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1）

股票的价格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的风险预期以及由此形成的估值水平决定的，股价是针对未来企业表现的情绪反映。1500多只股票的价格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投资者对未来宏观经济表现的总体情绪。所以，股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宏观经济。即: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股价反映的是投资者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因而其表现必定领先于经济的实际表现.

在经济衰退至尾声时，绝大多数投资者已远离证券市场，每日成交量很小.此时一部分有眼光且不断搜集和分析有关经济形势并作出合理判断的投资者开始吸纳股票，股价开始慢慢上升。

美国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进口大幅度减少，虽然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开始起作用，但由于美国资产在这轮风暴的大幅缩水，其购买力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而美国失业率不断刷新(10月份为10.2%)更加剧了其消费压力。这对于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虽然国内GDP实现了保八的目标，但是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投资而非消费，如果经济趋于平稳，国家政策一旦收缩，经济是否继续高速增长便成为未知。同时，因为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而对于政府出钱.这存在很大风险。钱从政府和中央银行来，投放量超过一定限度，股市跟楼市就会出现泡沫，如果不收紧，泡沫一旦破裂，后果严重。

众所周知，1997年香港的楼房泡沫爆破后，近10年才可恢复。但是此时如果收紧，刚刚有点起色的经济可能会掉头下滑，功亏一篑。

所以虽然各国明白泡沫破裂的危害，但因为经济增长仍未稳固，各地政府短期内仍不大可能会收紧，即使调整，也不会加息，最多回收一点资金。从目前各国的动作来看，除了澳大利亚连续两次加息外，其他各国继续保持低利率政策。

由于受益于投资持续高速增长、消费的实际增幅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工业生产稳步回升等4方面因素，支撑中国经济明显复苏，预计今年第4季度GDP增速可能达到10%甚至更高水平。全年经济增长将实现略高于8%的预期目标，将维持在8.5%左右。

所以现在的市场，不论是政策面、资金面、投资者信心层面、以及上市公司今年的业绩成长预期，都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为主，预期向好占据主流。这样的市场背景，即使大盘出现反复，也不会构成太大的下调压力。何况大盘在近期的连续上行过程中，本身就很谨慎，大盘上涨持续时间较长，但上涨幅度有限，一些技术性调整需求，大多已在大盘反复与震荡中同步进行。

表现在盘面，每天盘中股票有涨有跌，热点轮换节奏较快，一些短线涨幅较大的品种，大多会在盘中顺势震荡调整，以消除获利筹码带来的压力.在2010年第二季度之前，政府不会正式实施紧缩政策。

预计受益于出口稳步回升、消费全面复苏以及个人住房投资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将于2010年后期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其中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预期将由2009年的-2.3个百分点增至2010年的0.3个百分点。因为中国股市的表现一般较潜在的经济增长期领先2-3个季度，因此预计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将于2010年第二季度反弹，也即市场开始消化中国经济2010年将持续强劲复苏这一预期时。

股价变动与经济周期之间呈现出大致相似的波动形状。个人认为，大盘多半会选择继续强势。近期A股呈现一方面是金融地产股的疲软，另一方面则是产品价格持续上涨预期强烈的品种有着较为乐观的表现，尤其是农业股、水泥股、有色金属股等品种。这其实折射出市场对通胀预期渐趋强烈背景下的思路转变，即越来越多的关注起产品价格上涨的主线。

正由于此，业内人士认为A股市场的涨升空间依然乐观，因为金融地产股其实也是典型的通胀预期受益概念股，只不过目前市场的资金面尚未达到支撑金融地产股走主升浪的程度。这也印证不同行业受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程度不同。在摆脱经济衰退而进入发展阶段初期时，最先复苏的以致股价上扬的有地产业，建筑业，汽车业，化工业等。

而目前我们正处与经济危机下经济复苏增长的初期，所以应多留意此类股票。我们应看到国民经济增长的大趋势，树立投资信心，同时，也应注意经济周期的波动图，弄清国民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一段，以作正确投资。

人民币方面，人民币将于年内剩余时间维持平稳，在2010年会加速升值，以对抗届时可能发生的通胀。尽管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总体上好于去年，但仍需面对来自7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即:房地产业能否保持稳定发展，消费需求增速下降，投资大幅度增长产生的金融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压力，美元贬值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摩擦。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2）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早在19世纪初期，人们就开始使用这一术语来描述经济运行中“一起一落、不断交替的波浪式变化”。随着宏观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伯恩斯和米切尔给出了经济周期经典定义：“经济周期是总体经济活动呈现出的波动形态。一个经济周期包括很多经济活动大约同时发生的扩张，随后是相似的总体衰退、收缩和复苏，并逐渐形成下一个周期的扩张。这种周期性变化次序反复出现。”

在过去的30年中，以贸易全球化、生产投资全球化和企业重组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在全球经济不断融合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周期同步化的趋势也日益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一直在不断的起伏波动中发展。根据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可以将1953年以来中国经济划分为10个周期。（图1）

第一个经济周期：1953～1957年。这个阶段的经济波动性较大，反复起伏。

第二个经济周期：1958～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使得这个阶段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

第三个经济周期：1964～1968年。经济运行调整之后，1964年又上升到18.3%，这是国防建设的前期高潮。接着，1966年发动了“”，经济又出现了负增长，形成第三个周期。

第四个经济周期：1970～1972年。1970年经济增长率又升至19.4%，这是国防建设的后期高潮。

第五个经济周期：1973～1976年。这个阶段的经济总体波动不大，处在不断上升与回落的过程中。

第六个经济周期：1977～1981年。由于的结束，使得经济快速回升，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7%。

第七个经济周期：1984～1986年。

第八个经济周期：1987～1990年。

第九个经济周期：1991～1999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使得经济增长很快冲到14.2%的高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经过调理整顿，1999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7.6%。

第十个经济周期：2000～2009年。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稳定，大体维持在8%左右。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表现出了明显的“朱格拉周期”特征，具体概括为：（1）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逐渐缩小，经济稳定性增强。从图中呈收敛性的经济波动趋势可以发现，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明显趋缓；（2）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9%～10%左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基本在这个区间运行，进入第十个经济周期以后，经济增长率更是长期稳定在8%上下；（3）从周期长度来看，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存在9年左右的中周期波动，符合典型的“朱格拉周期”规律。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整体的稳定性有了很大提高，但较经济发达国家来看仍然存在较大的波动。为什么中国经济容易不是过冷就是过热？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机理究竟如何呢？经济周期波动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并没有超出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一般规律。因此，我们简要介绍和梳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对经济周期波动形成的解释，为探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奠定理论基础。

1、新凯恩斯主义：市场失效，需要政府干预。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主要是利用乘数―加速数模型论证了投资冲击引发经济波动的传播放大机制。投资是导致经济周期拐点出现的关键因素。在传统凯恩斯理论遭到质疑后，新凯恩斯主义通过引入理性预期、动态优化等方法，为传统凯恩斯主义建立了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微观理论基础。新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周期看作是经济体系内在缺陷的一种表现。因为市场机制存在着诸如价格粘性、金融部门低效等内在缺陷与摩擦，所以经济不会总是在理想的就业和产出水平运行，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必要的稳定化干预。

2、货币主义：货币冲击，保持稳定货币供应。货币主义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时，强调名义因素――货币供给的决定作用。货币主义反对政府利用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主张减少经济干预，保持央行独立性，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

