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的定义篇（1）

要从整体上完善地考察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就不应忽视被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闻活动。在旧中国，他们坚守自由主义的独立新闻思想的信念，借助报刊进行思想启蒙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对旧中国的政治走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旧中国新闻界一道独特并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刊物，他是继胡适之后我国又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在那个异常专制的时代，储安平创办政论周刊《观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顽强不屈地进行着自由主义思想传播的新闻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刊物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平均日销量5万份，最高时10. 5万份，实际读者在百万人以上，一度风行全国。

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实践为考察旧中国新闻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关照视角，梳理和研究储安平的新闻思想确有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由于过去的新闻史著述中存在着惯用的对照政治史单纬度评价的局限，在涉及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时，通常冠之于非主流、旁门侧枝的定位，或盲目简单、武断偏激地评断，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这种单向、线性思维的新闻史阐释缺乏“时空通观”的评价规范，没有将新闻现象和史实纳入多维联系和全面解读之中，从而导致对史实意义的忽视。从科学理性的学术角度思考，任何新闻史实都是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研究价值的。笔者将着重考察剖析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础，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更加广阔客观地去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

一、早期人生境遇和求学经历对储安平新闻观念的影响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母亲在其出生时去世了，父亲既赌又缥，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孤苦，多病的身体和后来在外漂泊的艰辛造就了储安平忧郁敏感的心灵，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这种忧郁性格:“我得承认我自己的感受力太强了”，“我是一个神经质十足衰弱的人”，“我常常为一些极琐小的事，不自制地悲伤着，”“母亲给我带来一副容易感伤的气质。忧郁象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思想者往往是忧郁的，这种忧郁的性格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花在冷静思考上，如果他早期的忧郁主要沉溺于个人“我”的病痛和不幸，那么在后来就自然地转向国家落后腐败现实和人民苦苦挣扎的生存状态的忧虑，“这种感伤是一种属于人性的感伤……我非常爱他们(孩子，笔者注)。可是这个时期，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使我不能螟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的一点。”储安平幼时寄养在伯父家，伯父在家乡兴学和造福桑梓的士大夫品格使他一生对伯父非常敬重，“床前一直挂着他伯父的像”，可以说伯父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是储安平一生敬仰和追求的。另外，从小经历的艰辛，“如漂息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片舟……”使他从小就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养成了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独立自强、非常自信。从青少年时代多灾多难的人生经历中磨练出来的不怕风吹浪打、独立处世和独立思考的自由个性，为他后来不惧怕黑暗势力的摧残破坏始终坚持不懈的新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储安平早期的文学活动可分为光华大学读书时期和《新月》时期。这一时期是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1928年，他进人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二三十年代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当时都集中在光华大学，如张东荪、胡适、罗隆基、潘光旦、徐志摩、王造时等一大批教授学者，自由空气浓厚，这样的大学环境培养了青年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后来他加人了“新月派”，作为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的后起之秀，忧郁感伤的气质特别强烈，这一点从他此时期发表的散文可见一斑，如“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充满对个人前途的深深忧虑。他对新月派盟主徐志摩充满了敬仰，认为自已写散文多少受着他的影响，在他的散文《悼志摩先生》中，对徐志摩的热心、率直、诚挚、提拔后进和写作认真的性格不胜啧啧称赞，尤其提到志摩认为:作编辑最大的快乐永远是作品的发现。这些都对储氏全心投人于编辑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设想，崇拜徐志摩的储安平对徐氏《为要寻一个明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也一定心有灵犀，所以徐氏尽管身处“黑绵绵的昏夜”仍然矢志不渝地“向着黑夜里加鞭”的追求民主自由的不懈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储安平。就读“自由空气浓厚”的光华大学和加人新月派这两个时期的人生经历使储安平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信仰者。自由主义和新月派提倡的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赞扬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着“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的思想，也是五四精神的时代反映，有着存在的时代依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储安平已经开始了最初的编辑工作的实践，出于对政治的兴趣，他于1931年编辑了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作者包括陈独秀、、张东荪、梁漱溟、胡愈之等。题为“各家论见”显示了储氏张扬自由主义的学术争鸣风气的端倪，也在自由主义思想内容和编辑工作实践两个方面为储安平后来从事奉行自由主义的刊物编辑打下基础。

如果说储安平在国内求学期间受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是间接感性的，那么留学英国的经历则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了直接、理性的认识，也巩固了他信奉自由主义的信念根基。回国后，1940年他到了抗战大后方的湘西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写下了有关英国的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与印度》，探讨中英两国强弱的缘由。在对比中英两国人之性格和作人作事的精神的长期思索中，强调对国民性格的思考说明储安平已侧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寻求中国落后的原因，这比此前中国思想界出现过的侧重从物质、制度层面对国家落后的思考更深邃，更本质化。此后，他到达重庆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参加称作“渝社”的学术性社团，渝社曾以“中国未来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后来储安平主编《观客》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许多想法都与“渝社”时的讨论有联系。①对国家政治的关心是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教化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传统，在坚守这些中国传统精神素养的基础上，储安平引进介绍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新闻自由等理念进行理论阐释的支撑，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也为储安平后来从事“放言论事”的新闻评论工作奠定了比较厚重的理论素养基础，他的政论既含有传统善良道德基础上的人文关怀，又具有现代西方先进的理论论辨意识等特征。他对新闻自由有独特的认识和贡献。

二、储安平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思想基础

追溯储安平的思想轨迹，《观察》周刊所信守的的独立客观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立场有着多方面的思想基础。

一是源于储氏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认识方法论和“动”“静”辨证关系的深层哲思，也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推己及卜人”处世哲学的反映。在储安平的“新月”时期，赢弱多病且感时忧怀的文人敏感特质让他从病中体q未到一种“极微妙的意境”:“一切事物，人，思想，总不外乎，是动，或静。，··…人在动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是这样，在静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又是那样。当局迷，旁观者清。那只是一句俗语，然而要当局不迷，便必得要有在动中能参悟到静的功夫……在动时要忘不了静，就得靠自已平时的自省和反躬。社会是流动的社会，生活是变换的生活;人，他的心和脑，永在无止的波动中起落，他的欲望和行为，永向求新刺激的一个方向上飞奔。静，除非生就是阴沉的人之外，然而那只是一个寄生的货物，平常，人们总欠缺了这一方面的修养。人，应当在动的余暇，常常从静的孔孔中，来观察观察这个世界，这个活动的舞台，这个复杂的人生……人生如一舞台。有的人，他观察人生，他自己也在舞台上;有的人则自己站在舞台的背后，再去观察舞台上的人，究竟也应站得离舞台近……我相信，一个病了的人，以=种极达观的、极心平气和的眼光来关照一切，他必定会了悟出一些平时所不易了悟出的奥秘的管理的。”

对于一生因体质赢弱而多病的储安平来说，从独处的“静”处观察世界成了他一生的思考习惯，贯彻于人生的始终。从多灾多难的年轻岁月到后来成为独立报人，“超然”、独立态度和偏爱从旁观的“静”处哲思是一脉相承的。在《小病》这篇充满哲学智慧的散文中，储安平对于超然独立于“动”“乱”世界之外的从“静”处冷静观察的思考方式有着深切全面的感悟并陶醉迷恋于其中，这种“动”“静”感悟观沉淀于他的内心，成为蕴藏于心理深层的储氏哲思定势，成为他的认识方法论，也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后来《观察》时期“超然”独立的办报精神。那种“站在舞台的背后”而不站在舞台上并“应站得和舞台近”的“超然”、独立的观察方法与“超然”、不偏不倚和“不直接介人政治活动”的办刊独立态度同出一辙。

