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贸易数据篇（1）

[2]范振洪，顾春太.后危机时期提升山东对外经济竞争力的战略思考[J].综合竞争力，2011，02：55-61.

[3]毛清华.山东对外经济发展分析与研究[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12，08：18-21.

[4]安佳，陈东景.山东省对外经济合作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9，20：108-109，113.

进口贸易数据篇（2）

(一)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理和国际收支账户分析方法，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主要受以下5个因素的影响。

1．贸易双方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

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如统计辖区不同、运输时滞不同以及再出口内涵不同①等，都会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但由于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会相互抵消，其对双方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的综合影响是有限的。

2．到岸价与离岸价的差别。

世界各国海关和统计机构通常以到岸价(CIF，货物价值包括从装运港至目的地港的运费和保险费)记录和计算进口货物价值，同时以离岸价(FOB，货物价值不包括从转运港至目的地港的运费和保险费)记录和计算出口货物价值。到岸价与离岸价之差主要由出口国(原产国)运送货物到进口国(目的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构成，大概为离岸价的10%。

3．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

中国经转口国或地区转运到贸易伙伴的货物价值通常高于转口国或地区直接从中国进口时的货物价值，这是因为转运商为追逐利润而抬高了货物价格。这部分增加值没有计入中国的出口统计数据，但被计入了贸易伙伴的进口统计数据。

4．加工贸易增加值和走私。

加工贸易商品在出口后可能被中间商购买，经中间商再转卖给贸易伙伴，中间商为追逐利润的加价行为会使贸易伙伴的进口报关价格高于加工贸易商品的出口报关价格。由于没有足够信息用于判断被中间商购买和转卖的货物价值，因此很难量化中间商加价行为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影响。同时，货物走私逃避了海关监管，这也会造成进出口双方贸易数据统计的差异，如走私的货物价值未记录在出口国的出口账户，却记录在进口国的进口账户上。

5．贸易伪报。

贸易伪报是不法分子故意在进出口的货物价值上弄虚作假，以达到掩盖非法资本流出或流入的目的。贸易伪报可分为出口伪报和进口伪报。出口伪报，即出口商利用与贸易货物实际价值不符的报关单证进行贸易活动，包括出口低报和出口高报。出口低报是由出口商开出低于出口货物实际价值的发票，进口商将发票金额与实际货物价值的差额存入出口商在国外的账户，其目的是骗取外汇，躲避监管，将资本抽逃到海外;出口高报是出口商以高于出口货物实际价值的发票向本国海关申报，其目的是绕过资本项目监管，使国外资本非法流入国内。进口伪报，即进口商利用与贸易货物实际价值不符的报关单证进行贸易活动，包括进口高报和进口低报。进口高报是国外供货商开出高于进口货物实际价值的发票，国内进口商向货币当局申请的用汇高于实际用汇，其差额就存入了进口商的国外账户，其目的是骗取外汇，躲避监管，将资本抽逃到海外;进口低报是指进口商向海关申报的进口货物价值低于实际货物价值，使本应汇至境外的贸易结算资金滞留国内，其目的是绕过资本项目管制，使国外资本非法流入国内。上述5个因素是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以及加工贸易增加值和走私的影响虽然难以测算，但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会彼此抵消，其综合影响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到岸价和离岸价的差别可按照国际惯例将其换算成统一的计价方式。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的影响也可根据中国与转口国或地区的转口贸易数据进行估计。贸易伪报是一种隐蔽的非法行为，其影响很难直接测算，但可以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中剔除主要的可观测因素后进行间接测算。值得注意的是，贸易伪报下会同时产生资本外逃和资本非法流入。出于研究目的，本文剔除资本非法流入的影响，以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与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之和，对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测算。

(二)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在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数据，特别是转口贸易数据进行CIF/FOB转换①和相应调整后，先计算出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然后再从统计差异值中剔除资本非法流入的影响，就能计算出中国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和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两者之和即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1．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MEit=PIitCi－ΔV()it－DEit(1)式(1)中，MEit为中国与贸易伙伴i在t年出口项下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PI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Ci为贸易伙伴i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到岸价与离岸价转换系数(2)，经过转换，双边的贸易统计数据都调整为以离岸价计算的贸易统计数据;ΔVit为中国在t年经转口国或地区转出口到贸易伙伴i的转口贸易增加值;②(PIit/Ci－ΔV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DEit为中国在t年对贸易伙伴i出口的货物价值。式(1)中，ME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低报出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i=1，2，3，…，n)中国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ME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高报出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中国出口高报导致资本非法流入的规模测算值;MEit=0，说明没有出现贸易伪报行为。因此，中国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为：CFE=∑MEit，MEit＞0(2)2．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MIit=DIitCi－ΔV''''i()t－PEit(3)式(3)中，MIit为中国与贸易伙伴i在t年进口项下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DIit为中国在t年从贸易伙伴i进口的货物价值;Ci为中国与贸易伙伴i进行贸易的到岸价与离岸价转换系数(CIF/FOB)，经过转换，双边的贸易统计数据都调整为以离岸价计算的贸易统计数据;ΔV''''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经转口国或地区转出口到中国的转口贸易增加值;③(DIit/Ci－ΔV''''it)为中国在t年从贸易伙伴i进口的货物价值;PE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对中国出口的货物价值。式(3)中，MI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高报进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i=1，2，3，…，n)中国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MI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低报进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中国进口低报导致资本非法流入的规模测算值;MIit=0，说明没有出现贸易伪报行为。因此，中国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为:CFI=∑MIit，MIit＞0(4)综上，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值(TCF)等于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CFE)加上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CFI)，即:TCF=CFE+CFI(5)

二、样本选择与处理

在具体测算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时，需要对理论模型中的相关变量及其样本数据进行选择和处理，以提高所做测算的合理性和精确度。

1．样本期为2001—2011年。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实行了一系列关税减让措施，相继落实了各项改革承诺，中国与海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这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提供了较多的渠道和机会。从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质量考虑，2001—2011年的样本数据是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一些权威统计机构提供的，而且截至2011年，研究所需要的年度样本数据是齐备的。因此，本文选取2001—2011年作为样本期，样本数据为年度数据。

2．以香港作为中国与贸易伙伴转口贸易的第三方。

香港是著名国际自由港。一方面，中国内地是香港转口货物最重要的来源地，2001—2011年香港转口货物中，原产地为中国内地的货物价值为19541亿美元，占转口货物价值的62%;中国内地也是香港转口货物的重要目的地，同时期香港转口货物中，转口目的地为中国内地的货物价值为15219亿美元，占转口货物价值的48%。另一方面，香港统计和公布的转口贸易数据比较详实，包括中国转口到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和贸易伙伴转口到中国的贸易数据。可以认为，选择香港作为中国与贸易伙伴转口贸易的第三方较为合理。

3．对转口贸易样本数据的处理。

为消除香港转口贸易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影响，就需要知道香港转口贸易具体的转口目的地。因为现有样本数据只包含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转口到贸易伙伴的整体货物价值，以及贸易伙伴通过香港转口到中国内地的整体货物价值，并没有细分到具体国家或地区的转口货物价值，所以本文首先计算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转口到贸易伙伴的总转口贸易增加值(∑ni=1ΔVit)和贸易伙伴通过香港转口到中国内地的总转口贸易增加值(∑ni=1ΔV''''it);然后将它们从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的总体差异值中扣除，以消除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影响。另外，考虑到香港转口的到岸价与离岸价的差别，本文借鉴相关文献，特别是杨汝岱(2008)所做的研究，将中国到香港的CIF/FOB转换系数Ca和贸易伙伴到香港的CIF/FOB转换系数C''''a均按104%进行计量。香港转口贸易的整体增值率为［转口额－(进口额－留港自用)］/(进口额－留港自用)，根据经济学家进行的估算，中国内地转口贸易增值率比香港转口贸易整体增值率约高出10%，贸易伙伴经过香港转出口到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增值率按香港转口贸易整体增值率计算。香港转口贸易整体增值率和香港转口贸易增加值的测算结果见表1。4．主要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选择。由于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选择对最终测算结果有较大影响，为测算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本文需分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进出口统计数据，并计算两者之间的统计差异。本文在选择贸易伙伴国或地区时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选择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它们的市场化程度高、资本管制少、统计数据也齐备;二是选择与中国贸易往来比较密切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它们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货物价值占中国全部进出口货物价值的比重大，以此测算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的结果就更加准确。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取美国、日本、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英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比利时、丹麦、芬兰、澳门、越南、波兰、土耳其、伊朗、南非、巴西、墨西哥、巴拿马和智利等32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数据。样本期内，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样本期内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平均占中国全部出口货物价值的87%，其向中国出口的货物价值平均占中国全部进口货物价值的80%(表2)。

进口贸易数据篇（3）

我国要成为国际贸易强国的关键重大战略措施是在未来5至8年建立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并实现同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联通。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UN／CEFACT)在本世纪初公布了33号建议书：“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及指南”和35号建议书：“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法律框架”。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被定义为使国际贸易和运输相关各方在单一登记点递交满足全部进口、出口和转口相关监管规定的标准资料和单证的一项措施。如果为电子报文，则只需一次性地提交各项数据。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正式名称是“国际贸易数据系统”(ITDS)。通过对国际贸易信息的集约化和自动化处理，达到国际贸易数据共享和大大提高国际贸易效率和效益的目的。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旨在使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流更为畅通和简化，以实用的表达方式使涉及跨境贸易的各方都能更多地从中获益。单一窗口通常由某一主导机构集中管理，使相应政府部门或机构能够根据各自用途接收或存取相关资料。33号建议书还建议各国政府的官方机构应当通过单一窗口协调对其各自的监管行为，并应考虑提供相应关税及税费的支付设施。

一、国际贸易便利化与标准化概念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UN／CEFACT)致力于从发达的、发展中的和转型的经济体产品及相关服务有效交流的国际贸易企业和相关行政机构能力的改善。主要焦点在于通过对国际贸易流程、手续及信息流的简化和协调达到国家和国际的国际贸易的便利化，并以此促进全球贸易的增长。其核心是建立全世界范围的方便、快捷、高效国际贸易信息高速公路。从1981年UN／CEFACT第1号建议书“联合国贸易单证样式”(United Nations Layout Key for Trade Documents)到2010年第35号建议书“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法律框架”(Estabfishing a legal framework for intemafional trade Single Window)为止，UN／CEFACT共了33个建议书。

为了保持本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有关国家应当简化和缩减手续、程序、单证，以及相关各方均可接受的其他相关的协商机制。许多国家和国际行业组织都已经提出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信息流和物流的改进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国际公约、标准、建议和指南。

国际贸易便利化与标准化

贸易便利化的目标――为贸易商、相关公共机构和政府机构而促成尽可能简化和高效的国际贸易流程和手续。贸易便利化本身不应当只是一个补救措施，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战略计划，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一个有针对性的工作计划，涵盖全部国际贸易事务，包括国际贸易运输问题。

UN／CEFACT33个建议书：

UN／GEFAGT建议书以及对应的我国国家标准

二、建立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全世界的使用日益增多，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引进这样一项措施。不仅先进的欧美国家，

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甚至非洲的毛里求斯都建立了本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它为各国政府和贸易界双方都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企业和政府都会因单一窗口的实施获益非浅。对于政府而言，可以促成更好的风险管理、提高安全水准、并随着贸易商遵纪守法情况的改善而增加收益。商界的效益来自对法规解读和运用的透明性和可以预测性，对人力和财力资源更为妥善的调配，使之在生产力和竞争力方面获益可观。

