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规模分析篇（1）

从短期来看，在拉动河南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净出口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可能有较大幅度提高。因此投资就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河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就目前来看，河南投资不论从规模还是结构上看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投资规模问题――总量偏低与增速过快同时并存

1.总量偏低

十五时期是河南投资快速增长的时期，特别是2004年以来，河南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全国，但是从总量上来看，投资规模依然偏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2004年以前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长期慢于全国。2004年以前，河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除了在个别年份（如1999年、2000年等）略高于全国水平外，其余年份均低于全国水平。长期投资增速上不去是河南投资总量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河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较低。投资率是衡量投资规模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指一个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河南“八五”、“九五”时期投资率分别为26.7%、28.5%，全国分别为34.1%、36.0%;而浙江分别为39.5%、37.1%;广东分别为48.2%、33.6%;可见，河南投资率低于全国水平，和东部一些省份相比，河南的差距就更大。进入“十五”时期以后，由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带动了西部地区投资的发展，西部省份的投资率均达到35%以上，而河南2002年投资率为29.6%，这一投资率已经是河南的历史最高水平，但与全国相比，仍相差12.55个百分点。2003年河南投资增势强劲，投资率又创新高，达到32.9%，但和全国的47.2%相比，仍相差14.3个百分点。2004年，河南投资增速远高于全国水平，但河南投资率是35.2%，全国是51.5%；2005年河南投资增速为41.3%，全国为25.8%，但就投资率来看，河南和全国仍相差7.1个百分点；2006年河南投资依然是飞速增长，增速达到37%，远高于全国24%的增长速度，但就投资率来看，河南仍低于全国5.1个百分点。

(3)河南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低。2004年河南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189元，是全国人均投资量的59.2%，分别是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的24.6%、36.5%、42%和45.9%。2005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飞速增长，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483元，比2004年增长了近1300元，但与全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6776元相比，差距依然很大。而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东部省份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量分别是13581元、11693元、11399元、7567元，更是远远超过河南。河南与中部六省中的其他省份相比，也只是处于中游。

(4)河南投资与GDP的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不相称。近几年，由于河南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河南GDP占全国的比重也不断上升，由1998年的5.48%上升到2004年的6.46%。但与此同时，河南的投资增长速度却慢于全国平均增速，河南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也呈不断下降趋势，由1998年的4.67%下降为2003年的4.19%。2004年以后，由于河南投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国，从而投资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有所上升，使河南投资与GDP占全国比重背道而驰的局面有所改变，即便如此，两者依然是不相称的。如果从人口、经济总量和投资这三者的对比来看，这种不相称就更明显，2006年，河南人口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的7.5%左右，GDP居全国第五位，占全国总量的5.95%。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占全国的5.38%。

2.2003年以来投资增速过快

但是在注意到河南投资总量偏低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近几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的问题。2003年以来，河南每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2003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02年的11.8%一跃达26.9%。2004年以来河南投资增速更是远远超过全国水平，2004至200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是25.8%、25.7%和24%，而河南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34.1%、41.3%和37%，远远高于全国水平。投资之所以能够拉动经济增长，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设期内表现为一种单纯的需求，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一种拉动。但是一旦固定资产投资建成投产以后，它就由单纯的需求变为单纯的供给，这时如果没有有效需求来吸纳这一增量供给，必然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失衡状况，从而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目前之所以还没有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增加的产能被下一轮更大规模的投资所吸纳，但是受到社会资源等因素的限制，这样一种投资增长速度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因此，就目前来看决不能以投资总量偏低来掩盖目前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的问题。

二、投资结构问题分析

1.“十五”期间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河南目前投资产业结构问题也比较突出，总的来说是第二产业投资过热，增速过快,而第一、三次产业投资增长缓慢,特别是第一产业投资力度与河南农业大省的地位不相符合。同时第二产业内部不平衡问题有所突现，传统产业投资力度过大，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力度过小。

(1)河南第一产业投资比重较低，且下降趋势明显。2000年在河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占到6.97%，之后这一比重连年下降，到2005年这一比重下降到3.8%，五年间整整下降了3.17个百分点。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在绝对或相对的下降。从投资主体的角度分析，第一产业投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户（农村居民个人）。就投资能力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论是政府还是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户，其投资能力在不断地提高，这主要反映在这三类投资主体对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量不断增长上，如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资金由2000年的7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17亿元，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由2000年的225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400亿元，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由2000年的255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450亿元。但是从投资积极性来看，由于第一产业的投入产出率较低，无论是政府、农村集体组织还是农村居民个人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性都在不断下降，这一点可以从各投资主体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这一指标看出。首先，政府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财政资金总额在不断增长，但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由2000年的1.60%下降到2005到的1.52%。其次，就农村集体组织来看，虽然其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绝对值在不断地增长，但是从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看，却是不断下降的，由2000年的15.2%下降到2005年的9.1%。再次，就农村居民个人来看，其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值也是在不断地增长，但是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也是不断下降的，由2000年的17.3%下降到2005年的10.3%，五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

(2)2003年以后第二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增长过快。2003年以前，第二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但2003年以后第二产业投资却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2003年，在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648.16亿元，增长63.4%;所占比重由2002年的34.6%迅速上升为2003年的41.0%。特别是随着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基础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如2003年河南省能源工业投资增长58.1%，原材料工业投资更是增长140%。2004、2005年依然保持着这种增长趋势，如2005年河南煤炭、化工、机械、食品、纺织工业投资增长速度都在50%以上。但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主要是高能耗行业增长偏快,一般加工工业产能扩张过快,而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升级类投资比重偏低等。

(3)第三产业投资比重过低。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像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70%以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土耳其、印度的服务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都超过或接近GDP的50%。而我国200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39.5%，河南只有29.3%。河南第三产业的这种发展现状与近几年对第三产业的投资量是相关的。2003年以前第三产业投资比重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但2003年由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速度，从而使第三产业投资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由2002年的64.4%下降为2003年的57.3%，下降了7.1个百分点。2003年以后，由于第二产业投资的过快增长，第三产业投资比重连年下降，到2005年第三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下降到51.2%，这与2002年的最高水平相比相差10多个百分点。

2.不同城市间三产投资很不均衡

河南省不同城市间三产发展很不均衡，从而导致不同城市间三产的投资很不均衡。有的城市服务业相对发达，投资量相对较大,如郑州,其三产投资占其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87%、32.47%、65.66%;有的城市工业很发达，第二产业投资相对较大，而一三产业投资相对较小，比较典型的城市是洛阳，其三产投资比重分别是2.42%、51.3%、46.22%;有的城市工业不发达，投资量很小，因此一三产业投资量相对较大，比较典型的城市是信阳，其三产投资比重分别是7.48%、22.38%、70.14%;还有的是典型的农业城市，第一产业投资相对较大，二三产业投资量相对较小，如驻马店三产投资比重分别为12.7%、32.95%、54.35%。当然并不是说城市产业发展要整齐划一，各城市应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形成自己的产业结构，但是还是应注意三产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发展，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地区的最优规模经济。

3.投资分布不合理，投资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工业城市圈内

从投资的地域结构来看，投资过于集中，如2005年河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工业城市圈内。其中郑州、洛阳、新乡、焦作四个市集中了河南投资总量的43.41%。而其他14个城市投资总量只占河南投资总量的56.59%。有些市投资总量明显偏小，几百万人口的市每年才几十个亿的投资。有的市连续几年增幅上不去。有些市投资增幅虽然不低，达到百分之四五十，但由于基数很小，总量并不大。有些市的投资基本上是高速公路形成的，其他投资比较少，工业投资更少，仅占城镇投资的20%左右。

4.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比较薄弱

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偏低，“十五”时期，河南省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完成4325.16亿元，年均增长18.2%，低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7.5个百分点。具体来说，基础设施投资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路。河南省十五时期公路投资总量虽然居全国第一位，但主要是高速公路投资完成的，而国省干线公路改造、农村公路，以及场站建设任务还很重，与建设全国公路交通枢纽中心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二是城市的道路、供水、供热、供气特别是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欠账较多，必须加大投入、加快建设。三是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还需要大量增加住宅建设。四是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投资仅占全社会投资的4.7%，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

投资规模分析篇（2）

表11990―2001年武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基本建设投资GDP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武汉年鉴》1989年～2002年各版

从表可以看山，武汉市房地产投资呈现山如下一些特点：

（1）年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快。1990年武汉市房地产投资总额仅为3.35亿元，而到2001年则猛增到115.34亿元，增长34倍多。12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51.74%。但同期武汉市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的平均增幅只为27.12%。同期的GDP平均增幅为21.6%。特别在1992年～1995年最为明显。由此可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大大高于后两者，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很快。

