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遵循竞争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商品经济与生俱有的机制，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相互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2］可见，市场竞争是各个经济主体为争夺有利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一系列经济行为或经济关系。在商品经济中，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相互独立，其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排他性资源的使用、收益的占有上，以及在商品销售市场的分割上，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竞争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强制性的特点，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则，竞争为实现微观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双重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竞争能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使用有限资源的优先权，能够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供给社会所需要的产品，能够将低效率、低水平的企业淘汰出局，从而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30多年的改革之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一，就是在全社会建立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垄断领域竞争机制的作用还没有体现出来，市场主体不平等、过度竞争、不当竞争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如果说前30多年改革的任务是让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得以确立，那么未来30多年的改革则是如何使市场秩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可见，未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确立市场经济秩序。第一，完善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即界定谁有资格进入市场、谁有权力制定市场竞争活动的制度与规则。通过制度设计，一方面使进入市场的企业能够真正接受市场规则的硬约束，使不具备市场责任能力的主体尽快退出;另一方面，使非公有制和公有制经济具备进入市场的平等性资格，“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解决长期以来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弹簧门”问题。第二，完善市场竞争的交易秩序。强化价格决定机制，使得价格决定真正体现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真实地反映供求矛盾运动。合理的交易秩序要求进入市场的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按照统一的法则公平交易，进而使竞争具有平等和充分性。因此，最核心的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实施公平统一的交易法则，废除不平等的规定。第三，健全市场竞争的法制秩序。一是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通过法治精神的宣贯、法制体系建设，强化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契约经济的理念;二是“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第四，完善市场竞争的道德秩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客观上要求市场主体在道德秩序上必须恪守并弘扬诚信。针对当前中国诚信体系建设滞后问题，一方面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构建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对市场竞争的精神支持;另一方面，健全诚信体系，加大失信的机会成本，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
三、遵循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驱动机制
资本有机构成指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其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资本技术构成是指每个工人所配备的资本数量，资本价值构成指由价值表示的不变资本投入量与可变资本投入量的比例。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往往和资本技术构成有重要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谈到的:“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3］马克思认为，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科技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劳动力支配的生产资料不断提高，某种程度上资本对劳动力实现了替代。资本有机构成规律实质上是反映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适用。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规律要求我们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先进技术的推广;注重协同创新，即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实现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协同，科学家的知识创新瞄准前沿技术，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瞄准市场需求，两者的协同既可以有能力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又可以使研发的新技术具有商业化和产业化价值［4］。第一，发展创新型经济，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所谓创新型经济是指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该种经济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实现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互动结合，以及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的紧密合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红利更多地将依靠创新来实现，因此，创新性经济将成为未来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基于此，应在以下方面实现转型:一是增长方式由有形要素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型;二是产业结构由传统产业向创新产业转型;三是企业结构由单纯生产型企业向科技企业转型;四是企业技术进步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第二，建立健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打破当前知识创新转化难、技术创新产业化难的双重困境，将知识创新延伸到技术创新，搭建科研院所、企业家沟通合作桥梁，通过企业家参与，实现技术创新成果在产业发展中的应用，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和产业链条的延伸，使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理顺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职能分工，政府是服务者，是创新性的引导者，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则是创新的主体。政府在创新过程中应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体制环境、文化环境、服务环境和管理环境，等等。第三，建立多市场主体和政府合作的创新系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驱动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也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它需要相关主体的广泛参与。一是建立健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产业联盟，集成产学研各方面的优势，实现产业技术重大突破，促进共性技术成果和关键技术的扩散和转移，加快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转移，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建立“产学研社政”五位一体的科技资源统筹联盟，“五位一体”是指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社区和政府。具体来讲，在政府的引导下，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围绕企业这一载体，学校、科研院所、社区民众通过“一体化”机制，实现科技资源统筹利用，促进技术转化。通过制度体制创新，确保“五位一体”的科技资源统筹联盟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广泛性，发挥其积极作用。四、遵循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完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各个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之一。马克思对这一规律的阐明集中体现在:“为了要有适合于各种不同需要量的产品量，就需要有不同的和数量一定的社会综合劳动量。显而易见，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消灭，所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自然法则是根本不能消灭的。可能因不同历史条件而发生改变的，只是这些法则所由以表现的形式。”
马克思通过这一规律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系统内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领域，以及各领域内部存在着一种客观的比例关系。打破了这一关系，经济形态内部自身的秩序性就会被破坏，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斯大林在马克思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个生产单位(企业)之间、各个环节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社会分工越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各部门、各环节间的联系性、依存性就越密切。因此，要求各部门、各环节之间必须互相协调、配合，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30多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结构失衡问题。首先是经济部门结构失衡，一是部门间及部门内部比例失衡，即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总体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亟待优化;二是部门内部比例失调，即各产业内部中体现高技术、高产出、高效率的比重不够，特别是产业的创新驱动不足。其次是经济空间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东西部差距，长期以来，由于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导致资源在区域间配置的失衡，西部地区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据统计，2012年东部经济总量为301811．284亿元，西部经济总量为96563．765亿元，东部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4．002%，西部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0．477%，西部经济占东部经济的31．99%，由此可以看出，东西部经济差距比较巨大;二是城乡差距，由于长期以来城市偏向发展战略，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先进部门集聚的城市，城乡差距不断加大。
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有科学的正确的理解；二要善于识别和抵制那种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所谓“改革”。在这里，前者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后者是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两者存在着根本区别。经初步思考，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区别和各自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改革的性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前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下简称“后者”）的性质，是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的是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认识中国改革的性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对此作过一系列深刻的表述：“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1]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叶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2]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阐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割裂开来的新自由主义偏向，严重妨碍改革的健康发展。
新自由主义以利己的“理性经济人”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崇尚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然采取敌视态度，竭力主张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在原苏联、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造成了严重危害。
比如俄罗斯1992年开始实施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当年市场零售价格上涨近30倍，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超过30倍，通货膨胀率达到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44％。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金融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导致生产下降；生产下降，造成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又引起物价上涨。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尽管紧缩政策对缓和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院士T·奥西波夫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中指出：“激进改革的社会代价最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三分之二。居民在财产方面被强制性地造成差别。从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当今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已经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富翁集团（约占10％），与它相对立的是贫穷居民。”[3]
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办法，后果必将与俄罗斯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经济比重急剧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等严重现象，新自由主义的片面强调“私有化、自由化”的危害性在我国开始明显暴露。
