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分析
2.1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以梅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客家文化旅游为对象、以问卷调查方式测评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探寻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显着影响因子。梅州市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向外传播核心区,被誉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旅游的经典旅游目的地。选择梅州市为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区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由于影响游客满意因素的复杂性,游客满意度测评涉及多维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其量化测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测评模型主要有期望差异模型(EDT)、服务质量模型(SERVQUAL)、服务绩效模型(SERVPERF)、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3,5,15~17]。本文采取广泛使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法,建立评价集V=[非常满意,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对应的测量标度向量H=[5,4,3,2,1],作为评价集的相应分值,获得被访游客对测评对象的主观态度。根据调查目的,综合考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响因素,构建侧重于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测评的9维度39因子评价指标体系(表1)。问卷设计内容包括:(1)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客源地、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收入等。(2)旅游期望与实际感知的总体满意度和单项满意度评价。(3)满意度相关影响因子:包括出游次数、出游方式、出游动机、旅游地形象等。(4)满意度的行为结果:忠诚度。
2.2调查过程与分析方法
样本调查在2012年5月至2012年7月完成,选择包含了黄金周、双休日和工作日的时间进行调查。在梅州主要景区、酒店、特产店对旅游者展开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调查人员直接对游客进行“一对一”随机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协助游客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问卷,保证了信息的客观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89份,有效率达96.3%。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本次调查的Alpha,即可靠性系数(a)=0.944,且各评价因子的Alpha信度系数均大于0.800,问卷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信度)高。
2.3游客满意度结果分析
(1)总体满意度通过统计分析,评价总目标值为3.78,说明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且与其它类型文化旅游满意度相比,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偏低。(2)评价维度满意度各评价维度指标满意度均值与李克特量表中5级满意度的赋值相比可看出(图1),除旅游环境和客家文化特色维度指标达到满意外,旅游景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服务与管理7个维度指标均未达到满意水平。图1各评价维度满意度Fig.1Thevaluedimensionsatisfaction(3)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因子层39项指标中,仅1/4项指标达到满意水平,其中最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空气质量、客家民俗和游览环境;最不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娱乐特色、商品价格和商品类型与特色。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明不同人口学特征和不同旅游行为特征的人群在总体满意度上的差异情况。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差别程度用P值判断,P>0.05时,表示比较差异不显着;0.01交通舒适性、娱乐特色、商品类型与特色、游程安排、服务质量监管、气候舒适度、水体质量、空气质量、居民态度、客家民居建筑和客家民俗等15项评价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7,且各相关系数概率值均接近0,表明游客满意度与上述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显着的相关性(表3)。
3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结果表明,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存在满意度显着影响因子。客家文化旅游存在形象模糊、市场狭小、产品单一、特色不足以及服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增进游客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是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应着力于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的形象价值、产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服务价值。
3.1实施形象策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价值
(1)强化形象主题,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形象是激发旅游动机、提高游客期望、提升感知质量的重要因子[3,18,19]。概念泛化、视觉雷同、形象主题模糊、文化内涵缺失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问题,同质竞争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原因,应强化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包括突出“客家文化”大主题、强化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形象,在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下,根据粤闽赣客家地区“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文化差异和特征,进行客家文化各亚区的旅游形象定位,凸显各亚区的旅游形象主题,形成
鲜明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通过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将粤闽赣客家地区客家文化旅游主题和宣传口号统一于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共同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2)加强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是旅游形象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游客期望进行管理、使游客期望与实际感知保持一致、提高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确定鲜明而统一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标识,对客家文化旅游进行客观准确的形象宣传,有利于客家文化旅游市场形象和口碑效应的形成。积极扩宽形象传播途径,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音乐、网络等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介,大力宣传客家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3.2实施市场策略扩大客家文化旅游市场
(1)开拓非客家人客源市场,扩展客家文化旅游中长距离客源市场。客源市场狭小、人气指数不高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市场”特征表现。客家文化旅游的现状客源仍局限于“客家人”这个“自家人”市场和500km范围内的近域非客家人市场,客家文化旅游需要开拓更广的旅游市场。应注重中长距离非客家人市场的开拓,加强客家文化旅游在非客家人客源市场的宣传,采取各种旅游推介会让非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增强客家文化旅游对中长距离非客家人的旅游吸引力。(2)创新旅游营销模式,扩宽客家文化旅游营销渠道,积极开展文化营销、网络营销、价格营销。以客家文化为“卖点”开展文化营销,满足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文化需求:对同质文化的追寻记忆和延续继承,或对异质文化的观摩学习和体验经历。利用现代新媒体开展旅游网络营销,通过客家文化的数字化和可视化表达,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视产品、动漫产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开展价格营销,降低旅游产品的直观价格,吸引不同的分众市场。
3.3实施产品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价值
(1)深化产品开发,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浅层次粗放开发、观光产品为主、旅游产品单一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产品”特征表现。应遵循旅游产品开发规律、尊重旅游消费需求[8,20],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重视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在加强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客家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同时,重视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体验产品和娱乐产品开发,实现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由观光旅游产品向休闲体验产品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旅游业与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产业的融合,解决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表达难点,创新开发客家文化休闲体验旅游产品,以增强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受;重视旅游商品开发,加大旅游商品开发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开发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促进旅游购物。(2)强化特色与精品意识,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质量。以客家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开发客家文化特色旅游产品(特色旅游线路、特色景区、特色商品),彰显特色,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价值和品质,增加客家文化旅游吸引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展示客家文化精髓、铸造文客家文化旅游精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从而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价值。
3.4实施环境策略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价值
1.引言
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文化是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朵瑰丽奇葩，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客家文化的形成是在独特的社会环境和独特的历史渊源中，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不断的推陈纳新的过程中形成的。客家文化在中华文化整体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突出的文化类型，客家文化在近现代对汉文化的丰富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客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对客家文化的研究都是一个热点。
