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贸易篇（1）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开辟了崭新的数字化世界，通过变革全球商业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它与现代贸易的融合，催生了数字贸易这一新贸易模式，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发展数字贸易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竞相努力突破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障碍并取得一定成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目前正处在适应新常态的改革深水区，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进行制度创新，有利于最大程度释放我国数字贸易领域企业发展活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本文拟重点研究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实践，并提出我国数字贸易领域相关治理建议。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及我国的机遇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

数字贸易源于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结果。2013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1》中，首次把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传输而实现的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活动。该定义相对狭隘，不包括实体产品的商业活动，譬如纸质书、CD或DVD影片。2014年8月该机构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2》中，又对数字贸易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将其定义为依赖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建立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其中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订购、生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交付中发挥关键作用。2014年做出修正的定义相对于2013年的定义，范围更广，并着重强调了互联网作为支撑技术在数字贸易中的关键作用。

数字贸易的定义目前仅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尚未形成一致认可，但是数字贸易的性质和作用是明确的。它的建立基础是互联网技术，优势体现在以数字化方式对传统贸易进行升级，它的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创新，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据统计，数字贸易推动美国实际GDP总额提高了 1937亿美元，将美国综合就业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数字贸易也推动了欧洲生产率快速增长，2002～2010年，欧洲数字贸易公司份额每增加1%，欧洲劳动生产率就在两年内增长0.12%。

数字贸易当前发展有几大特征：一是规模持续增长，由B2B主导。以美国为例，数字贸易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份额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12年的30%。据UNCTAD测算，2013年全球B2B数字贸易超过15万亿美元，B2C仅有1.2万亿美元。B2C目前所占份额较小，但发展更为迅速，美国2012年B2C的收入额是2002年的近两倍，俄罗斯2013年B2C增速为B2B的三倍。二是发展中经济体是未来跨境数字贸易的主力军。目前全球数字贸易由发达国家主导，占据B2B销售额排名前三，其中美国占据全球36%的B2B销售额，其次是英国，占18%，日本占14%，中国占10%①。在跨境数字贸易方向，发达国家发展相对缓慢，欧盟仅有7%的企业开展跨境贸易，而在亚洲，印度和新加坡数字贸易中超过一半是跨境数字贸易。三是中小企业是数字贸易的潜力股。以互联网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中小企业基于互联网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率超过了总出口增长率。

（二）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之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从规模看，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到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从速度看，我国数字贸易的增速是GDP增速的将近四倍。在促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数字贸易还带动了将近1003万的直接就业②。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可期。首先我国具备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与技术基础。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固定宽带接入端口数达到4.45亿个，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乡镇和93.5%的行政村③。移动宽带网络也加速向LTE升级。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关键支撑。第二，我国具有数字贸易发展的广阔市场基础。从需求侧看，我国有巨大的数字贸易消费群体。截至2015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以网上购买者数量和收入计算，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B2C市场；从供给侧看，我国拥有全球顶尖的互联网巨头。以线上收入为标准计算，京东世界排名前列。以总商品价值计算，阿里巴巴是2013年世界排名第一的电子商务网站。此外我国还有众多中小企业热衷于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的创新，是未来数字贸易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三，我国拥有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基础。2015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是互联网+11个重点领域之一，10月又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相关部委也出台了《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国家的积极引导，为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数字贸易问题及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一）数字贸易发展遇到的问题

数字贸易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依托互联网所体现的自由化与开放性特征与现有制度会有所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制和国内规制两个层面。

在国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原有的贸易流动规则产生冲突。这主要指的是数字化产品贸易。这类产品贸易与传统贸易有所不同，它的载体是数据流，譬如消费者通过音乐软件付费下载歌曲，通过网络购买电子书籍。但是现行关税原则的征收对象是有形货物，因此数字贸易不在传统关税原则（GATT）的规范范畴之内，而如果将数字贸易适用于GAT，归类于诸如视听服务时，则可能面临苛刻的市场准入壁垒。

在国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现行法律法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原有的规制已经不能适应数字贸易流动突破国界限制的需求。其中本地化问题首当其冲。一些国家法律规定要求数据存储本地化。譬如俄罗斯杜马最近通过一部法案，要求谷歌等技术公司将俄罗斯用户的数据储存在俄境内。巴西去年也做出类似提议，但没有正式立法。加拿大至少有两个省要求承接公共项目的公司将个人数据储存在国内。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跨境金融交易方面要求付款程序的本地存在，另一个问题涉及市场准入，即一些国家对外国互联网公司通过互联网提供商业服务提出了较高的准入要求。譬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指出中国网络主要由国内公司运营，相关法规对于对外国公司活动的限制，导致他们无法获得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牌照（ISP），而必须和持有牌照的国内公司合作。此外数字贸易还带来数据隐私与保护的立法挑战问题。《2015年OECD数字经济展望》调查发现，大多数OECD国家正从单一发展通信技术转变为将数字经济作为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但至今却没有一个OECD国家出台有关隐私保护的国家战略，或拨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该调查也发现2/3的被调查者比一年前更加关心在线隐私，而只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互联网上的隐私信息是安全的。

（二）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针对数字贸易发展浮现的种种问题，发达国家作为数字贸易的先行者和领军者，为走出后危机时代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和谋求增长新动力，在突破数字贸易壁垒，优化数字贸易治理方面持续进行尝试和努力，他们主要从开放、公平、安全以及发展四个方向采取措施对数字贸易进行治理。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促进数字贸易开放为着力点，借助WTO多边平台以及双边贸易安排建立数字贸易规则，突破关税、本地化等制度瓶颈，推动数字贸易开放。在WTO层面，1997年美国在《全球电子商务纲要》中表明追求电子商务全球自由化的立场后，开始在WTO框架下主推电子商务零关税。1998 年5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敦促各国支持美国关于电子商务永久免税的建议，最终与132个WTO 成员方签订了维持因特网零关税状态至少一年的协议，并呼吁WTO 成员就“维持现有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的做法”达成协议。但是WTO 免税决定只是针对电子传输的产品，尽管后来WTO《信息技术协议》限制对数字产品征收关税，GATS 下的服务承诺也禁止征收关税，这些规定都不是永久性的免税法案。这也促使美国通过WTO之外的渠道清除数字贸易制度壁垒。

美国积极推动双边谈判，通过与智利、澳大利亚、韩国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广数字贸易自由化原则。在美国主导的多边谈判如TPP谈判中，美国也主推数字贸易自由化。2015年 10月达成的TPP协定，为数字贸易的开放确立了区域性规则，协定条款规定了阻止数据本地化以及禁止数字海关税收的内容，确保不会让关税阻止音乐、影像、软件和游戏的流通。此外美国通过APEC等平台传达数字贸易自由化的理念①，2015年美国在APEC第二次高官会上提出通过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提案（2015/SOM2/028），提到将“便利数字贸易促进包容性增长”作为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并特别提到在APEC下建立一个便利数字贸易的框架。

其次，发达国家在开放的同时通过制度完善维护数字贸易的公平性。2015年6月欧盟推出“数字单一市场战略”，该战略提到为实现成员国数字贸易跨境消费的规则公平，欧盟委员会将修改立法提案，确保国内市场交易方不因强制性国家消费者合同法律的差异，或产品在标签之类的具体规则上的差异而阻止跨境交易。该战略中欧盟也提到为破除不公平的消费地域壁垒，将于2016年上半年制定立法提案，对包括《欧盟电子商务指令》（2000/31/EC）中的电子商务框架，以及《欧盟服务业指令》（2006/123/EC）中的第二十条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欧盟还为数字贸易企业的发展确立竞争公平规则，将推广采用电信单一市场计划，就网络中立问题设定清晰一致的规则，并采取行动，最终取消漫游附加费，尤其是数据漫游费。

再次，发达国家设立规则并出台各种法规，确保在开放的同时保障数字贸易安全。在网络安全和商业秘密相关规则方面，美国在TPP协定中提到协议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网络安全和加密，协定也提到将阻止强迫性的技术转移，确保企业不会因进入新市场而被迫放弃贸易秘密或者将替代性本地技术植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在打击互联网非法内容方面，《欧盟电子商务指令》规定当非法内容被识别之后，无论是恐怖主义或儿童色情等非法活动的信息，还是侵犯他人产权（如：版权）的信息，互联网中介服务提供商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删除这些非法内容。在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方面，欧盟通过法律对数字贸易中的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进行严格保护。欧盟法律规定，仅在公司同意遵守《欧盟隐私法》的某些原则的情况下才允许欧盟公民将数据传输至欧盟成员国外。2016年即将推出的欧洲《数据自由流动倡议》会把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限制数据自由流动放在自由化范围之外。欧盟也禁止将数据输送到其它国家，除非目的国有“adequate”合适的保护，“合适的保护”意为着与欧盟同等水平的保护，很少国家能满足这个标准。

最后，发达国家通过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确保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2月16日，英国政府出台《英国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战略重点强调英国政府将依托创新政策激发数字贸易的活力。其战略目标中表明英国将鼓励扶持所有数字化创新者，对有具体数字化创新想法的人给予商务支持鼓励，并确保其获得顺畅的投资；帮助初创型数字化企业与相关的传统老牌企业、行业以及政府之中的潜在的客户建立联系；鼓励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创新者们分享知识与经验并普及推广到其他的传统行业；为所有的个人创新者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业务发展指导以及各类相关的商务资源。为确保各项技术创新得到良好的应用并获得持续性的成功，鼓励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合作，并将相关的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商业需求结合起来。事实上英国从2007年起就开始支持并资助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此次战略也由Innovate UK（Innovate UK即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的“创新英国”项目）作为执行计划的主体。

