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理论篇（1）

【作者简介】张雨，成阳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系，文学博士，陕西成阳712000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099-04

一、中古中国与阿拉伯诗论诗学起源

中国是诗的国度，阿拉伯被誉为“人人都是诗人”的民族，在历史行进到七至九世纪时，勃发于二者不同文化土壤之上的抒情诗歌和诗歌理论都达到其发展的巅峰。

唐朝是中国诗歌继《诗经》、楚辞、西汉诗赋之后集大成的发展期，也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其间五七言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创造、七言古体诗的完善、诗歌创作从文人抒怀、科举应试到民间吟咏的无比繁荣，为唐代诗歌理论的极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唐一代，讨论诗歌创作方法的诗格类作品大量出现，其对律诗诗格与诗法的探讨可谓繁富细致之极，同时唐诗论对抒情诗歌诗境、意境美的探寻开拓出诗歌理论的新的方向和领域。

自公元622年伊斯兰教确立之后的伊斯兰教时期、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发展初期是阿拉伯国家形成、发展和扩张的时期，也是阿拉伯诗歌发展、成熟并走向巅峰的时期。这一吐期的阿拉伯诗歌以其多样的题材、丰富的情感表达、优美的言辞为世界诗歌殿堂添上了一抹绮丽的色彩。同期发展的诗歌创作理论以诗歌语言修辞规律的探寻为其主要特色，诗选家选诗标准透显出其诗歌评论的科学态度。

尽管发端与历史有较大差异，中古阿拉伯与中国却都以抒情诗歌作为其文学表达的最初的和最主要的形式。相应地，古代中国与阿拉伯诗学体系都是在抒情诗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诗歌理论是其诗学发展的肇源，也是其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唐代诗论与中古阿拉伯诗论又都产生于两个民族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其古代文论的精华。

考察世界不同文化的诗学体系，可以发现，除了西方诗学和较为复杂的印度文化外，其它文化体系中产生的诗学都是通过对抒情作品的分析而产生的。当代俨然居于世界文学理论霸主地位的西方诗学体系是从戏剧中产生出来的唯一例子。基于美国理论家厄尔·迈纳在其著作《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中得出的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与西方诗学体系的比较中，来观照中古唐诗论与阿拉伯诗论的一些共性与差异。

西方诗学体系的源头是古希腊诗学，代表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建立在戏剧文类的发展之上，其理论核心是摹仿论和再现说。西方以摹仿和再现自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诗学体系潜藏着对语言措辞的轻视：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戏剧的六要素时把“情节”（mythos）誉为悲剧的灵魂，人物性格次之，第三才提到言词。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人之一锡德尼将诗歌的措词比作“的乔装打扮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批评家都曾加入到反对贺拉斯将措词提到过高的位置的讨论中。西方后现代戏剧家贝克特十分关注戏剧的语言表现，故而其戏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抒情性，并被认为是对西方诗学摹仿论传统的反叛：“贝克特通过把情节、人物和思想降级。代之以语言为中心的抒情性，并以此来反对摹仿论。”由此可见，西方以摹仿论为主流的文学理论中再现与措词这两种不相容因素间的冲突是其诗学体系内部固有的矛盾，而对语言形式技巧的分析在这种美学斗争中一直处于弱势。

东方的情况大不相同，阿拉伯诗歌对华美诗藻的追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作品辞藻、声韵的严格要求标示出是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的维度。就世界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西方诗学确实只是作为特殊的一例，因为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抒情诗才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艺术。现今发现的一些材料证明，人类初始阶段发出的乃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断地被重复，然后形成格律形式，继而诗歌诞生。早期古希腊抒情诗没有被古希腊文论家充分重视，亚里士多德《诗学》是在戏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而除印度外所有的东方国家，如古代中国，阿拉值的诗学都是在抒情诗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抒情诗因其强烈的情感抒发的需要，其创作对语言的要求就十分讲究，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对言词的修饰和声音搭配非常重视。《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表述就从言、声、律、音。即辞藻和韵律方面对诗乐舞一体的抒情艺术之形式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同样，行文注意措词和音韵美是阿拉伯语言的重要特征，阿拉伯宗教经典《古兰经》多次出现“真主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的句子。中古中国与阿拉伯诗论在诗歌语言形式美方面的追求是就在这种抒情文学之根上蓬勃发展的理论奇葩。两者对诗歌语言表现规律的探寻与总结中古文学理论中是独有的。

二、客观性诉求：诗歌语言形式技巧分析

唐诗论主要包括史学家、诗选家、诗人的诗论和大量的诗格类作品。其中有诗技、诗法的讲求、诗艺诗境的探索，有儒家风雅论的复兴，也有佛道诗歌美学的深入探索。同期阿拉伯诗论主要诗选家和评论家的诗歌理论，贾希兹的《修辞与阐释》和伊本·穆阿泰兹的《贝蒂阿》主要从修辞方面探讨诗歌如何更好地表达意义；伊本·萨拉姆的《名诗人的品级》通过对著名诗人的品评定级来展示自己的诗歌理论；伊本·古泰白的《诗与诗人们》力图客观公正地分析诗歌，颇具科学精神。这两种在完全异质的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诗歌历史中发展，面对迥然不同的民族语言的诗歌理论。都对抒情诗歌语言表现进行了大量客观的技术分析。

诗格是指中国古代以“诗格”、“诗式”、“诗法”命名的文学批评类著作，其创作主旨在于明确诗的法度和规则，主要内容是讨论诗的声韵、病犯、对偶以及句法。这类理论著作是在初盛唐出现的，晚唐五代进一步繁荣。唐代诗格的规律相当可观，参与这类理论著作写作的有著名文人、学士、亦有大量僧人，其受众多为学诗之徒和应举之士。所以这类书大抵可相当于如今的作文指导与应试指南，当时创作之盛也是可想而见的。

但唐代诗格在后世多散佚不见，或不为人重视，古人甚至“以之为‘俗书’、‘陋书’，尤其是清人，往往目之为‘三家村’俗陋之言而弃之不用。”今人在论及进行中国古代文论时也大多视其为低层次的教法之书，对其置之不理或一带而过。这其中有诗格类书籍内容较为琐屑的原因，更有中国古代儒家文论重内容轻形式、道家求超脱意境而蔑视创作技巧的美学意趣的影响。

比照世界各国的文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摹仿论诗学求再现自然之客观性和其批评理论对文学措词的轻视、当代俄苏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对文学形式及创作技巧的细致分析和东方阿拉伯诗论中对语言精确传达意义的追求，由此反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可以看到唐诗格的语言形式技巧探讨在古代中国和世界诗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作为一种追求诗性表达的艺术形式，其创作并非天马行空，完全不可捉摸，作为种语言的艺术，其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技巧性。但长期以来，相对于形而上的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学语言层面的创作技巧显得很不为人重视。世界各国文学理论中都存在内容与形式（文与质）、审美超越与文本分析两种不同倾向的斗争。

唐人诗格对中繁复周密的诗法要求。诗歌评论中对语言辞藻和声律等形式技巧的推崇。反映了唐代文学批评中极强的形式主义倾向。中唐后盛行“苦吟”，这一文学风气，自杜甫发端，以贾岛、盂郊、姚合等为代表的苦吟诗派注重诗歌的苦心经营、推敲锻炼、磨炼字句。对诗歌语言普遍持有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晚唐五代时期诗格的兴盛”。这一倾向上承汉魏六朝对文学形式美的肯定，在永明声律论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以律诗的兴盛，诗格和诗论的成熟而达至高潮。唐代诗歌语言形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诗歌语言所做的极其细致的、技术层面的分析，其完备与繁富程度决不亚于当时俄苏形式主义的形式理论和英美新批评所做的文本分析，是世界文学界理论中文学语言形式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古阿拉伯诗歌理论的科学性诉求

中古阿拉伯诗歌理论受其语言风格。伊斯兰教经典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和诗学的影响三个方面的原因而追求批评的客观性。这种在抒情诗歌传统基础上发展出的对诗歌语言理性的分析是其批评理论的主潮，反映出中古阿拉伯诗论的理性色彩。

阿拉伯民族自古以来极重修辞艺术。这与其民族语言传统有密切的关系。阿拉伯语属闪一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具有可派生的特点。阿拉伯语中的一个词根变化可派生出许多名词和动词，名词、动词的数和格的变化又极多，这使得阿拉伯语言词汇极为丰富。阿拉伯语丰富的同义词。而且有大量相同或相似的词式，这都极有利于和谐音韵的形成。阿拉伯语中还有各种比喻，如隐喻、转喻和类似的表达方法，这也使得阿拉伯语易于押韵。听起来和谐铿锵、悦耳动听。在句式方面。阿拉伯书面语体以复句为主，句子结构完整，成分齐全，并采用复杂的修饰成分。在篇章结构方面，阿拉伯书面语体力求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缜密。阿拉伯语特殊的结构，特别适合于细致优美、逻辑严密的诗歌和警语体的表达。伊斯兰教正是选择了这种语言作为其宗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的语言。《古兰经》奠定了阿拉伯语的标准，其杰出的修辞艺术成为阿拉伯人日常和文学语言的典范。伊玛目阿里是圣门弟子中最有权威的教法阐释人，他将《古兰经》汇集成册。为了指导民众正确理解《古兰经》，又责成杜艾里编出了第一部阿拉伯语语法书《阿拉伯语法基础》，并发掘出《古兰经》中的修辞规律，写成了解释《古兰经》的言论总集，后被整理并命名为《辞章之道》。这部书挖掘出阿拉伯语中深藏的修辞内涵及其规律，成为阿拉伯语法，修辞的典范，开了阿拉伯语修辞学的先河。19世纪黎巴嫩著名文学家、诗人谢海纳绥夫·雅兹基（1800-1871）：就曾经说“《古兰经》与《辞章之道》是阿拉伯文学取之不尽的宝库。我学习写作全凭学习《古兰经》和《辞章之道》。”

中古阿拉伯诗选家选诗、评诗的客观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伊本·萨拉姆（767-846）《名诗人的品级》不顾流俗的“诗人不可比论”，在分析客观材料的基础上以作品的数量、题材的丰富，质量的优劣为标准评析了历史上的著名诗人，表现了对学术客观性的追求。伊本-穆阿泰兹的《诗人的品级》按即贝蒂阿派，阿拉伯派、哲理学派三个艺术流派划分当代诗人。全书洋溢着强烈的感性色彩。在艺术上追求“唯美的客观性”，其诗评中处处流露出对“诗歌之美”的惊异与钦佩之情。伊本·古泰白（828-889）是一个将希腊、波斯、印度和阿拉伯传统文化融为一炉的博学之人。他的《诗与诗人们》从批评论、诗歌论、诗人论、创作论等诸方面为阿拉伯文学批评奠定了科学方法的基础。首先他排除了历史、民族、地位、年龄等等因素，超越当时的古今之争，就诗论诗，公正地评判诗人及其作品。在品评具体诗歌时，他从词语和意义角度划分了四个等级，将诗人分为天赋诗人和非天赋诗人两种。他客观地分析了野心、欲念、饮酒作乐、愤怒及忠贞等诗人创作的可能的动机。这种种客观的分析所体现的其公正的态度，是中古阿拉伯文学批评科学性的最典型的代表。