（2）投资周期性波动大。图1为1990―2001年间武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基本建设投资及GDP增长率的散点折线图。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山，1990～2001年间武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明显呈现山一个周期波动。1993年以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很快，1990年的增幅只为-2.4%，1991年为2.1%，而到199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迅速上升，增幅上升到63.2%，到1993年增长率达到极点，为341.4%。短短4年时间就上升了7.4倍。而在1994年以后，投资增长率渐渐回落。1994年、1995年分别为131.4%、60.6%。在1996年回落得最快，只有6.2%，增幅下跌了将近10倍。到1999年房地产投资首次山现了负增长。1999年之后，房地产投资增幅又有增加趋势。

二、武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趋于合理

适当和合理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水平，可以拉动一国或一地区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房地产投资过度将会带来空置房增多，银行贷款难以收回，严重时，有可能引起金融风波，具有强烈的副作用。而如果房地产投资不足，房地产市场上将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人们将无法（或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住房，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同样也会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影响。

房地产投资规模是否合理，我们可以从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以及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分析。表2表明了武汉市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及GDP的比重的变化。

表2武汉市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及GDP

从表2可知，1992年以前，武汉市年度房地产投资占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足10%，市场感觉该市房地产投资不足。而此后该比值一直大于20%。而年度房地产投资与年度GDP的比值，先升后降，1992年以前均在9%以下，市场感觉房地产投资不足，房地产产品将供不应求，而1993～1998年，该比值在8.4%-24.2%之间。在这段时间，整体上来说，几乎又是递减的，但一般都小于18%。此阶段由于投资放大，房地产产品将供过于求。由此本人初步估计，武汉市房地产投资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20%-25%之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8%-15%可能是武汉市房地产投资比例的合理区间。由表2判断，从年度房地产投资分别占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及占GDP比重的角度上来说，1993年以后，武汉市房地产投资规模处于投资合理区。

为了验证上述推断的正确性，下面我从武汉市房屋的空置率情况的变化进一步加以证明。

空置率用公式表示为：

房屋空置率=报告期末房屋空置面积/近三年房屋可供应量*100%

年度房地产产品的供给即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年内可供销售面积。房地产产品的实际需求可以认为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年内实际销售面积，房屋空置面积就等于年内可供销售面积减去年内实际销售面积。由于房地产市场供需不均衡，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分析，房地产空置存在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用途的房地产，其空置率的变化规律是不相同的。

一个经济社会，房地产产品存在一定的空置面积对房地产市场是必要的。国外研究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当房屋空置率在3%以下时，买房人几乎找不到符合自己需要的房屋，房地产产品供不应求，此时市场上空置房屋少，市场呈现出卖方市场。而当房屋空置率在3%～10%时，市场较为平稳。整个市场供应不显得过剩，买方对房地产产品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当空置率大于10%时，则房地产产品逐渐显得过剩。达到15%以上时，存在严重过剩。当然，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不够发达，其空置率标准与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一般认为空置率在4%～6%之间是合理的。发展中国家的空置率标准可归纳为如下：

表5列出了1990年～2001年武汉市房屋空置率情况，

表4显示，在1995年以前，武汉市房屋空置率处于空置不足区，空置率均在4%以下，各年的房屋竣工面积（小于1000万平方米）、房地产销售量（小于100万平方米）都不是很大，房屋空置的绝对量有限。此时，房地产市场处于买方市场。在这一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很少关注房地产产品的功能、配套服务、小区环境等。而在1996年以后，武汉市房屋空置的绝对量逐渐扩大，空置率也由处于不足区转变到处于合理区间（在4～6%之间），在国家决定取消实物福利分房采取货币分房以来，武汉市房地产市场供需两旺，房屋竣工面积、销售面积量放大。总之，从空置率角度来说，武汉市房地产投资规模在1996年以后达到合理区间。

投资规模分析篇（3）

近代外国在华投资主要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109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对华投资。这一时期的投资规模呈逐步增长趋势，而一般传统观点认为，外国在华投资因为基于不平等的条约，所以带来的效应有害无益，资本主义列强抢夺了资产，霸占了商港，榨干了劳动力，对中国展开了惨无人道的资本主义剥削，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我们不能只看到外国在华投资的负效应，也应看到在华投资中积极的一面，其中的正效应是非常显著的，它刺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发展。

一、近代外国在华投资情况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用搭载火炮的新式战舰轰开了中国封闭着的大门，受到武力威胁的清政府不得不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列强从这些不平等条约中摄取到了中国大量的特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逐步控制住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几个通商口岸及交通路线，从根本上扼住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咽喉，自此以后，中国的贸易活动开始变得极为被动。这些资本主义豪强带来了大量商品在中国进行“轰炸式”推销，并开始将中国变为自己的原材料供应基地，每年从中国向外输出大量的原材料。至甲午战争时期，外国在华投资总值约为120万美元，以船运及商贸为主，但这个时期的在华投资属非法行为，不被清政府及其中国人民所接受，并遭到了抵制。

甲午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步伐加剧，并开始使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变得合法化。其中《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将外国在华投资推向了一个高潮，条约中明确规定：“允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将商品销往内地的同时更免收内地税，享受高级别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不仅是日本，英法德美等国家也相继在华设厂，使得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呈现出一种“任人宰割”的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等资本主义被战局所牵绊，放松了对中国的贸易力度，曾一度导致贸易投资有萎缩现象，但不久便又恢复了增长势头。由1920年5.5%的增长速率到1930年的80%，短短十年的时间呈现出爆炸式增长。这一时期的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运输、矿产、金融、外贸等领域。1937年日本对中国开始了大面积侵略，对华投资也从之前的列强共享变成了日本独占，并将大片的沦陷区割为自己的殖民地，对殖民地内的资产及其企业实行“军管理”式掠夺。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虽摆脱了日本的资产侵略，但从日本手中收回利益的英法等国继续着对华贸易。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彻底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结束了长达109年的不平等贸易史。

二、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

近代外国在华投资主要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其中主要投资表现为外国资本家在华修建铁路、经商、经营房地产生意等，而间接投资则主要表现为外国资本家向中国政府提供的高额贷款，其中直接投资占到了绝大部分比重，而间接投资则起到了辅助作用。从直接投资的规模上来看，近代外国的在华投资主要以甲午战争为界限，分为甲午战争前投资和甲午战争后投资两个时期。

首先是甲午战争之前的外国在华投资，这一时期的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从通过战争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开始，便不断地通过武力侵略和威胁来扩大对华贸易的范围与规模。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加，各种各样的工厂与企业相继出现，它们涉及到的领域主要为航运业及其加工业等，其中，船舶航运业为前期投资的重点领域，主要是为了便于进出口贸易。当时投资规模相对来说不是很大，但因为是主要领域，市场比较广阔，所以相对利润较高。

其次是甲午战争之后的外国在华投资，这一时期的外国在华投资规模较甲午战争之前有着显著的增长，其涉及的领域也从原先的船舶业和加工业拓展至制造业、铁路运输业和矿产房地产业等等。这一时期的投资者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扎下根基，建设工厂在中国做长期贸易的打算。规模的扩大使得产业资本的疯狂增长，仅仅从1894年到1913年这短短的将近20年时间里，其产业资本就增长了20余倍，其投资力度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近代外国在华投资中，甲午战争前后两个时期的规模是有明显区别的：战争前期，投资者多为小资本家，只能借助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从那些易获取利润且收益较高的领域入手，所以总体的投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收获颇丰；战争后期，有了资本积累的外国在华投资者在华直接投资的总量增长迅速，并且从原先的小资本家成长为大型的垄断企业并不断的吸收和扩张，并不断向其他的领域方向延伸，形成了一系列相互依靠和扶持的资本体系，规模空前。

三、近代外国在华投资方式的特点

外国的在华投资主要以直接投资为主，间接投资为辅，这种投资区别于其他时期投资最主要也是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些外国投资者均是以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以践踏中国的为特征进行的对华贸易，这种贸易是对中国及其不利的，是不被人们所认可的不平等交易，除了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这些投资还存在以下几大特点。

投资地域集中化。纵观百年来的不平等贸易，外国豪强的对华贸易主要集中在其势力范围或者是殖民地内，其中也包括租借和条约中规定的通商口岸，很少涉及其他无关的地区。这就使得沿海地区成为了不平等对华贸易的主要集中点，而农村及其广大的内陆地区则很少被波及，没有成为外国资本家的对华贸易地域。所以，这一时期的外国对华投资地域呈现出一种集中在沿海而并未涉及内陆地区的形势。

主要投资国的不断更替。百年间，对华投资国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趋势。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在对华投资国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长期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贸易活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等西欧国家忙于战争，分散了在中国的注意力，这让悄悄兴起的日本有了可乘之机。1914年后至1945年间，日本慢慢形成了“一家独大”的贸易局面，长期占领者中国的绝大部分资产交易，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贸易投资国。而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人将日本人赶出了这片大陆，将原先由日本垄断的贸易资产解放了出来，但却遭到了美国的窥伺。这一时期，美国的在华势力日益膨胀，垄断了中国的贸易活动，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才彻底从这一垄断局面中摆脱出来。

