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1）

生态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初，是针对生态环境恶化产生的一门新兴理论。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人类不仅对社会有责任，人类对自然也具有责任和义务。伦理学由于受到绿色浪潮的冲击，把道德问题纳人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于是就产生了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提出者法国的史怀泽倡导尊重生命，他认为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是崇拜生命、敬畏生命。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也需要人的道德关怀，人和自然的关系可以用道德的手段来协调。生态伦理学的最终目标就是改善人类的环境。这种生态伦理学观念在辽宁生态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生态文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和飞跃。从原始社会到生态文学产生以前，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对立的、异己的，其文化观是人文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文化观。人类的文明发展是以自然的被破坏和逐渐退隐为代价的。原始社会的文学是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为理想的，这一点在原始神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封建社会的文学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仍然是人类征服战胜的对象。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自然观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也否定了自然的独立性，上帝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新文艺复兴时期，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自居为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自然仍是被征服的对象。尤其是到了工业社会，天地万物都成为工业技术加工的原料和资源。长期以来，人类历史往往就是人和自然斗争的历史。人们一直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同质同源，相容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直到生态文学的出现，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把伦理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这是以往历史上没有的伦理思想，因此，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

1.生物的道德伦理

生态伦理学认为人类应该确定新的伦理道德尺度，人类应该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其他生命不仅包括有意识的生命，还包括无意识的生命，如一棵小草等。生态伦理学拓宽了道德研究范围，把传统伦理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拓宽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伦理尊严。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健康，这么多的快乐!对我们人类这样地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黯淡了，像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树木到仲夏脱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们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梭罗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道德情怀的自然界。在辽宁生态文学中，道德伦理研究涉及到了自然界，人对自然物具有了人文关怀。鲍尔吉·原野在《人看动物》中主张人文主义的关怀应该加人自然和动物的内容。他在《风吹哪页读哪页》重申人的爱应该扩大到环境、植物、动物:“一个人把爱兼及他人与环境，包括植物、动物。佛法称此为‘慈’。如果目睹苦寒之中的贫儿老妇，心里生出一点点同情心，则是另一种大善。这种情怀，即所谓‘悲’。慈悲二字，听起来有些苍老。有人甚至会觉得它陈腐，实际它穿越时代，是凝注苍生的大境界。”在《虫鸟侣》中，当“我”看到有人捉毛毛虫时:“心说，毛虫你快爬吧，这么显眼。那人近了，我赶紧找草棍把它挑到树丛里……这回我救了你一命，下辈子若你为人我为虫，你也想法救我，拜托。后来想，啥呀，就这么一挑，没准闪断人家腰呢，真是。”作者关爱毛毛虫，自觉地担当了毛毛虫的保护神。

在辽宁的生态文学中，动植物也具有了自身的道德伦理。在王秀杰的笔下，松鹤、芦苇也有道德伦理，人文关怀。在《盘锦松鹤，我对你说》中，松鹤是有道德伦理的灵物。松鹤爱盘锦这片芦荡，眷恋盘锦，松鹤充满了爱心，从不计较人类对它的冒犯，松鹤每年都要结伴飞回日夜思念的故乡—盘锦。在《野鹤归来》中，松鹤妈妈教小鹤唱歌跳舞，松鹤爸爸教小鹤起飞降落，小鹤还穿着小鸭子一样的黄褐色花衣裳，这分明是充满伦理关怀的三口之家。在《<松鹤图>遐思》中，王秀杰认为芦苇充满了悲情，是芦苇隐蔽保护了、滋养哺育了丹顶鹤。作者为芦苇打抱不平，哀叹芦苇命运之不幸，作者炽热地热爱芦苇。在《芦苇》诗情中，芦苇荡是鹤的家园，芦苇是鹤的卫护者。在《鹤乡秋芦花秋》中，芦苇充满了对盐碱贫痔的土地不嫌不弃的崇高道德品格。在《芦花秋韵》中，“芦花丛是鸟儿们最好的庇护地。当鸟儿们南飞后，芦花把孤独留给了自己。那时，芦花像一只只举起的手，摇摆着、摇摆着，像是在欢送，又像是在企盼。芦花是在陆地上最艰苦条件下绽放的花。沼泽湿地，盐碱海滩，大漠沙荒，它都能扎根、展叶、开花。无论脚下的土地怎样的贫痔，也无论生存的条件如何恶劣，芦花都挺直了腰杆，昂着头去接受”。可见芦花具有它自己独特的处事方式，而且它的处事方式已经蕴含了人的道德伦理。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草和人相处的原则是草懂得尊敬人。草“全家都要穿上绿绸子衣裳，不穿就不许出门，然后，谦卑地伸出双臂，像献哈达一样，表达对太阳和人群的敬意……草没有存款，它们原本想买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太阳、春天和土地上的人们’’。在李松涛的《贫血败血并发症》中，水养育天地万物，是“多义之物”。在李松涛《凋零的葱笼》中，树是仁者的化身，树奋力掩护人类的后代，保护生命的种子，对人有救命之恩。

2.自然物的权利

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有自己的权利，自然物不是专门为人类而生存。当人类被生态危机逼到了生存的险境的时候，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大自然，审视大自然。罗尔斯顿认为:“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即人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自然物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权利。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痛斥了毒杀仙鹤的野蛮行径。在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羊的样子》中，众生平等，羊也有生的权利，但羊似乎天生就是“别人的大衣”，人类的蛋白质资源。羊的一生都小心、温驯、哀伤、悲戚。羊为自己生的权利祈求过挣扎过:“我见过的一次是在太原街北面的一家餐馆前。几只羊被人从卡车上卸下来，其中一只，碎步走到健壮的厨工面前，前腿一弯跪了下来。羊给人下跪，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另两只羊也随之跪下。厨工飞脚踢在羊肋上，骂了一句。羊哀哀叫唤，声音拖得很长，极其凄枪。”人如此粗暴而丑陋地剥夺羊的生的权利，人都比不上其他自然物，因为泉水会捧着羊的嘴唇，泉水尚且知道呵护羊的生命，给羊以温情。在鲍尔吉·原野散文看来，众生是平等的，众生不仅指鸟兽鱼虫与人类，也指草木稼蔬，还包括无法用肉眼看见的小生灵。“墙角的草每一株都挺拔翠绿，青蛙鼓腹而鸣，小腻虫背剪淡绿的双翅，满心欢喜地向树枝高处攀登，这是因为‘众生皆有佛性’。即知，‘佛性’是一种共生的权利，而‘不化’乃是不懂得与众生平等。”

崇拜生命、敬畏生命成为辽宁生态文学的重要创作思想。人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自然，善待自然，而不是仅仅保护人类自身。生态伦理学认为大自然和任何生命形式都有价值和尊严，人类应敬畏自然，关爱生命，让人类的良知觉醒。生态文学的伦理观对自然物的敬畏和关爱，使得作家和自然有了一种血缘感，.作家对待自然物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保持和谐的生态环境的前提是敬畏生命，爱护自然物。鲍尔吉·原野在《门大爷》中写道:“我景仰昆虫如蜜蜂，如旦旦勾，如蝗螂。我尤心仪蝗螂王者的气度，希望它率天下众虫演艺。"鲍尔吉·原野在《一粒米重如山》中认为:“事实上，每一种宗教包括民间禁忌产生的原始动因，都包括了这样的考虑:人的生存与使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粮食，那么天地间还有什么其它可以敬畏的东西吗?如果一个人不爱护环境，那么他到底要爱什么呢?”

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新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即尊重、敬畏、善待其他物种的生命。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和自然具有了伦理关系。从传统的伦理学来看，本来自然和人是没有伦理关系的，但在她的笔下，自然物和她具有了一种伦理关系，她把对人的关怀扩大到所有生命，她把自然物看成是她的朋友、她的亲人、她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放弃了人类的中心主义，对所有的生命形式进行了一种伦理关怀。她曾经明确地告诉别人仙鹤比她重要。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对野鸟们的那份情感，则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中。”鲍尔吉·原野写到:“我走近时，蝴蝶把双翼小心合拢，仿佛是为了让我捉。我把手缩回，更不好意思把它们用大头针钉到墙上，尽管它是一条蛆，但它有更多的神性。”在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笔下，一切自然物都具有了灵性和生命:树枝下悬藏的密密麻麻的雨滴成了上帝的伏兵。雨后地面上的小小的玻璃碎片成了开探照灯的水手。雨滴落在地面上形成的水泡成了金毡房。屋檐下的簇簇青草成了一个家族。最高的草是草妈妈，草芽是草妈妈的孩子围着母亲探头探脑。如果不是把大自然看成是有灵性的生命，是不可能这样写作的。

3.大自然的家庭

自然界是个平等的大家庭，中国自古就有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从道家的法天贵真，道法自然，万物平等自化，如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庄子的“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到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到佛家的众生平等，都有着生态伦理学的观点。

在自然这个大家庭中，人类毁灭了自然，也就等于毁灭了人类自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人类在毁灭自然物的同时，就是在毁灭自己。人不是自然的局外人，人与自然休戚与共。“自然异化即自然被压迫后生出一种反对人类，同时也反对自然的力量。所以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问题，也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人的本能的危机的集中表现。”

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其他自然物是平等的关系。自然不是可供人们选择的对象，“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鲍尔吉·原野散文在《吃猴就是吃人》中，严厉地批判了人把野生动物变成了自己的盘中餐。“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恶心的事了。晰蝎、青蛙、蛇、穿山甲、羊羔、乳猪，全体倾人人的嘴里腹中，天下没什么不能吃的东西了。”他勇敢地宣称:吃猴就是吃人。作者把人视为处于一种和动物平等的地位，他清醒地认识到，伤害了动物，就等于伤害了人类自己。王秀杰在她的作品揭示出，人类在肆意地破坏大自然的同时，就是在毁灭人类自己。人只有善待自然，扬弃异化，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才能拯救自己。

生态伦理思想打破了人文与自然分裂的二元文化观。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共生共荣性，不可分离性。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自然万物应该和谐地相处。人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生态伦理思想建立了人文与自然的一元文化观。李松涛在《sos—紧急呼救》中明确指出:“耍惯了派头的人类，/不知明目张胆地栽害大自然，/恰是在暗算自己。”王秀杰在《苇海日出》中指出:“芦荡日出竟是这样美妙而短暂。但这一瞬间却启示我们要尊重自然界，无论是静止的植物，还是可移动的动物，都是生命力的显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自然连接。在每时每刻，自然物们都有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亲和方式。”在王秀杰的笔下，大自然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2）

佛教起源于印度，进入中国并获得发展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西汉末期）。随后在中国获得巨大发展，并与中国玄学合流，因此出现了佛学的中国化。中国佛教核心依然是缘起论。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诸条件和合产生的，在宇宙中没有不变的实体，条件是在不断变化的，事物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在佛教中，“缘起”一词的含义，是指现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种种条件和合形成，不是孤立的存在。佛陀的弟子阿说示说：“诸法因生者，彼法随因灭，因缘灭即道，大师说如是。”（《大正藏》卷3,P876），“因缘”就是事物产生的原因、条件，万法由条件而生，由条件而灭，超越了条件性，就是涅pán＠①得道。在此，因是引生结果的直接、内在原因；缘则是外在的起辅助作用的间接原因，这样，因缘又被称为“内因外缘”或“亲因疏缘”。因缘的聚散导致了事物的生灭，佛教称之为因缘集、缘生、缘灭、缘起。《杂阿含经》说：“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大正藏》卷2,P12）因缘起故，万物无常无我，现象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佛教称之为“空”。当然，佛教概念的“空”并不是没有，不是绝对意义的无，只是说“云何即空，并从缘生，缘生即无主，无主即空。”（《摩诃止观》卷一）这里，“缘生”，即因条件和合而成的事物。佛教认为：“佛法所提示的‘缘起’世间众生相依相存的道理……逐渐成为现世建立生态伦理规范的基本原理。”[1](P17)

由于“缘起说”把整个人生和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看作是因缘和合而成，也就是说，小至微尘，大至宇宙，旁及一切生灵，包括人类都是多种原因、条件和合而生，即一切事物都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这样整个世界都是瞬息万变的，而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佛教认为万法无常无我，在这个世界上独立不变、自我存在、自我决定的实体是不存在的，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因此，佛教要求人们破除对事物包括生命的执著，以“无我”的胸怀应对大千世界，打破人自身的优越感和在世界上的优先性，以求得解脱。日本著名学者阿部正雄评价佛教建立在无我基础上的解脱说是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是宇宙主义的。他说：“佛教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见解可以提供一个精神基础，在此基础上当今人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之一——环境的毁坏——可以有一个解决方法。作为佛教涅pán＠①之基础的宇宙主义观点并不把自己视为人的附属，更准确地说，是从‘宇宙’的立场将人视为自己的一个部分。因此，宇宙主义的观点不仅让人克服与自然的疏离，而且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不失却其个性。”[2](P247)

