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1）

（四）公示语的成果应用问题

尽管学术界对公示语的英译研究如火如荼，但在现实语言环境中，问题依然层出不穷，误译现象仍在重复。究其原因，主要是一直存在着“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所谓“两头热”，就是群众和专家学者两头热，所谓“中间冷”，就是政府职能部门中间 冷[32]。也就是说，政府职能部门对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和标准建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关的质量检测、评价体系和有关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政府、职能机构、翻译服务机构、标识制作机构之间的协调和体系化质量监管机制还很薄弱。因此，应该加强学术研究和国家标准制定及地方标准规范之间的联系，通过政府行为积极有效地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现实当中去，使其发挥应有的应用价值和社会功能。

五、趋向预测

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至今方兴未艾，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局部不乏深邃观点和独到见解，但就整体而言，在深度和广度仍有研究空间，还有很多值得开垦之处。

首先，拓展研究范围。目前学者们对中文路牌、路标、警示语等公示语翻译规范研究较多，但其他类型的，如社会宣传、广告口号、国际会议横幅、体育赛事宣传语等文本的翻译问题有待更近一步的拓宽和规范。此外，“诸如环境保护、危机管理、安检防恐、无障碍设施、规约制度、城市交通、景点解说、应急救助等方面的公示语是国内明显‘空缺’或‘急需’的，系统引进是当务之急。”[26]（30）

其次，重视实证研究。这是公示语英译研究中的一个新趋势，尤其是接受者信息反馈工作在国内做得还很少，其实证研究更有空间。因此，应积极采用样本研究、问卷调查、海外考察、误译问题定性与定量评估等多种手段全面了解外籍人士对公示语翻译与使用的反馈意见，以便取得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数据，实施更有价值的实证研究。同时，加强中外译者、国内外专家的有效合作，从而使公示语英译研究以更具规模、更具实证性、更利于问题解决的方式不断发展。

最后，加强交叉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公示语英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趋势明显，这就要求今后的公示语翻译与其它学科和领域的结合研究应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譬如，公示语翻译可与美学、语境学、语用学、认知科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以及生态环保、城市生态建设、城市形象建设、经济建设等项目或工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六、结语

公示语的翻译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这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它不仅关乎语言环境与人文环境，而且还与国家语言规范化建设和国家语言政策息息相关。无容置疑，我国公示语英译研究还有诸多不足之处，各地对公示语研究成果的应用问题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缺乏统一的译写标准；二是缺乏合格的翻译人员；三是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四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因此，有必要对公示语翻译工作从译写标准、译员资质、管理体制、监控和修正机制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力争做到有章可循、按章执行，其最终目的是有效治理公示语垃圾，净化语言环境，优化国际交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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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2）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1研究背景

2009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确定将西安建设成西部国际现代化大都市，宣告了对大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然而，目前我国商务英语人才能力测试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采用的国外测试理论基础不适应我国需要和特点；国内相关考试缺乏语言能力共同量表的支持；各种考试大纲或标准的语言能力描述缺乏语言学理论框架，参数设置、精度、详略及等级划分不一致，甚至参数定义模糊，等级划分缺乏测量学的支持，存在经验性、相对性及任意性的特点，因而考试信度、效度、区分度受到质疑。商务英语人才翻译能力的测试亦然。因此，本文旨在研究商务英语人才的翻译能力量表的制定问题，为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课题“面向建设西部国际化大都市目标的商务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标准研究”贡献阶段性成果。

2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语言能力量表的研究方兴未艾。从国外来看，欧美及亚洲各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均开展了相关研究。首先，欧洲一批学者开展了欧洲语言（主要从英语开始）能力描写规范的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有vanEK、Wilkin（s1976）等。他们经过20多年努力，最后形成了“欧洲语言能力等级共同量表（”CEFR量表）。该量表主要以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理论为指导，采用面向行为的方法对听、说、读、写等分项语言能力规定了一系列“能做”描述语，同时也阐述了语言能力描述语的量表化方法（直觉法、定性法、定量法），成为欧洲语言能力的统一标准，但在适用条件、效度验证“、能做”描述语等方面仍需要完善。随后，欧洲一些语言教学和测试研发机构都将他们开发、推行的语言测试产品与CEFR关联起来，以使得考试分数获得统一的可解释性。此后，Alderson(1991)将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分为三类，North（2000）等人采用项目反应理论的Rasch模型对语言能力描述语进行了验证，证明了语言能力量表显著的稳定性，开创了利用描述语数据库研制语言能力量表的先河。此外，欧洲理事会（2001）还制定了迄今最具代表性的语言能力标准：《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CEFL量表)，提出了多维度、多范畴、分等级的语言能力量表,对个人使用语言完成一系列任务的能力进行了描述。其次，北美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如美国的FSI量表（1955）、ILR量表（1983）、ACTFL/ETS量表及SFLL量表（1996），加拿大的CLB量表（1993)及澳大利亚的ISLPR量表（1979）等。再次，亚洲外语界近年来也在致力于建立共同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如日本英语检定协会研制了英语能力“能做”描述语（TheEIKENCan-doList），其它学者主张借鉴CEFR制定一个《亚洲语言共同课程指南框架》。以上欧美语言能力量表都对语言能力分等级、分侧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有的以结构主义语言能力观为标准，以基于本族语者为特征；有的以功能主义语言能力观为标准，以基于“能做表述”为特征；而有的则以交际语言能力观为标准，以基于“情境表现”为特征。从国内来看，目前关于语言能力量表的研究主要有：第一，杨惠中、朱正才、方绪军三位学者2006年起开展了“中国语言能力等级共同量表研究”，就制定语言能力量表的理论、方法进行了探讨，重点借鉴欧洲语言能力等级共同量表（CEFR）研究了语言能力的描述语，并指出语言能力等级量表的基本要件包括设定零点或参照点、划分刻度、设定量表长度。第二，韩宝成(2006,443-480)教授介绍了国外有影响的几个语言能力量表以及这些量表研制的背景、级别划分及其描述特点，并对每个量表进行了评述。第三，韩宝成、常海潮（2011）从研制背景、理论基础、表述形式和研制方法四个方面对比研究了中外12个外语能力标准，并指出了目前我国大陆地区3大语言能力标准及有关考试大纲。第四，方明和严明（2010）开展了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研究，提出了商务英语写作能力构成的理论模型，论证了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的理论基础，并编织出了我国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此外，我国台湾地区于2005年参考欧美相关标准研制了《通用英语能力标准》（CEY量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继续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语言能力观和模型，但都不如以前学者研究的全面、成熟、合理。以上国内外研究都较大提高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教学和语言测试的效率，从而使得语言教学和测试的等级设置及其具体内容和含义更加直观、透明。但有关商务英语翻译能力量表的研究目前尚未发现，而商务英语翻译能力与写作能力在定义上、衡量标准上和级别划定上有相当大区别，现有的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无法测量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故商务英语翻译能力量表存在较大研究空间。

3研究方法和参考的理论依据

根据目前各国制定语言能力量表的经验“，能做”描述语是为描述语言能力的不同方面、不同等级而收集制定的，因此要研究商务英语翻译能力量表，便是研究该能力的量化描述语。本研究采取了直觉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相关的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对业内专家、教师、学生及外贸行业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访及分析，最终形成了该量表初表。本研究的理论依据为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使用包括语言使用的情境、目标、计划过程、语言能力、形成计划、执行计划、产出或理解话语等部分；交际语言能力包括语言知识或能力、社会语言方面的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等内容，这是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几大标准。商务英语语言的效率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三个特点也决定了本文以交际语言能力观为理论依据。