外国在华投资资本结构的不平衡性。近代外国的在华投资并没有覆盖所有的领域，它们多集中在金融、交通、能源、原材料、贸易和房地产等产业，对农业及其制造业的资产投入少之又少，其中就1936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国在华投资的资本结构就有31.26%投在了金融业上，而房地产业也达到了23%，贸易业也有17%，交通运输业则占有将近8%的比重，这些领域要么是便于收拢资金回国的，要么则是方便对华贸易的，均为吸收中国资金带来便利。

四、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效应分析

虽然近代外国投资占据了当时中国的主要资本市场，但当时中国的本土企业还是有一定发展的，所以这一时期的外国在华投资虽然极其的不平等，破坏了中国的贸易自由，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从客观上讲，对中国的工业化进展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起着推动作用，所以分析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效应，应主要从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两方面出发进行讨论分析。

其中负面效应是主要的。外国在华投资与其说是在做生意，倒不如说是在“暴力掠夺”，他们通过最初的鸦片走私到后期的玩弄股票欺诈、高额贷款、战后赔付在中国获得了大量资本。就调查显示，1930年美国商人的在华投资资金额度中就有高达67%是源自中国的，说明外国在华投资的大部分资金其实是在中国聚敛的，这就使得中国大量的资产外流，对中国的资本积累带来了巨大打击。这些资本主义国利用这些在中国“窃取”来的资产开办工厂与修筑铁路，并大量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榨取中国人的利润，打压了民族企业，最后这些企业资产被转移到国外，难以回流，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虽然这种海盗式的掠夺卷走了大量资金，但不得不承认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效应，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近代外国在华投资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结构的瓦解，主要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的破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手造就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并推进其发展。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进口产品不断地流入到中国市场，机器制造品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手工品，为防止外国人最大化的榨取中国市场的利润，第一批中国的机器制造业便诞生了，更涌现出了大量实业兴国的救国者，兴起了一大批民族替代工业，这些工业是在外国投资者的刺激下诞生的，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可以想象，这些外国投资者给中国人做出了榜样。中国有着大量的人力资源，而手工业生产始终与农耕活动的忙闲脱不了关系，中国人在外国投资者身上学到了经营企业的知识，将手上的资源和人力聚集起来，才能成立像样的企业，若是没有外国投资者的存在，那么就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发展。

其次，外国的在华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大批的相关技术人员进入中国并引入了一套完善的经济体制。外国投资者虽无意将技术授予中国，但在从事生产和其他经济行为时，其实已经潜移默化地带动了中国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变革，大批的中国资本家开始仿效外国的生产技术以及经营理念，他们摒弃了落后的传统工艺，采用现代化的生产线从事生产工作，大大提高了我国民资企业产品生产的效率，同时这些管理制度以及销售方法更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提及的一点，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大量入侵更带动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新的商贸口岸的开辟和铁路的修建，除此之外更是引进了蒸汽轮船等先进的交通工具，取代了中国古老的帆船和马车，要知道，交通的发展扩大了市场，方便了人员流动和货物的运输，极大地节约了商品销售的成本，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尤其是中国几大口岸城市作为资本主义国的“根据地”，其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以上海、厦门为代表的几大港口城市现代化发展最为迅速，其中也有更多的民族企业在这里兴起，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

总而言之，近代外国在华投资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它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又掠夺了大量资金及能源，限制了中国经济发展，是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而且话说回来，虽然这些正面效应显而易见，但这些投资所产生的正面效应能否真正的为中国带来实质上的发展，还是与民族企业的认识与能力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导致虽然外国对华投资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了个好头，但在清政府软弱无能，民族丢失的多重影响下，并没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像日本那样迅速的发展起来，这也与中国的国情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投资的刺激之下也没能迅速发展起来，只有中国夺回了自己的，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并独立地进行外资贸易，才能真正的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现代化建设，而历史也真正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梁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投资规模分析篇（4）

一、企业投融资战略的战略模式

（一）快速扩张战略

所谓的快速扩张投融资战略指的是企业在作出投资、融资的战略决策时，都是以扩张资产的规模为主要目的。快速?U张的投融资战略是企业要实现多元化、一体化发展下的一种重要手段。企业在进行快速扩张的投融资战略的时候，往往需要留存很大一部分的利润，甚至是全部的利润用于投资战略上，就有可能会造成企业的内外部资金紧张。而在资金紧张的时候，企业就需要通过有效的融资手段，来获取外部的资金，弥补投资战略下的资金缺口。企业的外部筹资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分别是债券融资与股权融资。在大规模战略扩张中，大部分的融资资金来源是债券融资，往往这种融资方式会增加企业的负债，形成企业的高负债率，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企业资本结构的稳定性。

（二）稳健发展战略

所谓的稳健发展战略指的是企业作出投融资战略决策的时候，关注的焦点在于企业效益的稳定增长。在企业经营效益逐年增长的同时，企业的资产规模也在逐渐扩大。在作出投融资战略规划的时候，既考虑到企业发展的可能性，又会重视企业面临的风险。企业实施稳健型的投融资发展规划，会从企业资产角度出发，优化现有的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核心业务能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出现闲散的资金浪费，从而来提升企业的效益，当获得的利润积累到一定时期后，在进行适当的扩张，实现利润的再增长。在企业实施稳健型的投融资战略过程中，会体现出适当负债、适当的分配以及重视收益情况等特征。

（三）防御收缩型战略

一般来说，防御收缩型投融资战略属于防御型的战略决策，当企业面临着不良经济环境的时候，往往会采取这种战略，来保护企业经营的安全，促进企业能够平稳的发展。防御收缩型的战略，是对企业生存的市场作出分析后，要预防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或者是财务危机的基础上，维护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适度的进行投融资决策。在防御收缩型的投融资战略决策中，企业把促进资金的流入、减少资金的支出当作是主要的目的，借助于精简机构，减少企业的日常开支减轻库存量、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等方式，提高企业的管理力度，最大化的发挥出人力、物力的作用，提升企业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提高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实现企业资金的回流。在防御型的投融资战略模式中，体现出低负债、低收益以及高分配的特点，与稳健型的投融资战略决策以及快速扩张型的投融资战略决策有着明显的不同。

二、企业投融资的现状分析

（一）企业的财务管理分析

在20世纪时候，我国的企业管理学家第一次提出要将企业的财务管理理论的内容扩展到财务战略范围上，推动企业的财务管理与战略之间的相互结合。作为财务战略决策，指的是在保证企业现金流平稳运行的背景下，实现企业的战略规划，来提升企业在财务竞争上的优势，企业需要树立全面发展的意识，结合财务管理的数据，能够对企业的资金进行长期的规划，进而来保证企业能够正常的运行。其中，投融资战略的合理运用，有助于维护企业现金流的平稳运行，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进而来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当前，我国企业的整体融资状况却不容乐观，企业在开展投融资战略决策的时候，容易受到市场的影响，比如说融资途径不畅、金融体系不完善，使得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金融信息是不对称的等问题，就会影响企业投融资战略决策的有效性与科学性，进而就可能会影响到企业财务管理的开展。

（二）投融资战略分析

企业在开展投融资战略决策的时候，资金的筹集与投放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可以说在企业财务战略决策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投融资战略决策，投融资战略实施的效果如何，对企业之后的经营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从实际中来看，我国企业在投融资战略分析方面的力度不够，存在着不全面的问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企业容易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选择上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不能够跟上市场经济的变化趋势，在分析企业的投融资战略规划的时候，就无法从市场的变化出发，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就会影响投融资战略决策的实施效果。

三、企业投融资战略的发展规划分析

（一）完善企业的投融资渠道及结构

当前，我国企业的投融资的战略规划以及模式选择会因为企业之间发展规模、经营实力的区别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大多数的企业是有着自身成熟的投融资战略规划与风险控制措施，一般来说，企业在开展投融资战略的时候，比较重视风险控制体系，一般而言其投融资战略的开展安全系数较高，相对获取的收益就会较少。但是，市场上还存在着大量的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的发展规模不大，资金力量较为薄弱，在资金管理上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指导，使得自身在开展投融资战略的时候，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投融资的渠道较少，使得企业的劣势更加突出，影响着企业的长久发展。为此，企业的领导者与管理者就需要意识到这方面存在的不足，能够提高对市场敏感度的分析，在进行投融资战略规划的时候，先充分的调查现有的市场条件，在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慎重的选择企业的投融资方案，对未来做出可行性的规划。比如说，当前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企业要完善企业的投融资战略结构，就可以选择一些资质较好、信用等级高的网络金融服务平台，在该平台上有选择性的拓展企业的经营业务，借助于网络贷款的优势，以及在互联网下大数据资源共享的基础上，提高对市场的分析力度，不断完善企业的风险防范体系，促进投融资战略的顺利开展。

（二）与时俱进，顺应市场发展的潮流

投资规模分析篇（5）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对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短缺资本的投入显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基础是农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显然，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农业投资中，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的状况以及与农业增长的关系。通过对中国转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来，尤其指1990年代以来)农业gdp数据和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结构状况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对农业增长有极强的正相关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资结构所产生的边际产量不同，所以改善农业投资结构也能对农业增长产生正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也对地方农业增长有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导致我国政府农业投资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须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进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调整。

