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市场前景篇（1）

比较：中外资银行网点服务的表象与本质

表象：网点布局与服务差别显而易见目前全球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在我国内地已经设置35家网点，渣打银行设置23家网点，花旗银行设置16家，东亚银行设置32家网点。上述这4家银行网点总体规模合计达到100家以上。虽然与我国银行网点数量比较起来微乎其微，外资并无优势，但这些外资银行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多家外资银行在2007年计划中将网点扩张指标翻番。特别是具有内地人气优势和资源背景的汇丰银行，处于外资与中资结合的“巧妙”之处――既利用其外资规模、影响和市场背景，同时也偏向于我国内地特有的金融财富实际需求。结合性的运用网点设立与前景规划，网点数量规模的急剧增长趋势都说明它有意与我国银行一比高低。目前，其已经计划年内开设30家服务网点，并招聘1000名新员工，明年将继续招聘1000名员工，以支持网点业务发展的需要。而东亚银行计划2010年将内地营业机构拓展到100家，促使其在我国的盈利占其整个集团的比例将由目前的15%提高到35%以上。渣打银行也计划将网点数目在年内增加到40个。透过网点数量上升的趋势，我们更要看到外资银行服务效率与质量的优势将会在短期、中期形成对我国银行业的巨大挑战，不利于我国银行的客户资源积累与发展。

从简单表象看，外资银行温馨舒适的营业环境、安全可信的理财平台、亲切可人的客户经理、耐心细致的服务态度等等，都是构成外资银行全新竞争力的基本点和核心点。而目前中外银行服务竞争的焦点在于理财市场。外资银行在高端理财市场优势突出，基于财富效应的规划经验，使其拥有以各类不同群体为目标的投资产品。而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后，中资银行一统人民币理财市场的格局将被打破。较之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人民币理财方面有相当大的优势，它们将会利用国际市场经验与实践引入更多的投资元素，不仅可以弥补现在人民币理财产品投资领域过于狭窄的缺陷，而且还会打破不能提前赎回的限制，引入人民币产品二级市场概念，增加产品层面流动性，给予投资者更多回报，这是最为关键的网点基础优势。虽然以市场占有率衡量，中资银行目前仍占绝对主导地位，但在银行产品设计、研发方面，外资银行显然已经占据优势，并更具实力和潜力。

核心服务：产品效率与回报差别难以比较面对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我国银行金融机构产品效率却远低于国际同行，在我国注册的外资银行在产品与利润组合上与我国形成明显的反差。我国金融产品量大质低的问题与我国外贸量大质低同行，值得关注。虽然2006年我国银行产品推出的增长速度是外资银行的3倍，但产品总量却不到外资银行的一半。

据我国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06年9月末，在华外资银行仅有法人机构14家，分行及支行252家，代表处242家，所有外资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为1051亿美元，占我国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的2%。为此，外资银行应对我国银行产品竞争策略，是将自身的资产重心优势转移至服务理财产品市场。因此，在国内媒体根据普通投资者和专家意见评选出的“2006年度理财产品”中，除外资银行尚未允许涉及的业务领域（如信用卡，人民币理财等）之外，在外币理财产品、基金产品、保险产品中，外资或合资银行金融机构具有绝对优势与利润。

我国银行金融理财产品与外资银行的差异性，一方面体现着我国金融改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表露出我国金融改革的操之过急和浮躁性。单纯追求形式，忽略利润意识是我们长期以来的硬伤，银行或金融体系改革“貌似而神不似”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这从长远来看将十分不利于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本质：银行发展阶段与背景差别是根本所在我国金融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和改革的实效性，是促成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效果弱于模式和形式的根本原因。一方面现实情况是我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不得已而延续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金融模式和金融架构，使我国金融行业的机遇与问题都明显地表露在世界面前。 国内与国际两个金融模式和市场价格的不同阶段性和不可比较性，使我国金融业面临着愈为突出的高进展、高投入、高成本、高规模与低效率、低收益、低效率、低素质的现象，有很多方面值得认真思考，甚至深刻反思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或许有时更多地来自外部因素推进作用，包括投机热钱的推动，缺少内部自发经济金融基本因素促进，更有些严重地与国际金融趋势逆向而行。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汇率走向的反向，以及利率趋势的逆行。这些不仅将不利于我国在经济金融全球化中主动参与和应对自如的能力，并且必将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与风险，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压力与风险。

中外资银行网点竞争应关注的主要问题

发展背景和阶段产生的差异和问题 从发展的阶段来看，发达国家经济经历了经济实力和金融规模的快速积累，金融财富已经达到创新阶段，经济金融规模不仅具备实力，更具有影响力。再者，全球经济不景气或复苏在发达国家有更明显体现程度，美国、欧洲和日本占70%以上。其次他们的发展是在创新阶段，其资本循环是以财富创造财富。反之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在经济金融起步或发展中间阶段，其资本循环处于财富积累之中，并没有形成资本创造财富，而是简单产品资源的财富积累，与发达国家财富资源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背景差异。而从金融角度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金融体系已经从分业、混业转向专业发展阶段，是传统分业经营管理之上的一个更高级阶段；而我国还沿袭他们过去的路径刚刚走向混业阶段。

从我国与美国的差别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模式为供给型，经济模式发展的目的是资金积累、财富积累、实力积累，是“挣钱”经济模式；而美国是需求经济模式，经济模式目的是扩张财富、投资消费财富、强化财富实力，是“花钱”扩大经济模式；两者之间发展阶段背景的差别巨大。简单来说，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已经从爬楼梯发展为坐电梯了，经济实力与金融规模已经从产品生产转为财富效应，发展阶段已经转入高层次、高水平和高阶段，更突出创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爬楼梯起步或中间阶段，经济阶段的差别所面临的阶段性问题矛盾或投资机遇，发达国家已经有过经验和教训，将这种称为“楼梯楼层”的阶段性矛盾形象的比喻为“5层的艰难”、“7层的突破”或“9层的喘息”等等。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制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遇、迎接将要面临的挑战或风险。

发展规则和模式的差异与公平 发达国家是一个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也是经济金融模式和经济体制板块的推行者。我国资本市场形成的规模、发展的阶段、制定的规则、形成的板块基本上是延续发达国家而来；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规则的执行者，某种程度上也在参与一些规则的制定，但是这个规则参与是非常有限的，或是非常不公平的。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经历了早期经济积累之后发展为成熟经济，发展模块已经从传统行业转向新兴行业，高科技的含量已经大大领先于基础产业；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基础还是在传统和新兴产业之间兼顾，更多的停留在传统产业的发展上，这个层面给资本市场、金融产品市场带来的推力和利润是完全不一样。因此，十分明显的结果，就是外资银行在产品设计上的优势在于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与阶段积累，我国银行基本属于基础和模仿阶段，是一个初级发展、简单模仿乃至单纯接受阶段。实际上在现阶段对于我国银行金融机构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金融创新。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篇（2）

一般来说，所谓的利率市场化是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金融机构在市场的融资水平，换句话说，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上融资的利率水平。在全面利率市场化后，跟传统的利率相比较，它主要是根据市场的供求来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对市场利率水平的调控力度。实际上，利率市场化是将金融利率的多少交由金融机构来决定，在央行基准利率的基础上，给予金融机构极大的自主权，让他们在根据自身资金的状况与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动向的判断的前提下，进行利率的调节。并且，还进一步通过金融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促进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对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影响

（一）提升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金融业务、证券交易与贷款等项目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的。而在利率市场化后，对金融市场来说，很大程度上带动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活跃力度。对银行来说，金融市场的需求变化对利率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银行也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来进行利率的调控，能够进一步达到刺激金融消费、提高金融消费者投资力度的目的，在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还能够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经营利润。其中，利率市场化主要是由金融市场的供求变化而决定的，把市场作为利率调节的主体，将市场的变化作为利率调节的一个参照值，在此基础上，更有利于构建金融监督的管理体系。这样既能够提高商业银行对金融市场的监督与管理，创造良好的经营管理环境与市场竞争环境，还能够有利于商业银行及时的掌握市场供需变化的信息与动向，把握市场变化的普遍规律，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二）提高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推动金融领域的革新，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金融市场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对银行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在实行全面利率化的背景下，银行间的竞争加剧，逐渐的白热化，商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下，取得一定的发展与利润，加强自身的创新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在商业银行发展的市场环境改变的背景下，极大的冲击了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模式，如果没有在市场需求的背景下，完善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将会阻碍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创新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模式，从改变金融业务单一的现状，提高金融的服务质量等等手段入手，提高商业银行的创新力与核心竞争力，才能够促进商业银行的长久发展。

三、目前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存在的挑战与不足

（一）存贷款业务的减少

对商业银行来说，存款与贷款是其传统的主要业务，也是获取利润的来源之一。但是，基于市场利率变化的背景下，金融消费者为了进一步做到规避风险，就会相应的减少投资力度，这样会导致商业银行的存款与贷款业务减少，降低了银行的利润，长久以此，就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整体效益与安全保障。在现行的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面对业务减少的问题，会被迫的发行银行的债券，来获取相应的资金。而随之而来的是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的增加，并且资金的进一步流动也会加大银行存贷比。这样，存贷款业务的减少，使得银行失去了传统的稳定性收入的来源，为商业银行的发展埋下一定的安全隐患。

（二）商业银行的风险加大

在市场利率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发展环境变得更加的复杂，竞争加剧，市场的波动情况极大的影响了商业银行的利率，可以说，利率的波动与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直接挂钩。而市场利率在金融市场的变化下，会一直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波动越大，带来的风险也就越大，这无疑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一旦，利率波动的幅度超过了银行的可控程度，就会使银行的发展陷入到巨大的经济危机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银行经营管理的压力与挑战。

（三）专业管理人员的缺乏

人才，对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对商业银行的发展而言，也不例外。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人才是经营管理中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的利益，规避风险，需要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参与银行的管理工作。但是，就目前来说，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一方面，缺乏专业的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另一方面，也缺乏对员工的管理技能培训，以便加强人员自身的素质，进一步面对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带来的挑战。

四、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建议

（一）建立利率风险管理机制

面对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进一步加大的问题，在完善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应该着手建立利率风险管理的机制，提高建立利率风险管理的部门，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规避风险的能力。利率风险管理部门要全方面的收集市场利率的波动的信息，并做好风险预防的方案，协调好商业银行利率与市场需求利率之间的关系，从事前就做好处理风险的准备工作。另外，风险利率管理部门还应该要提高对风险的识别能力，着手建立商业银行的风险识别系统和风险的分析方法，加强抵抗风险的能力。这样，全面的建立利率风险管理的机制，有利于完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不足，并进一步的做好规避风险的工作，促进商业银行的稳定运行。

（二）创新人才管理与培养机制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篇（3）

除了对中国市场的看好以及资本压力之外，外资行也有着自己的算盘。

“股东投入的每一分钱，都是需要回报的。”一位欧洲外资行中国区行长表示，大致来讲，股东投入一笔资金，15%至20%的回报是一个基本的合理要求，既然这样大幅增资，至少说明股东对该行在中国市场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也就是说，在这些股东面前，‘中国故事’依然是一个好故事。”

