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背景篇（1）

据俄中央银行统计，截至2001年10月1日，俄外债和银行外债的总额合计为1342亿美元。其中，外债1193亿美元，银行外债149亿美元。在外债中，俄独立后借的新债为539亿美元，继承的原苏联债务为649亿美元，地方政府借债5亿美元。从以上数字看，俄外债水平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不高的。俄外债问题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衡量外债风险和偿还能力的各项指标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且其偿债能力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较大，存在很大变数。

俄外债的形成和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管理混乱，统计数字出入很大。

首先，对外债的定义不清，各部门债务分类和统计方法差异较大，为准确确定债务规模造成很大困难。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CED)和世界银行(WB)等四家国际机构联合组成的国际外债统计工作组做出的定义，外债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一国居民对非居民承担的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负债。俄关于外债的定义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1992年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内债法》规定，国家内债和外债按货币标准进行分类，即根据产生债务的货币划分为内债和外债。随着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以及逐渐取消办理外汇业务的限制，1994年通过的《俄联邦政府对外借款和俄联邦向外国政府、法人和国际组织提供国家贷款法》做出规定，外债是指从国外借入的、产生国家财政义务的贷款。此后，随着经济情况的发展，俄罗斯内债和外债逐渐融合起来。由于在国内发行以外币标价的有价证券，一方面使非居民的资金大量流向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这类内债工具市场；另一方面产生了以“国内外币债券”形式存在的“国内外币债务”。随着欧洲债券的发行及其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配销以后，两种国债的融合过程进一步加快。

目前使用的外债定义是：俄联邦政府从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私人公司借入、尚未清偿的或俄联邦政府和其他组织担保借入的、尚未清偿的全部贷款及利息总额（注：〔俄〕д．л．格洛瓦切夫：《国债理论及俄罗斯和国际外债实践》，莫斯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但在具体统计中，各部门仍各自为政，导致统计数字混乱，以至于财政部长库德林在杜马介绍外债情况时，议员们对外债规模提出了很多质疑（注：〔俄〕《独立报》2001年9月27日。）。

其次，外债管理政出多门，职能分散，是导致外债规模失控的制度因素之一。俄罗斯独立以后，财政部、经济部和各行业主管部门都有权对外借贷，也都被赋予外债管理职能，没有统一的国债管理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外债规模控制无从谈起。直到1998年，俄才将外债管理职能统一到财政部。

第三，债务政策缺乏战略目标，是导致债务规模失控的政策因素之一。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外债政策存在的问题包括：外债政策与货币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脱节，缺乏应有的协调机制；外债管理着眼于短期目标，缺乏战略性安排；债务政策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国债风险管理程序等。上述问题不仅对外债规模控制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使外债难以合理使用，导致日后偿债困难，甚至引发了外债危机。

（二）外债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苏联解体后，俄作为原苏联继承国，继承了其总额达649亿美元的巨额外债。现实原因是，独立后的俄罗斯又举借了大笔新债。基本情况是：1.俄对外举债按规模大小分为两个阶段。1994年以前，俄倾向于用发行货币的方式解决资金不足问题，但是，由于货币发行量过大以及实行价格自由化改革，导致通货膨胀恶性发展。1992年上半年，俄通货膨胀率已高达245.3%。在这种背景下，从1994年起对外借款数额急剧攀升，尽管通货膨胀压力得以减轻，但导致国家债务规模迅速膨胀（见表1）。2.外债规模增长迅猛。到1998年年初，俄外债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其中俄自身所欠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6%。自1994年起，俄罗斯外债规模连年扩大，俄新借外债余额从1993年的9亿美元激增到1998年的550亿美元，增加了60多倍，平均每年递增47%。特别是1998年，债务余额增长更为迅猛，一年内增长了66%。3.衡量债务状况的各项指标严重恶化。首先，俄罗斯自独立以来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一直不大，外债占GDP的比重1995年为35.7%，略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到1998年，由于卢布贬值，俄国内生产总值用美元估价仅2850亿美元，外债与GDP之比已达到64%。其次，俄出口产品过于单一，价格过分依赖世界市场，出口创汇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俄外债余额占商品和劳务出口之比1995年年初为137.5%，1998年年初达到166%。以上指标都远远超过了世界公认的警戒线。

（三）尽管近两年俄GDP大幅增长，但衡量债务负担和偿债能力的各项指标仍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

与1999年年初的1560亿美元相比，至2001年10月，俄外债规模减少了218亿美元，外债总额减少了14%，外债负担大大减轻。但据此认为俄外债负担不重的说法仍失之偏颇。据初步估算，至2001年年底，俄GDP没有超过3000亿美元，且其国际收支状况对世界市场价格依赖性较强。

根据国际通行的外债监控系统，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是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主要指标。负债率是外债余额与GDP的比率。国际上通常认为负债率不应超过30%～35%。如负债率超过35%时，说明该国对国外资本的依赖性过大，很难承受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影响，一旦国外资金供给出现困难，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急剧衰退，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使经济恢复和振兴。偿债率是外债还本付息与出口外汇收入和劳务收入的比率。国际上通常认为该比率不能超过25%。当偿债率超过25% 时，说明该国在这一年内的对外付息负担过重，还款有出现危险的可能。目前，许多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都将偿债率指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偿债能力大小的最重要外债指标之一。债务率是外债余额与外汇收入的比率。一般认为，该比率不应超过100%。当超过这一指标时，说明该国外债余额过大，外债负担过重，在现有外债余额到偿还期时，该国的外汇收入很难满足对外还款的需要。即使在未来几年内外汇收入有可能增长，但增长速度一般却很难赶上债务到期的速度。

1992～1998年俄罗斯外债统计表 （单位：亿美元）

年

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苏联债务

1049　1037　1086　1030　1008　978　 950

俄罗斯债务　 28

9

113　 174　 242　330　 550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编制。转引自对策基金网站(http：//sihf.spb.ru)。

粗略计算，俄2002年的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预计将分别达到67%、40%和140%左右，俄外债负担仍然过重、还本付息压力仍然过大的事实显而易见。外债仍是困扰俄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2003年，俄需偿付外债本息总额仍然很高，债务负担和偿债压力仍不可低估。

二 俄解决外债问题的具体做法

关于在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偿债问题，俄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应该按期如数偿还到期债务；另一种认为，应该继续进行债务重组，将出口收入和预算盈余更多地用于国内投资，刺激经济进一步增长。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及时偿债对俄是有利的，债务重组只能使外债“越组越多”。为顺利渡过2003年偿债高峰期，应改变偿债时间表，但不是推迟偿还，而应提前偿还。推迟偿债的债务重组计划对外债问题的解决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目前偿债时间表中的几个高峰期均是过去多次进行外债重组造成的。如果现有外债不进行重组，2002～2030年，外债本息总额为3290亿美元，如果进行重组，本息将高达3800亿美元。经济增长与偿还外债没有必然联系，偿还债务对经济增长不会起到制约作用，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注：www.polit.ru）。

主张推迟外债偿还的人认为，俄外债负担过于沉重，偿还难度很大，2003年预算盈余恐怕无法满足当年偿债需要，继续进行债务重组谈判势在必行。即使俄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也应该推迟偿债进程，其理由是预算收入的大部分用来偿还外债，将造成国家资金愈加匮乏，造成经济增长停滞；用于其他预算开支的资金减少，社会危机则可能加剧。

应该看到，俄自90年代以来的外债危机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外债规模扩大速度较快，外债投向主要用在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偿还到期债务上，不但没有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反而与经济危机相互作用，破坏了偿债的经济基础。自20世纪80年展中国家外债危机以来，西方债权国、债权银行、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债权国政府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拯救措施，这些措施对外债危机的缓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俄政府为解决外债问题，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战略。主要做法是：

（一）外债重组缓解了燃眉之急，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所谓债务重组，是指改变偿还外债的条件，例如延长债务期限和宽限期等，或是重新筹款偿债，即举借新贷款偿还到期债务。俄债务重组主要是以重新安排偿债进度表的方式进行的。

俄承担的苏联外债中，大约2/3应在1992～1995年间偿还，但由于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只能采取通过谈判重组债务的方式缓解眼前的危机，调整与苏联外国债权人的关系，并根据支付债息的现实可能，重新安排偿债进度表。1992年1月，俄同巴黎俱乐部达成协议，将在1991年1月1日前形成的并应在1991年12月到1992年3月间偿还的债务延期。1993年，俄联邦就原苏在1991年1月1日前形成的应在1991年偿还的中、长期政府贷款债务的重组问题，同西方债权国达成协议，重组的债务包括1993年1月1日前累积的债务本金和利息。结果，1993年应偿还债务总额的80%（150亿美元）延期10年，并带有5年优惠期。同时，一些短期债务也得到重组。1994年年中，俄联邦又同债权国达成协议，将当年到期的近70亿美元延期。1995年11月，俄同伦敦俱乐部债权国签订了预备协议。根据债务重组规划，所有未偿还的债务本金将近250亿美元，将在25年内还清，首次支付在2002年。1996年4月，俄又同巴黎俱乐部达成协议，380亿美元债务得以全面重组。其中45%在25年内还清，其余55%，包括对巴黎俱乐部的短期债务在21年内还清，重组后的债务本金将从2002年开始每年偿还一部分。1995～2002年为优惠期，在此期间只支付1/4的利息。2000年3月21日，俄与伦敦俱乐部达成了新的债务重组协议，原318亿美元的债务将被免除103亿美元，其余63.5%（200亿美元）转换成偿还期为30年的欧洲债券。通过外债重组，俄在偿债问题上获得了一定的喘息时间。