在对储氏哲思线索的梳理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动静辨证观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特且独立的“旁观”世界的视角;这种“超然”的观察角度，能使观察者心态平和，可以得到与常人认知不同的崭新视野关照下的的独特见解，使得观察的效果更客观真实，也更加真切和清醒;于静处的冷静观察，赋予观察者思维的时间和绝佳的观察空间，他的心是沉静的，“静”也扩充了他观照的胸怀空间和思考能力。并且，储氏这种超然于忙乱躁动追逐欲望的尘世之外的独立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方式是“以社会发展的优性条件为出发点”“去关照一切的”，这种经世济用的中国传统责任意识使得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旁观”客观方式成为储氏的一种人生态度，成为一种自觉修行，最后达到为“静”观而放弃“动”中的欲利的认知和处世态度二个境界的共同提升。中国文人文化传统习惯于经常的反躬自醒，有着特有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以文人身份从事独立报业的储安平自然自觉地从职业和人格两个层面自我约束，把“超然”“独立”作为《观察》周刊的思考方式和观察态度。

二是来自于对《泰晤士报》独立办报模式的推崇。

《泰晤士报》以“公众良心的独立言托者”的独立姿态，评论政治，反映舆论，成为新闻事业最有权威的高级报纸。正是基于独立报纸在政治上的杰出表现，人们才开始把报人看作“第四等级”、“无冕之王”，并把报纸提升成为与行政、司法、立法平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第四权力”。储氏对英国民主制度推崇倍致，他在留学期间对《泰晤士报》因独立而“权威报界”并积极影响英国民主社会之完善的积极作用感触颇深。于是，储氏很自然地希望也能在中国办一份这样的独立刊物。

据储氏报界同仁冯英子回忆，储氏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而《泰晤士报》之所以能成为英国“舆论界的领袖”，就是因为它是一份同政府分离的独立报纸。《泰晤士报》能执行“决不出卖或出让任何权利”的独立言论政策是与经济独立息息相关的。储安平深知其理，所以他把《观察》周刊办成了一种纯粹的同仁刊物模式，“身后无任何组织”。因为只有经济上独立，才可能真正做到言论独立，做到政治倾向独立，摆脱商业性和党派性的纠缠。《观察》所采取的同人刊物办报模式(《观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的同人刊物)也具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从发展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考虑，创办刊物可以为自由思想分子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储安平基于以下判断，作出了创办独立刊物具有生命力的论断:国内拥有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想说话，而当时国内缺乏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刊物不偏不倚，客观公正，无党无派，可以将他们吸引成固定读者群，在市场求得生存。③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上的分析，储氏相信自己的独立刊物可以成为自由思想分子的论坛，从而广开言路，在全国形成“健全的舆论”环境，为中国的言论界秉公论政提供一种基本的稳定力量。储氏对《观察》的言论力量和作用的估计颇为自负，对自由思想借助《观察》各抒己见、畅欲所言的繁荣舆论界局面充满必胜期待。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是储氏创办独立刊物的理论支撑力量。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理想作为一股基本的原始动力，坚定储氏创办《观察》的决心，他试图创办一个真正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的自由主义独立刊物来维护和宣扬自由主义的理想。他相信通过自己亲身创办和把关的这个纯粹独立刊物，可以宣传自由民主的思想，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论国家政治生活，改变国民性弱点，在全国形成一种有影响的舆论力量，实现最终的自由民主政治目标。储氏对自由主义的中国领袖胡适的独立处世态度和人格充满崇拜，精神上将胡适视作自己的师长和前辈。《观察》的一个特色，就是特别偏重对胡适思想、言论和行迹的报道评说。另外从刊物经营角度，也可以通过突出胡适凸现刊物的自由主义特色和立场，吸引更多自由思想者的关注。

在对民主国家目标的求索中，储安平以新闻刊物为工具力图成为自由民主的呼吁者、实践者和促进者。真诚的爱国情怀和独立立场使储氏不怕刊物刊登任何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而不利于统治者当局的独立言论;借助那些言辞激烈但真实而有利于国家进步的言论，储氏显示了为了理想敢于斗争的韧劲。他认为，只要思想的出发点正确、就照登不误，不计后果。例如最终造成下令查封《观察》的军事通讯《徐准战局的变化》在被《观察》刊载之前，作者张今铃担心文章中可能有一些当局认为不宜的军事实情，问储安平:“如内容分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其“超然”“独立”的气魄确实难能可贵。在风闻因《观察》刊登激烈的反对国民政府的言论将遭查禁时，储安平没有被吓住，在刊物头条位置上发表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历数的言论管制，据理力争。刊物最终被冠以“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的罪名予以永久停刊。统治者对《观察》言论的恐慌证明了《观察》的广泛影响力量，而储安平临危不嗅据理力争的态度也验证了储安平不屈不挠的自由民主立场。民主不光是用以口头标榜的，而是必须有人实践的，储安平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上用尽心力，坚守自己独立自由主义立场，苦苦追寻民主政治的理想信徒和实践者。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2）

要从整体上完善地考察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就不应忽视被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闻活动。在旧中国，他们坚守自由主义的独立新闻思想的信念，借助报刊进行思想启蒙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对旧中国的政治走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旧中国新闻界一道独特并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刊物，他是继胡适之后我国又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在那个异常专制的时代，储安平创办政论周刊《观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顽强不屈地进行着自由主义思想传播的新闻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刊物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平均日销量5万份，最高时10. 5万份，实际读者在百万人以上，一度风行全国。

    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实践为考察旧中国新闻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关照视角，梳理和研究储安平的新闻思想确有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由于过去的新闻史著述中存在着惯用的对照政治史单纬度评价的局限，在涉及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时，通常冠之于非主流、旁门侧枝的定位，或盲目简单、武断偏激地评断，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这种单向、线性思维的新闻史阐释缺乏“时空通观”的评价规范，没有将新闻现象和史实纳入多维联系和全面解读之中，从而导致对史实意义的忽视。从科学理性的学术角度思考，任何新闻史实都是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研究价值的。笔者将着重考察剖析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础，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更加广阔客观地去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

