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特点篇（1）

思想政治工作是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而服务的，鲜明的政治性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特点，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现阶段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虽不太激烈，但比较错综复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不能放松。现阶段，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事实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服务于这一最大政治，充分利用各类大众传媒，广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人民群众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政治，并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和中心工作经常讲、反复讲，只有善于从政治上、大局上把握每个时期的政治导向，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更有序地发展。由此可以说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掌握思想政治工作，是团结全党进行伟人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我们一定要坚持讲政治，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绝不能任其自由泛滥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二、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具有丰富的内涵。人文关怀，从广义上理解，是对人的需要、个性和价值的肯定，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是对人的尊严和幸福的重视；从狭义上理解，是对每个人的生存状况、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关注。心理疏导，从一般意义上讲，是利用科学知识改变人的认知、情绪、行为和态度，达到治愈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目的；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讲，是指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方式，帮助人们进行心理调适、宣泄不良情绪、缓解心理压力，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是思想政治工作在理念上、内容上和方法上的重大创新发展。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要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立场观点，同时要尊重人、关心人，真正把群众的冷暖和需求放在首位，深入推进政务公开，保护广大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政治工作

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我们党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升华，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等方方面面，概括起来讲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叮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它的提出对新世纪新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创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人战略思想，必将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和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推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科学指南，也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强人的思想武器。孔了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做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模范，加强学习，积累丰厚的理论功底；甘为人梯，培养更高的思想境界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善于思考，提出有针对性的、符合实际的工作对策和工作思路，努力培养自己政治家的素质，思想家的风范，实干家的品格。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引导人们在注重竞争发展的同时，立足长远发展；在关注现实利益的同时树立远人目标，坚持眼前与长远、现实与理想的协调统一。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从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入手，通过教育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促进人民群众全面发展。

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

创新是时代的灵魂，是中国当代的理论特色的支撑点，所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新时期、新形势的思想观念惜综复杂，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简单从事，既不能仅凭书本，“按图索骥”；也不能仅凭经验，“照猫画虎”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灌输与疏导相结合，启迪与感化相结合，教育与规范相结合，把思想政治工作常做常新，使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创新中愈来愈充满生机和活力。

坚持典型引路。广泛深入地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全面、准确、生动地反映先进典型的特征、风貌和精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好的典型，就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具有强人的说服力和导向力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善于挖掘典型，及时宣传典型并根据实际需要，培育和推广典型经验，利用群众身边先进典型的先进思想、优秀品质和模范事迹教育群众，使他们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形成以点带面、共同提高的良好氛围，使社会正气和时代精神在比、学、赶、超中得以大力弘扬。

坚持走制度化道路。思想政治工作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是一项隐性工作，她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这一工作要做到一以贯之，不为个人主观意志所左右，不为社会思潮所迷惑，必须走上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要克服思想政治工作时紧时松、时热时冷、时“硬”时“软”现象，必须按照全方位、广覆盖、多层次的要求，从决策、执行、反馈、检查、考核等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建立健全更具约束力的运行机制。当前一些地方思想政治工作处于软弱无力状态，与运行机制不健全、不适应关系极大。因此，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健全运行机制，将其纳入制度化的有序管理。

坚持群众观点，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离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必然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创造中所形成的经验和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体系中去，这是当代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内在地要求着思想政治工作观念、话语、体系、机制的创新，必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下转261页)(上接259页)益，离开这一目标，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然，坚持群众观点，在不同的时期将会面临着不同的情况、任务和挑战。在当代中国，随着经济结构和利益主体、利益格局的变化，利益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如何妥善协调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各方面的相互配合。而不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针对性，是我们解决群众利益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和环节。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正是紧紧围绕着影响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种种因素。使得我们对思想政治工作在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也更坚定了我们不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信心和决心。

五、求真务实，改进工作作风

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群众的具体情况，采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有的放矢。一般来说，应注意如下几点：一是把握动态，主动工作。在一些重要举措和敏感问题的酝酿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主动深入群众，开展引导工作，争取正确信息的最初效应。同时还要及时把握思想动态，针对倾向性的思想苗头进行疏导，力争把思想问题克服在萌芽状态。二是平等沟通，启发诱导。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采取平等交流、相互探讨的方式，这样才能听到群众的心里话，便于形成共同语言，有利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问题，启发人们开动脑筋、积极思维，使人们在双向的思维互动中相互理解，形成一致。三是以诚相待，关心体贴。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做工作，充分理解人、尊重人、信任人。对职工群众提出的意见，确属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应诚恳接受，认真改正，决不能文过饰非，愚弄群众；对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和风细雨、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帮助解决。此外，思想政治工作者还要加强政治理论、文化科技、金融、法律、法规、心理学等知识的学习，坚持学以致用，把发现解决问题的过程作为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在实践中总结新经验，不断提高驾驭全局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要廉洁自律、清正廉明，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而不是空喊口号、唱高调，自觉接受广大员工的监督。对于事关职工整体利益的人事，真正做到身正两袖清风，切实解决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号召力。

