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篇（1）

1.特色生态农业得到长足发展

一是优质稻产业。近年来，芒市在生态农业发展上投入不断加大，特别是优质稻产业的发展取得良好成绩。2014年底，全市以种植遮放贡米优质品种为主，种植面积超过134467公顷，每亩单产400公斤以上，总产超过8.2万吨，总产值超过2.3亿元。优质稻订单面积4333公顷以上，产量2.7万余吨，产值9864万元，经济效益明显。

二是冬农产业。在2014年，芒市冬季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超过18813公顷，总产量达到12万吨，冬季农产品总产值为27244万元，冬季生态农业开发效益大幅提升，特别是冬马铃薯、甜脆玉米、冬早蔬菜等品类的种植，成为芒市广大农民增收新亮点。

2.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

在“特色农业稳市”战略下，芒市生态农业产业的发展紧紧抓住产业结构调整主线，大力推进优势生态农产品精加工，积极发展劳务经济，生态农业结构得到优化。坝区以优质稻、冬农生态产品为主、坝边二台坡以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主，山区则主要种植优质茶叶等。根据本地发展实际，科学合理规划和安排种植，各生态农业产业的发展基本实现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3.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有所提升

近年来，芒市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得到较大提升，有些农产品达到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尤其是农产品进入市场的品种不断增加，农产品的商品率不断提升，自产自销率降低。此外，农产品进入市场范围不断扩展，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其中，冬蔬菜、水果、蘑菇等己进入全国诸多大中城市。与此同时，农产品的销售规模也得到扩大，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出口量也有明显增加。

二、云南芒市生态农业发展中的问题

1.生态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

当前，芒市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是很高。芒市既有的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协会，还没有形成较强的整体合力。生态农业市场基地建设和芒市农业经济发展的地位不相符。当前，全市有不同类型生态农业试点合作社47个，包括国家、省级生态农业示范社。生态农业产业化还不够，辐射影响力较弱。这些都使得从事家庭经营农民很难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竞争需要。

2.农产品精深加工相对滞后

芒市农产品加工总体处于初级阶段，规模相对小，产业链还不够长，精深加工较少，产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农业综合经济效益还较低。据调查，芒市农产品加工率较低，仅仅为15%，如扣除烟草产业，生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和农业总产值之比还不到0.3∶1，大大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大多数生态农业产业仍处在粗加工阶段，主要对外输送原料或中间品，且企业生产生产设备、技术更新慢、管理上相对落后。

3.生态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

芒市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处在中等水平，和国内、国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原因在于：一是生态农产品质量有待进一步加强，农药、化肥应用不够科学合理。二是生态农业科技创新不足。当前，芒市生态农业大多数为传统农业，科技含量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未达到30%，不适应生态农业发展需要。三是生态农产品品牌建设滞后，难以适应生态农业发展的要求。

三、促进芒市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

1.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龙头企业

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是选准并有效开拓市场、培育龙头农业生产企业。龙头企业主要是在主导产业重点环节有关的产品上建立，可以是加工企业、专业市场或中介组织，可以是国有、集体或个体私营企业，是能够严格依照生态农业经济规律发展的企业。要选定生产规模大、起点较高、技术及资金力量较强的强龙头企业，努力将其打造成生态农业产业的骨干，要积极推进企业和农户的合作，形成“公司+基地+农户 ”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2.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

要积极解决生态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市场拓展及生产技术研发的制约问题。需要地方政府重视科技创新，应设立科技创新基金，指导并扶持生产企业进行精深加工技术研发 。对于局部技术研发条件企业，可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人才培养、补贴等优惠政策；应对政府设立的精深加工农产品项目和满足精深加工要求的生产企业自建项目，应给予一定的研发补贴。

3.增强生态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篇（2）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4-0034-02

一、特色生物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

福贡县属典型的立体农业气候特征，年平均温度16.9℃，有效积温达5720℃，年平均降雨量1380毫米，全年无霜期达315天，气候上属“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亚热带气候，是云南省少有的无春旱县，从江边到高山有六个垂直气候带，峡谷立体气候特征明显。加之，近年来，在上级部门的大力帮扶支持下，通过全县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县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交通、电力得到了极大改善，客观上来说，福贡县发展特色生物产业，加快推进高原特色生态农业进程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的有利条件，特别是以云黄连、茶叶、独龙牛等为代表的特色生物产业是最佳适生地和原产地。例如：

1.福贡的云连已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发展保护和开发的63种紧缺中药材之一“黄连上品在怒江，怒江好连出福贡”。

2.福贡的老姆登茶在2002年昆明首次举办的全国民营企业交易会上，曾荣获名优产品奖，许多首次品尝过福贡老姆登茶的外地游客，对茶质赞不绝口，甚至与“西湖龙井”相提并论。

3.福贡的独龙牛在全国仅怒江独有，属于怒江生物多样性物种中的珍稀物种，是一种野生半野生的家养珍贵牛种，是国家列入畜禽品种资源保护的珍稀物种等。

主观上来说，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我县特色生物产业发展历史十分久远，广大农民群众从中积累了丰富娴熟的种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着良好广泛的群众种养殖基础，产品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和市场竞争力及良好生态效应。为此，福贡县培植特色优势生物产业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和内在发展要求，发展高原特色生态农业将有力推动地方名特优农产品的发展，是壮大县域经济的必由之路，潜力巨大，势在必行。

二、福贡县高原特色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

长期以来，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高原特色生态农业的发展，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和推进农村改革的要求，紧紧围绕农民增收目标，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市场为导向，突出特色优势，打造福贡品牌，创新发展模式，注重科技研发，以示范基地为突破口，带动全县特色生物产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1.全县累计完成草果种植15万亩，约有0.5万亩产生经济效益，产量为2500吨，产值达1500万元。到“十二五”末，计划种植面积将达20万亩，实现产值3.9亿元。

2.全县累计完成云黄连种植6万亩。约有2万亩产生经济效益，产量约100吨，产值达1500万元。到“十二五”末，计划种植面积达10万亩，实现产值6000万元。

3.全县累计完成茶叶种植1.2万亩，约有0.5万亩产生经济效益，产量为200吨，产值达2400万元。到“十二五”末，计划种植面积将达2万亩，实现产值3840万元。

4.全县累计完成泡核桃种植36万亩，现挂果面积3万余亩，产量1000吨，产值达1000万元。到“十二五”末建设核桃基地面积达40万亩，挂果面积达8万亩，实现产值4000万元。

5.全县累计完成漆树种植11万亩，年产漆籽50万公斤，但由于加工环节滞后，产值仅500万元左右。到“十二五”末计划种植漆树面积达20万亩，投产面积达5万亩，实现产值2500万元。

6.全县累计发展独龙牛养殖1000头，产值达1000万元。到“十二五”末，计划发展独龙牛养殖3000头以上，投资 3000万元，实现产值4000万元。

7.全县累计发展高黎贡山猪1.2万头，产值达3600万元。到“十二五”末，计划发展高黎贡山猪养殖3万头以上，投资 4000万元，实现产值9000万元。

三、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群众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够突出，农民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

2.产业发展模式与市场资源配置不协调。

3.资金短缺，投入不足，财政投入政策机制的制约，在项目实施过中存在部门资金投入的多元化，导致资金整合难度大。

4.由于我县自然灾害频繁，政府和群众所承担的投资风险比较大，如何降低高原特色生态农业建设投资风险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发展思路