佛教一贯的追求就是对整体、大局的把握。佛教认为，任何事物，都只在整体中方可确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一束芦苇，相互依赖方可耸立。为论证其整体性的概念，佛教发挥直觉思维的优势，提出了“全息”的思想，通俗地说，就是个体和整体的完全融通，佛教喻之为“芥子容须弥，毛孔收刹海”。芥子、毛孔是十分微小的，而须弥、刹海则意味着宽广，这就表明，任何小的事物，都蕴含了宇宙的全部信息。在中国佛教中，天台宗和华严宗将全息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天台宗从“性具”的角度阐释了这一思想。“性”就是指法性、真如，或者称之为本、理、体；“具”指具有具足。“性具”则是指世界上的每一事物，本来具足大千世界的一切本性。智yǐ＠②提出的“十界互具”、“一念三千”均体现了全息的精神。“十界互具”是指世间的“六凡四圣”（即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十界）中的每一界都互相具有其他九界，因此，一切皆平等互具，共具善恶。在此前提下，又作了充分的发挥，十界互具，共有百界。而法界又与三种“世间”互具，一法界具十法界，三十种世间，于是就有了三千种世间。智yǐ＠②认为，三千种世间中的每一法都自然具足其他诸法。而人的一个念头，也就具足宇宙全体三千世间，因此称为“一念三千”。“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法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大正藏》卷46,P54）

华严宗则从一多相容的角度论述了同样的思想。它认为，法界的形成，以一法而成一切法，以一切法而起一法。一关系着宇宙的一切，一切又都包含于一中，因此，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为了更形象地说明“一”与“一切”的关系，华严学者运用了毛孔、微尘、狮子毛、因陀罗网等形象比喻。毛孔虽然微小，但却可以容纳世界万物的所有世间法性，慧思说：“举一众生，一毛孔性，即摄一切众生所有世间法性，如举一毛孔性，即摄一切法性，举其余一切世间一一法性，亦复如是，即摄一切法性。”（《大正藏》卷46,P648）为什么会这样？“谓以一切世间出世间事，即一彼世间出世间性为体故。是故世间出世间性，体融相摄故。世间出世间事，亦即圆融相摄无碍也”（《大正藏》卷46,P648）。微尘、狮子毛都可以说细小无比，但却可以普现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一切众生。另外，华严宗还提出了著名的“因陀罗网”比喻。因陀罗网是佛教帝释天宫殿中的一张缠有无数宝石的悬珠网。其中，每一颗宝石都会映现所有其他的宝石，这样，所有宝石无限交错，重重无尽。这就说明世界万物是一种互相含摄、互相渗透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我和自己面对的对象世界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聚合体。一物既是其自身，同时又包含所有他物，可以说是“在每一粒尘埃中都呈现出无数的佛。”这张“网”表达了宇宙万物处在复杂的多层次的相互关联之中的思想，这也是对现象世界整体性最贴切、真实的比喻，因此，著名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认为，佛教因陀罗网的隐喻，有助于人们理解生物共同体概念的完整性。

二

由因缘和合说，佛教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幻妄，强调众生平等。天台宗将这一思想演绎为“无情有性”说。大乘佛教认为，一切法都是真如佛性的显现，万法皆有佛性。不仅仅是有生命情识的动物，而且那些没有情识的山川、草木、大地、瓦石等都具有佛性。湛然在其代表作《金刚＠④》中说：“随缘不变之说出自大教，木石无心之语生于小宗。”（《大正藏》卷46,P282）所谓随缘不变，即是说佛性是永远不变的，它随条件体现于万物，每一事物都有佛性，都有平等的价值。这是大乘佛教的观点。而小乘佛教则认为那些没有情识的东西没有佛性，湛然认为，这是狭隘的说法，如果无情之物没有佛性，那就等于否认佛性的普遍性。他说：“我及众生皆有此性故名佛性，其性遍造遍变遍摄。世人不了大教之体，唯云无情不云有性，是故须云无情有性。”“真佛体在一切法。”（《大正藏》卷46,P783-784）

三论宗的吉藏也说，“若于无所得人，不但空为佛性，一切草木并是佛性也”（《大乘玄论》卷三）。但在佛性的问题上，佛教信徒间是有争议的。中国僧人最早接触的佛教经典指出“一阐提迦人无佛性”，当有学者提出人人皆具佛性的时候，还遭到了他人的质疑。到40卷本的《涅pán＠①经》译出之后，这一观点才得到他人的首肯。湛然的“无情有性”说，更是在佛教徒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这一观点暴露了佛性的超越性、神圣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如禅宗慧能、神会、慧海都主张有情有性，反对无情无性，因为在他们看来，无情有性贬低了人的意义，“若无情是佛者，活人应不如死人、死驴死狗，亦应胜于活人”（《大珠禅师语录》卷下）。因此，在真心体面的层面上来说，人和万法是平等的；但在道德层面上，还是有差别。但后来的一些禅僧又回到了“无情有性”论。牛头宗人宣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杨岐方会说：“雾锁长空，风生大野，百草树木作为狮子吼，演说摩诃大般若，三世诸佛，在尔诸人脚跟下转大，若也会得，功不浪施。”（《杨岐方会禅师语录》）白云守端的“山河大地，水鸟树林，情与无情，今日尽向法华柱杖头上作大狮子吼，演说摩诃大般若。”（《五灯会元》卷十九）五祖法演的“千峰列翠，岸柳垂金，樵文讴歌，渔人鼓棹，笙簧聒地，鸟语呢喃，红粉佳人，风流公子，一一为汝诸人发上上机，开正法眼。”（《情演禅师语录》卷上）都是用优美的语言来表达“无情有性”之意；圆悟克勤的“青郁郁，碧湛湛，百草头上漏天机；华（花）蔟蔟，锦蔟蔟，闹市堆边露真智”（《佛果禅师语录》卷二）也是在表达此意。这就扩大了道德认识和修行的范围。因此，有人称之为“泛性论”或极端的泛神论[2](P138)转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古尊宿语录》卷九）的结论，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万物互相融合，“不知心境本如如，触目遇缘无障碍”（《五灯会元》卷十七），人与自然和谐无碍，这就表明，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而是审美者。禅宗要求人们在优美的山水环境中陶冶情性，提高人的道德境界。正因为此，禅宗主张人们过一种自然恬美的生活，做到心境浑然一体。永嘉玄觉说：“入深山，住兰若，岑幽邃长松下，优游静坐野僧家，阒寂安居实潇洒。”（《永嘉yín＠③道歌》）一个“野”字便把那种萧萧风吹、寂寂心静，幽然长松下，深山兰若中人境一体的境界形象深刻地刻画出来。总之，禅宗在“空”的基础上，坚持无情有性的学说，得出了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结论，主张人们过一种天人和谐的生活。

无情有性的观点表达了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在本性上都是平等的思想。众生平等是佛教伦理的一个重要观念，它的伦理意义就是不仅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而且人与其他存在也是平等的，我们要平等地对待和我们共存于这个宇宙的其他一切生命和存在，并且，与它们和谐相处。

佛教认为，生命是由色、受、想、行、识五种要素和合构成的集合体。其中，色是由地、水、风、火四种要素构成，受是生活的感觉、感情；想则是一种思维活动；行是生物的行为，识是统一前几种活动的意识。这样生命都有产生思想活动与精神现象的可能，但由于“五素”聚而复散，常流不住，因此，生命现象也只是一种“空”的状态，处于变化无定轮回转世之中，转化依据就是各自的业力。众生业报轮回，生生不息，但并不是永久循环不进，永不解脱，而是有方向的，那就是涅pán＠①。它包括与世间相统一的涅pán＠①和过程渐进的涅pán＠①，即生命体精神，行为与环境相互转化，相互促进，融为一体。要达到这种境界，最根本的就是要依赖心识的力量，即众生觉悟，不仅仅是人类，还包括其他生命体都要觉悟。从空间角度来看，众生与宇宙自然都是整体，各种事物，一切众生并没有实在自我，众生与宇宙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因此要与宇宙真相实现融合；从时间角度看，众生如一条河流，前因后果，紧密相连，环环相扣，若能汇入生命之流便可见无限，无所拘碍，无所执着。

在此基础上，佛教提出了正确处理生命体与环境间关系的万物一体，依正不二的方法和准则。“正由业力，感报此身，故名正报；既有能依正身，即有所依之土，故国土亦名报也。”（《三藏法数》）依正就是指依报、正报。“所谓正报，是指有情众生的自体；所谓依报，是指众生所依止的国土世界。”[3](P166)简单地说，依报指生存环境，正报指生命主体。依正不二，即是生命主体与生存环境作为同一整体，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佛教认为，一切现象都处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因果关系中，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自然界，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天地同根，万物一体，法界同融。”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皆有佛性，必须保护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建造一个相互依存、和谐自由的环境。可以这么说，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命，破坏环境就是破坏生命。“依正不二”实际上就是把生命主体同生命环境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对此作了极高评价：“‘依正不二’原理即立足于这种自然观，明确主张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经藏略义》中‘风依天空水依风，大地依水人依地’对生命与环境相互依存的关系作了最好的诠释。如果把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分开对立起来考察，就不可能掌握双方的真谛。”[4](P30)佛教提出的处理主体与对象之间关系的第二个原则是诸法无我，自他不二。一法生于世间，必须依赖其它诸法，同时，它对其它诸法也会有影响，两者之间是互相影响，共同生长的关系，佛教称之为“增上缘”。人作为万法之一，与万事万物是互为增上缘的关系。一棵树是种子、土壤、水、日光等增上缘和合相缘，人的生命也是如此，若没万法增上缘，便没有人。正因为如此，万事万物于人有恩，人要学会感恩，要广泛施舍，扶助众生，要供养父母，崇敬三宝（佛、法、僧），要学会怜悯、爱护众生即一切生物。

众生平等是佛教的一个基本观念。佛教认为，生命对于人类和一切不会说话的动物和植物都是同样宝贵的，人类因为其思维推理能力的高超而成为生命界的主人，但并不能因此而伤害他物。小至微尘，大至宇宙旁及一切生灵，都在生命的川流不息之中，同处于同一生命流，而且“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来常往无有变易”，都有可能达到最高境界，领悟佛性。日本佛教史上的杰出人物道元在解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时指出“一切即众生，悉有即佛性”。著名佛学家阿部正雄进一步指出，“悉有即佛性”中的“有”，在道元那里囊括了宇宙间一切实体与过程，不仅指人指生物，而且还指无生命存在，从而达到了“草木国土皆能成佛”，“山河大地悉现法身”的意境。他评论道：“道元在一个彻底的宇宙论的领域里找到了人类解脱的基础，他揭示了一种最彻底的非人类中心主义。”[2](P42-43)佛教认为，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其差别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和价值。因此，众生平等的一个核心内容众生在性智方面的平等，即在本性和智慧方面平等。在佛教看来，世间实质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实体，因而是空的。但“空”并不是虚无，而是有非真有无非真无的特性，称之为中，所以平等并不是存有层面的平等，而是性质层面的平等。虽然，万物似乎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只是假象，本质上都是无常无我，自性本空。在智慧方面，佛教认为，众生都具有的能够体悟自他平等的智慧。依此智慧，可以了知一切事相，从而产生大慈大悲之心，从而共入涅pán＠①境界，获得彻底的解脱。正因为众生平等，作为有思维、有理性的人类应该普度众生、泛爱万物。佛教对生命的关怀，最为集中地体现就是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肠。慈悲是佛道之根本，“一切佛法中，慈悲为大。”（《大智度论》）在佛教看来，“慈”就是“与乐”，“悲”就是“拔苦”。它教导人们对一切生灵大慈大悲。“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智度论》）。前者意味着给所有的人和生物以快乐，后者意味着拔除所有生命的痛苦。大千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烦恼和痛苦的折磨，而关爱生命则是把所有生命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去体验，把所有生命生存的不幸环境当作自己生存的不幸环境去感受，把“爱”的对象遍及所有人和所有生物，“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一种革命。”[5](P76)任何生物都把自己的生存当作最高的目的，这是生命世界的准则，而佛教的慈悲在强调对自身生命的本能的保护的同时，更强调对他人、他物给予关怀和帮助，甚至放弃自己的权利，牺牲自己的利益。佛教认为，人并不是宇宙间唯一可以实现完善的存在，人也和其他事物一样，均是因缘和合而成。不具有任何特殊的价值。所有生命在六道中轮回、变动不居，都承受着同样巨大的痛苦。人如果要想获得最终彻底的解脱，就必须解脱其他一切生命。“常以仁恕居怀，恒将惠爱为念，若梦若觉，不忘慈心，乃至蠕动蛆飞，普皆覆护。”即以“慈心愍伤一切蠢动含识之类”（《万善同归集》卷中）佛教认为，人与动物都是苦海中饱受煎熬的众生，，尽管福罪等级有别，但都受生死轮回之累，都值得怜悯，需要解救。人，如果说有高于动物之处，那便是人的智慧，这使人能觉证佛教义理，自觉追求生命的完善。尊重生命的价值，意味着尊重它们生存的权利，意味着要保护一切生命不受侵害，使它们各得其所。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呢？佛教提出了一系列戒律，其中有“丑戒”、“八戒”、“十戒”之说，但“不杀生”是其戒律之首。杀生不仅意味着对人生命的伤害，而且也包含着对所有生物的伤害。“不杀和不伤害的戒律规定着人对动物的关系”。[6](P73)不杀生是建立在因果现实生命现象都遵循因果报应和转世再生的信仰基础之上，因果报应使所有生命都具有“血缘关系”。佛教徒认为一个人首先应给生命无害，然后在实际上不伤害生命（不杀生），尊重所有的生命。杀生意味着剥夺生命存在的权利，会给生命导致痛苦与不幸。当然，“不杀生”起初只是出自一种，仅靠信仰是无法解决人类对生物的保护问题的，但从佛教“不杀生”的道德信条中所表现出来的尊重生命的思想，无疑是有价值的。如果说不杀生是消极止恶的话，放生则是积极的行善。所谓放生，就是将被捕的鸟兽等动物放回山川河流之中，使其重获生命自由。而且，佛教还主张素食，也就是以粮食蔬菜之类的农作物为主体的饮食方式。“佛教的生态理念主要表现在：第一，承认万物皆有佛性，都具有内在价值，这就是‘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第二，尊重生命，强调众生平等，反对任意伤害生命，因而提倡素食，认为‘诸罪之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尤要。’”[7](P234)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特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有与生态抗争的经验教训。佛教作为人类智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许多重要的精华，体现出重要的生态价值。