3、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技术冲击，反周期政策不起作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引起经济波动的是实际因素（主要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其他。因此，每一次持久的技术冲击都将产生新的增长轨迹，经济增长趋势本身是波动的。这种波动不是对某种均衡状态的偏离，相反，这是理性市场优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政府干预的稳定化政策对平抑经济波动不起作用。政府政策应该是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条件，诸如税率的准确制定、公共品的提供等。

4、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冲击，反周期政策不起作用。内生增长理论更注重实体经济层面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周期波动来实现的，它们共同的起因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经济增长体现为一种技术进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新旧技术更替的破坏期，大量资源转向研发领域，会使得产出下降，增长减缓。因此，经济周期只是创新周期的表象。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研发投资具有外部正效应，因此主张政府放弃过多的关注短期经济波动的相机抉择政策，而更多的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采取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的各种政策。

通过上述理论可以看出，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原因时侧重点是不同的，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探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如下：

1、投资与货币信贷的冲击。货币的超量供给（表现为实际利率下降、获取贷款的难度下降）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投资上升，资金更多的流向一些资金密集型产业，从而导致对投资品的需求增长，供求关系原理使得投资品价格开始上升。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又刺激了更多的投资，并进一步挤占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源。由于价格传递存在时滞，加上投资增长抑制了消费增长，所以这时的经济运行会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就是投资过热但消费不热，消费品价格并没有上升，不需要去调节过度的信贷与投资。但经济的假象不可能长期维持，涨价效应的扩散，最终使全社会出现通货膨胀，即经济过热。货币虚增带来的繁荣假象一旦被打破，过度的信贷增长就难以为继。信贷增长被压缩或停止，原来的投资扩张循环被打破，过长的投资品生产链条被压缩，投资品价格下降，并进一步压缩生产。但短期内投资减速对应的是消费增长快，消费品价格在经济收缩后仍出现上涨。这时经济给人的假象就是物价仍在上涨，紧缩没有到位，信贷与投资遭遇过度紧缩。（表1）

2、低成本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特点是在政府主导下以低成本工业化来实现赶超战略。这种低成本工业化模式下，形成“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储蓄”的循环，并通过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来融入国际分工。在这种模式下，地方和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套取中央的要素价格补贴，只要中央政府稍微放松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就会演变为投资过热和整体经济过热，最终中央政府进行强力约束迫使经济降温。

3、外部经济的冲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在这种开放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也就不断加强。中国凭借着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日渐成为一个兼具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双重特征的重要开放经济体。一方面中国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成为一个大量吸引外资，进出口总量不断上升的世界工厂；另一方面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也不断提高。过高的对外依存度，使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力较大。

总之，对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机制，我国理论界提出了各种看法，共同之处在于把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机制区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投资为主的总需求波动和总供给的约束，以及体制上的特征和弊端和外部经济的冲击是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相关的机制受此影响而发生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爱俭，牛凯龙.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总需求分析与增长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2009.1.

[2]贾怀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与对外经济贸易因素[J].国际贸易，2009.1.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3）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被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它主要包括四个要点：“创新”的定义；“纯模式”；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多种周期的由来。此外，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点进行逐一介绍与分析。

1、“创新”的定义

创新理论贯穿于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全部构架中。他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从创新理论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论证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根源于创新。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因此，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什么“病态”的表现，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通俗地说，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具有冒险精神，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2、“纯模式”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框架中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在他看来，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企业家看到创新为他带来了盈利机会，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造成了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其他较多企业，超额利润和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就收缩，走向衰退。直至另一次新的创新出现，经济才再次进入另一轮繁荣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各种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这就是熊彼特的所谓经济周期“纯模式”。

3、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正如上文所言，“纯模式”是指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重复出现的周期。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于是，熊彼特使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

熊彼特认为，在“第一次浪潮”，即创新所直接引起的创新浪潮中，创新引起了银行信用和对资本品需求的扩大，导致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从而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生产，进而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现象，这就是“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它同“第一次浪潮”有着很大区别，表现为“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同创新无关，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这样，“第二次浪潮”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现在则是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却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的逐渐消除，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阶段。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存在的。为使复苏再步入繁荣阶段，必须再次出现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循环的解释说明。

4、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模型”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有多种创新存在，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长周期根源于影响巨大、历史长久的“创新”，而短周期则可用影响较小的创新来解释。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再分析

上世纪末，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使用了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分析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特点。

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1978—2008年）gpd增长率的走势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轨迹。我国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波动区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实际gdp的平均算术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统计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性比较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张守一，1998）。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这种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以总消费扩张结束，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此阶段类似于熊彼特理论中几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模型的组合，政策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导致了波动的频繁，使经济很快经历了几次波动。有的可能时间太短只是“纯模式”，自动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完整阶段。

2、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标准差为1.96％。对比上一阶段可见，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此阶段增长率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三年的整治期后，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视察与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决策鼓舞下，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空前高涨，需求和投资的潜力被调动。这作为一个作用力比较长久的创新，实现了一个平稳持续的经济周期。

3、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1）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从1997年开始，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调整要求和亚州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济萎缩压力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努力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本文将1997—2003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总需求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恰恰在最后的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所以导致了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主要原因是提升产品层次和服务层次的渠道不畅，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但是这个阶段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一轮阶段增长中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段时期比较接近熊彼特经济理论中的“第一次浪潮”。

（2）2003—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期。2003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的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为了全力控制“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通过减免税负和扩大内需等多重政策组合，提升了经济应对严重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段，甚至这期间的某些年份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经济过热”特征。2003年我国gdp增幅已达10%，而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仅上涨2.3%，经济进入了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热特征。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cpi上涨3.9%，ppi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明显增大，上游商品价格指数涨幅更大。2005年gdp增长率为9.9%，cpi上涨1.8%，ppi上涨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3%，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收敛。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9%，cpi仅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ppi也只上涨2.7%，涨幅比去年同期低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1%，涨幅比去年同期低3.8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

关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阶段的定性分析，本文倾向于该阶段具有“经济过热、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的特征。本文认为，判断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经济中是否出现过度投资，引发经济泡沫；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是否迅速上涨；是否出现经济增长瓶颈，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信贷量的增长是否过快。下文依据上述分析、判断的逻辑，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过度投资现象严重，经济中存在产生泡沫的隐患。图2给出了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数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率高位运行的态势，过度投资倾向开始显现。具体来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问题充分显露,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的预测，有形成泡沫的隐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现象明显且势头不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物价上涨趋势明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于部分行业过度投资，2003年至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ppi）持续上涨，特别是基础原料大幅度涨价。另外，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持续上涨，远高于2000年0.8%。

再次，货币供应迅速增长。2003年至2007年，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58%、14.67%、17.57%、15.68%、16.73%。流通中现金余额同比增长18.67%、13.587%、11.78 %、17.48 %、21.05 %。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和cpi的高增速，我国货币供给量也呈现出扩张态势，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态势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cpi高速增长相互影响，协力推动经济过热的进程。

最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2003年以来，受工业超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影响，煤电油运供给紧张，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3）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阶段。近年来，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纪初“网络泡沫”带来的冲击，使经济尽早摆脱不断下滑的泥潭，不断调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试图以此寻找经济复苏的支撑。在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很多商业银行由于竞争激励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甚至不顾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大胆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不仅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气息带入房屋抵押贷款市场，而且迅速推动了次级房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分重视收益、轻视风险，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积极投身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买卖之中（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当然，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必然是掩盖了大量的潜在风险，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房价增速逐步下调之时，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开始剧增、银行信用紧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便由次引发，并迅速蔓延至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输出型”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在本轮金融海啸袭来之后，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国家决策层对此已給于了高度关注，不仅明确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时针对提高消费者信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了近期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可以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典型的经济紧缩期。