1.统一思想，加强领导。要做大做强高原特色生态农业，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刻认识高原特色生态农业对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切实加强对高原特色生态农业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考核制度，严格执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2.充分利用地理区位和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生态农业产业。

3.培育种植大户，实现规模种植。制定优惠政策，注重培育高原特色生态农业种植大户，同时协助各村发展合作经济组织。解决一家一户的分散性经营，实现规模化种植、科学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生产格局，提高市场竞争力。

4.统一技术，强化服务。健全县乡科技推广队伍，创新人才聘用制度，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认真抓好生物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等诸多环节的工作。

五、采取的对策

1.加强组织领导，提高对发展特色生态农业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对特色生态农业发展的领导，明确我县发展特色生物产业的主攻方向和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全县发展特色生物产业工作计划。建立健全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促进特色生物产业的发展，做大做强特色生物产业。

2.推进科技创新，提高特色生态农产品科技含量。逐步构建完善县乡农科机构，交流培训一批农业科技研发队伍，尽快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运转高效、支撑有力的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体系。要突出抓好农产品深加工，大力扶持现有草果、黄连和漆树等重点加工生产企业。

3.深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一村一品”、“一乡一品”区域布局。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原则，努力加快形成“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和各具特色的区域化布局。如：以匹河乡、子里甲乡为主的漆树种植带；以上帕镇、鹿马登乡、架科底乡为主的黄连种植带；以石月亮乡、马吉乡为主的草果种植带等。

4.创新服务机制，提升特色生物产业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加快农村市场化体系建设，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购销对接服务。要加快发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引导和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供销合作社、种养大户科技人员、返乡创业农民等领办或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努力提升特色生物产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篇（3）

1．2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所用数据来自1994—2012年《甘肃农村统计年鉴》，考虑到农业生产中林牧渔业碳汇的影响，为了使数据更具有合理性，文中农业GDP数据用当年年末种植业总产值代替；农业碳排放总量为计算所得。根据甘肃省的实际情况，农业碳排放主要来源于：①农业机械使用消耗柴油导致的碳排放；②化肥、农膜、农药等农用物资的生产和施用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碳排放；③农业灌溉过程中使用电能或其他化石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④土地翻耕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本文依据《IPCC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测算方法，将其引用到农业碳排放领域，估算模型为。式中，C为农用地排放总量；Ct为第t年的碳排放总量；Eit为第t年第i种碳排放源的量；δi为第i种碳排放源的系数；i表示各碳排放源，分别是农用柴油、化肥、农膜、农药、有效灌溉、翻耕等6种。参考李波、王才军的研究成果，农用柴油的碳排放系数为0．5927kg／kg、化肥的碳排放系数为0．8956kg／kg、农药的碳排放系数为4．9341kg／kg、农膜的碳排放系数为5．18kg／kg、有效灌溉的碳排放系数为20．476kg／hm2、翻耕的碳排放系数为3．126kg／hm2。根据式（7），利用甘肃省1993—2011年农业投入的相关数据，可计算出甘肃省农业碳排放总量，进一步计算出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强度，结果见表2．从表2可见，研究期内甘肃省农业碳排放总量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从1993年的66．37万t增加到了2011年的207．92万t，增长了213．30％；化肥为最大的碳排放源，19年来累计碳排放量达到1167．82万t，年均增速为4．01％，农用柴油、农膜、农药、有效灌溉、翻耕累计碳排放量分别为228．37万t、709．07万t、196．46万t、40．43万t、22．41万t，年均增速分别为5．57％、10．82％、2．11％、0．65％、16．26％。农业仍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生产为主，农民的低碳农业意识不强，政策导向不明，在农业碳排放总量增长的同时，碳排放强度也在不断增加，从1993年的182．40kg。hm2增加到了2011年的510．93kg／hm2，增长了280．11％。

2结果及分析

依据式（7）测算和式（6）得到甘肃省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见表3。1994—2011年甘肃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主要呈现弱脱钩、强负脱钩、扩张连接、扩长负脱钩、强脱钩5种状态（表3）。研究期内，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弹性指标出现最多的是弱脱钩状态，共9次，占统计期数的50％；其次为强负脱钩和扩张连接，各出现了3次，占统计期数的16．67％；扩长负脱钩出现了2次，占统计期数的11．11％；最少的是强脱钩，出现了1次，占统计期数的5．56％。总体上，脱钩状态占统计期数的55．56％，说明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慢于农业经济的增长速度，呈现良好的态势。甘肃省的农业碳减排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与甘肃省的实际情况相一致。从图1、图2可见，甘肃省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周期性的“较理想状态—畸形状态—较理想状态”的“W”型变化。依据脱钩指标变化态势（图2），可将研究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94—1995年、1996—2002年、2003—2011年。第一阶段（1994—1995年）呈现“弱脱钩—弱脱钩”特征，脱钩弹性指数介于0—0．8，脱钩弹性指数分别为0．11、0．31，呈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即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慢于农业GDP的增长速度。从表2可见，两年间农业碳排放总量仅为136．70万t，碳排放强度平均值仅186．27kg／hm2；农业GDP从1993年的99．14亿元增长到1994年的157．91亿元，增速为59．28％，农业GDP40％／hm2的增加值随着农业碳排量5．4％的值增加。原因主要是：①20世纪90年代初，甘肃省农业技术欠发达、农业生产力相对落后，农作物种植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对农用机械和灌溉机械的使用相对较少，相应的农用柴油使用量较小，加之农药、化肥等农用资料投入意识相对较弱，碳排放总量不大。②该时段农村劳动力还未大规模向城镇转移，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少，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经济作物生产变卖所得，农业GDP得到了较快发展。第二阶段（1996—2002年）经历了“不可取状态—较理想状态—不可取状态”的W型变化过程，并出现了两个扩长负脱钩状态的高峰值，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整体上快于农业GDP的增长速度。1996年为第一个高峰值，脱钩弹性值为1．32，农业GDP17．78％／hm2的增加值伴随着农业碳排量23．44％的值增加。

主要原因是，1996年甘肃省实施了科技推广服务活动和新农业管理措施的推广，农田基本建设得到加强，发展了一系列的基础工程，如地膜覆盖工程、带状种植农业种植工程等。此外，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户更倾向依靠农业机械以克服人力的不足，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对柴油、电力等能源的消耗，使农业碳排放量居高不下。农民大多依靠种植农作物来维持家庭生活，收入来源相对单一，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农民往往会加大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资料的投入力度。与1995年相比，该时段在农作物种植面积持平的情况下，农业GDP增长了14．05％，但仅农用薄膜的投入就增加了82．15％，农业碳排放增长了23．13％。2002年为第二个高峰，脱钩弹性指标达到6．17，农业GDP2．37％／hm2的增加值伴随着农业碳排量9．09％的值增加。主要原因是，农民负担过重，“三农”问题进一步凸显。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务农转向城市务工，农民从事农作物种植的积极性下降。与2001年相比，导致1．06％的耕地闲置，农业经济增速放缓，增长速度仅为1．29％，但农业碳排放年均增速仍为12．85％。在此期间，1997年、1999年、2000年表现为强负脱钩状态，脱钩弹性值分别为－1．27、－0．56、－0．36。由图1可见，在农业GDP减少的同时农业碳排放总量仍在增长，1997年与1996年相比、1999年与1998年相比、2000年与1999年相比，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5．17％、－3．90％、－1．54％，而农业碳排放增速分别为6．59％、2．17％、0．56％，农业GDP在平均减少3．23％／hm2的情况下农业碳排放仍然增加了3．4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大洪涝灾害和国家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公共财政涉农支出减少，农业公共设施投入停滞，加之农民从事农作物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农作物生产总值下降。1998年脱钩弹性值为0．44，表现为弱脱钩状态，农业GDP12．91％／hm2的增加值伴随着农业碳排放5．58％的值增加。主要原因是，1998年新《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实施使耕地的数量得到了一定恢复，加之国家政策对农业的倾斜，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强，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一定提高，以致农业经济的增速为13．21％，而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增速仍停留在5．86％。第三阶段（2003—2011年）整体态势良好，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呈递减态势，而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呈增长态势，经历了“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连接”的“L”型变化趋势（图2）。其中，2003年脱钩弹性值为－0．08，表现为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农业GDP8．07％／hm2的增加值伴随着农业碳排放0．21％的值增加。主要原因是，2003年1月《退耕还林条例》在全国的颁布实施，部分耕地变成了林地和草地，农膜、农药等农业生产物资投入相对减少，以及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套种、间种等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与2002年相比，农业GDP增加。