三

佛教的万物平等、依正不二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仁爱万物，因为人与自然是一种休戚相关，紧密相联的关系。当今世界，生态危机之所以如此严重，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征服，就是人们缺少对万物的慈悲之心。佛教就告诉我们，大自然有着与人类平等的价值，其他生物也有生存权，这也需要我们尊重，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与其他生物共同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佛教主张的整体观是值得当今人类认真体味的，它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首先，自然是有内在价值的。自然有工具价值，大家都承认，但自然万物还有内在价值。“说某价值‘内在的’仅仅是指某一物是否具有这种价值完全依赖于这一事物的内在本性”[8](P69)，这就表明内在价值具有客观性和自成目的性的特征。自然万物都是生命主体，都有自我更新，自我繁殖和自我调节的生命机制，同时，整个生物圈也是一个有机体，以最有利于自身健康的方式运行，趋向于其完美、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价值尺度应有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两个方面，而且反对价值等同于客体对人的有用性，反对物的价值等同于人的使用价值。我们常常是把自然囿于人类这一狭隘的范围之中，其实，只要拓展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就会发现，人类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也有工具价值一面。而且，离开人类、自然物之间也有价值关系，在这里发生关系的只有物，因此，在这里有物的尺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就要求自身的存在应该受到保护。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的：“宇宙全体，还有其中的万物都有尊严性，它是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就是说，自然界的无生物和无机物也都有尊严性。大地、空气、水、岩石、泉、河、海，这一切都有尊严性。如果人侵犯了它的尊严性，就等于侵犯了我们本身的尊严性。”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建立者史怀泽就提出了“敬畏生命”的观点，他认为，不仅要对人，而且对其他一切生物的生命都要保持敬畏的态度，这实际上就是充分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他说：“善就是保住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9](P237)而且，对一切生命负责的理由就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人对自己的尊重也是没有保障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亦提出：“对生态的保护和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是人类生命的素质和保护人类两者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力，“谁习惯于把随便哪种生命看作没有价值的，他就会陷于认为人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危险之中”。[6](P237)佛教虽然没有提出敬畏生命的观点，但尊重生命、救助生命、爱护生命却是其一贯的主张，这种思想对于我们克服人类自大的观念具有一种提示的作用。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3）

[作者简介]刘东英，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伦理学学位点负责人，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011―04

《福乐智慧》是11世纪维吾尔族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1019―1085年)用回鹘文(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一部长篇诗体著作。这部著作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福乐智慧》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众所周知，维吾尔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公元8世纪，维吾尔人的祖先曾在漠北高原上创建起赫赫有名的回鹘汗国，雄踞漠北达一百多年之久。公元840年，强盛一时的回鹘汗国因天灾人祸，最后被黠戛斯所灭。大批维吾尔人西迁。与早已生息繁衍在西域的维吾尔同胞及突厥语各部族人民汇合，与具有高度文明的原居民族融合，形成强大的、具有新生活力的维吾尔民族。维吾尔人西迁定居西域之后，几乎于同时建立起两个维吾尔政权：一个是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鹘汗国；另一个则是以巴拉萨衮、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拉汗王朝。由于这两个汗国所处地域不同，加之后来他们的上又出现差别与对立，东、西两个汗国的维吾尔文化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高昌回鹘汗国以佛教为国教，高昌回鹘时期的维吾尔文学受印度佛教文化、中原汉文化影响至深；而喀拉汗王朝则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喀拉汗王朝时期的维吾尔文化受波斯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影响更深一些。从公元9―13世纪，这两个维吾尔政权维系三百年之久。这三百年，在维吾尔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维吾尔人西迁以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生活。而西迁后，他们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福乐智慧》产生的时代背景正是维吾尔社会从传统的游牧社会向封建绿洲农耕社会整体转型的历史关口。频繁的游牧和征战，使维吾尔先民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绿洲生态平衡遭受空前的破坏。如何引导绿洲的游牧民族树立与自然和谐共生互益的生存观念，提升绿洲的游牧民族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呢?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出于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运用智慧的力量，理性的分析，悉心吸收东西方文明的精华，不仅为当时的人们勾画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理想模式，而且提出了为实现这一理想规范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崇拜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伦理理念

由于西域地处干寒地带，人们特别崇拜太阳。《福乐智慧》中写到：“太阳一出，大地温暖，百花朝阳而放，争妍斗奇”(829行)、“太阳每天出现，光照宇宙，光辉遍及万物，不差毫厘”(827行)、“太阳浑圆无缺，灿烂的光芒始终如一”(825行)、“旭日之所临，无论优劣，它光芒普照，巨细无遗”(831行)等。同时，古维吾尔人崇拜火神，视火之重要性不亚于太阳，认为它可抵抗附身之邪恶。在新疆温宿、且末、皮山一带古岩画上，有许多断符号，据考古研究，“一般把‘断’符号看成是太阳和火的象征，尔后作为吉凶的标志”。《福乐智慧》强调，对于人类“有四种东西，虽少也不能嫌少”(306行)，其中“一种是火”(307行)，“切莫小视它们，意义非轻”(308行)。古维吾尔人也崇拜水，《福乐智惹》有许多对水崇拜的描述，如“口腹干净，好处如河水涌流不停”(5352行)、“人心是花园，君恩是水”(1807行)、“出口的良言好比流水，流到哪里，哪里就花木葳蕤(2688行)、“哪一座花园里清水长流，必然鲜花盛开，散发馨香”(1808行)。有水必有山，古维吾尔人将自己居住的山脉称为“Ten―tag”(天山、上帝之山)、“Kuttag(福山)”、“Muztagata(冰山之父)”，将葱岭称作“圣山”，将不长草的山“Korumluktag”(昆仑u―J)，记作“K0-rumtaxliktag”(汉意为石林山)。维吾尔先民从自然中获取力量的思维方式，得益于对自然环境的崇拜与热爱。

(二)遵循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基本原则

《吕氏春秋》日：“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自然条件奠定了环境基础，而环境又是社会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维吾尔先民生活的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条条山脉构成了这一地区的框架，崇山峻岭延伸或包绕、挟持成高原和盆地。由于成千上万年来的风沙作用、劲风的搬运和沙尘的沉积，大片大片的沙漠和砾漠占据了其中的极大部分。贫脊、荒芜的土地一望无际，只有在汇聚雪峰融水和山泉水而成的河流两岸的冲积平原和沿海的狭窄平原上能见到绿色和生命。

生活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维吾尔先民深深懂得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的道理，因此，更多地是遵循自然、顺应自然，在看到它能给自己生存带来益处的同时，倍加爱护它。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生态境界

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接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在11世纪的喀喇汗朝时期，作为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思想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为能使《福乐智慧》一书对统治者起到劝喻作用，对读者起到“引路、导向幸福”作用，也重视利用宗教的外衣。这表现在《福乐智慧》坚持了形而上的“真主”生成宇宙万物的观点。《福乐智慧》写道：我以真主的名义开始讲述，是他创造、养育，赦宥了万物(1行)；他创造了苍天，大地、日月和夜晚，创造了白昼、岁月、时间和万物(3行)；他创造了千千万万的生灵，创造了高山大海，平原丘陵(21行)；他用千万颗星星装点了蓝天，用灿烂的白日把黑夜照明(22行)；一切飞禽，走兽，一切生灵，依赖他的养育而获得生命(23行)；万能的真主将它们一一纳入轨道，使它们井然有序，各按正道行走(146条)。

《福乐智慧》在坚持“真主”创造宇宙万物的同时，充分利用当时科学所能达到的知识，沟通天上和人间，把四要素概念的内容从自然界扩大到

人类社会，给人们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美丽画卷。在“论七曜和黄道十二宫”中，作者在对与地球最切近的土星、木星、火星、太阳、金星、水星、月亮等七曜作出描述的基础上，根据民间的天文观念，把天空中用肉眼可以观察的星群分为十二组。明确指出了：黄道十二宫在星空中相互为邻，一年中按季节出现，不断交替变换；每一个星座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月份、季节，三者属春天，三者属夏天，三者属秋天，三者为冬天所有，由此构成了宇宙。作者不但认为宇宙是由四要素构成的，而且认为生命也是四要素的一种组合，把四素及其对立统一看成是人体的构成、肉体和精神状态的基础。比如，根据四素，衍生出与天有四个季度相对应的人的四个时期及凉、热、冷、暖四性对人的饮食健康的影响：“若是少壮之年，正值生命之春，多食凉性之物，血脉方能畅通。”(4623)行“若是年过四十，面临生命之秋，多进热性食物，体素调理要周。”(4624)行“年足六十，年华恰如冬日，仅可食用热物，凉食应该弃置。”(4625)行如果人体四素的正常状况受到破坏，人体健康将受到影响。作者还认为，正是由于体素变化之故，人才会有不同的精神状态：“人体由相克的四要素组成，有的使你欢笑，有的招惹麻烦”(5866)行；“其一焦急暴躁，其一喜爱沉静，其一含笑盈盈，其一泪水涟涟。”(5867)行所以，为要调理身体、抵抗疾病、保持青春和健康，就必须从调理体素着手。另外，作者还论述了四素对人做梦以及梦的内容的影响。作者认为，人要和自然一样永久存在，不仅要达到自身的和谐，更须实现二者的和谐互益。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下临贯穿的河渠，果实常年不断，树荫岁月相继……”“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生态境界。

在《福乐智慧》这种理想生态景观的感染和指导下，维吾尔先民把房屋院落清洁、田舍整洁作为自己的生活追求，他们在生态恶劣的条件下，美化房前屋后、发展庭院经济、治沙造林、垦荒屯田，改善生态环境，在广袤的天地间开垦出了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片片绿洲。