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紧缩问题作出的比较分析

由于本轮经济困难的直接诱因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对本轮经济困难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制定更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对上述现象，本文在期望以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经济运行自身的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个角度全面考察本轮经济困难的诱因，并尝试以此为依据寻找破解经济困难问题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引发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困难局面的最直接诱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萎靡。这些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冲击，在我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将问题传入我国，而这中间最主要的传输渠道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受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急剧下降，见图4。

但是，2008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历史时刻又有着另外一层经济含义。正如上文所言，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或者称经济过热时期）中，我国在持续了近4年的gdp两位数增长，继续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显得乏力，一轮难以维系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也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伴随高通胀。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走出了一轮明显的上扬趋势，这种趋势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随即由于外部冲击而直线下滑，而且大有由正转负的势头。

 

依据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过去经济学界对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般而言，一国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经济紧缩情况，而紧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力度和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是“硬着陆”。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之前，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包括“高增长、高通胀”在内的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地表明：这种超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经济即将面临一轮新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多种渠道自行解决消化，例如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这种办法往往因为政府调控能力有限而难以有效实现）；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调节；高增长带来产能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供求失衡，经济萎缩并逐步恢复并开始新一轮增长等。

有趣的是，本轮经济调整恰好在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经济体自身有周期性调整需要的时候，一个外部冲击直接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经济供求失衡、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局面。假使没有这个外部冲击，本文认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通胀—通缩”的波动周期，但是除去外部干扰因素之后，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自然也相对缓慢。因此，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外部冲击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步伐，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低迷是由世界金融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引发的提前一轮经济调整的表现，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也即将迎来一个经济调整的周期性转变。延续上述思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应对眼前的由进出口直接引发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着眼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前期经济过热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经济发展引向良性轨道。如果当前经济政策过分注重应对外部冲击，那么当外部经济环境趋好的时候，前期中国经济过热的调整需要或许将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一轮新的原自自身调整的经济紧缩期，那无疑将延续当前经济紧缩境况的持续期，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

四、结论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变化无常。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上的复杂性。从熊彼特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析，显示了经济周期甚至是经济紧缩并不可怕，在正常的周期里，经济扩张——紧缩的反复是正常的、是经济自身调节的一种表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危机影响，加速了经济周期调整的节奏，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困难确实是“危”与“机”并存（“危”在经济增长临难困难，“机”在中国经济提前迎来了一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遇）。我国应对经济困难的思路如果能在上述双重视角下进行完善，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如果能够增长与调整并重、长期和短期兼顾，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平稳而迅速地走出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同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好历史契机。

【参考文献】

[1]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

[2] 熊彼特：经济周期[m].哈佛大学出版社，1939.

[3] 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j].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1986（10）.

[4] 宁晓青：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述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1996（1）.

[5] 刘金全、王大勇：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风险性和波动性[j].经济学家，2003（4）.

[6] 卢建：中国经济周期实证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7] 刘国光：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0（6）.

[8] 萧琛：论美国的“新经济”和“新周期”[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4）.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4）

    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一直讳莫如深。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课题才得以展开,我国经济周期的讨论才热烈地开展起来。改革开放,尤其是1985年以来,我国学者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兴趣大增,取得了很多成果。

    1984年和1985年,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出现滑坡,乌家培和刘树成等人最早把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有没有周期波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了出来。刘树成首先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周期。同时,杜辉也发表了论证前苏联社会经济增长的长波运动和短波运动的论文。宫着铭第一个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为我国建立了一个供给模型,测算了波动指数,较为系统地论证了我国的经济波动。这场始于1985年的理论大突破,为我国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研究经济周期,首先要明确我国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几个经济周期。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划分基本上是相同的。

    施发启(2000)用转折点检验和自相关系数检验的方法对经过平滑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得出的结果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确实存在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长度主要为四到五年。根据从波谷到波谷可以将我国GDP增长率划分为九个周期: 1953 —1957年 ,1958 —1961年,1962—1968年,1969—1972年,1973—1976年,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

    刘树成(2000)的划分除了最后一个周期是1991—1998年外,其余的与施发启完全相同。

    刘恒和陈述云(2003)完全采纳了上述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惠琦娜(1998)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1976—1981年,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6年。黄桂田(199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4次经济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1999年。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建国后经济周期的划分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周期长度极不规则,但是有逐渐变长的趋势;周期发生频率高。我国经济周期的长度长短不一,长的达9年(1991—1998年),短的只有4年(1958 —1961年,1973—1976年),平均长度5.2年,离差为1.7年。改革开放前,我国1955—1976年按照“谷—谷”法划分的5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为4.2年,改革开放后,我国4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约为6年。

    波动幅度较大,经济周期呈现收敛趋势。振幅最大的达到48.6%,最小的也有6.4%,平均振幅15.0%,离差为13.7%。

    刘恒、陈述云(2003)认为,我国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为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没有出现绝对下降,而仅仅表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的经济周期是在相当显着的波动过程中展开的, 1978 年前的波动标准差达到10.48 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 1978 年后的波动标准差为3.01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周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古典型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 我国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在削弱转轨型波动的同时使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逐步表现出来。

    从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看,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非对称性周期向对称性周期转变。1996年之前,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大都是非对称性的,即经济周期中呈现出经济增长率的缓升陡降或者陡升缓降的非对称过程。这些非对称性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接近或者没有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附近,经济增长率变化的突发性较多,即出现过经济增长的“大跃进”和“急刹车”等奇异行为。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在1996年至2002年的经济周期当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对称性正在逐步恢复,预示着未来经济周期将以稳定的增长速度进行对称性波动。

    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日益显现。张兵(2006)以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为标准,通过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的方法,说明了中美两国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5年以及2001—2005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同步性。中美经济出现同步性的原因是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和直接投资联系是同步性的基本传导机制。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采用HP滤波的方法对不变价格水平的美国、日本和我国季度GDP进行处理,计算了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出的结果表明,中美经济周期的联系为弱相关关系,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但是任志祥和宋玉华(2004)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较低、汇率机制实质上是固定汇率、资本帐户实行管制再加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等因素,中国经济周期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 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仍然较弱。中美经济并不存在周期性的衰退和复苏的同步性。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一)投资波动

    梁军(2000)认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投资又是最直接的因素。在我国,投资是国家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指挥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手段。比如,1977年,投资增速开始回升,达到4.65%,1978年达到21.96%,有力地拉动了当年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随后,投资增速下降,1979年和1980年只有4.58%和6.65%,到了1981年跌入谷底,投资出现负增长。198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64%,经济增长加快,投资增速其后逐年回落,1983年是12.62%,直到1985年出现投资高峰,经济回升,投资增速高达39.39%。

    刘金全(2003)利用我国199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数据,研究了我国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三个基本结论:在水平值和波动成分上,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之间没有显着的格兰杰影响关系,但是它们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显着的双向格兰杰影响关系,这意味着投资和产出之间仍然存在长期的均衡联系,投资波动是诱导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方向上的差别,存量水平上的投资率增加并未显着地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实际产出中的投资品成分也未明显膨胀;流量成分的投资需求增加作为GDP的统计成分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投资需求仍然是扩张总需求的主要对象;投资波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率“减损效应”和“溢出效应”,最优投资路径应该具有一定的光滑性。如果频繁地扩张投资或者抑制投资,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成本。

