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1）

二、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交流存在的问题

（一）风险交流制度不完善，缺乏专业专职机构支持

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交流建设尚属起步阶段，既缺乏流程规范的制度又缺乏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目前风险交流工作开展主要法律依据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从法律规范和运行情况来看，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共享协调机制不完善，统一权威的风险交流机构尚未形成。各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均建立起了有效的风险交流制度，专职的风险交流人员在机构总编制中的占比一般为5％～10％。欧洲食品安全局于2009年《2010年至2013年欧洲食品安全局交流战略》，明确了其在风险交流方面的工作目标、所应该采取的交流策略和交流方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于2009年制定了《FDA风险交流策略计划》，确立了自身风险交流工作的目标、策略和所采取的方法。日本政府于2003年《食品安全基本法》，设立了直属内阁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上层监督机构，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工作。

（二）风险交流定位等同于危机交流，缺乏长远考虑和持续的有力支持

我国目前对风险交流缺乏长远考虑和有力支持。现在不少人把风险交流简单理解为出了事情之后的危机管理和科普宣传，将风险交流的工作重点放在危机应对，将危机应对的重点放在应付媒体即危机公关上。将风险交流手段作为平息事态和安抚公众的工具，忽略了风险交流与日常工作的融合，这直接导致在风险交流问题上的短视，使这类的交流缺乏科学的风险评估依据，消费者对风险管理者（政府）和风险评估者（科研机构）的信任度下降。风险交流工作费时费力，却又很难有立竿见影的产出，因此很难得到持续的支持，人员、经费等保障条件也很难得到满足。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报道纷杂，缺少统一的权威发声

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很多时候是“媒治”，不是法治，媒体说了算，媒体说它有问题就有问题，监管部门忙于应对，这就造成了公众的混乱。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不对称，专家、群众、媒体、政府、各个部门的说法都不一致，这种状况使得公众无所适从，也为错误言论混淆是非提供了可乘之机。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根据美国法律、法规的规定，联邦有关部门按照各部门监管范围和职责权限的划分，形成了以联邦政府信息披露为主，地方各州政府信息披露为辅，分工明确、全方位的信息披露主体。欧盟则规定了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为唯一权威安全信息机构]。日本专门成立了食品安全局食品安全状况以及消费安全局负责研究与探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包括消费者反映）的搜集、沟通等。

（四）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公民现阶段科学素养

较低的现状对风险交流工作提出巨大的挑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众以不满足于温饱而提出更高的诉求，例如对环境污染的关心、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等。但根据2010年11月公布的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3.27％，仅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同时又由于人们普遍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结果导致公众很容易形成错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识，增大风险交流的困难。而且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引发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政府被动屈从于公众舆论压力，农产品质量安全已逐步呈现政治化趋势，偏离客观、科学的风险交流轨道。

三、对国内风险交流制度建设的建议

结合我国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建议以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和公众（包含媒体）为利益共同体，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科学告知、沟通有效、公众理性的风险交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利益体既分别承担相应的职责，又相互协作，共同参与。

（一）政府作为风险交流的主体，对风险交流工作起到顶层设计和主导、推动作用

1.建立风险交流制度，完善各方协作机制。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框架下，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交流制度和机制。风险交流是各方信息互动、交换意见的过程，不仅要求融于日常的风险管理工作中，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突发和应急时，更需要显示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为突发事件处理和关切热点回应提供制度保障。

2.强化风险交流的基础性工作，制定风险管理方案。以强化公共服务为出发点，设立我国大宗及特色农产品（例如大宗果蔬农产品等）的质量安全长期和定点风险监测以及风险评估计划，支持有关科学技术研究（例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新技术研究等）。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组织制定科学实用的风险管理方案（例如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标准化生产规程等）。

3.建立以“风险评估、风险预警、应急处置、信息”为目标的公共服务平台。风险交流是个互动的过程，在风险交流体系中的各个利益体需要对风险情况以及风险管理方案和实施有个认知和反馈。例如，公众希望了解农产品风险监测和评估的结果；企业需要了解政府制定的风险管理方案在农产品生产中是否可行并及时反馈实施效果；政府需要了解所制定的风险管理方案实施效果如何、有没有需要完善和修改。因此，风险交流方式和渠道显得尤为重要。建立不同形式的公共服务平台，例如专题网站、微博、电视报刊专栏、手机微信、展览会、论坛、研讨会、培训班、讲座等。政府部门可根据不同的风险交流内容，选择合适的形式，邀请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总的原则是各利益相关方能顺畅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反馈想反馈的意见和建议。例如，组织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工作研讨会或小型论坛，交流风险监测与评估研究结果、商讨风险管理方案、反馈和评估风险管理成效；通过讲座、微博、报刊专栏、电视广播采访等方式对公众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风险认识；邀请知名媒体人与科研机构及政府监管部门交换意见和信息；向公众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数据等。

4.组建一支专业专职风险交流人才队伍。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组建从事风险交流的专门机构或人才队伍，职责是建立和管理风险交流平台、组织和开展各种形式的风险交流活动、收集和反馈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开展风险交流机制研究等。这支队伍不但拥有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背景，而且具备良好的组织、沟通、协调、应急、研究能力。

（二）科研机构承担风险交流基础性工作，为风险交流提供科学支撑

1.受政府委托，开展风险评估监测与风险评估研究。风险交流的基础是对风险监测以及风险危害的科学研究与判断。农产品是否存在质量安全风险，必须基于科学证据；风险知识与信息的专业化，使得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认知存有差异，不同主体之间对风险的接受度不同，也需要专家的评估意见；政府制定风险管理方案和措施，需要风险监测与评估的科学数据支撑。因此，科研机构成为开展风险监测与评估研究的中坚力量。

2.协助政府部门实施风险交流活动。科研机构应协助政府开展风险交流活动，例如研讨会、论坛、培训等。在风险交流活动中，对各利益相关方提供风险监测与评估结果，用科学数据解答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疑问。

3.协助政府培养风险交流人才队伍。科研机构应根据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特点，在需要的时候，协助政府主管部门培养有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知识背景的风险交流人才。