社会治理的特点篇（2）

众所周知，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学科中，是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去人们往往把这部分理论叫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或者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毫无疑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但是，仅仅这样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是不到位和不充分的。我们在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相同或相通之处的同时，更应该充分认识它们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别。

二、对两种不同解读的进一步分析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差别。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套用《资本论》关于研究对象的表述，那就是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者套用一般教科书的表述，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但是，它们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别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无论哪一种解读，都存在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解读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学理论可以有国别特色吗？关于这一点，人们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在许多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看来，正像世界上只有一种物理学一样，世界上也只能有一种经济学，而这个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且它是世界上唯一科学的经济学，所谓“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在于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并认为只存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是不符合社会科学实际的。事实上，经济学理论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流派，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不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种经济学。显然，只有承认社会科学理论多元化的必然性，只有承认创建一种不同于现有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可能性，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解读也是说得通的。但是，这种解读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仍然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线性发展和延伸，而未能充分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蕴涵的巨大理论创新含义和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解读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特定的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有没有自己特定的发展规律？它能否构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以一个特定国家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理论能否称之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呢？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究竟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还是揭示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进一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初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如同“英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一样，是不太合乎经济学理论常规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自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以来，几乎从没有将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作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通行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为研究对象的，而不是以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问题在于，马克思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呢？难道脱离开一定国家的具体经济过程就可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吗？显然不能。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引那句话的后面紧接着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于英国经济现状及经济史的研究。当然，在研究现实经济材料的同时，马克思又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继承来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很明显，这里涉及国家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概括地说，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是关于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但是，“社会经济形态”一方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另一个方面更多的是通过理论抽象所得到的范畴，它的实际运动总是存在于一定国家的经济运动过程中。因此，从来不存在脱离开以一定国家的经济运动作为考察对象而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总是通过对具体的国家经济运动的研究，进而得到关于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理论。这一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也是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客观事实。由此可见，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范畴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那么首先第一条，就是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一门学科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这一点至少在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相对于已有的相关认识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上的突破。其创新性首先表现在，这个概念非常明确地重新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一定具体国家经济过程的研究，进而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这里实际上涉及另外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究竟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问题。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源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得以逐步充实和发展。由于现实社会主义都是起源于不发达国家，而不是起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表现为一个个国家的现象，而不是一种超越国家的现象，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面临着究竟如何对待和处理具体的实践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把现实的社会主义理解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较多地受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观点的重大影响，例如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等。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虽然他们都对落后条件下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都没有能够突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认识和规定。笔者认为，离开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就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始终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指导。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和可能性的角度来看，完全囿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理论和规定，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和过程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邓小平同志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断深化和升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之后，中国共产党各届领导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并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假如我们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相比确实具有很大的差别，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仅仅理解为只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这样的理解虽然强调了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但是，这种理解淡化甚至掩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差别，从而大大地削弱或淡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独创性和普遍性价值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和理论的巨大创新价值和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蕴含的巨大理论创新价值

社会治理的特点篇（3）

一、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把人的发展概括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53。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自然的产物，人具有自然欲求，具体表现为人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安全需要等。这启示我们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将以人为本，高扬人性力量的社会作为当代中国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应有之义和价值诉求。”[4]89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作为社会治理职能属性的重要标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同时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目标，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以人为本是治理社会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这一矛盾的存在致使我们在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中的物质基础仍处于薄弱状态，人们的各种合理需要还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这是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所以，在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始终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原则，树立人是主体、人是目的、人是关键的新型治理理念，将不断满足人的需求作为社会治理的首要目标。

第一，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当前利益多元化、分层化的出现使我国的社会利益关系变得极为复杂，不同主体间因利益的存在也使社会矛盾更加突显。为此，在处理利益矛盾时必须根据不同利益主体的具体情况，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正确引导利益需求，培养人们合法获取利益的意识，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能够通过利益协调与引导，确保个人合法利益的获取，并满足人们在发展中对物质与精神的需求。第二，保障并改善民生工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放在社会治理的首位，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第三，担当好社会主人翁，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由全社会成员与组织共同参与的治理。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与组织应当树立起社会主人翁的理念，担当好社会角色，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社会治理更需要多元化的主体参与，能够通过公众的共同参与治理，使治理更加贴近民心，更加奏效。