新加坡的企业通过新加坡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12分钟就可以办理整套手续，瑞典的企业通过瑞典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办理手续的回应时间只有1分半钟，效率得到很大提高。

根据UN／CEFACT提供的数据，国际贸易便利化措施每年可为世界贸易节省一万亿美元。

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公司经常都要按照进口、出口和转口相关的监管规定编制大量资料和单证并提交给政府主管机关。这些资料和单证往往都必须经由不同的机构进行提交，每一个都有各自专门的(人工或自动)系统和书面格式。这些名目繁多的要求加上其相应的合算成本，对政府和企业都可能构成一系列负担，并且还可能成为国家国际贸易发展的一系列障碍。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国际贸易相关的资料和／或单证籍此只需一次性地在单一登记处提交即可。这就可以提高资料的可用性和可操作性，使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流更为畅通和简化，并能导致相关数据在政府不同部门各个系统间的进一步协调和共享，涉及跨境贸易的各方都会从中获取可观的利益。这一措施的使用会导致官方监管效率和效能的提高，因而改善了资源的利用，使政府和国际贸易商的成本会有所降低。

在政府机构针对进口、出口和转易的必要信息规定中使用数据和报文的国际标准对于国际贸易将会有重大效益。这将确保各项政府申报要求中的数据通用性，并将使各国政府都能互相交换和共享信息，从而进一步简化国际贸易和运输手续。另一个好处就是标准数据集所能提供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

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主导机构

建立和运行单一窗口的主导机构各国都有所不同，主要根据各国的法律、政治和组织方面的情况而定。主导机构必须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政府机构，具有必不可少的战略眼光、高屋建瓴的大局观、法定管辖权、政治背景、财务和人力资源、以及与其他关键部门的协调配合能力。对于中国的国情，商务部就是主导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开发和实施最适合的政府主管机构(德国经济部、日本通产省、新加坡贸发局、美国部际委员会)。根据以往我国成立国家贸易程序简化委员会的经验，建议恢复中国国际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吸收外经贸企业协会等公共机构以及进出口企业和国际贸易运输业代表参加，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便利化工作的协调并提高效率。

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怎么样?

我国90年代成立了国家贸易程序简化委员会，加上“金关工程”的推动，有过一段国际贸易便利化的轰轰烈烈启动发展期。促进了我国国际贸易在加入WTO以后十年的高速发展，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近5倍(2010年5千多亿美元，2010年近3万亿美元)。

目前我国的国际贸易经营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

有相当大的差距，国际贸易整体效率低、效益差。我个人认为：我国国际贸易在政府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滞后10年，主要是现代管理理念滞后和措施落后。严重影响了我国进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建立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建立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我国当务之急。我国要实现从国际贸易大国到国际贸易强国的战略转变，必须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国际标准是国际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脱离国际标准而空谈我国国际贸易自主创新和增加核心竞争力，只能是贻误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最佳时机。

建立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将大大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的效率和效益，促进我国进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我国应该也有能力在2015年前建立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2018年前将这一措施扩展到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与自由贸易区。

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主要用户是30万家进出口企业、国际贸易运输企业以及国际贸易相关公共机构和政府机构。系统容量在每年3千万份国际贸易合同(韩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2010年实际工作情况：1万1千家企业、2百万份国际贸易合同)。

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用户界面应该是友好和方便的。不论对政府机构、还是企业都应该是免费和方便使用。该项系统投入产出效益很高，政府每年投入几十亿，可以在我国国际贸易中节省几千亿元。

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环境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引进通常首先就要求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并需要分析确定其可能的范围、需求的层次和性质、数据及其他信息要求、法律问题、实施选择(包括可能进行的分阶段实施)、试行的可能性和性质、不同方案下的实施成本、所需的其他资源(人力、技术等)、潜在的利益和风险、时间范围、实施及管理对策。

三、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法律框架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措施成功实施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政治意愿以及商界的全力支持和参与。还必须制订基本的法律框架，包括引进保密法规，订立信息交换的保密与安全规定。

35号建议书：“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法律框架”

建立单一窗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其他措施以外，还要求对已经制订的管辖国际贸易相关信息流的惯常做法有一个全面的审核。这就需要改变和澄清数据交换流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现行法规。因此，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形成法定的许可条件，对于要建立这样一项全国性措施和／或寻求与其他单一窗口进行信息交换的国家和经济体而言，就被认为是一项主要的艰巨任务。

在第35号建议书背景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法律框架被定义成为设法解决单一窗口运行所需国内及跨境贸易数据交换相关法律问题所可能采取的一套措施。

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往往需要对现行法规进行修改，例如，其中包括有关单证的电子化提交，电子签署(包括数字化签署)，用户及报文验证，数据共享，数据的保存、销及归档，以及电子证据。但也有可能无需进行重大的法规修订就可建立单一窗口。在任何情况下，现行管辖贸易相关信息流的法规对单一窗口措施的业务和运行模式的选择都会有影响。因此，适时对有关贸易数据交换的现有及潜在法律障碍进行分析是建立和运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首要步骤。这样的一项分析应当将单一窗口赖以存在的更为广泛的国际贸易背景都加以考虑。框架的概念指的是设法解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措施有关法律问题的一个范围和系统化方法。

所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运行最基本的要求都是贸易数据信息交换的透明和安全。完备的法律制度，是能够进行数据的收集、存取和分发并且明确具有保密性、抗干扰性及可靠性的机制，使之能够形成一种稳固的基础去运行这项措施，并在各参与方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国际标准的运用是单一窗口实施和运行过程必要和关键的组成部分。给予所配置的服务以可扩展性并确保国际供应链上各参与方之间交易更为简单。由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设计针对企业到政府(B2G)和政府到政府(G2G)的关联，就应当注意到其运行具有现行企业到企业(B2B)、B2G和G2G关系解决方案可以联网共用的现实。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中心认为需要有一个完备的法律框架支持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运行，建议各国政府和从事国际贸易及货物运输各方应当：

(a)着手进行一项研究(包括电子商务法律基准和“差异分析”的研究)，以确定一套可能需要采取的适当措施，设法解决单一窗口运行所需国内及跨境贸易数据交换相关的法律问题；

(b)使用UN／CEFAC十一览表及其指南，确保法律框架中包含有关国内及跨境贸易数据交换最常见的法律问题；

(c)修订现行法律、规章、政令等，如有必要，设法解决已经确定的法律问题和差异；

(d)在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法定环境的整个过程中，尽可能利用国家标准、国际法律文书、以及软件文件。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数据收集的法定授权。机构是否被授权去收集和(或)查询数据、法定授权(法律、规章、行政命令、管理程序)的司法管辖或起源。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措施的运行要快捷、高效，而首先是要合法，这就必须遵循所有相关的国家法规和本国作为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因为各个国家、以及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对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运行的管辖规则都各不相同，取决于该措施的实际范围和功能，建立一个符合要求的法律框架的任务，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措施有效运行，充分满足政府规定和贸易界的业务需求。

四、国际贸易数据简化与标准化

UN／CEFAC了2010年公布了34号建议书：国际贸易数据简化与标准化。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必须建立在国际贸易数据简化与标准化的基础上，既建立在国际贸易公约、标准、建议和指南基础上。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和其他已经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国家的成功经验。

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为遵照国家和国际贸易法规，都要求公司向政府呈递大量的数据和单证。他们还必须与供应商、客户、辅助、金融机构以及第三方贸易中介交换信息。针对这些处理所需的数据元定义通常在各个政府机构之间或商业组织之间很少或没有协调。结果，涉及贸易和运输的公司就必须受制于各种不同的数据规定、单证和专用表格，需要重复呈递类似或相同的信息。

在国际贸易中，非标准的数据和单证的使用，即国家专用的和／或机构专用的数据，在成本和准确性方面的效率极为低下。这在基于书面体系的情况下也是事实，要求贸易商提供多种和多余的表格。

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对国际贸易所需数据元的简化和标准化。定义一套标准的数据和报文的最终目标是消除冗余和重复，使国际贸易商和运输经营人能够提供符合所有与进口、

出口和转口相关的政府信息规定的信息。对国际贸易数据交换国际标准的使用支持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VIII和第X款所述的标准和透明原则。

作为34号建议书基础的国际标准是国际贸易数据元的

名称、定义、以及在联合国贸易数据元目录(UN了DED)和各自UN／CEFACT建议书代码表(如第16号建议书“UN／LOCODE一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中详细开列的代码。

建立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核心任务是首先建立我国国际贸易国家标准数据集(CNNDS)。

第34号建议书通过为实现一个国家简化和标准化数据集推荐一种使用方便和成本务实的4阶段流程。按照建议书指南中所述的简化和标准化流程，一个国家的政府就应当能够通过淘汰或复制呈递文件和消除冗余数据元来减少监管和行政的信息要求。这一流程的效果应当是企业和政府之间更为流畅和有效的信息交换。企业通过识别业务需求和实际以及商务系统和记录提供政府所需信息的能力，在降低数据需求方面能够起到极有价值的作用。

国家数据集(NDS)的产生不能采取与其他贸易和经济发展方针相隔离的决定，因为其形态是官方和监管信息的要求和使用，而方法则是通过企业提交数据。当采用简化和标准化的应用时，针对要使用哪一种国家数据集，政府应当有明确的目标，是纯粹满足本国贸易需求，还是并入国家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措施或利用各种区域性贸易协议、双边协议或其他贸易协定。

美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美国已经进行了开发和实施，称之为国际贸易数据系统(ITDS)。ITDS的总体目标非常明确，一个针对国际贸易的在政府范围内集成的系统。ITDS着眼于在政府范围使用一个安全和集成的系统，满足民间机构和联邦政府对标准贸易和运输数据的电子化收集、使用和分发的需要。美国国际贸易数据系统最初的概念出自远期自动商务环境工作组(FACE了)。该工作组的任务是检查政府的国际贸易处理程序并对未来海关自动化提出建议。在该小组的关键建议中，其核心要点是对进口和出口手续使用同样的数据并对国际贸易程序的政府监督进行集中统一。美国副总统指示美国财政部设立ITDS项目办公室。项目办公室由一个跨机构的委员会领导并配备有参与的政府机构(PGAs)、政府监督机构的代表以及相关企业方面的人员。项目办公室的首要目标之一是调查国际贸易的业务流程和信息需求。这是通过调查和问卷完成的。项目办公室对不同机构所要求的全部表格都进行了审核，汇编出一份贸易机构收集数据元的清单。这份清单涉及由将近10000多个数据项构成的300多张单证、表格。这些信息显示出贸易机构收集的大量冗余和重复数据，这些信息的冗余度超过90％。经过一个分析和协调的过程，美国国际贸易数据系统ITDS制订了一个由不到200个数据元组成的美国国家标准数据集(SDS)，对最初合并的3000个数据项而言，差别十分明显。

美国根据北美自由贸易法(NAFTA)，实施了被称之为北美贸易自动化原型(NATAP)的ITDS概念验证系统。NATAP是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努力的结果。NATAP能够达到ITDS一套标准数据集用于多国机构办理进口、出口和转口手续的目标。美国还和英国一起实施了国际贸易原型(ITP)系统。因为这两个系统都有多国参与，所以都表现出为实现更进一步的便利化和功效所需的国际协调和标准化。

我国在国际贸易数据简化与标准化问题比较多，特别是在汉语规范方面。一些常用的国际贸易术语不规范、不标准。

例1：我国国际贸易界习惯在签订外贸合同时使用“发盘”、“还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正确的规范应该是“要约”、“新要约”。

