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法论文篇（1）

卫生法论文带参考文献：

[1]吴崇其.中国卫生法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1.

[2]沃中东.卫生法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3]宋文质.卫生法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8.

[4]王为农.社会法的基本问题：概念与特征[J].财经问题研究，2002（11）.

[5]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对第三法域的探索[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1）.

[7]龚向和.社会权的概念[J].河北法学，2007（9）.

卫生法论文带参考文献：

[1]张世诚，张涛.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过程和主要内容[J].中国卫生法制，2013，（01）：4；姜景芳，金红艳.《精神卫生法》：让精神障碍患者更有尊严地活着[EB/OL].http：//jhwcw.zjol.com.cn/wcnews/system，2013-05-24.

[2]梁国栋.精神卫生：步入法治时代[J].中国人大，2012，（21）：22.

[3]林来梵，张卓明.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从规范性法学方法论角度的一个分析[J].中国法学，2006，（02）：125-128.

[4]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29.

[5]金德初.精神卫生与心理卫生语义析[J].中国医院管理，1988，（05）：49.

[6]郭敬波.让精神疾病的诊断有法可依[J].检察风云，2012，（23）：37.

[7]陈杰人.从人权高度重视制定《精神卫生法》[N].南方日报，2011-04-29（02）.

[8]NormanSartorius.二十一世纪的精神卫生对策及方案[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01）：24.

[9]李步云.法的人本主义[J].法学家，2010，（01）：2.

[10]焦洪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分析[J].中国法学，2004，（03）：44.

[11]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M].法律出版社，2001.89-93.

[12]刘作翔.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J].中国法学，2002，（02）：58.

[13]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598.

[14]邓联繁：基本权利学理分类的意义与方法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4）：528.

[15]刘协和.论“被精神病”事件的防止与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管理体制改革[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02）：82.

[16]彭少慧.论精神卫生法的基本范畴[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04）：17.

[17]张维.权利的救济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救济权的法理阐释[J].法律科学，2008，（03）：20.

[18]冯林林.论《精神卫生法》的“自愿治疗”原则[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3，（02）：21.

[19]马钰朋，李秋萌.精神卫生法，在争议中前行[J].浙江人大，2011，（08）：62.

[20]王蕾，彭玉凌.精神病患者的人权保障机制探析[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05）：15.

[21]胡亦眉.完善我国《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的思考[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05）：60.

[22]王桂源.论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J].法学研究，1994，（03）：36.

[23]谢斌.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的挑战及主要立法对策探讨[J].上海精神医学，2010，（04）：193.

卫生法论文带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八大报告.

[2]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3]潘欣.大学生危机干预及预警系统[J].中国临床康复，2006，10（22）：137-139.

[4]吴雄熊.当代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思考[J].教育教学论坛，2012（2）：14-15.

卫生法论文篇（2）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至开始。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索阶段。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比较重视运用政策、法律等手段促进包括卫生事业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把关心和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及时制定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卫生工作方针，并以此为依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卫生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一九五四年宪法第九十三条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这些规定，为我国卫生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宪法依据。这一阶段，我国在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医师暂行条例》、《药师暂行条例》、《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种痘暂行办法》、《传染病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工厂安全卫生规程》等，将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纳入法制的轨道，为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阶段，“”时期。这一阶段，是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停滞阶段。卫生领域不仅没有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已有法律、法规也无法执行。

第三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这一阶段，是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一九八二年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新宪法为新时期卫生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1984年到今年7月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了药品管理法、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红十字会法、母婴保健法、食品卫生法、献血法、执业医师法、职业病防治法等9部法律；国务院制定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医药管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31件行政法规；卫生部、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制定了400多件部门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我国的卫生领域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卫生事业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生事件的监测与预警制度；四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与信息公布制度；五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

（3）职业病防治制度。根据对职业病预防重于治疗、防治结合的特点，主要规定了以下制度：一是，建设项目预评价制度、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二是，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审查制度；三是，劳动过程中对职业病的防护与管理制度，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中的责任制度；四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制定并公布防治职业病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建立和完善职业卫生标准体系；五是，劳动者享有获得职业卫生教育、培训、保护、职业病诊疗、康复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六是，对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的救治和保障制度。

（4）公共场所和学校卫生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建立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卫生责任制度，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必须持有“健康合格证”，对经营单位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的报告制度；二是，对学生健康进行监测和健康教育的制度，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改善学校卫生环境和教学卫生条件，加强对传染病、学生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制度等。

（5）妇女儿童健康权益和公民生殖健康权益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为了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国家提供必要条件和物质帮助，使母亲和婴儿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实行婚前保健服务制度、育龄妇女和孕产妇的孕产期保健制度以及婴儿保健制度；二是，为了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对女职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制度，明确规定，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降低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特定项目和其他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三是，为了加强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的管理，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水平，保障公民的生殖健康权利，规定国家保障公民获得适宜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权利，免费向农村的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

（二）规范医疗机构、人员以及医疗救治行为方面的法律制度

为了规范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促进医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医疗救治技术，降低病死率，制定了执业医师法、《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这些法律、行政法规主要确立了以下法律制度：

（1）规范医疗机构管理的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医疗机构执业实行许可证制度；二是，医疗机构必须承担相应的预防保健义务，在特殊情况下医疗机构及其卫生技术人员必须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三是，对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存等活动依法实施严格管理，并建立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制度；四是，为了保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科学性、公正性，实行由医学会负责对医疗事故进行技术鉴定的制度；五是，医疗事故赔偿制度。

（2）规范卫生技术人员管理的制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了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实行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二是，为了保障农民获得初级卫生保健，稳定乡村医生队伍和提高乡村医生的业务素质，建立乡村医生注册、培训和考核制度。

（三）规范与人体健康相关的食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

为了加强对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与人体健康相关产品的监督管理，保证其产品质量，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制定了食品卫生法、《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药品行政保护条例》、《血液制品管理条例》、《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品管理办法》、《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这些法律、行政法规主要确立了以下法律制度：

（1）食品卫生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营养、卫生标准；二是，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必须符合法定的卫生条件和卫生要求；三是，生产经营和使用食品添加剂，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凡是不符合规定的食品添加剂，一律不得经营、使用；四是，对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以及用于清洗食品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洗涤剂、消毒剂，必须按照国家卫生标准、检验规程进行监督管理；五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六是，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品生产人员实行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的制度；七是，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设立食品卫生监督员的制度。

（2）药品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药品统一实行国家药品标准，对药品生产实行批准文号管理制度；二是，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生产（包括配制）、经营药品实行许可证制度；三是，对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实行分类管理制度；四是，对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实行规范化管理的制度；五是，对放射性药品、、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实行特殊管理的制度；六是，建立血液制品管理制度，对单采血浆站和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实行严格的质量管理，预防和控制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保证血液制品的质量。

（3）化妆品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化妆品生产企业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二是，对直接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人员，实行健康检查制度；三是，对生产化妆品所需的原料、辅料以及直接接触化妆品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实行卫生标准管理制度；四是，对进口化妆品、特殊用途的化妆品和化妆品新原料进行安全性评审制度。

（4）医疗器械管理制度。为了保证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对医疗器械实行分类管理和产品生产注册制度，规定了进口医疗器械的注册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管理，规定了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规定了对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制度；对部分第三类医疗器械实行强制性安全认证制度。

（四）规范传统医学保护的法律制度

为了继承和弘扬传统医学，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制定了《中医药条例》和《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确立了保护、扶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制度；对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从业人员进行规范化管理；规定了对中医药事业的保障、扶持制度，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加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了推动我国中药产业的发展，鼓励研制开发临床有效的中药品种，对质量稳定、疗效确切的中药品种实行分级保护制度。

