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篇（1）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

一般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或依靠扩大再生产规模来实现经济增长，不注重改善经营管理和推动技术进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等而实现经济增长，即在人力资源上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上不断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财力资源利用上，不断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资金利用率。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要从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实际上就是从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主的转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般都首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耗费，使劳动力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劳动力使用的集约化；然后注意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果，尽量缩减投资增长超越经济增长的系数，进而达到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投资使用的集约化。这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呈现出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如英国、韩国（如表1）。

二、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现状怎样呢？我国GDP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数据如表2所示，鉴于统计数据的来源有限等原因数据从1995年开始。

表2反映出我国GDP年增长率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而劳动力年增长率除1998年数据异常外，总体上保持平稳。投资年增长率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2001年之前呈波动状态，投资增长超越经济增长不明显，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为主或粗放型为主。但是，2001年之后投资增长率明显上升并保持在高位，投资增长超越经济增长明显，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型。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宏观经济总体处于一种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2001～2007年，我国GDP增长高位运行且增值率呈上升趋势，2007年更是达到了11.5%。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经济的高增长也付出了代价。从资源要素的投入量看，产出效率是比较低的。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较高。如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钢消费量为3.88亿吨，占30%；水泥消耗12.4亿吨，占54%。200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指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都未达到十一五规划要求降低的幅度。2007年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地显现出来，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环境突发事件增多，使得经济的发展面临资源环境方面越来越大的约束，这种情况与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三、政策建议

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科技进步，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艰巨。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1、促进服务业发展。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第三产业占经济的比重大，但层次低，大多为生活服务业。因此要着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细化深化专业分工，加快迈上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步伐。大力发展主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如物流业、信息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要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继续发展主要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扩大短缺服务产品供给，满足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2、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已初步具备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条件，因此一定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条件，促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改变以往大量依靠要素投入来推进工业化的做法，注重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方向发展，注重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大力开发和使用经济上合理、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技术，使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大力量。

3、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开展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大力开发对高新技术发展具有带动意义的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能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重点技术和配套技术。重点开展安全生产技术、工业节水技术、节能技术、高效利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应抓紧研究制定专项规划，确定重大领域关键技术创新的目标和措施，加大研发和推广力度，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促进节能减排

1、重视源头控制。把节能评估、环境评价作为市场准入的强制性门槛，实行耗能产品最低能效标准，扩大强制性能效标识实施范围。严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加快建立新开工项目审批问责制，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提高节能环保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执行项目开工建设“六项必要条件”（必须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评估审查以及信贷、安全和城市规划等规定和要求），建立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上项目与节能减排指标完成进度挂钩、与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的机制。大力开展项目建设，提高节能减排效率。全面推进节能减排项目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高能耗、高污染问题打下良好基础。以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农村农业节能、交通运输节能为重点，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2、加强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管理控制，着力督促重点耗能排污企业节能减排。把节能减排工作重点放在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企业的管控和治理上。抓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节能技术改造和制度建设，努力解决能耗居高不下的问题；加大对高耗能行业企业的检查监督；对全市重点排污企业进行严查监控，建立排污总量控制和削减目标责任制。

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坚持依法管理与政策激励相结合，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首先，建议制定专项制度和政策体系。鼓励企业应用节能技术，实施清洁生产，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工艺、技术及设备，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加大对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监管和限期治理的力度，使企业形成内在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其次，建立循环经济的试点和示范工程，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活动，突破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最后，区、县（市）政府应加强对县域经济的规划和政策引导，在招商引资中慎重选择项目，坚决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项目落户。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可循环”的原则，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积极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和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三）深化体制改革

通过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推进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政府引导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科学制定规划，完善产业政策，进一步完善资源环境财税政策，调整污染收费政策，促进“两高一资”产品承担其应承担的社会成本。

1、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把技术水平关、资源消耗关、环境保护关，把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和节约用地作为市场准入的强制性条件，达不到最低能效和排放要求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一律不得建设。对新上项目，按照国家“上大压小、扶优汰劣、有保有压”政策，严格执行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程序。