例2：我国国际贸易界错误率最高的汉字是“唛”(mark的方言)，它是我国国际贸易的“癌症”。我国国际贸易界在使用中五花八门：“唛头”、“唛码“、“唛标”、“侧唛”、“标记”、“标记唛码”等，还有使用各种图形和彩色。这种“癌症”在过去几十年造成大量的“卡关”、“滞港”和国际运输错误，给我国国际贸易带来巨额损失。联合国1979年的15号建议书：“简化运输标志(Shipping mark))“和我国GB／T 18131“国际贸易用标准化运输标志”中，正确的规范应该是“运输标志”。国际贸易用标准化运输标志四行，每行17个字符，禁止各种图形和彩色。

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必须使用国际标准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鼓励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实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时考虑使用现有的建议书、标准和技术规范，它们在过去许多年间就已由政府问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发，例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世界海关组织(WCO)、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和国际商会(ICC)。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运用将有助于确保为实施单一窗口所开发的系统兼容其他国家的类似开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能促进这些设施之间的信息交换。

政府平台在我国国际贸易便利化中起到权威和决定性作用。

进口贸易数据篇（4）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95-05

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贸易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关税水平的下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国际运输环境的改善以及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国际贸易成本迅速下降。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而导致全球生产价值链的逐步形成。其结果是产品内贸易、公司内贸易、外包等新的贸易形式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渐凸显，中间产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迅速上升。由于中间产品进口需要反复经过海关，而每经过一次海关就要在贸易统计中记录一次，因此，这种以全球产品生产协作为基础的中间产品贸易成为世界贸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也是引起世界贸易非线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如，由泰国组装生产的计算机硬盘，其中间产品分别来自于10个亚洲和美洲国家；美国的波音787飞机，其机翼来自于日本，发动机来自于英国，刹车、电力系统和计算机组件来自于法国。相关研究表明，中间产品贸易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30%左右，且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以40%的年均速度增长（D.Hummels et al，2001）。近年来，中间产品贸易更是占到了世界货物贸易的56%和服务贸易的70%（Miroudot et al，2009）。

由于传统的贸易统计主要依据的是海关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其结果是将出口产品的所有价值均归于最终出口该商品的国家，因此，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一方面不能准确统计新的贸易方式，即中间产品贸易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还将夸大最终出口该商品的国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作用。WTO总干事拉米（Lamy，2012）就认为，“新的经济现象要有新的经济和统计方式与之相适应。好的统计数据有助于对社会和经济现象的理解。如果我们仍然利用不完整的数据来制定政策，就会得到错误的结论；如果用旧数据来研究新问题，则争论和误解也会增加。”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世界贸易发展的现实，WTO将于2013年初出台第一批基于产品附加值的“附加值统计”（Value-added Statis-tic）数据（或称新贸易统计数据），以更好地衡量世界贸易的发展状况。

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国家出台了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渐复苏，世界贸易仍将向更加稳固的自由化发展方向迈进。而WTO新贸易统计数据的出台正是适应世界贸易环境变化的需要。它不仅会对世界贸易的统计形成颠覆性的变革，同样也会对我国未来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深远影响。基于此，本文对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及其对我国对外贸易将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

一、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

新贸易统计数据的出台源于世界贸易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使传统的以国别和最终产品为标准的贸易统计数据不再适应世界贸易的发展变化。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税水平的显著下降加速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关税水平的下降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降低了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推动了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以亚洲为例，目前亚洲各国最惠国关税的税率在5%。10%之间，较之20世纪90年代也有大幅度的下降。较低的关税必然会降低贸易的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

（二）各国出口环境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各国出口环境的改善主要体现在：首先，各国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产品的运输成本。如，集装箱运输船和集装箱码头的出现，降低了海运的成本；航空条件的改善则极大地降低了时间密集型国际贸易的成本。其次，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贸易中的通讯成本。最后，一些国家国内贸易规制的减少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上述各方面出口环境的改善都为扩大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有效推动力，极大地促进了产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工，推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三）出口加工园区的建设推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纷纷建立了本国专门的出口加工园区。而出口加工园区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贸易新生产方式的形成。根据世界劳动组织（ILO）的统计，截至2006年，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共建立了3500多个出口加工园区。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的统计数据也表明，目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五分之一产品和进口的13%产品来自于出口加工园区。由此可见，出口加工园区的建立对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带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伴随着运输成本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下降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为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世界生产价值链的形成，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以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年约为50亿美元，1990年这一数值达到了约230亿美元，2008年则达到了3070亿美元。在亚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加的同时，中间产品在亚洲出口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由1995年的26%上升到了2009年的35%。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

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主要适用于从产品的生产到出口的整个产品价值链都处于一国内部的贸易统计，并不适合用于由生产分工全球化而导致的新的贸易统计。对比新的贸易统计数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在衡量诸如行业竞争力、比较优势、贸易保护、汇率、经济周期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统计全球贸易量，而且至少将从以下七个方面有助于改善人们对全球贸易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也可以揭示工业国家再进口的产品种类

为了更好地统计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要追踪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并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分解到各个从事产品不同阶段生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新贸易统计数据能够准确统计各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来源地及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从而有助于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以及各国再进口的产品种类。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

由于在新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一国只专注于产品的某一特定生产环节，因此，衡量～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贡献不应以出口产品的最后总价值来判断，而应以该国所从事的特定生产环节的价值来判断，即以该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来判断。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出口产品的价值都归于最后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这无疑会夸大最后从事产品组装环节的国家在产品整个生产环节中的作用，从而无法反映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能够较好地确定每个国家在产品各生产环节中的地位和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衡量全球贸易的真实情况。以美国在苹果手机（iPhone）上的贸易为例。米鲁多（Miroudot，2011）调查了2009年美国在iPhone上的贸易平衡情况。从表1数据可知，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美国2009年在iPhone产品上从中国进口了约19.01亿美元的产品；相应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19.01亿美元。可如果按照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方式来计算，美国进口的19.01亿美元的iPhone产品中，中国生产的附加值只有7 350万美元，仅相当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的3.87%。美国贸易逆差的其余部分其实来自于日本、韩国、德国等中间产品生产国。由此可见，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中，中国在iPhone产品上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了。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

新贸易统计数据在解决各国在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方面的争论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的很多争论均来自于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不同看法，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因此，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有助于减少各国对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的争论。第二，基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新生产方式使贸易竞争力不再存在于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企业之间，存在于生产的不同环节之间，因此，在WTO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下，传统的对于最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以最优关税为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最优关税应当是逐级增加的。而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一国的最优关税应当变得很小，而且不应再是逐级增加的。可见，如果依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统计的数据，针对上述问题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无疑将导致错误的结论。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对贸易量的统计是依据产品各生产环节的附加值而非最终产品的价值，因此，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其所提供的数据无疑更具说服力，也更有利于一国贸易政策的正确制定。

（四）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

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生产价值链由一国延长到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对产品价值链中的任何国家经济的冲击也将通过价值链传导到其他国家，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以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美国最终消费的锐减直接导致处于产品最终组装环节的中国出口的下降，而中国出口的下降又影响到其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从而对处于产品价值链中上游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可见，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只关注最终产品的生产，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无法准确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一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从而更有可能准确判断经济冲击对产品价值链上各国的影响。

（五）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

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就业岗位在生产环节的哪部分从事产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WTO的一项以欧盟制鞋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发现认为，中国对欧盟的皮鞋出口导致了欧洲制鞋业工作岗位的消失；但是通过根据新贸易统计方式所计算出的数据则清楚地表明，欧洲制鞋业所丧失的只是皮鞋的加工制作这一部分工作岗位，皮鞋的设计、研发、市场营销等生产环节上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于欧洲，并且欧洲的制鞋企业由于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变得更具竞争力。

（六）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OECD的研究表明，重新分配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会对一国的碳排放情况产生显著影响。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下，出口产品的碳含量全部被归于最终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而新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所具有按产品附加值统计贸易的特点，则可以将产品中的碳含量分解到各生产环节，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产品生产全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可见，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各国环境的影响。

（七）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

这里仍以美国iPhone产品为例分析。如果根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在iPhone上的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但是，如果以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衡量则可以发现，中国在iPhone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事实上仅仅局限于产品组装这一生产环节上，而iPhone生产的中上游环节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仍然掌握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手中。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影响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衡量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进而有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各国的竞争力主要存在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上，而非存在于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竞争力水平，针对的只是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因此，这种利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明显夸大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洛迪克（D.Rodfik，2011）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研究就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当于比中国人均GDP高3～6倍的国家的生产水平。可见，如果我国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各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因此，基于新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更能准确反映我国出口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如，新贸易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主要存在于产品的组装环节，主要从事的仍旧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仍然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我们便可以依据这一结论，提出更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的对策建议。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

随着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作用仍停留在以产品组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但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下，产品出口的全部价值却全部记在中国，从而导致虽然中国对美、欧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中国能够获得的实际收益却很小。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是基于各国在产品中的附加值统计的，因此，势必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中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WTO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都表明，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数据，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850亿美元；但如果按照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l 640亿美元，仅占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69%。詹森和诺格拉（Johnson，Noguera，2010）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依据以一国产品附加值为基础的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中美双边贸易，则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相比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下降30%～40%。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

进口贸易数据篇（5）

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

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主要适用于从产品的生产到出口的整个产品价值链都处于一国内部的贸易统计，并不适合用于由生产分工全球化而导致的新的贸易统计。对比新的贸易统计数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在衡量诸如行业竞争力、比较优势、贸易保护、汇率、经济周期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统计全球贸易量，而且至少将从以下七个方面有助于改善人们对全球贸易相关问题的理解。(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也可以揭示工业国家再进口的产品种类为了更好地统计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要追踪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并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分解到各个从事产品不同阶段生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新贸易统计数据能够准确统计各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来源地及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从而有助于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以及各国再进口的产品种类。(二)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由于在新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一国只专注于产品的某一特定生产环节，因此，衡量一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贡献不应以出口产品的最后总价值来判断，而应以该国所从事的特定生产环节的价值来判断，即以该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来判断。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出口产品的价值都归于最后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这无疑会夸大最后从事产品组装环节的国家在产品整个生产环节中的作用，从而无法反映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1］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能够较好地确定每个国家在产品各生产环节中的地位和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衡量全球贸易的真实情况。以美国在苹果手机(iPhone)上的贸易为例。米鲁多(Miroudot，2011)调查了2009年美国在iPhone上的贸易平衡情况。从表1数据可知，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美国2009年在iPhone产品上从中国进口了约19.01亿美元的产品;相应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19.01亿美元。可如果按照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方式来计算，美国进口的19.01亿美元的iPhone产品中，中国生产的附加值只有7350万美元，仅相当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的3.87%。美国贸易逆差的其余部分其实来自于日本、韩国、德国等中间产品生产国。由此可见，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中，中国在iPhone产品上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了。(三)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新贸易统计数据在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方面的争论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的很多争论均来自于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不同看法，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因此，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有助于减少各国对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的争论。第二，基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新生产方式使贸易竞争力不再存在于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企业之间，存在于生产的不同环节之间，因此，在WTO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下，传统的对于最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以最优关税为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最优关税应当是逐级增加的。而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一国的最优关税应当变得很小，而且不应再是逐级增加的。可见，如果依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统计的数据，针对上述问题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无疑将导致错误的结论。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对贸易量的统计是依据产品各生产环节的附加值而非最终产品的价值，因此，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其所提供的数据无疑更具说服力，也更有利于一国贸易政策的正确制定。(四)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生产价值链由一国延长到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对产品价值链中的任何国家经济的冲击也将通过价值链传导到其他国家，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以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美国最终消费的锐减直接导致处于产品最终组装环节的中国出口的下降，而中国出口的下降又影响到其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从而对处于产品价值链中上游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2］可见，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只关注最终产品的生产，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无法准确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一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从而更有可能准确判断经济冲击对产品价值链上各国的影响。(五)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就业岗位在生产环节的哪部分从事产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WTO的一项以欧盟制鞋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发现认为，中国对欧盟的皮鞋出口导致了欧洲制鞋业工作岗位的消失;但是通过根据新贸易统计方式所计算出的数据则清楚地表明，欧洲制鞋业所丧失的只是皮鞋的加工制作这一部分工作岗位，皮鞋的设计、研发、市场营销等生产环节上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于欧洲，并且欧洲的制鞋企业由于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变得更具竞争力。［3］(六)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OECD的研究表明，重新分配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会对一国的碳排放情况产生显著影响。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下，出口产品的碳含量全部被归于最终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而新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所具有按产品附加值统计贸易的特点，则可以将产品中的碳含量分解到各生产环节，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产品生产全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可见，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各国环境的影响。(七)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这里仍以美国iPhone产品为例分析。如果根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在iPhone上的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但是，如果以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衡量则可以发现，中国在iPhone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事实上仅仅局限于产品组装这一生产环节上，而iPhone生产的中上游环节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仍然掌握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手中。