（五）规范卫生公益事业的法律制度

为了促进卫生公益事业的全面发展，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制定了红十字会法、献血法和《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确立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性质、开展工作的方式以及我国公民自愿参加红十字会的制度；确立了健康公民自愿献血的制度；规定了红十字标志使用制度。

随着卫生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卫生标准工作相应的不断加强和发展，卫生标准的实施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食品卫生、职业卫生、环境卫生、放射卫生、学校卫生、职业病诊断、放射性疾病诊断、传染病诊断、地方病、血液、临床检验等各类卫生标准1255项，其中国家标准1029项，卫生行业标准226项。初步建立起了以国家标准为主体、行业标准相配套的卫生标准体系，为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二、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特点

卫生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既具有我国法制建设的共同特征，又有自己的特点。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以卫生保健为中心，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益。因此，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不仅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的影响和制约，还受到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与医学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联。在卫生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医学科学的许多特点得到突出的体现，使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与医学等自然科学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促进。研究、认识和把握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这些特点，对我们进一步做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经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具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

（一）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是以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为根本目标的，它直接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人人享有健康的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生命的不断延长，又主要是通过卫生事业的发展来体现和衡量的。卫生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同时也有赖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法律的保障。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基本上体现了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根本目标。今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应更加自觉地把维护和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根本立法宗旨，以对公民的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客观反映医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认识医学发展的规律，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进一步明确政府、有关社会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向公民提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医疗保健服务，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健康水平。

（二）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科学是一切疫病的克星，卫生法律制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医学科学，是在对疾病的病因分析、控制措施、治疗方法和技术规范的反复验证和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只有正确地反映医学科学的最新成果，才、为医学科学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能提高法律、法规的质量，充分发挥法律制度对卫生事业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对生命科学的探索进入了全新的境界，使医学科学的许多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科学理论被运用到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中，使卫生立法和卫生执法工作符合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律，使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具有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例如，在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认真研究和运用传染病防治的“三环节，两因素”（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者，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等医学理论，针对传染病控制的不同环节和有关因素，规定了相应的制度和措施。因此，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特别是在今年的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又如，由于在职业病防治法中较好地运用了“三级预防理论”（一级预防是指致病因素的预防，二级预防是指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三级预防是指在患职业病后要采取措施防止病人残障），使职业病防治法在逻辑上比较严谨，在执行上更具有可操作性。实践证明，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必须高度关注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变化，要在学习、研究医学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及时客观地反映医学科学发展的规律，提高立法质量，为医学科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三）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卫生事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疾病的预防治疗问题，客观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程度。有时对一些疾病的防治问题，还可能演化成社会政治问题。例如，由于艾滋病和疯牛病的蔓延，曾经导致了一些国家政府的危机和社会的动荡。因此，必须把卫生法律制度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去研究、去思考，应当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同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为疾病的预防和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又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既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又要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

（四）卫生法律制度建设，需要研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国际惯例

同疾病进行斗争，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长期课题。随着交通的发达，国际间人员交往的频繁，各种传染性疾病很容易跨国境或者跨地区迅速传播。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出现传染病的暴发流行，都会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这就需要加强国际之间在医学领域的密切合作和互相交流，共同研究、探讨对一些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治疗措施。目前，被人类攻克的许多疾病，都是不同国家的科研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共同努力拼搏的结果。世界各国都是通过立法确立本国对疾病的控制体制和防治措施，而这些对疾病的控制体制和防治措施，许多都反映了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其他国家一般都是有借鉴意义的。正是由于这种特点，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特别是对一些疾病控制的立法活动，越来越受到有关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的关注。我国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重要成员，对发展全球卫生事业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必须注意研究国际通行做法，大胆借鉴其他国家在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国际卫生法规、食品法典等，对我国制定相关的法律就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我国政府已经加入了《国际卫生条例》、《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品单一公约》、《精神药物公约》以及确定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略目标的《阿拉木图宣言》等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我们在卫生立法工作中必须认真研究、体现这些国际条约中的共同规范。

以上这些特点，既是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又是今后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工作中需要继续坚持的好做法。

三、对进一步加强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前几个月暴发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我们同这场灾害进行了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了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阶段性重大胜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果断决策、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密切配合，军民团结，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广大医护人员和科技工作者临危不惧、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敢于胜利的结果。实践再次证明，我们党具有应对任何风险和挑战的能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通过此次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实践，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卫生工作，始终把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必须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切实维护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提高全社会的医疗健康水平，作为根本指导思想。

总结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经验教训，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对进一步加强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有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应当体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则是社会进步的直接体现。因此，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更加关注社会公共领域的建设，使经济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卫生健康水平的要求逐步提高。通过这次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主要表现在：现行卫生管理体制还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难以及时有效地应对重大、突发的疾病灾害；预防为主的方针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卫生法律制度，就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要树立新的发展观，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战略高度真正认识到，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正确处理好保护公民健康与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关系，通过法制的手段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政策，保障在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当是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

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民群众对健康越来越关注，卫生环境、医疗保健已经成为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因此，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把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真正作为卫生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维护、保障和提高公民健康水平上，增强全社会的健康素质。要从过去重视政府权力的设定向重视公民健康权利的保障转变；从过去重视政府的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从过去重视事前审批向重视日常监督转变。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得到保障和实现，使人民群众生活更加美好。

（三）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的法制建设

公共卫生，即整个社会全体成员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事业，在整个卫生工作中应当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公共卫生是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公共卫生对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公共卫生的指标直接反应人类的生存状况，公共卫生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危机。

公共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建国以来，我国卫生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城乡环境卫生状况、实行妇女儿童保健、防治传染病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依然存在，预防保健工作还不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因此，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公共卫生领域法律制度建设。更要着力加强公共卫生管理，有效整合卫生资源，增加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环境卫生体系建设，为公民健康提供良好的基本医疗服务。同时，在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中，还要特别注重提高全民的公共卫生意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开展卫生科普知识宣传，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移风易俗，革除陈规陋习，倡导良好的卫生习惯，共同做好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

（四）应当把农村卫生法制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中有九亿多是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加强农村卫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农民健康水平和平均期望寿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卫生工作仍比较薄弱，体制改革滞后，资金投入不足，卫生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合作医疗面临很多困难，一些地区传染病、地方病危害严重，农民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突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实践证明，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不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就不可能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农村卫生工作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点，关系到保护农村生产力、振兴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对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重大意义。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认真贯彻预防为主和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加快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因此，在今后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中要把加强农村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体现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方针。采取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办法，加强农村医疗机构建设，改善乡镇卫生院基层设施，优化人员队伍结构，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高乡村医生的业务素质，解决农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为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广大农民群众得到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法律保障。

（五）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

这次非典型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制度、机制和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斗争，既暴露出我国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还不健全，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不足，处理和管理危机的能力不强；同时，又使我们摸索出了一整套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机制和方法，积累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经验。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完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把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一些基本法律制度具体化，增强可操作性，根据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特别是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中暴露出的在应急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薄弱环节，国务院决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着重解决当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建立统一、高效、有权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既解决当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又为今后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立起“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法律制度。事实证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实施，对我们取得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阶段性胜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放射性损害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紧急处置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特别是涉及对一部分社会主体权益的限制与调整。因此，需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制度。通过完善有关应急法律制度，明确在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使政府在处理危机时也能够依法行政，保障社会各个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避免因处理危机而产生违法行政。据此，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以下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规定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什么样的情况下依法可以采取哪些紧急强制措施，应当承担何种义务；