近两年来，俄宏观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偿债能力大大提高，西方债权人对债务重组做法逐渐失去耐心，开始向俄逼债。巴黎俱乐部债权国认为，俄目前有能力偿还外债，应该如数按期偿还。巴黎俱乐部是俄最大债权人，俄欠该俱乐部债务总额480亿美元左右。俱乐部成员国中俄最大的债权国德国称，德也存在严重的预算缺口，在俄经济好转的情况下，继续对外债进行重组是不可接受的。

（二）以债务资本化和债务转换方式缓解外债压力，将解决外债问题的战略由重组过渡到减少。

这些方式包括：以债换物（用俄产品抵销债务）、以债换股（用俄私有化企业的股权换债务）、以债换债（用其他国家欠俄的债务换俄欠其他国家的债务）、以债换投资（债权人购买俄债务，用以对俄投资）、以债换税（债权人向俄投资，用债务抵补债权人所办企业的税金）。

第一，“以债换物”。俄以独自承担了原苏联全部债务为由，向有关债权国推销“以债换物”偿债方法。“以债换物”的成功例证是解决了俄欠捷克的债务。捷一公司以俄通过该公司向捷批发电力为条件，折价购买了俄债务。普京在访问奥地利期间，也曾提出用俄产战斗机抵销债务的建议。第二，“以债换股”。俄最大的债权国德国曾建议用对俄债权换俄企业的股份，但俄政府对此反应冷淡，主要原因是两者在选择何种企业股份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德感兴趣的是绩优股，俄不同意将这些企业的股份出让给前者。此外，俄一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俄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没有反映实际价值，与其用股份，不如用现汇偿债更有利。第三，“以债换投资”。俄提出将对俄债权转换为投资的建议。德国认为，债权换投资只能用来解决原苏联欠前民主德国的债务，巴黎俱乐部框架内的债务不能按此方法办理。以债换投资的成功例子是俄与意大利合作生产雅克－13AEM教练机，意方用对俄债权参与投资，从而获得企业产品的支配权（注：〔俄〕《总结》杂志2001年第11期。）。

至于“以债换税”、“以债换债”等方案都存在一定的前提条件，至今尚未看到实际步骤。即使正在实行的一些做法也存在不少争议，尚看不到全面铺开的可能性。

（三）按期如数偿还到期外债。

从2001年3月起，俄开始按期偿还2

001年到期外债。尽管俄部分政要和经济学家对偿债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但在经济趋于全面好转的情况下，俄在偿债问题上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同时，GDP的增长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为偿还债务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进行债务重组谈判不利于俄恢复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信，更不利于其重返该市场为本国经济募集资金。2001年3月，俄政府对当年预算进行了修改，动员包括税收、对企业进行私有化得来的收入以及国内市场融资得来的资金偿还外债。

事实证明，债务资本化和缓、减，免、转等对策只能是缓解债务危机的权宜之计，发展经济，改善贸易状况，才是治本之道。

三 俄外债问题的解决前景

俄外债问题能否出现转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2003年外债偿还情况。针对这一问题，俄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俄外债规模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数字，俄外债总额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另一种看法认为，通过对欠伦敦俱乐部的外债进行重组，燃眉之急已得到缓解。及时足额偿还了欠巴黎俱乐部的债务，并提前偿还了欠国际金融组织的债务后，尽管2003年高峰期仍然存在，但外债总额低于预先估计的数字。俄能否顺利渡过外债高峰期取决于以下因素：

首先是宏观经济状况。能够总体反映一国外债偿还能力的指标是外债与GDP的比例关系。近年来，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一直不大。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5年为35.7%，而1985年为9.8%，1990年为16%。1998年由于卢布贬值，用美元计算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就只有2850亿美元。2002年外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67%左右，外债负担仍然过重。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外债规模大但负担不重，主要原因在于GDP保持了增长和稳定，外债偿还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我国的外债规模与俄罗斯同样不相上下，但由于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外债规模的扩大没有形成过大的还债压力。

其次是国际收支状况。外债余额与商品和劳务出口的比例是衡量外债偿还能力的重要指标。外债偿还的重要来源是出口换汇，出口增长有利于提高政府外债的偿还能力。俄外债余额占商品和劳务出口的比重，1985年年初为51.4%，1990年年初为91.4%，1995年年初为137.5%，1998年年初为166%，2002年为140%。比例虽然下降了，但仍超过100%的警戒指标。俄出口产品过于单一，价格过分依赖世界市场，在1998年卢布贬值效应逐渐消失以后，俄出口状况如何尚有待观察。

经济增长的背景篇（2）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3-02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建立在如何降低收入差距的基础之上。然而,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是现阶段我国的实际,如何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保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出发,对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基础上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得出有用的结论。

一、基本理论回顾

美国统计学家库兹涅茨(1955)在其《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等》一文中提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不均等的扩大更为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阶段收入不均等状况会逐渐缩小。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的变动,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这就是后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中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并且,库兹涅茨在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收入分配的状况后,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比发达国家更大。

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解释。刘易斯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会出现两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现象:一个是资本家阶级同劳动阶级的收入相对份额的差距扩大;一个是劳动阶级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即现代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中农民的收入。伴随经济发展过程,现代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工人的工资将逐步下降,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可能缩小或不变,社会总收入差距可能停止上升,处于稳定时期。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劳动从无限供给变为稀缺要素,而资本则处于相对充裕状态,此时工资上升并带来劳动阶级的收益上升,而资本家阶级的收益则相对下降,整个社会总收入差距将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正处于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时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如何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对保持经济增长条件的深入探讨

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并由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我们从需求与供给双方面讨论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见图1)。

(一)需求方面

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会导致参与分配的人口的总体消费水平降低,这对经济数量的增长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够引起财富的聚集效应,投资的潜力也增加了。如果潜在的投资能力能够转变为现实的投资而不是储蓄,那么总需求水平并不会下降,反而有可能增加。

而投资的增加则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取决于新的市场和需求,取决于影响投资的制度障碍,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储蓄就会转化为投资,潜在的投资能力也就能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

(二)供给方面

从供给方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表现为工资水平的长期停滞或工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供给能力的提高。

在供求双方力量的作用下,只要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点,经济增长就会实现,而且还不需以通货膨胀为代价(见图2)。

以上分析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必须要建立在潜在的投资能够顺利的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否则,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能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会成为导致需求萎缩、经济增长停滞的导火索。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导致总消费水平的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市场来提供需求,在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饱和,并出现生产过剩,促成厂商和消费者形成普遍的对未来的不良预期,进一步造成投资和消费下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就落在了潜在的投资能力是否能够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够满足,必将成为限制经济稳步增长、进而减小收入差距的瓶颈。针对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制度,促进民间投资

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倾向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的利益得不到制度的保证。我国缺乏对私有财产权益的完善的保障制度。这种情形体现在多方面。例如,我国企业的市场进入成本和交易成本高昂,政府官员的寻租、市场管理人员的、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都会使得潜在的投资者望而生畏,从而使总投资减少,进一步又会影响到就业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制约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规范政府行为、健全及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2. 关注中小企业,减少其投资风险

由于我国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很大,这就增加了对未来收益预期的不明确程度,增加了投资者投资的风险,而如果没有适当的机构来充当这种风险的担保人,投资就会受到制约。我国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必然会影响到其投资量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弥补这一缺陷,减少投资中的风险。

3. 开拓新的市场,促进投资的增加

我国目前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市场容量的局限,进而限制了投资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开拓新的市场。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投资,从而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双方面的推动作用。

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就是一条增加市场容量的重要途径,城市化速度的提高将会培育出新的消费群体,推动投资的增长。另外,城市化将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容量,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空间,并进一步增加城市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这个过程,是一个在劳动力成本不上升的情况下,通过需求的扩大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

而农村市场的开发也是促进投资的重要方面。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促进农民消费,并能开拓农村投资的空间。

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整体上我国社会保障不但水准低,而且覆盖面窄。这样,一方面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会影响潜在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使潜在的投资能力不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因此,必须努力完善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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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松龄.论需求约束下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J].经济学动态,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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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背景篇（3）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失衡的情况，即净出口强，投资强，消费弱，这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因素。

在净出口方面，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净出口一直是促进GDP增长的重要动力。1980年，中国净出口总额570亿元，占当年GDP的12.6%。之后的三十年里，净出口发展速度很快，到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6.9亿元，占GDP比重超过67.3%。