1. 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 1　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农业投资规模是指各个年份或各个时期农业投资的总量。按照本文的统计口径(中口径)，我国农业投资规模在各个五年计划期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尤其从“七五”开始，我国农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快，其累计投资额是“六五”时期的两倍还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长(见表1[3])。

表1　各个时期财政支农情况

国家财政总支出 财政支农支出 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时期 (亿元) (亿元) (％)

“五五”时期 5246.52 614.41 11.71

“六五”时期 6951.9 612.71 8.69

“七五”时期 13800 1303.2 9.38

“八五”时期 24529 2400.8 9.75

“九五”时期 55742 5186.6 9.29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锡文. 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如果将政府农业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情况联系起来，并使用逐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发现，自1978年以来，无论是农业gdp还是农业增加值，其总的趋势也是增长的，虽然个别年度间存在着波动。尤其在近期，这两个指标的增速开始加快，增幅明显。(均以当年价格计算，未转换为可比价格)。将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及政府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画在一张图上，如图1所示[4]。

图1（）略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增长曲线比较陡峭，证明增速很快。农业gdp、农业增加值也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即先缓慢、平稳增长，后急速增长。如果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计算出来，发现后者较低，见表2。

表2　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和占农业gdp比重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占财政支出比重％ 13.4 12.2 7.7 10.0 8.3 7.8 7.7 7.2 7.2

占农业gdp比重％ 10.8 7.8 4.2 4.0 2.8 4.9 5.6 5.8 5.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也达到了10％。(当然，我们这里所说政府农业投资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口径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在我国，虽然财政的总体实力有限，财政支农支出仅占农业gdp的5％～6％，但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近10年来，大体在8％～10％之间。建国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1950年为27.4亿元(当年价格，后同)，1960年增长到90.52亿元，1970年曾降到49.4亿元，1980年为149.95亿元，1990年增长到307.84亿元，1998年已达1147亿元(这一年的数字包括当年增发国债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1978～1998年间财政支农投入年平均增幅达到11.4％[5]。所以，从投资规模上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资逐年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2　中国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的关系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的我国农业gdp和农业财政投资的变动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假定两者间存在一元线性关系，以农业gdp为因变量(用y表示)，政府农业财政投资为自变量(用x表示)，在有限观测数据下进行拟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2955.47+17.71x

(2.27)　(11.18)

可决系数r[2]=0.87，调整可决系数为r[2]=0.86，f值为124.95，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检验通过，拟合程度较好。该模型说明，每增加1亿元的财政农业投资，我国的农业总产值就会增加17.71亿元。可见，增加政府农业财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力、土地、技术、制度等)在农业增长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相同，本文暂不讨论。

1. 3　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与地方农业增长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情况，由于我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实行分税制，这种体制对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投资的数额、方向、结构、目标与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财政农业投资中，很多情况下要求地方政府进行配套，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地方财力的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我国各个地方政府农业投资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投资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经成为各地区间农业增长差距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呢？这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

这里我们仅仅选用两个省份进行对比，即选用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与一般省份河南省为研究对象来观察政府投资与当地农业增长的关系，以及地方农业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显然，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差距的原因不仅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暂不述及)。

1. 3. 1　地区农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各省农业增长与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选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数据，江苏省数据来源于《2002年江苏统计年鉴》(电子版)[6]，河南省数据来自《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7])，发现无论是发达省份还是一般省份，其农业增长和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与全国的变动趋势一致，即先缓慢增长，后快速增长。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苏省农业gdp，x[，j]表示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y[，h]表示河南省农业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资，设定模型y=a+bx+ε，ε为随机扰动项，在有限观测值条件下可分别得到如下一元线性回归拟合模型：

江苏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j]=235.514+39.84x[，j]

(1.527)　(7.140)

r[2]=0.80，调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该模型表明，江苏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可得到39.84亿元的农业gdp增长。

河南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h]=-208.95+72.75x[，h]

(-4.02)　(21.32)

r[2]=0.96，调整后的r[2]=0.95，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此模型的经济含义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则可以产生72.75亿元的农业gdp增长。两个省份的政府农业投资对农业的增长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不过两省的投资力度不同，农业gdp的增长幅度也不同。见图2：

图2（略）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http: //www. jssb. gov. cn/sjzl/tjnj/2002/nj13/nj1302. htm。一部分数据经过计算

1. 3. 2　地区差距与政府农业投资的关系

除个别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均大于河南省农业政府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两省的农业gdp变化是否呈现出同样的差距呢？为了消除两省间由于巨大的农业人口差额而形成的误差，在这里选用农业人口人均农业gdp进行比较。从图中结果很容易地看出，两省在农业增长方面的差距竟然与两省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差距变动很一致。可见政府农业投资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充分条件，也成为地区农业增长差距产生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状况，这种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差距继续发散而形不成收敛的态势。 2. 中国农业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变动与农业增长

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但表现在数量规模上，也表现在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上。所谓的投资方向和结构指投资的资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资项目构成。我国农业投资主要由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其他费用这几部分构成。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等的建设以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改进投入与产出的质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资形成的农业科研成果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降低其生产成本，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农业事业费支撑农业事业单位的运转，并通过农业事业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扩大农户生产及交易的规模，减少农户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农业产出[8] (39)。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各项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渐降低，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长，90年代后期有所趋缓，进入2000年后又开始增长，并占据着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比重[9]。见表3。

表3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情况表

单位：亿元，％

农业支 支援农业生产和 比重 基本建设 比重 科技三项 比重 比重

年份 出合计 各项事业费支出 (％) 支出 (％) 费用 (％) 其他 (％)

1978 150.7 77.0 51.1 51.1 33.9 1.1 0.73 13.9 9.2

1980 150.0 82.1 54.7 48.6 32.4 1.3 0.87 13.9 9.3

1985 153.6 101.0 65.8 37.7 24.5 2.0 1.3 12.9 8.4

1990 307.8 221.8 72.1 66.7 21.7 3.1 1.0 16.3 5.3

1991 347.6 243.6 70.1 75.5 21.7 2.9 0.83 25.6 7.4

1992 376.0 269.0 71.5 85.0 22.6 3.0 0.80 19.0 5.1

1993 440.5 323.4 73.4 95.0 21.6 3.0 0.68 19.0 4.3

1994 533.0 399.7 75.0 107.0 20.1 3.0 0.56 23.3 4.4

1995 574.9 430.2 74.8 110.0 19.1 3.0 0.52 24.0 4.2

1996 700.4 510.1 72.8 141.5 20.2 4.9 0.70 43.9 6.3

1997 766.4 560.8 73.2 159.8 20.9 5.5 0.72 40.4 5.3

1998 1154.8 626.0 54.2 460.7 39.9 9.1 0.79 59.0 5.1

1999 1085.8 677.5 62.4 357.0 32.9 9.1 0.84 42.2 3.9

2000 1231.5 766.9 62.3 414.5 33.7 9.7 0.79 40.4 3.3

2001 1456.7 918.0 63.0 480.8 33.0 10.3 0.70 47.7 3.3

2002 1580.8 1102.7 69.8 423.8 26.8 9.9 0.63 44.4 2.8

2003 1754.5 1134.9 64.7 527.4 30.1 12.4 0.71 79.8 4.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81页，计算整理

表3中，由于资料所限，项目的分类比较粗，比如未能将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与事业费分开，基建支出也很粗略，这与我国农业投资方面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是按本文开头所定义的农业支出中口径来计算和划分的。上表也充分说明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显，即农业投资中的主体部分投向了农业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这几项所占比重超过了按这一口径计算的90％，投向农业科技(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只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项目很少。农业基本建设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设。有观点认为，不同的投资项目对农业增长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国6个农区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与3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10]，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各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具有明显的正效应；钱克明[11] 研究了农业产值增长与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农牧户自身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技投入的边际回报率最高，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次之，农牧户自身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最低。李焕彰、钱忠好的一项研究结果[8] (40)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中边际产出效应高低的次序为：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而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为：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比重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项费比重最低。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政策与投资结构效应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效应小的投资过多，效应大的反而投资过少。

3. 简短结论

在我国农业投资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社会和私人投资不足，政府农业投资在整个农业投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农业在某些方面的准公共品性质，政府对农业进行投资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与国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虽然纵向比较中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投资结构与方向不合理，投资效应与投资方向错位；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差异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响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在公共财政方面应该做到：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需要确定农业事业费支出，保持原有规模不变甚至有所压缩；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方向和目标；构建促进地方政府投资农业的动力机制，以避免地区差距拉大。总的原则是不但要加强农业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规模，还要优化投资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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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芝兰. 我国农业增长中的政府投资影响[j]. 财经科学，2006，3：75-79.

[3]陈锡文. 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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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苏省统计局. 2002江苏统计年鉴. [eb/ol]. http: //www. jssb. gov. cn/sjzl/tjnj/2002/nj13/nj1302. htm.