二是，明确规定公民及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因政府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使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公民及社会组织的财产受到损失时，是否应当获得救济和应当怎样救济；

三是，明确规定平等的社会权利主体之间，因突发事件而产生的纠纷的处理原则。

同时，要按照“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要求，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功能完备、反应灵敏、运转协调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

一是，建立畅通的疫情信息网络体系，明确规定报告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义务和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报告程序与时限，保证信息渠道的畅通。

二是，建立国家、省、地、县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明确职能、优化队伍、落实责任，增强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扩大和蔓延的能力。

三是，建立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医疗机构针对急性传染病和群体性不明原因传染病的救治能力。

四是，建立强有力的指挥体系和快速反应系统，指挥、协调各有关部门，对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快速作出反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损害的扩大和蔓延，解决出现的问题与困难，维护社会稳定。

五是，建立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责任机制，使各级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未雨绸缪，切实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人员、物资、资金、场地等各项准备工作，保证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顺利进行。

（六）加强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切实保证卫生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在于法律的实施。严格行政执法，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关键环节。卫生法制建设也不例外。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越是工作重要，越是事情紧急，越是矛盾突出，越要坚持依法办事。”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改革卫生执法体制，强化卫生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是，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特别是要把公众监督作为强化卫生行政执法的重要环节，对卫生行政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评议考核结果要在一定范围公开，评议考核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奖惩机制。二是，要把卫生行政执法责任制与卫生行政执法公开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执法主体资格、具体职责、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文书都要公开。三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积极探索建立行政决策、行政执行和行政监督相对分离的机制，科学规范执法职能、合理设置卫生执法机构，优化卫生执法人员结构，提高卫生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真正实现我国卫生法制建设保障公民健康权益、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目的。

概括起来讲，我国现行的卫生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规范预防保健方面的法律制度

卫生法论文篇（3）

卫生监督是国家管理卫生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国家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保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强卫生监督工作。党的十五大明确而完整地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卫生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管理卫生事业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卫生监督执法是政府管理全社会卫生的基本方式，是实现预防战略，保护人体健康的基本手段。卫生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改善社会公共卫生状况，提高社会卫生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问题，而且关系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 一、卫生监督与行政法 “行政”一词就其原意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二指国家行政机关依其职权所从事的管理活动。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组织、职责权限、活动原则、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调整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中，同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的社会关系。卫生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既有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之间、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同级人民政府之间、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其卫生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纵向行政管理关系，又有各种医疗机构、各种提供卫生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横向卫生服务关系。就纵向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而言，卫生法与行政法是从属和补充关系。 卫生监督工作是卫生法的执行工作，即卫生行政执法工作。从卫生法与行政法的从属和补充关系来说，它是以行政法为基础，以卫生法律法规为依据的具体行政执法工作。具体来说，卫生监督是指具有法定监督权的国家机关、杜会组织和卫生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对卫生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行为. 二、卫生监督主体及其特征 1、主体的特定性 卫生监督执法的主体主要是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只有卫生行政机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卫生行政执法主体。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法规才将卫生执法权授予某一组织。这种组织称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一般应视同于行政主体。卫生行政机关要把执法权委托给其他组织行使，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规章明确规定，并承担法律贵任。 2、职权的法定性 卫生监督执法主体所执行的法律规范，只能是法律规定应当由卫生行政执法主体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执法主体只能在法定职权内履行卫生行政管理责任，不得越权执法。 3、行为的主动性 卫生监督执法是一种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主动行为，不以相对人的意愿为转移。一般讲，法律规范颁布后它仅是一种抽象规范。有关公民、组织不自觉遵守，又没有行政主体去执行，就不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产生权利和义务的实际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自动的发生、变更和终止。行政执法行为，则成为法的定与实施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4、国家强制性 卫生监督是国家卫生管理行政权运转的一种特殊方式，是由卫生行政主体单方面决定的国家管理活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国家强制性。 行使卫生监督职权的机构是指依法设立并根据卫生法律、法规规定，具有某一方面卫生行政管理和执行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职权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取得卫生监督主体资格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第一，依据组织法或组织规则设立，并且具有外部生管理职能，能代表国家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行政上的法律关系。 第二，必须得到卫生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代表国家行使某一类别卫生行政执法职权。无论什么机关、组织和个人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特别授权就没有卫生行政执法职权。 第三，法律、法规的授权必须与其外部管理职能、权限、范围一致。包括权限上的一致性及管理范围和对象上的一致性.如县级卫生行政机关就不能被授予省级卫生行政机关的相应权限;其他管理职能的机关也不能被授予卫生行政执法职权。 第四，获得卫生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还应当具备履行某一项卫生管理职能应有的技术能力。 根据《行政处罚法》及有关部门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监督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三种. 1、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是国家设置的，依法行使国家职权，执行法律、法规，组织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国家机 关。行政机关一般具有以下特点:①行政机关是执行机关，其工作实质是通过职能运转将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付诸实施;②行政机关按层级结构组成，实行领导从属制，下级服从上级;③行政机关在决策体制上实行首长负责制;④行政机关行使职能是主动的和不间断的;⑥行政机关最经常、最直接、最广泛的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关系。行政机关成为卫生执法主体，首先，必须具有外部卫生行政管理职能，或某一特定的相关卫生监督管理的外部职能;第二、依法取得有关的卫生行政执法权第三，在法定的职责范围内从事执法工作。 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卫生监督主体中的行政机关主要有: (1)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包括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地(市)卫生局、县(县级市、区、旗)卫生局。简称各级卫生行政机关(部门)。 根据我国宪法、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卫生行政机关的主要执法职责是:①制定规范权。根据其法定职能范围，依法制定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政策、标准、规范;②监督、检查权，依法对所管辖范围内的社会公共卫生，与健康相关的产品及其生产经营活动，医疗卫生机构及人员等进行监督、检查;③审查审批权。依法对与健康相关的产品，与健康相关的社会活动进行审查、审批、颁发有关卫生许可证;④调查处理权。依法对医疗事故，药品、食品中毒事故，职业中毒事故，其他与卫生和健康有关的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实施处罚权。依法对违反卫生法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2)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我国一个独立的卫生类行政执法机关，是国务院综合协调食品安全管理和主管药品监管的直属机构，负责对药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放射性药品、麻醉药品、毒性药品、精神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医药包装材料等)的研究、生产、流通、使用进行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负责食品安全综合管理、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开展对重大事故查处;负责保健食品的审批. (3)计划生育管理机关。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设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依法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作为进行处理和制裁。 (4)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国家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是我国卫生行政执法主体之一。其主要职责是执行《国境卫生检疫法》，对出人境人员或运输工具等进行卫生检疫查验、传染病监测和卫生监督;对进口食品进行口岸卫生监督检验;对违反国境卫生检疫法的单位和个人实施处罚。 2、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所谓授权是指法律、法规规定把某些行政权力，授予某些不是行政机关的组织行使，使该组织取得了行政管理的主体资格，即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行使某些职权的能力。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这种行政管理权的组织，就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授权必须有法律或法规的明确规定，其他组织或个人没有授权的资格。被授予权力的组织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条件:①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②具有熟悉有关部门法律、法规和业务的人员;③具有相应的检查、鉴定能力等;④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3、受委托组织 所谓受委托组织，是指受行政执法机关委托，承担具体行政执法任务的组织。委托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即受委托组织作出委托的行政机关执法，并且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进行执法活动，委托机关对委托组织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 1)委托条件。①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明确规定，否则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委托;②委托组织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三个基本条件，即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有熟悉法律和业务的工作人员、有相应的技术检查和鉴定能力。 (2)委托执法规则。①委托事项不能超过委托机关的法定权限;②受委托组织只能以委托机关的名义执法;③受委托组织不能再委托;④委托机关对受委托组织的委托权限内的行为，负责监督;⑤委托应当以书面方式进行. 目前，没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卫生行政机关可以委托卫生监督机构行使卫生行政执法权。卫生监督机构实质上相当于卫生行政机关内部的职能处室，履行卫生行政机关交付的卫生行政执法任务

