是过度耗费物质资源和污染环境,而生产精神产品的电视产业,过度的商品化带来的则是降低受众文化素养、损坏社会风气和浪费珍贵的社会文化资源等代价。⑥追求低代价经济增长,已成为我国经济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共识,也应成为电视人追求的目标。经济学对于解决“负外部性”已经提出了不少办法,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找到一些新的方法?例如用满意度、美誉度对收视率进行补充;对电视产品的性质进行更明确的界定,让属于公共物品的产品如新闻、少儿节目、科教节目等退出广告市场,由财政拨款养活;对高雅节目由政府给予补贴和实行时段优惠,对格调低下的节目实行征税和时段歧视……这样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教育手段结合起来,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近期的一次常委学习会上,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我省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来培育”,指出“要学会运用符合市场要求的思路、办法、手段来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建设,推动文化产业发展。”⑦笔者认为,电视产业的实际工作者学一点经济学是有好处的。
(作者系江西省广播电视协会顾问)
注释
①③金明路,许庆明主编:《现代经济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第1页、第13页。
②④喻国明等编著:《传媒经济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9页、第40页。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01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也逐渐成为我国改革的重点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协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成为当前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进行分析，并重点探究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以促进我国的快速发展。
一、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一）政治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
为了适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就要进行上层建筑改革。纵观我国改革的路程可知，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才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就会引起新一轮行政体制的改革。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也要进行改革，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例如：在1993年以后，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
众所周知，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就是政治，政治以其特有的职能和功能，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在某种条件下，甚至占据首要位置。政治能够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调控和管理。政府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对市场经济的建立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为经济体制顺利改革提供重要保障。
（三）两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两者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相互促进，不能分割。两者要紧密结合，相互影响，要协同发展，任何一方都不能明显滞后于另一方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两者相互促进的作用，为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如何协调好两者改革的关系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内容，因为，只有两者的改革关系相适应，并进行不断的改革，才能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如何协调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一）为什么协调两者的关系
第一，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两者必须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解决两者的矛盾依赖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发展，这是根本矛盾，只有改变生产关系，并变革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矛盾。第二，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两者必须协调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涉及到很多方面，诸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文化教育改革等，它们之间相互促进，密不可分，必须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混乱的经济秩序、日益严重的经济犯罪等，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善所致，因此，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两者发展相适应，才能使市场经济活而不乱，充满生机。第三，两者的关系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协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障，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两者关系密切，不能分割。
（二）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
1.坚持目标模式协调发展
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明确目标，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去考虑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为政治制度制定的重要依据。立足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进行创造性思考，借鉴先进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经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对社会管理职能进行研究。
2.确保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现状的协调
现阶段，要对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现状进行研究和掌握，分析两者的运行机制、相互作用机制，并分析现阶段的政治体制在哪些方面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并商讨改革的方案，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3.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要协调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保障，而经济体制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两者相互促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要确保改革步骤的协调，任何一方都能严重滞后于另一方，保持动态中的协调发展，但并不是绝对的平衡推进，要正确把握保持协调、平衡的度。政治体制在改革的某方面，变动更大，时间更长，因此，要合理把握两者改革的协调性，做好各项改革的方案，并进行排列组合，以确保改革顺利完成。