三、意境理论：超越形式技巧的“象外”之求

中古阿拉伯与唐诗论对诗歌语言表现规律的客观总结反映了抒情诗歌创作在技巧方面的一致要求，然而唐代诗格对诗法的讨论只是唐诗论中的最基础的层面，唐诗论中超越技巧层面对诗歌意境美的探究，同阿拉伯诗论整体所表现出的理性主义特征迥然相异。

古代诗歌理论篇（2）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自然辩证法理论知识对于诗歌研究、诗歌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诗歌研究者应该掌握的一门学科。

辩证法即对立统一法则，在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普遍存在。文学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对立统一的规律，形成文学艺术的辩证法。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反映于作家笔端，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的辩证法。批评方法则是文学艺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更是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1］古代诗论家根据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知人论世”、“以诗解诗”、“识鉴诸家”等重要批评方法，这些方法自成系统，不但对古代诗歌的创作、批评及鉴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一）客观分析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以诗解诗”是王夫之提出的诗歌批评方法，它要求评诗者按照诗歌本身的特点、规律去客观地评论诗歌。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帖垫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今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学诗，其弊必至于此。”这样解诗评诗，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特点，违背了诗歌的基本规律，势必曲解诗意。中国古代诗歌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若忽视这一特点，而拘泥于诗之字句形迹，则无法理解诗的真正意蕴。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若“泥其迹”，只能割裂诗之本义精神。古代“不以诗解诗”者常有之，这种错误的评诗方法多为古人所指斥。如清代黄锡磺《汉诗总说》云：“世之说汉诗者，好取其诗，牵合本传，曲勘隐微，……执词指事，多流穿凿。又好举一诗，以为此为君臣而作，此为朋友而作，此被谗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拟度，失本诗面目。”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仍在于古代诗歌具有言简意丰、言外有意等审美特点。［2］古代诗歌贵在含蓄，“寓意”曲折委婉、幽深微妙，若局限于字面而“强解”，甚至考据式地解诗，不但无法把握这些诗的寓意，而且只能曲解其意。因而，诗“皆宜细参，不得强解”。

“以诗解诗”，一是要求解诗者不能局限于诗歌的表面文字，而应把握其幽深微妙的“寓意”；二是要以意为主，以韵为次，对于诗中“韵变而意不变者”，不能以韵害意；三是要避免以“拟度”、“强解”、“穿凿附会”等方式解诗。而应入乎诗内，把握诗歌之本义、诗人之本义。这样才能对诗歌作出正确评价。王夫之的“以诗解诗”说是一种十分科学的评诗方法，它体现了评诗应从诗歌本身特征出发的客观精神，它是根据古代诗歌自身审美特征及古代诗歌批评的常见错误而提出来的。这种批评方法不但对于批评古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甚至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历史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知人论世”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批评方法，由孟子提出。《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就是要了解诗人的生平、身世、思想状况等；“论世”就是要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知人论世”要求批评家必须对诗人及所处时代有比较全面地了解把握。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作品与作者及时代三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孟子认识到了诗歌创作受时代社会因素的影响，时代社会影响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影响着诗歌作品，即时代诗人诗歌。诗歌受时代社会背景和诗人思想感情的制约，因而，只有把诗歌与诗人的身世及所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批评方法将诗歌批评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古今学者在研究、评论具体作品时，都离不开对作者身世遭遇历史背景的研究。很多诗歌只有“知人论世”，才能理解其本义内涵，如柳宗元的名篇《江雪》，写寒江独钓的渔翁，若不了解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处境、背景，就很难能理解此诗的真义。不知其人、论其事，对诗歌就无法“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3］“知人论世”不但是诗歌批评方法，也是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方法，不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评有重要意义，对于现在的文学批评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横向比较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选诗是古人表述自己诗歌审美态度的一种方式，如徐陵选《玉台新咏》、殷选《河岳英灵集》、方回选《瀛奎律髓》等，选诗也是一种诗歌批评，体现着一定的批评标准。选家选诗须“识足以兼诸家”，这样才能进行比较、鉴别，从而选出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作品。兼通诸家而进行横向比较，以显示出优劣高下，也是古人进行诗歌批评的常用方法。如钟嵘的《诗品》将122位诗人的诗歌分为三品，主要就是用横向比较法。《文心雕龙》中多处运用比较法，陈子昂、杜甫、苏轼、严羽、张戒等也多用此法评前人作品。横向比较法主要有不同作品之比较，不同诗人的成就、风格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之比较等。

诗歌作品之比较。将不同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在对比中见出作品的不同思想内容、艺术特征、风格特点等，是最常见的比较法。较早运用此种方法进行诗歌批评的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子厚发纤禾农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4］这也是将不同诗人进行广泛比较。此外，严羽、张戒、刘熙载等也都屡用此法。

不同时代诗歌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有不同的特色，通过比较，而能见出不同时代诗歌的特色。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曾将西晋诗歌与建安、正始诗歌进行对比，云：“晋世群才，稍入轻靡，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刘勰通过对这三个时代诗歌的对比，指出了西晋诗歌有“轻靡”、“采缛”、“力柔”等毛病，无法与建安、正始诗歌相比。严羽将诗歌分为词理意兴等要素，通过对比，而指出了南朝诗“尚词而病于理”，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各有毛病，而汉魏盛唐诗才词理意兴俱佳。［5］不同时代诗歌的比较，更具有宏观比较批评的特点，其概括性也更强。

这三种批评方法内涵不同，各有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种诗歌批评方法，它们涵盖了从诗歌生成的社会背景到诗歌文本及横向比较的多维度批评的宏观视野，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12.

［2］张丰.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78.

古代诗歌理论篇（3）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从《诗经》开始有几千年的历史,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格律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世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律诗发展到了顶峰,也必然酝酿着如何改革、如何创新,以谋求新的发展。于是在清末黄遵宪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但是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的方向均不明确。“五四”运动,在外来诗歌文化的冲击下,西洋诗的大量涌入,古典诗词随即被打入“冷宫”。然而,没有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引进必然是盲目的,且与中国诗词传统也格格不入。因此如何使现代诗歌民族化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先是吴芳吉等诗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后来闻一多等诗人提出新格律诗的理论,并在创作实践中摸索,但也是星星之火无燎原之势。自从1927年的《沁园春•长沙》到1936年的《沁园春•雪》直至建国后一系列创作,激活了古典诗词,初现诗歌改革的方向。在进行诗词创作的同时,也进行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58年提出系统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为中国诗歌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该书首先对“中国诗的出路”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何火任在《中国诗歌的出路:从“新诗”到“新体诗歌”》中,对“五四”时期的诗进行了反思,肯定了它的成绩,并论述了“新体诗”的探索历程,认为:“‘新体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时代趋势。”陈德述《中国诗歌出路的理论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文,对关于中国诗歌出路的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讲到民歌时,陈德述认为:“必须从民歌中去吸收民族的、时代的、人民心灵中的养分来创新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中国的当代诗歌,只有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讲到古典诗词时,陈德述认为:“古典诗词中包含有极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和文化信息,只有认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古典诗词,总结古典诗词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审美模式、表现手段以及古典诗歌产生的文化土壤等等,才能改革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在讲到关于“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理论时,陈德述认为:“诗歌应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如何才能“高于生活”呢?当然是通过意境的塑造,意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浓缩和概括,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结合,是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它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因此陈德述认为:“通过上面的分析,完全可以看出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导向性”,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胡国强也认为:“的诗论为中国诗歌发展繁荣的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余零针对2008年《中国诗词》第三期上发表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一文,根据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强调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使中国诗歌的革新、创新与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从而深化了对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理解。

我国作为诗词大国,不但创作有丰富的诗篇,而且也有全面系统的诗论,古代叫做“诗话”。虽然它们从微观上对诗词的赏析、诗词的审美等方面颇有见地,但是从宏观上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还没有。以他独有的思想,高屋建瓴地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是对中国诗论的丰富与发展。而该书对诗歌发展道路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的出路”思想的理论内涵、理论价值和创作指导的意义,明确了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和贡献之所在。

二、 把诗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结合起来研究,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二

对文艺思想、诗词理论及作品的赏析,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赏析而赏析,应该落实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上。什么是民族新体诗歌,学术界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未能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的诗词是民族新体诗歌还是古典诗词,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的诗词属古典诗,是旧瓶装新酒;但是有人认为,诗词就是民族新体诗歌,是民族新体诗歌的样板和榜样。该书选编了张承源的《新体诗歌说管窥》、张朝勇的《谈诗词的新体诗特征》等文章。张朝勇认为,的诗词无论从题材、语言、艺术风格、写作动机和目的,以及从表达的思想感情、对传统的继承来看,“都凸显了新体诗的典型特征,为我国新体诗的创作实践指明了方向”。

为了展示民族新体诗歌在体式上和风格上的多元性,还专门选编了一组论述新体诗歌的文章,旨在说明诗歌发展道路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在丁毅的《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期待与贺敬之的初步探讨》和熊矩的《贺敬之的新体诗》两篇文章中,说明了贺敬之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探索和所达到的成就。熊矩认为,贺敬之的诗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内容贴近大众生活、语言大众化、个性鲜明的新体诗。丁毅通过对贺敬之诗歌的分析,对如何建立民族新体诗歌做出了回答:1.新体诗歌的创作者必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应当具有关切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胸怀,他应该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去感受诗意爆发诗情,用他的诗去提升广大人民的思想境界,激励人民奋斗前进;2.必须走新诗民族化、旧诗现代化之路;3.要欢迎诗歌形式的百花齐放。

该书还选编了王琳《从5•12的地震诗歌看新诗的走向》和姜福远《汶川地震诗现象及其启示》等两篇文章。王琳从地震诗的大众的自发性、纪实性与现场感、吟诵性和节奏感、叙事与抒情并重、通俗性与大众化等特征来看新诗的走向,认为地震诗是一次新诗的突围。姜福远认为,从内容上看,地震诗以歌颂大爱,抚慰心灵;颂扬奉献,赞美英雄;歌颂党的领导,坚定抗震信心;悼念亡灵,寄托哀思;赞颂民族团结,弘扬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从这些待征中可以得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的启示。王凤娟对孙建军、贾勇虎的政治抒情诗《唱响中国心》的分析,揭示出新时代政治抒情诗的特征。