在投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数十年表现出很强的投资驱动型特征，从1980年到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911亿元增加到93472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2%上升到44.6%。

在消费方面，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2005年下降到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与居民消费率存在此消彼长关系的居民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中国经济陷入“高投资-低消费-高储蓄-再次提高投资率”的循环过程，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粗放式经济增长难以转变，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2.中国扩内需促消费政策下的城乡规划策略

在中国经济增长失衡的背景下，为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适应新的发展约束条件，政府明确提出了“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转向，即从原有注重扩大投资需求，转变为重视消费需求拉动。

城乡规划是以空间为载体的公共政策，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土地和空间资源的配置，来达到其综合目标。既然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线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其中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点，那么城乡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就需以“扩内需促消费”为主线，采取相应的对策。

2.1调整投资比重的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以空间为载体，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与其有直接联系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投资。城乡规划可以通过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安排，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速度、各部分的比例关系进行直接调控。

（1）科学预测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

预测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任务之一。由于传统观念、分税与土地收入、政绩考核制度、土地利用规划与城乡规划脱节、缺乏环境承载力评价等，城市总体规划的人口和用地预测通常沦为地方换取用地指标、争取城市更大发展空间的工具。

为了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使经济增长与城市社会、环境发展相协调，必须科学合理的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目前常用的人口预测方法通常为平均增长率法和回归法，这两种方法都是以过去人口变化的规律为基础进行预测，是增长型的预测，而忽略了未来城市经济发展提供的就业门槛和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决定的制约门槛。因此，有必要引入城市劳动力需求法和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评价作为制约因素，确保城市的人口、用地预测的科学合理。

（2）合理配置各类用地的比例――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的内部组成与城乡空间密切相关，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商住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业区企业建设等。城乡规划编制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内部比例的需求：要以人口预测为基础，确定居住用地的规模和比例，满足近、中、远期人口的居住需求；根据城市等级、性质和地方发展特点，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规模和比例；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确定工业用地的规模和比例。

（3）提高土地使用的综合效益――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使用效益

在中国土地规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土地使用效率低下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工业用地的使用效益方面尤为突出。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批的开发区建设。而与此伴随的现象也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使用效率低下、已批租土地闲置多年。因此，有必要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土地使用的综合效益，以确保已有投资能够有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2.2调整消费比重的城乡规划

要增加居民消费，可以包括以下途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与就业密切相关；加强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制度，壮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确保社会公平；健全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以减少居民储蓄率等。

（1）继续推行城市化国家发展战略――扩大消费总规模

城市化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快速城市化将带来更多的消费积聚效应，因此，城市化本身就可以被视作扩大国内消费规模的直接途径。非农人口的增加可以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推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城镇消费市场的规模，而城市化能够降低农民比例，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因此，城市化战略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发挥扩大中国消费总规模的重要作用。

（2）加强产业发展分析，合理搭配就业结构――以保障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三大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各不相同，产业门类内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差异较大。目前，作为空间政策的城乡规划与城市相关的产业政策常有脱离现象。这一方面源于规划部门与产业部门的横向职能分工，另一方面也与城乡规划编制时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因此，城乡规划的编制需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以及相关的政策目标，加强产业发展分析。不仅仅考虑城市产业用地的布局问题，同时将三大产业门类、产业内部结构一并考虑，从合理搭配就业结构的角度安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的规模与比例，保持就业弹性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3）提供公共物品，增加社会福利――降低居民储蓄率，增加居民消费率

要想增加居民消费率，需要降低中国民众长期以来很高的储蓄率，只有通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增加社会福利来实现。通过政府财政的再分配效应以及各类政策的引导作用，对居民养老、失业、医疗保健、教育等社会福利进行倾斜。

这对城乡规划的意义在于需要更加关注公共物品的提供，这其中既包括基础市政设施、交通设施，也包括公益性服务设施的规划与建设，涉及到文化设施、体育设施、教育设施、社会福利性设施等国家用地分类标准中的设施，也包括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菜场、社区活动中心、健身场地、医疗点等小区级服务设施。需要对地方发展需求，特别是当地居民的社会空间属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恰当的标准，制定该类公益性服务设施的专项规划，并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确保设施的有效使用。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建设――鼓励农民消费

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城乡二元制的格局。与城市的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95年～2007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中的比重由21.9%下降到14.4%，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在全社会中的比重由40%下降到32.3%。在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总数约60%的情况下，县及县以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3左右，而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则长期在20%以下徘徊。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城乡二元化的格局造成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人居环境较差，抑制了农民的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的背景篇（4）

随着政策调整，中国经济筑底企稳迹象越来越明显。

1.投资增长开始稳定。2012年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农户）同比增长20.1%，1—6月份提高到20.4%，1—8月份略降到20.2%。投资增长企稳态势比较明显。从投资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看，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有电力热力、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水利与城市公共设施管理等）1—5月份同比增长5.6%，1—8月份同比增长10.8%。随着项目审批速度加快、对重大建设项目支持力度加大，预计这部分投资增速将进一步提高。房地产投资止降回升。受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影响，2012年4月份开始，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但1—8月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5.6%，较1—7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这与5月份以后房地产市场形势明显好转有密切关系。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4%左右，高于投资增幅。尽管8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在23.9%的水平。随着企业转型升级活动的推进，预计制造业投资将稳定在这一增长水平。

2.消费增长稳中略升。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好转，与买房活动密切相关的家具、家电和装修材料等的销售情况明显好转，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形成推动。预计未来汽车市场也将逐步恢复，消费增长将呈现稳中略升的态势。

3.出口增长在波动中下台阶，近期看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原来预期的前高后低的出口增长形势未能出现。2012年7、8两个月出口同比增速较上半年明显下降，由9.2%分别下降到1%和2.7%。近期欧洲推出了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美国推出了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日本也推出了增加10万亿日元资产收购资金额度的举措。这些对经济及金融市场稳定短期看都是利好因素。预计发达国家经济年内出现大的衰退的概率比较低。从国内看，2009年以来我国出口企业进行了持续的适应新环境和新的发展条件的调整，整体竞争力逐步增强。预计未来出口增长将在7、8月份的水平上逐步恢复。

4.受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市场需求的影响，预计经济增长回落态势将在三季度基本结束。近期企业订单水平预计将趋手稳定或略有增加，去库存活动将结束，生产活动将趋稳或略有回升。全年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7.5%～8%。

二、中国经济已进入重大转型期

随着市场供求关系趋紧和要素成本水平提高，中国经济已进入重大转型期。受其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和经济运行特点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与2002—2008年的经济高增长相比，主要是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企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活动全面展开。

1.市场总体已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1）外贸出口市场扩张速率减慢，竞争越来越激烈。2001—2007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14.1%，2008—2011年降低到3。8%，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的扩张速率明显减慢了。另一方面，经过持续快速扩张，中国出口产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2002～2011年，工业企业出货值由19916亿元扩大到101946亿元。与此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持续较快扩大，针对国际市场的生产和供给规模持续扩大，美国近年开始启动“再制造业化”活动。中国产品出口市场供求关系已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竞争日益激烈。

（2）国内“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随着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发展空间的限制，城市“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2002—2010年，轿车产量年均增长31.2%，20.11年仅增长5.8%。2012年1—8月份同比增长8.4%。受城市交通状况、对汽车保有量承受能力的限制，预计轿车进入家庭的步伐将放慢。2002—2009年，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均增长19.8%，2010年较上年增长10.6%，2011年增长4.9%，2012年1—8月份同比下降4.1%。受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空间和土地供给潜力限制，预计城镇居民居住水平提高速率也将减慢。这些情况意味着“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汽车和房地产市场需求增速降低，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减弱。

（3）国内投资增长速度减慢。受城市发展空间、地下设施配套能力、地方政府资金能力的限制，预计以城镇建设为。主的地方投资扩张能力将减弱；随着产能过剩问题的发展，以及企业对未来市场预期的转差，预计企业和产业投资活动也将趋缓。这些都将导致投资增速下降。

综合以上情况，出口、消费、投资三大需求增速都出现了阶段性降低，国内外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这是企业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一个重大改变。

2.要素成本水平明显提高。2002—201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长了23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涨了70%，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上涨了5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了35.8%。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这一变化预计是趋势性的，因此是企业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又一个重大变化。

3.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由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向集约和质量效益型转变，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阶段性下降。市场需求增速下降，必然使企业订单增速下降；供求关系改变和市场竞争加剧，必然迫使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些都会改变企业和整体经济低水平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要素成本的明显提高，必然使粗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遇到成本方面日益加大的压力，迫使企业越来越注意节约人力和各类物质资源的投入。这意味着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重大变化，已经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客观必然趋势，能否成功转型，已成为企业能否继续存在发展的生死之搏。

三、潜在经济增长率阶段性下降，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从未来的相关条件分析，预计出口年均增长率将降低到10%左右，国内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将降低到18%左右，消费（剔除价格因素）的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11%左右。从需求增长角度分析，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到7%～8%。基于这一判断，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应该定在7%～8%。