三、对我国数字贸易治理的启示

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数字贸易的技术基础、市场基础以及政策基础，数字贸易繁荣发展前景可期。但是相较发达国家，我国数字贸易起步晚，配套制度不成熟，一些问题隐患还未显现，参考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我们认清现状，做出预判，提高我国相关政策制定的前瞻性、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清除障碍。总体而言，我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要处理好两大关系，即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发展与公平的关系。既要看到数字贸易发展的潜力，提高数字贸易发展的自由度，又要结合我国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重视数字贸易带来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既要将鼓励数字贸易发展作为政策方向又要注重发展中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加强政策引导，细化发展措施

目前我国政府文件中还没有数字贸易的提法，也没有针对数字贸易的相关政策出台，应当结合国情制定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数字贸易发展政策，在政策措施中重点体现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如何促进数字贸易的不同模式进行区分，如对跨境数字贸易与国内数字贸易提出针对性的发展措施；重点体现如何促进信息技术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以及支付解决方案中的应用；如何发展适应当地需要的数字贸易平台、交付系统和支付方式。

（二）夯实数字基础，强化创新驱动

一方面，要继续强化自己的优势，加固数字贸易发展的网络基础和技术基础，改善互联网接入服务，重视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和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切实推进宽带普遍服务机制落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快宽带提速降费，使互联网真正能为各行业、各领域、各区域都能使用；继续促进互联网相关领域技术创新，突破高端服务器、高端存储设备、数据库等薄弱环节，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要强化创新在数字贸易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创新数字贸易平台工具，诸如互联网支付手段创新，推广如手机APP形式展现的手机银行或手机钱包等移动支付手段，发展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数字贸易用户提供灵活的交易平台；对数字贸易的创新主体制定鼓励创业创新的措施。

（三）健全相关立法，优化发展环境

我国目前在数字贸易相关立法上缺失、不完善或者滞后，还不能充分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企业主体公平竞争。譬如我国没有数据隐私相关立法，无法对个人信息提供有效的保护，导致隐私权被侵权，甚至对个人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胁；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导致包括复制或滥用公司的品牌资产，假冒身份进行域名抢注、变更合法内容误导浏览者，以及电影、音乐、软件、书和期刊版权的网上侵权等行为；我国数据审查制度透明度不够为数字贸易的发展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甚至引起发达国家的指责。此外，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鲜有涉及互联网金融，难以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和满足规范新业务需求。因此应加紧出台数字贸易相关立法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健全知识产权立法，严厉打击各种网络侵权假冒行为，增强全社会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健全“互联网+”融合领域相关立法，通过弥补国家法律漏洞优化数字贸易的发展环境。

全球数字贸易篇（2）

一、引言

“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期下的对外开放政策，他具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惠及多个国家以及众多人口，是一项伟大的政策。阿里eWTP（全球电子贸易生态圈）数字中枢落户马来西亚启示我们，要实现这一伟大政策，借助数字网络这一途径，可以大大的推动一带一路政策更好实施。

“数字中枢”就如同人体的神经中枢，是从功能上划分的。可以类比我们的神经中枢。我们身体机能的运转，依赖于中枢神经中的某些功能区域相互之间监理练习，并且能够协同完成信号的接受、分析、综合和传递。同理“数字中枢”正是由人类构建的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核心的数字生态圈，在圈内的各种数字设备相互联系，相互合作，以实现“1+1>2”的有机结合。

基于这样的原理，构建“数字中枢”，以应用于多边贸易，打破原有的贸易边界，让贸易搭乘互联网的快速列车，自由行驶于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国家。让各个国家的中小企业都能够进行自由贸易，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能够基于这样的“数字中枢”系统，无障碍的享受到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品，就是eWTP的出发点。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信息、支付、物流、服务等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共同运行。

二、中葡、中拉贸易现状分析

1.中葡贸易现状分析

自中葡建交以来，两国长期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2015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目前两国关系成熟稳定，充满活力，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中葡可以共享海上贸易带来的发展契机。葡萄牙不久前获得了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资格，两国领导人互访，磋商进一步的合作关系。

而澳门在语言、法制和文化上，与葡语国家相同。澳门是天然的自贸区，实行自由经济体制，税率平稳，各项监管体制都符合国际标准。并且澳门还具有一批从事中葡双鱼翻译、公证、法律、金融服务的专业机构。

并且在地理位置毗邻澳门的广东区域，坐落着同为自贸区的横琴新区，可以很好的和澳门进行贸易合作。在法律法规、贸易规则方面，广东自贸区可以和澳门地区协同推进，共同为中葡贸易服务。

（1）澳门作为中葡合作平台虽然有众多优势，但是在葡语国家范围内，没有打响品牌。澳门是天然自贸区，实行自由经济体制，税率不高，具有天然的制度优势，并且澳门作为曾经的葡萄牙殖民地，与葡语国家在语言，法制，文化上的交流更为容易。

虽然澳门平台一直在建设当中，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澳门并没有将当前优势整合，缺乏普遍的市场认可度，没有形成产业的集聚。

（2） CEPA的推动作用受阻。目前的CEPA尚在WTO的约束下，由于澳门的制造业不发达，所以在这样的双边自贸协议下，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成效。

2.中拉贸易现状分析

我国学者关于中拉间的贸易往来研究甚少。相反的，拉美国家对此的研究反而更加积极。有些学者认为，中拉之间贸易竞争激烈。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拉的贸易互补有助于两方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拉双边贸易额在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由此可见，拉美并非中国的主要贸易合作伙伴。200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拉美仅占3.75%。相比于中国与亚洲、欧洲、北美等国家双边贸易的高比例，显得太过渺小。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中拉之间的贸易额逐年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越来越快。

研究表明，中国与拉美国家中的墨西哥、巴西和巴拿马呈现贸易顺差，而与其他的六个国家则呈现贸易逆差。这项研究表明，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存在互补。一方面，我国作为产业结构发展全面的贸易大国，出口产品受到拉美国家的普遍欢迎；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又是我国重要的原材料产地。

三、数字中枢对对外贸易的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旨在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和合作共赢。他在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为节点，共同建设通常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数字中枢”的构建，有利于沟连世界各地与我国的经济纽带，实现贸易信息共享。

“数字中枢”的构建，可以有效推动澳门的贸易品牌推广，帮助澳门整合各种贸易优势，葡语国家可以通过“数字中枢”所构建的贸易平台，实现与澳门地区的贸易信息交互，提高市场认可度。通过贸易平台，可以大大解放原有CEPA协定的局限，让更多的贸易享有政策和税收优惠，吸引更多的大型企业。使澳门从原有的服务平台，真正向着贸易平台转变。

“数字中枢”的构建，也有利于中小企业的自由贸易。让中拉之间的贸易从原有的原材料和商品，扩大为各种各样的贸易并行，以提高进出口效率，通过电子口岸对接商业平台。

整个电子商务在全球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国家跑的快，有些国家跑的慢，有些国家还没有开始。而一带一路正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他不仅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运输和政策优惠，也树立了口碑效应，使得我国的贸易被全球范围内所认可。同时，“数字中枢”的构建，也可以更好的为一带一路服务。

四、结束语

“底种惺唷惫菇ǎ有利于中国通各方的多边贸易。利用科技和信息为经济贸易服务势在必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数字中枢”所构建的平台下，我国同各方的丝绸之路，会越走越畅通。

参考文献：

[1]吴崇伯.CEPA 对澳门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分析[J].亚太经济，2007，（05）.

[2]李前，邱源斌. eWTP：一个让80%中小企业融入全球贸易的平台[J].进出口经理人，2016，05.

全球数字贸易篇（3）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新经济周期”开始扩张以来，贸易赤字一直趋于上升。1991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311亿美元，到2004年已经攀升到6177亿美元。14年时间竟增长了近20倍!就贸易赤字在GDP中的比重而言，1991年为-0.52%，而2004年则为-5.27%，扩大了近10倍。

在贸易赤字“恶化”且规模惊人的同时，美国经济却长期保持着超强劲的增长态势。1991年后期，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当年GDP的增长速度是-0.5%，1992年达到3%，1999年升至4.4%。此后，虽然遭遇信息技术(1T)产业滑坡、九一一事件和油价猛涨等一系列不寻常的冲击，经济增长一度放缓，但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却一直得以保持，即便在2001年的“准衰退”中，GDP增长率仍是0.8%。2003-2004年，美国GDP增长率又递增为3%和4.4%(10多年中的峰值)。2005年，尽管遭遇特大“飓风”，但全年GDP增长速度根据最近的测算仍然不低于3.5%。

二、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以促进“IT产业全球化”

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驱动因素首先在于投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很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民储蓄还在继续下降。尽管如此，美国的投资总额却一直在迅速扩张。1991年美国的国内私人总投资约为10000亿美元，而到2000年已经超过了20000亿美元。2001-2002年经济“衰退”时，美国的私人投资虽有所缩减，但到了2003年以后便很快恢复。

在国内私人储蓄严重偏低甚至继续趋降的条件下，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显然需要其他来源弥补。这个源泉是大规模涌入美国的外资。鉴于美国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程度高于别国，“贸易赤字”势必伴随着大量的国际借债，因而能间接地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这等于让美国有更大的回旋空间来推行“赤字财政”，结果当然是促进GDP增长。