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殷切要求

化解社会矛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社会转型期，深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断凸显，社会治理面临着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社会治理的难度大大增加。尤其是在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化解社会矛盾是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化解社会矛盾通过分析社会内外部各个要素的属性和特点，把握矛盾和问题产生的规律和原因，化解和缓和诸要素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而解决存在的问题，达到社会诸要素之间能够共生、共存与和谐发展的目的。因而，提高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务之急。

化解社会矛盾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环境的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需要正视现实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清楚认识我国现实国情，根据社会的变化与人民群众的需求，改变传统治理模式，推进社会整合，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同时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矛盾多触点、低燃点、难处理的特点，从根源上、本质上找到调节和解决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的方法与途径，保障社会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一，要注重从源头上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矛盾，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结合的原则。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与矛盾调节协调机制，最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尽可能将社会矛盾与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第二，抓过程重治理，及时发现矛盾，对矛盾的解决和群众反映的问题采用政策、法律、经济等手段综合治理。第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护社会生态平衡。生态问题是社会矛盾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且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要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增强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相关性，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实现社会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三、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5]，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与精髓，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价值取向，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失衡，使影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时代性问题”。尤其在当前面临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时，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强调利益协调，更加关注困难群体，更加重视共同富裕。

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核心主旨，也是评价社会治理的首要标准。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表达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共同利益与共同诉求。当前，我国处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各种矛盾和问题，这是由于发展中的不平衡所造成的。要想完善社会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得以加快，必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主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新趋势与新特点，完善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6]，努力构建公平正义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的特点篇（4）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6—0014—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概念、内容结构及对政治道路发展探索的历史考察，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提出及形成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词之一是道路。何谓道路？道路是指达到某种目标任务的途径和模式，或事物发展变化的途径和方式；政治道路，是指达到实现政治领域某种发展目标的途径和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指从中国实际出发，顺应时代潮流，突出中国特色，达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使政治发展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政治公权合理配置，公平实现全体人民各方利益的政治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提出、发展和完善，经过了反复认识的探索过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政权兴亡“周期率”时第一次讲到政治道路，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610这是中国政治道路的思想发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核心的上层建筑，开辟了中国社会的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显露，及时提出了以苏为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2]213在这里用了“中国路线”的概念，其实质是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个思想是明确的。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题，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十分关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168还强调，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4]195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政治体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三大政治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确立指明了方向。

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使我国政治建设上升到现代法制的高度。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概念，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5]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走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05年2月4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他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完整概念。2007年10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阐明了它的主要内容。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6]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它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部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性的认识，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丰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容结构及特色

依据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刻论述，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核心是党的领导，目标任务是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2）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保障。（3）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治文明水平，推进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发展动力。（4）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支持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重要的发展条件。（5）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科学内涵的逻辑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指导思想层面，要求以政治理论包括民主政治论、政治改革论、政治制度论、政治文明论、民主执政论、依法执政论、依法治国论、统一战线论、参政议政论、行政管理论、民主监督论等为指导思想，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进方向。二是制度保障层面，要求以“四大政治制度”为依托，从最高权力的人大制度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四个方面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健康发展。三是政治实践层面，要求由政治理论转化为政治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政治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任务，在实践中又好又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高政治文明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中，最鲜明的特点是“中国特色”，在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突显出“中国特色”。其主要表现是：

1.领导力量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和改革开放面临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始终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努力成为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发展才有希望。

2.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的共同理想追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方向，以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形成共同团结奋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思想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3.本质核心的中国特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和核心，是与其他一切社会政治道路的本质区别所在。其中国特色就在于：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最终目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特色还在于：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依法治国、治党，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4.发展动力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所在，只有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才能有不竭动力和方向途径。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有效治理国家；扩大人民民主，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有序扩大公民参与政治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5.政治体制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集中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和符合中国政党实际的政党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其特点是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4]220还指出，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政党体制采取的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体制的特色是：一方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另一方面，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又一重要形式。

6.民主形式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民主形式的鲜明特色，集中表现为“两个结合”：第一，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其结合点是“带动”。这就是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通过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达到最终推进整个国家人民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种民主的带动和结合是相互作用的，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精神带动。党内民主建设的精神转化为人民民主的精神；二是法制带动。人民民主建设的法制转化为党内民主的行动。如1979年修改《选举法》，人大代表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8年后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引入了党代会，实行差额推选程序。三是制度带动。要求以各种制度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联系起来。如民主集中制，既是党内的组织原则，也是国家的一项具体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把党内民主建设与人民民主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效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二，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我国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民主形式上采取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其中国特色集中表现在两个民主相结合基础上，突出了协商民主。凡是重大政策和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在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样有利于扩大社会各界的有序政治参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展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这种协商民主具有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是创新的民主形式之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探索中发展，经过三个发展时期。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奠基准备时期（1949-1978年）。这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酝酿准备时期。在这29年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为着力点，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人民民主的国体和民主政体的确立为标志，“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7]432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了充分的奠基和准备。这个奠基和准备集中体现在五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会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8]809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总目标和基本途径。会议还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提醒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第二件大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三个重要政治文件，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其中《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是一部建国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以及国家结构形式，论述了政党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共同纲领》成为规范和衡量全国一切党派、团体、个人的行为活动的共同准则。”[9]16