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影响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衡量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进而有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各国的竞争力主要存在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上，而非存在于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竞争力水平，针对的只是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因此，这种利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明显夸大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洛迪克(D.Rodrik，2011)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研究就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当于比中国人均GDP高3～6倍的国家的生产水平。［4］可见，如果我国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各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因此，基于新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更能准确反映我国出口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如，新贸易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主要存在于产品的组装环节，主要从事的仍旧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仍然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我们便可以依据这一结论，提出更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的对策建议。(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随着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作用仍停留在以产品组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但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下，产品出口的全部价值却全部记在中国，从而导致虽然中国对美、欧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中国能够获得的实际收益却很小。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是基于各国在产品中的附加值统计的，因此，势必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中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WTO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都表明，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数据，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850亿美元;但如果按照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1640亿美元，仅占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69%。［5］詹森和诺格拉(Johnson，Noguera，2010)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依据以一国产品附加值为基础的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中美双边贸易，则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相比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下降30%～40%。(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他国家认为与我国之间的对外贸易，不但造成其本国的贸易不平衡，而且导致本国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新贸易统计方式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贸易中的收益和成本，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可以真实反映各国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从而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四、结论本文通过对WTO基于各国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优势及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认为与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相比，基于各国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在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重新认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真实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等七个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能够更好地衡量我国出口的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更准确地衡量我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以及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因此，我国应当积极回应WTO在贸易统计数据方面的革新，适时调整我国相关的外贸数据统计方式，以更好地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新变化。

作者：蒋庚华 郭沛 刘舒野 单位：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进口贸易数据篇（6）

关键词：引力模型；服务贸易；贸易潜力；决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2）04-0060-15

服务业是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比重最大的部门，并且可以预计将持续增长。根据wto的统计数字，服务业约占世界gdp的2/3左右；在工业化国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来自于服务业。基于服务业的服务贸易，是将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服务品生产能力转变为可贸易的“无形商品”或“无形资产”，转变为贸易的价值形态，以获得增值价值的贸易形式，是占用较少资源实现更多财富的贸易途径。

然而，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比重明显滞后。wto估计，服务仅占全球贸易流量的20%左右。尽管因为以下原因——和货物贸易的有形性相比以及考虑到服务与fdi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服务贸易的无形性使得其贸易流量测算具有难度，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但是，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增长的重要性，导致了1995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产生，gats规定了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持续十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正被期望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谈判中的若干目标直接指向减少限制服务贸易的壁垒。

国内使用引力模型对贸易流量的研究主要是货物贸易方面，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成果总结如表1。2009年开始，国内有学者开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服务贸易。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对象的采集还是偏重截面数据，从理论角度来说，这一数据样本显得片面，非观测效应在此情况下可能相当显著；其次，使用的方法也以最小二乘法居多，当然，受制于数据来源，使用这一回归方法并无不妥，但为使结果更加可靠，应当使用更为完善的数据和计量模型。本文在以上所述两方面，较之现有研究均有所创新。在其后对模型结果的拓展应用和分析方面时，本文与已有研究虽目标相似，方法和角度均有不同。

一、服务贸易影响因素及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关于服务贸易的研究大多使用定性方法，本文也从这一点开始着手，阐述服务贸易中的壁垒及影响因素，随后从若干角度对我国服务贸易进行比较分析，分别是进出口及行业比较、国别比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对比，为进一步定性分析寻找立足点。

（一）服务贸易影响因素

近年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在货物贸易的促进中作用显著，许多货物得以自由贸易，但鲜有提及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自由贸易区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将在后文阐述。在向wto通报的自由贸易区中，欧盟在2000年便明确提出制定减少服务贸易壁垒的政策，截至2010年，服务业已占其全部经济活动70%（european，2010），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前进中的步伐显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直接考量存在于欧盟内部的服务贸易壁垒更具有效性。

欧盟委员会在2002年调查了欧盟内部市场中服务贸易壁垒（2002），结果显示，立法约束已替代物质和技术成为欧盟内部服务贸易的最大障碍。除了文化和语言障碍在特定国家间的障碍，立法约束在欧盟15国（2002年）间非常普遍：建立障碍（资格审查或要求）、输入使用限制（对工人的雇佣和设备的使用）、服务推广障碍（商业通信控制）、销售障碍（立法约束和价格管控）和售后服务要求。看上去这些限制大部分对应于hoekman和braga的4种分类。在大多数行业或者国家中，服务供应商面对来自无论进口国或出口国的监管时，“原产地规则”（rule of origin）或者“目的地规则”并不管用。总之，欧盟认为目前在对待服务供应商时存在强烈的国别偏见，对于贸易壁垒的进一步削减仍然任重道远。

（二）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1.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对比 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884.96亿元，比上年下降5.73%，这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全球贸易均有下滑。具体到进出口额我们发现，造成这一下降的全部原因在于出口下滑，进口额反而有所上升。这一变化也恰好造成了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在2009年飞速上升，总体而言，此前10年进出口差额稳中有升，大致保持平稳。

将造成2009年服务贸易巨大逆差的原因深入至分部门层次探讨，发现传统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在2009年表现显著不同。对比2008年和2009年数据，两个传统服务贸易部门运输和旅游逆差扩大或由顺差转为逆差。而在其他服务贸易部门，虽然总体也呈现贸易逆差，但是较2008年逆差额甚至由43.2亿美元降至214.8亿美元。可见，金融危机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主要在出口方面，且传统部门受影响尤其大，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则表现出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2.服务贸易主要经济体国别比较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服务贸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9年的数据，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分别为第四、第五位，占比分别为5.0%、3.8%。但是对比我国2009年货物贸易进口第二、出口第一不难发现，服务贸易显然滞后。世界服务贸易的85%以上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美国、德国和英国是排名前三的服务贸易经济体。与货物贸易类似，服务贸易中也存在传统部门和高技术、高投入的部门，但不同的是服务贸易中的新兴部门包含更多的附加值，并且其生产具有环保、高效、可再生等特点，发达国家对其非常重视。

无论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是一国外向经济能力的重要指标，从表3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结构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仅占11.5%，货物贸易达到88.5%，对外经济中对货物贸易依赖程度最大。

3.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对比 对货物贸易的过度依赖值得深思。我国货物贸易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飞速发展，服务贸易虽然也于大致相当的时间内进入高速发展，但两者差额却在越拉越大。1994年之前，我国服务贸易相对货物贸易而言增长更快，这一形势在随后迅速转变；1995年，货物贸易出口额1281.1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191.3亿美元，两者比值6.69，而到2009年这一比值已扩大到9.29，最高曾在2006年达到10.54。进口方面这一比值同样由5.78升至6.00，最高达7.49。

从图2～图5进出口增长率对比发现，除最近3年，货物贸易增长率一般高于服务贸易增长率。服务贸易在1995～2005年之间的滞后发展，导致和货物贸易差额的急速扩大，使得我国对外经济中货物贸易依赖程度过高。如

前所述，服务贸易中的高附加值和高技术更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模型与数据说明

引力方程用于货物贸易估算已无异议，而当服务贸易采用与货物贸易类似的统计口径时，模型应当是有效的，并有坚固的理论基础。鉴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质，设置若干解释变量，使方程更加适用。对于可能产生的非观测效应的处理，采用若干种回归模型比对分析，以尽量减少此类影响。找出最优模型后，将进一步应用于分行业统计。

因变量mijt代表j国从i国在时间t时进口的服务流量，其来源为oecd数据库，包含34个oecd国家及其贸易伙伴，总共60个国家12年间（1999-2010）的服务贸易流量数据。引力模型在5个方面进行了估计，分别是总服务贸易流量、运输服务、旅行服务、政府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

解释变量共8个，包含5个连续变量和3个假设变量。在关于引力模型的研究中，一般把gdp、人均gdp、人口作为描述国家特性的变量。显然，此3个变量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不会同时出现。本文选取的是后两者——人均gdp和人口。当一国较富裕时，自然倾向于消费更多的服务，而较之于gdp，人均gdp更加与此相关。选择人口而非gdp同样有助于模型结果的解释。

5个连续变量中的前两个分别是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时间t的人均gdp，系数b1和b2预期为正。如前所述，较富裕的进口国很有可能显示对服务的更多需求，无论相应的供给来自国内或进口，而较富裕的国家同样被认为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服务以供出口。

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时间t时人口解释变量的系数，预期正负皆有可能。在关于货物贸易的研究中，出口国或许因为人口规模变大而减少出口，也或者因为达到规模经济，在人口增长时出口更多的货物。对于进口国同样可能有如此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般对于货物贸易来讲，距离作为解释变量时其前的系数为负，但距离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可能并不如此。不同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商品未必需要从一国运输至另一国，当然在某些时候需要人员的流动，但在其他时候可能仅需要通讯联系。所以，距离在引力模型中的作用可能降低，甚至不显著。

本文所使用的距离度量方法，为引力模型中的标准法，即测算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这存在几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它假设海运、陆运或空运无差别；二是首都未必是一国的经济中心或者某些国家可能有数个经济中心。为克服以上问题，度量距离的其他方法已被运用于研究中，如贸易加权距离法（trade-weighted distances）和相对于所有贸易伙伴的距离测量法。但是，考虑到距离和服务贸易流量未必相关，本文依然使用标准距离法。

最后3个虚拟变量，分别用于描述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是否有共同国界、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是否同为欧盟成员国。此三变量前的系数均预期为正。此外，θ1作为年份变量用来控制任何时间趋势对数据的影响。

在货物贸易中，语言就被认为是影响贸易流量的变量，对于服务贸易，预期语言的影响会更加重要，毕竟共同语言下交换服务变得很容易。共同的语言还应当被认为包含了国家之间相似的文化或体制等方面特征。

最后一个变量用于描述两国是否同为欧盟成员国。在研究货物贸易的引力模型中，这一变量往往用两国是否为自由贸易区替代，但如前所述，此情况可能并不适用于本文。大多数自由贸易区致力于减少货物贸易壁垒，而对服务贸易鲜有提及。本文中仅考虑的自由贸易区为欧盟，但即使在欧盟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依然阻力巨大。

2.数据来源

（1）服务贸易进口额。本文搜集自经合组织（oecd）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alance of payments—trade in services。该库提供了34个oecd成员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在原始数据库中有上万个体（进口一出口国家对），但与非经合组织国家间的贸易数据大量缺失或者时常间断。由于已记录2010年。贸易数据的个体覆盖面不足1/3，且部分数据明显异常（根据预估所得），所以本文截取时间跨度为2002年至2009年。剔除重复及丢失数据后，选取包含69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数据，共915个个体，综合8年共7 321个观测值。