美国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一般较低，且回收期较长。因此，大多数外资并不选择美国制造业作为对象，而是选择收益率高、回收期短的IT产业。IT产业是高科技的密集部门，也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倍增的主要原因。1990年以前的1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每年提高1.5%，而1991年以来，每年大约提高3%!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投资IT产业和IT产品的普遍采用，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60%-70%；20世纪90年代，密集使用IT产品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前者的发展速度要比后者快75%。他们还对美国和欧洲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在IT领域的投资以及IT产品在各行业的有效使用显著地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了GDP的快速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投资高速增长，主要投资对象是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技术设备部门。1996年，私人部门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投资为2901亿美元，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4%；到2000年，该项投资迅速升为4676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了61.2%，在私人固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也上升到27.3%。即使在2002年经济“衰退”时，该项投资总额也高达4005亿美元，仍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5.54%。而到了2004年，该投资已恢复到4370亿美元，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5.77%。

投资的快速增长使IT产品价格每年下降30%，其主要原因是计算机和相关设备生产的全球化。在美国经济网络化初具规模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巨额“国际贸易赤字”的背后，已经是IT行业日益全球化的新型规模经济。正是实行全球化生产的IT行业，才能通过多种途径促进美国产品的广泛使用和技术的迅速扩散。这方面的表现之一是“外包(out sourcing)”业务蔚然成风。全球化降低了IT产品的价格，而IT产品价格的下降对于GDP增长的贡献也非常显著。

美国专家的有关分析表明，假定由于生产全球化和IT产品进口，IT产品价格在1995-2002年的下降幅度是20%，IT产品价格下降势必导致资源的节约，而节约的资源又可以进一步投资在IT产业，称“资本深化”。现在，如果价格弹性是1.7，则IT生产全球化所引起的“资本深化”将会导致生产率的增长比在正常情况下要提高0.3个百分点。

可见，如果IT生产没有全球化，则GDP的年增长率势必相应减小。1995-2002年，有无全球化这两种条件下美国GDP增长的两个数值的差距，即使保守地估计，也会累计达到2300亿美元。另一项估计则表明，“IT产业的资本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两者之比约为1：1。按这个比率，“IT产业全球化”这个因素对于美国GDP增长的实际贡献率势必要比上述保守的估计大得多。

总之，美国IT产业的全球化不仅能够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意味着外资大量流入，而这些进程的伴随物甚至可以说是前提条件，则是“贸易赤字”的增长。不仅IT服务贸易能够为美国带来更多资金，而且IT产品的“设计创新在国内”而“加工组装在国外”的新的属性导致美国自用的IT产品反而需要大量“进口”。这当然会增大美国的贸易赤字。只不过这种逆差显然是加速增长所需要的，舍此并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此外，贸易逆差的性质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例如，设在日本东京的美国IBM公司的分公司(美国注册、美国控股，用的是美国的技术，一般劳工是日本人)所生产的电脑(部件)相当一部分是销往美国。这当然会增加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可是这种逆差的结果是什么呢?宏观上是IT产业的全球化；微观上，美国公民获得了技术、专利、品牌、利润等收入，美国的消费者则可以购买到比在美国国内生产更便宜的计算机。

三、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提高“趋势生产率”

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行业除了生产率比较高之外，对

外贸易一般也处于顺差状态。而像医疗、建筑、财务以及一些研究管理部门，虽然规模比较大，但并没有广泛使用盯技术，因而生产率比较低。服务和软件的需求价格弹性要大于IT硬件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因此，服务和软件产品价格的下降会使需求大幅度提高。原先信息化速度较快的行业，信息技术使用将会进一步深化，而信息化速度较慢的行业则会加快信息技术设备投资。这样，整个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会提高。

为区别于普通生产率，专家们将“生产率的结构性提高”称为“趋势生产率的提高”。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1980-1989年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平均的趋势增长率为1.36%，而1990-1994年为1.725%，1995-2000年为2.7%，2001-2004年为5.63%。图1反映了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工商企业每小时产出的变化率。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出现过跳跃性的增长，即使在21世纪初美国经济“准衰退”时期，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很快。这说明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扩张的确是一种结构性变动。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贸易赤字对趋势生产率增长有何影响，是否重大。国际贸易影响趋势生产率增长的途径有二：一是产出变动，二是加剧竞争。经由国际贸易竞争向企业传递信息与经由国内竞争向企业传递信息二者不同。前者可引起生产率增长的变化。例如，企业可以从进口品中学到生产技术。又如，在进口竞争企业中存有效率较高而成本较低的生产商，则这些企业往往可以在竞争中生存更长的时间。因为进口数量的增加势必会减少国内生产的数量，对生产率提高来说应该是负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数量效应往往会被竞争效应所产生的趋势生产率增长的正面效应所抵消。这样，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就会更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就会更多，当进口商品占领国内市场、国内企业必须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加倍努力之时，趋势生产率的增长之日就会到来。

就出口而言，如果企业大部分产品出口，则往往更为灵活和有效。这会提高它们满足国外需求的能力。而这一点对出口商来说非常重要。另外，还有许多证据表明，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通常都更高。而单纯增加出口份额对于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则不那么显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的现实是出口和进口都在扩大，只不过进口扩大得更快。如前所述，出口的扩大通过需求和产出的增加会使生产率提高，而进口的扩大对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数量效应”和“竞争效应”表现出来，“数量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是负面的，而“竞争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却是正面的。由于导致“趋势生产率增长”的“正面的竞争效应”大于使国内生产数量减少的“负面的数量效应”，因而在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的过程中，美国的趋势生产率能够提高，而这无疑会加速GDP的增长。

四、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配合“国际宏观政策组合”

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看，美国的贸易赤字本身的负面作用远低于(其他变量)所带来的正面作用。除了上述“IT产业全球化配置”和“趋势劳动生产率”两大机制之外，在因势利导汇率走势和资本流向方面，贸易赤字也具备重要的配合作用。

1.“贸易赤字”能与“外资流入”共同优化国际分工和美国投资环境

美国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已有30年左右的历史。虽然这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市场上一直是个成功的借贷者，但却并不意味着国际资本总是流向美国。事实上，资本总是在双向流动。但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21世纪最初几年的情况看，外国在美国的净资产的规模的确已经急剧扩张。随着贸易赤字的增大，“外国人在美国所拥有的资产(foreign owned assets in the U. S.)”和“美国人在国外拥有的资产(U.S.owned assets abroad)”都在扩大。前者从1991年的210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97000亿美元；后者从1991年的200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69000亿美元。就净资产而言，1991年大约为6500亿美元，而到2003年已经增长到26000亿美元。

相对而言，外国投资者更愿意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债券)，而美国投资者很少购买外国的政府债券，却宁愿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或者购买私人债券或提供金融服务。可以推知，美国金融资产的确具有某种比较优势。而这种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贸易赤字的扩大”。正如“IT产业全球化”也离不开这个条件一样。

人们担心这种优势会发生逆转，即有朝一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资产不再感兴趣，这时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势必难以为继。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市场机制是否优于别国。也就是说，这种比较优势是否为内生的。由前文可知，美国经济不管在其扩张期还是衰退调整期，“贸易赤字”和“外资流入”二者数额都比较大且趋于扩大。这说明美国的比较优势的确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正是这种比较优势，才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收缩经济的属性发生逆转。

2.“贸易赤字”能与“美元汇率”共同催迫微观结构调整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模型中，汇率是由商品服务的进出口来决定的。对穷国来说，进口多于出口，就得从国外借款来弥补缺口。而当经常账户赤字太大，本国货币就会贬值，从而刺激出口和减少进口，直到经常账户再次达到平衡。但在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型世界经济中，汇率却不再取决于商品服务的进出口，而是取决于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往往先于贸易流动，从而导致“(货币)资产市场模型”取代“贸易平衡模型”。这就意味着，只要资本持续流入美国，美元就会升值，而不再要先看是否存在着贸易赤字。

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曾长期伴随着外资大量流入，并已导致美元升值。尽管升值幅度和滞后期不断变动，但企业最终还是会将汇率变动传递到价格之上，从而使进口品价格下跌和进口成本下降，进而刺激进口和扩大贸易赤字。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大约50%的消费品都是进口的(汽车除外)。而对美国企业来说，则会因此面临巨大的进口替代压力。既要面对美元升值的负面影响，也要面对降低成本和低价销售的市场压力。不过，美国的“政策组合”已经成功地将这个双重压力利导到优化产业结构之上。

制造业显然是美国面临国际竞争压力较大的部门，国内市场的30%都被进口品占领，产品的25%需要销往海外。因此，在开展国际贸易和参与国际竞争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欲 望使得出口商在提高价格时异常地小心，美国出口品价格也一直保持在低位，直到1999年美元小幅贬值特别是2002-2005年开始听任美元走贬之时，美国制造业的压力才略微减轻。长期看，汇率变化和商业周期所带来的影响总是短暂的，而国际竞争因素所带来的好处却会一直持续下去。

3.“贸易赤字”能与“汇率走势”共同维持宏观经济增长态势

从宏观层面看，贸易赤字和美元走势更是配合默契。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了4-7成。1997年8月至1998年12月，美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以美元计价的价格下降了4.7%，从亚洲“四小龙”进口的产品的价格下降了10.8%，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价格降幅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扩大贸易逆差、用升值的美元大量地吞进亚洲廉价的资产和产品，显然是美国配置全球资源的大好时机和成功的实验。于是，贸易赤字从1997年的198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524亿美元，每年递增1000多亿美元。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廉价品大幅度增加，有力地降低了美国消费品价格，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支撑新经济继续走强。而贸易赤字国际融资的结果又是外国人在美国的金融资产的增长。这无异于既给美国优惠价格，又为美国经济输血。