该书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论述新体诗歌,凸显编者的意图:研究的诗论和诗词不是空对空,而是要为发展民族新体诗歌提供理论指导和创作借鉴,以推动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三、 把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了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三

关于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浓厚的文化基础的。该书选编了魏红珊的《的新诗观与民族文化认同》、曾平的《新诗观的民间立场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以及龙树准的《民族新体歌诗是对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创新》等文章。魏红珊认为:“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及发展方向的思考,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新诗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因此,新诗作为民族叙事和国家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的新诗观则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性表达,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学性想象,它展现着现代中国对民族身份和印记的一种自我认同。”曾平也认为:“我们也应看到,对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强调,其实也包含了他建立中华民族独立不倚的文化品格、文化框架的自信与气魄。说到底,即使是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的诗歌艺术,我们最终的目的,依然是要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新诗,而不是复制西方诗歌,复制西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中国新诗出路的见解,对于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永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发展了近百年的中国新诗,要走出日益边缘化、小众化的困局,除了尽量地开放自身、吸取各种艺术经验之外,必须立足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普通民众当下的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否则,别无出路。”魏、曾的文章,对的新诗观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龙树准强调的是“歌诗”,重点从民族新体“歌诗”如何继承与创新上展开论述。他认为:第一,对古典诗词基本特性的继承与创新;第二,对古典诗词诗体的继承与创新;第三,对古典诗词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与创新;第四,对古典诗词声韵美的继承与创新;第五,对古典诗词遣词造句的继承与创新;第六,对古典诗词传播手段的继承与创新等等。

特别是陈德述针对有人说律诗的审美意识是“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时指出,中国古典诗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它是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理寓于象”中的诸种哲学思维的形象化的体现。正如陈德述、王凤娟在《综述》中指出的那样,把的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

四、 充分肯定民族新体诗歌的主体地位并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是该书的重要成果之四

古代诗歌理论篇（4）

《中国古诗话批评论纲》是温州大学张一平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由于其在系统性方面对中国古诗话诗歌批评理论作了全面的把握，从而推动了当代学者对古代文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一、中国古诗话研究的现状与缺点

中国古代诗话数量浩如烟海，作家如林，作品云蒸，其数量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不可胜计。近年来以郭绍虞、吴文治为代表的老一辈诗话学者在古诗话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诗话原文总集方面，如《历代诗话》、《中国诗话珍本丛书》等；单个古代诗人之诗话的出版物如袁枚《随园诗话》，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王世G的《带经堂诗话》，等等。海外研究古诗话的，如台北文艺印书馆出版了清何文焕辑的《历代诗话》，还有近代丁福保辑的《历代诗话续编》，等等。甚至在国外也有研究中国古诗话的，如日本池田四郎编有《日本诗话丛书》，韩国赵钟业编有《韩国诗话丛编》，等等，其论诗体质、风格特征、创作宗旨均受中国古诗话研究的影响。

纵观当前学界，还没有人能在已经研究的中国古代诗话的基础上，充分借鉴日、韩古诗话之精华，就古诗话之群体对古代诗歌批评理论所涉及的全部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宏观细致的专题研究。而张一平认识到了目前学界理论研究的弊端，毅然肩负起了作为一个真正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他认为目前这种情况会严重制约我们今天对古代诗话批评理论优秀遗产的继承。因为没有宏观系统的古诗话专题性的批评理论研究，就不足以反映古诗话对古典诗歌批评创作理论的全部精髓。

二、中国古诗话研究的新发展

针对目前学界在研究古诗话方面的不足，《中国古诗话批评论纲》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与以往研究的不同。

（一）从全书的结构框架来说，对中国古诗话批评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系统的研究。本书洋洋洒洒五十余万字，除却绪章，共十一章。绪章论述了中西方批评的区别、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之演进，以及古诗话研究的现状；第一章论述什么是诗话；第二章论述文学批评的“再创造”；第三、四章论述诗歌的神、韵、格、调、气、味；第五章论述诗歌、时代与诗人；第六、七章论述诗歌风格；第八章论述诗病；第九章论述知音；第十、十一章论述诗歌批评的标准。这十一章基本上包括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俨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另外全书采用非常有诗意小标题，使得整个诗话论纲读起来有一种“人在画中游”般的诗意美感。如：“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精神道宝，闪闪着地，文之至也”、“犹之惠风，荏苒在衣”、“桃花轻薄梅花冷，占尽春风是牡丹”等。全文一气呵成，条理清晰，诗意般的标题附于前，对文章内容起到了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本书第三、四章论述诗歌的神、韵、格、调、气、味；第六、七章论述诗歌的风格，包括清淡、自然、含蓄、新奇、绮丽；第九章论述知音。著者可以将诗歌写作的知识要领如此详备地论述出来，必定与他苦心研究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不无关系。书中的“格谓品格，韵为风神”、“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八体虽殊，会通合数（上、下）”及“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属子期”等章节其实就是《文心雕龙》创作论和文学评论的再创造。创作论中的“神思”、“体性”、“风骨”、“情采”、“物色”、“丽辞”、“比兴”、“隐秀”、“养气”等篇，还有文学评论中的“知音”篇正是本书写作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从中西方文论异同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性。本书虽然是关于中国古代诗话的理论研究，但著者并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范围，而是始终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进行比较研究，将视野范围扩大到西方理论界。如在绪章第一节著者就以中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出发点，深入探讨分析了西方诗歌批评的起源和发展。同时还把西方的接受美学批评引入中国，从而中国古代诗歌批评出现了“审美”一词。但是仅就中国古代诗话对古代诗歌理论批评来讲，其范畴与西方鉴赏审美和批评学之内容不大相同。用西方诗论来套用批评中国古代诗人、流派的创作过程，批评古代诗歌的审美，体验古代诗人写作的经验得失，实有张冠李戴之嫌，诸如对诗歌创作之“神”、“韵”、“气”、“味”、“自然”、“淡泊”、“虚静”、“温柔敦厚”等概念的审美与批评，它们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之中，打上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鲜明的烙印，这些是难以用西方诗话来解释的。因此，本书使我们认识到中西方诗歌审美批评的联系与区别，同时也明白了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

（三）从书中问题的分析来看，资料的详实丰赡是本书的一大特点。由于中国古诗话散见于古代诗歌、文论、诗话、词话、笔记、批注、杂录、评点、史传、书札等评品诗歌的作品里，有助于研究的材料确实很多，但是杂乱无章，毫无头绪。那么如何全面搜集、整理、分析、研究这些资料，如何在这片荒地中披荆斩棘，开拓一条有前途的道路，就是摆在当前研究者前面的难题。所以要想提出有见地的见解，就必须在诗话丛中艰苦探索、披荆斩棘、过关斩将，剔除糟粕，保留精华。然而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古文功底、求真务学的学术态度是难以完成的。以诗话中的“含蓄”为例，如何从浩如烟海的诗话世界中提炼出所需的材料，实在是不易之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是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著者是如何发挥这种才能的。著者以清吴乔《围炉诗话》中“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为题，追溯到春秋末期老子的《道德经》中的“无隅”、“希声”、“无形”，到汉代《毛诗序》提出的“谲谏”，这些都是些零星的论述。真正深入地探究含蓄风格是从六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隐秀》开始的，“隐秀”即“含蓄”。接着司空图于《二十四诗品》写“含蓄”，稍后的唐人景淳在《诗评》中阔谈含蓄，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以“诗贵隐”而闻名于诗话界。而以“含蓄”作为诗人才气品评标准的宋惠洪，以及从“不淫”、“不乱”、“不@”三方面来比较古今诗人的优劣的杨万里，使得“含蓄”作为诗话界作诗的评判标准愈演愈烈。明清对“含蓄”风格也非常关注，清王士G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将“含蓄”之标准引向了极致。此后全书为了说明古诗话对“含蓄”的贡献，著者引用了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的“宫词”篇、宋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宋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宋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法》、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明胡应麟的《诗薮》、清沈德潜的《说诗B语》、清厉志的《百华山人诗话》、清吴雷发的《说诗菅蒯》、清王]运的《湘绮楼说诗》、清袁枚的《随园诗话》、清潘德潜的《养一斋诗话》等一系列诗话著作，全书以丰赡的原始资料见长，采用无征不信，以诗话本身论述来说话的写作方法，借鉴现代美学及西方文论的经验，将古代诗话中有关批评与审美的诗歌理论组成一个批评体系。同时在论述过程中，著者特意将纵向（历史）和横向（诗话作者当时的现实）、宏观（现存全部诗话）与微观（单个诗话）、同一时代诗话的各种诗话内容相互结合起来，进行了扎实的比较和分析研究。这种写法在书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在这里不加赘述。

综上所述，中国古诗话浩若繁星，但存在系统性不强、自身良莠不齐的缺点，然而这一点在《中国古诗话批评论纲》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研读全书，受益匪浅，不仅见证了著者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而且其作为一名真正学者的风范，将激励我们在这条文学大道上勇往前行。

参考文献：

古代诗歌理论篇（5）

（一）滞后：教与学的错位

“滞后”是中学语文教学中诸多病症中的一个重要症候。当文学学术界早已引进“叙述视角”等进行小说解读时，现行中学语文小说教学还仍然仅仅围绕“三要素”大做文章。以《祝福》教学为例，如果我们不关注文中叙述者“我”，就很难在文本主旨探求上有深度突破：从单纯批判封建礼教的维度看出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与自我反省的意旨。而这，远非个案。

现代诗歌教学，一方面，教材选文与学生接受心理存在时差。纵观现行各版语文教材中现代诗歌选例，不论是冯至的《我是一条小河》、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唯美诗作，还是卞之琳的《断章》、穆旦的《赞美》等运用现代诗歌技法的诗文，多数间离当下已逾半世纪。不可否认，经典需要时间磨洗与积淀，但是，这也就让这些作品从天性上与学生铸成了交流上的“鸿沟”。另一方面，教师的知识贮备与学生的期待视野存在落差。就高校语文师范教育而言，现代诗歌教学明显卑弱于其他专业学科。自然，秉持而出，在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发展中的艺术流派与审美追求的把握上，大多中学教师便捉襟见肘了，难以满足学生对现代诗歌的认知欲求。

（二）含混：古与今的一致

现代诗歌教学中的“含混”主要表现在教师教授理念上的古今一致。换言之，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乐于采用轻车熟路的古典诗歌教学套路去分析现代诗歌。这种一层不变的教学理念，直接导致了现代诗歌教学的“失重”。