2004—2008年脱钩弹性值小于0．8，表现为弱脱钩状态，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慢于农业GDP的增长速度，脱钩弹性值分别为0．21、0．45、0．27、0．61、0．34；农业平均GDP12．50％／hm2的增长值随着农业碳排量3．75％的值增长。主要原因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实施，“两减免，三补贴”惠农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提高；加上农业科技的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推进，农业GDP得到了较快增长，而循环农业、绿色生态农业等种植模式的推广，使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减缓。2009—2011年甘肃省经历了“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连接”的由耦合到脱钩再到耦合的动态变化，脱钩弹性值分别为0．88、0．21、0．11。主要原因是，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农业低碳化管理之后，农业碳排放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技术进步、耕地的科学化管理虽然使农业经济总量得到了快速提高，但碳排放总量却居高不下。该段时间，甘肃省农业GDP平均增长率为9．65％，而农业碳排放的平均增长率为17．30％，农业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慢于农业碳排放的平均增长速度。

3结论与建议

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篇（4）

生态农业是指在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使得农业发展同其资源、环境及相关产业相协调，因地、因时制宜，合理布局农业生产力，优化配置生物与环境关系，建立良性循环，促使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相统一，实现高产、低耗、优质、高效，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生态农业发展极其法律保障现状

1.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现状我国生态农业起步于农户，重点发展县域生态农业建设，我国已建成部级生态农业示范县102个，覆盖面广。将农业生态建设与调整农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和发展无公害农产品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初步建立了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模式，生态农业建设稳步发展。2.我国生态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我国生态农业建设成绩瞩目，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但同时也存在着阻碍生态农业健康发展的很多问题，一是生态意识差，农民受教育水平低，对生态农业认识不足，往往急于求成，使那些保护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难以推广和应用；二是理论基础和技术体系不完善，科技立项脱离实际和经济承载能力；三是缺乏保障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法制保障的缺失直接影响了生态农业发展的成效。3.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律保障现状我国现行的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主要散见在《宪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环境保护法》以及《草原法》、《渔业法》、《水污染防治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从国家的根本大法到单项的法律法规，都体现了发展可持续农业，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理念和目标，在实践中起到了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由于部分法律制定较早，而我国生态农业发展较晚，随着改革的深入，农业经济的发展，新问题新领域的不断涌现，有些法律法规和条例必然出现了滞后和脱离实际。目前，我国仍没有一部对我国生态农业发展做出规划和保障的专门的法律法规。现有的涉农立法过于抽象性和原则性，操作性不强，既缺乏宏观的指导思想，也缺乏切实可行的指导生态农业发展的实际措施。另外在执法、监管、和守法层面上都存在问题和不足。

二、国外生态农业法律保障制度

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现代石油农业的教训之后，认识到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美国、日本等首先提出发展生态农业，比我国早十几年。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在提倡生态农业的同时，重视形成与之相契合的法律，已形成了较完备的以生态农业法律为核心的，与生态农业发展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有力地保障了生态农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德国国土面积大约二分之一用于农业生产，是世界上最早也是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农产品种植必须遵循八个法律法规：《土地资源保护法》、《水资源保护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种子法》、《物种保护法》、《肥料使用法》、《垃圾处理法》，此外有机产品等还要遵守相应的管理规定，2002年又制定了《生态农业法》，对生态产品贴上生态标识，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都得到保护。日本农业立法的特点具有超前性和可操作性，在管理体制上做到管理目标明确，角色定位准确，对违法做出极其严厉的处罚，井然有序。日本生态农业，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到农业生态质量安全，确保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完善我国生态农业法律保障制度，保障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

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农业建设是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我们应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教训，学习、引进适合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方法和法律法规，成为我国生态农业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生态农业，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构建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律体系；重视生态农业政策和法律的配套性和可操作性；完善生态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注重生态农业教育宣传；同时要加强执法监管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保障我国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我国生态农业的法律保障问题的研究山西财经大学2010郭方方

2.我国生态农业发展法律制度研究山西财经大学2014王虹

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篇（5）

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则需要良好的金融生态，本文对河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现状和问题的研究，对改善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理论内涵

关于金融生态的概念，目前有不同看法：①比喻论，认为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行的环境，主要是法制环境、市场环境、信用环境、制度环境及经济环境等；②内外因素综合论，认为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因素如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法律、意识形态、信用传统习惯，和金融业内部结构和运行主体、组织行为、机制、产品等内部因素，以及内外部因素的相互牵制和影响；③价值论，认为金融生态反映金融业内外部各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的价值关系；④仿生论，这一观点来自于生态经济学并借鉴了生态学的观点，认为金融生态是一种仿生学概念，是一种社会状态，与自然界的生态相类似，是社会发展中一个呈网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发展中的其他要素环环相扣，不可分割。

本文基于经济生态学或经济演化理论，将农村融本身视为一种生态，认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是由农村金融主体(包含农村金融产品及服务的生产者或供给者，如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及其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村金融决策及监管机构)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构成的，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在这种动态平衡系统中，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供了农村金融主体的活动范围和服务对象，影响甚至决定后者的运行机制、生存状况，反过来，后者通过提供农业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农村金融信息生产与导向功能、风险规避与管理功能积极反作用于前者。

二、金融生态环境对新农村建设的效应

（一）宏观效应

首先，金融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市场经济发展本身基于人们相互信任、互相交换各自的产品，到今天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可以说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存在，金融不能合理有效运行，金融社会经济活动就不会有效运转，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就不能自由地流通，社会资源也就不会合理配置，国民经济就不能顺畅运转。因此，金融发展到高级阶段，已不是仅仅从属于经济，而是成为了经济的核心，起着联系各行业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已经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建设新农村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发展，要实现新农村的发展，金融也需要加快发展。

（二）微观效应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一核心的作用，除了进一步加强金融业自身改革外，更有赖于金融业的外部“生态环境”。正如自然界中任何生物的生存和发展都由其自身条件和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二者共同决定一样，金融体系的良好运转与核心作用的发挥，一方面要以自身公司治理结构、制度建设和经营水平的提升为基础，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从生态学的角度看，金融企业也是一个生命系统，不断地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其周边的社会系统形成发展模式选择了功能协调、优势互补的关系，使其自身通过“适应、利用、改善”的过程实现了生存、成长、回报、获取继而再发展的目的。当金融生态环境良好、金融资产安全有保证时，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形成金融支持的重点，进而带动各种资源聚集，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获得可持续的动力，形成农户、银行、政府的多赢格局。