2、加快财税、金融、价格体制的改革。市财税部门综合运用财政资金、财税政策、财税服务等手段，支持企业转变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促进节能减排。最近，国家在实行“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等行政手段之后，又推出了“绿色贷款”，以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应严格按照国家的要求，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入，控制污染企业的信贷资金来源，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将进一步加大对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优先为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加快推进污染价格改革，充分发挥价格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中的杠杆作用。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来迫使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引导市场主体自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程恩富.现代政治经济学案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篇（2）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过分看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结果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了后面，包括：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等。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实现工业化当做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的普遍实施，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危机，例如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增长率下降和债务危机中，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出口的增长，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经济部门的效益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增长，实际收入的利益没有在各个阶层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只是个别人获益暴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由于这种增长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增长即发展的理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社会综合运动，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达标”[2]，它既包括经济的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其丰富内涵是gdp指标所难以涵盖的。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亨廷顿在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因为“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2]亨廷顿所言虽比较偏激，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现代化进程确实伴随着动荡、不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改革的代价。从历史上来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发生了社会动荡[3]；而前些年经济发展居亚洲四小虎之首的印尼近年来也不断发生动乱、政变[4]。当然，这些例子还不尽然说明一定是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的不稳定，造成这些国家发生动荡的原因还有很多，但它至少说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关于原因，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尼认为是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当然经济增长也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不稳定。而就算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例子中的不稳定是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我们也只能推出经济增长会带来不稳定，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因为从全球看，情况并非都如此。很多国家如西德、日本、意大利在二战后都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国内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其现代化进程基本是在非常平稳的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5]。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6]。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200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坚决摒弃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片面发展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经济稳定的基础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经济稳定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应达到生态持续，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统一起来。要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方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淡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其次，是经济持续。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开发及其应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质量，优化配置，节约资源，降低损耗，增加效益，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减少有害废物的排放，使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三是强调社会持续。要求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促进社会向文明、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6]。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1] 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 陆志明.现代化是含义广泛的社会运动[eb/ol].新华网，http//：xinhuanet.com.

[3]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7-38.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篇（3）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0－0003－02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过分看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结果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了后面，包括：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等。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实现工业化当做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的普遍实施，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危机，例如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增长率下降和债务危机中，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出口的增长，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经济部门的效益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增长，实际收入的利益没有在各个阶层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只是个别人获益暴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由于这种增长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增长即发展的理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社会综合运动，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达标”[2]，它既包括经济的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其丰富内涵是GDP指标所难以涵盖的。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亨廷顿在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因为“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2]亨廷顿所言虽比较偏激，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现代化进程确实伴随着动荡、不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改革的代价。从历史上来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发生了社会动荡[3]；而前些年经济发展居亚洲四小虎之首的印尼近年来也不断发生动乱、[4]。当然，这些例子还不尽然说明一定是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的不稳定，造成这些国家发生动荡的原因还有很多，但它至少说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关于原因，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尼认为是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当然经济增长也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不稳定。而就算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例子中的不稳定是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我们也只能推出经济增长会带来不稳定，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因为从全球看，情况并非都如此。很多国家如西德、日本、意大利在二战后都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国内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其现代化进程基本是在非常平稳的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5]。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6]。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200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坚决摒弃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片面发展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经济稳定的基础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经济稳定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应达到生态持续，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统一起来。要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方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淡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其次，是经济持续。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开发及其应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质量，优化配置，节约资源，降低损耗，增加效益，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减少有害废物的排放，使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三是强调社会持续。要求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促进社会向文明、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6]。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1] 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 陆志明.现代化是含义广泛的社会运动[EB/OL].新华网，http//：省略.