卫生法论文篇（4）

一、职业安全卫生标准的规范性分析

根据《标准化工作指南第一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C》的定义，所谓标准就是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就是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导则或规定特性的文件，是诸如标准、技术规范、规程和法规等这类文件的通称。据此，所有的标准都是规范性的，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当然也不例外。

二、职业安全卫生标准的国家创制性分析

国家创制性要求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第二、该国家机关获得了立法的授权;第三、依照法定程序创制。我国《标准化法》将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个层级。下面分别介绍不同层级的标准的制定主体、授权根据和制修订程序，以供对比分析。

卫生法论文篇（5）

我们认为《条例》囊括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范围应当更加广泛，《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条例》未将地震、水灾、核污染及其他灾害事故的医疗问题包括进去。

大家知道传染病、食物中毒、职业中毒需医疗急救，地震、水灾及其他灾害事故同样需要医疗急救。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对医疗急救问题仅用一条一笔代过，其医疗应急措施的规定不具有操作性。卫生部95年颁布的《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管理办法》仅是一个部门规章，难以全面系统的规定突发事件救助工作及各部门的协调。事实上，不管是传染病的防治，还是灾害的救助，医疗卫生工作在其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条例》规定的公共卫生事件未将灾害事故涵盖进来是一个缺憾。

更进一步讲，传染病防治、自然灾害等不仅需要医疗救助，还需公安、公交、交通、能源等各部门的系统协调，有些突发事件特别是恐怖事件还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所以我们认为《条例》不仅应涵盖更多的需救助的事件，还应考虑其他突发灾害的可能。因此，国家应将所有突发事件而不仅仅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立法，以备不时之需。

二．预警制度规定欠缺

1、预警机构

《条例》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国务院设立全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突发事件发生后，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成立地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

《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定机构负责开展突发事件的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与预警系统的正常运行。

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平时没有常设机构，只有在事件发生后才成立指挥部，日常的监测由县级以上政府指定机构负责。问题在于各地方政府指定什么机构来负责日常监控，是某级卫生行政部门、还是某医疗机构或是某疾病控制中心？《条例》没有统一规定。既然没有统一规定会不会出现不同地区规定不同的机构负责日常监测？若出现这种情况各监测机构的协调就会出现

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讲，正常情况下各级医疗机构和疾病控制中心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最直接观察者，但在特殊情况下普通百姓也可能并可以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人。尤其是地方政府隐瞒时，受害人、受害人家属和普通百姓可以举报，但向谁举报、受理机构的名称和电话如何让百姓知晓？因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日常监测机构应全国统一，《条例》这方面的规定不够详尽且有可能出现不同地区由不同部门负责监测的情况，这就更不利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

协调和处理，因此《条例》在这方面需进一步改进。

2、预警网络

《条例》关于预警体制的建立也需进一步完善，从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的角度，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监测系统应以疾病防疫控制为主线医疗机构为补充的四级网络，社区及各医疗机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神经末梢，区县是关键，市级应担负起主要责任，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务院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决策者和指导者。这一网络的建立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得以迅速控制的关键，《条例》只规定了事件发生后指挥部的分级建立和责职，却未对日常监测系统的建立做出

规定。

3、预警反馈

《条例》规定了医疗机构及疾病监测机构的报告义务，但在规定受政府的反馈机制时稍显欠缺。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接到报告的地方人们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报告的同时，应当立即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核实、确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及时报告调查情况。

“并及时报告调查情况”是向上级报告还是向下反馈，《条例》规定不够明确。本次SARS流行之初，广东省从2002年底就出现大面积的感染，广大一线医务工作者向有关部门反应后长期得不到疫情的方向性指导，最终导致疫情蔓延，因此我们认为报告制度不仅应包括向上的报告，还应包括对一线工作人员的信息反馈，而且这种信息反馈不应当是向社会公示的大众信息，应当是有专业指导性的信息反馈。

三、医疗急救制度的规定欠缺

无可否认，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突发事件中政府的高效运转无疑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也不应否认良好的制度本身就可以高效地运转，无需太多外力的介入。

本《条例》大量规定了政府部门的职责，但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过程中医疗急救问题规定却较少。北京市这次SARS流行过程中出现了首诊医师负责制与定点医院治疗的矛盾，很多非定点、非专业医院依首诊医师负责制收治病人后，由于不具备起码的防护设施急需将病人转出，但什么时间转、怎么转都无先例。在已收治SARS病人的医院中，有的医院建筑设施的布局根本不宜治疗传染病人，结果造成大面积的院内交叉感染。《条例》在制订时仍未考虑首诊医师负责制与专科医院收治这一矛盾，未列明转诊的时限、办法等，十分令人遗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若发生了传染病事件及时将病人转诊也是对其他病人权益的保障。本次SARS治疗中非定点医院中SARS病人不能及时转走导致全市很多医疗机构无法正常工作，一些非SARS病人的疾病因此延误了治疗。从这一角度也说明了传染性疾病发生后定点收治的必要性，以保证其他病人的权利《条例》。

其实这一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是我国医疗体制问题，是医疗区域规划设置不合理造成的。我国医疗体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大医院病人人满为患而社区医院医疗资源处于半闲置状态。正常的医疗资源配置应呈金字塔式，病人求医应首先到社区医疗服务部门，经初步诊疗有进一步检查治疗必要时才由社区医生将病人转更高一级的医疗机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各级医疗机构的职能，缓解二级以上医院的压力，保证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如果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和区域配置合理的话，就不会出现大医院全部都接诊发热病人，而普通病人无处求医这种状态，通过这次SARS事件，我们应当反思我们的医疗体制并加以逐步改善。

四．医疗授权问题

为了防止传染病流行，医疗机构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被授予更大权限。若证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传染病，应允许医疗机构在病人死亡后查找家属一定时间无果的情况下强行火化尸体。

本次SARS流行之初，表现了很强的家庭式传播，有些患者死亡时其家属也发病住院治疗了。由于找不到家属，尸体不能火化，增加了尸体存放的时间，不利于传染的控制。

如果今后出现根本找不到家属的情况是不是也坚持要家属签字这种手续呢？若这样的话，交叉传播的后果谁来承担？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传染病事件，应授权医疗机构在特殊情况下履行备案手续后强行火化尸体的权限。同样的道理，死亡病人遗物的处理也应给医院更大的授权。我们非常主张保护人、包括病人的各种权利，但传染性疾病是一个特殊问题，患传染病死亡的患者其遗物仍可能存留细菌或病毒，不予以处理就有可能造成新的疾病传播，我们认为应授权医院在查找家属无果的情况下，登记病人物品后将经济价值不高的物品火化，贵重物品消毒后暂存。

在突发公共卫生的传染病事件中，如果某传染性疾病病因不明，某死亡患者的解剖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话，应授权医疗机构有强行解剖的权利，当然这应当是在做了大量工作家属仍不同意之后的最后手段。

五．资格准入规定欠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救治病人，与此同时医学科研人员则会开展相应的科研活动以协助一线医务人员共同战胜疾病。但是不是所有的科研机构都能开展菌种的取样、血清的取得呢？若一些不具备条件和科研水平的科研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过失造成菌种感染、丢失怎么办？甚至有可能有人借科研之名取得菌种后恶意传播怎么办？如何从制度上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