然而“前景”却未见得一定会指向“钱景”，手头宽裕之后的外资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收入为王

继去年四季度渣打和汇丰分别增资20亿和28亿人民币之后，星展等外资行今年纷纷追加资本金，其中不乏在华成立本地法人以来首次增资的外资行，而增资后的汇丰中国则以108亿元的注册资本成为目前中国内地规模最大的外资性银行。

“其实以外资行目前开展业务的程度来说，资本充足率的压力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大。”前述欧洲外资行中国区行长表示，虽然中国的监管在新巴塞尔协议之下有趋严的迹象，但是与国际上，特别是亚洲某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监管算是比较开放的，“这种以规避风险为本位的监管要求，外资行是认可的，相较而言，股东回报应该是外资行考虑更多的问题。”

以星展银行为例，2011年，星展银行集团的净利首次突破30亿新元大关，创新加坡银行业界的历史高位，而大中华区对集团的收入贡献在去年增加至约30％，中国大陆则晋升为星展集团的第三大收入贡献市场，仅次于新加坡和香港，净利润更实现翻倍增长，超过5亿元人民币。

星展集团主席佘林发表示：“中国正快速成为全球主要的经济推动力之一，星展银行要成为领先亚洲的银行，必须成为中国市场的关键成员。”

而从增资的几家银行特征来看，似乎欧洲和亚洲的银行居多，美资银行偏少，“汇丰和渣打进入中国的时间久、网点多，而其他几家积极增资的外资行大概可以从文化或地域上归结为更加接近中国的银行。”前述欧洲外资行中国区行长说，“我认为这也是星展银行最近两年在中国发展较好的原因之一。”

一位就职于华尔街的美资银行人士则表示，外界对于中国市场的前景是有不同声音的，就像一些投行大规模抛售中国某些银行的股票，一方面也许是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对中国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

据他所知，某家银行的中国区高层一直希望股东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曾经去总部游说过好几轮，但是最终在股东大会上还是没能通过。

占领市场

关于此次增资，摩根大通方面表示，更好地应对变换的监管环境以及提升银行的流动性，扩大分支网络以及进行人员的招募和培训。

而星展中国则计划将资金投入用于开拓网络、增聘人员、设备升级、优化个人以及企业银行网上银行平台。

“虽然大家都会这样讲，但是我认为外资行新增资金首先投入的会是贷款领域。”前述欧洲外资行中国区行长称。

根据监管要求，本地法人银行单一客户授信额度上限为注册资本金的10%，单一集团授信不超过资本金的15%。

可以说，中国本地法人银行是连接摩根大通所有批发业务的全球客户战略的核心组成，增资前摩根大通40亿人民币的资本金决定其单一客户授信额度上限为4亿人民币，这样的授信额度无法满足诸如大型跨国企业、大型国有企业等主要客户的需求。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法人银行希望能够向客户提供其合理所需的授信额度支持，以满足其对金融产品服务的需求。”摩根大通方面表示。

这其实也是许多银行增资后资金的重点投向之一，“对于本地优质客户的争夺是一项长期而持久的竞争，也是增资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看到效果的事情”，前述欧洲外资行中国区行长表示。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篇（4）

（一）通过非法途径突破现有制度框架

虽然现有票据制度明确限制了融资性票据的发展空间，但事实上经过“技术操作”披上真实贸易背景的融资性票据大量充斥市场。据宁波市一项调查：2004年宁波市商业银行办理的商业承兑、贴现业务，表面上虽有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等证明文件，但实际上有80-90%无真实贸易背景。当前非法突破现有制度框架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采取开新票还旧票的方式对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出票人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二是为无效商品交易合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三是超商品交易额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四是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贴息申请人为非贸易合同的签订人；五是为贸易合同不真实或者无贸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承兑汇票办理贴现；六是为同一号码的增值税发票办理多笔贴现等。这些现象早已存在，而且随着企业结构的不断变化而更具隐蔽性。

（二）通过合法的渠道突破现有制度框架

主要体现在关联企业或者集团企业相互做票。一是出票人申请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由关联企业作为持票人申请贴现后再将资金转回出票人；二是企业集团向下属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下属企业向银行贴现后再将资金转回集团企业；三是同一法人代表各个企业之间签发票据，由持票企业申请贴现后再将资金转回出票企业。这些行为显然不符合当初《票据法》的立法初衷，但由于不违法，且缺乏监管法律依据，从而为融资性票据发展提供了变通空间。

（三）通过地下渠道突破现有制度框架

在当前我国正规渠道票据融资功能不足的情形下，民间票据融资以其信息、效率、成本的优势对正规票据市场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钱涛（2005）对浙江永康民间票据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浙江永康存在大量的“钱票”交换式的民间票据交易，“目前永康民营企业手中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年流转量约为45-50亿元，永康民间票据交易的规模约为15亿元”，“民间贴现利率比同一时期银行贴现利率更低”，资金宽裕的企业通过购买票据来投资获利，永康地区的流通票据更多地成了一种投融资工具。另有资料表明：拥有众多煤矿出口企业的山西省，票据贴现需求一直十分旺盛，在正规票据市场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民间票据融资交易非常活跃。据统计，2005年，山西全省民间票据融资额占全部民间融资额的比重达40%以上。民间票据贴现的主体大多是银行关系人和资金充裕的企业，交易时可以不要求提供贸易背景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等必要文件，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票”方式，手续简单，方便快捷。山西省一位长期从事票据买卖的“银行关系人”表示，经他办理的票据贴现资金一般48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账。在利率方面，民间贴现利率也低于商业银行贴现利率，一般在32%以下，而商业银行的贴现利率一般在35%-38%左右。

（四）通过正式制度供给突破现有制度框架

作为票据市场的行动主体，央行正不断增加制度供给，使票据市场潜在的“外部收益”内部化，这不仅推动了票据市场制度边界扩张，而且也支配着中国票据市场制度创新的进程。2004年10月18日，央行了《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向合格机构投资人发行短期融资券；2005年5月24日，央行《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以及《短期融资券承销规程》、《短期融资券信息披露规程》两个配套文件，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向合格机构投资者发行短期融资券。央行推出的企业短期融资券，实质上是一种融资性的无担保商业本票，类似于国外的商业票据，弥补了融资性商业本票的空白。截至2005年底，全国共有61家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79只，筹资金额1424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融资规模远远超过同年企业债、首发、配股等筹资额。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转贴现自10月1日起可不再对买入票据是否具有真实贸易背景进行审查，转贴现开始回归其资金业务面目，这也可以看作中央银行突破现有制度框架的一个举措。

以上票据制度创新可用图1的灰色区域表示，它存在于真实票据制度框架外、融资性票据制度框架内，表明一部分初级行动团体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制度创新正不断突破现有制度框架，获取存在于融资性票据制度内的潜在利润，它也预示了今后票据制度的变迁方向。

二、我国票据市场发展趋势及制度变迁路径

根据以上票据制度创新实践分析，并结合国际票据市场经验，可以认为，在当前我国票据市场存在制度供给滞后于制度需求的非均衡状态下，票据市场发展也即票据制度变迁的方向，应是建立以票据无因性理论为基础的票据制度体系，通过有序发展融资性票据来推动票据市场发展。这一结论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涵：一是票据种类日益齐全。不仅包括现在的银行承兑汇票，还包括商业承兑汇票，更包括企业为筹集短期流动资金而发行的纯粹融资性票据。二是票据市场的参与主体日趋广泛。不仅包括中央银行、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企业，还包括中小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和居民个人。三是票据市场的功能日益得到充分发挥。票据市场的功能不仅包括现在的交易、结算功能，更包括票据市场的融资功能及货币政策功能。四是票据市场的监管规则发生相应变化。过去的真实贸易审查标准将逐步弱化，除必要的票据在签发环节进行真实贸易背景审核外，其余环节和其他票据将不再审查真实贸易背景。

总体来看，我国票据市场发展将有以下的变化：一是票据市场的功能定位将发生变化，将更多考虑繁荣票据市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等，融资性票据将获得合法经营权，经过一段时间市场检验和合理引导，将逐步占领市场的主导地位。二是票据市场电子化程度将日益提高，可以预见，无纸化票据（即电子化票据）将逐步在票据市场流通。今后一段时期，电子化票据和纸质票据并行流通也将成为市场的基本特征。与此相应，必要的配套法规如“电子签章法”、“电子票据规章”等也将逐步建立起来。三是随着票据市场的逐步繁荣，央行在票据市场上的货币政策操作将增多，票据市场利率将逐步成为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四是短期贷款票据化、商业票据证券化将成为票据市场的一个主要特征，以进一步解决商业票据的流动性问题。

为减少票据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组织成本、协调成本，减少制度变迁的机会成本和震荡成本，快速高效地实施制度变迁，金融管理当局在制度供给中会依照渐进的制度变迁路径进行，即先试点后铺开，以增强制度变迁的可测性和可控性。具体来说，票据市场制度变迁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坚持票据真实交易的政策背景下，加大对票据市场金融创新的支持力度，在关注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松对真实票据制度的管制，有意识引导融资性票据的发展，具体来说可先行试点，形成经验后再予以推广，以积极培育更多的初级行动团体。第二阶段：融资性票据合法化，与真实交易背景票据并行。在此期间，融资性票据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以前的灰色地带变成了阳光地带，但由于初期管理当局经验不足，各地市场发育程度和信用环境存在差异，各地金融管理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同时，由于市场对融资性票据有不断认知和熟悉的过程，因此，融资性票据的发展也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融资性票据处于从属地位。第三阶段：融资性票据占主导地位。随着相关制度日趋成熟，融资性票据的前期发展对市场其他主体产生了正向激励和示范作用，融资性票据也越来越得到更多主体的认同，票据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发行量显著增多，融资性票据已占据主导地位，票据市场成为货币市场中最重要的子市场。票据制度变迁可用图2表示。

三、相关政策建议

（一）在无因票据理论基础上修改完善《票据法》及相应规章

一是启动《票据法》的修订工作，除确有需要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情形以外，确立票据无因性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要相应的修改与《票据法》相适应的具体行政法规，比如修改现有的《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管理办法》有关真实交易背景的条款等。二是考虑到电子票据的发展问题，将电子票据纳入《票据法》的规范和调整范围，同时，针对此前

提到的《票据法》中关于持票、等方面的制度缺陷一并修改调整。三是相应补充、修改、调整涉及到融资性票据监督管理的有关法律规章。

（二）培育和完善票据市场主体

通过相应的制度供给，放宽对市场主体的限制，广泛吸纳中小企业、中小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票据市场结算、融资，推动市场多元化。扶持和鼓励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和公司发行商业汇票，培育和发展票据专营机构，进一步繁荣票据市场。