2.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必要性
客家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不容乐观，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客家文化研究的文献保障和整理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
（1）客家文化的资源分布分散，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
（2）客家文化的资源种类单一，体现在资源的载体上主要集中在纸质媒介上，多媒体的资源特别是多媒体数字资源数量少；
（3）客家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少有开展，资源的存在形式大都处于一种原始状态，这对资源的检索和利用带来很大的不便，数字化、标准化工作尤为重要。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和最大限度地为公众公平享有，随着文化工作者和信息技术工作者的努力，目前数字化技术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高度重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普遍推开，其中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现代化科技手段对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主要实施内容之一。因此利用数字信息化的手段对客家文化资源进行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现阶段的一个重要领域。
3.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技术规范体系
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技术规范体系包含以下几部分：资源采集加工标准、客家文化资源元数据规范和著录规则及客家文化资源元数据库建库标准、主文档保存与管理标准、数字化工作规范和信息服务标准。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尽可能直接引用和采纳国内外已经普遍应用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一些指标的制定考虑到最新的实践情况以及最新的技术情况，一些校验方法采用国内外最新的校验工具和方法。重点参考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计划的“关于文本和图像数据数字化转换的技术规范” [1]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2]的技术资料汇编以及科技部“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建设”项目“数字资源加工标准规范与操作指南”子项目的相关成果[3]。横向上保持与相关同期标准，如与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文本、音频、视频）加工标准与工作规范》、《数字资源对象管理规范》及唯一标识符、元数据、长期保存等子项目相关成果的一致性；纵向上尽量保持与CDLS项目、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CADLIS）及其他大型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的标准规范的可转换性和易转换性[4]。这样既保持了与同期其他相关标准的协调，又兼顾历史标准的继承。
3.1 客家文化资源的采集加工标准
客家文化资源的主要信息源有：正史、地方志、地方史、家谱、族谱、研究人士著述、客家地区报刊、音像制品、网站和数据库等，载体形式多种多样，要针对不同载体形式的资源制定出不同的采集加工标准。另外，还有一些客家文化资源并未承载于特定的载体之上，如：客家语言文学、客家人物、客家建筑、客家饮食、客家音乐舞蹈、客家民间美术、客家文物古迹、客家民俗民风等，这些资源都是以自然的形态而存在，需要有特定的设备按特定的程序步骤来进行采集，因此对设备、程序和流程需要有特定的标准和规范来操作。
散布在民间的客家文化资源品种繁多，良莠不齐，如何进行甄别取舍挖掘出有代表意义的和具特殊价值的资源是资源建设中的一大难点，即如何界定原始资源的保存等级、加工等级以及和服务等级，其中涉及隐私权、知识产权、商标权等法律层面，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在各种法律的框架下得到支持。
3.2 客家文化资源元数据规范和著录规则及客家文化资源元数据库建库标准
不同类型的资源有着不同的元数据描述标准框架。例如，博物馆建立了SPECTRUM和CDWA元数据标准框架来支持博物馆馆藏资源的管理，档案馆建立了ISAD（G）、ISAAR（CPF）和EAD元数据标准框架来支持档案馆馆藏资源的管理，图书馆使用MARC元数据标准系列来支持书目数据的管理与交换。客家文化资源按其资源类型确定所在领域的元数据标准，并完整记录元数据文档。这个文档应该列出所用的所有元数据元素的详细目录，以及这些元素对数字资源进行描述的方法。
3.3 客家文化资源数字主文档保存与管理标准
数字主文档保存为数字化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保存依赖于数字资源生产的过程记录，因为所保存的重要信息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保存不仅仅是选择合适的文件格式和数字介质的类型，而应该将其视为数字资源管理的基础工作，以保证其长期和重复使用。
（1）文档格式：使用开放的文档格式可以增强互操作性和资源的重复利用，并能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进行创建和修改。数字主文档包括文本型、静态数字图像、视频数字资源、音频数字资源，不同类型的数字主文档生产与保存的标准各有不同。
（2）存储介质：不同的数字存储介质在数据存取时对软硬件有不同的要求，且在管理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
（3）保存策略：主要有三种技术方法来实现数字资源的保存：技术保存、技术仿真和数据迁移。要根据数字资源的使用目的、使用功能制定出不同的保存标准。
3.4 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加工工作规范
数字加工工作流程和相关管理规定包括对数字加工的工作流程、人员以及操作规范等，形成基本完善的业务规范及规章制度自动化管理、存贮和利用与。
3.5 客家文化资源信息服务标准
信息服务包括系统公共信息服务、个性化信息服务、全文信息搜索服务、统一资源搜索服务、信息服务统计分析等，要根据不同的服务方式和手段建立相应的支持标准。
4.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框架
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的实施要贯穿数字化的全过程。明确标准的目的，即标准的作用：
（1）互操作，用户可以跨越数字化项目实现对数字资源的无缝访问，且无须专门工具；
（2）开放存取，采用开放标准和通用格式，数字资源将被广泛访问；
（3）保存，可确保数字资源能够长期使用，以使其投资效益最大化；
（4）安全，保护数字资源知识产权和用户个人隐私，确保数字资源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4.1 准备标准框架
在准备阶段，必须清晰界定要被数字化的原始信息资源的范围以及生产的数字资源的用途，同时要考虑原始信息资源的主要特性：如格式、大小、状况和颜色等。
4.2 制定数字主文档保存与管理标准框
为了使数字资源得到广泛的访问存取，新建数字资应该采用开放的文档格式。数字主文档分4种：
（1）文本型数字资源：字符编码、文档格式；
（2）静态数字图像资源：光栅图像、矢量图像；
（3）视频数字资源；
（4）音频数字资源
4.3 制定元数据描述标准框架
建立完整记录元数据的文档，这个文档应该列出所用的所有元数据元素的详细目录，以及这些元素对数字资源进行描述的方法。元数据分5种：
（1）描述性元数据；
（2）管理性元数据；
（3）保存性元数据；
（4）结构性元数据；
（5）数字资源集合的元数据
4.4 制定资源服务标准框架
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要对数字主文档进行处理，从而生成适合于在因特网环境中传播的数字资源副本。包含两部分：传输过程和Web站点：
（1）传输过程：文本型数字资源传输、静态图像传输、音频传输、视频传输、数字资源定位；
（2）Web站点：可获取性、安全性、用户认证、服务绩效
4.5 制定资源共享标准框架
为了实现数字资源的共享，必须公开数字资源的元数据，以便能够被其他应用和服务所使用。针对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项目来说，公开哪些元数据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公开，与数字资源的特性和主要共享元数据的应用和服务有关。
5.结语
虚拟现实技术是用声、光、电一体化的信息产品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用信息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高精度摄像系统，可大量地获取实体资源的三维图像与数据，并生成物体与场景的三维全景模型，造就一种虚拟现实或虚拟环境，实现交互式观赏功能，满足用户主动参与的要求。因此，在原始资源的数字化加工过程和数字化后数据的呈现过程中所选择的技术标准、过程标准以及信息服务标准要如何体现虚拟现实技术是本研究的一大难点。目前此项标准国内外都未开展研究，可参考和借鉴的成果不多，希望在此提出与同行共同研究。
参考文献
[1]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Digital Conversion of Test and Graphic Materials[EB/OL].http：//memory.loc.gov/ammem/about/techStandards.pdf.
[2]数位典藏技术汇编[EB/OL].[2010-11-08].http：//core.teldap.tw/Documents/-technique.php.
[3]科技部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项目数字资源加工子项目组.数字资源加工标准规范与操作指南[EB/OL].[2010-11-08].http：///2003/Process/.
[4]张春红，唐勇，邵珂.图像资源数字加工标准及其应用[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9，1（12）：9-14.
[5]肖珑，陈凌，冯项云等.中文元数据标准框架及其应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19（5）：29-35.
一、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语言、戏剧、音乐、舞蹈、工艺、民俗、建筑、饮食等方面。客家人遍布中国的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四川、台湾等省份，甚至远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分布广泛，影响深远。江西赣州作为“客家摇篮”，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客家文化。赣州博物馆拥有大量客家文化外宣材料，对于赣州客家文化介绍非常详细，本文从翻译技巧角度研究博物馆客家文化外宣材料，希望能进一步完善客家文化文本翻译的研究。
二、直译与意译
直译和意译是两种不同的翻译技巧。从语言层面来说，直译是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意译，也称为自由翻译，它是只保持原文内容、不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直译与意译相互关联、互为补充，同时，它们互相协调、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在翻译客家文化外宣材料时，应了解什么时候采用直译、什么时候采用意译，这样才能最好地实现翻译内容的忠实与标准。
三、客家文化赣南地区外宣材料英译
赣州博物馆拥有大量客家文化外宣材料，对于赣州客家文化介绍非常详细，本文从翻译技巧角度研究博物馆客家文化外宣材料。文本翻译起着传播客家文化的作用，在翻译中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的特色，能让译文语言的读者理解客家文化并感受其独特魅力。在客家文化外宣材料的翻译实践中，可以采用直译法、意译法或者直译加注法。
1.直译法
例一：三月清明，这一期间野艾草比较鲜嫩，客家人就采来做成糍来吃。野艾具有清凉滋补的功效。
译文：The wild mugwort is comparatively fresh and tend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omb-sweeping Day in March， and the Kakkasge gather this wild mugwort to make rice paste. The wild mugwort has effect of refreshing and nourishing.
2.意译法
例二：汤显祖第二次到大余时，适逢水涸，滞留月余，其间，他游览了南安府署牡丹亭，搜集了许多民间传说，之后便以南安府署内牡丹亭中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故事创作出传名作《牡丹亭》
译文：There was a drought on Tang Xianzu’s second visit to Dayu，which detained him for more than a month. During this period，he visited the Peony Pavilion in the Nan’an Prefecture offices and collected many folktales. Based on the love story of Liu Mengmei and Du Liliang at the Peony Pavilion，he wrote The Peony Pavilion，a masterpiece for the ages.