随着经济增速下降和经济转型，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1.传统出口竞争优势不断减弱，新的出口竞争优势有待增强。随着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工资成本提高，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传统竞争优势不断减弱，据商务部测算，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呈持续小幅下降态势。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的竞争优势还有待增强，提高出口竞争力，稳定出口增长面临挑战。

2.住房、汽车市场尚未进入稳定可持续发展轨道。由于城市空间和承载能力制约，用车环境和住房供给潜力已成为制约汽车和住房市场发展的突出问题。车、房市场需求降温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有效扩大内需面临挑战。

3.企业效益下降，困难增大。2012年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1%，企业亏损面达16.2%。随着经济降温时间延长，不仅中小和小微企业感到困难越来越大，国有和大企业的困难也在加大。1-8月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2.7%。企业对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变化的承受能力受到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4.产业结构调整面临诸多难题。钢铁、建材和工程机械等重化工行业的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兼并破产困难重重；逃避财产责任的行为时有发生；价格大战和产业同质竞争活动过度；行政干预导致的产能扩张在一些行业仍有发展；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门槛仍然过高；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变化对中西部资源、重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冲击不断加大。

经济增长的背景篇（5）

①

在这一经济环境中，旅游业将受影响最为明显，尤其是入境旅游人数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根据国家旅游公布的数据（表2），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旅游业入境人数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波动，且成下行趋势。

2008年1月18日，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提出了旅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会议还确定了今年的发展预期目标并部署了八项主要任务。

在2013年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提出了2013年旅游工作的总体要求，其中指出要加强产业融合，提升产业素质，并要重点做好“努力提高旅游业发展质量效益”等八个方面的工作。

短短5年里，经历了金融危机和经济整体发展放缓，旅游业工作的主要任务由产业转型升级转变为旅游产业融合。

对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质变式的产业升级，一是量变式的产业整合。在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采用何种方式才是真正符合当前旅游业发展环境与形势，符合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并有效的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保证旅游业的稳定，也是当今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一、旅游产业升级的条件分析

2008年提出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当时这些工作任务与目标是在多年来旅游业整体稳定繁荣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从长远来看，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仍是旅游产业必然要面临的任务与必经过程，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多学者也认为这正是中国旅游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契机，甚至实现产业升级。但在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增长出现放缓，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究竟是否是产业升级还是有待商榷的。

在工具书中，产业升级解释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提升。这一概念隐含着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促进和加速本国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主动性。在学术文献中，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以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生产率全面提高为目标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通过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促使产业结构质态的根本改进和整体水平的进升。产业升级应当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市场行为，而不应当是一种短期的市场运动。

要实现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旅游业赖以发展的经济环境平稳，旅游业稳步发展；二，旅游业原有的体制、发展状况等已经成为旅游业继续发展的障碍；三，在具备了升级的基础后，即高效的专业分工，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一段时间的有计划有目标的引导与过渡来实现。

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形势平稳增长，旅游业整体上处于快速上升趋势，虽然也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危机影响，但大多都是局部性的、短期性的，未对中国旅游业造成全面的、重大的影响，只有全国性的、内在的危机才会使中国旅游业遭受重大破坏，金融危机正是这样的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中国经济实体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对于旅游业而言，加上1-2月份的雪灾，5月份的汶川地震及6、7月份的洪灾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整个旅游市场惨淡低迷。加之金融危机之后，整体经济呈现增长放缓的状态，因此，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旅游业产业升级提出了挑战。

其次，虽然整体的经济大环境出现诸多不稳定性，目前中国旅游业发展中逐渐暴露出了很多管理与体制上的问题，但旅游业整体仍然呈现大幅增长的良好的发展势头（表3），目前的管理方式与体制尚未对旅游业的现有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构成较大障碍，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还是可以有效推动旅游业的前进。

第三，中国整个旅游市场很多都处于无序竞争的状态中，价格战激烈，高效的专业分工更是无从谈起。旅游产业升级是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产业结构与效益等的质变，不是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刻或非常短暂的时间阶段中的突变。

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的旅游产业并不完全具备进行升级的足够条件。可以说，金融危机是为中国旅游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但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做升级前的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就是旅游产业的整合。

二、旅游产业整合分析

在产业经济学中，整合是指形成产业的整体力和合力。整合是指把一些零散的要素通过某种方式彼此衔接，从而实现系统的资源的共享和协同工作，最终形成有价值的、高效的整体。简单来说旅游产业整合就是产业结构结构优化、旅游资源配置和各相关主体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旅游产业的发展不应只看重人数、收入等具体的量的增长，应更加注重旅游业内部的分工协作、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质量效益等等。要实现旅游产业的合理、可持续发展，其中旅游产业集群是必然的趋势。

经济增长的背景篇（6）

二、原因分析

中央之所以提出“稳增长”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减速，加大经济下行风险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过去，2009 年底以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谓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2012年。美国和日本同样面临政府债务负担率过高的财政债务风险。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欧盟、美国等国家皆为我国重要贸易伙伴，一系列的债务危机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的对外贸易。

（二）过度投资，产能过剩

近几年来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膨胀，大量工业以及重复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过度导致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生产能力利用率偏低。

（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

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主要处在资源、劳动密集的制造业环节，对物质资源投入的要求较高，资源大进大出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了大量的资源耗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承载能力下降。

（四）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在过去的40多年，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极大受益于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为在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之外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近些年由于生育率继续下降等原因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五）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

我国的产业结构的现状主要体现在：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尚不优化，农产品优质率较低，农产品加工业尚处在初级阶段，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第二产业总量扩张明显，但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产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第三产业比重太低的同时结构层次低、附加值太低、缺少现代服务业。发展模式尽管在一定时期能够获得较高的发展速度，，却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地区收入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影响社会稳定、消费需求、产业结构调整等，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三、宏观调控政策绩效评价

鉴于目前面对极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央虽然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然而，就从目前我国出台的货币政策来看，仍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过去30年，我国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长率为17.5%，远远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后，使得2009年M2的余额达到60.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7.7%，比GDP高19个百分点，M2占GDP的比率位居世界第一。2012年年初以来，中央银行已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降息，货币政策事实上已偏向“适度宽松”。

就财政政策而言，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通过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从短期效果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效果，然而过于依赖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首先，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增大金融风险。其次，政府过度投资导致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由于国债投资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效益，使得投资难以回收，投资的边际效益已经开始递减。第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私人的投资和消费支出，这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四、相关建议

促进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在笔者看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经济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扭曲，导致经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因此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就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二）适度抑制大型基建投资的速度与规模

“稳增长”不可能靠低效率的重复投资，不可能靠低水平的产能扩张，因此应该适度抑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与规模，优化投资结构，从而实现经济的 “稳增长”。

（三）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内需

经济增长的背景篇（7）

二、深港物流业发展现状

（一）深圳物流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物流产业作为深圳市的重要支柱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良好的港口资源和发达的制造业基地，在产业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深圳物流业年增加值由2010年的362亿元增至2011年的926亿元。深圳市拥有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15个，其中6个陆路口岸，8个海港口岸、1个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空港口岸，拥有省政府批准的二类口岸3个。并且，在126公里的特区管理线设置了16个检查站，形成了一二线并存的海陆空交叉立体口岸格局。口岸出入境的旅客连年超过亿人次，约占全国的一半左右。深圳目前有8条铁路干线，其中包括经过深圳的铁路线，其中京九线华南地区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平湖南铁路编组站日编组能力达到8000车次，与珠三角的公路运输网一起形成功能多样的陆路交通网络系统。拥有一个国际级别宝安机场，是国内第四大航空港和海陆空联运的现代化航空港，并建成了相应的航空物流园。目前开通107条国际国内航线，可到达80余个城市和地区。深圳机场的客运及货运业务均比前一年度提升一位，在全球150多个国家超过1400家机场中排名第49和第24位，其中国内货运量居世界第9位，2011年，深圳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824.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82.8万吨，航班起降22.4万架次同时拥有3个港口和4个码头，“十一五”规划以来，深圳港年货物吞吐量由1.5亿吨增加到2.2亿吨。深圳市已经基本建成世界级集装箱枢纽港、华南地区航空门户机场和亚太地区重要的物流枢纽城市。集装箱吞吐量由2010年的1620万标准箱增加到2251万标准箱，连续八年来位居全球第四。同时深圳计划修建8个功能互补、协调有效的物流园区（西部港区、盐田港区、龙华、平湖、笋岗—清水河、南山、龙岗、机场—宝安）。

