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论篇（1）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0―0020―06

1 经济学何谓?

1．1 经济学与财富之根

重商主义认为经济学是国家间贸易之学，多出口，少进口，是国家财富的源泉。重农学派认为经济学是生产之学，只有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才创造财富。亚当・斯密综合前人观点，认为经济学是财富之学，是如何致富之学。古典经济学家对财富的关注虽各有侧重，但都强调时间对于价值形成的意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马歇尔。他在《经济学原理》中慨叹：“我们必须考虑的第一个困难是由于时间因素而引起的，时间因素是经济学上许多最大的困难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他在供求均衡的一般原理分析中，始终对时间因素给予了特别的重视。然而，19世纪后期，由于边际效用原理的引进，理论经济学开始了心理分析转向，时间要素在理论经济学体系中开始边缘化。凯恩斯革命引领经济学走出微观研究的狭小范围，开始关注宏观经济运行问题，以应对市场失灵和反危机，其关注焦点由个人劳动转向政府调控，时间要素淡出其研究的视野。20世纪六七十年以来，经济学又经历了一场博弈论革命，它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信息的预设前提出发，研究人们在市场博弈中的行为选择规律。在博弈论视域内，经济学被置于抽象数学化的逻辑推演境界，成为信息和对策之学。总之，经济学不断科学化(即数学化、符号化和心理学化)的历程，也就是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分析逐渐疏离和遮蔽真正财富之根的历程。

1．2 新经济与财富观念变革

20世纪末以来，随着知识一信息社会渐露端倪，新经济日益兴起，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也进一步拓宽。有人认为，新经济是知识经济，新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是研究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学问，它是继采集渔猎经济、农牧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有人认为，新经济是体验经济，新经济学就是体验经济学，它是继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人类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人认为，新经济是注意力经济，新经济学就是眼球经济学。更有人认为，新经济是“娱乐挂帅”的经济，新经济学就是娱乐经济学。如此等等。随着理论界对于新经济理解的变化，财富的形式以及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均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

1．3 经济学的实质

那么，到底什么是经济学?或者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更倾向于马歇尔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人学，是人类生存状态及其保障条件创造之学。具体来讲，它是研究在一种特定社会情境下，人类生存状态及其交往规则的学问。这种交往既包括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包括人与人、人与各类共同体之间的物质和精神交流。

人是一切社会问题学科的总主体根源，人性的复杂性和人类行为选择的主观多样性构成所有社会问题学科的总背景。经济学也不例外。总而言之，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选择和享受自身生存条件的科学。它的发展与人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其生存状态的基本图景，它内在地决定社会的需求方式和需求结构。此外，科技进步也是一个富有巨大影响力的要素，它不仅为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提供可靠的技术手段，还不断拓展人们需要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可见，以人们社会交往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以及作为这种变革重要动力之一的科技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无论其中的哪一方面发生改变，都将影响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拓宽经济学的内涵，放大经济学的复杂性，是经济学研究必须考察的内容。

2 休闲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性假设

既然经济学的复杂性根源于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主体选择的不确定性，那么，如此复杂的主体选择活动，定性和定量研究何以可能?

2．1 传统经济学立论的假设前提

为了便于对经济主体复杂的选择活动开展研究，传统经济学确立了三大假设前提，分别是理性人假设、资源稀缺性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

(1)理性人假设 这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前提。在经济学说史上，它源于“经济人”假设。该假设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个人是自利的，他们会合理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估计自己在机会集合中不同选择的各种可能性结果，以实现其期望效用的最大化。亚当・斯密较早明确地把自私自利的经济人确定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据此，他出色地描绘了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后来经济运作和演进实践中，经济人假设逐渐演化为理性人假设，强调经济主体总是追求其目标值或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至于这种目标是利己还是利他则不做具体的界定。主流经济学的成功在于它的有理性的自私人假设恰好描绘了日常经济活动中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即其对满足和快乐的追求具体表现为利己动机。

(2)资源稀缺性假设 资源稀缺性假设是理性人假设的直接外在前提。如果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理性也就失去了意义，事实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资源是一个既定量，且很多是不可再生资源，无法循环利用，必然越用越少。同时，世界人口在急剧增长，已经突破60亿关口，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加之很多发达国家追求奢侈豪华生活，本已十分紧张的生存资源就显得更加拮据。如果再将生活时间资源考虑在内，即使是当今世界富豪们，也都无法逃脱资源稀缺性的束缚。

(3)完全信息假设 这是理性人假设的默认隐含前提。在现实生活中，再理性的人也只有在把握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才能做出真正符合理性的抉择。没有完全信息，也就谈不上真正理性的选择。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可以实现完全经济信息最有效传递。

2．2 有限理性热潮

传统经济学的三个假设前提，有两个在国内外经济学界经常遭到质疑，即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现在，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主流经济学已经吸收了不完全信息这一昔日始终回避的事实。以沃德(Wald)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博弈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然而，理性人假设的处境却日益尴尬，它面临“有限理性”学说的严峻挑战。“有限理性”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mon)教授提 出，但他的有限理性概念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山。八十年代以来，伴随最新数学方法的应用，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1)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差异 博弈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徒困境”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尼尔曼(Neyman)和罗宾斯坦(Rubinstein)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博弈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可见，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

(2)游戏规则理性和个人行为理性的区分 一些经济学家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看似个人行为的非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3)华人(裔)经济学家对有限理性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有光、杨小凯将他们描述有限理性的模型称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Walrasiansequential equlibrium)。姚顺田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序贯均衡存在的条件。最近，浙江工商大学何大安教授提出了“有限理性存在着一个实现程度”这一命题，并建立了描绘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理论模型。

2．3 休闲生活放大人的非理性特质

人性之复杂，自古就是困扰先贤哲人的一大难题。千百年来，争讼不休，始终难于归为一尊。这个过程透露出来的基本事实是，人类对于自身复杂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人性复杂性的秘密正在一步步被揭开。理性人假设只是部分反映了人性的本真状态，人的非理性特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这为休闲生活的经济学意义的彰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分析基础。休闲生活是一种非理性特质很强的生活，它置身于社会行政控制域外，是主要由个人自主决策和选择的生活领域。休闲生活是人们经历持续单调工作压力后，放纵自我的生活，是人的非理性内存宣泄和释放的广阔天地。只要不触及法律，其行为选择就不受行政干预。因此，休闲生活的繁荣，以及休闲生活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扩大，势必强化经济生活的非理性内在特质，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3 休闲经济澄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生活方式盲区

古典经济学以生产和劳动为核心，主要研究社会生产方式，较少关心居民生活方式。20世纪初以来，随着自动化生产线的日益普及和科学管理的迅猛发展，造就了规模经济，产生了绝对意义上的生产过剩问题。在发达国家，消费率先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居民生活方式的经济学意义突现。

3．1 经济学与消费生活方式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思考从宏观上调控市场，防范危机，促进消费，繁荣经济，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想尽一切办法扩大市场，刺激需求，于是，高工资和高福利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分期付款消费方式不断繁荣，各种媒体广告掀起了对奢侈消费的大力鼓噪与宣传。现代传媒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文化工业的崛起和加盟，世界范围内涌起了大众文化的滚滚狂潮。人们的消费方式第一次与社会生产如此紧密联系起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驱动力。其重要后果是使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开始商业化，娱乐、影视、流行音乐、社会时尚和铺天盖地的广告等均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和表达；品牌和明星等既是价值连城的商品，也是融入亿万人灵魂的追求与梦想。消费生活开始符号化和虚拟化。人们很难想象，离开这近乎疯狂的消费浪潮，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繁荣的命运将是如何?很快，“丰裕社会”或“消费社会”批判成为西方思想界的重要话题，与罗马俱乐部的警告遥相呼应。但是，批判归批判，“消费社会”发展势头有增无减；而且，这种批判主要是学者的立场，西方国家官方舆论始终在纵容和鼓励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在全球化。好莱坞的大片充斥亚、非、拉各地的大小影院和音像制品商店，百老汇和红磨房的狂歌劲舞不断被第三世界各角落的娱乐场所克隆或复制，西方的时尚正在引领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众多追随者乐此不疲。约翰・奈斯比特对此有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描述：“喝卡普蒂诺或佩里埃牌矿泉水，家中摆设是伊基牌家具，吃的是生鱼片，身穿贝内顿高级运动服，听的是英美的摇滚乐，开着南朝鲜的现代牌汽车去麦克唐纳快餐店”。对时尚生活的疯狂复制与不懈追逐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和国家富强的强大动力。可以说，当下世界发展模式已离不开时尚消费――从时尚的制造，到对时尚的追逐。时尚正在走出富国和富人垄断的状态，步入穷国和穷人家，开始大众化和全球化旅程。

3．2 经济学与休闲生活方式

与消费生活方式繁荣相联系的就是休闲生活方式的时尚化。

早在19世纪中期，缩短工时就成为西方社会劳动阶级争取的重要目标，并逐步取得许多阶段性成果，到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逐渐普及8小时工作日，48小时工作周，后来，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工时进一步缩短：1960年，美国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只有37．5小时。现在，灵活工时制(flexible working)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青睐。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要，选择每天工作的时间段和工作时间的长短，既可以在上午9点上班，也可以在午后3点或晚上7点开始工作，既可以选择每天工作8小时，也可以选择工作6小时或3小时，