第三件大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此开始。时隔近三年的1952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是建国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四件大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实现了从专制独裁政治到人民民主政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转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正式实行，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伟大创造，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确定了一种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和总的民主程序，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同我国的国体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全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通往包括政治道路在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

第五件大事，1966年5月开始的十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历史上，这场“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为我们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左”倾错误理论的影响，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社会风气、道德水准下降，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及各种错误思想泛滥。在政治生活上，党的组织和政权机关受到空前浩劫和损失，长期陷于瘫痪状态；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大民主横行，破坏了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为纲统揽一切，玷污了人民民主，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在党的建设上，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引导下，党的机关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激烈冲击，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败坏了党的作风，破坏了党的纪律，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中断。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作为实践模式，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思想模式，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是一个统一体。其形成过程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90年代，以党的十六大为形成确立的标志。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经过了三个阶段。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形成的历史起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纠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起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第一次把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之一明确提了出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深远的影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改革问题。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定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在强调“两大文明”建设要靠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支撑的同时，还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密切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个重要的探索实践，集中体现在党的三次重要会议上。一是党的十三大。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改革的长远目标，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进程。二是党的十四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任务。三是党的十五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纲领，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政治任务。这一任务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2002年5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命题，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论述了这条道路的核心内容、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首先，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次，把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其三，第一次揭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这个“三者统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确立。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创新时期（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要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新理论和重大战略决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发展上开辟了新的境界。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主要的理论创新有如下几个方面。

（1）政治发展道路命题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命题。这一命题的表述是完整的、系统的，它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统一体。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又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政治发展道路基本内容的创新。党的十七大丰富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容。其表现：一是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新论断，丰富和创新了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二是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新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三是提出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新概括。党的十七大强调，必须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四是阐明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

（3）政治发展道路动力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作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部署。基本要求是在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的，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保证。

（4）政治发展道路制度框架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框架和制度基础。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发展了这一制度框架的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概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新命题。在这个制度体系中突出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机制的具体制度，尤其是突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

（5）政治发展道路战略举措的创新。党的十七大和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战略任务和战略举措全面系统地进行了阐述。归纳起来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6）政治发展道路领导力量建设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建设就是关键的关键。为此，党的十七大和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对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其创新思想集中反映在“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其创新点是：第一，首次提出“一条主线”和“一个要求”。即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必须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作为基本要求。第二，首次系统完整提出“五大建设”的重点。即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第三，首次提出了32个字的党建新目标。这就是“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0]48

参考文献：

[1]年谱（1893-1949）：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建国以来文稿：第9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2-06-01

[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M]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2011

[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0]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Conceptual Contents and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Path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U Yuanchang

社会治理的特点篇（5）

要想有效进行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就需要我们深刻理解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新的社会互动方式、新的社会信息传递方式以及新的社会问题。

移动互联网推动了多样化的新媒体形式和新沟通方式的出现和发展，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社会互动方式。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集中体现了双向互动、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本质特点。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治理过程已经很好地利用和体现了上述本质特点。但应当注意的是，当前的移动互联网环境已经展现出了传统互联网所不具备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其具有随时随地沟通的能力。传统互联网具备随时沟通的特点，但由于其不可移动性，无法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连接不同社会主体的功能。与之相比，移动互联网这种无处不在的特性，不仅使得社会互动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形式倍增，使更为广泛的社会个体和组织更为便捷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社会互动在形式上具有诸如分众化和碎片化沟通等鲜明的特点。因此，创新社会治理活动应当考虑如何应对和利用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互动海量化、互动形式多样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等因素。

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新型数据以及相应的数据获取和分析技术，为解决社会治理问题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与传统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能够提供极为丰富的地理相关信息。利用移动终端设备，如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通过GPS、BS、WiFi、iBeacon、Gimbal等地理信息与定位技术，移动互联网可以构建一张从室内到室外、从天上到地下的全方位地理信息网络，从而可以获得传统互联网环境下无法实现的实时地点信息、区域与范围信息以及轨迹信息，有助于利用新信息来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所提供的基于地点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信息，能够为解决我国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结构性问题和人口服务及管理问题提供技术支撑。不仅如此，随着对数据分析和利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诸如空间数据建模和空间数据挖掘等移动互联网技术将会发现新的社会问题并提供新社会治理思路。