三、河南省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比较脆弱

由于连续几年金融机构从农村地区退出的力度加大，国有银行资金上存、邮政储蓄分流和农村信用社资金运用“非农化”等原因，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体系比较脆弱。

1.农村正规金融中介组织仍不健全。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只剩下农村信用社，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

2.农信社独自难当“支农”重任。目前正规金融提供的贷款仅为河北农村资金需求的25%，乡镇企业信贷需求满足率也只有52%；在农村信用社获取小额贷款、联保贷款等信贷支持的农户数仅占河南省农户总数的30.8%。

（二）农村金融立法不健全

199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些法律规章对农村金融法制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有关农村金融的法律规定的效力等级都比较低，没有权威性，一般是部门规章，至高是国务院制定的法规，还有不少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政策性文件。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在改革和发展中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比如，对待在农村金融组织中占重要地位的农村信用社，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关于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合作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性质、组织形式以及权益，未能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依法的扶持和保护。

四、发展策略建议

（一）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改善

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篇（6）

摘 要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各个领域发展迅速，在各个领域快速发展的同时，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资，将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创新、完善，并根据农业发展现状制定出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增加农产品保障力度的有效制度，并严格遵守该制度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然生态话环境，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农业快速发展。基于此，本文对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性进行了简单的研究。

关键词 农业科技投入 农业经济增 动态关联性

近年来，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因为多种原因导致现有的农产品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加强对农业科技投资力度，扩大农业生产，加强对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控制，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满足社会对农产品的使用需求。

一、农业科技投入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持续关注着科技的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在对二者之间关系判断过程中主要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操作，并对所投资物种的回报率进行全方面分析，找出在投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为其制定有效的解决对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科技投资的回报率，从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该投资方法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可以有效的提升农业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力，提升农民家庭收入，转移农村劳动力，从而促进我国农业快速发展。

二、科技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分析

要想促进我国农业快速发展，就应该根据农业发展现状制制定出一项科学、合理的科技投资政策，做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并格遵守该政策开展各项工作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农业的转换工作，从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农业快速发展。

（一）研究方法

在动态经济学中，经济变量会随着因果关系的变化发生，当因果关系出现间隔状态时，那么其中变量关系的间隔现象就会处于一种减弱的状态，从而将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联性特点体现出来。在对二者关系实际分析过程中，为了保证所得结果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就可以通过PDA模型的形式进行分，只有这样才能将静态的经活动转变成动态经济活动，从而保证分析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

如果PDL模型处于一种滞后状态，那么在对其实际分析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步骤进行操作：

1.首先，在对其分析过程中可以以较大的滞后期数为主进行全方面分析，并做好分析结果的处理工作。当参数结果的准确性达到指定标准时需要将其中的参数结果加入到对应的约束环境中，并对现有的模型进行分析，合理优化参数拟合优度与滞后期数之间的正比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分析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

2.其次，当PDL模型构建完成之后，需要加强对农业经济投入的研究，通过Granger的因果方式进行监测，找出二者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为其制定有效的解决对策，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保证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处于一个动态的关联性状态，提升农业的回报率，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农业快速发展。

（二）实证分析

在对农业科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动态关联性分析过程中，可以通过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形式进行操作，其中的单位根检验主要通过农业科技投入的变量顺序和农业的GDP顺序进行检验，并通过SC准则对检验出来的结果进行全方面分析，找出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为其制定有效的解决对策，只有这样才能保农业经济处于一个稳定增长的状态。而Granger因果关系监测，将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科技投入之间的关系展现出来[4]。在实际监测过程中还可以通过LAGFP与LASTT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全方面分析，得出农业科技投入主要以格兰杰原因为基础进行，增加农业经济5%回报率，促进我国农业快速发展。

三、结语

我国是农业大国，是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重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农业技术水平逐渐提升，农业种植管理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业的产量与质量，这对我国农业发展来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吴林海，彭宇文.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性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3（12）：87-93.

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篇（7）

  1  建立全面、科学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原则和方法

  1.1  坚持六个原则

1.1.1  坚持系统性原则。我们应把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看作为一个包含社会生产、经济发展、资源合理利用及保护生态环境的大系统，从这个系统中研究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数量关系界限。通过所设置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其中客观现象的内在联系，从而克服就经济生产孤立地研究经济生产的传统统计模式。

1.1.2  坚持特殊性原则。同所有系统都具有特殊性一样，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均衡，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里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和评价标准，因而各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应有许多不同的实际内容。另外，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别于工业等其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其指标体系应包含其特定的指标指数。可见，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应该体现上述两种特殊性。

1.1.3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两个根本转变”的原则。经济发展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个系统的核心因素，自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人均GDP低，农民人均收入低，且中国农业经济高速发展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的粗放型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与农业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是不相适应的。中国农业要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粗放型经营生产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应以经济发展指标为核心，同时体现“两个根本转变”。

1.1.4  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原则。人口和环境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国人口众多且文化素质低，这种状况在广大的农村表现尤为突出，会给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因而实行计划生育、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各类高级人才，是我国农业工作中的一项长期政策。另外，由于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的蔓延和农村的自我污染，农村的生态环境受污染的程度日益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必须体现“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两项基本国策。

1.1.5  坚持合理利用资源原则。自然资源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基础因素，在我国，自然资源总量是丰富的，但人均量很少，我国耕地资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我国农业资源还存在利用率低、闲置和浪费的比重大等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必须体现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性。

1.1.6  坚持“科教兴农”原则。科技和教育是促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个系统稳定、动态发展的关键因素。农业资源终归是有限的，人才和知识的潜力则是无限的。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依靠科教的力量来解决。另外，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低质、低量现象，也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来解决。教育是一项意义十分深远的事业，只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才能促进人们科技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科技文化知识不断丰富，人们的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所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应将教育和科技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1.2  实现两个结合

1.2.1  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蕴含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它不是单一体，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而单一的指标体系确实难以体现它们的实现程度。另外，考察我国以往统计指标和数据：经济统计比较健全和完善，社会统计指标未形成统一的逻辑严密的体系，生态统计则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指标和综合方法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所以建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不是只将原有的传统的社会、经济、生态等领域的统计指标简单照搬、相加和堆积，而是将原有的指标有机结合、提炼、升华和在一定程度上创新。[1]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必须把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并且在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中做到长期指标和近期指标、生存指标和发展指标、消费指标和储蓄指标、流量指标和存量指标相统一。总之，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侧重于描述、解释功能，而评价性指标体系侧重于评价、监测和预警功能。这两部分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1.2.2  货币评价指标体系和非货币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所谓的货币评价就是通过模仿市场，把市场价值延伸到非市场范围，将可比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赋予诸如安逸、环境和安全这些非市场成果，从而对不同领域里的发展活动加以比较，即用共同的货币单位对它们加以衡量，并将这些成果聚集为一个全面的发展指标，而非货币评价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满足人们多方面需要的多维发展，试图建立一套多维层次的指标体系，对发展的多个截面进行评价。[2]由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人们活动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很难用单一的货币体系加以描述和评价。这就要求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必须将货币评价指标体系和非货币评价指标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领域中应采用货币评价为主，在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中应多用非货币评价，但在各个领域中绝不能只有单一的评价体系。总之，在建立健全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综合考虑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把比较客观且通用性好的货币评价体系和针对性强的非货币评价指标新体系有机统一起来，使整个评价指标体系既能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深刻理解和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素透彻分析，又能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进行主成分性分析和独立性分析。