同时，社会福利化和经济消费化的发展，与日益兴起的信息化浪潮不期而遇，两厢耦合，迅速生成工作远程化(teleworking or remote working)和虚拟化(virtual working)。所谓远程工作，就是通过互联网和个人多媒体电脑，实现异地生产经营管理和日常事务办公。它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昔日坐在办公室才能完成的工作。还有许多昔日必须以实物为材料的生产、加工、设计、培训和管理等，也可以在个人多媒体电脑上虚拟操作，成本大大降低，过程越来越轻松愉快。于是，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在家办公(或称在家上班)。人类在经历了数百年工厂化集中劳作和办公室集中办公之后，又开始重新回归家庭。目前，在欧美国家已有数千万人实现在家上班或部分在家上班。

所有这些变化，不仅扩大了劳动者的闲暇时空，而且改变着传统劳动活动的性质，使劳动本身越来越趋向休闲化，劳动与休闲的边界日益模糊不清。以生产劳动为核心对象的传统经济学潜伏着深刻危机，并酝酿革命性变革。

3．3 经济学与知识一信息生活方式

传统经济学无视知识生活的重要性，认为知识生活是一种非生产性生活，是一种单纯的消费生活，于社会生产有百害而无一利。直到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后，知识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才开始受到理性的关注。但在此后很长时期里，它依然没有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马克思较早打破了这一局面，深入研究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对资本主义产生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20世纪中期，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主流经济学界开始关注知识创新的经济意义。

如今随着知识经济的初现端倪，知识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内生变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它与人才一起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领域。在发达国家，智力劳动和精神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一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比例与日俱增。人们常称我们今天的世界处于知识一信息爆炸的时代，这并不夸张，特别是日益膨胀的创新知识体系借助四通八达的宽带网络实现全球范围内的零距离即时化传播，放大了知识和信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于是，诞生了“注意力经济”之说，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非但不是稀缺资源，相反是过剩的。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只有人们的注意力才是稀缺的资源。今天，最重要的资源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不是原材料和能源等实物资源，更不是信息本身，而是人们的注意力。整个世界正在展开争夺眼球的战役，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成为世界的主宰。

可见，休闲社会也是一种消费社会，且是一种消费与生产合一的社会。休闲消费就是休闲生产，是体力、精力和智力更新后的新社会主体的生产过程，也是创新性理论和技术生成的广阔天地。但它又与战后兴起、当下走红的消费社会不同，后者片面追求物质挥霍和炫耀性消费，而前者则是物质消费与精神文化消费的综合平衡体，在总体上，它倾向于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在物质消费方面，则倾向于“简单生活”，以创造人类自身更大量的自由时间，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幽邃的享受深度。

4 休闲经济彰显传统经济学的时间之根

4．1 劳动(工作)与时间

时间是一个极富魅力的概念。从最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和霍金，到最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和海德格尔，直到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如马克思和西美尔，都为之诱惑，对它痴迷。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时间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度量，也是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的客观界限，它几乎可以与“存在”画等号。人只能在时间隧道中穿梭，去而无返。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时间在冥冥之中都是一个定数，打他一出生就开始了走向终点的倒计时。所以，时间是个人生活中最为富裕也最为稀缺的资源。

现实日常生活中，人们时间资源的利用通常分为三大部分，现代西方学者称之为“三八制”，即8小时工作(或劳动)，8小时睡眠(即必须的生理活动)，8小时休闲(即自由选择的活动)。但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获取自身生存条件的能力也比较低，劳动时间在人类生活时间分配中的比重较大，远远超过8小时。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法则，农忙季节日劳动时间可以在15－16小时左右，构成人类生活时间的最大部分。所以，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劳动(工作)时间，对其余两部分时间不够重视是有原因的。这无意中限制了他们的视野，束缚了他们的思考空间和创新灵感，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5个初始方面，从而揭示了人类3种基本生存状态，即劳动生存状态、生理生存状态和自由生存状态(马克思称之为追求“新需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立足于对资本家和工人不同生活时间结构的分析，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制度，揭示剩余价值规律的同时，隐喻了休闲生存逻辑。一部《资本论》，最伟大的贡献是剩余价值理论，而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的分析，完全是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和工作日等6个生活时间范畴的相互关系分析基础上展开的。其中，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对工人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就是自身自由时间的丧失；在资本家那里，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就是自由时间的获得。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占有也就是对工人自由时间的剥夺，其实质是对工人生命的占有。所以，《资本论》实质是论劳动―雇佣劳动，其基本分析维度是劳动时间。

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工人劳动时间缩短提供极大空间。前述西方发达国家工人作息制度变革和劳动时间缩短就是以此为背景的。西方发达国家工人休闲时间早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的社会意义日益提升，工人的生存状态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在自身自由解放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这也启示我们：今天应该立足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这双重视角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新变化，思考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

4．2 价值与时间

价值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在不同层面，从不同学科角度来认识。价值问题的本质就是源自人内心的对世界意义和功用的权衡。由于它涉及到主体，客体和主客体统一三大复杂环节，长期以来是困扰所有社会问题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的一大难题。

经济学的理论篇（2）

一、威廉·配第的人口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派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其创始人威廉·配第就开始探讨人口问题。配第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创造价值思想，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从而把土地和人的劳动看成是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两大要素。但是威廉·配第对于人口的考察还不仅仅局限于人口数量，是从劳动性人口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基于他的人口众多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一思想。配第认为生产性人口是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与财富增长联系在一起的人口，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而是具有一定经济质量的人口。他认为一国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勤勉程度和技艺水平。由于一国人口在一定期间内是稳定的，因而配第重视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根据这一思想，配第实际上把一国的人口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事物质财富或对国家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物品生产的人、以及不生产这些东西的人，包括土地耕种者、手工业者、还远、上人、士兵;第二类人包括医生、僧侣、律师、政府官员等。他主张限制第二类人的数量，增加第一类人的数量，以增进一国的财富。“人口稀少，是真正的贫困。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将是有着相同国土面积但人口却只有400万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的两倍。而对于同一统治者来说，他们统治较多人口与较少人口的花费是相差无几的”。

威廉·配第的人口思想之所以把生产性人口数量看作是国家财富的标志主要是来源于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以及当时英国的法令政策。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主要是“人口众多、人们勤奋工作，不仅能提供大量的为保护国家荣誉和财富而战斗的士兵和水手，并且能够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从而可以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较低的工资水平，其亦可以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黄金的流入;其二可以减少人们的懒惰，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劳动力大军”。重商主义的人口观点明显的表现在了当时的英国的政策和法令上。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一1547)，英国一共有7200名小偷被绞死。并在1536年颁布法令，宣布身体健全的流浪汉将被割去耳朵。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也通过一项法令:未经当局许可的14岁及14岁以上的乞丐都要受到鞭打并被打上烙印，除非有人愿意雇用他们;若第二次触犯，如果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他们将被处死;若第三次违反法令，将被视为重罪犯立即处死。

在《赋税论》中，配第也是赞成重商主义的“充分就业”观点。他提出的按人头征税的理由就是“这可以激励所有的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到适合孩子能力的地方去工作赚钱，用这些收入所得来支付每个孩子自己的人头税。”配第反对处死小偷，但却主张将它们变为奴隶。这说明，像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威廉·配第也赞成国家应该拥有大量的人口。

二、法国重农学派的人口经理论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建者弗朗斯瓦·魁奈(1694一1774)从生产领域对人口和财富、人口和收人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提出“纯产品”理论，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本源，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魁奈首次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社会全部人口划分为三大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在公经济表》中，他提出农业劳动是唯一能提供“纯产品”的劳动，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才属于生产阶级，而从事农业以外工商业活动的阶级则属于不生产阶级，并且把土地所有者单独列为一个阶级。因此在魁奈的思想中，生产性人口只包含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但是在《人口论》中，魁奈则强调人口是财富的第一个创造因素，指出“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这里的人口是指一国全部人口。这与前者并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前者是魁奈社会财富产生的源泉来加以考察，而后者则是从人口、财富、消费、价格的内在联系而加以考察的。

在魁奈的思想中，财富与人口、需求、消费和价格等具有内在的联系。魁奈认为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消费和价格联系在一起的。人需要消费，消费是人本身生存、再生产的条件。人的消费产生需求，并产生交换，有了交换就有了价格，也就有了价值和财富。“消费能促进产品价格的提高，经常的消费引起产品的经常再生产，这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恢复”。在魁奈看来，价格是消费和再生产之间的重要联系，只有良好的价格才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创造出真正的财富。

同时魁奈认为认为财富的增长先于人口增长，只有财富增加才能使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过多或者无限制的增长对一个国家是不利的。实际上，他主张人口增长决定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认为“人们的生产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越多，对国家越有益，反之，它们的支出超过自己的收人越多，或者他们的消费超过自己劳动所生产的有效产品越多，那么它们就成为国家的累赘”。

三、亚当·斯密的人口经济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斯密所说的国民财富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同时他提出，经济发展即国民财富的增长的动因是人口绝对水平的增长，“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地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并且分工影响劳动生产力。

总的来说，斯密人口理论的主要逻辑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从劳动产品的价值构成分析人手，进而分析工资的本质和影响工资的决定因素。然后分析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相互关系，最终认为劳动需求决定人口需求并决定人口生产。

