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概念分类汇总十篇
法律概念分类篇（1）
一、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概念
“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一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指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关系。法律监督各项权能共同构成法律监督职能,是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属于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范畴。二是指法律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检察系统内部各功能主体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或者为了保障和促进法律监督职能而形成的关系。这两层涵义是有联系的。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联系直接决定和影响了法律监督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法律监督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应当由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客观联系所决定,理应是对它的全面反映。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层涵义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不过从本文写作的目的来说,从第二个层面来界定法律监督内部关系更为恰当。因为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联系最终仍然要通过构建合乎其要求的主体关系来实现。此外,主体关系的构建不仅仅要考虑权能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且要考虑更多的要素,这些要素虽然与权能之间的联系无关,但是对权能的有效发挥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此,本文中的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一词采用第二个层面的涵义。
这一涵义包括了以下两层内容:
1.法律监督关系是指检察系统内部各个功能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是一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语,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有着不同的内涵。如在哲学领域,主体是相对于客体的一个概念,是指在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过程中,起主动作用的事物。法学中的主体是与法律关系一词紧密联系的,确指法律关系中的人。如在行政法关系中,行政行为的发出者和接受者都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本文中的主体并不考虑上述两个层面的意义,而是特指所有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业务部门(机构)和监督管理部门以及这些部门内的职能人员。
2.法律监督关系是指各个功能主体之间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或者为了保障、实现法律监督职能而产生的关系。每一个功能主体在对外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难免要与其他的主体发生关系,比如下级与上级、侦查与批捕,等等。为了确保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实施,在检察系统内部还存在对职能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部门,它们之间也会发生一定的关系。这两类关系是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实际内容。
学术领域对每一个概念的界定都与界定者的研究目的与研究范围直接关联,本文的这种界定也是由本文的写作任务和目的决定的。本文的出发点不是要从一个超然的角度来阐述、介绍或者评价检察系统的内部关系,而是要研究如何使法律监督主体与法律监督职能更为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换言之,就是要研究解决如何更好地促进检察系统提升整个系统的法律监督能力,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而一个系统能力的提升不仅仅取决于单个个体的能力,同时取决于多种内部结构与关系的协调和处理。正是这些对于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来说是必须解决和协调的关系组成了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外延,这也是笔者对法律监督内部关系进行上述定义和界定的理由和根据。这同时也体现了研究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重要意义。
二、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分类
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内部关系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往往既有相同性或者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据此,对主体进行分类,以此作为进一步分析和归纳的前提和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笔者进行了四个向度的分类:
(一)第一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内部关系的现实性程度。据此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1.应然关系。本文中的应然关系又包括两种类别,第一种是从社会发展和有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客观要求出发得出的应然关系,不妨称其为理想型关系;第二种是综合上述客观要求、当前的客观实际状况即实现要求的客观条件得出的应然关系,不妨称其为现实型关系。2.实然关系,即当前内部关系的实际状况。
(二)第二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发生关系的主体之大小,此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四大类:1.个体与部门、机关之间的关系;2.部门之间的关系;3.部门和机关之间的关系;4.机关之间的关系。
(三)第三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发生关系的主体之级别,此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1.级别相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2.级别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
(四)第四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主体之间发生关系的时点。此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三大类:1.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之前发生的关系;2.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之中发生的关系;3.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之后发生的关系。
上述四种不同分类下产生的类别关系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一是彼此在外延上往往存在交叉。如机关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是履行职能之前发生的关系,也可能是之中、之后发生的关系;既可能是同级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不同级别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的类别关系可能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处理原则和方式,比如上下级机关之间的关系与同职能的上下级部门之间的关系处理原则是相同或相似的。三是同一类别关系中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处理原则也可能存在差异。比如同是上下级部门关系,侦查职能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上下级关系在处理原则上就存在差异。
总之,内部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一方面需要我们条分缕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又需要我们归纳、整理和概括,对共性的东西进行归类和抽象。为此,根据上述分类,笔者拟定了如下的行文思路:以对理想型应然关系的研究为起点,通过对实然关系的调查和分析,最终
探讨和构建现实型应然关系。以第二种分类产生的四种关系作为分析各种内部关系的基本框架,在对每一种关系的分析中,再根据第三、第四种分类对各种具体关系进行探讨。
三、衡量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优劣的依据和标准
要探讨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应然模式,首先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依据什么能够断定我们得出的这种模式就是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应然模式?这就如同我们判定一个党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必然在先的要有一个标准和依据。笔者认为,判定某种模式是应然模式的依据在于:它能够使法律监督各项权能和谐且更好地得到履行,充分发挥其作用。因为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使命和设置的意义就在于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这个依据和标准又可以具体分化为四个内涵:
(一)各项权能在运行中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和立法设置该项权能的目的
从人类历史来看,任何一项权力最初都是基于管理某种社会公共事务的需要而产生的。即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集权时代,权力为私人所有,其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性质也并没有被抹煞。相反,任何忽视了权力服务社会之客观任务和性质或者用权不慎的王朝,终会被社会和人民所抛弃。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个人作为一级主体,通过古典个人主义的繁荣获得了与社会这一主体同等的地位与价值,权力的公益性和服务性在此基础上日益得到重视。每一项权力的设置都应该是为了管理或者解决某种公共事务,这是社会和立法设置该项权能的基本目的和出发点。权能得以更好履行的基本标志也就在于它能更好地实现社会设置它的目的和赋予它的任务。
(二)各项权能在实际运行中能够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项活动都需要具有效率观和效益观,司法活动也不例外。这作为法律监督权能履行得更好的标志,无需多言。
(三)各项权能之间能够实现一种有效的配合,形成一种高效的整体合力
与其他刑事机关不同的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具有多样性,从侦查、批捕到起诉,还有诉讼监督和职务犯罪预防。这些权能之间会存在某些联系,比如某种对立、制约或者互长关系等。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些客观联系,在此基础上对各项权能进行组合和优化配置,即有可能形成一种高效的整体合力。通过这样的组合与配置,每一种权能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法律概念分类篇（2）
一、引言：
法律语言的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经历了从着眼静态法律语言用词、句法结构等语言特征，将法律语言视为外在客体来研究的阶段，到研究动态、现实的法律活动中语言的产生与理解来探究法律话语的生成和认知机制的阶段。[1]概念转喻作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属于以现象学为基础的研究方向，被认为是人类思维中和概念隐喻一样基础、普遍的认知特征，广泛表征在日常语言中。法律语言中也毋庸置疑普遍存在概念转喻表征，并主要体现在法条表述及条文解释技巧这两方面。法律从业人员正是借助或潜意识使用概念转喻这一人类基础的思维方式，来表达、理解法律行业内话语，以及进行更加高级的法律解释、推理结论等专业行为。
二、概念转喻
关于概念转喻的定义，许多学者引用不同的关键概念和对其进行定义，本文考虑定义及分类的全面性及完整性，选取Radden和Kovecses的定义。Radden和Kovecses指出，转喻是一个概念现象和认知过程，并且在ICM（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内运作，ICM意为理想化认知模式，是一个有组织的概念结构知识域。转喻被定义为“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概念实体或载体为同一ICM内的另一概念实体或目标提供心理可及”。该定义涉及到评判转喻的三个关键：转喻出现在有ICM的地方;转喻作为心理桥梁使形成概念的人可想到要描写的目标;有一些概念实体可以更好地把我们的注意力向目标引导。转喻中包含了一个转喻体与一个目标体，转喻便是转喻体为目标体提供“心理可及性”的过程。
关于概念转喻的分类，Radden&Kovecses的分类最为系统和全面，根据理想化认知模式中转喻预提和转喻目标之间的关系他们将转喻分成以下两大类及若干小类：
第一类：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转喻
（1）事物与部分之间的转喻，主要包括整体转指部分和部分转指整体两种情况。（2）标量转喻，标量是由标量单位构成的整体。标量可作为整体用以表示其上限，也可用其上限代表标量整体。（3）构成转喻，事物是由材料、物质构成的整体。这种转喻类型中，事物可代表它所含的物质和材料，材料、物质也可表示其构成的事物整体。（4）事件转喻，事件是由众多同时发生或相继发生的分事件组成的整体，分事件和事件整体之间相互代替产生事件转喻。（5）范畴和成员之间的转喻，范畴与成员之间以及总称和特指之间的转喻关系也属于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转喻。（6）范畴及其特征之间的转喻，范畴定义通常反映其主要特征。因此可用整体范畴表示其主要特征，也可用其主要特征来替代整个范畴。（7）缩减转喻，此类转喻是用某一语言形式的部分来替代整个语言形式。
第二大类：整体中不同部分的转喻
（1）行为转喻，行为理想化认知模式含有施事、受事、工具、行为本身、行为结果、事件等，这些因素之间存在行为转喻关系。（2）感知转喻，人们的感知和所感知的事物之间存在感知转喻关系。（3）因果转喻，用原因转喻结果，忽视结果转喻原因。（4）生产转喻，生产活动中设计的各要素相互代替，“杜康”代酒，“马列”代马列书籍、思想等。（5）控制转喻，控制关系中的控制者和受控物之间相互替代产生控制转喻。（6）所属转喻，所属这和所属物之间相互替代产生所属转喻。（7）容器转喻，容器转喻包括容纳内容以及容纳内容代替容器两类。（8）地点转喻，地点与处于该地的人、机构、事物等密切相关。（9）符号和指称转喻，Kovecses&Radden将语言形式和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归为符号转喻类型。
三、概念转喻在法律语言中的表征及运作
1.法条中的概念转喻
众多学者指出法律条文中广泛存在着利用概念隐喻来阐释法条的现象，但鲜有人提及概念转喻现象。Taylor指出在人类使用语言和认知过程中，概念转喻比概念隐喻更为基本。结合理论与实际，我们也能够发现概念转喻在法条中确实普遍存在。
A.“法律”一词的表述
就像在自然语言中，语言表达反映出概念转喻的思维，在法律条文的构建中，有许多概念的表达也必须借助一定的心理通路，如“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都属无效民事行为”这一类表达中的“法律”抽象概念。在这里“法律”这一词代表的是所有法条的抽象概念集合，是一个抽象范畴总称，该范畴包含了一系列的成员，即法律中的具体法条。概念转喻中第一项分类便是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转喻，该类下包括了具体的范畴和成员之间的转喻情况，即范畴与成员之间的转喻关系也属于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转喻。此处该法条中实指内涵是“违反了任何一条法条的或是社会公益的都无效民事行为。然而此处却用抽象范畴名称“法律”代替具体范畴内部成员“具体的法条”，此类表达中，概念转喻思维实现了语言的经济性――以能传达出意义最简的语言形式呈现，也避免了法律语言犯累赘、拖沓的毛病。
B.“……人”的表述