    李延军、金浩、王竞和高素英(2003)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经济波动的成因,认为从总体经济的构成来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导力量,从社会需求来看,最终需求的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因此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冲击

    胡鞍钢 (1994) 利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的冲击影响,其结论认为,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经济的扩张与历次党代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与人代会也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杜婷、庞龙和杨灿(2006)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制度冲击改变我国经济周期特征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和开放度三个制度冲击变量检验了其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其结论证明在我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的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三)总需求冲击

    施发启(2000)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相同。改革开放前,由于物质产品短缺,我国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取决于总需求的波动。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因此总需求的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的波动。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总需求波动,即总需求扩张导致经济增长加速,但是瓶颈产业和高通货膨胀的约束又使得经济被迫调整,经济增长回落。引起需求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工业化阶段还未完成,并且需求扩张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

    (四)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

    简泽(2006)考察了1952—1999年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统计规律性,概括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事实:我国经济波动具有持续性,只是到了2—3年后才表现出回归趋势的倾向;所有的变量都呈现出显着的周期性波动,但波动程度存在差异,消费、资本存量、就业和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小于产出波动,而投资、政府收入、政府支出、进口、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的波动远远高于产出波动;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出共变,并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性,资本存量领先于产出的变动,而是工资则滞后于产出的波动;货币供应量和一般价格水平是反周期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与其基本相似,只是我国周期波动的幅度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5）

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一直讳莫如深。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课题才得以展开,我国经济周期的讨论才热烈地开展起来。改革开放,尤其是1985年以来,我国学者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兴趣大增,取得了很多成果。

1984年和1985年,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出现滑坡,乌家培和刘树成等人最早把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有没有周期波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了出来。刘树成首先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周期。同时,杜辉也发表了论证前苏联社会经济增长的长波运动和短波运动的论文。宫着铭第一个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为我国建立了一个供给模型,测算了波动指数,较为系统地论证了我国的经济波动。这场始于1985年的理论大突破,为我国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研究经济周期,首先要明确我国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几个经济周期。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划分基本上是相同的。

施发启(2000)用转折点检验和自相关系数检验的方法对经过平滑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得出的结果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确实存在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长度主要为四到五年。根据从波谷到波谷可以将我国GDP增长率划分为九个周期: 1953 —1957年 ,1958 —1961年,1962—1968年,1969—1972年,1973—1976年,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

刘树成(2000)的划分除了最后一个周期是1991—1998年外,其余的与施发启完全相同。

刘恒和陈述云(2003)完全采纳了上述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惠琦娜(1998)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1976—1981年,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6年。黄桂田(199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4次经济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1999年。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建国后经济周期的划分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周期长度极不规则,但是有逐渐变长的趋势;周期发生频率高。我国经济周期的长度长短不一,长的达9年(1991—1998年),短的只有4年(1958 —1961年,1973—1976年),平均长度5.2年,离差为1.7年。改革开放前,我国1955—1976年按照“谷—谷”法划分的5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为4.2年,改革开放后,我国4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约为6年。

波动幅度较大,经济周期呈现收敛趋势。振幅最大的达到48.6%,最小的也有6.4%,平均振幅15.0%,离差为13.7%。

刘恒、陈述云(2003)认为,我国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为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没有出现绝对下降,而仅仅表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的经济周期是在相当显着的波动过程中展开的, 1978 年前的波动标准差达到10.48 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 1978 年后的波动标准差为3.01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周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古典型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 我国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在削弱转轨型波动的同时使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逐步表现出来。

从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看,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非对称性周期向对称性周期转变。1996年之前,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大都是非对称性的,即经济周期中呈现出经济增长率的缓升陡降或者陡升缓降的非对称过程。这些非对称性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接近或者没有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附近,经济增长率变化的突发性较多,即出现过经济增长的“”和“急刹车”等奇异行为。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在1996年至2002年的经济周期当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对称性正在逐步恢复,预示着未来经济周期将以稳定的增长速度进行对称性波动。

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日益显现。张兵(2006)以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为标准,通过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的方法,说明了中美两国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5年以及2001—2005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同步性。中美经济出现同步性的原因是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和直接投资联系是同步性的基本传导机制。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采用HP滤波的方法对不变价格水平的美国、日本和我国季度GDP进行处理,计算了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出的结果表明,中美经济周期的联系为弱相关关系,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但是任志祥和宋玉华(2004)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较低、汇率机制实质上是固定汇率、资本帐户实行管制再加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等因素,中国经济周期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 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仍然较弱。中美经济并不存在周期性的衰退和复苏的同步性。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一)投资波动

梁军(2000)认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投资又是最直接的因素。在我国,投资是国家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指挥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手段。比如,1977年,投资增速开始回升,达到4.65%,1978年达到21.96%,有力地拉动了当年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随后,投资增速下降,1979年和1980年只有4.58%和6.65%,到了1981年跌入谷底,投资出现负增长。198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64%,经济增长加快,投资增速其后逐年回落,1983年是12.62%,直到1985年出现投资高峰,经济回升,投资增速高达39.39%。

刘金全(2003)利用我国199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数据,研究了我国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三个基本结论:在水平值和波动成分上,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之间没有显着的格兰杰影响关系,但是它们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显着的双向格兰杰影响关系,这意味着投资和产出之间仍然存在长期的均衡联系,投资波动是诱 导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方向上的差别,存量水平上的投资率增加并未显着地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实际产出中的投资品成分也未明显膨胀;流量成分的投资需求增加作为GDP的统计成分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投资需求仍然是扩张总需求的主要对象;投资波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率“减损效应”和“溢出效应”,最优投资路径应该具有一定的光滑性。如果频繁地扩张投资或者抑制投资,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成本。

李延军、金浩、王竞和高素英(2003)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经济波动的成因,认为从总体经济的构成来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导力量,从社会需求来看,最终需求的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因此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冲击

胡鞍钢 (1994) 利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的冲击影响,其结论认为,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经济的扩张与历次党代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与人代会也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杜婷、庞龙和杨灿(2006)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制度冲击改变我国经济周期特征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和开放度三个制度冲击变量检验了其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其结论证明在我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的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三)总需求冲击

施发启(2000)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相同。改革开放前,由于物质产品短缺,我国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取决于总需求的波动。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因此总需求的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的波动。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总需求波动,即总需求扩张导致经济增长加速,但是瓶颈产业和高通货膨胀的约束又使得经济被迫调整,经济增长回落。引起需求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工业化阶段还未完成,并且需求扩张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

(四)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

简泽(2006)考察了1952—1999年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统计规律性,概括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事实:我国经济波动具有持续性,只是到了2—3年后才表现出回归趋势的倾向;所有的变量都呈现出显着的周期性波动,但波动程度存在差异,消费、资本存量、就业和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小于产出波动,而投资、政府收入、政府支出、进口、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的波动远远高于产出波动;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出共变,并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性,资本存量领先于产出的变动,而是工资则滞后于产出的波动;货币供应量和一般价格水平是反周期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与其基本相似,只是我国周期波动的幅度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6）

一、 经济周期主要理论

凯恩斯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归结为《通论》中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人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降低，从而使得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短期中出现衰退。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中，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理论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模型。其乘数-加速原理的主要思想是投资数量的增长会通过乘数作用使收入和产量的增加，而收入和产量的增加以后，将引起消费的增加，消费品数量的增加又会引起投资的再增加。而且这种投资增长的速度要比收入或供给增长的速度快，收入或消费需求的增加必然引起投资若干倍的增加，经济处于扩张期；反之，收入或消费需求的减少必然引起投资若干倍的减少，社会处于经济周期的衰退期。