3.直译加注法
例三：分布在江西、福建和广东地区的土楼是客家人的民居，每一个土楼都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客家人的祖先原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他们在1900多年前陆续迁移到南方。为了防御匪盗和野兽，他们修建了形同堡垒的土楼用于居住。土楼有圆形的也有方形的，可能高达十几米。一个土楼住的下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
译文：Tulou or Earthern Towers，which can found in Jiangxi，Fujian and Guangdong，are the residential buildings of Kejia Chinese and each of them is an enclosed community. The ancestors of these people were Han People living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They started to migrate to the south over 1900 years ago. They built fortress-like earthen towers so as to（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families from bandits or beasts. The towers are round or square in shape，measuring over a dozen of meters high. One such tower is able to hold dozens of families with a total of several hundred people.
四、结语
本文从翻译技巧直译和意译角度研究博物馆客家文化外宣材料，希望能进一步完善客家文化文本翻译的研究，进一步加深对于赣州客家文化的了解，加强传播。
参考文献：
[1]肖群.从翻译目的论看红色旅游景介的英译策略[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5）：149-150.
[2]王瑞辑.浅议中国红色旅游景点的英文翻译目的与改善――以井冈山老区为例[J].海外英语，2010，（1）：96-98.
一、关于艺能的释意
“艺能”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词汇。早在司马迁《史记龟策传》中就出现过：“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此处所谓“艺能”乃指自身所具备的学问、技能。此后，在范哗《后汉书，方术传》中有如下记载：“其徒亦有雅才伟德，未必体极艺能。”韩愈《答窦秀才书》云：“愈少懦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为力。”这里的“艺能”都是指技能、艺术的意义。
“艺能”一词汇少见于中国文献，而多出于日本。据姬野翠氏的研究，在日本，“艺能”这一词汇大约是在平安时代(781－1198)从中国直接输入的。时至今日，在我国的许多中文词典、辞书中，几乎没有收录“艺能”一词，反倒在日本的日语辞典或中国出版的“日汉词典”中却有关于这一词汇的解释。如：大连外国语学院《新日汉辞典》编写组编《新日汉辞典》云：“艺能①演剧、歌谣、舞蹈、美术、电影、曲艺等艺术的总称。②艺术与技能。③擅长艺术、技艺的才能。④技艺(指歌舞、三弦等)。”由此可以看出，在日语中，艺能是戏剧、歌谣、音乐、舞蹈等的总称，既包括为他人而演出的“表演艺术”，又包括由民俗活动组成部分的仪式性艺能，还包括部分综合性艺术(如戏曲等)。我们这里所说的“艺能”，既是我国古代同一词意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日语同一词意的借鉴和运用。所谓“客家艺能文化”，指的就是在客家地区所流行的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歌谣等。
二、客家音乐文化与客家艺能
文化作为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可以划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极，并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文化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广义文化。它包摄众多领域，诸如认知的、规范的、艺术的、社会的等等方面，艺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若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将文化看成是一个包括内核与多个外缘的不定形的整体，从外而内可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层次。艺能则属于行为文化层。它是一种以礼民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因此，艺能作为行为文化的一个门类，既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同行为文化整体紧相关联。
在客家地区，各种各样的山歌、小调、戏曲、曲艺、的仪式活动和艺能，常常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小孩刚刚出世时客家妇女们吟唱《摇篮曲》、《洗澡仪式歌》、《安小儿夜哭咒语》等，以寄托对下一代的挚爱和希望；年事稍长，牧牛歌、呼牛调又成为放牧少年天真、纯朴感情的表达：到了青年时期，客家男女又以山歌的形式来歌唱自己美好的生活和表达自己的爱憎，并以此作为男女间互诉衷肠、表达爱情的媒介。当客家人按照自然规律离开人世时，悲切凄婉的《哭丧调》又表达着亲人们深切的哀悼。由此可见，在客家人的一生中，民俗活动和各具特色民俗艺能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客家民俗艺能也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客家艺能的社会功能
以艺能直接参与和促进经济生产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劳动号子，客家人用不同形式的号子来统一劳动的节奏，协调劳动的动作，鼓舞劳动的情绪，对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具有直接的经济功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为促进交流，最近又兴起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在客家地区的各种交易会、展销会中，客家山歌演唱会，采茶戏、山歌剧的演出、龙灯、花灯、舞狮的表演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节目，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促进了客家乡亲们与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感情联系：也促进了各地之间、省际、国际间的交流。因此，这就使客家艺能在当今的经济舞台上同时还具有了间接性的经济功能。
一、研究背景
梅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部与福建省交界，南部与广东省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毗邻，西部与广东省河源市接壤，北部与江西省相连。是客家人最主要的集散中心和聚居地。世界客商大会每隔两年在梅州举行。
在当前新媒体时代下，利用DV （Digital Video，数字视频）对梅州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单位业务推广，对企业进行品牌宣传，让大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电视、公交移动电视等渠道了解新时代的客家风貌，这对于推动梅州的经济发展，加快梅州的绿色崛起，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
嘉应学院是梅州市唯一的高等院校，地方性是学校的第一特征，地方高校要想赢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必须立足地方、融入地方，以培养服务地方的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2]。2013年9月，粤东客家高校大学生DV政企文化宣传团队成立，主要成员是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在组建宣传团队之前，他们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校园DV团队，进行过一系列的专业知识课程学习以及社会实践，熟练掌握了DV拍摄和剪辑。在与梅州市嘉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关系后，宣传团队立足于梅州当地，拍摄制作政府和企业文化的宣传片，校企合作，力求达到协同育人，产品推广，服务普及的双赢效果。
二、宣传团队构建的基础与现状
1. 团队的特点
团队的成员来自嘉应学院的教育科学学院、文学院等学院，甚至还有一些校外的专业人士会对于DV团队存在的一些问题提供专业的指导，校园内的成员分布也较为合理，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有广泛的分布。同时校园DV团队一般规模和人数都较少，所以团队高度分工，成员之间又有非常深厚的友谊，所以团队虽然很小，但是运行非常流畅。团队分工明确，成员都在自己的分工领域有自己的特长。在接到任务时会进行团队内的讨论和分工，团队的运作效率也非常高。
团队主要的作品都是反映校园生活为主，偶尔会有一些放映当地的风景片或者是有独特表达含义的特殊类型影片存在。同时因为不同的DV作品的导演不同，不同作品的侧重点考虑的也不一样，表现纯爱的校园爱情片占了绝大部分，不同作品创作范围丰富了校园生活。
2. DV团队的生存现状与反思
团队在校园活动以及社团团队之间的交流保持着强大的活力，这些团队的成员在团队之间的交流协作能力有着非常好的锻炼和培养，这些团队的成员还在自学能力上有着出色的进步。不得不说，不管是参加到这样的团队之中进行团队活动，或者是带领这样的团队运作，都将是团队成员的宝贵经验和财富，在团队中获得的领悟和收获，在以后团队成员的就业或者学术研究中都将会有所体现，是不可忽视的收获。
校园DV团队之中，不同的团队拥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命运。有些团队在专业学院强大的器械和技术支持以及师生的人员支持，再加上团队自己的准确定位和合理的规划，使团队的运作和正常的拍摄活动都有保障，随着团队的逐渐壮大和发展，逐渐成为一个学生接触影视制作、进行创业实践的优秀平台。但大部分校园DV团队现如今都处在名存实亡的地步，造成这样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校园DV团队缺少专业学院的支持，没有正确的团队管理和合理的人员安排，往往也没有不将团队的发展以及商业化放在心上，单纯作为学生爱好而存在的团队。还有些团队虽然拥有商业化的发展方向，却没有合适的团队规划，领衔的主要负责人员侧重于技术发展的人员，而忽视团队人员内部管理。