我们认为应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研资格准入制度，即只有一定资格的科研机构才能对突发事件、特别是突发传染病事件进行菌种取得、血清提取等工作。

这次SARS流行卫生部规定只有国家三级实验才可进行科研活动，但这一规定没有落实到本《条例》中令人遗憾。

六．医务人员权益保障欠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医务人员无疑处在工作的最前沿，这是其职责决定的，是应当的。但是在工作中医务人员的权益如何保障《条例》没有明确规定：如医务人员的安全保障、医疗防护措施的保障、休息的权利等。我们不能在治疗伤痛的同时造成新的伤痛，这种社会成本的付出是值得思考的，也是应当避免的，本《条例》对此未做任何规定，是令人遗憾。

卫生法论文篇（6）

《条例》涉及很多行政法方面的问题，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条例的适用范围比《传染病防治法》要宽。不仅适用于重大传染病疫情，而且适用于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事件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第二，该条例授权在突发事件家发生后，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可以设立和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为处理突发事件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政府能否有效控制和处理该事件，关键取决于是否存在反应灵敏、指挥有力的统一领导机构，该机构能否协调各方面力量，迅速采取果断的处置措施，及时有序处理突发事件。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政府管理的多个领域，必须调动多方面力量，协调一致，共同应对。《条例》要求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国务院设立全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国务院主管领导担任总指挥。省级政府成立地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省级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负责领导、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全国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属于法规授权成立的临时机构，作为国务院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组织，享有法规授予的特别行政权力，它既是应急处理全国突发事件的统一指挥机构，同时也是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各个行政部门的协调和领导机构。省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作为省一级法规授权组织，负责领导和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第三，条例规定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监测预警制度，为防范与紧急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制度保障。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制定预案的职责和启动程序，并对预案的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针对此次“非典”暴发流行时，有些部门和地方预警能力不足，监测系统反应不灵敏的问题，条例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突发事件预警系统，并确保其正常运行。

第四，进一步明确了突发事件的应急报告和信息公布制度。条例对各级政府及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医疗机构、有关单位以及公民个人分别规定了严格的突发事件报告制度，在《传染病防治法》关于及时报告的要求基础上，规定了更为明确的报告时限制度，即省级政府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必须在1小时之内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县级政府卫生部门接到报告2小时内，要向本级政府和上级卫生行政主管机关报告。将报告的时限确定为1小时、2小时的法律规定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并不多见。此外，针对此次“非典”防治中暴露出的信息公布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条例要求政府公布信息必须做到及时、准确、全面。

第五，条例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各方法律义务和责任的规定更为明确。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保证应急处理所需的医疗救助设备、救治药品、器械等物资的生产、供应，铁路、交通、民航部门应当保证及时运送。应急指挥部可以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县以上政府从财政上要落实应急储备经费和生活困难患者的救治费用。相关医疗机构和职能部门必须严格履行法定应急处理职责，不得拒绝。条例对各级政府机关、医疗机构、相关单位以及个人都规定了十分明确的法律责任，凡违反条例规定，隐瞒、缓报、谎报突发事件，对上级部门的调查不予配合或者阻碍、干涉调查，以及拒不履行职责、、失职、渎职的，要追究相应的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

二、实施《条例》应当注意的问题

卫生法论文篇（7）

第二条市卫生局是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直接向市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接受省卫生厅的业务指导。

第三条市卫生局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和国家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市委、市政府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决议和指示，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自觉接受监督，努力提高卫生行政能力和行业管理水平，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卫生行政机关。

第四条局机关全体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忠实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做到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服从命令，顾全大局，清正廉洁，务实创新，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第五条局各科室要依照职责要求行使工作职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要按照本单位的业务范围和职责要求做好各自的工作。各单位要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确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部门职责

第十四条市卫生局行使下列主要职权：

（一）贯彻执行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市委、市政府、省卫生厅的决定、决议、命令、指示等，拟定全市卫生工作的有关政策、规章、技术标准、实施意见，制定全市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及技术规范，并监督实施；贯彻中西医并重方针，实行全市卫生行业管理，统筹协调全市卫生资源配置，领导市本级医疗卫生单位的工作。

（二）研究制定全市初级卫生保健、农村卫生、妇幼保健和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发展规划并督导规划实施；规划指导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大病医疗救助工作，指导市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工作。

（三）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制定全市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和措施，并组织实施；负责传染病、地方病、狂犬病和其他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协调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工作、农村改水、改厕、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干部保健等工作。

（四）制定全市妇幼保健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发展规划、政策措施和技术规范，监督母婴保健法律、法规及专项技术的贯彻实施。

（五）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方针，落实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规划。

（六）监督管理食品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发放；负责卫生行政处罚案件审核，组织重大卫生违法案件查处；承担卫生行政执法责任制组织实施及卫生案件复议及有关诉讼工作；组织开展卫生法规宣传教育，指导全市基层卫生监督工作。

（七）负责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医疗技术应用、大型医疗设备等医疗服务要素准入的监督管理；监督管理血站的采供血及临床用血的质量；组织公民无偿献血。

（八）拟订全市医疗卫生科研规划、计划，组织医药卫生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指导科技成果的普及应用。

（九）拟订全市卫生人才和医学教育发展规划；制定全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加强行业作风建设，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十）组织调度全市卫生技术力量，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中的医疗救护和疫情控制。

组成人员职责

第六条市卫生局由下列人员组成：党委书记、局长，副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各处室处长（主任）及其他工作人员。

第七条市卫生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长领导全面工作，向市政府负责。副局长协助局长工作。局长外出期间，可委托一名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

第八条党委书记、局长主持召开局党委会议和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或党政联席会议。市卫生局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决策，必须经局党委会议或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对紧急或突发性重大事件，由局长召集局长办公会议处理；局长不在机关时，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召集会议，及时处理，事后向局长报告。

第九条副局长按照分工负责原则处理分管工作，并受局长委托处理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分管工作和专项任务中的重要情况及重大事件应及时向局长汇报，涉及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认真调查研究，向局长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

第十条局办公室主任在局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卫生局日常事务工作。

第十一条市卫生局各处室处长（主任）负责本处室的工作，并根据有关法律和行政规章，在本处室的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业务工作的管理。

第十二条局机关工作人员应依法行使职权，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不得，弄权渎职。

第十三条市直医疗卫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单位的工作。

科学民主决策

第十五条建立健全调查研究、群众参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第十六条全市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年度卫生工作报告和工作要点、经费预算和分配方案、卫生行政规范性文件及草案、大型项目及其他关系卫生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事项，由党委会议、局长办公会议或党政联席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七条研究决定全市卫生改革与发展重要事项，必须符合国家、省、市有关宏观政策，符合全市区域卫生规划和卫生事业发展规划。承办处室事先要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各县（市、区）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群众利益的，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切实把决策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

第十八条建立健全责任制，实行绩效考核和失职追究制，及时跟踪并定期督导、反馈落实情况；对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要深入调研，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依法行政

第十九条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要严格按照依法行政、程序公开、行为规范、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强化行政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第二十条根据全市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市卫生厅适时向市政府提出制定、修改或废止市政府决定、命令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请示，确保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质量。

第二十一条市卫生局起草的规划草案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以及省、市政府和卫生部、省卫生厅的规章、决定、命令。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与有关部门充分协商。并依法在规定时限内报市政府备案。

第二十二条市卫生局负责起草的市政府决定、命令和规范性文件，由有关业务处室组织起草，局办公室负责审核，提交局长办公会议或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后上报。