[8]李焕彰，钱忠好. 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4，8：38-43.

投资规模分析篇（6）

私募基金的规范化则是指这种制度要被法律承认,其设立和运作不仅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而且要符合有关市场规则和规律,给其他参与主体主要带来正的外部性等。

一、私募基金规范化运作的衡量标准

1.内部的规范化。主要指私募基金设立和运作产权清晰、组织形式设计合理、风险控制有效等,能够依靠自身一系列制度安排成为市场独立运作的主体。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私募基金规范运作所需的内部模式。私募基金规范运作的内部模式的影响因素很多,可以从管理的角度分析管理的规范性,也可以从制度的角度研究各种制度建设的合理性等。本文选取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私募基金内部各项机制对其运作的影响。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管理、投资决策等因素对私募基金的运作没有影响。

2.外部的规范化。规范运作需要的外部条件,即参与主体具备一定资质,市场环境一定程度上满足完备性要求和制度环境相对完善等。

二、中国私募基金规范运作的内部条件分析

(一)组织形式对私募基金运作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中国相关法律,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模式可以采用公司制、契约制和有限合伙制。中国目前主要采取的是公司制形式,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私募投资基金绝大多数采用有限合伙制。

2007年6月1日起实施的新《合伙企业法》为本土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深圳、上海、温州等地已陆续成立了十多家本土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例如:2007年6月26日,全国第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南海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在深圳成立,这是中国自今年6月实施新的《合伙企业法》后,首家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007年11月,深圳东方富海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一举募资9亿元人民币和5 000万美元,成为当前国内最大的本土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

(二)收益分配机制对私募基金运作的影响

1.收益共享型下基金管理者行为分析。收益共享型分配方式是指管理者不必向投资者支付固定款项,而是由两者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和收益。在收益分享制下,私募基金投资者和管理者共同出资设立基金,管理者占其中10%～30%的比例,两者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管理者和投资者组成利益“捆绑体”,这迫使管理者努力工作精心管理资产,因而能较好的降低道德风险,并形成对管理者较强的激励机制,促使管理者充分发挥其投资技能,在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最大化投资者效用。我们用博弈模型简单分析如下:

假定投资者和管理者是风险中性的,管理者不可观察的努力水平为e,基金收益除取决于管理者努力外,还受外生变量ε(市场状况等)的影响,π(e,ε)表示收益函数。假定π随着e的增加而增加,则管理者的收益函数为:r(e,ε)=f+t·π(e,ε),效用函数为:u1(e,ε)=r(e,ε)-c(e),对应的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u2(e,ε)=π(e,ε)-u1(e,ε)=(1-t)·π(e,ε)-f。

其中,f表示为维护基金日常运作提取的少量管理费用,t表示收益分成比例,c(e)表示管理者的努力成本。在假定基金业绩和管理者努力成线性关系的前提下,管理人越努力基金获得好业绩的可能性就越大,即?坠c/?坠e>0,但管理人努力的同时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管理人在付出努力时也要权衡收益与努力成本之间的关系,使自身效用达到最大化。

为了使max[r(e,ε)-c(e)]的讨论简便,我们假设在基金管理者的努力水平达到最大化之前,他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大于其付出的边际努力成本,管理者获得的收益会随着其投入的努力而增加;在达到最佳效用水平后,其获得的收益将小于投入的努力成本。因此,当且仅当二者相等?坠r/?坠e>?坠c/?坠e时,基金收益和管理者的效用同时达到最大化。

因此,在收益分享制模式下,基金管理者的效用与他的努力水平正相关,他努力工作,直至他的边际效用与他的边际努力成本相等,在最大化其预期效用的同时也使基金收益达到最大化。基金收益的最大化与投资者效用最大化并不矛盾,因为在投资者确定分享比例时,t不能趋近于1,那样意味着投资者一无所获;t也不能趋近于0,那样意味着管理者不会投入努力成本,也就无收益可分。因此,在0

2.中国目前条件下保底分成型的合理性分析。保底分成型收益分配方式指私募基金管理者承诺每年向投资者支付等于或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款项,如果基金运作有盈利,这部分再按一定比例在两者之间进行分配。但中国有关法律是禁止这种做法的,保底合约不能实现时产生的纠纷往往得不到法律救助,产生大量经济社会问题。并且,有些保底收益相当高,管理者为实现保底收益率,有很强的操纵市场,高风险操作的倾向。

本文认为,鉴于中国目前的投融资环境和社会信用环境并不十分规范,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对投资者的有效保护,因此有必要打破常规,允许私募基金管理者从事委托理财业务时采用保底的做法。这会产生两个好处:一是在目前情况下,保底的做法能够加强对资金委托人的保护,消除他们的顾虑,从而促进这项业务的发展;二是保底、保本的做法对有实力的大型委托理财机构更有利,这些机构由于管理的资金规模较大和拥有良好的品牌,理财成本较低,有能力来承诺保底、保本,这也有利于委托理财业的优胜劣汰。

但是,即使是允许保底的做法,也要施加一定的限制,以避免一些资质较差的机构进行虚假承诺,或是委托理财机构进行超出保证能力的高风险投资,导致保底名不副实。为此应规定:严格控制对保本性委托理财的授权,由资质合格的第三人(通常是银行)提供民事担保,严格控制保本性委托理财对衍生商品的投资比例,加强信息公开等。

(三)风险控制机制对私募基金运作的影响

1.事前的风险防范措施。(1)管理者保证金。这一比例按投资者对其的信任程度而异,国外一般在1%～3%(中国高达10%～30%)。基金管理者份额与投资者资产一起运作,能保证管理者与基金投资者利益绑在一起,促使其自觉回避风险。当基金运作出现亏损时,首先用基金管理者的份额弥补,当基金净值下降到管理者的出资限额时应止损平仓,以维护投资者资本金安全。(2)收益分配顺序。私募基金收益首先用来弥补往年亏损,待亏损弥补完全后,剩余收益可在投资者与管理人之间按约定比例分配。(3)基金财产的分割管理。私募基金投资者与管理人的财产相互分离,分账户设置,当管理人管理不止一个私募基金时,不同基金的资产也分割设置。这样可以防止管理人利用不同账户的资金转账,从而掩盖基金的真实盈亏。

2.运作中的风险防范。(1)信息披露。私募基金不需要向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进行信息披露,但有义务向其投资者披露信息。在定期或不定期或投资者要求时进行披露,披露的内容包括私募基金的投资组合、预期的风险收益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2)投资者直接干预。对私募基金一些重要的事项,如更换基金管理人,增减基金股份,重大投资者决策等,基金投资者有权依据个人的判断给予否决或通过。(3)基金半开放式运作。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可随时买入基金单位,但在买入的起初一段时间内不可以赎回,锁定期可依据不同基金类型确定,可为半年、一年、二年不等。锁定期过后,在提前通知管理者后,可以随时赎回。投资者拥有退出权,实际上给了他们用脚投票的权利,对管理人的约束效果更为直接。

3.风险内化的措施。(1)风险准备金制度。私募基金契约中规定按基金投资收益净额的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当发生亏损时,风险准备金可用来弥补亏损。还可按投资组合风险的大小设定不同的风险准备金提取比例,如规定当投资组合风险超过预定的水平时,应启动风险准备制度,组合风险每增加一定比例,风险准备提取比例相应的提高一定比例,可有效制约基金经理过分追求风险的冲动。(2)损失赔偿制度。当私募基金发生投资亏损时,管理人股份首先用来弥补投资者和交易对手亏损,未弥补部分用风险准备金弥补,尽量把风险内化于基金内部,减少对其他经济主体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惠.走近私募基金:第1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李建军,等.中国地下金融规模与宏观经济影响研究:第1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3]张泉.中国私募基金行为研究[d].北京:中国海洋大学,2004.

[4]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第3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胡笳珂.中国发展私募基金的有关讨论[j].现代商业,2005,(8).

[6]陶建华.中国私募基金现状分析[j].合作与经济,2006,(9).