（三）企业根据风险交流，实施政府风险管理方案

并及时反馈方案实施效果等企业是农产品生产主体，在风险交流基础上，实施政府风险管理方案，例如实施标准化生产规程、生产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等。作为生产主体，企业最了解实际生产状况，因此，在风险交流过程中，企业需要承担风险管理方案的可行性建议、风险管理方案实施效果反馈等职责。企业参与风险交流，可以有效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措施的完善。

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2）

 

1.宝鸡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现状

1.1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现状

宝鸡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于2008年7月正式成立，主要职责是承担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及监测管理，负责全市检验监测体系建设、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落实、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申报等项工作。现有专业技术人员14名，配备一辆检测车和3台速测仪器，可以承担农产品农药残留速测和业务培训工作。截止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抽查蔬菜 11526个，蔬果3328 个农业论文，食用菌60个，其中送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测试中心（杨凌）检测样品 105个，总体合格率 99.8 %；配合部、省安排的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查 8次，抽检样品 139个，合格率97.8 %。近年来，我市未出现因食用初级农产品而引发的中毒事件，维护了公众健康，切实保障了农产品消费安全论文格式模板。

同年8月份，《宝鸡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实施意见》正式启动实施，先后在市恒丰园蔬菜批发市场、宝商家美佳超市、华润万家超市等建立了10个蔬菜检测室，专人负责，配备了检测人员，制订完善了各项制度，开展日常检测工作。每天抽取各自经营的水果和蔬菜样品进行农残检测，并向农业部门通报检测信息农业论文，有效防止不合格农产品在市场流通，有力保障城乡居民的消费安全。其次在市区批发市场使用政府公益岗位聘用检测人员，分别安排在金台、渭滨和陈仓区的农产品批零市场和生产基地，既解决了人员工资待遇问题，又保障入市检测顺利实施。

1.2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现状

市属九县三区中，我市已有陈仓区、凤翔、太白、岐山和扶风等县先后建立农产品质检站，其余各县均在农口部门设立了农产品检测站。其中，陈仓区和凤翔县已完成项目建设，等待验收，眉县、陇县、凤县、金台区和渭滨区也在努力争取建设项目。目前有农药残留速测仪器的县区，也只能进行蔬菜、水果农药残留速测。

2．存在问题

2.1监管体系不健全

大多数县区农业局没有单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有些县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的牌子挂在农技中心，执法大队，无固定编制，无专职检测人员农业论文，检测设备不齐全，监管工作不能独立进行。乡镇监管责任还没有落实，难以完成依法监管职责，监管体系不健全，缺位问题非常突出。

2.2使用农业投入品

个别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为了盲目追求产量和收入，忽视农产品质量，大量使用超标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生长剂等其他农业投入品，导致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存在隐患论文格式模板。

2.3检测能力差

市监测中心目前也只有一些简单的农药残留速测仪器，只能进行部分速测检验工作。大部分县区还没有争取到监测项目建设，有些县区检测仪器只能闲置，没有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市、县经费不足问题更为突出，根本无法开展日常监测工作，难以有效监管。

3．对策及建议

3.1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

各级政府要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资金投入力度农业论文，财政部门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把加大检验体系建设，开展例行检测和监督检测等工作经费足额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市场准入制度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3.2加快监管体系建设

逐步建立以市级监测中心为龙头，以县（区）监测站为依托，以乡镇检测所为基础，以农产品产销企业（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农产品产地、专业协会及乡镇重点农产品集散地）内设检测室为补充的“三级四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形成“政府负总责，三级有机构，监管到村组，检测全覆盖”的监管模式。从上到下形成一个监管网络，职责明确、关系协调、运转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3.3 实行市场准入制度

推行农产品市场准入，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和市执法大队加大对各大超市、农贸市场的监督检查力度，要求其建立农产品检测室，每天进行抽样检测农业论文，建立档案管理论文格式模板。不合格的农产品坚决不能入市销售，对检测发现重大质量问题的农产品要及时上报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处理。

3.4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措施。加快农业标准化，围绕“统一、简化、协调、选优”原则，扩大示范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和产业效益，实现农产品从土地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运用。通过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区，进一步促进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工作。

3.5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的安全意识。通过新闻媒体、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检测、举办培训班、优质农产品生产示范等形式，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和法律法规经常性的宣传，提高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引导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加强质量安全管理，指导消费者安全消费。

参考文献：

[1]钱芳.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探析[J].河北农业科技,2007(2).

[2]雷郑莉,张玲,祁玉峰.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现状及构建[J].河南农业科学,2007(2):114-116.

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3）

农产品生产基地现有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部级2个、省级14个、市级19个;有“三品”企业141家、基地131个、产品272个;有省市级名优农产品109个。

1.2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模式

惠州市建立起市、县和镇三级检测中心，以市农产品质检中心为技术支撑，形成全市完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市农产品质检中心直接对全市规模生产基地进行定量监测;县农产品质检中心、镇农检站以快速检测为主，对速测可疑样品及时送至市农产品质检中心进行阳性确证。具体的生产基地农产品抽样方法、监测项目和方法、判断依据见表1。

2生产基地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分析

2.1蔬果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惠州市农产品质检中心每年对大约1000个蔬果样品进行农药残留监测，从2011年监测26种农药残留逐步增至2013年监测38种农药残留，重点增加了氟虫腈、啶虫脒等农药残留项目。2011～2013年，惠州市农产品质检中心对市县两级100多个生产基地的蔬果样品进行抽检，总体合格率均达95%以上，合格率总体稳定、逐步趋好。从表2可看出，3年来，惠州市生产基地的蔬菜样品未出现甲胺磷等国家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农药。限用农药残留主要是氟虫腈、甲基异柳磷，2011年、2012年、2013年两种不合格农药分别占超标限用农药的34.4%、76.0%和62.5%。2011年未监测氟虫腈，2012年和2013年氟虫腈的超标率分别为2.13%和0.11%;氟虫腈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氟虫腈常被掺混在普通农药中被售卖，基地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用。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甲基异柳磷的超标率分别为0.11%、0.12%和0.44%，偶尔出现使用甲基异柳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甲基异柳磷的施用效果较好，基地工人习惯使用甲基异柳磷而对其限用情况未引起高度重视。生产基地蔬菜样品中的非禁限用农药残留主要是毒死蜱和啶虫脒超标，2011年、2012年和2013年两种超标农药残留分别占非禁限用农药残留的88.4%、88.7%和100.0%，超标的主要原因是基地人员采摘蔬菜时未注意毒死蜱、啶虫脒的安全间隔期;2011年、2012年和2013年毒死蜱的超标率分别为3.08%、1.30%和1.32%，总体处于下降趋势;2011年、2012年啶虫脒的超标率分别为1.06%、0.59%，逐年降低，2013年未出现啶虫脒超标。2011年3个水果超标样品均来自于草莓中氧化乐果、敌敌畏残留超标。2012年1个水果超标样品来自于草莓中敌敌畏残留超标。其他水果样品的合格率均达到100%。生产基地的水果样品总体合格率高于蔬菜样品。