（三）继续强化信用建设，为票据制度变迁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强化立法约束，对不守信用者以及票据欺诈和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二是加强道德规范。道德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对其他的制度安排有着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三是加强对失信企业的执法力度。对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付款或有意延票、压票的行为要由监管部门严密监管并在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库中予以披露，视其情节轻重处以警告、罚款直至取消其票据市场参与资格。四是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完备的信用信息系统，为信用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四）充分引导各制度变迁主体进行积极的制度创新

营造鼓励和支持制度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减少制度创新的外部性，充分激发各微观主体创造性。监管部门应逐步改变监管理念和方式，更加注重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不应过分注重监管而忽视金融创新，监管部门自身应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初级行动团体角色。

（五）规范资本市场，增加股票市场投资性，逐步打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渠道，实现金融市场一体化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篇（5）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5-0074-03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外汇市场产品不断丰富，目前已形成即期、远期、掉期、期权完整的产品体系。汇率衍生产品的推广对于满足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和多样化财务运作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一些组合型汇率避险产品的运用规避了当前外汇管理政策，对跨境资金流动产生一定影响。

一、我国人民币汇率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沿革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发展迅速。而我国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观念有所转变，防范风险意识从无到有，银行也通过开发避险产品扩大了业务经营范围，防范自身经营风险。我国外汇市场上衍生产品的种类迅速增多，外汇市场体系不断完善。

作为外汇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衍生产品的完善有助于健全市场架构，扩大市场规模。1997年4月1日，中国银行进行远期结售汇业务试点，走上中国外汇市场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发展的初期探索之路。它是我国1994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对银行结售汇业务的完善，为广大客户提供了规避汇率风险、固定换汇成本的有效手段。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此后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远期结售汇业务从中国银行迅速向各家银行拓展，凡可办理即期结售汇外汇收支的银行，均可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也在同一时期推出。2007年又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了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至2011年3月开始向普通客户开放。2011年4月，随着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产品的推出，中国人民币外汇市场上形成了即期、远期、掉期、期权完整的产品体系。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也由功能单一的即期结售汇平盘市场，发展为人民币即期市场、远期市场、掉期市场和期权市场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市场体系，市场功能显著提升。

二、当前商业银行推出汇率衍生避险产品的主要模式

目前，我国外汇市场已基本具备了成熟外汇市场的3个基本条件：汇率形成机制、价格发现机制和完善的产品体系，并在一些方面表现出后发优势，并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取得长足发展。汇率避险产品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组合，在涉外企业普遍推广，有效运作。

（一）简单远期类避险产品

调查显示，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天津主要银行均推出了单一远期类避险产品，并被企业普遍运用。该类产品为借助远期汇率规避风险的直接产品或延伸产品，如远期结售汇、超远期结售汇、择期结售汇、平均远期（统一汇率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买卖、掉期外汇买卖等，企业通过与银行约定在未来某时间点以约定的汇率进行结售汇，锁定交易成本，降低汇兑风险。

（二）融资类避险产品

单一远期类避险产品是从价格方面规避汇率风险，融资类避险产品则是从期限上规避汇率风险。银行推出该类产品的目的在于人民币预期升值下的提前收汇和延期购汇。主要类型：一是出口押汇，银行凭出口企业提交的出口单据等物权凭证作为抵押品，向出口企业提供的短期资金融通，然后凭抵押品的单据向进口企业收取货款，银行对出口企业有追索权，出口企业仍负第一还款责任。二是福费廷，是信用证结算方式下的无追索权押汇，是境内银行基于进口开证行的资信，且进口开证行已对远期信用证承兑后的买断业务，适用于收到国外远期信用证金额大、且进口国风险较高的出口业务。三是保理，指在汇款或承兑交单结算方式下，出口企业把应收账款转让给境内银行，境内银行对境外进口企业的资信审核后，授予境内出口企业额度并提供无追索权贸易融资的一种产品，适用于以赊销为主的出口业务。以上三种产品使得出口企业出口后即取得销售回款，避免了汇率波动风险。四是海外代付，境内银行根据境内进口企业的资信状况，在其存入保证金前提下，发出指令给银行海外行，由境内银行的海外行代国内进口企业在信用证、电汇等结算方式下支付进口货款。上述产品中企业利用时间的前移和后置规避了汇率波动风险。

（三）人民币存款质押外汇融资的三合一组合产品

目前多家银行都推出了“人民币存款保证金+外币融资+远期购汇”模式的组合型产品，对于那些需要即期购汇对外支付货款的进口型企业，借此只需存入人民币定期存款，获得一笔同期限的外币融资对外付款，同时签订远期购汇合同锁定购汇价格。到期日以释放的人民币存款购汇偿还银行的外币融资本息。企业人民币存款所产生的利息将大于外币融资和远期购汇成本，利用人民币升值及本外币利率倒挂实现无风险套利。

（四）利用货币掉期获取人民币进行质押融资的组合产品

对于计划使用自有外汇对外支付的企业，银行对其自有外汇资金进行人民币对外币掉期，将近端结汇所得人民币进行定期存款质押，并办理同期限的进口融资对外支付，同时叙做同期限且金额为外币融资利息的远期售汇，到期日使用掉期交易远端售汇所得资金偿还融资本金，远期售汇交割的资金偿还利息，并约定到期由银行释放质押的人民币存款归还进口融资。该产品利用当前人民币升值下掉期价格优势，为客户创造无风险套利空间。

（五）利用人民币跨境结算进行海外代付的组合产品

境内企业在银行存入人民币定期存款作为保证金，利用跨境人民币结算，境内分行向境外银行发送人民币代付指令，境外银行收到指令后即向国外客户支付货款（人民币或转化为等值外币），到期后境内银行释放人民币保证金偿还境外银行的代付资金。该产品在满足境内企业利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需求的同时利用人民币升值预期进行外汇保值增值。

（六）境内外银行和关联企业四方利用NDF市场联动的组合产品

通过在境外叙做NDF购汇业务，锁定汇率，境内外企业可获得较高的综合收益。如人民币全额质押项下进口贸易融资+四方协议+ NDF（境外不交割人民币远期合约）+即期售汇，由境内外分行与境内外关联公司四方签订协议，通过境内外分行为客户叙做存、贷款、境内结售汇远期合约及境外不交割人民币远期合约（NDF），以四方协议模式，锁定美元贷款的保证金及境内外远期合约的盈亏，并通过客户本身的贸易背景作为有关资金流动的渠道，为客户提供利差及汇差套利途径。在跨境人民币结算项下，通过四方联动模式能获得更高收益，如“跨境人民币本息保进口信用证”，通过境内银行开立远期人民币信用证并承兑，境外关联企业获得外币融资，同时配套叙做NDF资金交易锁定汇率，信用证到期后，企业在境外银行用人民币购汇偿还融资本息。

三、汇率避险产品对跨境资金流动及外汇管理政策的影响

避险产品的运用从时间和空间上改变了企业收付汇和结售汇行为，对当前跨境资金流动产生一定影响。分析显示，在汇率避险产品中，客户和银行的盈利点均为利用人民币升值预期、境外融资成本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高带来的汇差和利差，获取低风险或无风险套利。

（一）企业掉期结汇、延期购汇或在境外购汇，增加了外汇资金净结汇的压力

质押融资型组合型产品将企业的购汇行为由当前延伸至远期，掉期型组合产品将企业本应用于对外支付的资金先行结汇，代付型组合产品将本应在境内完成的购汇行为移至境外，这些行为在短期内都将体现为国内净结汇的增加。但远期结售汇对净结汇的压力仍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人民币支付替代购汇，短期内增加了外汇储备的压力

当前天津市以人民币跨境结算为基础的避险产品集中运用于资金汇出，人民币支付对银行售汇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增加了外汇储备压力。国际收支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天津市跨境人民币支出占到同期全市银行售汇总额的15%以上。

（三）境内外企业联动的理财产品提高了异常资金跨境流动的风险

四方协议交易模式下，境外NDF交易产生的盈亏最终都将由境内企业承担，其收益的并入或对亏损的支付都涉及资金的跨境流动。但目前对于利用这一产品进行投机性运作的资金，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监测管理手段。

（四）无真实贸易背景资金的运作难以监控

银行开发的汇率避险产品应以真实贸易背景作为交易基础，但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的背景下，不排除有个别无贸易背景的企业，通过人民币跨境交易和银行理财产品，在境内外市场上利用人民币汇率的不同报价进行的投机行为，加大了异常资金跨境流动风险。

（五）境内企业通过避险产品变相参与境外NDF市场，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

上述四方联动理财产品的运用，境内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从事NDF交易，规避了境内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境外人民币对外汇衍生交易的政策规定。而境外人民币NDF价格变化会对境内人民币汇率预期产生较大影响，间接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如此逐利动机下的循环运作，将阻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有序推进。

四、政策建议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人们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特质、全球金融市场见的高传染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当前我国外汇市场上衍生产品的推广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衍生产品运用不当确实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就要求我们对衍生产品的开发和运作加强关注，强化监测分析，做好风险预警和防范。

（一）关注避险产品海外交易环节

在分析避险产品的运作模式和成本收益的同时，应重点关注避险产品的海外交易环节，防范银行或企业利用衍生品将境外资金变相调入境内。同时，建立境内企业汇率衍生品交易调查制度，通过抽样调查方式，定期调查了解企业汇率衍生品交易情况。

（二）实行汇率衍生品备案管理，细化备案制度

针对银行推出的各类汇率避险产品，从管理者角度讲，应当有总体把握，了解各类产品的流程、成本收益、风险点及对外汇资金流动的影响，才能在管理中更有针对性。建议实行汇率衍生品备案管理，并细化备案制度，对于投机类产品或对外汇管理影响较大的产品有所限制。

（三）加强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审核

对于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企业来说，利用汇率避险产品会有一定饱和度，而对于投机性资金运作来说，对避险产品的需求则无限大。为降低投机套利行为对跨境收支的影响，建议加强汇率避险产品相关的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核，规范衍生品市场发展。

（四）加强NDF市场研究

随着境内外外汇市场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两个市场的互相影响也愈加明显。通过获取境外人民币NDF市场反映的供求关系信息，进行境内汇率水平短期调整，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借鉴意义。同时，应研究境内外关联企业通过NDF运作的盈利资金如何回流、银行经营的风险点、市场单边倒对资金流动的影响等。

（五）逐步推进汇率、利率市场化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篇（6）

在经济下行时期，随着违约风险、利率风险、市场风险的升高，银行的风险资产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不确定性，不良资产反弹直接给银行造成了资本减计压力。

面对这场腥风血雨,中国的商业银行在第三季度伊始便做出了抉择――惜贷。

正在发生的惜贷

不久前供需两旺的信贷市场，现在冷清了许多。银行不敢贷、企业不敢要的现状使得银行面临着日益垒高的存贷差压力。

根据监管部门公布的数据，8月金融机构存贷差为157439.96亿元，9月存贷差为158464.45亿元，上升1024.49亿元。9月贷存比为65.2%，较前年同期下降了2.7个百分点。由于银行属于以负债经营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部门，存贷差上升、贷存比下降表明银行系统生息资产比例下降，盈利趋于减少。