在具体法条中我们常常使用限定语对法律施事的对象进行限定，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几个概念限定了法律作用的对象，这些对象都是“完整的人”，而非人的某一部分，这些人也并非只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这方面的特点，而是指包含了民事行为能力特点的全部人的范畴。但此处法条对这些人的描述建立在对象的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特点之上。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转喻中包含了范畴及其特征之间的转喻，即可用整体范畴表示其主要特征，也可用其主要特征来替代整个范畴。在此处，这几个词的使用便属于用主要特征来替代整个范畴的情况，用范畴总指的那一部分人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特点指代范畴总体。这样的表达不仅保证了语言的经济性，还能够凸显出范畴的最显著的特点，实现法律语言的有效、准确表达。
概念转喻在法律语言中的运作机制与在自然语言中并无二致，都遵循找到实现目标体“可及性”的心理通路，但法律语言的目的及功能决定了其转喻体及目标体之间的关系大多利用整体、部分转喻思维。
2.条文解释技巧中的概念转喻
概念转喻是意义拓展或缩小、语法关系的建立、语用推理和语篇连贯这些认知过程中的思维的“桥梁”。[2]法律条文术语运用至实际案例中，需要通过解释技巧得出解释结论。在常见的法律解释技巧中，扩大解释和缩小解释从方法角度来看都是概念转喻思维的直接体现。
A.扩大解释
扩大解释指对用于解释后的含义大于字面含义，但该含义仍处在该用于可能的含义范围内。在法律解释中法律从业人员总是通过扩大解释的方式来拓展法条的内涵，实现自己的辩论目的。扩大解释这种方法本身是被允许的，但是其解释后的结论并不一定具有可适用性。[3]律师们也通常通过对法条中的一些概念进行表达上的转喻替换来实现扩大解释。例如，将网络上的虚拟财产解释为“财物”，没有超出“财物”可能的含义范围，属于扩大解释。在网络侵权案件中，将虚拟财产扩大解释为“财物”将对应法条中更多关于财物的相关规定，增添了维权方的论据。但是，将这种扩大解释的结论适用到具体的财产犯罪中是否合理，则需要具体分析。在将“虚拟财产”扩大解释为“财物”的这一过程中，虚拟财产属于是财物这上位范畴中的一个成员，所以这一扩大解释过程反映了用整体代替部分的概念转喻思维。通过使用“财物”这一整体来代替“虚拟财产”这一部分，引导听者想到与“财物”有关的法条，争取更多的论据。
B.缩小解释
缩小解释指用于解释后的含义小于字面含义。例如，丢失枪支不报罪的成立要求造成严重后果。该严重后果是指枪支被不法分子捡到用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如果不法分子见到枪支后，在阳台把玩时，由于过失，导致枪支掉落砸死了行人。这种后果不应视为该罪的严重后果。这就要求对该罪的严重后果进行缩小解释，仅限于捡拾者将枪支当作凶器，故意用于违法犯罪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上述阳台中的枪支只是起到一个花盆的作用。此时的缩小解释，需要强调“枪支”发挥的“高空坠物――花盆”的功能，忽视枪支这一具体范畴，而是突出枪支这一范畴具有的边缘属性――“可做砸人坠物”。因此，在后续法律缩小解释中，解释人必须发挥转喻的思维，使用枪支范畴的一具体特点――“可做砸人坠物”这一部分属性来代替枪支这一个整体范畴。[4]这一部分整体转喻为解释人及听众提供了“严重后果”不成立的心理通路，使得从原法条解释到缩小解释之间的转变能得到理解。
四、概念转喻在法律语言中的功能
1.实现法律语言的自然、经济性
概念转喻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思维机制，普遍表征于法律语言中，保证了法律语言的自然流畅，也帮助实现了其语言的经济性。概念转喻恰当的使用可以有效促进法律沟通交流有条不紊的运行。注意概念转喻在法律语言中的运用，可以有效确保对法律术语的把握，提高法律语言的运用水平，促进法律文化的交流。同时，法律语言中概念转喻思维也保证了法律、经济交流中的用语得当，做到用语的严密、严谨和有效，以保证法律事务的有效进行。在国内的经济交往中，很多纠纷缘于法律语言的表述不当。对法律用语的把握不当容易引起法律纠纷，也易造成法律从业者工作的失误。可见，概念转喻于法律语言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了保证语言自然、有效运行的作用。
2.凸显法律表达中的重点
概念转喻中常出现以范畴特点代替范畴总体这样整体部分之间转喻的情况来表达法律表达中所限定的对象。为凸显其法律上最重要的特征，法律从业者往往选择用对象的某一重要法律特点这一部分属性来代替这个对象整体，从而凸显出对象法律上的特点。正是人类特有的概念转喻思维保证了这种以凸显为目的的替代行为得以被理解。
3.意义延伸
法律从业者正是通过法律解释来得出解释结论，因此解释技巧在法律解释发挥了很大作用。法律解释技巧中的扩大解释、缩小解释正是通过利用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实现的，通过概念转喻，运用整体转喻体代替部分目标体实现扩大解释，运用部分成分作为转喻体代替整体目标体来实现缩小解释。概念转喻为意义延伸提供了心理通道，是实现意义扩大或缩小的关键所在。
五、结语
概念转喻广泛表征于法律语言表达中，是法律语言的特点之一。从概念转喻视角研究法律语言，除了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专业语言之外，还有助于向大众剖析出了法律语言的内在含义、显化法律从业人员话语中的内涵，对法律语言本身及它所属的法律学科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廖美珍：《国外法律语言研究综述》[J]，《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6期，第66-67页。
法律概念分类篇（3）
1.法律关系具有三项基本要素，即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形式和法律关系所指向的行为。
2.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谓的“人”是法律上的人，即法律主体。所谓的“物”是指非法律主体的客观事物。法律上的人并不一定仅仅就是我国法律上的自然人与法人两种，一些国家的古代法律曾经将神庙和动物也拟制为法律主体，在分析法学的观念中，这也是法律上的人，因为法律上的人不同于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人，它的本质特征在于法律的拟制，它只因法律的拟制而产生，而不因其它。[注释]
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法律主体与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然而，人们在认识和分析法律有关系时，常常忽略这一原则，走向歧途。如关于“物权关系”的一种学说就认为，“物权关系”是人与物之间的法律关系，物权就是对物的权。其实，物权的本质也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过物权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物的所有权人与一切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而已。
3.每一种法律关系都指向一种行为，它是对于这种行为的规范关系，这种行为可以与物有关，也可以与物无关，可以是事实行为，也可以是法律行为。
4.每一种法律关系都具有一种规范形式，最为基本的法律关系的规范形式，即法律关系的元形式，是两个法律主体之间的关于某一行为（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的规范性关系，而不是一个法律主体与多个法律主体或多个法律主体与多个法律主体之间的复合关系。
关于这一原则，权力——责任关系需要特别说明，例如在甲与乙之间，甲有权力，乙有责任，甲能够决定乙与丙之间的法律关系，尽管这里涉及到丙，但是，这里的权力——责任关系仍然只是存在于甲和乙这两个法律主体之间。
5.法律关系的结构可以这样的公式来表示：N＝F（xy），其中N＝法律关系，F＝法律关系规范形式，x＝法律关系的主体，y＝法律关系所指向的特定行为
6.在法律关系的元形式中，一方法律主体承受法律利益，另一方法律主体承受法律负担，法律利益表现为（狭义）权利、无义务（自由）、权力、无责任（豁免）四种形式，相对应地，法律负担表现为义务、无权利、责任、无权力四种形式。
法律利益就是广义上的的权利概念，见下文。
7.一个法律主体和多个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或多个法律主体与多个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化约为若干的法律关系元形式。
这一原则就像数学中一个原则：“任何数都可以化约为质数之和”，只不过数学中的质数是无限的，而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却只有四种。这一原则也象物理学中的一个原则：“任何物质都可以化约为原子组合的形式”。
五、与法律关系元形式相关的法律术语之阐释
每一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包含两个基本的法律概念，四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则涉及八个基本的法律概念，这八个基本的法律概念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的相反关系、关联关系和矛盾关系（注：法律上的相反关系和关联关系是霍菲尔德提出的，而法律上的矛盾关系是G.L.Williams教授提出的，那么，法律上的矛盾关系是什么含义呢？让我们举例说明，例如（狭义）权利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就是指，在甲与乙之间，如果甲有（狭义）权利，就意味着乙没有自由，即“一方有（狭义）权利，另一方就没有自由”，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不可能共存于一个法律关系的元形式之中，这就是（狭义）权利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下列图式所示：[注释]
法律上的相反关系
权利
无权利
无义务（自由） 义务
权力
无权力
无责任（豁免） 责任
法律上的关联关系
权利
义务
无义务（自由） 无权利
权利
责任
无责任（豁免） 无权力
法律上的矛盾关系
权利 无义务（自由）
义务 无权利
权力 无责任（豁免）
责任 无权力
下面，我们对八个基本的法律概念及其法律术语作具体阐释。
权利——义务
这里的权利概念是狭义的权利概念，而在一般的法学文献中，“权利”是一个大箩筐般的词语，其内涵繁多，歧义丛生。除狭义的权利概念外，本文所谓的权力、自由和豁免等概念也均有权利一词的指向范围之中。
所以，关于“权利”一词在法学话语中的使用，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总结：狭义上的权利概念是指，在一方法律主体（甲）必须为另一方法律主体（乙）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法律关系中，另一方法律主体（乙）所处的法律地位，即另一方法律主体（乙）具有要求一方法律主体（甲）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正当性；而广义上的权利概念则等同于法律利益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狭义的权利概念，也包括本文前面所界定的权力、无义务（自由）和无责任（豁免）三个概念。
狭义的权利概念本质上是一种十分抽象的理念，是一种无形的规范关系，令人难以直观把握，但在实践中，它往往通过拥有（狭义）权利的一方法律主体的请求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在法学史上，法学家通过“请求”这一形象的概念来把握（狭义）的权利概念。例如，在英美法系，法学家用“claim”一词来表示狭义的权利概念，而在大陆法系，民法学家则用“请求权”（Anspruch）的概念来表示狭义的权利概念。但是，严格说来，用一个形象的行为来演示一个纯粹理念上的规范关系是一种不严谨的做法。
无权利——无义务（自由）
这里的自由概念与我人的日常意识所理解的自由概念不尽相同，它纯粹是对义务的否定，它是指在一方法律主体（甲）无权利要求另一方法律主体（乙）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法律关系中，另一方法律主体（乙）所处的法律地位。而我们的日常意识所理解的自由概念则不是一种最为基本的法律关系，而是一种复合性的法律关系，它不仅包含上面所定义的自由概念，同时还包含狭义的权利概念，例如，在我们的日常意识中的“公民的迁徙自由”概念，它一方面包含公民可以自由迁徙的含义，即他人或政府无权利要求公民不自由迁徙，另一方面，它也包含公民有权利要求他人或政府不干预其迁徙自由，即他人或政府有义务不干预公民自由迁徙的含义，甚至包含公民有权利要求他人或政府积极协助其自由迁徙，即他人或政府有义务积极协助其自由迁徙的含义。在现实生活中，一种自由如何仅含有“可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概念，而不含有“请求他人不干预”以及“请求他人积极协助”的概念，那么，它是形同虚设，无实际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本文所界定的自由概念在逻辑上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
所以，关于“自由”一词在法学话语中的使用，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总结：狭义的自由概念是指本文所界定的与“无权利”相关联的、与“义务”相反的自由概念，而广义的自由概念就是指上述的我们日常意识所理解的自由概念。
在英美法系，一些法学家如霍菲尔德用“privilege”来表示本文所界定的自由概念，而用“liberty”表示我们的日常意识所理解的自由概念。
权力——责任
法学家对权力概念的发现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在英国第一个比较明确地将权力（power）概念从权利（right）概念中提炼出来的法学家是萨尔蒙德，他指出权力可以是公法性质的，即公权力，也可以是私法性质的，即私权力。
公权力与私权力都可作进一步的分类。在公法中，如果实施权力是一种义务，那么这种权力就是职权（ministrialpower），如是实施权力是一种自由，那么，这种权力就是裁量权（discretionrypower），（注：Dias：Jurisprudence，fourthedition，Butterworths1976，p.57.）但是，这里的职权和裁量权概念就不是纯粹的权力形式了，而是复合性的法律概念，因为它们中掺入了其它元形式如义务和自由。在私法中，决定他人法律关系的权力通常称为authority，而决定自己的法律关系的权力通常称为capacity.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许多法学论文中，强制力被视为“权力”特别是“公权力”的本质特征，这是一个歧途，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歧途，然而在这个歧途中却挤满了法学学者。这一歧途之“歧”就在于：它将对权力这一法律概念的分析引到社会学的路途上了，却抛弃了法学自身的方法，即规范分析的方法，将一种法学上的规范关系变为一种社会学上的事实关系，实在有“张冠李戴”之嫌，因为规范关系纯粹是理念世界中的关系，不掺杂丝毫强制力的成分。
本文中责任概念与一般的汉语法学文献中的责任概念的差异就更大了，在后者，所谓责任是指违反了既定的法律规范后所导致的法律上的不利。而在本文中，责任则是指一法律主体的法律关系的设定、变更和消灭决定于另一法律主体的法律行为这样一种法律关系。
无权力——无责任（豁免）
这里的豁免概念与国际法上的豁免概念如“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不尽相同，后者主要是指“法律规定的例外”，这种“例外”可以是义务上的例外，免于某种义务，当然，也可以是责任上的例外，免于某种责任，即无责任，但是它决不仅仅是指“无责任”状态。[注释]
六、权利[注释]的元形式：一种基于法律关系元形式理论的分析
由于权利概念在法学中的极端重要性，对权利概念的分析特别是对权利的基本类型的区分是法学的一项基础工作，以上本文关系法律关系的元形式的分析也为权利概念类型化奠定了基础。[注释]
上文已经指出，每一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都包含一种法律利益与一种法律负担两上方面，法律关系中的一方法律主体承担法律利益，另一方法律主体承担法律负担，而所谓法律利益就是（广义的）权利的概念，因此，每一种法律利益实质上就是一种（广义）权利的类型，所以，相对于法律关系的四种元形式，（广义）权利也具有四种基本类型。由于这里所谓的（广义）权利的四种基本类型的区分是以法律关系元形式为基础，以权利的形式四种基本类型的区分是以法律关系元形式为基础，以权利的形式而不是内容为标准的，所以，以下本文也将（广义）权利的基本类型称为元形式。如下：
相对于法律关系元形式之一即（狭义）权利——义务关系，（广义）权利元形式之一就是（狭义）的权利。
相对于法律关系元形式之二即无权利——无义务（自由）关系，（广义）权利元形式之二就是自由（无义务）。
相对于法律关系元形式之三即权力——责任关系，（广义）权利元形式之三就是权力。
相对于法律关系元形式之四即无权力——无责任（豁免）关系，（广义）权利元形式之四就是豁免（无责任）。
在权利概念的分析史上，以上四种权利类型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被人们认清的，而是经过数代法学家立足于经验材料的细致分析后而达致的。早在三个世纪前，霍布斯在批评科克（EdwardCoke）时就指出beingbound和beingfree的差异，而边沁在《特定的法理学的范围》（TheLimitsofJurisprudenceDefined）一书中也区分了claim和liberty两个概念，尽管此书直到1945年才出版。边沁的门徒奥斯丁也做了同样的区分，这实际上都是本文以上所说的（狭义）权利与自由的区别。1862年温德夏特在其著作《潘德克顿》（LehrbuchdesPandektenrechts）中区分了（狭义）权利与权力的概念，1878年Thon在《法律规范与主观的权利》（RechtnormundsubjektivesRecht）一书中区分了Anspruch请求权（相当于狭义权利）、Genuss享益权（相当于自由）和Befugung权力三个概念，1883年Bierling区分了Anspruch请求权、Durfen可为权和Konnen能为权三种权利形式，1902年萨尔蒙德区分了claim、liberty、power三种权利以及duty、disability和liability等概念，直到1913年，德裔美籍法学家霍菲尔德做了一个集大成的工作，在萨尔蒙德的分析基础上增加了豁免（immunity）的概念，终于完成了权利分析的完整体系，他的论文已成为美国法学院的学生学习法律分析方法的入门教材，而法学院图书馆中那些汗牛充栋的有关法律权利的论文与著作，几乎没有不提及霍菲尔德这个名字的，霍菲尔德似乎已经成为人们认识法律权利的路途上的一座绕不过去的桥梁。
下面，我们继续思考了一个问题。以长于思辩为特色的德国民法理论将权利按所谓“法律上的力”也区分为四种类型，即请求权、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尽管在表面上，这与本文以上所分析的权利的四种元形式十分相似，那么，差别是否存在呢？厘清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后将法律关系元形式的方法引入民法研究时，可以扫清许多概念上的障碍。下面，我就作一简要的比较分析。