首先斯密认为在一个劳动是唯一资源的社会中，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必要劳动的数量决定的，“在土地上为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中，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即无地主也无雇主同他分享。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劳动工资将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而增加起来。”“但是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这种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就宣告终结了”。斯密认为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和资本家便从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物中扣除了两个项目:地租和利润。而这种扣除后的剩余即是“劳动工资”，即“劳动者为一个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的一般情况下，劳动获得的工资”。这样斯密就从全社会分配的角度分析了一国国民财富分配的基本形式:劳动工资、地租和利润。

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但是他又看到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与资本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而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斯密认为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工资基金的多少，“这种资金主要有两种:一、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人;二、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资财。……因此，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比随着一国收人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斯密就将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增长联系起来。“收人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而收人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自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

而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斯密是从流量的角度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加以分析，这是斯密的一个比较主要的贡献。斯密认为最富有的国家劳动工资未必最高，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才有此可能。他以当时的英格兰和北美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资现状为例以说明此问题，“北美没有英格兰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从工资水平上看，北美地区也高于英格兰。斯密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较快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出现供求不均等的情况，由此产生了较高的劳动工资。而这种较为丰厚的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不断能够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力需求。

同时，斯密又从长期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认为发达社会到一定阶段后，会达到停滞状态，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带来利润率的下降，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陷人资本停止积累的状态。到那时人口也就有了所能容纳的极限，并不能得到增加。他的人口理论，特别是对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后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四、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人口经济理论

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一1834)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增长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人口原理》(1803)和《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基本思想可以做如下概括。马尔萨斯认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是必然的”，这是两条自然规律。从这两条规律出发，他试图证明以下三个命题;(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在长期中，人类收人水平将保持在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上，不会高也不会低。经济学正是从马尔萨斯开始取得了“忧郁的科学”这一称号。

熊彼特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称为反人口主义。人口的生殖能力倾向于超越任何可以指定的限度而增加，直到人类生殖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相反，人口的生存手段及其增加的可能性行则有一定限度，并且受到经济匾乏这一现实客观约束。这是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的基本核心内涵。反人口主义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的意大利思想家乔瓦尼·博特罗(1540一1617)就提出并充分发展了后来归在马尔萨斯名下的人口原理。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会出现在英国人口主义盛行的时代里。熊彼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短期失业问题。“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口主义者把人口的迅速增加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条件、特征也许是完全正确的，而同时，向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做的那样，为短期出现的盛衰无常、特别是伴随着发展而带来的失业而感到忧虑，同样是正确的。”这是人口主义与反人口主义理论上存在区别的现实根源。

但同时，两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有着较大区别的。人口主义的态度就其经济动机而言，隐含着一种信念，即报酬是递增的。例如威廉·配第和斯密都是人口主义者。配第说过，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所谓社会间接成本—政府、道路、学校等方面的支出是不会和人口成比例同时增加的。这就把报酬递增表述为单位劳务成本递减的形式。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不是很严谨但也清楚地表述了和配第相类似的理论观点，陈述了制造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斯密先是从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出发，阐述了通过分工可以使“完成任何一项具体工作现在只需要使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量”，但是并没有表述农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

而以博特罗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人口主义(虽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丝毫没有提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但是也是以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但是他的人口理论的追随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一1873)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继承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将人口理论与报酬递减规律联系在一起，认为所有人口最稠密的国家都已经达到了“为使人类在最大限度上获得合作和社交的全部好处所必需的人口稠密度”。也即暗示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只会为社会带来压力。“就这样，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学说在当时正统经济学的体系中牢固地扎下了根”。同时，马尔萨斯还看到一些可以控制人口增长的积极措施，即可以使死亡率上升的措施，包括饥荒、贫困、文艺和战争。并且将这些措施提升到了与自然现象和自然法则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马尔萨斯认为贫穷和困苦是对“下等阶级”没能控制其人口增长的自然惩罚。根据他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出一项很重要的政策结论:对穷人不能提供政府救济，给穷人提供救济只会使更多的儿童得以生存，从而最终将是温饱问题更加恶化。1803年，在《人口论))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写道，“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如果不能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拥有哪怕是最小份额的食物，事实上它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马尔萨斯的观点在1834年的英国济贫法修正案中被采纳。也正因于此，政治经济学在当时被称为“可怕的学科”。

经济学的理论篇（3）

现在研究心理学在交叉学科的应用的学者提出“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观点。如果只从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分析，会发现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除凯恩斯的理论外，我们也可以从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证其财政理论与心理学的联系。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对财政政策的定义为：政府运用国家预算和税收等财政手段，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 。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税收，财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预算拨款。

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运用财政手段（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等）调节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过收入分配发挥作用，所以，接下来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在考虑收入分配方面主要关注效率与公平的抉择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这一矛盾的阐述是：发展社会生产，就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引入竞争机制，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联系我国国情即为：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要坚决依法惩处。要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调节过高收入。要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同时，要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论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心理学上的解释。1.激励效应，允许或鼓励一些人先富起来会通过激励效应让并不富裕的人产生强烈的愿望及动力，有利于带动微观经济主体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有所增长。这种激励效应在很多企业都有应用，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种激励效应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每个普通的中学生都经历过体育跑步考试，在考试的时候，教师往往会找个跑的相对较快的同学在前面领跑，以激励后面的学生。2.公平效应，控制在心理学上可以认为是对激励应用的控制或规范。我想从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时候教师会找个跑得相对较快的同学带跑，但是好的教师还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们和我们前面一个同学的差距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我们会产生可以追上的认知，才会达到激励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过大，我们会更加没有力气甚至放弃。这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结合中国国情所指定的具体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

财政政策在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中的定义为：对税收和公共支出进行规划，以帮助抑制商业周期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就业率，避免过高的或剧烈的通货膨胀。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们主张政府的公共投资必须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较长时期的规划，并推行赤字运算；他们同意庇古关于税收的观点，将税收原则归纳为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他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动稳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识的调节税率，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中跟我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税收问题，也涉及到与心理学的联系。利益原则，即人们认为应当根据他们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来纳税。牺牲原则，即腹水的安排应是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这两条原则都注意到税收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减少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有助于尽量减轻这种影响。牺牲原则注重我们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则注重我们对所付出的代价 （税收）得到回报的程度。只有我们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且我们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们愿意接受范围内的相对不公平下的公平），我们才更愿意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凯恩斯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在各方面都有所异同，尤其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对个人收入分配（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宏观经济――对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影响。具体的异同可以从财政政策大体划分的税收、支出和预算三个方面分析，除此之外，这三种理论在财政方面区别联系细究起来甚至可从这三种学派最初对市场及参与者的假设开始分析。

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和我们生活的密切相关性，经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进行，我们从中得到的效用对生活至关重要，也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经济政策，只要影响我们的得到效用，就会引起心理的反应，从而得到心理学上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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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第十八版

[3]李杨.《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的理论篇（4）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编号：2010sk162zd）。

（1.安徽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2.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 低碳经济是世界关注焦点，低碳经济逐步成为发展模式主导。然而，理论界对低碳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意义和途径，没有对低碳经济理论进行探讨。没有完善低碳经济理论会导致对实际指导失误。构建低碳经济理论体系，夯实理论基础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本文首先从经济史中探寻低碳经济理论根基，“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和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这些经济学思想中全世界思维可以作为低碳经济思想源头。通过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气候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比较，借鉴和吸取其理论。最后，对低碳经济理论对经济学影响价值进行探讨，这些价值主要表现在提供经济发展新模式理论基石，引导消费方式转变，化解国际经济合作困境，完善国际经济学体系，拓宽了环境问题解决途径，丰富了相关经济学研究内容等方面。本文研究从理论上肯定了低碳经济有经济学理论来源，有经济学理论价值，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新模式。

关键词 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 F06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91-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6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在其《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GDP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1］。国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1997年，美国2500名经济学家共同声明：市场的政策是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征税。美国拉美西斯・拉希迪（Ramses Rashidi）指出，发达国家将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因此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日本学者茅阳一（Kaya Yoyichi）提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Kaya公式。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对低碳经济进行探索，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Lester R.Brown）出版《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为发展低碳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2］。

2009年11月26日我国政府明确了我国2020年碳排放降低目标，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目前对低碳经济理论研究，呈现出如火如荼局面，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大学、四川大学、江西科学院，山东理工大学、山东财政学院等单位成立低碳经济研究机构。纵观目前国内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发展低碳经济意义、途径方面。

（1）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方面代表性观点［3-4］。张坤民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中国许多环境与发展问题都可能迎刃而解。冯之浚认为如果不发展低碳经济国家竞争力将难以提升，国家安全也将难以保障。潘家华、何建坤、崔大鹏认为追求低碳和发展经济并不矛盾。郭万达和郑宇、樊纲认为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点，是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胡鞍钢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市场巨大。李俊峰和马玲娟认为低碳经济是规制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制。姚志彬认为低碳经济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

（2）低碳经济发展的途径与模式方面研究［3-5］。陈佳贵认为实现低碳经济需要人类行为方式上的转变，以避免奢侈和浪费的碳排放。吴晓青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关键，政府和企业的参与是主要形式。李认为只有创新思维，有全局观和系统观，才能发展低碳经济。付允和马永欢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唐方方、金乐琴、马中指出发展低碳经济决不能人云亦云，脱离国情，需要理性思考。鲍健强、杨志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从产业结构入手，转变高碳经济发展模式。金涌通过碳的再利用来实现低碳经济。牛文元、徐冬青认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需要从技术、国家政策两个方面入手。金乐琴和刘瑞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在优势和策略进行分析。马中、陈迎、夏先良、邹骥提出我国要积参与国际碳减排谈判，必须卫碳排放权。管清友提出低碳经济下的货币主导权。蔡林海从全球创新竞争的角度，对中国在此轮浪潮中应该采取的对策进行了阐述。邢继俊从公共政策角度对发展低碳经济进行研究。杜明军低碳经济发展要培养政府、企业和公民间的经济利益“三角”均衡机制。杨万东等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机制是关键。龚建文从卡亚公式角度对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路径进行探讨。