[3]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7-38.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篇（4）

一、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简要回顾

建国后，对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从1949年到1995年，经济处于又多又快增长(粗放型增长)阶段。其标志是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把多与快放在好与省的前边，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扩张。第二，从1995年到2007年10月，处于经济又快又好增长方式阶段(既注重速度，又注重效益)。标志是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第三，2007年10月后，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标志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理论界，从1980年董辅礽发表的《我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战略研究问题》一文中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2004年吴敬琏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三个阶段(农业社会、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两种模式(靠自然投入的增长、靠效率提高的增长)，我国学者对经济增长方式做了很多研究。但在党的十七大以前，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仍没有超出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分析框架。虽然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应看到它不能解决经济增长中的制度障碍、技术重复引进、收入差距扩大、公众福利低下、资源掠夺性开发、环境恶化等问题。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一大创新，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发展。因此，如何认识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区别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二、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联系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二者的联系是：第一，二者都是经济发展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方式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二者构成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的统一。第二，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也讲究经济增长质量，追求集约型、效益型增长就是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三，二者相互促进，又好、又省、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有效、更持续。

三、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别

(一)指导观念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指导，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它的理论支撑由马歇尔提出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和当代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索洛模型)构成。经济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借鉴西方的制度与技术创新、经济结构完善、增进公众福利、可持续发展、社会综合发展等发展观。又好又快增长、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环境友好、资源节约、构建和谐社会等均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都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二)研究视角不同。经济学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由低到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本社会，主要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和财富的增长；第二阶段是人本社会，主要强调重视满足人的需要和公众福利的增加；第三阶段是社会整体综合发展，包括政治的人权和自由、经济上的生活质量提升、文化上的国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等全面演进过程。经济增长方式以第一阶段以物为本的单一线性的生产要素研究为视角，主要研究成果有新古典经济学和丹尼森等人的要素学派(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为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效率两大类)及模型学派(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等)。经济发展方式强调以人为本的学科多元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资源环境学等)和对经济学立体性地研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西方国家学者研究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有：庇古、坦普尔、贝弗里奇等人的福利国家论；克拉克、刘易斯和托达罗、库兹涅茨、拉弗等人的经济结构演进论；波尔丁等人的循环经济论；托夫勒、罗斯托的发展阶段论等。(三)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依据有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外延与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再生产理论和前苏联、东欧的一些学者论述)，西方经济学的要素配置与利用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佩雷、纳克斯等人)，增长的涓滴理论等。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有马克思的人的需要与全面发展理论、均衡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分享经济理论(魏茨曼等人)、创新理论(诺思等人的制度创新理论、熊彼特等人的技术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口与资源和环境协调理论、增长代价理论、自然回归理论、持续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理论、生态发展理论)等。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篇（5）

经济发展是一个比经济增长含义更广的概念。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现代化演进过程。

经济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经济增长过程而出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 它不仅是一种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和扩张， 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 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 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简而言之， 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

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核心，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无论从字面含义、还是深层含义都是有联系的，这点不难理解。只是二者的区别就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了。有人干脆就会混为一团，不加区别。普通人不知二者区别或干脆认为二者可互相代替，无关紧要，可是如果国内经济主管部门人员、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也没有一点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恐怕就使区域经济甚至国家经济陷入只追求增长，而没有了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那样会导致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失调、经济大起大落和社会不公及社会剧烈动荡。使企业陷入蛮干，导致社会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倒退，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受害者的命运。

掌握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二者的区别，刻不容缓。20世纪50-60年代前，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和劳务生产增加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60年代后，这种观点受到了若干国家现实的挑战，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但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并未得到相应改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正情况仍十分严重。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把增长与发展分为两个问题。增长研究发达国家长期中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问题，发展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发达的问题。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逐渐从世界角度来研究增长与发展问题，把经济发展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经济发展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仅涉及物质增长，而且涉及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演变。既着眼于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还着重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改进。同时又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进化过程。

首先，二者是“量变”和“质变”的不同。经济增长只是社会财富“量”的变化，经济发展则是“质变”。经济发展不仅仅包括社会财富在数量上的变化，还包括社会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社会方面的进步。

其次，衡量二者的方式不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度量，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本年度经济总量（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的增量与上年所实现的经济总量的比率，即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除经济增长的指标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指标，教育发展指标，如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等；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国民幸福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等；环境指标，如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篇（6）