（二）香港物流业发展现状

香港的物流业较深圳发达，其物流业产业结构较同类行业中先进，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业管理手段、物流业信息化和科技化的水平较高、同时形成了发达的与物流业相配套的诸如金融、保险、贸易、信息等产业软环境。香港的物流业是以港口为核心的集散型物流，拥有的著名的维多利亚港，其水深港阔，处于华南珠江口东岸，早已成为主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性的物流业交通枢纽和海运航务中心。与地理位置占据优势、设备先进的港口并行发展起来的是国际运输业和海上航运业，同时成为深圳通向国际的航运线的重要贸易中转站。根据有关资料统计，香港目前拥有80多条国际远洋班轮航线，每周提供超过400班货柜船，这些航船航运能力较强，航程较远，能够抵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500多个港口目的地。香港货柜进口吞吐量主要来自三个部分——葵涌货柜码头、中转作业和内河码头，其中葵涌港区是香港最主要的集装箱港区，可以同时容纳包括集装箱场和货运站在内的20艘大型集装箱船靠装卸，具有1200万标准箱以上的货柜处理能力，占据香港每年集装箱吞吐量的60%以上。除了拥有的全球最繁忙和最有效率的港口以及配套的海航运业之外，香港还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国际机场，是亚洲主要的国际和地区航空航运枢纽和全球最大空运货物中心和行李处理系统中心。香港机场规模庞大、设备先进、运作效率高、航线网络广。根据香港国际机场网站的数据显示，目前香港国际集成拥有85条客运和货运航空公司和7家基地航空公司，这些航空公司为香港机场提供优质高效快捷的服务，每周在机场起降的国际航班超过4000班，连接40多个内地城市和100多个国际城市。香港国际机场的空运设施有全球最大的独立式航空货物处理设施——超级一号货站，其年处理货物量260吨，以及年处理能力为91万吨的亚洲空运中心，除此之外还拥有DHL、机场空运中心、海运码头、商贸港物流中心等。

三、深港物流业合作的基础和实践

自从20世纪80年代深圳被国家设立为经济特区以及香港与深圳发展成为“前店后厂”的经济融合模式以来，深圳与香港的物流业发展史与深港物流业合作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并且，深圳在承接香港制造业的转移以后，两地的物流合作发展更是呈现良好的态势，给两地进行后续的深度合作提供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此，深港物流业合作具有扎实的历史基础和丰富的合作经验，这些有效的合作经历不仅在促进深港两地乃至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为共同打造“深港创新圈”和“全球性物流中心& rdquo;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和波及效应。

深港物流业发展具有类似的共同拓展市场。深圳的物流业发展迅速，成为了广东地区的重要物流中心，其物流市场中的初级辐射圈可以包括深圳和华南地区，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多样化、多层次的有效物流需求，深圳物流业在已有的市场范围内会致力于向泛珠三角地区等内陆腹地进行拓展，从而使得物流业的发展及时跟进，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香港在将制造业转移给深圳之后，成为了重要的先进物流、管理服务、科技咨询、金融保险等高附加值经济活动的集聚地，占据国际产业链上高端的分工载体，并且物流业发展辐射的核心范围是具有外向型制造业的珠三角地区，这与深圳物流业致力于拓展的市场范围类似。并且，香港的物流业发展水平较深圳高，随着国际供应链整合的浪潮会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提供高端的物流服务诸如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船务经纪、物流金融等。因此，深港物流业的发展与合作中在面对共同的拓展市场过程中，可以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分工协作的高中低层立体式的物流服务体系，共同分享占有物流市场的成果，而不是进行无效的恶性竞争。

深港物流业发展具有相互依赖的基础设施。深圳的物流业发展目前的国际化程度不及香港，因此深圳有相当部分的物流业务要通过香港的机场、港口、码头等物流基础设施运往其他国家和地区，而珠三角地带成为全球工厂和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和深圳成为该区域的制造业重镇这一格局，加深了大部分产品必须依次经过深圳和香港再销往其他地方的贸易路径。也就是说，深圳的国际物流业务的发展，应该以香港为货运中转和贸易枢纽，这就导致深圳的国际物流业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香港物流设施。另外，香港在地理位置上与内地隔离，其国内物流业务和拓展内地市场方面须经过深港之间的陆路口岸，然后在依靠深圳的交通网络系统与泛珠三角等内地其他地方相连，而且铁路运输系统不如深圳及内地发达，因此，深港物流业的基础设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工，这对于深港物流业发展和合作来说是一个发挥物流功能互补的整合过程。

深港物流业的成本和效率差距较大。深圳物流业的员工工资、仓储费、运输费等在很大程度都低于香港，比如深圳劳动力价格只有香港的五分之一左右，仓库租金不及香港的一半，在集装箱港方面，深圳船劳动力的工资不及香港的四分之一，集装箱运输劳动力的工资不及六分之一，集装箱货运中心的仓租与作业费为香港的三分之一，等等。在物流服务的效率方面，香港港口由于航线密集、物流运作效率高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货物运送的成本，但整体物流成本仍高于深圳物流业。成本和效率上的差距给深港两地物流业合作带来了较大的空间，也容许深港发展多种层次的物流业务合作。

深港物流业务互补性较强。深圳是华南地区的区域性物流中心，仍处于运输、仓储、货代等传统的低端的基础性物流业服务层面，从事第三方综合物流等高端物流服务方面成本较高和效率较低，而且不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人才优势，并且从事该服务的公司较少，其发展落后于香港的物流业。深圳物流业的信息化程度较低，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的普及率不高，缺乏熟悉国际物流惯例和操作的高端物流人才，并且物流基础设施的通关效率也较低，比如深圳陆路口岸通关能力接近饱和，影响通关的容量。但是，深圳物流业熟悉内地法规政策、物流市场、运作模式和拥有发达的国内行业网络，传统的物流业务成本较低。在海港物流方面，深圳物流的比较优势在于距离货源较近，港区陆域纵深较长，公路集疏运条件较通畅，价格较便宜，拥有多个与港口物流相配套的物流园区。

四、深港物流业合作中存在的瓶颈

深港物流业合作缺乏统一的交通秩序。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体制不同，深圳与香港之间的交通法规无法统一起来，两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深圳奉行的是右侧行驶规则，而香港正好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陆路运输中交通堵塞的概率。其次，深圳与香港之间的的陆路运输缺乏快速的公路网络。比如，在深港22千米长的接壤线上只有4个口岸进行两地交通连接，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交通网络，缺乏统一的交通网络规划和有效的交通网络建设交流。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更加造成深港城市交通拥挤，增加了城市的噪音和污染，影响口岸通关的效率，增加通关的时间成本。

深港通关效率存在提升空间。两地通关的信息共享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应该将深圳及其内部口岸、通关、检验检疫部门和香港及其内部机场、码头、港口等各个部门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化管理技术和供应链管理技术有效的连接起来，形成统一、高效、及时、准确的信息分享平台。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重复查验问题，进而影响了两地口岸通关的效率。此外，管理水平、管理技术和管理措施滞后于物流基础设施的更新，也影响通关效率。比如，深圳湾口岸开通后，对跨境货柜车的通关口岸的审批管理工作没有及时跟进；报关资料以及“一地两检”的具体操作模式中的细节不完善。

深港物流业合作中政策博弈规则不一致。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相关利益集团努力博弈的结果。深圳与香港奉行的社会主义体制不一样，以及由于历史因素的沉淀，导致两地政策制定程序不一致。深圳政府出台政策速度较快，但是政策的稳定性较差，因此无法对政策实施后遇到的新情况作出应有规范和处理，因此政策执行情况较差，而香港的政策制定程序较为复杂，但政策的稳定性较好，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出台时间和效果的差距，为两者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物流政策合作设置了障碍。同时，政策博弈的双方在物流合作中制定政策时利益出发点不一致，而政策的实施会使相关利益集团有的受损，有的得益，这在一定程度导致了符合物流业资源帕累托改进的政策出台受阻甚至是夭折。比如深港货柜车资源的配置问题，若两地实现全面自由互通，则会导致资源配置改进，但是由于深圳货柜车司机的工资成本远低于香港，实现互通造成相当部分的香港货柜车司机失业，影响社会安定和和谐。因此，鉴于复杂利益关系的考量，两地的政策和操作上的合作出现一定程度的抑制。

深港物流业合作中港资进入内地的壁垒仍然较高。在 CEPA实施后，香港的物流业企业进入深圳等内地的注册成本仍然较高，为500万美元，以至于无法利用CEPA带来的机遇，大多数港资物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无法进入深圳物流业市场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同时两地物流业企业的经营模式、管理理念以及文化认知等软壁垒的隐性存在，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前述显性的进入壁垒，成为两地物流业融合中的一大障碍。

深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缺乏有效的衔接。深圳计划的八大物流园区建设仍未完成，而物流园区的建设对土地的需求量大，需要市政府和社会各部门通力配合，形成功能互补的物流园区体系；深港口岸与物流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未全面完成，单纯的口岸设施无法发挥应有的物流功能，在一定程度抑制了口岸物流业的发展；深圳市内的交通规划、交通基础设施、部分疏港道路、过境道路的规划建设未能匹配临近的港口和口岸物流设施，导致香港经深圳通往内陆腹地的物流和贸易网络无法全面建立；港口、航道和集装箱码头的建设滞后，无法开辟新航道和形成干支结合的立体航线网络。