2.2生产基地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3年来，通过市、县两级抽取生产基地畜禽样品，惠州市农产品质检中心每年对200多个养殖基地的畜禽样品进行监测，取得了一定成效。表3显示，3年来养猪场中猪尿样品的β－兴奋剂合格率较高，均达到99.67%以上;个别偏远的临时猪场偶尔出现了使用违禁药物莱克多巴胺的现象。养猪场猪尿样品的β－兴奋剂合格率逐年提高。养猪场中猪肝样品的β－兴奋剂合格率达到100%，养鸡场中鸡肉、鸡蛋样品的磺胺及喹诺酮药物残留合格率均达100%，奶牛场中牛奶样品的三聚氰胺合格率达100%，保持稳定。

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4）

符合国家标准的保鲜剂、储藏剂通常价格相对较高，与之相比，一些违禁化学剂的成本则较低。例如，一车10t的蔬菜，用冰瓶的储藏成本为35元，用风筒的储藏成本为80元，但如果用甲醛来保存，成本约为3.5元[1]。因此，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许多不良商贩在运输途中大量使用有毒有害的化学制剂充当保鲜剂、防腐剂，不仅破坏了农产品原有的品质，甚至会导致农产品产生一些对环境、人体有害的物质，严重威胁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1.2保鲜剂、储藏剂的超标使用

在流通领域内使用的保鲜剂、储藏剂，其用量和残留量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之内，过量使用往往有害无利，以荔枝、龙眼这类水果为例，适量的二氧化硫可以起到一定的保鲜作用，并不会引起质量安全问题，但过量使用则会导致食用者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者其肝肾的代谢功能会受到损伤。虽然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中对保鲜剂、储藏剂的使用已有明文规定，但由于我国农业从业者文化水平大多较低，质量安全意识淡薄，对保鲜剂、储藏剂的使用往往存在许多不科学的地方。过量使用保鲜剂、储藏剂会对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产生影响，从而为害到消费者健康。

1.3生物毒素的为害

生物毒素是食用农产品的三大为害之一，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高脂肪、高蛋白或高淀粉类的农产品特别容易受生物毒素的污染。生物毒素还会通过作为饲料的农产品进入动物体内，从而影响动物健康，而人类也因为食用了这类农产品而受到生物毒素的威胁。生物毒素主要产生于食用农产品的流通和储存环节。食用农产品流通对温度、湿度、储藏方式等都有相对较高的要求，而目前我国的农产品运输条件相对落后，在流通过程中并不能对生物毒素的产生进行有效控制。

2流通环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2.1从流通主体角度分析

①从业者文化水平低，责任意识淡薄农业从业者是食用农产品的流通主体，但我国农业从业者的科技文化水平较低，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法制观念和责任意识较为薄弱。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农业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低下问题更为突出。受科技文化水平和责任意识的限制，生产者对农产品的追求仍简单地停留在数量层面，质量安全意识比较淡薄。从业者文化水平低、专业知识技能不足、责任意识淡薄，加大了食用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质量安全风险。②从业者盲目追求利润在我国农产品的物流成本一直较高，流通环节的自身特点、设施落后、损耗严重等都是导致农产品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在农产品最终价格中占较高比重，生猪、肉鸡的流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达到13%和23%，而蔬菜的流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更是高达54%，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2]。为降低成本，追求利润，从业者们通常会违规使用保鲜剂、储藏剂等保证农产品的新鲜度，以此来提高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

2.2从政府角度分析

①农产品政策、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的标准体系很不完善，在颁布的两万多项国家标准中，农产品相关标准所占比例不到10%。以蔬菜为例，目前我国常用的蔬菜有12类89种，但其中拥有质量标准的却不到20种[3]。此外，我国在批发市场、冷链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政策扶持也不到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我国农产品流通方式的发展，影响了流通先导功能的发挥，还加大了经营主体和消费者的成本负担。②政府监管方面存在漏洞201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挂牌成立，我国开始了由卫计委、农业部门、食药监总局共同负责的综合监管模式。农业、卫生质量监督等部门均在自己的领域内设立了具备一定检测检验条件的机构来进行食品质量安全方面的监管[4]。但在某些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由于人力不够、经费不足、设备老化等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程监管仍然不能真正有效实施。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监管部门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存在缺陷，往往会影响到政府监管的力度。③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虽然在食品质量安全方面形成了一套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在内的法律法规体系，但其中仍有不少逻辑缺陷，比如《食品安全法》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就存在衔接协调问题。我国法律在质量安全管理方面的重点主要是食品质量安全的立法和质量标准的建设，对于法规、标准的可执行性考虑不够，国家将更多的精力投向监管体系的建立，但忽视了市场信息不对称和监管体系背后的管理信息不及时和效率低下等问题[5]。

2.3从流通形式角度分析

流通形式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物毒素产生的概率与数量，而生物毒素对农产品的污染是非常严重且不可逆转的。为了降低农产品的损耗，保持农产品的新鲜度，人们往往会选择在农产品上喷洒保鲜剂和储藏剂，从而影响到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3解决流通环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对策

3.1提高参与者的质量安全意识、文化水平

一方面，需要加大对普通农业从业者的宣传教育，提高农业从业者的责任意识和文化水平。政府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组织送法下乡、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进行撒网式的广泛宣传。对于特定的农业从业者则开展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管理方式，比如对于农业流通领域内的管理者要加强生产管理系统技术的培训，提高管理者的质量安全意识；对于农民、农业企业、合作社等要正确引导，努力解决目前制约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重点问题。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当重视职业教育，加强农业有关的学科专业的建立与发展，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农业工作，促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向知识型、信息化方面转变。