引言

三年通常为“中期”的界定时间，2014年正处于“十二五”规划的第4年，“中期经济”的发展趋势将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不完全的倒W型成为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变化的趋势，其中主要历经了两次提升与降低。早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增长便出现了第一次下降，第一次降低是在六个季度中下跌了8.2个百分点，是从2007年二季度的14.8%，骤然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6%，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回升的举措。然而相对于第一次下降来说，第二次经济增长下降较为温和，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2年三季度的7.4%，十个季度下降4.7个百分点，在2012年5月又陆续出台了保稳增长的相关政策，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从内生动因的层面来看，以往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变化的短期需求，以及周期性调整所导致，而第二次经济增长下降，已经暗含了潜在的增长率变化以及结构因素的作用。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受到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收缩而导致的，但是，逐渐降低的投资、出口动力更是对我国中期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主因。

中期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一）从总需求角度分析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放缓。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及“十一五”时期大规模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建设，使得沿海地区基础设施逐步趋于饱和，且西部地区也在逐渐缓解基础设施短缺的现状。另外，外需市场的逐步缩小以及国内经济增长速度逐渐的缓慢，导致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一旦继续扩大投资，不仅导致增加产能过剩问题，更会使企业债务负荷加剧，逐步削弱企业投资意愿，且过度加大投资规模，还会导致通货膨胀与资源要素供需出现矛盾。

其次，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增长将趋于平稳。扩大居民收入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各类社会保障覆盖率与保障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使得居民收入能够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潜力获得进一步释放。但是，由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局势的不确定性，在今后的三年间，消费需求将出现增长平稳的总趋势。

最后，出口增幅逐渐放缓，外部需求减弱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全球因金融危机带来的增长方式，市场结构以及供需关系的调整，已由最初的快速增长阶段进入到深度调整转型阶段，中期内依然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经济增长趋势，进入了相对低速的增长阶段。随着逐渐削弱的出口需求，市场放缓扩张速度，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都将减弱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从总供给角度分析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且绝对减少。我国低成本劳动力是传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步入劳动年龄，其父母进入退休阶段，我国出现人口拐点，这便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效应逐渐消失，劳动供给增速持续下降，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与创新技术。

其次，向下调整储蓄率与投资率。人口抚养比提高及政策调整是储蓄率变化的决定因素。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社会及家庭将持续增加用于医疗、养老的支出比例，促使高储蓄率逐渐向下调整，并且导致投资率的下降。

再次，技术引进削弱及劳动力再配置。2012年以前，我国主要是以低生产效率的第一产业，向高生产效率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劳动力转移逐渐结束，转移速度以及规模大幅度下降，并且发达国家与我国之间逐渐缩短技术差距，技术引进推动效果逐渐削弱。

最后，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持续加强。我国经济的大幅度增长与大规模高强度的投入，都与资源环境储备密不可分，然而随着环境污染加剧，能源消耗殆尽，将对能源环境进行约束，因此，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力的外部约束。

中期经济保稳增长面临的挑战

第一，国际市场需求减弱。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低迷，海外市场扩展速度放缓，发达国家进口需要逐渐变弱，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导致国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欧美等发达国家为振兴本国经济促进再工业化，印度、越南诸国利用低价成本要素，对国际产业快速转移，利用低价产品占领我国的国际市场空间，使我国面临着双重挤压的市场竞争格局。

第二，财政金融风险增大。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公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企业利润均将回落。我国在扩展债务以及信用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无意识地加大了财政金融潜在风险，随着逐渐增长的地方债务，中央财政收入以及放缓的土地收益，金融债务风险平台逐渐显现。

第三，逐渐突出产能过剩矛盾。近年来，迅速扩张的制造业不仅满足了我国经济增长，城镇化以及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更是依赖于增加的出口，以带来发展的平衡。随着国际市场扩展放缓，国内经济增长逐渐下降，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突出。

第四，生产要素成本增加。经济增长出现阶段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传统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发生供求关系变化，使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本的低成本优势逐渐衰减，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难被持续增加的大规模投资所支撑。

第五，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世界产业核心逐渐转变为数字化、智能化的制造业，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很多工业企业的研发规模与研发水平较低，由于企业对低端加工组装过于依赖，缺乏品牌与技术的创新，逐渐与市场竞争环境脱轨，若不加速推动产业技术提高以及研发能力，现有的许多生产能力以及技术将面临着淘汰的局面。

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并存的中期经济发展策略

阶段性经济增长变化趋势下，我国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新动力，探索新对策，将调整结构、稳定增长、促进改革相结合，才能推动我国经济转型，解决我国中期经济保稳增长所面临的挑战。