移动互联网为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新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形式不断被创造出来。伴随着这些新型社会活动，一些潜在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社会治理的新问题。例如，近年来网约车、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等商业模式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冲突、社会安全和社会道德问题，而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对这些新问题尚不能给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些问题的出现，集中体现出了社会互动关系和互动形式的改变、社会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途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时间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治理边界的扩张，突出反映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对社会治理动态性、整合性、情景相关性等方面的要求。

社会治理创新，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第一，积极适应新型社会互动方式，树立全方位社会服务理念，在社会治理形式和渠道上进行创新。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首先，应当适应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治理新特点。政府职能部门应革新社会治理理念，并以理念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行动，深入理解互联网思维所强调的“开放、融合、民主、参与”等特征，理解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时间、空间、人/物的场景交互革命，为群众提供全方位的惠民利民服务，做到为群众提供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其次，“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积极实现在社会治理互动形式上的创新。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沟通优势，以更加灵活、便捷、个性化的渠道和互动方式吸引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组织和个人积极、有序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第二，健全信息共享与整合机制，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协作机制。近些年，政府网络和信息化改革的快速推进，多种社会治理信息已经初步形成了整合性网络和综合性利用。但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前期的政务和社会服务信息化建设更多是基于传统互联网的思路建立的，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会信息采集与整合上存在较大的缺陷，不能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的主动性、及时性和精确性等优势；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不能有效实现，缺乏对部门间信息孤岛、办公协同不足、社会治理碎片化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另外，现有的信息平台本身也无法解决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跨区域社会治理新问题。

社会治理的特点篇（6）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007-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2]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如今，我国已经进入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要把推进社会治理放在突出位置，从坚持以人为本、化解社会矛盾、坚持公平正义、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全方位推进社会治理，增强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不断化解社会治理中的疑难问题，把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来实现。

一、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把人的发展概括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53。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自然的产物，人具有自然欲求，具体表现为人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安全需要等。这启示我们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将以人为本，高扬人性力量的社会作为当代中国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应有之义和价值诉求。”[4]89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作为社会治理职能属性的重要标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同时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目标，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以人为本是治理社会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这一矛盾的存在致使我们在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中的物质基础仍处于薄弱状态，人们的各种合理需要还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这是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所以，在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始终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原则，树立人是主体、人是目的、人是关键的新型治理理念，将不断满足人的需求作为社会治理的首要目标。

第一，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当前利益多元化、分层化的出现使我国的社会利益关系变得极为复杂，不同主体间因利益的存在也使社会矛盾更加突显。为此，在处理利益矛盾时必须根据不同利益主体的具体情况，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正确引导利益需求，培养人们合法获取利益的意识，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能够通过利益协调与引导，确保个人合法利益的获取，并满足人们在发展中对物质与精神的需求。第二，保障并改善民生工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放在社会治理的首位，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第三，担当好社会主人翁，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由全社会成员与组织共同参与的治理。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与组织应当树立起社会主人翁的理念，担当好社会角色，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社会治理更需要多元化的主体参与，能够通过公众的共同参与治理，使治理更加贴近民心，更加奏效。

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殷切要求

化解社会矛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社会转型期，深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断凸显，社会治理面临着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社会治理的难度大大增加。尤其是在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化解社会矛盾是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化解社会矛盾通过分析社会内外部各个要素的属性和特点，把握矛盾和问题产生的规律和原因，化解和缓和诸要素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而解决存在的问题，达到社会诸要素之间能够共生、共存与和谐发展的目的。因而，提高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务之急。

化解社会矛盾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环境的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需要正视现实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清楚认识我国现实国情，根据社会的变化与人民群众的需求，改变传统治理模式，推进社会整合，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同时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矛盾多触点、低燃点、难处理的特点，从根源上、本质上找到调节和解决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的方法与途径，保障社会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一，要注重从源头上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矛盾，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结合的原则。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与矛盾调节协调机制，最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尽可能将社会矛盾与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第二，抓过程重治理，及时发现矛盾，对矛盾的解决和群众反映的问题采用政策、法律、经济等手段综合治理。第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护社会生态平衡。生态问题是社会矛盾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且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要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增强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相关性，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实现社会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三、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报告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5]，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与精髓，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价值取向，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失衡，使影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时代性问题”。尤其在当前面临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时，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强调利益协调，更加关注困难群体，更加重视共同富裕。

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核心主旨，也是评价社会治理的首要标准。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表达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共同利益与共同诉求。当前，我国处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各种矛盾和问题，这是由于发展中的不平衡所造成的。要想完善社会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得以加快，必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主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新趋势与新特点，完善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6]，努力构建公平正义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