  2  全面、科学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包含四个子指体体系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既有描述性的又有评价性的，整体上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框架。

  2.1  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子系统

2.1.1  人均GDP、农民收入、农民生活质量指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是由经济指标来体现的。在这个经济指标群中自然不能缺少人均GDP、农民收入和农民生活质量指数等经济指标，因为这些经济指标既从绝对量上又从相对量上反映了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经济发展质量、速度。人均GDP从产值上反映经济发展，农民收入从效益上反映经济增长，农民生活质量指数从生活上反映经济状况。

2.1.2  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加强教育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有两个重大作用。一是增加农民的科技文化知识和提高农民素质；二是加强了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和创新意识。可见，教育投资占GDP比重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进程。因而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

2.1.3  农业科技投资占GDP的比重、科技贡献率。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低、储备不足、投入低、成果转化率低、贡献率低等现状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但农业科技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一方面，科技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自然资源问题的最有力手段；另一方面科技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保证。所以，农业科技投资占GDP的比重、科技贡献率是经济指标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两个指标，它们不仅从一定角度反映了当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而且能够鞭策人们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来改变农业科技现状，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1.4  市场化程度指数和产业结构调整幅度指数。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不适应中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在加入WTO后市场化程度指数在经济发展指标中的位置更为重要。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量上，还表现在质上，且在质上的表现更为重要，产业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所以，产业结构调整幅度指数是经济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

  2.2  反映农村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子系统

2.2.1  社会总成本利润率、综合要素增长率。可持续发展产生的效益是整体效益，既包含经济效益又包含社会效益。社会总成本利润率和综合要素增长率准确反映着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效益，但重点反映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2.2  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转移指数、农业人才比例、农民负担指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我国过多的农村人口直接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采用科学的计划生育政策来平衡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实施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剩余劳动力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就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影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顺利实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想方设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人才的多寡影响着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因而，我们要制定各项有利于人才发挥才能的政策和措施来诱使有关专业人才从事农业工作。农民负担过重是我国农业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它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对社会建设的热情，成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可见，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转移指数、农业人才比例、农民负担指数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附图

  图1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整体框架图

  2.3  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指标体系子系统

2.3.1  单位标准能源创造的GDP、资源浪费率、人均可再生资源变动指数。自然资源和能源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利用率的现状能从一定角度反映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程度。单位标准能源创造GDP既能从个体上反映能源的利用率，又能从整体上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而反映出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单位标准能源创造GDP越大，能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资源浪费率直接反映着农业资源总体上的利用状况和浪费状况，间接反映着我国农业的科技现状和经济发展状况，进而反映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状况。我国自然资源总量是丰富的，但人均量是很少的，而且，相对于人类发展的需求来说，自然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加强资源的再生产。由于不可再生资源再生产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可再生资源的再生产是在所难免了。人均可再生资源变动指数就是体现在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可再生资源的再生状况。可见，单位标准能源创造的GDP、资源浪费率、人均可再生产资源变动指数都能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状况，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指标。

2.3.2  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排污处理达标率。恶劣的生态环境会制约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因而人们要不断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创造条件。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能根本上说明有关部门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及改善生态环境的决心和力度。排污处理达标率体现着治理生态环境的力度和效果。所以，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排污处理达标率也是必需的指标。

  2.4  反映公平发展的指标体系子系统

2.4.1  各地区GDP序列的全矩、各地区综合要素增长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代际间、代内间都能公平发展，都有公平的发展权。各地区GDP序列的全矩由绝对差值来表现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平衡性状况，各地区综合要素增长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由相对比值来体现各地区发展的平衡性状况。因此，它们都是反映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公平发展的重要指标。

2.4.2  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判别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3]基尼系数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能反映各地区获公平发展权的状况。

我国农业一直在动态地发展，其发展指标体系中的具体内容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们要遵循系统的动态性特征和原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篇（8）

1建立全面、科学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原则和方法

1.1坚持六个原则

1.1.1坚持系统性原则。我们应把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看作为一个包含社会生产、经济发展、资源合理利用及保护生态环境的大系统，从这个系统中研究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数量关系界限。通过所设置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其中客观现象的内在联系，从而克服就经济生产孤立地研究经济生产的传统统计模式。

1.1.2坚持特殊性原则。同所有系统都具有特殊性一样，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均衡，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里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和评价标准，因而各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应有许多不同的实际内容。另外，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别于工业等其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其指标体系应包含其特定的指标指数。可见，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应该体现上述两种特殊性。

1.1.3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两个根本转变”的原则。经济发展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个系统的核心因素，自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人均GDP低，农民人均收入低，且中国农业经济高速发展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的粗放型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与农业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是不相适应的。中国农业要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粗放型经营生产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应以经济发展指标为核心，同时体现“两个根本转变”。

1.1.4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原则。人口和环境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国人口众多且文化素质低，这种状况在广大的农村表现尤为突出，会给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因而实行计划生育、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各类高级人才，是我国农业工作中的一项长期政策。另外，由于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的蔓延和农村的自我污染，农村的生态环境受污染的程度日益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必须体现“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两项基本国策。

1.1.5坚持合理利用资源原则。自然资源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基础因素，在我国，自然资源总量是丰富的，但人均量很少，我国耕地资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我国农业资源还存在利用率低、闲置和浪费的比重大等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必须体现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性。

1.1.6坚持“科教兴农”原则。科技和教育是促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个系统稳定、动态发展的关键因素。农业资源终归是有限的，人才和知识的潜力则是无限的。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依靠科教的力量来解决。另外，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低质、低量现象，也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来解决。教育是一项意义十分深远的事业，只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才能促进人们科技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科技文化知识不断丰富，人们的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所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应将教育和科技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1.2实现两个结合

1.2.1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蕴含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它不是单一体，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而单一的指标体系确实难以体现它们的实现程度。另外，考察我国以往统计指标和数据：经济统计比较健全和完善，社会统计指标未形成统一的逻辑严密的体系，生态统计则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指标和综合方法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所以建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不是只将原有的传统的社会、经济、生态等领域的统计指标简单照搬、相加和堆积，而是将原有的指标有机结合、提炼、升华和在一定程度上创新。[1]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必须把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并且在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中做到长期指标和近期指标、生存指标和发展指标、消费指标和储蓄指标、流量指标和存量指标相统一。总之，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侧重于描述、解释功能，而评价性指标体系侧重于评价、监测和预警功能。这两部分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1.2.2货币评价指标体系和非货币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所谓的货币评价就是通过模仿市场，把市场价值延伸到非市场范围，将可比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赋予诸如安逸、环境和安全这些非市场成果，从而对不同领域里的发展活动加以比较，即用共同的货币单位对它们加以衡量，并将这些成果聚集为一个全面的发展指标，而非货币评价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满足人们多方面需要的多维发展，试图建立一套多维层次的指标体系，对发展的多个截面进行评价。[2]由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人们活动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很难用单一的货币体系加以描述和评价。这就要求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必须将货币评价指标体系和非货币评价指标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领域中应采用货币评价为主，在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中应多用非货币评价，但在各个领域中绝不能只有单一的评价体系。总之，在建立健全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综合考虑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把比较客观且通用性好的货币评价体系和针对性强的非货币评价指标新体系有机统一起来，使整个评价指标体系既能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深刻理解和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素透彻分析，又能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进行主成分性分析和独立性分析。