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1.投资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投资率的剧烈波动导致经济的一冷一热，经济周期即表现为短促的扩张期和较长的衰退期。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拉动的主要动力，粗放式投资大量增加，使得中国的投资率历年增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度波动引起了经济的波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04年达到70477.4亿元，而2005年增至88773.6亿元，增速达26.0％，到2007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168亿元，同比增长25.9%。较高的投资增长拉动了国内需求的增长，但高水平的投资不可一直持续，当其下降时即会导致GDP的剧烈波动。

2.物价波动是经济波动的另一原因。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能够反映商品的供需状况，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消费和生活，人们会选择消费或不消费，这直接会冲击我国经济市场。

3.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日趋明显。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幅度直接关系到经济波动的程度。

4.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中国已加入WTO以后，融入了国际市场，世界经济的波动将会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三、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启示

1.抑制投资增速过快。当前中国宏观的重要任务是抑制投资增长过快，近几年来，中国部分行业发展迅速，如中国房地产产业蓬勃发展，但是城市各处楼盘众多，而作为人数众多的工薪阶层来说，真正能买上一套房的人却不多。国家和地方政府要继续落实和完善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防止其不健康发展。还有诸如采矿业、制造业的投资增长都有些过快。

2.稳定中国物价，恰当控制货币供给量。近段时间，除了猪肉涨价外，很多商品和服务在短时间都大幅度的上涨。随着物价的上扬，人们选择了把存款进行投资，尽管在刺激国内需求方面有一些成效，但是股市资金的膨胀，市场上货币流量的增多，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应当提高银行利息率和证券的收益率，防止居民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大量变现，导致大量现金流入市场。

3.优化经济发展结构，建立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经济结构优化为基点，确保经济的适度增长速度。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现在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促进经济快速的、持续的、稳定的增长，实现速度、利益、结构三者协调发展，借助于宏观调控力量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4.重视国际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必须重视国际社会出现的经济波动，研究相应的对策措施，缓解国际经济的起落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72-73.

[2]严忠,刘亚琴.对中国现阶段所处经济周期的认识与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2:39-40.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7）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是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DGEM),通过分析代表性微观主体的效用和生产等行为函数而建立的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假定代表性个体是理性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经典分析范式,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实现目标函数的最大化,经济的周期波动可以看作是微观主体对外在技术冲击做出的一系列最优反应。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一经Prescott 和Kydland(1982)提出就引起了宏观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不仅其具备的坚实的微观基础使模型有着良好的内在一致性,在两人对美国1954年一季度至1982年四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时,也发现了模型模拟数据与真实数据之间的惊人的外在一致性。

一、RBC模型的提出及其产生的背景

经济周期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在目前的几乎所有的正统经济学教材中都可以找到专门为它开设的一章,情况并不是一直如此。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无论是在经济理论界还是在政府等经济管理部门都占据着绝对主流的位置,凯恩斯在《通论》中阐述的政府要采取需求管理政策的经济干预主义的思想,产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背景,指出经济之所以会陷入衰退是因为社会的总需求不足导致,社会总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构成,由于人类自身的一些特性使得消费具有一定的“惯性”。从二战结束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凯恩斯的理论在对付经济波动方面表现的还是很成功,七十年代开始的油价高企等供给面的冲击因素造成一种被成为“滞胀”经济困境,凯恩斯理论对此表现的无能为力。从此开始,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仅关注社会经济的需求方面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力是不够的或许供给的因素才是经济波动的真正原因。

上个世纪七十年生的滞胀,只是提供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产生的一个现实原因,同样发生于七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一次大争论则提供了其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希克斯(1937)以IS/LM的形式完全阐述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从此经济学也就偏离了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而转去关注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产出的决定。在希克斯的模型中,通过确定代表消费和投资IS函数、代表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LM函数、一个生产函数和一个劳动供给函数,社会总产出就可以表示成系统外生变量的简单函数。卢卡斯(1976)在其文章中对这一“简化方程”提出了质疑。卢卡斯指出,IS/LM中的效用函数、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决定取决于微观主体的消费、投资决策,传统的IS/LM分析则省略了这一优化过程,在讨论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对产出决定如何作用的同时,此政策也改变了对微

观主体储蓄和消费的激励,改变了消费和投资函数。

二、RBC模型的贡献与不足及相关争论

任何理论或模型都会因为其自身的不完善之处而饱受诟病,像RBC这样影响力巨大的经典模型更是如此。RBC模型从提出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虽然经由Prescott 和Kydland及其同行的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模型自身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许多知名的经济学者都在很多的方面对其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的事实并不是全盘否定RBC模型,相反,正是这些来自不同流派的批评的声音促进了RBC模型的不断向前发展与完善。

(一)经济周期中长期与短期的争论

米切尔(1923)考察了美国产量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并将经济周期描述为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产量的扩张和收缩。他将数据描述成一系列的周期,由衰退、低谷、繁荣和高峰等四个阶段组成,尤其强调转折点(低谷和高峰)的存在。这就是最初期的关于经济周期的经典描述。在索洛(1956)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卢卡斯(1977)用一种与米切尔不同的方法来看待经济周期,他把经济周期看作是与长期增长趋势相比较时,经济变量表现出的短期相对波动。

对于在实际经济数据中发现的明显的短期波动,有着各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就是存在两种相互独立的过程对经济发生作用:决定产出长期增长的索洛模型所描述的增长过程,在几个年或者更短时间里导致暂时短期波动的独立的过程。这种解释是那些相信“经济周期”确实存在的经济学家们喜欢的解释(曼昆,1989;托宾,1996)。第二种解释是增长过程本身存在着很大的随机性,它导致明显的短期波动,根本独立的短期理论就没有任何必要。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流派的纳尔逊和普罗瑟(1982)指出,如果技术冲击是持久,短期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将被纳入同一个框架,传统经济学中长期和短期的两分法将被抛弃;如果技术冲击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是随机的,实际产出轨迹随机游走的特征就类似于经济周期,产出的波动是产出自然趋势的波动,并不是什么对长期平滑的增长轨迹的偏离,每一次生产率的冲击决定一个新的增长轨迹。Campbell 和Mankiw(1987)的检验结果也表明技术冲击发生之后的产出波动一般在同一方向上跟随着技术冲击。在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学家将增长分析与波动分析分离,在纳尔逊和普罗瑟的模型中,既然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动力是一样的,都是技术冲击,两者并无差别,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完成了对增长理论与周期理论的整合,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是倾向于第二种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

(二)关于“货币中性”的争论

Prescott 和Kydland声称建立模型的最初意图是为了研究“货币冲击”的传导。但当在模型中代入实际冲击进行临时模拟时,意外地发现模拟数据对真实数据具有良好的拟合性质,并能很好解释经济周期。这说明,“货币冲击”是经济的冲击来源之一是被广泛接受。在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初期,经济学家们都强调用货币冲击来解释经济周期,坚信真实冲击不会大到能导致可观测的经济周期。