4开发过程设计

如前所述，制定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实际就是对各等级的语言能力进行量化描述，因此要结合直觉法、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确定语言能力描述的参数项目，然后建立描述语库，最后对语言能力描述语进行量表化。本研究过程设计如下：第一步，研究人员确定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描述的参数项目，主要依据为：一是理论依据，即交际语言能力理论，本文前面已有所论述；二是目前影响力较大的商务英语教学和测试机构对商务英语能力等级的规定和描述，其中包括国内外已有的各种商务英语能力量表、教学大纲、考试大纲的规定和描述。具体而言，一方面，根据交际语言能力理论关于语言能力的基本参数规定初步确定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等级描述基本参数，包括以下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商务英语翻译时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第二层级是语句、语篇组织能力及以言行事、社会语言能力，第三层级是商务英语词汇量、形态、句法结构丰富程度、发音及书写的运用能力，翻译时的语句衔接、修辞组织能力，运用商务英语或其它目的语实现表情达意、操纵局面、给人启发和想象的能力，对商务英语社会使用规范、得体能力（包括对方言和语言变体的识别能力、对商务英语的自然使用能力及对商务英语含带的文化和修辞含义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广泛收集有影响力的语言教学和测试机构关于商务英语能力等级的划分及描述，如英国剑桥商务英语（BEC）等级考试、托业（TOEIC）、博思、国际商务英语等级考试等，同时深入研究各层次的参数项目明确含义及相互关系。在此过程中，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优先的方法，对可能定量描述的参数尽量实行定量描述，如商务英语翻译时使用的词汇量、翻译速度等，而对不能或暂时有难度定量描述的参数则进行定性描述，如商务英语翻译表达的准确性、得体性及流畅程度等。另外，研究中尽量对不同等级参数的能力差异尽量进行数量描述。第二步，收录各参数项目下的足以区别各等级语言能力的大量描述语，建立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描述语库。本研究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并行构造描述语：1）收集尽可能多的有经验的商务英语教师对其学生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描述语；2）收集现有各种商务英语翻译标准、教学和测试大纲中关于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或水平的描述语；3）研究者根据交际语言能力理论背景和个人教学和测试的实践经验自行编写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描述语。这些不同渠道获得的描述语具有相互补充性，将它们归入各自等级的描述语参数项目下，进而构成商务英语翻译能力初始描述语库，然后根据交际语言能力理论和我国实际进行排序、分级将其细化为具有一定逻辑结构的、全面覆盖的描述语库。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库里的描述语都是便于理解和使用的，不存在意义含糊或歧义，全为肯定的描述语，每条描述语不重复，只描述一个参数项目，彼此相互独立，都能体现“能做性”。第三步，将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描述语量表化。要区分不同等级的翻译能力，就必须对上述已建立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描述语库中的描述语进行量表化处理，具体步骤如下：1）对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描述语进行排序。该步骤采取基于专家经验和群体调查验证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做法是：本文研究人员在个人经验和直觉的基础上，根据这些描述语在原来一些商务英语翻译标准、大纲或能力结构中的位置对该库中各参数项目下的描述语进行初步排序，然后邀请100位左右有经验的商务英语教师判断每条描述语所对应的语言能力难度，从而得出难度指标，再运用Rasch模型计算出每条描述语的难度系数，进而对专家排序进行验证。2）根据所得描述语难度系数对已排序描述语序列进行四个等级划分，初步形成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3）将初步形成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进行大范围的效度和信度验证。具体做法是根据划分的各等级翻译能力的描述设计相应等级难度的试卷，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试测，最后请教师将自己了解的学生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和初步形成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相对照，或请参加试测的学生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进行详细的“能做”描述与判断。4）根据试测结果及教师的判断对初步形成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进行修正，以使其更加准确。第四步，采取共同被试组等值设计法建立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与现存国内外商务英语等级测试项目的关联或对应关系，从而为各种等级考试考生及各教学和测试机构提供便利，这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用途之一。

5研究中的困难

本研究属应用性研究，研究中存在以下困难：1）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本研究相关文献资料十分有限。2）本研究内容繁杂，涵盖全国各地区情况的难度较大。一方面,研究中问卷调查对象的地域和行业广泛，访谈对象的数量众多；另一方面，我国现存商务英语教学机构和考试种类繁多，教学大纲、考试大纲中关于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描述和等级标准没有统一规格尺度，用户莫衷一是。3）本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涉及语言教学、语言学习、语言测试和语言教育政策等各方面，需要结合语言能力理论、心理测量学和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对大量数据进行定量性统计分析，因此研究涉及领域多，有一定操作难度。

6结语

终上所述，本研究论述了商务英语翻译能力量表制定的必要性及国内外研究现状，探讨了其研究方法、理论依据及研究过程设计，指出了研究所存在的困难，为描述与评价广大商务英语使用者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找到了既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而又直观、可操作的方法。目前国内外语言能力量表仍没有翻译能力这一项描述，且众多商务英语考试，如剑桥商务英语（BEC）也不考查翻译能力，而本研究增加了语言能力量表中关于翻译能力的分级描述。因此，本研究填补了一项国内空白，具有重大创新意义，必将利于国内外用人单位和考生衡量商务英语各项语言能力和国际交流。

7研究的局限性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存在一定研究困难，随之便产生一定局限性：1）本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地域广，故难以涵盖全国各地商务英语教学和测试所有相关情况。2）本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工程，而研究团队可用资源有限，故研究深度存在一定局限性。3）本研究相关国内外资料文献有限，尤其是关于商务英语各项语言能力量表的研究资料仍较少见，故研究基础、参考依据存在一定局限性。4）本研究实地调查、访问的地域、行业及对象数量有限，同时，被研究对象能力、态度等存在差异，故问卷和访谈的质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鉴于以上因素的影响，本课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完善。

8研究前景

综上所述，本研究探讨了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衡量标准，论述了制定商务英语翻译能力量表的原则与方法设计。这些研究成果将为结束我国商务英语领域教学、测试标准混乱的局面奠定基础，为该领域从业者及应试者提供统一业内标准和交流基础，也为国内外的顺畅交流提供便利，从而推进我国该领域的国际化进程。通过本研究工作的开展，无疑将推进我国语言能力量表的研究，尤其是商务英语语言能力量表的研究与制定，进而为我国商务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标准的出台做出探索性贡献。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将进一步开发我国商务英语综合能力量表，使得我国商务英语领域的教学、测试及应用工作拥有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科学实用的统一标准，从而得到进一步推广，以更好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于将西安建设为西部国际化大都市的大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本次研究只是系列研究的开端，以后还可以针对科技英语、旅游英语、学术英语等开发翻译能力量表；从本研究出发，可以后续对本次开发的量表的信度、效度、区分度的可靠性进行改善性研究，并激发其他国内外研究者加入研究行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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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3）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2)05-0165-3