2全面、科学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包含四个子指体体系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既有描述性的又有评价性的，整体上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框架。

2.1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子系统

2.1.1人均GDP、农民收入、农民生活质量指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是由经济指标来体现的。在这个经济指标群中自然不能缺少人均GDP、农民收入和农民生活质量指数等经济指标，因为这些经济指标既从绝对量上又从相对量上反映了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经济发展质量、速度。人均GDP从产值上反映经济发展，农民收入从效益上反映经济增长，农民生活质量指数从生活上反映经济状况。

2.1.2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加强教育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有两个重大作用。一是增加农民的科技文化知识和提高农民素质；二是加强了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和创新意识。可见，教育投资占GDP比重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进程。因而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

2.1.3农业科技投资占GDP的比重、科技贡献率。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低、储备不足、投入低、成果转化率低、贡献率低等现状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但农业科技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一方面，科技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自然资源问题的最有力手段；另一方面科技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保证。所以，农业科技投资占GDP的比重、科技贡献率是经济指标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两个指标，它们不仅从一定角度反映了当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而且能够鞭策人们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来改变农业科技现状，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1.4市场化程度指数和产业结构调整幅度指数。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不适应中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在加入WTO后市场化程度指数在经济发展指标中的位置更为重要。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量上，还表现在质上，且在质上的表现更为重要，产业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所以，产业结构调整幅度指数是经济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

2.2反映农村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子系统

2.2.1社会总成本利润率、综合要素增长率。可持续发展产生的效益是整体效益，既包含经济效益又包含社会效益。社会总成本利润率和综合要素增长率准确反映着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效益，但重点反映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2.2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转移指数、农业人才比例、农民负担指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我国过多的农村人口直接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采用科学的计划生育政策来平衡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实施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剩余劳动力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就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影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顺利实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想方设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人才的多寡影响着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因而，我们要制定各项有利于人才发挥才能的政策和措施来诱使有关专业人才从事农业工作。农民负担过重是我国农业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它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对社会建设的热情，成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可见，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转移指数、农业人才比例、农民负担指数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2.3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指标体系子系统

2.3.1单位标准能源创造的GDP、资源浪费率、人均可再生资源变动指数。自然资源和能源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利用率的现状能从一定角度反映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程度。单位标准能源创造GDP既能从个体上反映能源的利用率，又能从整体上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而反映出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单位标准能源创造GDP越大，能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资源浪费率直接反映着农业资源总体上的利用状况和浪费状况，间接反映着我国农业的科技现状和经济发展状况，进而反映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状况。我国自然资源总量是丰富的，但人均量是很少的，而且，相对于人类发展的需求来说，自然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加强资源的再生产。由于不可再生资源再生产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可再生资源的再生产是在所难免了。人均可再生资源变动指数就是体现在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可再生资源的再生状况。可见，单位标准能源创造的GDP、资源浪费率、人均可再生产资源变动指数都能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状况，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指标。

2.3.2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排污处理达标率。恶劣的生态环境会制约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因而人们要不断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创造条件。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能根本上说明有关部门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及改善生态环境的决心和力度。排污处理达标率体现着治理生态环境的力度和效果。所以，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排污处理达标率也是必需的指标。

2.4反映公平发展的指标体系子系统

2.4.1各地区GDP序列的全矩、各地区综合要素增长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代际间、代内间都能公平发展，都有公平的发展权。各地区GDP序列的全矩由绝对差值来表现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平衡性状况，各地区综合要素增长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由相对比值来体现各地区发展的平衡性状况。因此，它们都是反映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公平发展的重要指标。

2.4.2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判别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3]基尼系数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能反映各地区获公平发展权的状况。

我国农业一直在动态地发展，其发展指标体系中的具体内容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们要遵循系统的动态性特征和原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篇（9）

0.引言

黑龙江省是中国最东北部的省份，面积为45万多平方公里，黑龙江省农业的现代生态环境是指影响现代农业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等要素的总称，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现代农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农业生态环境从原始农业阶段开始，一直到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阶段，其整个演变趋势一直处于不断恶化之中，因此，改善黑龙江省现代生态农业环境状况势在必行。深人分析黑龙江省现代生态农业环境目前面临的问题，并探索出改善现代生态农业环境的对策，是实现黑龙江省现代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是在现代农业领域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对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黑龙江省生态农业环境的现状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2008年，耕地面积1183.0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16.5亿立方米，森林面积2007.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3.6%，水资源总量462.2亿立方米，地表水天然年径流量341.9亿立方米(数据详见下表)。黑龙江省虽然资源丰富，但也同样存在着土壤黑龙江省虽然资源丰富，但也同样存在着土壤退化、沙化和森林资源减少等一系列的生态破坏问题。第一，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肥力下降。水土流失是一个地区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30%左右，其中耕地流失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5%左右，土壤质量下降。其次，森林质量下降，生态功能衰退。一方面，珍贵的树种减少，如红松、樟子松等;第二，保持水土、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显著的天然林、混交林比例减少。第三，草原面积逐年减少，草原生产力不断下降。黑龙江省草地集中连片，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两大平原地区。解放初全省有草原1066.7万公顷，目前已减少到433万公顷，仅为解放初期40.6%，平均每年减少12.4万公顷。闻名世界的松嫩草场，解放初期面积达336.7万公顷，到2003年为161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3.4万公顷。解放初期黑龙江省草原平均每公顷产干草22503750kg，目前正常年份每公顷产干草5251125kg，低者仅为300kg，差距之大显而易见。虽然黑龙江省在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与现代生态农业发展发达地区相比，科技含量及现代化水平仍然偏低，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产出不够。为有效利用生态优势，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发展，全面推行现代化无公害生产方式。具体而言，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黑龙江省现代生态农业环境改善的对策

目前，黑龙江省内各市县所属部门已经制定了一些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产业专项发展规划，但规划水平不一，缺少市、县一级的统筹安排，资源整合不够。因此，有必要制定市、县级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总体发展规划，引领全省各市、县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快速健康发展。市、县级规划应该包括长期目标、阶段性目标和近期目标，并确定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示范镇、示范园，相互促进，互相支持，提高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

2.1深人贯彻现代生态农业环境的科学发展观

今后，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彻底抛弃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绩观与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生产中务必遵循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原则;统筹城乡环境保护工作，将城市与工业污染物就地无害化处理，切断城市与工业污染物向农村地区的转移，决不能以牺牲农业与农村的生态环境来换取城市与工业的一时繁荣;将保护和改善生态农业环境与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与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2.2现代农业废弃物与生态农业环境承载力的平衡

提高现代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减少废弃物对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破坏，使它们尽可能的达到平衡状态。自然资源是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短缺和匮乏是生态不安全的重要体现。因此对现有资源，特别是对不可再生资源及废弃物的利用一定要合理规划，加资金等软硬件投人严重不足。据测算，全国仅污水治理一项如实施二级处理，需要300多亿元的巨大投资，如果把治理大气污染所需的资金计算在内，则需要千亿元以上的投人。

