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德育思想篇（1）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189-02

中国古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意识，即“入朝为官”。也就是说做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和人生最大的梦想。认为除了做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即“官本位”。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具有最高权威，但是在老百姓面前，官吏具有最高权威，具有令世人崇拜尊敬的地位。而与“官本位”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的科举制度了。这项制度在隋朝萌芽，唐代确立，随后一直绵延数千年到清末。科举制度是“官本位”思想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生根发芽、根深蒂固的最直接、最主要促进因素。从先秦开始，古人的读书便跟做官联系在一起了。孔子曰：“学而优则仕”，明确阐明了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学习好就能做官的道理。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古人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考取功名，当官从政，当官是唯一一件能够光宗耀祖的事。

所以说，在中国古代读书、考试和做官就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主要是通过对教学内容、考试内容的规定以及“当官从政”后各种方式的教育来保证官吏具有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品德修养和品质。

一、规定教学的内容

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儒家典籍成为封建学校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太学者……教化之本原也”的思想指导下，自汉代至清代，《诗》、《书》、《礼》、《易》、《春秋》即“五经”一直被钦定为学校学生学习的正规教材，宋代以后又增加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四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主要是强调人的伦理道德修养的养成蕴含在知识的学习之中。

1.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与法虽然同为治国之二柄，不可偏废，然相对而言，德更具有基础性作用。正如《左转》襄公二十四年所说：“德，国家之基也。”因此，中国古代特别强调道德这种“内心立法”的建设。

2.克己自省。如何培养、修炼自己的道德？克己自省就是儒家向人们指点的一条修养之路。孔子主张“克己”、“修己”、“自戒”、“自讼”、“自省”、“自责”；孟子主张“养身、“养性”；宋学家则强调的是“尊德性”。

3.慎独。《礼记中庸》说：“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云：“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告诉我们，不要以为做了坏事，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神不知鬼不觉的。头顶三尺有神灵，做了坏事，无论如何隐瞒难逃上天的法眼，上天的明察秋毫。

4.修身。儒家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品德修养和仕途晋升的规律，强调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5.崇义。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义以为上”、“先义后利”；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坚决反对“见利忘义”。孔子则主张：“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6.贵廉。孟子说：“人贵有廉”，他强调，人不可以没有廉耻。一个人从没有廉耻通过修行到有廉耻，则终身不再有羞耻之累了。唐代曾有人写过一个《县令箴》，要求县令们在执政时要做到“如水之清”、“如镜之明”。

7.重民。孔子主张：“节用爱民”；孟子则认为“民为贵”，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8.成仁。儒学并不是完全地要求做人要独善其身。当道义遭到邪恶亵渎、侵犯时，则要求人们必须坚持道义，勇敢地向邪恶势力、邪恶行为作斗争。孔子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强调：“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儒家经典中饱含了道德修养的思想，以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学生的必修课程，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接受“为政以德”、“自省”、“慎独”、“修身”、“崇义”、“贵廉”、“重民”和“成仁”等思想的熏陶，于潜移默化之中培养出学生们的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人格。

二、规定考试的内容

中国古代把儒家经典以及有关思想品德修养的内容列入考试的范围。

在中国隋代首创科举制度，秀才、明经、进士诸科并立。隋唐时代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必须是《礼记》、《诗经》、《论语》、《孝经》、《左氏春秋》、《尚书》、《周易》、《周礼》、《礼仪》等儒家经典中“五经”、“三经”、“三礼”、“三传”等的内容。元代时期考试内容必须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中选题，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在明代、清代时期的乡试、会试，考试的命题要求只允许使用“四书”、“五经”中的文句。

将儒家经典列入“当官从政”的必考内容，保障了教学内容的学习、理解和掌握，成为日后“当官从政”的道德支柱。

三、“当官从政”后的教育

1.对新任官吏，皇帝亲自接见，谆谆告诫。如公元1368年即洪武元年，朱元璋新选定了一批守令前往中原上任。临行前，朱元璋一方面发给守令们一定数额的养廉银，一方面叮嘱他们不要“渔民以自利”，要“简役省费”，“劝孝励忠”，力争做“循良”官吏。同年，朱元璋还对来朝的地方官开导：“贪官污吏愚蠢之极。若移其作奸之心以为善，何事不成？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不思守法以保之，虽积钱充屋，一旦事觉，皆非己有”，“汝等之官，宜鉴彼前非，勉于为善，则永安禄位矣。”

2.通过送箴言、刻石铭、著书立典、谈心等方式劝谕官吏。吴兢《贞观政要贪鄙》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们的一次谈话，是这样的：“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守，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 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唐代女皇武则天亲自组织编写《臣轨》一书，她在该书序言中称，编写此书就是为了“发挥德行，熔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宋太祖赵匡胤号令各州、府、县的衙署大堂前，立石一块。石的南向刻“公生明”三个字；北向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诫石”安置在各级官府的大堂前，使进出官府的官员都能看到“诫石铭”。

3.要求各级官吏特别是朝廷重臣都要管好子女。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功臣子女大多是凭籍祖、父之萌而得大官，很少有才行，因此，他多次劝告大臣们管好子女。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诸子生于后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百姓之劳苦的现实，带着皇子们深入村头农家，体验农民们栉风沐雨、吃粗粮、住茅棚的艰辛生活。

4.从严立法，制定完善治吏的法律。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整饬吏治，以严法督励百官奉公执法，忠于职守，并把这些内容写进《大明律》中。《大明律》要求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并以此作为考课官吏的标准，“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

5.奖励良吏，弘扬正气。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奖励良吏。如隋代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岐州刺史梁彦光治州有方，“廉慎之誉，闻于天下”。隋文帝颁令全国，予以表彰，又奖励小米500石，赐御伞一把，以资鼓励。明朝奖掖清官廉吏的方式更多：一是皇帝赐宴嘉奖。如明初济宁知府方克勤，清廉爱民，被省宪考为“六府之最”。朱元璋夸他“善治民”，“赐宴仪曹”，倍极荣幸。二是优待廉吏。明代吏部考课地方州县官吏，课分为上中下三等。考课完毕，朝廷赐宴，上等者赴宴并赐坐；中等者可以赴宴，但只能站着吃喝；下等者则列队门口，等候别人吃喝完毕始能告退。这些带有戏剧性的安排，经过朝廷的严肃举行，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三是破格拔擢。御史凌汉为一冤案昭雪。一日，被者路上偶遇凌汉，感激之下邀其饮酒，并以重金相谢，凌汉说：“为你减轻处分，因为你罪并不重，并非对你有什么私恩。酒可以喝，但是钱决不能收”。朱元璋得知此事后，赞赏不已，立即将凌汉提升为右都御史。