今年8、9月间，存款增长率分别达19.28%和18.79%，高于去年同期的16.52%和16.84%;而贷款增长率却背道而驰，由去年8、9月的17.02%与17.13%，降至今年的14.29%与14.48%。可见，当前银行惜贷问题已经相当突出。

银行间市场数据也印证了银行惜贷的现状。一年期和三个月期央行票据隔周发行制度的调整，进一步增加了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压力。10月28日一年期央行票据开盘便跌破3%关口,至2.95%，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的3.60%，央行票据在短短一个月内下跌幅度达到100个基点以上。央票收益率与同期限银行存款利率“倒挂”，折射出商业银行惜贷气氛的严峻程度。

全球经济衰退不但造成银行贷款风险迅速放大，并且新增贷款的风险评估难度相对比经济景气时期也要高出很多。因此，银行系统当前的惜贷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和风险意识增强的表现。显然不能一味指责银行捂住钱袋子不支持企业生存发展。

难兄难弟

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市场对资金的依存度尤其突出，首当其冲地遭遇银行惜贷的影响。

7、8和9月份房地产实际完成投资额分别为2688亿元、2546亿元和2847亿元，而商品房销售额分别为1896亿元、1592亿元和2065亿元。投资和销售资金回笼的累计差额达到2528亿元，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仅在今年三季度，就约有2528亿元的现金流出。

一般来说，房地产企业补充资金缺口主要有三个途径: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自有资金补充。显然，由于资本市场持续萧条，这条融资渠道基本已处于半停顿状态。而自有资金方面也很紧张，从全国整体情况看，从年初截至9月，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额远大于商品房销售回笼额，即房地产市场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为负。

对于商业银行来讲，衡量一个行业贷款风险系数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该行业整体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经营活动的现金流为负意味着贷款面临的违约风险较高。现实也是如此，今年以来各大商业银行都不同程度地收紧了房地产开发贷款，银监会也多次强调商业银行应警惕房地产开发贷款的违约风险。

相比房地产市场，制造业除了要承受银行不肯贷的外在压力，更加窘迫的是自己不敢贷。

起初，这些企业认为自身面临的问题是贷款难的问题，而非发展的问题;认为外需市场仍然能够支撑企业发展，不至于出现破产。因此直到8月份，制造业企业仍然喊着闹着数落银行收紧贷款给他们发展带来的资金流动性压力。

然而，随着危机的不断蔓延，外需市场的持续萎缩，特别是今秋广交会订单消失，寒意逼人。大量制造业越来越发现问题的根本并非是企业贷款难和现金流的压力问题，而是生存问题，是订单大幅下降问题。

显然对企业来讲，经营前景的日趋暗淡意味着，即便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自身也很难支付起7%左右的贷款利息，因此，在制造业市场出现了银行不敢放贷和企业不敢贷款的惨淡局面。对于许多出口企业和中小企业而言不贷款是死，贷款后死得更惨。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篇（7）

在传统信贷增速放缓背景下，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电商等机构纷纷凭借各自的优势介入消费金融领域，消费的快速增长及需求升级与发展中的消费金融相互促进。但是相较后两者，银行距离市场远、重视晚、灵活度不足，如何披荆斩棘、破局成功，当下似乎仍没有特别完整可借鉴的模式。业务要做，但要怎么做？尤其是面对来自市场敢于刺刀见红的产业系、电商系和互金系的挑战，银行系消费金融该怎么破局？

好在日渐清晰的政策在释放积极的信号，从“校园贷”整顿、要求网贷公司银行存管到“现金贷”清理，银行的主动作为意识在被市场和监管放大。而经历三年多的野蛮生长，有观点认为，当下的消费金融正如前几年爆发的P2P迎来了发展窗口期，只是产品同质化、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如何在发展业务的同时权衡好内外部关系，成为银行系破局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银行业内的消费数据近两年也在发生剧烈变化。2016年末，我国银行业消费金融规模为5.92万亿元，同比增速23.8%，最近四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6.7%。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消费金融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2016年末人均余额仅为美国的5%，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

而不论是向内“活客”，还是向外“获客”，银行业已在纷纷“抢滩”消费金融。采访中，交通银行保守预计5年内，银行业消费金融余额将接近20万亿元。而杭州银行预计中国消费信贷规模2019年将达到41.1万亿，是2010年的5倍以上。尽管测算角度和结果不同，但多家受访银行均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随着消费金融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决策层信心坚定，消费杠杆处于相对低位，中国消费金融市场都将是一个增量市场，而目前市场远远没有饱和，仍存在大量的发展空间。

持牌多为银行系

但市场辨识度有限

根据2016年年底的“中国消费金融口碑指数”显示，银行系消费金融品牌普遍持牌，但消费者对银行系的认知度和服务满意度目前比较有限，南京银行参股但以产业资本主导的苏宁消费金融排名第二，而较纯正银行系中，兴业、中银和招联三家做得相对较好。但是由于整体数据不全，多数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成立时间并不长，发展不一，无法从财务或数据上进行全面纵向、横向的比较判断，仅能从股东结构、资源禀赋、产品特点来一探究竟。

从银监会官网看，截至2017年6月底，监管层共计发放消费金融牌照21块，其中18家为商业银行控股或参股，而除了苏宁消费金融和马上消费金融分别为本土的产业资本苏宁云商和重庆百货控股，南京银行和重庆银行仅以参股形式，其余均以银行控股为主。

与产业系寻求新业绩增长点，通过提供信贷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以降低本身及经销商的库存压力，并提升营业利润等意愿不同，业内认为，银行系涉足消费金融领域的目的主要是完善自身消费信贷层次建设，扩大市场份额。例如2016年小额信贷余额占全行贷款总额83%的哈尔滨银行也在消费金融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为什么单独成立消费金融公司？包银消费金融董事长刘鑫认为，虽然不同银行业务的侧重点不同，但估值差距不大，原因是不同特性的业务在一个大池子中没有体现出独立价值。而消费金融公司的成立有助于在银行把细分领域做细做优，并做大做强。

《投资者报》记者发现，已有持牌公司的控股银行里有着明显的分化：一类是全国性大银行，如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包括隐身在全资子公司永隆银行背后的招商银行；一类是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如张家口银行、长沙银行、中原银行、长安银行、晋商银行、包商银行、湖北银行、成都银行；还有一批先行上市的城商行，如北京银行、杭州银行、哈尔滨银行和盛京银行。

从开业速度来看，银行系持牌消费金融公司队伍增速近两年也在扩大，从2010年的3家，到2014年新增1家，2015年新增6家，2016年新增5家，再到今年上半年新增3家。据了解，一方面，江苏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上海银行、江苏吴江农商行等传统银行的消费金融公司仍在积极筹备中；另一方面，除了华夏银行未公布其他股东，海澜之家、携程旅游、海航旅游等紧贴消费场景的零售服务商也趁机参股进入消费金融行业。

“目前的情况是体量足够大的银行在积极尝试，急于占领市场，做市场的先行者，而互联网和电商企业拥有大量数据，也在往金融方向发展做渗透。此外，消费金融公司作为全国性的金融牌照，可以突破旧有银行发展的诸多限制，对区域性的银行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步子迈得太大也有风险，且股东合作、业务模式尚无成熟验证，多数银行还在观望，大家也是边走边看。”某位资深银行人士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做大消费金融业务

“获客”、“活客”两手抓

不过，不管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目前的商业银行“@客”与“活客”两手抓，不论是向内巩固加强原有的业务实力，还是向外延展寻求合作共赢，皆为消费金融而来。

可以看到，随着房贷政策收紧、资金价格上涨，曾依赖房贷的银行开始转向消费信贷领域，抢占零售业务的新市场。而不论有无成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今年以来，不少银行也在不断推出新产品或对原有的消费贷款产品升级，无抵押、无担保、极速放款成为标配，并积极培育新兴的信贷增长点。

在银监会联合教育部、人社部全面叫停未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设立机构的“校园贷”服务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相继推出“校园贷”产品，与此同时，兴业银行针对零售客户推出全流程线上自助信用消费贷“兴闪贷”；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也相继做好了“信用卡”重返校园的准备。

与现有互联网校园贷相比，建设银行人士向记者表示，广东省分行“金蜜蜂校园快贷”主要根据贷款条件、费用透明程度、经营方式与其区别开，主打利率低、期限灵活、可全额提现、且随借随还按天计息，还将依托“金蜜蜂”校园金融服务平台打造校园e银行，充分发挥校园e银行行长团队作用，培养校内金融专家，带动年轻客户在金融安全、防诈骗、诚信意识、契约精神和征信风险方面提升财商。

而尽管没有成立专门的消费金融公司，采访中的多家银行都表达了对消费金融业务的重视和积极的准备。按照统一管理、各负其责的思路，工商银行向记者介绍，早在2015年6月，公司已在银行卡业务部挂牌成立行业内首家个人信用消费金融中心，而今年1月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品牌“工银融e借”不仅价格更低，期限更长，PC、手机端操作方便而且还款灵活。而交通银行答复本报称，在加快消费信贷产品的创新，目前主要有专项分期好享贷、无抵押无担保的天使贷和小额现金分期的产品。

“消费金融公司自设立之初就被定位为银行的补充，目的是为了促进银行尚没有动力发展，因此进程缓慢的C端消费金融业务。这种业务按定义来说，就是向借款人发放以消费为目的、不包括购买房屋和汽车、上限为20万元的贷款，同时，规定消费金融公司向个人发放消费贷款的余额不得超过借款人月收入的5倍。某种程度上，二者也有错位竞争。”上述银行人士表示。

从业务模式看，消费金融公司提品和服务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代付模式，即与商户开展合作，贷款资金直接支付给商家，消费者获得商品或服务，并分期付款；二是现金借贷业务，即消费金融公司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现金借贷服务，资金直接发放到消费者账户。

采访中，除招联金融明确为纯线上模式，多数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表示，在重点打造线上渠道的同时，仍采取O2O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消费分期贷、综合消费贷以线下商业模式为主，线下引流、结合线上操作开展业务；数字微贷以线上商业模式为主，线上引流、结合系统自动化审批开展业务。”杭银消费金融方面表示。

摸索之路充满艰辛。2016年苏宁消费金融由于发展客户、提高品牌知名度阶段的加大促销推广投入支出而净亏损1.89亿元，亏损额同比增长207%。但付出总会有收获，据记者了解，随着用户黏性增加，使用场景丰富，大数据支撑营收有望在2017年形成初步反转。根据最新的半年报，今年上半年苏宁消费金融营业收入达1.02亿元，同比增长超136%；半年度利润总额4286.9万元，同比增长129.26%，拨备前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198%。