1　引言

转译是指非直接译自原著语言的翻译，转译也称为中介语翻译、二手翻译和间接翻译(Shuttleworth&Cowie，2004：76)。转译现象普遍存在于国内外的翻译实践中。在国外，圣经的翻译中存在大量的转译现象，圣经最初由希伯来语写出，然后译成了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英语版的圣经不是直接译自希伯来语，而是转译自希腊语和拉丁语版的圣经。阿拉伯翻译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转译作品(Branchadell&West，2005)。18世纪莎士比亚作品进入欧洲，转译功不可没(Dollerup，2000：17-26)。转译在中国翻译史上也普遍存在。佛经的翻译经历了从梵语到西域语言再到汉语的转译过程，到清末明初，转译现象更是随处可见。王向远(2006)曾把20世纪中国的转译现象分为四个阶段：清末明初、20～30年代、30～40年代、改革开放后。

有学者认为，转译是不忠实的翻译。但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视角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翻译研究方法也从规定性研究转向了描写性研究。描写翻译研究强调对翻译现象的观察、描述和解释，这就要求将翻译现象置于大的文化环境中去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转译现象必然是翻译研究中合法的研究对象。故本文描写了20世纪初(1896～1919)文学翻译中的转译现象。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是基于以下的考虑：(1)许多学者认为真正的文学翻译始于1898年；(2)这一阶段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翻译高潮。

2　描写翻译研究

在Holmes的翻译学结构图中，描述性翻译研究是“纯理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探讨翻译产品、翻译功能和翻译过程。图里在继承佐哈尔多元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描写翻译研究的三段式方法论：(1)将翻译置于目标文化系统内；(2)对比分析、概括总结翻译概念；(3)为今后翻译决策提供启示(转引自Munday，2001)。图里认为描写翻译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翻译现象背后所存在的翻译规范。图里认为，规范是将某一社区所共享的普遍价值或观念(如对正确与错误、适当与不适当的看法)转化为适当的且适用于特定情形的行为指南(Toury，2001：55)。图里进一步把规范分为预规范、元规范和操作规范三种，认为研究者通过描写译本本身和其产生的环境可以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ibid.)。既然转译普遍存在于中外的翻译实践中，那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其是应该摒弃的“不忠实的翻译”。描写翻译研究要求翻译研究者在目标语文化系统内考察翻译行为，因而为探讨转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得人们能够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转译现象。

3　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文通过对20世纪初(1898-1919)文学翻译中的转译现象描述，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这一阶段文学翻译中转译的中介语言有哪些?

(2)影响中介语选择的翻译规范是什么?

本研究采用描述分析的方法，研究20世纪初(1898-1919)文学翻译中的转译现状。数据主要来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对每一部作品通过考证列出以下几个参数：原著作者、原著作者国籍、译者、译者国籍、译作类型(转译，非转译)、中介语言等。

但在数据收集中存在一些难点问题，如有些书目没有标明原著所使用的语言；有些书目的译者、原作的国籍未知。故本文只统计了可以确定译者、原著国籍和译作类型的作品。

4　结果与讨论

4.1结果

通过统计分析，在这一时期可以确定译者、原著国籍和译作类型的翻译文学作品共有872部，其中转译作品62部，占总数的7.1％。这一时期转译使用的中介语有日语和英语：以日语为中介语的翻译作品53部，占85.5％；以英语为中介语的翻译作品9部，占14.5％。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中转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翻译现象，尤其是第一部俄语、法语和德语翻译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日语转译到中国的。这一时期的转译中介语言主要为日语。

4.2讨论

为什么会存在转译?影响中国在转译时选择日语为中介语的翻译规范是什么?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先讨论这一时期的社会及文化环境。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上落后，而且在文化和文学方面也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观念已经瓦解，同时受到日本通过学习西方而强大的事实的影响，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学习西方的热潮。中国开始向国外派遣学生去留学。虽然中国从1872年开始就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但由于中美关系恶化，至1908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只有110人，到1911年增至207人(周棉，2008)，故1898-1919这一时期留美的中国学生并不多。中国分别于1875年、1876年开始向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派遣中国留学生，但是留学生主要学习工程、海军技术等，很少学习语言和文学(ibid.)。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遣了首批13名中国学生。自此，留日中国学生不断增加。至1906年，留学日本的人数达到了8000多人(Saneto，1983：1)。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学生选择留学的主要国家是美国和日本。下表显示出各年间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和美国的状况。

从上表可以看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远远超过在美国的留学生。此外，这一时期，许多日本人来中国办学教授日语。故可以推断，这一时期懂日语的人数应该占懂外语总人数的大部分。

受到“学习西方、启迪国人”思想的影响，中国掀起了学习西方的高潮。虽然中国设立了同文馆、广东翻译馆等学校来培养外语人才，但是总的来说学习外语的人数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可接受性就是翻译中的一个重要规范。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林纾为代表的豪杰译，接受翻译中的随意删减、增加甚至是译者自己的创造；一是不少译作没有标出原著国籍、译者等信息，有的甚至连著作还是译作都分不清楚。为了缓解学习西方和外语人才短缺之间的压力，转译就是介绍西方知识的便捷通道：而且转译也符合这一时期的翻译规范，即可接受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中存在7.1％的转译作品。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4）

abstrac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esthetic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urc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nd its school and method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onsidered as an end with xuyuanchong’s “three best”. combined wit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trends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in china are explored, which is pointed out that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ased on dynamic and reasonable communication in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focuses on all the constituent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o reproduce the pragmatic, cultural, social values of source language,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of great help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y.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aesthe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1. 引  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 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 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  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  “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 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 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  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  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  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  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 （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 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  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 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 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论文网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 70 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  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  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  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 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4. 结  语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我们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绝对规律是个美丽的童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傅仲选. 实用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2．姜秋霞.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2005.

4．罗新璋. 翻译论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5）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西方现代翻译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并且随之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翻译研究热潮。尤其是美国学者尤金・奈达的翻译理论和思想对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影响巨大。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是公认的现代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他供职于美国圣经协会，从事圣经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其理论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奈达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力图把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奈达以现代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交际学理论和信息论的方法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对中国翻译理论界从理论意识、研究方法、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化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借鉴作用。

一奈达的翻译理论

1翻译即交际

在翻译研究中，奈达把通讯论和信息论用于其中，认为语言首先是一种用于交流的工具，翻译就是交际。按照这种观点，任何信息如果不起交际作用，都是毫无用处的。也就是说，译文如果不起交际作用，不能被译文接收者看懂，这种译文就是不合格的、毫无用处的。而要使译文被读者看懂，翻译时就必须考虑语言交际活动的一切有关要素。“语言交际产生于社会场合，把它从这个场合中抽象出来，它就不可理解。相反，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环境中加以分析，其中包括语言参与者和语言的关系，话语参与者作为特定语言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把信息源发送者和信息接受者串联起来的方式”。简单地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从作者、作品内容、读者、作品背景、作品表达手段等各个方面，对作品进行全面分析，然后转换成有类似原作交际功能的译文。这一观点的提出使得翻译更富有实用价值和意义。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交流机会正在迅猛增加，由于翻译最终的目的是交流并且分享，翻译作为国际交流媒介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