2002年美国经济走出“准衰退”时，用贸易加权的美元汇率出现贬值。近几年，美国当局显然在听任美元走低。这表明“贸易赤字”和“美元走势”之间又开启了一轮新的配合。这个机制显然涉及面更宽、更复杂，至少会考虑反恐战争、国际油价、中国崛起及人民币低估等更加跨时间和跨空间的新因素。此外，新一轮政策组合中还包含美国、中国、欧洲的政治、经济等因素。

五、贸易赤字对新经济周期扩张的成功配合何时告终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双向贸易的很大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于全球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正是由于这个新条件，货物贸易才会促进资本流动。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把握两种双向流动的差额。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情况下，把握“贸易赤字”和“资本流向”，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已经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分析美国贸易赤字的构成可以发现，造成贸易赤字的全部责任都在于“货物贸易”，因为“服务贸易”在1991-2004年期间一直是顺差。其中，1996-1999年，顺差连年高居于800亿美元以上。货物贸易赤字自从1998年冲破2000亿美元大关之后，6年来更是急剧上升，到2004年已经高达6655亿美元。

; 可以推论，在新条件下，“货物贸易赤字”已经成为“服务贸易顺差”的一个前提。没有货物贸易的逆差，就没有跨国公司配置全球资源的新模式，而没有新的全球生产模式，就没有技术服务的大量出口，从而也就没有巨额的技术服务贸易顺差。

全球数字贸易篇（4）

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大一个变化，就是带来平台经济。上一次产业革命诞生是公司或者产业价值链，整个产业组织、经济组织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原来国际贸易靠大企业主导，转向以中小企业贸易为主体的发展方向，消费和生产制造转向C2B的方向。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看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有非常强大的动力，这个动力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变化，过去20年已经构成一个强大的经济社会的信息基础。这个信息基础设施后面30年不断的应用扩展，带来全社会全方位的变化，这个数字会变成市场基本要素。数字进一步智能化，会产生大量的新的人工智能、AR、VR各种产业变迁。革命刚刚开始，还没有进入到革命的最深处，这是我们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今天正在重新洗牌，由于计算不断的降低成本，算法在变成产业，变成生态，把数据当做一个基本生产要素，构成新的人工智能。数据会越来越多，数据会变成在算法引导下产品化，产品化进而产业化，构成未来新的数字信息的基础，这是我们可以想像或者已经在现实当中发生的一些情况。

产业和生态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社会结构也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已经把原有的按照垂直行业产业分工体系打破掉。我们底层构成一个信息基础设施或者信息基础结构，经济社会行业各个方面都在基础设施上面运行。一个新的经济体系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为基础平台，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由技术在原有行业和原有工业经济结构下的应用。基于这样认识，我想它的监管，它的规则建立也会全方位打破。我们会基于今天的小微企业，普惠金融，大量的碎片化的应用，构筑一个新的应用体系，一个产业基本流程，当然也会带来监管。

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格局

数字经济未来五年怎么看它的产业发展格局，我们有一个简单判断：

第一层核心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可能会在主要以硅谷为中心。颠覆式的技术，美国是全球最大也是最强的信息技术强国，互联网大国、互联网强国。以色列也有某些局部技术在创新，都是产生颠覆式创新的底层基础。

第二层我们会看到亚洲以BAT为代表的把技术、移动互联网、互联网渗透到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形成互联网应用大国。中国是数字经济的互联网应用大国，这样的大国背后开始带动商业的创新、技术创新，像阿里云计算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提出了对技术创新的要求，带动技术创新。硅谷今天产生大量人工智能、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新的技术由技术所驱动颠覆式创新。

第三个层级伴随人工智能、无人机、无人驾驶新的技术创新，需要形成一个新的产业，这个产业继续在台湾，中国的南方，在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布局，它的生产制造和产业化，美国也提出要把制造业转移给美国，苹果生产制造一部分有信息出来要转回美国。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发展也在带动一个产业布局，未来数字经济包括信息技术的产业，包括数字内容和版权，也包括以数字经济为基础设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流动。数字经济是一个比较大的框架，美国人强调数字贸易、数字版权，强调数字全球流印E分耷康ICT产业，中国可能更多强调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各个国家对数字经济的看法不同，都是基于它自己的优势讨论。未来我相信数字经济在全球会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分工协作体系，会由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要求我们的金融业跟着发展。人民币过去由贸易带动人民币全球化，现在正在转向由投资和全球互联网应用带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业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我想要跟上的它的发展速度。

面向未来看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往前发展，以阿里巴巴的视角看，我们会发现如果面向未来的2036年，今天我们要打造是一个数字经济体，是一个第五经济体。马云在最近几次讲话不断提到，我们要去做新的数字经济体，面向未来20年是新的零售还有新的制造业、新的金融、新的技术、新的资源。这需要创造一个网上网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一个开放透明分享市场环境。淘宝由原来网站演变成一个交易平台，进一步演化成交易系统，进一步向线下拥抱和渗透，变成全方位的系统。新的生态系统的打造和演化当中，数字经济的发展承载呈现全球化趋势。这个全球化趋势顺应发展趋势，阿里巴巴也在倡议WTP世界电子贸易平台推动。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建立开放分享全球化互联网的贸易平台，让中小企业变成贸易主体，而不是过去跨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是贸易主体。未来通过一个手机全球20亿消费者可以购买商品，通过一个手机任何中小企业就可以把商品卖到全球。这样一种理想和愿景也是对未来的洞见，在这背后，我们去看它的商业交易系统，金融支付系统，看它的物流系统，看它的信用保证，看它的消费者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等都需要去重新创造新的体系和规则体系。

面向未来怎么看数字经济？我想重要的是你相信不相信有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今天正在发生，正在成长。但是我想绝大部分人对数字经济未必都看好，未必都相信。在1999年阿里巴巴成立时候只有18个人，马云跟这18个人开会说我们要成为全球十大网站，当时阿里巴巴的排名，互联网排名是25万名。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件事，当场坐17个人没有人相信，今天他做到了，因为他相信他去努力他做到了。

全球数字贸易篇（5）

目前，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已连续3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除了经济增速缓慢，全球经济复苏还受到全球协作“反对者”的挑战。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显著抬头，多哈回合谈判何去何从面临重新选择。

针对分歧，G20杭州峰会向外界表明：全球合作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重振贸易、刺激世界经济，G20各国应彼此协调，实施结构性改革，并以此为基础达成一项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协议。

此次杭州峰会的会标图案即表征了本届峰会全球协作、破除治理“碎片化”的精神和诉求。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办国，中国会标用20根线条描绘出一个桥形轮廓，同时辅以“G20 2016CHINA”和篆刻隶书“中国”印章。桥梁寓意着G20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之桥、国际社会合作之桥、面向未来的共赢之桥。同时，桥梁线条形似光纤，寓意信息时代的互联互通。图案中G20的“0”体现了各国团结协作的精神。

贸易增长全面战略

在打破全球贸易治理“碎片化”贡献方面，《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无疑是引人瞩目的。其具体内容包括7个方面。

降低贸易成本

G20将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贸易成本并鼓励所有世贸组合成员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TFA）。根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测算，TFA全面实施可将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5%，促进贸易发展，帮助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加强贸易投资政策协调

G20保证贸易、投资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并采取促进更加开放、可持续和包容价值链的政策，以鼓励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并获得价值增值。

促进服务贸易

G20成员承诺实施政策以支持开放、透明和竞争市场。这将促进服务提供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服务提供商参与全球价值链，将有助于全球价值链中货物和服务的流动，支持更加有效的生产和贸易，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增强贸易融资

贸易融资缺口阻碍了贸易和经济增长。贸易融资缺口在最贫困国家尤为明显，尤其是在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小岛国，这些国家在获取相应知识技能以运用贸易融资工具方面也面临挑战。G20将通过加强贸易融资，支持更多的企业开展国际贸易。

制定贸易景气指数

在贸易增速相关的指标方面，掌握更多影响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信息对各国都有益。G20有信心“贸易景气指数”将作为贸易的提前预警系统，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提供更实时的贸易发展指标。这将成为G20成员政府调整贸易相关政策的重要工具。

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数字贸易和技术迅速发展引发经济贸易结构的深刻变革，鉴于这种形势，G20成员同意加强电子商务问题的讨论与合作。同时，为了使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获取数字技术，获得更大利益，并帮助其实现包容性贸易增长，G20成员鼓励政府和企业进行对话，找出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讨论贸易领域相关政策、标准和模式，并欢迎工商界提出的搭建世界电商平台（eWTP）的倡议。

关注贸易促进发展

G20成员认识到，贸易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促进贸易和投资可增强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升级；支持健全的农业政策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因此，G20将更好地利用贸易促发展。

中国推动“全球化”

尽管质疑“全球化”的呼声被某些政客利用得风生水起，并且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中国政府和G20成员一致认可“贸易对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心作用”。此次G20杭州峰会即以“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为主题，推动“全球化”在经济增长疲乏下的发展。

全球数字贸易篇（6）

目前就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与美国贸易摩擦逐渐增多，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不断增大。根据相关数据调查现实，从2010年―2014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逐渐突出，并且贸易顺差额不断加大，依次为1356.24亿美元、1526.65亿美元、1623.21亿美元、1742.32亿美元、1856.21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大，引起美国的不满。2015年末，中国贸易顺差占总额比重的45.9%，这一数据表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剧。综合上述数据结果显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不断扩大，使我国面临美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本文在对该问题研究过程中，将注重探讨了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原因。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表面原因