下面是一则关于《再别康桥》的教学简案：

1． 导入新课：介绍作者徐志摩与写作背景；

2． 诵读诗歌：梳理字词，把握节奏；

3． 鉴赏诗歌：

（1）品味意象：“金柳”“浮藻”等；

（2）感悟情感：体味作者难以排解的别愁。

再来关注一则《秋兴八首》（其三）的教学简案：

1． 导入新课：介绍创作背景；

2． 诵读诗歌：教师纠正学生误读字音，训练学生朗读技巧；

3． 鉴赏诗歌：诗歌中有哪些意象？这些意象包含作者哪些情感？

4． 总结诗歌表达技巧。

上述两个教学设计，司空见惯于我们的语文课堂中。平心而论，以简窥繁，我们不难看出，古典诗歌教学与现代诗歌教学，不论从教学流程，还是从教学主干内容提设上而言，均无二异。这点认识，不仅是语文教育客观批判与语文教学主观惶恐的交集，更是我们重新审议与践行现代诗歌的一个迫切而深沉的出发点。

二、现代诗歌教学的津梁：定位与养护

毋庸讳言，现代诗歌受到古典诗歌的烛照熏染，“丁香”“梧桐”等古典意象大量存现于一些现代诗歌中。但是，与古典诗歌相较，现代诗歌仍有大量独特的地方：现代诗歌的意象选取、技法运用等维度的建构不仅根植于古典诗歌，更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对年青一代的影响亦是持久而强大的。因此，现代诗歌是“融合”的产物，既为融合，教授时，定位非常重要，否则，滞后与含混再所难免。

（一）定位：现代诗歌教学的肯綮

1． 诗歌史学意识定位

任何样式的文学都有着循序发展的历程。就现代诗歌而论，其发展大体历经三阶段，即：1919—1949年、1949—1966年、“”时期。

1919年至1949年，现代诗歌，无论是语言，还是技法层面，均显稚嫩与粗糙。由于急于跳出传统诗歌的桎梏，诗人们热衷寻觅西方文化的因子，大量借鉴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的主张。如穆木天、李金发等以法国象征主义为师，开中国现代派新诗的先河。自然，文化充分涤荡的时代，亦是才人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涌现出戴望舒、徐志摩、冰心等现代诗文大家。1949—1966年的现代诗歌主要借鉴前苏联的文艺理论，以贺敬之、郭小川等作为代表人物，诗体形式一般为楼梯体或民歌体，政治抒情味道十分浓郁。1968年以来，以食指为代表的“朦胧诗人”，开始颠覆时期政治口号式的诗歌。“朦胧诗”意象繁复、表达隐晦，重视书写个体精神。

脱离了文学史的定位，教师便很难有明晰的立场去审读现代诗歌。面对朦胧诗歌，我们沿袭浪漫主义抑或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对其进行解读，必然会出现失语的困窘。这便突显出厘清现代诗歌沿承脉络的紧迫性与必要性。释解兹题，语文教师可参读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常立、卢寿荣的《中国新诗》，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等著作。

2． 诗歌解读意识定位

古代诗歌理论篇（6）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2-014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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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清代文人事迹编年汇考”（13&2D1D）;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魏晋礼乐制度与乐府文学之变迁”（AHSK11-12D46）

作者简介：王莉（1979―），女，安徽池州人，文学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三曹的研究史、接受史和阐释史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除了古典文学研究史论的专著如吴云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刘运好《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先秦六朝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均列专章阐述以外，尚有研究专著，如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也有研究论文，如胡明《关于三曹的评价》（《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薛泉《王船山对“三曹”诗的评价》（《阴山学刊》2002年第5期）等等。或综论，或专论，都显示出当下学界对三曹诗接受研究的纵深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从“史”的视角论述三曹在历代接受的情况，在宏观上抽象其理论价值和意义尚嫌不足，明清三曹诗评研究尤其如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明清三曹诗评的基础上，分别从审美风格、文体创造、品第抑扬等角度对明清时期三曹诗评的特点加以概括，最后探讨形成这一时期三曹诗评新特点的历史成因。

一、审美风格的差异性

明清三曹诗评，尤为注意辨析三曹审美风格的差异性。陈祚明云：“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孟德欲为三代以上之词，劣乃似汉。子桓兄弟取法于汉，体遂渐沦矣。”[1]126此说为后来的诗评家所承袭，沈德潜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2]140何焯道：“《短歌行》犹是汉音。”[3]920张玉b论：“老瞒诗歌极雄深，开魏犹然殿汉音。文帝便饶文士气，《短歌》试各百回吟。”[4]2等等，都是其历史的回响。“汉音”、“魏响”，既是诗歌时代风格的分野，也显现了审美风格的差异。明清诗评家以此为基点，逐步形成了对三曹诗歌风格的明确界说。

（一）曹操：古朴雄健

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5]79，可谓是曹操诗风的定评。明清诗评家由“古直”而衍生出一系列审美风格的概念。其一，由“古”而衍生“古朴”、“古气”、“高古”、“古雅”、“古质”，如胡应麟曰：“魏武沉深古朴，骨力难侔”，“《度关山》、《对酒》等篇，古质莽苍”[6]23、43;陈祚明评《度关山》“莽莽有古气”，《苦寒行》“笔调高古”，《气出唱》“亦复古雅”，“高古纵横”[1]127-133。其二，由“朴”而衍生“淡朴”、“真朴”，如陈祚明评《观沧海》“浩榷宕，涵于淡朴之中”[1]129，方东树评《薤露》“浩气奋迈，古直悲凉”[7]67。其三，由“雄”而衍生“沉雄”、“雄力”、“雄深”等，如周履靖曰“魏武帝自然沉雄”[8]20，陆时雍也云“曹孟德饶雄力，而钝气不无，其言如摧锋之斧”[9]1405。其四，由“健”而生有“老健”、“矫健”等，如吴乔评“魏武……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10]37，陈祚明评《冬十月》“其源出于《楚辞》，而笔矫健”[1]129。以上四个方面，或论风格而重在气质、格调，或论风格而重在风骨、笔力，侧重点不同，内涵也有细微区别。此外，明清诗评家亦以“悲感”、“悲凉”、“悲壮”评价曹操诗歌，如陈祚明评《薤露》“老笔直断。‘禾黍’之思，不须摹写而悲感填胸”，《短歌行》“跌宕悠扬，极悲凉之致”[1]130、128;方东树评《薤露》“浩气夺迈，古直悲凉。……莽苍悲凉，气盖一世”，《苦寒行》“取境阔远，写景叙情，苍凉悲壮，用笔沉郁顿挫”[7]67、68，与“甚有悲凉之句”审美内涵一致，此论风格而又重在情境。这些论述都是对《诗品》的深化。

曹操古朴雄健诗风的形成，其一，与创业之君的身份有关。如胡应麟曰：“诗文固系世运，然大概自其创业之君。汉祖《大风》雅丽闳远，《鸿鹄》恻怆悲哀。魏武沉深古朴，骨力难侔。”[6]23他于诗歌创作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之外，突出强调曹操诗风与其开创功业的经历之间的关联。其二，与复杂的思想情感有关。如陈祚明评《秋胡行》曰：“（孟德）疑畏之念既阻于中怀，性命之理未达于究竟。游仙远想，实系思心……但沉吟不决，终恋世途，沦陷之端，多因是故。……进趣谁惠，于己何欢，再世膺图，忽焉已往。孟德非不慨然，而位居骑虎，势近黏天。入世出世，不能自割，累形歌咏，并出至情。”[1]135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心境，形诸于诗，亦为至情。其三，与对诗歌传统的继承有关。有诗评家认为曹操诗源自三代以上，如陈祚明评《气出唱》“并欲作三代以上语”[1]133;也有诗评家认为曹操诗源自汉赋，如王世贞评《观沧海》“其辞亦有本。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11]987。还有诗评家认为曹操诗源自楚辞，如上文所引，陈祚明即认为《观沧海》“其源出于《楚辞》，而笔矫健”[1]129。特殊的身份，个性化的表达，笼罩前贤的文学修养，是曹操诗歌风格形成的基本原因。

（二）曹丕：俊逸婉约

《诗品》以“率皆鄙质如偶语”[5]53评价曹丕。徐公持指出，钟嵘所言“鄙质如偶语”，是指曹丕的某些诗仿效汉乐府民歌的语气，这样的评价有偏颇。[12]54那么明清诗评家如何概括曹丕诗风特点的呢？大致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轻俊”、“浮俊”、“淡逸”的诗歌气格论，如陈祚明以“笔姿轻俊”[1]136、周履靖以“自然浮俊”[8]64评价其气格的轻盈俊爽。而陈祚明又以“淡逸处弥佳”，突出其与“乐府雄壮之调”[1]136气格之不同;陆时雍又以“子桓逸而近风，王粲壮而近雅”[9]1405，区别二人诗歌气格及渊源的不同。其二，“婉约”、“婉娈”、“宛转”情感表达论，如《古诗归》钟惺曰：“文帝诗便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不及老瞒远矣。然其风雅蕴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13]63沈德潜由此概括曰：“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2]147而陈祚明则以《善哉行》（有美一人）为例分析其善用比兴所形成的“宛转详尽”的表达特点。以婉约的情感表达，形成一种特有俊逸的审美气格，是曹丕风格的主要特点。唯此，也才形成“掩抑徘徊”（沈德潜评《燕歌行》）、“哀情徘徊”（陈祚明评《短歌行》）、“情辞悱恻”（朱乾评曹丕《短歌行》）的抒情特点。这显然匡正了《诗品》的偏颇评价。

曹丕俊逸婉约的诗风成因，其一，与曹丕贰臣、新君的身份有关。作为汉室之贰臣，明清诗评家一方面站在拥汉立场上贬责其篡汉继位，而使少数诗歌缺乏真实情感，如朱乾评《煌煌京洛行》曰：“京洛园桃，并无子而空长，忧心歌谣，亦魏文饰篡汉，托为《黍离》之作也。”[14]86另一方面作为邺下文人领袖以及后来开国之君，又表现出特有的帝王气象，如胡应麟曰：“如《黎阳》、《于醮》、《孟津》、《广陵》、《玄武》诸作，句格纵横，节奏缜密，殊有人主气象。”[6]136何焯评《芙蓉池作》又曰：“丹霞一绝，直书即目，自有帝王气象，合结语恰似文帝生平也。”[3]896这类诗有类其父，情感真切，气象开阔。其二，与曹丕诗中用情深邃有关。王夫之评《燕歌行》“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王夫之评曹丕《孟津》“但叙本事，含情自远，其于吟咏，动以天矣”[15]156、154;张玉b评《寡妇》结句“曲达其深情，即隐坚其贞念也，何等宛至”[4]182等。曹丕的文人气质，使其诗情感绵密婉约，有近乃弟。其三，与曹丕作诗所继承的诗歌传统有关，亦与建安诗风有关。如胡应麟评《杂诗》：“‘去去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等句，诗流率短其才，然此实汉人语也。”[6]136陈祚明评《于谯作》：“此所谓建安体，华腴之中，妙能矫健。”[1]146又评《芙蓉池作》：“建安正格，后人非不追仿，然正不易似。”[1]147应该说，人君的气象，文士的气质，传统与时代交织的审美风貌，造就了曹丕以俊逸婉约为主的诗风多样性。