3.2加大设备设施的投入，改善流通形式

流通形式的改善，可以更大程度地保证食用农产品的新鲜程度等，降低流通过程中保鲜剂、储藏剂的使用。我国应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强化食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各项技术，比如加强对冷链物流的发展，改变我国食用农产品流通领域内以常温物流和自然物流为主的局面；完善物流技术标准，保证农产品流通监测有章可循；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在农产品生产流通的各个领域内推广认证工作，如种植养殖领域内的GAP认证，加工领域内的HACCP认证，产地和产品领域内的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

3.3加强政府与社会监管，逐步形成社会共治

首先，完善政府监管需要提高监管的效率，加大行动的执行力。我国在食品质量监管方面的“大部制”改革已经开始，今后要真正做到职能明确、分工协调、权力制衡，逐步建立起明确的约束机制与激励制度。其次，需要加强监管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应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引导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树立正确的判断标准，有效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系统，结合政府、媒体、行业协会和消费者4个方面来共同监管食品质量安全[6]。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早已不再局限于政府一家，而是社会各团体、群众的共同职责。一方面，媒体等机构需要发挥“人民喉舌”的作用，对监管过程中的行为积极进行披露、报导，承担起政府与群众之间消息传递的桥梁；各食品质量安全的社会协会、组织也需要积极做好质量监管的社会监督工作，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人民群众需要提高自身的质量安全意识，对发现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勇于举报，逐步形成以政府监管为主，消费者、新闻媒体、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共治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5）

2当前我国农产品标准体系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2.1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不完善

首先，没有根据农业生产产业链条上下游协调的原则做好相关标准体系的配套工作。例如从初始的农产品生产到中间的加工及流通环节，标准之间不能很好地衔接起来，甚至出现重复及冲突的情况。其次，标准的时效性差。在标准的使用过程中，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出现不能很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这时就必须及时对标准进行复审和修订。显然，这一方面，我们的工作做的还很不到位。再次，“标准化水平偏低，标准国际交流少，国际标准的采标率低。”农业质量安全标准普遍低于国际标准，与国际标准差异较大，使农产品的出口受到严重影响。最后，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使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失去了有力的支撑。标准实施的效果也大大减弱。

2.2风险评估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在世界范围内，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的农产品安全标准己成为一种趋势。《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明确规定，“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应当充分考虑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并广泛听取农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的意见”。风险评估已成为一项基本法律制度。2014年，农业部组织制订并印发了《2014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计划》，为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全面推进提供了重要指南。但这些远远不够。我们还未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风险分析、评估、通报、信息交流共享、预警及管理体系；在各地、各部门之间还需进一步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

2.3标准的协调管理性较差

目前，我国农产品管理涉及农业、商业、卫生、质检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之间协调性较差，造成制定出的标准在技术内容上难以协调和统一，同一管理领域存在两项或两项以上标准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严重影响了标准实施的效果，难以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有效监管。

3完善我国农产品标准体系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的建议

3.1构建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纵观发达国家，他们为了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都建立了一套涵盖“从农田到餐桌”整条农产品链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也应建立涵盖所有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相应的法律法规逐步做出调整，使其顺应时展的趋势。

3.2建立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

一要加强对国际先进标准的研究和转化工作，提高对国际标准的采标率，从整体上提升我国相关标准的水平。二要以风险分析评估为基础，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市场适用性，提高企业、市场在标准制定过程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三要加强相关标准之间的协调性和配套性，建立一个满足当前需要、适应长远发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综合体。四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工作的信息化进程，利用信息技术、信息网络提高管理水平。

3.3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与体系

一方面，要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加大资金投入，必要时多方融资，建立完备的资金筹措机制；要科学、合理设置检验检测机构，配备高素质的检验检测人员，建立有效的组织机制；要加强对现有检验检测资源的优化、整合，使其发挥出最大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认证认可体系。“要坚持以无公害产品认证为基础，涵盖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名牌产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坚持产品认证、管理体系认证相结合，加强对认证机构的监督检查。同时也要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国际互认活动，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6）

保山市经过多年的努力，大部分农业耕种田地的环境绿化覆盖面较好，市区周边覆盖率超过50%，一部分农村耕地周边的绿化面积达到70%以上，这样清洁无污染的农耕环境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农产品，但还有一部分受污染的农田区域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企业周围及农药、化肥的不合理施用的区域。近年来，保山市农业环保部门把加快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认证，加大农产品抽检力度，加强农产品污染源头治理等作为保障农产品安全生产和放心消费的重要措施，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市农业环保部门始终把加强源头治理作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举措，加大农业投入品监督管理，坚持一手抓农产品生产环境，一手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实现了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目标，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2环境问题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息息相关

农药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是化肥、农药对作物的使用、塑料薄膜的大量应用而造成的土壤污染，还有部分水体污染等。

2.1农药残留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

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广泛，农药残留问题是农业生产面临的重要问题，农药残留对农产品造成许多不利影响，也为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施用农药是为了促进农作物生长，消除病虫害，增加产量，部分未被吸收的残留物直接污染了农产品；农药的施用影响了作物周围的空气、水土环境，而恶劣的环境反过来还会对农作物产生污染；农药与农产品放置不当，使农药扩散或洒出污染农产品；残留农药的农作物最终进入人体，进而影响身体健康。

2.2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

保山市下辖四县一区，都是以农业为主，农业产品的生产在养分的投入上主要需要化肥，化肥养分含量高，肥效快，作物易于吸收，充分合理平衡的化肥投入可以提高产品的数量和品质，但其成分单一，有效利用率不高，特别是施肥水平不高，滥施的情况下，会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一是氮肥施用过多，会明显提高农产品体内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含量，长期食用亚硝酸盐超标的食品，可诱发消化系统癌变；二是生产劣质磷肥的同时存在伴生元素铜、汞、镉、砷、铝、铬等杂质，也会进入肥料，施入农田，导致重金属超标；三是肥料的单一化，使土壤中的钙与其残留物反应生成难溶解的钙盐，造成土壤板结。

2.3塑料薄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

保山市耕地面积238万亩，旱地134万亩，水田104万亩，地膜覆盖面积103万亩，占耕地面积42%。主要是用在烟草和玉米种植上。近年来，大量的塑料薄膜得到推广和使用，“白色革命”增加了农产品的总量，但是废弃的塑料薄膜抑制了土壤的呼吸，并使农作物降低汲取营养的能力。