2“动态对等”理论

奈达认为：任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够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在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适当的方式重组原文形式和语义结构来进行交际。因此，译文应当尽量做成让译文接收者喜闻乐见的、符合接受语表达规范的言语形式。奈达认为，翻译正确与否必须以译文的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并取决于一般读者能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地理解译文。由此，他提出了他的“动态对等理论”。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一书中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他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的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所谓自然，是指使用译语中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翻译中使用归化，而不是异化。对于动态对等翻译，奈达是这样描述的：“定义动态时等的一种方法便是将其描述为‘最切近自然的对等’。这个定义包括三个基本术语：1)对等，它指向源语言信息；2)自然，它指向受体语言；3)最切近，它在极度相似的基础上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动态对等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发语的信息。所谓最切近，主要是指在意义上的最切近，指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在动态对等的翻译中，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即不拘泥于形式对等。按照奈达的定义，动态对等翻译不等于传统上的“自由翻译”或“活译”，因为动态对等翻译有严格的要求，它要求译文在不同的语言结构里尽可能完美地再现原文意旨；而“自由翻译”或“活译”则没有此种要求，“自由翻译”往往是译者毫无节制的自由发挥。很明显，翻译的根本任务是求得译文和原文章之间获得等价。然而不论是语内交际还是语际交际，两篇不同的话语之间并无绝对的对等可言。译者寻求的应当是最切近的对等，也就是说，应当使译文最大限度地切近原文。此外，还应使译文行文自然，不带翻译腔。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翻译者应当考虑源语言的交际意图，目标语的文体规范并对目标语读者的能力进行解析。

3翻译受众的感觉

奈达对读者的反应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认为，译文应该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的读者里产生反响。翻译的服务对象是读者或言语接受者，要评判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文读者对原作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看两种反映是否基本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好比进行市场调查，测验公众对市场产品的反应。不管理论上认为某种产品多么好，也不管它在陈列室显得多么美观，如果公众反映不好，那就不会被接受。奈达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有其道理的。翻译如果不考虑读者因素，不估计和测验读者的反应，就可能产生对牛弹琴的译文。比如，把《论语》翻译成现代英语，如果为了强调原文古味，而在译文中使用古英语，一般的现代英语读者就很难接受。当然，少数精通古英语的研究者可能会接受，但《论语》的读者不应该只是少数几个研究者。再如，莎士比亚的作品脍炙人口，给英国读者带来了欢乐，如果这些给英国读者带来欢乐的作品译成中文后，却给中国读者带来了晦涩难懂甚至是对作者思想的曲解，这样的翻译绝不是理想的翻译。因此，译文不能脱离产生原文的背景，译者还要考虑译文接受者理解其内容的思维方式。

二奈达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

随着世界各种翻译研究学派迅速发展、壮大，翻译研究逐步走向全球化时，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也出现了许多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如斯坦纳和施莱尔的诠释学派，费美尔和诺德的目的学派，霍姆斯、勒菲费尔和巴斯奈特等人的文化学派，本雅明、德里达、德曼、韦努蒂等人的解构学派，贝尔曼等人的翻译诗学理论，勒代雷的释意论，勒非维尔的操控论学派等。众多的翻译理论学派对中国翻译理论界从理论意识、研究方法、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化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借鉴作用，使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在前人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朝着系统化、科学化方向迈进。在西方，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对西方译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当8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时，奈达翻译理论以其自身特色、较强的系统性和动态性以及注重读者反应的新视角，给中国译者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甚至避免了“直译和意译”之争。与当时大多数重形式、轻内容的中国翻译理论相比较，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重内容和读者反应，避免了形式和语言上的差异。

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特点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将

译学置于跨文化语际实践之中，凸显跨文化共通的译学规律，并加以系统的对照。其研究途径为在研究中时考虑本学科与跨文化语际实践的整合，既注意事实概括与理论分析，又注重实证研究与理论升华的统一；二是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力图从文化层面来研究翻译理论。中国学者谭载喜把翻译学定位为“多边缘交叉性科学”，其基本任务是对翻译过程和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进行客观描写，以揭示翻译中具有共性的、带规律性的东西，使之上升为理论，作为某种准则，以指导具体的翻译工作；刘宓庆则提出“翻译学学科构架”，因为“翻译并不是封闭型而是一门开放型、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而范守义认为“翻译是一门综合性学问”，是把技艺、艺术和科学“三位一体的结构”。当代翻译学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不断发展完善的学科，是相关自然学学科等多种学科进行交叉渗透研究的学科，翻译理论体系的多元化、研究视野的开放性及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将是中西方翻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

三

结语

综上所述，自从20世纪80年代奈达等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进入中国之后，我们很有必要在吸收西方翻译理论模式和利用这些理论对翻译共性的描述基础之上，根据汉语自身的语言特点，透视汉语言所反映的文化精髓，构建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不断发展完善的学科，并且成为语言学、文化学、文学理论、哲学、美学、认知科学、社会人类学、国际政治学以及相关的自然科学等许多学科交叉渗透研究的综合门类。因此，理论体系的多元化、研究视野的开放性以及研究领域的综合性等将是翻译学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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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9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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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7）

关键词： 应用翻译；策略；公示语

Key words： applied text translation；strategy；public signs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9-0244-02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化速度的加快，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了使中国“走出去”，翻译工作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应用翻译已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由于缺乏完善的理论指导，译者不能正确把握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加之中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各种出版物和公共场合的翻译频频出错。而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的理论研究多半倾向于文学文本汉英翻译。目前，在MTI逐渐兴旺和翻译学升为二级学科的背景下，应用文本翻译日益重要，应用文本翻译研究亦成当务之急（郑艳杰. 2012： 78 ）。

1 翻译理论研究概况

1.1 国内概况 中国的翻译活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翻译理论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转型。在最早的佛经翻译中，就有人提出了“文”和“质”的标准。在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有林纾的“谈译书之难”，还有钱钟书的“化境”等等。前辈们对翻译原则和标准的论述，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实质上都是对文学翻译的理论研究，讨论的都是如何使文学类文本翻译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优美（郭建平.2010：40）。刘宓庆曾指出译论界常常陷入诠释性争论，缺乏对策性及理论应有的实践意义。很显然，中国译界已逐渐意识到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1.2 国外概况 西方翻译理论也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德国功能翻译学派成为主流之前，语言学派理论在译界占有主导地位。美国学者奈达（Eugene A.Nida）创立了翻译研究的交际学派，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和“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将翻译和语言功能联系了起来，认为翻译即交际。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等等。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也将翻译与语言功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翻译手法。而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诺德（Christiane Nord）则进一步指出，在翻译应用文本（如广告，说明书等）而非文学作品时，坚持对等论的理论家更倾向于接受非逐字翻译的方法。

2 应用翻译研究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翻译活动日益频繁。翻译研究已从传统的文学翻译领域走向各种应用翻译领域（平洪. 2002：19）。应用翻译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视。

2.1 应用文本的分类及主要特征 应用文本涵盖广泛，包括各类法律条文、合同、协议条款、旅游指南、景点介绍、政府工作报告、业务保函、商业广告、商务信函、产品说明书、公司简介、企业推介、机构宣传等等，注重信息的实效性和准确性。法律性应用文体客观、公正、严谨，模式固定。商务类应用文本以信息表达为特征，文体正式，格式固定；而宣传类应用文本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具有一定的劝导性和呼唤性，灵活性强，具有一定的感染力。

2.2 应用翻译的特点 应用翻译具有自身的特点，方梦之将绝大多数应用语篇的共性归纳为三点：信息性（informativity），劝导性（persuasiveness）和匿名性（anonymity）。（方梦之，2003：48）。应用翻译以传递信息为首要目的，实用性强，应用广泛，且直接为现实生活服务。国内应用文本具有浓厚的中国语言文化色彩，而且其中一些还具有政治宣传功能或社会宣传功能等。在国际化大背景下，面对中西方国家在文化，语言习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译者的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8）