（一）扩城镇增内需，应对国际需求减弱

目前我国进入新经济增长阶段，需要扩大消费以及内需。我国政府应积极推进人口市民化的转移，改变消费结构与消费倾向，大幅度提高对工业品的需求以及购买能力，形成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有效作用。因此，要将农村转移人口有秩序地市民化，促进土地管理制度的深入改革，建立完善的农村产权登记，对户籍制度进行变革，循序渐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服务制度，力求覆盖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还应提高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城镇的人口规模进行合理规划，严禁乱占耕地，对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建立起节约利用机制，建立起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新型城镇。以促进小城镇与小城市的加速发展，对中小城市加大融资、财政等政策的支持，加强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增加就业，人口聚集等功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就近变为城镇人口。

进一步发展城乡一体化，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将城市与农村经济问题综合成整体进行规划，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并形成大都市圈与城市群，形成开放性国际化都市体系，使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城市群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其吸纳转移农村人口的能力，以挖掘城市潜在的消费需求，应对我国中期经济增长面临的双重挤压市场格局。

（二）释放改革红利，减弱财政金融风险

促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将核心落在简政放权工作上，减少审批事项，将社会与市场能够承担的职责交还，使政府管理重心逐步由审批环节变为服务监管环节。积极推动改革大型国有企业的步伐，使其发挥出提升综合国力、产业升级、国际竞争的价值。加强产权保护，确保各种所有制均能享受平等竞争与法律保障。政府需要深化财税体制的变革，使财政预算体系规范、公开、完整，建立覆盖所有国有企业的收益分享与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改革金融体系的步伐更快，推动健全的利率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体系，促进市场供求在汇率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放宽金融准入门槛，建立现代化金融体系，以加快释放改革红利，减弱金融财政的投资风险。

（三）结合供需管理，抑制生产能力过剩

政府应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提高调整结构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使债务规模能够受到中期收支平衡的约束。进而推动产业重组兼并，产能过剩是企业进行结构调整与重组兼并的有利时期，需要在市场化为导向的基础上，将低附加值，高排放、高耗能的产能进行淘汰，进行产业重组以促进技术进步。并加大企业走出国门的支持力度，支持建材、钢铁等原材料生产企业走出国门，建立生产基地，将直接进口资源变为就地使用，促进制造业向服务质量好，精深加工化转型，以解决我国供需失衡的问题，抑制进一步凸显的产能过剩矛盾。

（四）提高质量效益，适应生产要素上涨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提高质量从根本上说，就是促进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率的提高，增强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配置资源，加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提高效益主要体现在公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增加，以及提高企业的财政收入与利润。企业想要做到提质增效，就需要提高要素生产率，加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劳动力转移的趋近饱和，必须以加大科技与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行应对，才能提高质量效益，适应生产要素的上涨。并要加强资源的利用率，提高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十二五”以来，我国虽然在建设生态环境，以及节能减排中取得了良好成果，但能源消耗以及单位产出资源仍旧偏高，还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必须提高资源利用率，以资源环境的压力作为产业进步、技术升级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化解我国经济增长与大规模投资之间的窘境。

（五）加强科技创新，变革企业研发态势

我国政府应推进企业引导市场的科技创新进程，加强技术创新中企业的主导地位。激励企业引导科技要素流入，鼓励多种创新资源在企业集中，条件容许的企业建立研发平台，对中小微企业大力进行扶持，以鼓励技术创新。并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与科技创新进行结合，我国正在培养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一批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一代战略新兴产业，要将增强科技创新与培养新兴产业有效融合，以全面掌握核心技术。

积极推动开发与应用新产品、新工艺以及新技术，构建起科学创新的动力体制，资源产品以及生产要素的改革，促进国有企业与垄断行业的深入变革，提高企业进行创新发展的动力，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教育，促进传统经济增长要素逐渐转变为创新要素，并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及激励体系进行研究探索。持续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建设国家创新体制，建立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三者有效结合的创新技术系统，使资源创新能够综合集成与高效配置，充分激发社会创新潜能，以适应世界产业核心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变趋势。