（三）曹植：清真婉曲、缠绵温厚

钟嵘评价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5]37亦为切中肯綮之语，并得到明清诗评家的广泛认同。或评其骨气，钟惺云：“肝肠气骨，时有磊块处。”[13]138宝香山人评《白马篇》曰：“且辞藻精警，结句一语未完复作一语，何等力量。”[16]164或评其词采，胡应麟云：“《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又言：“子建华赡精工，类《左》、《国》。”[6]29、32或评其情感，钟惺又云：“子建柔情丽质，不减文帝。”[13]138或综论文质，胡应麟评曰：“子建《五游》、《升天》诸作，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6]19陈祚明评《鼙舞歌》（圣皇篇）：“煌煌大篇，结构甚整，情辞兼擅其至。”[1]163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有关曹植诗的评点，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审美范畴：其一，与情感表达有关的“清真”、“情至”说，如陈祚明评《门有万里客》：“人赏子建诗，以其才藻，不知爱其清真。如此篇与《吁嗟篇》，纵笔直写，有何华腴耶？然固情至之上作也。”[1]188其二，与主体才能相关的“才思”、“凭材”说，许学夷评《种葛》、《浮萍》二篇：“才思逸发，情态不穷。”[17]81陆时雍云：“子建任气凭材，一往不制。”[9]1405其三，与情感形态有关的“深婉”、“缠绵”说。如钟惺评《圣皇篇》：“此与《赠白马王彪》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过之。”[13]138、139钟惺评《当来日大难》：“和媚款曲，缠绵纸外。”[8]139陈祚明评《赠白马王彪》：“至性缠绵，绝无组饰，而曲折动宕。”[1]P183惟因如此，才使曹植诗达到“意致幽眇，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叶燮评《美女篇》）[18]63、“极平常语，出之子建口中，落落错错，俱成锦绣”（宝香山人评《赠丁M》）[16]63的审美境界。其四，与气格相类的“温厚”、“浑厚”、“浑雄”说。宝香山人评曹植《浮萍篇》：“写出恋恋之情，言辞温厚。”[16]165又评《当来日大难》：“后来做离别诗者，有如简妙浑厚否？”[16]165方东树评曹植诗：“子建乐府诸篇，意厚词赡，气格浑雄。”[7]70也就是说，子建以逸发奔涌的才思，至真至性的情感，形成一种深婉缠绵的情感表达形态，达到浑厚甚至浑雄的审美境界。这显然比钟嵘的评价又深入了一层。

曹植诗风的形成，显然与其天分、学识、遭际等密切相关。其一，关于曹植天分的认同，有的诗评家强调他“绣虎”的雅称。如张溥言：“集备众体，世称绣虎，其名不虚。”[19]92。徐增曰：“大抵诗贵人说，曹子建何等才调，当时无有出其右者，人或有商榷，应时改定，故称‘绣虎’。”[20]431也有的诗评家将之与其早慧并提，胡应麟曰：“古今才人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早慧。兼斯二者，独陈思。”[6]341其二，对曹植文学才能的深入分析。如陈祚明曰：“故绣以能纂为文，组以善织为美，多识博览，顾所用之何如，此才子之所以异于恒人也。夫笙簧犹是器，而合曲各成;牲牢犹是物，而和味互异。才不才之分以此。于此观之，可知子建之诗矣！昧者不察，震其繁丽，以为多才。”[1]154陈祚明认为，曹植能够“纂绣组织”、“多识古今”并为其所用，终成就其多才。后来方东树概括说：“陈思天资既高，抗怀忠义，又深以学问，遭遇阅历，操心虑患，故发言忠悃，不诡于道，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7]70过人的天资，深厚的学识，特殊的人生际遇，造就了曹植清真婉曲、缠绵温厚的诗风。

一般地说，“慷慨任气”是建安诗歌也是三曹诗歌的基本特点。然而，通过明清诗评家对三曹诗的评点，不惟揭示了三曹诗风的差异性，而且揭示了诗风所以不同的深刻原因。虽也汲取前人，却又比前人深刻而圆熟。

二、诗歌体式的创造性

从整体上说，三曹诗歌涉及四言、乐府、五言、七言等诸多体式;从个人而言，三曹在诗体创造性上却又各有擅长。曹植虽众体兼备，尤其对五言诗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具有创造性的诗歌体式却主要集中于文人乐府和六言诗上。明清诗评家特别注意从诗歌发展的角度，辨析三曹诗歌体式，论述历史渊源，揭橥其在文学史上的不同意义。

（一）曹操：四言和乐府

曹操诗歌体式有四言、五言、杂言。然而，明清诗评家普遍认为其四言和乐府最具有文学史意义。其一，四言诗。杨慎曰：“然则曹孟德‘月明星稀’……何如？曰：此直后世四言耳，工则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寻丈也。”[21]683胡应麟亦曰：“魏武‘对酒当歌’，子建《来日大难》，已乖四言面目，然汉人乐府本色尚存。”[6]11明人虽从文学复古的角度批评其四言诗，与《诗经》比较“尚隔寻丈”，乖离四言诗的本来面目，然而认为其四言诗尚存“汉乐府本色”，“工则工矣”，“此直后世四言”，恰恰揭示了曹操四言诗的艺术创造性，即不因袭陈式，汲取汉代乐府精神，形成建安四言诗的独特艺术魅力。故陈祚明曰：“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1]32其二，乐府诗。明清诗评家一方面综论三曹乐府创作的成就，如胡应麟曰：“乐府至诘屈者，《朱鹭》、《临高台》等篇;至峻绝者，《乌生》、《东门行》等篇。然学者苟得其意，而刻酷临摹，则亦无大相远。故曹氏父子往往近之。”[6]26王士祯亦曰：“东汉之末，曹氏父子兄弟，雅擅文藻，所为乐府，悲壮奥崛，颇有汉之遗风。”[22]27另一方面，诗评家也具体谈及曹操的乐府诗作。沈德潜评曹操《蒿里行》：“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2]145朱乾言：“余谓乐府题，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14]34按照方东树的观点，“拟古而自有托意，如曹氏父子用乐府题而自叙时事，自是一体”[7]37，虽以乐府写时事是三曹乐府的共同特点，然而曹操在时间上得风气之先，在艺术上亦成就最高，故曹操诗既是乐府，“谓之古诗亦可”[22]92。

明清诗评家不仅比较了曹操四言与《诗经》的渊源关系，而且特别揭示了乐府的渊源和影响。如许学夷认为：“魏人乐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飞龙篇》等，其源出于《采芝》、《鸿鹄》，轶荡自如，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孟德、子桓乐府杂言，声调出于汉人《满歌行》等。”[17]75其体式源于《采芝》、《鸿鹄》，声调出于《满歌行》，可见三曹乐府与汉代楚歌的直接关系。而钟惺则认为五言古诗是曹公乐府的源头，曰：“《薤露》以下皆五字，然字字是乐府，不是五言古。今人以乐府语入五言古，反肤;曹公以五言古作乐府，反奥。”[13]18明清诗评家还谈到这部分乐府诗的体式影响。如王世贞曰：“晋拂舞歌《白鸠》、《独漉》，得孟德父子遗韵。”[11]993王尧衢评曹操《苦寒行》云：“格调古朴，开唐五言之端。”[23]56

（二）曹丕：七言歌行

明清诗评家普遍肯定了曹丕名作《燕歌行》于七言诗发展成熟方面的开创意义。如胡应麟曰：“纯用七字而无杂言，全取平声而无仄韵”，“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6]41、43朱嘉找嘣唬骸拔菏七言，创体也。逐句联接，却逐句转换。”[24]66这就从句式、用韵两个方面揭示了曹丕《燕歌行》的创造性。

曹丕《燕歌行》，一方面渊源有自，有独到的创造性。如许学夷曰：“子桓乐府七言《燕歌行》，用韵祖于《柏梁》，较之《四愁》，则体渐敷叙，语多显直，始见作用之迹。此七言之初变也。”[17]76陈祚明曰：“此七言一句一韵，又与《柏梁》不同。《柏梁》一句一意，此连续相承。”[1]141其用韵体式源于《柏梁》，抒情体式取自《四愁》，然而又内容铺叙，语言直质，且在意义表达时前后连续相承，始见文人刻意为之的艺术匠心，表现出七言诗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在七言诗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冯班曰：“七言创于汉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诗有《东飞伯劳》，至梁末而七言盛于时，诗赋多有七言，或有杂五七言，唐人歌行之祖也。”[25]37施补华曰：“七言古虽肇自《柏梁》，在唐以前，具体而已。魏文《燕歌行》已见音节，鲍明远诸篇已见魄力。然开合变化，波澜壮阔，必至盛唐而后大昌。”[26]983这就将《燕歌行》放到七言歌行诗体的发展流变中揭示其文学史地位。故冯班结论说：“魏文帝作《燕歌行》，以七字断句，七言歌行之滥觞也。”[25]41也可以说，七言歌行的产生与成熟是以曹丕《燕歌行》的出现为标志。