2.3完善现代生态农业补偿的法律政策

目前我国已经在退耕还林、保护性耕作等方面进行补偿试点示范，取得一定成效，但对于农民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增施有机肥等方面缺乏相应的补偿政策，难以调动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因此，应在农业生产环境保护、提高农产品质量与农产品安全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引导农民进行绿色生产，对于采取这些优良农业生产技术规范的农户进行补贴，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要完善生态农业补偿的保障制度，对于生态农业补偿原则、补偿的标准以及实施生态补偿的监督机制、评估机制等都需要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定位，保障生态农业补偿的运行能够到位，防止出现角色缺位。这就需要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将用于生态农业补偿的财政资金和一些专用资金落实到实处。

2.4建立全面协调平衡现代生态农业系统

要科学分析生态农业系统资源组合的特点，要掌握相互作用变化的规律，选择最优的组合，发挥资源优化组合功能。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农业产业结构实际要求，建立各具特色、持续平衡的生态农业体系，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兼顾的前提下，提高综合效益，促进现代生态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要逐步对主要农业土地、水资源、森林、草地、生物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并形成科学的监测管理系统，把开发利用、保护治理、资源增值三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使有限的资源得以永续利用，使可再生效益获得更多的增值。

3.结语

黑龙江省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是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绿色农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黑龙江省生态农业环境存在着资金投入不足、生产活动安排不合理、环保意识薄弱等问题。应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高农业度弃物的徐合利用效率，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欢策，建立全面平衡协调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系统，促进黑龙江省各地建设现代生态农业体系，加快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经济发展。　[科]

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篇（10）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7-014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18

党的十报告中首次提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要求中国农业现代化能够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起到大力支持作用，走出一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道路。然而，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于其他“三化”的发展，因此，在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关键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资源分配不均、生产效率低下，农业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等，其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表现最为突出[1-2]。准确掌握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分布特征和长期演进趋势及规律，不仅是科学制定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任务，而且也可以为中国今后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提供翔实的理论依据。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相关话题已经成为了自然科学、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国外学者主要研究了农业现代化与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3-4]。中国学者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结论，经过对已有文献的整理，从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辛岭等[2]从农业投入水平、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农村可持续发展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了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进而定量测算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且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周迪等[5]则在辛岭等[2]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且分析了中国2001-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和演变特征。也有学者基于灰色优势分析方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趋势分析[6]。第二类：从理论上阐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夏春萍等[7]、周战强等[8]、陈锡文[9]通过对“三化”发展的现状和理论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需要协调统一发展；徐大伟等[10]则利用协同效应与机制设计理论，针对“三化”同步的内在机理进行了详细探讨，并且指出“三化”需要同步发展。尹成杰[11]则认为要坚持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位置，牢牢把握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的特色；也有学者认为“三化”发展须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协调”有机结合起来[12]。第三类，通过实证方法，阐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吴振明[13]在分析“三化”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三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王贝[14]对中国“三化”之间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了中国“三化”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内相互影响关系。

钟水映等：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及动态演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7期通过分析上述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三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发展政策，而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及其演进过程，国内鲜有学者对其进行分析。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第一，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农村生态发展水平等四个维度构建了较为全面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且运用客观分析方法――熵权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用该指数衡量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第二，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计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同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解，从而揭示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构成及其来源；第三，运用了Markov链方法考察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内部动态演进过程。

1指标体系的构建

从多维度去识别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测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但是目前中国尚未形成相对统一和相对完整的用来衡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对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如辛岭等[2]，周迪等[5]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农业社会发展水平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李丽纯[6]则从收益和成本两个角度构建了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笔者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综合性、重点性、可行性、代表性、动态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同时重点参考了辛岭等[2]，周迪等[5]的研究成果。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社会发展水平、农业生态发展水平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其中，农业投入水平方面，主要从动力、水利灌溉、化肥、资金、技术人员等角度出发，选取单位耕地面积总动力数、有效灌溉面积比、单位耕地面积有效化肥施用量、劳均财政支农投入、农业技术人员比重等指标进行衡量。农业产出水平方面，主要从农业生产技术和人均收入角度出发，选取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人均GDP、农业增加值比重等指标进行衡量。农业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主要从改进农业生产、生活设施的角度出发，选取人均粮食产量、谷物单位面积产量、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用电量、人均住房面积、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进行考察。农业生态发展水平方面，主要从农业生态改善角度出发，选取森林覆盖率、水土流失治理率、农作物病虫鼠害防治面积占比、森林病虫害防治面积占比等指标进行衡量。最终构建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水平X17森林覆盖率%X18水土流失治理率%X19农作物病虫鼠害防治面积占比%X20森林病虫害防治面积占比%2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2.1熵权综合指数法的原理与思路

熵（entropy）是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在1850年提出，其基本原理是根据各指标数据集合所提供的某种信息熵值的大小，客观地确定各指标权重的赋权方法，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主观因素在确定权重时产生的影响。熵权综合指数法的理论建模步骤主要涉及到五个方面，依次为建立决策矩阵、决策矩阵标准化、计算特征比重和信息熵值、定义差异系数与确定熵权以及计算综合指数。由于熵权综合指数法应用极其广泛，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方法， 详细的建模步骤读者可以参考苏静[15]一文。

2.2Dagum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

Dagum基尼系数是Dagum C在1997年提出。在考察空间非均衡问题上具有其非常独特的优势，已经有不少学者将该方法运用到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中[16-17]。Dagum基尼系数的定义如公式（1）所示：

G=∑kj=1∑kh=1∑nji=1∑nhr=1|yji-yhr|2μn2（1）

其中，yji（yhr）表示j（h）地区内任意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μ表示全国农业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n表示考察对象的总个数，k表示划分的地区数，nj（nh）表示j（h）地区内省份的个数。在计算Dagum基尼系数之前，还需要对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平均发展水平进行排序，如公式（2）所示：

Y―l≤Y―h≤…Y―j≤…Y―k（2）

按照Dagum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可以将基尼系数分解成三个部分，分别为：地区间差距的贡献Gnb，地区内差距的贡献Gw以及超变密度的贡献Gt，且满足：G=Gw+Gnb+Gt。

2.3Markov链方法

Markov链方法是通过构造Markov转移矩阵，描述各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其基本原理：Markov链是一个随机过程{X（t），t∈T}的状态空间，假设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转移概率只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i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j有关，与n无关，就可以得到时齐的Markov链[18-19]，如公式（3）所示：

P{Xn+1=j|X0=i0，X1=i1，X2=i2…，Xn-1=in-1，Xn

=i}=P{Xn+1=j|Xn=i}（3）

如果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划分为N种类型，通过Markov链就可以得到一个N×N维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转移概率矩阵P，P中任意一个元素都满足pij≥0，i j∈N，∑j∈Npij=1，i j∈N。Markov链分析过程中，重点就是求出状态转移概率矩阵P中的每一种状态转移概率pij，根据最大似然估计可以得到pij=nijni。nij表示考察期内由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i转移到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j的出现次数，ni表示第i种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出现的总次数。Markov链分析当中，下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判断Markov链的平稳分布，假设Markov链中Yt为1×L的行向量，表示t时期考察变量的分布状态概率矩阵，如果满足Yt+s×Ps=Yt，则说明Markov链服从平稳分布，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Yt的稳态分布Y。

2.4数据来源与区域划分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国泰安、中经网等数据库资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为1997-2013年。截面单元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同时，考虑到分地区讨论更加具有实际意义，本文采用了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