参考文献：

1.李佛关，周冠郴.经济增长的劳动力效应分解[J].商业时代，2014（2）

2.王一鸣.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期趋势和经济转型[J].宏观经济研究，2013（11）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篇（7）

前言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研究探讨始终未曾远离人们的视线。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

熊彼特1912年曾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并认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对推进技术的进步，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如此，人们认为熊彼特是比较早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里，可以说，金融已拥有了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对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比金融与经济增长二者相关关系的研究成果，争议较多，但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一、无关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种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观点也被称为需求导向，赞成这一理论的研究人员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金融的发展只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被动反应。金融发展的这种反应可以解释为，经济主体伴随经济增长而对金融服务产生的需求。早期的研究如Joan Robinson（1952），莱文（1993），帕特里克（1966），Robert Lucas和Stem（1989）等[1]。

Joan Robinson（1952）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它只是被动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Khan和Senhadji（2003）通过对比一些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和经济数据后发现，银行的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起的作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2]。

国内研究方面，谈儒勇通过研究中国的股票市场和经济数据后发现，中国的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明显的负相关。孟猛也认为金融深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对货币化程度的起促进作用，但其对非金融机构能够取得的贷款量几乎没有影响。赵玉龙和庞晓波也做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他们通过对动态数据的发掘，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我国的因果性关系比较弱，这说明我国金融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而我国的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可以通过完善金融相关服务，提升金融的效率方面获得[3]。

韩延春（2001）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基本没有太大作用，而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二、促进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一类相关的文献著作比较多。熊彼特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有赖于金融的相关因素结合产业资本。指出银行的信用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196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aymond W.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这一著作中，首次将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指标用于衡量一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并对35个国家1860～1961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了“在大部分国家中，假如对最近数十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大致平行的。”这一结论。

King和Levine（1993）对80个国家1960～1989年间相关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不仅有联系，而且有很强的相关关系。他们认为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这些因素的存在推动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金融体系通过自身的中介桥梁作用，发挥了强大的功能，促进经济社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使得经济得到增长[4]。

在国内，对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实证层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他采用1993～1998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季度经济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米建国和李建伟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金融抑制以及金融深化问题，他们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无论是金融抑制还是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的增长，而实现经济最优增长的前提是金融的适度发展[5]。

丁晓松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考察了1986～2002年间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比较积极的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而言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6]。

运用产出增长率模型，赵振全和薛丰慧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揭示，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而对信贷市场的作用则较大[7]。

三、抑制论：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这一观点被大部分的研究学者所认同，但是，仍然有部分学者对此种观点提出异议，在他们看来，金融的发展将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Van Wijnbergen（1983）和Buffie（1984）等人认为有限的金融信贷额度会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而使得国内厂商可得的份额减少。即社会投资和生产率会因为金融中介与国内厂商之间的竞争而降低[8]。

Diamond（1983）、Krugman（1998）等人认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供求的弹性较低并且经济结构上的刚性，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供给以及相应需求的不足，这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尤为突出；而市场供给及相应需求的不足又使得与之相对应的价格参数不能行之有效地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按此循环，必然会使得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形成相互阻碍的关系[9]。

也有一些学者分析提出，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其分担风险的能力大为增强，如此一来必然会使得用于预防风险的储蓄相对减少，储蓄率的降低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可以推导得出经济增长延迟的结论。

四、互为因果关系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贷款利率是资本成本这一观点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比较低的贷款利率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但是McKinnon和Shaw提出金融抑制论却对此持不同观点：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强制干预，而受到政府压制的金融又会反过来阻碍经济的成长和发展。

Mckinnon（1973）和Shaw（1973）基于这一观点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从中分析了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作为考察重点。Mckinnon和Shaw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金融约束行为和金融压抑现象。

Mckinnon的金融抑制论理论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金融变量与金融制度并非中性因素，它不仅能起到促进作用同样也能起到阻滞作用，关键因素在于政府决策部门的选择。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快于非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从金融领域入手进行经济改革，金融市场应该减少人为的因素干预[10]。

在国内，陈军和王亚杰通过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同时深入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双向的因果关系[11]。