也有部分学者对低碳经济内涵进行思考［3-4,6-8］。张世秋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姜克隽认为低碳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夏堡认为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方时姣、陈永昌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牛文元、贺庆棠等认为低碳经济是绿色生态经济，是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和低碳发展等经济形态的总称。赵建军认为低碳经济以经济与环境和谐为目的。王文军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与路径进行思考。周宏春、杨美蓉对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进行比较研究。孟赤兵认为循环经济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路径。杨志和张洪国对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进行辨析。一些学者对低碳经济提出了质疑，郑志国认为低碳经济概念存在概念构造缺陷，不能准确揭示未来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其宽泛解释没有什么新意，基本上为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等概念所涵盖。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的发起人、日本名古屋大学薛进军教授认为没有理论指导低碳经济发展容易出问题，并强烈呼吁要创建这门学科。

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目前几乎空白，如何构建其理论体系，夯实其理论基础是关键。理论来源一般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需要从经济史中探寻其根基，一门学科诞生不能凭空诞生，需要从经济史中继承相关理论，另一方面需要与相关学科比较，定位其研究领域，借鉴和吸取相关理论。从文献中可知，目前对低碳经济研究主要把低碳经济作为发展手段出发，阐述发展低碳经济意义及如何发展，没有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低碳经济发展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和挑战。本文试对此展开探索研究。

1 低碳经济理论基础

1.1 经济学理论根基探寻

20世纪后，GDP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的出现，为各国经济横向比较提供依据和参考，以萨谬尔森为代表“新古典综合派”把GDP作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内容，导致人们对经济学产生误导，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一个国家GDP如何增加的学科。实际上，在经济学发展历史长河中，曾出现所谓“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研究不仅仅关注本国经济发展，更要关注世界经济发展，整个人类发展。这些思想隐含了低碳经济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全球思想。最早关注此问题是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他在其《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中，提出这样的想法：所有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魁奈所谈的无疑是世界主义经济，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它与政治经济学是对立的。亚当・斯密（1723-1790）同魁奈一样，对于真正的政治经济，也就是各个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行的政策这方面，却极少过问，以阐述全世界范围的商业绝对自由原则作为他的任务，认为经济学研究应该立足于世界范围。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在他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明确表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西斯蒙第（1773-1842），在其《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指出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只是一种使人们获得物质幸福的手段。西斯蒙第批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手段和目的颠倒了。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不能只考虑少数人致富的问题，而更要关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福利问题，他强调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的一门科学。他认为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财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的快乐。以西斯蒙第、弗朗斯瓦・魁奈和亚当・斯密为代表所谓“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这些经济发展过程中全球思维可以作为低碳经济思想源头。

1.2 相关学科比较与继承

1.2.1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

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即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及其矛盾运动发展规律的学科，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循环经济，它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形态的经济，循环经济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绿色经济的概念在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首次提出。绿色经济则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平衡式经济。从本质上来讲，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都是“三高一低”向“三低一高”转换的模式，即资源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低效率转向资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这四种形式经济都是20世纪后半期产生的新的经济思想。

生态经济主要表达理念是经济活动要顺应生态规律，经济系统服从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是从循环手段角度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绿色经济是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剩余的国内生产总值，绿色经济侧重的是资源节约利用，追求绿色GDP。低碳经济是二氧化碳升高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从本质上来说，低碳经济属于生态经济范畴。低碳经济提法与其他几种经济提法相比，更能体现出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追求的目标，从高碳向低碳转变。从辩证哲学角度，低碳经济体现出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思想。这些经济思想是人类面对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等问题自我反省与改进的结果，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总结。他们之间不是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尽管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低碳经济在构建其理论体系可以借鉴有关理论。

1.2.2 气候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2005年德国经济议题观察家弗里德黑姆・施瓦茨出版一本书《气候经济学》，他以生动有趣的笔法，丰富的案例，揭露天气和经济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英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气候变迁政策奠基人尼古拉斯・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气候变化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的设想［9］。气候经济学主要从气候变化角度，探讨气候和经济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低碳经济主要研究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两者从内涵来说应该是一致的，是同一问题不同表述。现在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是气候经济学，即《斯特恩报告》。国内从事低碳经济理论研究学者要及时关注气候经济学最新的研究成果。

1.2.3 资源环境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合理调节经济活动和环境之间物质交换的基本规律，使经济活动取得最佳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如何估算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包括直接物质损失、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间接的对人的精神损害；如何评估环境治理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包括直接挽救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效益，和间接的社会、生态效益；如何制定污染者付费的制度，确定根据排污情况的收费力度；如何制定排污指标转让的金额。资源环境经济学主要是阐述资源有价值，环境损害是有成本的，并提出核算方法和解决途径。从高碳对环境造成损失，低碳避免损失来说，低碳经济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内容有交叉。目前资源环境经济学是比较完善学科，低碳经济要充分借鉴和参考其理论体系构建，完善低碳经济理论体系。

1.3 低碳经济理论构建初步设想

本文初步认为低碳经济是属于经济学分支，是运用经济学有关原理和规律解决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之间不协调的学科，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协调问题，从本质上看低碳经济属于生态经济学。低碳经济理论研究内容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运用“看不见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高排放排放量之间矛盾。低碳经济和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涉及多个学科，对它的整体把握需要跨学科的综合视野［10］。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继承传统经济学中一些基本方法，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结构分析、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均衡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也包括对不同类型国家碳排放量的规范分析方法；二是借鉴其他相关学科一些分析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波及性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与效益-成本分析等，碳足迹（借鉴生态经济学中生态足迹），碳贸易（借鉴国际贸易），碳权和碳金融（借鉴金融工程），碳循环（借鉴循环经济）等。三是制度学分析方法，全球气温的上升主要是由某些国家过度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但其影响却跨越了国境波及到其他国家，而这一问题正是经济学中外部性效应的延伸；其次是气候本身属于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于是如何提供这类物品同时阻止“搭便车”行为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制度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的相关研究为我们解决这类复杂问题找到了灵感［11］。

2 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2.1 化解国际经济合作困境，完善国际经济学体系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释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主要有两类。一是传统经济理论：亚当・斯密绝对的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二是新国际贸易理论：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狄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布兰德、巴拉萨、兰开斯特、格鲁贝尔、劳埃德、迈克尔・波特和杨小凯等人从不同视角提出不同理论。但这些理论根本出发点是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提高本国经济总量，增强本国经济竞争力，贸易只是一种手段。如果仅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国际经济合作有利于合作国各自产生合作剩余，合作对各方都有利。如果从生态效益来看，国际经济合作则产生更多合作负效应，产生更多环境问题。目前经济合作主要是发达国家从事微笑曲线两端环节，把曲线低端的制造环节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由于欠发达国家技术相对落后和能源结构等原因，在制造过程中产生大量资源环境问题，如对资源过渡性开采，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多等。由于二氧化碳流动性，最后对国际上所有国家都产生影响，温室气体对人类整体破坏损失可能大于合作经济剩余，产生全球经济合作困境。目前经济合作经济学理论又无法避免这种现象产生，低碳经济的国际合作发展经济思想和碳交易、碳贸易等解决办法，有助于问题解决，化解国际经济合作困境。从另一角度来看，低碳经济立足于国际经济整体收益角度看待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低碳经济理论应纳入国际经济范畴，拓宽国际经济学原有狭义研究视角。国际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应用与延伸，实际上国际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通过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来发展本国经济，平衡本国国际收支，建立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金融和贸易体系。国际经济学没有把整个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利用其理论最终结果使每个国家都受损，只有融合低碳经济有关理论，才能现实真正意义上国际经济学。

2.2 提供经济发展新模式理论基石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经济活动强度小，经济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低于生态系统自身调节能力，经济发展与经济活动负效应是协调的。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经济活动产生温室气体逐步超越生态系统自身平衡能力，产生严重环境问题，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甚至人类生存。传统经济学理论研究目的以提高财富，特别以物质财富为己任，重农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目的是增加物质产品数量，重商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目的是增加金银数量；现代经济学以提高本国GDP为重任。如再以这些理论指导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更大问题。近来也产生有关经济理论，如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等，然而这些理论之间有各自内涵，有各自研究内容，但都不以低碳为研究重点。温室效应目前是全球最主要环境问题，其根源是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如何转变这种发展方式又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一套经济理论体系来指导，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完善的低碳经济理论能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理论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引低碳经济发展。

2.3 引导消费方式转变

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把经济的动力归结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归根到底拉动经济的是物质消费，以物质商品国内和国际消费来完成经济循环。以现有的能源结构，增加物质消费必然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抑制物质消费。刺激物质消费与发展“低碳经济”显然存在着矛盾，经济学称之为“目标冲突”。低碳经济有关理论可以化解冲突。目前对物质消费主体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居民，早已从物质的生理需求转向享受性需求，甚至是炫耀需求。如果继续以物质消费作为经济发展最终动力，不仅产生更多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对地球有限物质资源的不合理的利用，这些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包括生产方式变革，也要求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变革。低碳经济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对物质消费依赖转向精神消费，使精神消费和智力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发展动力。