1.请求权（Anspruchrechte）与（狭义的）权利概念
请求权的概念是德国法学家温德夏特创制的，上面已经指出，请求权与（狭义的）权利概念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其义都是要求他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权利。但是，民法学上的所谓“请求权与其基础权利关系”理论使问题变得复杂了。这一理论说明，请求权的概念主要侧重于它是因原权利受侵犯而生的一种救济性的权利。[注释]而不是侧重于它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元形式，尽管“请求”二字形象地标示着它是一种独特的权利形式。所以，请求权的概念不能与本文所界定的狭义的权利概念画等号，正如“公民”的概念，尽管它也指人，但它也决不能与“自然人”的概念画等号。
在使用请求权的概念时，“请求权”这三个字还令人常常将请求权概念幻觉为：如果某人有请求权就是意味他有实施“请求”这一行为的权利，从而将“请求权”与“请求的自由”两个概念混淆了。在许多情形下，某人不具有请求权，但不能据此否认他的“请求的自由”。这一问题在诉讼法的理论上就表现为胜诉权与诉权的关系问题，在诉讼法上“不具有胜诉权”并不意味“不具有诉权”，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这里不再赘述。
法律概念分类篇（4）
德国学者考夫曼在《法律哲学》一书中，对概念与类型之间的关系作过以下论述：
类型是建立在一般及特别间的中间高度，它是一种相对具体，一种在事物中的普遍性。类型一方面与抽象一般概念相异，一般概念，透过一个有限数量独立的“特征”被加以“定义”（被限制），并因此一依kant（康德）的意思，与直观相对的。类型在它与真实接近的以及可直观性、有对象性来看，是相对的不可以被定义，而只能被“描述”。它虽然有一个确定的核心，但却没有确定的界限，以至于对于一个类型存在的特征“轮廓”或多或少有所缺少。而这却会造成对于一定事实类型化的困难。概念（在这里一直被理解为抽象的一般概念），当做一种种类概念或分类概念是封闭的，而类型则是开放的。概念只认识一种区隔性的思考。而类型（次序概念、功能概念和意义概念）相反的，让自己在“或多或少”多样的真实中存在。⑴
以上考夫曼对概念与类型的区别作了论述，论及概念的可定义性与类型的不可定义性但可描述性；概念的封闭性与类型的开放性；概念的区隔性与类型的涵摄性。对于概念与类型的区分，我国台湾学者概括为以下五点：⑵
1．概念是封闭的，只有所有特征都具备时概念才存在；类型是开放的，其特征中某一个或几个特征可以舍弃，并不影响类型的存在。
2．概念与类型在其对事实对象的“归类程度”上也不同。前者只能够以：“either...or”（是或者不是）方式，将某一事实涵摄（sulsumtion）于概念之下；后者则可以“more or less”（或多或少）的方式，将某一事实归类（zuordneb）于类型之下。
3．概念适用于事实时，要求概念特征具有同一性；类型适用于事实时，只要求彼此具有相似性即可。
4．概念具有可定义性，即透过穷尽地列举对象特征的方式加以定义；类型则无法加以定义，只具有描述性，即通过描述一连串不同维度的特征加以描述。
5．概念特征的数目与概念范围成反比例（概念的内涵特征越少，概念的适用范围越多；内涵特征越多，适用范围越小）；类型概念不能够适用该逻辑规则。
应该说以上区分的论述对于我们正确地厘清概念与类型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帮助。当然，类型本身是一个适用十分广泛的概念，一般认为类型可以分为经验类型、规范类型与理想类型。考夫曼还指出在法教义学中的类型是指“规范类型”，它区别于韦伯的“理想类型”。考夫曼对法律适用有一个十分生动的描述：
在法律的实现过程中，我们等于是不断地在一种将法律的概念关闭、开放，并再度关闭。我们几乎可以称它是一种“概念法学”及“利益法学”的辩证统一（透过它，必须承认两者各拥有一种正确的观点）。⑶
这里的概念法学，是指因概念的封闭性而使法律规范形成对司法者的某种限制，以保证一般正义的实现；而利益法学是指通过打开封闭的概念，纳入利益平衡的因素，从而实现个别正义，，当然，考夫曼对于概念与类型在立法与司法中的作用作了说明，他认为立法者的任务是对类型加以描述，如何描述呢？就是用概念加以描述，因而立法是类型概念化。但立法时将类型完全概念化是不可能的，因而在司法适用时，又要到类型中去发现法律。如何发现法律呢？通过“事物的本质”去发现法律。考夫曼另有一本著作，名为《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在该书中，考夫曼提出：
“事物本质”是一种观点，在该观点中存在与当为对应互相遭遇。它是现实与价值相互联系（“对应”）的方法论所在。因此，从事实推论到规范或由规范推论至事实，一直是一种有关“事物本质”的推论。事物的本质是类推（类似推理）的关键点，它不仅是立法，也是法律发现之类推过程的基础。因此，它是事物正义与规范正义之间的中间点，而且本身是在所有法律认识中均会关系到的、客观法律主义的固有负载者。⑷
以上考夫曼关于事物本质的论述较为晦涩难懂。显然。事物的本质不是一种规范判断与形式判断，它是一种实质判断。当然，事物的本质也不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是一种存在论的判断。通过事物本质发现法律，是对通过法律解释发现法律的一种不得已的补充。在这种事物本质的思考中采取的是类型化的思考方法。
在刑法学中，类型性思考方法也是广泛地被采用的，尤其是刑法教义学所建构的犯罪论体系，就是类型性思考的杰作。例如，贝林提出了“类型性”是一个本质的犯罪要素的命题，而构成要件就是犯罪类型性要素的载体，贝林提出：
关键是，需要更严格地分清“犯罪类型”与法律构成要件概念的关系，随即还需要解释构成要件符合性与构成要件的关系以及与“类型性”之关系，⑸
此后，贝林又提出了观念形象或者指导形象的概念，以此来界定构成要件，因为构成要件只是犯罪的事实性的要素，不能直接等同于犯罪类型。贝林指出：
每个法定构成要件肯定表现一个“类型”，如“杀人”类型，“窃取他人财物”类型，但是，并不意味着这种——纯粹“构成要件”的——类型与犯罪类型是一样的。二者明显不同，构成要件类型决不可以被理解为犯罪类型的组成部分，而应被理解为观念形象（vorstellings-gebild），其只能是规律性的，有助于理解的东西，这逻辑上先于其所属的犯罪类型。⑹
构成要件是一种类型，而不是一个概念，这种类型为认定犯罪提供了指导形象，构成要件有所谓封闭的构成要件与开放的构成要件之分。只有作为一种类型，构成要件才可能是开放的。如果是一个概念，则不存在开放性，即没有开放的概念。上述构成要件这一类型，可以涵括有关案件事实。因此，类型性思考只是表现为逻辑上的涵摄（subsumierbar）。涵摄，最初译为包摄，是指将一定的事实通过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纳入一定的类型。因而，法律适用就逻辑实质而言就是一个涵摄的过程。考夫曼比较了法律适用的涵摄模式与等置模式。等置模式是比较的思维方法，即把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的含义进行对比，如果两者一致则可将案件事实归入某一构成要件，而涵摄模式是进行演绎推理的方法加以推断。以上两种方法是有所不同的，涵摄推理更依赖于逻辑的力量，而比较则包含了某种决断。一般认为，涵摄更具有必然性，而等置更具有或然性。但考夫曼并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对抽象的逻辑推理应当保持一定的警惕，人们应当谨防过度的“逻辑的”推论。考大曼引述了salocia landman所举的一个例子，以证明“举轻明重”的推理可能带来的荒谬。这是一个犹太人与拉比师傅的对话：
犹太人：我可以跟我太太睡觉吗？
拉比师傅：这是当然。
犹太人：我的邻居可以和他的太太睡觉吗？
拉比师傅：可以。
犹太人：我的邻居可以和我太太睡觉吗？
拉比师傅：绝对不行。
犹太人：我可以和他太太睡觉吗？
拉比师傅：绝对不行。
犹太人：拉比，这其中的逻辑何在？当我可以和一个我的邻居不可以一起睡觉的女人睡觉时，要到什么程度我才可以和一个我的邻居可以一起睡觉的女人睡觉？⑺
以上对话的最后一句翻译得不好，我重新编排了一下：
我可以和一个我的邻居不可以一起睡觉的女人睡觉，我为什么不可以和一个我的邻居可以一起睡觉的女人睡觉呢？
从正确的前提推导出错误的结论。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逻辑推理本身的错误，而是没有遵循逻辑推理规则所发生的错误。在上述对话中，逻辑错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理解能否与一个女人睡觉的根据：是否存在婚姻关系。而婚姻关系是一个事实问题，它不是靠逻辑推理所能够解决的。因此，不能由此而否认逻辑推理的正确性。
考夫曼在《法律哲学》一书中讨论了一个德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盐酸案。该案的案情是：
x携带盐酸泼洒于一名女会计的脸上，进而抢走她的钱包。在联邦法院的判决书中，涉及的问题在于：x是否违反了加重强盗罪。根据行为当时有效的刑法第250条规定，加重强盗罪的构成在于：“当行为人……携带武器实施了本行为，而以武力或以武力胁迫，防止或压制他人的反抗时”。因此必须判断的是在该案中使用的盐酸是否为一种“武器”。联邦法院肯定了这点。因为这个判决相当有争议，而且多数人认为应该被否定，所以立法者相应地修改了刑法第250条，现在的规定是：“携带武器或其他器械或方法实施了本条行为，而……”现在不再有争论了。但这个案件就方法论的观点仍然相当具有教育意义。⑻
上述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是：能否把盐酸看做是“武器”。对于这个问题，当然会存在不同理解。对于盐酸案，联邦法院是将盐酸看做为武器的，但从后来修法来看，立法者似乎又是否认盐酸是武器的解释的。考夫曼并不在乎哪一种结论正确，而是关注某一种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即思考方法。考夫曼指出：
“武器”在加重强盗罪中并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类型”。当然这里，而且正是这里，会提出的问题是：在如何范围内，此种类型概念可以被打开，以及在如何范围内，抽象普遍的概念必须被划定界限。⑼
考夫曼的意思是说，只有把“武器”理解为一种类型而不是——种概念，才更容易把盐酸归入“武器”一词之中。
对于上述盐酸案，德国学者罗克辛作出了另外的解释：
因为口语中承认“化学武器”的概念，文字意思并不要求将武器的概念限制在机械性作用的工具上。另外，法律的目的也指出，对特别危险的伤害方法应当给予更严厉的惩罚，从而支持在武器的概念中包括化学手段；用盐酸造成的伤害甚至比用例如棍棒的一击还要严重。⑽
尽管对于“盐酸”是否“武器”这个上问题上存在争议，但考夫曼的类型性思考方法对于我们具有重大的启迪。类型性思考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还是一种十分复杂的认知过程与判断过程。我国学者杜宇博士对刑法的类型化思维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
刑法类型的意义，并非如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仅隐藏在类型或规范本身，仅仅隐藏在法条的规定之中。相反，为了探寻这种意义，我们必须回到某些直观的事物，回溯到有关的具体案件事实。刑法类型的真实意蕴只有在这些事实之中才能开放，才能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同样，案件事实的意义，也并非可以从事实本身分析得出，只有以类型为观照，才能显现出其规范性的意义与价值。这样一来，刑法类型与案件事实的遭遇，便呈现出“诠释学循环”的关系：一方面必须针对生活事实来认识类型，另一方面必须针对类型来认识生活事实。按照english的说法，上述“诠释学循环”便是一个“目光不能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过程，⑾是一个类型与素材之间不断互相开放和交互作用的过程。更为本质地讲，这一过程绝非将案件事实简单概括和归属于刑法规范，而是一种逐步进行的，从事实的领域探索前进至类型的领域，以及从类型的领域探索前进至事实的领域的过程，是一种在素材中对类型的再认识，以及在类型中对素材的再认识之过程。我看更为形象地讲，是一个类型唤醒事实，事实唤醒类型的互相“呼唤”过程，是一个类型让素材说话，素材令类型发言的互相“启发”的过程。⑿
在以上论断中，杜宇博士对类型的刑法意义作出了十分深刻的揭示。当然，类型性思考与个别性思考是相对应的，也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说，在定罪过程中，尤其是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认定中，是以类型性思考为主；那么，在量刑过程中，就是以个别性思考为主。贝林在论及犯罪类型时曾经指出：
基本意义上的犯罪类型的划分根据是：立法者一方面使法定刑与犯罪类型相适应，另一方面，使法定刑在原有法定犯罪类型的基础上有所波动，从而表现为不同的刑罚幅度。在体系上，罪刑相适应构建了刑法的“分则”，在此基础上对刑法中的犯罪进行了分类和再分类；在此意义上的罪刑相适应，类型是独立的（suigeneris），即从某类型出发一条直线笔直通向特定的法定刑。而量刑中的罪刑相适应，虽然关键仍然是有责不法的“类型化”行为，但它并不能直线通达法定刑，而必须首先越过这个或那个量刑的因素以及该因素所包含的不同类型，才能确定适当的刑罚。这种“形态”可被理解为非独立的犯罪类型、非关键特征的类型、类型性的附属形象，本身并不可直接适用，只有与独立类型同时启用时才能予以利用。⒀
以上这段话如果不加理解有些难懂。贝林的意思是，定罪是以类型性的构成要件为根据的，但量刑则要考虑非类型性的因素。因此，定罪是类型性思考，量刑是个别性思考。任何新闻都有五要素，即五w：何人（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因（why）、何事（what），完整的案件事实也同样要求具备以上五要素，例如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张三（who）在五一节那天（when）的大庭广众之下（where），因为李四骂了他一句（why），就一拳击中李四的胸部，李四倒在地上后死亡（what）。这样一个案情，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不考虑其他四个w，只考虑what，该行为符合杀人（致人死亡）的类型，这是纯正的类型性判断。在违法性阶层中，考察辱骂是否足以阻却违法，这仍然是一种类型性思考，但要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判断，因而已经是一种不纯正的类型性判断。如果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即过失杀人，则定罪阶段结束。在量刑阶段，基于刑罚个别化原则，主体的未成年（who）、五一节（when）、当众（where）、被辱骂（why）这些因素才被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或者酌定情节而予以考虑。由此可见，从定罪到量刑是一个从类型性走向个别性的过程，思维方法亦应随之而调整。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德]考夫曼著：《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191页。
⑵吴从周著：《法理学论丛——纪念杨自然教授》，月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
⑶见前引⑴，第143页；
⑷见前引⑴，第143页。
⑸[德]恩施特·贝林著：《构成要件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⑹见前引⑸，第5页。
⑺见前引⑴，第144-145页。
⑻见前引⑴，第107页。
⑼见前引⑴，第142页。
⑽[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法律概念分类篇（5）
其实，对复杂的法律关系的分析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其化约为若干最为基本的法律关系，正如化学家对化合物的分析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其化约为若干基本元素一样。这里，“最为基本的法律关系”就是本文所谓的法律关系的元形式，[注释]它们是“法律中的化学元素”。
近两个世纪以来，德国的概念法学以及英美的分析法学等学派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都曾经作出卓越的功绩，但是，概念法学和分析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法学研究并未产生深刻的影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学方法论，也未赢得应有的关注，在中国既有的法学话语中，特别是中国民法学的话语中，一套系统的精当的用以描述最为基本的法律关系的法学概念与术语更有尚付阙如。尽管现有的法学文献中也充斥着权利、义务、自由、权力、责任、豁免等基本法律概念与术语，但其语义之模糊，用途之含混，却阻碍着我们获得一个关于法律关系的清晰图景。
古语云：“不利其器，何善其事？”由于缺乏必要的概念的辅助，所以，在当前的法学研究中，中国的法学家并不擅长于“元素分析法”，即以法律关系的元形式理论分析复杂的法律关系，却是习惯于“大刀阔斧”，采用“以化合物分析化合物”的方法，所以，每当法学家面临一种复杂的法律现象而困惑不解时，诸如“双重所有权”的理论总会跳将出来应急一时，抛下许多语言的迷障，使得法学研究陷入云山雾海之中，例如信托权利研究、国有企业经营权研究都曾陷入这样的境况。而此种法学理论的贫乏，在司法实践中又表现为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形：法官无力于精确的法律分析，转而借助混沌的道德感觉，决断讼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所谓的法治也渐渐脱去了法治的真髓，法治终不成其为法治了。
当然，法律关系的元形式的研究，除上述的在法的方法论上的意义外，它亦具有法的本体论的意义。中国的法学研究缺乏系统而严谨的方法论，同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比，这是中国法学的致命弱点，但此种方法论上的匮乏主要根由则在于，作为法学的立命之本的“一般规范理论”未见发达，这里所谓“一般规范理论”如同凯尔森所谓“纯粹法学”、拉仑兹所谓“法的规范结构理论”等，是关于法作为一种规范性话语的自在的概念与逻辑体系，是法的形式理论。法正是依据它对材料进行整理，进而创制法律规范，两者关系恰如数理逻辑之于数学，语法之于语言一般。
而最为基本的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的元形式正是这一理论的源点，在近现代法律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众多睿智的法学家如普芬道夫、边沁、奥斯丁、温德夏特、凯尔森、霍兰德、萨尔蒙德、霍菲尔德、哈特、拉仑兹等，以其艰辛的工作已经构筑了一个关于法律关系元形式的一般理论。本文拟立足于这些学者的经典文献，力图以精练和妥当的汉语总结和陈述法律关系元形式的一般理论，在法的方法论和法的本体论方面为中国的法学做一点基础工作。