因而，高校DV团队拥有着非常重要以及突出的教育指导作用，如何对之进行及时恰当的引导、协作工作，特别是采用校企合作的方式，可以使校园DV团队带来更加出色的教育指导意义，将对嘉应学院的校园DV团队的发展有一个全面和整体的提高，为学生的学业发展以及事业发展赋予的强大生命力。
三、宣传团队的构建和实施
1. 整合现有校园DV团队，建立宣传团队
2013年9月，粤东客家高校大学生DV政企文化宣传团队正式成立，其主要成员是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见表1
2. 树立品牌，达成合作关系。
宣传团队刚成立之时，团队缺少和政府与企业机构合作经验和资源，在政府跟企业间比较难打开市场，一般而言，政府和企业也不大愿意把他们的宣传片交给学生团队去制作。为了打开市场，宣传团队成员认识到首先要做的就是将一个成功案例推广出去，在市场中树立公司品牌，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宣传团队独立完成了第一部宣传片《嘉应学院招生宣传片》，凭借该片，宣传团队获得各方面的好评，进而与梅州嘉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立足客家地区，拍摄政企文化宣传片。
3. 凭借合作关系打开市场，着重发展宣传片，以实力宣传品牌。
与梅州嘉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关系后，宣传团队与该公司共同完成第一部政府宣传片《南口镇》。拍摄为期两天，由南口镇政府办公室人员接待，拍摄地点有南华又庐、麓湖山庄和南口特产豆腐干制作厂等。该片后期获得梅州市围龙故事纪录片三等奖。
4. 形成特有风格，以品牌作为宣传要点，提升市场地位。
前期，用稳扎稳打的实力打响品牌，向大众宣传。后期，把品牌作为宣传要点提升市场地位。在创作风格上追求独特。随着经验逐渐增长，了解顾客的要求。制定出“菜单”的高端服务项目，统一创作的风格。既独特又符合客户需求。创立品牌之后，其创作理念和风格更容易传承下去。在宣传团队逐步稳定之后，建立各个县区的业务关系。逐步发展品牌优势。随后宣传团队与嘉映公司一同完成梅州市公安局年度内部汇报片，拍摄多处警察办公场景，并获得广东省公安厅的好评。自从2013年9月宣传团队成立至今，宣传团队已经形式了，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施成果， 至今已经完成政府机关单位宣传片12部，企业宣传片8部（主要作品见表2）
四、总结
本文分析了校园DV社团存在的可行性以及校园DV团队商业化创业的可行性。粤东客家高校大学生DV政企文化宣传团队的成立，为教育技术学专业大学生或者有这方面兴趣爱好的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训练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熟练运用专业知识，做到学以致用的效果。宣传团队自构建以来，从基本的设备购置到技术学习，到团队合作，从学校起步到走出学校。对大学生创业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韩鸿. 影像的大众生产与意义解读[J]. 2002年第5期.
[2]何根海.谭甲文.基于校地合作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2011（4）
二
客家文化内涵是什么？目前客家文化研究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我随手从几本有关论著中摘录如下：
讲求实际，刻苦勤俭，艰苦奋斗的美德；坚贞、刚强，不屈不挠，富于反抗的精神；念祖恩，爱国爱乡的美德；团结奋斗的精神。
崇文尚武的精神，乐善好施的风尚，艰苦卓绝，开拓进取，勇于冒险，团结奋进，独立自强的精神。
开拓，崇文，爱国，刻苦务实；自立更生，艰苦创业；尊师重教，热爱知识；勤劳实干，开拓进取；重视家庭，夫妇互助，弟兄和睦；爱国爱乡，不忘祖宗。
坚忍卓绝，刻苦耐劳，冒险犯难，团结奋进；崇尚忠义，反抗压迫，义不帝秦，同仇敌忾，爱国爱乡，注重武术；讲礼节，重伦理，好学问，尚教育，敦亲族，敬祖先，隆师道。
从上面摘录中可以看出，这些论著对客家文化内涵的阐述，存在一个通病，就是共性阐述多，个性阐述少。因为这些内涵是和客家文化一样以中原文化为主
体的其它南迁民系文化所共有的，是南迁汉族各民族的共性。世间万物之所以有千差万别，就在于它们的个性各自不同。个性是具体的，最丰富多彩的。一个民系文化的个性是这个民系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研究这个民系文化的个性，不仅是把握这个民系特色的需求，而且更是发扬这个民系优秀文化的需要。不善于区别客家文化的个性，客家文化研究只能停留在一般化水平上。
三
有许多民系文化或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可供客家文化研究借鉴。
作为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域文化——巴蜀文化，因为巴蜀山川奇绝秀丽的环境，造就了它的独具异彩。《华阳国志·蜀志》，对蜀人特征作了精彩的概括：
一，多斑采文章；二，尚滋味；三，好辛香；四，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五，多悍勇。这就是巴蜀文化的特质，是巴蜀文化区别于其它地域文化或民系文化最突出的个性。
至于燕赵文化，送别荆轲的一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可以概括为燕赵文化的个性。“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赵之士那种不畏、重信义与气节的燕赵之风，乃燕赵文化最鲜明的特色。它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再说与客家比邻的潮州文化，潮人研究学者是怎样概括其内涵的呢？他们认为：潮州文化的主体是中原文化，但又不是一般的中原文化，它是作为移民文化进入潮汕地区的。而在汉人入主之前，潮汕地区早就存在了一个百越文化。入主潮汕的汉人，面对陌生的环境，不能不产生一种入乡随俗的心理。百越文化由于长期处于自治与半自治的状态，有较强的“山高皇帝远”的边陲意识。这边陲意识在被汉化之后，转移到潮人身上，就成了潮州文化的一个内核，因此，赋予了潮人对正统中心保持某种较自由的心态和独立取向，即使是读书人，虽然也有凡事讲究正宗，以遵古法制为荣者，但也未成为潮人普遍心理。
客家文化研究鲜见如此鲜明的个性概括！
四
客家文化内涵的研究停留在一般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恐怕是研究者没有从罗香林大师因历史局限而产生的对客家研究欠缺中走出来。
罗香林等大师当时为了批驳对客家民系的污蔑，在正本清源上下了很大功夫，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真理往往往前一步就成了谬误。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忽略客家先民在迁移过程中，观念与习惯不得不受到新环境的挑战，因而不得不有许多变通与修改。特别是客家先民在长江流域停留了几百年时间，楚文化、江淮文化不可能不影响到客家人的观念和习惯。因此，入主闽粤赣三角地区之前的客家先民已经不是中州本土的汉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客家先民文化也不是中州本土的原生文化了。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当客家先民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区后与早已存在于这个地区的百越文化的融合。融合后的客家人已大大不同于中原本土的汉人了，融合后的客家文化已大大不同于中州本土的原生文化了。
这种忽略而造成的欠缺，影响了后来许多客家学研究者，使他们在研究客家文化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搞“直接瞄准”，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直接对应，把论证客家文化就是中原文化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甚至于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中原文化是南迁各民系的母体文化，中原文化的特点自然就成为各民系文化的共同属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因此，要善于从共性把握中去把握个性，也要善于从个性把握中去把握共性。
黄发有：我以前曾在文章中说过，文本细读是审美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但是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很多研究者没有认真读过作品，却可以根据文学史上的论述侃侃而谈，其实这种道听途说的现象是很值得警惕的。我在写博士论文《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期间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如果忽略了90年代媒体对文学的改塑以及各种力量对于媒体的强势渗透，很多问题是谈不透的。对于当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早在1998年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就开始密切关注，并且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1999年春天，我发现原先设计的博士论文框架有一些问题，对90年代小说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清晰地意识到传媒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强化。后来，我在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与补充时，增加了对这方面问题的专题讨论，针对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影视文化、媒体趣味与小说创作的关系，考察文学环境与文学生产的互动模式。后来逐渐深入地研究文学传媒，也算是水到渠成。
布莉莉：其实，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都知道，“文学传媒研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多数时候甚至是“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因为想要在此领域做出成果，需终日于故纸堆中爬梳史料，吃了不少灰尘不说，研究者自身亦有被资料淹没之虞，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主体性该如何确立？学术的想象力又该如何保持呢？您能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吗？