6.对贪官污吏施以重刑，警钟长鸣。中国古代统治者很善于运用典型案例对官吏进行教育。宋代宋太宗时期，侍御史赵永嗣在郑州隐没官钱，被处以弃市极刑。宋太宗及时抓住这一贪污案对官吏进行廉政教育，下诏各道转运使将赵永嗣案“布告州官以儆郡吏，揭于所居官舍之壁”。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户部侍郎郭恒吞盗官粮案，牵连致罪者极广，中央六部侍郎以下官员被处死者达数百人，各级官吏及地主豪绅被捕下狱获罪的达数万人之多。明代朱元璋还规定：“各府、州、县衙门右首的土地祠作为皮场庙”。如果官员贪污白银六十两，就有可能被处以剥皮揎草这种酷刑。贪官脑袋被砍下，挂至旗杆上示众，再剥下其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

7.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在历史上以节俭著称的隋代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很懂得这个道理。他努力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穿的衣服，用的物品，坏了即补，补好再用。他禁止地方向朝廷敬献珍玩犬马，还将乐工全部遣散。流风所及，连后宫嫔妃们也不涂脂抹粉，举国上下男子不分官民，都以穿布帛为荣。

古代德育思想篇（2）

1.志于道“。志于道”，孔子作为一代圣贤“十有五而志于学”，也就是说孔子在15岁的时候就立志求道，即将做学问作为毕生的追求，而所做的学问主要围绕的就是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一般人说孔子说的是人道，不讲天道，因为天道渺远，属于形而上的范围。但我们看孔子在《易经》中所讲的学问，他绝对懂天道宇宙的来源。“天道远”并不是说与我们的空间距离远。这个远实际上是高远的意思，指距离人类的知识程度太远。因此孔子在这里所讲“志于道”的“道”，我们不能硬性替它下一个范围，说他只讲人道，不讲天道。这实际上是启示我们贤者立志，做学问要把目标放得高远，心胸开阔而眼光不有所局限。

2.据于德。“据于德”，立志虽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所谓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换句话来说，“志于道”是搞哲学思想，“据于德”是为人处世的行为，古人解说德就是得，有成果即是德，所以很明显的，贤者的思想是志于道，行为是依据德行。为人师者不单将道存于心中，还应该通过存于心中的道指导自己的行为，以存乎内见于行，当二者形成一致则道德合一，高远的志向必然指引作出高尚的行为，而求得几近完美的结果，德现则贤显。

3.依于仁。“依于仁”，仁，就其本身及具有其的主体———人，从内在来看是内心的修养，所谓性命之学、心性之学。表现于外的则是爱人爱物，比如墨子思想“兼爱”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彼此之间相互亲爱相互帮助；西方文化的博爱则讲究大爱世间众人对众人皆有感情的付出。而贤者“依于仁”，是依傍于仁，也就是说道与德如何发挥，在于对人对物有没有爱心。作为贤者，有了这个爱心，爱人、爱物、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扩而充之爱全天下，这是仁的发挥。

4.游于艺。“游于艺”“，游”有“畅游”的涵义，即对于“艺”有精确的掌握和运用，游刃有余。“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孔子当年的教育以六艺为主。以现代视角进行解读，其中的“礼”，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乐”则包括现代艺术的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等。“射”，军事、武功方面。过去是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等。“御”，驾车，以现代来说，当然也包括驾飞机、太空船。“书”，文学方面及历史方面。“数”则指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贤者，生活的充实，都要依六艺修养，艺绝不是狭义的艺术，而是指作为贤者多方面素质的培养，当素质达到一定高度，甚至可谓专精与优秀，则可以为师者了。为人师者，“贤”就是要具备道、德、仁、艺这四种文化思想上的修养。前一半“志于道，据于德”包括了精神思想，加上“依于仁，游于艺”作为生活处世的准绳，合起来是他全部的原则，同时也明确指出具备这些要点，才叫学问。如无高远思想就未免太俗气，太现实的人生只有令自己厌烦。没有相当的德行为根据，人生是无根的，最后不能成熟。如果没有仁的内在修养，在心理上就没得安顿的地方。没有“游于艺”，知识学问不渊博，不但无法胜任师者，而且人生也枯燥了。

二、根据“贤”的内容养成师德

师者至高境界“圣且贤”，尤其“贤”为成师的基础，我们就根据贤的内容谈师德的养成。

1.爱人之心外化为德。师者应具仁心，也就是说，作为老师充满爱心，爱自己的事业，爱自己的学生，这是为人师所应具备的基本道德。仁，儒家思想解释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孔子对他的学生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而这“五者”分别是“恭、宽、信、敏、惠”，并且分别阐述了其中很大的学问。

（1）恭则不侮。为人师者，应予人恭敬。孔子说：恭则不侮。首先，一个人对他人恭敬的时候，是不会招致羞辱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是相互的，予人恭敬，予己恭敬。其次，养成内心的恭敬，从个人的一己人身上是恭敬于人，从整个国家来说，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国家形成谦恭的风气，社会养成良好的习惯，国家必然稳定繁荣。最后，师者由恭敬出发，对这个世界，会有眼中的美好，以美好修正晦暗，而师者将眼中的美好传于受教者，才能启发善行，启迪人心。

（2）宽则得众。为人师者，包容他人。对他人包容了，其实自己也天宽地宽了，所以恭敬而达到宽容，这是一种内心自然的成长。师者养德，应对世界对世人抱有怀，绝不应该计较毫末利害，而更应讲求大成就，对己严格而对人宽容，就像孔子所说的，宽就能够得众，你就可以有众人对你的一种信赖，你就可以拥有最广阔的行为空间。

（3）信则人任焉。师者守信方赢得认可。世人做事讲求诚信，诚信是立身之本，作为师者更应具有诚信品德。师者授业，受教者有所学，但亲其师方能信其言，师者守信，在受教者中才能树立威信，其所言所行才能为受教者欣然接受。守信另一层涵义则是恪守本职，坚守职业操守，师者所为兢兢业业教书育人脚踏实地，做学问不做假，不欺诈，不以他人成果易于自己名下。

（4）敏则有功。师者活在当下。勤敏做事发挥才智，拓宽思维敏捷行动，“欲敏于行而纳于言”。不必说得太多，而真正赶紧去做。想到了就做，能做就反过来再想，做事的过程中勤于思考，尽可能求得捷径，以达功效的最大化。敏于行，就是告诉人一种态度：活在当下，就在今天，就在此刻，把事情做好了，不要去等，总结经验，应时而动，这就是敏于行。