在70年代,关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凯恩斯货币主义者(Keynesian monetarists)的观点,认为政府能够用积极的货币管理政策来影响产量水平。另一种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者(Friedmanite monetarists)的观点。认为政府没有实施有效的积极货币管理政策的足够信息,政府只能确定一个稳定的货币规则,理性预期革命则对货币政策的功效(虽然并不是对经济周期是否由货币冲击导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理论指出,微观经济主体会对货币当局的“货币规则”做出理性预期,虽然可能在预期中犯错误,错误是随机的,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货币供给的增长的效果就会被价格水平的同比例提高所抵消,货币当局不能影响产量。货币错觉就可能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根源(卢卡斯,1972)。关于货币当局能否影响产量水平,两大阵营进行了一场经验的(经济计量的)的争论,其中不同的观点可参见巴罗(1981)和米什金(1982)。

(三)短期波动是对长期均衡趋势的偏离吗

凯恩斯主义者相信,长期里,经济会按照索洛模型里描述的长期增长趋势增长,但短期内,由于需求冲击的影响,产出水平会偏离这种长期的均衡水平。如果事实真如他们描述的那样,政府通过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对冲掉需求冲击的影响,使得产出回到长期的均衡水平上去,这样做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RBC理论告诉我们,经济波动乃是在完全竞争市场、完全信息、厂商和个体的同质性、理性预期环境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做出的最优反应,是帕累托最优的,即经济波动并不是对均衡趋势的偏离,波动自身就是均衡增长趋势的轨迹。政府的干预政策是完全不必要,会降低社会的福利水平。普雷斯科特(Prescott)指出:这项研究(RBC模型)的政策含义是,为经济稳定性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努力很可能是反生产的,经济波动是对技术进步速度的不确定性的最适宜响应。

三、RBC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龚刚和Willi Semmler(2003)最早在国内期刊上对标准的RBC模型进行了介绍。他们的研究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将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引入到RBC模型中,描述了非均衡引入后的家庭决策、厂商决策的变化,讨论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中交易行为的变化,并考虑了不同的非均衡实现法则,大大缩短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用标准的RBC模型模拟了中国1952年～2001年这50年的经济数据,认为中国50年经济波动的80%可以由技术冲击加上政府支出冲击等真实冲击来进行解释。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研究了引入供给冲击后的RBC模型――太阳黑子模型。在没有供给冲击时,模型退化成RBC模型,研究技术和政府支出冲击的效应,引入供给冲击或需求冲击时,模型校正为太阳黑子模型。陈昆亭与龚六堂(2004)指出,传统的单纯以物质资本利用率为基础解释波动机制的观点不足以解释波动的形成,在引入人力资本及其利用率之后,连同物质资本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波动机制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反思》[M].商务印书馆.2004

[2]陈昆亭,周炎,龚六堂.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滤波方法的应用[J].世界经济.2004(10)

[3]汪祥锋,费剑平.RBC理论:批判与质疑[J].当代经济.2005(4)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8）

【关键词】

政治经济周期；单部门经济模型；总产出水平；人均有效资本

政治经济周期是指由政治活动导致的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是经济冲击的生成、反应和传导机制，很少涉及政治活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把政治作为影响经济运行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经济的不稳定现象进行研究。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开始于卡莱茨基在20世纪40年表的文章。随后，逐渐有学者关注这一理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系统化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大体上可以将7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模型分为两大类，即机会主义模型和党派模型。这两个模型的发展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以理性预期革命为分界点。70年代中期，诺德豪斯建立了政治经济周期的机会主义模型，提出政治家通过操纵经济政策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以达到当选的目的，使人们重新开始关注政治行为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随后，希布斯建立了政治经济周期的党派模型，与机会主义所认为的当选前的个人行为不同，党派模型强调政治家意识形态上的倾向。70年代末，理性预期革命使得诺德豪斯和希布斯的模型被冷落。8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开始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由于受到理性预期革命的影响，后期发展起来的新模型纳入了理性经济主体和理性投票人的假设。

由（1）式可知，当政府的政策倾向发生变化，实施的政策影响到、、时，就会对我国的经济产生影响：

1.当我国出台的政策促进投资增加时，例如政府性投资的增加，利率降低等等，会引起消费和储蓄的跨期替代，增加现期的，从而促进经济进入繁荣阶段；由于现期投资的非一般增加，会一定量的减少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投资，经济逐步回调。

2.技术政策的影响：当我国推行改善生产技术的政策，就会对造成一个冲击。例如70年代初推出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科教兴国战略等等。由（2）式可知，突然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进入繁荣阶段。从（6）式我们可以看出，当增加时，人均有效资本变小，意味着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这样会引发消费和储蓄的跨期替代，促进投资增加，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但如同投资政策一样，会影响未来一定时期的投资，使得经济回落。

3.人口政策：我国是人口大国，短期内人口基数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有些政策直接影响参加劳动的人口数量，劳动人口的变化可以很大。例如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女性加入劳动大军，城镇人口户籍管理制度的放松使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城工作等。这些政策使得以及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增加，并且通过影响人均有效资本水平影响到资本边际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的周期性变化。

我国的政治周期，或者说政策周期，基本以五年划分，下面我们来具体看我国建国后的几个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的关系：

第一个周期：1953年-1957年，周期历时五年，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吻合。1953年我们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投资增加，形成明显的经济繁荣的景象。

第二个周期：1957年-1962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相吻合。本轮周期。使得投资进一步增加，经济膨胀，但是农业的约束作用在后期显现，使经济急转直下。

第三个周期：1963年-1968年，本轮周期前半部分带有恢复性质，后半部分遭受政治运动的破坏，逐渐跌入低谷。

第四个周期：1969年-1972年，中共九大召开，同时进行了三年，为证实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各项政策得到落实，经济开始恢复发展。

第五个周期：1973年-1976年，在这期间由于政治上几次整顿，经济逐步得到了调整，但是到了后期，政治上的一些波动使得经济又受到了影响，开始下滑。

第六个周期：1977年-1981年，改革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政府又开始注重经济的发展问题，国内投资增加。为了减轻财政赤字，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后期为控制物价上涨过猛的势头，投资跌入谷底。

第七个周期：1982年-1986年，改革开放使消费需求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开始显现。但是经济政策的大转变使得1984、1985年经济过热。

第八个周期：1987年-1990年，改革开放政策继续推行，投资稳定增长及流动人口增加了劳动力，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平稳增长。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9）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020?09

一、研究背景

经济活动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往往会引起经济扩张与紧缩之间的更迭往复，并以国民总产出、总收入等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变换外显出来，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特征。经济学将这种现象称为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波动现象可能会影响到宏观决策，进而影响国民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美国经济学家西蒙、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等人分别因为从经济增长、货币理论、理性预期等不同的角度展开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连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也是致力于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的。可见，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

从学界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经济周期虽然社会经济体制和行政决策等外生因素的扰动和制约，但经济周期本身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如果考虑到外生因素多是不可持续的，过度强调外生因素的作用，将不能把握经济周期的长周期逻辑，也不能反映周期的本质。我们试图通过回顾近年来对经济周期的研究现状来发现推动经济周期的内生因素，并构建起经济周期传导机制的概念模型。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历程

经济周期现象很早之前就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包括凯恩斯、基得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先后发展出了凯恩斯周期理论、货币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周期理论等经典的经济周期理论。

（1） 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包括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周期本质其实就是经济总量的交替性地上升和下降。这一时期的理论主要包括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库兹涅茨周期、熊彼特周期、马克思周期和凯恩斯周期等（见表1）。古典型周期隐含了市场机制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假设，但限于当时认识能力的不足，古典型周期未能够充分地研究经济周期的内生机制，从而存在明显的不足，这种不足直至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出现，才得以弥补完善。