开放、共享、合作

场景化、数字化、移动化

有人f：消费金融领域，场景为王。18家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多数由占据明确场景的公司作为重要股东，如中银消费金融中的百联集团、马上消费金融中的重庆百货和物美控股，苏宁消费金融中的苏宁云商，招联消费金融中的中国联通、兴业消费金融中的福建泉州市商业总公司，湖北消费金融中的TCL集团、武汉商联和鄂武商等。

但也有无绑定场景的公司，如包银消费金融，股东仅“三人成行”，分别是包商银行、深圳萨摩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百中恒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却无线上线下场景供应商。

不过包银消费金融董事长刘鑫对此较为乐观，“天然没场景也是特点，适用各种场景也是需要核心构建的能力。”在刘鑫看来，近年来线上线下场景转换迅速，背靠巨型线上线下企业固然能够获得核心信贷资源，但也可能遭到其他同业企业的合作屏障，而金融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做好自己的事，不在场景里，也可能获得与更多场景的合作机会。“一个电商涉足金融业务，其他电商不会和你合作，因为是竞争关系；所以电商做消费金融可能被限于自己的客户。但我们是独立第三方，业务视角和输出能力，与合作方形成互补。”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篇（8）

［摘要］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如何实现转型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从正负两个方面分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希望能为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关键词 ］利率市场化改革；农村商业银行；影响

1 相关概念界定

1.1 利率市场化的定义

利率市场化是指一国央行行将利率决定权让渡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根据市场变动自主调节利率水平，并形成以央行基准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供求为标杆的市场化存贷款利率决定机制[1]。

1.2 农村商业银行的定义

农村商业银行是以其辖区内居民、工商企业家和其他经济组织共同入股组成的股份制区域性中小型金融机构。农商银行是以营利为经营目标、以多种金融负债筹措资金、以不同金融资产为经营对象且具有信用创造功能的金融机构[1]。和商业银行一样，农商银行的主要业务类别也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中间业务等[1]。

2 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影响

2.1 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正面影响

2.1.1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提高农村商业银行议价能力

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让农村商业银行根据自身主营业务成本、净利润以及估算同业拆借成本等方式来确定有利的存贷款价格[1]。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同业间价格竞争机制将会得到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恰好可以赋予农村商业银行足够的议价自主权，有利于农村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特点来决定具体利率水平，提高同业竞争力。

2.1.2 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增强农村商业银行创新动力

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往往会主动通过金融创新来满足不同类别客户的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并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强化自身竞争优势和强化对自身面临金融风险的管控。因此，可以说利率市场化是农村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强大推动力[2]。农村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环境下，唯有发挥更高的积极性和投入更多的精力参与到金融创新中，才能赢得客户青睐、提高市场占有，避免在同业竞争中陷于劣势。

2.1.3 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规范农村商业银行日常经营

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企业与农村商业银行间的交易效率将不断提高，贷款利率将更加市场化；而农村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时也将依据自身管理水平和资本实力来为储户提供一个更加合理的利率，有利于客户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3]。此外，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可以促使我国农村商业银行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并带动农村商业银行规范日常经营管理，最终促使其经营管理水平提高。

2.2 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负面影响

2.2.1 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农村商业银行利差水平下降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商业银行出于市场占有的需要将会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稳定和吸引存款客户群体[4]，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增加农村商业银行的成本压力，减少其在利差方面的收入。此外，利率市场化也会导致农村商业银行存贷需求产生变化，迫使农村商业银行转变当前以存贷差为主要盈利来源的经营模式，探求新的盈利模式。

2.2.2 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农村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加大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市场竞争压力、信贷需求不稳定性、政策不确定性、外部冲击增加等诸多因素将会导致利率波动水平变得更加频繁且剧烈[5]，而这将会导致农村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利率风险。此外，在市场供求关系逐渐引导农村商业银行利率定价的同时，农村商业银行受到来自利率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的影响将显著增加，具体而言这包括了重新定价风险、期权性风险、基准风险和收益曲线风险等，这些风险无疑增加了农村商业银行日常经营困难。

2.2.3 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农村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增加

信用风险是农村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具破坏性风险之一。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我国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将会愈加明显和突出，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利率市场化进程可能导致利率水平由于市场无序而被无形推高，加之传统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资讯传递滞后[5]，农村商业银行如果无法做到主动、及时和准确地对信用风险进行预测和甄别，将不得不被动面对信用风险增加的威胁。

3 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对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对策建议

3.1 农村商业银行积极转变自身经营模式

从历史发展实践中可以看出，中间业务能否得到发展是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关键。因此，在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应当着眼未来并立足当下，积极转变自身经营模式，将中间业务的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其作为自身长期发展的战略核心。具体而言，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可以凭借当前所拥有的客户群体和业务网点为依托，及时转变经营发展理念，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往中间业务倾斜、树立自身品牌，以提高中间业务在营收中所占的比重，并让其成为银行的稳定收入来源，最终逐步推动发展模式的转变。

3.2 农村商业银行增强金融产品定价能力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应当依据自身实力并结合市场定位，构建出一套科学、高效、合理的定价体系，通过该定价体系来合理分配自身资源、制定经营目标，最终增强对金融产品的定价能力，提高银行盈利能力并抵御市场风险。此外，农村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该定价体系将金融产品定价权适度下放，让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根据当地情况自主定价，这不仅可以带动分支机构的创收积极性，也能够增强全行的营收能力。

3.3 农村商业银行提高市场风险管控能力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构建科学的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和专业的市场风险管理部门来及时监察市场风险。这一方面可以帮助其准确预判市场利率走势和市场风险大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其对自身资产和负债展开有效管理并及时调整金融产品定价。此外，在提高市场风险管控能力中，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不可忽视，这将有力增强农村商业银行信息获取能力、缩减信息获取时间差、提高信息获取效率，最终有利于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管控能力，为其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Paul A. Samuelson.经济学（第18版）[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3]易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J].金融研究，2009（01）：68-69.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篇（9）

(二)文献综述1．从利率角度看,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已经实现了利率市场化,不存在利率管制,所以研究影子银行和利率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较少,而中国则不同.龙建成(2013)研究了利率变动和影子银行之间的关系,认为利率变动影响着影子银行的规模,而影子银行也可以影响到短期贷款利率[5].刘澜飚(2013)指出正规金融体系存在利率管制是我国影子银行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应提高利率水平以缓解大规模银行资金涌入影子银行系统进行套利的状况[6];而解凤敏(2014)也得到相似结论,认为影子银行是我国存在金融二元结构和利率管制背景下,金融主体为规避管制而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7].2．从实体经济融资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蓝虹和穆争社(2014)、Feng和Wang(2011)指出,影子银行作为由银行表外活动诱发的一种金融创新,虽然其需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整体上看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的作用[8][9].Schwarts(2012)、Claessens(2012)也认为影子银行发挥了不同于传统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功能,提高了金融和经济效率,从经济学角度看是有益的[10][11].陈剑(2012)、王晓枫(2014)在影子银行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得到相似结论,认为整体上影子银行对经济增长是有促进效应的,而经济增长也显著影响了影子银行的发展,但影子银行短期内的波动性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12][13].颜永嘉(2014)认为影子银行对满足社会融资需求、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同时也孕育了相当大的风险隐患[14].封思贤(2014)指出影子银行发展初期通过灵活的创新机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样化融资需求,所以应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及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等角度鼓励影子银行创新业务[15].综上所述,关于影子银行对利率变动、实体经济影响的现有观点比较零碎,大都局限于理论框架而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鲜有学者将三者同时纳入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而且以往研究中多使用的诸如VAR模型等实证方法无法反映出变量间的当期关系.为克服以上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影子银行规模、利率水平以及实体经济相关指标为分析对象,尝试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系统揭示影子银行与利率市场化进程、实体经济景气程度之间的联系.

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及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本文选取的主要研究变量包括影子银行规模变量、利率市场化变量以及实体经济发展变量等,采用从2012年1月到2014年6月的月度数据.本文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如下:1．影子银行规模.由于影子银行活动难以直接观察以及信息不透明导致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差,现有研究大多通过间接的方法来测算我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比如部分学者借鉴李建军(2010)“中国未观测信贷规模的变换”的研究成果来估算我国目前的影子银行规模[16];还有一部分学者用部分可以观测到相关数据的影子银行规模来代替整个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测算结果由于测算口径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在前文对我国影子银行进行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影子银行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主要参与者是传统商业银行(主要指内部影子银行业务),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未贴现票据融资又占据内部影子银行业务的大部分,且这些业务信息披露机制比较完善,相关数据已经被纳入到监管范畴,所以本文采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票据融资的月度数据之和来代表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用SB表示.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利率市场化程度.本文采取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Shibor来衡量我国利率管制或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记作RATE,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3．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变量.在衡量实体经济发展程度时,大部分学者是用GDP增长率作为观测指标,也有部分学者选取官方公布的PMI指数来衡量实体经济发展的景气程度.本文认为,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中流入实体经济领域的大部分资金最终流向了中小企业,官方PMI指数主要以国企等大中型企业为调查对象,而汇丰PMI指数的调查对象主要以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为主.相比较,本文选取了汇丰PMI指数这一指标作为反映影子银行所引起的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记作PMI,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信息网.4．控制变量.影子银行规模和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所以本文采用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作为控制变量,记作LOAN,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以及减弱数据的波动,本文对所有的原始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然后对所有变量作一阶差分处理(对数的一阶差分可解释为百分比变化),分别记作dLNSB、dLNRATE、dLNPMI、dLNLOAN.

(二)模型设定及说明虽然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在分析多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关系时得到的结果对实际经济行为解释比较合理,但是其存在着明显缺陷,即将变量间的当期关系隐藏在随机干扰项中无法显示并且存在估计参数过多的问题,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是在VAR的基础上考虑了各变量之间的当期关系,因而对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并且通过加入结构性的约束来减少模型的待估参数,因此在分析时间序列之间相互影响方面更容易被广泛接受.鉴于此,本文选用SVAR模型来分析影子银行规模、利率市场化与实体经济景气程度之间的关系.含有多变量的p阶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p)可表达。这里,本文可以将公式(1)转化为更一般的“AB模型”,即Aεt＝But,其中εt为结构扰动项ut的线性组合,是一种复合冲击;另外,应从相关经济理论或估计结果出发来对矩阵A和B的系数设置约束条件,本文按照乔利斯基(Cholesky)分解的思路对此SVAR模型设置短期约束,即把A矩阵设置为下三角矩阵并且主对角线元素全为1,而把B矩阵设置为单位矩阵.又因为所有变量数据平稳是建立SVAR模型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首先借助于软件Stata12．0对变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用ADF检验来分析所有变量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在1％显著水平上,相关的4个变量都拒绝了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即是平稳的.另外,要选择该S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AIC准则,此S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阶.