（三）曹植：文人乐府及六言诗体

曹植诸体兼备，五言诗成就尤高，然而明清诗评家认为，就诗歌体式的创新而言，主要集中于文人乐府及六言诗体两个方面。首先，曹植乐府创作标志着文人乐府诗的成熟。此又有两种类型：一是取乐府原调而抒写时事，如胡应麟曰：“乐府自魏失传，文人拟作，多与题左，前辈历有辨论。愚意当时但取声词之谐，不必词义之合也。其文士之词，亦未必尽为本题而作。……陈思‘置酒高堂上’题曰《箜篌引》，一作《野田黄雀行》，读其词皆不合，盖公燕之类，后人取填二曲耳。”[6]15文人乐府，虽取乐府之题，唯取声调之和谐，而不取原来题旨，如曹植取《箜篌引》之题而描写公宴。二是取乐府题名而抒写情志，冯班曰：“古诗皆乐也，文士为之辞曰诗，乐工协之于钟吕为乐。自后世文士或不闲乐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于乐者，故诗与乐画境。文士所造乐府，如陈思王、陆士衡于时谓之‘乖调’。刘彦和以为‘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则是文人乐府，亦有不谐钟吕，直自为诗者矣。”[25]37有时文人乐府，逐渐失去乐府的音乐性，唯取其题，乖离曲调，直接以诗抒情言志，标志乐府向诗的转变。这两方面，不惟与汉乐府有别，与曹操乐府亦不相同。其次，曹植六言诗在诗体革新上也具有创造意义。宋长白曰：“六言始于汉司农谷永、北海孔融。长篇则子建之外，傅玄独擅。”[27]45又言：“曹子建《当事君行》，上六言，下五言，共八句。此格特创。”[27]473曹植六言诗有两方面的文学史意义：一是扩展了六言诗的篇幅。六言诗虽在汉代已经出现，孔融亦有创作，但皆为短制，至子建始创长篇，增加这一诗体的容量。二是革新了六言诗的体制。曹植之前，六言诗纯取六言，至曹植之《当事君行》则兼取六言、五言，创造一种新的诗体。

从“史”的眼光，辨析三曹对诗歌体式发展的贡献，而非平面地加以论述，是明清诗评家论三曹诗歌体式的主要特点。

三、抑扬品第的深刻性

如果明清诗评家论述三曹诗歌体式着重于“线”的纵向比较，以确立其诗史地位，那么论述三曹整体文学成就则着重于“点”的横向比较，以突出其诗史地位。通过比较异同、抑扬品第，深化了三曹研究，对于确立三曹的文学史定位，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比较三曹，扬操而抑丕、植。如王世贞曰：“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才太高，辞太华。”[11]987 王世贞从风格才情上比较三曹之异。认为曹公乐府苍莽、古直、悲凉，是乃汉音;曹丕乐府虽稍有藻饰，亦不失乐府本色;曹植逞驰骋才华，藻饰雕琢，诗格逊于父兄。陈祚明亦曰：“孟德诗乃使人不知为佳，此体所以高。子桓兄弟诗非不甚佳，然固已逊乃父一格矣。”[1]128曹操诗得之自然，亦为丕、植兄弟所不及。因此，明清诗评家对钟嵘将曹操列为下品的品第观提出疑义。王世贞言：“吾览钟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何者，恐未尽然。迈、P、P、约，滥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11]987曹丕与曹操相比，其失在于缺乏乃父的自然英旨，陈祚明在评曹丕《善哉行于讲堂作》、《折杨柳行》、《陌上桑》时，也都依曹操为参照，认为曹丕学曹操，然未得其自然英旨。曹植与曹操相比，其失在于缺乏乃父的境界、气格，如徐世溥认为：“子建诗虽独步七子，东坡文虽雄视百代，然终不似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此非以父子观之论之也，殆实亦气候使然，具眼自得之耳。”[28]144又如王夫之则从气格上肯定曹操，如他在评《碣石篇》：“孟德于乐府，殆欲踞第一位，惟此不易步耳。……孟德乐府固卓荦惊人，而意抱渊永，动人以声不以言。陈思气短，尤不堪瞠望阿翁。”[15]16曹操诗歌境界“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气格“卓荦惊人，而意抱渊永”，此又非曹植所及。所以，许学夷在分析钟嵘与后人论曹氏父子优劣时指出：“按嵘《诗品》以丕处中品，曹公及本酉缕贰＝窕蛲撇芄而劣子桓兄弟者，盖钟嵘兼文质，而后人专气格也。然曹公才力实胜子桓。”[17]74然而，也有少数明清学者持论折衷，认为三曹各有高下，如胡应麟曰：“魏武太质，子桓乐府、杂诗十余佳篇，余皆非陈思比。”[6]28胡应麟认为曹操虽“太质”，然又“沉深古朴，骨力难侔”;曹丕乐府、杂诗虽称“佳篇”，其余又非陈思可比。这一结论大抵公允可信。

比较丕、植，扬丕抑植与抑丕扬植之争论。关于曹丕与曹植文学成就的比较，陈寿《三国志》比较公允。他一方面高度评价曹植“文才富赡，足以自通后叶”。另一方面又云：“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29]89，充分肯定其文学成就。然而至谢灵运“才高八斗”之论出，曹植的文学史地位逐渐盖过其兄，《文心雕龙・才略》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30]700虽然“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之说是刘勰的推想之辞，而且所论二人各有所长也较公允，但是曹丕似乎因政治的“强势”而导致文学上“弱势”的论调似乎相当深入人心。于是引发了明清诗评家或扬丕抑植、或扬植抑丕的争论。本来明代的三曹诗评大体尚算公允，如上文所引胡应麟有关丕、植优劣的论断，张溥亦云：“（曹植）自然深致，少逊其父，而才大思丽，兄似不如。”[19]92许学夷在论乐府时亦云：“然子建乐府、五言较汉人虽多失体，实足冠冕一代。……谓子建实逊父兄，岂为定论？”[17]74认为曹植在乐府和五言诗方面较之父兄，确为一代诗风的代表。然至王夫之首发天惊石破之论：“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笔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31]104王氏谓“子建铺排整饰”、“子桓精思逸韵”本为不刊之论，然认为曹植“立阶级以赚人升堂”，并藉此沽名钓誉以“压倒阿兄”，就现有作品和诗作评品史料来看，不免有失偏颇。于是明清之际回护曹植的文学史地位，由抑扬丕、植，而发展三曹优劣论的争论。如黄子云言：“向评三曹诗，孟德虽思深而力厚，然乏中正平和之响，而徒有强梁跋扈之气，直欲凌轹三代，笼罩后世，务为诘屈以眩惑人耳目耳。余谓孟德霸则有余，而子桓王而不足，若子建VV乎有三代之隆焉。”[32]861如陈祚明又曰：“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尽变，魄力厚于子桓。”[1]155子云认为，曹操有强梁跋扈之气，曹丕乏一代帝王之象，都不能“凌轹三代，笼罩后世”。唯有曹植“VV乎有三代之隆”，可以笼罩后世。虽凸显曹植建安文学的领军地位，则又无可厚非，然以贬抑操、丕而扬植，方法则不可取。倒是陈祚明从才思、藻饰、意态、气势上分析曹植诗歌特点，比较与孟德、子桓之不同，则由意气之争而深入学理上的分析，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

由此见出，明清诗评家评品三曹诗歌，抑扬褒贬，虽不免落入意气之争的窠臼，但是正是在诸家的争论中，逐渐明确了三曹才思性情、胸襟气度、诗歌内容、审美风格的不同点，逐步确立了曹植作为“建安之杰”的文学史地位。正是在比较抑扬的历史过程中，使诗学研究趋于深刻。

四、明清三曹诗评走向深刻的历史动因

对三曹诗歌的评品，在明清两代逐步走向唐宋所未有的深刻，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明清的诗学复古思潮，既促进了古代文学文献的整理注释，也促进了大量古诗选本的大量出现。而且在明清诗学复古与反复古的思潮中，也促进了文学批评视角的转换。

诗学复古思潮与文学文献的整理注释。尊经复古是明清文化思潮的基本特点。张溥云：“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至也。”[33]这种文化复古思潮与诗学复古思潮直接相关联，明清文人的目光由专注唐宋诗文而转向唐前，不仅出现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燮《七十二家集》、冯维纳《古诗纪》等皇皇巨著的古代文学总集，而且《文选》研究也掀起了新的热潮，如明代张凤翼《文选纂注》、陈为邻《文选章句》，清吴谌《文选定论》、余肖客《文选音义》等。此外，自明代始，曹植集得到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如明正德五年的舒贞刻本、嘉靖二十一年郭云鹏刻本、李梦阳序本、清朱绪曾《曹集考异》、丁晏《曹集诠评》等。丁晏的《曹集诠评》不仅注明了各种版本的不同，而且还有考证文字并加以评点。这些方面为三曹研究既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也提供了文学批评的资料。

诗学复古思潮与古诗选本的大量出现。明代诗学的主流是复古思潮，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都倡导复古运动，提倡“文以范古为贵”。清代的云间派、西泠派、王士祯、沈德潜等也都崇尚复古，这种诗学复古思潮，直接促进了古诗选本的繁荣。因此明清两代乐府选集、诗歌选本大量涌现，而且这些选本往往注重诗歌评点，促使三曹诗歌的评点走向专门化、细致化的道路。乐府选本，如梅鼎祚《古乐苑》、徐师曾《乐府明辨》、冯班《钝吟杂录》、朱嘉徵《乐府广序》、顾有孝《乐府英华》、朱乾《乐府正义》、曾廷枚《乐府津逮》等，其中都选录了大量的三曹乐府诗，有的还从音乐学的角度作了音乐标识，作以乐府类题解、乐府文学类解释。诗歌选本，有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谭元春《古诗归》，王夫之《古诗评选》，王尧衢《古唐诗合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吴淇《六朝选诗定论》，沈德潜《古诗源》，方东树《昭昧詹言》，王士G编、闻人笺《古诗笺》，张玉b《古诗赏析》等，这些选集有或附有诗人传记，或以详尽的注释考订见长。特别是学者们对古诗的诗法、诗艺、诗风的创新性评析，在推动汉魏古诗经典化的过程中，也使得三曹诗歌逐步走向经典化。

在明清诗学复古与反复古思潮的较量中，促进了批评视角的转换。明清诗学复古思潮，突出古诗经典对后代诗歌影响的同时，也构成了明清诗学批评强烈的“史”的意识。明清两代诗话及其选本批评表现出与宋代诗话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其自觉的史学意识。如宋代三大诗话（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或“多录杂事”，或“论文考义”、或“以格法分类”[34]1072，很少从史的角度叙论诗学。然明清诗话抑或是文集序言都往往注重从文学发展的角度阐释其历史演进的过程。如许学夷《诗源辩体》以“诗有源流，体有正变”（《序》）为诗学基本观念，按照时代为序，有总论，有专论，“先举其纲，次理其目”（《凡例》）[17]1，以史为线，以论带史，有非常浓郁的诗学史的学理色彩。即使是诗歌选本的评点，也能够从诗歌史的角度论述文学风格之变迁以及诗人的文学史地位，如上文所引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的“汉音”、“魏响”之论;其评曹植《怨歌行》：“夫古诗以淡宕为则，故言以不尽为佳;乐府以缠绵为则，故言尽而弥远。即此一诗，或删或全，而二体可识矣。”[1]161或论文学史不同地位，或论风格发展演变，都表现出强烈的史的自觉。