    一、早期人生境遇和求学经历对储安平新闻观念的影响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母亲在其出生时去世了，父亲既赌又缥，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孤苦，多病的身体和后来在外漂泊的艰辛造就了储安平忧郁敏感的心灵，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这种忧郁性格:“我得承认我自己的感受力太强了”，“我是一个神经质十足衰弱的人”，“我常常为一些极琐小的事，不自制地悲伤着，”“母亲给我带来一副容易感伤的气质。忧郁象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思想者往往是忧郁的，这种忧郁的性格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花在冷静思考上，如果他早期的忧郁主要沉溺于个人“我”的病痛和不幸，那么在后来就自然地转向国家落后腐败现实和人民苦苦挣扎的生存状态的忧虑，“这种感伤是一种属于人性的感伤……我非常爱他们(孩子，笔者注)。可是这个时期，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使我不能螟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的一点。”储安平幼时寄养在伯父家，伯父在家乡兴学和造福桑梓的士大夫品格使他一生对伯父非常敬重，“床前一直挂着他伯父的像”，可以说伯父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是储安平一生敬仰和追求的。另外，从小经历的艰辛，“如漂息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片舟……”使他从小就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养成了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独立自强、非常自信。从青少年时代多灾多难的人生经历中磨练出来的不怕风吹浪打、独立处世和独立思考的自由个性，为他后来不惧怕黑暗势力的摧残破坏始终坚持不懈的新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储安平早期的文学活动可分为光华大学读书时期和《新月》时期。这一时期是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1928年，他进人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二三十年代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当时都集中在光华大学，如张东荪、胡适、罗隆基、潘光旦、徐志摩、王造时等一大批教授学者，自由空气浓厚，这样的大学环境培养了青年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后来他加人了“新月派”，作为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的后起之秀，忧郁感伤的气质特别强烈，这一点从他此时期发表的散文可见一斑，如“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充满对个人前途的深深忧虑。他对新月派盟主徐志摩充满了敬仰，认为自已写散文多少受着他的影响，在他的散文《悼志摩先生》中，对徐志摩的热心、率直、诚挚、提拔后进和写作认真的性格不胜啧啧称赞，尤其提到志摩认为:作编辑最大的快乐永远是作品的发现。这些都对储氏全心投人于编辑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设想，崇拜徐志摩的储安平对徐氏《为要寻一个明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也一定心有灵犀，所以徐氏尽管身处“黑绵绵的昏夜”仍然矢志不渝地“向着黑夜里加鞭”的追求民主自由的不懈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储安平。就读“自由空气浓厚”的光华大学和加人新月派这两个时期的人生经历使储安平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信仰者。自由主义和新月派提倡的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赞扬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着“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的思想，也是五四精神的时代反映，有着存在的时代依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储安平已经开始了最初的编辑工作的实践，出于对政治的兴趣，他于1931年编辑了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作者包括陈独秀、汪精卫、张东荪、梁漱溟、胡愈之等。题为“各家论见”显示了储氏张扬自由主义的学术争鸣风气的端倪，也在自由主义思想内容和编辑工作实践两个方面为储安平后来从事奉行自由主义的刊物编辑打下基础。

    如果说储安平在国内求学期间受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是间接感性的，那么留学英国的经历则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了直接、理性的认识，也巩固了他信奉自由主义的信念根基。回国后，1940年他到了抗战大后方的湘西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写下了有关英国的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与印度》，探讨中英两国强弱的缘由。在对比中英两国人之性格和作人作事的精神的长期思索中，强调对国民性格的思考说明储安平已侧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寻求中国落后的原因，这比此前中国思想界出现过的侧重从物质、制度层面对国家落后的思考更深邃，更本质化。此后，他到达重庆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参加称作“渝社”的学术性社团，渝社曾以“中国未来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后来储安平主编《观客》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许多想法都与“渝社”时的讨论有联系。①对国家政治的关心是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教化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传统，在坚守这些中国传统精神素养的基础上，储安平引进介绍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新闻自由等理念进行理论阐释的支撑，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也为储安平后来从事“放言论事”的新闻评论工作奠定了比较厚重的理论素养基础，他的政论既含有传统善良道德基础上的人文关怀，又具有现代西方先进的理论论辨意识等特征。他对新闻自由有独特的认识和贡献。

    二、储安平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思想基础

    追溯储安平的思想轨迹，《观察》周刊所信守的的独立客观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立场有着多方面的思想基础。

    一是源于储氏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认识方法论和“动”“静”辨证关系的深层哲思，也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推己及卜人”处世哲学的反映。在储安平的“新月”时期，赢弱多病且感时忧怀的文人敏感特质让他从病中体q未到一种“极微妙的意境”:“一切事物，人，思想，总不外乎，是动，或静。，··…人在动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是这样，在静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又是那样。当局迷，旁观者清。那只是一句俗语，然而要当局不迷，便必得要有在动中能参悟到静的功夫……在动时要忘不了静，就得靠自已平时的自省和反躬。社会是流动的社会，生活是变换的生活;人，他的心和脑，永在无止的波动中起落，他的欲望和行为，永向求新刺激的一个方向上飞奔。静，除非生就是阴沉的人之外，然而那只是一个寄生的货物，平常，人们总欠缺了这一方面的修养。人，应当在动的余暇，常常从静的孔孔中，来观察观察这个世界，这个活动的舞台，这个复杂的人生……人生如一舞台。有的人，他观察人生，他自己也在舞台上;有的人则自己站在舞台的背后，再去观察舞台上的人，究竟也应站得离舞台近……我相信，一个病了的人，以=种极达观的、极心平气和的眼光来关照一切，他必定会了悟出一些平时所不易了悟出的奥秘的管理的。”

    对于一生因体质赢弱而多病的储安平来说，从独处的“静”处观察世界成了他一生的思考习惯，贯彻于人生的始终。从多灾多难的年轻岁月到后来成为独立报人，“超然”、独立态度和偏爱从旁观的“静”处哲思是一脉相承的。在《小病》这篇充满哲学智慧的散文中，储安平对于超然独立于“动”“乱”世界之外的从“静”处冷静观察的思考方式有着深切全面的感悟并陶醉迷恋于其中，这种“动”“静”感悟观沉淀于他的内心，成为蕴藏于心理深层的储氏哲思定势，成为他的认识方法论，也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后来《观察》时期“超然”独立的办报精神。那种“站在舞台的背后”而不站在舞台上并“应站得和舞台近”的“超然”、独立的观察方法与“超然”、不偏不倚和“不直接介人政治活动”的办刊独立态度同出一辙。

    在对储氏哲思线索的梳理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动静辨证观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特且独立的“旁观”世界的视角;这种“超然”的观察角度，能使观察者心态平和，可以得到与常人认知不同的崭新视野关照下的的独特见解，使得观察的效果更客观真实，也更加真切和清醒;于静处的冷静观察，赋予观察者思维的时间和绝佳的观察空间，他的心是沉静的，“静”也扩充了他观照的胸怀空间和思考能力。并且，储氏这种超然于忙乱躁动追逐欲望的尘世之外的独立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方式是“以社会发展的优性条件为出发点”“去关照一切的”，这种经世济用的中国传统责任意识使得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旁观”客观方式成为储氏的一种人生态度，成为一种自觉修行，最后达到为“静”观而放弃“动”中的欲利的认知和处世态度二个境界的共同提升。中国文人文化传统习惯于经常的反躬自醒，有着特有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以文人身份从事独立报业的储安平自然自觉地从职业和人格两个层面自我约束，把“超然”“独立”作为《观察》周刊的思考方式和观察态度。

   二是来自于对《泰晤士报》独立办报模式的推崇。

    《泰晤士报》以“公众良心的独立言托者”的独立姿态，评论政治，反映舆论，成为新闻事业最有权威的高级报纸。正是基于独立报纸在政治上的杰出表现，人们才开始把报人看作“第四等级”、“无冕之王”，并把报纸提升成为与行政、司法、立法平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第四权力”。储氏对英国民主制度推崇倍致，他在留学期间对《泰晤士报》因独立而“权威报界”并积极影响英国民主社会之完善的积极作用感触颇深。于是，储氏很自然地希望也能在中国办一份这样的独立刊物。