二、改革的理论基础的区别。前者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改革的理论基础出现了偏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方面。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一部能自动运转的配置社会资源的万能的机器。一切生产要素、产品、劳务都商品化，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所谓“自由化”就是非调控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在认为市场机制作用能形成一种“自然秩序”的同时，还认为个人自由是市场制度的保证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只有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才能使经济效率达到最高。新自由主义将市场规律的自发作用和个人自由主义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推行无政府主义经济模式。
所谓“私有化”就是极力主张全面的私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全都是极力主张和推销彻底的私有化的。他们认为，实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对私人的经济行为加以限制，从而可以使个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实行私有制能够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优越性，因而总是竭力反对公有制，视公有制为万恶之源。他们的目标，总要使全世界的国家都实行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无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观点和科学内涵。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决不能用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石和理论指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命题或范畴，包括以下三层涵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或计划市场经济；三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就是这样三层涵义的综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性。
从第一层涵义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选择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而不能选择古代市场经济或近代市场经济类型。这是时代的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二战后至当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类型，它是一个中性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属于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通常把我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市场取向改革”，就是指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例如，关于强化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开放市场，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放开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由价格引导要素流动，提高经济效率，等等。
从第二层涵义看，在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我们的观点是与新自由主义直接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自由化”和“非调控化”，不要任何政府的调控和干预，不要任何计划。改革以来，我们始终清醒地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观调控，等于走向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使改革走入歧途。
从第三层涵义看，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搞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导向，是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为历史业已证明了的公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不断再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不断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
三、改革目标的区别。前者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富民强国共同富裕。后者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两极分化和殖民地化，导致民穷国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基本制度上则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而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无视市场机制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抛在一边。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可分为四步曲：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蒸发干净。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在这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些国家拖入第三步：价格市场化，从而进入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最后就轮到第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做“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作为一个内幕参与者，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用金融和财政手段所进行的鸦片战争。[4]
拉美地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至今处于停滞之中。
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误导，目前经济的“拉美化”特征已有所显现，如不明确坚持和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
四、改革对象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产品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后者的改革对象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改掉、消灭公有制。所以，俗称为“改制”，“制”者，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的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公有财产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下，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
而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产权关系，就是要使公有制产权关系有机地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市场经济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只能通过交换间接地实现为前提，只承认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权利，经济主体利益相互独立，自主经营，这是一种横向的自发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社会分工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体的发展，调动分散、独立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因而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在社会生产的组织上天然具有滞后性和自发性。公有制经济由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贯彻按劳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则。公有制经济必须具有协作劳动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使生产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服从一个中心的指挥和调节，因而其内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组织安排的特征。这是一种纵向的自觉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但是，这种纵向分工在社会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性，压抑社会主体个性的积极性，因而导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正在于此。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和市场分工制度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五、改革的依靠力量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充分调动他们在改革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社会实践。后者的改革，只依靠少数“精英”，同时依靠外国人的力量来推动。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广大工人、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不仅不能参与改革的决策，反倒是需要他们这些“精英”人物来教训和开导的。他们对下岗工人不仅不报以同情，反而说他们是在温水里面被煮熟的青蛙，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活该受穷。农民太多，又懒惰，只能一直穷下去。而那些靠投机倒把、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则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宠儿。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裸地主张弱肉强食，宣扬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宣称：“要鼓励剥削，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有的甚至建议取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国企老工人。这些说法已完全失去良知和道义，失去了为人的起码常识，就连海外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也觉得不堪入耳，感叹道这些人“给别人做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同历来的统治者没有两样。那就是统治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却总是宣传自己是高贵的、智慧的和善良的。而广大老百姓辛辛苦苦、逆来顺受，却被贬斥为低下的、愚蠢的和卑劣的。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有钱，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有时候只是他运气比别人好，存在着能力方面的因素，但是与能力并非完全相关的，可见有钱的人未必比没钱的人高明。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一些有钱的人发的都是不义之财，靠的是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根本扯不上什么企业家才能。著名经济学家女士曾撰文指出，那些早已拥有“别墅、轿车、美女、叭儿狗”的90年代四大件的暴发户，不过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而已。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彻底摆脱由少数权贵及其新自由主义者代言人为主导的局面，彻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多地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的力量。否则的话，只能越改越糟，越改两极分化越严重。
六、改革方式上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的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经过试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后者的改革，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由少数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动，大搞一刀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践表明，在具体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较顺利地达到目的。反之，就会受到挫折。例如，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凤阳作试点，再向全国推广。同时，对于像华西村、那样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也允许不搞联产承包制，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走了弯路。一些地区没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而是照搬照套在国外理论界也存有争议的“管理层收购”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管理层，结果把全体人民共有的财产，变成了少数企业管理层的私人财产。导致劳资对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引起社会上的强烈不满。
体制的变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众多人的利益，因而需要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广泛参与。缺少群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改革的步伐似乎很快。但这样一种改革，首先无公平、公正性可言，彻底摧毁人们道德的根基，必然会影响一个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七、改革原则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原则，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后者的改革原则，以资本为主宰，为富人的利益着想，搞劫贫济富，大肆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失去社会公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要依靠的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积极性，而是全体国民的努力。阿马蒂亚·森就认为，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自由权利的拓展过程。这些自由权利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公民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公民受医疗保障的权利、公民自由交易的权利等等。总之，人民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整个社会有更高的参与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越快、越健康。比如印度，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种姓式的等级制度，忽视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结果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尽管在今天的印度，种姓制度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社会中的影响还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发展。而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使用权，获得了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支配自己部分劳动成果的权利。再比如在计划产品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免费公共医疗保障和免费公共义务教育体系，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也功不可没。