（2）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随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得到了改进和完善，逐渐由古典型周期转变为增长型周期，实现了向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跨越发展。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主要包括货币周期理论、理论预期学派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和新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它对经济周期内生机制进行了充分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核心，转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认识。在对经济周期的具体解释上，货币周期理论和凯恩斯主义者一致认为经济周期形成的主因是总需求的不稳定；而货币主义学派则认为经济周期的主因是货币供给量的扰动，这些扰动使得短期经济增长率偏离于长期增长率（Friedman和 Schwartz[1]；Lucas[2]）；与货币主义学派不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虽然也承认供给在经济周期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但其更加强调的是实际经济因素的冲击，尤其是技术进步率所带来的冲击，而不是货币等名义因素（Kydland和 Prescott[3]）。按照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我们将经济扩张归结为技术进步，那么，经济的衰退和萧条也应当可以归结为技术退步，但这明显不符常理，难以让人接受。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对经济周期做了新的研究，他们主要分为两个不同的思路：一是名义粘性学派以工资和价格总水平粘性为基础的学说，它主要以Mankiv等[5?6]为代表，认为经济周期的最基本原因实乃名义价格的刚性；二实际粘性学派以价格弹性不稳定为角度切入的学说，它主要以 Akerlof等人为代表，认为非自愿失业和经济波动与名义工资和价格总水平无关，由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的存在，即使名义工资和价格总水品极具伸缩性，但在总需求变化时实际工资、相对价格和厂商的利润也会产生缓慢的、较小的变化（即实际粘性）。新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是目前发展相对最完善的理论，它兼收并蓄各个经济学流派理论精华，认为不稳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都能够导致经济周期，实际冲击引起的自发私人支出的变动和货币因素都可能成为总需求不稳定的原因，是对经济周期波动成因更加贴近现实的解释。

总而言之，古典经济周期未能考虑经济周期的内生机制，着重强调经济总量的扩张和收缩的主导作用；而现代经济周期则是基于经济周期的内生机制，强调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的影响，发展更为完善和深入，其中尤以新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为最。现在普遍认为，经济周期本质就是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或长期趋势的偏离。在短期中，受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冲击，经济将围绕趋势波动；在长期中，受技术进步、劳动力结构、资本积累等供给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将沿着一种稳固的GDP增长趋势运行。本文的模型同样采用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来判断经济周期。

（二）经济周期的验证和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周期的存在与否进行了验证。Lumsdaine和 Prasad[6]对17个 OECD国家14工业产出波动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他们通过开发一个加权集合过程进行检验，并对共性因素进行估计，证明了世界性经济周期和欧洲经济周期的存在。Kose等[7]利用包括世界七大洲60个国家的贝叶斯动态潜在因子模型，同样发现了世界经济周期的存在。中国学者石柱鲜、李玉梅、黄红梅[8]也验证了世界经济周期的存在性。Martin和Albrecht[9]验证了德国经济周期的存在，但认为不存在股票市场与经济发展的联动性。Rainer Metz[10]对此评论认为，需要用不同的经济周期的估算方法来判断经济波动和股市关联结果的稳健性。James[11]基于两种不同的模型，运用季度数据检验了澳大利亚经济周期的存在性。

与此同时，大量学者还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应研究。石柱鲜等[12]指出，在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之间，日本和韩国的是互为影响，而中国仅仅是经济周期单方面影响通货膨胀；在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中国和韩国的是互为影响，而日本则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单方面影响经济周期波动。在影响强度方面，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受到财政政策的影响相对最大，日本和韩国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最大。Marianne和Michael[13]使用Learner方法来寻找影响经济周期的确定性变量，他们认为贸易强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属别，地理变量是影响两国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的确定性因素；而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和货币政策相似性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无确定性相关关系。Stephanie和Martín[14]指出全要素生产率（TFP）和投资间的相对价格也是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之一，认为创新对产出、消费和投资均具有非常显着的影响。Huiyun和Yimin[15]通过非线性动力学方法研究了中国经济周期，研究表明，边际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能正面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更高的边际消费意味着更稳定的经济发展，而当边际消费大于0.5时，中国经济发展会遇到稳定的周期波动。

鉴于中国经济运行体制转轨的特殊性，众多学者也从中国国情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周期进行了解释，这主要包括：①特殊的体制机制导致的投资冲动；②金融体系的不完备，如表2。刘涛[16]指出，中国的经济波动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缺乏“信贷约束”，却又提供过度的总量供给，这与承担宏观调控和银行风险的中央政府存在需求压缩之间的矛盾。

此外，卢建[27]将中国经济周期的内生因素归结为固定资产投资、前期国民收入增重等；将外生因素归结为政治事件、行政决策和社会经济体制变动等，并揭示出它们的传递机制。黄颐琳[22]构建包含政府部门的 RBC模型，分析指出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可由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解释70%，它是技术因素、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李勇[23]等建立了基于“风险规避”的混合模型，指出长期周期的主要因素源于技术冲击。殷剑峰[24]提出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来分析我国的经济周期。研究表明，经济周期表现为高度同步的GDP周期、投资周期和劳动力转移周期。梁国超、刘金全[26]认为2003年之后，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驱动模式由总供给转向总需求、调控模式由紧缩性转向稳健性，使得中国经济周期呈现出波动性弱化和稳定性增强的特征。

本文的概念模型亦采用经济增长方式由总供给驱动向总需求驱动转变这一观点，中国潜在产出增长路径正面临着调整，非来源于技术进步刺激的投资拉动逻辑将不可持续，经济周期的内在逻辑亦会逐步趋近于成熟经济体。另外，以往的研究框架并没有很好地区分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因此导致针对不同研究样本的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很大，从而使得对于研究结论的解释亦千变万化，为了把握经济周期的内生逻辑，我们将从消费或边际消费的角度进行切入。在我们的模型中（图1），由消费支出拉动的生产和服务继而带动资本性支出，进而拉动就业和影响平均收入的这一逻辑即恰好反映各个产业的层层推进，形成经济周期，当然，这其中既有放大经济周期波幅的变量，亦有可平抑波幅的因素。

（三）经济周期的国际传导机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的经济周期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协同现象。袁涌波和范方志[28]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经济周期将出现新的特征，这包括波动幅度的减小、周期的延长以及周期的趋同化。李翀[29]指出经济周期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在国家之间“传染”。宋玉华和吴聃[30]分析了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即“外部冲击—部门传导—国际传导”机制，指出经济周期可以通过国际经济纽带在各国之间传导。Sandra[31]研究了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对德国宏观经济变化的传输渠道，指出，除传统的国际贸易外，股票市场、 FDI以及银行信贷与市场信心等成为了经济周期传递的新渠道。Fabio和Rasmus[33]考察了东亚十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十国经济的同步性在逐渐强化，尤其是在新型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sed Economies），而与消费和投资相比，出口的同步性最强。Jarko和Iikka[33]认为虽然亚洲新兴经济体和 OECD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同步程度较弱，但源自于 OECD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通过紧密的经贸关系也同样对亚洲新兴经济体产生了严重影响。Lu??s[34]等运用1962—2003年的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内地各省份的经济周期与通胀周期具备较强的同步性，而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周期与通胀周期的同步性也在不断增强。Paul[35]等认为经济周期的传导可以分为某一国家的产业间和跨国家间，而新闻的冲击可以认为是经济周期在跨国家间传递的一种关键性因素。李晓峰[36]等采用带马尔科夫区制转换的 VECM模型在多国经济框架下有效地识别和分析了从1991年至2008年世界经济周期的演化特征，认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主要依靠贸易渠道。Carlos[37]等的分析表明与OECD其他成员国相比，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更为明显，表明区域内紧密的融合关系将有效加强经济波动的一致性。