五、进一步推进深港物流业合作

后危机时代深港两地外向型制造业的出口在欧美经济复苏仍然不明朗的前景下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影响了配送、货代、运输、仓储、第三方物流等物流业务，为深港合作深化物流合作应对外患提供了机遇；上海、天津、大连等沿海口岸城市的物流业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竞争效应和压迫效应；CEPA的实施为两地物流业的发展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制度创新的平台，有力的提高了两地物流业合作层次，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业务和基础设施的合作；同时，深港地区以及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形成了“倒逼机制”，深圳及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大力发展，深港两地诸如会展业、金融业等高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等均要求深港展开进一步深层次合作。为此，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增强对深港物流业深度合作和现代物流业的认识。应该积极确定深港物流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探索深港物流合作的新机制，立足于扩大市场需求和国际接轨，推动物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迈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国际分工链条环节，共同打造以深港两地为中心、以泛珠三角为共同市场的供应链基地和全球性物流中心。深圳应该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以香港、新加坡等物流先进城市为示范，以海空港的快速发展为契机，加快培育技术先进、管理国际化、高效运作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服体系、多式联运中心和供应链管理中心。香港应在全球主要航运中心的战略地位上实现向现代物流枢纽中心和向以船务经纪、验收仲裁、法律服务、融资保险等高附加值的物流业务为主的转变。

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带来的机遇。抓住CEPA带来的制度效应优势，促进深港物流业从企业到政府的高层次合作。CEPA为深港政府在两地物流业的融合中提供了进一步合作平台，同时《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深港物流业发展规划纲要》、《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出台和实施，作为新背景下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对于顺利实现深港物流业合作机制的衔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强大的支持。此外，“前海保税港区”和“盐田港综合保税区”的批准，为进一步发展“深圳保税港区”、“深圳空港保税物流园区”和整体升级为自由贸易区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和制度平台。

利用资本运作的手段，实现深港物流企业并购与重组。深港港口物流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资本纽带的一体化物流体系，使得深港两地物流企业资本重组和并购成为两地深度合作的表率。同时，对于部分物流业务领域可以实现有限产权合作。充分利用产权流转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且兼顾到产权主体的利益考虑。比如香港机场管理局和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可以开展有限产权合作，在机场货运站业务、国际航空集散中心等领域成立专项业务的合资公司，既可以提高机场物流业务的合作水平、合作层次和合作的稳定性，同时还可以形成利益共享机制。

提升深港物流业的技术化和信息化水平。“准时供应系统”、“及时生产”、“零库存”、“虚拟物流”、“有效客户反应”等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技术在全球逐步扩散，以物联网、互联网为核心的电子商务模式和GPS、DTTN（数据运输网络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RS（遥感技术）的出现，深港应以数字物流建设为契机，全面打造公共信息平台和数字物流园区，建立以海空为龙头、以高科技和数字化物流企业为载体的功能全面、运行高效的深港数字化、信息化物流体系，促进传统物流业务和包括第三方在内的高端物流业务的功能整合和服务延伸，大力发展诸如仓单质押、流通性加工、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等高附加值物流服务，同时引进国外知名物流和供应链龙头企业，推动深港物流总部经济区的建设，进而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科技化、信息化的企业“走出去”，全面提升“深港创新圈”物流业的综合实力。

培养与国际接轨的高端物流人才，加强对不同层次的物流业人才。全球物流业的发展前景逐步趋向高科技化、国际化、绿色化和综合化，应该利用香港培养物流人才的比较优势和丰富经验，加强对深港两地物流业人才的培训，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和精通国际物流业务和操作的高级物流人才，充分消化吸收国际高级物流人才和知名企业在管理、技术、信息、商贸等方面的智力优势，并结合国内市场政策和规则进行创造性地应用。进一步促进物流企业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咨询机构的交流，加强基础性物流理论和应用性物流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发挥人才在深港物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引领支撑作用。

根据现代物流的新思路，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合作。泛珠三角处在东南亚和东北亚的交界处，而深圳又是泛珠三角物流体系的中心节点，两地应该共同携手实施亚太地区合作战略，利用深圳港公路、水路、铁路和香港机场、港口、码头的立体交叉网络体系的优势，在海铁联运、江海联运等重点领域加强合作。在机场合作方面，双方应该遵循“客货并举、质量取胜”的宗旨，加强深港机场间轨道连接线和水路快速通道建设。同时应打通贯通珠三角的“ 一带三轴”四大物流通道，竭力打造区域性多式联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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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背景篇（8）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压力逐年加大，既有的比较优势日益减弱，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周边国家竞争力加剧的影响，沿海地区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步伐刻不容缓。与此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上升，其产业发展空间日益广阔。因此，大力推动“中部金三角”的跳跃式发展，加快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对优化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具有深远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中部金三角”的由来及其战略定位

近些年来，国内有部分经济学家将湘、鄂、赣三地界定为“中部金三角”地带。所谓“中部金三角”是指由中部地区地理位置接近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同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参见图1。三者之间分工协作不仅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产生强大的扩散效应，从而带动更大范围区域的集群发展。

从表1可以看出，“中部金三角”目前的gdp总量合计排名位居全国第五位，进一步集聚发展的潜力十分巨大。在全国主要经济区域中，目前“中部金三角”的经济总量仅略低于山东半岛城市群。

1、区位概况、经济社会状况

一般意义上，我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6个省区，面积为102.7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0.7%。2010年人口达3.56亿，占全国人口的26.6%。

本文所指中西部八省市，系指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包括西部地区的陕西、重庆、贵州等省市，以中西部地带八省市，加以统称。武汉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部地区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科技、教育、制造业中心，也是以长江水系连接东部沿海的要冲。

2、“中部金三角”在全国经济振兴中的腰脊中枢地位与区位优势

（1）区位、交通中枢。中部具有独特的区位核心优势：中部地区位于中国的内陆腹地，承东启西，呼南应北。中部地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物产资源丰富，文明久远，人力富集，市场广阔。中部地区还具有强大的交通辐射力。

（2）产业梯度转移中的枢纽是支持西部大开发、向西辐射的最佳平台。独特的区位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决定了“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将成为21世纪支撑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前进基地和示范区。

3、政策短板与现实窘境

（1）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正逐步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

（2）中西部特别需要具有辐射能力的核心城市群。中西部地区缺乏大都市，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从而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中部地区，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超级中心城市，这制约着整个中部崛起的进程。

因此，“中部金三角”经济起飞，务必深化改革、打破常规、大兴创新创业之风，扎实培育优秀企业与优秀企业家，紧靠“科技+金融”，真抓实干，寻求突破。

二、科技与金融结合及其高新技术产业群建设

1、科技和金融结合，是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的关键

历次产业革命的实践都充分证明，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紧密结合是人类社会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引擎。人类社会的一部发展史充分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1）人类社会每一次大的产业革命，都是源于科技创新，成于金融创新。古往今来，世界经济发生的五次科技革命，也印证了科技和金融结合这个牛鼻子的作用。例如，由纺织技术革命引发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股份制模式和现代银行制度功不可没；由蒸汽机发明和铁路系统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资本市场的创立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与始于硅谷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产业基金等紧紧地相伴相随。每一次大的科技革命都伴随着重要的产业革命，当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高度融合时，往往会呈现出经济的高度繁荣和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谁在产业革命中成功做到了科技和金融的交相融合，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深度结合，谁就能在产业革命当中赢得先机，独占鳌头。南方的深圳腾讯qq，北方的百度搜索，都将科技研发与风险投资等金融创新方式融合得淋漓尽致，因而硕果累累。

（2）“十二五”规划的关键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根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蓝皮书》，武汉市位居中国科技竞争力前十名；长沙、合肥等地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毫不逊色。走进“十二五”，挖掘科技创新资源，并实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中部金三角”优势得天独厚，机会无限，潜力巨大。

2、激励创新创业，积极发展中西部八省市高新技术产业

根据国外经验，在教育、科技产业密集的地带，可以建立高科技园区，以中心城市发展带动周围地区发展。“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完全可以借鉴美国“硅谷”，像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一样，着力培养自主创新、创新创业的开拓氛围。按照科技+金融+产业化+产业集群的排列组合方式，充分挖掘武汉市及其华中地区的科技资源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雄厚潜力，大力培育出“华中的hp”、“华中的微软”、“华中的英特尔”，从而极大地释放出知识经济的巨大能量，铸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打造出又一个中国的“硅谷”。因此，应充分发挥高科技园区的骨干带头作用，抢占战略型新兴产业制高点。

3、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创设武汉“新三板”市场，弘扬创新创业精神

资本市场对于培育和发展创新企业是很重要的，它是为创新企业提供早期创业资本、中期成长资本以及后续发展扩张的持续融资平台。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无不与资本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作为全球科技最先进、创新最活跃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发达、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两相对照，“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拥有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及中科院武汉分院、合肥分院，成批的重点高校，悠久的产业基础；时至今日，却仍是沉睡的“巨人”，没有取得本来应该获得的经济成就，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大金融”手段

1、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基础作用，为中西部崛起“铺路搭桥”