要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现代化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要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试图依靠少数富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分子来主导社会发展，无视几千万工人和几亿农民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边缘化、弱势化，只会把中国引入歧途，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八、改革效果的区别。前者改革的效果，必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后者改革的效果，必是不断产生新的少量暴富阶层和新的大量弱势群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动荡。
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人民普遍得到实惠，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改革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在评论1989年时，曾经指出：“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5]所以，即使在那个群情激奋的时候，人民对于改革也是没有质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获益最大的是少数人，特别是少数权贵阶层。而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甚至有所下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前期、后期改革的效果差异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欣欣向荣，整个国家一幅生机勃勃的气象。今天的中国，居然有12项令人痛心的世界排名。[6]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公平性程度排第188位；大学学费与居民收入比重世界第一；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居民税务负担世界第一；政府清廉指数第71名；在144个国家当中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排第133位；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矿难死亡人数占全球的80％，世界第一；自杀人数世界第一；行政成本世界第一；死刑罪名数量世界第一；文盲或半文盲人数世界第一。面对这样的排名，不知道那些新自由主义者还如何能够侈谈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美妙蓝图”。在这些排名当中，当然有许多是历史遗留问题，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不无关系。但医疗、教育等方面排名的急剧恶化，与新自由主义者所倡行的市场化改革脱不了干系。
九、两种改革的两种前途。前者的改革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实现富民强国。后者的改革前途是走向权贵市场经济和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殖民地经济。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前苏联等其他国家通过“改革”达到了这种目的。为了避免这种前途，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7]因此，所谓新自由主义，在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这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自1830年以后，从古典学派的阶段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批判精神越来越弱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8]在今天的中国，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对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劳动群众麻木不仁，却甘当国际垄断资本的应声虫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在改革中付出代价的恰恰不是那些在改革中依靠不法手段致富的人，而是生产价值、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新自由主义者总认为，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代价会在改革中所得到的收益增量中加以弥补，即所谓“帕累托改进”。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他们更注重效率，说什么“当你把蛋糕切的更均匀时，你会发现到手的蛋糕已经变小了。”其实，这都是些骗人的鬼话。由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导的一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不平等，却未能提高效率。比如，搞所谓“以高薪养廉”，现象又减少了多少呢？给国有企业的经营层以各种激励，什么高额年薪制、股权期权制度，企业经营绩效又提高了多少呢？上大学要收费，更让许多贫寒子弟雪上加霜。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处在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从上述九个方面系统地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走向改革的正确前途，才能避免权贵市场经济和外国垄断资本殖民地的前途。新自由主义者打着“改革”的幌子，妄图开历史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为，中央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就是要更“社会主义”，更“市场经济”；就是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人民也开始觉醒，新自由主义者欺世盗名的言论行为，也日益受到不屑与唾弃。孙中山曾说过：“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论是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还是改革实践的决策者，都应当顺应历史潮流，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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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
[3]〔俄〕T·奥西波夫主编.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C].莫斯科：1995.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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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6－297.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始终存在一对基本矛盾，这就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市场经济是依靠市场的客观力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来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计划经济是由政府首脑或中央计划机关利用行政权力、通过行政渠道下达指令性计划来分配经济资源、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经济放任，由市场的力量来组织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而国家只能为此提供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条件，承担某些不适合由市场来组织的经济活动，市场应该由“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自发调节[1]。大危机之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凯恩斯革命”，提出了必须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上加上一只“看得见的手”，即实行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控，并限制私人经济活动，由政府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2]。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的本质特征。
一、现代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心脏
中国加入WTO之后，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外国的商品价格低廉以及某些商品质量较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较好，服务项目较多，我们如何同他们争夺客户？外国企业以高工资吸引人才，我们如何把人才留住？在外国商品涌入后，国内的就业压力在一段时间内会加剧，我们如何应对[3]？目前我们存在的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等一些列问题，使经济快速增长面临巨大压力。唯有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经营管理改善了，成本降低了，技术创新了，生产出价廉物美、适销对路的商品到国内外市场中去竞争，才能解决目前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才能使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客观地说中国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具体表现是产权不清晰，投资主体不明确，企业盈亏责任无人承担，部分行业和企业垄断地位没有打破。虽然某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改制成为上市公司，但没有形成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董事会是清一色的，都是由政府派出，监事会同样是政府部门派出的，基本上是一种摆设，连公司的经理都由政府提名任命。使企业无法真正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形象地将这比成“带着枷的林冲”[4]。国有垄断企业的存在，严重地损害市场经济的环境，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在同一条件下竞争，别的企业的成本远远大于垄断企业，有的连这一领域都不让进入，因而无法与其竞争，挫伤这些企业的积极性。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我们要从明晰投资主体入手，探索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具体途径和形式，实行政府社会职能与管理国有资产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与运营职能的分开，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要进行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战略调整，特别是要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加快实施破产、兼并、重组的步伐，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要大力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解脱企业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债务负担，增加企业资本金；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妥善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在未来的几年内，要加速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赢利性领域中退出，还企业自由人的地位，还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二、政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脑
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作用，指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二是参与调节作用，指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对经济运行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干预；三是间接的资源配置作用，指通过规划、政策、总量调控以及适度的直接参与，来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但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对市场引导来实施的。政府高于市场，政府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调节经济。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大脑，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实施监督和调控。但这种监督与调控必须是间接的，即只有在下列情况出现时政府才能发出调节指令：（1）市场调节、社会调节失灵；（2）经济总量严重失衡；（3）市场主体显失平等；（4）市场竞争显失公平；（5）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外部性为负。从这一意义上说，政府是消极的大脑，而不是积极的大脑。就连一直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也说：“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去做那些人们已经在做的事，无论结果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情。”政府要在市场经济大海中畅游，更要跳出大海看大海。
三、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手
市场经济是一部精良而复杂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成千上万的各种不相同的个人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一个连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并没有人去刻意地加以管理，但市场却相当成功地运行着。这就是市场的神奇之处，市场将买者和卖者汇集在一起，共同决定商品的价格和成交的数量。人们经常认为，没有人为干预的经济其秩序必然是混乱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干预的经济照样有序进行。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该原理表明：当个体自私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或她好像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去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斯密认为所以可能出现的结果中，这是最好的；政府对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理论和实践都进一步表明，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有神奇的作用，它能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自动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客观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强制实行优胜劣汰。因此，市场机制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是调节的第一手段，是调节的基础手段，是调节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如果说把它比喻成人的一只手的话，那它也是右手（左撇子除外）。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迄今人类发现和运用的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但另一方面，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也有失灵的地方。市场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不能消除有害的外部性，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不能保证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自动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些统称为“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对此，西方经济学界一些流派主张用政府的干预作为“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笔者在上面已经论述了政府高于市场，它不能也不应该与市场平行。政府要做的事是通过采取一些列措施，对市场体系进行医治和修补，使之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但是当市场体系中的一些问题非政府能予医治与修补时怎么办？这就要求市场体系中另一只手左手——社会机制予以帮助。社会机制就是社会组织通过一定的行为，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以此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良性运行。