    据储氏报界同仁冯英子回忆，储氏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而《泰晤士报》之所以能成为英国“舆论界的领袖”，就是因为它是一份同政府分离的独立报纸。《泰晤士报》能执行“决不出卖或出让任何权利”的独立言论政策是与经济独立息息相关的。储安平深知其理，所以他把《观察》周刊办成了一种纯粹的同仁刊物模式，“身后无任何组织”。因为只有经济上独立，才可能真正做到言论独立，做到政治倾向独立，摆脱商业性和党派性的纠缠。《观察》所采取的同人刊物办报模式(《观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的同人刊物)也具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从发展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考虑，创办刊物可以为自由思想分子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储安平基于以下判断，作出了创办独立刊物具有生命力的论断:国内拥有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想说话，而当时国内缺乏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刊物不偏不倚，客观公正，无党无派，可以将他们吸引成固定读者群，在市场求得生存。③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上的分析，储氏相信自己的独立刊物可以成为自由思想分子的论坛，从而广开言路，在全国形成“健全的舆论”环境，为中国的言论界秉公论政提供一种基本的稳定力量。储氏对《观察》的言论力量和作用的估计颇为自负，对自由思想借助《观察》各抒己见、畅欲所言的繁荣舆论界局面充满必胜期待。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是储氏创办独立刊物的理论支撑力量。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理想作为一股基本的原始动力，坚定储氏创办《观察》的决心，他试图创办一个真正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的自由主义独立刊物来维护和宣扬自由主义的理想。他相信通过自己亲身创办和把关的这个纯粹独立刊物，可以宣传自由民主的思想，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论国家政治生活，改变国民性弱点，在全国形成一种有影响的舆论力量，实现最终的自由民主政治目标。储氏对自由主义的中国领袖胡适的独立处世态度和人格充满崇拜，精神上将胡适视作自己的师长和前辈。《观察》的一个特色，就是特别偏重对胡适思想、言论和行迹的报道评说。另外从刊物经营角度，也可以通过突出胡适凸现刊物的自由主义特色和立场，吸引更多自由思想者的关注。

    在对民主国家目标的求索中，储安平以新闻刊物为工具力图成为自由民主的呼吁者、实践者和促进者。真诚的爱国情怀和独立立场使储氏不怕刊物刊登任何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而不利于统治者当局的独立言论;借助那些言辞激烈但真实而有利于国家进步的言论，储氏显示了为了理想敢于斗争的韧劲。他认为，只要思想的出发点正确、就照登不误，不计后果。例如最终造成蒋介石下令查封《观察》的军事通讯《徐准战局的变化》在被《观察》刊载之前，作者张今铃担心文章中可能有一些当局认为不宜的军事实情，问储安平:“如内容分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其“超然”“独立”的气魄确实难能可贵。在风闻因《观察》刊登激烈的反对国民政府的言论将遭查禁时，储安平没有被吓住，在刊物头条位置上发表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历数国民党的言论管制，据理力争。刊物最终被冠以“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的罪名予以永久停刊。统治者对《观察》言论的恐慌证明了《观察》的广泛影响力量，而储安平临危不嗅据理力争的态度也验证了储安平不屈不挠的自由民主立场。民主不光是用以口头标榜的，而是必须有人实践的，储安平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上用尽心力，坚守自己独立自由主义立场，苦苦追寻民主政治的理想信徒和实践者。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3）

每个教师都劝诫读者要学会独立思考，但我发现他们对独立思考的定义并不一样，有“不轻易相信别人的话”“对权威要有质疑精神”“对一些事物要有自己的观点”这样浅显、普遍的定义，也有不少更有深度的解释，那么大家眼中的独立思考代表着什么呢？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态度还是思考习惯？

一、什么是独立思考

首先是思考的定义：思考是指针对某一个或多个对象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等思维的活动。加上独立，那就是独立地对对象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等思维活动。独立不是一个人去闭门思考，但也不是很多人一起摇旗呐喊，它就像老师说的，我教给你们的，你们要理解进去，而不是我教什么是什么。

“独立思考”，最重要的其实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不盲从”固然没错，但也不尽然就是对任何事都“特立独行”，而且要真正做到“不盲从”，就需要依靠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什么？就是“疑而后信”，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什么是“天然正确”的，你跟我说这是真理，这是先人的智慧结晶，对不起，请先给我证据。“独立思考”的前提是质疑，然后是寻找原因及支撑这种解释的证据。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做是孔子所提倡的学习方法。一味地读书，而不思考，只能被书本牵着鼻子走，就会被书本所累，从而受到书本表象的迷惑而不得其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只是一味地埋头苦思而不进行一定的书本知识的积累，进而对知识进行研究推敲，也只能是流于空想，问题仍得不到解决，也就会产生更多的疑惑而更加危险。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学到有用的真知。

二、如何在高中物理实验课堂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物理学是以实验为主的科学，高中物理所学的概念、规律及公式等都是以客观的实验现象为基础的。所以物理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脱离物理实验的教学无法使学生明白物理的真正含义。实验是有目的地去尝试，是对自然的积极探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为一门科学性学科，物理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怀着求证的态度去做实验，而不是演示性的、走马观花式的实验。

1.把实验的自主分析权交给学生

由于担心学生不能按教材中设计好的实验步骤去做实验，造成实验仪器的损坏和学生人身安全的危险、实验结论和理论值产生偏差或误差很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不能放手让学生去做实验，总是习惯性地安排好实验所需的各种器材步骤、理论实验数据和实验现象。采用这种教学方式，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灌输性教学，无法深入了解实验的原理、操作步骤及实验现象。

所以，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应当把自主分析权交还给学生。例如《将电流表改装为电压表》，由于学生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电流表和电压表，这就要先讲清它们的基本原理：根据通过电流表的电流与被测电压和电流表内阻的关系，将电流表刻度标示为电压值读数，实际改装时会串联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并通过改变该电阻的阻值来调整改装后电压表的量程。启发学生独立设计实验，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自主拟定实验目的、仪器准备、操作步骤、实验报告，对于实验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现象，要激励学生进一步探索、分析原因，从中有所发现。实验结束后，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解决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扬大家在实验中的表现。通过实验过程，将课本知识实践化，不仅能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还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提高学生活学活用的能力。

2.在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和现象教师不要直接回答

在实验教学中，由于学生操作失误，或者是实验条件的欠缺，学生的实验现象和数据往往和理论有很大的差距，这个时候教师不应该急于帮助学生解答问题，而应该鼓励学生自己发现实验过程中的错误，设计具体的对比实验，带着怀疑的态度去探索问题。

总之，“尽信书不如无书”，教师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让学生将来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个性、能独立承担工作和独立作出重大抉择的人是必要的。只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了，理解、推理、分析综合、应用知识处理物理问题、实验等能力才能得到相应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就必然能够提高，学习效果也会大大提高。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4）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266-02

当今时代，社会生活变化深刻，社会思想日趋多样化；西方敌对势力分裂的阴谋，国内改革带来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时期的青年学生最容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想、不良文化的侵蚀，是非不辨，迷失方向。作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立学院，虽是按照新的机制、新模式运行的，但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为民族的未来发展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作为办学目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学生，促进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其政治属性和高校育人特性决定了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共青团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独立学院共青团也理所当然地要担负起这项历史重任，用科学发展观做好其青年学生的思想引领工作，引导青年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党赢得青年、赢得未来。独立学院共青团要全心全意为青年学生做好服务工作，推进素质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活动，全面提升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促使青年学生养成良好品德。

一、独立学院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性

（一）独立学院领导机制削弱了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不同于普通高校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独立学院采取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尽管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独立学院要建立党、团组织，积极开展党、团工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维护稳定，但是作为决策机构，独立学院董事会和普通高校党委，在决策权、关注点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独立学院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组织、机构、管理和实施上显得规定不明确、机构不健全、边缘化和弱化趋势明显。共青团组织或者形同虚设，或者合署兼职。

（二）独立学院运行机制给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印上了利益的色彩

国家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了“合理回报”的原则，从法律角度认同独立学院的投资方可以获得合理办学的经济效益。独立学院的运行机制中管理渗透着经营的原则，经营在独立学院的发展、决策等过程中成为无形的指挥棒，获利映射下的“实用、利益”追求成为其重要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因此，独立学院共青团想政治教育工作多选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或是“能提升学院知名度”的活动来组织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实效性降低。