要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确保“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经济起飞，首先要有企业的兴旺，需要资金支持。由于私人资本在规模和投入目的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支持一些资金需要量大、投入时间长或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显著的产业发展，尤其是难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必须要有国家支持，即采用政府主导模式。而开发性金融由于具备下述三大特点，能够为中西部崛起发挥更大作用。第一，开发性金融有很强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肩负着重要的政策使命，其贷款投放的方向和力度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第二，开发性金融有很强的政策执行能力。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开发性金融无论其贷款期限、利率，还是融资手段，都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以市场手段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这种制度设计，为开发性金融的政策执行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第三，由于开发性金融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这就使得开发性金融相对超脱于即时的经济运行，能够注重弥补市场失灵、信用缺损，从市场建设的角度构造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在培育市场的过程中开拓业务，为商业性金融的后期介入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这一本质特点切合我国中部地区区情，有着广阔的运作发展空间。

  2、努力构筑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资本市场，建设中部区域性金融中心

应考虑建立中部地区区域性的政策性银行，以及以武汉为总部所在地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中部发展开辟更多融资途径，支持中西部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以促进“中部金三角”的发展来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1）在金融方面予以充分支持。发挥现有国有商业银行的分行、中心支行的骨干作用；创立区域性证券交易所，设立场外交易、产权交易中心等新兴市场，提高工商企业投融资效率，培育中部产业集群。

由于中部地区与东部、西部条件都不相同，如果按全国统一标准建立单一层次的全国性资本市场，很难适应中部地区特定的需要，不利于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经济发展的功能。因此，在中部地区建立一个区域性的资本市场是很有必要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多种融资渠道的支持，建立创业板、新三板、发展场外交易、产权交易，目的就是为新兴的、经营状况好的、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恢复主要面向中部地区的武汉柜台交易市场，符合我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基本思路，也符合资本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武汉柜台交易市场能够给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方便快捷、低成本的直接融资渠道。

（2）建立中部崛起产业投资基金。助推“中部金三角”经济起飞，选择产业基金这种形式进行投融资运作，是由其本身的优势决定的。

第一，中部崛起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而目前国家财力和银行信贷难以满足其巨大的资金需求。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实现基础设施融资的证券化，特别是利用产业投资基金为基础设施发展融资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产业投资基金聚小为大，使基础产业的民众投资成为国家财政投资的有力补充，就可以配合国家投资，改变中西部地区基础产业比较滞后的局面。

第二，高科技产业是充满风险的产业，依靠银行贷款来支持高科技产业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以创业基金的形式支持高科技产业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创业基金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优势，是支持科技发展事业，提高产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3、以金融之手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择优扶植中小企业，实行“抓大放小”

对于大企业，应该促进其上市，同时发行企业债券，使这些企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扩大规模，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中部地区的支柱。对于中小企业，可借鉴台湾经验，组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借提供信用保证，达到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目的，进而协助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四、“中部金三角”经济圈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

1、增长极理论与“中部金三角”

（1）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在具有优势的地方，比如港口、大城市、交通要道沿线和资源聚焦地。增长极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导致生产要素向极点集聚，后者导致生产要素向转移。增长极发展初期，聚集效用明显，增长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扩散效应逐渐占主导地位，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同时造成地区间的差异。

增长极理论是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国外的很多地区和国内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都依托该理论为发展战略，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珠江三角洲以香港为极点，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极点，周边各地以极点为产业龙头，按产业链从高到低进行分工协作。两区域都在二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了全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实践表明，增长极的形成有赖于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存在；二是所在地区具有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投资、技术、人才形成规模经济的能力；三是要有良好的区位环境条件，即周围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较好，能吸引周围厂商投资、人才和技术，才能最终促成增长极的形成。在中西部的都市圈建设中，应重点考虑这三方面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和聚集是三个关键要素。

通过反复调研、定性与定量分析，我们认为，在中西部地区唯一具有核心增长极和辐射源潜质的就是“中部金三角”。都市圈内的城市通过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和梯度发展完成了产业升级。周边城市支撑武汉做大做强，武汉又与周边广泛交流与协作，通过各城市间良性循环实现共赢。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长江中游都市带，并向四周辐射，将会极大地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崛起。因此，中西部八省市以“中部金三角”为极点，经济起飞，前景光明。

（2）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理论与帮助落后地区脱贫致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是对网络开发的进一步拓展，是指几省的若干中心城市一致行动，协同发展作用，以中心城市的经济力量进行辐射。

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实地考察，我们认为：中部地区若要解决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首先要搞好城市化建设规划，形成中心城市网络。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可以在发展鄂东城市群、湘东北城市群和赣北城市群的基础上，推进三群融合，群策群力建设“中部金三角”；通过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络将各中心城市连接起来，促进长江中游经济一体化。中西部八省市完全可以联合规划、互为支点，从根本上提高整体经济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2、以产业纽带来强化中部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建设

（1）国外城市群发展特点及对中部城市群建设的启示。根据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的定义普遍划分出世界六大都市圈。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包括了纽约、波士顿等著名城市，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地带，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30%，是国内最大的生产基地，也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该城市群的核心是东京，它是日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带，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枢，分布着全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开发机构。

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它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伦敦现已成为欧洲最大、同时也是世界的三大金融中心（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及长三角城市群）之一。

在美国的都市圈中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集群城市，如底特律汽车城、波士顿飞机城。这些城市内部已经具备了完备的产业链，城市之间又彼此相连，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而在我国中部地区，产业集群的模式还未完全建立，包括城市群的建设为产业集群发展创建的环境还不完善。

总之，我国中部城市群的综合优势还未完全体现出来，这就更需要结合“科技与金融”创新，科学规划，优化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协调区域内各城市群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2）确立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发展城市群经济。湖北武汉城市群是以一级龙头城市武汉为核心，辐射半径300公里，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武汉“1+8”城市圈，还融合了湘、赣、皖部分城市，旨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结合“两型社会”建设，应优先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扎实推进传统产业及其经济结构转型。长、株、潭三市互补、融合、集群发展，并为河南中原城市群、江西赣北城市群、安徽“合肥—芜湖”城市群协调发展作出示范。

（3）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相互结合，新型城市群的建设为产业集群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所谓集群是一个生态概念。生态当中的生物集群是指在一定的区域或环境里，各种生物种群相互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结构单元。而产业集群是在特定的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集中，且有相关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如大学、制定标准化的机构、产业协会等），由它们构成的群体。集群具有专业化的特征，其成员企业包括上游的原材料、机械设备、零部件和生产服务等投入供应商；下游的销售商及其网络、客户；侧面延伸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技能与技术培训和行业中介等相关联企业，以及基础设施供应商。

  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会带来经济的外部效应，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同类企业甚至完全不同的企业有许多可以共享的资源，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带来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优势；产业集群模式会实现范围经济，包括外部的企业聚集和内部分工体系的完善；产业集群还会带来技术制度创新优势和市场优势。

中部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汽车、钢铁、农产品加工的制造业。其中包括武汉—襄樊—十堰汽车产业带，湖南国家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武汉钢铁、株州有色金属、湘潭钢铁材料、贵溪铜业基地等。

目前，中部地区产业集聚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较大，工业园区建设离集群化要求有较大差距，产业集群的发展层次较低。实际上，产业集群的很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城市群集聚功能性的缺乏，由此我们看到，城市群的建设对于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城市群整合了区域内各城市现有资源，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增强区域竞争力，实现区域整体经济腾飞。假如要把这种巨大作用变为现实，就特别需要以下条件：第一，创造良好的资源配置条件、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环境条件等，形成廉价的资源配置成本，以利于提高区域竞争力；第二，区域内应有合理的产业链，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这就要求圈群内必须有一个特大城市作为内核，它是产业链的龙头和辐射源。同时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作为产业链存在的基础，产业链内分工明确；第三，域内要有一个强大的共同市场，并具备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有效的政府行为，它是城市群内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条件，能够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经济要素间的关联及交通、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补、共享。所有这些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加快建设以“中部金三角”为核心的中部城市群，以强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实际工作中，“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务必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开发开放，结合“十二五”转型，稳步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有效拓展其产业增长空间。务必紧密结合“十二五”转型，全力改造传统制造业，降低能耗，实行低碳环保；奋力推进以光电子、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型新兴产业上台阶，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培育“领军式”产业集群。

五、促进“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经济起飞的战略构想及其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就全国而言，建设“中部金三角”，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就中西部八省市而言，建设“中部金三角”，则是探索发展新路径、建设核心增长极、建立中西部区域协作机制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客观要求。实现中部崛起，在总体上可以采用梯度推进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相结合的战略。以“中部金三角”为核心，实行产业集群推进，充分发挥城市群互补优势。这既符合我国一贯的区域发展思路和地域上明显呈梯度格局的现状，又能弥补极化作用进一步扩大区域间差距的弊端，实现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在宏观上，第一，要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打破地区封锁、恶性竞争，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彻底开放；第二，组建规范的、权威的区域协调机构。但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有了区域内的协调机构，在实际工作中也要引入政府行为，发挥政府协同作用，解决诸如城市区域内空气污染、河流及湖泊水源利用和污染治理问题；第三，要探寻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在操作层面上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由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牵头，建立官民结合的“中部金三角”城市群规划协调性机构，科学规划、优势互补，有序推进“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建设。

第二，有效实行全员培训，变人口大区为“人口红利”，下大力气培养企业家与企业家阶层。

第三，在中西部八省市，科学规划分中心支点城市，有序建设各具特色的生态城。例如在河南信阳、湖北荆门、湖南岳阳、江西九江、重庆万州、陕西安康等地，结合产业发展、科技研发、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纵深发展，挖掘中西部人力资源，择优扶持高效化产业，大力建设中西部绿水青山式的生态科技园、生态产业园。

第四，在特色产业群、城市群优化的基础上，借鉴美、日，实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稳步建设“中部金三角”城市群，使其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后，中国第四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

【参考文献】

[1] 张可云：中部地区经济“v”型反转的可持续性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

[2] 郭生练、胡树华：中部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报告[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1）.