（5）惠则足以使人。师者怀有恩惠之心，宽厚他人。师者，是受教者的引路人，一个能够有恩惠之心的人，才能够教导他人有所作为，因为他可以因使人受益而号召他人团结一致实现师者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均沾”，它可以让所有人从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名分和利益。位高权重者使位卑权轻者做事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若所做的事无法使人从中获益，或者获益远远低于付出，那则可被看作是位高权重者对位卑权轻者正当权益的榨取。师者若如此待受教者，则可看作是对受教者的压榨，其所为为失德，师不可堪称师。

2.有教无类原则成德。师者对于受教者，应树立坚定的教育原则，有原则才能养成师德。我国千百年来所传承督导教育原则即是：有教无类。对于有教无类，可以这样理解：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中国古代自春秋时期开创私人办学之风，改变了学在官府的社会教育状况，很多平民甚至贫民子弟，有心向学皆可拜师学有所成，孔子无疑是当时创办私学成果显赫的教育大家。孔子学生的出身、居住地、职业等条件五花八门，但只要心怀赤诚拜师求教，孔子都会欣然授业。拜师礼虽不可废但孔子强调“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拜师礼仪这是师道的体现，不可废除，但只要准备束修———十条干肉———这样一般人家都有能力准备出来的薄礼，即可拜孔子为师。师者授业只需考虑受教者是否诚心求教，心怀赤诚，而不应考虑教育以外其他不相干因素。受教者对于师者远近有所不同，接触有所不同，态度自然有所不同，而师者对于受教者则应平等相待，不因任何原因施以特权，不因任何原因而放弃受教者，人各有不同，虽然心怀赤诚，但感知外物的感受各有不同，穷究其理深度各有不同，对不同的受教者，师者应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和手段，以实现崇高的教育理想———使受教者学有所成。

3.公天下之公心树德。师者对于家国天下，应明确其本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大学》中所谈大人之学在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也同时可被看作是师者的社会责任，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可被看作是师者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师者天然具有养成并彰显自身美好德行，亲爱于自己的学生，爱众人，平等待人的社会责任。同时，师者严格律己，赤诚求知，学有所成，以身率人，传播教化，正其所不正，使人成圣，如辐射一般使贤人圣者报效国家，以完成师者的历史使命。如欲承担责任而履行使命，需师者勇于付出，甘于奉献而寡求回报，这种牺牲并非人人可行可为，为家国天下而弃己利，实需公天下之心为内里支撑。对于公天下，西汉礼学家戴德戴圣叔侄托名孔子所著《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概念：原意为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国家非一家一姓，而是天下人之国家，引申为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等的，天下人做事为天下人谋利，而不以一己之利有损他人之利。而成就天下之大利，往往需要某些人甚至一代两代人的甘于付出，纵看历史，师者恰恰在某些历史节点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公天下之公心树立，完成了师者至高品德的养成。

三、师者失德不堪为师

师者养德为师之大道，道之所存，义之所在，但师德养成是理想中的应然状态，实然状态却未必尽数如此。当今中国将教育看成是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家重视教育，尊师重道，师者地位较之以往更为尊崇，师者待遇也较以往大幅提高，于是，对于师者这一职业，好利者趋之若鹜。然既是利益吸引，那么好利者其德行必不及师者，抑或说，其必难以养成德行，更难尽职守而育人成才，相反，使求知者受难，污师者之名，其人才不足而授课，德不足而育人，虽明不因求学者而求利，实恰以受众为逐利压榨之对象，凡此种种，现于当今并非一二。如此无德之人，绝不容录于师者队伍之中，而已混迹于师者队伍的失德之人，一经发现，应尽早迅速清除，不留任何余地，为师者而不养德，不堪为师。

古代德育思想篇（3）

中国古代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尽管没有明确使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但却有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以往的剥削阶级社会以至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名称，但这种活动却是实际存在着的。任何统治阶级都力图用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来影响全社会的成员，使社会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成为统治阶级所要求的人，从而巩固其统治。这就决定了在任何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都是一种客观存在。”[1]4认识与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及方法，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对现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体系建构也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主要包括经学教育、礼仪纲常教育、道德楷模教育和修身教育等。