《福乐智慧》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代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众所周知，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并且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我们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意义重大而深远。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新疆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新疆位于亚欧大陆中心，沙漠面积达41.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区面积的25％，是我国沙漠面积最大的省区。且气候干旱少雨，年均降水量仅188.1毫米，为全国年均降水量的1／4左右，是我国降水量最少的省区。而且，森林覆盖率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沙尘暴和浮尘天气多，生态状况相当脆弱。可以说，没有生态文明建设，就没有新疆的未来。多年来，新疆逐步加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局部地区的生态状况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一边治理、一边破坏的情况仍然严重存在，整体恶化的趋势并未有效遏止。一是大批原始森林植被破坏严重。新疆全区平原荒漠林与河谷次生林地面积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了23％。二是牧区草原退化速度加快。三是土地沙化面积逐年扩大。这些人为的不文明行为使本来就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在不少地方人们在自食其果。生存环境恶化，不仅对经济绿洲的存在造成隐患，也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此外，虽然说新疆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6，人口密度为全国的1／13，但适宜人类生存活动的绿洲仅占新疆总面积的4％左右，在这里集中居住了全疆95％的人口，绿洲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密度的两倍多。而且新疆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79％，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4％。2007年新疆人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2000美元大关，按照国际公认衡量标准，新疆已进入“黄金发展期”。可以说，新疆正以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庞大的人口，进行着最空前的经济建设，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

我们认为，造成人与环境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是传统信仰等非强制性社会控制手段的失效。正如西方研究工业文明与生态危机的学者提出的那样：“人们从各个方面使用科学论证的同时，却疏忽了惟一能够不断起协调作用的哲学、伦理和信仰。现代社会应该恢复这种观念。”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任何一种文明的产生都要受其所属环境的深刻制约和影响，不同地区人类文明的起源，是该地区的先民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特有的民族生存方式孕育着特有的民族生态伦理，而这种特殊的民族生态伦理又体现出该民族对待自然的特有方式。《福乐智慧》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是维吾尔先民特有的民族生存方式的产物，它体现了维吾尔先民崇尚人与自然和谐与利用自然以保证本民族生生不息的积极心态和价值取向。这也是回鹘民族能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发展壮大成为现在的维吾尔民族，并能表现出极大的内聚力和稳定性缘由之一。正因为如此，《福乐智慧》所蕴涵的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一千多年来一直受到维吾尔族的尊重和践行。这启示我们，在新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绝不能忽视本土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在缓解人与自然冲突、促进人与自然平等相处、和谐共生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它的根就在新疆。它与新疆各族人民有着深厚的亲缘性，并已深深地刻烙在人们的意识中，人们更容易在内心接受它。具体来说，其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在于：

(一)在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应树立“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

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一直把自然界当成人类征服的对象。中国古代的“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思想和西方自笛卡尔以后的主体性思维一直主宰着近现代人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把自然看成人类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可以任意使用。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地提高。由于盲目自大，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变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大规模消耗，带来了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最终造成自然资源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灾难性恶果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要缓解人与环境紧张关系，必须转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纠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人是自然的主宰的错误观念。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维吾尔先民领悟到自然给人以生存、自然给人以发展的真谛，他们发自内心热爱自然、尊重自然、感恩自然。从对自然的敬畏，引伸出人对自然的责任。《福乐智慧》中敬畏

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理念昭示我们，人不是世界的主宰。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人与自然本是一个须臾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不只是一种良知，更是一种美德。只有心有所敬，行才有所循；心有所畏，行才有所止。因为，“道德”并不单纯是外在行为的枷锁和规范，更主要是内在情感的认同和顺从。这给要求重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疆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在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应坚持遵循自然、顺应自然的原则

如前所述，维吾尔先民生活的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山地、沙漠、戈壁、绿洲，构成了以热、寒为基础的干燥气候，且风沙多、温差大。这种严酷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福乐智慧》中古维吾尔民族遵循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原则。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古人，但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结果经常遭受自然的惩罚。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提出了著名的“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说”和“一步胜利二步三步失败论”。恩格斯提醒人类在发展的每一步都要牢牢记住：“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告诫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了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一步胜利二步三步失败论”郑重地向人类宣告：人类永远也不能征服大自然，人类永远不应当与自然为敌。陶醉于控制自然的短暂“胜利”是愚蠢的，乞求以征服自然来张扬人的力量是虚妄的、而且终将是徒劳的。人类只能“一天天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和比较远的影响”。

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是脆弱的，人要继续在自然中繁衍生息，需要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正因为恪守这一原则，维吾尔先民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家园一绿洲这一适于人类生息状态。《福乐智慧》的生态伦理原则启示我们，我们应遵守和顺应自然规律，决不能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透支”为代价来发展地区经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再为自身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付出代价。

(三)在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中应注意发挥“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价值理想的感召引领作用

从《福乐智慧》的生态伦理思想我们不难看出，“人与自然和谐共融”是维吾尔先民理想的生态境界。在这一价值理想的感召引领下，维吾尔先民在祖国西北新疆地区这一对人类来说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出人与绿洲藕合关系的绿洲文化模式。

实际上有史以来人类就是在理想境界的追求中一步步迈向文明的新台阶。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我们应发挥实现人与自然融洽的崇高社会理想感召引领作用，让其植根于每个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促进新疆人与自然和谐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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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扬发仁.生态文明：新疆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N].今日新疆，2008―01―25.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4）

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党的十七大，到“两型社会”建设，到国家“十二五”发展纲要的正式公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建设生态文明”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一个新的有重大意义的发展方向。[1]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如何把握它的历史背景和实现条件，如何认识它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如何平衡方方面面的利弊得失，如何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为起步不久的伟大战略，十分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出发，研究怎样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伦理观念形塑方面的优势，探索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的方法和途径，形成科学有效的生态文明观教育理论，以达到顺利推进这一伟大战略的目的。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进行生态伦理教育，形成生态文明的伦理观念，是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进行的工程。这既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有其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

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合理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可以也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选择从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进行生态文明的伦理教育，应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前提和逻辑起点，它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1.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内在地蕴含着要开展生态伦理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文明观的树立，无非两个途径：一是现实的生态困境和“生态危机”对人们的教育，因生态忧患意识的产生获得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生态文明观念。进而产生建设生态文明的责任感和行动；另一个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习得生态文明的观念。为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好准备，而学校教育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可见，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内在地蕴含着要开展科学的生态伦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当以尊重生态价值为特征的生态伦理成为植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格特质时，才能克服那些危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观念上的、深层次的文化痼疾，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协同进化。

2.与现有社会文明的其他规范相比，生态伦理具有独特优势

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一方面是社会的法律体系和各种规章制度的规范、各种社会习俗等外部力量的约束，但是，这些会使人感受到其主体性受到抑制，因而常常伴随精神上的痛苦。另一方面是思想道德的规范，它使人内心有了德性的引导，从而在调节自己的行为时能感受到自由、尊严和幸福。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尤其是这样，既要有法律的规范，更应该作为一种德性进入人们的心灵之中。加上生态环境本来就与人们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一旦进入人们的德性世界，成为人们的道德追求，就会彰显出不可小视也不可代替的独特优势。通常情况下，某种伦理原则和规范一旦形成，就必须借助于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人的存在和社会进化的观念体系、实践路径、实施方法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才能具有真正持久的生命力。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介入生态伦理教育并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3.探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伦理教育的依赖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依赖大批具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的人的有效实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及时弄清在目前的中国，要培养这样的具有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的人如何入手？要开展生态伦理教育、树立生态文明观念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什么？生态伦理教育又如何保障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观的树立中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等一系列问题。借助有效科学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的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可以较好地认识和有序地解决这些问题。

4.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们观念形成中作用独特优势明显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着眼于人们的思想。人的思想是一个多要素的综合系统，是制约人们行为的各种因素组成的综合系统，它包括动机系统、心理过程系统、观念系统。在这些因素中，思想政治教育又侧重于人们的政治思想及观念系统的构建。政治思想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的前途与命运，以及如何认识和解决各类社会矛盾。政治思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种社会意识中居于首要的支配的地位。同时政治思想也是社会政治经济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人们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伦理观念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理应站在时代前列，以加强现代生态文明观念的传播和帮助人们树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体系为己任，努力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任务。

其次，从学科发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已实现了学科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正在迈向精细化研究的新台阶，一大批研究专著的问世表明，这个学科不仅研究方式多样化，还呈现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态势。从专业人才培养来看，该学科已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他们建功立业的实践表明，这个专业优势明显，风格独特。在此基础上介入和开展生态文明伦理观念教育优势十分明显。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

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可行性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历史的新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人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切入，将生态文明理解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台阶。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过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做出过深刻的反思。1972 年，在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推动了全世界的生态环境建设。这些都为进行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提供了现实基础。从理论方面说，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是自20 世纪中 期以来，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学者们将关于生态环境的理论思考推向了广阔的领域。西方的生态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对如何保护生态环境问题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探索。这些无疑对我们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以及树立怎样的生态文明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二是近年集中于对生态文明的特征的研究，国内以姜春云、张云飞、刘湘荣、廖福霖、李锦、陈寿明、吴凤章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对生态文明的特征都有深刻研究。这些为进行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如：巩英洲对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作的深刻的哲学审视和理性描绘；杨通进、高予远对现代社会生态转向和生态文明的构建这一正在展开的历史过程的描绘；薛晓源、李惠斌的《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对当前生态文明研究的理论进展做了很好的概括；[2]姬振海在对生态文明问题研究中，将文明分为意识文明、行为文明、制度文明、产业文明四种的学理创新；[3]（P35-37）苗启明在提出制度文明之后，进一步将社会生态文明区分为生态-技术文明、物质-财富文明、制度-权力文明、精神-规范文明和生活-行为文明五层双质结构，以及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深层思维方式：熵理思维方式；[4]（P51-55）特别是最近张云飞先生关于生态文明历史方位的分析等，都极具启发意义。[5]（P5-11）这些研究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前期研究成果。

然而，许多研究者只是借用“生态文明观”这个概念，借用国外生态学理论、工业化发展的得失经验来阐述今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对什么是生态文明观、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应该和可以坚持怎样的生态文明观、怎样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等类似问题的研究却十分少见。国内外的学者对于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研究也不多见，研究成果相对稀少。就实践层面来看，仅有局部的、少量的诸如兴办“绿色学校”、提倡“生态旅游”、建设“生态大省”、“生态城市”、“生态村镇”的类似实践。对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问题的研究还远未形成系统的、明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参与机制。至于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与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研究进行理论整合，探索其实践路径、应对策略的基础研究则几乎为零……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具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和较好的研究基础和条件。同时，该研究的有效展开，还必须在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中就如何突破难点、选准重点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等环节上精心设计，以保证研究的可行性。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

文明观伦理形塑的价值和意义1.理论价值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由于生态危机的强烈影响，使得全人类不得不面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又由于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克服都不是孤立的，必须以系统的方法才能解决。因此，人们应该选择和坚持什么样的生态文明观，如何倡导和弘扬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如何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们观念塑造方面的独特优势，就成为必须及时展开科学研究的问题。如前所述，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文明观的树立的研究尚没有充分展开，研究成果相对稀少、专著也未曾见到，远未形成系统的、明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因此，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做出系统研究，既能体现生态文明观的时代精神，又能建立一整套进行实际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体系，填补理论研究方面的空白。

2.实际运用价值

“建设生态文明”虽然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但在现实中人们究竟会把生态文明摆到何等地位，以及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文明趋势，“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尚任重道远。伟大的事业，急需大批具有现代生态文明观的优秀人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应该依赖自身在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优势，顺应时代呼唤，在办学经验丰富、教育教学改革成果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基础上再立新功，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研究，不仅可以探索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途径与方法，推进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认识和寻求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还可以加深我们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论证，增强实践操作效果。此外，还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实践的现实问题，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崭新的时代内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并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具体的实践指导，从而增强其运用性。

四、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

有效开展生态伦理形塑教育1.确立可行的研究目标

首先，要探索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介入我国公民树立生态文明观的领域和方法，为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称得上中国特色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能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献计献策。其次，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向培养社会急需人才实践转化的途径与方法，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为培育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的、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用之才而努力。第三，努力论证以下观点：（1）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特殊性；（2）生态文明观的树立与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伦理教育关系密切；（3）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生态伦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4）生态文明观的树立离不开社会意识形态的良性控制；（5）高校应成为生态文明观的倡导者，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实践者和中坚力量。通过这些研究，努力在可行性方面打开道路。

2.构建科学的研究内容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2-0035-04

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党的十七大，到“两型社会”建设，到国家“十二五”发展纲要的正式公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建设生态文明”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一个新的有重大意义的发展方向。[1]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如何把握它的历史背景和实现条件，如何认识它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如何平衡方方面面的利弊得失，如何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为起步不久的伟大战略，十分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出发，研究怎样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伦理观念形塑方面的优势，探索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的方法和途径，形成科学有效的生态文明观教育理论，以达到顺利推进这一伟大战略的目的。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进行生态伦理教育，形成生态文明的伦理观念，是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进行的工程。这既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有其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