从表明来看，造成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主要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导致。人民币汇率对于中美贸易有着较大的影响，人民币的贬值，会增加中国在贸易中占据主动地位，实现贸易顺差，而人民币升值，将对美国贸易发展有着较大的利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问题。中美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可以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美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则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这样一来，导致中国经济科技含量低，环境污染严重。在发展过程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也是实现中国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以人民币汇率指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可信性较低。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财政赤字以及过度消费问题，直白地讲，就是美国内部存在失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账户差额较大，储蓄投资缺口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导致美国内部存在较大的失衡现象。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刺激消费，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导致其储蓄率下降。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美国2010年到2013年期间，存款利率始终保持在2%以下，这样一来，人们的钱更多用于消费上。同时，从目前美国财政赤字情况来看，美国2011年的财政赤字为1.48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11年的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10.8%。在奥巴马实行减税方案过程中，财政赤字程序大幅度增长，这样一来，导致美国账户逆差可能性增大。

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其他项目逆差也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美国国民存在过度消费的情况。上世纪末，美国居民总消费与GDP的比重为70%，到了21世纪初，这一比重仍然呈现出较大的上升趋势，到了2013年，这一比重高达72%。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美国在发展贸易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于对储蓄资金的弥补，想要通过贸易失衡问题，对国内存在的资金问题进行解决。这样一来，即便不与中国存在贸易失衡问题，也会与其他国家出现较大的贸易失衡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三个方面内容。关于这一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产业转移因素的影响：随着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兴经济体规模增长速度较快，形成了一个全球性质的生产加工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下，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产业转移因素影响较大，促进了中国贸易顺差。

加工贸易：在加工贸易过程中，由于我国劳动力廉价，大部分已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使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加工贸易优势。在2013年，我国加工贸易带来的贸易顺差在2000亿美元，劳动密集型产业格局影响下，使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剧。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针对于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上。美国在这一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弥补了货物贸易逆差。但由于对出口高科技产品的严格管制，导致国内一些客户选择其他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严重影响到了美国高科技产品的销量，从而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化背景环境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主要是由于美国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深层次原因主要体现在了产业转移、加工贸易以及对外出口产品的管制上。因此，在处理两国贸易过程中，美国如何正视中国地位，意识到自身经济发展问题，降低对华贸易的管制，是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的关键。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好地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对自身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全球数字贸易篇（7）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7)02-0064-06

2005年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中美纺织品贸易硝烟刚刚散尽，经历了短暂的平静之后，由于美国商务部于2006年2月10日对外贸易统计报告的出炉，一石激起千重浪，又使刚刚平静的中美贸易关系，泛起新的波澜。按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额为7 258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2016亿美元。仅就一个中国与其构成的贸易赤字就达到了逆差总额度的将近1／3。这一结果的推出，使得双方刚刚舒展的神经重新紧绷了起来。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甚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尽管美国对华出口连续3年保持了增长，但就目前来看，双边贸易关系为两国提供的机会仍然‘不公平’，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未能信守某些承诺，包括知识产权执法不力，对国内某些产业政府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和扶持，以及不履行某些开放市场的承诺等”。并进一步声称：“中国在与世界的接触中获得了收益，但是，为了保持经济和政治上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必须为解决过去4年来，全球迅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全球不平衡承担自己的责任”。

虽然波特曼的这一番话未必完全正确，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高层对美中贸易逆差过大的极度焦虑。面对中美经贸快速发展，贸易摩擦有可能再度升温的紧张局势，进入2006年2月以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并就一些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重大贸易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中美同意在商贸联委会框架下成立中美高科技与战略贸易工作组；启动并加强了知识产权合作机制；签署了《食品安全和动植物卫生谅解备忘录》……。2006年4月11日随访的中国企业代表团就美国13个州、14个城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签署采购合同或协议108项，总金额超过了162亿美元。这一切都能显示出中国政府为扭转中美贸易失衡所表示的诚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自然资源、市场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各方面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致使20多年来中美贸易持续增长。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2006年以来，中美贸易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据我海关资料显示，仅1-5月份，中美贸易额已达到了973．7亿美元，同比增长25．4％。其中中国对美出口738．2亿美元，同比增长26．6％，进口235．5亿美元，同比增长21．8％。中美顺差达到了502亿美元，同比增长29．O％。截至2006年5月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到了50 289个，合同内资金额共计l 163．2亿美元。同时，中国在美国兴办的贸易型和非贸易型公司也呈增长趋势，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在美直接投资达7．92亿美元。随着两国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一些暂时的不和谐和摩擦也是难免的，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为开创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局面，双方首先应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就当前双方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客观、公正地进行分析，以求共同推动中美经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两国统计方法上的差异，也有双方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贸易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此外还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导致新的国际分工出现等多种原因。

一、双方统计标准不一致造成统计结果不一致

1．进出口产品统计数字对美贸易逆差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以来，中美就双边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且争论至今。按中国海关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了2116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亿美元。但是按照美方的统计数字却显示，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为285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为2434亿美元，自美国的进口为418亿美元。再如中国海关统计，美国于1993年首次出现对华贸易逆差，金额为62．76亿美元，到2005年达到了1142亿美元，是1993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的18倍。而美方统计，美国从1983年就开始出现了3亿美元的逆差，到2004年猛增至1620亿美元，到2005年又突破了2000亿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2016亿美元。并且认为是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的1983年的672倍。

以上两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中美双方统计数字时所采用的标准不一致，其呈现的特点是：(1)美方统计的贸易总额大于中方统计的贸易总额；(2)美方统计的逆差数字大于中国海关统计的逆差数字；(3)美方统计的中方出口数字大于中方统计的出口数字，而美方统计的中方进口数字却小于中方统计的进口数字。由于美方采用的统计标准与我方采用的统计标准不一致，从而使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真实性、科学性和可比性(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中有意被夸大的可能性)。

据我方了解的情况是：中国产品在出口时一般使用的是离岸价格(包括货物的成本、路途运输费和装船费)，而美国的产品在出口时使用的却是船边交货价格(只包括货物的生产成本和路途运输费，不包括装船费)。按世界银行的估计，同一批货物，采用离岸价计算的出口价格要比采用船边交货价至少高出1个百分点。因此说，同一批货物的出口用不同标准进行统计，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有时得出的结果相差还会很大。这也就是说，在美国的统计结果中，应该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的价格，减少相应的百分点；而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所有产品的价格，加大相应的百分点。只有进行了这样的较为科学的修正之后，对于来自(美中)两个不同国家统计的结果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2．经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对美贸易逆差的影响 每年经香港转口至中美两国的货物很多，通常称这类贸易为转口贸易。经香港转口的这类贸易，同样也会由于两国统计方法的不一致，导致统计结果不一致。

中国每年对外公布的进、出口商品的额度仅仅限于直接贸易：即中国生产并直接销往美国国内的产品，对于由中国生产、但是经香港进出口商购买后再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并不统计在中国的出口产品额度中。这一点美国倒同我们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即由美国生产并直接销往中国的产品计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统计。美国生产，经香港进出口商购买后销往中国大陆的产品也同样不计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但是，美国的进口数据则既包括直接贸易，同时也包括间接贸易：既包括由美国直接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同时也要包括经香港进出口商手中

进口的中国产品。这种统计结果显然使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数额无形中被增大了许多，最终导致美国统计的贸易逆差不合理地被放大。

3．经中国香港转口产品的加价对美贸易逆差的影响 香港的进出口商对于产自美国和产自中国的产品增值加价的幅度也不一致。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因此来自中国的产品价格普遍偏低。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产品当进入美国时，考虑到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他们对于消费品的价格具有较高的承受力。因此，香港进出口商对于来自中国，并且即将进入美国消费市场的中国产品增值加价的幅度一般较高。相反，对于产自美国的产品，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高，因此美国产品价格普遍偏高。对于这些来自美国的产品当进入中国大陆时，由于考虑到中国消费者的承受力较低，因此香港进出口商对于这些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产品增值加价的幅度一般不是很高。

有资料显示，经香港出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增值加价的平均幅度为9．6％；而经香港出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增值加价的平均幅度一般为27％。这种增值加价幅度的差异，也就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对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无论是单纯对于出口的产品，还是通过转口贸易的产品，还是转口贸易产品的不同增值加价的幅度差异，都对增大美中贸易逆差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我们认为，中美采用的两种不同的统计标准，不能科学地、严格地反映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真实情况。大量的事实也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没有一种共同遵守的统计准则，双边贸易的平衡与不平衡，不能真实地反映两国贸易的全貌。中美贸易有可能会随着中美之间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统计方法的不一致，所造成的贸易不平衡也一定会越来越大。

二、中美两国由于产业结构不同导致的贸易不平衡很难消除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美国已经将支持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逐步淘汰和转移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制造业。从美国整体产业状况来看，美国经济现处于国际产业链的高端，可以说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跨国公司已经渗透到各国和地区的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和部门，他们正在以全球市场为舞台进行资源、资本、人才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由此判断，美国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依据自身的优势和能力，承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来的一些中低端产品的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对美国来讲，中国经济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高附加值产品，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物美价廉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据摩根士丹利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物美价廉的日常生活品，一年将能为美国消费者节省1000亿美元的支出。 每年大批量日用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也是引起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缩小贸易逆差，首先应减少该类产品的大批量进口。但事实上，美国生活必需品的90％美国本土早已不再生产，这意味着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势必会从其他国家进口。然而，中国产品的物美价廉早已深受美国广大消费者的欢迎，这是消费者的选择，而不能算作生产者的过错。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不能忽略服务贸易的存在