一、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政治）教育及其特色

（一）经学教育是贯穿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具有价值观属性的经学教育是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指导人行动的灵魂，是社会运行发展的精神核心。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在社会生活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必然是统治者的价值观。统治阶级为了使自己的价值观被社会成员接受认同，就要进行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是儒家的价值观，它集中体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所谓的经学也就是儒家经典著作之学。从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经典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性即灵魂性内容。西汉开始的经学教育包括《五经》即易经、尚书、诗经、礼经、春秋和《孝经》、《论语》，通称为《七经》。经学不仅成为汉代学校教育的内容，而且也成为官考入仕的内容，尤其是实行科举制度以后更是如此。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统治者的不同需要，以及统治者认识程度、主观偏好的差异等因素，经学的教育内容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有所变化发展。西周原来的《六经》到西汉变为《五经》乃至《七经》，唐朝时期把《七经》扩展为《九经》和《十二经》，而到了宋朝，经学的内容发展为《十三经》。从宋朝开始的经学包括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也都被包括在经学之中。经学之所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因为经学中具有统治者所需要的价值观念，诸如《春秋》中的“大一统”观念，突出强调重视国家统一，不能分裂。南宋学者喻樗说:“六经数十万言，只十个字能尽其义，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而已。”(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六)。喻樗强调“五伦”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内容，所谓五伦也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统治者特别看重的是五伦中的君臣有义。（二）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是贯穿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一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是社会生活中要有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没有规范的约束和对行为的规范，社会生活就不能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就无法保证。封建纲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社会经过长期积淀和总结提炼出来的处理上下尊卑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原则或原则性的规范。礼仪规范包括礼仪和规范两个部分，前者是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礼仪的规定，后者则是社会生活中带有强制性的规范。礼仪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的规范，规范是告诉你不怎么做所要承担的后果，二者分别从不同方面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把规范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在如何让社会成员认识接受社会规范上花费了心思。一方面，通过学校教育来进行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把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纳入教学的内容体系，在基础层面对人们进行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入仕的途径进行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纲常的原则和礼仪规范的具体内容是入仕考试的重要内容，这在实际上是通过入仕的途径强化纲常和礼仪规范的教育。此外，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还不忘用社会教育的手段来实现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在家庭教育和社会生活中，乃至通俗读物中贯穿渗透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纲常名教，以臣忠、子孝、妻顺为代表的三纲五常成为中国社会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2]从西周的萌芽阶段到西汉的完善阶段，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都是以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作为基本内容，而中国封建社会所以能够延续两千多年，与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的深入与普及不无关系。（三）不同层次的道德楷模教育增强了教育的感召力中国古代社会格外重视道德楷模和典范的教育。首先是选择不同层次的楷模。古代社会的楷模和典范教育最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层次性，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典型和楷模。对于统治者来说有统治者的楷模，士人阶层选择的是士人的楷模，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有普通民众的典范。比如，尧、舜、禹、周公等，这是历代君王所要学习的楷模；孔子、孟子等圣人则是士人或者书儒需要学习的楷模，成圣教育则是典型的象征；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的楷模则是那些遵守封建礼教和规范的人。其次是通过楷模典范的推选过程进行教育。推选典范楷模集中体现在士人和百姓的层面上，每一次对楷模和典范的推选，实际上都是一次现实的教育过程。推选要有推选的标准和条件，明确这些标准的过程也是对人们进行教育的过程；而按照这样的标准去选择对象的过程同样也是一种教育。谁成为典型和楷模，是因为他具备了什么条件；谁在推选中落马则是说明他不具备什么条件。古代社会的道德楷模教育作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推选过程实现的。第三是对道德楷模和典范进行广泛地宣传和旌表。一方面通过有效的途径让更多的人们知道他们的事迹；另一方面，对典型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赏，有的甚至被加官进爵，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队伍中的一员。道德楷模和典范教育的作用在于，对于被推选的人来说，由于推选和宣传过程，使他们自身受到鞭策而更加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对于目睹典型楷模被推举的过程和社会给予的肯定旌表来说，也会增强典型的感染力，不同程度地成为效仿的对象。应该说，中国古代社会通过典型楷模教育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收到了在实践领域引领人们行为的效果。此外，中国古代社会还突出强调社会的教化。教化的要义之一就是要求统治者的行为能够成为百姓效仿的榜样。这也是楷模和典范教育的应有含义。（四）修身教育强调内心感悟修身教育是让人们寻找修炼途径的教育，它同样在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修身是古代社会的思想家和统治者们找到的有助于人们按照社会要求去做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修身突出的是自我教育或自我修养，它是通过自我对社会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理解体悟，从内心生成的按照社会要求做事的自觉性。修身强调的是“优良的道德品质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后天逐渐培养起来的，即使是圣贤也概莫能外。道德品质的养成，不仅要靠社会、家庭的教育，更要靠自我教育、自我磨练，这就是修养的功夫。”[3]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统治者告诉人们：修身是成人之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突出强调修身的根本价值，只有修炼好自己，才能成大事；而要成大事者，就必须修炼好自己。修身的内容包括立志、为学、重行、改过、自省、慎独、重微、日新等。立志，即确立高尚、远大、明确的奋斗目标；为学，即学习文化知识和道德伦理知识；重行，即高度重视道德伦理知识的实践；改过，即自觉、勇敢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自省，即自我反省自己的错误和不足；慎独，即在自我独处的情况下也要遵守道德；重微即重视生活中细微的小善和小恶的道德价值；日新，即不断进步，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修身强调的是人向善的本性不能丢掉，而不丢的有效举措就是不断反省自我的人性，按照人性来修养自己，也即修心养性。古代社会强调修身教育，注意在人们内心深处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接受，不仅调动了人们内心修炼的自觉性，而且大大节省了社会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本。修身教育是古代社会面对所有成员倡导的教育方式，君主要修身，官吏要修身，普通的士人甚至百姓也要修身，尽管不同境界的追求有不同要求但都要进行修身。因此，修身是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一直贯通的内容。自孔子在《大学》中提出修齐治平以来，一方面它成为圣人君子贤人追求的目标和境界；一方面成为统治者面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教化的内容。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自我修养是一个人在社会中谋求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自我修养的水平从总体上决定着一个人发展的前景。当然，也决定着社会的发展状况。总之，强调自我修养，是统治者为社会教化找到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它通过为人们的发展进步寻找路径的办法，使人们自觉接受社会的要求和统治者的意愿。

古代德育思想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体育伦理;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时代精神。 然而,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伦理道德为重心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的弱化和衰退,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规范,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渊源进行探析,并采取扬弃和内省的方式,实现体育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1]

1　伦理政治型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是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老百姓思想封闭,因循守旧,其活动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宗亲血缘和家庭伦理思想。并散射开来,要求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有礼有序,和睦相处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的组织建构和“由家及国”、“移孝作忠”的价值导向,达到族权巩固王权,宗统保护政统的目的。[3]表现为对内以血缘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序列,对外用分封制(姓氏和亲戚)和宗庙祭祀制度来维护和巩固统治。实质上,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庭伦理和血亲道德对其思想的制约作用,使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纲理伦常”和“礼制”思想,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最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国古代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其说是被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响,不如说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祖国为己任;岳飞背负“精忠报国”之志,拼死沙场,不吝其生……[4]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我国古代体育中,使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处处体现“求善”“求治”的意蕴,表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精神。而古代体育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风格迥异的“哲学体育”。

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古代体育作为伦理、政治的附属物,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线,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所谓“损肤不孝”、“生以养存”,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终极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体育的竞争和博弈意识,有利于培养运动员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可贵品质,对中国体育形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应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内外和谐与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力量、速度和高度等体育因素的追求,背离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竞争、拼搏的本质特征,促使古代体育活动朝着重道德教化,轻竞技对抗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过于看中体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脱离社会,人们在儒道两家思想的交织影响下,往往安于现状、守柔不争,表现出与西方的武士精神、决斗风范大相径庭的大陆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体育作为封建道德法则的形式而存在,则表现出了竞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国古代体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下畸形发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融会贯通,由此便形成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思想观念。“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极具辨证思维,它积极地看待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差异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体育伦理思想上,主张科学地吸纳不同流派的伦理精髓,通过异质文化内部的磨合、交融,达到外部的整体和谐。纵观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是以哲学文化为背景,儒道伦理共存互补为主线,援引阴阳五行说,兼揉法、墨、释、医诸家的伦理综合。体育伦理领域这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观念。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张“不仕无义”,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侠义情怀;既倡导儒家“仁”“礼”伦理道德学说,又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养生理论。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思想。硕士论文 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反对纷争,重群体,重友谊,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层面,在古代体育活动也得到贯彻。传统养生要求“顺应四时”;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7]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对于中国体育形成团结合作、友谊第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适度观念,限制了人格独立,约束了个性解放。古代体育参与者严守伦常之理、中庸之道,难以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在个性上严重缺乏冒险、竞争、超越的精神,从而决定了古代体育始终缺乏“力”之美,最终发展成为与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完全不同的体育形式。

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　根植于伦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射继续保持了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体现了森严的等级观念。《礼记·射义》开篇有云:“古有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乡饮礼,故燕礼者,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者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不仅如此,礼射还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视礼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师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从而确立了“正己从事,不怨他人”的体育道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体系的一个全息影像。医学论文 综观古今所有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而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