（三）独立学院青年学生独特个性增加了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

独立学院招生被确定在本科三批的批次上。录取控制线大部分低于母体学校的专科录取分数线，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较差，偏科现象严重，从而注定了独立学院学生群体的文化功底相对较差，但这些学生个人发展侧重点不一样，比公办高校的大学生在接受中等教育时更注重个人能力和社会实践活动，因之社会阅历较之相对更广，在人际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创造能力方面更为突出，在电脑、文娱、体育、演讲和交际等方面都有较为突出的特长，在性格、气质、情绪、兴趣、意志等个性特征都表现出更广泛的多样性。这就要求独立学院共青团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案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要根据其个性特长施之以不同的教育方式，注重因材施教，扬长避短，充分发扬个性，克服由个性带来的弊端，反对单一的说教，才能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

二、独立学院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

（一）把握方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

独立学院作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为党的事业发展造就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作为办学目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其基本任务的共青团组织，要用科学理论引导学生、武装学生，提高他们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独立学院共青团组织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有效地使学生接受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学习责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自觉抵制各种非社会主义和主义思想的腐蚀，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才，从而保证独立学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二）资源整合，优化工作环境是保障

独立学院共青团要学习母体高校的先进经验，善于拿来和吸收；借鉴母体院校的教训不足，扬长避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站在巨人的肩上去寻求更快更好的发展。其次，发挥团组织的凝聚力。青年学生既是团的工作对象，也是团组织的存在基础，把青年学生团结在团组织的周围，调动他们积极参与的能动性，使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获得积极的回应。再者，共青团要争取上级组织和领导的支持。把关于团组织的人员、经费、场地、设施等方面的政策要积极落实、实施。同时，上级党团组织要依据独立学院的实际状况，在共青团及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并积极与独立学院董事会、党政部门及主要负责人进行沟通，帮助独立学院共青团组织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阵地。

（三）创新理念，提升工作活力是关键

第一，还原教育的服务理念，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十七大报告对“人文关怀”的阐述，蕴含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回归到教育对象作为人的价值和主体地位的必然状态，大学生是受教育者、教育客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主体。独立学院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共青团组织围绕青年学生的实际状况，真正关注他们的要求、激情、困惑、困难，帮助他们，引导他们，体现人文关怀，把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和学生的实际相结合，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在服务的过程中，在满足他们合理的、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中，发挥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地位，在良好的互动中，发挥青年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管能动性，形成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合力，让青年学生在愉悦、主动参与的前提下，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传递给他们，教育他们，影响他们，改变他们，进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在共青团组织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中温情操作，用符合青年学生特点的形式，既要达到教育的目的，也要顾及他们的感受，教育的指挥棒要谱写和谐的乐章，把创建和谐校园，服务和谐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在和谐的氛围中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第二，创新工作模块，拓展网络环境，提升工作活力。

发挥“一体两翼三阵地”的组织体系，创新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架构。独立学院共青团在充分发挥团组织的主导和核心作用外，完善学生会和社团组织来充实共青团的组织依托，要改变单纯的以班为单位的团组织建制模式[4]，在独立学院后勤社会化的发展态势下，班级教室、学生食堂、学生公寓，成为青年学生三个相对集中的场所，也是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所应占据的三个有效阵地，从而形成了独立学院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体两翼三阵地”工作架构。“一体”共青团组织是主体，“两翼”学生自治组织的学生会，是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基地，共青团要加强沟通和指导，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贯穿在学生会的工作中去，积极互动，协调配合。以“重视个性张扬，追求个人发展”为群体趋向的学生社团，在独立学院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颇受青年学生欢迎，而其提升学生素质、展示学生才华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共青团要积极引导，提供帮助，在最感兴趣、最有参与热情的社团活动中，去弘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在最积极的状态中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三阵地”教室、食堂、宿舍是青年学生主要活动场所，因为独立学院的自身的发展规划，可能在空间上分割开来，在这些不同的场所采取不同的形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一是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覆盖，杜绝工作范围的遗漏，二是通过有差别的情景教育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无差别的随时进行，消除一些场合被动灌输，使青年学生愉悦的环境里主动学习和提高。

延伸工作触角进网络，搭建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舞台。开放的网络所带来的思潮冲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壁垒。独立学院共青团要延伸工作触角进网络，变堡垒为舞台。首先，通过网络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更好地把握成长中的青年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整理和分析，变成制定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参考，使工作有的放矢，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其次，利用网络资源共享的优势，把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触角延伸到每一个青年学生，把团的思想政治教育传递给每一个青年学生，从有形到无形，从现实到虚拟，打造独立学院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空间、全天候的动态覆盖。再次，是利用网络开放的特色，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牢固地占领网络教育阵地，借助先进的网络硬件资源和优越的师资软件资源，建立形势教育、校园生活、心理健康咨询、感情交友、专业学习、职业教育、科技创新、就业指导等等涉及青年学生学习、情感、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服务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网站和网页。还可以应用"思则通、辩则明"的教育理念，引导青年学生开展有序、合理的网络思考、辩论，在思考和辩论中促进是非观和大局观的养成和提高。最后，发挥共青团组织管辖下校园广播、校刊校报舆论阵地的作用，互为补充，形成网上网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打造独立学院共青团多媒体协助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立体平台。

参考文献：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5）

摘要：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与参与者、中国自由主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以自由主义人权观为共同的思想起点，后因陈独秀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胡适一直坚持自由主义。自此，二人的观点多有冲突，同时又是终身的好友。两人的人权思想存在很多相同点，例如都提倡自由主义人权思想、主张思想言论自由和个性独立、建立法制国家和民主政治，但对革命的态度存在较大分歧。虽然受历史条件、观念的局限，对人权思想的认识存在缺陷，但是通过宣传人权思想，唤醒国人的人权意识，丰富和发展人权内容，对现代社会建立人权保障体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人权思想；自由；民主

陈独秀和胡适同为爱国志士和新文化运动前期自由主义思想的支持者，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军人物，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然而，陈独秀离开北大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导致二人的思想和主张产生分歧。胡适一生追求自由主义的人权思想，坚决反对统一思想，主张个性独立、思想言论自由。而陈独秀的人权思想富于变化，经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阶段。在分析陈独秀与胡适人权思想的产生背景下，进行对比，从而更加深入了解他们的人权思想，以及对现代人权理论的借鉴意义。

一、陈独秀与胡适人权思想的相同点

（一）提倡自由主义人权思想

思想文化的发展需要自由的空间，不能强迫和实施专制，应鼓励创新、百花齐放的不同文化。言论自由是创造未来文明的重要工具。以来的反帝爱国主义运动，国民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仁人志士通过办报纸、杂志等方式广泛传播西方的先进思想以启发国民人格独立、努力争取自由和人权，政府为了维护统治，极力阻挠，不惜迫害知识分子，达到对国民思想的严格控制。思想言论自由是人权的基本内容，无论新旧思想，都有存在的土壤，没有罪恶之分，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统一思想，虽然可以维护自己的政权，却于学术不利、于文化发展不利，更于学术思想的自由传播不利。另外，长期受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国民的个体权利被剥夺，面对这种现状，陈独秀与胡适均主张个性独立，保护个体权利。通过提高国民觉悟，唤起国民自觉革命，提倡国民自救运动，要求国民要自觉自醒努力进取图强。