当谈到中美贸易不平衡时，美国反复强调的是货物贸易，而对于属于美国出口强项而属于中国出口弱项的服务贸易则往往不予提及。

随着中国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具有极强实力和竞争优势的美国服务贸易定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据美国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美国服务贸易总出口增速在11％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增速竟达到了20％。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十大服务贸易出口市场。2004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到了16亿美元，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逐渐兑现，我国服务市场将会在更大范围内对外开放，如果能把美国服务贸易的贡献一并加以考虑，美中贸易逆差应该减少。

四、贸易方式不同使得贸易不平衡现象加剧

美国是拥有世界级知名品牌、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产业量最多的国家。据美国《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联合公布的2004年“世界百强品牌价值排名”中，美国有58家公司榜上有名。而中国企业则无一家入选。在全球75个世界级名牌产品中，美国占据了42个。此外美国拥有着世界发明专利的50％以上。而中国的发明专利中，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占据了绝大多数。目前中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有约不足万分之三，也就是说99％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

中国经济要发展、要前进，需要大量的先进技术和专利，但是，在短时期内仅凭中国自己的力量确实还不够。还需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力支持与援助。美国的很多高技术专利产品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是美国长期实行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对华限制政策迫使中国只能从其他国家进口，这也是导致美国对中国出口总值不能大幅度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每年的出口量虽然很大，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仍属于粗放型增长模式，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中国出口总额中55％以上的产品来自于加工贸易。而在加工贸易中，85％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所有；二是在中国出口的商品中，90％的出口产品属于贴牌生产；三是在高新技术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占到了85％以上。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因此每年不得不将出口产品价格中的很大一部分缴于专利所有者或核心技术所有者。如中国是DVD生产大国，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因此对于每台售价32美元的DVD，其中专利费18美元，生产成本13美元，中国所能得到的利润仅仅为1美元。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看上去中国好像从贸易中获得了很大的回报，但实际上最大的赢家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

五、全球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与美国的贸易逆差

中国改革开放27年来，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一直占中国引进外商投资的60％左右，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加工中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将大量零部件运到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对美欧出口。所以中国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都是逆差，而对于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则构成了顺差。中美之间贸易顺差的很大一部分是亚洲经济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量引进外资的政策感召下，美国的世界五百强的绝大部分企业也已登陆中国，他们同样看好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拥有13亿人口的广大市场以及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不同，也使得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了极强的互补性。美国通过跨国公司把部分产业(夕阳产业)转移到了中国，对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承接了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为美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腾出了空间。这也就使得过去美国通过货物贸易直接向中国出口产品，现在则越来越多

地转变为利用在华的投资企业生产并在中国本土上直接销售，这种贸易方式的转变不仅提高了美国公司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所占份额，相对也大大减少了美国对华的直接出口。但遗憾的是，这一贸易方式的变化，并未在双方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上得以体现，既无法增加美国统计数字中的出口总值，也未增加中国统计数字中的进口总值，从贸易收支平衡上考虑，得益的显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30多年来，美中贸易逆差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国际产业调整的结果，也是大规模、广泛地进行新的国际分工合作的必然产物，美中贸易逆差不会损害美国的经济。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是美国市场的需求所致，有利于美国广大的消费者，也是美国经济发展和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补充。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对美国的这种贸易逆差具有切实的了解，他认为，美国贸易的逆差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是赤字，而是盈余。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也说，美国可以任凭贸易赤字居高不下而安然无恙，美国的贸易赤字可称之为“无泪的赤字”。

六、加强相互理解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健康发展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由于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体，这种出口是外国资本、技术、标准、品牌、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除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出口更多地体现的是广义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的竞争力。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基本上是外国生产要素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而采用了“中国出口”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中国出口的绝对数值。产品优势与销售渠道作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两大核心因素都属于外资企业所有。在这种贸易方式下的“中国出口”仅仅是只有中国国家的地理意义。

关于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必须承认跨国公司的作用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要具体分析贸易总额和贸易不平衡背后的实际财富和利益分配问题。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中，美国的贸易逆差较大，但美国受益始终大于中国却是铁定的事实。由于中美经贸关系中两国之间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双边扩大经贸交往是互惠互利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种贸易方式的改变，是美国通过他们的脑力劳动，而中国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的新的国际分工的具体体现。直接投资的贸易方式，使得美国比中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积累，虽然中国通过这种引进外资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与美国差距日益拉大的前提下实现的。

客观地来讲，作为一个生产能力庞大的国家，中国也不能过分地依赖国际市场，毕竟国际市场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中国巨大的生产力对任何一个国家造成的冲击都可能是巨大的，极易引发不满和摩擦。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中国需要在投资和消费方面寻找新的出路。当前我国迫切需要采取制度创新，自主技术创新培育国际化品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及时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适度加大进口和重视内需的作用。同时，也要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样不仅可以缓解贸易不平衡，同时还可以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经贸往来。一旦在经济交往中出现摩擦，双方一定要冷静、理智地从贸易大局出发，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友好磋商谈判以达到解决。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今天，不能仅仅满足于摆脱贫困和造就一个经济大国，要以尽早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建设经济强国为最终目标。

全球数字贸易篇（8）

摘要：全球经济失衡持续加深，其根源是新时期的美元霸权与“新特里芬难题”。当今的美元霸权是在全球金融自由化不断深入，且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浮动汇率制下形成的，这为美国谋取美元霸权的利益带来了更大的便利。美元霸权导致人民币升值绩效的弱化；对人民币汇改的速度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浮动恐惧”和美元大权重之刚性。人民币汇率决不是全球失衡的“救命稻草”，美国必须为化解全球经济失衡发挥主导作用。

关键词：全球失衡；美元霸权；新特里芬难题；人民币汇制改革

一、全球经济失衡：持续加深

当前不断扩大的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人们关注世界经济的一个焦点。所谓“全球失衡”是指美国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收支)存在巨大的逆差，而中国、日本及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等却存在巨大的顺差，或者说美国的贸易收支逆差主要来自东亚各国。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全球经济失衡持续扩大：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2001年的3890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856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重也由3.8％增至6.5％；处于另一极端的中国，其贸易顺差由2001年的226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1775亿美元。按美方的统计，中国多年以来为美贸易逆差的第一大来源地，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1/4以上，贸易差额由2001年831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2016亿美元，再增至2006年的2326亿美元，占美2006年贸易逆差总额的28.4％。

二、美元霸权与“新特里芬难题”：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剖析

(一)新时期的美元霸权

所谓美元霸权就是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处于中心货币地位，使其它国家长期以来形成对美元的过度依赖，美国也因此从中获得“法力无边”的利益和权利。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双挂钩”体制铸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从而使美元获得了中心货币地位，美元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国的国际储备和国际清偿力的主要来源，当然美国也从中获得了不少特权和利益，如铸币税等。虽然“特里芬难题”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瓦解，但这不意味着美元的霸权地位从此消失：在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无可奈何地选择盯住美元，使美元成为稳定其币的名义锚；在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中，美元独大的地位并没有根本动摇，目前在IMF成员国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65％(详见表1)；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和贸易结算中的份额也已近70％，在国际债券的发行中也占近50％。

新时期的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的利益主要有：

1．国际铸币税。根据IMF的统计，1995年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大约有3750亿美元，美国因此可以获得大约150亿美元的年收益；时隔12年后的今天，随着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数量的增加，美国因此每年获得的国际铸币税应该在200亿美元以上。

2．债务逃脱或减负。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美国对外负债几乎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贬值来达到债务减负的目的。2002年以来的美元贬值，使美国实际债务减负约30％。

3．美元霸权是美国“双高赤字”赖以维持的根本，进而确保美国经济在内外失衡的情形下能够持续运行，使美国能够尽情享受凭一张借条或债券换取其它国家商品的好处。

4．可基本上使美国远离外汇风险、外债危机等的伤害。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美元霸权与“新特里芬难题”

1．“全球失衡”可视为新时期“特里芬难题”的另一种表述。 “特里芬难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的信心与清偿力之问的矛盾：一方面，美国要通过一定的逆差为国际上提供充足的清偿力；但另一方面，美国的逆差却又会造成美元贬值的压力，进而伤害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换句话说，如要保证充足的清偿力，就会伤害美元的稳定性，造成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下降；反过来，如要确保人们对美元充满信心，美元就必须稳定，那么美国的国际收支最好不要出现逆差，如此“美元荒”的出现也就为时不久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在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形成了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里芬难题”，但由于美元独大的霸权地位并没有根本动摇，美国仍然需要为世界各国提供绝大部分的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的来源，信心与清偿力的“两难”仍然困绕世界经济金融，称之为“新特里芬难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行体系下，一定规模的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首先，美国必须为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绝大部分的国际清偿力，这必须主要依赖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来提供。其次，美国和东亚(尤其是中国)已成为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火车头”。有资料显示：近15年来，美国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分别达约35％和15％，合计约达50％。拉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主要是其高消费，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则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出口，这正是美国贸易收支高逆差和中国贸易收支高顺差的根源，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可见，如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当今的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可视为新时期“特里芬难题”的另一种表述：一方面，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会导致全球失衡进一步加大的风险。