武林门派要发扬光大,首先要精心择徒,而在众多入门标准中,犹以德性考察为重。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这样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9]。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统治阶级倡导寓德于体,把礼的观念植入体育伦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导民众在学艺中培养和升华道德礼仪,在习武中尊崇和默许人伦规范,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封建道德体系的一个完整缩影,通过体育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

德礼并举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遏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独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体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而没有公平竞争的体育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古代体育在德、礼之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准体育”状态,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2.4　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必须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根本,努力实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经世途径,力求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内贤”“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这种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在重视宗亲血缘,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既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治国模式,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积淀的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沙场,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抛开阶级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体育伦理中蕴涵着立德事功的价值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职称论文 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改朝换代,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是君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忠君爱国”无疑是“忠孝”思想的标榜和典范,古代仁人义士为了维护君主、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利和个性发展,重复演绎“忠君爱国”的高尚节义,实质上影射了古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和盲从,而这种变相的精神奴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独立意志和科学精神大相径庭。

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思想对现代竞技体育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运动员获奖时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崇高的精神荣誉。也可以反思中国竞技体育大环境为何如此“沉闷”,中国竞技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为何屡屡发挥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负太多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从四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谈古旨在论今,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去其糟柏,使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龚正伟,张子沙.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及现代转型[j].体育科学,2000,20(5):12-14.

[2]牟艳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3(2):130-132.

[3]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35-442.

[4]张新,夏思永.管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精神[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28-30.

[5]姜义华,李向平.中华文化读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3-27.

[6]戴有祥,张晓林.论武术文化中的传统哲理[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7,21(3):8-9.

古代德育思想篇（5）

体育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一词语是19世纪80年代维新改革的有识之士从西方翻译而来的外来词，最初时期称为“体操”，意为身体操练的意思，到20世纪初期才称为“体育”，意为身体锻炼和品德培养。在我国古代没有“体育”之词，但却有“体育”的内容，其中古代学校体育中的德育内涵颇为丰富。我国是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素有文明之邦、礼仪之邦的美称，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那些不同历史时期的伦理道理学说和道德规范，对我国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关于古代学校体育的分析

与我国悠久的中华文明相对应，我国古代就产生了学校和学校教育制度，并且先后出现了官学和私学两种学校组织形式。

学校教育作为传播文化和培育社会所需人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明相对应的学校教育，在我国古代早就产生和在不断的发展与演进。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就已经出现了学校的雏形。到商周时期有了我国最早的学校教育。至西周，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以“刘艺”（礼、乐、射、御、书、数）为核心的教学内容和教育体系，其中的“礼、乐、射、御”是我国古代学校体育的教育内容，表现出了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丰富的体育内容和性质。

二、对我国古代官学体育中的德育探析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夏商时代已经有了学校，周朝有了专门培养统治阶级贵族子弟设立的国学，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到西周时期出现了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的“官学教育”，这就是我国古代早期的学校教育。在西周官学的“六艺”教育中，与体育有关的“礼、乐、射、御”占了整个教育体系与教育内容的一半之多。其中，“礼”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与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在当时的学校教育中占据第一的位置。它作为当时的学校教育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课程内容，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下的伦理规范。“射”，即“射艺”。作为“六艺”教育的内容之一，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射箭作为军事需要和礼教的主要手段之一。“射艺”被尊称为“射礼”，射箭活动被定制为等级分明的礼制活动和道德观念培养的手段。按照当时的射礼等级，它被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与“乡射”。通过乐舞教育可以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得到良好的发展。它可以培养和熏陶人的性格和内心世界，使学习者去掉那些骄横、蛮夷、夸张、矜持和淫逸的思想和恶习，达到健康身心的内修作用与效果，对培养人优良的道德品质有积极的作用。“御”，即驾御，驾车的意思。“御”是古代祭祀驾车，战车驾车，出行驾车的总称。古代的祭祀驾车与出行驾车多有礼数。“御”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必须掌握的技能和道德高低衡量的标准，是古代学校六艺教育的必修课程和教育内容。

三、对我国古代私学体育中的德育探析

我国古代的官学与私学两种教学组织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进，这两种办学形式先后出现了互为补充，相互依存的协调发展方式。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办学经验和教育经验，为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孔子作为我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又是我国古代私学创办的代表人物，他的教育思想，即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儒家文化的教育思想，也可说是我国古代私学教育发展的基础。在西周末期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在春秋末期，我国奴隶制礼崩乐坏，孔子以旧的礼乐框架注入新的思想教育意思，引导和教育学生习射礼于矍相之圃，在体育场上不仅仅以射箭技能和身体素质的提高目的，而更加重视学生体育活动中思想品德的培养。要在体育比赛中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心理品质为活动的主要目标，这就是他“寓教于乐”的教育原则和教育理念。孔子的教育思想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与现代学校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教育上要继承西周“六艺”教育传统的发展理念，在教学上积极倡导伦理本位的课程论思想，提倡“仁”与“礼”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德育教育。孔子主张“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的中和思想，教育学生要以乐观向上的精神面对生活中面临的困惑与阻碍，在困难面前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战胜困难的自信心。可见，在孔子为代表的私学教育中，学校的体育教育始终贯穿着对学生良好的德育培养与教化过程，体育道德素质教育和培养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四、结语

“体育”既是身体锻炼，也是思想品德培养，是西方体育文化的内涵与实质。我国古代虽无“体育”之词，但却有丰富的体育道德之内涵。在我国古代学校体育中，无论是“官学教育”还是“私学教育”，其“体育”中的德育教育的内容都颇为丰富。它们以培养学生“仁”、“礼”、“信”、“义”等的道德规范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对现代高校德育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在现代高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人才教育理念下，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责任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创造者的现代高校教育目标下，利用我国古代学校体育中的德育教育思想，在和谐发展为主题的21世纪和信息网络时代，建立全新的师生关系和教育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 黄伟等.中国古代体育习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古代德育思想篇（6）

中国古代教育及其教育思想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典型的历史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古代教育思想的特色和时代价值对家庭德育教育，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与学的启示方面有很大的启迪。“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家庭教育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础，随着社会的进步，那些封闭传统的观念与方法在如今已显得不合适宜。但是，古代教育中的科学方法和先进的思想精髓，对当代家庭教育，尤其德育建设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对我们大学生的求学和就业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值得我们吸收和发扬。据此就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学界也做出了许多的研究分析，笔者从超星电子图书、汇雅电子图书期刊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中截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书籍、学术论文多篇，从内容上看，目前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的德育教育，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面教与学的关系等几个方面。