3保山市农业环境污染的控制策略

3.1农药污染的控制策略

用药次数的减少是控制农药污染的有效手段之一，要掌握农作物的生长特性，掌握引起病虫害的原因、时间及病虫害种类，在关键时期，选对关键药物类型进行施用，减少用药次数；掌握有效的农药喷洒方式，使用易降解及高效的农药，降低农药残留量；对农药污染严重或超标的田地改种不食用的农产品，用以保护人体健康。保山市为扭转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这一局面，2004年1月，市政府了《关于禁止在我市销售和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的公告》，明令禁止使用六六六、滴滴涕等18种农药，在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不得使用甲胺磷等19种农药，禁止甲胺磷等5种高毒有机磷农药及混配剂在我市销售和使用，严格控制农药污染；在具体工作上，以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农药市场监管年活动、种子执法年活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月活动为抓手，强化以农药为重点的农资管理，从源头上减少了农产品的农药残留。

3.2化肥污染的控制策略

近年来，保山市针对化肥的单一过量使用、土壤养分失衡、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危害的状况，相继推广了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措施。到目前为止，全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累计应用面积达到上千万亩次，根据土壤养分情况和农作物需肥规律施肥，让农作物吃上了“营养餐”。

3.3地膜污染的控制策略

宣传教育农民适量的使用地膜，并选择能够降解的塑料薄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3-0011-04

消费者作为安全农产品的消费主体,其购买行为直接影响到安全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和安全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因此,剖析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刺激安全农产品消费。

一、 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人的行为的有限理性假设和杜生贝里相对收入假设,构建了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理论模型,并通过变量分析提出了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设。

(一)模型提出的理论基础

西蒙最早提出“有限理性”概念,他认为(1961)“人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做到这一点”。1970年,阿克洛夫(Akerlof)在《“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中首次分析了交易双方的“不对称信息”对市场效率的影响,即我们称之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的情形,它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现象同样作用于安全农产品市场。杜生贝里认为,每一个人的消费行为不仅受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到周围人消费行为及其收入和消费相互关系的影响,这就是消费的“示范效应”。继杜生贝里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人们消费支出的社会性质时采用了“关系集团”的概念。

(二)理论模型构建

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选择行为是在相当复杂的框架内进行的,受到很多变量的影响。根据安全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假设和阿克洛夫不对称信息下逆向选择理论,本文认为:首先,信息因素会对消费者的购买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其次,基于人的行为的有限理性理论和杜生贝里相对收入理论,本文认为消费者的个人特征、价格因素、消费环境因素以及关系集团因素等对消费者购买安全农产品的行为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本文把这些因素一同列入安全农产品消费者购买选择行为模型中。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构建了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变量分析于研究假设

1、消费者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与研究假设

消费者作为消费行为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其自身特征直接影响其购买行为。

①消费者年龄。年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经历的代表,年龄大的消费者可能经历的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事件比较多,这可能促使其更注重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从而较多地购买安全农产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消费者年龄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②消费者学历。理论上消费者受教育年限越长即学历越高,获取的农产品质量信息越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认识越透彻,其安全农产品消费行为应该表现的越积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b:消费者学历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③家庭人均月收入。在农产品消费上,收入增长产生的结果是,消费者不仅关注农产品数量上的满足,而更多的倾向于农产品质量方面的满足。基于此,本文假定:

H1c: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2、信息变量与研究假设

在安全农产品市场上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不能掌握安全农产品的具体质量,这样消费者不得不对农产品的质量进行推测,结果消费者只愿意以平均质量的预期价格购买安全农产品,而这一价格往往低于高质量安全农产品的预期售价。最终,生产高质量安全农产品的农户因为无法接受交易价格而退出市场。消费者只购买到平均质量以下的安全农产品。当前,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信息了解的不足以及由此引发的较高的信息需求程度是否会阻碍其对安全农产品的购买,有待实证检验。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a:消费者信息了解程度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H2b:消费者信息需求程度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产生负向影响。

3、安全农产品价格与研究假设

价格是影响消费者购买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杨金深等(2005)通过调查得出,无公害蔬菜的价格高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原因。张秀芳(2007)通过调查表明,消费者对蔬菜价格的敏感度相当高,对优质蔬菜价格的心理预期和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基于前人研究,本文认为,市场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安全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同样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消费者收入水平既定时,安全农产品价格越高消费者对其购买意向越小。因此,本文假设:

H3:安全农产品价格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产生反向影响。

4、消费环境变量与研究假设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的有限理性,安全农产品消费者的行为还会受到消费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文假设:

H4:消费环境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5、其他变量与研究假设

①关系集团。安全农产品产业相对来说属于新兴产业,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认知程度还比较低,对安全农产品的消费还属于起步阶段。此时,消费者所属“关系集团”的建议和行动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另外,由于消费者信息的缺乏和有限理性,他们试图搜寻信息的时候,一个比较可靠的途径可能就是其关系集团的宣传和建议。因此,在理论上安全农产品消费的“示范效应”应该表现的比较明显。现实中是否如此,有待实证检验。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5a:关系集团对安全农产品消费者的购买选择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②渠道条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消费的渠道条件。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渠道是否完善对其购买行为产生影响。现实中,渠道条件是否会对消费者购买安全农产品的行为产生影响,有待实证检验。因此,本文假设:

H5b:渠道条件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的购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二、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模型实证检验――以河北省为例

本部分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前面提出的理论模型,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进行计量分析,旨在考察影响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因素。分析所用的统计软件主要为SPSS16.0。

(一)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来检验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与可能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消费者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消费者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者越倾向于购买安全农产品。而消费者年龄和消费者学历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消费者对信息的了解程度与其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显著正相关,消费者的信息需求程度与其购买行为负相关。说明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信息越了解,掌握的相关知识越丰富,其对安全农产品信息需求越少,越愿意购买安全农产品。安全农产品价格与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显著负相关。表明安全农产品价格越高,消费者购买积极性越低。消费环境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消费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周围人的购买行为与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正向相关。这说明,消费者周围人的购买行为和建议会对其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渠道条件与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显著相关。