投资规模分析篇（7）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10-0037-04

一、公共投资的理论基础

有效需求管理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其生产力高度发展，而分配方式却限制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因而不断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过剩的生产能力被毁灭，才能形成新的供求平衡，经济才能再一次发展。”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又会导致投资需求不足。他指出：“当总产出增加时，消费增加通常低于产出增加，因此需要有更大量的投资来弥补消费需求与产出之间的差额。但没有什么必然的机制保证投资自动等同于这个差额。因此就会发生总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和失业。公共投资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能够在后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萧条时，在财政支出规模的限制下，以一定规模的公共投资作为载体，启动民间投资，再使经济恢复活力。

市场失灵理论：因为公共产品往往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存在市场失灵，因此通过市场机制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特别是在公共产品方面。如果通过市场提供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免费搭车”现象，从而导致“公共地的悲剧”，难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总体福利最大化，这时就需要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或劳务。另外由于外部效应的存在，私人部门不能有效提供从而造成其供给不足，这也需政府出面弥补这种市场缺陷，提供相关的公共产品或劳务。虽然公共投资是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公共投资是把双刃剑，一旦公共投资出现过度性扩张，将出现财政债务危机和挤压居民收入水平，造成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约束公共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入方向，合理利用财政资金，严把公共资源的进口和出口，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公共投资现状基本分析

(一)我国公共投资的现状及问题

为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公共投资的规模一直呈上升趋势，国家为缓解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决策迅速，总量巨大，国家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9243亿元，2010年计划安排9927亿元，分别比2008年预算增加5308亿元和5722亿元，两年内新增1.21万亿元。2010年7月，银监会对外公布了初步厘清的由地方投融资平台引起的地方债务规模。根据这一数据，截至2010年6月末，国内商业银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元。

虽然政府预算的很大部分流入了基建、卫生、教育等领域，并加大了对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财政预算支出。基础设施投资、教育科技研发投资及公共卫生投资的投入分配比例不平衡，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投资所占比重虽然几经宏观调控不断下降，但从长期上看其所占的比重却一直远高于科技研发、教育及公共卫生等领域：我国的公共投资年均增跃率约为18％，中西部地区尽管近几年增速较快，但是总体数量方面差距较大，且成扩大趋势。

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调整，转型的阵痛必然会造成大量的非自愿失业，形势严峻。我国以前的经济结构主要靠外需拉动，本国的出口大部分依靠廉价的劳动力，靠价格优势以迅速占领国外市场，但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加大公共投资将对就业产生很大的正面短期效果。在实际的公共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执行投资项目用地、节能、环保、安全等准入标准，出现了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既不能扩大有效长期需求，又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公共投资的过度发展，出现了“短，平，快”现象，必须予以重视。

(二)公共投资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公共工程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其需求量不应由作为供给方的地方政府决定，而需通过公共选择集中当地居民的偏好来显示。如果集中偏好在决策过程中遭受扭曲，这样的供给实则为无效供给。

在尼斯卡宁看来，官僚们往往关注于官位的特权、公共声誉、权力和官职，因为对他们来说，增加货币收益的机会微乎其微。尼斯卡宁认为，权力、地位等都与官僚的预算规模大小成正相关，因此他得出结论：官僚们的目标是追求预算最大化。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作为效用最大化的官僚也是预算最大化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假定：(1)政府及官员具有扩大预算的动机和倾向；(2)政府官员了解当地居民对公共物品的真实偏好；(3)政府在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具有权威性。在图1中，AB线为满足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后政府可以从居民手中取得预算收入源，u1线就是使居民效用最大化的无差异曲线，此时居民使用既定的收入消费oYl单位的私人物品和oxl单位的公共工程。从供给方面来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为了达到显示其政绩的目的，利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的优势，迫使居民改变自己的消费选择，无差异曲线扭曲变为u2，居民被迫选择较少的私人物品和过量的公共工程。因此必然会产生不能反映真实消费者偏好的公共工程需求。由此可见官僚体制在经济人层面上的制度因素构成公共投资规模扩大的内在因素。

从需求来看：由表1可知：每个项目的净收益为负数，如果就一个单独项目进行投票则都无法通过。但在我国由于官员的努力宣传和推动下，并且每位居民偏好不同，通过相互投赞成票原理，就可以找到消除利益冲突的方法，使这三个项目都得以通过，因此可能导致一些无效率的项目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产生对公共工程过量需求，最终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在表1中的数字代表效用单位)

三、政府与官员的利益构成

传统的政治学研究一般认为，国家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政治家和官僚是国家和政府的代表者，自然会去关心和追求公共利益。但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政治家和官僚同样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由此假设出发，公共选择理论从市场交换的角度观察政治现象，将政治领域视为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家、官僚和选民组

成的交易市场，“政治家、官僚与选民的关系就像经济市场上企业家与顾客的关系一样，政治家和官僚通过出售各种政策来换取选民的选票，双方都追求谋求私利的工具。”政府的行为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却有明显的利益取向，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征。政府官员总是处于“利益之网”的包围中，网中的公共利益、政府利益和个人利益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共同构成其行为之基础。在政府管理过程中，政府官员(主要指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行政首长)常面临着对这三者的关系做判断、分析、评价、排序，决策。实现地区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公共利益的帕累托最优的政府使命和官员利用公共资源实现其集体利益的过程相互糅杂在一起。政府第一角色是充当“公共人”，这也是政府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其次政府作为一个官僚集团，必然存在自身的机构利益，具有自我膨胀扩张的内在倾向和预算最大化的冲动，这也导致了历年来我国行政改革的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最后根据公共管理理论，集体行为最终由个人行为决定，其行为动机最终由个人动机决定。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市场机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在现实中，政府官员追逐利益的天然顺序依次是个人利益、政府利益、公共利益。这是政府行为的根源。在不考虑价值观的基础上，个人利益对个人的激励最大，政府利益居中，公共利益对个人行为的激励最小。在政府官员的效用函数中，政治激励居首，政治地位的上升能保证诸如权力、名誉、待遇、地位、收入的实现；其次是经济激励，主要包括实现政治收益过程中的潜在经济收益和在政治激励不足时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

四、政府官员的政治激励

(一)官员考核的政绩化

我国目前采取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官员的选拔任命往往是上级政府提名，人大代表“用手投票”来决定官员的升迁任免。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数字量化自己的成绩和演说获得大量投票，而真实性难以有效评价，因此我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民主建设过程。由于居民不能直接决定官员任免，人大对官员的约束不够，下级政府官员的预期收益基本来自于上级政府。因此在自上而下的任免制下，下级官员的升降奖惩都来自于上级政府。这就导致了其行为围绕上级要求指标而非广大群众的偏好，下级政府官员大量使用老百姓的钱，兴修政绩工程，甚至重复建设，打造升官资本，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决策对地方居民的福利有着直接重大的影响，但是后者没有权力控制前者的行为。另一方面，上级领导控制地方政府的职位，但他们并不直接承担地方政策产生的后果，因而感受不到政绩的优劣。

(二)政绩的信号传递机制

“在正常情况下辖区微观主体的‘经济投票’只有通过政绩显示机制转化为上级政府的“政治投票”，地方政府首脑才能得到连任或升迁。”上级政府无法时刻监督下级政府的官员，在存在信息失灵的情况下，必然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委托人往往只能通过相应的指标获得其人的基本信息，以决定升迁奖惩。在这种政绩考核的压力下，由于“隐藏信息”的存在，下级政府官员经过成本一收益核算后，其最佳对策是把主要精力用于上级政府可观察和易于观察的目标，并且在产出的数量、质量、成本、效益等四个指标之间寻求替代，尽可能相机抉择最容易彰显政绩的指标而忽视其他尽管很重要但不具有可观察性的指标。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背景下，产生了最重要的考核指标GDP。人很容易将其从事的工作根据监督难易程度来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绩效评价，对易于监督的工作投入过度的努力，而忽视其他事项。基于以上逻辑，下级政府会利用自己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对自身的绩效进行选择性显示，在完成上级政府考核指标的过程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过度关注那些易于监督的工作指标的达成，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目标和速度而忽略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信号博弈向我们揭示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信号的发出方向信号的接受方发出信号，接受方根据接受的信号判断发出方的特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者可以通过受教育水平、从业经验、所获荣誉、面试水平等信号传递给需求方，而需求方根据接收的信号判断劳动力质量的高低。在政治领域，政绩工程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硬”公共投资目标相对于其他潜移默化型的“软”公共投资目标形象化和实体性更强，相对于官员的个人努力程度和诚信水平，这样的信号具有更好的显示性和传递性。因此，各级政府官员更热衷于上马项目、大兴土木等公共工程的投资，已达到彰显政绩的目的。在这种信号传递机制中，作为限期责任的政府官员容易发生短期利己和机会主义行为，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战略随城市领导人的变更而变化的局面。往往是上一届政府举债，继任者承担，每届政府主要官员对于政绩信号的偏好基本一致，以信号差别加大信号的显示作用。同时为了做到比次优者好，地方政府官员必须发出一个能证实自己优于其他人的有效信号，这种竞争逻辑不仅使竞争参与人关心自己的政绩产出，而且也使竞争参与人关心自己与其他竞争者的相对位次。基于上述动机，他们存在激励突破已有的预算约束，动员更大规模的资源，投资扩张因而不可避免。