（2）分类别服务贸易数据来自wto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数据库。

（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口。人均gdp以美元计，来自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4）距离。收集相应国家间首都的距离，以公里计，使用distance calculator between cities（http：//maperow.info/）。

（5）虚拟变量。边界虚拟变量以1表示两国之间有共同边界，其余计为0，共有60个国家相邻。欧盟虚拟变量以某年度两国均为欧盟成员国时作为1，其余为0。语言虚拟变量对于使用官方语言中含相同语言的个体设为1，其余为0，共有65个个体此参数为1。

解释变量的综合统计情况见表4。

为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见表5。

结果显示除距离及欧盟虚拟变量相关系数在0.54（考虑到数据中经合组织国家及欧洲国家为主要统计对象，这一点应算作正常），其余最大相关系数不超过0.34，可以认为无证明多重共线性存在的证据。

三、回归方法与结果

1.回归方法 本文使用数种计量模型，对于总服务贸易流量的计量方法，如表格所示。最初，由于所用的数据是8年混合数据，第一个采用的方法是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但是，若模型中遗漏了某些解释变量，这些未被观测到的解释变量又对服务贸易流量有重要影响，该影响就被包含在随机误差项中，使得随机误差的方差变动呈现异方差性，从而导致参数估计量不是有效估计量。

使用面板数据处理方法可以有效控制存在于残差中的遗漏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常用的两种面板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传统认为，若截距项为各个截面或个体（本文中体现为进口-出口国家对）所特有的固定参数，并且不随时间变化，则模型为fem；如果截距随机分布则视为rem。然而这一定义并不十分严谨，而且一个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地方是似乎固定效应模型中的非观测效应（因遗漏解释变量产生）是随时间不变的，是固定的，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非观测效应则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时间变化的。

一个逻辑上比较一致和严谨，并且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的假设是mundlak（1978）提出的：不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都是随机的，都是概括了那些没有观测到的、不随时间而变化的、但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非观测效应究竟应假设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关键看这部分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对应的因素是否与模型中控制的观测到的解释变量相关，如果这个效应与可观测的解释变量不相关，则这个效应成为随机效应。这也正是hausman检验所需要检验的假说。

但是，本文中使用fem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存在时不变变量（距离、共同语言、欧盟），它们在使用fem估计时会被舍弃。一个解决办法是增加一个辅助方程，将时不变变量包含到使用fem模型估计所得截距项中并进行ols回归。

以上介绍的3种模型均在本文中使用并进行比较。首先，breusch-pagan检验被用于比较rem和pooled ols估计。结果显示，零假设被拒绝，表明rem优于ols。其次，考虑到rem和ols都可能受异方差性和外生解释变量的影响，还需比较rem和fem的有效性，为此使用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检验系数为5.21，与4自由度下的0.2667水平的卡方临界值5.207相当，所以接受零假设，即随机效应较固定效应效果更优。

egger（2002）提出用hausman-yaylormodel（htm）作为rem和fem的替代模型。htm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可以仅从模型内部的数据来消除rem中可能存在的非观测效应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htm作为引力模型中的估计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货物贸易领域使用，而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鲜有所闻。

htm中选为外生的工具变量的是时不变变量，包括距离、共同语言和边界。这些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并作为其辅助。此外，时不变变量还可以直接在模型中得出结果，这也是优于fem的所在。

为检验htm的有效性，过度识别检验（over-identification）被用于比较rem和htm。检验系数为3.49，小于6自由度下1%水平的卡方分布临界值。所以接受零假设——非观测效应与其余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表明htm更加有效。所有测试的结果均和预期相符，即htm不仅是货物贸易时测算引力方程时最恰当的模型，也适用于服务贸易。这一结论对于总服务贸易流量和分类别服务贸易流量同样适用，所以分类别服务贸易的模型重点将集中在htm上。

在对计量结果进行说明之前，有必要对运用htm使得系数相对于ols估计发生的变化做一尝试性解释。在ols估计中，出门国人均gdp前的系数很有可能因为某些非观测因素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被高估，如技术原因或资金存量。同样地，共同边界和共用语言在ols估计中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区域内国家的贸易便利所致（欧洲地区相对范围较小及语言相通性较高）。距离因素在ols估计中被认为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而使用htm控制非观测效应后则变为不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很多国家的不同体制所致。

2.结果：总服务贸易 结果如表6所列，当采用pooled ols回归时，所有变量均显著相关，并且它们的系数正负均如通过货物贸易标准引力模型预期的那样。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人均gdp、共同语言、边界、同为欧盟成员国均正面影响贸易流量，而人口变量则显示越大的国家生产更多的服务产品，同时对服务的进口需求也越多，距离是唯一一个与贸易流量负相关的变量。

在htm中，仍然显著有意义的变量是进出口围的人均gdp、进口国人口以及同为欧盟成员国。如上文所述，htm是所有统计方法中最适合引力方程的模型，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中若干有趣的结论。

首先，人口在进口国比人均gdp更决定其需要消费的服务，1%的人口增长伴随着2%的服务进口增加，同时1%的人均gdp增长导致1.1%的服务进口增加。这可以被理解为规模越大的国家消费更多的服务，同时其国民更富裕时也需要更多的进口服务。但在出口国这一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富裕的国家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服务并且出口，但是它的规模并不影响其出口，表明规模经济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未必有效。这一结论显然与强调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古典贸易理论并不兼容。虽然如此，但引力模型中考虑的若干因素，的确可以有力解释古典贸易理论中一些与服务贸易现实不符的现象，这为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比如，能否将古典贸易理论与引力模型结合研究经济规模大的国家之间贸易互补性是否更强？

第二，同为欧盟成员国是除此之外唯一显著相关的变量。这表明欧盟在致力于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已取得若干成效？正如大部分货物贸易研究中自由贸易区的积极作用。但遗憾的是如前所述，这一结论难以推广至其余自由贸易区。

第三，距离和共同边界变量在htm中并不非常显著。尽管如此，在10%显著性水平上，空间距离的阻隔作用依然存在，影响系数为-0.4，较ols和rem有所减弱。使用引力模型对货物贸易的研究中，这一系数一般在-0.953和-0.76之间，通常的解释是，空间距离代表运输成本、信息交流和文化差异，从而距离越大越限制贸易往来。而通过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强烈的约束因素对于服务贸易可能的影响较小，货物是因为服务产品的本性使其对于物理距离或者实际边界的要求较小，和预期相符。

最后，共同语言和服务贸易流量并不表示出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其他国家的语言。特别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一向和经济交流同步发展，而服务贸易往往注定要依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也表明文化或者相关因素对服务贸易的阻碍作用没有预期强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服务在贸易中的比重有上升的空间并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3.分行业计量 不仅在我国，世界范围内，传统服务贸易（运输和旅游）占比有下降趋势，而新兴服务部门比重逐渐上升。21世纪的服务贸易早已不同于以往，虽同为服务贸易，贸易方式各有特点，影响因素也必然不同。因此，本小节采用上述模型，将服务贸易分为3类进行回归统计，分别为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所有商业服务。数据采用自wto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7～2009），样本数分别为56、66、72个，包括2006～2008年三年间贸易流量数据。其余数据来源同上一小节，并去除同为欧盟成员国这一虚拟变量（因该数据库将欧盟算作一整体）。所用计量模型均为htm。

（1）运输业。结果如表7第一列所示，进出口国家的人均gdp和人口规模和贸易流量正相关，其余变量未发现有显著相关关系。

在货物贸易领域，普遍被认为显著影响货物贸易的因素之一就是运输距离，而在对于运输业的估算中，发现距离对于运输行业贸易流量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当距离增大时，运输货物的成本上升，产生的成本在服务中恰好计为贸易往来。这表明货物贸易随距离上升而减小，服务贸易并不被此显著影响。鉴于此，应鼓励有能力的运输企业形成规模效应，着力发展远洋或远程国际运输市场。远洋能力自古以来便是一国经济实力之象征，这一情况在今天也未曾改变。

（2）旅游业。结果如表7第二列所示，进口国人均gdp和人口有显著影响，同时语言也是一影响因素。

共同语言对旅游业贸易的影响系数为正这一点符合预期。进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系数为正（人均gdp显著为正，1%的人口规模扩大伴随7%的进口额增加），表明富裕或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总是有更多的旅游者，并且消费更多的旅游服务（旅游者至旅游目的国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计入该国旅游服务出口额，旅游者本国为进口国）。因此，我国致力发展旅游业的地方经济有能力的话应当扩大国际宣传

，努力开拓发达国家旅游市场，并加强地方配套服务，如提供相应语言的标识或翻译服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出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但从模型结果来看，和总服务贸易不同的是，这一系数明显为负（总服务贸易中出口国人口系数也为负，但绝对值在0.1之内），这可能表明贫穷和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对外国旅游者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人口密度稀的国家（地区）或许更受欢迎（如斐济、马耳他）。

（3）其他商业服务。结果如表7第三列所示，进出口同的人均gdp和出口国人口和贸易流量有正相关关系。

相比其他服务行业而言，这一类商业服务和财富的关系更加接近（包括金融、保险、教育等），人均gdp的正相关系数符合预期。此外，出口国的人口因素可以作以下解释：该类服务和出口国投资环境关系密切。从当今世界局势来看，除非洲地区外，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往往有更好的投资环境，因此人口（并联系人均gdp）代表了良好的出口环境。研究还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比如在模型中加入表征经济自由或制度的变量，更加全面考察一国该类商业服务的出口能力。

基于以上判断，笔者认为，实行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等一些列减少贸易壁垒的政策将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非常有利。

四、中国服务贸易潜力：实证分析

本节专门研究我国服务贸易，对上一节模型所得结果进行拓展，在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实证了中国对25个主要服务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和进口潜力。

1.出口潜力 对出口贸易潜力的估算，是运用引力模型模拟“理论”或“自然”状态下的潜在出口额，然后将中国的实际出口水平与该模拟值进行比较。若实际值低于模拟值，就称之为“贸易不足”，相反则属于“贸易过度”。

为了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借助于以上构建的引力模型，估算中国对各国的出口量，并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实际出口量（按2009年数据）与根据模型测算的出口量之间的比值，如果该比值在1左右，说明该模型拟合较好，该比值越小说明贸易潜力越大，反之则说明贸易潜力较小。把中国与25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数据带入模型，可以算出中国对这25个国家出口贸易量的预测值，然后再用实际值除以预测值，计算结果如表8。

总体而言，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属于“过度贸易”状况，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率的期望值为1.07。对25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际值/理论值）的排名中，最高为丹麦（2.40），其次为捷克（2.26），最低为挪威（0.08）。

2.进口潜力 与出口潜力估算方法类似，当把中国作为进口国时，可测算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潜力，结果如表9。

本文使用2009年数据计算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潜力，因为在当年全球贸易下滑严重的背景下中国进口额反而增加，会使所得数据偏大。总体而言，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率的期望值为2.55。进口潜力的排名中，最高为爱尔兰（9.42），其次为丹麦（6.20），最低为斯洛伐克（0.04）（考虑到对进口能力的描述，使用进口潜力这一指标反映现实——进口往往根据需求产生——具有局限，本文关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的讨论侧重关于国别的相对分析。所以采用2009年数据研究进口潜力进行国别比较时并无不妥）。