4.加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的措施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人民的怨气，要努力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确保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还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要想实现这一切，必须加强两者改革的协调性。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因此，需要相应的体制改革。统筹好经济体制改革及政治体制的各项工作，统筹兼顾改革中涉及的各项内容，形成推进改革的整体合力。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极大的动力，增强我国经济实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社会经济管理提供保障，促进经济、政治的稳定发展。
三、结语
本文对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是不能分割的有机整体，接着探讨了协调好两者关系的原因，最后简单阐述了协调好政治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的建议，以促进两者改革的协调发展，只有这样，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连文，刘成霞.舒适护理在骨折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J].吉林医学，2010（06）.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希玛集团总裁、北京安徽企业商会会长何帮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根基实体经济，既是扩大就业的主体，又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方面。但当前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部分实体经济盈利空间进一步压缩，经营困难，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推动其发展刻不容缓。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速减缓，国际市场需求明显不足，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严峻形势，面临着资金困难、外需低迷、成本高、利润薄等困境，一些实体企业为了追逐高回报纷纷放松主业，转向炒作房地产和民间借贷市场，投机氛围日渐浓烈。
2012年3月5日至4月20日。
二、征集内容
根据我市“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和未来发展的形势和任务，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重点围绕以下十个方面内容，提出我市“十二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既可是宏观战略性意见和建议，也可是微观某一领域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1．“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点围绕如何大力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如何推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如何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何以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为关键，实现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如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面提升农业竞争力和综合效益等方面建言献策；
2．“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优化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网络布局。重点围绕如何完善公路网络、推进航空和铁路建设、加快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以及停车场站等方面建言献策；
3．“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加快新区建设，加快城镇化步伐。重点围绕新区和县城新区建设、产业集聚区建设、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引导农民进城等方面建言献策；
4．“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重点围绕推进重大产业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构建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等方面建言献策；
5．“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推进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重点围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水资源保障和建设节水型城市，提高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等方面建言献策；
6．“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重点围绕教育、卫生、体育、劳动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提高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解决民生突出问题，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建言献策；
7．“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实施人才战略及人力资源开发。重点围绕育才、聚才、用才和留住人才的对策措施等方面建言献策；
8．“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围绕国有企业改革重组、重要商品和要素市场领域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建言献策；
9．“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国际国内合作和对外竞争的新优势。重点围绕开放型经济发展，扩大招商引资，引进战略投资者，推进经济区域合作等方面建言献策；
10．“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重点围绕社会治安、防震救灾、突发公共医疗卫生事件应对、工矿企业危机处理等方面建言献策。
三、征集方式
1．登录市政府网站连线政府栏目“建言献策”专栏，参与网上建言献策活动；
科学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是由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这几年，浙江面临着“追兵渐近、标兵渐远”的严峻形势。2010年，浙江GDP总量为27722亿元，在全国各省区中处于第四位。2010年，我省经济增速为11.8%，在粤苏鲁浙豫五省中排名垫底。我省经济发展如果延续当前发展态势，经济总量和粤苏鲁三省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甚至有被河南赶超的危险。从人均GDP来看，我省前些年所积累的优势正逐步缩小。2009年，我省人均GDP第一的宝座被江苏夺走，2010年，我省人均GDP与江苏的差距达1418元。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来看，我省高于广东、山东、河南三省，但与江苏的差距从2009年的33元扩大2010年的443元。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只要不违背市场规律刻意追求高速度，速度和质量就一定是统一的。没有质量效益支撑，速度想快也快不起来；相反，没有一定的速度，也很难实现较高的质量和效益。因此，报告在对国内外经济形势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2012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5%，比全国高1个百分点。这个目标应该说是积极稳妥、统筹兼顾和留有余地的，体现了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目标导向。我们要坚持以进促稳，把经济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到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此，省政府把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稳定外贸出口作为调整结构、稳定经济的重大举措来抓。