(三)政府间的晋升竞争

官员升迁机会的最大化动机，是造成过度公共投资的一个主观原因。公共投资项目往往投资规模大，拉动经济效益明显，对于解决失业，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向上级传递的信号显示性更强，地方官员晋升的可能性就大。由于官员等级成金字塔形状，晋升机会属于稀缺资源，官员升迁机会的最大化动机，是造成过度公共投资的一个主观原因。公共投资项目多且大，则向上级传递的信号显示性更强，地方官员晋升的可能性就大。通常某一官员的升迁会导致其他官员晋升机会的损失，即一方的晋升对另一方所得带来负效用。假设存在x、Y两个同级政府参与政治竞争，假设晋升者支付为P，另一方则为p。与此-同时，由于公共投资对政府财政资金的挤占，导致其他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出现财政支出不足，地方居民福利水平受损。假设过度公共投资造成当地居民福利损失为-R，而适度公共投资社会福利水平增进为R(假设损失和增进的福利相同，简化计算)。由于同级政府决策相同，都进行或者都不进行公共投资对政绩的影响相互抵消，即不存在次优者，依然无法在政治竞赛中胜出，都未得到晋升，所得支付同为零。依据上述假设，我们得到以下模型见表2。

据前所述，在政府官员的效用函数中，个人利益远大于公共利益，我们可以近似认为R为零。根据严格策略消除法，易知(上，左)为最优策略，故最终政府官员将选择进行过度公共投资。而从整个社会角度考虑，公共利益远大于官

员个人利益，R远大于P，我们可以近似取P为零。占优策略均衡应为(下，右)x、Y都选择适度公共投资。但由于政府官员拥有优先的决策权，都倾向于采取最大限度使自身免于从晋升竞赛中淘汰的策略，而最终造成社会整体福利下降，不可避免走人过度公共投资的囚徒困境。

五、经济激励

公共投资领域集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政府拥有收入重新分配的权力，同时公共投资潜在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其必然存在一个活跃的寻租市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贿赂存在供需两方，都基于成本――收益分析企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官员的收益函数中包括政治租金和被举报后丢失职位和自由的成本；行贿者的收益函数则包括巨大的投资回报和经济惩罚的成本。一方面由于官员职位因素利害攸关，官员对于受贿成本的变动敏感性远大于行贿者，需求更具弹性，因此行贿者通过加大行贿筹码，提供丰厚的利益来补偿风险，加大经济激励对官员选择的刺激。另一方面对公共支出的效果进行事后评价工作中，存在居民监督存在搭便车行为，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缺失，以及上级政府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遮蔽下，难以对许多处于灰色地带的公共投资进行监督，这也大大降低了官员的受贿成本。最后通过权力和利益的交换，双方能达到“双赢”的格局，在贿赂市场上达成均衡。政府掌握权力越大越多，所获经济收益越大，同时这也导致失误的公共投资屡屡发生。在经济激励的驱使下，政府作为人再一次偏离委托人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反应在公共投资领域则是有效投入不足，无效供给过剩。

六、政策性建议

综上所述必须建立现代科学的委托制度，提高政府官员机会主义的成本，才能克服过度投资的负面效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短时间内会提高有效需求，同时必须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避免浪费。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必然在将来回归于税收之上。

(一)改革政绩评价方式，塑造绩效型、责任制政府

我国应该制定一套科学实用的官员考核评价体系，使其具有同期可比较、同质有榜样、同地可参照三大特点。改变过去单纯以GDP增长指标考察官员政绩的方式，建立一个权利和义务相匹配，囊括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各项指标的综合考核体系，将幸福指数纳入考核体系当中，防止地方政府和官员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数量，忽视经济的发展的质量。上级部门应深入基层群众中搞调研，通过新闻调查和各种民间机构调查，从而使公众对其委托人有发言权，并且有相应的渠道纠正政府过度投资行为，这有利于解决上级考察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甄别能力降低的问题。

(二)激励社会参与监督，加强法制建设

在市场经济中，法制建设和完善是重要的制度保障，特别重视公共决策全过程的法制化、程序化、执行力，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及随意性，加强公共投资的监督机制、完善事后评价机制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在政府、社会、公众之间非对称的信息状态是产生寻租行为的一个根源，因此降低信息的非对称程度就成为减少政府寻租行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之一。降低信息的非对称程度主要就是降低政府监督机构及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这首先需要政府办事程序公开化、透明化；其次是要形成包括政府监督机构、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多元化的监督形式，让各方所有的意见都能得到合理表达。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寻租行为的暴露风险，在阳光下，才能有效地遏制政府行为中的寻租问题。

(三)建立与公共福利一致的激励机制

制度设计上建立政府官员的福利与公共福利的正相关的激励机制，使个人、政府和公共利益在最大程度上统一起来，在政治和经济激励上，保证政府官员的能力与贡献相适应的待遇，理顺行政人员的利益分配关系，加大惩处力度，以弱化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行政效率并实现政府职能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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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规模分析篇（8）

为促进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努力探索新的高效节水灌溉发展技术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更好地指导今后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的顺利实施。省委省政府要求编制《云南省高效节水灌溉建设规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同时该规划将作为《云南省小康水利建设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全省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850万亩，其中，管灌169.4万亩，喷灌248.3万亩，微灌432.3万亩。如何合理确定投资成为了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确定投资规模的难点及方法1. 1确定投资规模的难点

（1）点多，全省规划片区达到2312个。

（2）面广，2312个片区分布于我省16个州（市）的127个县（区）及管委会。

（3）三是数据合理性差，规划中的基础数据来源是采用县乡水利部门调查（报）州、市水务局汇总（报）规划编制组（复核）的办法，复核中发现由于基层水利部门技术力量有限，加之各县已实施的高效节水项目较少，导致基层水利部门对此项目经验不足，所以上报的工程投资合理性较差（亩均投资低至几十元高至几万元均有较多上报）。

（4）工程项目现仅处于省级规划层面，各片区还未进行深入设计，无法对各个片区进行单独投资计算。

1.2投资规模方法的确定及原则

在全省已实施的管、喷、微灌项目中各选取2～3个典型工程，分别以各州（市）2013年材料价格计算投资，最终加权平均得出该州（市）的亩均投资，以此做为该分类工程的综合投资指标，最终推算规划总投资。

推算总投资的关键在于管、喷、微灌典型工程的选取，所以应遵循以下原则：①典型须在已实施的项目中选取。②项目设计合理、施工规范、效益突出、管理到位。③项目无论在工程规模、工程特征及工程措施上均须具有本类工程的普遍代表性。④所采用的工程量须为典型工程的实际工程量。

2.高效节水单位投资

以昭通市2013年材料价格水平计算得出规划中该地各类型工程亩均投资的过程。

2. 1典型工程概况

（1）管灌

选取大理州永平县岩北管引灌溉工程作为典型工程，灌溉面积3611亩。建设内容：防渗改造引水渠8.72km，共铺设PE管道32.13km，配套闸阀及闸阀井30个（座），φ25球阀568个；新建50m3～500m3调节水池9座，30m3减压池16座。

（2）微灌（不含自动控制系统）

选取华坪县荣将镇龙头芒果基地高效节水灌溉示范项目作为典型工程，灌溉面积2013亩。建设内容：新建倒虹吸0.91km，新建150m3、300m3水池各1座，新建泵站1座，铺设DN250无缝钢管0.60km，新建管理房2座，共铺设pe管21.13km，滴灌管447.63km，配套闸阀332个，闸阀井26座。

（3）微灌（含自动控制系统）

选取元谋县小垮山、小丙岭片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作为典型工程，灌溉面积480亩。建设内容为：新建200m3蓄水池1个，新建加压泵站1座，新建水肥控制及电脑控制室1座，面积为60m2，内设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1套，砂石过滤器1组，碟片过滤器6个，施肥罐1个；铺设PVC及PE管道共2.93km，滴灌带共369.02km，配套闸阀井22座。

（4）喷灌

选取砚山县部级现代化农业综合示范园高效节水灌溉示范项目作为典型工程，灌溉面积3703亩。建设内容：新建2000m3水池1座，新建过滤房18m2，内设过滤器8台，铺设管道总长170.07km，喷头9912个；配套闸阀井38座。

2.2基础单价

（1）人工费

根据云水规计[2013]157号文中引水及河道工程人工费计取，工长：7.51元/小时，高级工：7.16元/小时，中级工：6.47元/小时，初级工：4.29元/小时，机械工：6.47元/小时。

（2）施工用电、水、风价格

电预算单价（由电网供电）=云南省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1～10kvA基本电价0.722元/kw・h÷（1-高压输电线路损耗率4%）÷（1-35kV以下变配电设备及配电线路损耗率5%）+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0.02元/kw・h=0.81元/kw・h。

水预算单价=水泵组时总费用19.58元/组时÷（水泵额定容量之和50×水泵能量系数0.75）÷（1-损耗率8%）+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0.02元/ m3=0.59元/m3。

风预算单价=（空压机组时总费用138.96元/组时+水泵组时总费用46.62元/组时）÷（空压机额定容量之和26×60min×空压机能量利用系数 0.7）÷（1-损耗率8%）+供风设施维修摊销费0.002元/m3=0.18元/m3。

（3）主要材料预算价格

包括钢筋、水泥、木材、汽油、柴油、炸药等主要材料，按昭通市2013年材料综合价格加材料到达工地分仓库的运杂费、材料采购保管费3%、运输保险费0.4%计算，砂石料预算价格以外购价加到达工地运输费计算。

2.3费率

间接费（土方工程取4%，石方工程取6%，模板工程取6%，混凝土浇筑工程取4%），现场经费。企业利润取7%。典型工程均不在城镇，综合税率为3.28%。

2.4典型工程投资

根据各项编制依据、基础单价、费率及编制方法等，套取相应部颁定额后得出昭通市高效节水工程亩均投资如表1。

3.投资规模成果

通过结合每类工程2～3典型工程的亩均投资，考虑云南省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根据不同工程措施，进行不同地区不同工程类型的投资匡算，最终得出全省规划工程总匡算投资为207.5亿元。其中管道输水工程投资27.1亿元，喷灌工程投资64.6亿元，微灌工程投资103.8亿元，农业节水措施投资3.6亿元，灌溉信息化投资8.5亿元。该投资成果及方法经省水利厅组织专家评审及邀请各州（市）相关人员集中讨论后得到一致认同，认为规划中各地亩均投资较为适宜，全省每年25.94亿元，8年共计207.5亿元的投资规模及政府投入60%企业投入40%的资金筹措方案符合云南省实际。

参考文献：

[1]水利部水利建设经济定额站.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Z].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2.6.