第二十三条依法办事，严格执法。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规范卫生行政审批，科学设定卫生执法部门的职责和权限，严格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行政监督

第二十四条加强对卫生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确保政令畅通。

第二十五条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定期主动报告工作、接受质询；自觉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定期主动汇报工作，广泛听取对卫生工作的意见建议；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第二十六条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自觉接受市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司法监督和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及时对口报告。

第二十七条加强卫生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和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犯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加强对工作的领导，高度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卫生行政行为的监督。健全管理制度，规范工作行为，提高处置能力，确保渠道畅通，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局领导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听取工作汇报，帮助解决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第二十九条虚心接受舆论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积极配合，主动查处和整改。

工作安排

第三十条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第三十一条按照市委、市政府和省卫生厅的年度工作安排，提出全市年度卫生工作要点，明确预期目标、主要任务、重点措施和进度要求，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三十二条局机关各处室要认真落实年度工作任务目标，并在年中、年末向局长办公会报告执行情况。局办公室应加强督查督办，及时汇总作出通报。

第三十三条建立责任明确、协调有序、运行高效的工作机制和公正、客观的绩效评估机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工作落实。市卫生局对各县（市、区）卫生局及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实行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

会议制度

第三十四条市卫生局行政会议实行局务会议和局长办公会议、专题工作会议制度，不定期召开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

第三十五条局务会议由局长或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召集。局长、副局长、调研员或助理调研员、各处室处长（主任）为会议固定成员。根据需要可安排市直单位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市委、市政府和省卫生厅重要会议精神；

(二)交流局机关各处室本月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和下个月重点工作计划安排；部署近期机关重点工作；

(三)讨论局机关建设的重要问题和其他需局务会讨论决定的事项。

局务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因故不能出席的，向会议主持人或向局办公室请假，处室主要负责人因故不能参加，可委派其他工作人员参加。

第三十六条市卫生局局长办公会议参加人员为局长、副局长、调研员和助理调研员、办公室主任组成，由局长或受局长委托的副局长召集并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学习传达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重要指示、决定和会议精神，提出贯彻落实意见；

（二）研究卫生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区域卫生规划，年度工作思路、计划、总结等；

（三）讨论通过报请市政府、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批重大事项的报告或请示；

（四）讨论审定卫生系统基建项目、大型维修项目的立项和引进添置高档医疗设备等事项；

（五）讨论年度卫生经费预决算及省切块经费安排和机关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开支；

（六）讨论通过由市卫生局制定和下发的规范性文件及以局名义召开的重要会议的主要内容和会议议程安排的原则意见；

（七）讨论决定市卫生局各直属单位请示的重要事项；

（八）研究人事工作、职称晋升、老干工作、教育培训等事项；

（九）研究分析医政中医、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爱国卫生、合作医疗管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重大行政执法案件处罚等方面的业务工作；

（十）正副局长互相交流重要工作情况及其他需要研究讨论重要事项；

局长办公会议一般每月20日前后召开一次，遇特殊情况，可临时召开。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由办公室负责记录，必要时编写《会议纪要》并由会议主持人签发。

第三十七条局党委会议由局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纪委副书记参加，必要时可召开扩大会议或党政联席会议。由局党委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在时，受书记委托主持工作的副书记负责召集。委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应在会前请假。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审定涉及卫生改革和事业发展的重大事项，包括卫生资源配置、机构设立与撤并、职能调整等；

（二）讨论决定市直单位党政领导干部任免、调配及党务工作事项；

（三）讨论决定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干部理论学习等事项；

（四）讨论决定思想政治工作、党建工作、群团工作等事项；

（五）讨论决定局级以上先进的表彰、奖励或申报；

（六）讨论研究纪委、机关支部和工会、共青团、妇委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七）研究基层组织调整、党员发展、干部职工公派出国（境）等事项；

（八）党纪、政纪处分事项；

（九）其他需要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

党委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遇有重要情况或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可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

第三十八条副局长受局长委托或按照分工召开专题会议、专业培训会议，研究、协调和处理分管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由相关处室组织承办。专题会议研究的重要事项，超出召集人分管权限范围的，须报局长决定。

第三十九条全市卫生工作会议由各县（市、区）卫生局负责人、各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及市卫生局机关中层以上领导参加，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总结上年度全市卫生工作；

（二）表彰上年度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三）讨论重要事项；

（四）安排部署本年度卫生工作任务。

全市卫生工作会议一般每年第一季度召开。会议的主题和方案由局办公室提出，工作报告由局办公室负责组织起草，经局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第四十条市卫生局的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市卫生局办公室集中，报局长确定。分管局领导职权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临时动议的事项，没有与相关部门协商和充分论证以及没有书面材料说明的事项，均不能提交会议讨论。凡提交局务会议和局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届时可由有关单位或科室负责人作简明扼要的汇报。

第四十一条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组织和记录工作由局办公室负责，会议记录由局长或受局长委托分管机关日常工作的

副局长审定备案或签发。

第四十二条市委、市政府、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或有关部门召开需要局领导参加的会议，局办公室或局值班人员接到通知后，先送请局长或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副局长确定参加人员，由局办公室或值班人员通知到人。各直属单位、下级机构需请局领导参加的会议或活动，必须先报局办公室，由局办公室向局长汇报后确定参加的领导，并负责通知到参加会议或活动的领导本人。

公文审批

第四十三条公文处理要坚持及时、准确、安全的原则。凡是收到的下行文、上行文、平行文，统一由局办公室按照文件的要求及时送阅，分管局长或职能科室负责人要及时提出贯彻意见。各级卫生行政部部门、医疗卫生机构送市卫生局审批的文件，应当符合有关处理文件的规定，按照文件要求由有关职能科室提出呈批意见，由分管局长审批；重大问题需经局长会议讨论决定，局长审批。

第四十四条市卫生局制发文件要从严掌握，减少数量。凡属会议已部署的工作，执行已有方案依据的，不另行发文；凡可发可不发的文件，坚决不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业务主管机构已发到各县区卫生局、医疗卫生机构的、市卫生局没有新的具体贯彻意见的文件，不再转发。

第四十五条市卫生局报送省卫生厅、市政府的重要请示、报告、重大事项、综合性、全局性问题的文件，由分管局长审核，局长签发。涉及两位以上副局长分管的工作文件，由局长审批签发。

第四十六条市卫生局制发的文件，属全局性、综合性文件由局办公室起草；专业性文件由各职能科室起草、校稿、封发，但必须送局办公室核稿，以把好政策关、文字关、质量关。各科室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对所有制发文件、材料的全过程认真负责，进一步提高文件质量，文字差错不得超过国家文秘的有关规定。实行制发文件责任追究制，文秘检查考核工作由局办公室负责。会签文件，按局长分工管理的业务范围进行签署。

第四十七条各处室在工作中形成的文件、资料，必须按照《档案法》的规定，统一交局办公室立卷归档，个人不得存放有关文件资料档案。

第四十八条进一步精简公文，规范办文程序，保证公文质量。要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不断提高公文办理的效率。

作风纪律

第四十九条市卫生局领导同志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学习新知识，开阔新视野，创造新经验，推出新举措。

第五十条市卫生局领导及工作人员应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鼓实劲、干实事、求实效，解决实际问题。到基层要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

第五十一条严格遵守上级和市委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同时，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坚持经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两手抓，切实抓好系统内的党风廉政建设。

第五十二条加强局机关印章管理，专人负责妥善保管印章，保管人员离岗时，必须将印章锁好，确保安全。保管人员外出，由领导指定他人代替，双方办理交接手续。下列情况使用市卫生局印章：