二、从自然状态到法律状态：一种关于法律关系元形式的逻辑推理
所谓法律关系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法律主体之间的规范性关系。
法哲学家将法律出现之前的人类状态，拟设为“自然状态”，[注释]在这一状态中人们享有绝对的自由，此即“自然自由”。但是，“自然自由”只能导致人类的盲目冲突乃至巨大混乱，所以，法律出现了。
法律自其诞生始就是作为对自然状态的一种反动而存在的，所以，法律状态与自然状态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状态，其对立性就表现在法律的本质功能就是限制人们的自然自由，使人的自由通过法律而达到协调。所以，康德这样界定法律，“法律是全部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注释]
法律的这种限制自然自由的功能，首先通过一种直接的方式实现，即直接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必须不做什么。其中所谓“必须做什么，或必须不做什么”就是法律义务，它是对自然自由的否定，但是，法律并不对所有的自然自由都加以否定，法律对部分自然自由仍加以肯定，但此种被肯定的自由已从自然状态中的“自然自由”升华而为法律状态中的“法律上的自由”了，法谚所曰：“法不禁止即自由”，其义正在于此。
此外，法律还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限制自然自由，即不直接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必须不做什么，而是授权某一法律主体，由它来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必须不做什么，甚至由它进一步授权其他法律主体规定具体的法律义务。这里，所谓“授权”之“权”，就是法律权力。
英国分析法学家哈特据此将所有的法律规则简明地分为两类，一是通过直接的方式限制自然自由的法律规则，即规定法律义务的法律规则，哈特称其为第一性规则；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限制自然自由的法律规则，即授予法律权力的法律规则，哈特称其为第二性规则。[注释]
第一性规则所规范的法律关系就是“权利——义务”关系，[注释]这是法律关系元形式之一，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在某些情形下，对于人们的行为，法律未作“必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规定，即不存在第一性的法律规则，法律保留了“自然状态”中的“自然自由”，并使其成为“法律上的自由”，此种情形也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的类型，它在逻辑上是一种与“权利——义务”关系的相反类型的法律关系，即“无权利——无义务（自由）”关系，这是法律关系的元形式之二。
第二性规则所规范的法律关系就是“权力——责任”关系，这是法律关系元形式之三，同样，在某些情形下，法律也没有授予某法律主体以权力，即不存在第二性法律规则的规范，法律保留了“自然状态”中的“自然无权力”，并使其成为“法律上的无权力”，此种情形也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的类型，它在逻辑上是一种与“权力——责任”关系一种相反类型的法律关系，即“无权利——无责任（豁免）”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关系的四种元形式，其中两种元形式即“权利-义务”关系和“权力-责任”关系是必须由法律规则明确规定的，而另外两种元形式即“无权利-无义务（自由）”关系和“无权力-无责任（豁免）”关系是无须法律规则明确规定的，它们可以根据“法不禁止即自由”和“法不设责即割免”的逻辑分别推演出来。当然，法律也可以明确规定“无义务（自由）”或“无责任（豁免）”，但此类法律规则不是基本的法律规则，而只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承担技术性功能，如“但书”。
下面，我们对法律关系的四种元形式作简要的定义和示例。
三、法律关系元形式：类型、定义与示例
1.元形式之一：（狭义）权利-义务关系
所谓（狭义）权利-义务关系，指在甲与乙之间，乙必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此种法律关系，对于甲即为（狭义）权利，对于乙即为义务。
例1：乙欠甲100美元，甲有权利要求乙偿还100美元，乙有义务偿还甲100美元。
例2：甲有权利要求乙不侵犯其人身，乙有义务不侵犯甲的人身。
例3：乙袭击甲造成甲身体伤害，甲有权利要求乙赔偿其损害，乙有义务赔偿甲的损害。
2.元形式之二：无权利-无义务（自由）关系
所谓无权利-无义务（自由）关系，指在甲与乙之间，乙不必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即乙可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此种法律关系，对于甲即为无权利，对于乙即为无义务（自由）。必须强调的是，这里的“甲之无权利”系指甲无权利要求乙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例1：在紧急避险状态中，乙可以损害甲的财产，即乙没有“不损害甲的财产”的义务，即乙有“损害甲的财产”的自由，甲无权利要求乙在紧急避险状态中不损害其财产，此即甲之无权利，乙之无义务（自由）。
例2：乙拥有一片土地，乙有使用这片土地的自由，即乙没有“不使用这片土地”的义务，甲无权利要求乙不使用这片土地。
例3：甲拥有一项专利，乙有义务不使用甲的专利，但是，之后甲与乙签定协议，甲许可乙使用其专利，此协议否定了乙原有的“不使用甲的专利”的义务，在协议期内，乙无“不使用甲的专利”的义务，即乙有使用甲的专利的自由，而甲在协议期内无权利要求乙不使用其专利。
3.元形式之三：权力——责任关系
所谓权力-责任关系，指在甲与乙之间，甲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创设、变更或消灭乙与甲或乙与其他人之间的特定的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对于甲即为权力，对于乙即为责任。
例1：乙委任甲为其人，甲乙与他人签订合同，此即甲之权力，乙承担合同的法律关系，此即乙之责任。
例2：乙向甲发出要约，甲通过承诺行为设定乙与甲之间的合同关系，此即甲之权力，承诺对于乙发生法律效力，此即乙之责任。
例3：政府官员甲向公民乙签发罚款书，从而创设国家与公民乙之间的罚款与被罚款的法律关系，此即甲之权力。乙承受甲所创设的国家与乙的此种法律关系，此即乙之责任。
4.元形式之四：无权力-无责任（豁免）关系
所谓无权力-无责任（豁免）关系，指在甲与乙之间，甲不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创设、变更或消灭乙与甲或乙与其他人之间的特定的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对于甲即为无权力，对于乙即为无责任（豁免）。
例1：乙拥有一栋别墅，甲无权力处分乙的别墅，甲的处分行为不能改变乙对于别墅的所有权，此即甲之无权力，乙之无责任（豁免）。
例2：甲无行为能力，甲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将自己的房屋赠送给乙，此赠送行为为无效法律行为，即甲无权力处分自己的房屋，乙不能因为甲的赠送行为而获得甲的房屋的所有权，此即乙之无责任（豁免）。
例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破产企业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无效。甲是破产企业，此期间内，甲无权力将财产无偿转让给乙，乙不能获得财产的所有权，这也是乙之豁免（无责任）。
四、法律关系的若干原则
为了更清晰和深刻地理解法律关系的元形式，我们首先应当明了有关法律关系的若干原则：
1.法律关系具有三项基本要素，即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形式和法律关系所指向的行为。
2.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谓的“人”是法律上的人，即法律主体。所谓的“物”是指非法律主体的客观事物。法律上的人并不一定仅仅就是我国法律上的自然人与法人两种，一些国家的古代法律曾经将神庙和动物也拟制为法律主体，在分析法学的观念中，这也是法律上的人，因为法律上的人不同于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人，它的本质特征在于法律的拟制，它只因法律的拟制而产生，而不因其它。[注释]
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法律主体与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然而，人们在认识和分析法律有关系时，常常忽略这一原则，走向歧途。如关于“物权关系”的一种学说就认为，“物权关系”是人与物之间的法律关系，物权就是对物的权。其实，物权的本质也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过物权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物的所有权人与一切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而已。
3.每一种法律关系都指向一种行为，它是对于这种行为的规范关系，这种行为可以与物有关，也可以与物无关，可以是事实行为，也可以是法律行为。
4.每一种法律关系都具有一种规范形式，最为基本的法律关系的规范形式，即法律关系的元形式，是两个法律主体之间的关于某一行为（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的规范性关系，而不是一个法律主体与多个法律主体或多个法律主体与多个法律主体之间的复合关系。
关于这一原则，权力——责任关系需要特别说明，例如在甲与乙之间，甲有权力，乙有责任，甲能够决定乙与丙之间的法律关系，尽管这里涉及到丙，但是，这里的权力-责任关系仍然只是存在于甲和乙这两个法律主体之间。
5.法律关系的结构可以这样的公式来表示：N＝F（xy），其中N＝法律关系，F＝法律关系规范形式，x＝法律关系的主体，y＝法律关系所指向的特定行为
6.在法律关系的元形式中，一方法律主体承受法律利益，另一方法律主体承受法律负担，法律利益表现为（狭义）权利、无义务（自由）、权力、无责任（豁免）四种形式，相对应地，法律负担表现为义务、无权利、责任、无权力四种形式。
法律利益就是广义上的的权利概念，见下文。
7.一个法律主体和多个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或多个法律主体与多个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化约为若干的法律关系元形式。
这一原则就像数学中一个原则：“任何数都可以化约为质数之和”，只不过数学中的质数是无限的，而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却只有四种。这一原则也象物理学中的一个原则：“任何物质都可以化约为原子组合的形式”。
五、与法律关系元形式相关的法律术语之阐释
每一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包含两个基本的法律概念，四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则涉及八个基本的法律概念，这八个基本的法律概念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的相反关系、关联关系和矛盾关系（注：法律上的相反关系和关联关系是霍菲尔德提出的，而法律上的矛盾关系是G.L.Williams教授提出的，那么，法律上的矛盾关系是什么含义呢？让我们举例说明，例如（狭义）权利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就是指，在甲与乙之间，如果甲有（狭义）权利，就意味着乙没有自由，即“一方有（狭义）权利，另一方就没有自由”，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不可能共存于一个法律关系的元形式之中，这就是（狭义）权利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下列图式所示：[注释]
法律上的相反关系
权利
无权利
无义务（自由） 义务
权力
无权力
无责任（豁免） 责任
法律上的关联关系
权利
义务
无义务（自由） 无权利
权利
责任
无责任（豁免） 无权力
法律上的矛盾关系
权利 无义务（自由）
义务 无权利
权力 无责任（豁免）
责任 无权力
下面，我们对八个基本的法律概念及其法律术语作具体阐释。
权利-义务
这里的权利概念是狭义的权利概念，而在一般的法学文献中，“权利”是一个大箩筐般的词语，其内涵繁多，歧义丛生。除狭义的权利概念外，本文所谓的权力、自由和豁免等概念也均有权利一词的指向范围之中。
所以，关于“权利”一词在法学话语中的使用，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总结：狭义上的权利概念是指，在一方法律主体（甲）必须为另一方法律主体（乙）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法律关系中，另一方法律主体（乙）所处的法律地位，即另一方法律主体（乙）具有要求一方法律主体（甲）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正当性；而广义上的权利概念则等同于法律利益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狭义的权利概念，也包括本文前面所界定的权力、无义务（自由）和无责任（豁免）三个概念。
狭义的权利概念本质上是一种十分抽象的理念，是一种无形的规范关系，令人难以直观把握，但在实践中，它往往通过拥有（狭义）权利的一方法律主体的请求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在法学史上，法学家通过“请求”这一形象的概念来把握（狭义）的权利概念。例如，在英美法系，法学家用“claim”一词来表示狭义的权利概念，而在大陆法系，民法学家则用“请求权”（Anspruch）的概念来表示狭义的权利概念。但是，严格说来，用一个形象的行为来演示一个纯粹理念上的规范关系是一种不严谨的做法。
无权利-无义务（自由）
这里的自由概念与我人的日常意识所理解的自由概念不尽相同，它纯粹是对义务的否定，它是指在一方法律主体（甲）无权利要求另一方法律主体（乙）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法律关系中，另一方法律主体（乙）所处的法律地位。而我们的日常意识所理解的自由概念则不是一种最为基本的法律关系，而是一种复合性的法律关系，它不仅包含上面所定义的自由概念，同时还包含狭义的权利概念，例如，在我们的日常意识中的“公民的迁徙自由”概念，它一方面包含公民可以自由迁徙的含义，即他人或政府无权利要求公民不自由迁徙，另一方面，它也包含公民有权利要求他人或政府不干预其迁徙自由，即他人或政府有义务不干预公民自由迁徙的含义，甚至包含公民有权利要求他人或政府积极协助其自由迁徙，即他人或政府有义务积极协助其自由迁徙的含义。在现实生活中，一种自由如何仅含有“可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概念，而不含有“请求他人不干预”以及“请求他人积极协助”的概念，那么，它是形同虚设，无实际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本文所界定的自由概念在逻辑上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
所以，关于“自由”一词在法学话语中的使用，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总结：狭义的自由概念是指本文所界定的与“无权利”相关联的、与“义务”相反的自由概念，而广义的自由概念就是指上述的我们日常意识所理解的自由概念。
在英美法系，一些法学家如霍菲尔德用“privilege”来表示本文所界定的自由概念，而用“liberty”表示我们的日常意识所理解的自由概念。
权力-责任
法学家对权力概念的发现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在英国第一个比较明确地将权力（power）概念从权利（right）概念中提炼出来的法学家是萨尔蒙德，他指出权力可以是公法性质的，即公权力，也可以是私法性质的，即私权力。
公权力与私权力都可作进一步的分类。在公法中，如果实施权力是一种义务，那么这种权力就是职权（ministrialpower），如是实施权力是一种自由，那么，这种权力就是裁量权（discretionrypower），（注：Dias：Jurisprudence，fourthedition，Butterworths1976，p.57.）但是，这里的职权和裁量权概念就不是纯粹的权力形式了，而是复合性的法律概念，因为它们中掺入了其它元形式如义务和自由。在私法中，决定他人法律关系的权力通常称为authority，而决定自己的法律关系的权力通常称为capacity.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许多法学论文中，强制力被视为“权力”特别是“公权力”的本质特征，这是一个歧途，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歧途，然而在这个歧途中却挤满了法学学者。这一歧途之“歧”就在于：它将对权力这一法律概念的分析引到社会学的路途上了，却抛弃了法学自身的方法，即规范分析的方法，将一种法学上的规范关系变为一种社会学上的事实关系，实在有“张冠李戴”之嫌，因为规范关系纯粹是理念世界中的关系，不掺杂丝毫强制力的成分。
本文中责任概念与一般的汉语法学文献中的责任概念的差异就更大了，在后者，所谓责任是指违反了既定的法律规范后所导致的法律上的不利。而在本文中，责任则是指一法律主体的法律关系的设定、变更和消灭决定于另一法律主体的法律行为这样一种法律关系。
无权力-无责任（豁免）
这里的豁免概念与国际法上的豁免概念如“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不尽相同，后者主要是指“法律规定的例外”，这种“例外”可以是义务上的例外，免于某种义务，当然，也可以是责任上的例外，免于某种责任，即无责任，但是它决不仅仅是指“无责任”状态。[注释]
六、权利[注释]的元形式：一种基于法律关系元形式理论的分析
由于权利概念在法学中的极端重要性，对权利概念的分析特别是对权利的基本类型的区分是法学的一项基础工作，以上本文关系法律关系的元形式的分析也为权利概念类型化奠定了基础。[注释]