1.引言

朱光潜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性美学家之一，博古通今，为引进西方美学思想并促进中国美学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在创作专著《诗论》中，他试图综合中西诗学，自构新说；在《文艺心理学》中，以中国文学印证西方文论。他的研究领域遍及西方重要的美学家和他们的美学著作，如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莱辛的《拉奥孔》、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黑格尔的《美学》等。因此，研究朱光潜先生对西方美学论著的翻译、引进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编写的《西方美学史》是研究现代中国美学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研究西方美学论著的同时，朱光潜先生以其学贯中西的底蕴，长期从事着翻译西方美学论著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活动，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朱光潜先生根据美学学科的特点审视翻译引进的特殊性，同时从翻译学的视角考察西方美学的翻译引进对中国现当代美学发展的影响，以及他所提倡的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对翻译实践、学习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翻译与研究、学习的密切结合，思想与语言的统一结合

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弄一套资料丛书出来（诗论资料、画论资料、乐论资料等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编写各门艺术理论的发展史和一部综合性的美学史。”[1]P260他在长期丰富的美学研究中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一边翻译，一边思考，不但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美学体系，而且对翻译积累了许多感悟，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思想体系。

朱光潜先生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既是一种交流媒介，又是一种研究创新手段。在朱光潜先生的治学研究中，翻译与研究密不可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进一步促进学习与创新。正如贺麟先生所说：“翻译为创造之使，创造为翻译之成，翻译中有创造，创造中有翻译，我们须知有时译述他人之思想，即所以发挥或启发自己的思想。”[2]P131朱光潜先生的翻译绝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的，他的更重要的目标是进行研究。翻译首先要基于对原文资料的通读理解，对不同时期思想理论体系进行研读、分析对比，从而保证译介的准确有效。不进行深入有效的研究，翻译就会歪曲原作，掩盖原著文本本来的实质内容，不利于交流，更不利于思想的传播。所以，从某方面来说，翻译促进研究，而研究又会进一步推动翻译工作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纠正以前的误译、错译，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翻译理论，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从而提高译作的质量。古今中外文化的相互融合依赖于翻译与研究的紧密结合，这种独特的治学方法正是朱光潜先生的学术路径的特色，也是其在著述和译介事业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秘诀。

朱光潜先生的翻译与研究、学习密切结合的学术路径具体体现在其翻译策略中。他在《谈翻译》中指出：“文字是有生命的东西，有时喜欢开一点玩笑，耍一点花枪。”[3]P293一个看似精辟的比喻可能使这句话表达的意思与原文大相径庭，一个经典典故的使用可能造成文字理解的歧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可能让人觉得是哗众取宠或是索然无味，如此等类的情景要求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不能生吞活剥地翻译，而要细心琢磨、费心斟酌。对此，朱光潜先生对直译、意译及改译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3]P300翻译一定要能忠实地表达原文的意思，一种意思只有一个最精确合适的说法，换了一个，意味截然不同，因此要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句法。然而，我们也要兼顾中西文字表达的差异，在尽量忠实原文风格和韵味的同时，保证译文读起来亦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从这种意义上说，翻译即是文从字顺的翻译。这与改译有着根本的区别，改译是指译者从原文中得到灵感，根据原文的大意，自己进行的一种创作，这种创作主要基于自己的感悟，立足于本国语言，从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原文，这不能称之为翻译。朱光潜先生在翻译中始终奉行“变译”的翻译策略——“根据读者的需要，采用增、减、并、改、编、写、阐等变通的手段摄取原作相关内容的一种研究性翻译，且译者站在文化传播这一全局采取的引进与创新相结合的战略”[4]P53。由于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选择变通的方式，灵活运用，在仔细研究文本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读者的特定需求，选择译作，加以汇总，摄取原作，用简练、精确的译语加以阐释并与原作浑然融合，从而使之成为引进外来资源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学习与创新的一条捷径。

在朱光潜先生看来，翻译的本质就是“思想与语言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3]P226。朱光潜先生就是以思想和语言如何实现统一这个问题为中心进行西方美学的研究和翻译的。语言作为传达媒介，作为社会交流的工具，把已有的情感和思想翻译出来，从而使之具有明确的表现形式。一种思想只有一种最恰当的语言表现形式，当然这也是译者力求达到的思想与语言完美统一的最佳境界。然而，思想和语言在不同的领域中用何种方式实现统一，朱光潜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证明了文学翻译与哲学科学翻译之间在翻译的重难点及翻译策略上都有所差异。

3.“求真”、“求美”——和谐翻译

朱光潜先生承认：“翻译并不是一件易事，译一本书比自己写一本书要难得多。要译一本书，起码要把那本书懂得透彻。则不仅要懂得文学，还需看懂文学后面的情理韵味。”[3]P289这就涉及翻译理论中经常提及的既“求真”又“求美”，也进一步认证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思维比较注重的统一，特别是统一和谐，对立的融合，翻译要关注整体，掌握分寸，既要忠实于原文，考虑到读者的可接受度，又要注重原作中的情理韵味，这是一种和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是和谐美学及和谐翻译观的基础。

翻译理论从产生形成之初就有“直译”与“意译”、“信”与“顺”的激烈论战，翻译实践中是“信”（faithfulness）还是“顺”（elegance）更重要？随着翻译实践的积累，越来越多的翻译家意见趋于一致，不再把两方面对立，都注意到两者之间的相通性，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采取比较折中的做法，也就是在保留原作特点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改变形式，做到美的相似。强调和谐翻译就不能把“同化”和“异化”截然对立，而应该把两者结合，融合两者的长处。好的翻译应该强调平衡（balance）和协调（meditate）的翻译策略，要在准确和流畅、忠实和通顺之间求得平衡，既要忠实准确，又要通俗易懂。

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5]P125他在翻译实践中一直秉承和谐翻译观的宗旨，力求达到“形”与“神”的统一。他妥善地处理好了各个方面的因素，正确对待翻译与研究、学习，思想和语言的辩证关系，尽力达到两者的和谐统一，从而构成了文学的整体美。在认真研习原作的基础之上，达成和原作者之间彼此友好的亲近、心灵的相通，这种内在的同情使译者和作者之间有了一种“同一性”，产生的这种“和谐”能够帮助译者真切地体会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并使用另一种语言，从而融合成一个新的作品，这可以说是和谐翻译的最高境界。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提炼出来的“折中”、“圆满”的和谐翻译观是中国翻译研究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一大贡献。

4.结语

朱光潜先生一生不仅翻译了许多西方美学著作，为中国的美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理论。翻译不是孤立进行的，学术著作的翻译应该与相关的研究密切结合，相得益彰，不仅有助于翻译工作的完成，更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促进学习与创新；翻译实践的目的是要达到思想与语言的完美统一，既要求真，又要求美，实现圆满调和的目标，获得准确、流畅、清晰的“完美”译作。