我们注意到，美国进口潜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如前所述，美国作为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同家，和中国在服务领域的密切经济关系说明我同对于高端技术的需求非常大（法国和英国分别排第五和第六）。同时，与日本的潜力比值也上升至进口排名的第十四，但仍为1.15，表明进口自日本的服务仍有很大潜力。

五、结语与建议

将实际出口额与预测出口额相比较，再依据两者的吻合程度把2009年中国与25位贸易伙伴分为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潜力再造型。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例大于1.20则属于此种类型，这类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潜力，按模型分析已经用完。与该类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并发展培育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有丹麦、捷克、芬兰、韩国和荷兰共计5个国家，巩固这些市场对我国的外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与这类型中的某些贸易伙伴还有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可能，比如芬兰，虽然实际出口是预测出口额的1.86倍，但与贸易条件类似的丹麦（2.40）相比，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也说明芬兰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市场。我国服务出口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前3名中有两个是北欧国家，而排名最后的挪威也是北欧国家，这一差异值得引起重视，探究其原因可能是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种类型是潜力开拓型，以实际值与预测值比例在1.20到0.80之间。中国对这些贸易伙伴出口贸易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还有一定的扩大出口贸易的空间。与该类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思路主要是借鉴处理与第一类贸易伙伴关系的做法，同时注意开拓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此类的贸易伙伴有法国、瑞典、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和美国8个国家

通过比较发现，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事的第三产业主要是高新技术和创意产业，而我国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占有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与美国的贸易结构存在很大互补性，应该更容易开展对外贸易。但通过测算可知，我国与美国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例仅为0.81，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第三种类型是潜力巨大型，实际值与预测值小于或等于0.80。按模型分析，这种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非常大，有英国、意大利、日本等12个国家。其中，中国与挪威的贸易水平是25个贸易伙伴中最低的一个，实际出口额只有预测出口额的0.08。中国与这类贸易伙伴之间一般存在较严重的贸易壁垒，与之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在于尽快排除贸易发展的障碍。

同时注意到，日本作为贸易伙伴也在第三类中，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又是我国在东亚地区的近邻，它与我国的经济关系应当不亚于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但是测算比例仅为0.56，潜力巨大。

在进口方面，美国进口潜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美国作为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国家，和中国在服务领域的密切经济关系说明我国对于高端技术的需求非常大（法国和英国分别排第五和第六）；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出口水平排名靠前的地区也同时是世界主要旅游国，这与我国境外旅游、消费和教育需求近几年不断增长有关，同时部分解释了我国进口水平高于出口水平，且未明显受金融危机影响这一情况。此外，与日本的潜力比值由出口排名的第十九也上升至进口排名的第十四，表明我国对日本的进口比对其出口扮演更重要角色。

进口贸易数据篇（7）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经济增长不仅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中所处的地位，同时也关乎着国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十分充分，建立的经济增长的模型也有很多种：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呈正比，与该国的资本-产出比呈反比，他们提出的经济增长路径是很难实现的，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实际经济增长率=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自然增长率，这是难以实现的“刃峰状态”；新古典学派的Solow-Swan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否定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产出比不变和劳动资本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得出的结论认为，稳态下人均资本可以通过储蓄率的上升，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技术进步而增加，从而实现更高水平上的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事实，揭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我国的国际贸易发展迅速，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以更开放的心态和政策措施应对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对外贸易进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到2009年，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本文将开放经济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研究经济增长与不同贸易方式出口的互动关系，比较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更大。

二、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增长与不同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关系，杜运苏（2014）研究结果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主要是通过一般贸易出口实现，并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证实了经济增长与出口技术复杂度间存在互相增强的效应。董彦龙（2011）通过建立广东省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出口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广东省加工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于一般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赵丽佳，冯中朝（2008）研究了加工贸易进口、一般贸易进口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加工贸易进口与经济增长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主要的传导机制是制度变革，而我国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迟缓，主要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易行健（2006）对我国出口、进口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出口、进口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同时，出口增长和进口增长都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以上的实证结果由于样本选择不同和模型处理方式不同，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结果，对于究竟是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发挥更为持久有力的影响这个问题，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们一致认为不管是一般贸易进出口还是加工贸易进出口都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向关系。

三、基础数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了从1981～2012年的一般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出口额、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以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二）数据处理

考虑到我国物价水平在1981～2012年波动较为剧烈，为了剔除价格因素对上述相关变量产生的影响，用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一般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出口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进行了调整，调整方式为分别将一般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出口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除以了以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记为aexyt，aexjt，agdp。由于经物价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性仍波动比较大，所以对物价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并记为。在模型的设计中，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为经差分并取对数的国内生产总值。

四、经济计量分析

分析时间序列数据间的关系首先要对这些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间才能建立因果关系，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的问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额，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它们均为I（1）序列。

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经济增长、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均为同阶单整，满足建立VAR模型和协整方程的要求。为选择最优的滞后阶数，在AC和SIC值最小的情况下，选择滞后1阶，建立模型。该模型的各阶系数均高度显著，且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所有的特征值均在单位圆之内，此VAR系统是稳定的。

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可以建立脉冲响应函数。一般贸易出口的一个正向冲击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刺激作用十分显著，并且这种影响会一直持续很长时间，这就表明，在中长期内，一般贸易出口额的上升会刺激经济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增长。相应的，加工贸易出口的一个正向冲击对经济增长也表现为积极作用，但其影响力度比一般贸易出口小，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间要短于加工贸易出口。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提供的结果，分析得出，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低，生产处于价值链的底端，其出口增值率明显较低。加工贸易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其收益仅仅依赖于加工费的获取，因此，其收益的增值空间比较小。而相对而言，一般贸易涉及的生产环节比较复杂，并且参与一般贸易出口的企业都是生产率水平比较高、盈利能力比较好的企业，从研发到生产销售环节，一般贸易出口企业都亲身参与，它们处于生产价值链的高端，因此，一般贸易出口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明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长期来看，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都会促进经济增长，脉冲响应函数表明，一般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强于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低，生产处于价值链的底端，一般贸易涉及的生产环节比较复杂，并且参与一般贸易出口的企业都是生产率水平比较高、盈利能力比较好的企业，因此，一般贸易出口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明显。

因此，我国要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鼓励自主创新，推动一般贸易的更好更快发展，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放在价值链更高的一般贸易出口上，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逐渐摆脱低层次的世界工厂的国际形象。同时，提高加工贸易生产的产业链，提高加工贸易的利润水平。

参考文献

[1]杜运苏.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贸易方式和企业性质[J].国际贸易问题.2014（9）.

[2]董彦龙.广东省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特区经济.2011（2）.

进口贸易数据篇（8）

一、服务贸易进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速

2008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克难前行,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735.7亿美元,同比增幅为31.6%,与近年相比增幅有所回落,但仍大大高于同期本市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货物贸易进出口的增长速度(见表1)。其中,上海服务贸易出口324.0亿美元,同比增长29.2%;上海服务贸易进口411.7亿美元,同比增长33.6%。

资料说明:上海服务贸易、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率根据上海市商务委数据计算所得;上海GDP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根据历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计算;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率根据商务部数据计算所得。

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上海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18.6%;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与GDP的比率达到36.7%,服务贸易对上海经济贸易的贡献程度日益加强。2008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也大大高于全国增速,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占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24.2%,上海服务贸易发展对全国服务贸易的贡献程度进一步提升。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也大大高于香港、新加坡等亚太服务贸易中心城市,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与香港、新加坡的差距不断缩小。2000年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是上海的8.2倍,新加坡是上海的7.2倍;2008年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是上海的2.3倍,新加坡是上海的1.9倍。

资料说明:香港、新加坡数据根据WTO国际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二、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运输、旅游这两项传统服务贸易一直是上海最主要的服务贸易项目,但比重持续下降:2008年这两项服务贸易出口合计占上海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达54%,比2000年下降了7.6个百分点。上海“其它服务”在服务贸易占比略高于全国水平,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进口贸易数据篇（9）

关键词：中国；智利；竞争性；互补性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12-02

作者简介：李亚波（1982-），女，昆明人，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教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学。智利与中国自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经贸关系，两国自2005年签署了《中-智自由贸易协定》，贸易往来更是登上了一个新台阶。智利在2000年后平均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维持在50%左右，而2011年则高达60%。2012年智利对外贸易总额1 53417亿美元，与中国双边贸易额为32364亿美元，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211%①。因此，研究中国与智利双边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有利于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与智利贸易产品的竞争性研究中国与智利都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廉、天然资源丰富的特点，两国经济结构较为相似，在出口商品结构上存在一定的重合区域，这必将使两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竞争。1．贸易强度指数。贸易强度指数又称为贸易结合度指数，是指一国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占世界总进口额的比重，该指数反映了两国在经贸方面的联系程度。若贸易强度指数大于1，则表明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紧密；若贸易强度指数小于1，则表明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相对松散。计算公式如下：TCDij=(Xij/Xi)/(Mj/Mw)（1）其中TCDij代表两国的贸易强度，X表示出口，M表示进口，i、j、w分别表示i国、j国和世界。按照式（1）可计算出中国和智利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如表1。考虑到可能出现统计口径不一致的情况，表1统一以中国为报告国汇报的双边进出口数据为计算基础。从表1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对智利的贸易强度指数，还是智利对中国的贸易强度指数都经历了快速增长的过程。特别是2006年中-智自贸区建立以后，两国的贸易合作关系也出现了大幅度飞跃，这表明中国与智利经贸联系较为紧密。此外，对比两组指标可以看到智利货物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货物对智利市场的依赖程度，智-中贸易强度指数远大于中-智贸易强度指数也理所应当。2．出口相似度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主要用于衡量两个国家在第三方市场或者世界市场出口商品的相似程度，这一指标可以用来描述两国商品出口的竞争程度。出口相似度指数取值范围为0-100，等于0说明两国出口结构完全不同，等于100说明两国出口商品结构完全一致，指数越大说明两国出口商品的相似度越高，若指数越小说明两国出口商品相似度越小，其计算公式为：

ESIij=∑n［(Xniw/Xiw+Xnjw/Xjw2)*(1－(Xniw/Xiw)－(Xnjw/Xjw)(Xniw/Xiw)+(Xnjw/Xjw))］*100（2）

总第444期李亚波：中国与智利双边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商 业 研 究2014/04图1 中国-智利货物贸易进出口差额（1992-2011）

表1中国与智利贸易强度指数（1992-2011）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TCD（中智）[]0.57 []0.74 []0.85 []0.89 []0.93 []0.90 []1.04 []1.24 []1.20 []1.16 年份[]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TCD（中智）[]1.28 []1.13 []1.04 []0.88 []0.98 []1.04 []1.08 []1.16 []1.26 []1.30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TCD（智中）[]1.84 []1.02 []0.56 []0.53 []1.09 []0.93 []1.07 []1.42 []2.07 []1.75 年份[]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TCD（智中）[]1.95 []1.87 []1.80 []1.85 []1.45 []2.14 []2.41 []2.77 []2.67 []2.48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智双边贸易数据计算而得。