2．美元霸权是新时期全球经济失衡存在和持续的原因。由于美元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具有“一币独大”的特殊地位，因此也就赋予了美国必须为世界经济提供绝大部分的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的来源，这必须主要通过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途径来提供，这与长期以来美国提供了全球经常项目大部分的逆差是相吻合的。在现行的不稳定、不公正、不合理、汇率频变的“牙买加魔盒”里，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金融经济实力和本国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越条件，较好地实现了汇率制度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向牙买加体系的变迁，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实力薄弱，尤其是本国货币处于国际储备体系的，在汇率制度安排上，却难以摆脱“原罪”的约束，难以抹去“浮动恐惧”的烙印。如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却仍然难以摆脱“小金融”的事实，因此在汇率制度的安排上，不得不选择与美元保持相对稳定的“硬盯住”或“软盯住”，甚至一些国家名义上称实行较灵活的汇率制度，但事实上却往往通过“管理”，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形成事实上的“硬盯住”或“软盯住”。麦金农等一些学者把东亚的这种汇率安排称之为“美元本位”

或“布雷顿森林体系II”。在这种体系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为确保汇率的稳定，一方面长期以来把增加干预外汇市场的实力(增加外汇储备)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造成国际收支的长期顺差；另一方面央行为稳定汇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进而导致国际储备大幅度攀升。这就是为什么新时期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国出现大量逆差，而美国的这些逆差又主要来自东亚各国的根本原因。

3．新时期美元霸权的特性和美国滥用美元霸权是全球经济失衡不断扩大的根源。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霸权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的最大区别在于：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霸权是在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美元发行不再受黄金约束，美国对外债务也不再受其黄金储备约束，美国对汇率的稳定承担更小义务，以及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等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为美国谋取美元霸权的利益比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带来了更大的便利，同时也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不断扩大的根源。

第一，由于作为世界第一大“国际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再受黄金约束，美国可以更肆无忌惮为了自己的利益，扩大美元的发行，从而形成了美元发行泛滥和流动性过剩的内在机制。近年来，在美国持续的巨额“双赤字”的带动下，形成美元发行泛滥和流动性过剩：从1985年到2000年美国的物质生产只增加了50％，而货币却增加了3倍；从2001到2005年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的国债，国债总额达8.3万亿美元；美国的高贸易赤字更是世人皆知，但美国的高贸易赤字恰恰正是其高财政赤字维持的关键条件(境外美元购买其国库券)。

第二，由于美国对外债务也不再受其黄金储备约束，美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更肆无忌惮地大量举债和通过贸易逆差大量输出美元，随意享受凭一张借条(或债券)换取其它国家商品的好处，而不用担心债务过大(超过黄金储备)和美元危机等问题。

第三，由于牙买加体系是浮动汇率体系，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是自发形成的，美国对汇率的稳定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承担的义务要小得多，因此美国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享受美元贬值所带来债务缩水和打压它国等的好处。

第四，由于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如：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协定的签定、各国资本账户可兑换程度的提高等，使美国获得更灵活、更大的美元特权，美国甚至可以利用其美元和金融强权，扰乱它国的金融秩序(甚至造成金融危机)，从中渔利。

三、美元霸权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负面影响

(一)弱化人民币升值的绩效

1．美元霸权和“新特里芬难题”下人民币外部升值压力的刚性。由于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霸权，是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的浮动汇率制下的美元霸权，从而使美元获得更灵活、更大的特权。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往往会不断增发美元，同时继续维持“双高赤字”和高消费的经济政策，以促进其经济的增长和福利的提高。然而，这整个过程却又是“新特里芬难题”不断累积的过程，即美元贬值压力不断形成的过程，进而导致处于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另一极的中国的人民币外部升值压力之刚性。2003年以来，随着美元的贬值浪潮的不断推进，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也不断升级，截止到2007年5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上升至7.6506(1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同)，比汇改前已累计升值达8.2％；但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仍然强劲，仅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增加了1357多亿美元。

2．人民币升值或美元贬值的贸易收支改善效应之悖论。自2002年3月份以来，美元出现了大幅度贬值，到2004年底，美元汇率指数下降了27％，尔后尽管美元在2005年出现反弹，美元汇率指数上升了7％，但2006年却又再度贬值，致使其汇率至今仍然大大低于2002年初的水平。然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却从2001年的4272亿美元，占GDP的4.2％，增至2004年、2005年的6504亿和7666亿美元，分别占GDP的5.5％和6.1％；2006年达8180亿美元，比上年增6.6％。就人民币而言，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至2007年5月底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达8.2％，但中国总贸易顺差和中美贸易顺差都不降反增，在2005年8月至2007年2月的19个月里中仍分别达2688亿、2285亿美元(中方数据)，分别比汇改前的2004年1月至2005年7月的19个月增227％和64％，这也说明了中国总贸易顺差和美中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的低关联性。

经济学描述了储蓄与投资之差、出口与进口之差互为对偶关系(s-I=X-M)，即储蓄过多(储蓄大于投资)会产生贸易顺差；反之，就会产生贸易逆差。美国的私人储蓄率通常在5％以下，有时甚至为负数(2005年第三季度为-1.6％)；美国的高财政赤字更是世人皆知。可见，美国的低私人储蓄和巨额的财政赤字所导致的总储蓄率低下和储蓄一投资负缺口正是美国经常项目失衡的主要原因(详见表2的对应关系)。IMF2005年9月在其《全球经济展望》中强调，美国的总投资率大于总储蓄率才是美国高贸易逆差的根源。因此，美国应该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不断扩大负主要责任。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美国长期的“双高赤字”之所以能够维持，其根本原因是美元霸权所致。

(二)美元霸权对人民币汇率改革速度的负面影响

1．对人民币汇率弹性化改革的速度的影响：“浮动恐惧”之刚性。由于美元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对外计价和外汇交易中的比重通常分别大于3/4、80％和98％，尤其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70％，金融体系也非常脆弱，因此对中国这个金融市场仍然非常落后，特别是在外汇市场的汇率避险工具和避险途径仍然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对确保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汇制是参考一篮子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与约翰・威廉姆森所倡导的“BBC规则”极为相似，其中的一个B为Band，就是浮动区间，即事先确定一个允许汇率浮动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允许汇率可以根据市场力量波动，从而赋予了汇率制度具有一定的承受外汇市场短期汇率波动的灵活性，为抑制国际游资提供一定的机制和为独立的货币政策释放一些空间，并为难以测定的本币均衡汇率水平提供一定的评估缓冲区间。浮动区间越宽表示汇率的弹性越大，为货币政策独立性释放的空间就越大。汇改后的前2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幅仍然限制在0.3％范围内，尽管从2007年5月21日开始，由0.3％扩大到0.5％，但是0.5％的浮动区间仍然大大小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1％允许波幅。汇改以来的事实证明，汇率带宽太窄，汇率仍然难以浮动起来，游资冲击仍然难以有效抑制，严重冲击我国货币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从表面上看这是“浮动恐惧”，而这背后却存在着极大的无奈，如果说是“美元霸权恐惧”，可能更为

确切。

2．对人民币新汇制的货币篮子构成的影响：美元大权重之刚性。“BBC规则”的另一个B为Bas.ket，即篮子平价，通常选取在经常项目交易中(尤其是商品和劳务贸易中)占较大比重的国家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从而确保其有效汇率的稳定。周小川说：现阶段的篮子货币的确定是在兼顾外债来源的币种结构和FDI等因素的基础上，以对外贸易权重为主。表3显示了2006年中美贸易在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中美贸易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前三大贸易伙伴、前七大贸易伙伴、前十大贸易伙伴的比重分别为15％、35％、20％和19％。如果以与此相关国家的货币组成相应的四种货币篮子，并且分别按上述比重来确定美元在篮子中的权重，那么美元在这四种篮子中的权重则分别为15％、35％、20％和19％。但在现实中，不管中国选择哪种货币篮子，美元在篮子中的权重都不可能如此低。因为，一方面美元的权重越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波动也就越大，而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目前美元仍占我国对外贸易计价结算的80％以上和外汇交易的98％左右，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对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东盟主要国家货币仍是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港元也是实行联汇制，与美元保持“硬盯住”，因此它们在篮子中的权重也在一定程度加大了美元的权重，导致美元的实际权重远大于名义权重。从汇改后的实际绩效来看，美元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仍然很大，盯住美元制色彩仍浓。由于在任何三个月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均未超过2％，2006年IMF甚至仍将我国的汇率制度纳入事实上的其他传统的固定盯住汇率制(盯住单一美元)。一些学者在设计人民币货币篮子时，往往也会给予美元超过50％的权重，如：曹垂龙的方案建议给予美元近60％的权重；许少强等的方案建议给予美元的权重甚至高达80％等。事实上，只要美元霸权的存在，只要人民币还没有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种人民币对美元事实上的依附性，即“美元大权重”(甚至可以说是盯住美元)之刚性就难以消除。

四、探索化解全球失衡(美国高贸易赤字)之途径

(一)人民币汇率决不是美中贸易失衡和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救命稻草”

经验证明，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变动在短期内仅能解释美中贸易差额变化的3％，在长期也仅能解释6％。究其原因主要是：美中贸易逆差的75％以上来自FDI产生的“迁移效应”，且美中贸易逆差实际上是互补性商品贸易逆差(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证明，只有10％自华进口直接与美国的产品形成竞争)；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美国进口价格的传递率非常低，杜晓蓉证实只有0.06％，即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进口价仅增加0.6％。退一步来说，就算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导致了中国商品在美国的竞争能力的下降，那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导致美国逆差的转移，即美中逆差可能有所下降，但美国对东亚其他国家的逆差却会增加。因为致使美国巨额逆差的根源不是简单的汇率问题，而是其巨额的储蓄一投资负缺口。可见，单纯的人民币升值既无法有效地解决美中贸易失衡问题，更不可能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救命稻草”。