上文已经指出，每一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都包含一种法律利益与一种法律负担两上方面，法律关系中的一方法律主体承担法律利益，另一方法律主体承担法律负担，而所谓法律利益就是（广义的）权利的概念，因此，每一种法律利益实质上就是一种（广义）权利的类型，所以，相对于法律关系的四种元形式，（广义）权利也具有四种基本类型。由于这里所谓的（广义）权利的四种基本类型的区分是以法律关系元形式为基础，以权利的形式四种基本类型的区分是以法律关系元形式为基础，以权利的形式而不是内容为标准的，所以，以下本文也将（广义）权利的基本类型称为元形式。如下：
法律概念分类篇（6）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015-03
“如果将学习法律譬如‘练功’，则法律概念，犹如练功的基本动作，必须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确实掌握。一个练功者未有踏实的基本动作，临阵之际，破绽百出，暴露死角，必遭败绩”①。因此，法律概念的掌握是学习、理解和运用法律的初始步骤，更是至为关键的步骤。法律概念是法律的基础构成部分，处理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问题的思考工具，必须凭借实例的演练去理解和应用。民法最为广泛的牵涉到当今社会的各种基本问题，关系到公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它也饱含着大量的民法基本概念，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快速进步，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于作为上层建筑之法学的完善也逐渐体现出更高的适应性要求，而民法中基本概念的阐释虽然日趋精巧、明确、公开、普遍，但民法基本概念中也同时包含大量不确定概念，使得民法的运行和实施产生诸多的模糊理解和不便之处。wwW.133229.cOm因此，通过各种途径对民法中“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进行具体化和填补，才能适应于现阶段社会生活关系，并适应于整个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一、对民法中不确定概念的研究状况概览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研究作为专门的法学课题是由奥地利著名法学家特纳茨（tenzer）针对行政法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提出。在我国，最早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一词的学者为林纪东教授。②最早系统介绍并研究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学者翁岳生教授指出：“不确定法律概念是指未明确表示而具有流动的特征之法律概念，其包含一个确定的概念核心以及一个多多少少广泛不清的概念。此种不明确的概念，多见于法规之构成要件层面，亦有见于法规之法律效果层面。一般将不确定法律概念分为两种：即经验（或叙述）概念以及规范（或需要填补偿值的）概念。”③笔者认为，不确定法律概念作为一个极具实用价值的研究对象应当具有更为广阔的应用范围，实际上它完全可以应用入私法领域，譬如我国的民法领域。我国的民法通则及其它法律法规中使用的不少概念“乍看上去似乎界定的非常清楚，它们也的确具有一个可以精确表示的坚固的‘核心概念’；但是实际上，核心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边缘区域’，而这个边缘区域却只能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有些概念根本没有用固定的构成要件定义清楚，而仅仅是一个以‘飘忽不定的过渡形式’为特征，通过具体例子来说明的‘类型’。”④但目前，国内关于民法中不确定概念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多限于法理学领域，在民法学领域，有关的专著会涉及这一概念，但都较为笼统概括，其中王泽鉴先生在《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指出“民法使用甚多带有价值、不确定的规范性概念”,“其主要机能在于使法律使用灵活，顾及个案，适应社会发展，并引进变迁中的伦理观念，使法律能与时俱进，实践其规范功能”⑤
二、民法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基础及其所导致的矛盾
不确定法律概念并非行政法学领域所特有的现象，恰恰相反，由于立法者在成文法规范设计方面的能力具有有限性以及法律语言依旧具有多义性的特点，这类法律概念也普遍存在于民事法律规范当中。
第一，在民事立法过程中，立法者通常使用抽象的概念来叙述构成事实，而法律又是将社会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事实情况统一概括在某个共同的特征之下，因此这些构成事实就会显得很不具体，很不直观，不确定概念却能够克服因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我国现阶段制定出的《民法通则》，以及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的颁布，既体现出我国立法者所追求的宏伟目标，也能够显示出这个时代我国法律科学的发展状况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法。通常立法者的首要目的是要制定一个尽可能完善的规则体系，而立法者也清醒的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因此立法者就会大量使用高度抽象概括的法律手段来穷尽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和情况，而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必须用最一般的规则涵盖各种事物的最一般方面，使这些最一般的规则可以完全适用于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无法预期的的具体情形。不难发现，民法通则在有些地方援引了法律伦理方面的原则，如“诚实信用”、“善良风俗”，这些即为典型的不确定概念，这样的概念原本的目的是赋予法官在处理案件时享有相应的判断余地，授权法官针对个案进行价值补充，从而激起法官的创造性，使得“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也就是他发展法律的过程。”⑥而且也能够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裁判的可预见性。我们必须认识到，采用抽象概括的不确定概念，虽然能够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使法律的适用产生一般的公正性，但同时也牺牲了瞬息变幻的社会生活本身所要求的具体适应性，牺牲了具体案件也能得到公平处理的必然性。
第二，任何法律以及其他法律文件无一例外都是由语言构成的，民法自然也不能例外。语言是人与人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语言要表达的事物是随着文化水平、地理、社会和经济的情况而变化的。“语言环境”对于语言十分重要，话语和语言环境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语言环境对了解词义是必不可少的。语言环境不光指上下文，而且包括文化水平和可能影响语义的一切因素。⑦法律及其它法律文件都是以书面文字形式呈现，由于具有专业特性，它强调任何法律人都应使用规范的法言法语体现清晰准确的法律思维，但法律语言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日常语言，而日常的交际语言的随意，多变和主观，在解读上已经具有一定难度，而在人的法律知识传播过程中，“语言环境”的不同，更附加了多方面复杂的意义，令人更加不能完全准确拿捏分寸。因此，为了防止成文法语言的不确定性，不周延性，不确定概念便在民法通则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中频频出现。现行民法强调以人为本，而人具有社会性，共营社会及经济生活，因此民法乃以一定的社会模式为出发点，并应社会变迁而发展。⑧而成文法一旦制定就已经落后于现实，不确定概念的设置正好使得民法的滞后性得以弥补，以不变的立法宗旨应万变的生活事件。
民法中的不确定概念通过授权法官针对个案进行价值补充的方式，克服了成文法的局限性，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说是“预先设计的法律对特殊案件个别性的让步。”⑨但是不确定概念同时会带来危险：民法的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会适当的使用一些涵义不确定的，内容尚需进一步填充的原则性的概念，如“重大事由”“相当”等。这些不确定概念的适用，就要求法官根据具体案件做出正确评价并且法官应当参考与本案相类似的先例，借鉴那些法律科学认为对判断本案具有重要意义的指导性观点。显然，这对于法官的理性和评价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官在对具体案件做出评价时，必须以法律的目的、法的追求以及明确的法律条款为判断标准，理性的运用不确定概念。“你有理性吗？我有。那你为什么不运用它呢？是因为当它要你走这条路，你却希望别的东西吗？”⑩恰恰如此，当不确定概念需应用于具体案件的时刻，法官往往由于无法真正理解和领会它的涵义是什么，扩展界限究竟在哪里，因此希望通过逃避使用不确定概念而尽量避免自己的判决会引起争议或被否定。法官倘若一味以不确定概念以及其所在的概括性条款作为请求权基础，那么法的适用必定会染上感情和成见的色彩，对不确定概念的无知和对它的捉摸不定，无疑会帮助欲望强词夺理，使得当事人看到相同争议产生不同的裁判，使公民产生疑惑和愤慨。从推定方面来说，法律的推定要比人的推定好的多，当法官推定的时候，判决就武断，当法律推定的时候，它就给法官一条明确的准则。当法律人在运用不确定概念思考法律问题之前，他应当先穷尽各种对具体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和类推，再做出符合法律和事实的解答。
三、民法中不确定概念的本质属性及其特征
认识民法中不确定概念，必须通过它的表象，透彻了解到它的底蕴。不确定概念的存在“意味着的却存在着这样的行为领域，在那里，很多东西需要留待法院或者官员去发展，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在互相竞争的、从一个案件到另一个案件份量不等的利益之间做出平衡。”但无论它有多大的延展性，它始终也属于法律概念的一种独特的类型。笔者认为，不确定概念应当具有两大本质属性：其一是复杂性，因为在现有的法律概念中，不确定概念是最为复杂的，也最不易被人准确的把握和运用于现实生活争议的解决中。其二是暧昧性，这主要体现在“坚固的‘核心概念’”和飘忽不定的“边缘区域”中，它是指在一个不确定概念中，即使它的宗旨和精髓作为一个中心点确定不变，但由于所处的概念环境，文化背景等的不同，以不同半径的扩展，自然会画出无法确定周长的圆。这两大属性决定了在民法制度中，“有宽泛的和重要的领域留待法院或者其他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以使最初含糊的标准变得明确，解决法律的不确定性，或者扩展或者限制由有效判例粗略传达的规则。”民法中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法院对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法院享有（有条理地）揭示法律和发展法律的自由。法院对于自身先前的裁判（及先例）也有解释和发展的自由。只有这样，法院才能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进行填补，不断的将法律适应生活关系或一般法律意识的变化，适应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
而民法中不确定概念的特征，在其与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比较中，尽显端倪:
第一，法律概念作为对各种法律事实和法律现象加以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具有抽象性、可操作性等特征。相较于确定法律概念，不确定法律概念则有如下方面的特征：一是多变性。与确定的法律概念相比较，不确定概念的核心意义即使不做任何改变，它的外延也会随着政制，社会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公民的文化水平这一系列基础状况的不同有所不同，进行各种扩大缩小解释。在理论上，可以由最具权威的法官根据客观事实，对不确定概念做出最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最有利于保护人民权利的解释或者补充。而后如果法院确信由此做出的解释或补充是正确的，它们就可以长期遵循这种解释或补充，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衍生性。不确定概念的延展界限是无限量的，但是它始终具有类似确定概念的固定内核。立法或司法机关只要掌握了不确定概念的固定内核，就可以生成无限量的具体适用范畴，这就是不确定概念的衍生性。基于同一个固定内核，即基于人的本位及人的尊严的伦理基础产生的民法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人的相互尊重”伦理原则法律化，法律行为不得违反强制或禁止之规定，亦不得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
第二，不确定概念与民法中的一般条款（generalkauseln）极具相似性，很易混淆，但实际上它们是不同的。首先，不确定概念与一般条款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点：其一，二者都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都没有确定的外延，“我们会出于精明的处世态度选择一些感情色彩不那么强烈的词，让它们听起来更合乎情理”，立法者都是以中性的法律语言对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进行高度概括抽象的描述,以期使法律更加客观合理；其二，二者的目的相同。法律规定“一般条款”和“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本身都是为了纠正抽象概括立法方式所产生的危险。在法律的制定中，采用抽象概括的立法方式，则能够达到很大程度的（下转第20页）（上接第16页）法律稳定性，并使调整内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必须以放弃变化多端的生活关系本身所要求的细致化，放弃对具体案件做出公平处理为代价。为了减少抽象概括立法体裁的缺点，立法者在法典中规定了一些“一般条款”。这些条款具有指令的特点，属于判断标准，其内容还需要填补。为了同一个目的，法典常常在构成事实中使用一些很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其次，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也存在以下两个区别：其一，不确定概念总是存在于补充性法条中。王泽鉴先生指出，请求权基础的结构形态有两种类型，即完全性法条和不完全性法条，而不完全性法条又分为两类，一为定义性法条，一为补充性法条，补充性法条的功能在于对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尤其是其它法条（完全性法条）所定的法律效果，予以明确化，加以补充。而一般条款存在于法律法规的法条构成中，与不确定概念的存在层次不同；其二，与一般条款相比较，不确定概念的特点表现在至少还有可能的文义。一般条款连可能的文义都没有，立法者没有为一般条款确定明确的特征，以使法官可据以进行逻辑操作，它只是为法官指出一个方向，要他朝着这个方向去进行裁判，至于这个方向上法官到底可以走多远，则让法官自己去判断。
四、结语
法律概念分类篇（7）
进入21世纪以后，如何清理哈特等人留下的法理学遗产是法理学人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2008年2月，纽约大学法学院和《纽约大学法律评论》通过举办“哈特—富勒论辩50周年研讨会”的形式纪念哈特与富勒伟大论辩的发表，这一会议邀请到当代法学界最杰出的学者。2011年5月牛津大学组织了《法律的概念》系列读书会，邀请法理学研究所的主要成员解读这本伟大的著作。
美国的法理学新秀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近年写了一系列文章试图打破哈特(哈特派)、德沃金(德沃金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出“超越哈特与德沃金”、“帝国终结”的呼喊。他指出：哈特与德沃金的争论将不再处于21世纪法理学议题的中心地位，即使不把哈特的著作摆在中心位置，未来法理学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另外德沃金派对哈特的批判也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思想。①莱特在反对哈特(哈特派)、德沃金(德沃金派)统治英美法哲学的同时，为未来法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即自然化法学。伦敦大学的威廉·退宁教授不无忧虑地指出，哈特和德沃金的分歧很容易被夸大。他们来自同一个哲学传统，却又来自稍有不同的法律文化，两人都没有从人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中吸取多少灵感，他们都把法律描绘为一元的整体，即使在法律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观点相区分的关键点上，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分歧。②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的布赖恩·比克斯教授近些年也在努力清理20世纪下半叶法理学论战的遗产。比克斯把法理学中的争论定位为概念性争论，然后用概念分析的方法来评价各种概念理论的优劣。他认为，如果从问题而不是答案的角度来看待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的著作，那人们将会更清晰地理解法律理论。理论家常常是在描述相同现象的不同方面，而不是对某些法律主张存在分歧。因此，看似相互矛盾的法律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容的。③笔者以比克斯的概念分析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哈特与凯尔森、哈特与富勒、哈特与德沃金、德沃金与菲尼斯、菲尼斯与拉兹、拉兹与科尔曼这六场争论。
一、概念理论、概念主张与概念分歧
(一)概念理论