构建公平正义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要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真正发挥公平正义评判和衡量的作用。第一，确保权利公平。充分尊重法律赋予公民个人及组织机构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享受的平等权利，不因出身、职业、财富等的不同而区别对待。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更好地保障人民平等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第二，确保机会公平。机会公平是最大的公平。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首要的是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公平环境，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生存、发展机会，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拥有平等竞争的机会与权利。第三，确保规则公平。规则公平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手段。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要向社会敞开大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接受各方监督。同时还要完善各种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在参与各项活动过程中享有平等、公开、透明的权利，避免规则的不平等性。第四，确保分配公平。在社会主义市场中，要保证平等的就业机会与权利，明确社会财富分配的平等性与合理性，缩小城乡差距，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果公平，使社会治理的公平正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

民主法制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民主法制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民主法制不但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那么，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则不能脱离民主法制的框架。民主法制在社会治理中所具有的法律规定性，使各项工作在依法进行过程中，实现着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所以说，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第一，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注重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并行使民利的方式，使人民群众能够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中完成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管理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完成政府治理与基层民主双向结合。第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是要加强立法工作，积极推进科学立法。二是加强执法工作，严格执法。三是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做到公正司法。四是要大力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全民守法意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五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有稳定连续、内在统一、相互协调、民主、科学的立法程序。同时还要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宣扬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

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N].人民日报，2014-11-13.

[2]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18.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社会治理的特点篇（7）

最近，某市一位佩带“五道杠”的少先队员因其网络博文和照片而走红，网络舆论褒贬不一，评价取向发生很大分歧。部分网民从正面肯定了这位少先队干部的优秀表现和政治理想追求。同时，也有部分网民通过对这位少先队员的博文和照片的质疑乃至耻笑、谩骂来表达对社会政治生活和学校教育中所存在问题的不满。这一网络舆论事件折射出一定程度的社会政治心理问题，它从一个侧面表明，如何理性看待“90后”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及其政治理想追求，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准确把握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特点和规律是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政治观的前提

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政治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方面，也是人的社会化中比较高的层次。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学习和内化社会的政治文化，从而使社会的政治文化得到维系、延续和变革的能动过程。它包括如下三层含义：个体政治学习过程――社会政治教育训练过程――历史的政治文化传递过程。因此，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把握政治社会化与个体政治观形成的关系。

其一，对个体而言，政治社会化是个人通过学习政治文化、形成政治人格的过程，是一个人特有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认知模式以及政治行为方式的形成过程。一个人政治社会化完成的标志即是这个人对他在一定政治体系中所担任特定政治角色的知识、价值观念、技能和行为模式的掌握，即政治角色的社会化，而个体政治观的形成仅仅意味着内化社会的政治文化。

其二，对社会主体而言，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政治教育训练的过程，是特定社会主体把本政治系统内所认同的政治取向模式和政治行为规范传播给所有成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社会化过程与政治教育过程是直接同一的。这个过程要以个体政治观的形成规律为依据，才能得以实现。

其三，从整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看，政治社会化是人类社会把政治取向模式和政治行为规范代际相传或变革的过程，是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持续相传、变革或创新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政治社会化是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实现社会遗传、变革和创新的外在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社会化与个体政治观的形成有显著的区别。

青少年阶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和政治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经过学习和实践所形成的政治观对其一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直接制约了成年后政治人格的特点。青少年正确政治观的形成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其内在的特点和规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教育理念变化，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社会环境和网络环境日趋复杂化，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自主性增强、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模式变化以及反向政治社会化。自主性强体现为青少年参与政治生活的主动性、独创性以及政治责任感加强；青少年的社会政治参与模式由单一型向多样型政治参与转变；反向政治社会化体现为青少年一代向成年人一代的政治文化反哺。当代中国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特点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学校和网络社会成为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源。正如我们从这一网络舆论事件中看到的，这位少先队员通过自主的学习、团队活动以及学校的教育，促进了其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的形成，为自己确立了某种政治理想，并通过积极参与少先队活动，向困难家庭、孤寡老人、农民工子女、患病少年以及受灾地区捐款捐物等实际的行动来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追求。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政治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通过思想教育、政治生活、道德实践等形式让学生了解、认识社会政治现象和道德规范，帮助青少年积累一定的政治知识和形成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念。同时，学校也为青少年的政治参与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条件。学校的各种活动是青少年锻炼自身能力、提高实践技巧的重要机会和方式，从而使青少年在进入社会后能够有效地应对现实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矛盾。社会尤其是网络社会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又一主要渠道。青少年通过网络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对其政治社会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社会政治活动过程能够增强青少年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心度，培养起青少年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第二，当代青少年的政治学习机会明显提高，政治社会化进程明显加快，政治理想的形成过程提前。和“80后”相比，“90后”的青少年一代政治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增强，对政治的关注度得到明显的提高，他们更早地实现了对政治社会的认知并形成自己富有个性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90后”的青少年一代，一方面从年龄上就体现出了青少年政治社会化提前的倾向，另一方面可以知道青少年对政治的学习不仅仅是停留在学校课堂上了，已经扩展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位少先队干部不仅在学习、认知上对少先队的政治活动有强烈的兴趣和较深刻的认知，并且在行为方式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治化”的烙印。青少年性格、思想的可塑性比较强，思想的变化和影响很快地反应在行为方式上。少先队活动中独特话语的出现是青少年长期关注少先队活动、实践少先队思想观念的结果。