四、供给与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足
商品经济是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体，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神为了让人看见需求与供给，给了两只眼睛。”[5]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与需求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在货币诞生之后，供给与需求相对分离，因而产生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但供给与需求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始终存在并贯穿于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之中，两者既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转化。一段时期，供给处于支配地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一段时期，需求处于支配地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就好像人的左右脚一样，时而左脚迈在前面，时而右脚迈在前面。当一只脚迈在前面时，另一只脚就应该主动跟上，并跨到另一只脚的前面，否则就无法前进。但这只是前和后的关系，不是长与短的关系，一长一短，便成为跛足。因此，供给与需求的暂时不平衡并不可怕，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表现。但作为大脑的政府，要善于发现问题，当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时，也就是经济出现跛足现象时，要及时采取方法，予以医治，使经济健康运行。
判断经济生活中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宏观经济的核心变量，是宏观经济活动的轴心。在宏观经济的现实运行过程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变化状态及趋势，以及国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及走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为中心的，并且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的协调为目的。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当需求明显大于供给时，就叫短缺经济，当供给明显大于需求时，就叫过剩经济。由于中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才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1997年之前，中国始终受到短缺经济的困扰，在解决供需矛盾的过程中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生产增加供给上，这时的经济就是短缺经济，这一判断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政府都没有异议。1997年之后，供求关系的变化使我们始料不及，商品零售价格持续走低，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中央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每年发行1500亿左右的国债，刺激经济，拉动需求。但结果并不理想，相反还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对民间资本的挤压。中央采取的政策显然是基于过剩经济这一判断作出的。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出版社，1997.
[2]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M].重庆：改革出版社，2000.
我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成功地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完善。现阶段，在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相当突出，其中的是非曲直能否澄清，将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市场济与道德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从根本上说是辩证统一的。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扛杆。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观念是建立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道德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社会道德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那种把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经济与道德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道德本身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道德随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亦步亦趋，如影如形。它们之间的发展存在着时间差，有早有达，参差不齐;在二者相互作用中，既会有暂时的曲折和反复，又会有局部的偏离。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上，可能会出现“二律背反”的情况。我国过去实行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要完全转到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下，不是一毗而就的事情。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正经历着这一特定的阶段。经济的发展与伦理道德问题已经在我国出现“二律背反”的情况。最突出的表现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行贿受贿。从深层次上看，这与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相互关系，这个背景就是:经济转机、社会转型、文化冲突。它不仅是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而且是社会结构与经济理念、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
由于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商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赚取利润，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同样，每个商品消费者的行为目的，则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要求，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使用价值最大化。只要是市场经济，“经济人”的行业目的总是趋于自利的、市场经济承认追求最大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时也要求求利行为符合社会道德。
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也是过分强调奉献精神，把“大公无私”、“毫不利已专门利人”这种理想化的高尚品德作为普通的社会道德准则进行不切实际的倡导和灌输，人的个性和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也就是说，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文明。正如经济学家罗宾逊所认为的，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或规则，都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为其辩护，并且需要一种个人的良知促使他努力去实践创门。换句话说，制度方式的有效性通常取决于是否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基础—道德观念体系。从宏观上看，道德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所必需的。市场经济离不开良好的道德基础。
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提倡的新型道德风尚，是社会协调发展的精神基础。个人主义体现了人的本能，最原始的追求，追求个人利益是个体生存的需要。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自觉升华形成的社会意识形式，是社会的理性认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既有相互依存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前一面为主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还可以“和平共处’，;而当后一方面为主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将突出起来。如果没有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限制和引导，听任个人主义无限制发展，就可能使个人主义发展成为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
我.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要摒弃不尊重个体的“集体主义”，也要防止个人主义膨胀，尤其要反对极端主义和自私自利。倡导以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结合，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基本涵义的集体主义原则，同时也强调承认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社会必须保护人权。根据这样的伦理原则，集体应该体现尊重个体，保障最大限度地满足员工个人利益，追求集体与员工个人共同发展的终极目标。让个人的人生价值在为集体、为社会的工作过程中得以实现。同时，也要倡导个人的大局意识，个人利益不能凌驾于社会或集体利益之上，更不能损害社会利益、集体利益或他人利益的方式追逐个人利益。只有这样，集体和个人之间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
三、义和利的关系问题
道德所追求的，与其说是“德”，不如说是如何把“得”与“德”相结合，从根本上说，道德就是如何达到“义利合一”、“德得相通”的智慧。道德的真谛，不是要人们不要“得”，否则便与人类生活相悖，而是解决“如何获得”的问题。“义利合一”、“德得相通”才体现了道德的精髓。
的确，在市场经济中，利益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个人有个人的利益，集体有集体的利益，国家有国家的利益，民族有民族的利益，利益深透了社会的每一根“神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f2l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将经济主体的利益动力充分释放出来，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容易自然而然地用金钱来作为获得利益的标准，把金钱作为万能的流通手段，能够买一切商品;在特殊条件下，还能够买到名誉、地位、官职乃至人的灵魂。因此，人们为了追求金钱最大化，常常见利忘义，利欲熏心。当然，这样的价值观是不文明的，不值得提倡的。我们必须要建立以“义”来调节“利”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利益的社会道德观。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的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承认追求最大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时也要求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这个“义”，道德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所必需的。因此，只有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个人、集体、社会才能持续的不断发展。
四、诚信问题
目前，诚信已成为举国上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原因很简单，社会需要诚信，社会又缺少诚信，社会呼唤诚信。那么，为什么说当今社会缺少诚信呢，是中国缺少讲诚信的传统吗?是现实社会不提倡诚信吗?都不是。我国素有“一诺千金”之说，在几千年历史中，有许多诚信的论述，也流传着许多诚信的故事。其实回过头看看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以来的一些现象就有答案了。多年困扰许多企业的“三角债”;假冒伪劣产品充斤市场;合作中任意违约行为;交易中的拖欠赖帐行为等等。可见，社会呼吹诚信和企业的诚信操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诚信是道德建设的根本，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社会呼咦诚信，而许多企业不守信用，这是为什么?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都是为追逐利益，一些企业经营者目光短浅，不守诚信坑害了别人，受害者又要在以后的交易中不惜以“失信”捞回损失，这种现象多了，人们就会感到做好人(守诚信)吃亏，不讲诚信的行为蔓延开来，造成整个社会信用环境恶化。要根治诚信缺失现象，需要企业加强自律，也需要国家建立有效的商业诚信制度，使政府成为可靠的财产权利的保护者和商业诚信原则的维护者。诚信是企业的一种宝贵资源，只有每一个企业都“从我做起”，整个社会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信用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快速地发展。
五、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履行社会责任
关于企业是否该履行社会责任，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认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逐渐变化的，其主要代表观点有两种:即古典的(或经济的)观点和社会经济的观点。古典观:古典观最直接的支持者是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费里德曼。古典观认为:管理者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为自身获得最大利润就是为社会提供了最大的利益。社会经济观:社会经济观的支持者认为:管理者应该关心长期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承担社会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社会经济观强调:利润最大化是公司的第二目标，而公司的第‘位目标是承担社会责任，以保护公司自身的生存。
中国传统文化详细说明了诚信的作用，这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主要内容是诚信。诚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即诚实守信，诚实是指保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事求是、不任意夸大或者缩小事实；守信是指遵守契约，不投机取巧。这就需要经济活动主体做到诚实待人。在市场经济中最根本的经济关系为信用，是社会生存发展的根基，缺乏信用，将无法维系社会正常运转。
(二)诚信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一，信用信息能够确保市场充分发挥效率，在不确定性中促使经济主体节省成本，保障或者增加收益，有效延续市场经济活动和交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大量出现了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自然形成了不确定性与市场风险，扭曲了经济主体，降低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第二，信用管理制度可以延长博弈过程和时间，避免出现潜在欺诈问题，确保市场积极发展。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追求最大化的利益目标，在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的状况下，假如缺乏信用管理制度对其限制，则在交易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欺骗行为。实际上，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与交易在市场经济中不断进行博弈。在博弈有限的数量中，假如经济主体担心将会是最后一次交易，都不敢信任对方，那么就不会存在信用关系。因此需要构建自行履行的信用管理制度进一步对交易进行约束，帮助经济主体可以自行塑造信用形象和交易对方之间的信用关系。第三，信用管理机构的社会化信用服务行为，确保了有序实行各种经济活动和交易，保证市场经济的运作效率。信用管理机构利用将专业化的防范风险和处理信息提供给市场经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程度，节约了信用交易所需的成本，延伸了博弈过程，拓展了市场规模。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失诚信的危害