黄发有：你说的不错，这确实是目前“文学传媒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苦恼。很多硕士生、博士生的研究论文将目光关注于一本杂志、一份报纸，将其视为静态的研究对象，批评者的主体性被纷繁浩杂的文学史料环所淹没。
就文学传媒研究而言，目前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现有成果大多是一些零碎的个案研究，还有一些著作是纯粹以现成资料为依据的材料汇编与印象式文字，缺乏必要的资料准备与系统研究，急需更加系统而深入的学术推进，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甄别是尤其薄弱的环节。其二，在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各个分支中，发展极不平衡。目前常见的还是独立的个案研究，一些宏观研究论文显得大而无当，甚至多有错讹，在个案分析基础上具有整体视野的宏观研究较为少见。其三，缺少跨学科视野，文学和传媒成了相互游离的两张皮，忽视了文学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分析。其四，从文化产业角度研究文学尤其是文学传媒，是最近几年学术发展的新趋势。随着商业文化的影响力日渐强大，文学研究无法不受到时潮的干扰。但是，过分看重商业利益，必然会削弱文学的艺术含量，甚至将发行量、票房、点击率等商业化的量化指标标准作为衡量文学影响力的唯一标准。
作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新兴领域，文学传媒研究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体系，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较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在研究方法上，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跨学科透视与互动认知方法扩展研究视野。研究文学传媒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以原始材料为入口，考察文学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同时，文学传媒研究必须将媒体纳入文学史的视野进行立体考察，要重点关注文学元素与文学性的生成方式与内在构造。第二，以史料发掘为起点，以传媒研究印证和补充文学史，以传媒研究拓展和深化文学史。文学传媒研究一方面要重视研究对象作为媒介的特性，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对象又是第一手的文学史料。因此，研究文学媒介不能无视其特殊性，将之混同于普通的大众媒介。第三，文学传媒研究应该从个案入手，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没有扎实的个案研究，容易流于空泛；没有全局观念和历史意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把个别性视为普遍性，作出误判，产生误导作用。第四，以内外结合的视角，研究文学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也就是文学生态。文学作品走向受众和社会，其常规渠道是文学传媒。文学传媒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作用于文学的中介，面对外部力量的影响与渗透，文学也迅速地通过文学传媒，传达其回应与改变的信息。另一方面，研究文学传媒，应当重视媒介发展与文学思潮、文体变迁、文学生态之间的互动模式，即传媒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了文学的格局。第五，以定性研究为主导，以定量方法为辅助。在中国文学的研究历史中，定性研究长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较少有研究成果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当然，量化分析方法的作用不宜被夸大，文学创造的价值不能以数量的多寡作为核心标准，更不应该作为唯一标准。
布莉莉：随着博客、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崛起，信息化、平面化写作甚为流行，余华七年磨一剑创作的《第七天》，就被广大读者认为是“微博段子集锦”，由贫富分化、野蛮拆迁、蚁族、卖肾等支离破碎的故事单元连缀起来的叙事，颇似赚人眼球的新闻标题。然而遗憾的是，余华这种与现实近身肉搏的写作姿态，并未击中时代要害，反而呈现出一种急于表意的写作焦虑。
布莉莉：与传统批评相比，网络文学评论非常滞后，很多研究者潜意识中对网络文学存在偏见，不屑审读与评说，批评家与们之间缺乏有效互动。我看过一些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和专著，但是觉得有点“隔”，有分量的研究较少。就研究者而言，网络文本浩如烟海，该如何切入这一领域呢？又有哪些值得研究的方面？
黄发有：在当代文学评论的格局中，网络文学评论是一个薄弱环节。不少纯文学作家和评论家对网络文学有一种潜在的偏见，认为网络文学不值一说。另一方面，专业批评家和网络文学作者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批评家苦口婆心，但网络作者认为这些高深理论不切实际，不为所动地坚持自己的写作套路。此外，有个别评论家对网络文学的鼓吹，是一种无原则的褒扬，其判断受到人情乃至利益的干扰。网络文学的发展要突破瓶颈，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评价机制，而健康的文学评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网络文学在短暂的发展历程中，还缺乏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作为深受鸳鸯蝴蝶派影响的张爱玲，其创作以其独特魅力，超越了鸳鸯蝴蝶派的通俗趣味。随着网络文学的逐渐完善，它的审美可能性将不断呈现，也有可能出现集大成者。批评家应该放弃先入为主的傲慢，以接地气的姿态，关注网络文学的动态进程。而网络文学要提高文学地位，或者说实现更普遍的文学价值，只能以质取胜。
新世纪的文学，传媒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强大，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一方面是网络类型文学的流行，另一方面是以纸媒为主阵地的纯文学的日渐衰退。研究网络文学，一方面要有选择性地阅读代表性文本，不能像一些研究者那样，只是从理论到理论，根本不了解网络文学的现状和最新进展；另一方面，鉴于网络文学创作泥沙俱下的局面，不能采取研究经典文本的方法，应该通过对文本、网站、、网民的综合分析，考察网络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基本模式和内在逻辑，并透视网络文学发展对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影响。也就是说，采取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
布莉莉：黄老师，我很喜欢您写的《客家原乡》和《客家漫步》两本随笔集，文笔间的朴素心声和诗意乡愁很让人感动。我曾很偏执地认为评论家要懂得创作才行，如果不进入创作的堂奥，评论起来总觉得底气不足似的。您觉得散文创作对批评实践有影响吗？“客家”的独特文化认同对您有什么影响？
黄发有：《客家漫步》更加偏重情感的抒发，《客家原乡》依然采用散文笔法，但有较强的学理性。这两本书的市场反响都还不错，《客家漫步》还获得了山东省的省级文学奖齐鲁文学奖散文奖。比较而言，一般读者比较喜欢《客家漫步》，而学术圈的一些学者更为推崇《客家原乡》。其实，我个人从读大学本科开始，就一直在构思客家题材的小说，虽然也写过一些篇章，但总体来说，还都是空想。曾经有不止一个老师辈的学者劝我，让我不能不务正业，放弃学术去写小说。吃了学术饭，真是欲罢不能，内心又会时时觉得遗憾和纠结。
新杨平三个乡镇至今尚无大专以上的高等院校，只有一所社会大学即新杨平小区大学。新杨平小区大学成立于二七年五月，名称是取自新屋乡、杨梅镇、平镇市三乡镇首字，并整合三个区域的教育及地方资源，以象征三乡镇合作的理念。作为社区大学，倡导『认同小区、参与小区、为小区服务、向小区学习的精神，定位在『特色部分须结合当地人文、景观、产业及社大重点方向来发展比如『活力客庄由开设客家类的课程到办理相关客家性质的活动、研习及研讨会、成立平镇市客家书院、出版相关客家之著作、办理两岸客家之学术交流等活动，让客家文化可以在全球发光，让新杨平社大成为台湾小区大学中推展客家文化的领导品牌。
新杨平小区大学的承办单位是桃园县社会教育协进会，该社团成立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现有会员一百九十一人、志工二百八十四人、顾问十人、行政专任人员十二人等，宗旨是『增进社会安和乐利、净化社会人心、增进家庭幸福、培养正当休闲娱乐、改善社会风气、提升文化气息。
非客家的平镇市长陈万得兼任平镇市客家书院咨询委员，他指出，通过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协助、由桃园县社会教育协进会出面承办平镇市客家书院，市公所也协助了书院的成立事宣。书院成立后，不仅当地客家乡亲有一个取得学习资源的园地，而且书院也将系统整理、调查、研究客家的文化与历史，培养客家人才，让客家文化立足平镇、放眼全台、迈向全球。他希望客家文化能藉由学术研究资源的投入，深耕基层，同时开创新特色。
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院长江明修表示，学院不能只是进行学术研究，更要走入社区，积极藉由田野调查、资料统计分析研究，协助当地社区传承及发扬客家文化。当地计划全面建构桃园县南部六乡镇市的客家书院，平镇市是各乡镇市中最为积极的，依靠社区大学、市民大学的合作，结合图书馆定期办理演讲及系列活动，让平镇市成为全世界推动客家学的典范。
桃园县社会教育协进会、新杨平大学主任唐春荣表示，客家文化的推广一直是社大办学的首要重点，平镇市客家书院是全世界第一所由社区与大学共同成立的书院。『让山歌对唱可以再现茶园中，让客家的舞蹈能走入艺术的殿堂，让客家人能尊严大声的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我以身为客家人为荣是平镇客家书院积极要努力的目标。
二二一一十月二十九日，平镇客家书院承办了『二一一客家语言与生活文化学术研讨会。此举主要着眼社区大学师资的培养、水准的提升、特色的发展，参加范围是『凡是对客家文化有兴趣者。专题演讲包括：论台湾客家运动(邱荣举)、以社会认知理论探讨客家族群语言使用与族群认同(张陈基)、客家语重返公共领域之研究(黄秀娴)、浅谈现代客家方言语音的若干历史特点(陈世安)、客家族群对于休闲活动观念之接受度探讨(周金龙、许家馨)、客家信仰应用于小区环保教育之研究(郑旭浩、叶春腾、郑仁馨)、客家妇女摊贩行为模式之研究(陈钰婷)、碣建宁化夏坊『游傩研究――一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张桃)、日治时期日人对台湾客家社会印象之探究(陈俊安)等。
关键词：跨文化；旅游；消费行为