概念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非概念理论。自然科学思考现象的一般特征并且建立现象之间的规律性或必然性联系。这种探究致力于建构一个机械的自然系统。社会科学中的非概念理论致力于因果关系和因果规律的探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探讨的是前因后果的问题，这些问题原则上可以通过实验、细致的观察或对过去事件的分析来检验。④例如，“太阳系的行星有几颗?——9颗”;“水是什么构成的?——水是由某些类型的分子构成的”。这类问题可以通过观察作出解答。还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什么影响?”韦伯通过对大量经验材料的收集与分析，论述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成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可证伪的。
概念理论以概念或范畴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概念理论致力于提供定义或界定范畴。⑤它所探究的问题不能以经验观察和科学预测的方式来解答，它探究的是概念或范畴的逻辑结构和必然属性。因而，概念理论追问的是“XX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例如，“法律是什么?”“正义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时间是什么?” “知识是什么?”和“艺术是什么?”等。“法律是什么”是人类社会中一个经久不绝的问题，以往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形形色色的回答，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答案是唯一正确的。面对“时间是什么”，圣·奥古斯丁无言以对。我们无法通过调查、观测、测试、验证等方法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探讨“法律是什么?”“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责任是什么?”“制裁是什么?”“惩罚是什么?”“侵权是什么?”“合同是什么?”“法人是什么?”等诸如此类问题的法律理论都是概念理论。法律理论中的概念理论致力于探究基本法律概念的本质属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凯尔森、哈特、富勒、德沃金、拉兹、菲尼斯、科尔曼等人的法律理论都属于概念理论。
(二)概念主张
“概念主张与预测或解释相反，概念主张是不可证伪的”。⑥虽然概念主张并不完全与经验世界隔绝，但它不能直接由经验观察证实或反驳。例如“天鹅是白色的”这个概念性主张和“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经验性主张，后者假定我们已经根据我们的需要界定了“天鹅”这个范畴，并且后者是一个全称命题，只有在这个范畴中的所有个体都是白色的情况下这个命题才是真的，假如发现一个天鹅是黑色的，那这个命题就是假的。相反，有关天鹅的概念性主张容许类似天鹅的但不是白色的动物的存在。根据定义，那种动物不是一只天鹅。⑦“我们并不能够通过概念分析把握事物的‘客观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概念分析的确并不提供新知识。概念分析关心的是包含在自然概念之中的道理”。⑧然而，概念主张是不可证伪的并不意味着纯粹的概念理论可以免于批评。相比概念理论宣称的目标，人们可以批评它们取得了更大的或更小的成功，并且人们也可以批评这种理论的目标(例如，目标建立在不够宏大的基础之上)。一旦概念主张的目标清晰明了，它的优点便可以评价了。不同的概念主张有着不同的目标。理论家经常不明确指出隐藏在他们的概念主张后的目标是什么，这使得我们很难评价此类概念主张的优劣，也很难比较不同的概念主张。
(三)概念分歧
概念分歧是指争论双方表面上争得热火朝天，而实际上双方谈论着不同的事情。如果双方的分歧是概念分歧，那争论双方是在各说各话。这好比说我们谈论的“banks”指的是不同的事物，因为你说的是金融机构，而我说的是河边的斜坡。与概念分歧相对的是实质分歧。对语词的意义或适用产生分歧的双方将会对共同的论题提出不同的观点，这种分歧是实质分歧。不同的观点可视为对典范的不同解释。例如，人们都认为古雅典的政治体制是“民主”的典范，但对“民主”性质有不同认识的人们肯定对古雅典政治体制的最重要的特征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每个公民具有平等参与集体决策的机会是古雅典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有人认为统治行为与其公民愿望之间具有可靠的相关性。实质分歧是双方对共同论题产生了分歧，而不是各说各话。判断一场争论是实质分歧还是概念分歧就看两个讨论相同主题的人事实上说的是否是同一个东西，如果存在双方一致同意的主题，那双方的分歧是实质分歧，如果没有一致同意的主题，双方争论的是不同的事情，那双方的分歧就是概念分歧。
二、哈特与凯尔森
哈特和汉斯·凯尔森都是20世纪伟大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前者是20世纪英语世界法律实证主义的领军人物，后者是欧洲法律实证主义的执牛耳者。凯尔森是一位多产的影响深远的奥地利法学家。希特勒上台后凯尔森离开欧洲来到美国，之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凯尔森的著作在欧洲法学界影响很大。哈特与凯尔森的交流有限，他俩仅有的一次针锋相对的争论发生在1961年。那年11月哈特与凯尔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一次会面，他们对《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的一些论题进行讨论。后来哈特写了“凯尔森之会”和“凯尔森的法律统一学说”两篇论文评价凯尔森的法律思想。
哈特和凯尔森都关注法律的规范性，他们都试图回答“一个法律体系如何与匪徒的命令区分开来”这个问题。哈特提出了规则的“内在方面”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导致我们研究两种行为和态度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是遵守规则时的行为和态度，另一方面是被迫做相同的行为时的行为和态度。凯尔森对匪徒和法律问题的回应是简单的：有些人以一种规范的方式来看待有权力的人的行为，因而在处理官员的宣告时预设了基本规范，这些人把有权力的人视为合法的权威;那些不以这种方式看待行为的人将把有权力的人视为匪徒或他们的同伙。可以看出，凯尔森与哈特都认为，有效的法律和匪徒的命令之间的差异是由公民或主体的态度决定的，也是由他们的态度构成的。此外，哈特和凯尔森都通过价值中立的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从而避免了道德判断。他们对如何区分匪徒的命令与法律这个问题的回答迥异于自然法学家的答案。自然法学家认为，合法的领袖和匪徒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出于共同的善而作出公正行为，后者则不是。
虽然哈特和凯尔森两人都强调法律的规范方面，但他们的“规范”概念是不一样的。哈特的规范观还原为特定类型的社会事实，而凯尔森反对将“规范”还原为任何事实。哈特的理论试图沿袭和解释实际的社会实践，凯尔森声称自己的理论是“纯粹理论”和新康德主义分析。最明显的差异是他们的方法论。哈特的分析以对实践和语言用法的密切注意为基础。凯尔森提出了一种法律的逻辑分析以及一般性的规范思想。
三、哈特与富勒
1958年牛津大学哈特教授和哈佛大学富勒教授在《哈佛大学法律评论》上就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展开的一场争论，拉开了英美法理学论战的序幕。紧接着，哈特在《法律的概念》(1961年)一书中全面阐述了他的法律实证主义主张，富勒则在《法律的道德性》(1969年)一书中针锋相对地回应哈特的批评并提出他的程序自然法理论，这一回合的较量将哈特与富勒之争推向了高潮。
哈特与富勒论战的焦点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场交锋中，哈特为法律实证主义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重新划定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的界线，提出的分界点是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性分离。哈特认为，法律和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法律没有必要去复制某些道德要求，因此不能以是否符合道德作为判定法律效力的依据。一条法律能否被称之为“法律”取决于承认规则的确认，而不是因为它是否符合了道德要求。
哈特所主张的法律与道德分离是概念性的分离，即认为“法律的规则和道德之间并无什么概念上的交叉”。他区分法律与道德的标准就是承认规则。按照哈特的说法，大多数法律规则之所以是法律，因为它们是某个权威机构颁布的。它们中有一些是由立法部门以制定成文法的方式创制的，其他一些则是由法官创制的，法官们创制这些规则以决定特定的案件，并由此将其作为未来案件的先例。富勒反对法律与道德的完全分离，他认为实在法必须通过“内在道德”的检验，而法律的“内在道德”是由一系列的程序性原则组成的。富勒断言，如果一个体系性规则被称为“法律”，那个体系必须满足八条原则，分别是：1.法律的一般性;2.法律必须被公布;3.溯及既往的立法或法律溯及既往地适用应该被尽量减少;4.法律应该容易理解;5.法律不应自相矛盾;6.法律不应要求人们做不可能之事;7.在时间流逝中，法律应该保持相对地稳定;8.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保持一致性。富勒所言的“程序”不是法律规则的实体目标，而是“一些建构和管理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系统的方式，这些方式使得这种规则系统不仅有效，而且保持着作为规则所应具备的品质”。
法律概念分类篇（8）
自然人是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除自然人之外还包括法人。当今社会，以人为本人权至上的理念深入人心，与法人相比，自然人的概念中含有更多的人文内涵，而这一点是法律理念的应有之意。因此可以说自然人是最重要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那么，民法中自然人的概念就是民法概念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准确把握自然人的内涵与属性有利于深切领会民法的精神，正确理解自然人与法人的区别。因此，对自然人的概念予以准确定义很有必要。
从逻辑视角看，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即通过揭示概念所指事物的性质与属性以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自然人作为民法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当然也需要用定义加以明确。诚然，自然人的概念与其他民法概念联系紧密，外延清晰明确的概念。但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一种，自然人与法人相对应，是民法中的人的种概念，也就是说民法中的人与常识中的人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民法中的人实际上包含了常识概念中的人与法人。尽管所谓常识概念中的人即民法中的自然人，但由于民法语境的特殊性，加之自然人概念的重要性，对自然人的概念进行定义是必要的。但是，有些民法著作并没有对此进行定义，在民事法律关系关于自然人的章节中，开篇便论述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取得，[1]这不利于对自然人的概念进行理解，以及与法人概念相区别。
定义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首先，定义项必须与被定义项外延相等。但是有些关于自然人定义的外延却与其外延不相等。比如“自然人是基于自然规律而出生的人”；[2]“自然人即人类个体，是基于自然规律而存活的人类个体”；[3]“基于自然生理规律出生并生存的人”[4]“而与法人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基于自然规律而出生的人”[5]，这一类概念的外延排除了非因自然规律出生并存活的人，比如：非自然受孕，如人工受精；或非自然出生，如剖宫产；或者非自然生存，如濒危病人靠药物维持生命等等，即该定义的外延小于自然人的外延，因此是不妥的。其次，定义不宜用比喻。而“人是万物之灵，是中华民族人之概念。”[6]无疑，用了比喻的方法，尽管这是一句俗语，有约定俗成之意思，但对灵的意义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并非明白确定，因此这一定义不是科学的定义，不利于对自然人这一概念的把握。再次，定义不能包括被定义项，“自然人即人类个体”，[7]这一定义中的人类就是自然人类的意思，实质上是用被定义项来定义被定义项，是定义循环，没有揭示自然人的内涵，所以没有起到定义的作用。
从法理视角看，民法作为法的一种，应当体现自然法的理念。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自然法的观念在民法中的重要体现便是对人作为主体的关注。自然人的权利，并非由法律赋予，而是先于法律而存在，是作为人的概念的应有之义。人先于法律而存在，人先于法律权利而存在。所以对民法中自然人的定义，是对自然人本身性质与属性的揭示，不应包含由法律予以规定性的含义。自然人与法人的不同之处，因其先于法律而存在，那么其平等独立的自然属性才得以体现。自然人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便反映了私法中的人超越社会性而存在的事实，与身份资历等一切社会性因素无关，人人是平等的，这是社会的进步。在罗马时代，奴隶是人，却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是客体，即不被视为当今社会理念中的人来看待，其人的身份是逐渐被法律赋予而获得与其他人平等的身份的，这是一个由不公平逐渐向公平发展的过程。人类最基本的公平正义的理念，使人类具有了自然人的概念，那么对自然人进行定义时，就不应该再有法律规定之意，也就是说，自然人的概念的定义应是一元的，即仅有自然意义，而不应有二元或多元意义，将社会属性或其他属性包括在内。而“与法人相对应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8]“具有权利主体资格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9]这其中都包含有法律的规定性，这种定义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即是否存在不具有权利主体资格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或者不能与法人相对应的具有权利主体资格的人，便不是民法中的人。大部分自然人的定义是一元的，即对自然人的自然属性予以揭示，如[2][4][5]这些定义的共同特点是关注自然人的自然出生。诚然，出生是自然人获得权利能力的必要条件，而对自然人进行定义作为对权利能力主体范围的界定，从逻辑上讲先于权利而存在，而不是包含在内的因素。“每一个有血有肉，具有自然生命的人”，[10]这一定义较好的反映了自然人定义的要求，但其中所用的词语自然生命与被定义自然人相同，不能进一步反映这一概念的本质。
基于以上分析，对自然人的定义，应以“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来表达更妥当。生物学是科学的分支，用语规范，并且于法律拟制人法人相对应，能够简洁明了的与法人相区分。既能揭示其概念的性质与特性，又能避免上述弊端。
[参考文献]
（1） 梁彗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2004．
（2） 郭明瑞著．《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 刘定华，屈茂辉．《民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4） 黄名述等编．《民法学》．中国检查出版社．2002．
（5）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 梅仲协著．《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7） 同上．
法律概念分类篇（9）
作者简介：陈晓玉，郑州大学法学院。
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行政机关不仅担任执行机关的职责，同时也是法律适用机关。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正确区分行政裁量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直接影响到作为行政法“重镇”的行政裁量概念的建构与导控。为此，学界关于行政裁量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分合之争从未停止，如何科学界定两者关系，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
一、行政裁量权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涵义
行政裁量学说由德国学者梅耶(f.f.mayer)在其1862年出版的《行政法之原则》一书中最早表述。在这本书中，梅耶以行政裁量和法律的关系为划分依据，将行政裁量分为纯行政裁量与法律适用裁量两种类型。纯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属于“纯行政事件”的范畴,人民对其不得抗告，而法律适用裁量属于羁束行政的范畴，行政机关对于具体案件可以有较大的斟酌权限，在这个范围内，行政裁量属于一种弹性法条的适用。这种分类方式对于当时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实务经验限制，梅耶并没有从本质上阐述这种分类的必要性和科学依据，对后世学者的研究也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而且，由于客观原因，当时并没有建立行政诉讼制度，而是用上级行政机关的审查代替。但是，梅耶提出的具体审查标准也为后世提供了研究途径。??奥国学者特茨纳(f·tezner)最先提出了不确定法律概念学说，他将将“公益”、“合目的性”、“必要性”、“公共安宁与秩序”等不确定概念从行政裁量中分立出来，称为不确定法律概念。这些法律概念可以由法院进行审查。特茨纳提出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学说对后来法学界，特别是德国法学界的法学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并为德国行政法院所采纳。行政裁量，简单说来就是行政机关处理同一事实要件时可以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关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涵义界定，学界比较权威的观点是台湾学者翁岳生提出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是指未明确表示而具有流动的特征之法律概念,其包含一个确定的概念核心以及一个多多少少广泛不清的概念。??