（一）由局领导批示或签发，以市卫生局名义发文或处理工作；

（二）局机关干部外出工作，开具介绍信；

（三）经局领导或办公室主任批准的其他事宜。

卫生法论文篇（8）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排除犯罪性的行为之一，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防卫过当作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其理论研究和实际认定直接影响公民防卫权的行使。因此，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立论前提的不当，导致我国刑法学界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认识产生了一定的失误，也导致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的分离。为保障公民防卫权的正当行使，保护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理论表述进行整理和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关于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现有表述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刑法学界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一般表述是：首先，论述正当防卫的条件，通常包括以下几方面：前提条件——不法侵害的发生；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发生尚未结束；对象条件——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意图条件——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限度条件——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其次，进一步提出防卫过当问题。对防卫过当的阐述有两种结构安排：一种是在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下，讨论防卫过当问题；另一种是在正当防卫的条件之后，单独讨论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问题。同时，对防卫过当条件的论述也有两种方式：一是以超过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为基础，进而探讨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二是运用犯罪构成理论，分别从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论述防卫过当的构成。

最后，涉及到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关系。相当一部分学者支持“转化论”的观点，即认为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导致行为性质转化的结果。这种表述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正当防卫为基础，讨论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问题。这样表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一是正当防卫作为排除犯罪性的行为之一，其研究受到理论界的格外关注；二是法律的规定，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为以正当防卫为前提探讨防卫过当提供了立法依据。应当看到，这一表述较好地解决了正当防卫的有关问题，具体表现为理论界就正当防卫的有关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这种表述却导致了防卫过当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关于防卫过当的前提现有的有关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表述以正当防卫为基础，这也表现在对防卫过当前提的认识中，即一些学者认为：防卫过当是在实行正当防卫前提下的一种过当行为。如果以此为研究的基础，那就必然得出结论：防卫过当首先应当符合正当防卫的所有条件，再加上使防卫过当具有特质的条件，才成立防卫过当。在这个角度上，应当说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的一种。但这一结论是论者以及学界同仁都不能接受的。

(二)关于防卫过当的条件主要有以下争论：第一，尽管一些学者认为防卫过当以正当防卫为前提，但在分析防卫过当的条件时，却提出防卫过当应当符合正当防卫的前四个条件。这使论者自身的观点出现了矛盾。第二，有的学者根据法律的规定，认为正当防卫超过限度条件就是防卫过当。而防卫过当只有具备犯罪构成时，行为人才负刑事责任，并进一步将防卫过当分为：过失的防卫过当、意外事件的防卫过当、故意的防卫过当。按照论者的观点，意外事件的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明显不符。第三，大多数学者认为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主客观条件，但观点各有不同。有的学者为了寻找防卫过当条件的法律依据，将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分解，提出：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是防卫过当的前提，明显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防卫过当的主观要件，造成重大损害是防卫过当的客观要件。这种观点人为分解了防卫过当的客观条件，也与这一立法的本旨不符。与此同时，主流的观点认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防卫过当的客观要件，但对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却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这些问题一方面表现为理论上的争论，同时也使防卫过当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认定出现了分离，例如：大多数学者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主要表现为过失，但实践中绝大多数防卫过当的案件都被认定为故意犯罪。

(三)关于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关系由于将正当防卫作为讨论有关问题的基础，防卫过当被描述为正当防卫超过限度条件的行为，因此得出结论：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的转化。也就是说，过当结果的发生使正当防卫发生了质变，由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转化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但是，认定一个行为构成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是对行为的一种整体评价。由于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法律性质截然不同，这种认定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不存在认定构成正当防卫后，因为过当结果的发生而转化为防卫过当的可能。

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的表述存在很多问题，最根本的就是立论前提的不当，即应当在一个统一的前提下探讨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问题。

这个统一的前提是防卫行为。目前，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在论述中也以防卫行为作为论述的基础，但分析的框架没有变化，致使这种立论前提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为细节上的变动，而没有展现其应有的理论意义。

二、以防卫行为为前提，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新表述

为解决现有表述中存在的问题，正确认定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以防卫行为为前提，寻求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新表述，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下文将试图以防卫行为为前提，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做出一种新的表述：

(一)防卫行为

防卫行为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这是公民防卫权的行使。防卫行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不法侵害的存在不法侵害是指对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的侵害。具体地说，不法侵害不仅包括犯罪行为，还包括某些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

2．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所谓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实际存在的不法侵害，而不是主观想象的或者推测的侵害；二是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但尚未结束，正在进行之中。

3．出于防卫意图即必须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而实施相应的行为。这意味着，行为人主观上有明确的防卫意识和防卫目的。

4．针对不法侵害人实施防卫行为的目的在于排除、制止不法侵害，所以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反击，而不能针对不法侵害人以外的人实施防卫行为。

符合上述四个方面的要件，行为人的行为即构成防卫行为，这是探讨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共同前提。

(二)防卫行为的限度

行为人实施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可能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这表明，防卫行为涉及到防卫行为人与不法侵害人双方，法律必须对两者的利益做出协调，即在保护防卫行为人权利的同时，也必须保护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对公民防卫权的行使做出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防卫行为应当局限在一定的限度内。由于防卫行为是在遭遇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一般都具有紧迫性，而不法侵害的形态也各不相同，防卫人为制止不法侵害要采取的防卫行为也有不同。因此，立法很难对防卫行为的限度做出明确的规定，而只能规定一种判断的标准。我国刑法对防卫行为限度的规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也就是以防卫行为的结果作为对防卫行为的限制。在实践中，人们经常通过对行为结果的认识进而对行为本身做出一定的评价。因此，这种关于防卫行为限度的规定符合人们的认识实践。这一对防卫行为的限制性规定意味着，如果防卫行为没有超越这一限制性规定，即防卫行为没有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或者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那么防卫行为在法律上被评价为合法，构成正当防卫；反之，如果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即造成了过当结果时，就应当通过分析行为人对过当结果的心理态度来判断防卫行为的性质。如果行为人对过当结果的产生具有罪过时，行为人的行为在法律上被评价为违法行为，构成防卫过当或者故意犯罪。从这个角度出发，过当结果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

(三)正当防卫

根据上文对防卫行为及其限度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概括出正当防卫的含义，即正当防卫是指没有超过限度的防卫行为。具体地说，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正当防卫。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行为人实施的防卫行为都构成正当防卫。

1．行为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没有给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损害，但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当然构成正当防卫。

2．行为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但行为人对这种过当结果的发生没有罪过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发生了过当结果，但行为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没有预见也不能顶见这种过当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行为也构成正当防卫。

3．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理论界对这一规定的概括虽有所不同，但都承认：对法律规定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不受防卫限度的约束。这意味着，防卫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构成正当防卫。

(四)防卫过当

行为人实施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并且行为人对过当结果的发生具有罪过的，其防卫行为在法律上被评价为违法，与正当防卫性质迥然而异。由于行为人对过当结果罪过形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如果行为人的罪过形式为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其防卫行为可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但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其防卫行为可能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但轻信能够避免，导致过当结果发生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只有防卫意识和防卫目的，使得其行为是属于防卫行为的范畴。但由于防卫人的过失的心理态度，使得该防卫行为具有违法性，构成防卫过当。在行为人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时，这一过当结果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如果行为人的罪过形式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防卫行为可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并希望或者放任该结果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仅有防卫意识和防卫目的，还有伤害不法侵害人的意图。在这种双重意图的支配下，如果行为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就表明伤害的意图占据了主导地位，行为人的行为超出了防卫行为的范畴，构成故意犯罪。