如何全面推进三大国家战略，构筑浙江新的增长极和海陆联动的新格局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舟山群岛新区在2011年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坐拥三大国家战略的浙江，如何推进三大战略，又如何依托三大战略，为浙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启动浙江新一轮快速增长，构筑浙江海陆联动的新格局，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2011年是三大国家战略的启动实施之年，今年将是全面推进之年。因此，报告提出，“要举全省之力抓落实，先行先试求突破，促进海洋经济与山区经济联动发展”。一是积极创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围绕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建设，加强沿海港口资源整合，创新宁波―舟山港管理体制，完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和国家战略物资储运基地。二是立足舟山特色优势，高标准编制新区发展规划，启动实施舟山群岛新区规划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打造国际物流岛，加快建设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和大宗商品中转储运加工交易中心，推动舟山港域向综合物流型转变。三是加快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继续打造部级小商品国际贸易区，加快“义乌港”和航空口岸建设，大力发展义乌商贸服务业产业集聚区，探索建立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和跨关区快速通关模式，促进实体市场与网络市场融合发展。同时，三大国家战略既要集全省之力，又要使全省受益，把海陆统筹、山海协调的原则贯穿于三大国家战略实施的全过程，构筑海陆联动的新格局。
如何提升发展实体经济，增强浙江发展的后劲
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财富和综合实力的根本性基础，其稳定运行对于维护经济社会秩序至关重要。欧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国家或地区的良性发展需要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来保障。为此，报告充分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明确提出了“兴实体”的发展思路，在具体举措上，一是抓有效投资。着眼于增强核心竞争力和长远发展后劲，深入实施“三个千亿”工程，狠抓一批对发展起支撑带动作用的重点项目，推动投资结构优化和有效投资增长。二是抓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是浙江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完善扶持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鼓励投资兴业，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准入门槛，破除影响民间投资的体制障碍；鼓励企业加大实体经济投入，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夯实立身之本。强化要素和服务保障，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更多向民营企业和实体经济集聚。落实完善减负惠企政策措施，强化对小微企业服务，营造尊商、亲商、兴商氛围，着力提振企业家信心。三是抓金融保障。作为民间金融最活跃的地区，浙江有巨量的民间资本和繁荣的金融活动，但金融的创新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这一基础。为此，报告提出，着眼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紧扣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农村金融服务不足问题，实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民间财富管理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创建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强化发展的金融支撑。
如何促进浙商回归，实现“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融合发展
1000多万省内外浙商是浙江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发展的活力源泉。过去浙江经济发展的成功得益于广大浙商，今后浙江经济继续走在前列还是要靠广大浙商。目前，浙商已经在省外创办各类企业26万多家、专业市场2000多个，投资规模已经超过3万亿元，累计创造了6.7万亿元的生产总值，是2010年浙江全省生产总值的2.4倍。浙商不仅在五湖四海干出了一番事业，还在五洲四洋闯出了一片天地，在境外创办企业数量已达4902家，累计投资112亿美元，中方投资99亿美元，足迹遍布全球138个国家和地区。有学者指出，浙江是我国唯一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省份。因此，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更加注重跳出浙江与发展浙江相协调，努力构筑竞争新优势。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有机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拓展发展空间、吸纳优质要素、提升竞争能力。坚持“闯天下”与“强浙江”有机统一，集聚和激发天下浙商巨大能量，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促进“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融合发展，开创我省经济转型升级新局面。在具体的举措上，关键是要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把省内浙商提升发展与省外浙商反哺发展结合起来，合心合力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
如何走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
就发展阶段而言，浙江正处于由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依靠科技人才等创新要素来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以及其所承载的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浙江省创新驱动战略中第一位的战略资源。
建设创新型省份是一项复杂和巨大的系统工程。技术创新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主攻方向；发展动力的创新是产业与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体制和文化创新则是创新的保障条件。这三者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需要统筹和协同推进。为此报告通篇贯穿了创新发展的理念，提出，更加注重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相驱动，深化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为发展注入不竭的活力源泉。牢固树立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理念，加快科技强省、教育强省、文化强省和人力资源强省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人才支撑能力，为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如何更好地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相促进，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省人民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也是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越是经济困难之时，社会稳定的压力越大，我们越要高度关注民生，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省委、省政府把“双稳”，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作为今年必须紧紧围绕的目标。