二、行政裁量权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关系
（一）理论界的分类
对于行政裁量和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应予以区别，理论界有三种学说:
1．质的区别说
此为德国通说，该学说认为行政裁量与不确定法律概念存在本质的不同。行政裁量是主观的意识行为，是“决定”与“选择”的问题，需要与要决定的事物相联系，后者是“解释”与“适用”的问题，是客观的认识行为，不需与所决定的事物相联系；前者作用的客体是法律效果，后者作用的客体是法律要件；前者是对数个法律效果的选择，每一个选择皆正确且合法，后者是对数个法律效果的解释和适用虽然有多种可能选择，但是原则上只有一种选择正确且合法；前者存在“裁量空间”，后者存在“判断余地”；前者原则上不受法院审查，只有存在裁量瑕疵时才受法院的审查，后者原则上受法院的全面审查，只有在极为例外的情况下才受法院的有限审查。
2．量的区别说
此种学说认为，两者都属于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在适用法律时，有一定的判断余地。同时，在依法行政原则的指导下，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判断都不可以任意为之，否则将会收到法院的严格审查。因此，持该学说的学者认为，行政裁量与不确定法律概念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仅仅是受法律制约的程度和受司法审查的强度有所不同而已，两者仅存在量的不同而没有质的差异。
3．无区别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对法律概念的划分不应该以构成要件为区分标准，那些认为裁量和不确定法律概念分别存在于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区分方法，根本不符合逻辑。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做出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裁量的决定，都是基于立法机关自身的意志，行政机关不管是做出不确定法律概念还是裁量都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基于此，没有区别两者的必要。
（二）“质的区别说”还是“统一裁量论”之争
有些学者认为，行政裁量权和不确定法律概念有着质的区别，概括起来，两者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第一，两者的对象不同。自由裁量是法律提供了多种可以选择的处罚，行政机关结合实际做出一种合适的处罚。而不确定法律概念主要存在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中，而且只有事实要件才可能存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问题。第二，两者行为的内容不同。对于自由裁量，只要行政机关结合实际做出的裁量行为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就视为合法的裁量。而不确定法律概念虽然可能由于社会价值取向或者实践经验的不同而存在多种情况，但是正确的结果只有一个。第三，两者行为的方式不同。自由裁量主要是在法律确定的范围内，对于出现的法律后果的类别、程度等进行筛选，做出合理的裁量。而不确定法律概念实则是一种主观的判断，是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基于实际情况做出的主观选择。第四，两者的行为后果不同。行政裁量是行政机关酌情处置的权力。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审查，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都倾向于合法性审查，一般不对行政机关据以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相反，由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是一种主观判断的过程，而且只存在一种正确情况，所以，法院可以对其进行审查。
也有学者认为，行政裁量权和不确定法律概念应该统一于行政裁量范畴中。我国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裁量的界定，从一开始就包括了不确定法律概念下的裁量，之所以现在国内“质的区别说”观点泛滥主要是受德国行政裁量学说和“判断余地”理论的影响。虽然在法律适用阶段，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可以视为一个行政行为的两个阶段，但是在具体案件中，行政机关对两者往往不加以区分，将两者包含于一个逻辑推论中，所以，虽然有些学者能在学理上区分二者不同，但在实务中，一般并不对两者进行区分。只有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法律效果或者面临重大复杂的案件时，才有区分两者的必要。
（三）争议存在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1．原因分析
“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关系之所以争议不断，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的交错。这种交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裁量缩减。一般将此种情形称为“裁量收缩”或“裁量收缩到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原本可以让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供选择，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案件中，行政机关往往无法切实行使这一特权，这种选择很有可能被缩减为一种处理方式，即只存在一种没有瑕疵的裁量。第二，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裁量的混合。在法律规范中，一些条文可能使用了不确定法律概念，特别是在事实要件中，但这种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不论是范围还是内容都属于裁量的范畴。第三，两者的可替换性。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行政裁量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替换，如一个立法目的既可以通过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设定事实要件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过行政裁量授权，即设定法律后果来实现。第四，两者存在对流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判断余地理论与自由裁量在空间和结构上的一致性。判断余地往往将具有不同含义的事实要件界定为不确定法律概念，从而授予行政机关判断余地，同时，由于判断余地和裁量的广泛一致性，这种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理解往往回到了裁量理论。
2．解决方法
针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的交错，实践中有以下三种解决办法：
一是，分别处理。行政法中的结合型规定虽多，但这样的规定并没有特殊之处，可以依“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各自法理分别适用。二是，裁量消失。“法律构成要件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如内涵极为宽泛，包含所有作成决定时应该考量的事项，即已考量所有于行使裁量权时应考虑的要点。在这样的法律条文规范下，如果行政机关认定案件事实可以涵摄与法律之构成要件，那么就必须作出法律所授权的决定，任意规定实质上变为强制规定。”??三是，裁量吸收不确定法律概念。这种观点曾被德国两联邦行政法院所确定，即如果法律构成要件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包含的意思可被认定是裁量的范畴，那就适用裁量，而不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此时不确定法律概念即被裁量所吸收。
三、我国行政裁量权的范围界定
笔者赞成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进行区分，原因如下：首先，对两者进行区分，有利于厘清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边界。行政法学者普遍认为，对于行政裁量行为，法院以不审查为原则，以有限审查为例外；而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与适用，则以审查为原则，以存在“判断余地”为例外。明确二者的区别，承认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行政裁量差异的存在，能够使我们更加明确司法权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和强度，在对行政权进行合法审查的同时，承认判断余地的存在，从而使行政权的运行更加科学合理，使司法权和行政权达到相互制约与平衡。其次，对两者进行区分，有利于人民权利的保障。显然，明确区分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将显著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使更多的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的制约和监督，从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再次，对二者进行区分，有助于凸显两者独立的价值。行政裁量不等于不确定法律概念，二者在内涵和外延都存在差异，如不确定法律概念往往以法律解释为中心，而行政裁量则很少涉及这一领域。最后，对两者进行区分，有利于学术研究。区分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行政裁量，有助于学界对两者进行分别研究，从而为立法和执法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两者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明确两者的概念，博登海默曾称:“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从这句话可以看到法律概念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可见一斑，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行政裁量进行区分意义重大。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核心内容。现代行政法正是在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大与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不断加强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得到发展的。行政裁量权作为行政法的基本的概念，也是最难以把握的问题。不确定法律概念是一个与裁量权密切相关的概念，两者共同构成了行政机关对法律规范适用的全过程，行政机关在根据两者作出决定的时候都体现出一种个案的选择。虽然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研究在大陆法学界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问题尚未研究透彻，但关于两者关系纷争的出现，也体现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毕竟两者在我国都属于“舶来品”，如何合理移植，将是我国行政法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注释：
法律概念分类篇（10）
犯罪概念在全部刑法中是指导性的概念,刑法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是以犯罪概念为基础和前提的。纵观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法中犯罪概念五十余年的研究,其主要方向是放在对犯罪本质——阶级性、犯罪的定义和特征上,即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犯罪的精辟论述为基点:“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1),“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2),从而彻底摆脱了旧法学的桎梏,实现了刑法理论的根本变革,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犯罪的阶级本质和产生发展消灭的历史规律,确立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三大特征。以1979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条规定为标志,确立了犯罪的定义和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总标准。1997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法第12条基本沿用了这一犯罪概念和定义,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也为建立科学的刑法学体系和深入研究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指导司法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状况迅猛变化,各种新的犯罪现象亟待研究,需要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刑法典的修订任务繁重,刑法理论界对犯罪类概念的研究停滞。与此同时,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刑法典后,刑法修订时来不及遐顾和疏漏之处的问题逐步显现。“如果犯罪的概念要有惩罚,那么实际的罪行就要有一定的惩罚尺度”。(3)为了适应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发展的大趋势和国内司法实践的需要,使我国刑罚的尺度更加准确,使罪与刑更加相当,也使刑罚处罚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我们应当对我国刑法犯罪概念的类别划分加强研究,将我国刑法和刑法学中一直使用的统一的犯罪概念分立,即按照社会危害性性质和程度实行犯罪行为分类,设立分立的犯罪类概念。参考国外立法例和结合我国实际,犯罪行为可划分为重罪、轻罪、刑事过错三大类。依照刑法可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是重罪;依照刑法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是轻罪;依照刑法可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者适用保安处分、免予处罚的是刑事过错。
一、统一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分类
犯罪分类,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将犯罪划分为若干种类。在刑法理论上,对犯罪有许多种分类的方法,其中主要的有两种:一是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来分类;二是按照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来分类。作为犯罪概念的分类,是指按犯罪行为一定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所进行的犯罪分类。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并将其纳入犯罪概念之中,使犯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和抽象,而且从社会学、犯罪学的另一高度,使其真正成为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成为认识和区别各类犯罪、违法和过错行为的性质、程度的总标准。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多将犯罪按行为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法益的侵害程度分为几类,如重罪、轻罪、治安(违警)罪等。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法律以违警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违警罪。法律以惩治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轻罪。法律以身体刑或名誉刑所处罚之犯罪,称重罪。”《英国刑法汇编》第二章犯罪分类与其罚则之普通规范第20条规定:“每一犯罪不为叛逆罪,即为重罪或为轻罪”。1941年《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凡法律规定单独处监禁或拘役,或者监禁、拘役任选一种并科罚金,或者监禁和拘役并科罚金的违反刑法的行为,均认为是犯罪;凡法律规定单处拘留或罚金或者两者任选一种,或者拘留并科罚金的违反刑法的行为,均认为是违警罪”。另外,在一些国家实行犯罪分类,采取分立的犯罪概念中,使用了刑事过错或刑事罪错的概念(通常是指可判处剥夺自由刑1年或6个月以下刑罚的行为)用以代替轻微犯罪行为概念,并将其作为犯罪概念分立化——犯罪行为分类的类别之一种,规定在刑法中。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中,比较传统的观点是重视统一的犯罪概念,而相对忽视对犯罪概念进行分立的研究,甚至将犯罪分类同资产阶级法律概念的形式主义相联系。前苏联着名刑法学家特拉伊宁就曾说过,当法律提供了犯罪的实质概念时,犯罪的形式标准就失去了意义。苏联从第一次制定刑法典开始,就实行统一的犯罪概念。东欧一些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1950年代以前曾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1950年代初就都取消了,而仿效前苏联,给犯罪作了一个统一的立法定义。我国1979年制定和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一直使用的是统一的犯罪概念。