1缺失诚信是导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失衡的具体原因。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已经逐渐脱离了短缺时代，进入了买方市场时期，面临着消费不足的巨大挑战，我国长远经济政策是扩大内需。但是，由于缺失诚信，造成市场中充斥了大量的伪劣商品。结果导致投资主体怯于投资，消费主体无法消费，进一步无法充分发挥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功能。2由于缺失诚信，极大削弱了将诚信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经济往来更加重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模式。这一向现金交易、以货交易等退化传统交易方式的趋势，为企业节省了生产资本以及降低了投资风险，强化了预期投资的不确定性，促使企业与银行更加谨慎与收缩投资行为。3缺失诚信也对有效构建我国一些特殊经济政策造成了影响。例如，改革城镇住房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因为缺少诚信制度的支持，将很难实施改革。4在金融系统中不断累积诚信风险，特别集中于国家银行，最后，不断延伸的失信行为，导致道德风险加大，混乱了经济秩序，加重了财富分配不均。尤其是部分企业与个人通过违法犯罪等方式达到暴富，损坏了市场制度的信誉，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影响。5缺失诚信降低了我国经济的市场竞争力。一个国家诚信环境的好坏是国家投资者对环境恶劣情况进行衡量的尺度。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环境的缺失，促使外国投资者产生了顾虑，不但增加了我们对外资进行吸引所需的成本，并且加大了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成本，阻碍了我国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三、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诚信原则的思路
(一)宣传诚信理念，提升公民道德水平
第一积极提倡诚信，加强社会的诚信理念。在现代化社会中，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信。从前的信很多都用于对朋友关系进行处理，逐步扩展到市场经济中的人和人、企业和企业之间，因此可以更好的体现作用。第二积极培养将诚信作为中心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标准。在全社会推行诚实守信的道德标准。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积极遵守诚信，使其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事业的关键内容。
(二)强化法制建设，保证诚信规范
虽然诚信是规则的根据，但是缺少规则，诚信也将无法存在，国家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提倡诚信，都无法利用法制加强诚信。从微观角度分析，诚信和法制之间关系紧密。在不断完善的竞争制度中，诚信的人更加容易取得成功，而诚信缺失的人最终会被淘汰。可是，在竞争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诚信的人迫不得已隐藏诚信而主动与社会相适应。可见，要想得到完善的市场竞争制度，关键是健全法律系统。
(三)通过社会制度对诚信生存环境积极维系
二、阶梯按需分配的具体设想
（一）现有基础按需分配的理论革命导师早已提出，当然革命导师说的是完全的按需分配。对部分产品和服务进行的按需分配，实际上在我国早已存在，如免费的中小学教育、合作医疗、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免费开放等。2013年3月17日，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如果说政府也是民生政府的话，就要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来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其中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住房等，努力逐步把短板补上。还要坚守网底不破，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这些人如果陷入生存的窘境，很容易冲击社会的道德和心理底线，所以政府要尽力，并且调动社会的力量，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总理明确提出保障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让人欣慰。但确定特困标准，对特困群体实行实时监督以保证脱困人群及时退出保障体系需要花费不少精力。同时，这会让不少纳税人产生这个群体增加了他们的纳税负担的想法。要知道，今后必将是我国纳税人意识不断觉醒的时期。所以，不如实行由政府按照保障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的标准免费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
（二）推进方向1.免费住房。住房上借鉴丹麦全民免费住房的制度，即任何家庭只要没有住房，都可向政府申请免费住房。富裕的有房者只要卖出现有住房，自然也可以无差别地申请。同时免费住房实行每月一定免费额度的水电气供应。另外各地普遍设立救助站。山东临沂由政府出资设立并补贴运营的面向打零工者的一元钱旅店也值得推广。2.免费教育。我们国家已经实行了九年制免费教育和免除部分中专技校学生的消费。现在需要实行免费政策全阶段覆盖。即学前教育、高中、大学、研究生教育全免费。近年教育部要推出的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是令人遗憾的。据说是因为有人说本科生收费，研究生为什么免费。这颠倒了方向。应该问，研究生教育免费，为什么不实行本科生免费教育。同时政府还应出资在学校推出免费午餐，小学生实施课间免费营养加餐，在给中小学生免费发放夏装、春秋两季及冬装校服的基础上。3.免费医疗。现在我国的医疗制度也是多轨制，有公务员的医疗体系，企业职工的医疗体系，新农合农民的医疗体系，城市居民的医疗体系。建议借鉴陕西神木模式，在全国推广。即对全国所有公民实行免费医疗，但要有一定的医疗费起付线加封顶制度。
（三）经费来源实施阶梯按需分配的设想需要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若通过加税来实现，一是会加重企业和个人负担，抑制经济活力；二是可能引起各方反对力量借势攻击此方案。现实途径是国有企业变现。前文公有制部分已经论及其自身难以解决的定位问题，没有再存在的必要。实际上，我们已经实行了多年国有企业上市要划拨部分股份给全国社保基金的制度。现在应扩大划拨比例。对无上市计划的国企另作安排。
三、阶梯按需分配对当今几个热点难点经济问题的化解
（一）最低工资问题由政府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并不能真正保护劳动者利益，还会对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种种危害。对此一些学者早有论述。简单地说，工资价格只能由市场决定。试想，某地政府把最低工资价格定位每月1000元，而当地一些企业有一些工作岗位的工资只有低于800才对企业有利，同时也有人愿意以低于800元做这些工作。若政府不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政策，就会削弱法律权威。同时选择性执法必然带来权力寻租与腐败。若政府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政策，那么企业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提高这些岗位的工资———结果是有的企业盈利减少，发展受限，有的企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就此关门。要么为避免上述不利局面而宁可不招人———结果是既剥夺了企业发展机会又剥夺了人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的机会。无论如何都会妨碍企业发展，而这会使劳动岗位相对求职者进一步稀缺，劳动者的长远利益也要受损，政府的税收也会减少。实际上是资方、劳方和政府的三输局面。最近经济界较多地在谈论德国经济在2008年的全球危机后在西方国家中一枝独秀的现象。原因是危机前几年施罗德政府就改革了僵化的劳动制度，推动灵活就业。当然，现代文明社会不能坐视劳动者付出劳动却难以糊口养家的不人道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通过阶梯按需分配制度来解决这一矛盾。保障人民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是政府的天然职责。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是把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的一种推卸责任、避重就轻、角色错位的错误安排。现在，我国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呼吁加强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政府一旦采纳这种建议，贻害无穷。同时，也只有尽快公布实行、不断完善阶梯按需分配制度才能对这种建议釜底抽薪。
（二）养老金问题我国的养老金双轨制受到越来越多地批评。实际上我国的养老金制度是四轨制，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高养老金、企业职工的中等养老金、新农保农民的低养老金、一些城乡居民的零养老金。现在，企业职工要求向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金标准并轨的呼声很强。即使这二者并轨了，我国的养老金制度的不公平仍然存在，甚至和后两种人的差距更大了。若我们能实行上述阶梯按需分配的设想，可以实行全民养老金大并轨，统一按照低标准发放。以现在的物价来看，每月不需超过500元。有人会争论说虽然这里省下来资金了，但实行上述设想也增加了开支，总开支不是一样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养老金的支出是刚性的，每人都得发放。教育、医疗的支出是有很大弹性的，即不是每个人都要上大学、生大病。
（一）消防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低下。按照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的行使要靠国家机关组织法进行调整，消防法作为部门特别行政法地位低下，它又规定了不该规定的政府等国家机关的行为，而我国还没有一部规定国家机关消防行为的组织法，所以说消防法的实施将大打折扣，以致出现国家机关的行政部门违反了消防法无可制约的尴尬局面。
（二）国务院消防行政法规方面处于空白，部委规章的法律地位受到质疑。国务院344号令出台以后，废止了原《化学危险品管理条例》，消防方面再没有国务院行政法规，这样给涉及两个部委以上消防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公安部虽然制定了几部消防方面的规章，但部委规章的法律地位受到质疑，因为立法法、行政复议法虽然把规章纳入法的范围，但在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规章可以"参照"执行。这就是说，在立法层次和执行层次上承认规章的法律地位，但在最关键的诉讼阶段没有得到认可，这就使部委规章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
（三）《刑法》中消防责任事故罪定罪不科学。在现行《刑法》消防责任事故罪构成要件中，有一条是经公安消防机构通知逾期不改正，造成火灾事故的行为。这明确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烙印，建议在修改《刑法》时对消防责任事故的构成要件重新设定，只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负有消防职责的均可按照行为后果追究责任。
（四）消防法内容不全面，立法技术粗糙，可操作性差
1、现行消防法缺乏立法根据。在我国，法律的制定要以宪法为根据，行政法规的制定则要以宪法、法律为依据。现行消防法是1998年以国家主席令施行的法律，其立法根据当然应该是宪法。然而消防法在第一章总则中并没有此项内容，使人对其合法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进而影响该法的实施和执行。
2、现行消防法规范的逻辑结构不够完整。规范是法的主要内容，完善法的内容特别需要完善法的结构，只有完整的结构才能支撑起完整的内容。法规范的逻辑结构通常是由行为模式和后果模式构成。行为模式表明行为人可以为或者不得为一定的行为等内容，后果模式则表明行为人违反该规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给予什么样的惩罚。立法必须统筹兼顾，有一个行为模式，就必须有一个后果模式，不论它们是否体现在同一个规范、条文或法律中，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在现行消防法中，存在大量只有行为模式而无后果模式的情况。例如，消防法第十条规定未经消防审核合格的工程建设部门不得发放施工许可证，事实上现在建设部门发放施工许可根本不过问是否经过消防审核合格，而他们又不负法律责任，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违反法律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技术不够完善的表现，也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增加了执行的难度。
3、法律责任的设置不符合科学原则。对一个违法行为设置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应当遵循科学的原则，即责罚相当或者罚足以消除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消防法部分条款规定，可操作性差，规定失之于宽，失立于缓，处罚也较轻，可操作性不强。
4、消防法律体系设置的内容不全面。主要是未见有涉外方面的规范性条文，这将影响外资、外企的引进和消防产品的进口。如WTO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国民待遇原则，而现行《消防法》的立法宗旨中，外企、外资、外商的消防安全并未纳入保护范围，而是"保护公民人身、公共财产和公民财产的安全"。进出口消防产品的监督管理尚无明确的法定依据；进出口货物的消防安全管理无明文规定。
（五）司法审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根据WTO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成员方政府的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将纳入到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中还不包含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消防监督机构制定的一些事关管理相对人权益的规范性文件还无法进行司法审查。在火灾事故原因认定、责任认定等工作中还有行政终局决定的规定，直接排除了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六）国家现行消防技术标准滞后。我国正在使用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是"处方式规范"。设计人员根据建筑物的情况"照方抓药"，从规范中直接选定设计参数和指标，但由于每座建筑的结构、用途及内部可燃物的种类、数量和分布情况均不一样，以及居住使用者的条件差异，按照规范统一规定的设计参数所作出的设计方案，并不一定是最科学合理的方案，难免出现达不到预期的消防安全水平，或因提供不必要的过度保护措施而增加建筑成本等情况。处方式规范和处方式设计方法在客观性和科学性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加入WTO后，对外贸易量急剧增加，跨国公司越来越多，世界经济正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原来相互独立制订的"处方式"规范很难取得统一。我国现行的消防技术规范绝大多数都有溯及既往性，这些条款大都是强制性条款，还在不断修改和完善之中，修改后要求立即实施，且以往不符合新规定的都要进行整改，这就给当事人的消防安全权利造成了不稳定性，给外资企业在中国搞投资建设，适用技术标准带来了困难。不符合WTO规则对法制统一性、透明性和稳定性以及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基本要求。"处方式"规范将逐步成为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技术壁垒。
二、目前，我国消防法律体系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根源。
主要是因为我国法律体系羽翼不丰满，行政组织法立法滞后。现消防法起草仓促，颁布执行时间较短，加之社会转型、企业改制较快，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消防法律体系还没形成，消防法学科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消防法理学理论还不成熟，消防法立法技术研究还比较薄弱。
三、完善我国消防法律体系的建议
法律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成体系化的有机联合的统一整体。消防法律体系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想化的要求是门类齐全、结构严密、内在协调。门类齐全是指在消防法律体系中，在宪法的统摄下，应该具备调整不同社会关系的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不能有缺漏；结构严密是指不但在整个消防法律体系内部要有一个严密的结构，而且各个法律部门内部也要形成一个由消防基本法律和与基本法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实施细则构成的完备结构。内在协调是指在消防法律体系中，一切法律都要服从宪法并与其保持协调一致，既普通法与根本法相协调，程序法与实体法相协调等。完善消防法律体系是一个复杂、漫长而循序渐进的过程，现阶段要把握行政立法哲理化、实用化、多样化的趋势，按照体系科学、内容稳定、全面推进、把握重点的原则，制定我国消防立法计划，坚持始终以消防法治实践的历程与国情纬度为客观依据，逐步完善消防法律体系。具体建议是：
（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组织法》