（二）主张建立法制国家和民主政治

陈胡二人主张建立国家，国家的运行依照法律规定，建立民主的政治体制，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尤其强调政府的权力边界明晰，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监督。但是他们对制定宪法主体的认识略有不同，陈独秀主张国民自己制定宪法，胡适则认可在承认政府的前提下，由政府统一制定宪法或宪法性文件。陈独秀有关建立法制国家以保护人权的主张具有多层含义，包括国家是全体公民保障权利和谋求幸福的手段和方式，国民权利的实现是评判国家的最高标准；国家也有人格，与个人的人格拥有相同的发展方向，国家的人格建立在个人人格完全实现的基础上；提倡民主共和，反对君主制；建立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法治社会，使公民享有更大范围的政治权利。胡适与陈独秀的观点基本一致。要求民众参与民主建设，实现之治，要使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得到有效的政治训练。关于制定宪法问题，与陈独秀的观点略有不同，主张制定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的主体是国民政府，而非全体国民。

二、陈独秀与胡适人权思想的不同点

（一）自由主义人权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主义的人权思想，并随着阅历的增加，该理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陈独秀的人权思想具有较大变化，开始于自由主义人权观，自1919年起，逐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思考人权问题。陈独秀认为，劳动者是社会构成的中坚力量，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政府层层抽剥税收和资产阶级对劳工的残酷压榨，导致劳工衣不保暖、食不饱腹，生活面临严重困难，生存权无法得到保障。保护劳工的生存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劳工的择业权、获得报酬权、休息权等劳动权没有法律予以保护，应号召劳动者为争取劳动权而斗争；应充分保障民众的受教育权，通过推行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和觉悟。

（二）对革命的态度不同

对于革命的态度，陈胡二人持完全相反的主张。陈独秀主张通过革命手段国民政府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实现救国救民的爱国理想，彻底保护人权。恰恰相反，胡适坚决反对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统一国家，否定革命、民族自决权的人权属性，明确指出暴力革命的危害，主张通过逐渐改良的方式，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望。陈独秀意识到，通过无产阶级斗争建立的人民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主张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拥有自决权以抵御外强侵略，拥有自卫权和自治权以决定自己的事务，不受外来民族与国家的干涉。胡适坚决主张“和平改革”，反对通过革命移交政权，认为革命党一定会走专制的路，排除异己，残害反对党，未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些判断基于胡适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和自由主义思想下的思考。事实证明，政权以革命方式转移以后，他担心的严重不利后果并未发生，暴力革命必然导致专制的论断并不成立。

综上所述，陈独秀和胡适均提倡自由主义人权思想、主张思想言论自由和个性独立、建立法制国家和民主政治、保护妇女权利，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虽然受历史条件、思想观念的局限，陈胡的人权思想存在缺陷，但是他们的人权思想，促进国民人权意识的觉醒，丰富和发展我国的人权内容，对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权保障体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2]胡适：《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王德锋：《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4]胡适：《胡适文存》，黄山书社1996年版。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6）

独立思考是巩固学习成果的良方。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青年干部不但要具有胜任工作的专业知识，还应当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科技、法律等方面的学识，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进一步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不断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在学习中勤于思考，才能有新的理解、新的发现、新的启发、新的领悟，才会有豁然开朗、顿开茅塞之感，学习才会产生质的飞跃。

独立思考是解放思想的根本要求。独立思考，是名家伟人一贯坚持和倡导的科学精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本本主义”，倡导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道路。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与独立思考，打破框框、条条、“本本”，不照搬现成的模式,一切从实际出发去思考问题，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总理在谈到新时期解放思想时，要求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创造能力”。事实表明，只有善于独立思考，有效地实施正确的决策，才能开拓工作新局面。

独立思考是独创精神的具体体现。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干部，既要有博采众长的包容意识，也要有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局面，能够消除浮躁，保持清醒的头脑，辨别真假，形成自己的看法和结论，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苏格拉底说：“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一个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就等于没有健全的人格，也就谈不上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新形势下青年干部学会独立思考，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提高学习能力，做到善学善用。“理论思维的培养，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青年干部要学习科学理论，特别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科学理论，帮助我们更好地运用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思考问题；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和方法，把创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学习中多思、勤思、善思、深思，熟悉其内涵、领悟其要义、寻觅其规律、吸收其精髓。同时，不断强化实践锻炼，做好调查研究。学会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审视工作，高屋建瓴，发现工作中的问题，为创新奠定基础。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7）

关键词：《独立评论》；民族主义；理性

一、《独立评论》概述

《独立评论》是1932年5月22日于北平创刊的中国现代政论杂志，胡适任主编，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10余人为主要撰稿人，它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言论阵地。1936年底曾被迫停刊，1937年4月复刊，1937年7月18日终刊，共出版244期。

《独立评论》的创刊动因，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俞平伯给胡适写信，建议胡适在北平创办一本政论周刊，其对胡适说到，“现今最需要的，为一种健全、切实、缜密、冷静的思想，又非有人平素得大众之信仰者主持而引导之不可，窃以为斯人，即先生也。以平理想，北平宜有一单行之周刊......”[1]俞平伯最早向胡适提出了创办一本政论杂志的建议。

对于办刊，胡适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同时也深知做这件事情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说是对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的最好写照。另外，在胡适的内心深处，一直希望能办一个像美国《新共和》那样的杂志，其声音应该在“温和”与“激进”之间寻求平衡，对于政府既“批评”又“支持”。俞平伯的提议，暗合了胡适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

二、《独立评论》中有关民族主义的理性声音

（一）《独立评论》的办刊思路――独立思考，摒除成见

《独立评论》之“独立”，在于其一直坚持一种独立思考、摒除成见、不阿附时髦的办刊思路。胡适曾说，“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成见’在今日所以难以打破，是因为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2]胡适的这段话，体现了《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普遍的独立思考和摒除成见的观点。

（二）《独立评论》对中日关系的最初认识――敌强我弱，积极求和

民族主义是贯穿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一条主线，无论是何种主义或思潮的背后，大都藏有深厚的民族主义的影子。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互不兼容的，二者在近代中国常常表现为一种紧张的关系。但揆诸史实，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不是紧张，而是自由主义者有其独树一帜的民族主义诉求。自由主义者本身也具有自身的“国家”或“民族”，尽管他们崇尚的个体的自由，或者具有世界主义或“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但他们不可能将自己置身于“国家”和“民族”之外。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无时不处不表现出其特定的民族主义思绪。30年代，《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笔锋，将这种民族主义关怀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待中日关系的问题上。

对于日本问题，几十年后回首看来，可以发现《独立评论》对中日情势的诸多分析和预测，与当时社会时髦的激进对日态度确实有很大差异，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没有盲从社会上流行泛滥的仇日态度，相反，从一开始就抱着一种“能和则和”的姿态。在“九一八事变”的发展和处理问题上，胡适、蒋廷黻等人对中央政府极为不满。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将此问题提交国联，希望国联能主持公道，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实际有效的动作。1932年1月，还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政策，这在胡适等人看来，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胡适等人虽然不赞同立即对日本宣战，但也反对政府这种消极的不作为，认为采取积极的外交手段，在国联框架内，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五个基本原则，与日本进行直接的交涉，或能收到大大降低损失的效果。蒋廷黻也曾指出，若“日本的企图分为几段落来实现，目前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中国能够得到“短期的苟安”。[3]

熟稔军事的丁文江则撰文从中日军事力量的对比方面去阐释其希望暂时不要开战的想法，他分析道，“中国号称养兵二百万――日本的常备兵不过二十万――中国的人口比日本要多四五倍；以人数论，当然我们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的一师人往往步枪都不齐全，步枪的口径也不一律。全国所有的机关枪大概不过几千杆……可算等于没有。……我们的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的十万”。对于这样的悬殊实力对比，丁文江感到无可奈何，摆在他眼前的事实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上海事变一发生，南京政府就不能不迁到洛阳”。[4]因此，他一度主张中国与日本签订一个“布列斯特”式的合约，因为他对中日双方的态势十分了解，避免战争立刻爆发，能够为国民政府赢得备战的时间。