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统一的犯罪概念逐渐让位于分立的犯罪概念。如保加利亚1969年刑法典,把犯罪分为了两个范畴——严重的犯罪和不太严重的犯罪。严重的犯罪指那些被法律规定将剥夺自由不少于3年的行为,不太严重的犯罪指那些按法律规定要被剥夺自由3个月以上,限制自由3个月以上或罚金5000兹罗提以上的行为。按法律规定,剥夺自由少于3个月或罚金少于5000兹罗提的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
我们知道,刑法首先注重的是犯罪行为,然后才是犯罪的主体情况。犯罪构成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为了区分不同的刑事责任,就有必要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这是实现责任个别化、层次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罪重界限的必然要求。实行犯罪分类,能有区别地认定犯罪,为恰当地适用刑罚提供明确的标准和界限。
二、犯罪概念分立化的价值和功能作用
分立的犯罪概念与统一的犯罪概念相比较,对犯罪的本质和特征在阐释上并不发生改变,其价值在于使社会对犯罪这种反社会行为的否定评价标准更为清晰明确,使犯罪概念这一界定罪与非罪、违法、过错的总标准与犯罪构成具体标准相衔接,为刑事责任追究、刑罚处罚个别化、多层次化提供基础。因此,犯罪概念分立化的功能作用在于:
1.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可使立法者更加有区别地去评价各种犯罪行为,如实施犯罪时行为主体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行为所造成的客观结果的严重程度等各种犯罪情节;使司法工作人员更加细致地去区分犯罪行为中危害性程度的各种细微之处,更加准确地适用刑罚。
2.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对刑罚的适用产生重大影响。将全部犯罪分为重罪、轻罪和刑事过错,对刑罚将产生实体法律后果,为轻罪和刑事过错规定出更为便利的服刑制度,可更广泛地适用缓刑、剥夺自由刑以下的刑罚和剥夺权利刑、社会公共劳务刑等刑罚,以及各种形式的免予刑事处分。
3.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对刑罚的执行产生重大影响。犯罪概念分立后,因轻微犯罪被判刑的人的劳动、改造、教育,都可专门进行。如匈牙利刑法典规定,因刑事过错被剥夺自由应在普通管束的改造地服刑。这种剥夺自由刑,允许被判刑人在改造场所地界内自由走动,受监督和监管的程度最轻。对那些因实施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轻微犯罪而被判刑的,有许多国家都规定可以在半开放的剥夺自由场所服刑。我国监狱也逐渐在实行少年罪犯、过失罪犯、伤残病罪犯等分关分押,给予较多的自由和照顾。这样,重罪与轻罪的犯人分关分押,避免交叉“感染”,有利于轻罪罪犯接受改造,有利于其将来服刑期满后重返社会。
4.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不仅广泛地涉及许多实体法律后果,而且还影响到程序法的各个方面。对轻罪或刑事过错的这一类犯罪的审理,诉讼程序可按简易程序进行或实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在案件审理中,除法律明文规定的外,可以不要辩护人、公诉人,并可实行独任制审理,等等。这样做,既可加快案件的审理进度,有利于审判工作,使其及时、简便、易行,也有利于被害人和被告人,社会效果也好。
5.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有利于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刑罚的威慑作用不在于它的残酷性,而在于犯罪后被刑罚处罚的不可避免性。及时准确地对各种严重的和轻微的犯罪给予制裁,以震慑社会上一般违法人员,更好地教育改造罪犯,并使之顺利地回归社会,是从根本上减少和预防刑事犯罪的重要措施。
三、犯罪概念分立化一度成为东欧各国刑法发展的趋势
在犯罪概念分立化问题上,东欧各国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其中以匈牙利最具有代表性。匈牙利1950年以前适用旧的法典,实行犯罪三分类:犯罪、刑事过错、违法行为。1950年代受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给犯罪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实质性概念。由此,违法行为列入行政法规;刑事过错一部分纳入犯罪名目表中,另一部分转移到行政违法行为的有关规定里面去。1961年匈牙利刑法典保留了犯罪统一概念。1971年又重新分出了刑事过错概念,这一决定被后来的1978年刑法典采用。匈牙利现行刑法典实行犯罪二分类——犯罪和刑事过错。《匈牙利刑法》第11条规定:“(一)犯罪或刑事过错都是犯罪行为。(二)犯罪是指故意实施的法律规定要处两年以上剥夺自由刑的行为。所有其他行为都是刑事过错。”
20世纪60年代,除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外,前苏联和欧洲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犯罪概念都向分立化发展。民主德国刑法典将犯罪行为分为犯罪和过错,并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法定刑幅度作为这种划分的根据。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制定的刑法典,除写进了犯罪概念外,也写进了过错概念。1961年1月1日起施行,1972年增补,1974年修订的《苏俄刑法典》,将犯罪分为严重犯罪、一般性犯罪。波兰则将犯罪分为三类,即:严重的犯罪,处不低于3年剥夺自由刑;一般犯罪,处低于3年剥夺自由刑;轻微犯罪,可免除处罚。其他东欧国家对犯罪的分类同波兰相似。
当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认为,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性质和严重程度对犯罪进行分类是合理的,这比统一的犯罪概念更有利于准确地区分刑事责任。犯罪概念分立之后,把犯罪行为分成几个范畴,丝毫不会改变犯罪概念本身的实体内容,也不会使其失去法律意义。相反,犯罪行为分类恰恰是反映各种行为不同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一种手段。正如T·霍尔瓦特(匈牙利)所述:“犯罪统一概念的分立化趋势,正是当代社会主义各国刑法的一个特点。在一些国家中,分出了两个范畴,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分出了三个犯罪范畴。将犯罪分为几个范畴的根据,是通过法定刑反映出来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罪过程度。将犯罪分为几种范畴,并不意味着就要制定出某种特殊的、跟过去为犯罪统一概念制定的法律措施不同的调整规则。实施刑事过错的法律后果,实际上仍然是实施犯罪的那些后果。绝大多数刑事过错都要导致刑罚的适用。按严重程度对犯罪分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解决那些因追究刑事犯罪的责任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为了提高同犯罪作斗争的效果。与此同时,还为更广泛地利用不涉及刑罚的人道的刑法手段提供了可能性。”(4)
作为当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刑法改革和发展的两大趋势——犯罪概念分立化和犯罪的非刑事化,其意义是重大深远的。就犯罪概念分立而言,它从如何评价要受到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出发,从另一个侧面阐释了犯罪概念,是对社会主义刑法理论中犯罪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刑法理论研究成果对各国的立法活动显示出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东欧许多国家和前苏联的刑事立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纷纷吸取和采纳了犯罪概念分立化的成果,并将其在刑法条文中明确加以规定。刑法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一经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立法固定下来,就对各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实践和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尽管后来经历了“”,但许多规定仍延续至今。
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发展需要犯罪概念分立化
我国1979年刑法制定颁布后历经十余年,其间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跨越了三大步。为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司法实践中与各类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22个决定、补充规定,对刑法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并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进行了修订。97刑法正式施行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飞速发展。但同时,社会差异的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突出,引发犯罪率稳中有升。刑法修订时来不及调整或隐含的一些问题逐步显露出来,已越来越引起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注意。笔者早在1996年全国刑法学会乐山会议上就提出,统一的犯罪概念不修改,许多刑法理论界已成熟的研究成果难以吸收入刑法之中,政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刑法时也难免造成困难和困惑。主要表现在:
1.刑法修订时统一的犯罪概念未修改,确定的“中改”方案中,原刑法基本框架不变,拟纳入刑法修订的十大问题之一——保安处分没有容身之处。行政处罚法制定时,未将劳动教养等作为行政处罚方式进行规定,刑法修订时保安处分又放不进去,最终被挂在空挡上。现在劳动教养适用范围在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被暂定名为“行政强制性教育措施”,这种教育措施可剥夺人自由达3年以上,其惩罚的严厉程度超过许多主刑和附加刑,且无法可依。如果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分立,设定为重罪、轻罪和刑事过错,而在处罚对应部分,对刑事过错和轻罪之一部分则可设立和适用保安处分,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几十年来劳动教养“有名无分”的尴尬状况,给我国刑法整体框架结构提供最基本的理论支撑和基础。
2.我国刑法使用统一的犯罪概念,难以充分实现刑事责任和刑罚处罚的个别化、多层次化。当前,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导致人们行为的多样化,犯罪的内容、形式和手段都已发生了很大改变。一些严重违法、不正之风和工作中的失误与轻微犯罪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性、多层次的违法与犯罪组合结构,需要在性质认定和处罚上相应有一个多样性、多层次化的刑事法律调整规范。同时,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发展的趋势,也提出了刑罚处罚的个别化和非刑事化要求。我国刑法一直采用统一的犯罪概念,使人们一提到犯罪就认为是“十恶不赦”的行为,使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难以被接受。另一方面,一些轻微犯罪往往不被人们警惕,甚至有不少为其说情、开脱。由于法律对犯罪危害性程度规定的层次不明确,对行为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规定也未体现出明确的层次,一些剥夺权利刑、资格刑,提供社会劳务刑等刑种难以在刑法中规定,在对一些轻微犯罪进行处罚后效果并不是很好。现实中轻微犯罪较严重犯罪的比例大得多,但司法机关近年来在适用刑罚上,使用管制、拘役、单处罚金、没收财产等较轻的刑罚并不多。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很多轻微的犯罪,尤其是一些轻微经济犯罪并未被定罪处罚。形成了以罚代刑,以党纪政纪、经济、民事处理代替刑事处罚的突出情况。
3.我国刑法使用统一的犯罪概念,使刑法理论界一些成熟的研究成果难以纳入刑法,造成刑法总则、分则脱节。几十年来,刑法理论对一般犯罪构成和特殊犯罪构成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由于犯罪概念没有程度和层次区分,在故意犯罪形态中,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适用缺乏明确标准,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对分则具体罪名的适用产生困难。如盗窃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一般盗窃未遂,依据司法解释不罚,只有重大盗窃未遂才予追究。一般盗窃预备、中止就更不构成犯罪,那么诈骗、抢夺呢?司法实践中由于刑法对何种预备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不明确,也就出现了杀人、爆炸、绑架、投毒预备也无人过问。世界上许多国家明确重罪的预备、未遂、中止才处罚,我们可以借鉴。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刑事过错,对犯罪预备、未遂、中止;对共犯中的从犯、胁从犯;对又聋又哑人或盲人犯罪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甚至不罚,均可划分出一个标准。另外,用刑事过错作为轻微犯罪的概念能为社会广泛接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不过这种过错的严重性已达到应承担一定刑事责任的程度而已。
4.我国刑法实行统一的犯罪概念,使几十年来刑事政策的制定实施处于矛盾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从1982年《严惩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3年《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的决定》,直至2001年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的部署,“严打方针”贯穿二十余年刑事政策的始终,确保了我国社会治安的稳定。虽然每次“严打斗争”都是指向某几类严重犯罪,但因为刑法中没有重罪、轻罪的划分,难以完全做到重罪重处、轻罪轻罚。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难以体现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个别化和层次化,也导致人们对“严打”方针产生疑虑,甚至遭到刑法理论界一些人的质疑。刑事政策不是艺术,而是一种反映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实践。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国家活动,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司法斗争实际,是同犯罪作斗争的科学总结。同时,刑法创制是与犯罪概念相关联的,立法者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根据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政策的要求。因此在确定犯罪概念时,要保证国家社会对应给予刑罚制裁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否定评价标准体系清晰明确,应当将统一的犯罪概念修改为分立的犯罪概念,使刑罚处罚达到个别化和多层次化。对严重犯罪实行“严打重罚”,对一般轻微犯罪则实行轻刑化并结合一些非刑事化处分措施,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严打”与轻刑化、非刑事化相结合的刑事司法之路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与刑事政策相辅相成,并适应国际刑事司法改革发展趋势的刑事司法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56.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