(三)实证结果分析在分析SVAR模型时,应该重点关注如何使用脉冲响应函数(IRF)来刻画当一个误差项变化时或者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绘制出脉冲响应图来分析影子银行扰动项冲击的系统影响和影子银行对各扰动项冲击的动态响应.1．图1的脉冲响应图表明,当在本期影子银行规模dLNSB受到一个正冲击后,实体经济景气程度dLNPMI在此作用下会立即上升,此正向效应在第1期时达到最大值,之后这种正向效应逐渐减弱,虽然在第3期和第4期之间略有回升,但是从第4期后下滑趋势明显,很快出现了负效应并在第5期达到了最低值,在这之后负效应逐渐减小并趋于平稳.可以看出,dLNSB的冲击对dLNPMI的变化有着明显的影响,但影响是不稳定的,波动较大.由此说明影子银行的发展在短期内对我国实体经济景气程度有积极推升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向作用逐渐消失并转向负向作用.究其原因,影子银行作为传统商业银行的补充以及社会融资的重要渠道,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短期内的融资需求,所以短期能够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但由于影子银行相对于传统融资渠道来说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会影响到金融稳定乃至经济稳定,并且国企等大型企业凭借“壳资源优势”以较低利率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转而以影子银行身份向中小企业提供高利率的资金,这样传统正规银行、国有大企业及影子银行全进入到资金套利链条中,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活力,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从影子银行融资的高利率成本负担越来越重,使得实体经济后期的发展难以为继,从而导致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渐消失并转为负面影响.2．图2的脉冲响应图表明,当在本期实体经济景气程度dLNPMI受到一个正冲击后,影子银行规模dLNSB开始大幅上升并且在第2期上升到最大值,随后这种正效应迅速减弱,在第3期达到了负效应的最大值,以后各期时有震荡,直到第8期仍有冲击效应存在.这表明,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影子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是短期内影子银行出现快速增长的动力因素,说明短期内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经济内生合理性;而在后期,随着实体经济景气度提高,国家货币政策会比较宽松,这样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会流入实体经济领域,再之实体经济自身经营资金周转顺畅,这些原因可能会导致实体经济对影子银行资金需求的降低.从以上两个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到,虽然影子银行体系规模与经济增长是相互影响的,但从图中的走势可看出,经济增长对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影响更大.3．在图3中,给予影子银行变量dLNSB一个正冲击,对利率变量dLNRATE产生了一个短暂的负效应,这可能是内部影子银行业务的信用扩张机制使得市场的信贷供给量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但这种负效应会迅速消失并转变为正效应,这种正向作用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这是因为影子银行的高收益诱使投资者主动分流银行存款,大量资金脱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就迫使传统的正规银行体系放松利率管制,提高利率水平.在第3期以后,影子银行对利率的冲击效应不断震荡但会逐渐减弱,可以看出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日趋完善,影子银行规模对正规银行体系利率变动的作用会越来越小.4．如图4所示,给予利率dLNRATE一个正向冲击,对影子银行规模dLNSB起到短暂的负效应,这可能是当正规银行体系的利率升高后,人们会增加银行储蓄,从而流入影子银行体系的资金就会相对减少一些.不过这种负效应会迅速消失并且正向作用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一直持续到第3期,原因是银行利率的提高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紧缩从而导致实体经济资金面日益趋紧,这时很需要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大来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之后利率对影子银行的正效应不断减小并在第4期达到负效应的最低值,这可能是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及所带来的风险使得货币政策对货币供给量的调控不到位,从而促使监管当局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和控制.随后冲击效应上下震荡但幅度变小,持续到第8期,这说明利率变动对影子银行的影响具有长期性.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篇（10）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要想在短期内改善自身的资产结构，就必须对其存量资产进行重组。根据第一章关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S-C-P范式分析以及第三章有关资产结构优化的数量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存在总体单一，个别资产主要是信贷资产占比过大，债券资产比重较低，无风险资产的流动备付功能与资产投资功能扭曲的整体特征。在信贷资产内部，又存在过度商业竞争下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超额配置以及趋利动机下中长期放款冲动。并且在既定的信贷资产结构下存在着大量的不良资产；在既定的内控制度下存在着不良资产再生的内在机制。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的存量资产进行重组，在原有的资产组合的基础上实施再造，构建自身的理想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资产重组[1]的目的无非是实现管理者的利益与所有者的利益相容，将资产转移给可以对其进行有效利用的所有者。而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在现有所有者主体缺位，管理者代行部分所有者职能的情况下，要实现资产重组的优化整合目标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造：

（一）存量重整，增量化解，实现不良资产的良性转化

由于历史和体制问题，国有商业银行衍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部分不良资产作为沉淀资产，一直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障碍。根据香港《亚洲周刊》2003年6月9日披露的标准普尔信誉评级公司估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要将坏帐削减到全部贷款的5％水平，将不得不耗资5000亿元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GDP的近50％。而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与GDP比差不多在26％至27%之间。如果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00亿元人民币资产，坏帐总额大约占GDP的四成。(纪硕鸣，2003)。由此可见，要实现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首先必须对这部分沉淀资产进行处置。在现有情况下，必须做好存量化解和增量防范这两个方面的工作。

1、从存量上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理清思路，重新审视和界定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途径。

目前，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存量化解的建议有很多，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内部消化模式。即：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强化自身业务盈利性能力，通过利润冲抵不良资产所带来的损失；（2）冲抵模式：即：国有商业银行在对不良资产进行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对一部分由于历史原因，政策性因素所造成的债务问题进行冲销。在冲销的资金来源上目前比较集中的主要有三种：国有商业银行呆帐准备金、政府融资、外部参股；（3）流动模式：即：通过对不良资产的流动性处理，来为不良资产的化解寻找出路，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主要有：不良资产证券化、整批出售（BankSales）、打包出售、债转股等；（4）分离模式：即：要求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AMC），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接收，从而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资产结构。

在现有的资产结构下，在现有的竞争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面临着国内同行的业务竞争，而且还要面临国外同业的市场挑战。相比较于内资商业银行（主要指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存在大量的政策性负担；相比较于外资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在业务创新能力、服务质量等方面显然稍逊一筹。因此，在如此“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期望国有商业银行在短期内实现自身盈利能力的较大幅度提高，并藉此来冲销不良资产，是不现实的；至于冲销模式，在现有的金融背景下，也存在一定的难度。首先针对呆帐准备冲抵来说，根据现有的呆帐准备金制度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按照贷款年末余额的3％计提呆帐准备。根据财务会计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呆帐准备是对未来发生的损失的预提。但现有的银行呆帐实际早已超过3%的计提边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呆帐准备对于银行不良资产变动并不敏感，计提呆帐准备来冲抵不良资产显然是杯水车薪，现实意义不大。即使将来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实际发生的不良资产状况，对贷款余额进行计提，但这又回到了我们探讨的第一个建议上，所以这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对于政府融资，只能说这符合理论逻辑，因为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特别是我国政府持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状况下，通过发行金融债券来弥补不良资产亏损的空间已相当有限。在这种条件下，仍希冀我国政府出于制度背景考虑，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化解提供国债资金弥补是不可能的；至于股份制改造，引进外部资金，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寻找“买单人”，这显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字背景有出入，因此，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重要的可能不是是否可行的问题，而是是否允许的问题；建议三提出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存量的途径；建议四给出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的方式。但是它给出的对策多半是国外的“泊来品”。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秉承“拿来主义”的思想运用这些措施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呢？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不良资产的存量化解，通过分离的方式，将这部分资产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这可以在短期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整体质量，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模式只是将风险转移给了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很好控制或者消除风险，特别是它并没有消除滋生风险的源头，因此，这只是治标不治本。至于创新不良资产流动性的证券化、整批出售、打包出售等措施，必须具备一个完善活跃的资本市场，这是这些措施奏效的前提。只有在完善活跃的资本市场上，不良资产的流通变现才能成为可能。而这显然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不符。另外，在资产证券化、贷款转让方面，我国尚存在一定的法律滞后。这显然又制约了这些措施的可行性。目前，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债转股。这比较贴近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债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又多是国家重点扶植的对象。在目前的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大多具备股份制和潜在上市的背景。因此，在此情况下，如果能够将这部分企业的不良贷款转化为对债务企业的股权，将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出现良性转变。第一：在公司股票上市流通的情况下，不良资产的流动性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情况不同，决定是否转让股权。第二：在公司股票未上市流通的情况下，可以享受股权的资本利得收益以及对公司进行战略重组，实现公司的价值再生。当然，债转股并不是国有商业不良资产存量化解的唯一出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债转股是国有商业银行目前或者是在经后一段时间内必须考虑和将要考虑的不良资产处理方式。这是不良资产化解的主要途径。当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决不能脱离资本市场的充分建设。只有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上，各种旨在创造资产流动性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被嫁接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上。

2、从增量上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强化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的增量。

增量防范是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的重点。国有商业银行只有在存量化解的基础上，强化防范才能够真正的化解不良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来看，信贷资产的风险暴露是不良资产滋生的源头，如何强化信贷风险管理，防范信贷风险，是有效降低不良资产的关键。从本质上说，信贷发放前后的信息不对称，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信贷风险，强化信贷风险管理，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贷前的逆向选择以及贷后的道德风险进行防范。从理论上来看，信贷风险的防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信贷风险的预测。信贷风险的预测主要涉及的是贷前的分析调查以及贷后的风险预警。贷前的分析调查主要是要求银行信贷人员能够在事前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正确评判，并且能够对既定投资项目实施所带来的对到期财务状况和最终还款能力的影响进行预测；贷后的风险预警主要是通过事前设定一系列对企业财务状况变动进行监测的敏感性指标(如流动比例、资产负债比率、产权比率等)，来及时发现企业还款能力下降甚至丧失的迹象，能够为银行及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赢得时间，从而能够将风险损失降到最低。由此可见，信贷风险预测，实际上是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动态考察。国有商业银行如果能够在动态考察中真实、全面的把握企业经营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就能够建立在一种风险可控的平台上。因此，强化信贷风险预测是商业银行风险立行的必然之路。

其二：信贷风险组合。信贷风险组合是现资理论对银行信贷工作的重要启示。通过合理的搭配风险资产组合，可以有效地降低自身所面临的风险。众所周知，银行信贷投放的行业过于集中，地域过于单一，期限过于单调，不仅实际内含的风险很大，而且一旦遇到损失所面临的转换成本将很高。因此，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者必须将自己的信贷资产尽可能分散于各种贷款之间，如不同用途（工商业贷款、农业贷款、消费贷款以及不动产贷款等）、不同还款方式以及有无抵押等方面，而且在每一种贷款内部也进行相应的分散。比如不同币种，不同地区，不同期限等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信贷风险吸纳能力，构建符合自身要求的风险警戒线[2]，来指导自己的信贷组合。这样可以比较直观的检验自身贷款组合的风险集中程度，防范信贷风险。

其三：信贷风险转嫁。信贷风险转嫁是通过不同金融工具的运用将自身承受的风险合理地转嫁给其他人，来实现自身风险规避。这是套利思想在现代风险管理领域的运用。因为根据现代金融市场的理论构想，在非完美市场上一旦存在价值被低估的资产，基于“博傻理论[3]”和市场均衡思想的套利行为必定存在，因此，将自己的风险资产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风险转嫁的策略是可行的。国有商业银行要想实现自身的信贷风险转嫁，不仅需要现有的制度框架（指衍生金融工具的国内市场有限）的突破，而且需要自身的大胆创新。只有与时俱进的金融创新才能有效的抓住市场的有限机会，实现自身风险的合理转嫁。