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旅游学界开始对不同国家游客的旅游活动进行研究。近年来，随着旅游活动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文化差异对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影响。澳大利亚学者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 Turner指出，学术界不能仅从社会人口特征、地理学、心理学、营销学等角度研究国际旅游市场问题，必须重视跨文化差异对旅游市场开发的影响，才能对国际游客的决策与消费过程进行准确推断[1]。
跨文化旅游研究不仅包括跨国研究，而且包括对来自同一国家、不同亚文化群体的游客的研究[2]。只是至今为止，旅游学界的跨文化研究还是主要针对跨国旅游进行的。学术界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会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与特征，客源国与东道国在价值观、行为规范、感知、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文化差异都会对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与偏好产生影响。旅游从业人员根据文化差异制定不同的营销战略，有助于进行准确的旅游市场定位与细分，有助于设计多元化的服务体系以满足各类旅游者的需求。
本文通过国内外实证研究文献检索，从旅游决策与信息搜集行为、旅游动机与偏好、客主交往、感知的服务质量和满意度等方面对跨文化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和特征进行述评。
一、旅游研究中关于文化维度的界定与计量
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有上百种之多。本文参照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 Turner的观点，认为文化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传统、道德、习俗、行为模式等方面的综合反映[1]。根据荷兰著名学者Geert Hofstede的研究成果，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集体主义、男性-女性主义、长期-短期导向[3]。学术界通常认为，东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最显著的与西方社会相比较，东方社会在“不确定性回避”和“权力距离”维度上得分较高，在决策过程中更重视“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但在“男性主义-女性主义”这个维度上是不确定的。。
旅游学界的研究成果也支持Geert Hofstede在东西方文化差异方面的看法。例如，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 Turner对入境游客与澳大利亚本土居民的文化差异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1，4]。他们发现，澳大利亚本土居民与中国游客(包括中国大陆、港台和新加坡华裔等)在以下6个文化特征方面存在差异：自我实现性、礼仪、人际交往、对旅游活动的理解、情感表达、社会义务与责任。通常而言，追求不同的文化体验是吸引旅游者进行跨国旅游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旅游者对东道国的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或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冲突，就很可能使跨国旅游者(或东道国居民)在旅游活动中产生误解和抱怨。在现有的文献中，有些学者根据霍夫斯泰德的划分方法，研究某一文化维度对旅游者消费行为与特征的影响[5，6]，更多学者以国籍(或出生地)为分类变量，对不同文化背景旅游者的消费行为进行比较研究。
二、跨文化旅游者的旅行决策与信息搜集行为
旅游学界对文化距离、风险回避性对游客出游决策行为的影响进行了一些研究。文化距离(Culture Distance)反映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旅游学界对文化距离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 文化背景相似(文化距离小)的旅游者更可能表现出相似的决策与消费特征。例如，与亚洲游客相比较，欧盟各国游客的旅游行为表现出很多相似的特点[7]。(2) 客源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会影响游客的决策行为。例如，美国学者John C. Crotts对第一次出境旅游的302名美国本土居民进行调查发现，客源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旅游者就越可能降低旅游行为中的风险；如果这种文化距离越小，旅游者就更倾向于自由、独立的旅游方式，更长的旅途[8]。
与Geert Hofstede界定的其他4个文化维度相比较，“风险回避性”是预测跨文化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8]。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风险回避型的游客通常会在旅行计划时间、旅游方式、行程安排和旅游信息搜集方式上有不同的特点(见表1)。例如美国学者Bruce R. Money和John C. Crotts于2003年对赴美观光旅游的日本和德国游客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日本游客(根据Geert Hofstede的划分属于高风险回避型)更倾向于与更多的成员一起参加已付费的旅行，会计划更短的旅途，游玩更少的地点[5]。美国学Stephen W. Litvin等对来自58个国家的526名赴美观光旅游的游客进行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6]。
在旅行决策行为中，信息搜集是旅游决策过程中的首要环节。欧美学者对不同文化背景旅游者所偏好的信息收集途径专门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例如，1997年，美国国家旅游局在国际航班上对返程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游客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9]。1997年，英国学者Silvia Sussmann和Catherine A. Rashcovsky对在加拿大同一社区居住的英裔和法裔居民进行调查[2]。2000年，美国学者Dogan Gursoy和Joseph S. Chen调查了德、法、英三国旅游者的不同信息搜集方式[10]。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跨国旅游者通常使用不同的渠道(例如，亲友、宣传册、旅行社、过去的经验、报刊杂志、书籍、旅游局和电视广播等)进行旅游决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正在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居民偏爱的信息搜集渠道之一。但学术界对各国旅游者偏爱的信息搜集方式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有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高风险回避型游客更可能借助亲友、旅游局等非市场化渠道获取信息，低风险回避型游客更可能采取市场化渠道获取信息[6，9]。他们的这一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三、跨文化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与偏好
旅游学界对欧美国家游客的旅游动机进行了较多比较研究，但对亚洲游客(日本游客除外)旅游动机的研究还相对较少[11]。
美国学者Sue Yuan和Cary McDonald设计了29个旅行动机的题目，于1990年对来自英、法、日、德4个国家的游客进行调查。他们发现，逃避现实、追求新奇、声望吸引、爱好/放松、亲情关系这5个因素对这四国游客的推动作用各有不同[12]。
2001年，土耳其学者Metin Kozak的调查表明，赴土耳其和摩洛哥旅游的英国游客和德国游客的旅游动机也有所差异。英国游客更倾向于寻找乐趣，德国游客更希望通过旅游得到身心的放松[13]。
韩国学者对赴韩的国际游客的旅游动机和偏好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1，14]。Chulwon Kim和Seokho Lee发现，“旅游地吸引力”和“家庭团聚”这2个因素对日本游客有更强的刺激效果，而“追求新奇”是吸引英美游客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这可以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在“集体-个人主义”文化导向的区别来解释[14]。Seong-Seop Kim等人发现，美国和澳大利亚游客主要为了体验差异性的文化而到韩国旅游，他们偏好能体现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资源；而中国大陆和香港游客除了以上原因，还会由于逃避现实生活、享受不同的旅游资源、显示身份地位等原因而选择跨国旅游，而且他们和日本游客都更偏好休闲购物等旅游资源[11](见表2)。
此外，旅游者的文化背景还会影响他们对服务和产品消费的偏好。美国旅游局的报告指出，英国游客赴美旅行时最偏爱的活动是购物和照像，法国游客最喜欢享用当地的美食和聚餐[11]。而日本游客则是公认的对购物活动具有浓厚兴趣的群体[15]。
综上所述，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通常具有不同的旅行动机与偏好。西方游客可能更希望体验与自己所处文化背景不同的环境与活动[16]，追求更多的刺激经历；而东方游客更可能由于家庭团聚、逃避现实等原因而出外旅游，对休闲娱乐活动也表现出更多的兴趣。
四、跨文化旅游者与东道国居民的交往
跨国游客与东道主居民之间的交往是双向的，他们在种族、文化、社会风貌等方面的差异既会对旅游者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也会对当地社区产生影响。根据交往假设理论(Contact Hypothesis)，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来说，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既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也可能导致消极的结果。这种结果既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背景是社会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两国的文化差异是细微的、互补的，跨文化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就更可能产生积极的交往活动；如果文化差异是巨大的、互不相容的，就会使跨文化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交往产生困难，甚至出现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现象。也就是说，出现旅游者或东道主无法承受、不能理解的刺激，使他们丧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甚至辨认食物的能力[17]。