我们要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紧密结合起来，既围绕改善民生谋发展，又致力发展经济惠民生。要立足当前办好实事，着眼根本构建体系。要更加注重财政的民生投入，办好顺民意、解民忧、保民安的实事好事，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着力增加低收入群众收入，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遍增进民众福祉，使发展成果惠及全省人民。因此，报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富民为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发展，加快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创造财富与公平分配的协调，着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依法保障公民权益，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
2009年5月至7月中旬，人民论坛杂志抽调数名研究人员并邀请北京大学等院校学者组成专门研究团队，对国内外已有的指标体系进行系统梳理研究。与此同时，课题组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316位、各地县(市)委书记、县(市)长170余人次围绕“县域科学发展如何评价”进行深入讨论；在综合集成已有智慧的基础上，就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意义、原则等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并初步形成了“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一稿)”，包含43项二级指标。
“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一稿)”形成后，课题组将其发给有关专家和官员，进行了意见征集，共有121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学者以及36位官员参与笔谈，并在此基础上举行了小范围座谈，即第二次会议，推出第二稿。专家及官员们就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以及具体指标设置的相关焦点、难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将指标体系缩减为35项二级指标。
第二稿形成后，课题组又不断吸取各界意见、建议，通过召开第三次专家座谈会，很多专家又对该指标体系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于是我们又将该体系进行了重新修改，形成了“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三稿)”，包含19项二级指标。
第三稿出来后，我们组成专题调研组赴全国20余个典型县市进行实地调研，检验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与响应
在策划筹备及组织实施这一课题当中，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国家部委、权威研究机构、主流媒体的广泛认同、支持和参与，许多地方县市纷纷响应。具体表现在：
一是国家领导人、有关部委、中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关注，有些亲自参与到活动中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担任专家评审委员会主席，中央有关部门也从各方面给予指导与支持。
二是知名专家及各研究机构积极配合、响应。李慎明、李君如等100位学者型高级领导干部或著名学者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中央编译局、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等100余家该领域权威研究机构及所属单位作为课题成员单位，为课题调研提供智力支持。
三是中央和各地主流媒体的广泛互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浪网、新华网及各省市主要党报等100余家媒体等课题的讨论、征求意见、新闻等进行全程跟踪报道。
四是地方县市的热情响应。170余县市主要负责人对县域科学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有专家表示，如此高的规格、如此大的规模、如此全面的动员，在我国县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尚属首例，这充分反映了当前形势下全社会对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县域科学发展的寄望与期待。
调研是如何进行的
在评价体系构建过程中，课题调研组深入全国各地对科学展典型县市展开调研，推动“中国县域科学发展体系”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并在“专题调研”、“中国经验”栏目中推出《县域科学发展与创业实干之道》、《走有中国特色的资源城市转型道路》、《丹阳经验：绩效管理“导航”》等20余个科学发展的典型县市的调研专题或文章。
课题组深入调研的对象，既有以往的百强县，如江苏、山东等地的县域；也有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县域，如甘肃、四川等地的县域。不同的县域，县情不同，相应地，其发展特色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调研过程中，大多数党政干部认为，人民论坛杂志组织各领域权威专家建构的“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较符合县域发展的实际，能促进县域的科学发展。
比如9月7日至9日，为了进一步深入总结县域科学发展的典型经验，验证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及复旦大学有关专家组成课题调研组，深入传统百强县江苏丹阳，通过座谈、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进行了《丹阳经验：绩效管理“导航”》专题调研。通过调研发现，丹阳市通过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考核机制，使绩效管理真正成为了科学发展的“导航仪”、工作责任的“动力阀”，推动了县域科学发展。通过丹阳调研，大多数党政干部都认为，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各领域权威专家建构的“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较符合县域发展的实际，能促进县域的科学发展。而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生态文明、公众满意度6项指标来看，丹阳市的发展是快速的，也是均衡、全面的。在“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的19项指标当中，丹阳的得分大多较高。
另外，评价体系的一个亮点就是进行公众满意度调查。进行满意度调查，不仅能从深层次上体现县域的科学发展，而且也是政府干部考核的根据。在调研过程中，不少县域通过对领导班子的绩效管理已重视起人民的满意度。通过评价体系的进一步推动，县域的发展将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重点报道全面深刻，值得关注
在课题调研实施过程中，人民论坛杂志先后在“特别策划”栏目推出《县域发展何处背离科学》、《县域发展向国外学什么》、《这些问题地方官员怎么看》、《传统百强县如何走向科学发展百强》、《县域发展评价的核心问题》、《郡县制新图景》六期专题，从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现实发展与历史借鉴等不同层面对讨论、研究的精华进行了报道。
《县域发展何处背离科学》(09年6月下期)：