[3] 钱志新：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经济增长的背景篇（9）

根据2007年IEA关于世界能源的描述，全球的主要能源需求从2005年到2030年将增加55%，其中的74%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快速增加的人口所致。而中国和印度贡献了45%。(IEA， 2007， p. 73) 大量的能源供应来自于化石燃料。尽管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正在提高可再生性能源利用的比例，但要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取代化石燃料是不可能的，同时也不可能填补显著增加的能源需求和有限的能源供给之间的缺口。

一、模型和数据

笔者在文中检验欧盟国家从1990年到2007年的能源价格、能源消耗量、国内生产总值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本文仅选取欧盟中的2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此构建下面的计量模型：

CO2it=f(EPit，ECit，GDPit) 模型1

其中CO2it代表原油消耗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EPit代表进口的原油价格，ECit和GDPit 分别代表年原油消耗量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用GDP平价指数进行调节，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实证分析所需数据为从1990年到2007年的年度数据。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于联合国UN National accounts 数据库。

二、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

本研究利用Engle–Granger方法检验上述模型的因果关系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面板VECM格兰杰原因检测

tax 短期检验 长期检验 强外生性检验

dCO2 dEP dEC dGDP ECT ECTdCO2 ECT，dEP ECT，dEC ECT，dGDP

因变量 F prob. F prob. F prob. F prob. F prob. F prob. F prob. F prob. F prob.

dCO2 0.36 0.84 0.83 0.51 0.66 0.62 4.06 0.01 2.37 0.04 2.48 0.03 2.10 0.06

dEP 3.73 0.01 1.55 0.21 0.12 0.97 0.05 1.00 2.27 0.04 1.42 0.22 0.09 1.00

dEC 1.97 0.12 0.87 0.49 1.00 0.42 0.15 0.96 1.44 0.22 0.61 0.76 0.67 0.72

dGDP 0.68 0.61 0.88 0.49 1.17 0.34 　 　 1.10 0.37 0.76 0.64 0.82 0.59 0.97 0.47

注：①F统计量如果能在p=5%水平下显著，则证明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②ECT代表误差修正项。

（一）短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在短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中发现CO2 是EP的Granger原因，即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变化对能源的价格变动会产生显著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能源成为一种更昂贵的生产要素，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的能源其价格将越好。 [3]

（二）长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在表1中，长期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CO2 仍然是EP的Granger原因，这与短期的检验结果相一致。这也说明了碳税的征收不仅在短期内对能源的价格产生影响，在长期的变动过程中，也同样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EP也是CO2 的Granger原因，通过能源价格的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二氧化碳和能源价格之间是互相作用和影响，而EC和GDP的变化和我们传统的理解是一致的。

三、结论及对中国碳税政策的借鉴意义

通过对欧洲碳税征收国和无碳税国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对于我国而言，碳税作为实现节能减排的有力政策手段和保护环境的有效经济措施，应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开征碳税有利于树立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第二，中国开征碳税已从“是否实施”进入“如何实施”的阶段。作为一种污染税，对中国实现减排承诺意义非凡。然而，源于欧洲的碳税政策能否在中国顺利“落地”，并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重红利，还在于它与中国的经济现实能否更好地契合。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的背景篇（10）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高速的发展，在世界上享誉“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称。全球经济的后危机时代下，我国经济通过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来促进我国经济维持平稳、高速的运行态势。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刺激了投资和消费，当经济危机消退之后，强有力的刺激在快速增长下所积累的风险不断凸显出来，也因此导致我国经济政策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我国GDP增长比例与21世纪初的前十年相比相形见绌。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之为“新常态”。

一、“新常态”的概述及基本特征

（一）“新常态”概述

“新常态”一词最早是在第40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出现的，其是由美国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总裁所提出的，并主要是围绕2008年危机及之后发展而对全球经济做的一种预测。“新常态”是对我国当前经济特点所做出的新归纳，主要是指我国经济在经济危机后经历相对漫长痛苦的恢复历程，此段时期我国经济政策及经济发展都呈现出新特性。置于“新常态”经济背景下，我国金融经营风险及结构调整等方面也随之出现新的特点，诸如此类也构成了我国新金融生态环境模式。[1]

（二）“新常态”基本特征

“新常态”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换挡回落。参照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展国家都经历了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直接过渡到中速的发展阶段，难以维持在5%以上，而我国一直持续在7.5%，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及发展不平衡，基于此，如何使得中国平稳度过高速增长的平台时期，已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2]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其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滑，造成“全面深化改革”任务不断遭受新挑战，导致改革推进力度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力。[3]因而，传统的改革模式已难以适用。若长期处于经济持续偏紧状况下，我国经济改革很难从复杂的利益格局中解脱出来，对经济运行规律也更难把握，改革力度被迫须不断加深。可以说，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步履维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在我国“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下，我国的经济结构正不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2014年第三产业的发展比去年同比增长高达10%，贡献率达到国民经济总额一半以上。从这一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前景比较广阔。2014年上半年国内需求指标到达了54.4%，针对这一数据可以看出，需求结构中投资逐步下降，消费数量在日趋攀升。从就业和收入机构而言，就业率上升，居民之间的收入更加均衡。换挡回落在稳定就业持续增长上发挥着相对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速目前切换于7.5%左右的中高速，但城镇新增就业形势却一直保持逐年增长。其就业人数增加的原因在于，“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快速发展的服务业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当前，“新常态”下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告别旧常态的调控，逐步向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防范风险上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从实质上分析，经济“新常态”是某一种低效率、不和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相对的一种可持续发展、高效低成本的经济增长阶段。

二、“新常态”下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

（一）“旧常态”下金融业高速增长态势

在过去10年间我国银行资产的规模增速超过18%，尤其是“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之后，我国银行贷款额度及银行的总资产增速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在银行业务规模迅猛扩张的背后，相应的风险隐患也在不断堆积，加之我国经济目前正置于下行期间，作为一种主要融资渠道，银行更易被实体经济风险冲击和影响。

（二）金融业构成的结构不合理

因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南沿海地区远远高于西部地区，金融的融资结构不完善，其供给渠道严重依赖间接融资渠道。2014年前三个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渠道融资占据五分之四，企业债率和股权融资占有比例较小。此外，金融业的贷款结构不完善，其贷款投向主要集中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对微型企业、个体户及“三农”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

（三）互联网时代下金融对货币金融环境产生的影响

21世纪，互联网时代下，借助网络实现资金支付等服务的互联网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作为一种新兴金融业形态，互联网金融此种新兴金融业态改革、创新、加速了金融体系内容竞争、发展模式等。比如支付宝互联网等支付平台对银行相关经营业务产生了一定冲击。[4]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发展策略

（一）加快金融业改革的步伐，实现金融经济的转型发展

对贷款投向产业结构进行优化，降低对产能过剩、“两高一低产业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同时将有限的资金资源支持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做好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新兴行业的金融服务。其次，对客户的机构进行调整，从经济实体发展的现状及薄弱环节入手分析，加大信贷对微型企业、“三农”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对贷款的流程及条件进行改进，使得金融的服务更加高效。此外，拓宽消费金融供给渠道，支持消费转型与升级。

（二）“新常态”背景下推行全面的风险管理

银行必须树立新的风险文化，摒弃传统的单一被动的风险管理，切实推行全面风险管理。注重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和风险收益水平，将银行信贷的风险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对风险进行优化组合，全面提升银行管理风险的能力。具体而言，制定明确的风险管理战略与健全的风险管理政策。推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专业化进程及牢固树立风险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对员工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风险管理意识，进而打造出一批现代化的金融风险管理团队。

（三）经济“新常态”下调整和改革我国货币政策调控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应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及积极财政政策，强调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在货币政策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保持流通的适度性，实现货币信贷及金融规模发展的适度增长，此外，应保持货币市场稳定和市场利率尽量处于偏低水平，既有利于稳增长，又可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目标服务，为此，需要创新更多的开放操作工具，完善基础货币的供应机制。

（作者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作者简介：孙晓飞（1986―），男，安徽阜阳人，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与财会管理。]

参考文献

[1] 陆岷峰，虞鹏飞.“新常态”下中国金融生 存对策[J].企业研究，201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