旅游学界对跨文化旅游者与东道国居民的交往行为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美国学者Abraham Pizam等人通过调查，分析英、韩、以色列、荷兰等国的导游对国际游客行为的评价[18，19]。他们发现，接待国际游客的导游认为，在日、法、意、美游客的20种行为中，90%的行为特征都有差异，其中日本游客的行为最为独特。英国学者Maree Thyne等于2006年对新西兰的1033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的接受程度。他们发现，本地居民对文化差异较大的游客的接受能力较弱[20]。莱斯格和特纳发现，中国游客与澳大利亚本土居民偏爱的交往方式不同，中国游客更喜欢被邀请到家中，与当地居民建立更紧密的关系[1]。通常而言，亚洲游客与当地居民的接触较少，多数是与旅游服务提供者进行面对面的交往。如果旅游者感到东道主对他们比较关照，就会促进他们的重复游览行为，这一点亚洲游客表现更为明显[4]。
我国学者梁旺兵于2005年在上海对936名旅华外国游客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他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不同文化背景游客与目的地居民的交流愿望和行为存在显著的差异。东南亚游客由于文化相近、语言相通，与我国旅游地居民交往最多，欧美游客性格外向，交往欲望强，与当地居民也有较多接触，而日韩游客由于语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特别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与我国旅游地居民的交往较少[16]。
五、跨文化旅游者感知的服务质量与满意度
文化差异会影响跨国游客的旅游体验。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对旅游服务的期望、判断标准都不尽相同，即使他们面对相同的旅游活动与服务，他们感知的服务质量与满意度也可能有较大的差异。例如，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 Turner构建了跨文化旅游者的旅游满意感模型，对澳大利亚居民和亚洲游客(印尼、日、韩、中、泰五国)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文化价值观、社会行为规范与社会交往这3个变量对旅游者的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4]。
相对于旅游活动的服务质量评估，学术界对跨文化旅游者在住宿业的服务质量评估进行了较多比较研究。1998年，澳大利亚学者Robert W. Armstrong和美国学者Connie Mok在香港酒店对不同国家旅游者感知的服务质量进行调查。他们发现，来自英、美、日、澳、中国台湾的游客对酒店服务质量的评估有显著的差异，日本游客在“物质性”和“移情”这两个维度上的评分显著低于西方游客。而且与英美国家相比，亚洲游客对服务质量的期望较低[21]。2000年，香港学者Tat Y. Choi和Raymond Chu也在香港酒店进行了类似的调查。他们发现，价值因素是影响亚洲旅游者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而客房质量是影响西方旅游者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旅游者知觉上的差异可以通过文化因素来解释[22]。
还有些学者从Geert Hofstede所划分的民族文化维度出发，研究跨文化旅游者对旅游服务质量的评估。2000年，John C. Crotts和Ron Erdmann对从美国返程的国际游客进行抽样调查，选取日本(代表高级别男权社会)、英国和德国(代表中等级男权社会)、巴西和台湾(代表低级别男权社会)的游客作为3类比较对象(注：在Geert Hofstede对53个国家的文化特征的调查中，在“男性主义”这个维度上，日本排名第一，英国和德国分别排名第9和第10，巴西和台湾分别排名27和33。)。他们发现，民族文化对游客对航班和机场的忠诚感有显著的影响，日本游客在服务质量、忠诚感方面的评分显著低于巴西/台湾游客。他们认为，与女性主义社会相比较，男性主义社会有更高的成就欲望、竞争意识和物质追求，更少关注他人的感受[23]。这可能是男性主义社会成员对服务质量的评估更苛刻、评分较低的主要原因。
六、我国跨文化旅游研究现状与展望
1. 我国跨文化旅游研究现状
与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政府在入境游客消费特征方面的统计数据还不够完备，我国旅游学界对跨文化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也比较少见。目前国内有些学者利用统计年鉴对跨国旅游者的人口统计特点、消费结构、旅游线路选择等进行探讨[24，25]，还有些学者对跨文化传播等理论进行阐述[26]。只有以马耀峰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于2004年在全国六大城市对入境游客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查，对旅华外国游客消费偏好和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6，27-29]。他们在跨文化旅游者消费行为方面的主要研究结果包括：文化差异是吸引国外游客赴华旅游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国外旅游者表现出不同旅游行为的主要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在旅游决策、旅游资源偏好及客主互动方面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个结论与国际旅游学界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2. 今后研究展望
笔者认为，旅游学界今后应在以下方面加强跨文化旅游者消费行为的研究：
(1) 旅游学界主要研究了“风险回避性”这个文化因素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今后还应研究“权力距离”、“个人-集体主义”、“男性-女性主义”、“长期-短期导向”等文化维度对旅游者消费态度和消费行为的影响。
(2) 在现有的文献中，多数研究者主要在西方旅游市场对入境游客的消费行为与偏好进行调查，而对中国游客出境旅游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见。笔者认为，国内外旅游学界今后应加强对中国游客与欧美、日韩、东南亚等文化背景游客消费行为的比较研究。此外，我国旅游学界还应对入境游客的消费行为与偏好进行更深入的市场细分与实证研究。
(3) 在现有的研究中，旅游学界主要根据旅游者的国籍区分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这种方法，还存在争议，因为国籍并不是产生文化差异的唯一原因。例如，有些学者认为，“居住地”或“出生地”能更好地代表旅游者的文化背景[30]。今后，学术界不仅应研究如何更准确地区分旅游者的文化背景，还应研究多维文化、亚文化对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影响。
(4) 现有的研究主要是探索性的，探讨不同国家旅游者消费行为与特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今后旅游学界还应构建跨文化旅游者消费决策、旅游服务满意度和旅游目的地忠诚感等因果关系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更深入地探讨价值观、行为规范、习惯风俗等文化因素对旅游者行为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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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Cross-cultural Tourists’ Consumer Behaviors
WU Xiaoyi，LIN Derong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3-0043-03
笔者结合“梅州客家山歌文化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实践，通过对“梅州客家山歌文化专题数据库”开发的价值解读、需求分析等方面的探析，对地方高校图书馆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问题进行讨论，以期为解决地方高校图书馆专题特色资源建设困境提供有益的参考。
1梅州客家山歌文化数据库建设的价值解读
1.1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本身具备的价值
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人文、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及民俗研究价值。如在人文价值方面，客家山歌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隶属汉族民歌的劳动歌音乐雏形之一，对于我国汉族民歌起源及其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研究价值。而在20世纪30年代，出于中央苏区革命和建设的政治需要，客家山歌开始了与红色歌谣的嫁接过程，成为红色歌谣的母体，具有十分珍贵的艺术保护、传承和发展价值。同时，由于客家山歌植根于客家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涵盖了客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饱含着丰富的客家文化信息，从而在客家山歌中体现出客家人丰富独特的人文精神。在经济价值方面，以客家山歌的文化品牌价值、特色文化价值以及音乐附加价值共同构成了客家山歌的经济价值，特别是目前传统音乐作为一种旅游文化资源愈加受到社会的认可和推崇，更加凸显客家山歌无形的经济价值。
在其他方面，首先，以大量存在的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压迫、反对迷信和争取自由平等的传统山歌和以直接为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代表的革命山歌和新山歌，说明了客家山歌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体现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其次，客家山歌继承和发扬我国《诗经》的优良传统，语言丰富、生动形象，含有大量的古汉语，对客家历代诗人具有很大的影响，具备非常明显的文化艺术价值；最后，由于客家山歌凝聚了千万客家人民的智慧和才能，成为客家人历史文化、劳动生活以及民俗风情的缩影，因此，以民俗学的角度，透过客家山歌，可以看到客家民系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和发展，看到客家民系丰富的文化和多彩的风情，这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民俗具有一定的价值。