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合理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可以也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选择从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进行生态文明的伦理教育，应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前提和逻辑起点，它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1.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内在地蕴含着要开展生态伦理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文明观的树立，无非两个途径：一是现实的生态困境和“生态危机”对人们的教育，因生态忧患意识的产生获得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生态文明观念。进而产生建设生态文明的责任感和行动；另一个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习得生态文明的观念。为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好准备，而学校教育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可见，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内在地蕴含着要开展科学的生态伦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当以尊重生态价值为特征的生态伦理成为植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格特质时，才能克服那些危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观念上的、深层次的文化痼疾，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协同进化。

2.与现有社会文明的其他规范相比，生态伦理具有独特优势

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一方面是社会的法律体系和各种规章制度的规范、各种社会习俗等外部力量的约束，但是，这些会使人感受到其主体性受到抑制，因而常常伴随精神上的痛苦。另一方面是思想道德的规范，它使人内心有了德性的引导，从而在调节自己的行为时能感受到自由、尊严和幸福。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尤其是这样，既要有法律的规范，更应该作为一种德性进入人们的心灵之中。加上生态环境本来就与人们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一旦进入人们的德性世界，成为人们的道德追求，就会彰显出不可小视也不可代替的独特优势。通常情况下，某种伦理原则和规范一旦形成，就必须借助于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人的存在和社会进化的观念体系、实践路径、实施方法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才能具有真正持久的生命力。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介入生态伦理教育并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3.探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伦理教育的依赖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依赖大批具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的人的有效实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及时弄清在目前的中国，要培养这样的具有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的人如何入手？要开展生态伦理教育、树立生态文明观念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什么？生态伦理教育又如何保障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观的树立中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等一系列问题。借助有效科学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的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可以较好地认识和有序地解决这些问题。

4.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们观念形成中作用独特优势明显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着眼于人们的思想。人的思想是一个多要素的综合系统，是制约人们行为的各种因素组成的综合系统，它包括动机系统、心理过程系统、观念系统。在这些因素中，思想政治教育又侧重于人们的政治思想及观念系统的构建。政治思想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的前途与命运，以及如何认识和解决各类社会矛盾。政治思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种社会意识中居于首要的支配的地位。同时政治思想也是社会政治经济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人们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伦理观念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理应站在时代前列，以加强现代生态文明观念的传播和帮助人们树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体系为己任，努力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任务。

其次，从学科发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已实现了学科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正在迈向精细化研究的新台阶，一大批研究专著的问世表明，这个学科不仅研究方式多样化，还呈现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态势。从专业人才培养来看，该学科已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他们建功立业的实践表明，这个专业优势明显，风格独特。在此基础上介入和开展生态文明伦理观念教育优势十分明显。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

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可行性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历史的新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人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切入，将生态文明理解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台阶。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过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做出过深刻的反思。1972 年，在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推动了全世界的生态环境建设。这些都为进行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提供了现实基础。从理论方面说，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是自20 世纪中期以来，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学者们将关于生态环境的理论思考推向了广阔的领域。西方的生态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对如何保护生态环境问题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探索。这些无疑对我们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以及树立怎样的生态文明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二是近年集中于对生态文明的特征的研究，国内以姜春云、张云飞、刘湘荣、廖福霖、李锦、陈寿明、吴凤章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对生态文明的特征都有深刻研究。这些为进行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如：巩英洲对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作的深刻的哲学审视和理性描绘；杨通进、高予远对现代社会生态转向和生态文明的构建这一正在展开的历史过程的描绘；薛晓源、李惠斌的《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对当前生态文明研究的理论进展做了很好的概括；[2]姬振海在对生态文明问题研究中，将文明分为意识文明、行为文明、制度文明、产业文明四种的学理创新；[3]（P35-37）苗启明在提出制度文明之后，进一步将社会生态文明区分为生态-技术文明、物质-财富文明、制度-权力文明、精神-规范文明和生活-行为文明五层双质结构，以及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深层思维方式：熵理思维方式；[4]（P51-55）特别是最近张云飞先生关于生态文明历史方位的分析等，都极具启发意义。[5]（P5-11）这些研究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前期研究成果。

然而，许多研究者只是借用“生态文明观”这个概念，借用国外生态学理论、工业化发展的得失经验来阐述今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对什么是生态文明观、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应该和可以坚持怎样的生态文明观、怎样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等类似问题的研究却十分少见。国内外的学者对于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研究也不多见，研究成果相对稀少。就实践层面来看，仅有局部的、少量的诸如兴办“绿色学校”、提倡“生态旅游”、建设“生态大省”、“生态城市”、“生态村镇”的类似实践。对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问题的研究还远未形成系统的、明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参与机制。至于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与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研究进行理论整合，探索其实践路径、应对策略的基础研究则几乎为零……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具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和较好的研究基础和条件。同时，该研究的有效展开，还必须在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中就如何突破难点、选准重点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等环节上精心设计，以保证研究的可行性。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

文明观伦理形塑的价值和意义1.理论价值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由于生态危机的强烈影响，使得全人类不得不面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又由于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克服都不是孤立的，必须以系统的方法才能解决。因此，人们应该选择和坚持什么样的生态文明观，如何倡导和弘扬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如何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们观念塑造方面的独特优势，就成为必须及时展开科学研究的问题。如前所述，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文明观的树立的研究尚没有充分展开，研究成果相对稀少、专著也未曾见到，远未形成系统的、明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因此，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做出系统研究，既能体现生态文明观的时代精神，又能建立一整套进行实际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体系，填补理论研究方面的空白。

2.实际运用价值

“建设生态文明”虽然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但在现实中人们究竟会把生态文明摆到何等地位，以及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文明趋势，“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尚任重道远。伟大的事业，急需大批具有现代生态文明观的优秀人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应该依赖自身在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优势，顺应时代呼唤，在办学经验丰富、教育教学改革成果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基础上再立新功，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研究，不仅可以探索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途径与方法，推进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认识和寻求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还可以加深我们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论证，增强实践操作效果。此外，还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实践的现实问题，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崭新的时代内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并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具体的实践指导，从而增强其运用性。

四、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

有效开展生态伦理形塑教育1.确立可行的研究目标

首先，要探索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介入我国公民树立生态文明观的领域和方法，为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称得上中国特色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能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献计献策。其次，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向培养社会急需人才实践转化的途径与方法，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为培育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的、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用之才而努力。第三，努力论证以下观点：（1）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特殊性；（2）生态文明观的树立与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伦理教育关系密切；（3）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生态伦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4）生态文明观的树立离不开社会意识形态的良性控制；（5）高校应成为生态文明观的倡导者，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实践者和中坚力量。通过这些研究，努力在可行性方面打开道路。

2.构建科学的研究内容

要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全面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在树立生态文明观中的基本特征、地位作用以及内容体系、基本路径。第一，尽早开展生态文明观的基础研究。即生态文明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基本问题研究。包括生态文明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生态文明观与生态伦理教育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文明观念的伦理形塑的关系等问题的基础研究。特别注重对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研究和清理。第二，开展树立科学生态文明观的实施路径研究。即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现实研究。主要是在现有的生态文明观念和应有的生态文明观的实然与应然模型分析中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文明观念的伦理形塑的实施对策与路径。第三，开展生态伦理与当代价值观的转型研究。即生态文明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发展研究。主要从意识形态理论的变迁和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和拓展中来思考当代中国人的生态伦理的态度和行为模式的生成与变化过程。第四，开展生态文明观与生态伦理的个案研究。即从某省、某地区的实际调查出发，从生态文明观的梳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有关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与现代人的生态行为选择、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构建中国本土的生态文明观体系，探索可操作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对策与途径。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众多、现代与原始共生共存、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观念结构迥异，因而，对这种复杂地区的个案研究成果，可以用来与发达地区的生态文明观念进行对比，从而有很大的深入分析的时空和理论探讨意义。

3.准确把握亟须突破的重点和难点，开展实际的调查研究

根据以上讨论，全部问题的重点，在于探索解决矛盾的途径与方法。它具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探索解决生态文明观、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理想与我国目前人们现实具有的生态文明观之间的矛盾的途径与方法。第二，探索对我国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第三，探索怎样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树立生态文明观中的总体指导和良性控制问题。

可见，以上问题的研究和探索需要我们认真地设计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案。而类似调查的难点在于：在有限的资金和时间内，对目前我国生态文明观现状的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地调查方法的完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

总之，要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坚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态伦理学的分析研究法从我国当代生态文明观演进的过程中，着重对“文明转型”期在我国树立生态文明观问题进行多元、立体、系统的动态性研究。大胆尝试在我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研究中探索以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为路径的实践措施，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思想领先原则，注重对全国人民进行思想动员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光荣传统，建构我国本土化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文明观念的理论体系，以达到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目的。这一切是可行的、值得投入的，也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参考文献][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EB/OL]. http：///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无更新日期。2012.10.26.）

[2]薛晓源，李惠斌.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苗启明.熵理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J]. 学术月刊，1998，（11）.

[5]张云飞.试论生态文明的历史方位[J].教学与研究，2009，（8）.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und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Sett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NG Xi-hui1，SONG Yu-qing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2， Yunnan， China；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6）

伴随科技进步和西方社会工业化的发展，人们享受着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生态危机就是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环境问题的烽烟四起、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忧虑、回归精神家园的内在需求，使得许多西方学者开始从思想层面对这种掠夺式的发展进行深刻反思，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就是这种反思的成果之一。

今天，当人类面临环境和生态危机的时候，人们重新审视人和自然关系，认识到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人对自然进行保持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扩展道德功能的领域，把传统道德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扩展到调整人和人以及人和自然关系，重视道德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的功能。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生态思想内涵和西方生态伦理构建过程中的东方转向和，说明中国传统生态哲学队当代生态伦理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

一、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兴起及其东方转向

现代生态伦理学是在人们反思人的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生态伦理学兴起，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英国哲学家边沁第一个主张把道德范围扩大到动物，他认为感受苦乐的能力是获得平等权利的根本特征。1864年，美国学者乔治・帕金・玛什在《人与自然》一书中首次从伦理学角度探讨自然保护问题。1923年史韦兹出版《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后来又提出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一些生物，要求对所有生物行善。（《敬畏生命：50年来的基本论述》）1933年，莱奥波尔德（Aldo Leopold）发表了《大地伦理学》一文，提出将伦理作为辅助手段管理自然，拓展传统伦理学到自然领域的观点，并在1949年出版的《大地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生态伦理学的概念，创立了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人与大地的关系，人为人是自然界共同体的成员，应该承认人以外的实体固有的权利，并且确立了生态伦理的科学基础和价值取向。上个世纪6、7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带来的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更广泛共识的形成和世界生态运动的深入，生态伦理思想也走向系统化。1979年，哈格洛福、罗尔斯顿等人创立了《环境伦理学》学刊，成为该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牌。1986年泰勒（P・W・Taylor）的《尊重自然》一书问世，他主张生命体由于各具其“固有的价值”，自然界的存在并不简单地是我们开发利用的对象，也不能将自然生物仅仅当作是我们利用和消费的资源。美国学者罗尔斯顿1986年出版了《哲学走向荒野》一书，论证了生态伦理学的合理性，呼吁应当将所有地球上的自然存在――大气层、岩石圈、地质层、生态圈等都看作是与人具有同等价值和生存权利的存在，应当将道德权利赋予这些存在物。纳什（R・F・Nash）在1989年出版的《自然的权利》著作中指出权利不是人的特权，还应包括动物、植物、土地，甚至所有自然的无机物体。1992年日本伦理学家丸山竹秋发表《地球人的地球伦理》一文，提出地球伦理学以人的生存和地球要素（环境保护）为最大和最终目标。 生态环境伦理道德的建构，标志着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它超越了以往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积极扩展伦理的范围，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到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新时代人类处理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新视角、新思想，也是人类道德的新境界。