团队组织活动是促进“90后”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平台

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少年儿童中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群众性，是促进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进程的正式组织。因此，团队组织及其活动是当代中国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平台。

各级团队组织应该根据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及青少年成长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青少年政治社会化。200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教育，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道德实践活动，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90后”一代成长于新的社会环境中，接受的教育模式，面对的文化环境、社会舆论有着新的变化。这就要求，各级团队组织应遵循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内在规律，切实结合“90后”一代的新特点，采取适宜的教育策略、措施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团队组织要充分发挥社区、学校、家庭的育人功能，重视法定节假日、教育基地、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网络载体，正确引导少年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纠正不良社会风气和社会舆论对他们的影响。

家庭和社会应积极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政治理想

社会治理的特点篇（8）

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的深化

(1)社会层面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状态。我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多种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形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在现实社会中,主导意识形态与多元的意识形态长期并存而且相互影响,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品德和道德风范。思想政治教育要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相关学科理论,研究社会客观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具体影响,更要研究这些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综合影响。也要研究国家在改革开放中的政治主导、民族文化主导、人本主导和社会核心价值主导等,这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研究的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2)个体层面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矛盾状态。在市场体制条件下拥有自和民主发展条件下拥有自由性,能够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地发展自己主体性与个性特点的同时,必须融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道德生活,接受社会政治、法制与道德规范。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政治和社会道德的目标、规范实现学生的社会化。在学生社会化中,学生在不断的追求进步和实现理想而不是依赖于社会的生活条件。学生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社会治理的特点篇（9）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科学的教育课程。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在于构建高校学生的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代史》、《思想政治修养和法律基础》等理论教学方式来奠定大学生的思想理论基础。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节中最基础理论课程。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引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学生初步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思想特点和文化素质，推动高校学生拥有一定的思想政治特点，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近代史》、《思想政治修养和法律基础》理论内容的掌握和学习。最终能够形成系统、完整的思想政治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其基本原理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以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我国革命历史和现代社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正确、科学的指导作用。另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和马克思主义立场、世界观、价值观等的主要理论表达。同时涉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潮的关系研究等。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指得是高校教育者对青年学生展开关于政治、思想、法纪、道德和心理方面的指导规范，通过理论教学的方式，采用一定的层次性和计划性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化教育，以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大学生为教育目标，从而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现状

新时期发展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丰富的时展趋势。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变革发展，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侧重创新思路的教育；二是形成社会主义价值观点；三是构建民族文化认同和历史责任感；四是以和谐社会为奋斗目标；五是完善自我网络道德素养；六是构建法律思维实现法制建设。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1.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要求在于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需要。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依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能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高校学生思想的侵蚀。

2.符合建设师生共同思想的需要

共同思想是事物价值尺度的标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构建师生的共同思想和共同理想，从而推动和谐校园的发展，实现高校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求师生拥有一样的理想目标，坚持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科学发展道路。

3.符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

社会深入发展，要求高校学生拥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实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推动高校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集体荣誉感、爱国主义精神等能力的提高，培养自我良好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从而为学生未来社会生活提供坚定的素质后盾。

4.符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需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面临着改革创新的要求。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推动学生的思想政治培育，在新时期中以创新探究精神、和谐社会精神、可持续发展思维等的作为发展的重点。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在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基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构建政治、经济、文化等价值标准为主要目的。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拥有先进的经济政治理论、科学的哲学观点和丰富的科学社会主义。因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理论基础，从而对高校学生发挥正确的人生导向作用。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科学的方法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为了丰富学生的理论思想，从而更好的指导社会实践。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拥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要求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把握规律，进行优化升级。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体现