不难想象，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气焰正盛，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群情激奋的背景下，这样的声音不免有些单薄，甚至会被贴上“卖国”的标签。历史没有如果，我们无法假设，如果当时的中央当局接纳了胡适和丁文江等人的建议，抛弃不战不和的消极策略，与日本展开外交上的交锋，历史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确定，不论中国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日本都不会放弃其不断侵略中国的方针。但是，能在一片激昂的呐喊声中，不跟随社会大众舆论去宣传“立即开战”，而是坐下来冷静思考，认真研究中日双方的情势，提出一种缓和的、以外交策略为主的抗敌建议，正是体现了这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冷静的头脑和心中的一种与众不同的信念。

（三）《独立评论》对中日局势看法的转变：迫不得已，当战则战

1933年1月，国联召开十九国委员会，企图“调解”中日矛盾，但没过多久，日本即向山海关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原本“主和”的《独立评论》同人这时几乎无一不转为“主战”。丁文江在文章中谈到，“到了今天，若是依然以苟安为目的，则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我们是极端反对自杀的。任何国家，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要有决心在万死中求生存”......我们唯一的生路是尽我们力量来抵抗。我们不能保全国土，我们至少应该使敌人出最高的代价来买他，不能拱手的奉送于他......只要我们肯牺牲，有牺牲的办法，得到牺牲的成绩，我们不怕没有人援助的。若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土不甚爱惜，而反希望旁人来替我们抵抗，天下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我们主张抵挡，不是唱高调，是唱最低的低调，不是凭一时的情感，是用十分的理智，不是谋自杀，是图生存。”[5]一向态度温和的《独立评论》，开始出现这样慷慨激昂的文字，也不得不说是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使得自由知识分子们意识到和平的希望逐渐渺茫，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中日的冲突在不断加剧，大战也是一触即发，随着局势的演进，《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态度也逐渐走向强硬，甚至撰文要求当局主动采取措施，积极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胡适提出，“我们当然不应该仅仅妄想我们的强邻一旦革面洗心的奇迹。我们应该责成我们的政府在这一年中完成这几件第一阶段必须做到的事：第一，政府应该宣布所谓‘何梅协定’‘察东协定’一律无效。第二，政府应该责成绥远冀察当局协力克期肃清察北六县的匪伪势力。第三，政府应该用国家力量协助冀察当局克期肃清冀东的匪伪盘踞。”[6]从“主和”到“主战”，再到主张主动肃清“匪伪势力”，胡适的态度是与时俱进的，《独立评论》由一个“主和”的面孔起家，走向一个“主战”的终点。

三、结论

《独立评论》是由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政论刊物，但其文章中体现大量的民族主义关怀，有学者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思想称为“理性民族主义”。[7]其实是何门何派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重要，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在民族主义思潮的背后，知识分子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胡适对此有经典概括，“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8]

蒋廷黻和傅斯年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关于民族主义的最高构想。在大敌当前的环境下，《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无论“主和”，还是“主战”，都依照心中的这个构想，不断地写文章，不断地向当局建言献策，不断地用自身的方式努力奋斗。抗日战争最终是胜利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也已经建立起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的愿望已经实现，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他们当年的文章言行，正是为了保存和发扬他们留下来的精神财富，让后人永远铭记前辈的功绩。（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注解：

① 俞平伯.致胡适（1931年9月3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4页.

② 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J].《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第3―4页.

③ 蒋廷黻.国际形势的分析[J].《独立评论》第88号（1934年2月），第8―9页.

④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J].《独立评论》第37号（1933年2月），第2―8页.

⑤ 丁文江.假如我是[J].《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第3―6页.

⑥ 胡适.中日问题的现阶段[J].《独立评论》第231号（1937年4月），第2―3页.

⑦ 张连国.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J].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⑧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J].《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第4―5页.

参考文献：

[1] 《独立评论》（1932-1937年）.

[2] 张太原.《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

[3] 傅长禄.胡适与《独立评论》[J].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

[4] 沈毅.从《独立评论》看胡适抗日时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6期.

[5] 张连国.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J].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6] 田海林，马树华.《独立评论》与抗日救亡[J].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

[7] 黄波粼.近三十年来国内《独立评论》研究综述[J].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8）

总书记和总理的讲话、报告，我想决不只是针对两院院士的，也是针对全国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队伍说的“肺腑之言”。或者也可以说，总书记和总理的讲话、报告，是对全党发出的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号令。这号令的“主调”就是质疑、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质疑”是创造性思考的品质；“批判思维”是创造思维方式；“独立思考”是创造思维的人格精神。有质疑才有批判，而质疑和批判郝离不开独立思考。质疑不是怀疑一切，它是科学态度下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批判并不等同于否定，它是一种扬弃，或否定之否定，也有批评与评判之义。独立思考，就是根据事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演变，提出新的见解和补充意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曾提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和中国共产党独立创造的，不是照搬外国的。和平建设时期，提出了对资本家企业实行赎买政策，也是一个创造。“”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共同富裕，这是对毛式社会主义模式的质疑、扬弃与修补。可以说，没有质疑、批判和独立思考，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成功，不可能给全国人民带来福祉。

邓小平在世时常说，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错了就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光按本本办事，我们这个党的思想便停滞了。这些话，是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和思想关于质疑、批判和独立思考精神的。总书记和总理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报告的基本精神，又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承接和发扬。这是一脉相承的。为社会各界乃至为全党吹来了强劲春风，一股增强创造活力的春风！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9）

陈独秀在经历了由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之后，又逐步实现了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一是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自由主义国家观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国家，对于国家的阶级性则毫无涉及。二是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的转变。陈独秀向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极力号召向西方学习，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当陈独秀认清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时，逐步向劳农阶级转变。三是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转变。陈独秀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改良，然而，在内忧外患的中国，陈独秀逐渐认识到阶级斗争、暴力夺权的重要性，实现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1.1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转变在五四之前，陈独秀主张抽象的国家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不暇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借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极度热衷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民众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思想才能由愚昧走向科学，由保守走向进步。陈独秀主张国家的全民性，认为西方的自由与民主属于全体人民，国家是为全民服务的。然而，他并没有看到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更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性，使得民众只是抽象地爱国，空喊爱国口号，不知道国为何物，没有理解国家的本质并做出实际的爱国行为。在之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国家的阶级本质。陈独秀在《谈政治》中一改以前的提法，“意识到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2]不久，陈独秀又进一步深化了其阶级性的观点，认为国家“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阶级性的提出是陈独秀国家观转变的重大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因此，陈独秀在认清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本质的基础上，对自由主义国家观逐渐失去信心，为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1.2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的国家转变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处境。此时，陈独秀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情有独钟，他表示“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3]陈独秀认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民众可以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窘境，获得自由与独立，实现自身的解放。陈独秀之所以倾向于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主要是因为他将其与中国的封建专制作了清晰的对比。一战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弊端。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以西方的三权分立为模板，实行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因此，陈独秀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制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积极主张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工人与农民的力量，依靠工农联盟夺取政权，而不是依靠西方所谓的民主与自由。他在《谈政治》中也表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我国是一个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因此，实行劳农有利于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其革命力量，掌握革命主导权。总之，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的国家的转变是陈独秀国家观向马克思主义迈进的一大表现。