一、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德育教育方面的影响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和补充，是一个人人生发展中的启蒙阶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父母对孩子的培养和管教应该是正确的，科学的。家庭教育在注重孩子智力提高的同时，也要关注对孩子心灵的塑造，品格的培育，行为的养成。庞军鹏在《当代家庭德育教育应借鉴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一文中分析了当代家庭教育思想的现状，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即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教育观念上的偏差和教育方式的极端化。当代家庭教育借鉴古代教育的意义非常大，以及分析了如何吸收和借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我们应该以辩证的观点继承前人留下来的财富，并加以吸收和发扬，为现代家庭德育教育提供可贵的借鉴。颜之推在《颜式家训》一文中指出“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制。”认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教他们洒扫，待人接物方面的礼节。古人充分认识到行为习惯在家庭德育教育中的时效性。

笔者认为，分析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德育教育方面的影响不应全部借鉴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思想也相对的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们应该辩证的继承前人留下来的财富，并加以吸收和发扬。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学习成绩放在第一位，假期里都要求孩子学习来提高成绩，认为成绩可以证明一切。可是现在学习好的孩子在人格方面的培养并不一定是完整的。

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家很早就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孔子把人口、教育、财富作为“立国”的三大要素。并把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地位。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聂翔雁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启迪》一文中提出将人格培养置于教育的核心地位，主张创造性学习的思想，倡导终身学习的思想，重视社会教育的思想。现代社会是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社会的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学校系统已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尤其是大学同社会大系统之间不断进行着信息交流，培养大学生不仅是高校和教师的责任，也同样是高校和教师的责任。王秋莲在《论古代教育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孔孟的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以人为本，学会认知，知行统一，思想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服务的，因此也带有强烈的封建性。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精华，批判和否定它的糟粕。让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的建设。重温中国古代教育家关于社会教育的思想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更大地帮助，更有利于创造大学生成长的环境。

三、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教与学的启示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理论，教与学的精华能更好地指导我们当代教师的教学理论和实践。孙云英在《教与学的启示》中指出教师是辛勤耕耘的园丁。因此，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在教学中，教师的研究对象是学生，因此教师要因材施教，有的放失。教师要启发教育，循循善诱，生动直观的启发式教育能够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教学由教与学，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组成，在教学中应该教学相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交给学生快捷掌握知识的方法。张文在《关于发掘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思考》中指出了我国当代教育的现状，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中教与学的启示对当代的教育理念有一定积极的影响。但如何才能让学生高效率地获取知识才是教师应该努力去做的。最近，在新闻上出现一些教师师德问题，教师在教学的前提是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自身的个人修养。这才是教师教好学，教好学生的前提。

四、中国古代教育中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教育的生态意识表现在把教育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的整体综合观念。注重自然界与人的协调，即“天人合一”的辩证观念。羊枣在《试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生态意识》中提出天人合一的辩证观念，以及强调启发主体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开发主体力量达到至善之境的自我生态平衡观念。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生态意识都是比较完整和超前的。钱伟在《从“天人合一”观透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指出，深刻全面的认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识这种追求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及重视伦理性，自省性的古代教育思想，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中的生态意识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现在环境问题成为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尤为重要。

以上即是笔者对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一个简单综述。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各种启示都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但在如何更好地权衡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当代教育思想方面尚存有不足之处。而这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更好地促进我们当代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颜之推.颜式家训[M].长沙：岳麓书社，1999.

[2] 庞军鹏.当代家庭德育教育应借鉴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34）.

[3] 聂翔雁.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启迪[J].中国成人教育，2012（04）.

[4] 王秋莲.论古代教育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J].辽东学院，2006（08）.

[5] 孙云英.教与学的启示[J].云南高教研究，1995（4）.

[6] 张文.关于发掘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思考[J].长沙：赣南医学院学报.2005，12（06）.

[7] 羊枣.试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生态意识[J].曲靖：曲靖师专学报，1996（02）.

[8] 钱伟.从“天人合一”观透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J].桂林：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09（03）.

[9] 陈利民.论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J].广西：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6（04）.

[10] 刘永杰.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创新的内在理路及现实启示[J].教育史研究，2012（01）.

古代德育思想篇（7）

中国古代的德育在教育领域中一直居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古代西方的传统德育教化，地位却低于智育以及体育。中国古代的德育思想在于“三纲五常”和“孝悌为先”，以培养学子中的“德之君子”为目标。西方教育在于培养专业性人才，比如以军事力量为首的巴斯达和以文化智育为主的古雅典。本文以比较古代特殊时期的中西德育教化的典型代表，以突出中西方德育的不同地位及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中西方主要道德思想之比较

1.等级严明与个体自由

中国传统的伦理与道德体系是建立在封建王朝根基稳定且统一的基础上，制度是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明确规定“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家以及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均体现了以国家利益为先，以法为治国准绳，强调道德教育以及法律约束均为国家统治服务。“公义胜私欲”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根本要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均有体现［1］。中国古代“舍身取义”者定义为圣人和贤人，受到人们的推崇和赞颂。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上，选拔人才也是以其德育行为在邻里中的口碑如何。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提倡“先义后利”，反对“见利忘义”。而西方则相反，个体本位以及个人为中心是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核心。西方主张人的私欲只要不触犯法律均可以得到满足，包括西方人允许私人藏有枪械等行为，只要不开枪故意伤人，枪支甚至可以成为玩具。古希腊奴隶民主制奠定了西方的德育思想。普罗塔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尺度”的命题，认为人在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应以个人的欲望和私利作为行为规范的标准。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在基督教中，人唯以自己为念。”［1］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重利轻义，商人极度重视金钱的欲望使其不重视伦理，以个人利益和私欲的满足为目标是西方德育思想最为鲜明的特点。

2.爱人之心与惟我主义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原则强调爱人，爱一切的人，与人为善，共邀和谐。国君爱自己的子民、臣民要爱自己的国家，爱国君、父母要教养自己的子女、子女要侍奉自己的父母、兄友弟恭、睦邻友好。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儒家的鼻祖孔子，孔子强调“仁爱”，强调“克己复礼”，孔子的道德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道德规范。中国人的处事是“中庸”思想，讲求谦敬礼让。西方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的是利益至上，其伦理纲常表现的极为平淡。西方人以利益为实体，将道德虚化。为了追求利益甚至可以罔顾纲常。西方到了近代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我中心的思想几近根深蒂固。激励的竞争下道德的准绳已经无法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西方的法律观念很重。如同事物的两级性，一方强则另一方弱，道德的弱化必须要在法律的强势下才可以弥补，才能保证西方的经济生活有序进行。

3.德智体与智体德

中国古代强调德育教育的第一位，以“做事先做人”为目标，评价一个人首先是看其德行，我国孔子将圣贤人格分为：士、君子、圣人；荀子又细化为：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圣王。划分人格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能自我定位自己的德行并不断向圣人的德行努力。中国古代要求先培养学生的德行其次是他对先哲知识的掌握再次是运动的技能。西方古代如古希腊是以体育为主将智育放在最后，体育的发展造就如今的奥运会，尽管很成功，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忽略了德育却发展体育和军事，这与个体本身的发展顺序就极为不符。