投资规模分析篇（9）

1978年我国实现对外开放以来,利用外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1991年以前,我国利用外资以间接投资为主,对外借款是吸收外资的主体。1992年我国年度实际使用FDI超过间接投资额,占据了主体地位。到2009年,中国连续18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2008年共吸收外资超过9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09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在900亿元以上。

一、制造业利用外资概况

制造业仍是吸收外资的主要部分。2009年外商投资制造业新设立企业9767家,同比下降15.5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7.71亿美元,同比下降6.26%,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1.68%和51.95%。制造业吸收外资主要集中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见表2、3)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制造业发展规模的效应分析

中国制造业在充分吸引外资的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制造业整体规模不断扩大,2003年,我国制造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制造大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1.制造业的规模不断扩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各项经济指标在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均不断提高。目前制造业各企业中,产值规模居龙头地位的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其资产规模,产品销售收入也位居榜首。

目前中国利用外资比较集中的行业为汽车产业,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汽车、摩托车消费的政策,有效刺激了汽车消费市场,汽车产销呈高增长态势,首次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2009年,汽车产销分别为1379.1万辆和1364.5万辆,同比增长48.3%和46.15%。2009年全行业主要经济指标继续向好。2009年月1-11月,汽车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为28054亿元和198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和51%。

同时,一批中国制造的产品产量一直在国际上遥遥领先。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100多种制造业的产品形成了大批量生产能力,产量在国际上占据首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钢铁则是工业的粮食。1990年我国的钢产量只有6600万吨,到2009年已超过56780万吨,几乎占据全球总产量的半壁江山。这些都说明我国的制造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2.制造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例不断上升

从改革开放之初数据显示来看,198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2603亿元,占国内经济总值的34%,占全国工业总值的78%,而到2007年,制造业增加值67030亿元,占国内经济总值的27.18%,占全国工业总值的83.79%。如表4所示,制造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例。

3.制造业产业内贸易额逐年上升

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有利于中国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同时还扩大了我国产品的出口,促进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后,给国内企业带来新的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有利于国内企业增强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扩大中国产品的国际销售市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制造基地迁到中国,建立配套产业群。这些举动无疑都为我国培育规模经济、发展产业内贸易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基础条件。

我国制造业产品内贸易额在1997年时为275.47亿美元,在此后年度里不断增长,到2006年时已达到2224.19亿美元。2006年的制造业产品内贸易额比1997增长了7.0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6.12%。

4.制造业从业人数不断增加

制造业规模扩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制造业吸纳劳动力就业数量逐渐增大,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制造业从业人数5332万人,占全国从业人数13.28%。2006年我国制造业从业人数8500万人,占全国从业人数11.13%。如表5所示。

5.制成品增长速度高于初级产品,比率也逐步上升

从近20年的情况看,在世界贸易中,工业制成品贸易年均增长9.8%,而初级产品贸易仅增长2.2%。2007年从大类商品来看,初级产品出口比重继续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迅速上升,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到6%以下,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上升至94%以上。见表6。

参考文献:

[1]裴长洪主编: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投资规模分析篇（10）

募资完成中资基金数量14支，募资规模25.52亿美元，中资机构募资完成基金数量大幅超过外资。同时，外资基金的基金数量及募资规模增长也较为明显，募资完成基金数量7支，环比上升75.0%；募资规模20.32亿美元，环比上升728.3%。

首轮募资完成基金11支，募资规模为19.38亿美元，首轮募资完成基金数量增加，募资规模有所下降。

开始募资基金数量及规模增长显著，开始募资基金数量为18支，环比上升125.0%；目标规模为69.90亿美元，环比上升104.2%；平均单支基金目标规模为3.88亿美元，环比下降9.2%。

第一部分：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投资市场募资情况

1.募资综述

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VC/PE投资)市场基金募资活动保持活跃态势，首轮募资完成及开始募资基金数量出现上升。募资完成、首轮募资完成和开始募资基金数量分别为25支、11支和18支(见图1-1)，分别与上季度持平、增长37.5%和125.0%；募资规模方面，三类基金环比分别增长24.1%、减少12.5%和增长104.2%(见图1-2)。更多基金处于募资途中，反映了市场募资活动加速，由此预计2010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募资活动将更为活跃，募资完成基金数量及规模有望上升。

从中外资角度分析，中资基金继续成为本季度募资主要力量，但募资完成外资基金数量及规模增长明显。募资完成外资基金数量7支，环比上升75.0%；募资规模20.32亿美元，环比上升728.3%。

第二部分：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投资市场募资统计分析

2.募资完成基金分析

2.1基金规模分析

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VC/PE投资市场募资完成基金数量25支(见图2.1-1)，与去年第四季度持平；募资规模52.68亿美元，环比上升24.1%；平均单支基金募资规模2.11亿美元，较之上季度的1.70亿美元，环比上升24.1%。

从分布角度分析，募资规模整体高于2009年第四季度。1亿美元以上基金数量9支，占本季度募资完成基金总数36.0%，比例为近1年以来最高。规模在1亿美元以上的基金中，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和中信资本中国投资基金二期募资规模最高，分别为13.18亿美元(90亿人民币)和9.25亿美元。5000万美元以下基金数量仅为7支，占募资完成基金总数28.0%。

2.2基金类型分析

在募资完成的25支基金中，创投基金和成长基金占主流，分别有11支基金募资完成。其中，成长基金保持增长趋势，募资完成数量环比上升37.5%。

2.3基金中外资分析

本季度中资基金继续占据市场主流，募资完成基金数量14支，占据募资完成基金总数近五成；募资规模25.52亿美元，环比下降31.5%(见图2.3-1和图2.3-2)。

本季度外资基金的基金数量及募资规模增长明显，募资完成基金数量7支，环比上升75.0%；募资规模20.32亿美元，环比上升728.3%(见图2.3-1和图2.3-2)。

3.首轮募资完成基金分析

3.1基金规模分析

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VC/PE投资市场首轮募资完成基金数量及规模环比呈现上升态势。首轮募资完成基金数量11支(见图3.1-1)，环比上升37.5%；募资规模为23.07亿美元，环比下降12.5%，平均单支基金首轮募资规模达2.10亿美元。

3.2基金类型分析

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VC/PE投资市场首轮募资完成的基金中，成长基金数量最多，共7支，占首轮募资完成基金总数的63.6%，所占比重较上个季度大幅提高；募资规模为20.00亿美元，环比增长654.9%。其中，湘江产业投资基金完成首轮募资，已募资金额50亿元，其LP包括湘投控股和招商证券等投资者。

3.3基金中外资分析

本季度，首轮募资完成中资基金数量和规模环比均出现下降，首轮募资完成中资基金5支，首轮募资完成规模14.69亿美元，首轮募资完成基金数量和规模分别下降28.6%和38.1%(见表3.3-1)。中外合资基金募资活动较为活跃，共5支基金完成首轮募资，募资规模7.64亿美元。其中，浙商产业投资基金和中信证券国际基金首轮规模最大，分别为4.39亿美元(30亿元人民币)和1亿美元。

4.开始募资基金分析

4.1基金规模分析

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开始募资基金数量为18支(见图4.1-1)，环比上升125.0%；目标规模为69.90亿美元，环比上升104.2%；平均单支基金目标规模为3.88亿美元，环比下降9.2%。以上数据显示，一季度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开始回暖，募资活动加速，开始募资基金的数量与规模亦同步上升。本季度凯雷人民币基金开始募资，目标规模为50亿元，该基金为凯雷设立的首只人民币基金。基金旨在通过募集人民币资金，在中国境内对大型、高成长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4.2基金类型分析

本季度开始募资的18支基金中，成长基金开始募资数量和规模增长较为明显，共有9支基金开始募资，环比增长200.0%，总目标规模为62.65亿美元，环比增长307.0%，平均单支募资规模达6.96亿美元，环比上升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