1.3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五四之前，陈独秀主张以和平改革的方式实行对中国民众的教育，使其通过个人素质的提升，树立爱国情感，获得伦理的复归，实现爱国心与自觉心的高度融合。然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因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改良忽视了社会客观环境的作用，对社会制度进行轻微的改良不但解决不了国民爱国心不强的问题，而且容易陷入抽象自由的环节中，使国民盲目地追求绝对的自由与民主。陈独秀号召“平民征服政府，此时还停留在幼稚的阶段，认为只靠和平的改革就能使平民的力量得到彰显。五四之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使受剥削受奴役的劳农阶级获得解放。在五四期间，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使得陈独秀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前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认识到在内外交困的中国实行暴力夺权的重要性。总之，陈独秀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是其摒弃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2转变的原因分析

2.1客观原因第一，一战的浩劫和巴黎和会的失败使得陈独秀对自由主义国家观丧失信心。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得陈独秀看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没有获得应得的权益。因此，陈独秀对西方国家的态度由追捧逐渐转向愤恨。面对中国备受压榨的情况，陈独秀重新思考学习西方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逐渐了解西方的抽象自由与民主的实质。西方列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对中国进行不断地欺压与封锁。陈独秀企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获取其对中国的帮助与扶持显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幼稚与幻想。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与欺骗性使得陈独秀对自由主义国家观产生了怀疑。第二，十月革命的影响和的开展使得陈独秀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为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当陈独秀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与失望时，俄国的十月革命给处于迷茫的陈独秀带来了新的救国救民的思想。俄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采取武装反抗、阶级斗争的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坚决地反抗，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开展了，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陈独秀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事实上，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劳农阶级的国家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与西方的代表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基础上，陈独秀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

2.2主观原因第一，陈独秀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虽然陈独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国家观，但是他始终秉持着爱国精神，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而奔走呼号。当自由主义国家观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能使中国人民普遍觉醒时，陈独秀必然要重新思考国家未来的方向。正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撑着陈独秀在慢慢长夜中走出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第二，陈独秀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其思想的复杂性、多变性尤为明显。就其国家观而言，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陈独秀复杂多样的国家观。针对不同的情况，陈独秀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灵活的策略。陈独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其国家观的转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陈独秀不拘泥于现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寻找新的出路，他才能不断地破旧立新，为实现新的转变提供良好的契机。第三，陈独秀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了解到西方自由民主的抽象性后，开始向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寻求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对其实现国家观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陈独秀写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谈政治》等，而且，在《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中，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极大的宣传。

3陈独秀国家观第二次转变的方法论意义

陈独秀由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巩固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构建和谐社会、个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10）

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出发点

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通俗地讲，实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同他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相关。

毛泽东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譬如，同样对中国民主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就只知道围绕马克思主义书本找答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万宝全书”。总以为经典作家的书本里什么都有，而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结果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许多人凡事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神。马克思、列宁既不可能对他们在世的时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做出回答，更不可能对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世界上出现的问题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只是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理，而不是包治一切疾病的“圣丹妙药”。有些问题，各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去解决。

比之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尤其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马列主义都提到过“一个联盟”，既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创造性提出“两个联盟”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其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所以十分强调凡事要实事求是，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从本质上讲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致，具体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他能够正确理解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明白理论指导必须要以实际为出发点，从而把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正因为毛泽东踏在了中国社会实际之上说话办事，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带有“中国气派”的新事物。如同邓小平所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由此可见，专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是创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才会有所创新。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即在于此。不难想象，如果毛泽东也类同于教条主义者，只会抱着书本，背诵书本，从书本里讨生活，那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将与他无缘。所以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泽东创新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

从客观上讲，创新有一困难，就是已有事物的权威性。有些人往往受此困扰和束缚，而不敢去创新。尤其是面对伟人的思想，索性关闭自己的思考机器，更不用说去创新，结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其实，这些人没有真正领悟伟人思想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是，我们有些人，偏偏不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的，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硬是把马克思主义神化和教条化，人为地板结与僵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发展。毫无疑问，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

毛泽东在创新过程中，同样遇到伟大思想和权威模式的影响。但他的方法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权威思想和模式，既不迷信，也不弃之，而坚持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再拿民主革命道路为例来讲，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模式。然而，它在中国却遇到了挫折。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权威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不少人仍坚持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唯一道路的情况下，怎么办？是继续按原路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走下去，无疑仍将面临失败。另辟蹊径，就要面对创新风险。然而，毛泽东以他的胆略与睿智，选择了后者。他用自己的大脑，面对中国土地，进行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既不简单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事实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是不用怀疑的）也不迷信“本本”。而是，一方面看到城市道路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两者比较与结合中，意识到特殊国情需要特殊道路，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新道路，正因为毛泽东有这么一种既坚持独立思考，又善于辩证思维；既尊重别人的经验，又不盲从的思维方式，所以他能够讲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这样一种充满辩证思维、让人耳目一新的话，能够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转贴于

其实，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已有理论的权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证思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不是权威理论，也不会有创新之举。毛泽东的这一创新思维特征，正从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实证与演绎。事实上，毛泽东亦非天生具有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他也有过与他人相似的、简单地把领袖的话当真理的经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讲起党对农村问题、主要是对地主的政策，在他未到长沙时，无由反对。但是，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有了不同看法，并向中央作了报告。然而，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表明，“领袖同志”的话未必句句正确。当然，这不是说，“领袖同志”的话都不必去相信。而关键是对“领袖同志”的话，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准绳。无端怀疑与因相信而成迷信，都不可能孕出创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既能正视错误，又能改正错误。正如他自己说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正因为，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能够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才使他及时走出“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在实践中打造成善于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方式，为创新铺下基石。

以上可见，善于独立思考，坚持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式。有思考，才会有思想，善于思考，才会出新思想。毛泽东正是在对待任何问题上，既不为某种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论和模式，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才有所创新。

三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且十分重视对问题的思考与下结论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他说：“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以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实践基础，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他的许多创新思想均源于此。

把调查研究作为创新的基础，实际上是创新的必然要求。因为，创新不是空想、而是客观活动。所以，要创新就必须了解与接触实际。只有了解了实际，才能踏着实际说话。而了解与接触实际的最佳途径，就是深入实际研究。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还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9]为此，他一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这不仅为他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实践环境，而且为他的创新思想提供了大量实际资料。比如，毛泽东在农民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思想，就同他做了大量实地调查直接相关，不少创新思想直接来自于此。1926年，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10]这一思想就是调查研究的产物。当时，我们党内许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工人运动上，很少关注农民问题。而毛泽东正是在率农讲所学生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上述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就的。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毛泽东同样提出了一个新思想，即把农民称作“革命先锋”。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提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思想的雏形。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看到，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且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1]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后来独创性提出与形成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立论基础。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时候。当时党内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上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只是唯上唯书，一种提倡唯实。毛泽东坚持唯实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后在闽赣两省做了十多次实地考察。如江西的寻乌、东塘等处调查，福建的才溪乡调查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农村从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到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介绍。正是以这些实地调查为现实基础，我们党才正确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路线，并独创性提出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系列思想。

在长期革命中，尤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凡需决策之前，或亲自，或要求中央和地方其他同志先做调查研究，使决策能与实际相符，收到实效。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以后他又说：“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12]建国初期，毛泽东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了避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犯苏联的错误，以苏为鉴戒，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了许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思想。正确的政策，只能产生于实践，来源于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一文中所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须。”[13]

调查研究为毛泽东的创新思维铺实了基础，也避免了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正因为有了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精辟地提出许多独创性的思想理论。可以这么说，离开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创造性见解。30年代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不做调查研究，就很难说真正了解客观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唯书，唯上”，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当然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领导者的工作风范。

参考文献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795-79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2．

[9][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172.109-110.16．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