2.4 拓宽了环境问题解决途径

如何解决“负外部性”问题？一是，皮古提出通过增税手段，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以解决因外部性引起的资源非帕累托最优配置问题。二是，通过界定产权办法，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达到社会帕累托最优配置问题。这两种办法共同点是在一个政府机制能够发展作用的范围，对于超越国界，难以界定产权温室气体环境问题，怎么办？可以借鉴低碳经济中碳交易、碳贸易和碳关税等办法设计解决办法。

2.5 丰富了相关经济学研究内容

低碳经济在发展过程创造一些工具如碳货币、碳交易、碳贸易、碳期货与期权、碳关税等。这些概念目前还存在不完善阶段，但已经为金融学、国际贸易、虚拟经济增加新的内容。气候变化问题解决之复杂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对如风险、不确定性以及贴现等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进行重新的审视，需要重新界定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分析概念［12］。

3 结束语

目前对低碳经济认识大都处在对其意义认识阶段。在实践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全球大趋势，各地都如火如荼开展。因低碳经济理论不完善，人们在实践中常以相关学科理论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理论基石。没有理论支撑的经济活动，容易偏移发展轨迹，会导致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本文对低碳经济理论基础和经济学价值做了探索，主要目的是强调低碳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新模式，而且有理论来源，有经济学理论价值，可以构建一套完善理论体系。由于国内外对低碳经济理论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没有更多理论研究作为借鉴，本文这些研究可能有些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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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Basis of Low Carbon Economy and Its Econom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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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anshan Anhui 243002,China；

经济学的理论篇（5）

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关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其特征。但如何准确地认识知识经济的定义、内涵、理论意义等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仍然是难题。人们已能清晰地感到它的存在，但它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存在何用仍然是人们所不能透悟的。本文的愿望就是要从现实和理论互动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些有益的思考。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增长理论，尤其知识经济所表现出的经济数字化、虚拟化、一体化、全球化、消费与生产的融合等等特征，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传统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随着知识成为新增社会价值的决定力量，使社会财富价值的代表货币，在更加虚拟化的数字经济中运行，使工业经济时期所表现出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为泡沫经济。在全球化、一体化、货币自由汇兑、金融衍生品大量存在和信息空前通畅的情形下，原有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已明显地不能指导现实。原来生产过剩的危机现在也许因为金融市场的违规操作而轻易来临，也许因为世界市场的分工而大获其利，可以说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限于本文篇幅，这里我仅仅是提出问题。总之，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到来，我们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揭示出反映知识经济实质及运行规律的经济学说来解释我们所面对的经济现实，指导我们伟大的改革实践，这不但意味着我国理论经济学繁荣的到来，也必然促进我国伟大的经济振兴。版权所有

经济学的理论篇（6）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在：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经济学的理论篇（7）

关键词：

低碳经济；资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是整个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工业革命使得小农经济被取代，经济发展从手工劳动转化为依托技术和能源的大工厂化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在促进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换，资源匮乏等。直到21世纪，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进一步加剧，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为此，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理念“低碳经济”，这一经济发展理念不再一味关注经济的发展，而是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然产物，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产生于21世纪，由于产生时间较晚，理论尚不完善，目前理论界对低碳经济的概念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但是根据其来源和发展方式来看，目前普遍认为，低碳经济是依托于低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相对于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而言。低碳经济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入变革，更是整个社会发展观的变革，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都纳入到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保持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追求未来更长时间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一种创新的模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2.1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支撑

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即使如此，它也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旨在通过某种更加科学的手段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经济发展意味着社会物质财富更加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要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必须依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支撑，研究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下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规律，以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回报。研究经济发展与资源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促进这些目标的共同实现，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完善。

2.2相关学科的继承和融合

低碳经济要强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将传统经济学与资源学、气候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相融合，研究这些学科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生态学与经济学相融合产生生态经济学。这一理念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生态保护，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顺应自然规律，经济发展不能违背自然系统，减少人为因素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更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这一理念与低碳经济要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资源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形成资源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主要强调资源的利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上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有限资源和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无限需求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因此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有效配置是资源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资源经济学通过研究生产方式，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报酬。一方面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可以保证资源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充足，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低碳经济也强调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与资源经济学的理念有着高度一致性，因此资源经济学的理论也是低碳经济的基础理论之一。气候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形成了气候经济学。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下，石油、煤炭等对大气有着极大危害的能源为主要动力，这些能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突出的全球性气候问题。气候环境学着重研究气候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寻找最优化的策略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低碳经济也强调通过新科技提高污染性能源的利用率减少碳排放，开发清洁能源。所以低碳经济和气候经济学必然相互借鉴，相互完善。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文社会学的理论进一步完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与自然不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人既要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更要适应自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产物。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经济发展既要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低碳经济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诉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可持续发展也是低碳经济的基础理论之一。

3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3.1低碳经济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低碳经济学是传统经济学发展到当今时代的一个全新的产物。将资源和环境结合，丰富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研究方式，将传统经济学从单一学科中解放出来，加强了各学科的融合，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使得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经济学的外延得以不断伸展，增强了经济学的时代性。

3.2低碳经济促进了国际经济合作

环境和资源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在传统的经济合作中，经济发达的国家占据绝对优势，以资金和技术换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环境。这一国际合作方式极其不平等，并且具有可选择性。而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发达国家无法通过转移的方式将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必然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任何国家都是平等的。因此，低碳经济要求的国际经济合作是普遍性的、平等的，有利于协调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协调国际关系。

3.3低碳经济对消费观的引导

从目前来看，我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消费为动力。这种发展方式固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但是增加不必要的物质消费必然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以及碳排放的增加，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不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作为生产者要改变这一生产方式，作为消费者也要改变这一消费观和消费方式，更加强调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消费方式从物质层面的需求转为对精神层面的需求。

3.4低碳经济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促进作用

传统的产业结构以高耗能高污染的第二产业为主。这些产业的发展以煤炭、石油等为主要能源，就会造成碳排放过量，环境污染加剧。以资源的大量投入为基础的高耗能产业的发展也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低碳经济的提出使得环保产业、新能源成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节能环保产业的兴起使得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升级，这是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必然产物。

4结语

在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环境下，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必然产物。传统以资源换发展、以环境换经济的发展理念已经不适应当今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是在将传统经济学与资源、环境相结合的产物，融合了多门类、多学科的理论基础，同时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突破了原有的经济学理论，创造性的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分支，使得传统经济学内涵更加丰富。对低碳经济的诉求也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要求世界各国平等地、普遍地参与国际合作，促进国际合作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思路在要求生产者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引导消费者改变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革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新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对整个社会有着长远的影响。但是当前因为理论和经济科技条件都不够成熟，低碳经济的实际推广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但这一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进一步完善条件，这一理念必然会带来一个新的契机，带动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

参考文献：

经济学的理论篇（8）

我国目前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既然是新的发展阶段，就要有标志性的东西。这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把握什么是时的关键。我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标志性的东西有两个：一是入世的挑战，二是新经济的挑战。这对我国来说是进入新世纪的两场深刻的历史性革命，从而开辟了新的发展阶段。

入世对中国来说不是简单的对外贸易问题、对外开放的程度问题，而是要上升到一场革命的层面上去理解，是一场深刻的体制革命。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是什么？我们一直在探索。加入WTO以后，按照WTO的规则，我们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上要逐步与国际接轨。这样一来，首先参照系出来了，如按照透明度原则，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就要发生改变，过去许多很难废除的与市场经济不符的法规、图章一下子取消了；按照国民待遇原则，过去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就必须开放了，等等。其次是时间限制也出来了，按照规则，我国要在5年的过渡期内逐步接轨。这样，改革的方式就要从过去的渐进式转向激进式。三是入世对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就使改革的动力从过去的内部动力转向内部动力与外部压力的结合，而且外部压力会越来越大。可见，入世所带来的体制革命使我国的改革出现了全新的特点。

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初见端倪，预示着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已经来临，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我国仍未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而且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必须面对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的挑战，所以我把其概括成中国要在一个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样一个三元经济的框架里面去发展。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能迅速赶上去的话，中国1840年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现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就有可能重演。所以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发展环境受到巨大的约束和挑战；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在资本、劳动力素质、技术、管理、产品、品牌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的情况下，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新经济更是难上加难。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很多人讲，中国的企业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比，人家的好比是航空母舰，我们的顶多只是一个小舢板，如在平均资产规模等方面，我国大型企业与世界500强相比，有约100倍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和人家在世界市场上、甚至在入世后的国内市场上竞争。所以新阶段新格局讲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竞争局面下，在非常不利于我们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三元经济的发展战略就会改变过去二元经济的发展战略；入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也会改变有限开放下的发展战略。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而成为新的发展阶段的新特点和需要解决的全新课题。

二、关于什么是进，进什么？

既然我们把入世带来的体制革命和新经济带来的产业革命看作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变化，那么，就要依据这一新特征、新变化所产生的新要求，解决什么是进，或进什么的问题。我认为，从主要的方面来说，什么是进，就是要处理好以下六大关系。