卫生法论文篇（9）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排除犯罪性的行为之一，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防卫过当作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其理论研究和实际认定直接影响公民防卫权的行使。因此，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立论前提的不当，导致我国刑法学界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认识产生了一定的失误，也导致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的分离。为保障公民防卫权的正当行使，保护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理论表述进行整理和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关于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现有表述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刑法学界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一般表述是：首先，论述正当防卫的条件，通常包括以下几方面：前提条件——不法侵害的发生；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发生尚未结束；对象条件——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意图条件——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限度条件——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其次，进一步提出防卫过当问题。对防卫过当的阐述有两种结构安排：一种是在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下，讨论防卫过当问题；另一种是在正当防卫的条件之后，单独讨论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问题。wWW.133229.coM同时，对防卫过当条件的论述也有两种方式：一是以超过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为基础，进而探讨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二是运用犯罪构成理论，分别从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论述防卫过当的构成。

最后，涉及到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关系。相当一部分学者支持“转化论”的观点，即认为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导致行为性质转化的结果。这种表述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正当防卫为基础，讨论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问题。这样表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一是正当防卫作为排除犯罪性的行为之一，其研究受到理论界的格外关注；二是法律的规定，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为以正当防卫为前提探讨防卫过当提供了立法依据。应当看到，这一表述较好地解决了正当防卫的有关问题，具体表现为理论界就正当防卫的有关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这种表述却导致了防卫过当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关于防卫过当的前提现有的有关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表述以正当防卫为基础，这也表现在对防卫过当前提的认识中，即一些学者认为：防卫过当是在实行正当防卫前提下的一种过当行为。如果以此为研究的基础，那就必然得出结论：防卫过当首先应当符合正当防卫的所有条件，再加上使防卫过当具有特质的条件，才成立防卫过当。在这个角度上，应当说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的一种。但这一结论是论者以及学界同仁都不能接受的。

(二)关于防卫过当的条件主要有以下争论：第一，尽管一些学者认为防卫过当以正当防卫为前提，但在分析防卫过当的条件时，却提出防卫过当应当符合正当防卫的前四个条件。这使论者自身的观点出现了矛盾。第二，有的学者根据法律的规定，认为正当防卫超过限度条件就是防卫过当。而防卫过当只有具备犯罪构成时，行为人才负刑事责任，并进一步将防卫过当分为：过失的防卫过当、意外事件的防卫过当、故意的防卫过当。按照论者的观点，意外事件的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明显不符。第三，大多数学者认为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主客观条件，但观点各有不同。有的学者为了寻找防卫过当条件的法律依据，将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分解，提出：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是防卫过当的前提，明显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防卫过当的主观要件，造成重大损害是防卫过当的客观要件。这种观点人为分解了防卫过当的客观条件，也与这一立法的本旨不符。与此同时，主流的观点认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防卫过当的客观要件，但对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却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这些问题一方面表现为理论上的争论，同时也使防卫过当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认定出现了分离，例如：大多数学者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主要表现为过失，但实践中绝大多数防卫过当的案件都被认定为故意犯罪。

(三)关于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关系由于将正当防卫作为讨论有关问题的基础，防卫过当被描述为正当防卫超过限度条件的行为，因此得出结论：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的转化。也就是说，过当结果的发生使正当防卫发生了质变，由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转化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但是，认定一个行为构成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是对行为的一种整体评价。由于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法律性质截然不同，这种认定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不存在认定构成正当防卫后，因为过当结果的发生而转化为防卫过当的可能。

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的表述存在很多问题，最根本的就是立论前提的不当，即应当在一个统一的前提下探讨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问题。

这个统一的前提是防卫行为。目前，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在论述中也以防卫行为作为论述的基础，但分析的框架没有变化，致使这种立论前提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为细节上的变动，而没有展现其应有的理论意义。

二、以防卫行为为前提，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新表述

为解决现有表述中存在的问题，正确认定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以防卫行为为前提，寻求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新表述，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下文将试图以防卫行为为前提，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做出一种新的表述：

(一)防卫行为

防卫行为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这是公民防卫权的行使。防卫行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不法侵害的存在不法侵害是指对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的侵害。具体地说，不法侵害不仅包括犯罪行为，还包括某些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

2．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所谓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实际存在的不法侵害，而不是主观想象的或者推测的侵害；二是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但尚未结束，正在进行之中。

3．出于防卫意图即必须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而实施相应的行为。这意味着，行为人主观上有明确的防卫意识和防卫目的。

4．针对不法侵害人实施防卫行为的目的在于排除、制止不法侵害，所以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反击，而不能针对不法侵害人以外的人实施防卫行为。

符合上述四个方面的要件，行为人的行为即构成防卫行为，这是探讨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共同前提。

(二)防卫行为的限度

行为人实施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可能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这表明，防卫行为涉及到防卫行为人与不法侵害人双方，法律必须对两者的利益做出协调，即在保护防卫行为人权利的同时，也必须保护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对公民防卫权的行使做出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防卫行为应当局限在一定的限度内。由于防卫行为是在遭遇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一般都具有紧迫性，而不法侵害的形态也各不相同，防卫人为制止不法侵害要采取的防卫行为也有不同。因此，立法很难对防卫行为的限度做出明确的规定，而只能规定一种判断的标准。我国刑法对防卫行为限度的规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也就是以防卫行为的结果作为对防卫行为的限制。在实践中，人们经常通过对行为结果的认识进而对行为本身做出一定的评价。因此，这种关于防卫行为限度的规定符合人们的认识实践。这一对防卫行为的限制性规定意味着，如果防卫行为没有超越这一限制性规定，即防卫行为没有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或者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那么防卫行为在法律上被评价为合法，构成正当防卫；反之，如果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即造成了过当结果时，就应当通过分析行为人对过当结果的心理态度来判断防卫行为的性质。如果行为人对过当结果的产生具有罪过时，行为人的行为在法律上被评价为违法行为，构成防卫过当或者故意犯罪。从这个角度出发，过当结果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

(三)正当防卫

根据上文对防卫行为及其限度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概括出正当防卫的含义，即正当防卫是指没有超过限度的防卫行为。具体地说，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正当防卫。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行为人实施的防卫行为都构成正当防卫。

1．行为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没有给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损害，但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当然构成正当防卫。

2．行为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但行为人对这种过当结果的发生没有罪过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发生了过当结果，但行为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没有预见也不能顶见这种过当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行为也构成正当防卫。

3．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理论界对这一规定的概括虽有所不同，但都承认：对法律规定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不受防卫限度的约束。这意味着，防卫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构成正当防卫。

(四)防卫过当

行为人实施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并且行为人对过当结果的发生具有罪过的，其防卫行为在法律上被评价为违法，与正当防卫性质迥然而异。由于行为人对过当结果罪过形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如果行为人的罪过形式为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其防卫行为可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但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其防卫行为可能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但轻信能够避免，导致过当结果发生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只有防卫意识和防卫目的，使得其行为是属于防卫行为的范畴。但由于防卫人的过失的心理态度，使得该防卫行为具有违法性，构成防卫过当。在行为人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时，这一过当结果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如果行为人的罪过形式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防卫行为可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并希望或者放任该结果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仅有防卫意识和防卫目的，还有伤害不法侵害人的意图。在这种双重意图的支配下，如果行为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就表明伤害的意图占据了主导地位，行为人的行为超出了防卫行为的范畴，构成故意犯罪。

卫生法论文篇（10）

陈啸宏副部长要求各单位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围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心任务，立足本职工作，争创一流业绩，为提高队伍素质提供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通过创先争优，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树立执法为民、文明监督的卫生监督执法良好的社会形象，使卫生监督工作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