按照宪法确定的民主和法制原则，任何行政机关的存在和行政职权的运作，都必须有组织法的依据。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十年内，参照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结合我国国情和消防工作特点，特别是根据中央和地方职权的划分，尽快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组织法》。明确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包括政府与消防机构的职责和关系，各行政机关的职责和关系及与消防机构的关系，也包括公安消防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使之与政府机构改革，国家行政机关改革相适应。
1、明确消防机构性质、隶属关系、体制、编制、职能、保障等根本性问题；
2、明确与消防职能有关的国家机关的消防职责、权利和义务；
3、明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消防职责、权利、义务；
4、明确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的地位、责任和义务；
5、明确公民的消防行为规范。
（二）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修改工作
从法律地位上讲，组织法一般在宪法体系，消防法为特别行政法在行政法体系。消防法应根据消防组织法对消防机构的职能全面规范，对国家有关部门违反消防组织法的行为设定法律责任。
从立法方法论的角度建议：
1、按照行政立法哲理化的要求，重新调整消防法的逻辑结构，对每一法条逐字推敲、逐条论证，确立消防专业术语的法学含义，使之形成完整的消防法学框架，丰富消防法理学的内容；
2、按照行政立法实用化的要求，针对每一消防行为进行认真研究，确立每一行为的模式，对每一行为进行动态性规范，合理设定法律责任、义务，增强应用的针对性、实用性；
3、按照行政立法多样化的要求，对涉及消防行为的全部活动，进行分析、科学分类，建立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行业，适合各个操作层面的消防法律法规，丰富消防法律体系内容。
从消防行为涉及条款角度建议：
1、按照"违法必究"的宪法要求，去掉对消防违法行为处罚的前置程序，限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改不力被处罚救济的时间、途径；制定国家行政机关违犯消防组织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2、增加、完善公安消防机构内部执法程序，执法方式、执法公正、执法到位的内容，赋与消防部门强制执行权；
3、明确消防安全评估、抢险救援、火灾隐患、重大火灾隐患、火灾事故、火灾事故调查、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消防审核，公共聚集场所、公共娱乐场所等消防专业术语的法律含义及应遵循的原则，建立相应完整的科学的体系；
4、增加外企、外商、外资享受国民待遇的条款，补充对外企、外商的消防安全责任的规定和监督管理的条款；制定涉外消防法规，以补充消防法规涉外内容的空白；
5、调整建筑工程消防审核的机制。合理的管理模式应是由专业设计和咨询机构出具体题论证报告，消防部门组织保险、科研等资深专家进行判断讨论，最后由消防部门进行裁决判定，使消防监督部门从事务的直接参与者变为名符其实的审核者，提高消防审核的透明度、公正性，也可杜绝一些独断专行、以权管理等非科学的，甚至是腐败的现象发生。
（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
消防行政法规是对消防组织法、消防法的补充和完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细则》是对消防组织法、消防法在落实层面上进行细化，使每一行为操作更为具体可行。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凡某一行为涉及到两个部委以上的要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建议有计划地制定《进出口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进出口货物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社区消防管理规定》，制定《城市消防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办法》、《消防安全评估办法》、《消防税征收办法》、制定《消防保险信贷条例》、《多种形式消防组织条例》、《开发区消防管理条例》。
（四）修改消防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建筑防火设计方法--性能化设计方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性能规范(以性能要求为基础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性能规范和性能化设计方法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消防安全设计的科学化、合理化和成本效益最优化，也会产生十分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促进整个消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规范的模试上建议：我国也要投入巨额资金，开展性能化设计方法和性能规范方面的研究，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性能化设计方法、制定我国的性能规范提供技术基础。其内容应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1、安全目标：保护人员安全逃生和被救援；
2、功能要求：要求为达到上述目标而具备的功能。如"所采用的疏散措施必须为人员逃离建筑物或无须暴露于危险环境而到达安全区域提供足够的时间，以及为消防人员进行救援和采取应急行动提供适当的途径"等；
3、性能要求：详细说明如何满足功能要求，进而达到目标。包括有根据地确定安全出口数量和宽度、疏散距离、标志、防火灭火系统，并分析其作用和影响，以及人员在逃生能力方面的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我国道德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如何重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文化，是当前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文化建构的基本要求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文化体系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讨论这一道德文化体系建构的基本要求。
1·必须体现市场经济的“共性”。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受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支配，因而就有许多相应的运作规则。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那种只满足计划经济需要却忽视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体系，显然已经无法起到规范、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之下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体系，应该与市场经济内在需要结合在一起，否则，道德的调节作用就无法显示出来。现代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规范，这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反映特定的社会制度属性，它具有普适性，是同质文化。如产权明晰、自由择业、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契约观念、法治意识、效率意识、宏观调控、协调发展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化建构，必须汲取、借鉴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
2·必须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任何社会的道德文化体系，都是由该社会的本质制度所决定的，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建构这一道德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它必然要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理想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价值理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文化。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这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主旋律是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精神支柱。其中社会主义是这一精神支柱的最高层次，集体主义是基本价值取向，爱国主义是普遍要求。
3·必须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经济主体的经济生活实践，是我们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文化体系不可忽视的现实“基点”。这就要求我们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认识，其意义在于道德文化建设不再局限于对“法治”建设的补充、辅助，而是“德法并举”。“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同样重要的治国之策、安邦之本。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迫切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现阶段道德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概括、提炼、制定切实可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使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1]
4·必须把单边求利意识转变为人己互利意识。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换。这种交换应当遵守平等竞争和人己互利的原则。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许多人认为只有损人才能利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产生了种种经济不正义行为，即“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行为，它违反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经济正义则要求人们“图利+合理合法经营”。当前，我们必须积极培养经济正义精神，努力提高经济主体的道德品质。
5·必须追求“超越性”的道德价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利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应该形成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追求。(1)把单纯谋利的动机升华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责任感。众所周知，经济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但是一旦物质冲动成为经济行为的唯一诱因，经济活动就容易失去理性，人们往往只想从市场捞取什么，不想为市场贡献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大众利益放在首位，使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高尚动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经济主体的文化品位，形成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把贪图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生活价值的崇高理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走出享乐主义的泥坑，树立起“节俭才是美德”的崇高意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展现出崭新的精神风貌。
二、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文化需要处理好若干关系
1·正确处理市场原则与道德原则的关系。市场所通行的基本原则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追求最大利润的同时恪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因此，这就有一个怎样处理利益追求的最大化与遵守道德规范的关系问题。我们是处在初级阶段上的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竞争中，鼓励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发展的高效益，谋求最丰硕的物质利益。但是，市场竞争的固有缺陷和负面效应给我们的道德文化建设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市场经济与道德并非“二律背反”。“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以其道德为保证的，市场主体应该在人格上、法律上是平等自由的，离开了对他人利益的关心，市场主体自身的利益是难以实现的”。[2]
2·正确处理主导道德与多元道德的关系。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多元经济形式并存的多元化经济，这就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多极状态，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等，决定了道德主体层次的多样性、思想状况的多极化，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道德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道德状况与我们所提倡的主导道德的关系，也是在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体系时所必须关注的。我们在倡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和“五爱”规范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同时，还要承认多元道德存在的合理性，凡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反映时代精神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生活，有利于改善道德风尚、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原则和规范都有存在的价值。以“为人民服务”在职业生活中的要求为例，克己为人、无私奉献是为人民服务;勤实肯干、保质保量干好分内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以谋利为目的行为，只要手段合理合法，同样是以自己的劳动为人类创造财富而为人民服务。[3]
3·正确处理经济自由与奉法精神的关系。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既要提倡经济民主与自由，又要提倡奉法精神。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经济主体自由进入市场，并在公正原则引导下自由竞争。经济自由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以及生产经营管理上的各种自主权。但是，经济自由不等于推行“极端利己主义”。经济自由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因为经济自由必须由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来调控，没有奉法精神的监护，道德文化建设就会失去保障，经济自由将走向贪婪、无序的境地。
4·正确处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任何道德文化体系的构建都应体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体系更是如此。黑格尔说过:“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而乃是现实的，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如果一个理想太美妙了，以至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这个理想本身必定有缺陷。”[4]在现阶段的道德文化体系的建构中，我们必须彻底摈弃“左”的做法，一定要立足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的实际水平，要将先进性的要求与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对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提出不同的标准，而且就目前而言，最为紧要的是在现实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抓好最基本的具体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实行，使之真正变为市场主体可以接受和履行的东西，从而发挥引导、规范、调节市场主体行为的作用。[5]