和谐翻译观对翻译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古代作品、现代著述、东方文化还是西方学派，都要做到取长补短，统筹兼顾，力求圆满调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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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隋荣谊.翻译美学初探[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1）.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9）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很多人认为翻译只是一种实践活动，包括很多MTI的学生都是只重视翻译实践，而忽视了翻译理论的重要性。笔者认为，翻译理论是翻译实践活动的基础且具有指导作用，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那么，翻译理论有哪些呢？严复的“信达雅”、克里斯蒂娜・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等等原则。上述翻译理论研究得较为完备，笔者在本文中侧重介绍变译理论。变译理论作为新兴的一种翻译理论由黄忠廉于上世纪末提出，在当今的翻译界是具有活力的理论之一。《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主编罗进德对变译理论的评价颇高，“掌握变译方法是新时代译者必备的才能”。

变译观的演进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对变译的感性认识，变译观念的萌芽，变译概念的雏形，变译观念的发展和变译观的确定（黄忠廉，2002）。

二、变译与变译理论

首先，是对变译的界定，何为“变译”？黄忠廉（2011）明确指出“变译是相对于全译提出的”。所以界定变译的前提条件是了解全译，全译是指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化为译语以求风格极似的翻译活动。“变译与全译相对而立的依据是翻译中对原作保留程度的完整性”（黄忠廉，2011）。从这种说法中可以得知，变译是非完整性翻译，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多种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较之于全译，变译的手段多样，这使得变译具有与全译不同的特效。黄忠廉（2002）指出全译与变译的主要区别分为五个方面：首先，信息内容。同全译相比，变译文在内容信息上： 可少于全译，如摘译等；可约等于或少于全译，如编译，原作材料不变，但组织不当或不适合读者口味，或没有标题，译者加上标题，显出层次，便于读者阅读，信息内容未变，但功能和效果优化了；还可大于全译，如译写、译评、阐译等，在内容上较原作有扩充，有拓展，有增加。其次，宏观形式。一般而言，宏观形式上的变最明显的表现为体裁、结构的变化，在量或规模上，原作形式或缩水，或膨胀，甚至是面目全非，原作宏观或微观形式不见了踪影。再次，译者投入。译者的投入可分为时间、智力和知识的投入。全译以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可能讨不到好结果，变译则以较小或相当的投入追求较大较准的产出，同样面对原作，全译者处处投入，事事要为，变译者可以说“不”，有所译，有所不译。然后，信息质。经变译者定向取舍、用心改造后翻译出来的文字在信息的质上一般要胜过全译。最后，译作之比。“译”在此指全译，“作”指译者（有时兼作者）的创作，是一种独创性劳动。在全译中译者的创造性是有限的；在变译里，一旦需要和可能，译者可以尽情发挥，“作”的比例加大。

其次，何为“变译理论”？对变译理论的阐释可以分为两部分。“简单地说，变译理论是研究变译的理论。具体地说，变译理论是从变译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反映变译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原理和思想体系，它以变译为研究对象，研究变译过程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寻求适于一切变译方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黄忠廉，2011）。笔者更A向于第二种阐释。

三、变译的七种变通手段与变译十二法

该部分主要对黄忠廉于2002年和2014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一）变译的七种变通手段

1.增

增指在原作基础上信息的增加。增加的方式可分为释、评、写三种。

释。即阐释，是在译文中对原作中某部分内容的解释，包括释典（解释典故）、释古（把古代的解释为现代的）、释义（解释词义或文义）、释疑（解释疑难点）等。

评。即评论，是对所译的内容进行批语或发表议论，包括评估（评价和估计所译的内容）、评价（评定所译内容的价值的高低）、评介（评价所译内容并介绍相关情况）、评判（判定所译内容的是与非、优与劣等）、评析（评价所译内容并加以分析）等。

写。写指在译作中添写与所译部分相关的内容。按空间位置可分：译前写，译后写和译中写。

2.减

减是总体上去掉原作中在译者看来读者所不需要的信息内容，有时是去掉原作中的残枝败叶，有时是挤掉多余的水分，在变译中表现为对原作的取舍。减的目的在于以小见大，让有用信息的价值充分展示出来。

3.编

编即编辑，指将原作内容条理化、有序化，使之更完美更精致的行为。它包括：编选（从原作中选取一部分加以整理）、编排（按一定的顺序将原作内容重新排列先后）、编写（将原作提供的材料加以整理，写成译语文字）等。

4.述

述，取“述而不作”中“述”的含义，包括叙述（即用译语将原文内容写下或说出），也可以是转述或复述，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只求把原作的主要内容或部分内容用自己的话传达出来，原作形式基本遭到破坏。述基于原作内容，改变原作的表达形式，一律用叙述语言传达内容，所以有摘有编，更有概括。舍细节，求粗略是其特征。

5.缩

“缩”则是压缩，是对原作内容的浓缩，是比“述”更凝炼地用译语将原作压缩的行为。它使信息量由大变小，远小于原作，篇幅由长变短。

6.并

并指合并，是将原作中同类或有先后逻辑关系的两个及其以上的部分结合到一起的变通手段。相关联的部分可能是句、句群、段、篇、章，甚至是书。

7.改

改即改变，使原作发生明显的变化，改换了内容或形式，包括改换（改掉原作中的内容或形式，换成适合译语读者的内容或形式）、改编（据原作内容采用另一种体裁重写）和改造（修改整个原作，以便整个译作适合新的要求）等。（黄忠廉，2002）

（二）变译十二法

摘译是根据译者需求，选取原文主要内容或译文读者感兴趣的部分内容的变译方法； 编译是依据译者特定需求，对原作加工整理然后翻译成文的变译方法； 译述即译者用自己的语言转述或复述原作主要内容或部分内容的变译方法； 缩译即压缩性翻译，以较小的篇幅再现原作主干内容的变译方法； 综述即综合叙述，对某一时期某专题众多外文文献加以汇总、分析，并阐述其研究进展情况的综合陈述； 述评即对众多外文文献进行综述进而加以分析、总结和评论的变译方法；译评即将原作译后再结合其内容展开评论的变译方法；译写即翻译原作全部或部分主要内容加以评论、阐释和扩展的变译方法； 改译即根据特定要求改变原作形式或部分内容，甚至原作风格的变译方法； 阐译即在译者对译文进行全译或变译后再加以阐释的变译方法； 参译即译者摄取外国文献中部分内容并译入创作，引译为据的变译方法； 仿作即仿照原作或译语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进行译语创作的变译方法。（黄忠廉，李明达，2014）

笔者认为，变译七法是变译十二法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和发展。黄忠廉于2002年提出的变译七法为变译理论构建了良好框架，不仅为学者研究学习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同时也为学者的日后拓展和补充奠定了基础。与译七法相比，黄忠廉和李明达于2014年提出的变译十二法更为全面与完备，变译十二法囊括了更多的变译手段，拓展了变译理论的应用范围。

四、变译理论研究方向

（一）十七个研究方向

黄忠廉（2002）在《变译理论：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曾用大量篇幅对变译理论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研究给出了多种方向。