康继军，张宗益，傅蕴英通过对比东亚三国：中、日、韩的经验发现，实证中从长期因果关系上来看，日本GDP的增长中有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的带动因素，检验结果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韩国的GDP增长与股市发展不仅促进了金融中介的发展，而且，股市的发展也从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中受益，韩国的检验结果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对中国的检验发现结果异于日、韩，在长期中，可以得出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对股市发展起带动作用这一结论，反过来，也能得出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GDP的增长起促进作用的结论，然而，这种关系只在长期中存在，在短期内并不存在，但是，这个结果揭示了长期均衡中的状态[12]。

五、小结

各个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巨大，且制度背景各异，研究手段的差别会使得研究得出结论会差异巨大。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资料，大体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现状。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的深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也会愈发复杂，对这一领域的探讨研究也会不断完善。

实证研究方面，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还处于发展的阶段，目前为止尚且没有哪一种计量方法可以在实证上做出对错判断。这主要是因为：

1.“金融”这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很难也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较为完整而且准确的定义，在经济和金融创新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也处于剧烈的发展变化当中。因此，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键因素也较难确定，建立于历史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由此做出的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推敲。

2.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中除了金融发展这一因子以外还有其他众多的因子，并且，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这也使得我们很难以去否定其中的某一种假设。

总而言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考究都还路途漫漫。只有不断地完善理论研究体系，补充其中的不足，进而指导实践，从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才能使理论和实践得到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朴松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2009（21）： 23～30.

[2]蒋茂玲，蒋晓洪.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外研究综述；中国经贸导刊；2009，06.

[3]张旭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近期国内文献综述，嘉兴学院学报，2007.1；19（1）.

[4]李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综述.生产力研究，2005，10.

[5]米建国，李建伟.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思考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2（4）：23～30.

[6]丁晓松.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1）：64～65.

[7]赵振全，薛丰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4（8）：94～99.

[8]李芸，谭中明，杨慧文，张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文献综述，金融经济.

[9]王圣达.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10）：5-22.

[10]朴松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2009（21）.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篇（8）

1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在概念上的差别

经济增长偏重于数量的概念，主要指由投入变化导致产出数量的增加，它的核算常采用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指标。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质量改善和组合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更广泛、更深刻，它强调经济系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不仅包含生产要素投入变化，而且包括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因素，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包含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更强调经济系统的协调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发展诸因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方法，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所以，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转换，不仅仅是从“增长”到“发展”两个字的简单调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导向作用。

2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渊源、产生条件不同

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约束，要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方式。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较小，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比较稀缺，土地、矿产、水、环境等要素的稀缺问题还不突出。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本和技术与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相组合，注重经济增长方式。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生产要素的稀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整，强调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在指导思想、推动力上的不同

经济增长方式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指导思想，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它的推动力是引进技术、提高资源投入的数量与利用。经济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是发展观，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又好又快增长、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环境友好、资源节约、构建和谐社会等均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都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是制度创新、知识自主创新、扩大公众福利、循环经济、经济结构优化等。在制度创新上，要界定政府干预的经济领域，明晰产权，制定有效率的法规与政策，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制止腐败;在知识自主创新上，要明确自主创新的路线与定位，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高创新回报的社会环境，建立知识创新体系;在扩大公众福利上，要确立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并重互动的发展思路，强化公共财政意识，加大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不断提升公众社会福利水平;在发展循环经济上，经济活动要严格执行资源利用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生、再开发和多种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三次产业间循环、工业园区循环、社会循环;在经济结构优化上，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

4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在理论基础、侧重点上的不同

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侧重于以物为本的单一线性的生产要素研究;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是全面发展理论、均衡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本的学科多元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资源环境学等)和立体性地研究经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

5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衡量指标、实现路径上的不同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篇（9）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 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 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着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着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

    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 & 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 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篇（10）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124-02

教育既是一种消费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投资。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一方面,教育投资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的社会总产出效应,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教育能够改变劳动力的形态,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从而用于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从经济对教育的反哺作用来看,教育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经济增长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速度与规模决定了人才的规模与速度。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内生互动性,但二者之间并不总是呈良性和协调性互动,由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存在非协调性互动。