5·正确处理“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经济人”与“道德人”既存在分裂性，又存在统一性:(1)“经济人”是“道德人”实现完善的物质基础。从道德发展规律来看，经济是道德的基础，道德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经济人”作为市场经济关系的体现，必然要成为作为道德关系承担者的“道德人”的物质基础。人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就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而产生道德需要。没有“经济人”的利益需要，“道德人”很难得以形成和完善。(2)“道德人”是“经济人”获利最大化的伦理保障。“经济人”要获得最大利益必须在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秩序中进行，维持和调节市场经济秩序的手段主要包括:市场制度、法律、政府的宏观调控和道德。如果把市场运行比作一辆高速运行的汽车，那么上述四种调节就好比汽车上的四个轮子。“经济人”好比驾驶员，离开了道德规范也许能跑出一段路程，但为此付出的风险成本将随之增大。缺少伦理道德的支撑，缺乏“道德人”的伦理要求，就会导致市场秩序紊乱，也就失去了公平和效率。反之，如果所有的“经济人”都讲道德，市场交易成本就会降低。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道德行为调控体系
1·建立规则系统。规则系统是道德行为调控体系的基础构件或指令部分，其作用是为人的行为选择明示方向，从“可为”和“不可为”这两个方面来规范人的行为。建构规则系统应该注重五个方面:(1)要有价值一律性。即各类规则均应以“自由、平等、公正”等市场经济社会价值原则为核心来建立，在规则系统内，上下规则之间，不同种类规则之间，相互不应存在矛盾。(2)要有全方位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基本动机，因而这套规则系统要覆盖整个市场经济社会。(3)要有周密性。即规则系统对各种不正当谋利行为的认定与限制应尽可能地全面而细致，使之无规则上的空隙可钻。(4)要有及时性。随着社会体制或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不正当谋利行为有可能获得一些新的规则空隙和机会，因此，禁止规则应“因时而化”，尽快予以弥补或完整。(5)要有可操作性。规则的制定应语义明确，标准清晰，可以量化，切合实际，便于施行。
2·建立传释系统。传释系统是道德行为调控体系的传导部分，其作用是将规则系统的内容向市场主体传达，使之普遍知晓。不仅要让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的道理，从而自觉地遵守规则。市场经济社会，是规则空前繁多的社会，仅基本规则和常见规则就为数不少，在此情况下，如果想让市场主体普遍记住并理解各种规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在规则传释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行多样化的原则，即实现传释者、传播媒体和传释方式的多样化。传释者的多样化可增加传释力量，传释媒体的多样化可扩大传释面，传释方式的多样化则在传释者、传播媒体的多样化的基础上提高传释效果。
3·建立评价系统。评价系统是市场主体行为调整体系的反馈部分。其作用是注视市场主体行为选择动向，监察个人特别是市场管理者的行为方式，及时将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违规行为及其危害反映或揭露出来。所谓道德评价，是指人们在道德生活中根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对自身或他人已经发生的行为，以及其他道德现象所作的善恶性质及价值判定。它通过赞扬和谴责、鼓励和批评，示范劝阻，以肯定或否定的办法，使人们的行为纳入社会准则所需求的轨道。它被人们比喻为“道德法度”的审判。这里关键要形成的是强大的社会舆论，我们的宣传媒体是其中的主要力量。道德评价的标准要一致，不能在此处表扬的人物换一个场合成了嘲笑的对象;不能片面解释道德标准，或者为了引人注目，故意嘲弄甚至羞辱主流道德标准。如果这样，这种舆论不仅不能担负起道德评价的责任，反而会成为社会道德缺失的原因。建立道德文化评价体系，还要体现“道德有用”的观点。只有“道德有用论”得到充分体现，道德的内化方可进入良性轨道。
4·建立保障系统。要搞好道德文化建设除需要健全道德内部诸要素之外，还需要有相应的外部支撑——道德文化建设的保障系统。这就需要加强法制建设。保障系统是市场主体行为调控的运作部分，其作用是保证各种社会规则的实施，维护规则的尊严和权威性，仲裁各种行为争端，主持社会公正，并对各种违规行为迅速做出相应的惩罚。必要的惩罚有利于道德约束的“硬化”，有利于个体的道德意志上升到群体道德意志，有利于人们在遵守制度中实现从他律到自律、从必然到自由的超越。建立保障系统，需要对违规行为进行必要的惩罚。
有效的惩罚具有两个特征:(1)及时。必须予以惩处的不正当行为一经发现，就应立即惩处，以免其继续发生而危害他人或社会。(2)严惩。对不正当谋利行为的所罚要大于其所得，令其得不偿失。这样，才能把不正当谋利行为变成一种高成本、高风险的行为选择，使人们不敢轻易染指。另外，保障系统在结构上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要有科学的运作依据或处罚条款。二要有严格执行者或惩罚人。通过严格执法，保护道德建设的良好秩序。三要有多种惩罚手段，包括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等，从而针对不同类型的不正当行为给予恰当的、有效的惩罚。[6]
参考文献
[1]、[3]、[5]陈延斌·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论要[J]·道德与文明，2002，(2)·
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是在总结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建设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的与时俱进。建设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本质要求。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长期艰辛探索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在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方法不对头，搞“”、“一大二公”等。由于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我国的发展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历史新时期，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应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重大发展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深化了。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二）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进一步的回答。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离开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发展不快不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好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硬道理”。实现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更好更快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要追求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发展、又好又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目的有了更清醒的把握，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创造人人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规律有了更科学的揭示，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方式有了更明确的规定。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各方面的发展，都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今后能否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关键也在于能否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得更好。科学发展观既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理论升华，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选择。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人类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给我国经济社会注入了以往一切时代都不可比拟的生机和活力，使市场不断扩大，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分工协作日益发展，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竞相涌流。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社会主义能够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并取得成功的明证。但是，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市场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经济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事实上的社会公平问题。在分配关系、就业保障、公共福利、经济秩序、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领域，市场往往是失灵的。我们党在确定改革目标时就明确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保持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最大限度地克服市场机制的自身弱点和消极方面。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就应该体现在这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离开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就无从谈起，科学发展观也不可能得到落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加快生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两个毫不动摇”不可偏废，决不能只抓一个而忽视另一个。只有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集体经济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和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增强公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创造精神，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建设，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只有积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分配问题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极其重要的方面。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才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如果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可能使百分之几的人暴富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下大力气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只有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才能既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又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从而振奋起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
（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处理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宏观调控体现国家意志，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有效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起落，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和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的经济体来说，是一个奇迹，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巨大威力。我们既有抑制经济过热、实现“软着陆”的成功经验，又有克服经济紧缩、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成功经验；既战胜了各种国内困难，又有效应对了种种国际风险。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等基本国策，都是国家从全局出发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也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才可能实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的宏观调控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一方面要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一定不要管，真正交给市场；另一方面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把政府应该管的事真正管住、管好，抑制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只有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才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基本的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根据我国发展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指导思想，极大地推进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其中尤其以科学发展观的作用最为突出。科学发展观是具体的发展的科学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变。
（一）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当前，某些地区和部门领导干部头脑里的发展观念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还有的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甚至弄虚作假，贪大求洋，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借“统筹”之名搞新的形式主义，如有的打着“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的幌子，动辄提出搞什么“国际一流”、“超一流”，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有的热衷于贴“标签”、炒概念，以口号代替对“五个统筹”的具体贯彻落实。这些情况表明，转变发展观念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二）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来抓，真正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之上。一是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要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调整重组和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机遇，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从本地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既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二是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要按照更多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完善创新机制、培育创新人才，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三是要把节约能源资源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办法。要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的原则，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厉行节约，逐步形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着力推进以下几项改革：一是要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等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增长方式粗放、低水平扩张的问题。二是要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有序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三是要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四是要推进劳动就业和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创造条件。