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来源为了进一步刻画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笔者根据Dagum在1997年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分别计算出1997-201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并且进一步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进行分解，同时测算出中国三大地区的基尼系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3.1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及其演变趋势

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总体差距的演变趋势，可以发现，从1997-2013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演变趋势。具体来看，总体差距由1997年0.244 2大幅度上升到2001年达到最大值0.282 4，而2002年开始又转为下降趋势，并且在2004年达到极小值0.253 9。随后开始上下波动，并且在2011年达到最小值为0.242 0，2013年则上升到0.254 1。若以1997年为基期，2013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年均上升0.25%。

3.2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及其演变趋势图2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及其演变趋势，从图2可以发现，在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呈上升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则呈下降表2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趋势。具体来看，在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内差距一直呈现出上下波动趋势，由1997年0.087 1上升到2002年达到最大值0.133 1，而2002年之后，则不停的上下波动，2013年达到0.132 0。中部地区内差距波动较为明显，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5年，由1997年的0.210 9波动上升至2001年达到最大值0.220 5，然后逐渐下降至2005年的0.141 9达到最小值，下降幅度达到33.25%。这主要是因为河南、山西、湖南等省份在1997-2005年之间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出现较大提高，与其他中部省份的差距逐渐减小。第二阶段从2006-2013年，由2006年的0.145 2小幅度上升到2013年的0.163 7（除了2008年之外）。这主要因为吉林、江西、山西等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此期间发展较慢，与其他中部省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增大，从而导致中部地区内差距有所提升。西部地区内差距变化趋势跟中部地区较为类似，其地区内差距的演变过程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7-2006年，地区内差距由1997年的0.212 6先上升至2001年达到最大值0.217 9（除了1998年之外）。随后不断下降，在2006年达到0.155 4，相比1997年而言，2006年下降幅度达到26.90%。这主要是因为宁夏、、四川等省份在1997-2006年之间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快，与其他西部省份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从而使得西部地区内差距有所下降。第二阶段从2007-2013年，西部地区内差距呈微弱的上下波动趋势，2010年达到最小值0.146 4，图2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

而2013年又上升至0.172 0。这主要是因为青海、发展水平较快，而贵州、广西等省份发展较慢，从而到导致西部地区内差距有所上升。若以1997年为基期，2013年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年均上升2.63%，而中部、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年均分别下降1.57%、1.32%。

3.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距及其演变趋势图3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距及其演变趋势，从图3可以发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距较为明显，从总体上来看，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其次是中西部地区间差距，而东中部地区间差距最小。

从演变过程来看，东中部地区间差距由1997年的0.177 3，波动上升至2005年的0.219 5，达到最大值，随后出现微弱的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0.191 0。东西部地区间差距由1997年的最小值0.377 0，波动上升至2007年的0.467 0达到最大值，而2007年之后，呈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0.424 3。中西部地区间差距的演变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1年，在此期间地区间差距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由1997年的0.336 8上升到2001年达到最大值0.358 8，上升幅度达到6.53%。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如四川、、广西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快，与中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如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慢，两者形成了一定的差距，从而导致其地区间差距有所上升。第二阶段从2002-2013年，其地区间差距出现上下波动趋势，由2002的0.343 4波动下降到2011年达到最小值0.288 6，而2013年又上升为0.306 7。这主要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省份提升较快，与其他中西部省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使得中西部地区间的基尼系数有所缩小。若以1997年为基期，2013年东中部地区、东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地区间差距年均分别上升0.47%、上升0.74%、下降0.58%。

3.4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来源及其贡献率图4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来源及其贡献率。从1997-2013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变化不大，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具体来看，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最小。

从演变过程来看，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从1997-2013年变化非常平稳，基本维持在20%左右。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波动较为明显，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5年，在此期间基本上呈现出上升趋势，由1997年的67.08%上升到2005年达到最大值81.83%。第二阶段从2006-2013年，一直呈现出微弱的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75.93%。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在考察期内，其演变趋势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5年，由1997年的12.39%下降到2005年达到最小值1.84%。第二阶段从2006-2013年，一直呈现出

率年均上升0.78%。

4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Markov链分析结合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况，同时借鉴了周迪等[5]29做法，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划分为5种类型，其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值的 50%称为低水平省份，用类型Ⅰ表示，区间为（0，0.1]；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平均值的50%-75%之间称为中低水平省份，用类型Ⅱ表示，区间为（0.1，0.2]；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平均值的75%-125%之间称为中等水平省份，用类型Ⅲ表示，区间为（0.2，0.4]；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平均值的125%-150%之间称为中高水平省份，用类型Ⅳ表示，区间为（0.4，0.5]；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的150%称为高水平省份，用类型Ⅴ表示，区间为（0.5，1]。

表3给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转移概率计算结果，表3充分展示了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内部动态性信息。根据表3可以看出，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明显要高于非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说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之间流动性较低。具体来看，表3的第2行说明有85.71%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低水平状态，而有14.29%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则上升到中低水平状态。表3的第3行说明有88.19%的省区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保持仍然保持在中低水平状态，而有9.72%的省区上升到中等水平状态，并且有2.08%省份下降到低水平状态。表3的第4行说明有89.79%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中等水平状态，而有5.53%的省份和1.7%的省份分别上升到中高和高水平状态，并且有2.98%的省份下降到中低水平状态。表3的第5行说明有69.49%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中高水平状态，而有10.17%的省份上升到高水平状态，并且有20.34%的省份下降到中等水平状态。表3的第6行说明有60.87%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高水平状态，而有26.09%、13.04%的省份分别下降到中高水平状态和中等水平状态。

表4则显示了1997-2013年的初始分布和Markov链的稳态分布，根据表4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长期均衡状态将处在中等、中高、高水平状态，其中，中等水平最高，达到57.19%，其次是中低水平，达到17.52%，再次是中高水平达16.07%，而高水平、和低水平分布较少，分别为6.66%和2.56%。相对于初始分布状态而言，稳态分布中处于低水平和中低水平的省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高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6.66%，中高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16.07%，中等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18.48%达到57.19%，中低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下降了27.64%达到17.52%，而低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下降了13.57%达到2.56%。这也表明了中等以上的水平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从长期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会逐步向中等以上水平发展。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1997-2013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利用熵权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且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内部动态演进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如下：

（1）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在样本考察期内呈先上升、后下降演变趋势。从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则呈现出下降趋势。地区间差距是造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首要原因，并且其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波动上升趋势；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先上升、再下降的演变趋势，地区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变化较小。

（2）Markov 链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流动性较低。从整体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低水平省份将逐步减少，总体向中等、中高和高水平状态的趋势发展。针对本文实证结果，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回归。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排名最后的五个省份均分布在西部地区（分别是贵州、青海、、宁夏、甘肃）。农业现代化发展本身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东中部而言，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自我发展能力有限，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主要依靠国家和其他地区的支持。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应积极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回归。通过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条件，进而为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

第二，加强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省区之间的协同效应。根据实证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交流与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区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中西部地区可借鉴东部地区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技术经验、管理经验来提高本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以缩小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差距，进而降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程度，最终实现全国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均衡发展。

第三，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自然条件、技术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地区要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有效发挥特色农业现代化。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加大研发投入，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集约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中部地区可以依托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优势，加强土地制度创新，适当调整土地经营政策，进而推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多样化规模经营方式。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很多农业生产难以实施，因此，西部地区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展特色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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