(二)化解全球失衡，美国必须发挥主要作用

全球失衡的突出表现就是美国高贸易赤字，而美国的高贸易赤字的主要根源在于其储蓄一投资负缺口、滥用美元霸权、第二产业出口竞争力下降、控制技术出口等等。约瑟夫・斯蒂利茨博士在2005年中美财经商业高级研修班上演讲时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不在中国，是美国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因此，化解全球失衡，美国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1．尽快纠正储蓄一投资负缺口。如上所述，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其储蓄一投资负缺口的主要原因，进而是美国贸易失衡及全球失衡的主要根源。由于2006年度美国的财政赤字下降到2482亿美元，是4年来的最低水平，相应的美国贸易赤字的增长速度也由2004、2005年的22％、18％下降到2006年的6％。然而，在美国私人储蓄率极低的情形下，美国政府必须尽快放弃财政赤字政策，才能纠正其储蓄一投资负缺口和从根本上改善贸易失衡。

2．放弃滥用美元霸权。美国“双高赤字”的长期维持，实际上是美国长期滥用新时期美元霸权的结果。美国长期靠高贸易赤字大量输出美元，在美国从中享受铸币税等好处的同时，全球失衡也在不断积累，而且与此同时形成的美元发行泛滥和流动性过剩，进而是美元贬值压力(或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累积的过程，从而弱化人民币升值的绩效。

3．放松对华技术出口的歧视性控制。美国政府长期采取控制对华技术出口的政策，这无疑影响了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货物贸易的出口，有资料显示仅2004年美国就为此丧失了约250亿美元对华出口的机会，从而加深美中贸易失衡。

全球数字贸易篇（9）

【论文摘要】 当今的贸易全球化虽然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不能称得上普遍完善的全球化，其自身依然存有难以短期解决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了贸易全球化概念、特征和潜在挑战，并从宏观角度尝试探讨一些解决途径。 【论文关键词】 贸易全球化 相互依存 潜在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国际贸易无论从深度、广度和影响力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人认为，国际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国际贸易实现了真正全球化。基于此，本文尝试描述贸易全球化的基本依据，并分析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 一、贸易全球化的“新”特征 1.世界贸易总额逐年上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贸易总额更是不断突破新高。20世纪90年代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为6.5%。2000年， 这一增长速度达到了两位数。此后由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2001年世界贸易出现负增长。虽然石油价格高涨， 但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仍超过2003年，达到8.5%。2005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又出现小幅下滑，而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率接近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7.6%，略低于2006年但高于2005年。到目前为止，世界贸易整体上维持了相对均衡的增长态势。 2.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2003年～2006年，世界经济连续4年保持5%左右的快速增长，成为最近30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而在同一时期，世界贸易增长率整体上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4.9%，而世界贸易增长率大为7.6%。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已明显地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 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趋增强。 3.贸易促进了相互依存 随着贸易的迅猛发展， 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经济关系日趋紧密。1985年世界各国按商品出口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只有9%，1992年提高到16%，1995年达到了18.5%。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趋势特别明显，1985～1995年10年间，世界出口依存度上升了一倍多。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依存度超过了20%，21世纪以来更是接近25%。 4.国际贸易构成转变程度加深 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构成上，货物贸易比重日趋下降，服务贸易比重逐渐上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服务贸易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17%上升到2003年的20%左右。在国际服务贸易构成中，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通讯、保险、广告等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约占四分之三的份额。在货物贸易内部，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快速上升。 二、贸易全球化的内在挑战 1.全球贸易总量的上升不等于普遍全球化 全球贸易总额逐年上升只能表明，参与全球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迅速增长，但这种纯粹数字的统计显然具有局限性:首先，统计数字本身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其次，全球贸易总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惠及所有国家，国际贸易中的“潜规则”只是使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受益，而相对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显然受到损失；最后，全球贸易总量的提升充其量只能表示”全球融合”的一种趋势，这跟那种相互依赖的普遍全球化相去甚远。 2.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不等于贸易全球化 国际贸易机制是由大国和强国制定的，相互依存往往形成不公正、不平等的依附性，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另外，传统国家仍然是主要贸易实体，非国家行为体虽然作用逐渐突出，但仍难打破传统全球贸易模式，全球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不能清晰地反映非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甚至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依存度。 3.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这一说法不具有权威性 经济增长是贸易增长的潜在动力，而贸易的增长又会促进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存在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从而推动贸易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4.国际贸易结构的转变升级同样不等于贸易全球化 在国际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比重的上升和工业制成品比例的提高表明，现代高科技日益转化为生产力。高科技的普遍应用大大促进了全球服务贸易和实物贸易的发展，加强了全球范围内各种行为体之间的 沟通与合作，推动了贸易全球化进程，但是，这种贸易结构的升级不是贸易全球化的终极推动力量，而是成为特定历史阶段加速这一发展趋势的表象。 三、解决贸易全球化内在挑战的主要途径 首先，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世界经济总量上升到406705.4亿美元，比上年增加5.1%。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股市低靡，世界经济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但尚未呈现普遍滑坡的迹象。新兴国家诸如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可以引领全球经济持续繁荣。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解决贸易全球化内在问题的首要因素。 其次、改革现有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贸易机制，建立惠及所有国家真正平等、共同繁荣的贸易运行机制。在现实策略上，贸易大国和强国必须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充分考量他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施行“生存和让人生存”之策略。与此同时，弱小国家必须依托自身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化。 最后、贸易全球化不仅要在质与量上有所突破，更要在深度和广度上开拓空间，借用新的高科技及沟通手段，逐步推动普遍贸易全球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数据库:WTO Annual Report 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数据库: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2011年有关数据计算

全球数字贸易篇（10）

近期，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的责任和应对等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人民银行的200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以专栏的形式论述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前提下，对缓解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一、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表现

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对“全球失衡”进行了概括：失衡现象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目前，美国对外债务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6.5%。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国家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储蓄率居高不下。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7万亿美元。

每年，美国要花费1万多亿美元从其他国家进口各种消费品，由此形成了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庞大贸易失衡。

这些都是困扰经济学家以及各国金融高官们的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它反映出了一个事实：美国严重依赖海外资金，特别是亚洲资金，来弥补其巨额赤字。

1.全球经济失衡首先表现为全球贸易失衡。

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8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2.全球经济失衡还表现为全球金融失衡。

在这里，全球金融失衡说的是美国依赖海外资金，特别是亚洲资金，以弥补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

一方面，美国国民储蓄率自2002年以来一直停留在创记录的低点，相反，亚洲国家的储蓄率却居高不下。亚洲国家不仅国民储蓄率高，而且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今的外汇储备总额己达到2.5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和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美国有大量的资本流出，流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拿到这些资金一般投入于美元资产，官方机构持有的长期证券不只是美国的国债，还有作为外汇储备的股票、美国的机构债券、公司债和其他的市场债。一边是美国的逆差积累，债务积累，一边是新兴市场国家债权的积累。财政赤字增加及国民储蓄下降，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2001年陷入不景气，巨大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使美元曾长期处于贬值态势。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纠正贸易失衡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美国的外债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美元贬值实际上意味着债务负担的减轻，并使其他国家购买的美元债券蒙受损失。

因此，综合上述两个方面，近年来工业化国家储蓄缺口越来越大。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储蓄不断增长。目前是中国、东亚在补贴美国。这是全球金融失衡的主要表现。

3.全球经济失衡也表现为各国经济结构失衡。

当前经济失衡的更深层次的表现是世界各国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因此，表现在贸易项目上的失衡，事实上反映了全球各国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储蓄和投资的失衡。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发达国家投资大于储蓄，这不是因为它的投资大，而是储蓄下降了。投资大于储蓄，国内的储蓄不足以平衡国内的经济，所以，经常帐目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逆差。而另一面则是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国投资不足，储蓄大于投资，顺差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分层次的，而并非表面上的贸易失衡那么简单。对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了解得越全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也就认识得越深刻，由此制定的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措施也就越行之有效。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既然全球经济失衡的表象，主要涉及到美国和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那么，很自然的，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失衡也是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两方面各自的原因共同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1.美国的储蓄率过低，消费过高。

美国的贸易逆差根源于国民消费过高而储蓄过低，而这与美国人的消费观念相关联。

美国是消费信贷十分发达的国家，人们的消费习惯也是使用明天的钱来进行今天的消费。这样，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其消费能力远远超出美国的生产能力，两者间的缺口是由那些生产能力超过国内需求的国家来补充，美国一年花费一万多亿美元从这些国家进口各种各样的消费品，由此形成了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失衡，呈现巨额的贸易逆差。

2.中国的储蓄率过高。

造成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利率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人民银行每年做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出这一结论。

其次，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的预期是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使得消费者对未来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比较高，以应对这些支出的储蓄意愿很高。

再次，人口年龄结构是重要的因素。从人口的角度来讲，中国人口的劳动力比率现在较高，劳动者时期的人总体上表现为储蓄者，因此，目前中国的高储蓄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现在是老龄化社会初期，只有到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劳动力比例下降之后，从这个侧面表现出来的社会总体上的消费需求才会增大。人口专家预言，中国的高储蓄还有十年，十年后随着老年人口开始上升，中国的储蓄率将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