1.与国际接轨同中国特色的关系。加入WTO后我们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要和国际接轨，这没有疑问。但这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照搬别国的现成模式，虽然市场经济并不具有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但它的形成仍然是在特殊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下。这里就要考虑中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和国际接轨，如果放弃自我，完全按照美国或日本的模式，最后只能是死亡一条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沿着别人的模式完成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所以中国特色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改革的模式、发展的模式是什么？过去我们讲中国特色关键的问题是公有制问题，那么加入WTO后国有经济的比重、定位以及职能是什么？这些东西都值得探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有数量不同的国有企业，他们对国企的定位、国企的职能，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有共同的一面，但也有差别的一面。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建立国有企业既有市场经济一般的要求，但还要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它对国有经济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特殊性在哪里？例如，日本和韩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迅速工业化的时候，他们的国有企业的数量是不断提升的。为什么他们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实现现代化以后才开始民营化？这就需要作很深入的研究。又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果简单地理解与国际接轨，就把西方已经证明是成功的企业制度移植到我国就行了，其实不然，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移植到东方文化背景下能否成功，仍然是一个需要验证的问题，在华人社会，至今还没有一个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成功的案例。再如，企业管理，我们通常都在说要引进西方的管理，但外资企业甚至成功经营跨国公司的老总们到中国来经营企业却往往是不成功的，这正是外资企业纷纷更换中国人做老总的基本原因。因此，与国际接轨并不是照单全收、照章办事。第二，入世与国际接轨，也不是简单地服从和遵守。国际规则，特别是WTO的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制定的，我国加入WTO，并不是简单地服从，而是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我国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在WTO的原则框架下，寻求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运作模式也是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2.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的关系。我们和国际接轨后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引进西方经济学没有问题，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学的发展包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但在引进的过程中怎样处理好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关键。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西方已有的理论框架往中国套，指出中国的不足，然后提出政策建议。实际上这又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那就是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两个僵化：既不能僵化地教条地理解 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僵化地教条地理解西方经济学。引进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创新，引进是手段，创新即建立中国经济学是目的。如果没有引进，就谈不上消化、吸收、创新；因为毕竟西方经济学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我国离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有10年的时间，不成熟的实践就不可能孕育出成熟的理论。但如果只有引进，到此为止，那就是食洋不化，也就不会有中国经济学。所以如何去创立中国的经济学，即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正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核心所在。

3.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发展是我国经济生活的两大主题，但这两大主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彼此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实行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我国一直把改革放在中心的位置上，即是用改革统揽全局，用改革促进发展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应该说这是非常成功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入世挑战和新经济挑战的来临，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初步建立，发展的问题就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战略安排上就需要适时地从以改革为中心转向以发展为中心，这在“十五”规划里已明确地讲到这一点，即把发展作为主题，把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和科技并列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可是目前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随着我国改革与发展主题地位的互换，中国经济学就要从过去的“改革经济学”转换为“发展经济学”，当然这个发展经济学是一个大发展的概念，而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所以，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就不再是改革的框架或制度变迁的框架，而是发展的框架。但是，从发展框架来看，由于新经济所带来的产业革命，以往被推崇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二元经济理论或发展模型也将失去足够的解释力，取而代之的将是三元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发展模型或理论框架。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主线将发生历史性的改变。创立三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将是中国经济学的巨大创新，也是经济学的一个顶尖课题。

4.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是三元经济理论框架中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应该说，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将对传统工业、对整个一套经济体制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悲剧发生的原因就在于无视西方兴起的工业革命，从而没有完成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所以现在对新经济革命的出现，中国如果跟不上这辆战车的话，那1840年的悲剧就可能重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面临着双重的任务：工业化和信息化。这实际上就是要探讨我国在三元经济的框架内如何去完成发展，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都是探讨的二元经济的发展，即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关系，而现在则要把新经济部门加入进来，在这三个部门之间如何完成劳动力的流动、资本的流动；如何重新认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市场实现、政府作用；如何推进金融制度的创新、企业制度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等等。通过这样一些研究，揭示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工业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先导的运行机制，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互动中实现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5.城乡关系。曾强调中国的头等大事就是农民，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我国经过50多年的发展，其中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农民、农村、农业即三农问题又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不足，是导致我国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现在的农民问题是中国走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的问题。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中国必须解决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民问题中国的经济永远没有出路。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消灭农民”。那么，如何消灭农民呢？如何来构架城乡之间一个新的通道？这就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核心问题或首要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推行“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在这“三化”中关键的又是“农民市民化”，但农民向城市转移又受到我国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制约，因而如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首要前提。

6.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过去我们理解的科学技术往往就是自然科学，而不包括社会科学。所以江总书记针对这一状况，最近多次讲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创新。把社会科学提升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上，关键在于要探索社会科学如何成为生产力，如何在生产力方面发挥作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还要提出一个理论转化的问题。我认为“社会科学如何转化为生产力”是目前一个最新的课题。我们提出的很多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经营技巧等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通道转化为生产力、变成真正的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其实与自然科学是一样的。科学技术如果只是一种理论、一个专利放在那里，而不产业化、市场化，同样也不会转化成生产力，从而也就不是生产力。同样，社会科学如果只有理论创新，而没有创新成果的转化，也不会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成果如何转化、如何产业化、如何市场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是社会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非常关键的一点。

三、关于如何进？

面对经济学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出现的一系列全新课题，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如何推进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即如何进，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价值观的问题，即从理念上把握三个方面：第一，“三个代表”中讲的始终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认为非常重要。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发展，不发展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如何进的问题首先就是要确立生产力标准。就是说，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是胡进，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要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规范。某项创新可能在某个地方某个点上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话，这个创新就是不可取的了。这就是说，生产力标准是有限制的、有条件的，并不是在任何一个事情上、任何一个小的地方上、任何一个局部上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而是必须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二是经济改革的支持度。谁来支持改革，这是改革的动力源泉问题。只有让大多数人支持改革，改革才有可能向前推进，也才能取得成功。要让大多数人支持改革，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政策就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三是谁来发展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是谁。只有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协调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关系，才有可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参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第三个问题是文化。我强调的是适合于中国文化的东西。因为任何的理论创新都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包括西方的经济发展、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的成功经验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我们 只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去创新，如果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不接受就没法创新。当然，文化本身也需要创新，但创新并不意味着否定，它还有一个继承的问题。我坚信：中国文化永远不会被别的什么文化所同化。所以，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必须要考虑到中国文化的适应性，防止一些水土不服的东西。

经济学的理论篇（9）

二、走向经济哲学：《哲学的贫困》的方法论批判

当普鲁东以哲学投射的方式为他自己的经济学提供内在理论构架时，马克思已经同传统的一切哲学彻底决裂，在人类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发现促使马克思意识到：任何以某种抽象的哲学体系来投射现实的做法，都是必然要失败的；任何脱离历史的、现实的经济哲学观点和体系，都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哲学要求研究者必须充分占有大量的经济学实证材料和经验证据，严格按照经济现象本身的历史逻辑来发现经济的内在规律，而不是以某种主观的抽象公式来臆造经济事实和经济范畴。只有如此，研究者才能破解一系列经济谜团和历史谜团，在理论上指出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从而这种研究就会展现出合理的经济哲学意蕴。实际上，这种经济哲学工作是在《资本论》中系统地完成的，而马克思首先要对经济哲学的方法进行阐释，这一阐释又是通过对普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方法论批判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说：“我们决定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初版已售完），是因为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⑥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完成作为经济哲学典范形态的《资本论》的过程中，《哲学的贫困》因其经济哲学的方法论批判而值得加以考察，这是我们将《哲学的贫困》作为考察对象的理由。具体来说，马克思是从以下两个方法论层面批判普鲁东经济哲学的：第一个层面，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对待经济范畴的抽象做法，进而把经济范畴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在与普鲁东的论战中坚持对经济范畴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就能够清楚地发现普鲁东经济哲学的错误，这种错误表现为普鲁东经济哲学的非历史的、抽象的方法。“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待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的否定，还能体现出一定的历史性眼光，但是一当他们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这种历史性眼光马上就被抽象方式所取代。“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⑧而普鲁东作为一名蹩脚的经济哲学家，无批判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和做法，只是用他的哲学对经济范畴编一下次序就可以了。“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普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⑨众所周知，“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就是把宗教、法等各种事物的多样性规定抽象掉，然后归结为他自己绝对哲学体系的环节，同样如此，普鲁东的经济哲学也是把经济事物的多样性规定抽象掉，最后归结为一些逻辑范畴。马克思指出：“在最后的抽象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瑏瑠普鲁东的方法就是把商品生产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抽象化，结果他得到抽象的“平等”，然后又把它变为“实体”，把现实存在的经济事物看成是它的“样态”。这样，历史就成了一部无人身的理性演变史。由此可见，普鲁东根本无法理解：“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瑏瑡他把经济范畴和生产关系完全割裂开来，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是生产关系的表现，而是把现实的生产关系看作是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实现。既然他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那么他就只能到“无人身的人类理性”怀抱里寻找经济范畴的来历了。第二个层面，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经济哲学的“辩证图式”，进而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把握住了辩证运动的实质。在《贫困的哲学》中，普鲁东庸俗化地运用着黑格尔的辩证法，歪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实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性的自我运动的辩证法，即理性进行自我设定，自己和自己对立起来，并且自己和自己的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抵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合题。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基于对立和斗争的辩证法。但是普鲁东和黑格尔不同，他否认理性、观念和范畴的对立运动的可能性，认为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些范畴又是如何产生出历史的运动呢？普鲁东认为这是一连串的对抗运动的结果，而这些对抗又各自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普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瑏瑢究其实质，普鲁东是从处于辩证运动当中的经济事实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把好、坏两面的对立和斗争取消掉，这样经济事实的矛盾运动就停止了，由此出发的经济哲学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例如，如果把封建主义的农奴制度、特权等坏的方面取消掉，那么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因此历史的发展也会一笔勾销。马克思指出：“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作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瑏瑣与普鲁东不同，马克思把事物内部的对立、斗争和统一看做是辩证运动的实质，因此他在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同时逐步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经济运动的真实的辩证法，这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经济哲学奠定了根本的方法论前提。