（四）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体制创新，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努力形成一整套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是要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真正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二是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按照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要求，积极推进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步伐。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督，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三是要积极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要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完善商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四是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支持企业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出口，把引进外资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企业改革改组改造结合起来，着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
四、科学发展观是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而要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不仅要解决近30年来快速发展所积累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还要解决好今后十几年、几十年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要求我们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具体来讲应做到四个坚持。
（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具体落实到定量化的指标上，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40，00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这个定量化的指标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全面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基础上，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
（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性。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由来已久，当前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然很大。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解决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的迫切需要。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的特征极为突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决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专家测算，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前，我国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将难以根本扭转，而且，由于我国面临着国际上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和在国内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双重任务所造成的两难选择，实现我国的协调发展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长期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因此，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制约我国发展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还将加大，实现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按照国际上判断发展可持续性的标准，扭转我国可再生资源消耗速率大于可再生资源开发速率、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速率大于可再生资源消耗速率、环境污染排放速率大于环境对污染吸收速率的局面，还是一个要经历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而且随着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的高峰，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将日益突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是我国发展长期面对的突出矛盾。这些事实表明，坚持可持续发展，解决好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是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始终的要求。
（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性。我们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切实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由此可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当前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唯其如此，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在实处，才能真正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就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不断推进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科学发展观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为实现在我国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开始逐步走向成熟。经济的腾飞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必要的.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仅重视经济增长，而忽略对维系市场正常运转的诚实信用的重视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人们社会信用低下，政治领域的腐败，经济领域的制假贩假、虚似宣传、虚假广告、合同欺诈、拖欠货款、恶意逃避债务、骗税骗汇、对产品服务的承诺敷衍搪塞或者是干脆拒不兑现。失信的严重性还远远不止于此，在这场危机中，本应最具有公信力的上市公司有许多为获益于一时，以长远利益受损和丧失诚信为代价，进行暗箱操作，利润造假，业绩虚报，以至于诚信问题已经成为目前中国股市和上市公司的毒瘤，也是股市长期低迷的原因之一。这些都强烈地预示着社会诚信愈识的薄弱，败坏了我国社会风气和改革开放形象。社会信用被无情地践踏，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影响了经济的健康运行。有专家分析，由于我国市场交易缺乏信用体系，使得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成为无效成本。健全社会信用、培养公民的诚信品德是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顺利推进的重大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任务，也是具体落实“以德治国”方略的基础工程。
诚然，我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失信行为并非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而是由于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导致市场规则不完善造成的。自从我国确立走市场化道路后，我们不仅承认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合法性，而且以经济利益为动力来激励人们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受环境、知识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市场规则还不完善。有市场就会发生欺诈现象，这是古今中外任何市场都无法避免的。但从本质上看，违信现象并不是市场本身的必然属性，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人们在市场上进行的交易也是信的交易。诚信是维系交换行为的无形纽带，失去这根纽带，交换就无法正常健康地进行。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里的“有序”，核心内容就是讲诚信。诚信是市场秩序的支柱，是市场繁荣的基石，失信必然损害市场，丧失市场。市场经济当然要讲利益，但这不能成为不讲诚信的理由。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诚信的作用越发明显与重要。
通过以上对诚信危机的剖析，笔者认为，导致当前我国社会中产生诚信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一套统一健全的诚信制度体系。目前，企业对诚信制度没有真正做到充分认识，只能依靠自律意识规范经营行为，但是很难达到形成统一诚信体系的要求。二是信用制度建设方面的立法滞后，对失信行为的约束惩治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诚信制度立法及有关法律在对失信行为的监管方面还存在制度漏洞，惩治不够严厉。在执法中对违反诚信制度的企业存在以罚代法、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这些行为产生的后果，势必造成更严重的企业失信行为。三是当前出现的失信行为，也与行政规则对市场规则的损害有关。市场经济是产权独立的市场主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展开充分竞争的经济，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就需要一个中立的裁决者制订市场规则，并按照该规则规范市场交易行为。有些地方政企不分，政府习惯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尤其是个别政府官员在履行裁判员职能时吹偏哨，甚至吹黑哨，有意无意地充当失信行为产生的温床或保护伞。例如，在制订规则时把保护特殊部门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写人特别保护条款，从而丧失公平性;在执法中有时会实行区别对待原则，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些地方政府保护本地企业造假、违约等失信行为;甚至某些个别执法者收受贿赂，在仲裁经济纠纷时为行贿者谋利益。
二、建立城伯翻度的几点描施
(一)加强诚信宣传教育，共铸诚信社会
要在全社会进行诚实守信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对诚信重要性的认识。信用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建立一个信用制度，维系良好的信用关系，形成健康的经济秩序，需要每个公民来遵守。因此.要在全社会开展相应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全社会的人们都认识到诚实守信的重要性。强化“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观念，形成诚信的良好社会风气。同时对企业进行“自觉资本主义”理论教育，来充实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念，即通过确立新的财富准则，使得企业模式从对物质方面的贪婪转向对人的普遍关注;兴起“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即主张兼顾企业、员工、社会共同体和环境的利益，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首位，既肯定和允许追求个人的局部利益，又要强调社会责任和全局利益，对高尚道德行为坚定不移地遵守。
(二)建立和完善一套符合国际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机制
面对全球化压力，各国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方面正展开激烈竞争，我国要想在这场竟争中取胜，就必须建立起一套符合国际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制度。
1.要建立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建立对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记录和评价的社会信用体系，把各种与信用相关的社会力量和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共同促进社会信用的完善与发展，以制约和惩罚失信行为。随着社会信息系统的实施，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对企业和个人有了确定标记，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记录有了唯一性。如个人基本操行记录、社会信用度记录、银行特别记录、查询记录及异议记录等，有人称它为现代社会的“经济身份证”。一旦个人与企业行为不佳，如“欠债不还”、“恶意透支”等，将在“经济身份证”上留下一段时期，甚至终身的“污点”，让有不良记录的付出代价，直至名誉扫地，寸步难行。
2.要建立健全信用管理和保障体系。发展我国的资信评估行业，建立健全信用评估体系，建立起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档案以及规范的信息传递和披露机制，增强经济主体诚信状况的透明度，使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状况真正成为其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依据。同时建立健全公证机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发挥他们在信用维护中的作用。中介组织必须公正，从业人员素质要高，有能力执行和维护信用制度的建立。3.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惩罚机制。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充分发挥媒体等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给失信行为以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加强企业内部监督，建立健全企业自身的监督约束机制，使任何不守信行为都受到多重制约;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资信公司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加强会计、审计的监督检查;加强和完善信息披露和信息传递机制，增强市场行为的透明度。
4.建立信誉协会。通过信誉协会来倡导和推动“政府筑诚信，企业守信用，个人讲信誉”活动的开展和制度建设;研究社会诚信公德教育和信誉守则规范保障体系;倡导诚信不仅是一种道德约束和法律规定，更应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方式，使诚信成为建立在信息充分披露基础上的一种社会体系。
(三)率先垂范，构筑诚信政府
在各类诚信中，最重要的诚信是政府诚信。从政治方面看，作为社会关系的主要支撑点，政府的诚信度决定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从社会经济活动方面看，政府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主体，政府如失去诚信，经济活动就会一片混乱。从国际关系方面看，一个国家的声誉取决于政府诚信的国际认知度。因此，政府诚信处于社会诚信的核心和主导地位，是第一诚信。诚信制度建设必须从政府做起，搞好第一诚信，其他的诚信才有基础。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法规制度，规范政府行为，政务公开透明，各项政策要具有连续性，要一诺千金，不能朝令夕改;对于政策执行情况要有跟踪监督;建立任用干部的道德机制，领导干部要带头讲诚信。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要求，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落实到行动中。尽快建立公务员信用档案和失信责任追究制度，并把诚信建设与反腐倡廉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不会失信于民，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讲诚信的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