其四：信贷风险自留：信贷风险自留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对信贷风险进行防范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可赖于防范信贷风险的屏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自有资本金。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它的主要的衡量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其二：国家信誉。这两块是国有商业银行吸纳风险的主要后盾。目前，我们知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较低，除中国银行外，其余银行均未达到8％的国际标准（TheBanker,1997）。不良资产比率较高，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张杰，2000）。因此，相比较之下，资本后盾的风险吸纳效果并没有国家信誉的政策担保效果明显。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国家信誉担保极易酿成国有银行机构的道德风险，而这种道德风险激励机制的存在又促使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居高不下（见表1-8）。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想真正的走向市场，实现商业化，首先必须打破目前的这种扭曲的风险自留机制，硬化风险约束，通过多种渠道提高自身的资本充足率。

（二）战略收缩，组合再造，重塑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至于资产重组，理论上主要有三种：所有权控制型、扩张型以及收缩型。这三种资产重组的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其适用的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里我们针对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存量资产的重组，比较合适的战略取舍应该是收缩型的资产重组。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自身的资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规模经济的平衡点，出现了规模不经济。（赵旭，2001）。对此，国有商业银行银行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存量资产进行重组：

1、以风险分散与利润贡献为基准，对国有商业银行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项目贷款比例进行重新分配。

基于历史的重新分配是很难的，这里强调的重新分配并不是对各重点行业、地区的已贷项目进行类似于中止性质的干预，而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对已贷资产进行符合《商业银行法》的转让以及对不良资产的重组。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国有商业银行风险责任约束逐步硬化，内部竞争日益加剧，在对重点行业、地区以及国家重点项目的争夺上表现尤为突出。各银行对于国家重点扶植的基础设施项目（诸如：港口、铁路、机场等）超比例投放。比如福州长乐机场就集中了国有商业银行20亿贷款；对重点行业又更多倾向于上市公司。比如：蓝田股份、银广厦分别集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2.8亿、13.5亿的贷款。对于重点地区又体现出扩张性投放的趋势。这一点从第一章我们计算的地区贷款集中度上就可以看出（见表1-3）。这些过于集中的贷款一旦出现负面冲击，就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直接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当年的盈利。因此，在资产组合思想以及资产重组思路的指引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组合进行再造。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调整空间有限，可选择的资产调整方式只能是进行类似于转让和不良资产重组的操作。因此，积极拓展银行间贷款转让市场，推进银团贷款进展，多样化不良资产重组思路，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存量资产重组的必由之路。

在当前情况下，考虑到贷款转让中的信息不对称因素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首先在不动产抵押贷款方面进行突破。由于不动产抵押贷款存在一定比重的抵押资产和比较稳定预期收益流，而且在降低商业银行的交易成本以及进行标准化处理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努力开拓这一潜在市场，并藉此对过于集中的资产类型进行重新调配。

2、以盈利性为基准，重新配置低息资产的比重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要强调商业化就必须强调盈利性。近年来的“惜贷”背景下的大额存贷差以及由此衍生的高备付金比例，一方面彰显了央行准备金付息制度的弊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利润目标的淡泊。从表4－1中可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资产利用率与国外银行相比相去甚远。由此可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低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强化盈利能力，以利润为中心，以安全性与流动性为保障，降低存放中央银行款以及库存现金的比重，消化存贷差。

表4－1：中美银行绩效对比表

年份

行别

ROAROE

AU

1998

中国银行

0.014%

0.263%

5.69%

工商银行

0.112%

1.973%

5.58%

交通银行

-0.137%

-2.844%

5.28%

1999

花旗银行

2.134%

31.839%

11.03%

美洲银行

1.976%

28.133%

8.12%

资料来源：

3、以风险控制能力与利益兼容为基础，强化内部资产市场的退出机制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内部的资产市场，不仅仅涵盖的是各可营运资产的市场运作，而且涵盖的是国有商业银行2000多个营业网点的固定资产运作。对于这样一个资产市场，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从两个方面对其加以重整。

其一：突破内部资产的垄断格局，实现内部资产市场的合理收缩。

在现行的总分行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遍布国内各个地区。这一方面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垂直管理链条过于冗长，机构过于庞大，营业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市场退出机制失灵，以利润为导向的内部行政撤并压力较小，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一部分机构在事实上处于经营好坏一个样的境地。这既不能体现效率，又不能形成良性的激励。内部资产市场的行政模式以及垄断格局增加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保护了国有银行的低效率。更重要的是垄断格局下的“寻租”冲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基层行处的业务导向。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行政目标诱导下，各地县支行往往背离了商业银行的“三性”要求，出现大量越权授信的现象，以致于在商业化初期，各国有商业银行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一点以90年代建行广州恩平支行为典型。目前，在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背景下，在现有的地方特别是地区以下的行政干预权限仍存保留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以风险控制能力与利益兼容为基础，适度集中各地县支行的授信权限，一定程度的强化总行和一、二级分行的审批权，坚决撤除一些长期亏损的基层行处，实现内部资产市场的战略收缩。

其二：重新定位客户群体，实现各资产业务的重新整合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公业务、综合授信业务以及消费信贷业务等。这些优势实际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点。各国有商业银行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构建了自己的客户群体.

透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客户群体，我们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在自身客户群的定位上存在整体趋同的现象。没有体现出自己的细分特色，没有体现出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区分度。换句话说，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歧异化业务发展战略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规模化层面上。针对以上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引入内部资产市场的退出机制，认真审视自身的资产业务，保留并凸显自己的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主动退出一些对自身的整体风险贡献较大，不良资产发生率较高的业务；退出一些对自身利润贡献较小，耗费成本较大的业务。在风险与收益综合权衡的情况下，将市场退出机制引入内部资产市场。比如：逐步退出带有政策性扶植性质的助学贷款市场；撤消一些不能创造利润或者没有通过成本收益核算的资产业务部门。逐步放慢追求大型（资产规模）和市场份额的步伐，增加重点、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方向。逐步形成了一种贷款质量高于市场份额，核心竞争力高于“全面开花”的经营理念，逐步并最终退出亏损业务领域，实现整体业务的集中大逆转。（戴维·罗杰斯，1999）。

二、增量分散，组合重构，实现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实现存量资产结构的优化只是“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源”的问题，而“源”的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上。而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从本质上说主要集中在资金的运用上，或者说是投资资产的选择上。对于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其一：可投资产的范围。这是增量分散的外部边界；其二：如何投资。这是组合重构的实际内涵。因此，在结合第一章的现状分析、第二章的资产组合理论分析以及第三章的最优投资比例选择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清楚地构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增量资产结构优化的分析框架。

（一）资产结构单一背景下的可投资产范围拓展。

现有的单一的资产结构，既不利于资产风险的分散，也不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弊端。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拓展自己的资产运用空间：

1、流动性与盈利融下的货币市场拓展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货币市场的功能通常是和其自身的划分标准相一致，主要是为了创造流动性而存在。因此，根据《巴塞尔协议》，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通常是商业银行二级准备，如同业拆借、票据承兑、贴现、短期债券、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这些资产形式在目前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并不陌生。之所以还要强调国有商业银行要对货币市场的金融资产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主要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很多业务在开展范围和深度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拿票据业务来说，实际上贴现的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而对于普通的商业票据银行并不能进行承兑和贴现；而且在现有的融资性票据业务有所抬头的情况下，央行又加大了对票据业务额度（增幅不得超过上年交易额的5％）的控制。此外，在“经营资产”的理念下，国有商业银行当前持有大量现金（狭义）资产，显然存在较大的机会成本。与花旗银行24小时营运理念相比，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强调与流动融的货币市场工具拓展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拓展的一个思路。

2、资产多元化背景下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拓展

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运作，为分业模式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了资产组合的广阔空间。特别是近年来在信贷风险责任逐步硬化的背景下，各国有商业银行加大资产结构调整的力度（如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而对于债券资产的强烈需求则促使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一级市场几乎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垄断。反映在各债券品种的收益率上大幅下降。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品种主要有：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三种；而在国外债券市场中占据较大比例的企业债券却相对有限。在当前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正处于需求不足到供给不足的功能转换时期，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债券品种的供给，但在我国多年积极财政政策、国债发行空间已相当有限的背景下，出于满足资产结构调整与资金余缺调剂需求的任何努力，必须借助于企业债券市场的拉动。这就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边界拓展的第二个思路。

3、基于混业经营模式下的股票市场拓展

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永远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实际上，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这只是一个是否对国内投资者开放市场的问题。国内的行业分割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莫过于谨慎风险监管的考虑。但是，这并不是理由。“看不见的手”范示的倡导者亚当·斯密早就提出了市场的分割有碍于市场效率的提高，更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论断。(Adam.Smith，1776)在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时候，人为地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进行分割。一方面，保护的是幼稚行业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保护的是非规范市场的不规范。美国人因噎废食，在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通过立法手段（《格拉斯.斯蒂可尔法》）试图抑制商业银行的股票投资冲动。但是，半个世纪之后，美国人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混业经营模式上来。不可否认，这里存在着监管能力提高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是美国银行业混业经营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这是市场本身理性回归的结果。（JoaoA.C.Santos,1998）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就开始了针对分业经营的一系列创新活动，比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卡抵押贷款证券、商业用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机器设备抵押贷款证券等（徐昕，2000）。这主要得力于美国跨国银行的成功运作(如：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由此可见，混业经营是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趋势。因为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中，金融中介(如商业银行)的存在正是由于它们提供了流动性和履行了监督服务的功能。这些与分业与混业的经营模式并不相关。分业与混业的经营模式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驾驭风险与业务拓展的能力。除了防止银行存款的挤兑机制所造成的扭曲外，我们似乎难以找出限制银行介入证券业务的理由（JoaoA.C.Santos,1998）。

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自身资产结构优化的内在要求、现有金融市场开放背景下的外部竞争压力以及混业经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内在竞争优势必然会促使国内股票市场对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开放，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倒逼机制”。在目前的经济政治背景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初步形成，已经暗示了高层的政策意图所在。因此，基于这种背景下的银股互动创新，将有力的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工程。

4、金融创新驱动下的资产二级市场拓展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评价其活力的关键在于其自身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更多的体现的是银行的竞争能力。在现有政策管制以及流动需求的双重压力下，商业银行必须提高创新能力，推进资产二级市场的形成。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处理上。在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处理上，问题较大的主要是消费信贷的流动性处理。国外的资产证券化一直是国内理论界与实务界所推崇的对象。这对于解决银行的现金流过长所带来的风险，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优化增量资产的弹性结构以及盈利变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如何突破政策性的障碍，将缺乏流动性，但是具有稳定的未来现金流的住房抵押贷款以及汽车消费信贷等资产形式，进行捆绑与打包处理，并委托特殊的证券化载体（SPV），进行标准化的证券运作，在严格信息披露制度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国有商业银行投资资产的二级流通市场。