三、作为经济哲学的《资本论》哲学

以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历程来看，如果他早期的哲学仍然称得上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变革，那么这种变革就还是停留在原则化和方法论的层面，尚缺少政治经济学等经验内容的充分支撑，直到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即《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马克思哲学的早期革命才获得实质性的丰富和充实，这是因为当马克思还未能充分占有政治经济学材料，还处在吸收和消化古典经济学成果的过程时，马克思还无法彻底走出实践生活的抽象表达之路，而正是《资本论》的写作，促使马克思哲学不仅在形式、视野上，而且在内容、细节上真正地摆脱了哲学的抽象化规定。《资本论》哲学通过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层面上展现社会生活本质和人类自由前景的方式，完成了传统哲学只能在抽象层面上才能展现社会与自由的任务，从而在科学理论的意义上实现了对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考察，这就是《资本论》哲学作为经济哲学的独特之处和重大意义。具体而言，作为经济哲学的《资本论》哲学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的：

第一，作为马克思哲学之代表的唯物史观是在《资本论》手稿的经济学语境中阐发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的代表，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的公认，而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两段经典论述均是在分析以经济问题为主的社会历史关系过程中提出的。第一段论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瑏瑤当传统哲学家们同样关注“某种范畴”、“观念形态”时，总是从意识性的来源，如理性、感性、经验等，或是从具有神秘色彩的来源，如理念、上帝、自然等方面，来寻找范畴的起源和发生过程。就任何理论形式和实践活动无不与人的意识相关而言，哲学家们找到的这些来源以及发生发展过程当然具有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满足于这些来源，以为已经找到了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和起源。殊不知，哲学家们只是说出了事情本来面目的一部分，而忽略了这些所谓来源的来源问题。这样，马克思就在哲学家们止步不前的地方继续向前考察，终于发现了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和起源地：物质生产，并由此开始重新解释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可见，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具有视角转换、范式重建的意义。第二段论述是在《资本论》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瑏瑥从这里可以明显发现，《序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形态》时期还在使用的一些传统哲学和比较一般化的术语，如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等，而启用了一批更能代表自己哲学的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在马克思这样严肃的思想家那里，概念演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术语改变，而是意味着考察社会历史的视角的深化和观点的推进。众所周知，《序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理论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制，正是在这些经济学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才得出了唯物史观的准确观点，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的矛盾导致革命”等观点。这些观点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对哲学问题的经济学回答，哲学（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的高度融合已经成为《资本论》哲学的基本规定。

第二，正是哲学的研究方法，促使《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不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具备了哲学品格。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在这些方法中，辩证法是灵魂和核心。马克思认为自己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瑏瑦然后又阐述了辩证法的两个特征：一是唯物性，“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瑏瑧二是批判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瑏瑨可以说，正是唯物的、批判的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才使得《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视野、经验主义世界观和工具理性主义，亦即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发财致富的科学”的本质规定性，从而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实现了变革。鉴于学界已经对这些方法做过大量分析，在这里仅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例，对哲学方法如何被马克思运用于经济学研究做出阐述。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抽象”是指从众多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质特征，而舍弃特殊的非本质特征的方法，这里的“众多事物”当然是感性、具体的，因此抽象方法实际是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对于传统西方哲学而言，抽象方法非常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方法，因为传统西方哲学所做的就是将整个世界或社会历史抽象化的工作。与此同时还可以发现，成熟于哲学领域的抽象方法，也被自觉地运用于古典经济学领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瑏瑩这里的“差别”正是抽象与具体的差别，或者说具体上升到抽象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差别。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表现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现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瑐瑠马克思认为，抽象方法忽视了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性和暂时性，把从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抽象出来的范畴看成是永恒范畴，这与其说是解释现实的经济关系，不如说是掩盖现实的经济关系。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则时刻注意到任何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背景，始终把经济范畴的抽象分析和历史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在对一个范畴的具体分析中展现其“多样性的统一”。由于运用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才能够以经济范畴体现的客观矛盾之间的必然联系为基础，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透视。

第三，《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渗透着浓厚的价值导向，这里的价值导向主要是指对人的自由发展的诉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经济问题与人的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既要透视经济问题的人本意蕴，也要看到人的问题的经济内涵，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试图综合经济学和哲学的第一次努力。不过，尽管马克思此时的人本主义批判极其强烈，他还是很快就发现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人的“应有”的虚假性，这又会直接导致批判的无效，他于是放弃了从人本主义进行经济学批判的视角，转而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便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在那里，马克思自觉地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角度来发现人的发展的历史路径，从对经济问题的冷静分析来凸显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这就将对人的思考落实到了对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基础上。能够代表马克思此时研究成果的当属《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提出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瑐瑡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是如何看待人的发展问题的。一方面，马克思始终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并将人的发展具体地定向于人的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继承了早期哲学研究时期的价值指针；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从“人的生产能力”、“物的依赖性”等经济视域来探索人的发展的现实道路，这使得《资本论》的价值导向建立在坚实的经济科学基础上。《资本论》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表明，人的发展既不能依靠人的美好的主观愿望，也不能诉诸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种需要人们在自觉把握历史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现的可能性。

经济学的理论篇（10）

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西方法学界也是经济学界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是20世纪后半个世纪法学界最重要的发展。它代表法学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代表法学和经济学相互交叉渗透的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重大新成就。从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看，法律经济学实际上是走了一条制度主义路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属于一个进步主义时代，学界开始真正将经济学作为研究法律现象的基础和工具。这个时期对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思想先导是序数论革命以及边际主义的思想，对法律的经济分析的理论表现是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也因此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科斯和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一、制度概念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对老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来说，制度是一个关键概念。

制度是人为设定的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制约性规则。人类从最原始的社会状态演变到最发达的状态都对自己施加了一些制约，以便给出一个与他人发生关系的结构。人们正是根据这些规则来明确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从而形成采取怎样的行动更为合算的合理预期。制度涉及社会政治、法律及经济行为。它详细规定具体环境中的行为，一般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接受。它要么自我实现，要么由外部权威来实施。一方面，制度是多个遵循同一规则的交易的集合；另一方面，制度是经过交易多次重复形成的。因此，制度是在多人、多次重复的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或者按照博弈论的说法，制度是所有参与人的均衡解。

强调制度因素对于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并非始于本世纪60年代，也非科斯首创，而是自亚当。斯密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开始，历经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的早期制度学派（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乃至现代的制度学派（以卡拉布雷西为代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一直都是被反复研究和强调的重大主题，其历史至少和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一样久远。各种各样的制度分析可以在下列流派或作者的著作中找到：亚当o斯密和约翰o密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德国、英国和美国历史学派的成员；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CarlMenger）、冯o维赛尔（FriedrichVon.Wieser）以及哈耶克（F.A.Hayek）；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以及马歇尔（AlfredMarshall）等新古典主义学者。实际上，把与制度及制度变迁有关的问题纳入经济学学科的努力，贯穿经济思想史的始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凡勃伦、米契尔（WesleyC.Mitchell）、康芒斯、阿里斯（ClarenceAyres）的美国制度主义传统所作的尝试。

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是早期制度经济学三位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研究方法和具体观点上各有特点，由此形成了制度经济学的三个流派。凡勃伦代表了制度经济学中的社会学派，他着重于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革；康芒斯代表了制度经济学中的法律学派；米契尔则是经验统计学派的代表，他以统计分析为基本方法，主张把制度研究建立在经验统计的基础上。

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是人们的一般思想习惯，它受本能的支配，它是对外来环境压力（主要是经济力量）刺激的反应，因此制度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今天的形势将构成明天的制度。社会制度要同改变了的形势相适应，归根到底，要通过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的思想习惯的变化才会实现。

康芒斯说，有时候一个制度似乎可以比做一座建筑物，一种法律和规章的结构，正像房屋里的居住人那样，个人在这结构里面活动，有时候它似乎意味着居住人本身的“行为”。有时候凡是“动的”不是“静的”东西、或是讲“程序”不讲商品、或是讲活动不讲感觉、讲管理不讲平衡、讲控制不讲放任的东西，似乎就是制度经济学……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原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制度经济学是对商品、劳动或任何其他经济量的法律上的控制，而古典的和快乐主义的学说只涉及物质的控制。法律上的控制是未来的物质的控制。[2]

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概念的涵义非常广泛，既包括规则和秩序，也包括组织本身；既有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制度，也把道德意识形态等纳入了制度范畴。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制度是对人和组织行为的规范，它是人和组织为适应环境、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目标最大化的必要手段；制度是组织构造的结构模式，有些学者甚至把制度等同于社会组织；制度是人类主体内在的文化结构模式，人类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习惯是最早的制度形式。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DouglassC.North）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形式上是人为设计的构造人类行为互动的约束”，“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3]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4]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正式约束又称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它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或由有关各方共同制定，具有强制力。非正式约束又称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价值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它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它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某种意义上说，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更为重要。制度的实施机制以国家为主体，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实施。