明清诗学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较量，也推进了诗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如从主张诗歌本体研究转为注重以古诗为范本实践自我的诗学主张。胡应麟通过对诗体源流辨析，对曹丕、曹植诗中律句、用韵的分析，旨在分析诗体形式上的内在规律，深刻揭示诗歌走向盛唐气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如王夫之通过评三曹诗，意在表达他独到的理论见解，如“情景观”。王夫之以景语、情语来分析警句：“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人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胡蝶飞南园’……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15]91王夫之强调的是景语与情语的有效统一，才可能将内心感受表达出来。再如陈祚明强调诗人主体的“情”，诗歌本身的“辞”和创作方式的“术”等不同审美范畴，这些审美范畴正是在具体评品三曹诗时体现出来的。所以明清诗评家通过对汉魏古诗特别是三曹诗的评析，重构时人对汉魏古诗的看法，并藉此发挥对当时现实的诗歌创作的影响。

概言之，明清诗评家在评品三曹诗的过程中表露出与前代不同的诗学思想和审美观念，因此三曹诗评，既是研究诗评家诗学思想的文本材料，同时他们将三曹诗评推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为近代乃至当代学者准确评价三曹诗提供了一条学术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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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歌理论篇（7）

关键词：古代诗歌；发展；特点；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文学一直被视为美的“语言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报告文学、影视文学等都是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可以看作是个体的喜怒哀乐情绪的宣泄或表达，可以看作是代表某一群体发出的呼声或控诉，也可以看作是一时代的缩影或聚焦，它与人们和那一个时代一起存在着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有悠久的诗歌传统，从远古时代的最初萌芽到唐代的成长巅峰到近现代的改革创新再到当代艰难的发展，它不断变化自己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与大时代相适应的特点，同时也坚守着固有的诗歌表达传统，这让一代代人们感受到诗歌精彩纷呈的表现力。

一、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历程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曰：“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这既可以看出诗歌产生年代的古老久远，又可以感受到作为具有审美功能的样式之一的诗歌与人类和时代紧密相连。

周王朝为制作礼乐，收集了从西周到春秋大约五百年的诗歌305篇，这就是《诗经》，它被看作是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战国时期，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后由西汉刘向编集《楚辞》，而它被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浪漫主义的起源。秦汉朝，朝廷的音乐机构“乐府”把所有采集来的民歌进行集中编集，这就是《乐府诗》，多以五言为主，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如《十五从军行》、《东门行》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古诗十九首》，这被看作是早期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典范，汉朝末年的三曹、“竹林七贤”的创作风格等更是曾被后世当作诗风革新的一个榜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看作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出现了独具特色的山水田园诗派，陶渊明被作为田园诗派的开创祖师，谢灵运被作为山水诗派的鼻祖，南北朝的诗歌艺术集大成者庾信在声律、结构上更加接近律诗、绝句等近体诗，被作为唐诗发展的先锋。

唐代可谓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唐为分界线，以前称为古体诗，以后为近体诗。初唐四杰的斗志昂扬，并且在诗歌理论上也有所发展，盛唐被誉为“双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斐然文坛，中唐“韩孟”、“元白”、“刘柳”的诗歌创新和改革，晚唐“小李杜”的明丽清婉等都为诗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宋代与唐比起来，诗风更加的平时，这时期豪放派代表“苏辛”和婉约派的李清照、柳永诗风各有自己特色，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内容和表现手法。

二、中国古代诗歌的特征

纵观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把诗歌分成抒情诗和叙事诗，格律诗与自由诗，近体诗与古体诗等等。不同时代，诗歌也在悄然的发生着改变，作为语词简练、结构紧凑跳跃、富有韵律性和节奏感的能够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并表达思想情感的诗歌，它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的，主要概括为：凝练性、跳跃性、节奏韵律性。

凝练就是要用最少的字词表达出最全面的意义，这就需要诗人有功底，反复锤炼语言，如宋祁在《玉春楼》中对“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极具斟酌，最终敲定“闹”字，使得简单的景物深化为满目的春色，顿时境界全盘而出。

跳跃性主要表现在诗歌的结构上，它没有严格遵守传统的思维模式、理性逻辑，经常会穿越时间和空间，造成一种朴素迷离、无法把握的神秘境界。如唐诗人李白在《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写到“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想象没有规律可循，变幻莫测，给人一种新奇之感。

节奏韵律性这是诗歌最为强调的一点，诗歌节奏性主要指长短强弱不同的音要有规律的起伏变化，使得诗歌能够抑扬顿挫，更加淋漓的表达感情。我国古代诗歌停顿有严格的限定，并且讲究平仄押韵。如五言律诗的平仄，有四个基本句式：（一）仄仄平平仄；（二）平平仄仄平；（三）平平平仄仄；（四）仄仄仄平平。像杜甫的《旅夜书怀》就严格遵守平仄要求。

三、中国古代诗歌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诗歌最初起源于远古时代，早期的诗歌的创作不难发现应该是人民性、集体性的，正如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给我们做的通俗化的解释，即那个叫“杭育杭育派”的诗派，这里诗歌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行动，减缓疲倦，交流情感和信息。当然，作品中大都描写了当时人们的劳动生活的内容，如《击壤歌》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真实而具体的写出了早期人们的农耕生活，正是因为有了诗歌做最早的记录，当代人依旧可以看到很久之前先民们的生产、生活。

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句，既描绘了诗人登上楼的情感体验，同时也给读者平添了很多想象的空间。一个“更”子让人回味无穷，它可以是主观的希望自己在某一时刻再一次的登上鹳雀楼，可以是登楼的的动作从低向高的增加，也可以是无论从动作还是数量都要不断地向上攀登。这里有了很多可以挖掘的意义，让人们体味到诗歌的魅力。杜甫《江汉》中“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这句仔细品读也可以有多重的理解，一句中的正反，意义可以相似却相反、完全相反或者本身只是在表一中存在的时空关系，总之也给读者多了多种解读，其中独特的文化内涵含蕴其中。

结语

诗是记载人类生命文化最早的文学形式，它给人类巨大的精神支持，并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强大的一种文化精神，它本身经历的变迁和发展，始终都在记录着时代的面目，它本身固有的内容的凝练性、结构性跳跃性和本身字词的韵律节奏性，让它区别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而其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让古代诗歌更加的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教学参考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黄涛编.中国民间文学概论〔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文化研究（五）〔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古代诗歌理论篇（8）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唐音宋调”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文论家们对唐宋诗优劣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自严羽《诗评》中言“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后，“分唐界宋，几成风气”，遂开启了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先声。后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钱钟书《谈艺录》、程千帆《古诗考索》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议论。

钱钟书青年时期就对严羽的“断代言诗”说提出过独到的看法，即为“诗分唐宋”论。例如，在写于1932年的《近代散文抄》中，他认为所謂“唐詩”、“宋詩”的划分，不应基于时代（chronologically）之别，而是要考虑作品的风格（critically）差异，不可一概而论。《谈艺录》又专门论述“诗分唐宋”，主要观点是：一、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二、主张唐、宋诗歌各有千秋，皆为古典诗学的典范，“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三、主张“论难一概”，唐宋诗如此，具体到诗人、诗作亦如此，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总的来说，“诗分唐宋”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此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

一、唐诗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

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性在其中。”钱钟书引用此句概括严沧浪的“断代言诗”说，并称“唐”、“宋”多为称谓之便，诗歌划分的依据主要不在朝代，而在风格，正如世上有两类性格之人，诗也分为两种风格。

“曰唐曰宋，岂仅指时代而已哉，亦所以论其格调耳。……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云：“诗江西也，非人之江西也。”通识之言，可复易矣。”

钱钟书以江西诗人并非全来自江西，而是因其风格相似来说明以“格调”划分诗歌的准确性，正如：“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钱钟书将“唐诗”、“宋诗”的审美特征归纳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诗歌呈现出“高明”与“沉潜”两种不同的结构特色。这与希勒的“诗分古今”相类，而今人吴雨僧的《艮斋诗草序》亦持此说。德国诗人希勒论诗歌流派时，将诗分为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朝代，乃言体制”；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

钱钟书认为诗人的禀性有异，所作出来的诗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大体“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他列举了以下诗人来佐证：唐代诗人中，杜少陵、韩昌黎、白香山、孟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代诗人中，张柯山、姜白石、宋初九僧、四灵诗派，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若单纯从朝代上划分诗歌，则会抹杀了诗人与诗歌本身的风格特色，太过笼统，不够科学。

二、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认为，“唐诗”、“宋诗”既是按照诗歌风格划分的概念，则无谓高低，正如蒋心余所说的“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对宋诗做出公正的评价：整体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他对宋诗的优越之处主要有三点表述：

首先，宋诗用语助较前人“更以此出奇制胜”。钱钟书对王荆公诗中的语助评价极高：“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其次，宋诗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钱钟书考证这个创作方法最先见于梅尧臣的信中，陈师道在《后山诗话》提及，但此信已无考。钱钟书将这一创作方法解释为：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

因此，“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又可称为“使熟者生，使文者野”，这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希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cky）的“陌生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在诗歌内容方面，钱钟书认为，“若只就取材广博而论，宋人之视唐人，每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同时，钱钟书也非常推崇宋诗的“以文入诗”、出奇制胜等方法。

三、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

钱钟书认为一手之作可以兼容多种风格，这也是他的“诗分唐宋”说对严羽“断代言诗”说的精进之处。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钱钟书用明代王世贞来例证此说。身为明代“后七子”领袖的王弇州主张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然而其前、后诗风各异。在他先前的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诗歌取材颇广，纵横开阖，很有气势，尽显“唐音”风骨，如《将军行》；而在后期的《弇州山人续稿》中，则“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与东坡诗韵相投，乃染“宋调”。

除此之外，钱钟书也提出“一手之作，诗文迥异”，“一人之说，是丹非素”的论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张籍诗文风格的差异：诗则平易自然，文则委婉深挚。再者，他在《谈艺录·赵松雪诗》中谈到元人诗、画的普遍差异：“元人之画，最终遗貌求神，以简易为主；元人之诗，却多描头画角，惟细润是归，转类画中之工笔”，可见，诗、文、画的风格，在同一时期、同一人身上，都可不同，这与苏轼的“诗画一律”大相径庭。

“诗分唐宋”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钱钟书发展了严羽等人的学说，提出诗歌分期不单是朝代之别，更应以风格划分；并言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可兼容各风；而“唐音”与“宋调”都各具特色，不分伯仲，其后元、明、清诗风虽不断变迁，亦不外乎“唐诗”、“宋诗”两种类型，不过花开花谢，谢而复开罢了。

总而言之，钱钟书对“诗分唐宋”这一诗歌理论的丰富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展现了一个诗歌理论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钱钟书对“唐诗”和“宋诗”两类诗歌范型的辩证关照，又是对自南宋以来唐宋诗之争的一个精辟总结，在中国古典诗歌评论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严羽，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