(二)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模型的二元逻辑回归

尽管相关分析对假设关系进行检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但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时,由于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变量是否为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原因变量有待进一步考察。本部分运用二元逻辑回归对概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1、变量定义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模型可以用以下函数表达式表示:

Y=F(X1,X2,X3,X4,X5,X6,X7)+μ

其中,X1代表消费者家庭人均月收入,X2代表消费者信息了解程度,X3代表消费者信息需求程度,X4代表安全农产品价格,X5代表消费环境,X6代表周围人购买行为,X7代表渠道条件,μ代表随机干扰项,Y代表消费者购买行为。表2给出了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具体定义。

2、模型估计过程与结果分析

利用SPSS16.0软件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进行二元逻辑回归,首先采取解释变量全部强行进入的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和模型的拟合情况见表3。

表3显示了当前所得模型中各个回归系数方面的指标。可以看出,由于渠道条件的Wald检验概率P值大于显著性水平0.10,不应拒绝0假设,认为该回归系数与0没有显著差异,它与LogitP的线性关系是不显著的,不应保留在方程中,由于方程包含了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因此该模型是不可用的,应重新建模。

在新建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筛选采用基于条件参数似然估计的后向筛选策略,部分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显示了解释变量筛选过程和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最终的模型(第二步)中剔除了原模型中的渠道条件变量,包含了了解程度、信息需求、价格、周围人购买行为、消费环境和收入变量,所包含变量各自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的Wald观测值所对应的概率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因此意味着它们与LogitP的线性关系显著,应保留在方程中。因此,本研究最终得出的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模型为:

Y=F(X1,X2,X3,X4,X5,X6)+μ

影响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因素为消费者家庭人均月收入、消费者信息了解程度、信息需求程度、安全农产品价格、消费环境和关系集团。

三、对策建议

(一)减小价格与收入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消费的约束

安全农产品属于收入弹性比较大的产品,当消费者收入水平提高时其对安全农产品的消费会随之增加。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在安全农产品信息可获得前提下依然选择不购买的多数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低于1000元。因此,提高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是促进安全农产品消费的有效途径。

安全农产品价格偏高是阻碍安全农产品消费的另一主要因素。降低安全农产品价格是扩大其消费的最直接、最有效途径。降低安全农产品价格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生产者自主降低生产成本。生产者可以通过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成立安全农产品合作社等方式降低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降低安全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可以对安全农产品生产进行适当的直接或间接补贴,通过补贴增加安全农产品生产者供给安全农产品的利润,提高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安全农产品供给,随着安全农产品供给增加其价格会相对降低。

(二)优化安全农产品消费环境

笔者认为,应优化安全农产品消费环境,促进安全农产品消费。消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可以很好地引导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如果政府给予消费者安全农产品消费补贴,如发放安全农产品消费券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安全农产品消费。

(三)加强消费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实证表明,安全农产品消费存在 “示范效应”,消费者所属关系集团的建议和行动对消费者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影响显著。因此,消费者应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首先,消费者应互相交流消费经验。对于自身经历的农产品安全事件要进行总结并告诫周围消费者,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而对于那些经常购买安全农产品的消费者,当他们认为安全农产品消费给他们带来利益的时候,应及时把安全农产品消费的好处告之其周围消费者。其次,消费者应共同分享相关信息。信息共享可以降低消费者搜寻信息的成本进而促进对安全农产品的消费。消费者之间交流与合作的这种非正式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安全农产品消费。(责任编辑:吴之铭)

参考文献:

[1] 周洁红.生鲜蔬菜质量安全管理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D].浙江:浙江大学,2005:103-104.

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2-0034-06

一、引言

生鲜农产品一般是指未经深度加工的初级农产品,它在我国居民日常消费中占有很大比重。近年,“毒蔬菜”、“病死猪”、“毒木耳”、“荧光蘑菇”等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频频发生,使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性的担心不断增加。为落实“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我国的强制性无害农产品认证工作已进入试点和推广阶段,但生鲜农产品松散的产销衔接方式依旧是诱发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重要原因。作为我国大部分地区生鲜农产品主要零售终端的农贸市场也因为个体摊贩的小规模经营使得对其进行质量安全管制的成本大大增加,加上信息不对称问题存在,极易引发农贸市场中部分不法商贩销售,甚至加工有害生鲜农产品事件的发生。因此,有学者认为以个体摊贩为主体的农贸市场不适宜经销安全、优质农产品。

在我国生鲜农产品新型零售业态发育迟滞的情况下,提高消费者对农贸市场中生鲜农产品安全性的识别能力,对消费者规避食品安全风险,有效遏制农贸市场中部分个体摊贩的“败德”行为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国内对安全农产品消费者认知方面的研究大都关注于消费者对安全认证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的认知,以及对可追溯农产品的认知和对市场准入标识QS的认知等方面。少有学者关注农贸市场中消费者对无标生鲜农产品安全性的识别问题。

为此,本文以2009年11月初发生在扬州市部分农贸市场的“荧光蘑菇”事件(当地媒体连续报道了部分农贸市场中的个别不法商贩使用荧光粉浸泡双孢蘑菇以提高“卖相”的事件)为调查分析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消费者正确识别安全生鲜农产品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二、消费者识别安全生鲜农产品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按照Nelson等对商品进行的分类,生鲜农产品品质兼有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的属性。生鲜农产品的搜寻品属性较易识别,不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信任品属性需要第三方质量见证(质量认证和标签等)将其转换为经验品才有助于消费者识别,而经验品属性消费者是可以识别的,但其识别的正确性则更多地依赖其对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消费者学习理论认为,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商品的活动中,会不断积累购买和消费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以完善其购买行为。无论是理性主义者的主动学习论,还是经验主义者的被动学习论,都认为消费者学习与其所处环境条件有着密切关联。此外,Bandura又将个体因素引入到学习过程中,认为个体因素、环境因素和行为是动态交互的关系。就消费者识别具有经验品属性的安全生鲜农产品的影响因素而言,在农贸市场环境下,消费者正确识别生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性也是其学习的结果,也会受到消费者个体因素和消费者面临的外部信息环境影响。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在考察消费者识别安全双胞蘑菇的影响因素时考虑了消费者个体因素和外部信息环境因素两个方面。

1.消费者个体因素

消费者个体因素包括消费者个体特征和消费者学习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主观态度两方面:

(1)消费者个体特征。消费者的个体特征有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家庭人口规模等。有着个体差异的消费者其积累的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也会存在差异。年长的消费者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更为重视,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其对相关质量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较年轻消费者高;就性别差异而言,女性大多需要料理家务,由于经常采购和处理生鲜农产品,通过经验积累,其对相关质量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较男性高;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其对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较高,加上其获取各类信息的渠道较多,对相关质量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应较高;收入水平高的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会促使其了解更多相关质量安全知识;家庭人口数较多的消费者,家庭责任较重,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较强,加上家庭成员间的信息交流,其对相关质量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应较高。

(2)消费者学习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主观态度。消费者学习的主观态度也就是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品质的重视程度。消费者重视程度越高,其对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知识的需求程度也越强,而且,积极的信息搜寻行为也会提高这类消费者的相关质量安全知识掌握程度。

2.外部信息环境因素

考虑到“荧光蘑菇”事件的特点,在考察外部信息环境因素时,本文主要从消费者是否获取该事件信息,以及获取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渠道数两个方面来衡量消费者的信息环境差异。

(1)消费者是否知晓事件信息。知晓“荧光蘑菇”事件信息的消费者会因为对自身和家庭成员身体健康考虑而主动了解相关知识以规避这类风险。

(2)消费者获取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渠道数。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有关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信息数量以及传播速度都较以往增加和加快。在这样的条件下,消费者获取该类信息的渠道越多,说明其面临的信息环境越好,积累的相关质量安全知识会越多。

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762;DF4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7-0140-03

立法理念是立法主体据以进行立法活动的重要理论依据,是为立法活动指明方向的理性认识[1]｡其内涵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立法者的立法思维,即对立法的认识､价值取向､信念等;第二是上述思维上升为立法因素后的表现物,如立法目的､立法宗旨､立法原则等｡立法理念是指导立法制度设计和立法活动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对于制定科学而良善的法律､发挥法律的作用,从而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具有积极的意义[2]｡《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立法理念,即是贯彻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之中的,对立法的本质､宗旨､原则及其运作规律的理性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在日益繁杂的法律体系中,《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虽非全局意义的部门大法,但其蕴涵的立法理念丰富而深刻,既贴合立法背景,又不失大胆创新,具有丰富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

以人为本立法理念(下文简称人本理念)渊源于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立法法》第5条:“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本理念要求在立法中树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实现以管理型立法向服务型立法的转变[3]｡从人本理念出发,一切法律活动必须以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法律不再是规定人们义务的工具,而是人们行使权力的规则､实现权利的保障;法律应当体现对人的关怀与保护｡这种关怀与保护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对公众健康的保护

生命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公众生命健康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立法目的与宗旨｡第1条指出:“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制定本法｡”此外第10条､第12条､第43条､第54条都是这一意涵的体现｡

第1条将立法目的定位于维护“公众健康”,而非仅仅维护“农产品消费者健康”,笔者以为,这是对人本理念的更深层次的解读与贯彻｡众所周知,我国当前甚至往后很长时间内,农产品生产者中的绝大部分即个体农户和农民,既是农产品生产者,也是自产农产品的消费者,甚至可能将大部分产品留作口粮,自我消费了,这是原始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在当前的有限体现｡如果狭隘地保护“农产品消费者健康”,则无法将农民用于自我消费的生产行为纳入法律规范,极有可能导致迫于生计的农民在高度污染､不适合耕种的区域种植自我消费的农作物等不理,这有违生命伦理｡把生产者自身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立法定位很好地贯彻了人本理念｡

2.对农产品生产者权益的合理保护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从管理型立法向服务型､保障型立法转型的成功范例｡该法除了对“公众”提供保护,也明确保护农产品生产者应有权益｡第5条､第12条从落实行政主管部门职责､规范行政主管部门行为的角度保护农产品生产者应有权益;第8条､第16条从政策指引方面明确农产品生产者的合理权益;第18条禁止向农产品产地排放或者倾倒有毒有害物质;第45条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与《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横向比较,笔者以为该法的重大创新,正是将处于农产品生产及消费环节之外却与农产品赖以生长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环境破坏者及污染源主体纳入法律规范中,适度的外延扩张合理地保护了农产品生产者权益｡

需要指出,对农产品生产者的保护是基于其应有的合法权益而非根源于农产品生产者的“弱势地位”｡有学者指出,对农产品生产者的保护是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和市场机制的运行中,农民常常处于不利地位,是弱势群体”[3],是基于农业“是一个典型的风险型产业,天生的弱质产业”[4],因而“其立法天平并不偏向农产品消费者”[5]｡笔者并不认同｡立法不应具有偏向性,最多具有导向性｡在事关“公众健康”问题上,立法中的一丝权衡､一点倾向都是于法(宪法)无据､于理不通的｡从另一角度,农产品生产者相对于消费者并不当然处于弱势｡在销售环节,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得生产者失去了价格自,处于弱势;但在质量控制方面,生产者拥有完全生产自,处于强势｡必须看到,农产品生产者在某一环节的强势或弱势地位与农业相对于工业的弱势地位,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的弱势身份是相分离的,不能偷换概念｡因而,对农产品生产者权益的保护并非国家政策性立法偏向,而是基于农产品生产者本身应有的合法权益｡

二､风险预防的立法理念

贯彻“风险预防”理念之前,我国农业立法的指导思想经历了“末端控制”和“末端预防”两个时期｡《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标志着我国农业立法指导理念由末端防控到风险预防的变革趋势[6]｡

末端控制和末端预防是在农产品生产链条的末端,即进入市场销售阶段对其质量安全进行控制和预防的管理模式,强调对进入消费市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控制与管理｡这两种管理模式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首先,处在末端的管理无法涵盖农产品生产者用于自我消费的生产行为;其次,农产品在进入市场阶段才“确诊”为不符合质量安全,禁止销售甚至销毁,将导致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和生产者无可挽回的损失;最后,很可能导致不法生产者涉嫌闯关,以次充好,对我国本已严峻的食品安全状况将是难以预测的冲击｡