（一）以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思想为指导，发展高校学生改革创新思维

马克思主义辨证思想推动以“联系”的观点看待社会的发展，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推动事物的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辨证思想推动学生形成“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统筹兼顾事物发展的各个方面，投身于社会事物的改革创新。三是马克思主义辨证思想推动学生形成“矛盾”观点看待社会，在解决问题时正确看待问题，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体现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思想，引领高校学生养成改革创新思维，把握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例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高校学生在当前社会发展历程中，实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点，抛弃阶级革命。

（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为力量源泉，推动高校学生团结合作关系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强调历史的不是仅靠一个人的力量发展起来的。同时强调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在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因而在高校学生在唯物历史观的引领下，学生能够抛弃英雄主义，实现师生、生生等的团结合作关系，依靠群众的力量进行社会改革活动。另外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能够引导高校开展历史精神宣讲会，运用长征精神、抗震精神、抗洪精神等来引导高校学生养成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构建维系整个社会精神的基础，使高校学生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丰富高校的文化氛围，增加高校文化生活等的创造活力，鼓励高校学生展开积极的社会活动，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思想为发展方向，引领高校学生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状态。同时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为发展方向，能够引领高校学生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学生拥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新年，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的发展观点。因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观点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是推动高校学生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高校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观点为发展方面，创新改革我国的产业结构，实现技术的创新发展，以生态循环经济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

（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加强高校学生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

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建立思想和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解放心思、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具体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要求高校学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看待问题，构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观点看待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以科学的社会主义观点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为指导，加强高校学生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极参与到民主活动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奠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体系。当前实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长久性、社会共同思想的构建、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在新时期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推动高校学生能够养成唯物辨证观、唯物历史主义的哲学观点看待问题，推动高校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看待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还推动高校学生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学习掌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朝着中级阶段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建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问题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08年.

[2]韩国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吉林大学，2011年.

[3]郑自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阈中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

[4]张文富，屈彩霞.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视角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问题[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01）.

社会治理的特点篇（10）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阵“治理”热潮，关于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大学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治理经验，并且对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兼收并蓄，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治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今天热议的“治理”话题，其体现的治理理念在当时的多家学派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从中提炼出中国从古及今文化传承中所包含的众多治理思想，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精华理念。

(一)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

道家无为则无不治。把为当作无为，把无为当作为，取法自然，其体现的是一种依法治理、遵循规律的治理理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充分吸收道家学派依法治理、遵循客观规律、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治理理念。

(二)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

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即德治主义，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人伦的和谐。儒家这～主张体现的是以德治国的理念。在今天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中国，我们在重法的同时也要兼顾重德，以法促德，以德促法，相辅相成，才是治理良策。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中必须涉及和不可忽略的一部份。

(三)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

法家的法治论主张。在立法方面要做到事皆有法；在执法方面必须做到任法、从法；在法的保障方面，赏刑分明，刑为主赏为辅。商鞅提出了推行法治的三要素——法、信、权0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的主张，尤其是以法为本，法律至上的治国方针，值得我们学习并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当今中国，若要更好更有效地推进法治化进程，需要借鉴法家的这些主张。无论如何，崇尚法律的绝对权威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

(四)其它学派的主张

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连横合纵，唯利是从。。我们只要深入推敲．就能感受到这些学派各具特色的治理思想和理念。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应该积极吸纳进来，让其成为有特色的治理理论的闪光点。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治理的成功经验

在治理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很多方面的政治和行政都在实践着治理的理念。以政府治道变革为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从政府治道变革的实践中，我们能总结出很多宝贵的成功经验。

(一)发展观念转变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发展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在从“一部分入先富起来”的政策走向“和谐发展”的政策。“和谐社会”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是治理理念的核心精神，协调发展是善治的重要精神。平衡发展，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的治理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二)政府职能转变

治理理念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政府自身的改革，主要任务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近些年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不断落实企业自主权；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三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市场竞争领域政府退出，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强化政府职能；四是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

(三)目标理念转变

治理理念引导下的中国政府自身变革，还意味着政府的目标理念发生变化，由建立传统权威型政府转变为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是善治的核心理念，责任政府是善治的重要内涵，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是善治的重要理念。

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路径选择——多角度视角

(一)主体多元化

1．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政府，不再是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而是一个现代型政府，即有机地梳理各个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相互关系，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政府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它自身的改革完善非常重要。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其对社会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

2．市场。坚持市场的治理主体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必要前提。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然要求坚持市场导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偿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政府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是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3．公民社会。治理理论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过程是寻求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而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公民社会在中国现今只能作为一个相对次重要的治理主体，因其自身力量的弱小。我国要改变历来“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就必须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4．执政党。中国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包括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政府内部和公民社会内部各自的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这两种博弈创造条件，推动双方最终使博弈达到双赢的结局，从而实现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因此需要转变我们党的角色和职能，这不但是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关键。而且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彻底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关键。

(二)领域宽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