古代诗歌理论篇（9）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论及叶燮时曾说：“横山论诗所以能“创辟其识，综贯成一家言”者，即在于用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以批评文学，所以能不立门户，不囿于一家之说，而却能穷流溯源独探风雅之本，以成为一家之言。”4王运熙、顾易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亦曾说：“叶燮的诗歌发展论以诗歌的源流正变为核心。”5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叶燮关于诗歌发展论的理论，乃是整个《原诗》理论的根基，是叶燮之所以能成一家之言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原诗》的诗歌发展论，最为核心的乃在于“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即诗歌之“源流正变”。

一、源流本末论

《原诗》开宗明义，在《内篇》（上）一开始便阐述了诗歌源流本末之“我见”，它说：

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 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6

这段话具体来说有三层意思，第一，《诗经》是诗歌总的源头，后代诗歌的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虽多有变化升降，但无论如何变化生新，它们都有着一样的源头，那就是《诗经》；第二，诗歌有源头，就必然有支流，有本就必有末，源流本末皆不可偏废，即诗歌总是相续相禅的；第三，诗歌的发展变化，就一个时代来看自然是有盛世，就必然有衰世，但从历史进程来看，诗歌之发展必然是由盛到衰，再从衰到盛的过程。并非在前者就必然为盛，在后者就必然为衰，诗歌之发展并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

叶燮《原诗》的这一“源流本末”论的提出，正击中了以明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以及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性灵派的症结所在。明前后七子论诗文，多提倡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五言必建安皇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不读唐以后书”和“唐无古诗”等，这些言论明显地违背了诗歌发展盛衰循环的客观规律，一昧地求合古人，贬斥今人，割裂了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于是乎，必然溺于陈腐。公安、竟陵两派，看到了复古派的种种弊端，于是“起而掊之、矫而反之”7，对于他们的成就，叶燮以“诚是也”加以肯定。但同时，也看到了他们所走向的另一极端，即一味求新、求变，而忽略古人的客观存在，这同样也割裂了源流本末之间的关系，于是不免溺于偏畸之私说。

由此可知，叶燮对于历代诗歌的发展变化，有着文学史家的眼光，他既不一味地求合古人，也不极端地抛却古人，避而不谈。而是十分具有辩证思想地认为，诗歌之发展是相续相禅的，不能割裂古今之间的联系，只谈古人之盛，或只谈今人之佳的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正如其所言：

而于汉、魏、初盛唐亦然，以为后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菲薄唐人；节取中、晚者，遗置汉魏。则执其源而遗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弃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8

二、正变论

在《原诗》的诗歌发展论中，除了上述之源流本末观点外，另一较为重要的则是其关于“正变”的看法和态度。众所周知，诗歌之正变的提法，是从《诗经》中发展而来的，《毛诗序》中曾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9《毛诗序》根据政治时局的变化，将风和雅自觉地分为正风、正雅、变风、变雅。自此，“变”便与现实政治相联系，并被视为乱世、衰世的象征，而遭到否定。与此相关联，风格为“变”的诗歌便成为人们所讨伐和唾弃地对象，而“正”却成为了诗歌颠扑不破的千年真理，这也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所极力推崇唐代诗歌而贬斥唐以后诗，主张“沿”“因”唐人之旧，而否定“革”与“创”的理论依据。

叶燮则不以为然，他从天地万物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诗歌之“正”与“变”并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且诗歌之“变”方是其发展的趋势。他说：

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删变也；则后此为风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诎变也明矣。10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一方面他从天地万物作为切入口，另一方面，他搬出了孔圣人，指出孔子都无法将当时所谓的变风和变雅删除掉，更何况后世的文人士大夫呢？这就为其倡导的“正变”平等论，和“变”为趋势论制造了声势。

为了进一步论证“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叶燮又提出了“踵事增华”的诗歌发展论：

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11

“踵事增华”一词源于萧统《文选序》：“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盖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12指的是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不断积累进步，其繁盛华丽的程度日益增加。这就不仅证明了“在前者非必为盛，在后者非必为衰”、“正者非必为盛，变者非必为衰”的诗歌可变理由，而且更进一步指出了“后出转精”的诗歌当变理由。

此外，为了进一步切断复古派的理论依据，叶燮又对诗与时事的关系进行了一番辩论：

古代诗歌理论篇（10）

李梦阳对于诗、文等文学作品的本体特征是如何认识和思考的呢?从他所写的文书诗序中可以看出，李梦阳对于诗、文等文学作品的本体特征有他自己的深刻认识，这些认识比明代以前古人对于文学艺术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准确。

李梦阳认为诗与文都应该具有形象性，这是他一贯的文学主张。李梦阳在《空同集论学上篇》中说：“知《易》者，可与言诗。比兴者，悬像之义也。开合者，阴阳之例也。发挥者情，往来者时，大小者体。悔吝者，验之言。吉凶者，察乎气。”②③④

李梦阳：《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周易》是讲哲学思想的，对于深奥的哲学思想，如开合、往来、发挥、大小、悔吝、吉凶等自然现象，《周易》作者认为它们都包含有阴阳之道，这些自然现象都是阴阳之道的形象。《周易》对其哲学思想的阐述，巧妙地立像以表义。就形象性这一特点来讲，《周易》用形象表示抽象的哲学道理，诗歌用形象表示情感，二者有相通之处。李梦阳把诗歌与《周易》做比较，看到了形象在《周易》与诗歌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认为：“知《易》者，可与言诗”。

在《论学下篇》中，李梦阳又说：“古诗妙在形容之耳。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则直陈之矣。于是，求工于字句。所谓心劳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跃如，有而无，无而有。”②在这里，“形容”即是形象之义。所谓“古诗妙在形容之耳”，就是说古诗好就好在具有形象性。宋人做诗，只言理性，不述形象，其作品缺少形象之妙，李梦阳是极力贬斥其拙的。

李梦阳不仅仅认为诗歌具有形象性，而且还认为散文也应具有形象性。在《论学上篇》中，他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非宋儒废之也，文者自废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画焉，似而已矣，是故贤者不讳过，愚者不窃美。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传志其甚矣。是故考实则无人，抽花则无文。故曰：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③在这里，李梦阳认为，诗文不能没有形象性。古之文“贤者不美过，愚者不窃美”具有真实生动性。如同图画一样，逼真神似。宋人之文章描写人物、叙事说理，皆欲合道，没有真实生动的形象性，即没有把握住艺术的基本特征。所以，“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

对于写人记事的历史，说理传道的经文，李梦阳认为它们也应该具有形象性。他说：“夫文者，随事变化错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约，太约伤肉，不必该，太该伤骨。夫经史体殊，经主约，史主该，譬之画者，形容之也，贵意象，具且如，如丽姬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之类是也。”

④引文中之“形容”、“意象”，均表示形象之意义。在这段引文中，李梦阳认为：尽管经史殊体，经主约，史主该，但是，它们都不应该太该太约。太约、太该都要损伤艺术形象。它们都应该象绘画一样，要有形象性，要追求其形象的逼真和神似。经史然有别于诗文艺术，但是，从广义的艺术观点讲，它们也有写人叙事的内容，也是一种文字艺术，它们也应该具有形象性。李梦阳评论经史作品，亦讲形象性，由此可见，李梦阳对于文学艺术之本体特征——形象性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李梦阳谈论文学艺术，首先能抓住艺术的基本特征，能从艺术的形象性入手，可算是高人一筹了。

在肯定文学具有形象性的同时，对于诗歌和散文两种文学形式的本体特征的区别，李梦阳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和精辟论述。关于文的本体认识，李梦阳认为文是主理的。

“文主理”的文学本体观与“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是有联系的，中国古代有“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有《明道》《宗经》《征圣》的专篇论说。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和北宋欧阳修等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都主张“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道”，可以指客观事物的自然规律，也可以指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李梦阳主张“文主理”，他讲的“理”不是程朱理学认为的封建道德的“理”，他讲的“理”与传统文化的“道”有相通之处。包含有自然规律和道德规范两种意义。所以，“文主理”和“文以载道”是有相通之处的文学本体观。从这一点讲，李梦阳的“文主理”的文学本体观是对“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的继承，这与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认识是一致的。形式表现内容，内容体现形式。任何一种艺术，都是与它的形式相适应的内容。有韵之言适合于抒情，无韵之音适合于说理。

关于诗歌的本体认识，李梦阳一贯主张诗是言情的。由于李梦阳是诗人，所以，我们要重点谈谈他对诗的本体认识。在《鸣春集序》中，李梦阳说：“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岁，万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圣以时动，物以情征。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吟以和宣。宣以乱畅，畅而咏之，而诗生恶。故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注：李梦阳：《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这段话从诗歌的产生说明了诗歌的本体特征。所谓“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就是说，自然界的窍隙如果遇到气息，就会发出声响；人的精神世界如果产生情感，就会发出吟咏之音，就会产生出诗句来。所以，吟咏之章是“情之自鸣者也”，诗歌的本体是人性情感之表露。

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早就有诗歌言情的观点。《尚书》中有“诗言志”之语。“志”指人的思想精神状态，与“情”有相通之义。“诗言志”其实就是诗咏性情之理论。《礼记乐记》中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音”既指音乐，也可以指语言文学，这里所谈的亦是诗咏性情的道理。魏晋六朝时期，文艺理论家都讲诗歌是言情的。钟嵘就非常重视诗歌的言情特征，在《诗品序》中，他说：“感荡心灵，非阵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宋代严羽也明确地提出：“夫诗，吟咏性情也。”和文主言理的理论继承关系一样，李梦阳之诗歌言情理论是对古之诗歌言情理论的继承。但是，李梦阳的诗歌言情理论与古之诗歌言情理论又有完全不同的时代意义，它蕴藏着明代文人反叛程朱理学的时代意义。

诗人做诗主要是依靠情感的。当客观事物激发了诗人的情感时，诗人才能产生诗的灵感，才能产生丰富的诗意。当情感横溢之时，做诗也是开口成章的事情，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也是很容易的事情。李梦阳经常做诗，他对诗之特点有深刻体会。他理解情感是诗之生命的道理。所以，他对诗与情的关系，才有上述深刻认识。李梦阳对主张诗是言情理论的大力宣扬，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明代轰轰烈烈的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李梦阳主张文学复古运动之后，明代“后七子”、唐宋派、公安三袁都也主张诗歌是吟咏性情的。直至今天，坚持诗言情之理论已是常论。所以，李梦阳判定诗歌的本体是情感，这是比较普遍的文艺观点，它对明以后文学历史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