在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过程中，学者们不断反思西方文明模式，反思人对自然的粗暴统治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西方文化主流中的主客二元分立的本体论、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他们以现代环境运动作为其现实基础，以现代生态学作为其科学依据，以后现代主义及其它人文主义的思想作为其理论来源，力图建立一种包括人、自然乃至宇宙在内的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用生态伦理来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构筑现代生态伦理的过程中，由于看到西方主流思维方式的狭隘性，现代生态伦理学家在寻求构筑生态伦理的思想资源时，纷纷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他们认为东方文化特别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著名学者F.卡普拉（F.Capra1938――）认为佛教、道家、儒家、禅宗等中深蕴有各种生态智慧，他曾说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评价“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 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兹和罗尔斯顿等也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尊崇自然、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老子、庄子、孔子、荀子、墨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名字及其有关著述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施韦兹说：“属于孔子（公元前552-前479年）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老子（公元前6世纪）学派的列子认为，动物心理与人的心理的差别不很大，即没有象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杨朱（应是‘程朱’，指程颢、程颐、朱熹）反对动物只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见，主张它们的生存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 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东方传统文化思想对伦理学的理论突破有所帮助，“在这方面似乎东方很有前途。禅宗佛教有一种值得羡慕的对生命的尊重。东方这种思想没有事实和价值之间或者人和自然之间的界限。在西方，自然界被剥夺了它固有的价值，它只有为工具的价值，这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增加的价值。自然界只是人类开发的一种资源。但是禅学不以人类为中心的。它不鼓励剥削资源。禅宗佛教懂得，我们要给予所有事物的完整性，而不去剥夺个体在宇中的特殊意义。它懂得如何把生命的科学和生命的神圣统一起来。”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47-02

近年来，生态危机愈加严峻，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背景下，“保护大自然”被提至各国发展的重要议程，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等问题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致使某些绿色组织提倡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等思想渐入于绿色乌托邦的窘境之中，亦或在对“人类中心主义”认识的批判反思中走上了“环境中心主义”的极端。这些都始自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模糊认识，所以，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理论上的自圆其说，而应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切实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为归旨。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生态伦理思想给予了全面而科学的诠释，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正确把握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关系，对于当前我国着力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三向维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

（一）自然主义维度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基于自然主义维度阐释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以及自然对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自然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人类的衣食住行等依赖于自然界的供给。在社会历史与人类精神发展层面上，自然主义即相当于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生命个体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条件，因此，个体肉体组织及其与制约肉体组织的自然的关系成为首个需要确定的事实。换言之，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为，人们想要发展创作历史，首先应能够生活，而为了能够生活，最根本的是解决衣食住行及其它。因此，人依赖于自然界，可以说，自然界是人类为了继续生存发展而必须与之进行密切联系的人的身体，离开了自然界，人就不能视为自然存在物，更无法成其为人。立足于自在自然角度，自然界与之人类，其意义并没有完全显现，还不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为伦理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属于不自觉的狭隘观念，不能称其为生态伦理。人类只有在自由自觉的基础上才能催发出自然主义层面中的生态道德态度。生态道德则是在生态危机影响下人类对自然所生发的自觉反思，而这种反思正是对大自然产生的关心、爱护与尊重之情，也就是自然主义中的生态道德情感。

（二）人道主义维度

自然主义的生态道德情感可以看作是人对自然产生的感性认识，而人道主义生态道德原则则是其理性高度的上升。这种原则涵盖平等与爱护两个层面。平等原则是指人类对自然界人道的占有。自然界是感性存在着的人，人利用实践作用于自然，更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人道主义对待自然指的是以人的方式，契合人的本质，继而善待自然，即基于人的丰富性本质尊重平等的对待自然界的丰富性本质。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其一，物质实践与精神创造的统一；其二，艺术欣赏与科学意识的统一。爱护原则是指从满足人类需求的功利主义转变为关照自然的非功利主义，人类去除了满足自身需要的利己主义性质，改变了大自纯粹的有用性特质。人在改造利用大自然，甚至向大自然索取的时候应坚持保护、爱护自然生机及其完整性，保证自然生态的持续繁荣与有序发展，因此，人道主义生态伦理原则正是为了自然系统的健康存在与持续发展而爱护善待大自然。

（三）共产主义维度

共产主义维度是指共产主义对生态道德的作用。马克思从生存论和社会历史深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阐释人对自然的道德态度。马克思从人的生存层面研究了压迫剥削使人不能自由的生存与发展，不成其为人，导致人对自然产生敌意，而共产主义则利用人自身的解放达成人对自然的解放。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是人的也是社会的自然存在物。应有完善的、契合人类本性的社会制度才能使生态伦理原则转化为生态伦理理念。人只有作为自由人而存在，才有可能形成生态伦理意识上的普遍共识。因此，应将人对自然的关系归还于人，才能给予生态道德以制度上的保障。马克思指出社会形态发展的三个阶段与生成人的自由的过程相适应，反映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生态伦理信念对生态伦理的育化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自然主义视角循环经济的现代价值

马克思立足于环境伦理视域，对循环生产内涵作了具体阐述，他认为在生产过程中，应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产出的废弃物。而要想最大化的降低生产废弃物及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应循环利用废弃物，使这些废弃物变为其他部门的生产资料，使废弃物再次转化为商业对象，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新元素。马克思指出废弃物的利用率还有赖于使用机器的优劣。因此，废弃物利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制约，其中包含机器的改良、技术的进步、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资源循环利用相关法规制度的完善等。首先，基于循环经济模式，大力推行环境科学技术，着力开发绿色能源，变废为宝，变消耗为利用，变污染为绿化，既充分利用了资源，又保护了环境，实现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其次，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充分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避免自由市场经济下的过度竞争或无序发展导致的两极分化，真正意义上遏制破坏自然环境的社会因素，有效助力美丽中国的建设发展。马克思生态伦理理论中涵盖深层次的环境伦理思想，这种思想对于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环境伦理的优化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人道主义视域下的“物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强调在对“人本”思想尊重的前提下来保护非人类存在物，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旨在解决兼顾“人伦”与“物伦”。对待自然存在物本身需要体现“人之为人”的人文关怀，这是马克思主义所内涵的要旨。人类在对自然的每一次征服中所要面临的报复正是基于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对环境的人道主义本身也是人类再从一种狭隘的思维中走出来，有一种“小人”走向“大人”的成熟过程。

（三）生态文明：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以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与时俱进的生态伦理观念为人类提供了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思路，为人类自身及其与自然的和解指明了方向。对于我国而言，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愈加严重，亟待予以解决。“十报告”中，我党确定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建设的战略层面，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建设美丽中国的突出位置，将生态文明看作是关系到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性举措。十报告中强调要全方位推进环境与资源的协调发展，大力落实“五位一体”战略格局。从报告中15次提及“生态文明”，可看出国家已将“生态文明”提升至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相同的位置中来。生态文明蕴含于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之中，强调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共处。十背景下，要切实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生态伦理视角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体系，进而将理论外化为行动，使生态伦理思想发挥最大功效。而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对于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是与时俱进的生态伦理学，其中所积蕴的生态思想不仅可为生态危机指明正确的解决方向，同时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要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为中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伦理体系，并基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角与内在精神，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实践发展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1-0091-06

在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上，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关注生物个体―关爱生命整体―关怀生态实体的生命演进历程，也是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不断拓展、道德关怀的范围不断扩宽、道德知识和视野不断丰富和开阔的过程。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流派从彼此诘责对立到对话交流、沟通融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是，如果沉浸在西方生态主义为我们设计的理性王国中并不断进行“学派”和“流派”的碎片化式的解读，那么，我们不仅无法走出不同生态学派和流派的理论冲突，而且容易遮蔽生态主义理论思想的“精神”内涵，因此，“入流”之后如何“出流”，并在“出入流派”之间进行生态主义的“形态论”的研究方法的革命和“伦理精神”的呈现成为可能的研究趋向。

从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分裂和对峙形态向生态主义“伦理”―“道德”辩证同一的价值生态方向的演进，是人类道德哲学发展的逻辑进路，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走向。如果说“生物中心主义”关注生物个体的生命权益，但由于缺乏普遍的“实体性”依托，最终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遭遇“伦理”―“道德”形态的分裂与对峙，那么，“生态中心主义”则将伦理关怀的中心由个体生命拓展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居留地”的可靠性遭遇“意志自由”的抽象普遍性，同样无可避免地陷入“伦理”―“道德”形态的悖论与风险之中。然而，人类生态觉悟的辩证运动继续向前推进，未来社会应当建构生态主义“伦―理―道―德”辩证互动的价值生态，这是生态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价值生态觉悟和文明生态觉悟，也是生态主义理论形态发展的精神自觉。

一、生物中心主义的“道德风险”

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自由意志的觉醒和生命尊严的获得相对于中世纪神权对人性的严酷压制是历

史的进步，但是，脱离了中世纪神权和上帝终极伦理实体的“羁绊”，当生命个体通过对“道”的主观把握和形上理解，最终内化为主观性和个体性的“德性”素养时，却由于缺乏客观性和普遍的“实体性”依托，最终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其中，“生物中心主义”在生态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遭遇了“伦理”―“道德”形态的分裂与对峙以及不可避免的“道德风险”。从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的伦理学”、汤姆・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伦理学”到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与保尔・泰勒的“生物平等主义伦理学”，其理论轨迹逐渐铺展开来，共同把人与人之外的所有生命个体纳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内，从而现实地将生态主义思想由原始蒙昧时期的“伦理形态”推进到“伦理”―“道德”对峙形态，这是西方伦理道德精神呈现的主要历史哲学形态。

第一，动物解放论基于“功利主义”和“平等原则”，倡导拓展道德关怀范围并增加动物福利。动物解放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澳大利亚著名哲学家彼得・辛格在《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一文中，以妇女和黑人要求平等权益的解放运动为切入点，认为解放运动的宗旨就是要拓展传统伦理学道德身份的范围，动物的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延续，进而论证了所有动物拥有平等权益的正当性：“我们应当把大多数人都承认的那种适用于我们这个物种所有成员的平等原则扩展到其它物种身上去”；“人类的平等原则并不是对人们之间的所谓事实平等的一种描述，而是我们应如何对待他人的一种规范”。①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启发，辛格认为各种动物之间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成为他们能否享有平等原则的依据，因为具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和人一样都能够感受痛苦和快乐，因此应当平等地考虑人的利益和动物的利益，这是动物生命平等的伦理原则。由此，辛格认为人类与动物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他反对物种歧视，尤其反对用动物个体做实验和杀戮动物，甚至认为人类食用动物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并基于功利主义的原则倡导增加动物的福利，杜绝一切对动物的伤害行为。辛格的动物解放论从人类自身特有的道德关怀出发，抨击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利益的狭隘视界，打破了传统伦理学公认的关于道德等级划分的界限，关注自然界中的所有动物个体，具有明确的“个体意识”和“主体意识”，第一次使道德关怀的范围得到了拓展，使人们的伦理思考建立在理性的“道德反思”之上。

第二，动物权利论基于“道德义务论”提出动物的“天赋价值”“固有价值”，倡导尊重动物的“权利”并确立了动物的“生命主体”地位。动物权利论的代表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从康德的道德义务论出发，认为某些动物和人一样都拥有“天赋价值”或“固有价值”，它们自身就是终极目的，人类以外的所有动物都是“生命的载体”，作为平等的生命主体，动物和人一样都有欲求、有记忆、有未来感、有思想，并同样能够感受快乐和痛苦，拥有与人类同样的权利，因此，共同的生物学基础决定了人类应当尊重动物的权利，并把动物权利运动看作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主张禁止动物实验、取消动物的商业性饲养和纯娱乐、消遣性的狩猎活动。围绕当时社会蓬勃兴起的人权运动和争取自由、独立与民主的社会运动，雷根倡导个体生命的道德权益与自由意志，并认为只有生命个体才享有权益，道德地位和权利只能赋予生命个体。然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平衡法则决定了在强调动物“内在价值”时也不能忽略“工具价值”。同时，如果说动物拥有“天赋权利”，那么，动物自身却不能主张权力，当人类意志赋予动物权力概念时，便带有强烈的“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意蕴；如果说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那么，对于动物却很难达到。因此，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以“同情心”的形式赋予动物以“生命主体”的道德关怀资格，但是却带有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倾向，雷根以“原子式”的思维方式解读“动物权利”但并未上升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基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实体论”的高度，于是带来简单的集合并列，并潜隐着将人类个体生命权利凌驾于动物生命权利之上的“道德风险”。

第三，“敬畏生命”伦理观将“爱”“同情”和“善”的伦理原则赋予所有生命个体，倡导尊重生命、爱护生命。法国人道主义者阿尔贝特・施韦泽基于对自然的情感体验和伦理态度，认为伦理学是无界限的，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个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生命都是唯一的和神圣的，人以及自然界中所有的动物生命、植物生命都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对所有生命个体肩负着同等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使命。“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②“在本质上，敬畏生命所命令的是与爱的伦理原则一致的。只是敬畏生命本身就包含着爱的命令和根据，并要求同情所有生物。”③由此，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观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施韦泽意识到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是褊狭的，应当把所有生命都纳入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进而打破了传统伦理学固有的道德等级高下的观念，并拓宽了自然界“生命”的概念。施韦泽认为人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所有生命存在紧密关联，人类作为拥有道德理性思维能力的生命物种应当善待自然并对所有生命采取“敬畏”态度，依靠道德自觉力将其他生物的生命意志融入“我们”的生命意志，形成“共同”的生命体验，进而将“爱”“同情”和“善”的伦理原则赋予所有生命存在。然而，当遭遇“道德律”与“自然律”的分歧与冲突时，“道德律”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自然律”，即人类可能会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而以牺牲其他生物的生命为代价，在道德的困境和冲突中如何固守“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