1.2地方高校图书馆实现专题特色资源数字化的价值
专题特色资源数据库是当前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点，是地方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知、共享，实现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和网络化，体现了地方高校图书馆在当前数字环境下适应信息服务趋势，创设自己服务品牌应对挑战的重要价值。
1.2.1数字环境下适应信息服务发展趋势。数字环境下，读者信息需求的内容、信息获取方式、信息需求载体都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对传统信息服务模式的冲击，专题特色馆藏资源数字化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在数字环境下迈向个性化信息服务、知识化信息服务、移动化信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1.2.2创设图书馆服务品牌。服务品牌作为图书馆使命与价值追求的表征，是图书馆文化的显性载体。创设图书馆服务品牌，特别是以特色资源为基础打造特色服务是改变地方高校图书馆服务形象及生存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
2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建设需求分析
2.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
2005年5月20日，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广东“梅州客家山歌”就名列其中。梅州客家山歌历来由民间口头传承，目前随着唱山歌的歌手队伍严重老化，不少优秀山歌手也相继去世，加上青少年已不喜欢唱山歌、听山歌，山歌演唱青黄不接、后续乏人的情况日趋严重，因此，抢救和保护梅州客家山歌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刻不容缓。
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之一，承担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责任。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建设的开展，可以使各种类型、格式、内容的梅州客家山歌文化信息被加以甄选、著录并保存，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信息资源保存体系，成为梅州客家山歌文化传播和展示的平台，从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2.2地方区域文化发展和旅游开发的需要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梅州客家山歌进行全面收集整理以及开发利用，将有利于梅州地方文化的丰富多样，促进梅州地方文化的发展。
梅州地区地处粤北山区，由于历史、地理环境、发展基础的多方面原因，经济欠发达。但梅州拥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具有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条件。目前，旅游业已成为梅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旅游独特性业已成为地方旅游业的发展重点。而梅州客家山歌以其独特的音乐艺术特点，具备地方旅游业独特性的良好展示点。因此，以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为平台，为梅州地区旅游业与梅州客家山歌探索有机结合提供支持，针对梅州客家山歌和梅州旅游业进行深入研究和开发，对于梅州地区旅游在音乐方面展现独特性就具有非常大的参考、实用价值。
罗铿：地方高校图书馆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实践探讨*罗铿：地方高校图书馆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实践探讨*2.3地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中音乐教育的需要
音乐教育的价值体现在人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提升和对人文理念、文化背景的深刻理解及对艺术的感知。作为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组成部分，音乐教育已成为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在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发挥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作用。
客家山歌作为民间歌谣的一种，同时又是一种即兴的口头文学，是客家人在拓荒、垦植的山间劳动生活中，把挑担、砍树、撑船劳动时有节奏的呼吸哼出曲调，把与远山或河对岸的人高声交谈变成歌声而产生的，是客家人劳动生活与大山紧密联系的真实写照。客家山歌的劳动歌、四季歌、生活歌、诉苦歌等类型多样的山歌，反映了当地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通过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平台提供的山歌文化资源，让学生通过客家山歌深刻体会客家人民对生活的理解、对理想的追求、对未来的向往，认识客家的优良传统，得到真和善的启迪，提高识别生活和洞察人生的能力，从而丰富学识，提高其人文素质。
2.4教学及学术科研的需要
随着高校特色化的观念越来越被众多国内高校认可，不少地方高校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纳入地方高校特色化建设范畴，而梅州客家山歌文化在这一方面尤其明显，是梅州地区高校客家学特色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的建设，首先通过馆藏纸质资源的数字化转换，将有关梅州地区客家山歌文化的图书专著、书目数据、期刊论文、地方杂志、地方报纸、地方史志资料等数字化；其次通过网络渠道，以客家专题研究网站、客家研究机构网站等提供的各类型梅州客家山歌网络资源；最后依靠寻访，如寻访本地客家研究机构、客家组织团体搜集、保存的有关客家山歌方面的口述历史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珍稀山歌唱本资料、四五十年代梅州山歌剧团演出的新山歌剧剧本等资源。由此可以为学校的特色专业教学及学术科研参考提供横向的客家地区山歌文化交流资源和纵向的客家地区山歌文化学术研究的资源参考、利用平台。
3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设计
3.1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信息组织框架设计
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提供知识化资源平台，在数据库组织架构方面应体现客家山歌文化资源知识组织的模型及框架。信息组织框架设计是一个数据库建设的核心问题，关系到所建设的数据库资源全面与否、分类合理与否、查询方便与否、利用科学与否的关键。设计合理有效的信息组织框架可以充分体现数据库的意义和作用。
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必须体现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的科学类分，尽可能涵盖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的资源整合。结合已有特色数据库建设实践经验，应以一次文献信息为主，二次文献信息、三次文献信息为辅的方式进行信息资源的组织和揭示；以全文、题录、文摘、图像、音频、视频和多媒体等为资源类型的表现形式对数据信息进行整合。
根据音乐学科专业特点和用户需求，以梅州客家山歌文献数字全文资源、梅州客家山歌艺术赏析资源、梅州客家山歌教学辅助资源、梅州客家山歌新闻信息资源等构建数据库组织模块（见表1）。
3.2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平台的选择策略
在数据库平台的选择上，以科学发展的角度，按标准化原则选择数据库平台。自行研发的平台虽然在功能特色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建设标准不一的数据库容易造成各数据库间出现信息孤岛效应，不易于信息资源的有效交流和传递，尤其对于特色数据库建设以后实现区域间或联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造成很大的障碍。
因此，在符合本地特色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应以标准为依据，采用专业数据库提供商的成熟软件平台搭建。鉴于CALIS在国内特色数据库建设方面的影响力及数据库建设后的资源共享问题，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可参考CALIS特色数据库建设标准，遵循“分散建设、统一检索、资源共享”的原则，尽量选择经CALIS认证的TRS、TPI、方正德赛、快威、义华、中数创新等系统，使开发的数据库系统具有更广泛的开放性和可移植性，在数据库建设当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4结语
以CALIS建立的目标和思路来看，其“建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地方特色、高等教育特色和资源特色、服务于高校教学科研和国民经济建设、方便实用、技术先进的专题文献数据库”的发展思路无疑是正确的。破解目前高校图书馆、特别是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专题数据库建设存在的困境，在于对建设意义是否具有充分的认识、对数据库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否分析透析，在数据库建设上是否坚持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的指导，唯有这样，地方高校图书馆才能跳出当前特色专题数据库建设的瓶颈，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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