本文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中国已不再仅仅是宏观层面的影响，而是通过私人部门更快地渗透到中国经济，因此，在我们的模型中，不再把影响单独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是相信其应该迅速地反应在最终消费支出和净出口上。

（四）经济周期与股市波动的互动

经济周期对股市周期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体现，如表3。而股市周期的运行情况也会对经济周期的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Demirguc-Kunt与Levine[38]通过收集44个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整理分析，结果发现，股票市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其途径如表3所示。

西方学者比较早的关注到经济周期与股票市场波动的关系研究。如表4所示，大量的研究从整体样本和分区间的角度验证了二者的相关性及其强弱。

此外，认为资本市场与经济发展没有相关关系的国外文献如表5所示。

基于该部分的综述，在我们的模型中（图1），认为股市是经济周期的先行指标，并且发达经济体的股市比发展中国家的股市更能预测经济走势。由于我们的模型是建立在成熟资本市场趋向基础上的，因此，这一模型的假设是适合中国经济体的发展方向的内在逻辑的。

同时，本文认为股市在牛市行情的时候，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财富增值，有研究显示，在股市赚钱后，人们更倾向于把盈利再投资于各种资本市场的投资品种中，这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消费，但是这种消费是基于股市市值升高的，由于账面盈利再投资于股市，使得资金并不会大幅变现，此时拉动的消费大部分是以透支手头现金为代价的，因此在熊市来临之时，消费能力由于之前的透支而变得更加弱。基于消费拉动经济的逻辑，股市的波动实际上加大了周期每次波动的幅度。

（五）经济周期中不确定性冲击的研究

Nicholas Bloom[51]等指出不确定性的冲击是影响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确定性增加，使得公司更加谨慎，导致他们暂停雇佣员工和投资，减少资本的再分配和劳动力的调动，导致生产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进而导致经济活动的大幅下降。最近的两篇文章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结果。Bachman和Bayer[52]利用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公有制和私有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创新的多样性对产量增长的影响明显。Berge和Vavara[53]则分别发现了生产率冲击（productivity shocks）和产品价格变动在经济衰退期时会变得更为分散。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关注随机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经济衰退的影响。Fernandez-Villaverde[54， 55]等关注汇率波动及政治的不确定性，Bachman和Bayerís 关注资本调整成本的微观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使得经济运行、股市波动更为复杂，也给科学分析经济周期和股市周期的关联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不确定性对于经济周期和股市关系的重要性，这一变量也放到了我们的模型中。

（六）中国经济周期特征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与此相应，中国经济周期也呈现出一定的新特征。樊纲、林毅夫等提出了“放一活”模型来描述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征。经济学界对“放—活”模型的总结是：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活—乱”循环。卢建[27]使用“剩余法”和“直接法”划分出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两种性质的中国经济周期，即古典周期和增长周期，并论述了前者转化为后者的标志和过程以及它们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许光、袁恩桢[56]指出，从波动性质上看，经济周期开始转向“增长型”；从周期长度看，经济周期开始转向尤格拉中周期。Jin- ming[57]等运用两种不同的动态因子模型基于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销售收入和货币供应量 M1计算了中国1990年1月到2008年3月的宏观经济指数，并以此概括出该时期中国经济状况表现为长久的持续性的小幅震荡期。邓春玲和曲朋波[58]认为外部冲击是我国经济周期出现的主因，内部传导机制则致使我国经济周期深具内生性和持续性；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周期呈现出一番新的特征，包括较弱的波动性和较强的增长性和稳定性。李勇[23]等指出我国的经济周期在改革开放前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周期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大起大落；在改革开放之后，则转变为增长型周期，峰位开始降低、谷位逐渐上升、波动幅度慢慢缩小。马士成和何友文[59]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在着朱格拉周期、政治经济周期和基钦周期三种类型的经济周期，其中朱格拉周期历时9.3年左右，政治经济周期历时4.8年左右，而基钦周期历时3.5年左右。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导致朱格拉周期的原因并非固定设备更新投资，而是净出口和外资等外部因素的周期性冲击，影响政治经济周期的则是政府官员换届效应。此外，城市化和科技资本存量的增速也有助于延长经济周期。

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的本质，更有效地监控宏观经济运行，从而指导市场参与者的投资策略，同时给政策方向的调整提供参考，以确保我国经济长期快速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在我们的概念模型中，拟从经济周期的内生因素进行解释，发现其内生逻辑，因此，政策变化等外生性的变量并没有直接考虑在我们的逻辑模型中。

三、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周期与股市波动关系错综复杂，并非简单的单向影响。当前，世界经济前景依然具有不确定性，全球通胀压力加大、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债务风险继续积聚，受美欧等国经济、社会等因素制约，债务问题在短期内很难缓解，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面对复杂多变且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经济形势，要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当前经济的发展形势，从战略高度认识和对待经济周期与股市兴衰的关系。

有关经济周期、产业发展及股市波动的研究是集中在一个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这个框架大致把经济周期分为了前置、同步，滞后3类变量。以往的研究忽略了不确定性在经济周期、产业发展及股市波动中的扮演的角色，因此，在以上综述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该研究的整合概念模型。如图1。

这个模型通过描绘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指标之间的关联，较为详细的展示了经济周期、产业发展及股市波动的传导机制。从概念模型框架中可以看出，部分指标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有学者称之为非对称循环因果关系（asymmetrical circular causality），以实际消费支出为例，消费支出能带动公司利润的上升，进而影响到就业，但同时，就业的状况又能影响到消费支出的水平，虽然后者的影响相对前者而言是次要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实际消费支出实际上是一个前置指标（leading indicator），而就业则是一个滞后指标（lagging indicator），因此正确的预测经济的发展态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学会真正的区分领先指标和滞后指标，进而科学合理的判断二者之间的关系。

此外，模型尤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引入了不确定性对股市变动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宏观、公司和产业以及预测三个维度，可供度量的指标体系如表6所示。而对引入不确定性后对经济周期及股市波动的研究可能重点在围绕不确定性的反周期性，因不确定性增加导致经济下行，股市下行，以及之后的反弹机制以及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而需要的刺激政策的选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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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10）

一、引言

企业投资作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活动，自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经济周期性波动及相关问题，作为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加以研究。尤其是20 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革命至20世纪60年代末，企业投资理论在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新古典学派的激烈论战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开始作为相对完整的体系，出现在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虽然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宏观视角的企业投资理论的发展相对缓慢，但由托宾（ Tobin，1969） 首先提出Q理论随之成为企业投资理论的主流，并使得经济周期下的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经济周期性波动是个复杂的系统行为，其中的企业投资行为研究更是涉及到各个方面。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复杂系统里，通常有多个反馈环，有些是正反馈，有些是负反馈。正（+）反馈环强化了放大作用（类似于增效器），从而产生自激震荡（如同繁荣和萧条的顺周期性）和零点漂移 （如同泡沫的参照点）；而负（-）反馈环削弱放大作用，从而有助于系统稳定和零点的自我校正（周小川，2009）。近年来在经济金融体系中，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有太多的正反馈环，而负反馈环不多，因此系统呈现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纵观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和经济思想发展史，企业投资作为宏观经济中的重要的变量，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表现出尤其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本文将宏观的视角考察企业投资行为顺周期性研究的历史进程，并对新古典学派及其之后的相关研究进行重点介绍，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