第四，“生物平等主义”伦理观主张所有生命都具有固有价值，它源于生命存在本身的“善”，这种传统的生命目的中心论最终确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美国哲学家保尔・泰勒的“生物平等主义”和“尊重自然”的伦理思想倡导“生命平等”并极力否定“人类优等论”，他认为人类作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成员，与其他生物都是自然进化过程的结果，每一种生物个体都是生命目的中心，人类与自然界中的所有生命物种是相互依赖彼此联系的统一体，人类并非天生比其他生物优越，因此应当尊重自然并心存“谦卑”和“敬畏”。同时，泰勒提出生物的“固有价值”概念，他认为生命至“善”，所有生物的生命本性决定了其拥有内在的“善”。“善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于任何人的信仰和观点。这是一个可由生物学证据证明的论断，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东西。”④这种善源于生物的生命本性，成为每一个生命个体所具有的“固有价值”，如果对自然持有尊重态度，那么便承认所有生物自身的“固有价值”，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拥有绝对平等的天赋权利和道德价值。“应该赋予具有内在价值的物体以道德关注，所有的道德主体有责任尊重具有内在价值的物体的善。”⑤因此，人类有责任考虑其他生命形式的“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在“生物平等主义”的伦理关怀下，人类对于自身做出的伤害行为应当进行伦理补偿和生态恢复，这是人类应当担负的道德责任。

由此，“生物中心主义”各流派的理论思想虽然各具特色，但是不约而同地把立论的依据置于生命个体，只是关注生命个体的道德权益，而没有考虑生命的过程性、生命个体和其所处的生态共同体的关系以及生物共同体的实体性，本质上是“生物个体主义”的哲学表达和理性反思基础上的道德关切。伴随着人类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的迅猛推进，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和技术文明时代，并在征服自然的“战役”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但是，当“胜利”的喜悦还未褪去且“伊甸园”的梦想尚未实现之时，却遭到自然界无情的“惩罚”和“报复”。西方道德哲学传统中萌生的“理智的德性”的基因催生了追求意志自由和道德自由的哲学传统，但是，道德的“良心”以回避现实的方式确保内心的“圣洁”，由于缺乏生命“共同体”生活的原生经验和实体性追问，便陷入自欺欺人式的抽象的“自我”中，这种“优美的灵魂”与“满载着忧愁”的灵魂使“生物中心主义”各流派不能建构作为“整个的个体”的“伦”的精神基地，最终沦为缺乏“精神”的集合并列和缺失生态行动的道德说教。当生命的“居留地”和伦理的“实体”家园缺位时，便潜隐着难以预见的“道德风险”，进而遭遇现实世界的生态难题。因此，在西方生态主义伦理思想史上，这种关注生命个体的伦理情怀是对西方传统伦理学相关理论和概念的移植和延伸，也是生物中心主义的“伦理”―“道德”对峙形态所遭遇的现实难题。

二、生态中心主义的“悲怆情愫”

20世纪30年代，生态中心主义思想开始在西方伦理学界呈现并引起广泛关注，它以“实体性”的思维理念取代了“原子式”的思维方式，透过生命“共同体”的理论思想使“伦理”回归，避免了人类“中心”论视野下主体性的过度张扬。黑格尔曾经以“悲怆情愫”表达个体向实体皈依的伦理情态，“在个体性那里实体是作为个体性的悲怆情愫出现的”，“实体这一悲怆情愫同时就是行为者的性格；伦理的个体性跟他的性格这个普遍性直接地自在地即是一个东西，它只存在于性格这个普遍性中”。⑥生态中心主义的“悲怆情愫”基于“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系统价值，把自然界的无机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整体预设为道德的主体，超越了以关注生命个体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生物中心主义”各流派思想，了以关注人类利益为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论”，同时颠覆了生态主义理论世界中长期被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发展为可能的“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形态，因此是重要的哲学范式的转换。“就生态的范围而言，整个地球系统就是一个整体，必须从整体的角度考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⑦但是，伦理的回归遭遇了道德的强势，生态衷心主义陷入“伦理”―“道德”的悖论与风险之中。总体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包括以下三个流派：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伦理学。

第一，“大地伦理学”以实体性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共同体”的核心理念，通过拓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使生命个体向自然生态实体“归依”。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将自然生态系统中所有生命个体预设为生态共同体中的成员，由此将伦理关怀的范围从“人类”延伸到整个“大地”。“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他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⑧这一观点使整体论的伦理观念与生态主义理论思想相结合，并完成了对道德共同体边界的扩展。大地伦理学认为，“当一件事情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⑨。由此，整个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是宇宙中最高的善，人类只是生物共同体和“大地”上的普通一员。“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⑩人类要学会“像山一样思考”，这是生态实体论的思维模式，也是人类对自然的重要的情感体验和精神感悟。“土地伦理进化是一个意识的，同时也是一个情感发展的过程。”人类不应当仅仅从工具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角度丈量“土地”，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应当成为生态整体主义视野中的价值尺度。

第二，“深层生态学”通过确立“自我实现论”与“生物圈平等主义”的伦理原则倡导实体论思维视角下的主体性自觉。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将深沉的哲学思考与实践生活的体验完美地结合起来，并开创了进行生态哲学思考的新范式。奈斯的“自我实现论”极力克服个体自由意志的觉醒所造就的理性的“自我”，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应当是由“小我”提升为“大我”，“大我”是人类生命主体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我”，是生命“个体”向自然伦理“实体”的归依，也是人类自我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相同一之后的“整个的个体”。因此，在西方生态思想史上，奈斯的“自我实现论”是深层生态学的重要的理论表达，是人类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生命潜能的呈现。“自我实现论”是“生物圈平等主义”的理论前提，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共生和谐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自我实现”，这是所有生命形式的最大程度的展现和最大程度的“共生”。自然界中所有生命物种对于整个生物圈的平衡、稳定与持续性存在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通过“自我实现”，人类应当发现自然界中的“美”与“力量”，进而实现对自然生态世界的伦理“认同”，推进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这是人类内在的“善”和“良知”，也是实体论思维模式下的主体性自觉。

第三，“自然价值论”以生命共同体的伦理思维论证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为人类善待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了道德依据。美国环境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价值”的产生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包孕万有、化生万物的自然生命系统因其博大的创造力而成为价值诞生的源泉。“在我们发现价值之前，价值就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很久了，它们的存在先于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大自然既是推动价值产生的力量，也是价值产生的源泉”。亿万年的生命进化历程使自然生命物种更加多样化、精致化和复杂化，从而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因此，在整个地球生态共同体中，自然生态系统拥有本身固有的纯粹目的和与生俱来的内在目的，所以具有最高的“系统价值”和最大的“内在价值”，不仅人类生命主体，而且所有动植物应当拥有“内在价值”。罗尔斯顿以“实体性”的系统论思维方式取代了“原子式”的集合并列分析方法，将价值主体无条件地扩展到自然世界的一切生命，乃至自然生命系统本身。他认为“内在价值”的主体是包括人、动物、植物、有机物、生物圈等一切具有自控调节功能的个体、整体及其生态系统，否认人类是唯一的“内在价值”主体和绝对的生命主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自然价值论”思想的提出不仅是生命共同体的“精神”表达，而且也是一种伦理觉悟。

戴斯・贾丁斯认为：“一个完整的伦理学必须给非生命的自然物体（比如河流和山川）和生态系统予以道德关注”，“生态伦理学应当体现‘整体性’，比如物种和生态系统以及存在于自然客体间的关系等生态‘总体’应当受到伦理上的关注”。由此，生态中心主义的思维路向以整体共生性原则和系统优化原则为逻辑起点，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系统整体性和协同进化的动态过程，它将伦理关怀的范围由人与生物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类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和“实体性”觉悟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理性精神觉解的转折点。但是，仔细思考不难发现，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取向的生态觉悟，同样遭遇“实体性”思维理想与“个体性”自由的现实之间的悖论，由“自然生态”概念引发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存在现实的理论困惑和道德风险。如果说古典伦理学追求的至善目标是“幸福”，那么，当代实践论哲学追求的至善理念是“自由”，“理性主义”催生的西方近代道德哲学过度痴迷“意志自由”和“规则契约”意识，人类在不断地追问自由的理性个体之间以及理性的生命个体与现实的生态主义世界“如何在一起”的问题，然而却遭遇“个体”与“共同体”、正义论与德性论、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道德与幸福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自恃“聪慧”的人类，或者会隐匿在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庇护下，完全不见人类的生命主体性；或者会脱离自然生命共同体，甚至使“个体”与“实体”相分离，成为没有任何规定性的“人”，这是黑格尔所言的“悲怆情愫”所遭遇的“伦理”―“道德”悖论。由此，人类如何在彰显道德“自由”的同时又获得自然生命共同体所带来的“安全感”，成为当代人类必须认真思考的现实难题。如果说道德的生命个体与不伦理的自然生命实体是生命个体的实践理性，那么，伦理的自然生命实体与不道德的生命个体就是生命“共同体”的精神体认。因此，生态中心主义似乎无法走出“伦理”―“道德”的悖论怪圈，陷入了“伦理”―“道德”形态的对峙与混合状态。生态中心主义本质上仍是一种狭隘并且具有致命缺陷的生态“理性”，最终没有逃脱人类“中心”的樊篱，生态理念在“他者”的凯歌行进中最终深陷“为我”的泥沼，因而只能是不够彻底的生态智慧以及伦理与道德之间的“临界”状态，也不可能使生态融入文明，并成就“生态文明”。

三、多元对话的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

价值生态如果说生物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难以摆脱“伦理”―“道德”的分裂与对峙的命运，那么，未来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旨归应当是建构接纳、包容、整合甚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包括生物中心论、生命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的多元对话的生态主义“伦理”―“道德”共生互动的理论形态和价值生态，这是生态主义伦理思想诸理论流派多元整合的生态发展趋向，也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和“形态论”的理论自觉。

第一，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是由“人―自然―社会”交织起来的自然生态、精神生态与文明生态的平衡态。在人类半个多世纪的生态觉悟进程中，人们逐渐明确，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层根源是人类的“精神危机”与人格生态危机，外部的自然生态危机与内部的人格精神危机的迅速累积将会导致人类文明“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链条的断裂，从而带来严峻的道德危机甚至是不可逆性的“文明危机”，这将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文明灾难。因此，“生态”应当走出“自然”科学，并走进由人、自然、社会交织起来的系统生态整体，不仅是“自然生态”“环境生态”，更是“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和“文明生态”，不仅是纯粹思辨和抽象的哲学概念，更是价值理念、道德精神、伦理精神、生态智慧和文明智慧，这是“自然生态”向“文明生态”的转换和跃迁，是自然生态平衡、精神生态平衡与人类文明的价值生态的平衡，同时也是“生态哲学”和“生态理性”的文化觉悟和文明觉悟。

第二，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是“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辩证互动的生态链条。如果说西方道德哲学是追求“道德自由”和“理智德性”的理性主义传统，那么，中国道德文明则是道德自由强势背景下，伦理与道德共生、伦理优先的“精神”传统；如果说，西方社会遭遇了个体道德自由和伦理实体认同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的对峙与分离，从而使社会至善的伦理诉求缺乏个体至善的可靠根基，那么，中国社会则经历了伦理诉求与道德追求的分离和矛盾，甚至“伦理”―“道德”精神链条的断裂，进而使个体生命至善的德性追求难以带来社会至善的伦理诉求。然而，在整个中西方道德文明演化史上，在绵长的“伦理”―“道德”形态的分裂、对峙之后，人类精神文明的演进趋向却是在道德自由的强势话语背后对“伦理精神认同”和“伦理同一性”的价值追求，是“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辩证互动的生态链条，是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9）

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类过度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自然无休止的索取使得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世界环境危机的愈演愈烈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也是全球生态危机直接或者间接的原因。从表面上来看环境危机是经济社会膨胀、人类无休止使用科学技术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人类环境价值和伦理观念危机的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许多学者开始从生态学、伦理学的角度试图建立人与自然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环境伦理学在这样背景下应用而生。