在式（2）中，ESIij为i国与j国出口到世界市场的产品相似度指数。w代表世界市场，X代表商品出口额，n代表商品的种类。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中国和智利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如图2。从图2可见中、智两国的出口相似度指数一直保持在30左右，而且上下波动不大，这意味着中国和智利向世界市场出口商品中只有30%左右是相类似的，两国出口商品具有较大差异性，相互竞争较小。图2 中-智出口相似性指数（2000-2011）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智双边贸易数据计算、绘制而成二、中国与智利贸易产品的互补性研究尽管中国和智利具有一些相同的特点，但是两国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两国出口的产品也必将呈现一定的互补性，本文选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来衡量中、智两国的贸易互补性。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Index，RCA）是指一国某种商品的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份额，与该种商品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份额的比重，它反映了该国这一产业的比较优势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通常若RCA指数大于25，则表示该产业具有极强的国际优势；若介于25-125之间，则表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若介于08-125之间，则表示国际竞争力较弱；若小于08时，则表示处于国际竞争的弱势。其计算公式为：RCA=XniXi/XnwXw（3）在式（3）中，Xni表示i国的第n种产品的出口额，Xi表示i国所有产品的出口总额，Xnw表示世界第n种产品的出口额，Xw表示世界出口总额。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计算出的中国和智利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如表2、表3。从表2可以看到中国出口产品中最具有比较优势的是第8项杂项制成品，从2000年至2011年12年间，该产品的平均RCA指数为233，且一直在平均值小幅度上下波动。第6项制成品以及第7项机械及运输设备的RCA指数都大于1，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而最弱的是1、2、3、4项，分别代表饮料和烟草、除去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材料、矿物燃料、剂以及有关原材料以及动植物油以及油脂，这四类产品的RCA都低于05，处于国际竞争的劣势。

表2 2000-2011年中国各类出口商品的出口RCA指数编码[]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0[]0.92 []0.84 []0.78 []0.70 []0.59 []0.57 []0.54 []0.49 []0.43 []0.43 []0.45 []0.44 1[]0.33 []0.35 []0.31 []0.25 []0.24 []0.19 []0.16 []0.14 []0.14 []0.15 []0.15 []0.15 2[]0.58 []0.52 []0.46 []0.38 []0.31 []0.31 []0.24 []0.21 []0.22 []0.20 []0.18 []0.17 3[]0.31 []0.33 []0.28 []0.26 []0.23 []0.19 []0.13 []0.13 []0.13 []0.13 []0.12 []0.13 4[]0.15 []0.13 []0.08 []0.06 []0.06 []0.09 []0.10 []0.06 []0.07 []0.05 []0.05 []0.05 5[]0.54 []0.52 []0.45 []0.42 []0.42 []0.44 []0.45 []0.47 []0.53 []0.45 []0.50 []0.54 6[]1.26 []1.22 []1.19 []1.16 []1.21 []1.22 []1.28 []1.25 []1.34 []1.22 []1.21 []1.23 7[]0.81 []0.88 []0.97 []1.09 []1.16 []1.21 []1.26 []1.28 []1.37 []1.44 []1.43 []1.38 8[]2.81 []2.60 []2.48 []2.33 []2.23 []2.21 []2.23 []2.22 []2.28 []2.15 []2.17 []2.19 9[]0.05 []0.05 []0.05 []0.05 []0.04 []0.06 []0.06 []0.04 []0.03 []0.02 []0.02 []0.03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智双边贸易数据计算而得。

表32000-2011年智利各类出口商品的出口RCA指数编码[]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0[]3.90 []3.90 []4.14 []4.27 []3.51 []3.25 []2.76 []2.55 []3.08 []2.74 []2.44 []2.53 1[]3.69 []3.82 []3.71 []3.58 []3.09 []2.74 []2.23 []2.45 []3.00 []2.93 []2.95 []2.79 2[]8.79 []8.49 []7.91 []8.28 []9.59 []10.28 []9.55 []9.59 []7.85 []8.23 []7.45 []6.37 3[]0.11 []0.15 []0.13 []0.28 []0.21 []0.21 []0.17 []0.14 []0.13 []0.10 []0.06 []0.08 4[]0.21 []0.25 []0.26 []0.20 []0.22 []0.27 []0.27 []0.24 []0.37 []0.33 []0.24 []0.28 5[]0.62 []0.64 []0.60 []0.59 []0.48 []0.47 []0.42 []0.34 []0.49 []0.33 []0.36 []0.39 6[]2.48 []2.39 []2.44 []2.28 []2.55 []2.52 []2.92 []2.80 []2.91 []3.19 []3.24 []3.07 7[]0.07 []0.07 []0.06 []0.08 []0.06 []0.07 []0.07 []0.08 []0.10 []0.09 []0.08 []0.08 8[]0.13 []0.14 []0.12 []0.23 []0.16 []0.14 []0.12 []0.10 []0.13 []0.12 []0.11 []0.13 9[]0.93 []0.89 []1.05 []0.30 []0.22 []0.21 []0.23 []0.20 []0.26 []0.28 []0.28 []0.40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智双边贸易数据计算而得。

从表3可以看到智利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为第2项非食用原材料，2005年该产品的RCA指数超过10，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但是该产品的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第6项制成品、第0项食物和动物以及第1项饮料和烟草的RCA指数都大于2，表明这些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第3项矿物燃料、剂以及有关原材料、第7项机械以及运输设备、第8项杂项制成品的RCA指数在01左右，表明这些产品的竞争力极弱。通过对比中、智两国的比较优势，可以看到中国具有优势的产品是制成品，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智利具有优势的产品是原材料，是资源密集型产业。所以，可以认为中、智双边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2．贸易互补性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是由构建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之上，是用于衡量两国间贸易互补程度的指标，通常包括产业贸易互补性指数和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产业贸易互补指数是一国特定产品以出口衡量的比较优势乘以贸易伙伴国该产业以进口衡量的比较劣势，而综合贸易互补指数为两国间各产业贸易互补指数按照其分别在世界贸易中各产业贸易所占比重进行加权的平均值。贸易互补性指数越大，说明出口国的出口产品与进口国的进口产品之间的吻合度越大，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越强。本文采用于津平（2003）对产业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定义，计算公式如下：Cnij=RCAnxi*RCAnmj=XniXi/XnwXw*MnjMj/XnwXw（4）在式（4）中，Cnij代表i国和j国在第n种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指数，RCAnxi代表i国在第n种产品上的比较优势，RCAnmj代表j国在第n种产品上的比较劣势，Xni表示i国的第n种产品的出口额，Xi表示i国所有产品的出口总额，Xnw表示世界第n种产品的出口额，Xw表示世界出口总额，Mnj表示j国的第n种产品的进口额，Mj表示j国所有产品的进口总额。而综合贸易互补指数的计算如下：Cij=∑nCnij*XnwXw=∑nRCAnxi*RCAnmj*XnwXw（5）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中国和智利的产业贸易互补性指数和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如表4、表5和图3。

表42000-2011年中国各类出口商品的产业贸易互补性指数[]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0[]1.13 []0.95 []0.98 []0.83 []0.67 []0.55 []0.60 []0.57 []0.49 []0.47 []0.49 []0.48 1[]0.10 []0.10 []0.09 []0.07 []0.07 []0.06 []0.04 []0.04 []0.04 []0.06 []0.07 []0.06 2[]0.30 []0.29 []0.29 []0.24 []0.28 []0.37 []0.23 []0.21 []0.19 []0.11 []0.10 []0.10 3[]0.55 []0.58 []0.51 []0.52 []0.46 []0.32 []0.22 []0.27 []0.23 []0.22 []0.19 []0.23 4[]0.23 []0.17 []0.06 []0.08 []0.06 []0.07 []0.09 []0.04 []0.05 []0.02 []0.02 []0.03 5[]0.76 []0.73 []0.59 []0.48 []0.46 []0.44 []0.44 []0.44 []0.53 []0.43 []0.45 []0.47 6[]1.28 []1.33 []1.20 []1.13 []1.15 []1.05 []1.07 []0.96 []1.11 []1.10 []1.16 []1.00 7[]0.69 []0.76 []0.86 []0.97 []1.02 []1.18 []1.20 []1.17 []1.28 []1.49 []1.52 []1.42 8[]2.42 []2.20 []2.11 []2.16 []2.02 []1.77 []1.96 []1.82 []1.81 []1.82 []1.92 []1.93 9[]0.01 []0.00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智双边贸易数据计算而得。

从表4可以看到以中国出口为计算基础的两国贸易互补性指数数值普遍较小，说明中国的出口产品与智利的进口产品之间的吻合度不高，互补性弱。在2011年度，仅有第6类按原材料分类的制成品、第7类机械以及运输设备以及第8类杂项制成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大于1，说明中国和智利在该三类产品贸易中具有一定的贸易互补性。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制成品和机械类产品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所以，总体上与智利的互补性较高。但是，自2000年至2011年，该指数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中国在这三类产品的竞争力有所降低而造成的。第1类饮料和烟草、第4类动植物油及油脂以及第5类化学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最小，数值在005左右，说明这三类产品在中国和智利的贸易中的贸易互补性最弱。从表5可以看到以智利出口为计算基础的两国贸易互补性指数差异性较大，十类产品中有八类的互补性指数都小于1，说明智利出口这些产品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之间的吻合度不高，贸易互补性较弱。第6类制成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在2上下浮动，说明两国的制成品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最为突出的是第2类非食用原材料，该类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12年平均值为2808，2005年曾达到最高值3403，说明智利在这类产品上，具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和中国有极高的贸易互补性。但是，该指标在2005年之后就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智利的原材料出口能力逐步下降而造成的。

表52000-2011年智利各类出口商品的产业贸易互补性指数[]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0[]1.55 []1.38 []1.28 []1.09 []1.07 []0.89 []0.71 []0.60 []0.72 []0.65 []0.65 []0.70 1[]0.66 []0.68 []0.50 []0.45 []0.35 []0.40 []0.38 []0.45 []0.67 []0.64 []0.65 []0.74 2[]25.33 []25.69 []20.52 []22.61 []29.92 []34.03 []29.74 []33.11 []32.52 []33.26 []27.41 []22.84 3[]0.10 []0.11 []0.09 []0.21 []0.17 []0.17 []0.14 []0.12 []0.12 []0.09 []0.06 []0.09 4[]0.29 []0.25 []0.37 []0.36 []0.41 []0.36 []0.36 []0.42 []0.61 []0.49 []0.28 []0.29 5[]0.92 []0.87 []0.77 []0.66 []0.52 []0.52 []0.45 []0.36 []0.49 []0.32 []0.34 []0.35 6[]3.40 []3.04 []2.93 []2.60 []2.40 []2.24 []2.28 []2.09 []2.01 []2.72 []2.33 []1.94 7[]0.07 []0.08 []0.07 []0.09 []0.07 []0.08 []0.08 []0.09 []0.12 []0.11 []0.09 []0.09 8[]0.06 []0.07 []0.06 []0.15 []0.12 []0.11 []0.10 []0.09 []0.11 []0.09 []0.08 []0.09 9[]0.17 []0.15 []0.13 []0.02 []0.01 []0.02 []0.02 []0.01 []0.02 []0.02 []0.07 []0.26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智双边贸易数据计算而得。

图3描述了中-智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的演变趋势，可以发现2000年两国的互补性指数为103，之后的12年间出现一路下降的趋势，仅在2005年出现了反弹，至2011年两国的互补性指数仅为048。由此可以得出中-智两国具有一定的贸易互补性，但是近年来出现不断减弱的趋势。图3 中国、智利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2000-2011）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智双边贸易数据计算、绘制而得

三、结论综上所述，中国与智利的双边贸易规模大、增长快，自2006年中-智贸易区建立以后，双边贸易额更是经历了一次飞跃。但是，从贸易平衡的角度上来看，中国常年处于逆差国的地位，且差额越来越大。从竞争性的角度看，中、智两国的出口相似度指数一直保持在30左右，而且上下波动不大，两国出口商品具有差异性，相互竞争较小。从互补性的角度看，中国具有优势的产品是制成品，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智利具有优势的产品是原材料，是资源密集型产业。所以，中、智双边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是这种互补性近年来出现了不断减弱的趋势。基于这些现实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中国出口智利的产品主要为制成品，且以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品为主，此类商品很容易在面临第三方竞争时失去优势。所以，应该增加制成品的附加值，提高出口商品的贸易层次，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第二，从智利的角度来看，由于资源开采的限制，智利近年来矿产品（特别是铜矿）出口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而农产品出口出现了明显的好势头，智利已经成为拉美第一大林产品出口国，世界第五大渔业国。所以，鼓励我国企业利用智利的林农资源，加强与智利农林产业的双边合作。第三，中-智具有良好的经贸合作基础，双边贸易强度都大于1，特别是中国与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更加为双边贸易合作添加了剂，要促进双边贸易合作更加快速的发展，更应该发挥各自优势，丰富合作方式，推动中-智自贸区的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平台。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智利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页/article/zxhz/hzjj/201205/20120508117024.shtml.