第一，变译的实质，研究变译的本质特征。第二，变译的系统，涉及变译的诸多要素。第三，变通的手段，研究手段及其分类理据。第四，变译的方法，主讲方法论。第五，变译的体系，研究十一种变译方法间的关系。第六，变译的单位，研究与全译不同的语篇单位。第七，变译的章法，研究变译中的篇章结构调整、版权问题和署名间题、原作的著录方式，是译是著的标注向题等。第八，变译的过程，揭示变译的宏、徽观过程。第九，变译的机制，研究变译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机理；运作过程中有何内在的机制，从读者到变译作品与传统全译不同的机制。第十，变译的特效，研究变译多、快、好、省、有的放矢的效果；多――信息比重大；快――传播速度快；好――信息质量高；省――省时省篇幅；有的放矢―针对性强。第十一，变译的规律，探讨变译的内在规律：译者妥协律、肯定否定规律、整体优化律、循序渐进律、信息失恒律、质量递变律。第十二，变译的标准，变译的标准应根据其实质来定，根据变译的特性来定。总的标准是它是否满足了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具体标准包括：特定读者的定位明确；变通手段的选定准确；变译方法的运用正确；原作的使用价值突出；译者的作用发挥恰当；变译效果的追求到位。第十三，变译的范围，确立不同变译方法所适应的不同文体范围，依次排列为：文艺

第十五，变译读者论，研究变译因读者而变：变译读者的摄取心态；变译读者的有效需求；变译读者的需求调查。第十六，变译译者论，研究变译由译者来变：对待原作的态度；对能力的高要求；译者的服务意识；译者的效率追求。第十七，变译客体论，研究对原作的施变：原作的可变动性；原作的使用价值；变译的供需矛盾。

笔者将这些研究方向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十四个方向，这部分主要是以变译这个客观的理论为研究对象；第二部分包括最后三个方向，该部分主要是以译者和读者两个主观角度对变译理论进行研究。

（二）对比性研究方向

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分类角度，对分类的结果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同一实质的事物，也会产生形式和内容上的不同。黄忠廉（2011）在《变译理论研究类型考》中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和标准，对变译理论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第二次划分。

第一，现象研究与本质研究。变译研究面临着两个问题： 一是创建理论与方法； 二是弄清中外变译事实。第二，过程研究与结果研究。变译过程研究侧重于变译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结果研究则侧重于变译产品，前者属于本体研究；后者属于翻译文学或翻译文化研究。第三，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历史研究主要研究变译发展的演变及其规律，是对变译的纵向研究；现实研究主要研究当前鲜活的变译现象，对变译展开横向研究。第四，应用研究与纯理研究。产生于事实的理论，首先可形成应用理论，它与实践直接联系，具有可操作性。应用研究包括变译现象阐释考察、变译方法论问题、变译实践论研究、变译教学与变译人才培养问题等。应用理论进一步提升抽象，成为普通理论；纯理研究包括： 对变译现象产生的背景研究，对变译理论内涵的研究，变译理论产生的理据的研究，对变译理论的学科思考等，其他学科理论学说对变译理论的关照。第五，上向研究与下向研究。上向研究就是归纳研究。归纳有两种含义： 一是事实归类； 二是理论推理，从事实中概括出一般原理。既然是归纳研究，就要对变译事实的采集尽量周全；下向研究，即演绎研究。上向研究便于弄清事实，总结规律； 下向研究便于完善规律，建立方法、理论和学科的体系。第六，专题研究与学科研究。专题体系可分为小专题和大专题，单一性专题体系和集合性专题体系；学科体系是专题体系的扩大，是专题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单一性专题研究到集合性专题研究，再到学科研究，是一门学科成熟发展的逻辑过程。第七，笼统研究与具体研究。笼统研究包括两种，一是对研究对象认识不清，二是有意识地不分清；具体研究一般是小题大作，将一个问题说透论深。第八，潜性研究与显性研究。第九，综合研究与分类研究。综合研究以人类的所有变译为研究对象，重在探讨变译的共性和变译的本质，从而形成变译的普遍理论；分类研究以某一类变译现象为研究对象，形成某领域独有的某类独特变译的规律与理论。第十，译介研究与原创研究。译介研究是对变译研究成果的翻译与介绍；原创性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平视西方译论与尊重汉外互译事实的心态，有独立的研究立场。

笔者认为该种研究方向的分类更为全面系统，较之于前面的分类，此种更具理性，更易于操作。前面的分类为初期的分类，虽然概括很详尽，但是条理性则逊色于后面的分类。

五、变译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变译理论仍然是一个新兴的翻译理论，一直处于发展和实践的过程中。

黄忠廉（2002）在《释“变译”》中由变译的各种属性，对其逐一诠释，具体而言有五个角度：由译者来变，因读者而变，七种变通法，摄取的战略，对原作施变。同年，还对变译的性质及其宏观特征进行了整理。2009年就变译平行语料库的相关问题以严复《天演论》为例做了实践分析。刘丽芬和黄忠廉（2001）就编译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探索与梳理。

除了黄忠廉自己的探索和发展，变译理论也被很多学者广泛地应用。这些对变译理论的探索研究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理论的探索研究，代表有周青（2005）、徐朝友（2006）、厉平（2014）、焦鹏帅（2014）、李秀云（2015），等；第二类是实践的探索研究，代表有王皓（2006）、高云（2015）、顾伟（2010）、葛婷婷（2015）、毛莹（2015）、翟韬（2015）、包玉慧、王曦和陈锋（2015）、罗建生、李敏杰（2015），等。

六、结语

变译理论和变译研究的意义在于“多快好省、有的放矢地吸收国外信息。多――单位信息量大；快――传播速度高；好――信息最有效；省――省文本篇幅、省译者和读者的时间；有的放矢是指以最充分最直接地满足（特定）读者对象为目的”（黄忠廉，1999）。变译理论是新兴的翻译理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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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10）

引言

《生死疲劳》这部文学作品是我国著名作家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意义与艺术价值，翻译学家葛浩文对《生死疲劳》的英文翻译，让这部作品走向世界。美学属于文化范畴，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将翻译与美学结合是翻译研究的一种新方向。翻译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除了考究翻译的技巧和用词准确性外，现在越来越关注翻译的美感，讲究翻译的美学价值，让翻译行为更好地将良好主观意念表达出来，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表现每一种语言最本真的含义。遵循翻译美学理念，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工作时要对原著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了解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感情基调是怎样的，确保译文同原著保持一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文化冲突。

一、文学翻译中翻译美学的应用

翻译美学参考现代美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构造展现翻译的功能，能够充分体现学科之间的融合与发展。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观关注的是不同文化内涵中美学方式的不同表达[1]，他在《文学翻译比较美学》一书中提到“必赖之于比较，求之于美学”，表达出文学翻译的研究重点，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内涵有所不同，它们的美不单单从文字的“表层结构和形态”中体现出来，而且主要从作品的文化内涵上表现出来[2]。因此奚永吉通过使用宏微观比较相一致的方法，分析翻译美学比较范围和路径，有望能够在翻译过程中融会贯通，进而提高翻译美文的质量。而许渊冲的“三美论”主要是研究文学翻译中诗歌领域的美学，许渊冲指出首先是求意美，其次是求音美，最后是求形美，即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基础上展现原文的形美，尽可能做到三者统一，同时具备这三者才是好的译文[2]。

通过上面的分析，在文学翻译中运用美学分析手法，运用翻译美学理论和跨学科多元文化指导文学翻译是当前的主要发展势。

二、《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翻译美学的体现

2012年度诺贝尔获得者莫言的获奖作品《生死疲劳》，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农村50年的发展历史，借助生死轮回的艺术效果，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表现出来[3]。“翻译的工作尤其重要，我能够荣获诺奖，与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我写《生死疲劳》，初稿花费43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整整翻译了6年”[4]，由此可以看出，莫言的作品成功同他的作品的翻译有很大的关系。译者同样是审美主体，不只要能够挑选出真正优秀的原文材料，挖掘其中的真正美学价值更重要，从而能够完成一部译文精品。毛荣贵在词、句层次上行美、音美、意美作为审美客体的英汉语言具体情况[5]。通过他们的研究，大体可以判断原文的审美价值，可以从文化角度、语言角度入手，可以适当调整审美主体感应的灵活性。