本期“特别策划”专题包括《县域科学发展为何如此重要》、《县域发展背离科学的表现》、《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差别化评价体系》、《如何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四没有”》等重要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比如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冬雪副院长指出，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政治上看，县域发展以及县政改革的深入展开都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力。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建军认为，在县级层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看，最关键的是在空间层面，推行非均衡的发展策略和分类指导、分区管理的评价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郑风田认为目前单纯以经济发展指标来进行县域经济评价已不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走出单纯以GDP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本期专题推出以后，得到学界广泛响应，许多专家参与到了“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讨论中来。
《县域发展向国外学什么》(09年7月上期)：
世界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是如何推进县域等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是我们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我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建构，所必须观照的一个重要视域。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本期“特别策划”通过专题讨论的形式，邀请专家学者围绕“国外有没有县域经济”、“国外政府如何促进地方发展”、“国外的‘县官’如何当”、“国外也有招商引资吗”、“地方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吗”、“国外中央与地方关系怎样”、“国外如何实现社会保障”、“如何科学考评地方政府”10个核心问题，总结分析国外的经验教训。
专家们对中外地区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彩观点。专家指出西方主要国家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很低，行政区划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影响不大；普遍采用城镇管理的职业经理制；也有招商引资并采取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手段，但更重视非税收的手段，通过营造良好的商务环境和提供良好的服务，降低企业的商务成本；西方的评价体系则是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以社会为主体的评价体系等。
中外对比研究给广大读者，特别是县域实践工作者提供了新的借鉴。
《这些问题地方官员怎么看?》(09年7月下期)：
县(市)委书记、县(市)长是县域地区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对县域发展的实际情况最为了解，对于县域如何科学发展也最具见解。课题组采访了100余位县(市)委书记、县(市)长，人民论坛杂志刊载了中共湖南省株洲市委副书记、炎陵县委书记李晖等12位市县领导的精彩见解，揭示了县市主要领导对促进县域科学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在建立县域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上、所应包含的内容上，各地县(市)委书记、县(市)长各抒己见、见解深刻。
《传统百强如何走向科学发展百强》(09年8月上期)：
传统百强县科学发展普遍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强制约，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改善民生尚待加强等挑战与“陷阱”。本期专题围绕“传统百强如何走向科学发展百强”这一主题，刊发了中共浙江象山县委书记周江勇等10余位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观点与建议，反映了实践一线的负责人对县域科学发展评价的独到认识。比如福建沙县县委书记陈瑞喜认为县域科学发展要跳出传统百强县的“成长陷阱”，关键在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评机制。
《县域发展评价的核心问题》(09年8月下期)：
该专题详细介绍了“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三稿)的构建始末、体系特征、操作难点等问题。整个专题包括《前瞻、科学、引导、可操作――“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一稿)构建要点》、《代表性指标如何取舍――“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二稿)建构中的焦点与难点》、《专家“头脑风暴”会诊指标体系――“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三次专家座谈会发言摘要》等主打文章，重点报道了第三次座谈会上的专家精彩见解。
比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高小平副会长认为，构建“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很有意义，由权威的第三方评价县域科学发展，在政治上、国际形象上等多方面都有很好的效应。指标应当从繁到简，从开始的全面、避免遗漏，到逐步地调研、试点，升华认识，找到一些关键指标、核心指标，有一些次要的、作用比较小的指标就可以慢慢淘汰。完善的过程也是挖掘指标重要性、关键程度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指出评价指标体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评价很重要，排行要慎重。在具体指标上，他认为指标要少，经济收入的指标甚至都可以不要。因为实际上很多经济指标都已经转化为其他指标了。
国家行政学院的徐耀桐教授认为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应体现“党的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有必要，党的建设这一块是重头部分，包括党员队伍建设，基层支部建设，当然不一定指标要搞多，但至少要有几条。
鉴此，我们将《中国经济报告》今年第1期的主题确定为“2017：挑战与出路”。早在去年11月底，编辑部即研讨并梳理出了2017年应该着力关注的21个议题，每个议题中又包含了若干小问题。这些议题大略是：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政策选择；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进展、存在问题与2017年深化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任务、重点、方式；如何使“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效；如何准确定位产业政策，国内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实践之成败，中国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房地产市场走势及调控政策；如何使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得益彰、转型升级、结构优化；财税改革的目标、重点及预期效应；金融改革暨人民币走势；如何使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步入良性轨道；如何切实按照市场理念、市场法则和市场机制深入推动国企改革；中国商业形态的兴替、转型、分化与流变；如何健康推动、具体实施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社保体制机制改革与社保事业发展；如何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并推动民办教育发展；如何构建新的国家监察体制；2017年的立法规划及重点；创建更适宜人居的健康生态环境；大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全球经济将如何演进；美、法、德、英等西方主要大国右翼势力、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将对全球化造成怎样的冲击，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秩序是否处于一个变化的节点；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