（二）资产组合理论指导下的增量资产构建

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是本文的理论支撑，它的组合资产，分散风险，特别是组合负相关资产，分散风险的结论，是对实际投资活动的指南。结合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背景，笔者认为要实现国有商业银行增量资产的分散，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1、现有信贷资产比重的下调

信贷资产是商业银行的核心资产。它的重要性与其自身的行业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社会资金配置的一个主渠道，起着调配资源的作用。但是，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这一行业功能与建立之初的政治功能在过去的2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商业化背景要求以及大额不良资产背景下的银行挤兑风险压力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旧有的政府宏观调控下的资金调配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的信贷资产规模、比例以及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重新的界定。在第三章中基于最优资产比例的数量分析，我们得出贷款资产的最优投资比例为56.69％，这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实际投资比例出入较大。且各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与其信贷资产比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二者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986，并且通过了置信度为9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其信贷资产进行整合，在兼顾风险与收益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合理调整信贷资产比例，将其保持在55％左右，接近于国际银行界公认的理性水平。换言之，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应该与其他盈利资产基本上保持在1：1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创新信贷资产品种和方式，针对服务对象的不同，量身定做各种新的贷款品种，从而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增量结构。

2、增加证券资产的持有比重

证券投资业务是国外商业银行的最主要的业务之一。它在国外商业银行的持有比重一般维持在25％左右。它对于优化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改善信贷资产的整体流动性不足的弊端以及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由于我国目前采取的仍然是严格的分业经营的模式，因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证券业务主要集中在债券市场。在目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为上市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主要围绕的中心有两点：其一化解不良资产；其二优化资产结构。在此目标下，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国债市场囤积大量资金，几乎垄断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一级市场，尽管市场的收益已经相当有限，但是围绕国债以及政策性金融债的申购仍然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市场行为。在综合考虑我国债券发行边界及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性质的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调整需求，银行间国债市场的市场供给应该说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发行具有高信用的企业债券是政策层的必然选择。2001年上市发行的数支企业债券，如：中移动、中国联通等，良好的市场效果昭示着国有商业银行债券持有结构的变动趋势。因此，在风险可承受的情况下，考虑增持企业债券是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优化自身资产结构的可行之路。

对于中国股票市场来说，尽管目前仍然是分业经营，国有商业银行并不能直接涉足股市操作，但是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议案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进入中国股票市场。一方面，提升自身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创新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投资品种，优化自身的资产结构。在目前情况下的银证合作，可望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资本市场业务渠道的成功尝试。

3、提升中间业务比例，为增量资产结构调整创新渠道

中间业务是现代商业银行必争的业务。它在现代商业银行利润贡献中的比例，逐步成为评价现代商业银行市场开拓能力与市场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志。国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利润贡献度通常达到40％，仅次于信贷业务。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目前的中间业务的利润贡献度还相当低。随着近年来中央政府连续九次调低存贷利率，存贷的利差已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要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盈利能力，就必须提升自己的中间业务的利润创造能力。至于如何提升中间业务，这并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这里要强调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而且能够通过中间业务的创造，来多样化自己的资产投资渠道。众所周知，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的服务性业务。其自身并不能带来资产结构的调整，但是，由于很多中间业务本身捆绑着资产业务。比如：信用卡业务是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但是信用卡业务所衍生的信用卡透支，其本身也是商业银行的一项资产，属于贷款业务。但是，这种透支本身与其他的种类的贷款相关性不大。因此，从资产组合理论上讲，它仍然具有资产分散的价值。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创新中间业务，合理实现中间业务与资产业务二者资源的整合，对于创新资产投资渠道，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显然具有外部正效应。

三、资产营运，动态管理中的资产结构优化

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问题，实质上是探讨国有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承受以及流动有保障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强调国有商业银行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资产收益最大化问题。前面我们从存量和增量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进行深入的阐述。以下，我们将结合“资产营运[4]”的理念分别从盈利能力，安全性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一）营运资产与利润创造的关系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的资产管理者必须树立资产营运的理念，将自己可利用的资产始终处于营运状态，那么，这个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率以及资产盈利能力才是符合理性人范式下的利润最大化假设。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对资产结构的调整，毫无疑问，也要本着“资产营运”的经营理念，始终将自己的资产置于一种营运状态，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避免甚至杜绝资产闲置的现象发生。国有商业银行在目前的背景下的大量的现金资产（狭义），以及极低的资产利用效率，均是资产结构不合理的见证。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00年度的统计显示：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总资产周转率为0.0012，美国花旗银行为0.0222，美洲银行为0.0193，香港汇丰银行为0.014。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者要充分认识营运资产与利润创造之间的内在联系，树立“营运生利”的经营理念，积极通过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以及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对自身暂时闲置资产的营运处理。

（二）营运资产与安全性的关系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内生的杠杆特征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必然是与风险共舞的过程。如何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合理的控制自身的风险暴露问题，是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问题必须探讨的问题。

我们强调营运资产的概念，实际上是强调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经营理念。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既然天生要面对各种风险，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只有以营运资产作为出发点，落实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才能有效地在“风险中永生”。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经营过程必然要面临诸如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清偿力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对于以上这些风险，商业银行逐步掌握一系列的风险分析技术：财务报表分析、缺口分析、久期分析、Z分析等。这些分析技术，具有各自的优势及特点，但是它们都是对于既定风险的事后分析，因而并不能很好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受进行实时的反映，因此商业银行要对风险进行充分有效的管理，必须树立“营运资产，风险分散”的思想，有效的组合各种资产，以求在风险分散中保证国有商业资产结构的优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经济周期风险，国有商业银行是无法规避的，因为，它属于系统性风险。对于系统性风险，营运资产的运作仍然可以有效的降低遭受风险损失的程度，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者如果能够及时调整国内资产与外币资产的比重，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内经济衰退的时候，仍然可以通过对外币资产的投资来抵消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大量不良资产所造成的损失；在经济繁荣时期，不动产投资热潮，可能是经济泡沫的表现，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者可以适度的将资产配置于价格敏感度较低农产品行业，寻求风险的分散。由此可见，营运资产实际上强调的是资产的有效运营对于风险的规避。

四、明晰产权关系，强化产权对风险的控制，提供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内在激励

科斯定理认为，在不存在交易成本和谈判费用的情况下，只要产权能够无限明晰，那么无论这种财产的最先所有权属于谁，那么，它的资源配置都是有效的（科斯，1937）。国有商业银行“国有民营”的事实，本身造就了产权界定的不清晰。这种事实上的所有者主体缺位，实际上进一步加重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过程的低效与扭曲。

国有商业银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利益群体。一方面，它具有中央银行的国有特征，但是它不具有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另一方面，它具有商业银行的利润要求，但是它仍然必须承担一部分政策性业务。这种制度本身的不足使得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就隐含着委托与制度的难题。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Hyke）关于制度的功能定义：其一：信息功能；其二激励功能。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现有的产权制度实际上恰恰在这两两个方面均存在问题。

（1）信息功能扭曲：由于所有者主体缺位，国有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代行所有者的部分职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存在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最为重要的是在现有的预算软约束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果并不能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经营绩效的信号指标。这是从下到上信息反馈的失败；同时，中央银行的信贷风险强化，作为强烈的监管信号并不能很好的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信贷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的“惜贷”与以前的非理性放贷如出一辙，这说明国有商业银行对信息的吸纳以及传递出现了扭曲。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信息接收过程中利益不兼容。

（2）激励不相容：一种制度如果有着良好的激励，那么这种制度至少在管理上是成功的（斯蒂芬森，1995）。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现有的激励机制显然存在着不相容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惜贷”与本身的上存激励是一脉相承的。国有商业银行强化内部风险控制，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制度下的责任终生制显然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在国有体制下，信贷人员的微薄工资收入需要为自己从事的风险贷款提供后续动力，这显然是强人所难，利益的不兼容，很难带动贷款业务的拓展。在现有的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存依赖越来越强烈（如表1-1所示）。这种资金的营运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沉重的付息压力。

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要想在根本上控制风险，构建合理的资产结构，必须打破现有的信息不通畅、激励不相容。而要从根本上打破信息不畅通，激励不相容，就必须打破现有模糊产权格局。

在当前情况下，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国有商业银行打破产权模糊格局的可行之路，也是必行之路。结合英国《银行家》杂志，2002年的全球200家最好的银行的评选种，除四大国有银行外，其余全部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不仅说明了股份制商业银行运行模式的可行性，而且从补充资本角度，股份制经营模式也更具有现实性。因此，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了实施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按照“先对外，再对内”的原则，引进国际和国内两种战略投资者参股，引入公司治理机制，淡化银行内部组织机构的行政色彩，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通过对行政性组织体制的重整和政策性业务的彻底剥离，最大限度的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引入，强化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色彩实现所有者主体切实到位和管理者实体的充分落实。之所以要先对外开放，这是因为转型经济再制度变革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妥协与规范上均有相当大的帮助。内资的最后参与，将主要体现在公司治理和控制权的约束，最终能够带动国有商业银行的两性运作。

股份制改造本身并不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产权主体的到位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强化，强化经营过程的透明度，利润中心的追逐以及风险约束的硬化。这是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的制度基础。

五、引入外部监督，规范市场机制，构建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外在激励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本身是一种制度转型的产物。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出纳职能，商业化初期的非理性扩张以及当前市场背景下的“惜贷”现象，充分的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运行的不规范。这种不规范的深刻背景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国”字背景。更坦率的讲，就是政府干预的始终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出纳职能，商业化初期的“财务公司”角色无不反映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浓厚的政府色彩。根据著名经济学家，ADB执行总裁Dr.MasaruYoshitomi的观点，亚洲银行体系的失效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干预的大量存在(Dr.MasaruYoshitomiandDr.SayuriShirai，2002)。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实现资产结构的优化，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减少政府的“点贷”行为，就必须引入外部监督，增加自身经营过程的透明度。一方面，要强化央行的标准化监管，比如：对资本充足的达标要求（8％），对信贷集中度的限制等；另一方面，要强化市场的监督，比如：引入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外部信用评级制度，避免内部人控制下的“道德风险”行为。实际上，对于一个市场来说，诸如信息、法律、规则等要素是这个市场的特定基础。一旦这个基础不存在，那么这个市场主体的行为不是背离市场的公平原则，就是背离了市场的效率原则，或者是二则兼有。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强化外部监督，规范市场运行机制，才能有效的实现其资产结构的优化。

值得一提的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并不是仅仅依赖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它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在当前的情况下，最关键的就是要为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个外部环境一方面不仅仅包括制度环境，自身产权改革的到位，而且包括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这是任何一个商业银行良性运行所必备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它不仅仅包括一个严格的外部监管环境，而且包括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比如存在比较完善的衍生金融市场，为商业银行的规避风险提供各种适用的操作工具等。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