新制度经济学又把制度分为三个层次：（1）宪法秩序。它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基本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宪法秩序就是第一类制度；它规定集体选择条件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5]（2）制度安排。它是在宪法秩序下约束特定行为模式和关系的规则，具体指各种法律和制度。（3）规则性行为准则。它是源于意识形态的习俗和伦理道德原则，是赋予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的基础。“意识形态既被看作是一种规范制度，又被看作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由它支配、解释信念并赋予合法性。”[6]

新制度经济学交替使用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两个概念。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不是指制度的任何一种变化，而是指用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取代原有制度或对一种更有效的制度的生产过程，是制度主体解决制度短缺，从而扩大制度供给以获得潜在收益的行为。诺斯认为制度决定了社会的演进的方式，制度的变迁是理解历史变迁和国家兴衰的一把钥匙，制度是“理解历史的关键”。[7]在经济发展、国家兴衰方面，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建立的基本规则支配着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行动，即从个人财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以及影响着收入的分配、资源分配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8]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当作一种生产性资源，具有稀缺性，而这种稀缺的资源主要是由政府提供的。

制度变迁有两个方面的动因。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发展，一方面会使原来的制度安排变得无效、并非最佳或制度短缺，另一方面会改变可供选择的制度结构的制度选择范围。制度变迁的根源在于制度决定者与制度接受者的矛盾，推动着制度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矛盾运动。制度变迁的发生是由于制度非均衡的存在。制度均衡是人们对既定的制度及制度结构的满意或满足状态。制度均衡不是永恒的，也并不意味着此时的制度最佳。由于制度环境和成本收益的不断变动必然会打破原来的均衡，出现制度的再创新。制度非均衡表明制度的供给不能满足制度的需求，此时人们产生了制度变革的动机。当然制度非均衡并不必然会引发制度变迁，由于条件的制约，这种非均衡有时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总体上看，制度变迁和创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的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它意味着现行制度结构中出现了制度的不均衡和失效的或欠妥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创新，可获得原有制度结构中无法得到的利益。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自发性、局部性、不规范性，制度化水平不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一个人或团体。国家进行制度创新不是简单地由获利机会促使的，这类制度创新通过国家的强制力短期内快速完成，可以降低变迁的成本，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制度化水平高。

制度经济学主张制度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决定性的。诺斯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如果社会上个人没有去从事能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9]“以往，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诚然，欧洲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稍后有一些人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近来，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毫无疑问，以上每一种因素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作用。……如果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就是投资和创新，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我们所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10]在诺思那里，经济组织已经包括了制度。

法律制度能够引起经济学研究高度重视的关键就在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11]但是，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长期被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且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即制度经济学以前的市场经济理论主要是通过各种非制度的物质生产要素变化，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将制度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即制度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得以发挥功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从而制度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有关分析应该处于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的地位。这从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家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形成世界学术风潮中可以清楚看到。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著称于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贝克尔（GaryBecker）、布坎南、科斯、诺斯分别于1984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形成“诺贝尔境界”。

对法律制度的经济分析不是对生产力要素的分析，而是对生产关系以及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利益关系的分析。这种经济分析的方法，与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方法，有许多相同或类似之处。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似乎几乎脱胎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渊源。但新制度经济学对法律的经济分析与马克思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不同，尽管它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许多营养。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而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分析建立在市场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生产要素论基础之上；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强调了不同阶级利益矛盾以及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法律制度的革命道路，而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分析则以人类选择制度的理性这一基本假设为出发点，强调了对有缺陷的制度进行改革的渐进性；马克思的理论同制度经济学派都把制度作为经济过程的内生变量，都研究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一种总体分析方法，具有共同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没有研究像交易成本等影响制度变化的微观层次概念，忽视了人具体的经济行为的动力以及忽视了对单个制度变化的分析，可以从生产力理论归结为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即技术进步是决定性的，制度的变化是滞后的结果。制度决定论，即没有制度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技术的进步。制度经济学主张运用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着重从制度和结构方面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预测其发展的趋势，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老制度经济学-凡勃伦传统和康芒斯的交易概念

经济学中有两大制度主义传统：一是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延续至今的美国制度主义传统；二是20世纪后半叶可以看作是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奥地利经济学中（干预时期忽视了的）制度主义因素的再现和重要扩展的传统。前者往往被称为“老”制度经济学OIE，后者通常叫做“新”制度经济学NIE.[12]上述两个学术传统显然代表了经济学中比较正统（NIE）与不大正统（OIE）的两大制度主义思想传统。术语“老”并不意味着该传统没有生命力、垂死或过时，它只是指持续的、集中关注制度问题的较为悠久的传统。

凡勃伦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承袭了历史学派的一些传统，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庸俗进化论和美国19世纪末“职能主义”的新心理学为其理论基础。他批评以前的经济学都是以边沁的“苦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把人看作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凡勃伦认为，这种强调理智的“苦乐主义”是与新心理学不符的。凡勃伦还认为以往经济学的一个根本就是把寻求不变的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目的，并假定一个“正常”状态的存在。在凡勃伦看来，这种渊源于神学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凡勃伦用本能理智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把生物进化规律移植于人类社会，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制度只有量的无限逐渐演进而且不可预期。凡勃伦在其一系列的著述中，对工商企业的性质作了第一次综合的新古典分析，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自他以后，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家都遵循凡勃伦传统。所谓凡勃伦传统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传统进行批判，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二是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主张从制度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

制度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正式和非正式冲突解决过程的结果，成功的标准在于制度是否产生了解决冲突的合理价值或切合实际的相互关系。制度经济学在最直观的意义上把法律范畴引入经济学中，从而编织了法庭与市场这两个不同空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交易。它反对传统经济学局限于纯粹的经济因素的研究，主张应联系所有的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结构、制度和态度等）来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尤其强调法律因素的特殊作用。在这一点上，以康芒斯为代表的社会法律派[13]或康芒斯传统表现更为突出。

与凡勃伦传统相比，老制度经济学OIE的康芒斯传统与新制度经济学NIE的联系更为紧密，因为康芒斯传统强调和关注法律、产权和组织，它们的演变及其对法律和经济权力、经济交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凡勃伦对社会和法律规则的讨论强调习惯性规则及未预期过程，而康芒斯主要考虑司法和立法过程。

凡勃伦相信，社会习俗、惯例以及规范在社会个体成员目标、抱负及行为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惯例和规范最初产生于该群体的生活习惯，产生于思想和行为模式，而思想和行为模式又主要来源于当时流行的生活方式。凡勃伦认为制度基本上是个社会惯例问题，社会惯例来自制度系统首次出现时经受实际生活方式磨练或约束性影响的人们最终所取得的一种意见一致。它们出现于群体内部，这些群体有着相同的生活模式，因而最后都沿相同的路线习惯性地行动和思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惯例最后就获得了规范性意义。对凡勃伦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按这种方式衍生出来的基本价值或组织原则。例如，以掠夺行为为基础的经济系统，其核心就是控制与服从原则，而市场或金钱的经济系统则往往以金钱上的成功为原则。当然，制度系统不是一开始就一下子完全形成的，而且凡勃伦也的确讨论了许多内部发展的过程。其中某些过程是精心设计的过程，牵涉到司法和立法的决策，但凡勃伦强调的还是制度和制度系统发展的非设计过程。

也许其中最重要的是凡勃伦所称的制度原则的交叉和移植。基本原则和惯例通过类比其他活动方式，甚至类比远离物质追求的方式得到扩展。该过程可能同样包含基本原则相当精心的设计和形而上学的延伸，而且，通过这些过程，可以产生完整复杂的社会秩序、宗教以及信仰系统。同一套基本原则和价值，经过扩展和详尽阐述，最后注入整个社会，注入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以及宗教系统。虽然凡勃伦没有很详细地讨论司法或政治过程，但他明确指出，制度系统是通过将社会惯例和规范正式确立在法律和宪法之中而获得其稳定性的。

制度系统同样随时间而改变，尤其当系统的物质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但凡勃伦没有将这种变化表述成系统的简单外生变量，而是把它们视为累积因果过程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变迁过程的关键因素是技术，是本身就属于现存制度系统功能的技术变迁的速度和方向。新准则一旦确立，交叉和移植的过程，其内在精神向其他领域扩展的过程以及在法律中得到确立的过程，都会重新开始。像以前一样，这些过程既会包括制度变迁的看不见手过程，又会包括制度变迁的设计过程，但起主导作用的是看不见手过程。这些制度变迁，包括惯例、规范和法律，其发生最初是个人行为模式变化的无意结果，但它们终将推动审慎的、主要是政府的法律修改和重组过程。凡勃伦承认这些过程可能是缓慢、迟疑不决的，当这种制度重组面临“古代原则既定并令人尊敬的规范以及一批玩固的既得利益者”时，尤其如此。

康芒斯积极主张提高国家和法律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作用，特别强调法律和经济现象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甚至认为法律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最主要的作用。他认为，法律居先于经济，正是法律制度促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归功于法院：法院保证了资产阶级法制的胜利，破坏了封建社会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利益的冲突，但他认为，通过国家，首先是法院的公正调节，就可以从冲突中建立秩序，实现一种合理的资本主义。例如，他认为美国1848年公司法消除了旧的经济制度的缺陷，从而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他抱怨说：“经济学家中很少采取这里所发挥的观点，或者是提出什么意见能把法律制度结合到经济学里面。”[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