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物质生产组织、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和变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等领域内部的组织性和复杂性也纷纷发生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推动了现代系统哲学的发展，现代系统哲学用整体性的观点看待世界，将社会系统当作有机整体，用系统的方法分析社会系统各子系统，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

环境伦理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伦理问题，如生态整体主义从整体思维出发，将自然以及自然存在物纳入道德评价体系，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整体性也是系统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环境伦理的研究方法同系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系统的子系统，生态系统本身又具有整体性，而当今环境问题本质上己经是复杂性和非线性的系统问题，因此环境伦理研究应该借鉴现代系统哲学的思维，运用系统哲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2 选题意义   

系统哲学视域下的环境伦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大量事实证明，自然环境的破坏严重阻碍人类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地球环境遭到破坏人类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现代系统哲学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根据系统的特征、性质和规律，运用整体优化、协同进化、差异和谐等原理探究世界发展的新变化。以系统哲学为指导，从系统哲学视域思考环境伦理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它有助于人们更为清醒的认识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形成新的消费观。同时以系统哲学为指导，运用系统哲学思维指导实践，有助于当今生态社会的建设，以我国为例，运用系统哲学思维有助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进而实现社会的转型。

(二)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者对环境伦理与系统哲学的研究己经形成体系，但将二者相结合，用系统哲学的思维探究环境伦理的专门性研究很少。大多数学者围绕生态文明系统、生态环境进行研究，环境伦理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生态系统中系统哲学思维的研究可以指导环境伦理理论构建。

第一，对环境伦理的研究。国内学者在评价和研究国外环境伦理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环境伦理学科体系，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如余谋昌的《生态哲学》、叶平的《生态伦理学》、刘大椿《环境思想研究》、叶平的《环境的哲学》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系列性的著作如吴国盛主编《绿色经典文库》、诸大建主编《绿色前沿译丛》、张岂之主编《环境哲学译从》、杨通进主编《走向生态文明丛书》、刘湘溶主编《环境伦理学研究丛一书》庆治主编《环境政治学译丛》等。这一系列著作囊括了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发展、变化，着眼于新时期的环境现实，将生态学、系统哲学等各门学科结合向着多领域、多方向、深层次发展，并出现的新的研究方向如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并目_他们将理论与实践想结合，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伦理学。

第二，对系统哲学以及系统思维的研究。国内对系统哲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西方系统思想。黎德扬《系统哲学一综合时代的综合哲学》，在该书中作者科学地研究和评述了现代西方系统哲学的一般观念，为中国现代系统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2)研究系统的构成要素。魏宏森在《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一书中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演进的时间顺序探索了系统科学的来源，考察了从宇宙、生命、精神、生态到社会的五大系统的基本特征，形成了科学的系统论理论体系。（3)研究系统思维方法。孙凯飞《系统方法是我们时代的思维方法》，书中要求人们用系统眼光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重新审视多样化的世界，把被形而上地分割了的现象世界重新整合，将单个现象放到系统中综合研究，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的效果。(4)建立系统哲学为基础的学科体系。乌杰教授认为系统哲学是当今时代的精华，系统哲学是以客观系统物质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的科学，他创作了《系统哲学》、《系统哲学基本原理》，使系统哲学成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第三，对系统哲学视域下的环境伦理研究。国内没有从系统哲学视域下研究环境伦理的专著，但在环境伦理著作相关的章节中有所讨论。余谋昌在《环境伦理学》第六章中着重探究协同进化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协同进化是一般生态规律，既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律，又与系统科学中“协同学”的原理相适应；国内其他学者也运用系统哲学的思维方法研究生态文明和生态伦理，如秦书生用整体性的视野研究生态系统的内涵和特征。周鑫在《系统论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一兼论马克思系统分析方法的指导意义》一文中认为生态文明具有典型的系统论特征，应该用系统的分析方法从整体结构上加以研究。这些思想都认为系统哲学可以为生态文明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当然也可以为环境伦理理论构建提供思想指导。

2.国外研究现状

第一，对环境伦理的研究。史怀泽在《文化和伦理》中阐述了“敬畏生命”伦理观，他主张扩大伦理关怀的范围，要求人敬畏生命，承担道德责任是合理的具有积极的意义。利奥波德创立了“大地伦理”，在《沙乡年鉴》一书中，利奥波德认为以往的各种伦理都着重于协调个体和其所处的共同体的关系，土地伦理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概念，它不只是包括人类而且也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是整个“土地”的生态系统。利奥波德运用了系统的思想诊释伦理观念，土地伦理就是一种处理人与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各种动植物之间的伦理观。同时也是人对土地的态度，人自身的道德品质热爱、尊重和赞美的表现。

第二，对系统哲学及系统思维的研究。恩格斯曾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住在这里恩格斯所说的集合体可以理解为系统。贝塔朗菲总结出了一般系统论，他认为系统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个要素的复合体。维纳的控制论强调系统应该依据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改变。普里高津研究了系统的开放系特征，总结了系统发展过程由无序到有序的内部规律。哈肯通过对激光的研究，结合了耗散理论和突变理论，提出了协同学说。拉兹洛提出了系统哲学的四大原理。从1945年一般系统论开始，系统理论逐渐走向成熟，为其它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第三，对系统哲学视域下环境伦理的研究。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认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研究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相结合的复合生态系统，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及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具有系统哲学的特征。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拉伍洛克在《盖亚：一种对地球上的生命的新思考》这本书中，通过对地球大气圈与火星和金星大气圈的成分结构的对比研究，提出应该着重考虑地球上生物系统特别是人类的作用。在整个地球的生存系统中，人类只是复杂的整体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在其中没有任何优越的权利。英国科学家彼得·拉塞尔认为只有将人当作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形成一利，整体性、全局性的世界观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社会危机。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共同诊收，即基于系统哲学视域下整体思维的环境伦理共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关注环境保护。

国外学者在理论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伦理体系，在此基础上侧重于实践，行动先行，他们将系统思想与环境伦理相结合，认为人的伦理观念，系统的整体性观念在生态运动中起着导向作用。于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绿党，如德国绿党、芬兰绿党等；还出现了许多环保组织，这些绿党和环保组织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他们运用现代系统思维，通过实际行动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形成新的环境伦理观。

从以上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来看，国内外学者在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的研究中，己经开始运用整体性思维，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系统思维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与当今世界全球化、大学科体系的构建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但是国内外学者或许受到“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扰，或许受到传统环境伦理片面的、孤立的观念的影响，在研究环境伦理问题时没有从现代系统思维角度出发，或者是片面运用系统思维的某一方面去研究环境问题，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本文运用现代系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分析生态环境系统，进而总结出环境伦理的系统性，用系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构建现代环境伦理的新思路。

(三)研究的方法和创新点

本文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l)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本文采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逻辑推理方法，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从系统哲学与环境伦理产生和发展的时间脉络出发，遵循演绎和归纳、分析和综合的逻辑思维。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系统哲学理论指导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环境实践，解决环境问题，构建现代环境伦理理论体系。

 (3)比较研究的方法。本文比较研究了中西不同的环境伦理思想，总结出其中蕴含的系统哲学思维，进一步探究系统哲学视域下环境伦理。

2.研究创新点

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通过资料的收集，发现用系统哲学的方法研究生态系统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对生态系统整体的把握，而环境伦理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系统哲学的眼光研究环境伦理的学术成果很少，本文想从整体上把握环境伦理的系统哲学脉络，具有一定的新意。第二，对系统哲学与环境伦理这两门宏大的学科，本文试图从二者理论的交叉点，如对生态系统、生态文明研究中的整体性、协同进化原理等进行分析。第三，从系统哲学角度探讨环境伦理，揭示环境伦理研究中的系统特征和系统规律，提出了以系统哲学为指导构建现代环境伦理理论体系。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10）

摘要：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立场，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中心的的科学体系，是基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向维度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以其科学先进的理论体系为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三向维度，结合“十八大”报告中的“生态文明”理念，探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自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 08- 0047- 02

近年来，生态危机愈加严峻，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背景下？保护大自然”被提至各国发展的重要议程，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等问题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致使某些绿色组织提倡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等思想渐入于绿色乌托邦的窘境之中，亦或在对人类中心主义”认识的批判反思中走上了环境中心主义”的极端。这些都始自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模糊认识，所以，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理论上的自圆其说，而应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切实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为归旨。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生态伦理思想给予了全面而科学的诠释，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正确把握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关系，对于当前我国着力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三向维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

（一）自然主义维度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基于自然主义维度阐释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以及自然对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自然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人类的衣食住行等依赖于自然界的供给。在社会历史与人类精神发展层面上，自然主义即相当于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生命个体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条件，因此，个体肉体组织及其与制约肉体组织的自然的关系成为首个需要确定的事实。换言之，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为，人们想要发展创作历史，首先应能够生活，而为了能够生活，最根本的是解决衣食住行及其它。因此，人依赖于自然界，可以说，自然界是人类为了继续生存发展而必须与之进行密切联系的人的身体，离开了自然界，人就不能视为自然存在物，更无法成其为人。立足于自在自然角度，自然界与之人类，其意义并没有完全显现，还不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为伦理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属于不自觉的狭隘观念，不能称其为生态伦理。人类只有在自由自觉的基础上才能催发出自然主义层面中的生态道德态度。生态道德则是在生态危机影响下人类对自然所生发的自觉反思，而这种反思正是对大自然产生的关心、爱护与尊重之情，也就是自然主义中的生态道德情感。

（二）人道主义维度

自然主义的生态道德情感可以看作是人对自然产生的感性认识，而人道主义生态道德原则则是其理性高度的上升。这种原则涵盖平等与爱护两个层面。平等原则是指人类对自然界人道的占有。自然界是感性存在着的人，人利用实践作用于自然，更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人道主义对待自然指的是以人的方式，契合人的本质，继而善待自然，即基于人的丰富性本质尊重平等的对待自然界的丰富性本质。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其一，物质实践与精神创造的统一：其二，艺术欣赏与科学意识的统一。爱护原则是指从满足人类需求的功利主义转变为关照自然的非功利主义，人类去除了满足自身需要的利己主义性质，改变了大自纯粹的有用性特质。人在改造利用大自然，甚至向大自然索取的时候应坚持保护、爱护自然生机及其完整性，保证自然生态的持续繁荣与有序发展，因此．人道主义生态伦理原则正是为了自然系统的健康存在与持续发展而爱护善待大自然。

（三）共产主义维度

共产主义维度是指共产主义对生态道德的作用。马克思从生存论和社会历史深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阐释人对自然的道德态度。马克思从人的生存层面研究了压迫剥削使人不能自由的生存与发展，不成其为人，导致人对自然产生敌意，而共产主义则利用人自身的解放达成人对自然的解放。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是人的也是社会的自然存在物。应有完善的、契合人类本性的社会制度才能使生态伦理原则转化为生态伦理理念。人只有作为自由人而存在，才有可能形成生态伦理意识上的普遍共识。因此，应将人对自然的关系归还于人，才能给予生态道德以制度上的保障。马克思指出社会形态发展的三个阶段与生成人的自由的过程相适应，反映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生态伦理信念对生态伦理的育化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自然主义视角循环经济的现代价值

马克思立足于环境伦理视域，对循环生产内涵作了具体阐述，他认为在生产过程中，应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产出的废弃物。而要想最大化的降低生产废弃物及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应循环利用废弃物，使这些废弃物变为其他部门的生产资料，使废弃物再次转化为商业对象，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新元素。马克思指出废弃物的利用率还有赖于使用机器的优劣。因此，废弃物利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制约，其中包含机器的改良、技术的进步、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资源循环利用相关法规制度的完善等。首先，基于循环经济模式，大力推行环境科学技术，着力开发绿色能源，变废为宝，变消耗为利用，变污染为绿化，既充分利用了资源，又保护了环境，实现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其次，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充分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避免自由市场经济下的过度竞争或无序发展导致的两极分化，真正意义上遏制破坏自然环境的社会因素，有效助力美丽中国的建设发展。马克思生态伦理理论中涵盖深层次的环境伦理思想，这种思想对于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环境伦理的优化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人道主义视域下的“物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强调在对人本”思想尊重的前提下来保护非人类存在物，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旨在解决兼顾“人伦”与物伦”。对待自然存在物本身需要体现“人之为人”的人文关怀，这是马克思主义所内涵的要旨。人类在对自然的每一次征服中所要面临的报复正是基于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对环境的人道主义本身也是人类再从一种狭隘的思维中走出来，有一种小人”走向大人”的成熟过程。

（三）生态文明：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