2003年以来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由2003年的2 250.56亿元增长至2005年的3 070.49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8%;重庆市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教育事业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根据2004―2006年重庆市统计年鉴分析,高中教育阶段增加了9.1万人,增长了14.25%,高等教育阶段增加了10.26万人,增长了40.19%。重庆市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表现在,一方面,在校学生规模扩大带动了教育消费结构和消费总量的提升,仅学生教育消费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占全市GDP总额的14.21%[1];另一方面,为未来几年重庆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能力,重庆市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良性互动。

但重庆是一个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的直辖市,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新型直辖市格局形成了重庆独特的经济特征。虽然近年来随着重庆市教育取得较快发展,都市经济外圈人口受教育覆盖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升,但劳动力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低。根据黄薇对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重庆市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度仅为7.3%左右,不仅远低于中部地区41.5%的水平,而且也低于西部地区11.9%的水平[2]。重庆市教育转化为劳动生率的程度不高,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是通过财政性教育投资和城乡家庭及学生教育消费所产生,经济增长的软实力不足,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重庆市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的同时,也呈现非协调性互动。

人力资本奠基人西奥多・W.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中》中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重庆市教育转化为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

1.教育投资结构需求空间较大,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总量不足。从教育投资的城乡结构和体系结构分析来看,教育投资总量仍需较大的增长空间。2005年,财政性教育投入82.68亿元(含中央与地方),占当年重庆市国民生产总值的2.69%,至2002年来,财政性教育投资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在中国的四个直辖市中,北京市财政性教育经费298.35亿元,上海228.59亿元,重庆82.68亿元,天津78.16亿元(以上含中央与地方财政)[3],重庆位居第三。从人口总量来看,重庆市人口总数是北京的1.8倍,是上海的1.5倍, 是天津的2.7倍。重庆市人均教育经费远远低于北京、上海,而且也只接近于天津的1/3的水平。

2.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且“圈层梯度明显”,整体教育水平提高缓慢。近年来,虽然重庆市人力资本存量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小学及以前文化程度人口比例减少,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比例增加,但在现有受教育水平中,接受较高文化程度人口大部分集中于重庆发达的经济内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圈中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十分小,而且比重较大的是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人群,具有高等和中等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人口受教育年限低,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教育水平提高的速度十分缓慢,与重庆经济增长进程明显不适应。

3.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较弱,人才聚集的能力不强规模效应不足。人才聚集与产业聚集现象是相互催生、相互驱动的经济关系,没有一定的人才聚集规模也就没有产业聚集效应。重庆市优秀教育资源及人才资源主要集中于都市经济圈的九个区内,但经济内圈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中国也仅处于中等水平。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短缺。另一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能力还比较薄弱,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型骨干企业相对较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学生创业园区规模不大,吸纳人才的能力又有限。以初等教育水平为主的人力资源结构难以支撑经济增长需求,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扩张。

4.科技成果与经济发展结合度不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高。根据有关资料,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75%以上都靠科技进步来实现,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已达80%。重庆市科技成果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但科技成果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度不够紧密,产业化难。另外,企业吸收能力不强,相当多的科技成果找不到转化和实施单位,转化率偏低,本地产业化率尚不足10%。在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产业处2007年2月的数据中,除港澳台之外的32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校科技企业收入总额排名中,重庆市以30 579.10万元仅位列第十九位。

重庆市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互动,一方面既要摒弃“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又要避免纯粹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把教育消费驱动模式和人力资本优化模式结合起来,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通过经济的平稳高速增长拉动教育发展,实现教育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拓宽投融资渠道,平衡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协调增长。教育投资结构中,地方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重庆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虽然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但基础力量仍然十分薄弱。要实现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教育的追赶和超越,在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量作为平衡增长的基础和保障的同时,仍需大力拓宽投融资渠道,把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作为财政性教育经济的重要补充。2005年重庆市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5.04亿元,教育投资结构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通过鼓励金融机构介入,建立人力资源投资回报基金等多种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教育,实现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平衡增长。以教育投入增长拉动人力资本提升,以人力资本提升促进经济增长,以经济增长促进教育发展,从而稳固实现重庆市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