二、中西方道德思想的灌输

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灌输在于小农经济下的宗法等级制德育灌输，以沿袭制和口耳相传为主。这种传递方式使中国长期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自我循环，不利于中国国民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但是正是由于这种传递德育思想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使得等级深严的封建制才得以发展，思想的自由也必然以政治权利的自由为基础，固然中国的思想无法做到开放与自由传递。在古代德育灌输的内容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形态，其核心便是以血缘宗法等级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如人们熟知的三纲五常等等［2］。中国的德育灌输来自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德育的内容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要求而设置的。

西方传统德育灌输是与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圣经中的思想旗帜鲜明的反应了人们所遭受的苦难来源于对前世罪恶的惩罚，人们的行为是在上帝的注视之下，所以人们要为善。这种以宗教传递的德育思想在于以无形的上帝作为们内心道德的界限，与中国古代人民畏惧皇权的现象有一定的相似性。

三、高等教育中德育如何发展

1.德育为先导，知识随行

笔者赞同以德育教化为高等教育的基础，在如今激励的择校就业的环境下，学生们的功利心态，竞争手段可见一斑。如何能在校园这片净土下培养学生们的“和谐”心态，保留积极向上但不纯功利的心态是需要老师思考的问题。笔者建议，德育的教学应伴随大学生学年学习的始终，应作为实践课开设，比如演讲、辩论以及具体活动等。

2.教育的无意识性与渗透性

大学生追求完美人格的动力永不止步，德育的重要功能就在于激发与引导，校园氛围与环境的熏陶是在潜移默化，中无意识性与渗透性的德育模式教化学生。

3.德智体相携相伴

德育并不与智育和体育鼓励，相反三者有着相携相伴的联系。笔者建议能在知识的教授中向学生潜移默化的传递德育思想、道德行为；在知识的考核中向学生传递健康的竞争思想。在体育比赛中向学生传递体育伦理思想。使德育、智育、体育三者能同步且优质发展。（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

古代德育思想篇（8）

关键词：公民 公民道德教育 权利义务 历史脉络

一、古代(古希腊和古罗马)公民道德教育

1.古希腊的公民道德教育

(1)对象是少数人。古希腊的“公民”,是必须具备家庭宗教家长身份的一种特权身份,占城邦中大多数的附属于家长的其他人不具有公民身份。所以,公民道德教育的对象只能是少数人。

(2)公民应当具有将公共利益置于私利之上的德性。这是因为,人与城邦一体,公民属于城邦,离开城邦就会失去公民身份;城邦集体塑造着公民个人的价值,而公民则对城邦忠诚,担负自治与服从的义务。所以,是“按照城邦的目的和正义德性来培养与城邦德性相适应的公民德性。”

(3)更多体现为责任和义务的履行。在城邦中实行少数人的“公民集体自治”,公民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身份,就初步形成了公民身份具有权利与义务一体化的雏形。但是,这时的公民是融合于城邦之中亲力亲为的,只有“我应该做的正确事情”的思维,没有“为自己索取应该得到的”想法,所以,他们对“获得”的理解是尽了公民责任的后果,没有现代意义的权利观念,只有责任和义务。自然,其公民道德教育也就更多现为公民责任和义务的履行了。

(4)具有层次性。公民按拥有财产的多寡划分为等级。“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地产的多寡来规定。”

(5)公民德性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德性与公民所属政体相关,其含义局限于政治法律领域之内。“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所应具有的德性,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良好公民。”

(6)是同斯巴达“培养能征善战的勇猛武夫”和雅典“培养和谐发展的人”的公民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斯巴达注重公民忠诚、勇敢、守法等品德培养,而雅典除了培养上述品德外,还重视培养公民智慧和审美以及参政议政能力。”

2.古罗马的公民道德教育

(1)对象逐渐扩大。在经由王政、共和到帝国阶段的过程中,平民、自由民逐渐取得与公民资格,公民道德教育的对象也随之扩大,但依然主要集中在成年男性自由人。

(2)具有“所有人平等”的内涵。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正确的法则和最高理性,且先于国家法律而存在,是正义和法律的根源和基础,人类由自然法联结成一统一体,所有人就都平等。

(3)拓展到社会和经济领域。公民逐渐从政治身份变成法律身份,“出现了向社会和经济领域延伸的倾向。”于是公民道德教育也就从政治向社会、经济领域延伸。

(4)与“培养能言善辩的演说家”的公民教育紧密结合。昆体良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善良的、精于雄辩的人。“它不仅具有非凡的演说才能,而且同时要具备一切优良的品格。”

(5)帝国后段,不再是公民教育的核心。

二、中世纪城市共和国对公民道德教育的坚守与最终消亡

1.城市共和国变成一个世俗化的共同体,公民身份首要是混杂的人民,公民道德教育对象由“基于共同的血统、民族、宗教、生活认同的公民”向“混杂的人民”转变。

2.城市共和国只有在外部势力削弱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自主,所以,公民身份基本上不是常态的政治制度,公民道德教育也就可有可无、时断时续。

3.公民地位主要依靠财富与权力决定,“自由、正义在人们的理解中基本上是派别的、混杂的、无共识的。”

三、文艺复兴时期古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复兴、转型与消失

1.复兴

文艺复兴时期,古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首先在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得到复兴。马基雅维利认为,“基督徒的道德同公民的德性是不相容的,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应当拥有克己自律、爱国主义和为共同体服务的德性。”这体现了他在公民道德教育问题上复古倾向。同时基于“自私公民”的认识,他又倾向于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来让公民拥有德性并献身于公共利益,体现了他对古代公民道德教育方式的改造。

2.转型与消失

17世纪末随着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兴起,公民内涵逐渐注入权利观念,对排斥个人权利的古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提出了挑战。18世纪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断发展,多数思想家关于公民道德的论述也就徘徊在了古代公民道德观和自由主义公民道德观之间,公民道德教育被迫予以转型。虽然有象卢梭对古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回归,但到18世纪后期,在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不断排斥下,古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也就彻底消失了,让位于它向自由主义价值观妥协后的“现代公民道德教育”。