基于末端控制和末端预防的局限性,风险预防理念进入立法者视野｡风险预防理念起源于环境法上的一个原则,即德国的Vorsorge法则[7]｡其核心是社会应当通过提前规划和阻止潜在有害行为来寻求避免破坏环境｡该原则在《里约宣言》得到采纳与重述:“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本国的能力广泛应用预防原则,当存在严重或不可逆危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充分的科学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以防止环境退化｡”

农产品生产在时间和地域上可变性大,质量安全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又具有缓发性､潜在性与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后果及损失往往无法消弭｡风险预防正是对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传统法学理论的拓展和修正,即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不需要建立在现实存在的事实或行为基础上,法律制度的设计可以以某种科学的可能性为前提｡它比传统的末端防控更能有效防止未知和不确定的质量安全问题,利于风险的防范与损害的减少｡

在风险预防理念指导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主张从源头对农产品质量进行管理和控制,将原本局限于流通领域的现实风险防控延伸到生产源头的潜在风险预防｡通过产地环境污染的监控防治､不适宜耕种区域的公告禁止(第15条)､农业投入品的规范与控制(第21条)､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评估(第6条)等制度来减少或者制止尚未发生的失范行为,从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防理念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同时具有丰富的实践意义:对行政主管部门,可因此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减少“运动式执法”､“疾风骤雨式执法”带来的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对农产品生产者,能够防患于未然,避免涉险闯管或盲目无知而生产出不合格农产品;对消费者,可以更安全地购买､消费“质量安全”的农产品;对国家和社会,不仅减少了有害农产品导致的社会财富的损耗,而且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农业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立法理念

马克思说过:“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她的极端任性｡”[8]法律的制定不应脱离事物本质属性和社会发展规律｡诚如学者陈运华所言,“经济人”的人性缺陷是经济法得以产生的人性根源,“道德人”､“社会人”理念是经济法建构的人性基础[9]｡作为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引入了经济学理论来参与其规范体系的设计｡

1.信息不对称原理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信息的了解存有差异;掌握信息充分者处于有利地位,信息贫乏者处于不利地位｡该理论认为: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10]｡正常情况下,根据通常所占有的市场信息也足以保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销售有效进行;但另一些情况下,信息不对称却导致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进入市场｡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涉及的各方中,包括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第一,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农产品质量属于内在品质,消费者难以从外观上辨识;第二,农产品生产者与行政主管部门的信息不对称,行政主管部门能够用技术手段检测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但是生产分散､地域广阔､产量居大､可追溯性差异及检测成本高昂等,致使难以实施完全监控;第三,行政主管部门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行政主管部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往往不能够迅速有效地传递给消费者,消费者缺乏做出抉择的信息[11]｡

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除非发生大规模农产品致害事故导致“市场失灵”之外,尽管存在信息不对称,却依然能够保证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有效进行｡但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涉及不特定人群的生命健康并且致害结果不可逆转,就要求政府提前“进入市场”｡经济学上的“进入市场”主要是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而法律角度的“进入市场”则是通过立法手段进行干涉:

(1)对于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增加违法惩罚力度来约束和引导农产品生产者的行为,促使其做出合法的理｡体现在第50条､第53条､第54条的相关规定中｡

(2)对于农产品生产者与行政主管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采用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安全知识宣传､要求生产者建立生产记录和鼓励社会监督的方式解决｡体现在第10条､第24条､第38条的规定中｡

(3)对于行政主管部门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采用质量安全状况信息､公布农业投入品使用状况抽查结果､加强对民众的质量安全知识宣传等方式解决｡体现在第7条､第10条､第21条､第39条四个条款中｡

2.博弈论

博弈是指在具有互动牵连关系的对弈者中,每个对弈者在同等规则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选择最佳行动计划以寻求收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在博弈模型中,“博弈的各个参与人都相信对方不会选取劣的战略,并且同时也相信博弈的对方也具有同样的信念来找到博弈的解,所以,博弈的双方必须利用重复剔除劣战略的方法来求解博弈,以达到最优的选择｡”[12]

通过法律博弈分析,我们不但可以清楚地获知“法律规则在决定当事人之间如何分享信息时发挥重要作用”[13],而且更能制定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有效法律｡将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和行政主管部门纳入一个多组动态的博弈,运用科学的方法求得“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生产者自觉自律,生产出符合保障公众健康要求的农产品(第1､2条);政府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生产优质农产品,推广先进安全的生产技术(第5､8､9条)｡这样,消费者放心地消费农产品,行政主管部门圆满地完成工作职责,农产品生产者也能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扩大市场､提升竞争力｡但是,这一最优方案是在博弈过程中不断剔除劣战略得出的:若生产者试图涉险在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区域生产､养殖､捕捞,则行政主管部门通过风险评估,提请划定该区域为禁止生产区域(第15､17条);国家实行农业投入品的行政许可,生产者如果违规使用,行政主管部门将公布抽查结果,致使违规农产品难以为市场接受;若生产者企图掩盖生产中的其他不合法情节,将依法检查其生产记录,有关质量安全信息状况,并且有权查封､扣押或者禁止其产品销售(第7､24､33､39条);若因为农产品质量问题,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生产者或销售者将承担赔偿责任或刑事责任(第53､54条);若行政主管部门在执法中,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第43､53条)｡

这样的制度设计,各方都能理性地求接到博弈的最优选择,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立法宗旨｡

四､结语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已于2006年11月1日施行｡全国掀起了学习贯彻该法的热潮｡探讨该法所蕴涵的立法理念,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这部法律,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从而认真贯彻落实这部法律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 高其才.现代立法理念论[J].南京社会科学,2006(1).

[3] 赵春明.关于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思考[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5(7).

[4] 丁关良.试论农业立法的基本原则[J].农业经济,2000(3).

[5] 李玉文，胡钧.我国农产品质量立法探悉[J].法学,2003(5).

[6] 李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立法理念的变革[J].农业环境与发展,2006(4).

[7] 马缨.科技研究管理与风险预防原则[J].科技管理研究,2005(10).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陈运华.论经济法的人性基础[J].河北法学,2002(2).

[10] 潘天敏.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重要启示[J].决策咨询通讯,2002(1).

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10）

[2] 云县201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简报[R/OL].[2016-11-02].http：///uploadfile-Templdocment/20160304080412353.doc.

[3] 徐玉红，王群生.农产品质量安全读本[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141.

[4] 黄越敏，刘晖.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21.