（一）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文化展现

翻译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在译文中能够展现原文的美学要素，在文学翻译中，在西方的众多语言中，英语翻译比较常见，它的形式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修辞手法上，像对照的均衡美，排比的气势美，比喻的形象美、贴切美，诗歌的韵律美等。从文化角度来看，中西方文化有明显的不同，在葛浩文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差异不是很明显，依据翻译美学理论，基于翻译美学的视角，可以看出翻译者的功底非常好。东西方文化差异在《生死疲劳》原文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的简直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这句话中用到“狗”一字。狗在中国文化中通常伴随一些不好的词汇出现，比如“狗不理”、“”，但是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把狗视为忠诚。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避免出现这种差异，将上述一段话翻译为：“like a goddamn dog.”加上“goddamn”这个前缀用来表示贬义，这样整个语言就更加诙谐，防止引起文化差异的冲突[6]。还有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词句用英语很难翻译，《生死疲劳》原文出现了“风水先生”一词，这个在英语中就没有相关的翻译。所以葛浩文使用异化音译的方式对它进行翻译，翻译为“feng shui master”，展现原著语言的丰富多彩，这种翻译方式比较直接地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能被读者接受。

（二）翻译美学与语言的结合

审美的基础个体是词，词就是音节、字和语素的组合，关于词的审美，从下面三个方面入手：精、准确、美。很多比较出名的作品，在选词方面都需要一定拿捏之后再做决定。主人公不愿意做驴，在阎王爷的安排下又不能避免，莫言在描述这段心理活动时，在“躯体”、“习性”这些相对中性的色彩词前面填上定位元素“驴”，而驴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有“愚蠢”的意思[8]。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关注自己译文词语的使用，翻译方法是建立在词、句上的，一个好的修辞手法不仅能够把原著高效的翻译出来，而且能够展现出文化的魅力。在《生死疲劳》中，比喻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辞，关于比喻的句子非常多，葛浩文在翻译时做到了非常好的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例一：

原文：你口口声声叫爹，后来你干脆就叫我爹，如果我是你爹，那迎春就是你的姨娘，你将姨娘收做老婆，让她怀上你的孩子。你败坏人伦，该遭五雷轰顶！

译文：You started out by calling me Foster Dad and eventually dropped the word foster. Well， if I my our dad， then Ying Chun， my concubine， is your stepmother， yet you’ve taken her as a wife and have had her carry your child. You’ve corrupted the system of human relations and deserve to be struck by the God of Thunder！

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同一本体所选用的喻体不是相同的，对同一喻体表达出来的意义不相同，喻体表达的含义也不同。

上述情况，对翻译工作者来说是一难点，在对原文有一定理解的前提下，还要熟悉这两个语言存在的具体差异，从而有利于掌握比喻修辞的翻译[7]。在上述例子中，掌握“五雷轰顶”表达的含义，第一要对“五雷”的意思有一定的了解。五雷来源于古代汉民族的物质观，古人认为任何物质都是由五行构成的，也就是金、木、水、火、土，“五雷”中的“五”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所以“五雷”即“金雷”、“木雷”、“水雷”、“火雷”和“土雷”，也包括天空的雷霆。这里的“雷”其实是一个动词，意思是惩戒。“五雷轰顶”用在那些做坏事的人身上，他们会受到上天的责罚。译者葛浩文把这个词语翻译成“the God of Thunder”，把原文中“雷击”的意思翻译出来，同时能被西文读者理解，这样翻译就可以将中西方文化差异化解开[8]。东西方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读者的理解上，在上面的例子中，葛浩文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平衡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例二：

原文：有关那头牛的回忆纷至沓来，犹如浪潮追逐着往沙滩上奔涌；犹如飞蛾，一群群扑向火焰；犹如铁屑，飞快地粘向磁铁；犹如气味，丝丝络络地钻进鼻孔；犹如颜色，在上等的宣纸上洇开；犹如我对那个生着一张世界上最美丽的脸的女人的思念，不可断绝啊，永难断绝……

译文：My memories involving the ox came thick and fast， likewaves crashing on the shore； or moths drawn to flame； or iron fil-ings sucked toward a magnet； or odors surging toward your nostrils； or colors seeping outward on fine paper； or my longing for that woman born with the world’s loveliest face， interminable， eternally present...

《生死疲凇分行薮鞘址ū冉隙啵涉及手法种类比较多，在上面的例子中很多修辞手法相结合，排比和比喻都有。翻译一个抽象的事物通常要比翻译一个真实可见的东西困难得多，很多时候都需要翻译工作者的联想能力比较强。在上面的例子中，作者接连使用六个比喻描绘“有关那头牛的回忆”。由于“纷至沓来”不是静态的，因此后文的比喻所描述的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画面。作者将浓烈的“回忆”用“波浪”做作比喻，很是新颖，后面又用“铁屑”、“飞蛾”、“气味”和“颜色”这些创造性比喻，让读者感觉到一种独特的美感，能够看出作者想象力很丰富。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表明作者的语言功底和写作技巧拿捏得非常好[9]。

英文中一般都会用like，seem，as...as...，as though等表示“好像”、“和……一样”、“仿佛”、“犹如”等意思。在这个例子中，译者把第一个比喻句中的“犹如”翻译为“like”，因为比喻比较多，为防止重复，之后的5个比喻词都使用连词“or”，并把原文中的意象“飞蛾”、“浪潮”、“铁屑”、“颜色”和“气味”相对应地译为“moths”“waves”“iron”“colors”“odors”，不仅在语言形式上能够一一对应，还把原文的含义表达出来，对这两种语言的转换做得非常好[10]。

结语

通过翻译美学视域下对《生死疲劳》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翻译不只是单纯的翻译过程，更蕴含着文化底蕴的艺术品的创作过程。通过研究《生死疲劳》的英译，我们可以发现译美学视野下的英语翻译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艺术，它不同于有形的艺术品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文学艺术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可以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力量。一名优秀的译者不仅要掌握最基本的翻译理论和翻译美学理论，还要仔细研磨掌握它的技巧，翻译美学理论不仅有利于译者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和观点，而且能够帮助译者增强语言功底，提高译文的质量[1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只是一一对应地翻译，同样要从美学的角度对译文进行美化，把作者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展现出来。一名优秀的译者要提高自己对作品的领悟能力，提升自身文化素养，丰富自身的审美经验，翻译更多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0）：52-54.

[2]潘卫民.全球化语境下的译者素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11（12）：13-16.

[3]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1）：57-60.

[4]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孙会军.从几篇重要文献看葛浩文的翻译思想[J].东方翻译，2012（4）：14-19.

[6]邵璐.莫言英译者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伪忠实”[J].中国翻译，2013（3）：62-67.

[7]王晓平.海外汉学界对莫言获诺贝尔奖的反应综述[J].文学评论，2013（3）.

[8]杨晓茹.翻译美学研究综述[J].考试周刊，20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