参考文献：

［1］ 于津平.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J］．世界经济，2003(5)：33-80.

［2］ 贺双荣. 中国与智利关系40年回顾［J］．拉丁美洲研究，2011(1):38-42.

［3］ 李晨，李淑贞. 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北方经济，2012(6):67-68.

［4］ 郭德琳. 以智利为平台发展与拉美地区经贸关系［J］．国际经济合作，2007(6):37-40.

［5］ 吴向阳.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的现状和前景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2(8):86-89.

［6］ 武敬云. “金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分析［J］．国际商务，2012(2):21-30.

［7］ 张勇. 智利经济增长趋势及中智经贸合作的选择［J］．拉丁美洲研究，2012(5):27-35.

Research on Competitiveness and Complementarity of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le and China LI Ya-b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进口贸易数据篇（10）

关键词: 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灰色预测模型

Key words: terms of trade;income terms of trade;gray predict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5-0108-03

1贸易条件介绍

贸易条件对于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常以商品的贸易条件作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相对于进口)或贸易利益的衡量指标。实际中常用的贸易条件有两种不同形式,即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两者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了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盈利情况。

1.1价格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即一国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交换比价,又称净实物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NBTT)。其公式如下:

NBTT=Px /Pm(1)

式(1)中,Px为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m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其经济学含义为:随着出口商品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

1.2 收入贸易条件由于出口商品的整体进口能力对一个国家更为重要。所以,与一国出口数量相联系的收入贸易条件(Income Terms of Trade,ITT)便被引入到研究中来。其公式如下:

ITT=Qx(Px /Pm)(2)

式(2)中,Qx为出口量指数,收入贸易条件衡量的是出口对进口的购买力,反映了一国绝对进口能力的变化。

2国内学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王如忠[1](1999)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对我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基本趋势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以1980年为基期的1980~1994年价格贸易条件基本呈现出恶化的趋势,但因为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则在不断改善。赵玉敏[2]等(2002)以1995年为基期,计算了我国1993~2000年的价格贸易条件,他们的结论是:我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13%,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是导致我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的主要原因。赵勇[3](2004)提出,由我国海关统计,并采用拉斯帕尔氏公式编制的贸易条件指数看,1993~2003年我国出口价格指数上升了4%,进口价格指数上升了19%,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出现恶化。张根能[4]等(2005)指出,若以1995年为基期,1990~2002年间我国贸易条件指数总体上也是呈下降趋势(其间1994年、1997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是上升)。崔津渡、李诚邦[5](2006)对我国1995~2005年的对外贸易条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结论是:尽管价格贸易条件是在恶化的,但由于出口数量的持续不断增加,使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背离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化,2004年和2005年明显改善。林丽、张素芳[7](2005)研究发现我国近十年来进口价格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1994~2002年上升41%,而同期出口价格指数下降了11%,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曲线持续地向右下方倾斜,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总体下降幅度达37%。高凌云、程敏[8](2006)通过分析得出了贸易条件趋势性的分析,但在具体数据预测上还较少,因此,本文在对1980~2005年这26年的价格贸易条件与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的同时,对其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变动数值进行了预测。

3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及分析

3.1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根据拉斯佩雷斯(E.Laspeyres)的基期价格加权指数,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出口与进口商品的价格根据公式:L=■进行指数化。就指数化后的商品贸易体条件来说,如果在报告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增加或减少了,则认为贸易条件改善或恶化了。根据改革后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如表1所示的数据。

3.2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贸易条件变动原因分析

3.2.1 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增长近些年,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及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的上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进口高档消费品的消费能力日趋强劲,市场需求高级化。随着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外向型程度的提高,国内资源的短缺状况越来越严重,对国外原料、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需求的增长,引起进口价格的持续上升。

3.2.2 跨国公司施行“价格转移”策略外商投资企业为了达到减轻所得税负、转移资金和利润、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进口品的价格却降低了出口品的价格。在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进出口总额比重达55.5%的情况下,其“转移价格”直接导致了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都偏向于从中国之外采购中间产品,这使得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居高不下,外商投资企业依靠母公司内部采购的方式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有极大影响。有资料显示,在华投资的大型跨国公司依靠母公司内部采购的比重平均为30. 4%;欧盟、美国、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依靠母公司内部采购的平均比重分别是50%、29. 4%和25% 。跨国公司的采购是服从其全球市场发展战略的,不但会优先考虑从其公司内部采购,而且使用有别于国际市场交易收入的内部转移收入,特别是存在高估进口收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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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出口企业恶性价格竞争我国出口的产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大多数产品面临近似完全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产品技术更新能力薄弱、品牌核心价值低、同质性替代性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主要采取了价格竞争的手段,大部分出口商品价格不断下跌。出口商品的恶性价格竞争不仅使我国丧失了应得的贸易利益,而且还使我国企业屡屡遭受别国的各种市场准入限制,譬如反倾销制裁等等。

3.2.4 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1980~1996年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1997~2005年,由于出口数量的持续不断增加,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背离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化,但始终在基准线附近变动,2002年以后出口数量的大幅度上升,使得收入贸易条件明显改善。其中,出口数量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我国大规模的加工贸易产业。加工贸易,即进口零部件和生产设备,经加工增值后再出口。加工贸易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壮大后,已占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的兴起,迅速地推动了我国出口数量的增长。

3.2.5 政策因素的影响2002年为预防出口因世界经济复苏形势不明而可能出现的滑坡,我国提早进行了政策准备,明显加快了出口退税进度,加大了对企业出口的信贷、税收、国际结算和保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并积极应对以减轻反倾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放宽了对企业从事进出口经营活动的准入限制,形成了有利于出口良性发展的政策环境。2002年以后由于我国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在局部范围内对出口国形成了商品倾销的现象。中国政府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摩擦对整体贸易状况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存在倾销可能产品出口的政策。在一定上缓解了贸易摩擦的持续,但同时也使得我国的贸易条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是收入贸易条件增幅减小,其次是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明显,并出现了持续恶化的现象。

3.2.6 R&D的影响R&D对收入条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体现:第一,R&D投入提升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进而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第二,R&D投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单位时间内出口产品的生产数量,从而提高我国的出口量指数,提高整体出口产品价值总额,进而使收入贸易条件得以改善。第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数量和种类随着我国对于研发投入地增加而得到大幅提高,这一状况的改善,直接影响到国内消费者对于国外类似产品的需求水平。原来国内没有的产品种类的出现,类似产品的国内的大量生产都会减少国外同类产品的进口量,从而在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的同时,也对收入贸易条件进行了改善。

4贸易条件的变动预测

4.1 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预测由于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呈现指数化增长趋势,但其增长的原因却是受到我国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以及汇率低估,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研发投入增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根据灰色预测系统理论对我国2010年前的价格贸易指数和收入贸易指数进行预测。

4.1.1 价格贸易条件的预测由统计资料分别选取1980,1985,

1990,1995,2000,2005 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如表2所列。

设GM(1,1)预测方程x (0)(k)+ax(1)(k)=b其中:

x (0)=(x (0)(1),x (0)(2),x (0)(3),x (0)(4),x (0)(5),x (0)(6))

x (1)=(x (1)(1),x (1)(2),x (1)(3),x (1)(4),x (1)(5),x (1)(6))

X的1-AGD序列为:

x (1)=(x (1)(1),x (1)(2),x (1)(3),x (1)(4),x (1)(5),x (1)(6))

=(97.866667,195.306667,289.356667,382.423334,

475.473334,570.67334)

设■+ax(1)=b按最小二乘法求得参数a,b的估计值为:

■=-0.239962 ■=174.57231

■-0.239962x(1)=174.57231

其时间相应方程式为:

■(1)(k+1)=825.366105e0.239962k-727.499438■(0)(k+1)=■(1)(k+1)-■(1)(k)

由此可得以下数据:

2010年价格贸易条件预测值为81.12;2015年价格贸易条件预测值为25.19;2020年价格贸易条件预测值为54.66;2025年价格贸易条件预测值为69.46;2030年价格贸易条件预测值为87.94。如表3所列。

预测结论:由于数据在预测过程中存在时间跨度太长的问题,因此2010年以后各年的数据准确性大大降低,无法用具体数值进行分析。但同样可以从预测的趋势上来对我国2010年以后的年份中的价格贸易条件进行分析。通过数据分析我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商品贸易条件依然会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而就具体来说2010年我国的商品贸易条件将会下降到81.12的水平。下降的幅度将达到14.7%。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引起我国政府的重视。在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和减少贸易摩擦的同时更应该多在贸易条件方面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是我国外贸能和谐健康的稳步发展。

4.2 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预测由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呈现指数化增长趋势,但其增长的原因却是受到贸易政策,汇率,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研发投入等多方面因素的系统性影响,因此根据灰色预测系统理论对我国2010年前的价格贸易指数和收入贸易指数进行预测。由统计资料分别选取1980,1985,1990,1995,

2000,2005 年的收入贸易条件,如表4所列。

设GM(1,1)预测方程y (0)(k)+ay(1)(k)=b其中:

y (1)=(y (1)(1),y (1)(2),y (1)(3),y (1)(4),y (1)(5),y (1)(6))

=(100.245,497.94,1020.44,1866.806667,3508.806667)

设■+ay(1)=b按最小二乘法求得参数a,b的估计值为:

■=-0.616388 ■=139.424386

其时间相应方程式为:

■(1)(k+1)=326.195873e0.616388k-226.195873■(0)(k+1)=■(1)(k+1)-■(1)(k)

由此可得以下数据:

2010年收入贸易条件预测值为2788.4518;2015年收入贸易条件预测值为5164.837;2020年收入贸易条件预测值为9566.4423;2025年收入贸易条件预测值为17719.2077;2030年收入贸易条件预测值为32819.9667。如表5所示。

预测结论:根据预测的数据可以得出我国贸易的收入条件从2010年到2030年的系统变动的预测值,通过趋势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收入贸易条件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还会呈现出指数型增长的变动趋势,这与我国的孤立贸易实施促进外贸积极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大因素之一,我国始终都把通过对外贸易来改变国民福利水平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同时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出口产品会逐渐集中到附加值更高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会支持收入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提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着收入贸易条件。在对我国收入贸易条件进行预测的过程中由于时间跨度较大,因此在预测其内会遇到多种外界无法预测的因素影响,但就2020年的预测数据来数,则其数值在很大程度上相比较以后各期是较为准确的。即2010年我国的商品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以1980年未基期)将达到2788.4518比2005年上涨69.8%。

5结论

我国现价段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中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全球的社会化分工存在着的不平等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能占据低端制造业的生产市场,这样必将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中的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点早在6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是证明了的。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有其独特的优势,即人力资源,市场资源,以及潜在的技术资源等等。这就要求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这些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从中发掘我国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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