四、现代公民道德教育在西方公民教育中的彻底消失

在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托克维尔最终完成了古代公民道德教育向现代公民道德教育的转变。在道德观上,他认为“公民德性只不过是有节制的私人领域,普遍利益来自于个人利益……公民德性只不过是有节制的私人德性效果的延伸”。在公民道德教育上,他否定说教和灌输的方式,认为公民道德的形成只能是公民积极参加公共生活和政治实践的结果。这是一种融合古今、调节政治中利益与道德冲突的温和公民道德教育思想,是对古代公民道德教育困境的现代改造。但在自由主义的不断冲击下,现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因其自身的脆弱性和苛刻的实现条件,很快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随着自由主义的泛滥,自由主义渐成西方社会生活的主流。它让公民道德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因为自由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只存在于私人领域,公民也没有服务于公共事务的义务。于是,到19世纪中叶,公民道德教育就在西方公民教育中彻底消失。

五、当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复苏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发展倾向

西方公民道德教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以再次复苏,并八十年代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确立了当代意义的多元化公民道德教育思想。

古代德育思想篇（9）

二、我国的古诗词教育

我国一直都注重文学教育的发展，其中就包括了古诗词教育，它更是古诗词教育的重中之重。古诗词教育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精华的传承，其丰富的内涵对于学生的文化素养，思想道德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近年来，由于语文教育的不断发展，对于古诗词也更加重视，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传输形式。苏教版语文课本中对于古诗词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多样性。在教学要求上，过去往往只是要求学生对古诗词基本的背诵、掌握，现在却也也更加重视古诗词中的情感和内涵。教材的改变，使得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更加开阔，对于学生素养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效果。

三、古诗词与思想道德

古诗文中有关思想道德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典型的有品德言行、远大志向、爱国忧民等多方面内容。品德言行的发展对一个人来说，是完善自我的重要因素。儒家思想中讲道德“修身”就是指的培养自身的道德品质，也就是修身立德的意思。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周敦颐先生“盛开于淤泥而不被污染，灌注于水而不显得妖媚”的清高，各人的“德”在自己的心中都有一个方向。再然后就是远大志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小于个人，有大于国家。如心忧天下，乐民之乐的思想，如乘风破浪，直挂云帆的抱负。另外的就是爱国忧民之心，心系国家，心存人民，崇尚正义。“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即使生命即将终结，却也不忘卫国；“可怜白发生”辛弃疾，年老体弱，报国无望，唯有哀叹。这样的诗句不胜枚举，可见古诗词与思想道德息息相关。

四、古诗词教育提高思想道德的途径

对于从古诗词教育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我们需要把握好思想道德与教材之间的联系，要避免空洞的说教。笔者在教学中采取的教育途径有两种：（一）以情感带动教育古诗词中的情感，是学生与古诗词沟通交流的纽带。因此，使学生感受到诗中的情感，爱上古诗词，学会多角度欣赏古诗词，从而使学生和古诗词之间达到相互作用的效果。首先，要从让学生感受诗的情感着手，使学生对古诗词心向往之。在讲授古诗词之前，可以先讲述一些与古诗词相关的小故事，或者作者的生活经历，或者当时的社会背景等等。比如讲《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便可以从辛弃疾本人的生活经历和当时时代的社会背景来讲，也就是南宋时期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首先面对金国，毫无反抗之力，好不容易金国灭亡了，紧接着又是更为强大的蒙古国，可见时代的不眷顾。另外辛弃疾本身的经历，他小时候亲眼目睹了汉人如何的被金人欺凌侮辱，于是，从小立志回复中原报国雪耻，突出辛弃疾的爱国情怀。正式讲课前的这段引人入胜的导入故事，极大的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再通过教师的讲解，同学们自然会就会有更高的期待，对其产生浓厚兴趣，这样通过辛弃疾的爱国史就成了爱国主义教育活生生的案例了。（二）以道理使其通晓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古诗词中的道理启发学生。或许有人对此有疑问，古诗文重在抒情言志，哪有说理的意思，其实不然，古诗词中的“理”，凝聚在诗意之中。以小见大，通过其塑造的诗意，让人如临其境，置身其中，这样感受就更加真切，以此来阐述深刻的道理。古诗词教育中，晓之以理，是道德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途径。

古代德育思想篇（10）

不论是古代教育还是现代教育，德育教育都是最主要的。古代教育强调的是明德思想，要求不教育过程中，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并且学生可以用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在应试教育下，中学语文教学在德育教育上是比较欠缺的，学生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古代的德育教育内容对于现今的中学语文教学还是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可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完善学生的品格，减轻学生的精神压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好基础。

（二）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反思

古代教育中强调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内省思想，它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深刻的反思，进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在课程改革的推进下，中学语文教师必须要注意从中学语文课程的实际出发，相应地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还要吸取古代教育智慧的精华，领悟内省思想的内涵，自觉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且及时纠错。教师也要引导学生反思，反思在语文学习中有待加强的地方，以便及时改正和提高自己。因此，古代教育智慧可以有效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反思，提高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水平。

（三）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

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就形成了，而二者的联系保证了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古代教育中强调师生平等和师生的和谐相处，并且教导学生要敢于提出和教师不同的见解，教师和学生也要互相学习和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保证教师将最全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则用积极的态度消化知识，获得自身水平的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保证了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的形成，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中学语文教学要从古代的师生平等关系中获得启迪，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建立轻松和谐的教学环境，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效率。

二、古代教育智慧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策略

（一）注重诗化教学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要借鉴古代教育智慧，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古代教育中强调诗化教育，诗化教育在古代教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语文教育而言，中学语文教学正是像诗一般涤荡学生的心灵，启发学生的思想，所以进行诗化教学是必要的。就目前而言，中学语文教学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诗化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进行诗化教学要求中学语文教师引导学生正确阅读诗篇，首先要了解诗人，因为诗人是诗篇的创造者，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诗人的性情特点就可以分析他的作品肯定有时代的烙印，诗人的情感会跟随自己的情感变化，了解诗人之后再去阅读诗篇就可以充分读出诗人的心境和诗篇的内涵，学生的语文素养也会在不断的实践中获得提升，因此，诗化教学是有效的中学语文教学方法。

（二）进行反思教学

将古代教育的智慧充分应用到现代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方法的运用可以有效地将古代优秀教育理念渗透进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要对中学语文教学方法进行反思，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古代教育强调教师要因材施教，也是对反思教学的强调。首先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充分的了解，并根据学生自身水平的不同采取相应的语文教学方法，其次，教师要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启发，可以给学生创造应用的情境，用提问的方式启迪学生。第二，教师要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这样才能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更好的教育学生。古代教师更是以其渊博的知识培养优秀的人才。教师要注重自我提高，还要积极参加学校培训，提升综合语文素质。第三，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重自主学习。

（三）优化教学环境

良好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的建立依赖于和谐师生关系的形成，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成效，优化中学语文教学环境要做到：第一，教师要保持民主平等的态度，了解学生的内心，减少师生间的隔阂。第二，教师要充分的尊重学生，树立师生平等的思想观念，教师和学生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第三，教师要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的认识，用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建立和谐愉悦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